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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无罪辩护的法庭上,多次对这样的公诉人进行警示教育,引起激烈对抗,这时往往是检法一起联合作战,对付律师。而结果,往往都会认为是辩护人狂妄,目无法庭。
在一次检察机关征求律师意见的座谈会上,我向省检察长提出建议,应当取消公诉中的法庭教育阶段,这是有罪推定余毒下的"公诉八股"。因为在合议庭评议、判决被告有罪前,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被告并没有被确定有罪,检察院无权以确定被告已经有罪的方式进行教育。这是未审先定,检察代行了法院的审判权。如果法庭判决被告无罪,那就是冤案错案,属于错诉,应当受教育的不是被告,而是公安、检察。这样的公诉人教育,就会非常荒唐可笑。检察长深以为然。他说这是最高检公诉训练程式中规定的,要求公诉词中要有一阶段对旁听公民进行法制教育。以前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道理。当场要求研究室主任回去好好研究。
今天,李庄案错诉已经确定。我们所有人都明白,斯伟江说出了一个真理。应当受惩戒的,确实是江北公安局、检察院。
李庄听了检察员的《公诉词》气得全身发抖。检察院和官方控制的报道,可以说罪犯在公诉人的义正词严的指控面前,终于败下阵来,吓得发抖。而其实是李庄对这种颠倒黑白信口雌�的指控实在听不下去,气得发抖,要求休庭。今天,我们已经明白是谁在信口雌�.如果李庄案一、二季的庭审录像能够播放,会是全国收视率最高的现实版法庭片连续集。谁害怕真相曝光,谁不敢公布真相,其实已经很清楚。
回顾法庭,我们不是同检察院过不去,而是今日中国的法庭,这样的无理蛮�的公诉太多了。不只限于重庆。类似于李庄案这样的公诉恶劣表演,天天在上演。每个参加刑诉法修改的人,都应该认真审阅这些录像后,才去参加起草讨论。好好弄明白,我们从苏联学到了什么样的刑事审判模式。很多法官、检察官其实已经中毒很深,强词夺理已经成了他们的职业习惯。法官也往往把自己定位成公诉人。一起对付律师和被告。因为他们要"公检法联合办案",体现同一专政机器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下,中国的法官、检察官其实早就已经异化了。
中国的大量涉法上访源头,其实是从这样的法庭开始的。因为这样的法庭,建立不起司法公正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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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海归,像傅斯年、朱�、胡适他们在欧美的经历,获得的最大财富恐怕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第一代海归不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立法领域除旧布新,也就是说,他们参与国家这台机器的设计,孙中山就是清末著名的海归,第一代海归共同创建了共和。有一些资料显示,北洋政府的高官大概70%都是海归。
我把五十年代初的海归称为第二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制造者。这一代海归以钱学森为代表,他们的使命感和命运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国的"科技强国梦"。1950初期,中国的一切都百废待兴。当年的2500多名海归,最终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科技兴盛紧密结合,注定他们要放弃舒适的欧美生活,用他们的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来完成他们的海归使命。但是,他们只是机器的制造者,第二代海归根本没有资格和能力参与机器的设计。
我把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的海归,称为第三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操作者。这一代海归,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与上两代海归无法相比,他们只是操作机器,服务国家,谈不上制造机器,更谈不上设计机器。
能够保持中性,熟练操作机器也不错。可怕的是,缺乏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沦为工具。这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不但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且被机器奴役。
第三代海归,尽管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但是缺乏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反而不如本土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国内不少自由主义者头脑清醒,进言社会和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是第三代海归的"不美",甚至耻辱。
为什么说"海归,海不归,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你是海归,还是海不归,根本的问题是,看你有没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如果你具备了,归与不归,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这些海不归没有耻辱感。
我们这些高考恢复后上大学的人,当年有一本帐,多少农民多少年的收入,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直至读完四年后毕业。如今,我们有没有觉得亏欠父老乡亲什么?现在留而不归,家乡的建设,我们尽过多少力?
留而不归,是否服务当地社会?讲融入,也得有耻辱感。耻辱把我们的权利和义务"逼上梁山"。有一个自由安定的环境,让我们经商赚钱,我们好好纳税了吗?除了尽义务外,我们有奉献吗?当地残障小孩的读书问题、养老院问题、本地的公益性团体和体育俱乐部,我们参与多少?奉献多少?参与和奉献,又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和心态?
第一代海归"知耻近乎勇",所以他们同样做到"力行近乎仁" 和"好学近乎知" .我们呢?不管海归还是海不归,都缺乏自身的羞耻感,很难"知耻"而"勇",往往堕落成"取利"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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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社会主义,医疗和教育最不应该产业化,而平民出身的朱镕基执政时,做了。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贵族出身,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总理),人称"铁血宰相"。 当时的德意志是贵族的天下,贵族完全可以将医疗和教育产业化,而贵族出身的俾斯麦没有做。
朱镕基,俾斯麦,一正一反,到底为什么?
俾斯麦于1815年4月1日在普鲁士的一个名为兴奥森的小镇(今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出生。其家族为传统容克,拥有很多土地及庄园。俾斯麦父亲,斐迪南?冯?俾斯麦(Ferdinand von Bismarck)是一位地主和退休军官,终日只与友人打猎,并以35岁之龄娶了17岁的妻子,即俾斯麦的母亲。俾斯麦的母亲与其父亲的出生背景大为不同,自小生活在资产阶级的家庭,并且长居市区,因而有着较为开放、先进的思想,而不像其父般保守、守旧。俾斯麦有一个比他年长5岁的哥哥及一个妹妹。俾斯麦父亲希望他能成为出色的军人,为国尽忠。但是其母则希望他成为政治家,在政界大显光芒,虽然其双亲的期望大为不同,但最后俾斯麦同时达成了。
俾斯麦是一个胶片冲印师,他把普鲁士放大,却从未想过要拆散德意志大厦;朱镕基同样是一个胶片冲印师,他把中国放大,却想重新重新组装中国大厦。
俾斯麦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深知帝国大厦的稳固在于底层的坚实,他心中充满着贵族的荣誉与责任,以对国家的忠诚与贵族的荣誉创建了国家的上层,使得容克和军队成为国家的支柱,他又以贵族的责任心深知,保卫自已领地上农民的小康与安全是自已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他将这责任放大,成为国家的福利,俾斯麦通过立法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法》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罩住了千千万万的贫困者,浇筑了一块雷打不动的坚实基础,把巨人炼成了钢筋铁骨。
俾斯麦用"铁和血"为德意志创造了这套制度,1871年以来的德国,依靠这套制度而发展和巩固,超越他国。
俾斯麦推行的"铁血政策",向右打击天主教中央党,向左打击社会民主党,却把双方保护劳工主张收归他名下。在他执政最后时期,签署了6000余条法令,从工伤保护到医疗保险,事无巨细,全由王朝强令推行。
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国王对俾斯麦说:"我很清楚结局,他们会在歌剧广场、我的窗前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朕的头。"而俾斯麦则回应道:"既然迟早要死,为何死得不体面一些?……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必须抗争到底!"从此,国王和他的首相间形成了十分特别的牢固关系。
俾斯麦的"帝国社会主义"因社会福利,而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却迫使德国工业向新兴科技索要生产力。50年内,德国科技拔得欧洲头筹,工业起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实体,有实力向工业革命的鼻祖英国挑战。
俾斯麦的社会福利从王朝而来,共同体大家长成为近代德意志的国家认同。依赖国家进行二次分配,共同义务压倒个人竞争与责任,几乎成全民共识。
俾斯麦1891年曾这样说:"既然军队士兵残废了,可以领抚恤金,为什么劳工不能?再过不久,这种见解将被大众承认。我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一定会行得通。凡是要实行这种政策的政治家,都将崭露头角。"
德意志历史和今天的现实,都被俾斯麦言中。
相反,朱镕基是一个建筑施工员,他未必知道,中华帝国大厦的稳固在于底层的坚实。所以,朱镕基施工时,拆东墙补西墙。
朱镕基重新组装中国大厦的"铁腕政策",第一是教育产业化,第二是医疗产业化。
朱镕基把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当作商品投入市场竞争,让病人当作榨取暴利的对象。
朱镕基执政的时候,2002年的GDP总额10.4万亿人民币,中国卫生总费用5084.2亿元,占GDP的5.3%,但是这笔开支的63%是由患者个人承担的,人均403元。那时,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排序中,中国排在第144位。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
朱镕基执政的时候,开始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当作是一个产业来运营,大学都盖上了漂亮的教学楼、宿舍楼,这些楼都是拿学生父母的血汗钱建立的。中国教育产业化的改革,迫使有些贫困地区的家庭更加贫困,"哥哥卖肾、妹妹卖血供养兄弟上学",这样的底层,如何稳固坚实地支撑中国大厦?
如今道德沦丧,学术腐败,朱镕基有多少历史责任?今后书写历史的人如何书写朱镕基? 中国是否要悔改朱镕基的"铁腕政策"(教育和医疗产业化)?
新闻纪录: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11年4月22日访问北京清华大学,针砭时政,多次提到要讲真话,还提出要给学生送"禁书",在中国引起热议。朱镕基在清华访问的情况被网友网络"直播"。据网友微博介绍,朱镕基向清华经管学院赠送了他的新书《朱镕基讲话实录》,并称"让你们和现实情况对比一下,看看我是不是说的实话,真话"。据香港《明报》报道,朱镕基还在访问中提到要给学生们送书,特别提出要送《中国农民调查》。这部由安徽作家陈桂棣、吴春桃所著的书对中国农村政策及农民困境提出尖锐批评,出版后引起轰动但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中国内地的"禁书"。作者还被安徽当地政府领导人告上法庭。据报朱镕基在清华表示"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分子追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的内容。访问清�
�期间,朱镕基多次谈到要讲真话,讲实话。并据网友微博透露,朱镕基揶揄中央台说"每天七点到七点半必看中央电视台,看他们胡说些什么"。
《明报》报道说,朱镕基还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大学扩招,假论文现象以及政府补贴汽车工业等问题提出尖锐批评。朱镕基1947年19岁时考上清华大学。就读于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1984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7年。
(新闻纪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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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左小祖咒不见了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一千零一十八
网传:左小祖咒(中国著名摇滚乐手,富有传奇色彩的摇滚师、当代艺术家,同时又是诗人、小说家和电影配乐人),于昨日,与妻子在上海机场不见了。有圈内人士称,下午1点多同左小祖咒通过电话,但之后失去了联系。
有西方媒体就以上发表报道:左小祖咒是否成为又一个被中共当局抓捕的批评人士,目前尚无法证实。据香港《太阳报》报道,左小祖咒与4月初在北京机场被逮捕的艺术家艾未未关系密切,他曾多次为艾的作品如《三花》、《老妈蹄花》等短片配乐。2001年,左小祖咒凭借《左小祖咒在地安门》唱片的高销量,赢得了地下音乐和流行音乐界的双重尊敬。
而我老顾知悉以上信息,则是兴高采烈、心花怒放、激动万分、难以言表……我仅发表祝辞:热烈祝贺左小祖咒不见了!
在艾未未"失踪"之后,左小祖咒又不见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头、是一个极妙的趋势,我忍不住、再次祝贺:热烈祝贺左小祖咒不见了!
党呀党呀党呀党,要保持住这样的良好势头,要不断的出现"失踪"和"不见了",以便起到威慑作用。
我老顾向党建议:下面的"失踪"和"不见了",要向名歌手、名歌唱家、影视明星发展,要向名导演发展……对了,建议让姜文享受一下"失踪"和"不见了",谁让他搞《让子弹飞》的呢?自作自受!
近日,我撰写了《装傻》,批评"批《海瑞罢官》时,邓拓装傻;批'三家村'时,刘少奇装傻;批刘少奇时,全国人民装傻……"我决定:我不装傻!和党站在一起,热烈祝贺左小祖咒不见了!并希望党多派些杨特务,在网络上钓鱼,把艾未未、左小祖咒们一网打尽!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4-28 于南京 --
但这次的访问,令我发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并不适用於这个亚洲内陆国家。我得出的结论是,像蒙古这样的小国,不仅可为本地区局势的稳定发挥一定作用,甚至还可以上演一�小国政治的喜剧。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蒙古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首先,从领土规模来看,蒙古的国土面积达到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十八位;但是蒙古国目前的人口总数只有不到三百万,甚至还不及中国某些较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每平方公里不到二人。去年,蒙古的GDP总量为五十八亿美元,位居世界一百三十六位。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计,零七年蒙古国军费开支仅仅只有七千一百万美元,与世界大国数以百亿计的军费预算相比甚至还不及零头,在政治上更长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蒙古恰好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世界大国中间。冷战时期,作为中苏之间的战略缓冲国,蒙古曾长期依附於苏联,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而在东欧剧变后,蒙古国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政治和经济转轨期的蒙古领导人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明智外交政策,即不再依附任何一个大国,而是充分利用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在中、美、俄等大国间实行等距离外交或是多支点外交,同时加强与这些大国的外交关系,这种方式加强了本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几个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均势保证了本地区的相对稳定,也为蒙古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蒙古是幸运的,尽管在政治上只是一个小国,但在自然资源储藏上绝对可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大国。目前,蒙古拥有像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和塔本陶勒盖煤矿这种大型富矿,也是多种重要矿产的主要生产国,矿产业在蒙古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都�三成左右,在世界范围资源短缺的今天,各种大型矿产的不断发现和开发,无疑将为蒙古经济注入更多活力。
更幸运的是,蒙古的民族成分单一,宗教信仰也主要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虽在革命政权时期以宣布哲布尊丹巴八世停止转世为标志开始,遭到超过半个世纪的毁灭性摧毁,但是近年来的复兴和重建及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令人瞩目。因此,蒙古不用担心出现类似非洲某些资源富裕国家因为部族、宗教信仰的多元化而引发长期政治骚乱的情况。非洲这些国家往往只有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及某些偏远地区部落的影响力,在政治形势都无法稳定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更无法谈论经济发展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的蒙古国内局势则一直相对稳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就指出,蒙古是东北亚地区除日韩两国外政治稳定度最高的国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蒙古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出现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一零年改名为蒙古人民党)和蒙古民主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格局,通过政党选举的方式定期更替领导人,选举结果也能够得到失败政党的认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国内局势的长期稳定为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很好条件。笔者在此间接触到的蒙古议会大呼拉尔的两党议员们均有现代文明社会里政治家的眼界和素质,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尤为难得的是,冷战后蒙古国的周边环境也一直比较稳定。周边大国都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尊重和接受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和规范,不使用武力手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尽管东北亚各国间也存在政治争端,但是各国更倾向通过外交妥协而非大规模的军事手段来解决之间存在的问题。
此外,在冷战后的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周边大国也需要来自蒙古的支持。蒙古和中俄都有漫长的国境线,在打击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上,中俄蒙三个国家都有一致利益,因此,各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美国也一直将蒙古当作是在东北亚地区实行民主的样板,因此,对於蒙古的各种政治改革运动持积极支持态度,也为蒙古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日本和韩国等近邻也在该国社会各领域非常活跃,意图发挥影响力。中国更是倚仗地理和历史的优势,在蒙古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将影响润物细无声地渗入到方方面面。因此,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蒙古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蒙古国从冷战时期各国争夺的前沿阵地转变为一个面积辽阔的和平区和缓冲区。
因此,地缘上的优势令蒙古国成为东北亚地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既提供良好的生存条件,也为蒙古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一个小国不一定只会成为大国弱肉强食的对象,反而可以扮演国际政治舞台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韩方明�毕业於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西藏大学客座教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主席。
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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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崇高的东西,都令我感到窒息,让我觉得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而是神的天堂��但天堂离我辈凡人实在太遥远,我只想安安心心地做一个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以,写文章的时候,也以一个平凡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一直以来,我写评论时都坚持一个原则,即"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依靠事实与逻辑来表达自己就某件事情的看法,绝不说任何超越事实与逻辑的过头话。
作为"时评人",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只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古人曾说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我从来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因为我厌恶一切崇高和神圣的玩意儿;也从来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我尤其讨厌那些打着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崇高招牌沽名钓誉的人。
前几天,因看不惯一位叫郑渝川的"时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崇高作派",写了一篇《过分放大学而优与富士康之争有违社会公平》的文章,批评了他对弱者非理性的同情��虽说看不惯,仍然还是就事论事,没有掺杂半点人身攻击��很快便在网上看到了他题为《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的回应。老实说,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题目,一方面暗示了我在"为富士康说话",一方面又给我戴上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帽子,这种躲躲闪闪的鬼蜮伎俩与某些媒体在报道学而优与富士康之争时使用的诸如"逼迁"与"被退园"之类的充满了暗示性的词汇如出一辙。
给我扣上"为富士康说话"和"颠倒黑白"两顶大帽子将我"污名化"以后,自然,我说的任何话在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命的郑渝川先生��甚至读者诸君��的眼里都站不住脚了,所以不值得一驳。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罢,这位可敬的郑渝川先生并没有立即对我文章中的论点进行正面回应,而是翻出了我以往写的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以证明我一直在"颠倒黑白",真可谓用心良苦呀!
郑渝川先生首先提到我2007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同样没有就我该文章中的论点进行任何正面回应,马上又给我加上了一顶"自己可以以通篇的联想、推理来表达评价,却不许别人依据新闻媒体已经将背景介绍得很清楚的事件拿来评论"的帽子��人往往最看不清楚的就是自己,所以古代的哲人才会在德尔菲神庙的墙壁上留下"人哟,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读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这么霸道,看来,还真应该感谢这位郑渝川先生,让我一下子认清了自己。
给我送完第三顶帽子以后,郑渝川先生指出,报道富士康与学而优事件的媒体有五家,在列举了五家媒体的名称和报道日期之后,郑渝川先生居然由此推断出了"从这五家媒体的报道来看,基本均衡、恰当的描述了富士康和学而优两方面对事件的定位、评价和诉求,根本谈不上'宕子'所言的'(媒体报道)一方面妖魔化了富士康,给它的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贴上了非正义的标签;另一方面又神化了陈定方(学而优创办人、总经理)的抗争,花了大量的版面强调书店的文化意义'"��这种逻辑推理的方式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它竟然能由任意的论据得出任何推理人想要的结论。我的文章似乎也没有那么难懂,只要有一点新闻学常识甚至生活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逼迁"与"被退园"之类的词汇与版面的大小意味着什
么��不过,既然我已经被郑渝川先生定位为"为富士康说话"和"颠倒黑白"了,自然我所说的肯定都是"黑"的,郑渝川先生所说的肯定都是"白"的。
郑渝川先生认为我"凭空赋予了富士康对租户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我也没想到自己什么时候竟有这么大的权力了。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富士康和学而优之争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富士康的单方面终止合同未必就是如郑渝川先生所说的"违背契约精神"和"不讲商业信用",因为几乎所有的合同上都有合同终止的条款,如果按这些条款来终止合同,恰恰正是对"契约精神"和"商业信用"的尊重��如果郑渝川先生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不妨去请教一下身边的律师朋友。我在文章中也根本没有说过"在学而优没有接受富士康的补偿、其他地方选择的情况下,富士康可以单方面清场",而是说,这种事情在民事纠纷中很常见,两方因利益而相争,哪里会有双方在所有的时候都能保持理性的,如果学而优因富士康的清场行为而受
到了损害,完全可以诉诸法律。至于说到富士康已经"三次发出告知通知",却并非我"认为"的,而是学而优的经理陈定方自己在《学而优书店与富士康争议始末》一文中提到的,我在文章中引用了相关的段落��白纸黑字地摆在那里,郑渝川先生却象睁眼瞎子般地视而不见,不知这算不算"颠倒黑白",但至少,应该也算得上是 "混淆视听"吧。
通过上面的推理,郑渝川先生现在得出了结论,即"这是多么令人齿冷的一种解释啊!"接下来,郑渝川先生又故技重施,玩起来了"声东击西"的把戏,又翻出了我的两篇旧文,指出我在《从富士康员工自杀谈"网络暴民"与"替罪羊"》中"通过其独特的推导逻辑认为,死者(自杀员工孙丹勇)生前并未被殴打",而在《比亚迪PK富士康:偷来的拳头打不死本人》中则"在法院尚未判决、事实尚未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就发表了大篇幅的倾向于富士康、批评比亚迪的感叹"��在此,我不想再反驳,读者诸君只要在网上找出我的原文来看一看,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说过不尊重事实的过头话也就一目了然了��虽然如此,我仍然不得不佩服郑渝川先生这种指鹿为马,混淆视听的强大的自由联想与逻辑推理的能力。
自2004年来,我写评论的时间已经有7年了,总共大约写过上千篇评论,我不讳言曾经写过几篇以富士康为题材的评论。我相信,全国写过富士康题材的 "时评人"恐怕远不止是我一个罢,难道这些人都是富士康的金元聘请的说客么?郑渝川先生这次也以学而优为题材写了两篇评论,难道就象他自己所说的��收了学而优的金元么?
对于这位可敬的郑渝川先生,我不敢存有任何奢望��只是要求他摆事实,讲道理,对于我每篇文章里的列举的事实与由此而推导出的论点进行正面的回应,指出我哪句话没有事实的支撑,哪句话逻辑混乱,哪些地方站不住脚,而不是象《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这篇文章一样,胡乱地给我贴标签,戴帽子。如果真是这样,平凡如我辈,敢不虚心洗耳恭听郑渝川先生的谆谆教诲!否则,我恐怕也只能不客气地送他三个字:"乱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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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报道,重庆市委宣传部近日通知强调,将选出的36首初评入围的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歌曲,作为红歌传唱曲目,要求全市的所有媒体高密度宣传推广、还要通过多种方式,组织老百姓学唱;通知还要求,重庆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发挥重庆群众红歌传唱活动优势和"唱读讲传"活动特色功能,把36首初选入围新歌作为全市社区红歌赛、 "天天红歌会"及重要节目演出等活动,以进一步掀起重庆市红歌传唱热潮。
据悉,36首初选歌曲的组织者为中宣部,通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共同举办了"唱响中国 ―― 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目的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客观地说,这36首歌并没有包括文革期间"毛泽东时代"的歌,那种个人崇拜甚至是暴力的歌曲。而是被称为时代主旋律的歌唱党、歌唱祖国的歌曲,但还是带有 "毛文化"时代的传统,没有给公众在音乐、文化方面的自由选择。36首歌还是有共产党倡导的意识形态,以此来控制公众或青少年,不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这种限制只有在极权社会才有。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无所不管,从报纸到杂志,从广播到电影,刊登什么播放什么,什么时间段等,都由宣传部决定。
纳粹政权指定"政治学习"的"红歌"作品:《不要相信狐狸,不要相信犹太人》和《毒蘑菇》。
宣传的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手里。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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