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7日星期三

刘瑜:苏东剧变——二十年之后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中国人的无限叹息,不仅因为那些"社会主义兄弟"纷纷做了社会主义的逃兵,也因为接下来的十年,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如今又过了十年,我们的"前社会主义兄弟"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对这个地区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苏东"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中亚、外高加索等更精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纽带消散之后,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了。

  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以《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民主排名来说,苏东各国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几国排名靠前,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称为"完全民主",捷克的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各国(比如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类型——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里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这斯坦那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了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卡扎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要不是06年去世,估计现在还在台上。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的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因此也格外努力,04年欧盟的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这些国家民主化成果的肯定。欧盟是不对亚洲国家开放的,这斯坦那斯坦自然也少了民主化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说,中东欧各国其社会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接受民主也比较顺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民主化更象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套上了民主的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历程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过程非常痛苦,大多数在转型初期经历负增长。虽然有些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经济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另一些国家则很久才突破瓶颈,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GDP到2005年左右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地同时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其它"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基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只需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这个观点的推论就是,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市场经济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å
��果中国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经历的震荡应该会比苏东当年小。

  虽然历经痛苦,苏东国家大多还是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正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纷纷开始从谷底走出。中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左右。虽然不如中国,但考虑基础不同(比如俄罗斯、波兰人均购买力GDP在中国的3倍左右,捷克、斯洛文尼亚甚至在4倍左右),可比性有限。更具有可比性的是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中东欧各国90年代都历经负增长,但近十年4-5% 的增长率远高于80年代1-2%的增长率,说明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阵痛,但中长期来看,其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时代。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拖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GDP已在两万美元左右,而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两千美元左右。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就是说,市场化未必是民主化的原因或者后果。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特别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也就是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比较。多年以来,人们惊叹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同时哀叹苏东"休克疗法"的失败。问题在于,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一个休克疗法统而论之有失确切。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如果对比苏东内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甚至越休克疗法的越发展迅速。要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审判,"对方辩友"都可以找出反例,所以与其一棍子把"休克疗法"打死,倒不如说各国都要
因地制宜。甚至有可能,相比改革透明性、公正性、法制程度、经济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巨变之后,还有不得不回顾的一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地方,89年苏东剧变基本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初很多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下台后受到报复。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20年后回头去看,共产政体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名字都不换,大多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比如莫尔多瓦共产党01年以来连续三次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波兰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波兰的第三大党;匈牙利共产党运气差点,由于拒绝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没有赢得议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曾经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崛起为第一大党,不过后来由于普京的排挤而风头消退,但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和最大反�¯
�党;捷克共产党89之后拒绝改名,至今仍是捷克第三大党;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虽然改了名字(民主党),但"领导班子"和政治体系在巨变前后几乎没变;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仍然是重要政党。这些情况的推论就是,如果中国面对民主转型,只要共产党及时调整党纲,不但不一定会被人民唾弃,反而可能在换个马甲后卷土重来。那种认为民主转型一定会带来流血、内战、你死我活的社会动荡的看法,从苏东来看,并不成立。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剧变下结论太早,今天试图去做任何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比如俄罗斯(俄罗斯民主在普京时代严重倒退,几乎已是不争事实),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颜色革命),历史之有趣也正在于此。还有一点也是显然的,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抵抗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原载于南方周末,有删节,这是完整版

  刘瑜。2010年中国骄子青年领袖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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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唯三:从旧北京的八大胡同到新首都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

  最近北京警方的一系列行动格外引人注目,其一就是查封了包括天上人间在内的四家所谓顶级的娱乐场所。

  据5月20日央视《新闻1+1》报道:4月11日:捣毁组织卖淫团伙,抓获150余人。4月29日:抓获涉嫌卖淫嫖娼团伙14个,违法犯罪嫌疑人174名。5月2日:打掉朝阳区涉黄场所10家,抓获涉嫌卖淫嫖娼人员92人。5月4日、6日:连续打掉两个卖淫嫖娼团伙,抓获各类违法人员28人。5月11日: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截止到目前,北京市公安局在411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共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违法活动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取缔招嫖画廊256家,抓获涉嫌组织介绍,容留卖淫以及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

  天上人间早有耳闻,但在我等平头百姓眼中,此类场所不过是解放前妓院等烟花柳巷的又一现代升级版而已。令人不解的是,北京警方的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始于4月11日,而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已经是5月11日的事了,这中间足足间隔了30天。照理说扫黄这种事儿不可能一点儿风声都传不出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嘛!更何况"警匪一家"的传言也并非是莫须有的空穴来风。这其中必有蹊跷,也必然隐藏着什么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当然了,一个共产党员所知道的秘密,十个老百姓也甭想问出来。

  "天上人间"坐落在北京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内,在夜总会爱好者口中奉为是一个"美女如云"且充满奢靡气氛的地方。这次对天上人间的查封行动,被央视大牌白岩松誉为"向某种特权来进行坚决的挑战,并且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概念"。挑战,来自于共产党的专政机关,但白某所说的"某种特权"来自何处何人?他却说得模棱两可、不清不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个法律严明、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下,倒是可以这么讲讲。但在一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知法犯法的国度,老是空喊这句话就显得有点儿可笑又可悲了。试想今天的中国,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别说是人人,就连那些个拥有"某种特权"的人之间都做不到。官大一级压死人,所谓的"挑战"更得看跟谁了!

  什么是特权?特权是指只有少数人、党派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包括其成员才能享有的权利。放眼今天的中国,有哪些人?什么党?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权利呢?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特权的产生,根源于封建传统制度。众所周知,北京是个古都,又号称天子脚下的京城,封建传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不管是明、清的帝王将相,还是后来上台执政的这个党、那个党,都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天下"或是"党天下"的统治地位而不得不仰仗封建专制的那套玩意儿来作为看家宝。

  回想北京刚解放那阵儿,共产党为了彰显其有别于封建王朝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之区别,进城后头几件事儿之一就是彻底端掉北京的妓院等淫秽场所,尤其是京城有名的八大胡同妓院。此事一做,大快人心,京城百姓拍手叫好。要说那时候的北京社会生活环境,大概才能说是"零容忍"。

  有位对北京青楼史颇有研究的陈一鸣先生,在他那篇《那徘徊在青楼间的灵魂,八大胡同的隐痛和隐私》的文章中,这样剖析道:"按现代商业定义,八大胡同可以叫做——以性交易为中心的,集娱乐、餐饮、住宿、会议于一体的综合物业,配套设施也相当齐全"。而如今的京城内外,类似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那些个豪华夜总会,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丝毫不弱于当年的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的妓院之所以名闻京城,得于它们的档次在当时的北京首屈一指。100多年过去了,它们的后代――"天上人间"等继承发扬者以更高、更先进的档次在中国现代青楼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而它的执笔人不是别人,而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它所领导的政府官员们。

  我们不妨先读读上述陈先生文中的一段话:"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确实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政府、周边服务行业等等诸多人士。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相比之下,今天"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豪华夜总会的生物链,同样有夜总会老板、夜总会服务生、假扮服务员的"有偿陪侍小姐"、各类VIP客户,台湾黑道"四海帮" 管理人员、政府监管机构(公安、税务)、周边服务行业等等。与之不同的是,今天的"小姐"们早已倚仗小平同志那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远离了生物链的最底层,脱贫致富,率先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据媒体透露,"天上人间"小姐的工资待遇为基本收入日薪500元,且完全归本人所有。另外,视个人意愿及工作努力情况,勤奋者最高日薪可达人民币3000元~5000元不等。难怪原天上人间第一花魁梁海玲2005年死于非命后,警方在她的房产内竟清理出高达1000万元之巨额遗产。从1995年起,梁海玲在"天上人间"干了有10年之久,平时还要豢养两个小白脸,每人每月2万。再加上梁自己每月的不菲开销,由此算来"嫁的好还是不如干的好"啊!

  今天看到一则报道,说北京市政协今年4月开始在本市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3万余名一线职工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偏低,仅相当于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7%.其中在石景山区的20家企业进行的调研显示,90%职工月工资在1000到1500元之间,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导致员工流失率很大,一家企业2008年在四川灾区招收的104名员工现在只剩下1人,有的餐饮企业员工流失率达到78%.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的工作换来的是什么?是高强度的劳动,低水平的工资。怪不得这次警方行动中查抄的不少小姐都具有高等学历,且不乏专门研究床上功夫的研究生。这真是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当年服务于八大胡同的妓女生存环境和生活待遇,比起现在"天上人间"小姐来也多有逊色。如南城的百顺胡同里,现存有一个满是西洋风格、作为妓院设计的二层小楼。除了底层阔大的天井以利于嫖客挑捡妓女外,顶层的小房间一般也就8~10平方米,勉强搁下一床一桌一梳妆台。这样的小房间大约有10到20间,各个房间面面相觑,估计隔音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如果小凤仙、赛金花再世去过"天上人间"的话,一定会被那儿豪华的装饰风格,美女如云的奢靡氛围,震撼的高档进口音响所震慑、折服,大发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之感叹。

  陈一鸣先生文中对妓女的成长过程有这样一段叙述:过去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期望她们成为"高学历专业人士"。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妓院老板还是不懂得真正的成本核算。还要什么自己培养啊!那些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招来即用多划算啊!犯不着自己掏腰包为她们买课本、请老师传音解惑。如今早就是社会化的教育体系了,君不见中戏、电影学院、舞蹈学院出来的这些女孩子,哪个不是能歌善舞、能拉会唱?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手机》中,不就有一段中戏的女学生晚上集体去娱乐场所做"陪侍小姐"的镜头吗?只要晓以高工资、高待遇还怕找不着
高学历的高等有偿陪侍小姐吗?请看"天上人间"2009年度面向全国有志女青年们招聘启事中的摘要:职业:模特商秘;年龄:18~26周岁之间;性别:女;身高:净身高170CM以上;形象:形象好,气质佳;工资待遇:基本收入标准日薪500元(身高175cm以上者日薪600元);工作经验:工作经验不限,只要你形象优秀,上进心强,对于没有夜场工作经验的,我们进行详细耐心的培训,一直到你完全掌握!最后是令人眼前一亮的生活待遇:住宿条件为北京高档公寓,2人一间,人均面积宽裕,员工床位均为单人席梦思,配备宽带,每日有厨师烧菜,保姆清洁,每晚上班有专车送达公司,在北京城员工宿舍中我们的住宿条件100%是NO.1!,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我说为什么北京城里盖了那么多高档公寓?搞得房价那么高!原来是要为这么多的小姐提供这么好的居住条件啊!有人说,北京这次这么一抄,弄得小姐们都住不起高档公寓了,没准北京的房价该降了。当然此为戏说,不得当真。不过从有关查抄报道的事实来看,却有不能不让人产生些许联想。仅5月11日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的一晚,就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据称,北京市公安局在411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共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违法活动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取缔招嫖画廊256家,抓获涉嫌组织介绍,容留卖淫以及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这才是北京夜总会、歌厅、发廊等总数中的一部分,如果要真是来个全城戒严大搜捕的话,估计就远不止区�Œ
º1132人了。想当初民国初年,北平娼业犹胜前朝。最兴旺的1917年,光注册的妓院就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到了抗战时期,北平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据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回忆,19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那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我们再来看看"天上人间"的经营状况,便可知道为什么时隔百年之后的红旗下的首都,竟会涌现出这么多打着"有偿陪侍"实为高级暗娼的小姐。

  北方新闻网披露,"天上人间"夜总会注册于90年代初,企业性质为境外独资,法人代表叫林美凤。但奇怪的是这位林美凤从没来过中国一次,而其实际掌控人是一个颇有背景,绰号为"空心大佬"的"假洋鬼子"覃辉。覃辉何许人也?早年在武钢倒腾过铁矿石,后来发现"天上人间"夜总会是个不错的赚钱买卖就盘下了它作为"龙翔"之地。1999年,覃辉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自己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时,工商登记上的出资额为195万美元。但纸上的数字当不得真,因为据业内人估计"天上人间"当时的年利润至少有2000万~3000万元,而且绝对称得上是一头真正的"现金奶牛"。要不覃辉如何能在2003年6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将当时惟一一辆标价888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728一举拿下。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给覃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他借助这一交际场,结交了大量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而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为其日后的"事业"巧妙助力。大量权势人物是哪些人?银行行长们有几个不是共产党的干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在"天上人间"这类风月场合表现发挥得一丝不挂、淋漓尽致。

  咱们老百姓别看挣钱不多,但每月扣除三险一金后超过2000元的部分均要缴税,差一毛钱也不行。就连工薪阶层吵吵了多年的上调个税起征点,征税部门到现在都不肯答应。可看看人家"天上人间",据说从成立至今一直"亏损",因此就免交了全部营业税。有人曾查阅了北京工商年检的资料,发现这家国内驰名的夜总会2001年度净利润仅为4.86万元;2002年度,利润总额为42.76万元;到了2003年度,竟成为亏损148.13万元的企业。至于以后是不是一直亏损,只有天知道了。但细想一下,一个一年收入多少亿的京城著名夜总会竟然连一分钱的营业税也交不上来,谁能相信呢?只有那些被钱买通了的税务部门才会死心塌地地相信,才能心安理得地容忍这样大的税收漏斗堂而皇之地摆放在国家税务总局的门口。试问,连小姐们开的车都在30万元以上,
那夜总会的大老板们能做活雷锋干这种赔本买卖吗?无非就是做做假账假,弄出个假亏损偷税漏税罢了。一叶知秋,从天上人间即可得知目前中国的税收部门腐败的程度有多深。可互为佐证的是,近年来北京市多名地税官员落马。如上个月刚刚落马的原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北京市地税局"老臣"、常务副局长苏文权,再加上海淀区地税局原副局长熊晓京、丰台区地税局原局长许飞等人。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不知有关部门能否就此事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中,有句警世恒言叫作"万恶的旧社会"。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中不光充满了"穷人的血泪恨",还记录了千千万万穷人家的女儿被卖到窑子、妓院中任人糟蹋、蹂躏的血泪史。陈一鸣先生曾对解放前妓女与妓院的关系作出了如下的梳理:一是卖身给妓院,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二是"自混",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根据史料的叙述,绝大多数卖身给妓院的妓女,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在第一次接客前,妓女要喝"败毒汤",从此终生绝育。下等妓女,女孩常常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如解放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就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
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比起卖身的妓女,自混的妓女也好不到哪儿去。辛辛苦苦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许多中外作家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过妓女的内心世界,如法国的雨果、莫泊桑、中国的老舍等。老舍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中,就写了一段妓女发自内心的自白:"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装说我爱,说我愿意跟他一辈子。我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了,还起了誓;没人接受。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陈一鸣先生对此评价说:《月牙儿》心理描写的真实性恐怕要超过某些妓女自我的描摹。好吃懒做,虚伪麻木,势利无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纵观中外文学大师在自己作品中对妓女的描写,无一不对一个个被侮辱、受伤害的妓女形象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妓女也是人,她们之所以堕落于烟花风尘,是险恶的社会环境和万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正如雨果所说的20 世纪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些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的文学大师们,通过笔下人物的悲惨身世和遭遇,为我们展示出她们的灵魂、苦难和内心斗争,从而达到了透视人性和批判社会的相当深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

  北京是新中国文化、经济中心,更是英明无比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这块儿地界生活着不少文化人,包括许多有名的作家。虽然如此,却鲜见他(她)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现实生活中种种新生的丑恶势力和丑恶现象进行批判和鞭挞,多见的是对上面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曾经有人为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愤愤不平,你怎么不看看现在中国的作家中,有几个能象鲁迅那样敢于面对现实的罪恶而仗义执言,敢于直视社会的弊病而奋笔疾书,敢于关注民生的疾苦而不说假话,敢于撕破皇帝的新衣而疾恶如仇。

  解放前,八大胡同是块藏污纳垢之地,罪犯、小偷、毒贩、骗子、赌徒无不钟情于此。但对于妓女来说,最可怕的还是警察和黑社会,被这些人敲诈、欺凌乃是家常便饭。到了今天,进出"天上人间"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还有所谓"罪犯"光顾的话,应该不是一般的刑事罪犯了,而是大权在握各级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小偷估计进不去的不多,窃国殃民的"大偷"倒是有经常去那儿消费的可能。毒贩嘛?在娱乐场所出现很正常,截至2004年6月时,北京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就已超2.6万人,吸毒人群呈增长态势。据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前五月,北京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七百八十七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共九百名。缴获各类毒品二百二十一点五千克,同比增加二点一倍。中国娱乐圈儿里吸毒的丑闻时有传出。别说是那些衣着光鲜的导
演、演员、歌手什么的涉毒吸毒,就连公安干警涉黑涉毒丑闻也不新鲜。2006年,沈阳市现任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沈河分局原局长曲月福、现局长张保华在公开场合集体消失,一起国内罕见的公安干警涉黑涉毒丑闻内幕由此被揭开。

  有趣的是,时年51岁的张保华,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有党校大学学历。按说党校教育出来的党员,应该更出色、更优秀才符合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招牌吧?恰恰相反,他不仅没有做到"三个代表"所标榜的那些骗人蒙人的玩意儿,而是跟毒品贩子称兄道弟、打成了一片。据有关媒体报道,2005年的某日,大毒贩宋鹏飞过生日时,广邀各路人马齐聚广州庆贺。在被邀之列的沈河分局局长张保华,拿着宋鹏飞为他们预订的往返飞机票,也带着手下飞抵广州赴宴。酒宴上,喝多了的张局长端着酒杯走到宋鹏飞面前,一边敬酒一边称:你就是老大,你说放谁就放谁,你说抓谁就抓谁。此时,一个混在敬酒队伍中的人拍下了这个场面。公安部上层看到后,大为震怒,开始彻查沈河分局从而牵出本案。

  至于说到令妓女感到最可怕警察和黑社会,今天就更没什么说的了!"天上人间"在覃辉接手经营后,请的就是台湾黑道"四海帮"的人来担当所谓高级管理人员。而覃辉早年得罪过公安人员的传闻,起因则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有一位北京市高级警官到"天上人间"喝酒享乐。结果喝的洋酒是假酒,这下可不干了。警察是什么人?何况还是位"高级警察"。没曾想当他表示不满发火后,竟被这家夜总会的保安扣起来暴打了一顿。此事几乎酿成警方与"天上人间"的冲突,"天上人间"还为此歇了业。不过,覃辉不久又通过关系重开张,但他自知与公安从此还是结下了"梁子"。在一个警察与黑社会一家亲的时代,如重庆市前不久被整肃的公安系统即为一例;在一个警察与贩毒分子相互勾结的时代,中国经济一派"繁荣娼盛"成为老ç
��姓酒后茶余的笑料话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一鸣先生在谈到旧中国政客对妓院的影响时这样说道:"妓女等级依照男性社会等级而定,对北京妓女"行业标准"影响力最大的人,是权力体系中的老爷们。他们爱好文艺,高级妓女就一定得善于附庸风雅"。此话即使放在今天,也未失其极具某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天上人间"这类娱乐场所能在标榜"五讲四美"的共产党党中央的眼皮儿底下活得这么好,这么滋润、长久?这就要对"天上人间"等所谓的高档夜总会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当然也不是我等草民能做到的事情了。但有一点是不容涂抹的,那就是今天的权力体系中的各级老爷们,以及攀附在他们周围的那些寄生虫和寄居蟹们的欲望和需求,造就了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名门夜宴"们。是今天这种社会制度上的缺失和弊端,给了这些高
级嫖客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

  我很想当面问问北京市的市长刘琪,作为一市之长你知道北京有多少娱乐场所是干干净净、不带一点儿黄的?也许刘市长是从当年被撤销了的冶金部转任北京市长的,长期干惯了黑色岗位就对黄色的东西麻木不仁、见黄不黄了。更可笑的是那位央视白大主持人岩松同志,在说到这次北京警方扫黄行动时提出了一个很雷人的说法,说北京"这座城市自打2001年开始就承担着向北京奥运冲刺巨大任务,又是首都,因此保奥运是平安的第一大理念"。言外之意是黄多了不怕,只要能保证奥运平安召开就OK了。他还为这次大规模的扫黄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说北京"这座城市正是进入到了一个后奥运周期,进入常态管理的时候,依然是对很多现象是零容忍"。什么叫"常态管理"?那之前北京的十多年是不是就属于"非常态管理"了?"常
态管理"时就要扫黄、禁毒、查赌,"非常态管理"时就用不着提什么"零容忍"了。这是什么逻辑?我想请教一下白大主持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管理,是应该靠严格的法律制度呢?还是靠你说的什么"常态"之类的玩意儿?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位号称功勋卓著的北京市公安局前任局长马振川,15岁入公安学校,从最底层的户籍警干起一直干到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北京市总队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并于今年1月底辞去公安局局长职务,荣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川在北京公安系统干了大半辈子,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公安。不说是"人才难得",起码也算得上是共产党中的"人才"了。他1991年最早的官阶是宣武公安分局副局长,及至2001年9月后就已升至市公安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就是在他的管辖治理下,"天上人间"们得以"可持续发展"起来,并灵活运用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同时在具体实践中给予了很好的结合。诚如他们在招聘启事中所说得: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有马振川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对北京的娱乐场所、歌厅、发廊等服务领域进行"非常态管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女青年们何愁无卖身之地!白岩松说的"这个环境已经在消失了,所以该改行的恐怕要改行……"之类的大话、谎话也就蒙蒙那些少不更事的孩童,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能不能当真。当制定法律、法规、制度的人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的时候,谁还能相信这个社会中会有公平、正义、民主和光明的力量来维护着亿万民众的平安家园。

  北京真正取缔妓院和妓女卖淫活动始于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许,当封闭妓院的决议在北京市第二届人代会上通过以后,市长聂荣臻下达了封闭妓院的命令,由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同志任封闭妓院的总指挥。当晚20时,罗瑞卿率2400余干警,出动37部汽车,开始执行任务。行动前,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得到开会通知。会议宣读了封闭妓院的命令,会后他们全部被关押起来。行武出身的罗瑞卿,对付手无寸铁的妓院老板还不是小菜一碟。史料中是这样描述那次扫黄行动的:"对于妓院和妓女,罗瑞卿采取的是层层包围的方式,先封锁各胡同路口,再分别封锁各妓院大门。进入妓院后,公安人员遣散伙计,驱逐嫖客,把所有妓女都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顷刻间,八大胡同生态圈土崩瓦解"。1950年�š
�《新中国妇女》对此曾盛赞道:"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距离新中国、新北京的第一次扫黄已经整整过去了60年。这60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制度的演变到经济活动的改革,从山川风貌的迁移到人文历史的传承;但又有许多东西始终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既有人类文明的精华,也有糟粕。在许多学者和社会学家眼中,八大胡同曾经是旧中国的最佳缩影,它的变化最能表现出一个社会的阴晴冷暖。如果说60年前的扫黄,扫的是旧社会对妇女的摧残压榨,对人性的蹂躏践踏;但今天的扫黄扫的又是什么呢?难道在今天新中国的首都,仍然有那么多的年轻女子甘愿遭受蹂躏和摧残?一个号称代表了人类最先进、最优秀的党领导下的政府,怎么又会让八大胡同那样的龌龊之地在首善之都"死灰复燃"?

  当年的共产党一夜之间敢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从火坑中解救出1290个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今天的共产党,一个月之中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抓获涉嫌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而对"天上人间"等所谓顶级的娱乐场所的处理只是来了个"停业整顿"。从"全部封闭"进化到"停业整顿",你说这个社会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

  记得北京的妓院被扫除后,著名戏剧家洪琛还导演了一部以黄树卿、黄宛氏的罪行和旧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为了体现党的政策对妓女们的感化教育作用,特邀八大胡同教养院中的30多名妓女参加了演出,该剧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参加演出的一些昔日妓女,有数人日后考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西北艺术学院,从此献身于祖国伟大的艺术事业。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如今千辛万苦考进艺术院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自愿投身于卖淫事业,只能说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这个社会制度的设计绝对有问题!这个执政的政府为此能说自己一点儿责任没有吗?如果有,怎么没见有人出来向老百姓谢罪或引咎辞职呢?

  自古以来,世间万物皆有所变。历史在前进,潮流在更新,物质在丰富,文明在提高┅┅,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维持黄色生物圈生态平衡最基本的功力——金钱和性欲。从旧北京的八大胡同到新首都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演变、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具有善良人性,对丑恶势力深痛恶绝的人们能悟出一点儿什么来呢?

  2010年5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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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三:谁能代表中国纳税人的权利?

  近来国内有关房产税的议论纷纷嚷嚷,好不热闹!一方唱罢,另一方又登场献技,整成了一出活报剧。

  今天的中国青年报刊发了署名梁发芾的文章,叫《房产税不能绕过纳税人同意这一关》。文中大谈了一通所谓"中国纳税人的权利",称"征税必须得到将要负担此项税收的纳税人的同意,这应该是征税中最首要的问题"。说"征税意味着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侵害,是要求私人无偿地向政府让渡自己的财产权,而私人合法的财产权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看来,这位梁先生是不同意贸然开征什么"房产税"、"物业税"的。按他的说法,如果政府要求私人向政府让渡他们的财产权利,就必须先得到他们的同意。否则,就是一种抢夺和没收。他在文中强调指出:"将房产税的征税依据由现在的条例升格为法律,由立法机关进行讨论,根据人民代表(也可以说是纳税人代表)的意见,来决定是不是向居民住房征收房产税(或者叫做物业税)。由人大立法产生的房产税法,至少从形式上说,满足了纳税人同意这一起码的要求"。

  梁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愿望是不错的,理由也是满充分的。唯一不足的是,

  他恰恰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即现在的中国谁能代表纳税人的权利?

  以目前中国之现状,简单地用人民代表来充当纳税人的代言人是个毫无意义的话题。尽管人民代表一词已面世多年,但这些代表的"生产过程"是否透明、健康?他们的来源、组成是否公正、合法?在我等草民心中是要大大打个问号的!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随便找个什么人问问他,知道是谁代表了他自己的权利?我敢肯定地告诉你,答案一般都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虽然有名义上的选举权,但从来就没有能够真正使用这种权利的权利。

  在一个封建传统历史悠久的国度,在一个当年被储安平先生讽为"党天下"的政治环境中,民主永远只会是一块"遮羞布"。我承认今天的中国,比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了不小的"进步"和"改革";我也不否认今天的中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有"自由"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是在57年反右时早就给打成右派了。话虽不假,但水分太多。一些话不是不能说,而是看你能在哪儿说。许多话不是不敢讲,而是看你敢在哪儿讲。

  举个例子,北京一个饭馆的包间里一帮老同学或老朋友在聚会。推杯划盏之间说什么的都有,有骂共产党、骂政府的,有骂单位领导、贪官污吏的,还有骂社会乱相、经济丑闻的。不管你骂得多狠多难听,哪怕在座的人中就有共产党的干部都无所畏惧。这种现象如今很多见也很普遍,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所拥有的一点儿"言论自由"。但你别忘了这只是在一个很小的私人空间里,一小撮熟人之间的"言论自由"。且多是发发牢骚、泻泻私愤罢了,对当政的权利机构形不成什么实质上的威胁或是危险。只要中国不再来次"文化大革命",这种"言论自由"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可如果你胆敢组织个什么党,或是经常举办个政治沙龙之类的玩意儿,那你就要小心了!很快会有国安人员约你喝茶、谈话,更保不齐哪天你就突然"失踪"了。就连
互联网上的联合签名都会让当局惶惶不可终日,谁知道哪天哪月虚拟的东西会变成现实?那可不得了!

  有个场景想必大家不会陌生,北京某区某事业单位选举区人民代表,选票一人一张,多了也不给你。选民们按科室排好队,遵照上级事先已经定好的候选人名单在指定的位置上划√就OK了。至于√前面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跟划√的人没有丝毫关系。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她。一切显得是那么得简单有序,那么得统一和谐。多么神圣的权利啊!多么集中的民主啊!这权利是谁给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给我们的,它是那么的来之不易!那么的求之不得!那么的冠冕堂皇!那么的"┅┅总是有理"。谁料一位选民赶上那天心情不好,偏偏没按往日的程序走,在非指定候选人后面划了个√。这下可把单位领导急坏了!上面交代的政治任务走了样可咋办呢?赶紧又组织各科室重新填写选票,并对全体同志们说,千万不要再划错了!否则你ä
��回不了家,我也无法向上面交差,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啊!

  上面场合很多人都遇见过、经历过,见得多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习惯了就省得给党,给领导们添麻烦,惹事端。习惯成自然嘛!有关中国老百姓享有的各种权利名义上不少,但真正能落实到实处的未见得多。究其原因,是制定这些规则、条例的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他们打着"三个代表"的幌子,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却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如这些年主管住房建设的那帮官员们,把好端端的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市场搞了个乌七八糟、乌烟瘴气。还美其名曰: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根支柱。"

  不错,自打房改以来房子就变成了可以流通的所谓"商品"。一些不良开发商如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任志强之流,把房子当成了专为"富人"祭献的供品。他们一面鼓吹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日益增长的"刚性需求",一面利用政府赐给他们的开发特权,吃里扒外、欺上瞒下、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强取豪夺。全国的房价咱就不说了,就说北京的房价,这几年在党中央、温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是噌噌地往上窜,把京城百姓的可支配收入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就这样也没见那些自称代表人民的代表们站出来为老百姓说几句公道话。哪怕你冲着住建部的大门放个屁,也算是间接为老百姓出了口气啊!

  再看看这些年流行的什么"听证会",被老百姓诟为就是一"涨价会"。咱也不知道都从哪儿找的那些参会代表?基本上跟每年的各级人代会代表一个熊样,照本宣科、照样画押、照方拿药、照章点头。有几个真能表达民意的?真敢替老百姓说话的人也站不到那旮沓去,早给你送出国门了。

  另外,在有关国计民生的住房这个事儿上,报纸、电视是天天讲,月月说,就是没见那些个记者、官员、人大代表们去采访北京真正缺房住、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穷人"和"夹心层"们。拍拍他们真实的住房现状,把他们请到电视屏幕上,听听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最好让他们当着胡总书记跟温总理的面,把郁积多年的心里话全都说出来。不过他们敢不敢实话实说咱就不敢打保票了。我要是能去肯定敢实话实说,但我保证不了电视台到时能实景实播,谁让咱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呢。

  有时我在想,过去上面老是告诫下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现在这些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们,对北京的住房现状做过细致深入、全面系统的调查吗?他们对北京的住房市场的真实情况到底又了解多少?你不要跟我说人均已经达到了多少平米,也别和我忽悠什么政府今年准备在保障性住房上又加大多少投入。在拥有北京市户籍的前提下,我只想问你们几个能相对准确的数字:

  一、北京现有的住房市场中有多少盖好售出但一直空置的房子?

  二、北京有多少早就盖好但尚未售出的房子?

  三、北京有多少拥有两套、三套以上房子的家庭?

  四、北京有多少真正需要改善现有住房条件的家庭?

  五、北京有多少一个人占有一套及两套以上房子的人?

  六、北京大多数工薪阶层、夹心层能承受与之收入、贷款能力相符的房价到底是多少钱?

  以上六组数字的统计,对庞大的政府机构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他们想去做、真去做。咱们国家在60年大庆时,不是连阅兵方阵中士兵在多少秒里走几步都能算得精精准准,分毫不差吗?希望你们在住房这件民生大事上,也拿出那种认认真真、准准确确的调查精神来。如果有了以上六组或更多组的准确数字,我想那些忽悠、诈骗老百姓的开发商以及被他们买通的官员、学者、专家们的谎言就都不攻自破了。同时,对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行业政策、法规时也会有极大的帮助。至于房产税应该对谁征?怎么征?征多少?也就不言而喻了。一句话,由绝大多数自住型的纳税人来裁定房产税的归宿是个不错的选择!

  纳税人的权利不是空口说出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由某些人所赐予的,更不是能被某种势力所代表。这种权利是要靠纳税人自己去争取,但愿中国人民能看到这一天。

  2010年5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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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多数政党的“多数”问题

  一个政党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中的这一论断,是我们党从80年奋斗中得出的一个真理,是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记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走向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最大多数人是人民的主体。能否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衡量一个政党进步与落后的社会价值标准。对我们党来说,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仅关系着党的发展壮大,而且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不仅关系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而且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

  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拥有了更好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时刻记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有决定性的因素",永远做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忠实代表,真诚地全心全意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1]

  政党的产生与政党组织形式

  党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纠结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执政,执政为了公众利益,当然也为这些人自己的利益。[2]

  "党"、"�"在古代是两个字,现在"党"是"�"的简化字。从黑,尚声。本义:晦暗不明。"党"指集团时,在古代一般只用于贬义。

  中国政党政治开始于宋朝。《论语》曰:"君子群而不党";以党为不良之名词,故世多以党为戒,后汉始有党禁。宋以前之党,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皆非政党。宋仁宗时,始有朋党之议;欧阳修著《朋党论》,谓惟君子有朋;盖已明于君子执政,必多集同志以行其政策,不必以朋党为讳矣。

  古时的党与现在的党大同小异。古时党有集团、纠集的意思,可以是名词,如党锢之祸、阉党、东林党等,这与现在的党派有些相似,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纠结起来的一批人。可以是动词意思,就是团结、纠集,如党同伐异。

  17世纪以后,欧洲国家也产生了政党,并在后来逐渐演变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其中,以英国、美国为代表,形成了两党制;以法国为代表,形成了多党制。在20世纪,以苏俄共产党和德国纳粹党为代表,又产生了组织严密的专政政党。

  法国学者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 , 1917 - )将政党基层组织分为三大类:细胞(cell)、俱乐部(cacus)、支党部(branch)。

  "细胞"以又称小组、苏维埃。以"细胞"为基层组织的政党通常不以赢得议会选举为目的,而是志在推翻现状政治秩序。执政后通常垄断政权,组织深入整个市民社会的所有领域,贯彻政党意志,对社会实行彻底统治。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例如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阿尔巴尼亚工人党、二十世纪90 年代以前的中国国民党等。

  以"俱乐部"为基层组织的政党以赢得各级议会、地方政府行政首脑职位之选举为目的,组织最为松散,平常没有规律的组织生活,干部以志愿工作者为主,从事选举募款与政纲宣传。例如美国民主党、共和党。

  以"支党部"为基层组织的政党,其情况介于上面两类之间。党基层组织有较为规律与严谨的政治架构,干部为常业专职人员,负责选举募款与政纲宣传。但支党部并不全面渗透到市民社会。例如日本自民党,日本共产党,欧洲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政党,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华民国各政党等。[3]

  非竞争性政党体系,包括无党制与一党专政。前者主要是欠发达而不存在有意义的政党,由部落派系执政的部分非洲国家,或者军事集团执政的国家(如缅甸),和中东若干由王室专政的国家,如沙乌地阿拉伯与阿联酋。后者主要是实行马列主义而由工人阶级先锋队执政,并将执政权写入宪法保证,因而不存在其他任何合法政党,或者仅存在不以竞选为目标的议政党派的国家(如苏联)。[4]

  竞争性政党体系又可区分为威权主义一党制,优势一党制,两党制,两党半制,温和多党制,与粉碎多党制。

  威权一党制下存在竞争性选举,但执政党借由限制他党竞选资源与权利的方式,例如严格管制他党宣传活动,严格审核他党候选人资格,有时甚至采取正当性可疑的压制性手段,确保个别单一政党长期执政,即连续当选国家元首或议会制下的政府首脑与多数议席。比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优势一党制下存在较为公正的竞争性选举,也存在着有实力赢得较多席次与地方政府首脑的政党,但由于选举制度或特殊国情,导致个别政党长期执政。比如1955 年到1990年代的日本自民党。

  两党制指政党体系由两大政党组成,两党皆有相近的竞选实力可以组成政府。其他政党没有获得足够选票支持组织政府的实力。通常国会选举实行纯粹的单一选区制容易导致两党制,称为杜瓦杰定律,比如美国与英国。

  两党半政党体系由两大党加上一个长期存在规模中等的第三党组成。两党半体系下,两大党往往都不足以各自掌握过半议会席次,而必须与第三党协商组成联合政府。三个政党通常正好代表民意的左、中、右三股势力。联邦德国是两党半体制的典型。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CSU)两者都无法单独组成政府,因此德国自由民主党虽席次不多,却长期保有选择左右两派的权力。两党半体系通常是选举采行单一选区制配套比例代表制的产物。所以德国人说,战后其实是自由民主党在执政,因为它跟哪个联合,哪个党就可以执政。

  多党制分为温和多党制与粉碎多党制。温和多党制政党体系由三个以上总数有限的,有实力取得国会议席的政党组成,没有任何两个政党能长期掌握政府组织权,其政府必为联合政府。但由于具有规模的政党相当固定,故联盟模式也相对稳定。代表性案例是以色列。粉碎多党制由三个以上,数量不固定且政党存在不稳定的多个政党组成,党派联盟模式较无章法可循,政治情势常常陷入混乱。相当多实行竞争性政党制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粉碎多党的特征,局势动乱往往以军事政权或威权体制告终。比较典型的粉碎多党制国家或地区有俄罗斯和香港。[5]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其俱乐部都不发达,社团不可能发达,社团不发达,公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社团慢慢发展下去,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众,也就慢慢成为了政党。

  德国的政党是民养,进入议会后才获得财政补贴。哪怕是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乡镇,也有很多很多的社团。这些社团的费用全部是民资的,社团成立时有章程,章程若被内政部、税务局通过,社团得到的捐款就被免税。一个社团的成员一般都是志同道合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舍得出钱。志同道合者,大家是朋友,如何使用、如何管理这些共同的钱财,也很容易达成谅解,所以发挥最大效益。

  德国民养社团民养党派,促进俱乐部发达、社团发达,形成根本意义上的政党文化。

  2009年9月的德国联邦议院(Der Deutsche Bundestag)选举,投票率是战后最低,仅70,78% .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写为SPD)得票为二战以后的最低点,仅23%.全德国人都在怀疑,社民党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人民"政党。

  德国多数政党及其代表的利益

  为了简单说明问题,人们把利益比喻成两头奶牛,政党对待奶牛的态度基本形成了政党的路线和政策主张。

  社民党认为,德意志村里一个专业户拥有两头奶牛,不公平。应该把一头奶牛没收了,由村委会管理,安排人饲养和挤奶,得来的收入全村人(那家专业户除外)分享。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红色社会党SPD(社民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现存的最古老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政党之一。一般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ADAV:德语: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建立于1863年5月23日,莱比锡)为德国社民党的前身。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合并成德国社会工人党。由于1890年秋天开始实施的反社会主义法,德国社会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一年后,在艾尔福特通过了艾尔福特宣言。由考茨基撰写的党纲拒绝了改革主义,并且向马克思主义倾斜。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是一位具备政治智慧的政治家,他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872年,那年他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员。从1878年起,伯恩斯坦就作为社会民主机构的私人秘书在苏黎世工作。1888年,由于来自普鲁士的压力,他被驱逐出瑞士来到伦敦,并且和恩格斯开始有了密切的联系。

  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伯恩斯坦出版"社会民主"的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标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 的文章,这些文章导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伯恩斯坦还在1899年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一书。该书与考茨基和李卜克内西的观点有强烈的冲突。

  伯恩斯坦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实现的(工人会逐渐争取到权利,因此他们痛苦的根源就会消失,同样革命的基础也会消失)。伯恩斯坦明确提出放弃暴力革命 .

  社民党来源于工人运动,起初更加明确社会主义性质 (现在依然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社民党把社会正义作为它的一个主要政见。经济应该发展,利益应该公平分配,因此公民才能更好的享受社会福利。同时,社民党认为一个强大而重视社会福利的国家才能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一个充分满足下一代需要的财政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为了不同的人群能够获利,社民党历来不断提出改革议题,比如富人税收政策的改革。在社会政治上,社民党致力于民法,开放式社会和公民参政上,它们是自由、正义和团结的基石。

  社民党代表工人的利益。

  全村只有一户人家养了两头奶牛,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德语缩写为CDU)认为,应该让奶牛专业户好好地养牛挤奶,卖牛奶得来的钱,分一半给村民。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黑色保守党CDU(基民盟)。基民盟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大的政党之一,党员成分主要是企业主、农场主、职员和知识分子。传统上是一个天主教、男性的政党。

  基民盟的前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于1945年7 月成立的天主教中央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在德国西部地区(巴伐利亚州除外)和柏林建立了基督教民主党地方组织。1950年10月在戈斯拉尔(Goslar)举行第一届联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基督教民主联盟,首任主席是康拉德?阿登纳。

  1990年10月1日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汉堡会议中心举行合并党代会,西德总理、西德基民盟主席科尔和东德总理、东德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合并后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正、副主席。

  基民盟1947年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德语:CSU - 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结成姊妹党。基社盟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基督教保守主义政党,代表颜色与基民盟相同,为黑色。基社盟以基督教社会主义为指导,奉行基督教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保守"此处指:保留基督教价值观,保留传统、自然的事物。基社盟的党员70%-80%是基督教徒,并且大部分为大企业主和中高级职员。

  基民盟基社盟代表着一些大财团、大银行、大企业、庄园主、独立经营的小业主的利益。

  对于那两头奶牛,自由民主党(德语: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缩写:FDP)认为,这样长期下去,德意志村还是无法永续发展,所以主张,一半的奶钱积存起来,由村委会管理,足额后买头公牛,与母牛交配,生小牛,奶牛一代一代相传下去,德意志村也可以一代一代发展下去。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黄色自由党FDP(自民党)。

  1948年12月12日,德国自由民主党正式成立,是由9个1945年形成的自由党合并而成。而这9个自由党则是从1933年被纳粹取缔的德国人民党(DVP)和德国民主党(DDP)的残存份子而组成。自由民主党的首任主席Theodor Heuss,原来曾是DDP成员,后来又曾成为DVP成员。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原东德地区的部分自由主义政党组织也加入进德国自由民主党。

  1945年后的自民党黑色保守党基民盟将与黄色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自民党1949年至1956年、1961年至1966年、1969年至1998年联合执政过,因此成为德国至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在战后的重建和70年代的经济起飞,自民党对德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德国议会中,自民党是最为旗帜鲜明地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党,该党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对于德国是机会多于威胁。自民党明白德国是一个依赖出口的国家,因此主张提高德国中小企业在全球化下的竞争力,改革纲领的核心目标是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主张简化各种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改革劳资关系的传统。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目前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福利名目繁多,自由民主党主张将它们合并成单一的国民补助金,同时推广各种靠资本运作的私营福利实体,比如商业养老保险,补充甚至逐步取代目前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捍卫和扩大个人自由"是自由民主党的根本目标,进而提出了"更少国家,够用就好!"的口号,力求减少国家对公民的自由和私人生活的干涉。自由民主党支持各种扩大个人
自由的社会改革方案,提倡教会要完全被排除在国家体制之外,各个政党应该和宗教团体保持相当的距离。国家反过来应该保护各种支持基本法和民法、尊重民主秩序的宗教团体。

  自民党代表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的利益,并且非常注重教育。

  首先自民党力求加强学龄前教育。从四周岁起儿童就应该强制接受语言能力测试,从3周岁开始到学前班其间,每个孩子都有权免费在幼儿园得到一个位置。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各种形式的外语教育。普及全日制小学,推行12年制义务教育,也是自民党教育方针之一,主张对高等教育收取学费,用来支持学校建设,主张废除对科学研究起限制作用的法律,加强德国作为高科技国家的地位。

  左翼党(Die Linke)指责,德国搞的都不是社会主义,一户人家拥有两头奶牛,太不公平,应该全部没收,把奶牛卖了,得来的钱全村人(那家专业户除外)分享。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紫红超左党Die Linke(左翼党)。

  德国的共产党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 PDS),它的前身为"(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 SED),即原东德的共产党。

  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瓦解,柏林墙倒塌,同年12月中旬东德共产党改名为SED-PDS ,1990年 2月4日正式改为PDS.两百三十万的共产党员,95%退出,只有少部分的党员从新组成PDS.民主社会主义党一如既往继承德国共产党、工人党、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社会民主党等的光荣传统。以维护工人的权益为政治诉求。对于东德共产党的改名,当时政界学界各有各的看法,批评者认为"换汤不换药",支持者认为,有勇气改名,将来总会有改革和改变。

  PDS后来跟社民党的极左派联合,先是组成劳动和社会公平党(WASG),后合并入左翼党(Die Linkspartei 或 Die Linke)。左翼党成立于2007年中期,是目前德国的第三大党。

  左翼党代表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政治

  1999年,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出版了《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6]

  在广泛比较和分析当代世界民主政体的基础上,归纳出并系统阐述了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其主要观点如下:

  多数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又称威斯敏斯特模式。多数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者统治,排斥少数;多数裁决,少数服从多数。当人民的意见不一致和利益发生冲突时,由谁来裁决和根据什么原则来裁决?多数民主论者的答案是"人民的大多数",因为多数统治的政府同少数政府相比较,更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而且更接近民主的理想。多数民主实行多数统治,而少数则处于在野反对的地位。多数民主适用于同质性较强的社会,主要有英国、新西兰和英国的大多数前殖民地。在政府结构和权力配置上多数民主具有以下10个主要特征:

  1、行政权集中于一党和微弱多数的内阁

  2、内阁统治

  3、两党制

  4、多数与非比例的选举制

  5、利益集团多元主义(Pluralism)

  6、单一制的与中央集权的政府

  7、立法权集中于一院立法机构

  8、柔性宪法

  9、无司法审查

  10、中央银行由行政控制

  正是为了使民主更好地运转起来,利普哈特在总结协和式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与多数民主形成对照,共识民主在政府结构和权力配置上有以下10个主要特征:

  1、大型联合内阁的行政权力分享

  2、行政与立法权力制衡

  3、多党制

  4、比例代表制

  5、利益集团合作主义(Corporatism)

  6、联邦制的与权力下放的政府

  7、强大的两院制

  8、刚性宪法

  9、司法审查

  10、中央银行独立

  利普哈特认为,共识民主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分享,其标志性特征是包容、交易和妥协。瑞士、比利时和欧盟是共识民主的典型例证。[7]

  林肯有一个政治信条:你可以暂时蒙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久地蒙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能永久地蒙骗所有的人。

  一个政党想上台执政,就必须具有暂时"欺骗"多数人的能力,不管是简单多数还是绝对多数,只要规则定下来,大家先遵守规则,然后才大搞文宣,进行"欺骗",当然"欺骗"得越多越好。靠什么来获得多数人支持呢?

  欧洲的政党越发达,越面临利益代表性问题,而该问题的症结又在于中间阶层的衰落和"问题群众"的扩大,从而加剧了"问题政治"的发展。政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把尽量多的人拉入党内,党员多了,目的还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力。

  任何政"党"都只能代表一些人(一方)而不是所有人的利益和主张,人们为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和政策主张和积极参政议政,舍结社组党,别无它途。政党政治意味着公民可以在不同的党派之间进行选择。党只能是代表一方的,全面代表与"党"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以党称全与以偏概全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

  沉默中伪造的多数

  为什么世界上有些政党能够公开地声称,该党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呢?本文的核心问题就是阐明,多数和少数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多数人的利益是如何被代表的。

  德国著名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2010)提出沉默螺旋理论(The Spiral of Silence)。沉默螺旋理论指出,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的意见是少数时,他比较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害怕被多数的一方报复或孤立。

  一个具体的人,如果他处于"少数人"的位置上,一般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怕暴露自己的"无知",怕被人家攻击,因为按人类惯例,往往是多数代表正确。处在"少数人"的他,为了不冒犯多数,而被批评和孤立,在公开场合他往往采取"沉默"的态度。然而,社会上每个具体的人都象他这样想,都保持沉默,那么,"沉默"就在这些自认为是"少数人"中"螺旋",这样循环往复的结果是,错误地认为"少数"(实际上是多数)的人都三缄其口,而真正的"少数"被衬托为"多数",这个 "多数"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少数。

  "多数"伪造成功。[8]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经常阅读到"全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句子,这里的"全国人民"到底是什么概念?全体中国人的总和?如是,又是如何具体地统计出来的?如果不是统计出来,"全国人民"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全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句子现在还有。

  2010年1月3日,发行量一直低迷不振的《人民日报》对外宣布,从即日起,凡通过人民网阅读《人民日报》数字版的网友,均要重新注册交费方能在网上阅读《人民日报》。

  举国上下成千上万的文章,都是一样的一个题目:"人民网要收费,全国人民不答应。"

  这些文章的作者凭什么代表"全国人民"呢?因为全国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沉默。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命题。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全国人民"都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呢? 就"蒋介石消极抗日"这个命题,为什么"多数人"都形成这样的观点?这个"多数人"真的是多数吗?

  根据沉默螺旋理论,若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人家会认为你"无知",因为"全中国人"都知道,蒋介石"不抗日",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若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人家会认为你"无理",无理取闹,因为官方主流媒体都认为蒋介石不但"不抗日",而且是"人民的公敌"。全中国人在政治学习中都读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若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那么你将遭受一系列的威胁:你研究生考试的政治将不及格;你的升迁就会遇到麻烦;你的工作位置难以得到保障,等等。[9]

  你为了跟大家一样,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保持沉默。人采取沉默,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同意"。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1650年发表的《The Elements of Law》一书中就指出,人保持沉默时,往往表示了认可。但是,霍布斯却没有看到人性的普遍弱点,人怕被孤立、人怕被理解为"无知"、人害怕失去,所以,在沉默中表达的"同意",是一种"伪同意"。

  由于你保持沉默,你就变成了"多数"的一员,你的利益就被代表了,执政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党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社会上还总有一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少数",因为这些人对被孤立没有那么强烈的恐惧,这些人就是社会"多数"观点的"少数"挑战者,他们就是打破沉默螺旋的人。[10]

  写于2010年5月,德国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2001年07月23日第一版)

  [2] 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

  [3] Maurice Duverger :Les partis politiques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1951 - dt. 1959

  [4] Maurice Duverger :De la dictature (über die Diktatur), 1961

  [5] Maurice Duverger :Sociologie politique (Politiksoziologie), 1966

  [6] Arend Lijphart:Patterns of Democracy: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1999)

  [7] Arend Lijphart:Thinking about Democracy:Power Sharing and Majority Ru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2007)

  [8]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ffentlichkeit als Bedrohung. Beitr?ge zur empirischen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Karl Alber, Freiburg/München 1977, ISBN 3-495-47352-1.

  [9]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Die Schweigespirale. ?ffentliche Meinung - unsere soziale Haut. 6. Auflage. Langen Müller, München 2001, ISBN 3-7844-2835-5.

  [10]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ffentliche Meinung. Die Entdeckung der Schweigespirale. Ullstein, Frankfurt/Berlin 1989, ISBN 3-550-06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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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5日星期一

“胡星斗案”法官获任庭长,折射中国司法改革新动向

  ychy hao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中层干部改革落下帷幕,一次任命32名正副庭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为历史罕见。通过对一些细节的分析,或许从中能够看出中国法院改革的某些新动向。

  首先,大兴区人民法院院长马来客担任院长半年时间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改革,不禁让人想探寻马院长其人。马来客,原任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80年代末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科班出身。2009年12月空降来到大兴法院。此次中层干部改革是否有上层的授意让人不得而知。

  第二,此次大兴区人民法院中层干部改革规模之大,任命人数之多,使该院中层干部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新任命的庭长除部分人外,以近年来新招录的硕士研究生为主,其中不乏过了试用期刚刚被任命为法官的新人,非北京籍贯的占到一半以上,中层干部由60后为主体变为以80后具有法学硕士学位的人员为主体。这一举动使该院的干部素质、职业环境、学术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和提高。

  第三,亮点之一,著名学者胡星斗状告北京新网公司案的审判长赵玉东在此次干部改革中获任庭长。胡星斗因在网站发表不同观点的言论,被网站封杀,遂将网站起诉,并最终获胜。该案主审法官赵玉东的判决书被喻为"极其罕见"的"创造历史的判决"。赵法官因此险些辞职。此次获任庭长昭示着中国法院改革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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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需要选择方向的十字路口。过去的那种只注重依靠出口创汇,不惜耗尽资源,不顾环境污染,极力压低工人工资的被人称为"世界血汗工厂"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穷途末路。中国经济要向纵深发展,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规律。那么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笔者以为,政府必须实现如下四个目标。

  一、 摒弃对GDP的崇拜    笔者以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崇拜GDP的政府,这一观点并不为过。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地崇尚GDP呢?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中国人极为好面子的心理应当占据相当大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复杂因素所致,中国政府梦想通过一些激进的、捷径的发展模式创造出能够震撼世界的亮点,以此希望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认同。于是加速经济发展便成为政府当务之急的一种手段,而经济发展的快与慢,通常情况下,用GDP的增速可以很直观地表现出来;长久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把GDP高低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硬性指标,因此,全国上下均以GDP的高低为马首是瞻,为了取得靓丽的GDP,地方各级政府唯GDP而GDP,岂顾耗费资源,岂顾污染环境,甚至不惜建立世界上的è
��汗工厂等等。在地方政府的官员眼中,这些与中央看重的GDP相比可谓无足轻重,耗费资源、污染环境、建血汗工厂只能保住他们的乌纱帽,至于对子孙后代如何交代,经济能否持续发展,那就不是本届政府所考虑的事情了,地方政府在积极崇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今后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如果不彻底摈弃对GDP的崇拜,仍不按客观规律去办事,中国经济就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二、 彻底放弃与民争利做法

  不容置疑,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在与民争利。这从我国国民收入在国际上排名可见一斑,我国排名甚至远远低于一些非洲的国家;而政府的税收,竟连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高速增长,苛捐杂税种类繁多,堪称世界之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老百姓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相反竟使得东西部、南北部的区域经济,穷人与富人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上已然形成少数寡头盘踞的利益垄断集团,而且他们正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或影响力裹挟、绑架中国的法治和中国的经济。诸如此类,均跟政府与民争利有着直接的关系。国家富足了,强大了,可是人民却并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相对来说,老百姓反而更加贫穷了,以至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最终导致成国富民穷的怪现象。国家一边跟百姓争利,一边喊着要
激活内需,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大有顾左右而言它的嫌疑?政府通过名目繁多的税费征收,甚至不惜与既得利益的垄断集团捆绑在一起与百姓争利,百姓的收入占GDP连年下滑,与此同时百姓还要顾及居住,子女上学、就业、保险、顾及随时随地失业以及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更多储蓄,今后生活一旦发生大事小情,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这样的国情下,老百姓还怎敢放心地去消费,中国的内需又怎么能拉动得起来呢?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命题,却不知政府及其智囊团为何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呢?总之一句话,如果政府继续秉持与民争利的行政理念的话,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健康发展之机。

  三、 充分利用税收缩小贫富间的巨大差距

  一个国家正常的贫富差距的状况应该像个橄榄状,两头小,中间大。即中产阶级应该是橄榄的中间,富人与穷人应该位于橄榄的两端。而目前的中国,富人攫取的社会财富竟高达90%以上,穷人则占据社会人口一半以上。这样的一个极为异端的社会结构,极大地遏制了国民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不仅如此,同时还埋下了社会矛盾激化导致动荡的隐患。众所周知,成熟发达国家的税收对象是富人阶层,一般大众则通过政府向富人征收的高税赋而享受较高的社会福利待遇。总之政府是通过高税赋达到高福利的目的。然而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的纳税主体不是所谓的富人阶层,而是广大的工薪阶层,相对而言,中国的富人阶层还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违法的渠道避税,而中国的税率又不尽科学合理,因为它没有拉开富人与工薪阶层的税率差别
,因此中国税收似乎对富人而言可谓无足轻重。这种极不合理又不公平的现象将给社会带来极度的隐忧,这股怨声载道、不满愤懑的暗流不断地在消磨啃噬着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不仅如此,众所周知,中国的税赋可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政府通过实施高税收的政策之后,社会应有的福利却没有没有跟上去,出现了只收不出的怪象。就连住房、就医、就学也要实行产业化、市场化,政府在一些公益领域极端地不作为,因而在中国人头上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在这种趋势下,无奈的中国老百姓便拼命地把辛苦赚来的那点钱存到银行里去,可是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又出现了负利率。总之,中国难道老百姓是两面挨耳光,左右不是,举步维艰。尽管中央高层一再提出让老百姓拥有合法的财产性收入,让中国老百姓有尊严地生活,让中国老百�§
�能够分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成果,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中国老百姓所谓的财产性收入增长了吗?中国老百姓分享到改革开放的大蛋糕了吗?中国老百姓到底是不是有尊严地活着呢?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这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那么在这样一个既不合理、又不公平、还受压抑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积极性又从何谈起呢?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的生力军没有了积极奋进的动力,试问这样的国家经济又会好到哪儿去呢?

  四、 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启动内需拉动经济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按理说消费潜力巨大,为此许多国家都把消费押宝在中国人身上。可是不知为什么似乎中国政府却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中国政府拉动经济始终靠的是投资和出口。似乎国内不存在消费的意愿和动能,在中国政府的眼里,只有外国人才有消费意识和消费能力,只有外国人肯消费、会享受,而中国人只知道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不愿意消费,不肯消费,甚至不会享受。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消费极为疲软的现状,似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说政府只是看到了消费疲软的表象,而没有把握消费疲软的实质根源。那么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存不存在巨大的消费潜力,对此连外国人都看得明白,中国普通大众也心知肚明吧,难道唯有中国政府处在众人皆醒我独醉的状态吗?如果谁那么看就太小瞧
了中国政府。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中国老百姓消费意愿又极其低迷,这的确是一个摆在世人面前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才会闭上眼睛,跳过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而去开拓外国市场为外国人服务,即使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外国卖得足够贱,中国的制造企业只赚取那么一丁点的可怜的利润也在所不惜。可是人们想不通,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给国人增加工资收入,对国人加大补贴与福利待遇,使得中国的老百姓真正能够有财产性的收入,真正能够分享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带来的巨大蛋糕的份额呢?只要中国人手里真得有了钱,减轻了巨大的后顾之忧的中国人难道还不会消费、潇洒吗?笔者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宁愿把商品极其低廉地卖给外国人,也不愿卖给国人自己呢?其实仔细想来,就不该有此等的困惑,�¯
�致如此现状无非一是政府在与民争利;二是政府企图通过低工资扩大就业人口的基数,以力求社会的稳定,达到执政者长治久安的目的。可是,谁都相信,一旦中国人摆脱了消费瓶颈,中国真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到那时,政府即使不靠出口拉动经济,我们仍然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消费大国,只有平稳的、强大的、可持续的的内需消费才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0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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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谁劫持了我的博客和邮箱?

2010年6月28日,我的谷歌博客被删除,博客和邮箱共用的帐户被禁用,我向外披露了这一消息,要求谷歌给出合理的解释。29日,我的谷歌博客被恢复了,登录帐户时被要求重设密码,进入邮箱后,我看到邮箱内有来信说――

"廖祖笙:您好!

我看到您关于Google博客的投诉,我联系了相关的人了解情况。

1. Google从来没有由于您博客的内容关闭/删除您的博客。

2. Google临时关闭您的博客是因为您的帐户被劫持,这可能导致您的博客、邮件被删除或者修改,所以我们临时禁止您博客邮箱的登录。

3. 我们临时关闭您帐号的同时给您发送了SMS。当我们发现您用您经常登录的IP登录时, 我们会让您通过SMS验证重新设置密码,然后您就可以继续使用您的帐号。

4. 我们人工设置让您的博客现在可以访问,但是您仍需要重新设置密码。

5. 今后请注意网络安全。

谢谢!

我没法确保这个邮件会发给谁,所以不能使用真实身份,请见谅。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和我联系。"

我对上述这封来信的解释仍心存一些疑问,即便"Google临时关闭您的博客是因为您的帐户被劫持",这里面也衍生着一个问号:谁劫持了我的谷博博客和邮箱?答案在我的心里,在你的心里,在大家的心里。我们被劫持已久!

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公然剥夺后,我陆续在海外的服务器上创建了50多处个人网站,但创建一处,迅即就被封删一处。这只看不见的黑手伸得确实够长,不但能伸向国内传媒,伸向公检法,而且能伸向海内外的互联网!

我要为我惨烈遇害的孩子鸣冤,我要表达我的所思所想,已是非得"出国",一天天翻过网上那面"伟大的墙",就这样也还得不时遭遇着那只看不见的黑手。我怎么就家破人亡了?我怎么走到这步田地了?我到底干什么了我?

在遭遇这种种之前,我不就是爱说话,天天在报纸上和博客内念叨了中国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吗?此外我犯了谁的哪样"天条"了?是谁令我唯一的孩子那般惨烈消亡?是谁将我逼到了这境地?是谁还在将迫害延伸?

"Google临时关闭您的博客是因为您的帐户被劫持",这意味着我即使在被墙的谷歌开设了这样一个博客,这个博客也再无绝对的安全可言,"被劫持"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再发生。劫持者在害怕什么?劫持者在试图掩盖什么?

"今后请注意网络安全",我已是小心翼翼至此,我还能怎样"注意网络安全"?"祖国的花朵"就读的母校不是一向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可我的孩子只是被校方召回"拿毕业证"而已,就那样惨不忍睹地遇害在校内了!

下个月的16日,就是我儿廖梦君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4周年。4年了,4年了啊!虐杀无辜的狂徒在上上下下的蛇鼠一窝之间,还能逍遥法外!这4年来持续不断地删网文、删博客、删网站,到底掩盖住了什么?

我爱的祖国,我为之奉献了青春为之奉献了许多心血的祖国,您能否告诉我,在何处可以真正找到让正义得到伸张的平台?祖国无语,祖国也默默地流泪了。我的博客和邮箱被劫持又算得了什么?就连我的祖国,也是被劫持了!

劫持我的博客和邮箱,劫持我的祖国,劫持我的同胞……是同一劫匪!这个劫匪是这般的凶狂,它何止是放任杀人凶手逍遥法外,何止是让我可怜的孩子死不瞑目了眼看就已是4年时间,它连军警也劫持,它劫持我十几亿的同胞!

翻过网上那面"伟大的墙",一年365天,每天都会看到我的祖国和同胞在悲鸣,在哭泣,在呼救……看看国内的"权威"传媒,每天都是"莺歌燕舞"、"一片祥和"……真相和掩盖之间,劫持和被劫持之间,是冰火两重天。

劫持者将走向何方?被劫持者将走向何方?这样的问号在不断盘旋。"和谐"是"河蟹"的代称,我不知劫持者和被劫持者之间,怎么去和谐。他们不是如此强大吗?可悲可叹,他们却怕了,竟会怕了一支笔,甚至是一个博客。

写于2010年6月29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45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oxun.com/hero/liaozu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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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不再写作政论、时评的声明

我累了,从昨晚到现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累乏。我已是处在取保候审的阶段,而且候审的时间是一年。我一直感觉到文字其实改变不了什么,还会给相关方面造成我在"侮辱"、"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错觉,因此我决定今后不再写时评、政论,改写散文或散文诗,希望读者们能理解。

廖祖笙

写于2010年7月4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50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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