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4日星期四

何清涟:三亿多“中产阶级”为何消失了?

  最近,北京又让世界看到了这个国家非常混沌的一面:全国人大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 元之后,高达三、四亿之多的新兴中产阶级突然缩水为2400万人。按照中国物价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刚够维持低水平生存,在省会城市也很紧张。因此,这一结果意味着98%以上的中国人仍然贫穷。这幅图景与此前不久全世界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将超过美国那幅繁荣富足的中国景象简直成了冰火两重天。

  富裕与贫穷,这两幅图景的主要画工都是中国政府,人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幅是真实的呢?

  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怕比较

  征税起点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之后,纳税人数由原来的8400万人左右减至约2400万人。认真解读这一结果,意味着"富裕"的中国有约6000万人的月收入在2000~3500元之间,其余93.8%的人口除1.5亿每天消费水平在1美元(6元人民币)以下的穷人之外,大部分人月收入在600元~2000元之间――600元是中国政府为农村低保人口设置的低保金。

  这一数字与中国在援助非洲及拯救欧洲经济时所展示的富裕极不相称。而且也与另外几组数字呈矛盾状态:一是与全国用"皇粮"供养的人数不相称。全国由财政供养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4000万加上事业机关人数,有多个估算,大致在7000万~8500万人之间,以此减去2400万人,即使这个中国收入最为稳定、让小百姓羡慕的群体也有一大半人的月收入未到3500元。二是与2010年高达29748元(3650美元)的人均GDP极不相称,粗略估算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为9亿左右,其中8.7亿多人的收入竟然都低于人均GDP水平,只能说这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

  "中产阶级"数量的迷宫

  最重要的是,每月收入3500元(约650美元)的人口只有2400万人,让全世界的一个颇为热闹的研究课题与媒体话题――"中国中产阶级在持续壮大、中国已形成橄榄型社会"一下漏了气。

  这里且不谈早几年那些充满期望的数据,如美国著名的麦卡锡全球研究院(MGI)2006年预测的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将高达2.9亿人。只谈近两年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数据。

  2010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以每天消费2美元为下限,加上世界银行的"全球中产阶级"20美元日消费上限,在此范围内,即成为"亚洲中产 阶级"。按此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不过,亚行将中国中产阶级又划作"底层""中层""高层"三类。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他们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这一报告中的数据受到中国国内普遍质疑,因为即使将那3亿多底层中产剔除,中国还有5亿多名实相符的中产阶级。所以中国国内媒体大呼中国人"被中产了"。

  大概是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数量与标准上还不够混乱,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在亚发行公布中国有8亿多中产阶级之后的三个月也来凑热闹,提出对中国中产下定义需要一个硬指标,即年收入1万~6万美元。文章称,以此为标准,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超过3亿多,大于美国的总人口数。

  中国政府与官方学者认为中国有多少中产阶级呢?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调查结论称,6万元~50万元是界定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在2009年称:中国中产阶级已占总人口22-23%,并且将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按此计算,中国此时至少有3亿5000万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年收入在6万以上。

  中国在贫穷与富裕之间飘忽的原因何在?

  但就在中国政府准备核实个人收入准备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年收入6万至50万元的3~4亿中产阶级突然消失了,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中国人仅剩下2400万人。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的中国,在总人口当中,居然只有不到2%的人能够承担光荣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职责,其中的少部分人还成为成为世界奢侈品市场的消费支柱――这些人当真是"任重道远"哪。

  只有以下三种解释能够粗略说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是中国政府以往对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严重估计不足,极度夸大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而外国那些研究机构本来就是雾里看花,所公布的数据无非是跟着中国官方的调门凑热闹。

  二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经济与灰色收入。既然是"灰色"的,这些钱自然会被漏统,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可以在阳光下晾晒的国民收入表上。按中国现在的物价水平,月收入3500元在中等城市仅够生存。从实际购买力来看,要加上为数不少的灰色收入才能支撑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购买力。

  三 中国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些人的财富远远超过外人的猜测数量。这从以下数字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共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四分之一。但按胡润统计,2010年中国千万富豪只有96万人,如果这一富豪群以千万元级占主体,其消费很难将中国变成全球坐二望一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并吸引全球超1/3的奢侈品牌来中国开店。

  看来中国仍然还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其中任何一件事情的真相,需要花费极大精力。

  来源: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7/mid-class-dis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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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
�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版次:TM05 版名:南方评论 历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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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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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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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2日星期二

贾明:正确认识江泽民

题记:在向各位推荐这篇小文之前,必须首先声明,我没有为江公关的意思。只是想让大家抛弃成见,正确认识江、和他的那个时代。以此文送给不了解江、不了解江时代的人们。

1:文艺青年江泽民

1986年年底,上海。抗议学生们在与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的对话中,质问他,你知道"民有、民治、民享"是谁说的么?

"林肯。葛底斯堡演讲。"江回答道。然后他就用英文把葛底斯堡演讲的全文背了一遍。

不仅如此。当了国家主席之后,一次和学生的交流中,他给学生们背了《滕王阁序》。

我认识的同龄人里面,貌似没有能同时背这两个东西的人。对于六七十岁的老人而言,这种人就更稀有了。温宝宝尽管喜欢背诗,但是估计也背不了这么多。

众所周知,江会弹钢琴,会拉二胡,会弹夏威夷吉他,他还会唱戏,会用意大利文唱《我的太阳》。他还会一点写诗,我觉得他的诗比我见过的一些中文系教授的诗要好。如果他不是去当官,这家伙基本上就是一个文艺青年。

奇葩的是,这个文艺青年的数学还很好。教他数学的顾毓秀教授是当时中国的顶级科学家,而据说江当时数学成绩在全班排名很靠前。如果不去搞政治的话,凭借扎实的学识和文艺青年的风度,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魅力四射广受学生欢迎的教授。

可惜这个文艺青年不但好好学习科学知识,还玩起了政治。他不到20岁的时候就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反对日伪统治,作为地下党,他20岁出头就开始领导学生上街和国民党对着干,解放之前,他还曾经护送他的地下党同志离开上海――这是多么老牌的特务啊。

说上面这么多,我的意思是,不管你对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得承认,他是一个牛人。

现在不少同学都很年轻,江是在2003年左右下台的,对于标准的90后来说,江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最多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中学生,江究竟做了什么?有什么意义?这些他们可能并不清楚。

如果不去了解江做过什么,仅仅是因为厌恶某党或者某政权而泛泛的去批评江,我觉得用江最著名的一句话可以回答他们: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2 1980-1990那些被遗忘的岁月

那么,江到底干过什么事呢?要说这个,我们就必须说明白,在江之前,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这么说吧,如果郭美美童鞋穿越回1980年的上海,走进一家馆子,拍出一叠1980年版十元大钞,得意地说,有什么好吃的尽管上吧。请问她能吃到什么?

答案是她啥也吃不到。因为她没有粮票。

如果她在广东的姘头穿越过来给她送了一沓粮票,请问郭美美童鞋能吃到什么呢?

答案还是她啥也吃不到,因为她的姘头给她送的是广东省粮票,而上海的馆子只收上海粮票和全国粮票。

那个时候,买什么都要票,买粮食要有粮票,买自行车要有自行车票,买手表要有手表票,买布要有布票,买肉要有肉票,买油要有油票,买豆腐干要有豆腐干票。想吃瓜子?只有过年才发瓜子票。总之在那个年头,钱真的不是万能的。

这种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经济体制叫做计划经济。那么计划经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恳请大家把接下来的内容看完,理解1980-1990年间发生了什么,不单有助于让大家理解江干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理解,为什么1990年的前一年会发生那么大一件事情。这一部分有点长,如果你真的没有耐心,可以直接跳到底下的第三部分。

我们接着来讲计划经济是什么。比如说,现在有100个人,这些人需要吃饭也需要穿衣,那么这100个人里面就要有人织布,有人种田。如果种田的人多了,那么衣服就少了,大家的衣服就不够穿,如果种田的人少了,那么粮食就少了,大家就要饿肚子。

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怎么解决多少人穿衣服,多少人种田的问题呢?市场经济的办法是,想种田的种田,想织布的织布。种田的有了粮食就会 和织布的交换布,于是就既有饭吃又有衣穿。如果种田的人多了,那么粮食换的布就会少,来年一些种田的人就会改行织布。总之,大家总会知道多少人织布,多少人种田是合适的。

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觉得市场经济太麻烦了,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个计划者事先安排好多少人种田,多少人织布,生产完了再统一交公由计划者分配,既可以省去交换的麻烦,又可以消除粮食生产太少饿肚子的风险,何乐不为?

所以在计划经济里面,计划者会安排好每个人该生产什么,该拿多少粮食和布。分配粮食的就是粮票,分配肉的就是肉票,分配布的就是布票。不干活的郭美美自然啥也不该得,这样看起来确实不错。

当然这也仅仅是看起来不错。真的运行起来,计划经济的问题就大了。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是靠织布换粮食为生,那么他就得保证他织出的布的质量,如果布质量不 好,他就换不到粮食。但是在计划经济里面,因为布是交公的,质量不重要,所以"计划布"很可能没有"市场布"质量好。

一个经典的故事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苏联,中央收钉子是按重量算的,所以某家钉子工厂只做最大号的钉子。这里面误的事可就多了。

1978年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政治问题随着毛的死,四人帮的倒台,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毛左,就是乌有之乡那帮人的祖先们已经彻底的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人可以不唱红歌,总不能不吃饭吧。

1980年,中国的经济就像一个破旧的吱吱作响的机器,虽然能生产点东西,但是看着就觉得悬。但是真正打破这个机器,谁都不敢――毕竟大家都指着这个机器吃饭呢。

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人也要修理这个破机器。他们是用了直接推倒重来的方式。美国的天才经济学家萨克斯和施莱福都参加了这个过程。后果大家都知道了,俄国经济崩溃,私有化的好处全被寡头获得,而俄国直到5年后人均GDP才赶上改革前。

顺便说一句,施莱福的老婆也参与了私有化的过程,大赚了一票,以至于俄国政府最后把施莱福的单位哈佛大学告上了法庭,哈佛最后赔了俄国几千万美元。

这是后话了,中国的官员显然不打算这么干。他们采取的策略,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争论"。典型的邓氏实用主义。

具体到修理计划经济这个庞大的破机器的时候,中国的改革者们想出了一个天才的方法――价格双轨制。

注意,价格双轨制是理解1990年前一年发生的事情的关键。

我们还是拿生产钉子的工厂做例子。计划经济里面,国家会按计划以一定价格卖一批钢给工厂,工厂按计划做出钉子以规定的价钱卖个国家,赚的钱一部分买原料,一部分发工资。

双轨制是什么意思呢?双轨制的意思是工厂还是要按计划生产钉子卖给国家,只是有一点不同――工厂多生产出来的钉子可以自己卖。

国家不给工厂更多原料,要钢铁自己买,国家也不给工厂更多的工人,要工人自己雇,国家也不管你最后做出来的钉子卖给谁,你爱卖给谁就卖给谁,赚的钱,你可以发给工人让他们去市场上买别的工厂额外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不就是市场经济么?

价格双轨制就是这样一种混合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体制。这样做的好处是旧的体制暂时不会被打破,而又会带来市场经济才有的好处:灵活高效,资源配置合理。

但是价格双轨制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政治的一个经济的。

学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中国人脑子里面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而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就是造反。

一点都没错。邓的改革目标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道路。邓就是要把共产党变成带路党,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就是中国的头号带路党。

但是要把一个被马克思主义洗脑洗了几十年的党变成带路党,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说这是市场经济,那个时候可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伟大的词,他们找了一个委婉的词――商品经济替代之。

总之因为存在反社会主义的嫌疑,这个事情在党内吵得一塌糊涂,如果你觉得这个政治麻烦也不算什么,那么下面这个经济上的麻烦就是真麻烦了,因为这个涉及到腐败。

双轨制体系下,计划商品和市场商品的价格是不同的。通常计划内的商品要比市场上的商品便宜得多。如果有人能用手上的权利将计划内的商品卖到计划外,就能发大财。这种方法有个名字,唤作"官倒"。

很显然,对这种有利可图的事情,共党的官员们是不会放过的。一时间,全国官倒之风盛行,邓的儿子本人就是全国最大的官倒公司的头头。

官倒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这种反对不仅是道德上的,也是技术上的。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有两块,市场经济一块,计划经济一块,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官倒把这 两块搅和在了一起,既破坏了计划那一块的稳定,也破坏了市场那一块的稳定。这理所当然的引起了这两派人的共同愤怒。

解决官倒的根本办法不在反腐败。腐败短期内是反不掉的,只能等待让市场经济的那一块成长彻底取代计划经济。这需要时间。

正在关键时候,当政的赵在搞"物价闯关",失败了。货币贬值,全国物价飞涨,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加上文革之后政治气氛松动带来的民主化思潮,加上党内对市场经济的质疑,以及加上经济上各方对"官倒"腐败的不满,对改革的反动力量形成了一股合力,最终刮起了一阵飓风。发生了"六四"。

从大尺度上看,"六四"的产生更接近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所必然带来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很大,但是比苏联的休克疗法带了的危害还是要小些。也许很多年之后,历史才能更温和和公正的评价这件事吧。

3从壮丁到带路党领袖

其实我写这篇就是想指桑骂槐,我想说的话在第二节已经说完了。但是我不能欺骗大家的感情,我只能接着往下写。

风波之后,不但学生元气大伤,共党这边也非常惨。赵下台已成必然,而赵的大热接班人人选胡启立也因为立场问题被迫下台。李虽然有功,但是人民不服,不能当老大,选来选去,邓从远离风暴中心的上海抓来了江。

江对这次升迁毫无准备,完全就是一个壮丁。江甚至没有什么中央工作的经验,他只在北京当过几年官而已,如果不是出事,老大这个位置将和他毫无关系。他在过 两年就会退休,他甚至已经谋划好退休后要去交大教书的事情。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储君,不是每个都上了台,但是江是唯一一个没有储君经验就直接上台的老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江刚刚上台的情景。他的同事身份都比他低,但是资历都比他老,在中央的根子都比他深,是不是服他的气还很难说。他的身后虽说有邓的支持, 但是邓本人在风波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能给他多少支持很难说,而他手下一个可信任的下手都找不到。可以这么说,他的身后就是万丈深渊。

而在他的身前,则是一片激战后的废墟。街上已经没了学生和坦克,但是双轨制带来的问题还在,价格闯关失败带来的物价飞涨也还在,人们对改革的质疑与日俱 增,而中国又遭到了国际的制裁和抵制。这完全是一副烂摊子,这比他交给胡的那个摊子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无论遇到多少麻烦,改革是不会错的,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不会错的,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的伟大目标是不会错的。所以继续推行市场经济是不会错的。

但是这个事情在党内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大家可能很简单的以为那个时候事情是邓说了算的,其实陈云当时的实力也很强,而且陈云是保守派的。这几年是1980-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最慢的几年。江的困难,可想而知。

推进改革已经艰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以至于邓本人在北京讲话已经没人听了,他必须拖着接近90岁的苍老的身躯,坐火车从北京到南方,一路走一路说一定要改革,他的讲话只有南方和上海的媒体发表,北京的媒体一概不登。这就是有名的"南巡讲话"

中国人民最终还是识货的,邓的讲话得到了民心,改革得以继续。

光杆司令的壮丁江必须找帮手。既然他只有在上海工作的经验,所以他大概也只能在上海找他的嫡系手下,这也就是传说中的上海帮的由来。这是逼的。

现在,有了帮手,有了方向,该江做事了。

他做了很多事,比如搞科教兴国,比如支持军队建设,比如废止了军队经商的行为,比如增强了中国的国力和世界地位,等等等等。

但是我不打算说这些,我只想说他在任上做的三件影响深远而又被人忽略的大事。

第一件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件叫"企业所有制改革"第三件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错,就是在毛邓三中整得大家欲仙欲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句听得大家耳朵冒油的话,其实诞生的历史还不到20年,甚至比一些读者的年龄都要小。在这里,中共第一次明确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地位,双轨制被淘汰了,带路初步成功了。

企业所有制改革则意味着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允许国企股分化,这是实际上是对中共传统上赖以为生国营经济的动摇。这是一件重要而了不起的事情。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里面只有一句话是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句话实在太反动太具颠覆性了,以至于它必须用这样一种漂亮的方式说出来,还要搭上另外两句废话,才能掩饰这种颠覆。

传统上说,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是共党特有的阶级性,而三个代表完全颠覆了这种阶级性。可以这样说,这句话说完,中共就是带路党了。

不信你去问问你身边的党员,他们的想法可能是 1想当官 2想发财 3想玩女人 4想实现个人价值 5想报效祖国和人民中的1-5种 但是他们基本上不会有想法6:实现共产主义。

有人会问,这三条不就是说了三句话么,有什么用?

很多人都喜欢说中国的问题是体制问题,那么这三句话就意味着三个重要的体制改革,第一个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第二个改革是对资本属性的改革,第三个改革是 对人力资本的改革。每一个体制改革的背后,就意味这一些原来不能做的事情现在能做了,就意味着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的机会,中国就离资本主义又进了一步。

这三句话是中国近20年来高速增长背后的支柱。

将中共彻底的变成带路党,让后来的胡无事可做,这是属于江的伟大成就。

4江和中国的辉煌时代

有人赞扬江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国,有人说他仅仅只是做到了他应该做的而已,只是个守成之君,不值得表扬。我对于江的看法,如下: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他们比很多别的国家的人民都要勤劳,都要肯吃苦,都要聪明。有这样的人民,即使中国现在穷一点,问题多一点,从长期看,这个国家必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只是中国耽误了太长的时间,美国从1800年开始崛起,而中国真正开始好好干活不过就是这三十年的事情,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国家都在折腾。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强大的过程中,这个民族在富强的过程中,必须解决一个又一个复杂的问题。

从负面的角度看,中国存在无穷多的问题,但是从正面的角度看,每解决一个问题,中国就要比现在更好一些。只是解决问题需要很多时间,这不是一代人的事情。

对于中国的老大而言,他的任务是尽可能多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所有问题。欲速则不达,要有耐心。

江接收中国的时候,比他将中国交给胡的时候,问题要多,钱要少。江在属于他的十几年里面解决了他应该解决的问题,他是一个成功的老大。

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老大就是好老大,所以江是一个好老大。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人共同的荣耀,江在这个过程中,居功甚伟。

江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说的吗?江是一个牛人。

来源:多维博客 http://blog.dwnews.com/?p=14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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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1日星期一

谢盛友:“李登辉”的两岸意义

  1994年,我访问台湾时,正好发生千岛湖事件,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4月9日批评中国共产党"像土匪一样"。李登辉至今说了很多废话,但也说了一些实话。

  李登辉因国安密帐案遭起诉,日前在出席台湾团结联盟募款餐会上,李登辉说,身为一个总统,应该想到的是国家和人民,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就去推动,但是要怎么执行,这种细节他从不曾多问。李登辉还说:"我不相信白白的布,会被染到变黑;就算人世间已无公义,但我相信还有上帝存在"。"我相信就算我李登辉死了,台湾人还有很多个李登辉,千千万万个李登辉,会继续为台湾的民主打拚"。

  李登辉的第一句话很实在,因为公义的意义在于,为恶是要遭到惩罚的。当我们以上帝为我们德性之本的时候,便以他为圣洁;若我们从他处理世人的观点来说,我们便以他是公义的,他是一个公义的主宰;他一切的律法,无不圣洁、公正、和良善。

  李登辉的第二句话更有意义。李登辉提醒我们:虽然一个为恶的人受到惩罚,但为恶的人不会只有一个,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而且还会假借著神圣的口号继续为恶,人们必须随时警觉,引以为戒。

  现在李登辉自己本身终于被起诉了,正提醒了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要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心:为恶之人必遭惩罚。我们相信公义的上帝,因为他处事没有偏私,审判力求公正;他从不处罚无辜,也不放纵罪人。

  台湾有人认为,起诉李登辉是"政治追杀",同样,全世界有更多的人认为,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企图强奸一名酒店女服务员的案子,是"政治追杀"。

  是否"政治追杀",现在很难确定,我们留给历史,留给上帝。马英九否认他在幕后操纵这些司法的进行,并说他"一向绝对尊重司法,并极力维护司法独立空间,不介入个案也不干预个案"。

  国安密帐在2003年就已经终结了,因为陈水扁当年需要借重台联党的力量稳定政局,检方高层连李登辉都不准传,让这件原本该在八年前就可查清楚的案件,延宕、空白多时。沉寂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成立了一个特侦组,所以重启调查。

  李登辉毕竟是中华民国自1947年行宪以来,首位由公民直选产生的第一位公民直选总统,也是第一位出生在台湾本土的总统,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二名遭起诉的卸任元首。

  陈水扁和李登辉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虽然是民主选举,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如果说国家元首不受监管、不受监督,或者监管不严、自己自制力不强的话,同样可以犯罪。你曾任国家总统,又怎么样,贪污犯罪,照样要接受刑事起诉。

  李登辉被起诉,是侵占公有财产罪,虽然法律规定是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重罪,但是,自1935年1月1日公布、同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刑法》即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典" 第63条规定,年满83岁的老人犯罪,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本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减轻其刑。

  不管李登辉这个案子将来进展如何,是否判刑定谳,但是,像卡恩一样,这个案子是公开进入法律程序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法治意义。

  几乎在李登辉案子的同时,大陆"释放"了艾未未。中国大陆的法治糟糕在于,"逮捕"和"释放"有时并没有公开进入法律程序。

  艾未未的被拘留,北京当局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艾未未有地址、有住家、有工作单位、有正当的职业,公安无视于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而随便拉人,随便拘留人,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不允许的。而对艾未未的"假释",也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根据新华社6月22日发表的英文电讯稿,遭到监禁的中国著名异见艺术家艾未未已经获得假释。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的话说,艾未未获得假释是因为"认罪态度良好和身患慢性疾病"。艾未未在回家时对等候他的记者们表示感谢,但是他说,根据假释条件,他不能再多说。

  回到千岛湖事件,当年在台湾大学座谈时,法律系的同学问,到底两岸的法治差别在哪里?我一时无法回答,于是搪塞:"北京的判决书是用简体字写的,台北的是用繁体字写的。"

  有点伤感,如今北京对艾未未却什么"书"都没有。"李登辉"的两岸意义在于,这个案子成了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岸法治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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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郭美美会不会又是炒作?

  郭美美会不会又是炒作呢?(我已等了很久,可就是没有人提出如是的问题;于是,我就不得不站出来说道说道了。)

  究竟会不会又是炒作?郭美美事件之起因的细枝末节,已经较难查考了;然,我总觉得她――很像贾君鹏、很像凤姐、很像兽兽……

  如果又是炒作,那么,郭美美为何要触敏感的"反腐"呢?可以这样理解:反炒、手法翻新,只有充分利用社会情绪,才能形成最大的轰动效应。

  许有人会说:这不给党难看吗?我说:不,党希望这么炒,因"反腐"掩盖着更大的腐败��体制腐败。

  从现代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凡非民主的社会体制,都是产生腐败的最好土壤。因只有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

  如是,在今春花开花落、独裁者像多米诺骨牌样一个个倒下、中共90寿辰……这样的背景下,党为什么不能玩一把"围魏救赵"呢?还记得在钱云会事件中、我指出:于建嵘的"窃童",是替党转移民众的视线吗?

  于上,党已于2011年7月5日、通过海外网站发布的《与宣传部合作,把新浪微博打造成引导舆论的利器》一文中勇敢地承认了:"于建嵘先生就比较理智,他上次使用微博拍摄乞儿的事,一下子就能化解钱云会事件带来的危机"。

  又道:"李承鹏有三百万粉丝,不是我们推荐,他能有那么多粉丝?三万也不会有,但既然我们推荐了,你有了这么多,你就要珍惜,你的发言就要有分寸。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控制所有的意见领袖"。

  党还道:"……他们只要不涉及体制,不谈民主与体制改革,只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就事论事……不要触动政体与北京的根本原则与利益,把握住这个红线……"哈哈,党差点儿卖了韩寒!韩寒名言:"谈体制��认为不重要"。

  党"交代":"对姚晨、刘翔这种娱乐与体育明星比较喜欢,在比较严重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明星来引导舆论……对一些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明星都是我们培养的,能不听我们的话?"

  如是,又怎能不怀疑郭美美是炒作呢?会不会、是党主导的一次花样翻新的、培养"愚乐"新人的炒作?

  如果,今日广大网友们的、反腐败的激情被利用,而明日郭美美却成了范冰冰样的巨星,那才是网友们的最大的悲哀。

  顾晓军名言:在集权体制的社会中,任何偶像、名人、专家……都是独裁者包装的、用以欺骗与愚民的、具有各种美丽光环的草包。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7-7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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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欧华纸媒的发展前景

  在写这篇论文之前,我在问我自己:在欧洲到底有哪些中文纸媒?谁在欧洲办中文纸媒?他们为什么要在欧洲办中文纸媒?谁在欧洲读中文纸媒?谁在欧洲写中文纸媒?在欧洲将来还会有中文纸媒吗?

  纸媒(Print media),这里指传统的报纸和杂志,在欧洲的存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

  王韬(1828~1897),创办第一份中文报纸《循环日报》,他还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1870年,王韬回到香港,但他并未埋进书堆里做学问,而是与友人集资买下一套英国印刷设备,创办了《循环日报》。 [1]

  "外来"纸媒

  《星岛日报》是由东南亚华侨富商胡文虎于1938年创办的中文报章,总部于2006年7 月4日由九龙湾宏光道一号星岛大厦,迁往香港筲箕湾东旺道3号星岛新闻集团大厦,另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地均设有分部。在2004 年,胡文虎女儿胡仙把《星岛日报》股权卖给由"烟草大王"何英杰孙何柱国的泛华集团,后易名星岛新闻集团。

  《星岛日报》 (欧洲版) 于1975年创刊,每星期出报6天,分销网覆盖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及匈牙利共 12个欧洲国家。《星岛日报》(欧洲版)每天报道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消息,及有关中国大陆、香港和东亚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娱乐消息。

  《欧洲日报》创办于1982年12月16日,属台湾王惕吾之《联合报》的子报。该报以中文繁体字在每周一至五出版,每天二十多个版面除刊载当地华人社会及法国、欧洲新闻外,侧重报道台湾及中国大陆、港澳消息,读者为法国及周遍国家的华人。2009年年8月31日起宣布停刊,惜别华人读者。[2]

  《欧洲日报》停刊后,以法国为总部的中文大报惟有《欧洲时报》。《欧洲时报》创刊于1983年,为中文日报,读者对象是旅居欧洲的华人、华侨,还有在欧洲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派驻欧洲、北非各国的外交、商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一些研究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现状及发展的外国汉学家、爱好中国文化和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等。《欧洲时报》每周出版五天。周一、周二、周三、周四16版周末20版。版面设有:要闻版、环球焦点、法国新闻、欧洲新闻、华埠消息、大陆新闻、大陆广角、大陆经贸、港澳消息、台北传真、东南亚新闻等新闻版面。另辟有:体坛风云、医疗卫生、博览、环球多棱镜、古今轶闻、文摘选萃、长篇连载、欧陆游踪、生活指南、法律常识、家庭与妇女、影视娱乐等副刊。

  《欧洲时报》从来没有明确持牌人(出版人)的问题,只是模糊强调《欧洲时报》是旅欧华侨华人自己创办的一份华文日报,其宗旨是竭诚为旅居欧洲各国的华侨华人和社团提供服务,及时报道他们所需要的各类新闻,努力发扬中华文化和民族优秀传统,维护欧洲华人社会利益,提倡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促进和发展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旅法、旅欧华侨、华人的团结与共同繁荣,认同"一个中国",冀望台湾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本土"纸媒

  "本土"纸媒分为"非上架"报刊(报纸和刊物)和"上架"报刊。"非上架"报刊没有正规发行和销售的渠道,主要是华人社团创办的会刊,向会员报告会务活动情况,兼有针对性地刊登一些法律知识和生活常识。

  华人社团创办的会刊,比如旅法华侨俱乐部的会刊《简讯》,奥地利华人总会的《奥华》(后改为《欧华》),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的《华侨通讯》,西班牙西华总会的《西华之声》,匈牙利华联会的《欧洲之声》,荷兰华侨总会的《华侨通讯》,俄国的《侨报》(已停),西德华侨协会的《德国侨报》(已停)、德国法兰克福印支华裔联谊会的《中华侨报》(已停)等等。

  在欧洲,"非上架"报刊还有俄国的《中俄信息报》,中俄双语,只出了五期(90年代初,已停)。《路讯参考》,(杂志型)。《龙报》与上海新民晚报有过合作,在圣彼得堡出版。《莫斯科华人报》(已停)。《莫斯科晚报》(已停)。

  荷兰的《中荷商报》,《华侨新天地》。德国的留学生刊物《莱茵通信》(已停)、《新新华人》(已停)、《欧华导报》。意大利的《欧华联合时报》。西班牙的《欧华报》。葡萄牙的《葡华报》。奥地利的《多瑙时报》。匈牙利的《中华时报》。比利时的《华商时报》。乌克兰的《乌克兰华商报》。罗马尼亚的《旅罗华人》。希腊的《中希时报》。瑞典的《欧华天下》。爱尔兰的《华人报》。捷克的《捷华通讯》。斯洛伐克的《中欧华报》。

  "上架"日报或期刊以营利为目的,正规发行,而且销售渠道畅通,除了固定订户外,销售点分布在欧洲各大火车站飞机场市中心的书报亭。

  1999年9月在德国班贝格(Bamberg)创刊的《本月刊》(European Chinese News)是欧洲第一份在"本土"诞生的营业性"上架"中文杂志,拥有独立刊号ISSN 1616-6647和欧洲商品编码4195108802505.

  《本月刊》一上架,立刻引起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先后被德新社(Deutsche Presse Agentu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街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柏林《日报》(Die Tageszeitung)、《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以及RTL、BR、n-tv 、Sat1、NDR等电视台专题介绍和报道。

  《本月刊》拥有两千多固定订户,发行18000份,分布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瑞士等欧洲12个国家,欧洲各大图书馆和大学汉学系均有收藏。《本月刊》一共60页,50页文字,每期大约十万字,其他10 页为广告版面。《本月刊》版面包括:本期专题、热点追踪、中华扫描、欧陆扫描、天下华人、社会生活(刊登随笔、小说、散文、杂文等。)、保健养生、法律资讯、财经焦点、读者服务等。

  2001年11月,《本月刊》是唯一的一份中文纸媒,参加了科隆第一届国际媒体博览会,谢盛友作为出版人应邀到会发表演讲。[3]

  欧华纸媒与欧华作协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会员是支撑欧洲华文纸媒最有力量的一群作家和记者。

  著名作家赵淑侠女士创建的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于1991年3月在巴黎成立,标志着欧洲华文文学由散居到联合的状态转变。大部分华文作家早在离开故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华文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在冷静、睿智的文化观照中表现出勃勃生命力。在两种甚至多种民族文化的对比、渗透和参照里,他们的创作也有着多种文化思考、糅合的特殊品质。现任会长俞力工(奥地利),副会长朱文辉(瑞士)、李永华(捷克)、谢盛友(德国),秘书长郭凤西(比利时)、副秘书长麦胜梅(德国)、丘彦明(荷兰)。目前有会员80余人,分布于22个国家。

  现任美国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暨世界诗人大会主席杨允达博士也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会员,他协助法国侨领苑国恩创办了《龙报》,这个消息传到王惕吾那里,王惕吾想高价收购《龙报》,苑国恩不肯放手,因为《龙报》发行人兼社长这顶桂冠在台北政坛很吃香。杨允达最后协助老朋友王惕吾在巴黎创建《欧洲日报》,创刊时王惕吾女儿王效兰亲自到巴黎坐镇。杨允达从1982年12月16日至1983年12月31日担任《欧洲日报》的总编辑。王效兰因为《欧洲日报》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军官职等勋章"。

  在欧洲,几家日报均是"外来"纸媒,这些日报之副刊主要依靠欧华作家支撑。《欧洲日报》副刊连载赵淑侠的多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深受欢迎。可惜,《欧洲日报》副刊于1992年6月停刊,是王效兰决定停的。《星岛日报》(欧洲版)1994年至1996年曾设"欧华大地"副刊,谢盛友(华骅)是当时的主要作家之一,每周发表散文或随笔一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张琴曾在2003年至2005年两年间,担任《欧洲时报》西班牙特约记者,并在《欧洲时报》连载长篇著作《异情绮梦》。

  "本土"纸媒中《欧洲通讯》是比较早的刊物之一。1971年10月谢芷生与胡祖庶在德国海德堡尝试性地印发了《欧洲通讯》试刊,以油印纸合订方式综合报道了保卫钓鱼台运动的最新发展情况。试刊在海德堡留学生中分发后,《欧洲通讯》试刊在海德堡出了两期后,创刊号于1971年12月问世。

  《欧洲通讯》的成员很快扩展到40多个人。其中德国的新成员有谢莹莹、俞力工、廖文男、胡祖庶等,《欧洲通讯》于1981年出版最后一期后便结束了其历史任务。最后一期的评论结束语是"马克思撒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

  《欧洲通讯》停刊后,俞力工成为《西德侨报》(后改为《德国侨报》)的一个主要撰稿人。《德国侨报》自 1972年7月第1期到2004 年8月,共发行270期。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作家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比如赵淑�、俞力工、龚慧真、麦胜梅、王双秀(笔名施仙)、莫索尔、朱文辉(余心乐)、杨玲、谢盛友(华骅)、池元莲、赵曼、邱玉、谭绿屏、黄鹤升等。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前任副会长张筱芸1994年11月开始担任《德国侨报》主编,直至2004 年8月停刊。

  《瑞士侨讯》(不定期出版)2002年10月创刊,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颜敏如 2003年12月至 2009年9月担任总编辑。朱文辉是该刊的发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赵淑侠在第23期(2010年5月)的《瑞士侨讯》发表了《模范母亲》一文。

  《欧华》杂志由胡元绍先生于1991年创办,创刊时名为《奥华》杂志,后更名为《欧华》,1995年停刊。俞力工和常恺分别担任过总编辑。

  李震在匈牙利担任《中华时报》主编。

  德国的留学生杂志《莱茵通信》1987年4月创刊,2005年2月停刊。谢盛友1995年至2001年担任《莱茵通信》副主编和莱茵笔会秘书长,1998年至1999年担任《留德学人报》主编。谢盛友1999年 8月创办《德国导报》(后改名《欧华导报》)。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黄雨欣2000年至2001年担任德国留学生杂志《柏林通讯》(后改名《新新华人》)编辑部主任,主编是崔峤。《新新华人》从1997年开始,2004年底停刊。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杨允达、穆紫荆、高蓓明、文俊雅是欧洲《本月刊》的主要撰稿人。

  《捷华通讯》半月刊筹办开始于1998年10月9日"旅捷华人联谊会"的一次会议,10月16日形成初稿,1999年2月25日第一期才正式出版。至今总共已经270期。1-5期,主编是现任欧华作协副会长李永华,6-270主编是陈学东。2006年5月之前,发行人是李宝成,之后是唐云凌。李永华在该报刊发表散文诗歌、新闻、节日社论、文化活动通讯、人物特写等。

  旅居西班牙的张琴是当地报纸《华新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资深记者莫索尔(欧华作协前任会长)也在常在该刊物发表报道。

  中文纸媒在欧洲发展前景分析

  欧洲著名媒体人托马博士 (Prof. Dr. Helmut Thoma )说:"钓鱼人撒下的饵不一定要受到钓鱼人的喜欢,而一定要受到鱼的喜爱。" ("Der Wurm muss dem Fisch schmecken und nicht dem Angler." )[4]

  出版人是钓鱼人,文章是饵,读者是鱼。纸媒的发行量取决于饵,取决于好文章,提供饵者是作家和记者。

  一个纸媒报人决定出版发行一份刊物之前,作为钓鱼人的他首先要寻找自己的渔场,看看那些鱼在哪里生活,也就是分析读者对象。以德国为例,根据联邦统计局2009年12月31日给出的统计资料,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79 870人,来自台湾的有4 670人。显然,这些数字是指在德国拥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至于已经入籍德国的中国人不包含在里面,能阅读中文纸媒的人还包括来自香港、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华人,还有在德国的汉学家。

  "上架"日报或期刊以经济行为来考量和操作,日报或期刊需要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申请一个刊号。在德国,ISSN刊号的获取是免费的,主管单位是德国国家图书馆。

  拥有ISSN刊号的刊物,德国各大图书馆每期收藏。"上架"报刊的目的是上架被销售,因此,以营利为目的报刊,需要正规发行。在中国,报刊的发行渠道是邮局,在欧洲则完全不同,由纸媒发行代理公司代理。要进入销售渠道,即被"上架",日报或期刊就必须拥有欧洲商品编码(European Article Number,EAN)。拥有商品编码后,报刊则可以上架,分布在欧洲各大火车站飞机场市中心的书报亭销售点。欧洲商品编码原来只是欧洲范围内适用,而现在已经是全球范围内产品交易的商品代码。为了适应读码器辨认的需要,这些代码又被做成人们熟知的条形码。通过读码器的辨认,可以轻松地知道货品来源、库存量等信息。

  EAN有8位数字和13位数字两种,13位的组成是这样的:国家代码(前3位)生产商代码(后4位)。国家代码和生产商代码由EAN各国总部具体发放和管理。

  在欧洲,纸媒发行代理公司可以代理英文、法文、德文等任何纸质出版物,即既代理销售书籍,又代理销售日报或期刊,并根据合约,届时结算。但是,对于中文,欧洲纸媒发行代理公司只代理销售中文日报或期刊,不代理中文书籍的销售。

  比尔。盖茨于2005年10月26日在接受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Le Figaro)记者采访时指出:"五年后将不存在纸媒。"[5]

  比尔。盖茨断言"五年后将不存在纸媒",五年后的今天,纸媒仍然存在,为什么?

  不过,比尔?盖茨的断言是有根据的。根据德国Bitkom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47%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上网最重要,然后依序是:电视、岳母、洗衣机、纸媒......。[6]

  但是,根据德国ONLINER ATLAS在2010年7月9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同样还有28%的德国人不接触、不使用网络。[7]

  根据IBM SPSS于2010年在德国做的一项民意调查,54%的14岁至64岁的人每天仍然读纸媒,而一个星期才读一次的只占8%.[8]

  根据美国Washingtoner Pew-Forschungsinstitut于2009年3月22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就信息获取的手段和方式,在美国的居民通过网络的数量2008年第一次超过通过纸媒的。在美国,2008年纸媒企业解雇了10%的新闻记者,2008年纸媒企业的广告收入比前两年减少23%,报纸期刊的发行量也降低4%,降至每天只有大约4千8百万份(48 Millionen Exemplare)。[9]

  德新社(dpa)2010年4月22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37%的民众在不久的将来愿意通过屏幕阅读报纸和书籍,哪怕是超过60岁的民众,也有31%愿意接受电子报纸和电子书。[10]

  欧华纸媒是欧洲华文文学的载体,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载体,比如网络。随着科技发达,传媒形式多种多样,发表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但要永久留存,还是要靠印刷出版的。

  对于在欧洲的"上架"中文纸媒来说,今后可能走两条道路。要么全部内容改成电子报纸或电子期刊;要么就是期刊的期数压缩,改成文集出版。由于欧洲代理公司不代理中文书籍的销售,在欧洲的中文期刊,今后可能不断扩大"每期专题"和"热点追踪"的版面,而逐渐取消其他版面,慢慢过渡到"一期一书"。面临网络的压力,期刊的间隔会逐步加长,即月刊会改成双月刊,双月刊改成季刊。当一本月刊变成季刊,就是一本收录深度分析文章的文集,就是一本书。但是,不明持牌人的中文纸媒,显然是国家政府出资,只要政府存在,该纸媒就会存在。

  相反,在欧洲的"非上架"中文纸媒,其前途就很乐观。世界上只要有阳光和雨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协会。在欧洲只要有七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协会,并且可以在初级法院登记注册,税务局审查通过后还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协会的中文会刊,只要协会存在,会刊就存在。

  参考文献:

  [1] 西方朔:王韬与《循环日报》,载欧洲《本月刊》,2010年10号第17页。

  [2] 杨允达:我和《欧洲日报》,载欧洲《本月刊》,2010年10号第20页。

  [3] 科隆第一届国际媒体博览会(Die erste Spezialmesse für internationale Medienvermarktung und internationale Kulturbeziehungen.)链接:http://www.imh-deutschland.de/page/index.php?rubrik=0006&id=0037

  [4] 托马传(Dieter Wunderlich:Buchtipps & Filmtipps,Helmut Thoma,65779 Kelkheim,Germany,2006.)链接:http://www.dieterwunderlich.de/Helmut_Thoma.htm.德文原文如下:Die Verachtung der Massenkultur hielt Helmut Thoma für undemokratisch. ?Der Zuschauer darf sich seine Regierung w?hlen, also auch sein Fernsehprogramm?, r?sonierte er 1990 im ?Spiegel?。 ?Ich wundere mich auch hin und wieder über die Wahl, aber der Wurm muss dem Fisch schmecken und nicht dem Angler.?

  [5] 比尔?盖茨:"纸媒将结束。"(Bill Gates beschw?rt das Ende der Papierzeitungen:Networld / 26.10.2005 / 18:47.)链接: http://www.golem.de/0510/41255.html.德文原文如下:Bill Gates von Microsoft hat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r franz?sischen Zeitung Le Figaro auf die Frage der Journalisten, wo er di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in fünf Jahren sehen würde, unter anderem das baldige Ende der Print-Presse vorausgesagt: Seiner Einsch?tzung nach würden schon in fünf Jahren, bedingt durch die rapide Verbreitung des Internets in Privathaushalten, 40 bis 50 Prozent der Medien online konsumiert werden.

  [6] 民意调查:什么对德国人真的重要。(Umfrage: Was Deutschen wirklich wichtig ist.)链接:http://www.kreiszeitung.de/nachrichten/deutschland/umfrage-deutschen-wirklich-wichtig-zr-812259.html

  [7] 28%的德国人不使用网络(28%Prozent nutzen das Internet nicht.),载2010年7月9日Fraenkischer Tag, 第6页。

  [8] 您经常读报纸?(Wie h?ufig lesen Sie Zeitung? )链接:http://de.statista.com/statistik/diagramm/studie/81127/umfrage/haeufigkeit-zeitung-lesen/

  [9] 美国民意调查:网络打败报纸。(US-Studie: Internet schl?gt erstmals Zeitung.)链接:http://www.computerbase.de/news/allgemein/studien/2009/maerz/us-studie-internet-schlaegt-erstmals-zeitung/

  [10] 屏幕阅读时尚。(Bildschirm-Lesen kommt in Mode.)链接:http://www.magnus.de/news/umfrage-37-prozent-wuerden-magazine-und-zeitungen-am-bildschirm-lesen-817480.html

  写于2010年10月26日(比尔。盖茨断言5周年),德国班贝格

  作者简介: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现任欧洲《本月刊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董事长,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原载于中国大陆《华文文学》2011年第2期(4月号),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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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毛泽东切断中国国家法人和概念

  两岸人都在筹备和庆祝百年庆典,中华民国百年庆典筹委会的苏进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作为辛亥革命100周年来庆祝,共产党人将它视作资产阶级革命。"苏进强还说:"人民共和国的庆祝,很可能会比我们的隆重,因为他们更有钱。"

  媒体报道说,北京对台北百年大庆没有提出什么大的抗议,尽管中华民国在北京眼中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中华民国"对于北京统一阵线的拉开,仍然具有利用价值。

  关于"中华民国"国号

  关于更换国号故事的一个版本(《黄炎培日记》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记载):"夜,在毛主席住处颐年堂小组讨论……年号改从公元(一九四九),但不禁用(三八)"。此处"三八"即指中华民国纪年的"民国三十八年"。

  次日又有如下记载: 午,周恩来、林伯渠邀餐六国饭店,会集征求人民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下应否去掉原稿简称中华民国一个括弧。

  此前,《共同纲领》草案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写法,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写上的。黄的日记过于简略,另一当事人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的秘书)曾详述午宴上关于国号问题的讨论:

  当日出席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孝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但轮到第三位发言时,形势很快逆转:

  清进士周致祥说,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司徒丙鹤:《司徒美 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辑,第三十页)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

  1965年,毛泽东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1949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19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问题等。

  那个时候,毛主席身边的周善培(浙江诸暨县人)向毛旁敲侧击地说:"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于是,共产党把中华民国这个招牌砸掉了。

  毛泽东砸了"中华民国",可能是出于私心考虑,他本人可能想当中国的"华盛顿"。美国人对华盛顿和国父的理解,国父应当具有以下功绩:其一,组织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其二,建立了国家管理运行制度。其三,建立了一套价值体系和对外政策。从以上三方面来看,华盛顿被人们称为美国的国父。

  中国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明显不具备这些条件,至少说他们不具备完全的条件,所以,中国至今没有国父。

  关于"破旧立新"

  "立新"不一定要"破旧",这是毛泽东直死不明白的道理,这是蒋中正死前就明白的道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一路打来,一路输于共产党,直到败退台湾时,蒋还不明白为什么。

  1966年,毛择东在中国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破坏。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

  根据蒋中正的日记,他痛定思痛地想:我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据说他在阳明山训练那些年轻的军政干部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处处打不�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比我们厉害?他从答案当中去寻求怎么样去对付共产党的一些灵感。

  当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他找到一个重要的灵感,那就是你们破坏中华文化,那我就要�兴中华文化。

  当我们这代人在大陆几乎花百分之百的时间去读毛语录的时候,我们同一代的台湾人都拼命地读《四书》、《五经》,他们在学校里读一本书叫做《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这本《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简单的说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里面一些重要篇章抽出来的。

  在老蒋先生统治台湾的时候,他很重视中华文化,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另外就是在社会上看到的,就是谈中华传统文化那些文字、文章非常非常多,乃至当时广播跟电视节目里面也经常在讲这些东西:"忠孝节义"或者"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八德"等等。

  在台湾长大的我们的同龄人,应该说大量时间是浸润在中华文化的这些价值观里面,它对人格塑造各方面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

  我们这代(50后、60后)中国人的营养不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它表现为一种严重的信仰混乱。我们被切断了中国传统,我们拒斥现代文明。当我们这代人在中国建设大舞台上,扮演主角时,中国的建设就更加错乱了。难怪,孔子像进退天安门,这些时间,比我们翻阅一本《论语》的时间还要短。谁敢说,这个民族不错乱?谁敢说清楚,这个民族信仰什么?

  传统的中国人最讲究礼仪,我们这代人不讲了;传统的中国人尊老爱幼,今天的中国人不爱了;……。

  被切断的中国传统,还能被重新连接起来吗?

  毛泽东挺"伟大"的,至少他的"教育"很"成功"。当你跟80后、90后留学生对话时,你立刻会发现毛泽东的"成功"。他们一会儿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骄傲,一会儿要西方人给中国信心:你们美国、欧洲国家建国几百年,我们中国才60年。

  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挺喜欢划等号的,一会儿把中国与五千年划等号,一会儿把中国与中共划等号。很悲哀,70后、80后、90后比我们这代人更加错乱。

  "神圣罗马帝国" 一般视为德意志第一帝国,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王国统一日耳曼地区到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末任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为止的德国,一般视为德意志第二帝国, "德意志第三帝国"(Deutsches Reich),也是后来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正式国名。

  二战,德国战败,战后分裂成了东西德,但是联邦德国宪法法院 1956 年 (vgl zB BVerfG, 1956-08-17, 1 BvB 2/51, BVerfGE 2, 266 (277),1973 年 [BVerfGE Bd. 36, 1-37 (LT1-9) BGBl I 1973, 1058] 和1987 年 [Bd.77, S.137,150,154,160,167] 先后判决:德国的国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德意志(第三)帝国。

  中国的国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哪里?

  中国的宪法法院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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