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诺奖的思想意义
整部中国的政治历史就是皇权专制的暴虐史，从古到今，历代的封建皇朝，直至今天的共产党红朝，统治机器大多既残暴又恐怖，并且辅以东方式的攻心奴役，使得被统治者成为心服的奴才。
专制统治当残暴到相当的程度必然会激起农民反抗和起义，中国历代的农民无数起义其结局，大多是出局，即使有成功者最终又都复归于专制的封建皇朝。中国的历史，按鲁迅的说法，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的交替进行。且看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汉朝的黄巾军，晋朝的孙恩、卢循起义，隋末的瓦岗军，唐末的王仙芝、黄巢，北宋的梁山泊好汉，元代的白莲教、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清末的长毛、义务拳匪等等，无不如此。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在大陆夺取政权，其实质也是一场农民起义成功之后的朝代更迭，亦即中国的农民从坐不稳奴隶位置到坐稳了奴隶位置的立场转变。
由此，"中国的历史是停顿的"，西方学者如此评说。
从思想史上讲，中国的思想是礼治秩序与逍遥无为的混合物，它无法为现代的宪政民主政治提供养料，在此类思想引导下，中国的国民只能是主-奴根性的集合体，是一盘散沙，是缺乏拯救的形而之下的苟活体，亦即没有足够阳光照耀着的阴性植物成长，先天精神营养不足，生存在信息相当封闭的自组织生命体系内，也就是人治的社会。
说起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理念，是自古希腊和希伯来以来西方文明的巨大贡献，而中国文化恰如先天缺钙，诚如韦伯论述的，无法支撑起现代文明的大厦来。中国的图腾太极阴阳鱼所表示的就是如此，轮回运转，四面八方全都是均衡对称的，没有对称性的破缺之处，也就是自组织没有向前推进的方向和力量，缺乏进步蕴含。
反映在民众抗击强权的斗争上，任何的革命和武装起义，都是需要精神原料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的历次农民起义，大多是采用平均地产的民粹主义，或利用道家文化，或是佛教文化，有的、更多的是靠巫术、方术、迷信。
但是巫术、方术、迷信之类是一种原始的思维（列维－布留尔语），是人类历史早期的处于生存条件低劣境遇的思想形态，原始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一片混沌，"理念是作为沉睡在自然的外在性里的自在存在的精神。"（黑格尔：《精神哲学》）。沉睡着的原初形态的精神怎么能指引人们走上高级的社会形态？遗憾的是在中国，民众抗暴斗争所引用的原始思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延续，如法轮功所张扬的"真、善、忍"即是。
原始思维必然缺乏民主和自由的任何含义，因为民主和自由是社会发展个性化的必然产物，而与中国文化价值核心的混沌一气的抱团合群的"天人合一"的方向相反。
我们从法轮功的"忍"――这个字就反映出问题性质来，它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词典解释，它就是耐，把感情按住不让表现：（形声。从心，刃声。本义忍耐、容忍）《说文》 忍，耐也。――《广雅》又如忍事（以忍耐态度面对各种事情）；忍容（容忍）；忍顺（忍耐顺受；忍耐顺从）；忍从（忍受顺从）；忍羞（忍受羞辱）；忍气（忍受别人的欺侮）；忍垢（忍受污垢）；忍丑（忍受耻辱）；忍耻（忍受耻辱）；忍痛（忍受痛苦） 抑制；克制，――纵观其实质是放弃个人的权益。又如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忍让：当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将你的右脸也转过去被人打。
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忍性，就是奴性的表现，我们凭常识就可以判断出，忍心十足的人士是不需要，也不会热爱民主和自由精神的，正如这次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候所表现出的那样，练习法轮大法功夫的人士大多表现出冷漠无情，于己无涉，极力回避的态度。
民主这个理念的价值就该对"忍"的否定，落实于个人权利之上，因为唯有一个个独立的具有权利意识的公民组成的社会，民众才会萌发民主的诉求。缺乏个人意识的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精神，中国国民的恰是如此，这也凸显了。国民的启蒙、引导和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所幸的是，在这个看似密封的铁屋子终于被外界的阳光所射入，从屋内发出了响亮的正义呐喊。今天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了刘晓波先生，以表彰他为中国的民主和平事业所作出的杰出成就，同时也是他对为人类进步事业，即精神性事业上的成就的表彰。
在诞生过无数思想巨人的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称呼刘晓波为"哲学家"，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刘晓波先生之所以拿出大无畏的精神来对抗强暴无赖的中共政权，确是以思想高深境界的练就来促成其行动的大无畏和精神的自由度。
余杰就已看出了，刘晓波在道义价值上之重要性：早在十年之前，刘晓波便开始思考"拿什么来对抗中共"这个命题。他认为，"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然而道义巨人是需要由思想来指点的。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使得人们总是倾向于道德方面的考量，而偏失于智慧的力量。但是正如奥地利的《标准报》指出的："中国如果想利用国民的智慧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富裕，中国就需要象刘晓波这样的自由思想者。"
刘晓波深深地领悟到："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
为此，刘晓波先生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抗起这块道义的大梁。他扛起马克思的不妥协的批判旗帜并继承其实践精神，把探寻真理与进入地狱紧密联系起来。练就了思想高度之后，为了真理、为了自由，为了信仰，为了自我实现，那怕到了地狱的门口，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进去，他真诚地践行了思想的诺言，前后有四次投入了中共为他设下的地狱。
巴斯卡说过："人不过是芦荟，但却是有思想的芦荟。"人以头脑强大且以思想取胜的动物，而非动物般的行动的特长，人的价值就在于主体性意义，其终极之处就在于有头脑会思想，能够反思自身，这当然是西方人惯用的价值观。
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人的进化历程并不呈现同一性，速度非均衡地分布在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之间，从而在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文明拉开了显著的差距，这样，人在与动物相比上，其优越性在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也是不相对等的。
人的行动需要把欲望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须要三思而行之，而思考就离不开观念。"文明之间的差异不是人与人之间欲望的差异造成的，而主要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观念差异造成的。"（刘军宁）可见观念的重要性，对于从事民运的人士来讲，如何对待思想观念现状的立足点和态度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
中国人性情之浅薄向来不以思想为重，做事凡以经世致用为至上，须立竿见影地体现出效用来。大凡从事革命工作的活动人士，更是偏重自身社会活动能力的强项出发，着眼于行动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孙中山在搞革命的时候曾说："知难行易"，强调凡事以行动为先导，这在当今海外民运界人士中也颇为常见，某些重量级的民运人物挂在口头上的常用套话，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实际的事情。"可是当事情的本义，它的性质，它的满足条件，它的来龙去脉还未搞得清楚的时候，怎么能够抢先去"做实际的事情"？怎么能够切实可行地开展实际的事情？正如动物的功能未能替代人的功能一样，这些恰是需要人们的头脑去思索的事情，为此思想的运用就具有了意义。一百年前，孙中山在革命成功之际及之后遇上了种种困境和难题，却未
能去作深究，结果革命的事业功亏一篑。可见，"行"的力量未必能替代"知"的力量。中国的"总设计师"有一句名言，改革的事情需要靠"摸着石子过河"的方式进行，那么如此怎能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呢？这么多年的"石子摸着"下来了，社会公正怎么越来越失偏了呢？
当今中国的无数维权大众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在高捧着毛像符�去"讨公道"的时候，民主党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实际的事情"，让他们走上民主之路？倘若屏蔽掉启蒙精神的光芒？
二十年前，国人的民主精神一时受挫，变得纷纷游世起来，坐不奴才位置者急着又要想寻找合适的奴才位置坐稳，于是热捧起诗人奴才汪国真来。今天的大陆上，小沈阳、郭德纲、凤姐等低俗动物大行其道，颇受庸众爱戴。一位声称不喜欢读书的网络博客写手韩寒受到亿万国民热捧的时候，知识、思想的价值大幅贬值，视若粪土、草芥，张鸣教授评介说，"中国教授加起来影响力赶不上韩寒"，这样的国民与其说是在诉求民主精神，还不如说，是在乞求救世主，寻求无聊。
有位资深民运人士说，我们这些搞民运的人谋事太多，成事太少。理论太多，行动太少。我以为，这是皮相之见。须知，自从1998年以来，中国民主党的党员们已经在国内从事过了多项社会活动，直至今天，活动纷纷受阻收抑，都转入了地下状态，起码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深入有效的推进。这已经充分表明了缺乏思想而行动的难题。
这与西方的情景进行对比，可知精神特质的差距有多大。
法国大革命的兴起是与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奠基密切相关的，领袖人物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而不是军事行动的强人拿破仑・波拿巴；当法国拿破仑的大军开进德意志土地去执行奴役的时候，是哲学家费希特站立出来，他号召德意志人民拿出民族精神奋起反抗。当然，法西斯纳粹开始执政德国的时候，他们也懂得供奉哲学家尼采为精神导师。发动1968年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的领袖是哲学家马尔库塞、萨特和西蒙娜。
马克思说过，当思想的闪电射入了德意志这块神圣的土地的时候，德意志人民就解放成为人。
现今中国所幸的是，来自自由世界的道义力量给予了中国的精神领袖以极大的关怀。刘晓波获得诺奖，这就为中国的民运事业得到了自由世界的充分肯定，这好比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里边注入进了强有力的负熵信息，激化了这系统沉睡着的自组织，使得系统远离了平衡态，引起巨涨落。就好比在一潭死水之中注入了新鲜活水，激起了阵阵涟漪。
因为民主事业是以多数人共同利益为主体的事业，这不是少数精英分子的我行我素，而是需要靠着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的觉醒，方可推行民主。国民素质的状况直接而深深地影响着、牵涉着中国的民主事业，当然近年来，中国的国民逐渐地懂得了维权和与权势抗争，声势浩大起来，这必定是大有进步的。但是，毕竟还是占少数，而更多的大多数人群，若用现代意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意识去行事的，还是有着相当的距离。当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国内维权人士，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或高举"共产党母亲"的横幅，去声张自己的权利，更有些维权人士，用跪在权贵们面前的方式在求饶，去渴求皇恩降临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是在搞民主的运动，还不如说是在破坏民主的事业。
人是个积极活动的主体，具有能动性。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主体自身的完善。人的行事，并非像中国老百姓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庸俗的"做人"方式――去"适应环境"――去消极等待的实质那样，就会让"环境"自动变得好起来，不可能去幻想，让专制统治者自动地会放弃统治的宝座。习惯于合群抱团的多数人组成的群体往往具有很大的惰性，为此，国民的觉醒尤其需要思想启蒙，给予思想拔尖人物刘晓波的奖励无疑会产生震荡效应，犹如阳光普照万物一般。
施卫江
2011年1月4日 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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