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5日星期二

张庭宾:中国经济或面临四个资金链断裂

  中国改革攻坚的最后倒逼机制已形成

  一个定向宽松政策未能避免A股上证指数创下2313点的新低。

  20日财政部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四地发行地方债,额度大概在250亿左右。然而地方债重启未被股市看成利好,上证指数连续两天下跌2.07%,首次收盘跌破前期2319点的低点。

  这一消息确实难称利好。地方政府自行发债额度仍然包含于今年2000亿中央代发地方债,即额度并未增加。发债资金的用途方向也是明确的,主要用于保障房、中央和地方重点公益民生项目。而增建保障房就会对商品房价釜底抽薪。

  这表明,中国扭转货币紧缩的最后机会已失去,温州资金链断裂,地方大员赴京争取均无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19日即表态,银行可以承受房贷抵押品价格的40%下跌,同时各地商业银行提高首套房贷利率。

  诚然,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是否放松货币和信贷也是两难。如果放松了,又一轮房价上涨,又一轮地方债务规模扩张,难免会导致通胀再度上涨,前期宏观调控,尤其是房价调控功亏一篑。但是如果不放松,则难免在半年内出现四个中国经济的资金链断裂――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断裂(这个已经发生了);国民资金链断裂(表现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无力还房贷);房地产商资金链断裂(房产商破产倒闭潮正在爆发);地方政府资金链断裂(地方土地财政锐减,诸多在建项目将停工)。

  需要提醒的是,这四个资金链断裂一旦进入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势必发生硬着陆,商业银行系统也将蒙受重大损失。还要指出的是,倘若人民币停止升值,热钱流入减速甚至逆流,目前"维稳"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更紧缩。

  目前中国已无既能免硬着陆,又能有效控制通胀的"两全其美"的方法了。其根源在于――多年来权贵和外资既得利益不断扩张,已经逼迫到中国民营经济,中国国民大众承受力的最后底线,产业中小企业承受不住,就是破产倒闭跑路;老百姓承受不住,就是房贷最后断供,银行系统危机。

  权贵既得利益的不断扩张的主要表现为:一,政府财政收税的不断膨胀,公务员队伍的不断膨胀,政府部门不断自我授权,增加以权牟利机会,增加企业和公民负担,扰乱民间企业的自由市场竞争。其最直接的表现是,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GDP增速,甚至达到GDP的两倍,更大大超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二是国有企业垄断能源资源,其自身利益不断膨胀,导致资源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变相增加下游民营企业运营成本。同时其经营利润上缴财政的比例很低,能够直接纳入社会保障,补贴给中小企业和国民的更是微乎其微。三,国有垄断金融资源,其效率低下,存款负利率严重,导致了中国有着全球最高的储蓄率――50%的同时,却有着全球最高的民间借贷利率,常年在年30-50%,最近最高已达180%.

  外资既得利益不断扩张的主要表现为:一,中国企业的外贸盈余积累,即外汇储备,被法律禁止借给中国社保基金一分钱,却可以借给美国政府1.16万亿美元,借给欧洲各国政府6000亿欧元用于社保;不能借给中国政府一分钱用于建立保障房,却可以借给美国房利美和房地美3760亿美元,去买他们的垃圾债券,如今两房已经破产,债券严重贬值,回收绝望,却无人担责;二,外资企业在中国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占据最好的土地和政策资源,虽近两年来略有扭转,但外资企业在诸多领域已经形成了市场垄断,而中国的反垄断法形同虚设,民间企业不得不依附于跨国公司讨生活;三,人民币不断升值加息,导致中国外贸企业不得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成本上涨,大量热钱涌入中国进行无风险套利,央行却以热钱流动性过剩为借口,不断提高存款准
备金率,发行央票,导致中国企业和国民的资金被抽到央行的水库中,由于热钱具备脱离银行系统赚钱的能力,紧缩货币收不了热钱,反而在民间翻云覆雨,借贷利率飙升,使热钱获得暴利信贷机会。

  权贵和外资利益在近年既得利益扩张,尤其在股市和楼市上形成共谋。在A股上,权贵主导的不断加速的IPO和大小非减持,使A股不断资金失血;外资热钱主导的股指期货,使得热钱从二级市场上财富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在楼市上,权贵主导的土地拍卖,是推动楼市价格上涨的一级市场推力;外资势力主导的人民币升值加息,导致巨量国际热钱涌入投机,在二级市场上推动楼价暴涨。两者具有共同动力在股市楼市高峰,影响和控制舆论,把中国国民大众积蓄套牢在泡沫顶峰上。

  权贵和外资既得利益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膨胀,使得中国社会公众财富由增量减少,到存量受损,再到未来预期收入被剥夺,这在房产上尤有代表性。原来老百姓分的房子少,小,但还能分到一点;到后来分房取消,必须买房,要用已装到口袋里的钱去买房;再后来房价越来越贵,所有积蓄只够首付,要贷10-30年的款,用未来很多年的预期收益还现在欠下的债,而一旦房价大跌40%,几十年辛劳积累就会变成负资产。

  本质而言,土地资源的财富再分配严重不公,是中国一切社会不公正的源头――中国的土地和矿产这些天赋资源,本来是全民所有,人人均有份,按照这个道理,每个家庭在自己应得的那一块地上建首套房,应该最多只交拆迁成本的地价。现实却是,通过土地招拍挂制度,那一块本属于自己的土地,被拍到天价,民众不得不竭尽所能去购买。而拍卖土地得到的钱,很少投入社会保障房。矿产资源也是类似情况。

  这种地方政府和房产商(矿产商)的权钱共谋,是中国出现大量暴发户的源头,而这些暴发户的肆无忌惮,藐视公众,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这一权贵和外资既得利益不断扩张的过程,最终必然表现为中国民营中小企业、中国国民收入被涸泽而渔,必然导致"两难"结果:放货币,老百姓承担不起高房价和高物价;不放货币,经济硬着陆,大量企业倒闭,老百姓失业还不起房贷,造成金融危机。

  时至今日,所有表面的维持局面、缓和矛盾的措施均已失效。这就构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如果我们继续回避矛盾,不解决根本问题,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乃至社会稳定和政治危机难免会接踵而至。

  未来三年之内是中国必须立志改革攻坚的最后机遇期了。改革攻坚有两条主线:一是扩大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由村级向上扩大直接民主选举,以对权贵利益扩张釜底抽薪;二是强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意志,消除"中美国"思路的误导,扭转以送礼为外交主要手段的风气,靠自尊、自立、自强赢得世界敬重。而这两条主线有一个核心,即中国社会公众幸福最大化的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决定官员乌纱的人民民主要通过改革攻坚变成现实。

  如果改革攻坚不能成功,则中国要么彻底沦为美国的政治经济附庸国,要么将走上对外战争以转嫁国内危机的道路。

  历史的逻辑往往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未来,本人谨慎乐观。

  来源:http://zhangtingbin.blog.sohu.com/188586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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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立果:温州模式死于政府掠夺之手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温州的企业倒闭潮越闹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了抛弃厂房设备跑路,也有企业家选择了跳楼自尽。这让我们联想起政治教科书里说的"经济危机"。事实上,本来这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许多学者、机构在今年四五月份的调研都表明,这是一场比2008年还要严重的中小企业危机,需要政府采取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但由于政府讳疾忌医或者闭目塞听,总之像鸵鸟一样把眼睛和耳朵埋在沙漠里,任凭事态发展,才酿成今日之祸。温州企业家的跑路和跳楼,标志着中国这一自生自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模式,正在衰落。温州模式留给中国的除了少数几个知名的大企业如德力西、正泰、人民电器等,大多数温州企业可能永远只能以中小企业的身份继续生存或死亡。

  温州模式兴起于地方政府的不干预

  温州这个海防前线的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居然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实在出乎中央计划者的意料,因为中央既没有给温州配置诸多政策资源,也没有建设许多国有企业。但恰恰因为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制,温州这种以工带农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才可能得以发展。阅读温州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温州民营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与地方政府的"无为"和变通有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除了1984年前后遭受的短暂挫折(八大王的冤假错案)外,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地方政府则完全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因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民有、民营、民享、民富"。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政企关系"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梦寐以求�€
�不得的。"无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发挥了温州人血液中的商业文化基因和企业家精神,不但使温州经济成为一种模式,更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畅销全球各地,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群体。

  温州模式被逼无奈之下转向虚拟经济

  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创业精神。不夸张地说,除了军火贩毒,天下没有温州人不敢干的生意。活跃的创业精神是市场经济永葆活力的必备条件。第二是做实业。温州人从做五金电器、制鞋、汽配等小商品制造起家,逐渐将生意扩展到诸多制造业门类,但总而言之是辛苦并踏实地做实业。第三是勇敢闯荡全球市场。温州人绝不局限于浙江市场、中国市场,相反而是勇敢闯荡世界各地,销售中国商品。这三点成就了温州模式,成就了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盛名。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温州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即企业家不再专注于实业,有的甚至不再做实业,而是转向了虚拟经济部门,包括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温州企业的倒闭破产、企业家的跳楼是活该"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踏踏实实的干实业。这话对于温州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太差了,利润太薄了,做实业太难了。举一个例子,2007-2010年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近300家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都占到500强总和的40%以上,而利润总额却只有500强总和的30%左右。相反同一时期,我国最大5家国有商业银行(工农建中交)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但它们的利润总和却已经占到500强总额的27%左右。实业部门与银行部门存在悬殊的利润差距,长此以往,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
流出实业部门是一种必然。

  温州模式死于政府的掠夺之手

  从概念意义上来说,温州模式从做实业转向做短期炒作、做金融,就意味着温州模式的死亡。第一,这说明温州创业精神的衰落。创业是艰难的,温州富二代没有几个愿意做累死累活又不挣钱的实业,而都愿意做来钱快的炒楼团,创业精神被侵蚀。第二,说明做实业是挣慢钱,但是企业家精神的完整体现;炒楼炒股是挣快钱,是短期投机行为,无关企业家精神。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温州制造业,温州制造业的国际化也基本止步于"进出口贸易"。

  然而,温州模式的死亡不仅在于概念层面,更是实质性的。2011年以来,我国采取了名义上稳健、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直接冻结了数万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也使温州企业赖以生存的民间信贷系统面临崩盘。据报道,目前温州至少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或倒闭,9月份发生26起,3名老板跳楼自杀。尽管官方尽量淡化这种危机的存在,同时试图亡羊补牢,但是无论如此,温州模式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

  第一,温州模式的先天优势已不再。温州模式是在满足计划经济造成的商品短缺而崛起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基础优势。这是温州商品能够畅销全球的基本原因。但是近年来温州模式赖以成功的先天优势已经逐渐失去,中国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尤其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没有了低成本,温州制造何以生存和发展?

  第二,温州资本没有投资出路。现在一方面是温州中小企业很"差钱",融资难,另一方面却是温州商业银行存款达到7000多亿元,周转于各地房地产市场、农产品市场、收藏品市场、PE市场的流动资金更数不胜数,充分说明温州庞大的资本没有投资出路,只能"流窜"于各种投资品市场。必须指出,温州资本不是不想转型升级,不是不想投资,但体制障碍总是无法逾越。所谓玻璃门、弹簧门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垄断门。国务院的新老36条是个好东西,但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国务院一年发布上千份文件,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又都是"条条"和"块块"的利益主体,谁又关心这两个文件的落实情况呢?何况它们又不是法律!

  第三,政府的"掠夺之手"雪上加霜。市场经济讲究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但我国政府处处强调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到底是一只什么手呢?它支持的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官办经济",而不是"民办经济",因此温州模式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模式,难以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它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中小企业尤其制造业企业负担沉重;它制造了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夺进政府的腰包;它制造了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部门,它们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信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
所遭受的"吃拿卡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只掠夺之手,它是温州模式走向衰落的直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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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3日星期日

时寒冰:揭开油价涨多跌少之迷

  在国际油价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发改委宣布下调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对于成品油价16个月来的首次下调,公众似乎并不领情。其理由是:国内油价一直是涨多跌少。

  民众的这种感受是有依据的:2008年6月20日,国际原油价格接近140美元,国内93号汽油的价格是每升6.2元;2009年7月28日,国际原油价格为70美元,几乎腰斩一半,而国内93号汽油的价格是每升6.19元;今年10月9日的国际油价是80美元,而国内93号汽油的价格都已经站在7元之上,北京达到了每升7.61元。

  对于上述说法,发改委并不同意。他们的理由是:在成品油调价操作中,每逢国内油价需上调时,考虑到对下游行业影响以及通胀压力,国家不仅适当控制调价幅度,还经常推迟调价时间;每逢国际市场油价大幅下跌时,国家即按当时国际市场油价与上一次调价时水平所对应的降幅及时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照发改委的说法,他们对油价的上调其实还少调了,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我们现在用的93号汽油,早已经在每升8元以上了,而不是现在的7元多。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发改委调整油价,依据的是他们制定的一个游戏规则。2009年5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从此开始,发改委对油价的调整有了一个基本的操作规程。但是,这个"22日工作日"规则有利于油价上调,而不利于油价下调。

  油价的运行有一个规律,上涨的时候,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一旦涨幅超过4%,油价上调就变得顺理成章。而下跌的时候往往是急跌,跌幅迅速超过4%,民众都觉得要调油价了,对不起,还没有到22个工作日呢。等22个工作日快结束时,油价往往已经开始反弹,4%的跌幅又被吞噬掉一部分。于是,油价达不到下调的标准了。随后,油价可能又大跌了,但这次跌和上次的跌幅不累积在一起计算,而是以"连续22个工作日"重新计算。简言之,以前跌的白跌了!由此,导致国内油价下调几率很小。

  那么,即使油价下跌满足了22个工作日,又会怎样呢?其中同样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油价下跌的时候往往速度快,幅度深,由于国内油价向下调整的幅度并不是与国际油价的跌幅保持协调的:当油价深幅下跌时,国内的油价并没有同比例的调低,而是象征性地下调。而油价上涨的时候,往往比较缓慢,每22个工作日就可以调一次,上调油价的幅度也未作明确规定,往往可以多上调一点。这样,就会导致国内油价出现上调多而下调少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原油价格在接近140美元时,与国际油价在70美元时,国内油价几乎不变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22个工作日"的游戏规则其实是个非常"天才"的设计,它利用一个看似合理、公平的游戏规则,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游戏规则应该修改一下:比如,把国际油价以10美元划分为一个区间,与国内相应的油价明确对应,每当油价涨跌到一个新的区间,就采用新的价格。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平。

  (说明,此文发表于上海证券报2011年10月13日头版,发表时有删节,且题目改为《油价的"天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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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豫生:无知愚蠢与正义泡沫

  ――小悦悦事件的一个社会分析

  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是让人心痛的,佛山市的悦悦在被汽车碾压过程中,有18个旁观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小女孩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这件事后的社会反应也同样是不幸的。

  在媒体与网络上,到处都充满斥责之声,比如新浪微博上,有人大骂中国的教育是愚民教育;有人骂这个国家不是人住的,要移民美国;有说这是体制造成的;有人说这是国耻;有人说是官方冷漠;有人说是道德缺失;还有人说法律缺失,应该立法惩办旁观者等等,说这些话的很多都是教授、资深媒体人、网络意见领袖等,都是颇具社会影响的人。但对我而言,这些人的话语丝毫不出意外,这是他们在网络上的"标准化"反应,当然,他们的追随者们也是如此,甚至可能更激烈些。下面我不谈论小悦悦事件的具体经过,我想就网民们对此事件的反应做一个社会方面的分析,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分析,是个试图冲撞社会思想安逸的分析,挨骂几乎是必然的。

  一、无知与愚蠢

  意见领袖们对于此事说要移民美国、体制问题、教育问题、官府问题等等,就隐含着一个前提,这件事是中国问题,如果是西方如美国等公民的教育,民主的体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否则移民过去不就白移了。可是这真的是中国特色的事情吗?美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事实恰恰相反。

  下面一个事例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纽约的皇后区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名女子在深夜下班回家时在住所的街道被杀害。此女子并不是很快死去,她的杀害过程是个长时间的、喧闹的、充满了折磨的公开事件,此一过程持续35分钟。不可思议的是,她的38个邻居从自己窗户的安全之处观看了谋杀的全过程,没有一个人报警。一位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在《纽约时报》头版发表长文报道此事,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应。据报道,38名公民眼睁睁看着凶手三次追逐和刺杀,有两次,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卧房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使凶手吃惊的停了下来。但每一次凶手又回头追逐女子。女子死后,才有一名目击者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件事发生后,询问目击者时,甚至连目击者也莫明奇妙,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不报警。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和今天小悦悦被碾后的中国媒体和网民的反应类似,都非常的震惊。事后,美国媒体的解释是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国家;城市的忙碌生活使人们的心肠越来越硬;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冷酷社会"等等。这些言论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真是一点都不陌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在这么说。

  最初报道的记者甚至为此事专门写了一本书,他支持那种城市导致冷漠的理论,他在书中写道:可以假定,他们的冷漠无情的确是大城市的特征之一。这几乎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在心理上是否能生存下来的大问题。假如一个人被数以百万计的人包围并承受他们施加的压力,为避免他们的侵害,惟一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忽略他们。对邻居们和他们所遇到的麻烦无动于衷,这在纽约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生活中都是一种条件反射。

  此事除了记者罗森塔尔的书外,也几部纪录片的中心内容。这样的社会事件自然成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最终,两位心理学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旁观者。原因有二,一是当周围有其他人时,每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降低。二是基于社会认同原理,人们在做出反应之前,会很自然的先看一看周围其他人的反应,等着别人行动自己再动,大家会表现的信心十足,沉着稳健,可偷偷的扫视一眼,结果发现每一个人都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于是社会认同就起作用了:每个人都认为既然大家都无所谓,就说明不用行动,这样,一个可能的紧急事件就被认为是非紧急的,遭殃的是受害者。与此同时,事情变得越来越危险时,终于达到某个临界点,这时候,有人不在受其他人表面镇定的影响
,会采取行动。因此,很多情况下,只有一个旁观者的话,受害人获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心理学家的一个实验,一位大学生假装急病发作,当只有一个旁观者的话,他得到帮助的概率达到85%,当有五个旁观者的话,得到帮助的概率只有31%.在另一个类似的实验中,单个旁观者提供急救的概率达到90%,但是当一个旁观者身边有两个始终不动声色的旁观者时,提供急救的概率降到了16%.还有一些其他的实验支持了这种看法,甚至有的实验中施救者可能有危险的情况下,仍有90%的人立刻采取了行动。心理学家认为,很显然,因为单个旁观者几乎都会伸出援手,要是再说我们社会是人人自危的"冷酷社会",就太牵强了。当然,因为城市的三个特征:混乱、人口众多、认识率低,这些因素使得该类"冷漠"事件更多的发生在城市里。

  我们了解了那18人表现的原因,并不是说就赞同他们的表现,而是要理解,不要乱扣帽子,要超越,以后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知识就是力量。

  我上面引述的事件和研究,是美国学者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研究出来的,这个研究经常出现在讲述社会心理学的书中,恐怕对心理学多少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小悦悦事件中,如果说我们的普通民众只是乱骂还好理解的话,我们的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及媒体们的言论就充满了无知,什么中国国民劣根性、官府的原因、道德的原因、体制的原因、教育愚民的原因等等,就是无稽之谈,把一个人类普遍的现象又一次无缝转化为中国的特有问题,这种现象我早已见多不怪。移民去美国,你真的以为美国的公民们伟大的不会出这样的事?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会发现,诸如此类的原因是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媒体上的评论在先描述事件后,最后都落在这些玩意儿上,说实话,我现在不看时评就是这个原
因,侮辱我的智商。当别人告诉你所有社会问题的原因都是什么时,这一定蒙蔽你;当告诉你什么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时,这个钥匙肯定是假的。

  实话实话,我经常觉得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意见领袖是愚蠢的,他们既找不到发生问题的原因,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们嘴里,所有问题发生原因都是一样的,比如专制之类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也是一样的,比如政改之类的。他们总是用体制或劣根性之类的模糊不明的词汇来解释,或者用先进、落后、社会潮流之类的标签,来煽动民众的情绪,鲜见客观理性的分析问题。我认为,大部分网民是愚蠢的,他们轻易的被左右两股力量裹挟,用花样翻新的谩骂来发泄。网民愚蠢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共知和意见领袖的愚蠢与牛气,培养了更差劲的网民。

  这里再简要分析一下网络意见领袖们。

  首先,不能太理性,要非常的感性。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绝不会有众多的粉丝,意见领袖们的基础就是人气,网民们有几个愿意看你甲乙丙,abc一条条的论述,他们要的是刺激肾上腺,是激情四射,要的是你能替他们发泄。因此网络意见领袖至少表现出强烈的爱憎,要迎合大众的想法而不是相反,当然大众的思想往往是意见领袖们所塑造的,塑造好后,意见领袖们也不能随意的更改,否则会遭到粉丝强烈的反噬,从意见领袖的位置上跌下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意见领袖越来越偏激,说话口味越来越重,这其实也是追随者的需要。

  其次,意见领袖们的思维和思想水平要比一般网民高,但绝不会高太多。思想和思维水平太高,一般的网民就难以理解了,这样出来的观点就会曲高和寡,无人搭理,就失去了意见领袖的基础。像有些学者,他的水平可能比不少共知们高得多,但他就成不了意见领袖,只能当学者,意见领袖可以戴学者的帽子,但不能是真的学者。网络意见领袖的思维水平比一般网民高,网民才觉得长见识,才会追随,但高得太多,网民们就会因不理解而离开。因为如此,网上真正有脑子的人不会把意见领袖太当回事。

  第三,网民们的思维不能独立,因此需要意见领袖。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实在太快了。面对这些,网民们往往不知所措,不知应如何理解,这就为网络意见领袖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我经常看到一些意见领袖在文章中说,最近很多人联系我,问我对某件事的看法。问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独立思考,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却要跑去问意见领袖。这其实是大众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他们可能以为,意见领袖们的思考都是理性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意见领袖们经常说蠢话,办蠢事呢?那些,网民们也就可能说蠢话,办蠢事。在这次小悦悦事件中,意见领袖和网民的愚蠢是如出一辙的。在一个网络牛人的背后,往往追随着大量的傻人,这样的傻人越多,也就显得牛人越牛,让牛人显得牛,是傻人们的最大价值。这里引
用学者石勇的类似的一句话,他不仅说网络了:通往牛B的道路上,奔跑着一群装13的人,背后是一群跟着呐喊的SB.革命领袖、宗教领袖、娱乐明星、公共知识分子。刘邦、老毛、刘德华、韩寒、李承鹏,莫不如此。

  网民们最需要提高的是智慧,而不是骂功和帽子功。你把周立波骂跑了,并不代表你有智慧。而周立波对网民的评价,难听却实际。如果网民只是意见领袖的亦步亦趋的录音机,只是不断重复网络意见领袖的话,却还自以为掌握真理,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自己的脑子只能自己负责。

  二、正义泡沫

  网络上缺乏智慧,但是却从来不缺正义,每一个来到网络的人都会注意到网络上充沛的正义。在小悦悦这件事上,虽然网民显得无知,但是正义却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止这一件事,在很多的事件中,网民们都表现出了充分的正义。

  可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正义就相对少多了,如果现实中有网络上大家表现出的十分之一的正义,中国社会就会大不相同了。这种网络上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而是一种泡沫,并且是一种永不破灭的泡沫,不会破的泡沫还是泡沫,不破是因为吹得人太多……当然,不能否认人们有正义感的,这也是网络泡沫存在的实施基础。但是,网上表现的这种正义本质上是对别人的要求,却不是对自己的要求。这些"正义之士"不知道,只有真正要求自己,这种正义才是真实的,才不是泡沫。我对网络这种充沛的,虚幻的正义起了"正义泡沫"这个名字,也许学者对这个问题有研究,有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我因为没有看到,所以为了行文方便,自己就先起个名字。

  网络正义泡沫的重要特点是表演,或曰作秀,一个在网络上正义气场十足的人,在现实中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实中什么样的人到了网络上,几乎都表现出了正义,使得正义充满了整个网络。在小悦悦事件中,大家对那18人表现的义愤填膺,一方面是因为无知,不知道自己若在现场完全可能与那十八人一样,另一方面,这恰恰是一个网民秀正义的好时机,网民们总是抓住一切时机,拼命地表现自己的正义,说话一个赛一个的感性。

  这种现象必然与网络这个特殊的载体有关。记得以前看央视的非常6+1,很多平民演员都说自己从小有舞台梦,今天终于实现了。网络或许就是一个天然的舞台,大家来到这里,就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一个能够表达的梦,大家的表达实际上就是表演,我们希望有来自别人的掌声和叫好声。要在网络上赢得掌声和叫好声,表现正义无疑是一个捷径。网络领袖们莫不如此,我上文所说的网络意见领袖的感性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家认为正义的基础上,他们的追随者当然也会如此。

  正义泡沫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是心理学上说的从众,也可说是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原理告诉我们,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保准之一是看别人是如何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社会认同的一个原因是大家认为和众人保持一致会少犯错误,就是犯错了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犯,躲在群体里比较有安全感。一个初上网络的人,对于网络已经成型的正义泡沫基本上会选择从之,这样,正义泡沫就会继续增加,而且不会破灭,也不可能破灭。长期的正义泡沫就会成为一种网络文化,与网络如影随形,离开网络就大部消失了。

  网络正义泡沫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可能会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抑制了言论自由。当一种事物或论述被贴上正义的标签后,就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不能容忍质疑。因为网民们会认为质疑和不同的观点是对"正义"的挑战,这也是表现正义的好机会,大家会群起而攻之。比如说网络上的大众认为支持同性恋是一种正义行为,那么任何的不同的观点和质疑就会被唾沫星子淹没,你能对同性恋婚姻提出不同看法吗?你能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吗?在网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再多的理由也不行,因为在大家看来,维护同性恋就是维护正义。而有不同看法的就是法西斯。其实,客观的观察,同性恋的维护者的表现倒很有法西斯的特色。说真的,很多人在网上维护同性恋并不是对这一社会现象做了什么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只是因为觉得这
样能表现自己的正义而已,因为意见领袖们都说同性恋是人权,维护人权当然是正义的。可是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是人权,什么不是人权并不是自然天定的,而是要看鼓吹者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

  网络正义泡沫的另一个可能造成的问题是使网民们的头脑过于简单,脱离社会。因为它往往先入为主的打造一个负面角色,对它进行正义的攻击,或者打造一个正面的东西,然后去维护它。很多正义的东西从伦理上说不错,但是社会难以实施,或者实施的难度太大,这就让充满正义的网友难以满意,就会出现要"移民去美国"之类的反应。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相国管仲死之前,问谁能接班,鲍叔牙行不?管仲说不行,他的正义感太强烈了,不能很好的治理国家。明朝时张居正手握大权,领导了明朝的中兴,却不重用海瑞这样的正义感十足的人,用那些老练的,了解社会的官员。原因在于正义感十足的清流们往往头脑简单,治理国家往往更糟。网络上的正义泡沫的一个特点就是无知而敢言,还容不得别人不听,不听这个社会就
如何如何的悲愤之语常常响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正义泡沫让大家在电脑旁,就知天下事真相,就可解决天下问题,这是神仙,哪是人啊!

  正义泡沫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中国网民很多采用了谩骂的方式来表现正义。小悦悦事件的18名旁观者遭到了网民的痛骂。我注意到我上面提到的美国的类似案例,那些旁观者并没有这样的待遇,大家的不理解是好人为什么不报警?这说明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注重理性分析,没有急于要表现自己就破口大骂,在此事上美国人的表现值得中国网民们学习。另一方面,有些谩骂说明了一些网友根本不在乎什么正义,他只是披着正义的外衣,干的是自我发泄的事情。为什么某些网民的发泄要打着正义的旗号,因为这样,无论怎样发泄,都是合理的,可以避免很多的批评,甚至还有赞誉,何乐而不为。这当然也是网络正义泡沫的一部分。

  写了此文,我对第一点即公知和网民的无知和愚蠢的论述比较有把握,对于第二点正义泡沫则没有把握,正义泡沫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对其的解读是否正确就不敢保证了,我希望这里抛砖引玉,更多的人注意这个问题,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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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大国金融

  金融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十九世纪初英国崛起为"日不落"的帝国,也正是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好和华尔街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步。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靠着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实现经济起飞,正从世界最穷的国家的行列走入中等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但是,这一过程不过是"脱贫"。人要"脱贫",只要勤奋自律,凭着卖力气大致就可以。但"脱贫"后要"致富"则不那么简单,要从事更为高级复杂的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要想维持,就不能仅仅靠等着外国公司的订单、等着外国的投资。中国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

  靠什么在中国建造世界金融中心

  在这里,让我重述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购买力计算,2008年美国GDP以十四万亿多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中国则以将近八万亿排名第二;日本的GDP总量仅为四万三千亿,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即使以美元面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GDP也达到四万四千亿,仅次于美国(十四万亿多)和日本(四万九千亿),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三万六千多亿),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但是,以如此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中国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世界级金融中心,设在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巴黎、法兰克福、芝加哥、香港等地。其中香港虽然属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但其经济乃是大陆经济的边缘,按国际惯例,其GDP总量另外计算,不属于常规GDP排名中的中国经济体内。中国大陆城市在各种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中名次最高的是上海,但很难见到上海排入前二十名的。这种缺乏世界级金融中心的状况,已经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其不相符。比如,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的强劲发展中积累了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却几乎只能认购美国的国债、购买美元资产,并冒着这些积累随着美元贬值而大幅度缩水的危险。想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保值,却也要听命于人。这说明中国如果在自己的
土地上建立世界级金融中心,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这大概也是 2009年4月29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原因。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 到2020年,要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他进一步介绍说,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的有四个方面:一是基本形成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二是基本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三是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四是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

  可见,中国政府已经有了长期的战略考量,要把世界的金融中心建在中国。面对这一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金融对经济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二,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条件是什么。要令人信服地回答着两个问题,就必须具有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理解金融与大国兴衰之间的关系。

  金融决定大国兴衰

  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竟被英国的一支现代化舰队跨越半个地球轻松击败,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如果从经济总量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会如此脆弱?历史学家们从政治、军事、工业、科技、文化等等方面给了我们许多原因。但是往往漏掉了金融。

  鸦片贸易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大英帝国的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十八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今日颇有些相似之处:中国货物大量出口欧洲,欧洲产品在中国却没有市场。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使欧洲国家不得不用白银(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支付从中国的进口。中国成为吸取世界白银的无底洞,造成了欧洲的白银紧张。这和中国产品遍及全球、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的今天是何其相似!鸦片是英国用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发明的出口产品。鸦片大量流入中国,彻底转变了中英的贸易平衡,使中国从大量的贸易顺差走向贸易逆差,白银不断外流。当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时,伦敦已经在拿破仑战争后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着活跃的股票市场。而中国虽然
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无现代金融可言。不要说股票市场属于闻所未闻,甚至连通行的白银也没有钱币化。市场上大量流通的是外国银圆。也正是因为有现代的金融市场,英国政府可以长期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要知道,当时一只现代化战舰,价格相当于工业革命时一座最大的工厂。一只舰队,就等于全国最大的几个企业飘在海上。跨越半个地球的远征所提出的财政挑战可想而知。但英国政府对此能从容应付。而清政府虽然统治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无金融市场所依赖。其政府财政还是靠落后的税收体系,根本应付不了突发的大危机。

  那么,金融市场为什么如此神奇呢?我们不妨简单回述一下世界金融史。

  现代金融市场起源于西方。以粗旷的线条钩勒,那就是从以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融"、最后到达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金融"、和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金融"。中世纪以来的大国兴衰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基本都是被这种金融的潮涨潮落所决定。

  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以落后的封建农业经济为主宰。但是,以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北部意大利地区和以布鲁日等城市群为中心的西北欧"低地国家"(相当于今日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北部、和周围的德国部分地区)成为两个例外。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享受着相当充分的自治,城市由工商阶层而非封建王侯主宰,在经济上则以工商贸易为主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其中"低地国家"的主业是毛纺业。北意大利城市则在手工业以外主宰着海上远途贸易,即使是地处内陆的佛罗伦萨,在崛起为能和"低地国家"抗衡的毛纺业中心的同时,也通过金融的手段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原材料贸易。在1300年以前,这两个具有初期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由经过法国香槟地区的陆路所连接,也导致了香槟�œ
�区贸易的繁荣。

  虽然这两大地区经济都相当发达,但在金融方面,还是意大利城市国家先行一步。这里的原因,在于海上贸易的特殊性质。海上贸易利润丰厚,但风险大、旅途远。最重要的的是,海上贸易需要大量的、长时间的投资。在地方的简单商品交易中,一个纺线的农妇可以早晨拿几个钱到市场上买些棉花,第二天早晨拿着纺好的线到市场出售,随即用所得的钱再购买棉花、回家开始下一个生产周期。这是江南方志上记载的中国农村典型的工商贸易形态。在这种形态中,农妇的利润非常小,但她除了第一次买棉花的钱外,几乎不需要什么投资,而且最初这笔小投资也马上可以收回来。海上贸易则不然。一条船出海经常要一年半载,在远方大量收购奢侈品需要巨额的资本。因此,海上贸易的繁荣,就必须以长时段、巨额的投资为前提。也正是在这
种情况下,意大利商人创造了贸易伙伴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形式有两种:一种叫societas maris:海运商人出三分之一的资金,投资者出三分之二,事成后大家均分利润。另一种叫commenda,据说是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学来的,更接近日后的股票投资:海运商人本身不出资本,资金全由不亲身冒险的投资人支付。等商船满载而归后,投资人获得四分之三的利润,航海的商人则获得四分之一。这样,投资者和经营者彻底分离,颇有些现代上市公司的味道。早期的金融,也从这里起步。在这些城市中,工商信贷渐渐成了气候。我把这些城市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华尔街"。

  这一"中世纪的华尔街",使意大利这几个本不起眼的城市国家异常强盛。比如,威尼斯就靠着自己雄厚的财力,领导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君攻克了从来没有失守过的君士坦丁堡;后来甚至一度囚禁了欠债不还的拜占廷帝国的皇帝!象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国家,在顶峰时期其人口也不过十几万人,但却能支撑当时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并且殖民地遍布地中海,长期维持着海上霸权。所谓"炮舰外交",就是威尼斯所发明的。由于有了初期的金融市场,这些国家在危机时刻通过向市民发放国债来支付战争费用,并发展了国债的次级市场,使国债可以如同股票一样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另外,意大利的大商人不仅向本国的政府放贷,而且还成了欧洲各封建王侯的债主。比如佛罗伦萨的几个超级公司,就频频向英王室放贷。作为交换,英王室给予这
些公司出口英格兰羊毛的特权,使佛罗伦萨控制了毛纺业的原材料。

  1300年前后,连接北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海路打通,意大利金融势力绕过法国内陆,通过地中海-大西洋航线直达"低地国家",开始了在西北欧的渗透和扩张。但到了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非洲大陆到达亚洲的航路,打破了威尼斯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哥仑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的白银通过大西洋滚滚涌入欧洲。同时,奥斯曼帝国征服了拜占廷,并在地中海上获得了军事优势。意大利城市国家失去了对传统贸易航线的控制。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低地国家"的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相继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了十六世纪末,这一地区奋起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经过了八十年之久的独立战争,以北部荷兰为首的诸省终于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形式独立。阿姆斯特丹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取代�º
�南部的安特卫普,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尼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的果实,不仅标志着第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也把世界带进了现代。要知道,当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第一帝国,也是世界帝国,直接统治的人口就达两千万,而且几乎垄断了美洲的白银,即世界主要的硬通货。尼德兰仅仅是这个帝国北部的"低地国家"北端的弹丸之地,是几个省构成的松散联盟,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在军事、人力、资源、财力等方面,都不可能成为哈布斯堡的对手。尼德兰最终的胜利,就如同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战胜大英帝国一样,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这个奇迹最深层的原因,就是尼德兰所倚仗的金融市场。

  尼德兰属于"低地国家"中后起的北方地区,秉承了"低地国家"从意大利学来的金融传统。不过,作为学生的"荷兰金融",比起作为老师的"意大利金融"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首先,虽然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发明了国债,但国债的发放经常还是根据贫富强行摊派。荷兰则迅速摆脱的这一强制模式,把国债作在市场上推销,让投资者自由认购。第二,国债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不仅各国投资人都来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购买国债,而且各国政府也通过这里的银行发放自己的国债。也就是说,国债的买卖双方都可能来自境外。而意大利的国债发放,对外国人防范很严,比如不让外国人直接认购国债,在次级市场购买后又砍其利息等等,生怕自己的财政被外人控制。总之,荷兰的国债几乎彻底市场化了。再有,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
�姆斯特丹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也从此诞生。这种股份公司比意大利海上贸易的合作伙伴更进了一步。意大利式的贸易伙伴是一次性的。商船出一次海投一次资,满载而归后大家分成。这样,商人每出一次海就要募一次资,资本供应很不稳定,很难进行一两次航行以上的长远规划。上市公司则不同。投资人通过买股票投资,但无权临时撤资,要拿回钱来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的股票在市场上抛售。这样,公司有了稳定的资本投入,投资者需要钱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

  "荷兰金融"之所以能有这些创新,根本在于整个尼德兰的政治结构是以地方自治城市为主体,各城市的政府多为共和政体,行政权力由地方贤达所掌握,受到市民阶层的制约,不象王室那样肆意妄为。荷兰省议会决定的财政拨款,也必须经过各城市代表参加的投票表决。任何一级政府决定发放国债,都要考虑未来的偿还能力,同时也不敢赖账。因为债主多是市民,具有影响政府的力量。这样,因为有借有还,政府信誉就好,发放国债时不必强制,只要利率有吸引力,投资人自己就来购买。购买的人多了,国债就走俏,政府可以压低利息,借起钱来也就便宜。这是"荷兰金融"之精髓。相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没有这些制约,肆意搜刮,而且经常借债不还,金融信誉很差。一般的商人,除非在非常高的利率利诱之下,否则不会贷款给
这样的王室。要知道,尼德兰对哈布斯堡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十年,旷日持久不说,还有其他列强卷入,耗资甚巨。美洲的白银也不够哈布斯堡用的。哈布斯堡需要借债时,利率一般都是两位数,甚至有到20%以上的。尼德兰一方因为有阿姆斯特丹这样的金融市场,政府金融信誉又好,借债时利率也就五、六个百分点。这样低的费用,使尼德兰一方在危机时刻可以大量低息借贷,最后拖垮了背着高利贷的哈布斯堡王朝。

  等尼德兰获得独立后,阿姆斯特丹就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欧洲除了普鲁士外,各国政府都来这里通过发放国债借钱。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没有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哪个国家也打不起仗。后来尼德兰的统治者奥伦特亲王威廉三世密渡英吉利海峡,出人意料地登陆英格兰,掀起"光荣革命",抢夺到英格兰的王冠,建造了君主立宪制度。他这一庞大的冒险,靠的就是在阿姆斯特丹金融界的秘密借贷。他王座坐稳后,又说服英格兰议会采取荷兰的金融体制,发放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税收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消费税的征收,保证国债的偿还。他从荷兰带来的一批金融专家,也正好帮助在伦敦确立的这种制度。"荷兰金融"变身为"伦敦金融"。后来美国的独立战争,十三个殖民地组成的联邦政府也到阿姆斯特丹通过发放国
债借钱。不借用荷兰的金融体制,美国怕是也没有资源独立,至少不可能那么顺利地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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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两个月前写了"永别了,卡扎菲",一些网友过来怪我写早了,他们说卡扎菲有可能东山再起――其实,一点也不早:一百年前,地球上大概90%的国家是专制独裁者靠枪杆子统治;50年前,降到50%以下;现在,全世界的独裁专制国家不到10%。在这种历史大趋势下,你可以针对任何独裁者写一篇"永别了"的文章,然后坐等他们的灭亡。人民不会让你久等,历史不会让你失望。

  看到卡扎菲血肉模糊的脸,他不久前说的话仿佛还回荡在耳边。他用充满自信的口气对采访他的西方记者说:我会下台?谁来推翻我?利比亚人民热爱我啊……如今,正是他口中这些"热爱"他的人民把他打得像齐奥塞斯库一样千疮百孔,而人民意犹未尽,竟然像庆祝节日一样涌上街头,载歌载舞!

  文明社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便依法处死十恶不赦的连环杀手,也鲜有人表示高兴,更没有人去庆祝,毕竟人命关天,谁不是爹妈生的?可这个文明的规则不适用于利比亚,不适合于刚刚从野蛮的独裁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利比亚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能理解他们,独裁者的死亡,就是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节日!当这些独裁者一个一个都被赶下台、被消灭后,人类将不会再为任何个体的死亡而狂欢,地球也将更加文明。

  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中国人不太理解人民对独裁专制的仇视,也搞不清专制与民主的关系,鉴于此,我提三点看法供大家思考:

  第一,人民对独裁专制的仇视并不一定和民主有关,涌上街头的民众很多人并不知道民主有什么好处,他们只是对独裁专制忍无可忍了。过去一百年推翻专制独裁的历史显示: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梦幻般的民主制度在等着,人民才会起来推翻专制独裁。这一点对某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尤其重要,他们不是不知道专制的可恶,只是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民主的前途,于是就甘愿与专制共舞,而且心安理得,错把"奴性"当"理性"。

  第二,推翻专制不等于民主建立。很多半罐子学者常常用民主的混乱来否定推翻专制的"不值得"与"时机不成熟",既看不清历史的大趋势,也看不清人类良知的力量。民主也许还有很远,但不推翻专制,会越来越远。专制独裁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制度,只有推翻它,人民才能有其他其它的选择,国家才会有前途。

  然而,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历史背景、文化条件与宗教等原因,推翻专制不但不意味着民主,也许会被另外一种形式的专制取代。就拿中东来说,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这个地区并不太成功。这个地区公认最民主的国家是土耳其,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地区)就更适合民主制度,目前日本的民主制度已经超过一些西方国家,而韩国的民主制度也日渐完善,至少同朝鲜相比,已经是天上人间的差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地区,那里的民主制度才实行不到20年,可不但在亚洲,即便在全世界都能作为样板。有些地方的进步之快,足足可以让实行了230年民主制度的美国汗颜。

  第三,独裁专制几乎都是突然倒掉的,可民主制度却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由于独裁专制违反人性、背离人心,不管表面多么华丽,不管统治者如何粉饰太平,如何开动宣传机器营造人民"热爱"他们的盛世假象,覆灭的命运无法避免,且说来就来。于是我们观察到,所有的人都知道"专制独裁"一定会"永别了",但�有一个人能够准确预测他们什么时候寿终正寝,好在它一定会倒掉,在我们"意料之中"却又"出人意外"的时候。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独裁专制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摧残,独裁倒台后,专制思想往往还要延续一代甚至几代人,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会遭遇种种困难与阻扰。但即便这样,那些哀叹民主还不如专制的人也应该睁开眼睛看清楚:全世界上百个获得了自由选择权的国家的民众,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回到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时代,而还没有走上民主之路的民族,依然在抛头颅、洒鲜血,九死而未悔。

  过去一百年专制与民主的变迁史带给我们信心与思考:杀死独裁者容易,建立民主制度不那么简单。如果说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是人民渴望民主而推翻专制,那么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则是民众希望发展与完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有自我完善的功能,也有完善的空间,而专制独裁者如果不松开紧握绝对权力的双手,他们将会同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和卡扎菲一样,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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