1989年时的李扬，已经从辽宁师范大学附属职业高中毕业，后来从一家五星级酒店辞职，在家中无事，整日看电视、听广播，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出现骚乱，4月15日胡耀帮因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去世，一时间谣言四起，胡耀帮的死因出现众多版本，整个社会人心恍恍，无数的人到天安门广场纪念胡耀帮。这时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速度过快，出现诸多问题，社会不满情绪借着胡耀帮去世大发作，而中央在对社会骚乱的态度，也总处于一种犹豫、反复，甚至在中央出现了相反的声音，那时的中国骚乱成了世界新闻焦点，连苏联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打破中苏僵局握手言欢，都已变得不重要了。
１９岁的李扬，明白自己赶上了类似文革那样的事情，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然想到北京见识一下，但父母不同意，怕北京太乱出危险，经过艰苦斗争，百折不挠的李扬终于达到目的，但父母有个要求，就是父亲的学生带着李扬到北京看看，一切行动要听师兄们的话；那时父亲在大学教书，正好要领学生们到河北沿海县实习，父亲所在的大学学生，已经有许多跑到北京参加示威了；而父亲带得学生中，也有几个坚决要求去北京，结果那几个师兄和李扬一起到了河北省海边，计划一起到北京看热闹。
到了河北省不久，正当父亲和几个师兄商量着让他们到北京时，北京刚刚宣布戒严，电视和广播都在宣传，要求在北京的外地人马上出京，外地人不要到北京来；大多数中国人很听话，父亲的几个学生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决定不去了。但李扬当着师兄们的面，和父亲吵了起来，因为李扬更想到北京去了，明白接下来就可能动用军队了，这种机会百年一遇，如果不见识一下，终生后悔的。父亲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也不同意李扬到北京去了，但李扬主意已定，父亲拗不过李扬，给了二百多元钱，告诉李扬：“钱花光了就回来。”
踏上去北京的火车后，发现车上没几个人，进了北京，发现场面并不象外界说的那样乱，人们还比较理智，军队连个影儿也没有。在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发现各垃圾点都是大量的垃圾，没人收拾；北京的交通虽然正常运行，但道路上看不到一个警察，据说警察们全部躲在了家中，一些二十左右的小青年，头上缠着肮脏的红布条，穿着破旧的衣服，在交通要道指挥交通。离广场越近，人群越多，许多人在垃圾堆附近睡觉，李扬开始以为他们死了，后来知道这些都是外地人，经历了日日夜夜的游行后，一个个累得疲惫不堪，在人行道上睡觉。这些都是舍不得走的外地人，和李扬一样，要瞧大热闹。
在广场旁边，有个毛泽东纪念馆，广场和纪念馆之间，有一些大型石雕（现在这些石雕好象没有了），那里有一些外地人在睡觉。广场已经被各地大学生们围了起来，要想进去必须出示学生证。李扬和这些在广场边的外地人混在一起，为了省钱，只买面包和水充饥，夜里就和这群外地人睡在一起。说来也怪，那时并不是夏天，但露宿街头并不太冷。这些外地人告诉李扬，戒严前的北京和天安门广场更热闹，到处都是人，自从戒严令发布后，北京街头的人明显少了。
广场旁边的大道上，每天都有几次摩托车队的游行，长长的车队呼啸而过，各种旗帜迎风飘扬，李扬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政治运动，什么叫民主选举，什么叫发生政变。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所以现在的李扬非常珍惜社会的稳定。广场内到处是帐篷，钻进钻出男女的大学生们，不时有许多市民送水送饭，一些机关、单位、企业也来慰问，他们还举着横幅游行支持广场的学生们。李扬在这几天里，拍摄了许多照片，唯一一张照片是让别人帮着拍的，因为李扬要在这影像中留念。这卷胶卷现在还有，不多已经淡的看不出什么了。２００２年掉进网阱时，有人拿走过这卷胶卷，复制了一份，原片又还给了李扬。
每天广场上空，总有直升机飞过，学生们便高声叫喊，冲着直升机伸Ｖ字手型，这已经成了每天的惯例。有几次，直升机还撒过传单，学生们抢着看，外地人抢着看，北京市民也抢着看。学生们自发地组织以及工人自发地组织，也都发传单。这些各种各样的传单，李扬拼命搜集，明白这都是珍贵的历史纪念。这些传单和胶卷一样，至今保存在李扬的家中。
当时的北京，有点象全民总动员，连智障们也热情地参与了进来，李扬在白天睡觉时，被一个智障推醒，被喂了一颗仁丹，每个在广场附近睡觉的外地人，都被要求服用仁丹，怕这些外地人中暑。每到夜里，李扬都会被惊醒，因为广场大喇叭又报警，说是哪里进了军队，又说哪里发生军民冲突，又是要求学生们做好准备，而广场的大学们，则随着大喇叭声音钻出帐篷，群情激愤一番；周而复始，李扬被折腾垮了，现在想起来，这帮大学生们也只是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完全是在意念地支持下，坚持着。
李扬从广场的大喇叭中，听出了许多事情，主要就是学生自发组织经常发生内讧，学生的领导们分成两派，一派要求学生们撒出广场，平息事态，而另一派则要求学生们坚持到底。所以大喇叭中的命令，就象当时的中央一样，经常出现不同声音。而比较冷静理智的学生领导们，常常是在发出撒的命令后，就马上被夺权，大喇叭中接着传出声音，告诉大家，这种命令是他个人的意思，不代表学生组织，而且此人已经被赶出广场指挥中心。李扬在广场的日子里，王丹和五儿开希两个人，属于比较冷静理智的人，所以他们俩的声音，已经不多了，而柴铃的声音则一直出现，因为她是铁杆坚持派。
每次广场指挥中心的大喇叭，传出要求学生们坚持到底的声音时，广场的大学生们便一阵欢呼，声称要血战到底；其实在李扬看来，如果当时的政府再拖他们几个月，就会胖得拖瘦，瘦得拖死；因为这些坚持到底的大学生们，只剩下狂热了，大多已经面黄饥瘦、蓬头垢面，而且人数在减少。李扬分析了许多年，终于想明白，这就叫集体癔症，也叫集体歇斯底里；不正常的思维和情绪互相传染，最后呈现出一种集体的病态的狂热。二战时的德国如此，文革如此，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亦如此。这种集体癔症对社会伤害非常大，大到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命运。
后来李扬钱花光了，仅剩下车票钱了，不得已回家了。那时的李扬可没跟广场上的人们一起发疯，明白热闹要看，但健康也很重要，如果非要等到军队平息骚乱，李扬怕是早就沿街乞讨了。回家不久，传来军队进入北京市内，平息骚乱，李扬在家中看电视，兴奋极了，又后悔极了，要是再坚持几天，就能看到军队平息骚乱的场面了，因为李扬一直在等待着对此拍照留念。而父母则吓坏了，认为要是李扬再呆下去，真的回不来了，幸亏钱花光了。父母考虑的是李扬的安全，而李扬考虑的则是亲眼目睹历史性时刻，所谓“无知者无畏”，也可以说是“初生牛椟不怕虎”。
李扬当警察时，每逢六／四，单位便要警察们集中来，准备应付突发事件。李扬每次都感到好笑，因为真正对六／四耿耿于怀的人，并不多，谁会在大连纪念六／四呢？！经过思考，李扬感觉对六／四事件不忘的人，只有北京人和１９８９年上大学的人们；其他中国人更多地是希望享受幸福生活。六／四骚乱虽然是件大事，但只要慢慢引导，逐渐解决，它应该只是个经验教训；除非中央再出现不同的声音，否则，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六／四问题不会再出意外。
但对北京人来说，他们亲历了军队平息骚乱，这种感觉不会太好；而１９８９年上学的大学生们，也对此有不同看法；存在不同声音是正常的，社会就是在这种不同的声音中发展的，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是有两面性的，从来如此。李扬认识的彭笑雪，一个秘密情报系统的处长，和李扬一谈起六／四时，眼神和表情都变了，做为一个亲历者，她好象对此感到痛苦；象她这种人，对六／四的感觉，都不能和中央保持一致，那些亲历群众更是难以忘怀。时间会冲淡一切，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相信六／四事件会有个妥善的处理。
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但绝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社会经不起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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