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癌症地图

中国癌症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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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

（《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

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因空气和水污染，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

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

（《中国经营报》2008年报道）

受巨龙化工厂严重污染，2001―2006年5年间死于癌症（以食道癌、肺癌为主）的村民近100人，村民每天吃护肝片。化工厂曾被村民起诉，只开出每人70块钱的补助条件。

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新岗村

（《中国青年报》2009年报道）

据当地村民介绍，在最近的七八年，新岗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

无锡市广益镇广丰村

（《中国消费者报》2003年报道）

村子被液化气公司、化工厂包围，1999至2003年间患癌死亡24人，超过该村总死亡人数1/3。毒气、粉末铺满小巷，村口怪味甚至熏跑前来拜年的亲戚。

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高桥村、黄墟镇土门村等）

（《中国环境报》2004年报道）

因水系污染，仅在区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从1997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71％是来自本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乡镇。

 

江西

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

（《江南都市报》2004年报道）

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

玉山县岩瑞镇关山桥村

（《人民日报》2006年报道）

村子附近的6个石灰窑常年外喷灰粉末、煤烟，导致关山桥村100多亩粮田减产，即使在下雨天，菜叶上也一层白灰。近年60余户的小组有10多人死于癌症。

余干县新生乡柏叶房村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报道）

饮用水含汞量超标3倍以上，10多年来夺去45条生命，另有20多人因此痴呆变残，是全国有名的"癌症村"。

 

四川

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

（《民主与法制》 2004年报道）

因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大量流入沱江，导致水中亚硝氨的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排放的30倍，原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近年每年平均有5人死于癌症。

德阳什邡市双盛镇亭江村

（《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报道）

该村躲过了地震却难逃污染，至2008年，癌症致死者达五六十人。该村在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杨佳，其母于3年前因患口腔癌而喝下农药自尽。

 

河南

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等21个村庄）

（《西安晚报》2004年报道）

沈丘黄孟营村14年（1990-2004）间因癌死亡逾百人，占死亡总人数近半。癌症源于沙颍河上游工业、生活污水任意排放所造成的严重水污染。沈丘全县21个乡镇全部被污染，村民只得赊账买纯净水。

浚县北老观嘴村

（《南方周末》2002年报道）

上世纪80年代起迅速成长的小造纸厂所排工业废水，导致数百公里长卫河污水墨汁一般，4年多79人死于癌症。

长垣县常村镇前孙东村

（《广州日报》2007年报道）

严重的水体污染导致5年内数十人死于癌症，河中鱼虾绝迹，河水无法灌溉农田。

 

广东

韶关翁源县新江镇（上坝村等5个村庄）

（《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

矿山开采产生的大量废水流入上坝村、小镇村，曾为"鱼米之乡"的小村，耕地变成了棕红色。至报道时，该村皮肤病、肝病、癌症患者越来越多，鸭子下水后，最快四五个小时就会死掉，最慢三四天也会死掉。

 

湖北

襄樊市朱集镇翟湾村

（《长江商报》2006年报道）

3年内3000人的村庄里10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大多是30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力。村民认为这些是因为流经村旁的那条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河受到了严重污染。

 

河北

涉县（固新村等至少6、7个村庄）

（《新民晚报》2004年报道）

这些县沿太行山南麓、漳河水系分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辖内癌症患癌者明显增多。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一地域的食管癌、胃癌发病率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20多倍。

磁河两岸诸多村庄（西南留村等8个村庄）

（《法律与生活》2007年报道）

磁河两岸的8个自然村，因污水渗漏，近两万多村民的生活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地下水已有臭味。有的村患癌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近半。

唐山市迁西县吴庄村

（《科学新闻》2009年报道）

近5年来，不足700人的小村陆续发现10位癌症患者，这10户人家比邻而居，两户之间最远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原因疑为炼铁厂污染。

 

安徽

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

（《人民网》2001年报道）

著名的"癌症村"。近年有66人死于癌症，当地的水"黄得像牛尿"，被称为"致命水"。

 

湖南

益阳市南县厂窖镇全固村

（中国新闻网2008年报道）

水质出现问题，井里压出来的水竟然可以用打火机点燃。是当年日军投弹地点，数十年寸草不生，被疑是毒气弹在作孽。

隆回县金湖村

（长沙政法频道（F・TV)2006年报道）

20年间，这个总人口285人的村落里竟有29人接连暴病而亡，主要是胆癌、肺癌患者。村民怀疑井水被农药污染。

 

海南

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新村

（《海南日报》2008年报道）

莺歌海新村10年内118人因癌死亡，引起省卫生厅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度重视。

万宁市新群村

（《海南经济报》2008年报道）

该村的肺癌死亡率是全国肺癌高发地区的9倍。当地村民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陕西

华县瓜坡镇龙岭村

（《北京青年周刊》报道）

1974年以来，该村民小组共死亡58人，死于癌症的29人，死于肺心病、脑血管病的2人，仅1人属于自然死亡。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林景星等专家根据环保志愿人士采回的样本，得出惊人发现：该村的土壤、所产面粉和蔬菜均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

商洛市贺嘴头村

（《西安晚报》2003年报道）

从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在1991年各个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

 

浙江

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赭山街村）

（《每日商报》2004年报道）

死于癌症的人数占了村里死亡人口的80%。26家化工厂的日污水排放量保守估计在2000吨以上。

 

山东

肥城市肖家店村

（《重庆晨报》、央视经济半小时2007年报道）

2006年，该镇死亡90多人，三分之一是因为癌症。死者平均年龄48.2岁，年龄最小的仅4岁。专门负责记录死者名单的王医生称，这些癌症都经过县以上医院核实，如此多的癌症患者，肯定与水污染有关。

 

内蒙

包头打拉亥

（《新民周刊》2006年报道）

经医院确诊，癌症死亡率为70．9％。公开资料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溶解性固体、硫酸盐、总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标3.8、9.9、4.9、0.8倍，属于劣五类水。调查发现，癌症源于包头钢铁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矿坝水泄漏，还令周围村子土地种不出庄稼。10余年间77人死于癌症。

 

云南

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

（新华网"焦点网谈"栏目报道）

上世纪70年代起，肺癌发病率高达6.5％，是世界平均发病率的近1000倍。

 

天津

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

（《中国质量万里行》2009年报道）

5年间200多人患癌，从曾经的"鱼米之乡"沦为恐怖的"癌症村"。据调查，村子四周近百家大小化工企业昼夜生产，黑烟污水随意排放，臭气噪声处处弥漫。

 

重庆

重庆市梁平县碧山镇黄桥村

(《重庆日报》2006年报道)

这里的村民过年时以钟馗像驱"病魔"。从2003年起，500多村民中就有近20人相继死于癌症，可病因无人能知。

 

台湾

台中县大肚乡王田村

至2007年底，该村一处电信基地台设立约5年，其间有上百村民罹患癌症，患病者更多，居民恐慌到极点。有村民质疑是基地台的电磁波，让该村成为"癌症村"。

江宜淸: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的困境

　　——货币工具简论

　　一

　　通常，我们把经济划分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大部分。那么，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离不开货币的运用。货币既非完全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也不完全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而是引导和运作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领头羊和工具。货币如何供给和分配，基本上可以决定社会经济的走势。货币是所有经济领域运动的起点和归宿，是人类操控经济和促进财富增长的绝妙手段，进而也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发展变化。当然，货币工具能否运作得好，这首先取决于人们对货币经济的认识是否正确。货币也是双刃剑。

　　在这个世界上，货币显然已经居于高位，它的发行数量、投向和流通分配情况如何，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未来。正确认识货币问题，基本上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处理好了一切都可以好，处理不好一切都成为问题。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引爆，无论近看远看，都与货币运作出了问题有关，而要解决问题，仍然必须以正确运作货币工具为手段。我们知道，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大背景仍然是全球的生产过剩，但这也是由于各方面长期存在的货币运作失误累积起来造成的。其中尤其是对虚假生产过剩的处理不当和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不利。对这两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未能加以正确的认识，人类社会存在的贪婪更助长了错误趋势的发展。比如，因为错误使用货币工具，以至于各国都存在大量有需求而缺乏购买力的社会群体，市场的空间被人为局限了，所以就造成部分商品和服务的虚假过剩。这是因为在货币分配当中存在的严重不合理所导致的问题；反之，对于那些早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真实过剩行业，社会却没有及时运用货币手段引导他们转入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经济领域，没能为早已十分拥挤的货币资金寻找到正确出路，致使大量的过剩资金为寻求利润在世界上四处乱串惹祸，扰乱世界经济秩序。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世界经济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一定会首先从货币链条的薄弱环节引爆。

　　所以，今天无论社会的什么问题，最终都会与货币问题相联系，如今的市场经济就是货币经济。对货币的发行、分配和流通的正确认识和操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

　　货币是特殊商品，是高于一般商品的信用商品。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会拒绝它。世人需要货币是因为它代表着通行于世的一种特殊权利，是社会认可的价值总代表，可以用来储藏财富，分配财富，完成购买，实现拥有者的多重目的。而且，在如今，在生产过剩的时代，货币甚至已经从财富的代表完成了向财富化身的升华，也就是说货币本身甚至已经成为财富了。谁掌握货币就掌握了权利，也掌握了财富，且远远胜过掌握一大堆具体的商品财富。一大堆不需要的商品，如果不能变卖成为货币，就不仅没有用处，有时反而会像垃圾一样，成为令人厌烦的负担。

　　货币因此更加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甚至成为一些人的生命追求（尽管这十分错误）。所以，任何具有强大信用的货币，人们都会对其具有极大的需求，而且是多多益善。人们还会利用不同货币之间的差价变动来赚取更多货币，并自发地将不具有可靠信用的货币，及时兑换成具有可靠信用的货币来加以储藏。因此，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可能是如今这个存在严重商品过剩的世界上，唯一的不会过剩的商品，并成为人们摆脱困境的必需品。

　　强大的货币币种作为主导和运作社会经济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运用它就可以调动全社会，这也成为货币的特殊使用价值。社会运行无一日不需要货币。其主要具有三大互相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功能：一是流通媒介；二是储藏价值；三是分配财富。货币这三大功能是不可分离的。举例来说，社会无法专门建立一项只具有价值储藏功能，却不能流通的货币币种，若强行设置，则仍须得到可流通货币的强力支持，并必须与流通中的货币形成兑换关系。所以，与其如此就不如直接储藏流通中的货币更加简单有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只是货币流通媒介功能的表现或重要组成部分。

　　货币的信用保障。在今天，一是国家的权力；一是社会的综合实力。后者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换句话说，如今货币的物质的信用保障，也就是它的发行国所拥有的，能够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及其生产能力等等；而其非物质的信用保障，则是这个国家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国家政权发行一定的货币，只要政权存在，货币也就存在；社会综合实力越强大，社会产品越丰富，货币的价值就越稳定（但不是说不波动），社会就越是愿意接纳它。因此，货币发行的条件必须具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没有政府的许可，再强大的经济实体都不能够发行货币；反过来，仅凭政治设置，缺少经济实力，也不能发行货币，比如联合国目前就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

　　在过去短缺的经济条件下，过量发行货币必然引发社会物价高涨；而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过多发行的货币常常并不至于引发物价的高涨，多发的货币人们会存储起来或者用于生息或生利的活动。虚拟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再多的货币，都可以找到游戏的地方，或者增值更多，或者被蒸发掉。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各种具体的商品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而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却越发显得无限度。

　　从短缺到过剩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质的转变，也使货币作为价值符号的地位更加稳固，功能也更加强大。货币经济如此的发展，也可以看成是过去人类对货币工具的操作基本正确所产生的成果。这一发展成果必然影响到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也使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货币工具来调整今后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方向。

　　综上所述，只要国家政权稳定，社会产品供给充足且过剩，那么只要有正当的社会需要（甚至可能常常是由于一些社会问题所引起），无论该国的货币流通范围有多大，都可以按照合理的分配方式和渠道增加货币投放，即使有所过量也基本上是没有风险的，反而会受到过剩的经济社会的欢迎。反之，若不能及时适度地向出现货币短缺的社会部位增加货币投放，则必然造成扩展性的社会伤害，产生的是连带的社会不良效果。这也就形成社会危机。

　　顺便提一句，以金或银为货币信用保障的年代早已成为过去。这主要是因为金或银的局限性太大，实在是不能充分满足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

　　我们不妨以粮食的生产消费与货币供应的关系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等行业也都如同此理）。假如现在社会有1亿人从事粮食生产，且完全可以满足13亿人吃饭，即粮食生产已经完全饱和。但是，如果此时社会上有5000万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入，买不起粮食。那么社会应当怎么办呢？假设此时社会其他方面也不能提供货币支持，那我们就只能依靠增加相应的货币发行来解决问题了，如果此时不增加发行则对社会健康发展不利。原因如下：

　　1、从社会的角度看。5000万人得不到粮食，就会生存不下去。任何社会都不应当眼看着有人饿死而不救助，人的价值必然高于货币和其他商品的价值，因为人本身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再者，人没有饭吃，就必然导致社会犯罪的增加，社会就会受到伤害，代价可能付得更大，即使只是增加警力也必然会增加货币支出；如果一些人犯罪，被关进监牢，社会也不得不供养他们，等等。

　　2、从粮食生产者的角度看。生产出来的粮食卖不掉，价值就得不到实现，占用的资金收不回，该赚的钱也赚不来，也必然给生产者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对有些生产者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他们也成为受害者，不仅其劳动产品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作为人的存在价值也受到伤害，所从事的农业经济也受到损害，农村农业也难以繁荣。

　　3、从货币所担当的职能看。该发的货币不发，就必然构成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一方面社会存在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也存在相应的产品，却只是缺乏相应的货币媒介，这样的货币原本就是应当发行的，不发行就必然造成社会经济的局部僵化。如果不加以及时解决，就必然扩大成为社会的危机。反之，若及时增发合理的货币数量，则必然有效支持和稳定了农业的发展，也化解了社会各方的危机，并充分实现了各方的价值。除此之外，其实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可能社会上有许多人的疑问在于，这是不是太便宜了这5000万人？因为在这些人当中，有些可能是因为懒惰不愿工作而没有收入。其实，无论什么原因，他们终归是存在不幸。如今的社会很多人甚至不愿意看到一条流浪街头的狗被饿死，更何况人呢？而且我们无论同情或不同情，此时的道德评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否则对社会就有害。我们不能总是指望满街的乞讨者都靠着人们的怜悯，用街头施舍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且，要知道，还有一些人是不会向人乞讨的。所以，政府必须代表社会出面，通过建设正常的社会机制来妥善化解矛盾。

　　或许，这样的问题也一直受到传统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局限。人们总以为要获取货币就必须通过劳动来换取。听人说，甚至凯恩斯也有一个看法，就是在一些人没有工作可做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就业，可以让人挖坑，然后再填上，如此就可以给人发工资了。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说法的正面意义，但仍然认为这未免过于僵化，尤其是在今天商品生产已经严重过剩的社会里。其实无意义的劳动也并不具有价值，有的是浪费，有的甚至具有破坏性。

　　我认为，价值就是能够满足人类一切正当需求的有用性，既可以凝结在人类劳动的产品中，也可以凝结在自然物或其他什么当中。简言之就是需求创造价值。只要能够满足人类正当需求的东西，就都具有价值。人类的劳动产品如果不是人们所需求的，也不具有价值。或者虽然具有价值，但是因为缺少货币媒介，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也无法实现其价值。白送虽然可以实现产品价值，但却亏了生产者，这属于非经济领域的慈善做法，对社会和商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使人们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各方面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所以，人们获取货币的途径不可僵化，要根据个人和社会的合理需要，能够满足正当需要的，就有价值，就应当去做。

　　所以，尽管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通过劳动来换取货币，但是他们有正当需求，其中包含延续生命的需求，前面说了，人的价值高过货币的价值；同时，社会也积压了大量足以满足这些人正当需求的产品，且这些产品也正需要实现其价值，这本身也是一种需求，还很紧迫。那么我们只要把货币用正确的方法提供给消费者一方，各方就都可以皆大欢喜，货币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当中具有的最大价值，就是使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满足，实现了和谐。这正符合多年来我们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如今的经济条件也终于使得我们可以更多地实现这样的目的了。

　　我以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不错，但却不够完善。应当是凡能够满足人类正当需求的就都具有价值，否则就不具有价值。所以，我们不要斤斤计较货币，只要有正当合理的要求就可以发行，而且应当达到足量发行。这样的货币一投下去，立刻就产生良好的流动性，就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当然，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人们理应通过从事有意义的劳动来获取货币收入。但社会确实不应当僵化。这个问题与劳动就业方式与观念的改变也存在密切关系。

　　四

　　在人类生产力高度发展，相当多的生活消费产品和服务日益饱和的今天，劳动就业方式和观念也必须逐渐有所改变。长期以来，劳动就业率一直对社会和政府形成很大压力和负担。为了提高就业率，社会常常甚至不惜盲目刺激已经高度过剩的经济部门继续运作，并号召人们花钱消费。这其实等于是饮鸩止渴，会给人类社会造成许多的危害，比如过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同时也造成社会的错觉，一些人已经过度消费，造成了严重浪费，自己却还以为是在为拉动经济做好事；而另外许多人因为缺钱，又不敢大胆消费，号召也不起作用，甚至造成社会反感。所以，我们应当是通过正确的货币供给方式，造成社会均衡的社会购买力布局，使缺钱的不再缺钱，扩大有效的市场空间，并达到刺激社会就业的目的，使我们具有更健康的经济循环。

　　但是，在日趋饱和的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持续高度发展，社会已经不需要更多的人来从事传统的劳动，传统的就业岗位也容纳不了更多的劳动力，有一天如果自动化更加普及，人类的就业方式更将完全改变。如今连打仗都在使用机器人了。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即使一些人不从事任何工作，社会也仍需要给他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保障。因为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我们不应在不具有合理性的情况下，强行创造就业机会和强求提高就业率。

　　仍以前述的粮食生产为例。如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社会只需要1000万人从事粮食生产就可以满足全社会的需要了，这原本是大好的事情，但其他9000万人就被挤出来了，当社会其他行业的就业也严重拥挤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就只能失业了。这似乎又成了不好的事情。

　　但这种情况在如今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变得正常，我们恰恰应当把生产力发展的好事情继续下去才对。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改变人们就业的方式和观念，还必须调整整个经济运作的方式、方向和货币供给、分配的观念和作法。因为，未来随着生产力的更加发展，直到有一天社会真正出现完全的生产过剩（充足），那时人类"各取所需"的时代可能也就到来了。人类没必要仍然像今天这样来勉强就业。货币作为财富分配工具的特点届时就更加突出了。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现在已经开始了，人类现在就必须逐步开辟全新的经济领域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了。

　　为此，人类的就业观和就业范围现在就应当扩展。我认为，任何人做任何有意义的事，都可以算为就业了，就业的方式也应当很个性化。如今丰富的社会产品也足以使每人都能得到一份基本的生存资料，这首先也就体现在可以拥有一份足以保持尊严生活的货币供给份额上面（以更高标准的社会保障来体现的）。至于货币供给数量，此时也完全不必考虑与社会产品的平衡问题，因为产品是完全充足的，厂家商家也是欢迎的。而且无需用什么消费券之类的东西，因为消费券可能产生许多麻烦的问题。比如在流通中与货币的兑换问题、使用者和消费券本身可能被歧视的问题、账务核算方面的问题，等等。

　　当其就业的观念和现实改变了，人们获取收入的领域和方式也应当随之改变。比如，受教育也可以视同就业，哪怕终身受教育也可以领取足够生活的收入（以前我国就曾实行过带薪学习，如今也有在职学习。）；或者个人从事某些有意义的科学技术研究、艺术创作，乃至空想等活动，即便终身也未能产生任何有效成果，社会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货币支持。因为这些活动都是有价值的。甚至从特定意义上说，只要不犯罪就都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罪犯不是也被供养着吗？）。甚至即使有人愿意终身任何事情也不做，社会也不妨将之当作特殊病人抚养起来，实际上，正常的人也没有愿意整天无所事事的。而且对每一位社会成员，社会都应当提供日益充足的医疗保障（正如我们今天正在做的）。这些货币的投入也必将有利于刺激医疗卫生行业的就业和收入提高，甚至还可以大大减少用各种不法或不道德手段来谋取利益的情况发生。

　　当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之后，他所选择从事的工作（事情），往往也是他最愿意从事的，创造性会最强，个人的能力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社会也会因此而更加丰富。这会更加符合如今建设创新性社会的要求。

　　在物质产品高度丰富的时代，人们都有条件受到体面尊严的对待，我们也就应当及时这样去做。否则，就可能制造出社会的破坏因素，对谁都不利。所以，正确运用货币工具是实现社会良性运作的重要手段。但前提是首先需要人们能够普遍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状况和正确改变观念。

　　当然，这也更要求社会合理调整在岗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如果那些被人们认为的不劳动的人们，都应当得到基本体面的生活保障收入，那么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就应当更多。社会必须拉出足够的收入等次，以便鼓励人们摆脱懒惰乐于工作。同时，社会的货币供应数量和分配也应为此创造条件，使之能够满足流通中的货币需求。

　　五

　　有一个很简单却很重要的经济学道理。危机期间，由于经济过度膨胀，商品生产严重过剩，导致企业大量裁员或破产，这使得人们的收入反而突然间大大减少，使原本就已经不足的市场空间更加缩减，结果就如同雪上加霜，必然更为加重了商品过剩的危机。

　　所以，此时的社会货币供应方向：一是应当通过社会失业救助和医疗养老等保险体系，普遍帮助失业人员和低收入人群等一切有迫切需求的群体，尽可能使他们仍然保持相对正常的收入水平，努力维持社会正常的经济需求规模不至于降低过多，并适度释放扩展出仍然存在的社会需求空间，这包括适度的投资建设；二是向社会生活所需的必要企业提供维持性的救助，即以政府财政性贷款来保障社会必须的企业的存在，防止其大量破产，并仍然能够从事社会必要的经济活动，使社会危机不至于加重，更使社会不至于突然又跌入短缺。但应注意不使其盲目生产。

　　对那些社会不必要产业和企业，社会可以不必专门救助。因为危机本身也是调整社会经济的过程。

　　所有救助性的援助和新领域的开拓性的资金来源，都应当由政府出面承担。此时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因为其赢利性质并不具有能力直接救助企业或个人。危机中的商业金融机构本身也常常成为救助对象。但他们拥有的存量货币资金却应当成为政府公债的募集对象，使其转化为政府救助社会的资金来源，这可以使得已发行到社会上的存量货币得到有效利用，减少了不必要的货币新增发行；同时也使危机中的商业金融机构得到生存机会，广大储户也有利可图。形成良性循环。

　　如此一来，社会应当可以比较好地保持相对正常的消费需求和经济规模，并释放社会仍然存在的市场空间，缓解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企业和社会下一步调整产量和寻求新的投资方向留出可以缓冲的空间。

　　六

　　这一次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表明，人类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从普遍的短缺转变为局部的短缺，并开始出现了普遍的剩余。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这样富足过，这是好事情；但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观念和方式也面临着实质性的变化。如今，人类必须要致力于开拓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道路和空间，并建立正确的财富观，极大地降低对财富的贪欲，使贫富差距缩小，乃至消除。不然我们就无法完全摆脱目前所陷入的危机，今后也会频繁发生这样的危机。

　　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哪怕增加发行的货币有些过量，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却并不至于引发物价普遍高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并不见得会下降。而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则不同，通货膨胀肯定会导致物价普遍高涨。这也是一个本质性的转变，对货币工具的使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社会如果确实需要增加货币发行或者提供救助性资金，仍必须准确投递到有基本生存需要被满足的人们手中，他们才是特别需要货币的人们，也是社会还存留的市场空间。如果货币被发放到已经比较富裕的人们手中，这些钱就只能被存起来或用作他途了，并不能有效地刺激所谓的消费，当然也刺激不了就业。一般来说，如果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我们就不应当刺激其进行不必要的消费，那是浪费，靠这样刺激起来的经济其实是有害于社会的。真正的经济是讲求节约的。节制消费就是节约能源、资源，就是环保。节约才是发展经济的健康方法。人类经济发展的希望在于开拓新途径和新领域，而不是不顾一切的消费。必须把货币投递到真正有用的地方，实现货币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在微观上，不需要的商品就不要购买，以免造成需求假象诱使企业继续盲目生产，将来必然造成不可回转的社会危机。人们应当把多余的钱存起来，由个人或社会来合理利用才是正确的途径。

　　如今，赚钱存钱几乎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情，鼓励人们用正当的途径赚钱和存钱才是刺激经济的好方法。如前所述，社会则应当正确运用货币工具，及时、适量、准确地投入货币，媒介经济健康发展。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其实并不在意这些货币来自于何处，如有过量，人们也总会为其找到被占用的处所，有价证券市场就是投资、占用和蒸发多余货币的最佳场所之一。人们也会创造出许多玩钱的方法，比如次贷实际上就是一些人创造的赚钱游戏，只可惜漏洞太多，链条太长，超出负荷能力太大，没玩成功。

　　货币是高于一般商品的商品，是一般等价物，是几乎可以通吃的一种权利，谁掌握得越多，谁就在世俗社会中显有更高地位。所以只要发行国政权稳定，又有过剩的经济实力作为保证，货币就是一种不会过剩的特殊商品。人们劳动就业，企业从事生产，直接目的都是为了获得货币，一些人甚至不择手段地攫取货币。对货币的拥有也是人们心理的强大安慰剂，即使没有实际的用途，人们也想多多拥有。许多人只要想到自己家里或存款帐户上的巨额金钱数字心里就会大感快慰。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货币的社会需要量在主客观上都几乎是没有止境的。社会只要处理得当，使缺钱的人们不再缺钱，有钱的人即使更加有钱，社会也不会出现严重问题。社会收入差距是不可消除的，但贫富差距却是应当消除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社会上还有许多人缺乏基本生活的保障。这是必须尽快加以消除的。所以，所谓贫富不均的问题，主要出在贫困者缺钱，而不是富有者有钱。所发行的货币如果能使缺钱者足够过体面的生活，仇富现象将会大大减少。人人都是有产者的社会往往是最容易稳定的社会。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如果还有人过着穷困悲哀的生活，那是非常不应该的，也表明这个社会缺乏应有的爱心、智慧和能力。

　　七

　　虽然如今的货币发行风险极小，但货币发行仍然必须是慎重严肃的，必须在严密的监测下进行，必须要与社会物价变动和社会经济政治等情势密切配合。必须要遵循三性：一是严肃性。就是要严格依法进行，要设立一套科学的法律来约束；二是正当性。就是要有社会可以普遍理解的正当理由；三是合理性。货币发行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

　　货币首先仍然是信用产品，任何产品也都需要拥有信用，否则就不能存在下去。任何产品都必须要对全社会乃至全世界负责。货币商品更是如此。信用是无比重要的。

　　因此，增发货币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进行，能够避免新增发行就应尽量避免，而是应当尽可能利用流通中已发行的存量货币来完成社会经济任务。这才是更加负责任的，也是维护货币信用和正确运用货币工具的必要；这也可以促成社会中更多的生息资本形成，造成个人或机构资金的盈利机会，有利于储蓄和金融投资，形成良性的货币流动性。当然也减少了不必要通货膨胀。

　　一般的顺序应当是：首先通过税收手段来满足各项救助的需要；其次针对金融机构发行公债或直接对民众发行公债；第三，向海外发行国债；最后才是增加财政性的货币发行。

　　如前所述，在危机中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所需要进行的救助，任何赢利性机构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主要由政府出面，利用减税、财政补贴、国债、失业救济、社保、医保等手段来解决，如果资金不足，则应优先考虑发行针对金融机构或公民的公债。这都属于运用存量货币的社会资金范畴，可以有效回避新增货币发行。如果确有必要增加货币发行，也不应迟疑。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也是安全的。

　　如此看来，随着人类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将来政府财政的经济调控功能应当会更加增强，政府财政性的货币投放可能会增多，因为这在今后可能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而且早在凯恩斯时代这个问题就已经显现。别的不说，单单随着国债的积累，仅靠税收就可能不足以偿还到期的国债本息，当其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也不足以偿还时，就只能增加货币发行了。

　　如今美国政府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是最大的美元储备国，美元被赚到了中国。如果未来美国的逆差国地位不能改变，美国就永远也还不清对中国的负债。现在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需要美元救市，要发行公债，如果自有的不够，就只能从中国借回。如果我们不肯买他的国债，或者虽然买了，但仍然不够，他就只好自己增加发行，这就造成通货膨胀。有人认为我们吃了大亏。但前面分析了，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虽然通货是膨胀了，但购买力却不一定下降。这在国际大宗商品的贸易价格上必然有所反映，比如油价的变化就会有所体现。另外，也要看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情况。所以，要综合考虑之后才能确定我们是否发生了巨额损失。目前看来，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元仍然是最硬的。但这确实有利于逼迫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因而有利于改变美国目前的逆差地位。人民币升值对我们是有很大好处的，可以极大地减少本国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以更多地利用他国资源，美方早就要求人民币升值。当然由于不利于出口，可能对我国的就业形势造成很大压力，但我们可以开拓国内市场，在国内合理投放货币（正如我们正在做的），提高国内的市场购买力，这虽然可能造成人民币贬值的因素，但是中国2万亿的外汇储备却是更加强劲的升值后盾。所以人民币还是应当升值。过去，许多国家不愿意本国货币升值，总想多赚外汇，该升值也不升，这是不妥的，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国际间的贸易最终还是要达到基本平衡才公平，如果让人欠债欠到还不起，吃亏的就总是自己了。实际上如果没有综合实力做后盾，也不是谁的货币想升值就生得上去的。

　　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各国要从维护世界经济安全的总体出发，通力合作消除危机，这才符合各方的利益。世界经济不可能永远不出问题，再硬的货币也不可能不波动。不能一出现问题就过于紧张慌乱，对内对外互相指责。这不利于合作解决问题，问题已经出了，如果解决不了，那才是伤害我们的大问题。应当说目前国际社会彼此配合得还是不错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拥有近2万亿的美元积累，恰恰是我们今天能够在国际上有分量的重要因素。无论怎样分析，今天美元仍然是最硬的国际货币。如果我们今天还像改革前那样穷困，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资源储备，我们在国际上讲话的分量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大；如果不是有大量的美元外汇积累，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也很难顺利度过。所以，拥有巨额美元外汇，连同其他我们所取得的好处，这都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不能看不清楚这一点。我们的确存在问题，也应当常常反省，特别是国内市场开发晚了一些，但仍是可以纠正的。目前的举措应当说基本上都是合理的。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始终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常常也必然是最后的收拾局面者。但政府应当以建设、维护和巩固健康的市场经济基础和框架，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不能有意无意破坏这样的基础。在今后的经济运行中，政府必然会担当更多的经济管理和调整职责，尤其是宏观经济的预警功能和必要干预功能要积极发挥，传统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也会有很大改变，但市场还远没有到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时刻。

　　所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虽然政府干预必然会更多，但这仍必须是出于社会总体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合理要求，而不是政府的随意或任意干预，市场能解决的仍然必须让市场来做，市场做不到的，又必须要做的，政府也能够做到的，就应当及时出手。

　　八

　　无论货币资金来源于新增还是流通中，其投放的重点首先是民生的各个方面，然后就是要用来引导生产力转向可以无限成长的领域，比如教育科技、医疗健康、休闲娱乐、文化艺术、太空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在保持合理适度和必要的生存性经济规模的前提下，逐步使社会经济结构完全调整过来，彻底摆脱商品过剩的纠缠，最终完成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性转型，这才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虽然目前世界各国采用增加货币投入的方式来恢复经济的方法是基本正确的，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能够使世界更为彻底地摆脱经济困境的方法则是努力构造可永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并形成顺畅的与之配套的货币供给系统。

　　另外，就目前而言，我们还应当改进经济控制方法。应考虑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尽快设置有效的防火墙，隔断双方的不良影响，要随时防止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大量转向实体经济进行投机炒作，致使社会物价飞涨（垄断和炒作是如今可能导致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失序。但同时又不能限制虚拟经济的资金正常健康地向着实体经济溢出，比如炒房应阻止，但建房却应允许。反过来对实体经济也一样，也要防止突发性的大量转移资金冲击虚拟经济，导致金融市场的不正常异动。社会应设置有效监管机构，全方面加以有效的监督，基本保证双方的良性互动性质。否则就极容易引发危机或造成相互间的拖累。当然也要防止监管机构本身干扰正常的经济活动。在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内部，若有必要，也可以设置细化的防火墙隔断。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具体探讨。

　　总结起来说，未来经济调整和发展的要点大致如下：

　　1、运用财政金融等一切合理与必要的手段，尽可能满足社会上缺乏购买力的群体对货币的需求，释放仍然存在的市场空间。

　　2、利用市场力量，合理缩减社会经济当中确实过剩的经济部分，但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切实维持合理的经济规模不受伤害，确保足够的社会生存能力。

　　3、把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摆放在可以永续发展的领域，如教育科研、医疗健康、环境保护、太空开发、文化艺术、 休闲娱乐等领域。社会必须动用财政金融力量，并引导社会其他资金力量投向这些领域，构造新的可无限发展的经济体系，并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世界经济未来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

　　4、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以及所属各经济部门之间，设置必要的防火墙，来隔断互相的不良影响，增进良性互动。

　　以上四方面，要求各国对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全面调整和改革，其过程很难预料，时间也不能预定。但是必须开始了，否则后果严重。

　　九

　　最后，列举一个在极度短缺的时代，国民党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手段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例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采取了特殊的财政货币政策。当时的战争开支十分浩大，而且必须保证，战争是无一日不支出的。可是当时的内债已经借到国内民众不能承受的程度；外债也已经不能再借到；物资又极度缺乏，那是一个真正的短缺经济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能采取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其主要路径是：中央政府汇总各级政府财政的支出赤字，然后由中央财政用来年的税收为担保，向中央银行借钱。而中央银行在并不掌握足够的可资借贷的存款资源的情况下，于是就只能靠增加货币发行来满足政府的借款需求，并通过财政系统发放出去。

　　这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必然引起社会商品价格快速上扬，这是很无奈的，但却避免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无所作为的情况发生，也保持了财政金融秩序的基本稳定，使所有的社会必要领域的运作得以维系，所以这样的举措是合理也必要的。于此同时，为了配合实体经济的运作，以对付物价上涨，当年的职员工资全都采用发放实物的办法。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了社会基本生活的混乱。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打劫的只能是有钱人，客观上也调正了社会的分配格局。希望这个真实的案例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我们知道，其实真正能够给人类造成问题的仍然是能源、食物、矿物和其他一切实体资源的供给局限。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资源全部枯竭，人类的生产和消费都无从进行，那么货币就没有了可以代表的财富，也没有商品或资源财富可供货币来分配，货币也就不会再流通了。我们但愿这样的时刻永远不会来临，但愿人类临到的是人们可以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不再刻意追求财富，不再贪图货币权利，不再你争我夺，货币自然消亡的时代。

　　200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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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同性恋是社会正常现象

　　在中国历史中，有大量的同性恋记载，从皇帝到才子，从商人到市民，关于同性性爱的记录充满史书，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举不胜举。而这些流传下来的记载中，很少有对同性恋行为批判的，相反，有许多历史记载对此是充满正面宣扬的。这样的历史记录有许多，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一些。在此不做细谈，李扬只想告诉读者，社会的文明程度是要看和谐度的，而社会要想和谐，必须具备宽容和理解。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次是以法律的形式，对同性恋行为进行制约，这就是清朝1784年的满清律法。可就这历史上唯一一次的法律制约，实际上也从没有认真执行过。相反，在清朝时期的繁华城市，大量存在的妓院中，不仅有妓女，也存在许多男妓，以满足来嫖的男同性恋者的爱好。据有关资料记载，京剧大师梅兰芳青少年时，也被迫暗中从事这个行当；而在梅兰芳的儿子中，有的也有这种爱好，现在一些媒体曾报道过。

　　既然中国人历史上从没歧视过同性恋，那么现在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的伤害，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就要从著名的"五四运动"说开了，这次革命运动，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新的一页，包括歧视同性恋。而歧视同性恋的依据，是从白种人的基督教引进来的，西方人关于同性恋是有罪的信念，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在基督教统治欧洲的时代，同性恋不仅违法，而且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和欧洲，还被认为是医学上的病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者一旦被发现，仍然送进精神病院关押；这还算好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地经常处决同性恋者，临死前挂个牌子：反革命鸡奸犯！

　　心理学史上的许多著名大师，也都认为同性恋行为是病态，这些学术泰斗的错误认识，直接结果就是让同性恋者永远生活在社会阴暗中。至于同性恋者患有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的比率，要高于异性恋者，并不是性取向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教育和压力，导致他们承受的内心冲突比异性恋者大。随着科学、医学、心理学的发展，以及对人权认识的提高，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开始认真对待同性恋者，逐渐给予他们（她们）正确的评价，社会也开始对同性恋者宽容了，北欧国家不仅立法保护婚外性，也立法保护同性恋的婚姻或类似婚姻形式，最近德国和法国也颁布了相关条例，而美国的一些州，也出台了类似法律条文。

　　21世纪的中国，适应了时代的潮流，也可以说认可了科学和人权，不仅在世纪初取消了同性恋行为是犯罪的刑法条文，卫生部也出台文件，正式宣布同性恋行为不是疾病。官方的这种明确表态，无疑是中国同性恋者的里程碑。20世纪末时，李扬开始接触到了同性恋圈子，通过掌握的心理学知识，进行了认真地考察和研究，发现这些同性恋者都是正常人，与当时官方的宣传截然不同。从那时开始，李扬公开宣传同性恋是正常社会现象。这却给李扬带了麻烦和死亡阴影。

　　大约在1999年左右，大连一个刑警大队，扣押了几十名同性恋者，罚款几十万元私分了。李扬得知此事后，按照一个同性恋者提供的线索，进行了调查走访，为这个案件奔走的人有一些，有的还非常有名，但他们都在警方的威胁下罢手了，只有李扬把整理出的材料上交中央。结果差点被灭口。大连公安局许多警察（包括一些领导），四处宣传李扬是个同性恋，不仅乱搞女人，而且乱搞了许多男人，理由就是李扬公开讲同性恋者是正常人，并且为同性恋者打抱不平。其实李扬太正直了，经常发表文章抨击腐败现象，导致公安局一直打击报复，因为李扬工作中从不犯错误，所以公安局要在名誉上搞臭李扬，到了今天，单位的领导还告诉李扬：我们一直准备开除你！

　　李扬只是为同性恋者伸张正义，就受到如此对待，可以想象中国同性恋者们的苦难。在这种社会高压之下，中国的同性恋者们异常团结，那些功成名就的同性恋者，采用各种手段暗中维护同性恋者的利益，甚至连同性恋者的不当利益也维护。这种团结性是外人所不知道的，李扬也是接触到这个圈子，并且被他们认可后，才逐渐明白了里面许多事情。例如在文娱界，同性恋的比率相当高，但他们（她们）却对外掩饰得很好，歌手孙国庆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脱口而出："虽然我长得不好，但最起码是个爷们！"这句半含半露的实话，惹恼了同性恋圈子，导致孙国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大众眼中消失，要不是他在一定范围内做了解释，他连现在的节目主持工作，恐怕也不会有。

　　从心理学上讲，当社会给予某个群体巨大的压力时，那么这个群体会异常团结，为自己和同志的利益奋不顾身。这种信仰是非常可怕的，它的力量往往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举个现实中的著名事件，1989年的六四，学运领袖中的吾尔开希和王丹，让中国政府深恶之，他们俩到现在也没闲着，一直在国外进行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中国政府在国内大肆宣传搞臭这些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对吾尔开希的私生活极力诋毁，但却对王丹的私生活晦莫如深，从不在国内讲王丹的隐私。

　　为什么中国政府保护自己的反对者的隐私呢？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好象都是奇闻。这恰恰说明了同性恋者的团结，中国同性恋者存在于各行各业中，许多官员都是同性恋者，有些甚至在中央工作，哪个有影响的人敢公开歧视同性恋，受到的暗中打击都是令人莫明其妙的。中国政府得罪不起那些在中央工作的同性恋者，只好在搞臭王丹时，闭口不谈他的私生活。倒是在海外反对中国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发生矛盾时，有些持不同政见者公开抨击王丹的私生活。

　　绝大多数宗教徒歧视同性恋，并搬出宗教教义来抨击此现象。李扬想说的是，在历史上，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并没有真正反对过同性恋现象，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西方社会的东西并不全是好的，例如基督教歧视同性恋，西方主流社会曾经打击同性恋，这就是糟粕，我们不要引进。更何况现在西方社会已经正确对待同性恋现象了；20世纪的西方国家，如果哪个政客的同性恋取向曝光，那么他就只好辞职，而21世纪的西方政客们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仍然受到大众的支持，继续自己的工作；在中国政坛，同性恋政客们穷其一生保护自己的隐私，一旦性取向曝光就失去政治前途，这导致他们要比异性恋政客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成功；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金子，能够进入政治局的政客都是拼搏一生的能力和智慧，战胜了无数的对手才成功的，里面的同性恋政客更是"人中龙，鸟中凤"。

　　中国人应该在此问题上反省一下，"全盘西化"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好的东西也要学习？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头脑，要有独立的人格，学会正确思维和行动，不要总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闹出许多笑话，被世人瞧不起。现在中国大陆的精神病学教材，仍然写着同性恋是病，将其归到性心理障碍中，李扬不奇怪，中国大陆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落后西方国家几十年，所谓的专家们不是骗子就是傻子，少数能够正确掌握相关知识的学者，一生连真正的催眠术都没见过，他们如何能够理解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真髓。

　　大连西岗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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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文子:赵本山，别以为买件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最近媒体都在争相报道赵本山读大学的新闻，听说他报了长江商学院的CEO课程。课程费用为人民币55万元，需辗转全球五个地方包括香港、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瑞士洛桑、海南三亚，上五次课，每次课约四天，共计18天的时间。

　　鬼文子十分好奇，仅仅才5次授课！仅仅18天！能学到什么呢？多少人十年寒窗苦读摸大学的窗户都摸不到，难不成他花了55万课程费就能拿下CEO了？到底是人读书还是钱读书呢？如果是人读书，难道本山大叔是个一口气就能读完并读成CEO的超人？如果是钱读书，那个所谓的CEO岂不是很有问题？如果是那个CEO有问题，本山大叔读它又有何用？难不成是他这个"大忽悠"的脑袋撞树上了？

　　仔细想想，鬼文子认为本山大叔读书是假，作秀才是真！

　　其目之一是炒作。这跟北外女生香奈儿的做法其实性质差不多，都是借"教育"之名，行忽悠公众之事。本山大叔今天穿着一"读CEO"的马甲，把媒体忽悠了一把，一群傻瓜镜头被它忽悠成了"锅铲"翻来覆去炒他这碗剩饭。明天接着拿出一个花钱买的CEO证书披在身上，接着忽悠，再忽悠……

　　其目的之二是搞人脉。因为CEO学习班里面有取之不尽的人脉，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中海油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玉等十几位知名企业家都是本山大叔这期的学员。他要这人脉干啥呢？人脉加上他的忽悠就是钱啊！大伙看看他今年在春晚上一口一个"搜狐"就知道了，他说没有拿搜狐老板的钱，鬼才信。他如果说他给那被叫停的蚁力神做广告没有收钱，你信不？

　　炒作加人脉，归根结底，本山大叔此行还是为了实现让自己能转化成银子的"忽悠"本领充分涌流罢了！通过各种手段炒作出更高的人气，站在更多人的视线里，忽悠不断，从某些人脉那儿的票子自然也是滚滚而来了。这里头的小九九，谁忽悠谁知道啊！

　　忽悠，接着忽悠吧。反正即使你本山大叔去西天念了18天经，在鬼文子眼里还是那个大忽悠！用你自己的话说，别以为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了。用一句网络流行语说，别以为插上俩翅膀就是天使了，鸟人就是鸟人！

　　欢迎访问鬼文子博客 www.guiwenz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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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俊:老子生平三考

　　时至今日，人们对老子生平事迹的了解是：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桞，又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长寿；曾为周朝"守藏室之史＂；著有《道德经》；西游不知其踪；晚年死于秦地扶风。

　　笔者通过推理和考证，给老子的主要生平事迹勾画出一个更加具体的轮廓。

　　这就是：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桞，又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长寿，大约生于公元前911年，卒于公元前781年，享年130岁左右。老子曾为周朝守藏室之史。老子熟知典籍和历史，和精通＂阴阳＂和《周易》。约在中年时期，老子经历了西周"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这段历史。在周王室衰落的情况之下，老子奉周王室之命去了周荣公封地"占地脉"，而西出函谷关来到了当时所谓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荣德山等地，开始了"西游"。老子在荣德山期间，面对周王朝的衰落，在总结周文王的＂德政＂，和周武王的＂武功＂，以及周厉王的＂暴政＂的得失成败之中，基于"道法自然"和"阴阳辩证法"的思想而"悟道"，从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思想，以之与"刚强胜柔弱"针锋相对，并且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条件，缔造了"武术"、"武学"。以此，形成了老子《道德经》思想。在老子回周王室复命之后，辞官不做，又开始了"西游"，再出函谷关，为关令尹喜写下了《道德经》。老子此去，来到了峨眉山，创立了"道学"，并且＂修道＂，和以门派性的、规范性的、程式性的方式传道。老子的道学，开创了蜀中尚武之风。特别是道学由西南"蛮夷"之地秘密的流入中原之后，导致了"隐士"出现，"老子"得名不胫而走。老子长期致力于＂修道＂和＂传道＂。老子晚年，逝于秦地扶风。

　　之一：老子生活时期考

　　老子生活时期究竟如何？

　　据现在的普遍说法，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乃周朝人。其中，对老子的生活时期究竟是"西周"，或者是"东周"，均无从查考。不过，对老子的岁数的说法，倒存在几种：

　　一是司马迁认为："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三百余岁，以因修道而养寿也"。但其未能说明老子具体的生活时期。

　　二是老子文化网认为：老子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约百岁以内。

　　三是孔子曾说："窃比我于老、彭。"其中，"彭"者，彭祖也。古传彭祖寿高八百，此间将"老子" 与"彭祖"相提并论，看来老子的岁数的确不小。其说法，也未能说明老子具体的生活时期。

　　从这些说法来看，老子长寿无疑，且在孔子之前。其中，第1、2种说法，因有附会"孔子见老子"之说，而因孔子是"春秋晚期"人，于是人们普遍认为，老子也是"春秋晚期"人，即东周人。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

　　然而，笔者认为，老子不是"春秋晚期"人，更不是"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

　　为什么？

　　因为，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即"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武术"，和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是根本就不会产生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而只有"西周中晚期"，才是产生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土壤。

　　那么，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究竟是什么呢？

　　概括的说，这个"土壤"就是：大一统的天子专制的时期，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动摇大一统的天子专制的时期。

　　对此，形成如下两个推论：

　　推论一："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即为"西周时期"，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之所以说"西周时期"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这个时期只普遍存在有"单打独斗"的"武打"，而基本没有诸侯间争霸战争的"集团作战"。也就是说，只有在"武打"的时期方才能够产生出老子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思想。

　　笔者著文《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擂台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等等，就已经阐明了老子及其《道德经》把"武打"变成"武术"的事实。而"武术"，就是后来的"兵法"之源。因为"武术"与"兵法"虽然"打同一理"，但是"兵法"概念的外延远比"武术"大得多，并只有在"集团作战"的时期得以出现。故从"武术"时期与"兵法"时期划界，"武术"乃是"单打独斗"的产物，而"兵法"则是"集团作战"的产物。换句话说，"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方才表现为"武术"时期，而诸侯间争霸战争时期则表现为"兵法"时期。

　　因老子缔造"武术"，就是建立在"单打独斗"的武打基础上的。这个事实表明，老子生活在"武术"时期，即"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一个充满"武打"，但几乎没有"集团作战"的时期，特别是没有诸侯间的争霸战争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几乎没有战争，社会相对比较平和、安定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应该是周天子统治下的"西周时期"。

　　如果老子生活于诸侯间"集团作战"的争霸战争的时期，即如"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老子就不会单单创"武术"了，而应该会创"兵法"。

　　因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春秋时期"，即从东周16年{公元前684年}开始的长勺战争就已经告别了"单打独斗"的"武术时代"，而全面进入了诸侯间"集团作战"的"兵法时代"。故在东周16年后，不会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同时，孙子、鬼谷子等人，人们公认他们生活于"春秋中、晚期"，他们的"兵法"则由老子"武术"而奠基。故在"武术"与"兵法"的传承关系上，有着如"老子"与"孙子"之说，即在如类似"血缘关系"上的"暗喻"。这个事实表明，老子，与孙子、鬼谷子等人不会共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老子的生活时期必然远比他们更早。

　　而且，笔者研究，老子"西游"在今四川荣德山"悟道"，形成了《道德经》思想，此后，老子在峨眉山创立了道学和道教。老子的道学，在秘密之中传承。最先，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再流传于蜀国，最后，才传入中原地区。这种情况，使得中原的"隐士"出现。而孙子、鬼谷子等人就是春秋时期中原的"隐士"。故他们的"兵法"思想源于老子的"武术"、"武学"，当是可信的。

　　推论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动摇大一统天子专制的时期"，即为"周厉王时期"，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之所以说"周厉王时期"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这个时期产生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而这段历史，正是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之源，正是老子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之源。

　　史书载：周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周厉王时期，政治衰败。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川林木鱼猎之利统归王室，并且加重了对于民众的剥削。造成"下民胥怨，财力单竭"的局面，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当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径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其施行的无疑的是"霸道"和"暴政"。公元前871年"国人暴动"推翻了周厉王统治。周厉王狼狈逃出王宫，在国人的追逐之下，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县东北）。大家推举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另说：平民推选诸侯共伯和执政}."共和行政"长达十四年之后，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

　　这段历史，为老子及其《道德经》"柔弱胜刚强"思想提供了"社会实证"。

　　基于此，老子从"道法自然"及其"阴阳辩证法"出发，提出了"柔弱胜刚强"思想，以之对"刚强胜柔弱"进行了批判。

　　"刚强胜柔弱"是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基础"。在统治者看来，"刚强胜柔弱"是颠扑不灭的永恒真理。以此，统治者自比为"天子"、"太阳"等等，俨然不可侵犯。但是，统治者的"刚强"，却在"柔弱"的百姓发起的"国人暴动"面前被碰得粉碎。故老子认为，"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彻底动摇了统治者赖以的"统治思想基础"。

　　也正是这段历史，使老子产生了以"民心"观和"契约"观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指出了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径。

　　表现在：

　　第一、"国人暴动"，使老子看见了百姓的巨大力量，从而产生出了"民本"思想。

　　老子的"民本"思想是什么？概括起来，这就是，其一，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为"公"，不为"私"的"忘我"思想。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认为，道和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道"，这里简单说就指"政权"。道生长培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故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做到为"公"不为"私"，其统治才能长久；其二，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先人后已"的思想。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认为，要成为"圣人"，则要将自身置之于度外，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和艰辛，并身先士卒，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干，方才可能。这也正如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其三，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爱民"的思想。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认为，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天下苍生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以爱天下苍生为已念的人，百姓才会相信他，并靠他为百姓办事，百姓方才放心；其四，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得"民心"的思想。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认为，圣人的思想虽然是经常变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变化，都要把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言行一致。只有这样，就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就没有办不成的大事。

　　第二、"共和行政"，使老子看见了"契"的重大作用，从而产生出了"有德司契"、"以契彰德"的"契约管理"思想。

　　老子通过"共和行政"，看见了国民"推举"出来的大臣、诸侯等等代替国王行政的事实，从中，老子看到了在国民之间、大臣诸侯之间，和在百姓与大臣诸侯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约定"，即"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维系了14年之久，并顺利完成了周天子的接替。这个事实，使老子认识到"契约"也是执政的一种管理形式。而且，因了这"契约"关系，彰显了人们"遵契"、"守契"之"德"。社会由此而安定。基于此，老子产生了"契约管理"的思想。

　　那么，老子"契约管理"的思想是什么？对此，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老子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暂时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要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解决了。而且，老子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而表现出来的，而无德的人才会去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东西。自然赋予各个个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其间没有亲疏，高尚的品德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因此，在老子看来，以"契约"精神来办事，是符合天道的。正是符合天道，故其间就没有亲疏，不讲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机会均等。而这种以"契约"精神来办事的人都是与心怀"善"心的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故在老子看来，只有按照"契约"办事，方才能够做到"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做到"德善"、"德信"。正是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了"契约管理"思想。这正如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在老看来，"契约"充满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体现出"对等"和"公平"，彰显出"德治"。这就是最好的管理。

　　因此，老子的"民本"思想和"契约管理"思想，它们反映在政治上就讲"绝圣弃智"。其中，"绝圣"，就是摒弃统治者自以为是的"愚民"政治："弃智"，就是摒弃各级官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坑民"政治。从而指出了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径。

　　正是如此，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要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而有所行为收敛，并要做到"忘我"、"爱民"，顺乎"民心"，和实行"契约管理"，这样做，就表现为统治者自居"柔弱"地位，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于是其统治才能更加长久，从中，也才能使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上述的老子政治思想，在《道德经》中已经反映得很清楚了。

　　由此可见，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特别是"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只有在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深刻总结、反思之中，方才可能产生。

　　所以，只有西周"周厉王时期"，才是产生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真正的、唯一的土壤。

　　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符合老子思想实际的，是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发展逻辑的。

　　除此之外，在中国先秦的历史上都不可能产生出老子这种思想和主张。

　　比如，先秦历史上的"商汤灭桀"、"武王伐纣"，等等，都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斗争，从根本上说，都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其无视百姓的力量，最多不过就在"利用"百姓而已。故从中不能产生如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不能产生如老子的"民心"、"爱民"和"契约"、"契约管理"的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比如，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因为，有道是"春秋无义战"。"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权利交替和更迭，不过都在演绎着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其时，只有野心和贪欲，只有强权和兵戎，而无所谓"忘我"和"无私"、"爱民"和"民心"、"正义"和"公平"、"有德司契"和"契约管理"、"无为而治"和"德治"等等。故有的是，只有"战争"和"兵法"。

　　总起来说，根据上述推论，既然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产生于"西周时期"、"周厉王时期"，那么，老子具体的生卒时间究竟如何呢？这里，结合老子可信的岁数，可以得出以下一个结论。

　　即，按照司马迁所说的老子最少是160岁数的说法未免过大，同时，时至今日，世界上几乎没有能够活上130岁的人。故按照一般最长寿的估计，老子岁数当在130岁以内。以此推算，如果按照老子在"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之时就基本懂事，即按照18岁的年龄来计算，那么，将"国人暴动"的公元前871年上推18年，即公元前889年，则大约就是老子的出生时间；而老子去世的时间，则大约为公元前759年。因此，老子生卒的起止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89年至公元前759年，或者稍前稍后，即主要生活于"西周中晚期"，为"西周中晚期"人。

　　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还有《道德经》中所写的一些景象和事实，予以印证。

　　印证之一：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的"小国寡民"，就概括的准确的描述出了西周分封制下的社会、经济特征。这就表明，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时期，是天子统治下的专制集权主义的"大一统"社会。到了西周晚期和东周初期，分封制愈演愈烈，致使诸侯国遍地皆是。据史载，这时的诸侯国竟然多达百余个。这些诸侯国拱卫王室，划地为界，驱赶奴隶在井田上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诸侯国之间，划地为牢，互不相犯，虽然可闻鸡犬之声，但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西周社会、经济的真实写照。因此，老子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是不会有"小国寡民"这样深刻的描述的。

　　印证之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对西周"国人暴动"的赞扬和肯定。这就表明，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时期，国民，即百姓的大的造反有过几次？答案几乎就是一次，这就是"国人暴动"。而且，它还是自夏朝以来至西周历史上的可谓唯一的一次。"国人暴动"，体现出了百姓的强大反抗力量。而这种强大反抗力量正来自百姓敢于与统治者"吾与汝皆亡"的不怕死的精神。故先有国人暴动的"不怕死"，后才有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感叹。

　　甚至，应该说，老子不仅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而且，"亲见亲历"过"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为什么？因为，尽管老子是周朝的小史官，但是，如果没有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直接参与、深刻了解，没有切肤的、深刻的感受，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道德经》这样的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的。

　　何况，在有据可查的众多史书中，看不见"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与宗周、老子与众多诸侯国等等的丁点记载，全然不见了老子这时的行踪。这就表明，老子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诸如"孔子见老子"、"老子与庄子对话"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就是"相传"、"故事"，和"附会"而已。其实是无稽之谈，牵强附会。这也证明了老子不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

　　综上所述，老子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非此莫属。正是在"西周中晚期"这块土壤中，老子深刻的总结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正反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以"道法自然"和"阴阳辩证法"为指导，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这一"特殊规律"和"条件"，从而缔造出了物质批判武器——"武术"，和揭示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赖以的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以此，对表现为"霸道"、"暴政"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进行了物质的、理论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动摇了天子专制主义制度，打破了"天子"，即"神"的桎梏，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神"转向了"人"，并注重"条件"，从而开始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哲学、思想、政治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

　　之二："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考

　　从古至今，就有"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但是，自明朝末期，道教全部退出了峨眉山后，峨眉山便完全成了佛教的圣地。这样一来，就很少听到"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了，甚至这种说法已经被人们忘记了。笔者今天重提此说，旨在研究中国道教的起源，研究老子的生平和行踪，以填补这些研究中的空白。

　　笔者认为"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是可信的。同时，笔者认为，老子"西游"到过四川。他在四川荣德山"悟道"，形成了"道德经"思想；后在峨眉山修道，形成了"中国道教"。故中国原始的道教为老子所创，由峨眉山发源。

　　一、老子"西游"的去向和目的

　　关于老子"西游"的去向问题，史书说"不知所终"。至于老子"西游"的目的，则更是一无所知了。但对于老子是否到过今天的四川问题，四川史志略有线索，后据梁启超考证：老子在西南"蛮夷"地区当过"耆老"。

　　笔者认为，老子"西游"到过"西秦"、"蜀中"和西南"蛮夷"之地。其中，"蜀中"，即为古之"蜀人"所在地。"蜀人"，为先秦时代族名。其原居陕南汉中盆地及岷江上游。相传黄帝后代蚕丛、柏灌、鱼凫代为蜀王，与夏商多交往，随周武王伐纣，封于蜀。西周时蜀王杜宇建都今郫县。疆域北至汉中，南到今青神，西达天全、芦山，东抵涪水。而青神之西南，包括成都以及荣德山、峨眉山等地，则为西南"蛮夷"之地。

　　老子"西游"的目的何在？至今存在几种说法：一是如梁启超"耆老"说。但是老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来到西南"蛮夷"之地当"耆老"，和怎样当"耆老"，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令人不得其解；二是传说老子为寻找"大地之乳"来到了西南"蛮夷"之地；三是老子"为周家占地脉"到了西南"蛮夷"之地。在这几种说法之中，笔者认为第三种说法最为可信。

　　那么，老子"为周家占地脉"到了西南"蛮夷"之地，这是否是事实，有无根据？

　　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据有二：

　　其一、在四川省威远县的老君山，又名"希夷山"，古为西梁山、荣德山，留有清代乾隆年间威远诗人李进的诗，曰："万仞雄台插蓖空，出关老子落苍穹：丹砂炼就莲池绿，紫气滕来石室红。若为周家占地脉，直教唐世戴天工。何人能似骑牛客，犹有缑山化鹤翁"。这首诗，不仅道出了老子来四川威远荣德山一事，而且还道出了老子来四川威远荣德山的目的，这就是"为周家占地脉"。同时，又有清末翰林、诗人、书法家赵熙登临老君山，赋诗刻于石壁之上，曰："一念前生堕世间，飘然人外御风还；秋来化鹤三千岁，独立荣州第一山"。赵熙这首诗，讲了老子成仙的故事，但从中却将老子出关后的时间、地点说得清楚、明白。

　　其二、据威远县志记载："老君山，因相传太上老君曾在此炼丹而得名。在西周时期，老君山为周武王封周荣公之地，故又名荣德山"。史载，周武王，姓姬名发，文王之子，生卒年不详。周王朝的建立者。在位19年崩，谥曰武。

　　而"周荣公"何许人也？一曰：周荣公为文王之大臣，佐武治天下者。为与周同姓的诸侯，则荣之为姬宗。封于荣邑{河南陕西交界处，在今河南巩县一带}，食采于荣，以荣为氏，是为始祖；二曰：周荣公就是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生卒年不详。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文王。这两种说法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共通的一点：不管是周荣公或者周文王他们与西周王朝的建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笔者最同意第二种说法。故尔，包括有荣德山在内的周王室的封地，当是可信的。

　　由于有着这样的渊源关系，这就与老子"为周家占地脉"一说有了内在的联系。

　　这个联系就是：在周王室衰落的背景之下，老子奉命去周王室祖宗之封地去"占地脉"，以祈求王室及族人安康。

　　正是老子"为周家占地脉"一说消除了历史上的两大疑惑：

　　一是"老子西游"，和"不知去向"之说的来历与周王室的绝对机密有关。

　　据司马迁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桞，周守藏室之史也。因为，老子既为"周守藏室之史"，就理应"守藏"和"熟知"经史等等典籍，包括周文王的"易经"，以及风水、占卜等学。正是如此，老子才可能去"为周家占地脉"。同时，老子一直在为周王室服务。既然如此，故他当周"守藏室之史"，或者，去到周王室的封地上"占地脉"，应当说，这都是老子份内的"工作"。因此，老子奉命去周王室封地"占地脉"，就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不足为奇。然而，"为周家占地脉"一事，无疑的，当属周王室的"绝对机密"，必须保密。故尔才有"老子西游"，和"不知去向"之说。

　　二是老子西出函谷关后的行踪就明朗、清楚起来了，而不会像之前理论界所说的"一无所知"。

　　自古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古时入川之陆路，只能越秦岭，过剑门关入蜀。为此，老子要到四川，必出函谷关，经陕西地界，方能入川。而它们处西南，这就印了"老子西游"之说。故"老子西游"的路线，就是西出函谷关后，经西秦，即陕西、陕南，过"蜀中"，最后来到周王室的封地，即西南"蛮夷"之地的荣德山、峨眉山等地。

　　因此，老子去四川荣德山"为周家占地脉"之说，应当是合符情理的。

　　二、老子"西游"和"修道"的时间

　　老子"西游"的时间何如呢？

　　据史书载，有人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又有人说："老子以周平王时见衰，于是去"。这两种说法，就是老子去荣德山的时间。这些说法，共通点，都是老子去荣德山是周王朝衰败的时候；不同点，前一种说法时间隐晦，后一种说法时间较为明确。

　　然而，说到"周之衰"，虽然周平王东迁已见衰势，而真正的衰，当在周厉王时期。因为这时出现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以至将周厉王赶出了王室。因此，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的时间，大概当在西周"共和行政"时期。

　　老子"西游"的时间牵涉到了"老子生活时期"的问题。对此，说法有三种：一是老子生活于"周朝"时期。其说法含混；二是老子生活于"春秋"晚期；三是老子生活于"战国"初期。而笔者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对。于是笔者著文《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考证了这个事实，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良好反响。正是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这就与"周之衰"，和老子"西游"的时间吻合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还必须廓清《道德经》成书的时间。以此，才能大概确定老子"修道"的时间。

　　有书载："老子西出函谷关，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这说法表明，在老子当守藏室之史的时候就形成了《道德经》思想。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只有在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占地脉"之后，才可能形成《道德经》思想。对于此，下文将专门论及。因此，合理的解释是，老子在荣德山"为周家占地脉"回京复命后，再出函谷关时，方才可能为尹喜写下《道德经》。而老子再出函谷关的时间，也就是他辞官不做，而上峨眉山修道的时间。

　　对此，有正义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有人说是函谷关}，为喜着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有集解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夡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臣胜实，莫知其所终"；又有列仙传曰："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而在这些说法中，一是只说到"老子西游"，而并非是"老子西出函谷关"；二是"老子西游"，它是概指，究竟有多少次，并未说明。因此，逻辑的看，只有老子从荣德山回来复命后，再出函谷关时，方才可能给尹喜写下《道德经》。这也才会有老子后来死于秦地扶风之说。

　　三、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形成"道、德"思想

　　为什么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会形成"道"、"德"思想？

　　老子形成"道"、"德"思想的直接原因就是：

　　一是对"王道"的思考。

　　当老子来到荣德山"占地脉"的时候，必然要缅怀周文王的"积善行仁，政化大行"，缅怀周武王的"武功"，和反思周王朝兴旺和衰败的原因。这种缅怀和反思，就表现为对西周"王道"的思考。而对"王道"的思考就是对"道"的思考。正是如此，就形成了老子"道"的思想。

　　二是对"天地自然"的思考。

　　当老子在对"王道"的思考的时候，必然要思考"王道"的受制性和条件。而"王道"为"大"乃"四域"之一，故老子不能不把对"王道"受制性的思考转向"地"、"天"，和"自然"。由此，深化了老子"道"的思想。

　　老子对"道"的形成和深化的过程，就正表现如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而老子的"道"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这就是：在四域之中，"人"，就是指人类社会中存在"王道"："地"、"天"指人的自然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中存在"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自然"指宇宙万物中存在"阴阳及其变化之道"。老子认为，"王道"受制于"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而"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受制于"阴阳及其变化之道"。同时，老子认为，"道"和"德"即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说法，故"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从而形成了"道德一统"的思想，即"道高德高"、"道低德低"，或者，"德高道高"、"德低道低"的思想。对此，笔者著文《论中国"道"、"德"思想的变迁》专门进行了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老子形成"道"、"德"思想的介接原因就是：

　　一是受先秦"阴阳"观的影响。

　　据传，伏羲创"阴阳"以及"八卦"。以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哲学观。这种哲学的一大成果，就是造就出了一大批诸如"阴阳家"这样的方家术士。老子也位列其中。但是，老子在思考"道"的时候，将此阴阳观贯穿其中而产生出了新的认识，即在老子看来，"柔弱"与"刚强"的关系就是"阴"与"阳"的关系的反映。以此，就能做到以"阴阳"观去认识人的自然生存环境，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而与历史上的"阴阳家"划清了界限。

　　二是受山川地理的影响。

　　老子"西游"，一路走来，必然会受到沿路山川地理的影响，而带来思想认识上的启发。

　　比如，荣德山的一些地貌特征就可能激发老子"阴阳"及其"辩证法"思想。

　　对于"阴阳"的联想：

　　其一、荣德山，即老君山，有"大老君山"与"小老君山"之分。大老君山，在西，雄奇峻险；小老君山，在东，尖耸秀拔。两山相距约6公里，互为映衬。这种地貌，也就如阴阳家所说的"大地之乳"。

　　其二、在荣德山，即大老君山上，有在整体岩石上形成的"鸳鸯池"。其积水不多，但四季均衡。

　　对于"辩证法"的联想：

　　如，据南宋《舆地记胜》记载：荣德山，即大老君山，"其山在山谷之中，独拔五百余丈"，但是几十里路之外的"资州、昌州、富顺皆见之"。这样的地貌特征，就可能激发老子的"高下"、"远近"等等的"辩证法"思想。

　　因此，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形成了老子的"道"、"德"思想，以及"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正奇"、"攻守"、"进退"、"高下"、"远近"等等辩证法思想。并以这些辩证法思想作为"条件"，而支撑起了"柔弱胜刚强"这一老子的核心思想，从而形成了《道德经》。

　　所以，如果没有老子"西游"和在荣德山清清静静的对周王朝的兴衰得失的一番思考，又哪里可能写得出《道德经》？由此，可以说明，老子的《道德经》最终形成于荣德山。

　　四、老子修道的"秘传性"使得"中国道教"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在荣德山形成了《道德经》思想，而在峨眉山修道。

　　那么，老子是否到过峨眉山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峨眉山地处青神以南，位于川西南。从地图上看，它与荣德山几乎同在一个纬度上，而从两山相距看，行程约百余华里。故峨眉山也应该是周荣公之封地。如此，老子也就必然会去峨眉山。同时，荣德山山顶不过三亩之地，如果老子要开道埸、授弟子，就显得十分狭窄，相反，峨眉山山高地阔，就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据《峨眉山志》记载，峨眉山位于今四川省乐山市境内，地处四川盆地西南部，居长江上游，屹立于大渡河与青衣江之间。据沿峨眉河流域出土的新石器、柏香林青铜器、石岗村汉代铁制农具和石雕田塘模型等众多文物证明，早在公元前21世纪，峨眉山人已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活和劳动。正是峨眉山的这种良好的生存环境，才使得老子在峨眉山修道、创道。

　　那么，老子修的是什么"道"呢？

　　如上所述，老子基于阴阳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认识到社会就是由"刚强"和"柔弱"所概括出来的矛盾统一体。其中，"统治者"及其"统治基础"表现为"刚强"，而"被统治者"，特别是"百姓"则表现为"柔弱"。在"刚强"和"柔弱"之间，"刚强胜柔弱"是绝对的，而"柔弱胜刚强"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此，老子揭示出了社会武、戈不息的本质。老子认为，要止息社会的武、戈，统治者只有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方才可能。而要实现这种政治，就要使统治者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社会认识：一方面，统治者要自觉的认识到"柔弱"是能够战胜"刚强"的；另一方面，统治者要自觉做到"忘我"、"无私"。这正如老子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有了这些认识，方才能够与百姓的立场一致，做到"以百姓心为心"、做到"有德司契"，实现"无为而治"，从而推进社会的进步。从中，也方才能够使统治者"无为而有为"。

　　而从中，就体现出了老子修道的主要内容。这就是：一是缔造"武术"。为社会，特别是百姓提供物质批判的武器。以期实现"以武制武"的目的；二是传播"德治"思想。特别是要通过对"德"的修为，做到"德高道高"。以期实现"止戈为武"的目的。

　　据笔者盘破门师传，老子在峨眉山九老洞修道。其间，就缔造出了以"狗脚猴手，虎背熊腰"为形体的 "盘破"武术拳法。从而使老子成为了中国武术之鼻祖。同时，老子又是中国修行道学之鼻祖。

　　可见，老子的"道"，它不是讲对"天"、对"地"、对"自然"的崇拜，不是讲对"图腾"的崇拜，不是讲对"神"的崇拜。而是老子基于"阴阳"观和"辩证法"思想，以及"柔弱胜刚强"的精神而表现出来的"武学"的品质。老子的这种思想，无疑的，对自然、对社会具有积极进取的革命的本质。

　　然而，正是老子站在"柔弱"的立场上而对"刚强"的叛逆，并提出"德治"而对"王道"，以及"霸道"、"暴政"进行批判，故老子这种态度和立场是不可能被周王室的统治者所接受的。这样，老子从荣德山回来复命后，辞官不做，而再出函谷关，上了峨眉山。

　　老子在峨眉山修道，并创立了"道学"。这就应了梁启超所考证的"老子在西南蛮夷地区当过'耆老'"之说。但是，在笔者看来，老子不可能"直接当过"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中的"耆老"。而是老子"坐阵"峨眉山，统率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各部落，而实际有了"耆老"之名，和"耆老"之实。

　　为什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老子有此至高无尚的地位？

　　原因在于：

　　其一、老子有显赫的身份。

　　老子到西南是"奉命"而来的，无疑的，在"蛮夷"眼中，老子就是周王室派往西南的"特史"，是"天朝"的代表。故对老子的尊敬，就是对"天朝"的尊敬。由此，老子成为了"天朝"权力的象征。

　　其二、老子有饱学的知识。

　　老子知识广博，特别是，老子既会"占卜"、"风水"等学，更会"周易"。这就更令"蛮夷"崇拜。由此，老子完全就成为了"蛮夷"眼中的"神"。

　　其三、老子有武术。

　　老子创造出了以"柔弱胜刚强"理论为基础的"盘破"武术，故在武打上完全能够做到"以艺服人"。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八方"蛮夷"来朝敬峨眉山，和修道，从而老子成了不是"耆老"的"耆老"。并把"道学"以个人修行的方式，和门规性的、程式性的方法，传播开来。

　　老子的道学，在峨眉山发源，最先，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再流传于蜀国，最后，才传入中原地区。

　　然而，当老子的"道学"传入中原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秘传"的方式，和打上"宗教"的色彩。

　　为什么？有史为证。

　　表现为：

　　其一、《道德经》保密。

　　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指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就表现出了《道德经》的"保密"思想。也就是老子要保密"武术"、"武学"的思想。

　　其二、中原"隐士"出现。

　　在在商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士"的阶层。但是，"隐士"的出现，笔者认为，它最早出现于西周末东周初的时期。这与老子的"道学"流入中原的时期相吻合。

　　而"隐士"是些什么人呢？这主要就是中原的"兵家"、"纵横家"。

　　比如孙子。

　　据苏州孙子兵法网记载，孙子曾有两次隐居的历史：

　　一次是公元前523年孙子离开老家乐安，来到了吴国，即今江苏中部、南部一带。他奔吴后，在今苏州的穹窿山"辟隐深居，十年面壁，潜心著述"。成书《孙子兵法》。

　　二次是公元前483年孙武又过上"辟隐深居、著书立说"的生活。

　　又如鬼谷子。

　　史载，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再如陆通。

　　古籍中记载：春秋楚昭王时期(约公元前523年～前489年)，"楚国名士陆通入蜀来峨{峨眉山}结庐耕食隐居"。

　　可见，陆通不仅是隐士，而且，从中可知，隐士所"隐"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了。

　　所以，老子"坐阵"峨眉山行"耆老"之实，和在中原隐士的出现，这些事实表现，老子与"蛮夷"、百姓、"隐士"之间，就实际上存在着"教主"与"教民"的关系。正是如此，老子的"道学"就实际上成为了"道教"，于是，才有了"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

　　五、历史佐证

　　佐证之一："武术"、"武学"发端于老子及其峨眉山。

　　一是据《吕览》记载："蜀人尚武，巴人好剑"，"蜀人善戈，巴人弄剑"；又说："贵人好武，善使铁棍"。又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四川的北部民族以棍术见长，成都地区以善拳为主，川东地区以剑术为最。

　　二是在老子"盘破"武术出现之后，它直接派生出了地处青海湖边的道家武术"神意门"、地处天山的道家武术"形意门"、地处天山的道家武术"太极元功"。

　　三是在老子"盘破"武术赖以的"柔弱胜刚强"的打法理论出现之后，中原兵家、纵横家以之与"集团战争"的实践相结合，产生出了《孙子兵法》、《鬼谷子》等巨著。

　　佐证之二：张道陵自奉老子为"教祖"。

　　张道陵，本名张陵，生于公元34年，卒于公元156年。东汉沛国丰邑人。道书载：张道陵7岁读老子道德二篇，即了其义。他为太学书生，通晓天文、地理、诸子、五经。永平二年(59)以直言极谏科中，拜巴郡江州令(今重庆)，时年26岁。因素志于黄老之道，见世风日下，不久遂弃官隐于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汉章帝、和帝诏征皆不就。后与弟子王长从淮入江西鄱阳，诉流至云锦山(今龙虎山)，炼九天神丹，三年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闻蜀中民风纯厚，易可教化，入蜀居鹤鸣山修道。汉安元年(142)感太上授以正一盟威之道或云三天正法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创立了道教"五斗米道"。立二十四治，以祭酒分领，不喜施刑罚，廉耻治民，符水治病，百姓奉之为师。尊老子为教祖，奉《老子五千文》撰《老子想尔注》阐扬道教教义，称"道"即是""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以"道"为最高信仰。永寿二年(156)，以盟威都功诸品经箓、玉册、剑印付子衡，与夫人雍氏升仙而去，年123岁。而且，据历史传说，张道陵会剑术，武功深厚。

　　故从张道陵会"武术"，和"不喜施刑罚，廉耻治民"来看，他无疑的是老子道德思想的传承人。

　　但是，目前史学界依然认为，只有东汉张道陵创"五斗米教"，中国"道教"才"正式"出现。

　　这里，笔者置疑：既然张道陵"尊老子为教祖"，其在中国"道教"发端的问题上，不敢以"教祖"自居，而进行了自我否定。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紧紧抓住"张道陵创中国道教"这个问题不放手呢？显然，这是不懂老子的"道学"为何物所致。

　　佐证之三：据记载，峨眉山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从东汉以后开始，出现"道"、"佛"杂居。明末清初，道教才全部退出了峨眉山。

　　佐证之四：荣德山，即老君山，从来就是道家"修真"之地，至今香火不断。

　　一是据清代乾隆《威远县志》记载："大老君山，上有老君祠，修道石崖14所。有池，古开千叶莲"。

　　二是唐宋时期，有陈抟老祖在此修真。据《威远县志》记载："相传唐末五代道士陈抟老祖曾在老君山修真，故老君山又名'希夷山'{宋太宗赐号陈抟为希夷先生}"；

　　三是历代文人墨客在荣德山抒发对老子的怀念。

　　四是时至今日，不少海内外华人都崇敬威远老君山，其老君祠中香火不断。

　　综上所述，尽管上述这些说法因历史久远、资料匮乏而显得扑朔迷离，但是，威远县志所记载的"老君山为周武王封周荣公之地"和老子到荣德山"占地脉"这些事实，应当说，是可信的。正是如此，老子在荣德山"悟道"，形成了《道德经》思想，此后，老子在峨眉山创立道学和道教，就有了根据。也应当说，这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因此，"中国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之说，并非是空隙来风、人为杜撰，而是可信的、真实的事实。

　　之三：李耳得名"老子"考

　　一、

　　众所周之，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而为何得名"老子"？而且，《道德经》又名为《老子》？对此，史学界说法不一，这成了一大历史之谜。

　　现将在这个问题上的几种现成说法甄别如下：

　　一是"长寿说"。因为李耳长寿，故被称为"老子"。

　　李耳的岁数有多大？孔子曾说："窃比于我老彭"。古传彭祖寿高八百，老子与之齐名，看来岁数确实不小。司马迁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三百余岁，以因修道而养寿也"。又，汉郑玄注《礼记·曾子问篇》说："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可见，李耳长寿，当属无疑。

　　此说虽然有理，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说，特别在先秦的那个时期中，人生七十，便视为"长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孔子也有七十余岁，当在长寿之列，却为何不见其有"老"字之说？

　　应该说，不独李耳，先秦百岁之人可能大有人在，而这些人却未见于"老"字，也未见于书载，这又是何故？

　　故"老子"以"长寿说"得名，值得商榷。

　　二是"耆老说"。因为李耳在部落为"耆老"，德高望重，故被称为"老子"。

　　梁启超认为，原始社会的"巫史"多由耆老担任。据《后汉书》、《华阳国志》所载，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耆老"，他们是各个部落的长老兼巫师，享有很高的威望与权力。故认为"老子"得名，源自德高望重的"耆老"。

　　此说，可见李耳西出函谷关后，确实到了四川，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但是，说李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当过"耆老"，则不可信。

　　故"老子"以"部落耆老"得名，可能欠妥。

　　三是"姓名说"。认为李耳本姓"老"，故被称为"老子"。

　　对此，如廖海庭说："先秦诸子中，孔子姓孔，墨子姓墨，余可类推。独老子姓李，不曰'李子'而曰'老子'者，'老''李'一声之转，'老子'犹'李子'也"；高亨亦曰："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矣。……周秦旧籍，若庄、荀、韩非、《吕览》、《礼记》、《国策》等，于孔、墨大师皆举其姓，独老子则称老聃而不称李聃，称老子而不称李子，明见老子原姓老矣。"

　　此说显得有些奇怪。因为通观史籍，举国内外，似乎未曾见到过有"老"姓之人。故尔普天之下，唯独李耳姓"老"。这岂不感到奇怪？而且，纵有"一声之转"则只表现在口头上，然而在文字上也表现如此，这就令人不解了。

　　故"老子"以"老姓"得名，实无根据。

　　四是"尊称说"。认为李耳受人尊敬，故被晚辈和后学者尊称为"老子"。

　　有人认为，晚辈和后学者在老年人面前，特别在德高望重的老年人面前要恭顺，要毕恭毕敬，同他们说话，绝对要禁止直呼其名，而呼唤他们时要使用尊称。因此认为，"老子"是晚辈和后学者对李耳的尊称。

　　道理虽然如此。但是，晚辈和后学者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的尊称，必须要加以姓氏，方能有所区分。比如，儒家门徒谓孔丘为"孔子"，等等。如果不是这样，在尊称上含糊其词，相反，达不到尊称的目的。比如，当在尊称"孔丘"的时候，只言"子"。那么，这个"子"是谁呢？特别是在没有一定的语言环境下，这种说法，怎么也是令人不可明白的。如此，便使"尊称"就显得毫无意义。

　　故"老子"以"尊称"得名，逶实片面。

　　除此之外，还有以"神仙"说而得名的"老子"。此说，无非是历史上对老子的"杜撰"和"神话"罢了。故不必多说。

　　然而，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不是"老子"得名之由来。而李耳之所以得名"老子"，是因了"密传说"的缘故。因此，笔者今天提出"老子"得名之第五个理由，这就是：老子思想的"密传说"，使李耳得名为"老子"。

　　二、

　　所谓"密传说"，就是婉约的、秘密的表现出了在"《道德经》思想"传承之中的一种不公开的、但又点到自明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表现如"老子"与"孙子"在"血统"关系上的一种"暗喻"。

　　此说是否有理？

　　要了解这个"密传说"，就必须了解老子是否有"保密"的思想及其"保密"的东西。

　　对此，答案是肯定的。

　　《道德经》明确的指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就表现出了《道德经》的"保密"思想。

　　那么，《道德经》"保密"了哪些东西呢？

　　概括的说，就是"保密"了"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武术"、"武学"思想。

　　因为，《道德经》说的"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其中，"国"，无疑的，为动词，就是指的"兴国"、"立国"、"保国"、"卫国"之意："国之利器"，就是指的"柔弱胜刚强"这一"思想武器"。故尔，在老子看来，这"国"之所在表现在：一是只有统治者做到"无为"，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方才可能"顺应民心"，止息社会的"武"、"戈"，出现上下"同心"、"同德"的局面，促进对社会历史的推动、发展，实现"兴国"；二是只有统治者，以"不争"为"争"，方才能够使国家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实现"保国"；三是只有统治者"顺应民心"，做到"民心无敌"，方才能够面对强敌而使国家巍然不动，实现"卫国"；四是只有做到以"柔弱胜刚强"，即以"武术"为物质批判武器，注重条件和时机，方能取而代之统治者的地位，实现"立国"，等等。这些，就正是老子要"保密"的根本东西。

　　显而易见，上述这些思想，如果不保密，李耳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并且就会使《道德经》不可能流传到今天。

　　那么，《道德经》是怎样进行"保密"的呢？

　　笔者在《"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道德经》的"保密"，主要表现为"几多几少"：一是讲哲理多，命题少，甚至于开篇就将"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命题隐去了；二是讲"柔弱胜刚强"的事例多，理论少；三是讲武术理念多，方法少，甚至将武术众多打法法则隐去了；四是讲"以德治道"多，"武术"少。这几多几少，加之行文无序，又书以韵文体形式，故使人难以把握《道德经》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至于命题与论证之间的关系也就看不明白了。故谓"《道德经》，五千言，玄而又玄"之说，正起于此。

　　三、

　　正是《道德经》的"保密"，使得晚辈及后学者在继承《道德经》思想的时候，必然同样采取了"保密"的态度。此之，则形成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之"密传"的事实。

　　那么，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的晚辈及后学者是什么人呢？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除开李耳的道家之外，如在儒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等等之中，哪些秘密传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呢？

　　这里，只消稍微分析一下就清楚了。

　　首先，最不可能与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有传承关系的，当是儒家、法家、名家。

　　简单说，因为，比如孔子，即儒家，它讲的"道德"，是"宗法伦理"修养方面的道德，这与老子讲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道"和"德"的思想，特别是由"道"，即"柔弱胜刚强"所产生的"武术"、"武学"思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比如法家，它讲的"法、术、势"三位一体，就是在为"刚强胜柔弱"造势、建言，而这明显与老子的以"柔弱胜刚强"来批判"刚强胜柔弱"的思想相悖。

　　比如名家，它讲逻辑，讲"名正言顺"。无疑的，它是维护孔子"克已复礼"的"正统"思想的。

　　其次，不可能与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有传承关系的，当是墨家、阴阳家。

　　简单说，因为，比如墨家，虽然它讲"兼相爱，交相利"，与《道德经》的"有德司契"的契约观如一脉相承，讲"尚贤"、"尚同"，与《道德经》讲的圣人要"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如出一辙，讲"非攻"，与《道德经》的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思想好像一致，等等，但是，它却没有认识到《道德经》在对"国"的认识上的"柔弱胜刚强"思想这个根本。

　　比如阴阳家，它讲"阴阳"，讲"五行"、"八卦"，但其作用旨在"堪舆"，和看凶吉、看风水、看相等等，故其完全与《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不一样。

　　除此之外，剩下的就是兵家、纵横家了。

　　而这两家，正继承了《道德经》"国之利器"的"武术"、"武学"，即"兵法"、"智谋"思想。

　　概括的说，《孙子兵法》讲的"道、天、地、将、法"，其中的"道"，就是老子的道、德思想。它贯穿了老子所揭示的基于"柔弱胜刚强"而产生的"武术"的"内在条件"和"三种武学境界"。《孙子兵法》明确的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完全接收了《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武学思想。《孙子兵法》又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还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完全接收了《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的"上乘武学境界"，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谋"思想。

　　同样，纵横家以《鬼谷子》一书为代表，也完全继承了老子的"智谋"思想。正如史书评论："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等，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因此，有"《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之说。

　　如果说《道德经》，与兵家、纵横家的武学思想有所不同的话，那么，《道德经》主要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单打独斗"，主要揭示的是"柔弱胜刚强"的"内在条件"的话，那么，孙子、鬼谷子则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集团作战"，主要揭示的是"柔弱胜刚强"的"外在的主、客观条件"。这个情况表明，老子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有关。

　　由此可见，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只有兵家、纵横家才继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武学思想。而且，兵家、纵横家谨遵《道德经》"保密"的告诫，故对其"武术"和"智谋"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出处，实行了严格保密。

　　对此，有事实为证。

　　证明一：《孙子兵法》、《鬼谷子》，及后来的《三十六计》等等，在其书中均不见师承关系，不明武学理念的源流和传承关系，这是何故？这难道说都是历史的"偶然"吗？显然不是。而这种情况，正反映出了历代兵家对《道德经》之"国之利器"的保密告诫之"忠诚遵守"所致。这就是唯一可信的解释。

　　有《三十六计》之"编者"说，其计谋源于《易经》。但是，《易经》本质上是一部"占卜"书。对此，《孙子兵法》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可见，《孙子兵法》尚不信占卜，"不象于事"，"不验于度"，那么，《易经》又何来生得出"兵书"？然而， 事实上，《三十六计》充满了《道德经》的"武术"和"智谋"思想，其战例几乎都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柔弱胜刚强"思想的结晶。因此，兵家、纵横家继承了《道德经》思想。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证明二：《孙子兵法》被公认为是"始于春秋，最后形成于战国时期"，并公认为"并非是孙武一人所为"。可见，《孙子兵法》有着众多作者，前后计有几人。既然如此，除开孙武之外，其他几人也都姓"孙"，这可能吗？显然不能。其中的"隐秘"，难道就不是"保密"？

　　证明三：从时间上看，据笔者考证，老子大约生活于"西周中晚期"，即几乎没有"集团作战"的时期，而孙武、鬼谷子大约生活于东周中晚期，即出现了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时期。这就使得老子的"武术"、"武学"发展为"兵法"、"智谋"完全符合逻辑。

　　证明四：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道德经》，分"德经"和"道经"。其中，"道经"侧重讲哲学，主要包括"武术"、"武学"："德经"侧重讲政治。"德经"和"道经"因有"道、德一统"、"以德治道"的思想从中连接，故《道德经》必是一部"兵书"无疑。既是兵书，后人必然要对其保密，而且必定"密传"。历史的看，对"武术"、"武学"的传承，自古以来就讲"口传心授"，就讲"不传外人"，这已经是不成文的传统和规矩，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基于此，《道德经》思想必然"密传"无疑。

　　因此，先秦兵家、纵横家是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的传人，并且对其"武术"、"武学"思想进行了保密。

　　四、

　　先秦"隐士"的出现，正是对李耳及其《道德经》传承并保密的表现和结果。

　　在中国先秦，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士"的阶层。但是，"隐士"，作为"士的阶层"中的组成部分，它出现于何时呢？笔者认为，它最早出现于西周末东周初的时期。即为李耳"道学"的传人。

　　什么叫"隐士"呢？

　　对此，虽然《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但其解释，完全是今天"庄子式"的解释。故这种解释，至少在先秦时期是错误的。

　　而西周末和东周时期的"隐士"是怎样的呢？他们通常居于山林僻静之地，但有学识、有专长，虽然游离于政局之外，却不乏具有干预政局的能力，于是"隐士"便得以产生。"隐士"并非就不出山做官、干政，而是要待以合适的时机。

　　那么，先秦时期的"隐士"指的是哪些人？这就是兵家、纵横家。

　　且看事实。

　　比如孙子。据苏州孙子兵法网记载，孙子曾有两次隐居的历史：一是公元前523年孙子离开老家乐安，来到了吴国，即今江苏中部、南部一带。他奔吴后，在今苏州的穹窿山"辟隐深居，十年面壁，潜心著述"。成书《孙子兵法》；二是公元前483年孙武又过上"辟隐深居、著书立说"的生活。

　　比如鬼谷子。史载，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然而，这些"隐士"在修什么道呢？

　　这里，以与孙子、鬼谷子几乎是同时代人，并同样是"隐士"的陆通来说明。

　　古籍中记载：春秋楚昭王时期(约公元前523年～前489年)，"楚国名士陆通入蜀来峨{峨眉山}结庐耕食隐居"。

　　可见，陆通是奔老子在峨眉山所创的"道学"而去的。

　　据笔者研究，老子大约于西周"共和行政"时期，奉周王室之命，为"周家占地脉"而西出函谷关，到了今四川的"西南蛮夷"之地。老子在"西南蛮夷"之地的荣德山形成了《道德经》思想，并在峨眉山创立了"道学"。其道学主要内容是：旨在缔造和传播"以武制武"的"武术"，和"止戈为武"的"武学"，特别是"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老子的道学，发源于峨眉山，最先，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再流传于蜀国；最后，才流传入中原地区。

　　由于老子的道学，其基于"柔弱胜刚强"的"武术"、"武学"思想是对西周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王道"、"霸道"的批判，因此，在流入蜀国、流入中原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秘密"的形式。正是这"秘密"的流传形式，就打上了宗教的色彩。故老子的"道学"又被视为"道教"。因此，当老子的"道学"传入中原的时候，就导致了中原"隐士"的出现。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隐士"就是老子道学的密秘传人。

　　正是如此，"隐士"的出现，表明了老子道学在密秘之中传承。

　　这里，老子西游的行踪，就与梁启超的这种"李耳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当过'耆老'"的考证就联系起来了。

　　但是，笔者之所以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其原因在于，老子不可能"直接当过"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中的"耆老"。而是认为，老子创道教而"坐阵"峨眉山，统率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各部落，而实际有了"耆老"之名，和"耆老"之实。这就是分歧之所在。

　　五、

　　正是对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保密"的结果，方才有了"老子"之说。

　　先秦的隐士，即兵家、纵横家，他们既继承了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但是，又不忍心埋没李耳及其《道德经》思想。正是在这两难之间，出于无奈，而不得不以"曲笔"和"暗喻"的办法来达到两全。

　　而所谓"曲笔"和"暗喻"的办法是什么呢？

　　这就是，借孙武之姓，并将"孙子"引伸为"血统"意义上的"孙子"，而将李耳视为"老子"，即"爷爷"，从而表现出了一种"爷孙"血脉嫡传关系。

　　正是在"老子"与"孙子"的对应关系中，暗中体现出了"爷爷"与"孙孙"的血缘关系。这样一来，做到了"引而不发，跃如也"，让人们去猜。其结果，一方面，达到了遵从《道德经》"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以及对"武术"、"武学"的保密告诫；另一方面，又委婉的、隐约的点明了兵家、纵横家的"兵法"、"智谋"的师承和出处，进而则点明了《道德经》的"武术"、"武学"的本质，而做到了一举两得。

　　那么，这个"曲笔"和"暗喻"是否合符历史实际呢？

　　笔者认为，这完全否合符历史、符合逻辑。

　　因为，由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各部落出于对老子的敬奉和崇拜，并给予了老子以部落的最高的礼节和待遇，于是尊老子为"耆老"。故在这里，"老子"之"老"，发源其间。可是，当老子的"道学"，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地区之后，由于中原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蛮夷"之地，故谓李耳"耆老"之说，这到了中原根本就不能入流，就会叫人看不起。于是按照先秦中原以"子"为尊称的贯例，故在这里，"老子"之"子"，便发源其间。正是如此，中原便取"耆老"之"老"，与"子"连在一起，称李耳为"老子"。这就是李耳得名"老子"的由来和原因。

　　由此可见，在"老子"与"孙子"之间，不仅表现出了"血缘"关系，除此之外，还有着"部落首领"与"部落臣民"的"统率"关系，宗教"教主"与"教民"的"传承"关系。因此，前面第四种说法，即"尊称说"之所以"片面"，就在于，除了对李耳尊敬之外，还有"继承其事业"的意思。

　　综上所述，李耳得名"老子"的由来和原因，正出自于李耳道家之晚辈及后学，即如兵家、纵横家，他们遵守李耳及其《道德经》之"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告诫，和对其"武术"、"武学"的"密传"所致。唯有这种解释，方才符合历史、符合逻辑。

　　邮箱：feng12532(at)sina.com

　　网址：http://www.panpomen.com/

　　作者简介：姚文俊，1948年出生，男，汉族，四川省资中县人。内江日报社主任编辑。老子盘破门武术现代传人，武术名家，内江市武协副主席。著书：《中国武功盘破门》、《峨眉恩仇记》、《盘破门与武术人物》、《老子武学与国学》。研究方向：老子《道德经》与中国武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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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子:“三段睡眠法”与“天灵盖”

　　到了"非常时期"——模块考试之前或者作业特别多的时候，小金发明了一种适用于非常时期的"三段睡眠法"。他放学后大约下午6点到家，到家之后啥也不干倒头就睡，第一觉睡到吃晚饭的时候，晚饭后写作业；夜里11点左右睡第二觉，大概夜里1点，他家的闹钟会铃声大作，这时小金会再次起床复习和预习功课；大约到凌晨3点小金开始睡第三觉，到了早晨5点，小金一夜的睡眠结束，新一天的学习生活就从这时开始了。据说，这种三段睡眠法在同学中还挺流行。（4月29日《中国青年报》）

　　鲁迅《华盖集.补白》说，"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和中国当前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儿童面对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压迫以及或显在或潜在的种种暴力，就象软弱的宋人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抵制或反抗的能力，只好伸着"天灵盖"被动地等待来自成人世界的"狼牙棒"的敲击。所谓的"三段睡眠法"，不过是包裹在"天灵盖"上的脆弱的防护物，所能起到的防护作用恐怕还是有限得很——儿童们最终还是逃避不了被"狼牙棒"击打得头脑昏聩，思维紊乱，身体孱弱，成为制造顺民的"优质材料"的可怕命运。

　　我们时常谈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以及中国教育应该如何改革等问题，可所有的这一切议论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中国有教育"。然而，中国果真有教育吗？答曰：中国根本就没有"教育"，有的只有"教化"和"驯化"——而要谈中国的教育弊端与教育改革，首先中国得有教育才成。中国的教育总是"为了……"的教育，而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则成了成人世界"为了……"的工具。

　　那么，"为了……"后面跟着的"……"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呢？往往是一些非常崇高的冠冕堂皇的东西——自然，这些东西值得儿童牺牲他们的身体健康，并奉献出他们的"天灵盖"。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追究这些崇高的玩意背后潜伏着什么东西，就会发现，原来"崇高"也未能免俗——每一个"崇高"的口号后面都暗藏着"名"和"利"两件好东西。

　　换言之，中国的教育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争名逐利的竞技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教育就是中国这个巨大名利场的枢纽或最核心的部分。当年，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大喜道："天下英雄进入吾彀中矣？"但科举制与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何止"天下英雄"，全中国所有公民的生活，都围着当前的教育体制转，甚至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受到这种体制显在的或潜在的影响。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在中国，争名逐利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教育"。

　　首先，教育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政治博弈"的有力工具。教育体制设定的其实是"利益博弈"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进行游戏并取得胜利的，就会得到物质的和精神的奖赏，而那些同样遵守游戏规则却失败的人，也并非一无所得，他们得到的是对于胜利的希望，至于那些敢于蔑视规则、破坏规则或拒绝参与游戏的人，得到的则是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些规则的设定从来就不是为了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量身定制"的，而是根据成人——尤其是统治阶层——的需要设计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这一巨大的"教育机器"而言，教育的内容是"四书五经"还是"声光电热"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游戏规则的遵守——这是顺民最基本的素质。进入这一"教育机器"本身就等于参与了一场无休无止的巨大的"祭神仪式"，这一仪式具有"催眠"作用，它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意识，用相同的声音说着相同的话（否则，就要被淘汰出局）——换言之，它造成了个体的"知性扭曲"和"知性萎缩"。正是通过这一仪式，某种东西在参与者心里被神圣化了。

　　这一"教育机器"制造的产品叫做"顺民"，至于所谓的"教育内容"，在"顺民"的生产过程中，充当的只不过是辅助的作用罢了。前人对这种教育体制及其配套的教育内容的危害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明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谈到科举的弊端时曾痛心地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清廖柴舟在《二十七松堂集·明太祖论》亦云："诗书者，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辩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

　　正因为如此，教育是加强中央集权最隐蔽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教育的背后有着巨大的产业链，它是一架功能强大的使利益和资源向上聚积的机器。权力或政治权力的博弈，它背后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利益——尤其是物质的利益。表面看来，通过高考制度或通过对于当前教育体制设定的游戏及其规则的接受和参与，即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草根族"，都有机会出人头地，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但这种游戏却是一种"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的"零和游戏"，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更多的人的失败之上的。况且，就算他们，也并非最大的受益者，只不过是"拾其唾余"罢了。除了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外，不能不说，这种体制还造成了经济权力的向上集中——与教育或考试有关的所有产业，都是政客们或商人们竞相争夺的肥肉。专为考试而设计的各类教辅资料以及各种培训班，包括按照应试的标准人为制造的所谓"重点学校"、"名校"，如"碧桂园"一样的打"教育牌"的房地产企业等等，哪一类背后不是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的大部分往往都会流向那些手头掌握着重要公共资源及公共资源分配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腰包。而这种建立在教育和当前的教育体制上的产业几乎可以辐射到中国的所有行业，并且影响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进行大动作——甚至根本性——的教育改革，必然动摇和损害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而且，那些从这种教育体制中分了一杯羹——甚至体制的受害者（他们还有希望，还有所谓的"公平"）——也未必卖帐。

　　因此，政治、经济及社会心理等数种力量的合力，使得中国的教育体制成了一个"超稳定系统"，它只允许遮遮掩掩或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修修补补，而对于任何涉及结构性变革的措施都具有超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有鉴于此，我对中国教育改革或所谓的"素质教育"的前途是相当悲观的——甚至不抱任何希望，除非有一天发生奇迹，某一"天方夜谭式"的事件打破——甚至打碎——了这一利益分配的格局中。否则，中国仍然还是没有真正的教育，而只有"为了……"的教育，中国社会与中国的教育界仍然是一个排演"吃人的宴席"的巨大场所，我们吃的不但有儿童的血肉和脑髓，而且还有其他成人和我们自己的血肉和脑髓——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人都是吃人者和被吃者。

　　自然，"三段睡眠法"仍然会流行，而且还会生出种种的变体。

　　作者邮箱：zxylihui(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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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立:北京学当超级大国

　　2009年将作为中国扩张全球实力的分水岭存留史册。世界金融危机可能给中国经济造成打击，但没有阻止中国领导人积极施展软硬实力。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的不仅有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军事方量，还有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下降。

　　推行"准超级大国外交"

　　胡锦涛主席正在推行"准超级大国外交"，以巩固中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的优势。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已经大大增强，把自身看作准超级大国的北京不再回避与战略对手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准超级大国外交意味着中国将在从东盟到非洲和拉美等地区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机构扩张影响力。

　　北京指责华盛顿没能管好自己的跨国金融公司，大力游说建立一个没有美国做主宰的"全球金融新结构"。最重要的是，北京正设法阻止美国的海上和空中力量控制亚太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足够火力对抗据认为是由华盛顿牵头、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支持的"反华遏制政策"。

　　中国军方官员和分析家说，为获得与中国当前全面实力相称的全球地位，解放军不仅应当谋求先进武器，而且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战，这显然是对"和平崛起理论"的修订。

　　对中国的邻居们来说，尤其让人紧张的是，众多鹰派解放军军官想要调整邓小平有关如何处理与邻国主权争端的另一个理论，即"搁置主权争端，集中力量共同发展"。国防大学教授、海军少将杨毅说，邓小平的权威定论"必须基于领土属于中国这个前提"。他警告一些未指名国家说，以为北京因为渴望促进和平发展、完善自身国际形象就不会诉诸武力是"危险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利益的支柱，"杨毅指出。"中国海军是一支强大的遏制力量，将阻止其他国家肆意破坏中国的海上利益。"

　　这些解放军军官显示出的强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无疑针对美国，因为美国被看作中国崛起的主要阻力。中国的战略恰恰就是踏入美国的威力遭消耗后出现的国际影响力真空。美国部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困境，这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失去充当全球警察的能力。

　　中美力量对比不断变化

　　更糟的是，美国还失去曾经拥有的不少道德优势和软实力。美国银行、保险公司和制造业公司的大规模垮台显示了"美国放任自流式资本主义"的缺陷。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紧密控制社会多个方面的结合却在世界各地赢得尊敬。

　　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使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在地缘政治的谋划中胆子大起来。据说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开始问外交事务顾问这个问题：与美国需要中国相比，中国是不是更需要美国？二者相差多少，中国专家估算，如果从量的角度，同等程度的互相依赖为50：50.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为70，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为30.到世纪之交，数字就变成65：35.伊拉克危机时，特别是金融海啸后，很多北京的战略家认为，这个比率已经变为60：40至55：45.

　　最近的情况证明一个事实，至少在经济领域，两国大概已经达成平衡。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也是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券的最大买主。温家宝总理已经公开质疑这些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这些新情况，奥巴马政府缓和了对中国汇率政策和其他引发争议的贸易做法的批评，并且减少对北京人权纪录及西藏、新疆政策的负面评论。

　　"红线外交"捍卫核心利益

　　北京新找到信心的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红线外交"。中国领导人在内部文件上提到，要在对中国核心利益至关重要且不允许外国势力染指的领域和问题上"划出红线"。比如，在孤立达赖喇嘛这个问题上就运用了红线外交。 与此同时，现金充裕的中国政府还拨出几十亿美元专门用来扩大"海外宣传"，也就是扩展中国在全球的软实力。中央电视台和新华通讯社等重要的国家媒体都将面向西方和亚洲受众大大增强不同语种的节目和新闻广播。

　　北京大力推销的一个关键卖点在于让世界相信中国管理模式的优越性。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层能否在这场全球极力"造反"中取得成功？很多都取决于北京是否有意愿、有能力充当遵守法律的国际社会成员，也就是华盛顿所说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但是，中国的形象最近因为其附庸及同盟朝鲜发射洲际导弹受损。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谴责平壤，反而试图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对金正日政权实施新的制裁。北京的行为提醒世界，中国还与缅甸、苏丹、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等国家保持着类似的关系。

　　北京似乎原谅朝鲜"边缘政策"的一个原因在于，北京想在和美日韩打交道时用"朝鲜牌"。但是，中国领导人这种不信任态度疏远了美日韩和其他一些国家。毕竟，北京准超级大国外交的不利方面就是将给中国批评者更多弹药，并且使"中国威胁论"更可信。

　　北京最近与日本和非律宾发生领土争端时采取更坚决立场后，"中国威胁论"已经在几个亚洲国家流传开来。如果这些冲突升级，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在内的亚洲国家可能会更倾向于和美国联合起来重新启动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来源：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月刊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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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荒腔走板的《南京南京》

　　《南京南京》是一部离奇古怪的影片。其荒腔走板的程度，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语言。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部电影习作，而不是能够拿到观众面前的成熟影片。目前更多的讨论停留在这部影片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是需要回到影片本身，看看它自己是怎么提供的。

　　暂且称它为一部失忆的影片。这不是指它与当时历史的某种关系，而是指——在该片本身135分钟的长度之内，它再三忘掉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好像之前发生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显得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混乱。

　　如果说，在一个时间长度之内完成的影片叙事，是一个能量不断积累与不断释放的过程，积累什么便释放什么，这两方面是互相配合的、前后承接的；那么，这部影片所积累起来的东西，与它所释放的东西，主要是南辕北辙的。它所表达的东西，它所提供的内容，本身是分裂的，无法自圆其说的。

　　影片开头那一大段，南京城沦陷，侵略军尽显凶恶、残暴，刘烨等人高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被驱赶至滚滚长江（这其中问题先不说）。这里积累起来的是对于日本军队的仇恨愤慨，观众的情绪也被调动进入了高潮，头脑中的惨景挥之不去。这是影片本身想要告诉人们的。

　　紧接着进入观众眼帘的，却是另外一批毫不相干的镜头：一些年轻的日本兵在长江边上休闲娱乐，比赛跳高、互相搓背，想吃妈妈做的山药汤，还跳起了民间舞，再辅之以悠闲的日本小调，看上去像是一群前来旅游度假的大学生。当然不排除在战争期间的某些时刻，这些日本兵也可能会是有人性的，但是按照影片本身刚刚传达出来的内容和积累起来的能量，这样的衔接，可以说是自打耳光：刚才那样血腥残暴的屠杀，难道是这些年轻人完成的吗？他们看上去如此活泼、如此健康可爱，如此富有人情味。除了自打耳光外，也是自取其辱。

　　那个姓唐的汉奸为了自保，向日本人告密，引来了难民营的大灾难，更多的人们被杀，更多的妇女受辱。这么严重的后果，也许姓唐的开始没有想到，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发生了，所造成的破坏之大，可以说他想后悔也无法弥补，想承担也承担不了，因而是难以抹杀、无法原谅的。尽管他的女儿也因此遭祸，他的罪过仍然不能因此而抵消。而影片却处理成他由此走上新生，焕然改头换面。仿佛那么一场突然的遭袭，结果却是为了成全一个汉奸其灵魂的得救，在这之前影片所释放的与后面所承接的能量，如此不对称、不般配。

　　该片中拉贝先生的形象，基本上是比较难堪的。难民营里惨事不断，日本军想来就来，又是强奸又是随意搜索开枪。拉贝甚至还参与动员让一百名妇女充当慰安妇，影片没有具体说明他如何给人们带来保护。但是，这样一个人，他走的时候，为什么人们还要拉着他不放、依依不舍？难道是为了让他有理由对着众人下跪，表示他自感有罪？不应该设想座椅上的观众，他们人人都知道拉贝这个历史上的人物，拉贝为何人是需要通过影片的镜头，一点点交代出来的。顺便地说，该影片对于拉贝的塑造，尤其是与塑造日本人相比，多少给人恩将仇报的感觉。

　　尤其是那场祭祀是为了什么呢？那么长的时间，那么优美的舞蹈？这与影片其它部分所传达的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内在的还是游离在外的？影片讲述了太多中国人的死亡和蒙羞，能量的积蓄、观众的悲愤是在这里；然而经过一系列中介和转换之后，得到正式祭祀的却是将皮靴踏在别人家园上的侵略军，他们成了影片中首先需要抚慰的对象，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到底是为了什么？

　　影片结束时老赵与小豆子走在田野上，绽放出纯朴、憨厚、一点不带保留的微笑。但其实老赵的处境及自由，远不仅是角川的宽大为怀，更有姜老师在前面的牺牲。这位八尺大汉在卡车上一再向姜老师哀求："救我，救我"，他当然知道这样做给姜老师带来的危险。人在危难之际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这也可以理解，不可以的是，姜老师为你掉入虎口最终送掉了性命，你却转身忘得一干二净。你就这么没有记忆力？！或者仅仅是为了记住日本人的好处，让你自由了，你就有理由彻底忘掉你的同胞此前为你做过和付出的？

　　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都与这部影片最为根本的那个离奇古怪的立场有关：这个叫做角川的士兵，他在现场的种种错愕与困惑的表情，令他看上去更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初出茅庐的美国大兵，或者一个拿着枪的旅游者，这样的处理与当时整个历史脉络是相悖的。

　　不是说不能表现一个日本士兵的悔罪或拯救，但是影片花了大量笔墨用来表现日军的残暴、残忍，正面提供了南京沦陷的种种惨景，而不是侧面或零星的；角川始终也没有离开他的部队，没有脱下军装，没有拒绝服从命令或消极怠工，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与眼前的这场屠杀可以脱掉干系。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要急于让他的灵魂反转得救呢？

　　尤其是在南京、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不久，换一个情景也许更加令人相信一些。说到底，一个日本侵略兵灵魂的得救，难道一定需要中国人亲自插手吗？这件事情是不是交给太阳旗之下的人们更加合适？除了对于侵略者如此细微的体贴，生活在我们这片大地上的人们，难道就没有更加要紧一些的事情可以做了吗？

　　类似逻辑混乱的做法，在片中比比皆是。刘烨率先从地上站起来的举动，在具体情景中应该是听从日本人的口令"起立"，去江边赴死；但是影片却将其体态、表情处理为如同听到了歌里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让人看得十分困惑，不知所云。难民营里为妓女们剪掉头发，当她们反问"你为什么不剪？"如此一来，仇恨的矛头转而针对难民营的管理者，这又有什么理由呢？我还看到有网友提出这样的疑问，当高圆圆声情并茂动员别人当慰安妇，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如此伟大如此崇高，那么她自己为什么不带头去做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如果今后中国电影中，继续出现拿女性的身体当作国家救赎、民族救赎或者其他救赎的工具（拯救男性），像在《色·戒》中也发生的，觉得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有效途径，我就决定以某种方式当一回访民，以此表达我对这类影片永远的抗议。不会是中国的男人们，都更加愿意躲在难民营里，以他们的姐妹们遭受蹂躏，来换取自己的安全和口粮吧？这之后再给她们加上一个崇高的美名，于是便心安理得，同时恢复了其道德外衣。

　　2009年5月1日

　　5月3日补充：

　　需要进一步问《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中，是谁在抵抗？救赎谁？

　　是那些平民在"抵抗"。对于陆剑雄（刘烨扮演）与妓女小江（江一燕扮演)这些普通人，观众既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也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动机，只知道面对受死与受辱时，他们需要做到慷慨决绝、义无反顾，不能有一丝一毫人性的软弱，不能有一丝一毫对于生命与这个世界的留恋，"人性"的空间不是给他们准备的。（看来地震中的范美忠是说对了。）

　　在拿平民作毫无道理的牺牲这一点上，这部影片与过去旧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区别，非常僵化和仅仅停留于原地。有人提到影片中的抵抗如同"义和团的抵抗"，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方面的处理，影片没有一点重新表述的余地，毫不让步。

　　它的"开放"在于——给强权者（侵华士兵）和腐败者以人性的空间，提升他们的人格，让他们获得救赎。这叫做"让一部分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

　　对待他们的处理，影片的确比此前有所改变。但是这不过是给罪恶华丽转身罢了，给为人不齿者披上人性外衣。因此，这部影片的"思想解放"的空间是为这些人度身订做的，是为特定人群服务的。

　　这就是这部影片"一边抵抗，一边救赎"的真相。

　　对平民是一种要求，对强权者是另一种要求，这种双重标准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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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遏制国有浪费、设立浪费公款罪

　　——在陕西卫视《开坛》的发言

　　一位德国学者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贫穷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浪费国家"。此言不假。

　　譬如春节，到处可见讲排场、讲面子、比阔、浪费的局面，餐桌上整盘整盘的菜倒掉。难怪中国餐饮已经连续15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

　　当然，这只是"小浪费"。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畸形化是"大浪费"。据报道：2004年，中国大陆公车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还有公费出国30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1/3以上。另据最新数据，2006年，中国大陆公款吃喝高达6000亿元。

　　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读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两万亿元，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50%.

　　广东陆丰市某豪华公宴一桌吃掉15万元，还赠送礼品，开餐费发票，包括10万元一块的劳力士手表。广东清新县教育局以人头马招待扶贫志愿者。新快报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就拥有172辆公车，市科技局日常支出达1.58亿元，工商局的台式电脑预算每台竟达2.5万元。

　　现在基层的公车基本都是索纳塔、捷达、飞度，甚至丰田霸道，车费可以随意报销。老百姓即使再有钱，都说：我的车哪比得上公车？公车是用公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公车私用基本全面失控。

　　除了"三公"消费，其实还有公款建房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谓"四公"消费正如火如荼。沈阳客运集团前总经理夏任凡动用公款2000万建私人庄园；国家级贫困县准格尔旗政府为旗领导建9幢别墅；河南信阳"农开扶贫办"为领导建豪华别墅……

　　甚至四公"大浪费"也不算什么，中国还有更大的"特大浪费"——大量的政绩工程、停建缓建工程、烂尾工程、错误决策工程、浪费工程。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七五~九五"期间政府投资的失误率为30%.另外，大量的国债用在了没有回报的形象工程上。

　　重庆黄金镇的"天安门"投资500万元，而该镇的财政收入仅为400多万元；山西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检察院办公楼造价2000万；河南郑州惠济区耗资6亿元建成"世界第一区政府"，而该区一年的财政收入仅2亿元；浙江安吉县透支十年财力，建成30万平米的政府大楼，县城中心的广场投资1.2亿元，面积相当于天安们广场的3/5.

　　据《法制晚报》2006年10月18日报道：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仅为30年，建了拆，拆了又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建筑平均寿命为130年。

　　据《南风窗》2004年8月16日报道：2003年经过对526个使用国债资金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审计发现，在已经建成的320个项目中，有32个没有运营，18个试运营，开开停停，69个没有达到设计生产能力，34个存在严重问题，各项问题率达到50%.

　　中国大多数的国有工程项目开工前都没有象样的"可行性报告"，作为行政下级的设计院、研究院也不可能得出"不可行"的报告，一些地方甚至对不同意见的专家进行排斥打击。于是，一个个的国有投资黑洞数不胜数：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无法形成规模；中州铝厂投资19.8亿，负债35.2亿；中原制药厂投资13.26亿，负债30.6亿；珠海机场投资95.6亿，可没有多少乘客；湖北荆襄化工投资40亿，无人收场；二滩电站过木机道工程耗资12.6亿元，被废弃；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亿元；黑龙江政府投资5.6亿元的牡丹江煤气工程因盲目建设、管理混乱而停产；黑龙江子午胎项目投资十几亿，建成后每年亏损3亿元；沈阳投资几十亿的浑南市场报废；投资5亿元建成的辽宁轮胎厂载重子午胎项目一运行就陷入了困境；吉林化工花几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项目，产品没有销路，4万职工下岗；投资30亿的吉林1号工程"大液晶"项目刚建完即陷入困境……。

　　国有浪费与贪污几乎成了无底洞。据《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部分外逃国有企业贪官资料如下：萧洪彬，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涉案7.6亿美元；广东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涉案13亿港币；高山，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涉案8.39亿元；徐晓轩，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理，涉案4.6亿元；于志安，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涉案1亿元；丁岚，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主任，涉案1.95亿元；蒋基芳，河南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涉案2亿元；余振东，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涉案4.83亿美元；钱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涉案5亿元；黄清洲，陈满雄，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涉案4.2亿元；钟武剑，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总裁，涉案5亿元；刘佐卿，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涉案1亿元……

　　国有造成的浪费与贪污，触目惊心！

　　极左们说：以上浪费及贪污不是国有制度造成的，根源是管理不善、监督不力。但稍微懂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政企不分、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足、治理结构不科学、企业家精神缺乏、短期行为严重、企业中的官僚体制、人性的弱点等等都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贺卫方教授说：这样的企业要走向发达，实在是天理不容。纵观世界，那些百年老店无一例外都是私人企业，当然不是偶然的。

　　为了遏制国有浪费，我们建议修改刑法渎职罪，使之适用于国有企业负责人，并且设立浪费公款罪，出台渎职罪和浪费公款罪的实施细则。

　　遏制浪费，还要完善制度，一靠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媒体的监督，二靠问责制度。国家应当立法保护举报人、鼓励老百姓举报浪费公款的行为；应当建立公民财政诉讼制度或者叫纳税人公益诉讼制度，鼓励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起诉浪费公款及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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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及经济政策

　　——兼在燕山大讲堂的演讲

　　弱势群体指在社会地位、财富分配、政治权力行使、法律权利享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发展潜力相对匮乏的人群。按照国际学术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讲，弱势群体应包括老年人、儿童、妇女、残疾人、失业者、生活贫困者、农民工等等，他们主要表现为社会权力的匮乏，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比重很小。阿玛梯亚森认为权利的缺乏导致了饥荒，由于信息不能自由传播、人民不能自由迁徙、食物不能通过国际和国内的市场互通有无，因此会产生大规模的饥荒，比如前苏联两次饥荒、中国六十年代的饥荒。

　　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其评判标准和包含对象都是相对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包含不同的群体。

　　弱势群体可以分为自然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

　　自然性弱势群体是指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或者天灾等所产生的贫困人群；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是指由于生理性障碍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人群，主要是残疾人；而社会性弱势群体是指由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所产生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工人、农民，特别是下岗工人、农民工。

　　根据研究方式的不同，学术界也有人按照市场竞争主体划分出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等弱势群体。

　　我们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来界定弱势群体。广义的弱势群体就是自然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他的涵盖面大、包含对象广。本文所说的弱势群体是指由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性弱势群体，它也可以被认为是狭义的弱势群体。这类弱势群体多是由于权利机会的缺失所产生的，他们真正需要的往往是公平的机会以及合理的权利供给。

　　弱势群体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所研究的弱势群体即狭义的弱势群体之所以产生，完全根源于社会因素和制度因素。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包括财富分配和权利供给等方面的社会制度不合理。社会制度最基础的就是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而正是他们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社会权利的划分。弱势群体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应归咎于财富分配和权利供给制度的缺陷。比如中国71~78%的财富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人民掌握的财富很少；我们的外汇储备也是国家的，民间几乎没有，而日本的国家外汇储备虽然没有中国的多，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实际上日本的总外汇储备比中国的多。再比如中国的一次分配，工资占GDP的11~12%，很低，发达国家占60~70%，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很穷。二次分配，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中国只有20%左右，前几年只有百分之十几，而发达国家为60%.还有，中国的税制、慈善制度都不太有利于穷人。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根源在于公民权利的缺乏，比如为什么工人的工资低，有人说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找工作的太多，但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团结权、罢工权、博弈权的匮乏。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产业低端化、区域不平衡，而产业低端化主要是金融权的国家垄断造成的，美国有上万家银行，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国有银行，垄断的国有银行由于贷款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不可能给中小企业、农民贷款，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的中小企业只能低端化、永远不能长大，农村无法创业等困境；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官本位的财政制度造成的，大官都住在京城、省城，所以京城、省城发展得好，其他地方难以获得资金。我们没有建立科学的规范的透明的民主的财政制度，实际上还是公民权利缺乏的表现。

　　其次表现为缺乏完整有效的实施机制，也就是缺乏公开的竞争机制、有效的执行程序，导致政策上应给予的权利无法传递到被给予者手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软政权"问题，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虽然政府庞大、官员众多，但行政效率却很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效能层层递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而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最后是社会保障机制、社会救济机制的缺失。在欧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时间较长，在发展的早期社会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贫困人口大量涌现，失业问题、养老问题相当严重，并且引发了社会动荡。为此，西方国家不断探索对策，从济贫政策到社会保险机制，从俾斯麦到英国工党、从美国罗斯福新政到瑞典的福利社会，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中国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社会保障机制、社会救济机制很不完善，使得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弱势群体大量产生。

　　比如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

　　（1）历史因素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一般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加速工业化、重工业化的战略需要，但实际上户籍制度最初是为了镇反运动的需要。1951年为了镇压反革命，开始在城市建立户籍制度，目的是让反革命分子不能成为漏网之鱼，1953年又开始在农村建立户籍制度，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则将户籍制度严密化了，农村劳动力几乎不可能向城里转移了，这也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的原因。有文献估计，在改革前的1950年－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7000亿元收入。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剥夺农村的局面继续，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都不利于农民，每个农民工每年向城市提供的剩余价值为1.6万元，两亿农民工每年为城市贡献了三四万亿，占财政收入的一大半。2007年当时说，中国的城乡差距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2008年又比2007年扩大了。也就是说，由于户籍栅栏、户籍堤坝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那种认为要等到二元差距缩小再废除户籍的主张是多么的可笑。

　　（2）错误的经济政策。改革以来，仍然以农补工。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业税收、征地从农民那里占有了二三十万亿元收入。

　　从1998年开始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及此前的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以"私商不得进入"的名义，将农民赶出了粮棉交易和加工领域。朱容基的改革是反市场化的，主张国家垄断市场，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当时农民办的粮食加工企业大量地倒闭，农民的损失惨重。

　　（3）不均衡的教育。城乡基础教育水平差距不断扩大，一个农户培养一个大学生，往往意味着全家更多的人陷入社会的更低层。教育的不公，无疑从起点上使农村子弟处于"不能翻身"的境地。农村中学软硬件差，学生英语差，大多数考不取大学，所以最近重庆有万人弃考的事件。目前中国留守少年儿童近6000万，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他们长期不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心灵受到伤害，同时他们又是极懂事的孩子，希望尽早挣钱为父母分忧。他们放弃了高考，也放弃了改变自己身份（户籍）的几乎唯一的机会。

　　（4）落后的"社保"。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等方面根本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在城市里下岗的市民和贫困的居民，政府有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在农村，现在也有了低保，但是覆盖面只有3%左右，保障水平也很低。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也很突出。据一些调查资料显示：在贫困地区，农民患病未就医的就达72%，应住院而未住院的89.2%是因为没钱支付医药费。农村中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民占贫困户的30-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0%.有不少先富起来的农民往往因一场大病而又重新陷入贫困。尽管刚刚出台的医疗卫生改革将大大地改善农民的状况，刚刚推出的中国人权行动计划如果能够落实，也将大大地改善弱势群体的地位。

　　（4）农民及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迁徙自由（2003年前），没有话语权、谈判权，农民的投票权不完整，以及我国的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人大制度的不完善，对于农民都是不利的。

　　研究弱势群体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有违社会公正。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不能把稳定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如果以稳定为借口，牺牲社会正义，损害政府的信用和威信，那么将导致社会长期的不稳定。所以，必须以社会正义作为首要价值，为此，我主张在中国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中国文化本身就是缺乏社会正义意识的，中国人有正气感没有正义感，有为皇帝、为国家牺牲的"浩然正气"，没有为真理、为大义牺牲的凛然正义。中国人信奉"难得糊涂"、"心中泯灭是非心"，庄子主张"齐是非"——"是"就是"非"，"非"就是"是"，孔子主张父亲应当包庇偷羊的儿子，因为在孔子眼里家庭伦理高于社会正义。所以我说，中国文化是没有什么正义、真理观念的，现在我们必须改造文化，在中国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市场经济总是倾向于优胜劣汰、两极分化的，会产生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而国家应当维护公平公正，扶持弱势群体。

　　第二，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个研究颠覆了发展经济学的滴流效应理论，水涨船高的理论，也就是随着富人收入的提高，穷人的状况也会得到改善，现在看来不是这样。我国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得到强化，使得群体性事件频发，2005年公安部统计全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

　　第三，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不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目的，违背了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以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的牺牲作为代价或成本。

　　上面我讲了研究弱势群体的意义，下面我讲弱势群体经济学的内涵与特征。

　　我提出弱势群体经济学的新学科。弱势群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弱势群体的权利现状以及如何将有限的权利、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科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针对社会权力缺乏所引起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现状，以保证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达到可以满足正常生活的最低值和尽量提高他们的社会满意度及生活幸福度为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假设、原理，构建新的模型，得出有益的结论，寻求科学的解决方法，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指导社会权利供给和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从而对有限的权利、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从根本上改善弱势群体的地位。

　　弱势群体经济学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它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为出发点，以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为最终落脚点。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充分考虑来自经济、政治等方面实施的可行性。因为如果社会选择了超出其经济实力的目标，那么此目标必然行不通。正是考虑到人口众多以及经济实力的限制，因此，我们才选择把对社会中由于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所造成的最困难的这部分社会群体的权利现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多倾斜于弱势群体利益的制度设计，让尚有自立能力的人实现自立，以便政府使用最低的成本，改善这部分人的生存现状，达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目的。

　　弱势群体经济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行为及有限、稀缺的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在内的经济关系；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治选择、政党、利益集团、选民、官僚、议会的模型与行为特点；而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微观经济学是将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为研究对象；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研究穷人物质条件的匮乏，医疗教育的改善之道；而我的弱势群体经济学更加重视对权利匮乏的研究，不仅医疗教育的权利，而且更多地研究话语权、迁徙权、投票权、组织权等。可见，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弱势群体的权利现状以及有限的社会权利、资源。

　　弱势群体经济学有明确的研究目的。

　　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是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为直接目的的，它与其他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不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解释市场经济，探索市场经济制度，而政治经济学探索政治中的经济含义（公共选择理论）或经济中的政治含义（马克思），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研究任务是揭示经济政治共通的规律，就这点来说，弱势群体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

　　弱势群体经济学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

　　各种经济学都有着各自的研究方法，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主要表现于：第一，注重建立理论模型，即通过观察进行概括和抽象，构建理论模型，该方法能抓住影响效用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将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以便于研究；第二，使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即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确定一个最优的函数值。在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还使用了其他一系列科学的方法，如概率分析、计量经济学方法等；第三，进行权利分析、权利的边际效用分析。

　　关于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大纲：

　　弱势群体经济学，是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加之人本精神，建立弱势群体经济模型，对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福利进行分析。所谓人本精神，就是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成果要合理满足人的多种需求或效用，满足人性、人道、人格尊严、社会正义的要求。

　　个体分析方面，我们侧重于弱势群体中个体得到的效用，从收入到消费，再到效用的流程，分析弱势群体中个体的生活状态。首先，在弱势群体经济模型中，分析个体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突出在低收入下，弱势群体消费倾向的特点。然后，进一步分析弱势群体通过消费得到的总体效用。我们认为，效用水平是表达个体在生活中幸福水平的有效指标。通过对个体总效用的分析，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弱势群体中个体的生活状态更加明确。

　　社会分析方面，我们从制度、分工、资源三个方面，对模型做出解释，分析弱势群体权利缺失的社会原因。制度是规范人与人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各种规则及其实施机制的总和。制度通过维护人的权利、明确人的责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来引导人的行为。资源是能够被人利用、提高人的行为能力和改善人的行为条件的物质。我们这里提到的资源，是广义上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资源通过提高人的行为能力、改善人的行为条件和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分工是对组织的活动进行有效分割，对组织内的人进行差别定位，将特定活动分派给特定的个人，进行协作的活动。分工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和提高就业岗位的竞争力来决定人在社会中的安置情况，从而决定人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况。三者相辅相成。其中，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决定着资源的配置和升级，还决定着分工的水平。所以，我们以制度为起点，来分析弱势群体权利的缺失水平，进而分析制度与分工的关系，再通过分析分工与群体所得资源水平的关系，最终分析在所得资源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状态。

　　弱势群体经济学的制度研究范围包括：权利，教育，医疗，养老，低保，新闻，话语权，博弈，税收，金融，户籍，暂住证，劳教，信访，农民工，生态，环境，小产权房，小企业，公共选择，投票权，迁徙权，公益，慈善，组织，公益诉讼，集体诉讼，社会正义，平等权利，人大改革等等。

　　下面我简单讲讲弱势群体经济学的原理：

　　一是个体分析：

　　从微观经济学中，我们知道，个体消费产品所得的效用u=f（c），其中c表示个体用于消费的商品数量，这一数量也可以根据商品的价格水平被个体支出的货币来表示。为了分析方便，这里，我们所用的c直接指用于消费的货币支出。在凯恩斯经济学中，个体的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即c=g(y)，其中y代表个体收入。

　　我们知道，弱势群体在消费方面，是达不到社会平均水平的，消费得不到满足，所以弱势群体的个体在消费时商品的边际效用虽然是递减的，但是是正的，即商品消费的总效用是递增的。用数学表达就是

　　u'>0，u''<0

　　我们给定弱势群体个体效用的值域

　　其中，最小值表示所达到的商品效用仅能维持生存，最大值表示u''=0时u的取值。

　　根据凯恩斯对人的消费的分析，弱势群体个体的消费边际倾向是正的，即消费会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当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充足时，弱势群体本身不需要再投入自己的收入来维持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所以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当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时，弱势群体由于其权利的缺失，得不到充分的公共产品，只能通过自己花钱来不断补足公共产品的缺失，所以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1，也就是说所有的收入都不得不用于消费。

　　我们可以将消费函数代入到效用函数中，由此得到一个复合函数u=f(g(y))，它表示了收入与效用之间的函数关系，则u'=f'×g'。因为u'>0，所以收入增加时，个体所能得到的效用是会增加的，生活会有改善。在收入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社会提供的充足公共产品的个体，因为得到的消费品更多，所以要比得不到的个体的u'要大，也就是说，社会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会让弱势群体的个体在收入提高时得到更多的效用，生活改善程度更高。

　　二是社会分析：

　　在上文，我们对弱势群体的个体分析是从效用到收入的潜入式分析。下面，我们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分析是从制度到效用的上浮式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制度。制度，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规则和实施机制两部分。其中，规则包括法律和习俗；实施机制包括组织、管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人性的研究，提出了"政治人"假设，强调人的"合群性"和自觉性，强调社会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我们根据"政治人"假设，同时加入人本精神，对制度给出两个评价要素：人本水平和法治水平。其中，人本水平是针对规则的，评价规则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程度，是否体现人本精神；法治水平，是针对组织管理的，评价管理组织的规范化程度。在一个社会当中，根据人本水平与法治水平之间存在的关系，我们把弱势群体得到的社会资源的水平用一个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来表述。

　　其中，T代表一个国家的弱势群体享有的资源的比例（我们称之为享有权参数）；K代表该国制度规则的人本水平；L代表该国制度组织管理的法治水平；A代表该国所处国际环境；α、β代表政府对弱势群体在人本精神和法治水平上的倾向，α+β=1.该函数旨在说明，人本水平和法治水平的提高都可以促进弱势群体享有的社会资源的比例，但是，人本精神与法的统治本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所以政府在对这两个要素的侧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然后，我们将弱势群体的享有权参数代入弱势群体的消费函数当中。在此，我们将弱势群体的收入用其享有的新增社会资源来代替。表述为：

　　其中，c代表弱势群体消费的资源量；θ表示新增资源的总量。

　　进而，将弱势群体消费的资源量代回效用函数当中，得到弱势群体在社会当中得到的效用，即u=f(c)，完成了对弱势群体社会分析的建模。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模型。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影响新增资源给弱势群体带来的效用提高的因素有边际效用水平、边际消费倾向和制度。而边际效用、边际消费倾向都是心里倾向，受客观影响所起到的作用不稳定，稳定的只有制度的影响。所以，我们想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只能从制度入手。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享有权系数T.

　　，K和L与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有着必然关系，所以在短时间内对这两个要素的改变是不现实的。国际环境是外部因素，改变也是不现实的。所以想在短期内提高弱势群体的福利，只有改变政府对两个要素的侧重程度，即α和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T的变化最直接的办法是α和β的改变。

　　通过对个人分析与社会分析，我们可以了解改变弱势群体的被动地位的直接手段是政府改变对人本精神和法治建设的态度，也就是一方面要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完善法治制度；一方面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一方面进行社会改革，另一方面进行政治改革。目前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踟躇不前，这不利于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

　　最后，我提出一些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及民生建议。

　　对于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指残障群体，他们由于身体或精神方面的缺陷而不能正常参与社会生产分工，甚至不能依靠自己劳动维持生计，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型社会机制边缘化，成为社会的弱者。

　　这部分弱势群体已丧失部分甚至全部的劳动能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社会不能单纯从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出发，考量负担他们生存的社会成本和他们所创造出的社会价值，把他们看成社会负担，而是应该把对这部分弱势群体的保障工作看成一种社会责任，维护这部分人的正当利益。

　　具体而言，应该实行社会、家庭相结合共同救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如果把社会和家庭所提供的对弱势群体的帮扶看做一种产品，社会和家庭所能提供的同一种服务产品所付出的成本是有差异的，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需要促成社会和家庭之间的"贸易"，也就是说，社会和家庭分别为弱势群体提供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服务产品，用最小的总成本创造出满足这部分弱势群体的服务。

　　从社会层面看，政府作为社会的主导，应该发挥主要作用。对于有工作能力者应优先安排合适工作，对于无工作能力者应进行适当救济，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认同感，避免进一步"因弱致贫"。同时完善收容福利制度，对于无依靠的弱势群体，政府应全面保障其基本生活和人权。从家庭层面看，家庭应该在社会的帮助下，承担起照顾弱势群体日常生活的主要责任。

　　科斯曾经在著名的科斯定理中提出了产权划分的重要性，同样，弱势群体也有自己的归属权，归属权不同，对社会和家庭之间贸易的理解也不同。若弱势群体的归属权在社会，那么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补贴和一系列救济可以看作社会对家庭服务的购买；若归属权在家庭，那么家庭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和哺育可以看作家庭对社会帮扶的支付。不管归属权在哪一方，最终结果是一致的，就是社会和家庭对自然属性弱势群体的共同保障。

　　关于社会性弱势群体。

　　社会属性的弱势群体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与非弱势群体没有差异，他们是随着社会的分工、发展和变革逐渐沦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属性的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对于这部分人，可以从相对弱势群体和绝对弱势群体两方面分析。

　　相对弱势群体是针对近年来网络、社会上"弱势群体"一词被过度使用的现象而提出的。一些在普通人看来非弱势群体的群体也自称为弱势群体，如警察、法官、下级官员、企业老板。原广州地铁老总卢光霖曾说，农民工讨薪，"动不动就上桥"，以死相逼，"一上桥老板就害怕"，现在老板难当，不仅面临市场风险，也要面临这样的复杂考验，"老板也是弱势群体"。这种言论的出现是有其社会意义的，在公权力未被规制的今天，任何人任何群体都是弱势群体。相对弱势群体是暂时的，常常是针对某个具体事件而产生，在大多数时间内，这个阶层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仍处于一个相对优越的地位。

　　这部分弱势群体是伴随着公权力的混乱而生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随着公权力的逐渐规制，这个弱势群体也将逐步消失。

　　绝对弱势群体是指那些被普遍认同的、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等。这部分弱势群体是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造成的。经济的贫穷和权利的缺失是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

　　在帮扶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工作中，应该把权利保障问题作为重点，这些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利、对公共产品的使用权利、自由迁徙的权利、投票的权利等等。考虑到权利的边际效用，应该注意权利在分配过程中向弱势群体的倾斜。所谓权利的边际效用，是指在对权利理论化后，每单位的权利所能给权利拥有着带来的效用，这是权利概念在传统经济学边际效用理论中的延伸。同一产品，分配给富有者微不足道，分配给贫困者却能满足其基本生活，产品的不同配置方式给整个社会的总效用带来的变化是不同的。同样，权利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同样的权利配置给非弱势群体和绝对社会属性弱势群体所带来的社会效用是不同的，绝对社会属性弱势群体得到这些权利产生的效用远大于非弱势群体得到同等权利所产生的效用。已经拥有的权利越多，权利的边际效用就越小；已经拥有的权利越少，权利的边际效用就越大，因此将权利、资源更多地配置给弱势群体将大大地增加社会的总效用。

　　在为弱势群体制定政策时，应该以帕累托改进作为依据，但又不能局限于帕累托改进，应该制定出一套准帕累托优化的弱势群体政策。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削弱每一个社会成员效用的前提下通过资源的配置增加社会总效用。弱势群体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是对具体资源配置的规范，更是对社会无形资源的配置，需要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发展，而不单是不损害各方利益，因此，弱势群体政策的准帕累托改进可以表述为：在保证各个阶层发展的同时，通过对各种资源的配置，加快弱势群体阶层的发展，从而增加社会的总效用。

　　下面我提出一些具体的民生建议：

　　我提出立法保障弱势群体合法罢工的权利。

　　罢工可以分为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政治罢工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罢工行为，经济罢工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和福利待遇而进行的罢工行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禁止政治罢工，允许经济罢工。中国未来也应当立法允许经济性罢工。

　　没有罢工权立法，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的稳定、人权的保障都将造成负面的影响。

　　从1982年取缔宪法中的罢工权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国有企业几乎一统天下，但到2007年非公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8%；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仅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24.3%（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9日发布的报告）。当初不存在的劳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据新华网北京2005年12月28日电：自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以来10年间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32万件，涉及劳动者443万人。

　　古人云："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如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同时劳资冲突愈演愈烈，面对强势的资方，劳动者必须拥有团结权、罢工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没有罢工权立法，怎样才能遏止企业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侵犯劳动者的权利？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资本家有钱有势、劳动者一无所有，倘若劳方没有团结权、罢工权，那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或者只能依靠所谓的举报、申诉，等待别人的恩赐。因此，现在工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完全是由于权利的贫困造成的，而罢工权的缺失，使得劳工的权利更加贫困。罢工是工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最激烈的手段，也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如果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劳资关系就失去了制衡的力量，资本的危害将大大地加剧。

　　没有罢工权立法，将经济性罢工当作"政治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当作"闹事"来对待，加以弹压，把劳资矛盾动辄上升为官民冲突、政府与工人的对立，政府替资本家背黑锅、承担责任，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不但加重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没有罢工权立法，就不能保护正当罢工，制止无序罢工和各种怠工、停工现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人担心罢工立法会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这种担心是由于对罢工立法不了解造成的。罢工立法并非鼓励随意地罢工，而是对罢工的行为加以法制规范。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对罢工权的承认和保护而导致罢工浪潮的，相反，由于对合法罢工的保护，平衡了劳资关系、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改善了福利待遇，社会变得更加稳定了。退一步说，罢工权立法即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风险，那也是局部的、微小的风险，它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实际上，罢工权立法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也有条件实行免费基本医疗的制度，也就是全体公民有权利享受较低层次的免费的医疗保健预防服务。从而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的"三免费"制度。

　　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低得多，但是印度基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教育，印度的老人包括农村老人也都享有政府的津贴。

　　据专家估算，较低层次的全民免费基本医疗一年大约需要资金1500亿元。目前，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6万亿元，每年的"三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出国）支出近1万亿元，只要节省一点，免费基本医疗的经费就有了。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改革的方向是基本正确的。以后要坚持国有医院的公益性，强化政府的责任，医院决不能惟利是图，抛弃病人；政府部门要做好对医院的监管、确保对国有医院的全额投入；实行医、药分离，将医院药房改革成为零售药店。以后还应当允许社会资金在医院周围开药店，杜绝以药养医、开大处方、进高价新药、重复检查、医疗特权等问题。

　　这次改革强调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卫生主管部门与医院不再是父子关系，这样有利于公正地处理医疗纠纷。

　　方案还强调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变医院管理高成本的问题。目前医院后勤人员占了30%，医院财务不透明，人事管理不公平。

　　加快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医院，要扶持私立医院的发展，在急救业务、医保定点等方面对之一视同仁。过去医疗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产业化，而是因为没有民营化的产业化，没有鼓励民营医院的平等发展。一方面，政府想甩掉医疗的财政包袱，另一方面又不给民营医院平等的发展空间，因此就放任垄断的国有医院靠高价卖药或过度检查来取得收入。以后，国有医院只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普通老百姓都看得起病，有钱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可以付高价到私立医院去看病。即便是私立医院，普通人也能看得起病，因为通过激烈的竞争，它的药价也会降下来。而且在私立医院，医生、护士的服务会更加到位。

　　方案中提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不再统购统销、定点生产，而是各个地方公开招标采购，这样有利于平衡地方的利益。

　　除了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居民及农民工大病统筹、医疗保险等制度之外，我还主张——取缔公立的公费的高干病房、疗养医院，只允许私立医院搞，但必须自费医疗；——在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公平分配医疗资源。

　　应鼓励慈善医院的大力发展。改革慈善体制，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允许公民设立慈善基金会和慈善医院。美国有公益组织120万个，慈善机构73万家，慈善基金会56600多家。中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官办慈善机构，2005年有了全国第一家私人慈善基金会和第一家慈善医院，以后应当继续大力发展至数十万家、数百万家，才能满足中国弱势群体的现实需要。

　　我的另外一个政策建议是建立农民养老金退休金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之前，农民通过义务交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为国家贡献了7000亿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后，农民通过低价卖粮、乡镇企业税费、征地等方式对国家的贡献也在二三十万亿。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考虑农民的养老保障。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也把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排除在外。

　　中国现在完全有财政能力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2008年，中国新增加的财政收入也将近1万亿元，现在中国的财政总收入早已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全国农村的养老金一年需要2000多亿元，只及一年新增加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完全可以安排。另外，只要节约每年上万亿公款消费的五分之一，也能够解决全国农民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了。

　　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其意义非凡。它体现了中央政府以民为本、重视民生、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它能够调整农民的消费预期，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扩大农村内需，启动农村市场；它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降低城镇化的成本与风险；它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实现计划生育的目标，调整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的现象。只要农民有了养老保障，一般来说农民也不愿意多生，生男生女一个样，计划生育的难题迎刃而解。

　　我的民生建议还包括小产权房也就是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商品房应当逐渐地合法化。小产权房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打破垄断性歧视性房地产制度的结果，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开发自救，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中国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萧条为代价的。人们常说，现在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的时候了，而我说，不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只要还农民平等权利就行了。为什么只有城市人可以进行房地产商业开发，农村人不行？为什么只能政府征地、然后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而农民不能直接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农民也不能对土地开发建设？符合了土地利用规划也不行？

　　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才符合现代文明潮流，即打破城乡分治、二元隔离制度，走城乡一体化、城乡互动、城乡均衡的发展道路。如今在发达国家很多城市居民住在了乡村。城市化并不能够仅仅理解为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和择业，还应当包括很多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甚至创业、投资，这是城乡人口互动交流的双向的过程。这样才能带动起农村的发展。

　　有人担心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危及耕地安全。这是坚持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的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我主张小产权房主要在宅基地、荒地、山地、林地上开发，不会影响耕地安全、粮食安全。山地、林地上开发也要经过审批，要符合规划。少数的小产权房在经过批准的由农用地转变而来的建设用地上开发。

　　总体上来说，土地市场化、资本化只要管理得好、规划得好，反而会增加耕地，"创造"和"新生"出大量的耕地，农民会保护爱惜耕地，开发利用荒地。而土地的产权不清、模糊所有、总体所有，才导致了土地的荒芜、浪费与肆意侵占。

　　有人说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这是地方政府最担心的，也就是土地出让金会减少。解决的办法有三：一是尽快出台不动产税，也就是所谓的物业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不动产税。二是出台法规，从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收取一定的集体土地建设费，类似于国有土地出让金，但数额要比出让金小得多。三是改革分税体制、财税体制，调整收入分配机制，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前中央税收占总税收的58%，地方占42%，地方是四级政府，加起来才42%，太少，所以他们要征地获利，以后必须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

　　总之，我的弱势群体经济学一是研究弱势群体的生存规律、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民生政策，二是帮助弱势群体伸张他们的诉求，提出合理的主张，引起决策者注意，维护弱势群体权利，进而带动整个国家发展、进步。弱势群体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在社会中的配置，解决效率问题，那么弱势群体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社会中的再配置，解决公平问题。

　　2009-4-18

　　（注：参与弱势群体经济学研究和本文撰写的还有我的研究生霍霆、张赫、张悦。）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www.huxingdou.org www.huxingdo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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