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2日星期三

薛涌:空姐身上的中美差异

  中美两国之不同,在飞机上就看得清清楚楚。旅美多年的袁晓明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空姐的年龄与职业的歧视》的文章,调侃说,在美航班机上不仅吃得不好,而且享受不到如中国、日本等航班年轻漂亮空姐的优质服务。这次回国,我们来回都是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看到在飞机上服务的"空姐",经常有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若仅看相貌,我怀疑有上六十的。只是美国人显老,不敢这么乱猜。

  空姐传统上属于"美女职业",是年轻饭。选空姐如同选模特,形象、身材、年龄都要求甚严。对许多男性乘客来说,在十几个小时疲劳枯燥的飞行中,这些窈窕淑女是唯一的亮点。航空公司要靠这个竞争。但是,女权运动之后,欧美风气渐变。特别是美国,搞出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形象歧视"等等名堂。航空公司曾因为解雇体重过大、年纪过大的空姐而被起诉。当然,女权运动也使大量妇女成为劳动力,航空公司的女乘客越来越多,这些人对于男人喜欢的美女服务可能很不以为然。于是,许多男性、中老年妇女进入或留在这个行业。乃至在空姐之外,有了"空嫂"、"空叔"、甚至"空爷"、"空奶"。以我这次旅行的经验看,飞机上的勤务人员中,二十几岁的美女一个也没有见到,主力是四五十岁的。其中偶有男性

  中国在这方面,则似乎还处于过去时态中。空姐是美女的同义词,这在八十年代已经根深蒂固了。读过一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在飞机上目睹一老外不断向美丽得耀眼的中国空姐调情献媚,但那位空姐礼貌地回绝,使作者长舒一口气,很是赞扬那空姐�卫了中国的尊严。要知道,那是个大家不停地抱怨美女大量"出口"嫁老外的时代。此小说主题的成立,就是建立在空姐即美女的基础上。我当时从来没有资格坐飞机,没有钱不说,买飞机票还要单位开证明。毕业工作两年后,因为一直给《文汇读书周报》写专栏,受该报之邀访问上海,还许诺报销飞机票,于是第一次享受了近乎高干的待遇。那时在飞机上有两个终生难忘的印象:一,飞机居然管饭。那第一次品尝的黄油面包真好吃!二,空姐又年轻又漂亮,如同天女下凡。第一次
乘飞机,本来最担心飞机会不会掉下来。空姐一来,马上希望飞机能多飞两个小时了。

  如今市场经济蓬蓬勃勃,乘飞机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空姐职业随着中国民用航空的高速发展迅速普及,按说应该容纳更多普通人进入。但是,在中国当空姐仿佛还是如同进好莱坞一般,直到不久前,媒体还不停地报道空姐海选、佳丽如云、录取率仅2%等新闻,并配有许多照片。问国内的亲友,大家也都说国内空姐普遍年轻漂亮。美国航空公司的那些"老太太"在中国很难有机会上岗。

  我将此事拿到微博上讨论,引起不小的反响。一位有旅行经验的网友指出,空姐这行业,看似端茶倒水的简单服务,但一出现异常情况,处理起来就非常复杂,经验变得很重要。特别是面对国际旅客,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训练十分重要。以他亲身之感受,年纪大的服务人员明显比年轻的空姐更为周到。

  其实,美航上的这些空姐本来大多也是二十几岁从事此业的。只是现在的航空公司无法再以年龄的原因解雇她们,她们只要身体状况容许,就可以一直干到退休。所以,许多人就这么一直干到六十多岁。

  最近美国纪念9.11十周年,空姐自然成了主角之一。你很容易发现,这些人中许多年龄偏大。此一劫难让人们更为尊重她们的经验和敬业精神,而不是她们的相貌和年龄。更不用说,在人口迅速老化的时代,年轻人越来越稀缺,任何行业都有责任延长职工的工作时间,让上年纪的人"发挥余热"。否则日后就更老无所养。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民用航空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现在从业的许多年轻漂亮的空姐,是本行业中的开拓者。我非常尊重她们的服务,也正因为这种尊重,我希望社会不要以色相衡量她们的价值,而是鼓励她们过了三十五岁以后,仍然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并以常年积累的经验和技能,进一步提高中国民用航运的质量。

  (薛涌 旅美学者,着有《直话直说的政治》、《中国文化的边界》、《仇富》和《怎样做大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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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钧:福布斯刺痛了国人什么神经

  2009年《福布斯》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称"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时隔两年,中国媒体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说实话,对所谓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的消息,早有耳闻,但并未留意是谁家所为,也没有真把它当回事。因为国际上各种各样的研究多如牛毛、数不胜数,选取不同的指标,构成不同的指标体系,就会得出不同的统计结果,这应该是太常见的事。现在福布斯"二"了一下中国,不想却撞到枪口上了。于是,双方便要很认真地较一番劲。

  在社会经济领域做定量化的研究,尤其是做国际比较研究,因为各种影响因素太多,太复杂,所以常常只能用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将问题简单化、模糊化。但这样一来,最后的研究结果就很容易受到质疑。譬如,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用的方法就是:将"最高法定税率"去掉量纲再标准化后,以简单相加得出来的。这样的定量分析思路使问题简单化,也具有可操作性及可比性。但是,要找毛病,肯定也是一堆一堆的。现在的问题是,福布斯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它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分析这份"痛苦",窃以为它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其意义,至少有三:

  其一,福布斯的这项研究,并不是特别针对哪个国家的,而且用的都是同样的指标,同样的方法。从这一点看,应该说它是公平的。如果对此我们平心静气,是否可以这样推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高于其他国家,一定是各类税收中,至少有一部分"最高法定税率"要高出其他国家,所以才会得出这样的统计结果,以致被"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一下吗?

  其二,《福布斯》杂志是以"财富"和"成功"来吸引眼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其实是"替富人说话"的。试想,全都用最高法定税率来构建指标体系,其统计结果应该只与利润高的企业和富裕人士相关,而与中低收入者并无干系。如果说披露这"痛苦"含有打抱不平的意思,那显然也是"替富人说话"。然而,吊诡的是,中国的富人似乎对此并无反应,而不那么相关即不那么富裕的人倒先义愤填膺起来了。再问一个为什么?可能的答案是:面对最高法定税率,富人自有应付之策;而远远够不上最高法定税率的社会群体,则对他们面临的非最高法定税率有着切肤之痛―福布斯可能自己也没有料到,在中国它居然"替中低收入者说话"了。

  其三,其实在以"税负痛苦指数"的排序中,中国被"二",其意义也不大。但如果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一一分析各类税负,看看哪些比其他国家定得高了,哪些比其他国家高多了,再想想为什么我们要比别的国家高或高出许多……似乎这样做,对中国的发展更为有利。毕竟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都以30%的幅度增长,起码在不明白的人看起来,真有些邪乎。明白的人,包括在媒体评论中提及的专家学者,其实也都早就提出了关于税制改革的意见,这里不再赘述。

  因此提出一个建议,今后对国际上所有涉及中国的统计研究,是否都可以取这样的态度:不计较是否被"一"、被"二"乃至被"末",而是分析研究其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有没有启示,不管这种启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再说,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并不是第一次被"二",最有名的当然是GDP被"二"。中国政府也很清醒,一再强调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过,也没有人因为中国的GDP被"二"而出来质疑GDP统计"不科学"。还有人以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所以要将中国被"二"的过程作为一种"模式"高调出来……总而言之,近年来中国已经多次被"二",如今再被"二"一次又有何妨,大惊小怪有失大国威仪。

  由此联想到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中女嘉宾和主持人的一段对话,录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当主持人问女嘉宾为什么老用"二"来形容男嘉宾时,女嘉宾回答:"'二',从北京女孩口里说出来,就是你很可爱。"主持人旁白:"对,你就很'二'。"

  (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救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着有《中国社会福利》、《非营利机构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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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陈胜变了荆轲

  清末的安徽革命,与诸省有些不同。安徽的豪杰,很多跑到外地去,做出惊天事业,如合肥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桐城吴樾在北京行刺留洋五大臣,寿州孙毓筠在南京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合肥倪炳章于广州发动燕塘起义,合肥范鸿仙于江苏组织江浙联军,休宁程家柽于京师卧底肃亲王府……哪一桩不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

  反过来,皖省的革命,推动者中却有许多外地人。如今要说的,头一个就叫徐锡麟,没人不知道他。

  赴日"镀金"

  徐锡麟为什么会去安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徐锡麟联手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大通学堂。看上去顺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学堂,徐锡麟身为一府的教育主管,创办大通学堂,也算响应政府号召,足堪嘉奖。

  内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录,"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匿伏藏获之所",因为技术力量不够,"同志中无通驾驶术者"而作罢(也不知道他们原计划要怎么劫钱庄,还需要通驾驶术者)。既然搞不成窝点,徐锡麟就想鱼死网破了,"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

  他让陶成章帮他通知浙江各府党人同时响应。陶成章虽然人称"焕强盗",与王金发齐名,倒还没这么热血冲动。他力劝徐锡麟说:浙江并非"冲要之地",对周边地区辐射影响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

  徐锡麟听从了陶成章的建议,将大通学堂改成了大通师范学堂,姑且培养人才。想必在两人的讨论中,去安徽―暗杀―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时响应,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雏形。

  徐锡麟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一旦想好计划,马上丢下刚开学的大通学堂不管,一心盘算怎么去安徽起义。众人计议,最好能够进入陆军,掌握军权。大通学堂诸人,徐锡麟最大,已经三十三岁,陶成章也有廿七岁。然而徐锡麟说"不要紧",他找了个富商许仲卿捐了五万两银子,给光复会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与另一人是知府,另外还有两个同知。

  捐这个官不是为了"指省候补",那样任用太慢,而且也进不了陆军。他们捐官是为了让浙江巡抚寿山送他们去日本学陆军,因为朝廷其时极重留学生,日本回来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达此目的,光有官衔没用,徐锡麟又去求他的姻亲、前湖南巡抚俞廉三。他则答应帮俞活动浙江铁路总经理一职。俞廉三果然极力帮忙,不但帮他们说服寿山批准五人赴日学习陆军,还写信给驻日公使杨枢新,一力拜托。

  日本之行并不顺利。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怎么看这群人也不像留学生―一是年纪大,二是举止太土―便以"自费生"为由,阻止他们进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徐锡麟又拍电报给俞廉三,俞廉三又电浙江,请巡抚致电驻日公使,证明他们是公费生。王克敏又在体检上做文章,结果五个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锡麟近视得厉害。

  怎么办?陶成章等四人决定留下来学习法政或警务。徐锡麟倒不是不想留下来,但他的眼睛近视得太厉害,年纪又大,谁会取他?还是要回国。走之前,两位光复会大哥又讨论了一次。徐锡麟认为军权不可得,掌握警察权也不错。陶成章则认为要么直接统军,要么搞团体暗杀。两人说着说着争了起来,但也没争出个结果。

  影视和绘画作品中的徐锡麟,用艺术的手法,分别描述他浴血奋战和英勇就义的场景。

  安庆的外乡人

  徐锡麟筹资捐官,动用俞廉三的关系,赴日留学,回国候补,花了偌大本钱,当然不只是为了刺杀一位安徽巡抚。

  徐锡麟入安徽官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重点在于长江中下游的易手。这也是光复会的一贯主张。然而徐锡麟归国后的一系列举动,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确是在尽力实现入皖计划,如六月赴京,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徐锡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终日,无片刻之暇,大约安徽兵权或可到手",他还请托在日某位朋友学造纸币,以备将来起义成功发行军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锡麟又多有歧动,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试图刺杀练兵大臣铁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杀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疑之拒不见"。徐锡麟难道不知,这两次刺杀,一旦发动,不管能否得手,筹划经年的入皖计划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锡麟八月往武汉访俞廉三,跟他大谈要在北京开报馆,请谁谁谁当主笔,又致函友人,称打算在奉天组织一间垦务公司,"寓兵于农",资本需三十万至一百万。若说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迷惑外界,掩饰他入皖的目的,则徐锡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见浙江巡抚张曾�,明显也有不轨意图,否则以徐锡麟曾贿赂前任巡抚寿山的交情,寿山焉有不拜托张曾�看顾之理?可是张曾�居然跟袁世凯的反应一样,"疑之,拒不见"。

  徐锡麟屡次谋刺清廷大员,这才起程往安庆就职。但是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要去安庆谋夺军权,反攻江浙的样子。据吕公望回忆,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告别光复会诸友时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徐锡麟去了安庆,恩铭委以陆军小学堂会办之职。这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转过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锡麟便将妻子徐振汉遣回绍兴家乡。陶成章后来解释说,徐是因为"每月所入不过数十金",养不起妻儿才行此举。但后人大都认为他是在为行刺恩铭作准备,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陶成章记载,徐锡麟在安庆初时非常不如意,官场的那套礼仪他没学过,常常在觐见酬酢时出乖露丑,被同僚笑话,想按起义计划去联络安徽的新军,又因为"口操绍兴土音",跟新军弟兄鸡同鸭讲,无法像在浙东联络会党那样见效。因而徐锡麟郁郁不乐,"屡思归浙",在皖同乡都劝他不要着急,关键是上次张曾�不肯见他,两人势同冰火,回浙江也未必有什么好果子吃。

  幸或不幸,姻亲俞廉三在此时又伸出了援手。俞廉三与皖抚恩铭有师生之谊,前任浙抚寿山又是恩铭的连襟,故此在俞廉三来信"务加重用"的请托下,恩铭改派徐锡麟为巡警会办,加授陆军学校监督,还奏请朝廷,加徐锡麟二品衔,所谓"私恩",确实不可谓不厚。

  徐锡麟陡然蹿红,难免为安徽官场所嫉。便有人在恩铭面前说徐的坏话,大抵是在乡行为不端,曾经留日,不可不防之类的话。以恩铭与徐锡麟的连带关系,本不该对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锡麟豪燥决裂的做派,实在不像个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凯疑他,张曾�也疑他?当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后,徐锡麟谋升此职,恩铭没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没有让徐独当一面。

  这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徐锡麟谋划起义,此时能动用的力量,便是巡警学堂的三百名学员。这些学员均已成年,且每人配有一支九响的毛瑟枪,可算得一支武装力量。但徐锡麟只是巡警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学堂的"督办"即校长例由臬台兼任。清末军队、警察中,顶头上司最有权威,徐锡麟以会办的副职,要让学员听从,颇有难度。徐锡麟供述誓言必杀恩铭,亦必杀毓秀,便是这个道理。

  两个徐锡麟

  在后来的记载与回忆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徐锡麟,一个深谋远虑,打算利用安徽的地当冲要,做一番大事,他时常于星期日,约教员学生,驰马郊游,暗中窥察安庆地理形势,以谋大举。他密刊木质印信一方,文曰"江皖革命新军总司令印",并印就反清文告数千张,"先期暗结日本留学生、南洋革命党及内地宁皖党人"。

  而另一个徐锡麟,仍然深陷冲动狂热之中,似乎在安庆的使命便是博浪一击。他虽然带着巡警学堂师生四处踏勘,但直到起义,知道他用意的不过陈伯平、马宗汉等二三人。陈伯平拟就了《光复军告示》,他只是在告示后加上几条"杀律":

  "满人不降者杀。反抗本军者杀。乘机打掠者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仍为汉奸者杀。"

  虽然徐锡麟提前发难,有革命党人叶仰高在上海被两江总督端方拿获,供出有党人已打入安徽官场的原因,但是否真的需要如此仓促起事,颇可商榷。

  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二班,每班二百人,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再训练乙班。徐锡麟的原计划是"甲班学生训练期满,把这批毕业学生分发到各军警机关工作,从事秘密活动,联系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待机起义;等到乙班学生训练期满,再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发难",如今连甲班的训练尚未期满,安庆的新军也不能说联络妥当,而由秋瑾负责响应起义的浙东会党也未集结完毕。反过来说,虽然有人说此时恩铭对徐锡麟已经起疑,但从恩铭把缉拿革党之事仍然交托徐,又欣然参加甲班毕业典礼来看,他对这位老师、连襟联袂推荐的下属仍是"信之不疑",直到徐锡麟都在他面前掏出枪来,他还问:"会办持枪何用,岂要呈验乎?"

  因为恩铭要去总文案张次山家贺其母寿,巡警学堂甲班的毕业典礼又被提前了两天。五月廿六日毕业典礼,前一天下午,徐锡麟召集少数学生讲话。很明显,这些学生都是他平日的亲信。徐的讲话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全体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当披发缨冠而救……"而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辞,因为"说的是浙江土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太听懂。

  第二天上午,徐锡麟集合全体学生训话,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反覆数千言,慷慨激昂,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均不察其命意之所在"―也就是说,还有三个钟点便将举事,整个安庆城内,知道徐会办今日要杀官举事者,只有他自己、陈伯平、马宗汉三个浙江人,这,这有点开玩笑了吧?

  恩铭当然也不知道,他到了学堂,听到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通过臬台毓秀密禀说"徐道台不是好人,请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于是辞谢午宴,于是,他的死亡也就提前了。

  行刺成功,造反失败

  徐会办呈上学生手册,突然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个暗号。恩铭刚问了句"徐会办从何得此信",陈伯平扔上来一个炸弹,但没有爆炸。

  虽然一直不断有人向恩铭密告徐锡麟是革命党,但恩铭也许一直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如果造反是为了功名富贵,那么一个三十五岁的二品大员、受巡抚信用的红道台有什么必要造反呢?

  此刻容不得他不信了,徐锡麟一面说着"大帅勿忧,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面掏出了双枪。可是,徐锡麟是个大近视,距离这么近,他居然看不清恩铭的要害,持枪乱放一气,恩铭身中七弹,嘴唇、左手掌心、腰、左右腿都受了伤,但无一致命。徐锡麟子弹打完了,跑进内室装子弹,手下的巡捕背起恩铭往外跑,陈伯平追上来放了一枪,这一枪要了恩铭的命。

  徐锡麟装好子弹冲出来,发现恩铭已经不见了,只剩藩台冯煦还呆呆在站在堂上,似乎没回过神来。徐锡麟推了他一把:"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急急忙忙跑了。徐锡麟又去找毓秀,也已经踪影全无。

  徐锡麟抓住了顾松,问他如何知晓自己是革命党的秘密,顾松说,日本方面给会办的信都是用胶水黏的,有几封因为受潮,封口裂开了,我偷看了信,知道会办是革命党―就算信封胶水受潮无法可想,秘密信件就不能整点密语隐文吗?

  徐锡麟没有告诉学生今日要起义,只是派了一个人守住门口不让学生走,觉得刺杀恩铭后,一呼百应,自然学生们就会揭竿而起。他没想到枪声一响,场面大乱,一个人怎么拦得住汹涌的人流?大部分学生都随着省里官吏跑掉了。

  谁都知道起义首要夺取军械,但徐锡麟并没有派人事先控制军械所负责人,结果负责人带着钥匙跑掉了,巡警学堂学生虽然占领了军械所,地下室弹药库却打不开,能找到的枪弹互相不配合,战炮上也缺少机铁。

  徐锡麟倒是想到了派学生去跟六十一标的官兵联络,请他们进城来领子弹,共同举事,但这人明显派出太晚,占领军械所之后才出发,此时安庆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往来,信根本送不出城去。

  徐锡麟在军械所遇到了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未带军队,徐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义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利贞答应着走了。刘回去后立刻反水,组织巡防营向军械所冲锋,徐锡麟等无枪无人,力战被擒。

  陶成章说徐锡麟"动与人忤,然性慈爱人",真是没有说错。他不杀冯煦,轻信刘利贞,战事不利,陈伯平提议焚毁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他认为这样会导致安庆城"玉石俱焚"。

  此人自然极是汉子,在供词中承担了全部罪责:"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他们去的。"别人问他是不是受孙文指使,他坚称"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面对伦理方面的指控,徐锡麟说出了惊世骇世的一段话:"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他是在以种族规则为旗,与世俗伦理作战。

  伦理反过来要惩罚他。恩铭的夫人希望按照"张文祥刺马"的逆伦案例,将凶手剜心后再斩首。如果是别的家眷,也不见得有人理会。但恩铭夫人是庆亲王奕匡之女,有司不敢不重视她的要求。藩司冯煦念及徐锡麟的活命之恩,暗中指使刽子手先杀人再剜心。

  徐锡麟惨烈的死法,与秋瑾的被处斩一道,为上海中外报刊大肆报道。虐杀与杀女人,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最不能容忍的做法。清廷在丁未年一役大大失分,为四年后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行刑前,循例为死囚摄影一张以备案,拍完,徐锡麟说:"面无笑容,怎么留示后世?再拍一张!"但不笑的、笑的相片,都没有能留下来。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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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辛亥百年变局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围着火炉来聊一个这么大的话题。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谈房子、车子,很少来谈一百年,谈革命,谈宏大的历史变迁这样沉重的话题。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有那些轻松的话题,那么必将被那些沉重的东西压死。没有沉重的就没有轻松的东西。我们担负那些沉重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地生活得轻松。

  这个沉重不是我带来的,而是一百年中国的历史带来的,因为一百年给中国人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今天在承受着的。我们说房价很高、社会很不公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马路上塞车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具体,都很孤立,似乎是各个方面单一的问题,但是它们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问题,这个背后的问题不是今天产生的,而是一百年来、两百年来、四百年来,甚至更长的一千年来,造成的问题的总和。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过一本书在耶鲁大学等大学里作历史教科书,叫《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中国大陆也有中译本,但这个中译本只有薄薄的一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史景迁写的书这么差,跟我说想象的史景迁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发现了台湾
翻译的《追寻现代中国》,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删节后的一小点。因为史景迁的现代中国把起点放在1600年,终点放在2000年,他写了在这四百年中,中国人是怎样摆脱古代一步步走向现代这个过程。他写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们在大陆看不到,因为大陆的一本不会译后面部分,它只译到1911年,后面最重要的、写了两本多的都没有翻译。我看了那三本书,知道史景迁把现代中国的起点放在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满洲人入关前在东北做准备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从五四、辛亥以后开始的,他的时间尺度更大。

  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关于变与不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来变与不变》,是2010年2月写的,我在其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那么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发生,甚至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巨变,它也是渐变。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120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国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象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¼
�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ï
��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国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多多了。据官方统计,现在每年发生的都在十万起以上。因为
中国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为洒落在各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范围也未必轮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们还能安静地生活下去。这种环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12%,那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ã
��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å
��,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1905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国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权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1906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å
��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
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但是选举是真的。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比较认可的精英,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选举大致上符合当时全世界的选举惯例,我们考察英国、法国、美国的早期选举都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选,都有一个一步步开放的过程。美国的这个过程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妇女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600多年。当时的中国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é
��举,让中国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党人。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由国民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和后来由自称继承了孙中山遗志的共产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党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党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们总认为局限是个贬义词,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
在我看来比无限革命要美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坏性的天才,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个比一个破坏性强。洪秀全只占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分封诸王,老婆就有36个,打进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杀了二万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这样的破坏性天才,中国几千年来都不缺,给中国带来的毁灭也是巨大的。中国缺的是建设性的人,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
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国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党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æ
��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当然,结果被逆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辛亥的话题,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为止也还是绝后的。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中国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走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中国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党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了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对整个中国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严复讲的"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
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我说,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国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¾
�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总结出人世间最精炼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时中国哲学的最高典范,这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经典表述。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打破这句话,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继续停留在古代。

  我们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120天当中,中国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着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国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国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国
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风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退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½
�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国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这样一来金融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é
��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国就处于这
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860年代中国向外国人学习造洋枪洋炮开始的,然后开办工厂,制造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纱织布,开办新式学校,开办出版社、报社、银行,这么一路过来所积累的文明基础。从辛亥前的中国到辛亥后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农业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农业国都是君主制,这种选择是正常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这样的制度与农业国家也许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国家都诞生在海洋文明国家,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跟当时整个中国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过头�Ž
�看,中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可以说是失败了。虽然在辛亥革命这一轮我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从民国变成了军国到党国,我们走了这么一条道路,从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们失败了。但是晚清以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成功了。这五样东西可以充分地标志当时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第一样是学校,从无到有,中国在1902年以前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旧书院,只读四书五经,完全是应付科举的。科举直到1905年废除的。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学校产生了,为什么慈禧下决心废掉科举?其中有一个背景,科举不废除,老百姓不愿意让孩子去新式学堂读书,跟科举制度不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的建议彻底废除了科举制。

  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国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的人都被商务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中国最早的教科书。所以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是特别的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话语体系最终都没有使用严复翻译过来的体系,而是使用日本转译过来的体系,如"干部、群众、政党、政治、逻辑、社会学……"这些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概念有许多都是日本转译的。严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用最古雅的话语对接西方文�˜
�。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经济学"是"计学","权力"是"群己群见",他独特的翻译可能更精确,但最终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包括教科书都是,但是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1922年,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国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1922年前后这个年代成熟的。我们今天回看中国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这半个世纪是最佳的,真正能成为这个民族栋梁�š
�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几乎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极少数尤为年龄偏小没有在1949年以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完成了很好的中学教育,在1950年代初读的大学,大部分后来又去西方留学,获得过学位。这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只举一个学校的例子就足够了,西南联大,它培养了许多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学上的,还活着的翻译家何兆武,自称是西南联大最普通的学生,经常在窗口听听课,他本来是学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终成就却在翻译上,他只是到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课堂外面去听过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够了。西南联大当时最好的就是可以随便听课,学文科的可以去听理科,学工科的人可以去听文ç
��的。西南联大出来最有成就的人都是离开了中国大陆才能取得最高成就的。两个在文科上顶尖的在美国,一个叫何炳弟,一个是杨连生。何炳弟的学术水平比余英时还要高一点,但他缺乏社会关怀影响力不如余英时。但何炳弟是世界顶级的,他研究三百年的人口问题,光地方志就看过2500种,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这些人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哺育了一个人叫邹谠,他的爸爸叫邹鲁,邹谠在大陆曾经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她是美国顶级的社会学家。西南联大出去的人里面当然也包括杨振宁这些人,还有在数理逻辑上成就非常大的王浩,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顶级的,我们今天绝对哺育不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人不行,而是整体的教育环境出问题了。要重建这样的环境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就是在教育上,在民国曾�»
�达到过一个巅峰状态。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中国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国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是当年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所代表的中国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一次次的打压、关门甚至杀人都没有改变整个格局。民国杀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没有改变民间报纸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我们谴责杀人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新闻空间依然是民间主导、官方为次,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这些党派报纸不是当时的主流,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

  在金融业方面,在国民党掌控金融之前,整个金融业都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从企业上来说基本上是民营企业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当时都称王的,这个叫"纺织大王"、那个人叫"棉纱大王"、这个叫"火柴大王",那个叫"化工大王"。那个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会就叫你什么大王,这些称呼的背后就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尊重与尊敬。

  从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讲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两个新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打回前现代去了。

  一百年我们走了一个轮回,1979年以后,又要请资本家回来办企业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了,但仅仅是生产力而已,还不是他自己。余英时先生十年前写了一篇小文章,他把20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让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出局,让边缘人掌握了权力,成为新阶级,然后摧毁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社会,我们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国要回到现代文明,余英时说在废墟上重建难度太大,"我不乐观"。中华民族在20世纪杀虐太多,流的血太多,死的人加起来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光是1950——1960年就死掉了四千万,抗日战争死了两千两百万,文革和内战又死掉很多人,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华�€
�就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之类的都是留日学生、知识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药包的都是这个民族最有学问的人。绍兴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学的一样手艺就是制造炸弹,汪精卫是留日学生的精英,写得一手好诗,又是一流的演说家、政论家,但他选择的行为是拿炸药包去炸摄政王,这事无论成败他都必死无疑,回来纯属意外,是清朝不愿意杀他。清朝不愿意杀人,所以它的下台也比较体面。我忍不住要赞美隆裕太后几句:隆裕太后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既能考虑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断然决定接受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要挟,也能顾全中国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安全,放弃统治权,接受一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退位安排。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这样,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如果è
��有也是在台湾,就是蒋经国,比她更体面。隆裕太后的这种选择就表明一个王朝有可能理性地、有体面地下台的,并不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定以流血告终的。

  以往我们看历史时,因为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个庸人,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个比较无能的人,但无能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为,有时候无为就是好,该无能无为的时候就要无能无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将决定历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台的选择本身还是不容易的。

  余英时先生接下来说了一句话:21世纪中国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题目就是重建中国的民间社会,重建被连根拔掉的那个民间社会,重建新的"商务印书馆"、新的"西南联大"、新的"南开中学"、新的"浙江兴业银行"、新的"大公报"……我们要更多的建设而不是更多的破坏,用更多的建设来开始民间社会新的道路,我们要对话不要对抗,我们不要暴力要和平,我们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我们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写的,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绍兴就出了四个——蔡元培、å
��锡麟、秋瑾、陶成章,绍兴很不简单,在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贡献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党人,还贡献了一个鲁迅。一个地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座城市,江苏南通几乎是张謇一个人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积极地介入历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秋瑾、徐锡麟、蔡元培他们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中国畸形发达的东西就是主角
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是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一点教训。

  「根据 2011年2月在绍兴南方书店讲座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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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辛亥百年,官方的纪念一定隆重,只是逃不出雷打不动的意识形态,跳不出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说到底,百年前的辛亥不过是现存权力的又一个消费品而已。消费主义通吃的时代,还有什么逃得出被权力消费的命运?

  百年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中国,陌生的共和制几乎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百年来这块土地是怎么消费它的?先是以北洋军阀十五年的方式消费它,接着是国民党二十二年的一党专政消费它,当然更是以六十二年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个时代的方式消费它,这六十二年可以被分成无数不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自己的消费方式,1957年之前是一段,1960年前后是一段,"文革"是一段(其中还可分位不同的几个小段落),1976年到1978年是一段,1979年到1989年是一段,1989年到1992年是一段,1992年到今天也可看作一段,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消费先辈曾经达成的民主理想。要成为民主社会合格的公民,我们还须锤炼,得来太易的果实我们肯定也享受不了,只有来之不易、千难万险得来的果实,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去呵护它、捍卫它
,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和热血来捍卫它。今天,我们要有忍耐之心,这种耐心不仅仅是对个人,对整个民族也是如此。中国人是受得起苦难的民族,我们五千年都过来了,一百年都过来了,六十二年都过来了,我们还怕什么?当然不怕了。对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也许并不是实现并享受民主自由果实的那一刻,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过程。

  不久前,有网友问我,"百年前的变法失败如果说是因为知识精英不靠谱,那今天的精英们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我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百年前变法的失败也好,宪政尝试与实践的失败也好,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精英的不靠谱",这样的解释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历史本身是很丰富、很复杂的,有很多的线索,并不是单一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找到历史的清晰脉络。至于今天的精英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见识主导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完成百年未完成的转型,首先要澄清谁是今天中国的精英,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就无法回答这个问号。其实,对精英的概念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也有不多的误解,我们往往把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较高学术地位、较大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把有钱或有什么头衔的人看做精
英,这是对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在我看来,精英就是具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同时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人。互联网上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编辑、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可能是厨师、司机、民工。"心灵鸡汤"于丹是精英吗?"共和国脊梁"倪萍是精英吗?如果按照前一标准,她们肯定都是,她们很有钱、很有名,能不"精英"吗?我给精英做的这个界定,关键词是负责任,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为未来负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不说年长的人,只说80后、90后,已经产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标准、学术标准划分都属于普通人,但他们符合我所说的几条标准: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愿意负责任而且有能力负责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ï
��整个中国或许有几千万,我认为,今天的这些精英们完全有能力和见识承担起这个时代变革的重任。

  我始终信奉和平转型的理念,这一点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和平转型需要很多的社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精英阶层,只有大批负责任的精英成长、成熟起来,理性的声音才有可能主导社会转型的每个环节,既能防止民粹主义潮流的裹挟,也能抵挡权贵主义的严密打压,在整个社会逐渐培育出一种温和、节制的氛围,为未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博弈、妥协创造前提,只有对话才能导向和平的社会变动,否则只能以暴力告终,不管是哪种形式。

  一百年前,当大清朝脱轨,新的共和取而代之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整个民族没有付出惨烈的代价,而是以相对较小的震荡、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历史巨变中心的几种主要政治力量都是相对节制的、温和的,无论隆裕太后、载沣和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他们,最终他们在那个时代找到了一种解决政治危机的新模式,这套模式就是对话、博弈、妥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对话、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完成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有之,不过血流成河的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说到底都是暴力决定。尽管隆裕太后、孙中山他们都是被动的,是被历史的、现实的逻辑推着走的。但是被动导致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全新的共和
制度安排。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问题,而是各方相互对话、相互妥协,许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过瘾,因为不彻底。而我觉得被动往往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蒋经国主动交出国民党政权,让台湾进入民主社会是主动,主动成分很大,但如果没有台湾朝野的民主呼声,前赴后继的努力,让蒋经国认识到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终选择了主动,主动的背后还是有更多的被动(更不要说国际的局势、美国的影响等等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愿意放下权力,鞠躬下野,哪怕是被动,也是了不起之举。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各方共同的努力与妥协,可以说,他们各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的历史就有了一次小小的进步。

  回望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既不能相信教科书,也不能相信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告诉我们的那些简单结论,我们应该相信经得起质疑、推敲、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的事实,回到历史的原点,在那里面找到百年中国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因为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只是某些英雄、伟人或统治者创造的,而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只有每一个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新时代,一个比辛亥年更加美好的时代,那个美好的时代不在今天,而在一个不远的明天,而这些改变不能将希望仅仅寄托在黄兴,孙中山、袁世凯和隆裕太
后他们的身上,而是要依靠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普通中国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历史。

  8月下旬,在北京"蓝色港湾"的酷热中,有读者问我,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我们还须忍耐多久?这是一个天问,当然不是一个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能跟读者分享我非常私人的看法。我说,站在2011年,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和平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迹象,从上流社会的举动看不到,在主流新闻媒体上看不到,似乎一点希望的曙光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愿意未来交在上帝手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相信人,我相信上帝。有朋友关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书评题目就叫《上帝在细节中》,在人的背后有上帝看不见的手,中国经历的所有这些苦难也许都是上帝在熬炼中国人,这个老大民族经历了几千年专制集权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磨合期,让它在历史转型当中几经折腾与纠结,一次次的绝望,甚至把它打入十å
��层地狱,而是突然之间把它带进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中国人可能还没有福分享受。正如一百年前,我们不是曾得到过这样的民主制度了吗?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百年了,民主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套用孙文遗嘱: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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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 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有无数的生日,北京城每天成千上万的生日,大家每天都在赶生日。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号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我看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 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作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穿透历史要有眼光,要有判断,如果拘泥于某ä
��些东西,就永远都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完全不是人按照主观意愿就可以完全操控的,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只死了几万人,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
�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是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我看到当时中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他们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进宫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国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文武,为了争夺王位,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爸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国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
�,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了。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湖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最流行的,覆盖ç
��最高的是白旗,白旗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有的像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救是一块白布,总而言之独立旗帜是以白旗为主。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地说一场雨就可以压垮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什么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可信度很高。粮食危机
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第二,粮食危机带来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东西。

  如果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 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国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
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讲到,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落到私人的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两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æ
��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的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杀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所以双方就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国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权制,这套制度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一共只有两种方式,或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是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凯虽是一世之枭雄,但他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知道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
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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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奉先:金日成父子与邓小平关系恶化始末

  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学术界关于朝鲜半岛历史似有两大显学:一是北朝鲜政权研究;一是韩国史论研究。但时移世易,风向亦趋逆转,中朝友谊亿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近20年来,当意识形态的光环逊位于国家利益,中朝唇齿相连的赞誉已成为一种传说,当年汗牛充栋、韦编三绝的金日成亲华爱华的历史文献,还能存留下来不失价值的,恐怕多是那些事儿因人论人因事论事的考证罢。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巴基斯坦,这个与中国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自中巴结盟以来,直到今天,与中国的感情远超于意识形态而全天候亲密友好,患难与共、知恩图报,不离不弃。

  这是很多人都很迷惑的地方。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何巴基斯坦是我们的巴铁?而同一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朝关系,曾经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为何到了今天却同床异梦,隔阂日益加深了呢?

  客观的说,提到这个课题,少不了谈及中国的曾经掌舵人邓小平与他们的情感变迁史。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就笔者考证所及,他无论在朝鲜半岛北方,还是南方,都曾受到人们的无比的尊敬。他一生也确实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也曾身体力行,为巩固与发展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精心培育的中朝友谊而不竭余力。

  他一生四次访朝,四次赴朝意义各不同。第一次去平壤是1962年,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不是中共中央主席),奉命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热情的款待。金日成单独会见了他,在与他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中建立了私人感情;第二次去平壤是秘密之行,那是1964年春天,赫鲁晓夫已经下台,苏共召开了三月会议,如何看待苏共的走向,是摆在各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问题。此次访朝与金日成交换意见,尽管分歧严重,但不足影响两国深刻的友谊;第三次访朝则是邓的再度复出,时间是1978年9月9日,是朝鲜国庆30周年,亦是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当时,金日成很重视邓小平的来访,活动中一直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更重要的是,在大型活动结束后,金日成特别提出,希望与邓小平单独会谈,目的�˜
�在中国领导政权交接之际巩固中朝关系。为此,在金日成的苦心安排下,邓在咸兴受到8万群众的夹道欢迎!1982年4月,邓和胡耀邦访问朝鲜,表明中国高度重视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定格为"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时邓小平已78岁高龄,亦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此后,两国关系日见微妙。标志性事件是中韩关系开始出现解冻与接触,不过,凡有较大的行动,中国给足朝鲜面子,邓小平都责成外交部主动向朝方解释与通报。

  1992年中国与韩国谈判建交前夕,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金日成权衡利弊决定最后一次正式访华,除北京外,还去了山东、南京。当时邓小平已辞去要职,因年事日高,早已不再会见外国客人,但对金日成访华仍是高度重视,他还是破例会见,以修补两国裂痕。

  没料到,会谈表面上取得是建设性发展,实际上关系更趋恶化。因为韩国当时是亚洲惟一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为了更好的解决台湾问题,决定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个消息对金日成是一个毁灭性地羞辱。

  金日成要面子更要里子,他不得不向邓强硬交涉:"既然你想和我们的共同的敌人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朝鲜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吗?"邓小平很强硬:"你们要是和台湾建交那么中朝则断交!"

  可以想象,两国关系恶化到何种田地。反对归反对,中韩建交摆上日程,势在必行。但如何向朝方通报,却颇费斟酌。中共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以转达总书记口信的方式,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的钱其琛前往平壤向金日成当面通报。钱见到金后,金态度异常冷淡与震怒。事后,扬言要在台北设立办事处等报复措施。金还指责中国"抗美援朝"是假,"保家卫国"是真。总之,金日成认为自己的国家被中国出卖和玩弄了。

  而韩国对邓的行动赞不绝口。自中国打开国门后,韩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黑猫白猫"理论,赞赏邓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道路,甚至有人还专门研究邓小平的理论著作。中韩建交后,卢泰愚总统访问中国,首先就提出希望拜会与请教邓小平的治国理念。

  至此,朝鲜对华关系一日千丈。金正日接班伊始,中朝关系更是雪上加霜。朝鲜人当时很难接受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及中韩建交事宜。金正日乃至扬言,一旦朝鲜爆发战争,周边大国将无一幸免。这到底是在威胁美国还是威胁中国?金氏对华关系,不言而喻!

  随后,报复出炉。1993年9月23日,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许多中国人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因为这次申奥,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会失败。可是在全国民众翘首盼望的时刻中国却失败了,而出问题的就是那个曾经声援支持中国攻打越南的朝鲜将关键的那一票报复性地投给了悉尼……

  尽管如此,金正日每次来中国正式或非正式访问,我们照样为他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要粮给粮,要钱给钱;同样,中国重要领导人访朝,对方亦是高规格万人接待,"中朝友谊万岁"呼声依旧响彻云霄。那架势,两国关系似乎仍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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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国寂寂:你所不知道的中美关系

  今天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学者卜大年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有些看法想找个地方说说,国内的论坛肯定是发不上去的,于是克服懒惰,翻到这里,又是注册又是登录的,只为一吐为快。

  老卜讲的比较全面,看来是个少有的明白人,可惜过于隐晦。

  中美到底是什么关系?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基于误判?如果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简直可以说得上是机密。但它又不是机密,因为这个答案,官方基本上无法形诸语言和文字,只能限于大家心知肚明。无奈大部分美国佬太认真,太不解风情,太不善解人意。有些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何说得出口呢?好在中国的老百姓好骗,包括很多上过一点学,对自己的判断力相当自信的人,一样也上当。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使很多人不爽,甚至严重不爽。

  认知国家之间的外交,首先要明确一个毫无疑问的原则:专制国家的外交,首先是为国内统治服务,然后是为专制集团的集体或个人的私利服务,就是不可能真正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服务。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很多看似奇怪的问题,就不奇怪了。

  西方民主文明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存在,是中国专制集团实现其统治和私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是中国专制集团宣传出来的假想敌。在很多普通中国人的意识中,包括在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意识中,也括在一般中国军人的意识中,美国好象随时要对中国不利,一直在背地里阴谋策划要侵略或者吞并中国。中国专制集团在这一个宣传上做的非常成功。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维持统治权力及与之相关的私利。中国政府和国家机器的存在,好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本国人民不受美国的侵略与奴御,这虽然可笑,但事实就是这样。

  中国的高层领导者,掌握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的人,其实并没有把美国当成敌人。对于最高权力核心来说,现在已经突破了终身制和世袭制,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无法终身掌权,更无法传之子孙,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位时牢牢把握权力,退位时如愿移交权力并保持地位和影响,至于要对美国怎么样,那不可能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以前毛先王在位时,他倒还真的对美国有点敌视,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没办法,中共衣钵来自苏联,而且当时斯大林对老毛在中共的地位有一定的影响力,老大哥又正儿八经跟美国死掐,那就只能选择"一边倒",联苏反美。二是老毛早有当"世界王"的野心(当然这也是他说不出口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这一点也基本上得到了公认),当"世界王"的办法,无非是斯大林死后,老毛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然后东风压倒西风。为什么要"压倒西风"呢?因为美英德法不可能尊其为"世界王",只能压倒,所谓"超英赶美"。既然要通过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哥,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争当"世界王",自然不能跟"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妥协。三是因为老毛是搞终身制,太子出事前也有意传位,因为前述两个原因他反美了,他下意识
的怕被美国收拾,就如同今天朝鲜的金胖子,他敌视美国是完全有理由的。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现在的权力核心敌视美国是找不到理由的。近些年来中美之间的纠纷,无论什么事,中国都是一种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很明显的。炸南联盟使馆,中国专制集团的主要精力用来制止和防止国内学生示威。王伟坠机,主要传言是中国捡了便宜,所谓借此机会获得了预警机技术。如此等等。从来没讲过一句硬话,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动作。除了抗议谴责,还是抗议谴责。

  具体到中国的整个专制统治集团来说,更不可能真正敌视美国。我们常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如果美国哪天发疯,丢几个原子弹把中国炸掉三分之一,中央把省部级官员全部叫到一起开会,讨论要不要打回去,结果必然是"算了","谴责一下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去开会那些人,他们的小孩、小蜜、家人、财产,大部分都在美国,怎么能打呢?就比如最近各种挨打的央视记者芮成钢,隐瞒连自己都是美国人的事实,帮着中共宣传中美对抗在中国骗钱。

  所以,中国并不想把美国怎么样。

  反过来看美国,实际上美国在很多场合还是针对中国的,或大或小的事。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难道美国不清楚中国领导层并不是真正针对美国,只是出于统治和权力、私利的需要巩吓、欺骗老百姓,真相是他们不但不针对反而最需要美国吗?难道连美国也被忽悠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美国佬也太不善解人意了。我想不可能。美国的情报能力不可能那样低下,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也不可能那样弱智。

  这不禁使我产生一种猜想:中国的专制统治集团跟美国是不是在演双簧?这里所说的美国,当然不是指美国整个国家,或许是一部分人,或许是某些势力、派系。

  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我是十分心仪的。然而我并不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文明的圣人。美国的制度好,似乎也并不能一概就能决定每个人都是好人,每个人都高尚,每个人都不会想着以不正面的方法获取利益。

  美国部分势力、部分人与中国专制统治集团唱双簧,共同欺骗恐吓压榨中国人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中国现在的专制统治集团就是美国变相殖民中国的代理人,只是这个代理人的自主程度很高,不由美国任命。

  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组照片,全部都是中国的曾庆红家族与美国的老布什家族的合影,内容主要是曾家的人在布家的农场游玩,关系之密切,令人震惊,完全不是所谓两国领导人交往的礼节范围。当时我设想到一个场景,很为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感到悲愤。那个场景是这样的:曾和布分别在前一天的最高安全会议上部署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与动作,第二天,曾就全家飞到布家,两家欢聚一堂,曾并代江向布致以至诚恭敬之意。这TMD都什么事啊!坑爹啊!

  所以我总觉得,美国、美国政府,也是很复杂的,不排除其中的某些人,甚至是大量的人,与中国的权贵统治集团有一腿,心照不宣地狼狈为奸,合谋欺骗、恐吓、压榨可怜的中国人民。其实,故意"误判"中国对于美国的真实态度,保持对中国的"防范"态势,时不时的刺激一下中国,不但是为中国"同伙"恫吓人民制造"美国威胁"的口实,同时也是美国自己维持军备的需要。个中曲折,只有当事之人清楚,一般人,包括专门的学者,只能从事实的迹象进行推测。

  中美关系这个问题,在两个国家养活的人,那可是大大的有。在中国,主要是宣传美国要打中国的,和准备对付美国打中国的。在美国,主要是研究中国到底要对美国怎么样、美国怎样应对的,和"防范"中国对美国不利的。总之是中国抗议不断,美国动作不断,却从不"擦枪走火",相当默契。

  老卜在他的文章中讲了一个观点:即使美国不干涉中国收回台湾,哪怕帮助中国收回台湾,中美关系并不会因此而改善多少。我深以为然。但是为什么呢?老卜没有讲。他不方便讲。

  所谓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中美之间演戏的道具,同时更是中共维持统治的一个工具。台湾实际上已经独立了,中共只是要求它不要到处宣扬,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它到处宣扬,会使中共的有关领导人被政敌攻讦,要其承担听任民族分裂的责任,有关领导人可能因此而丧失权力。中共也不是真要收回台湾。不说它收不收的回,最起码的一点,如果台湾哪天自己发疯回归祖国的怀抱了,中共要安置的"吃台湾饭"的人就是个大问题,包括对台部队、中央和各省各市对台工作部门及其家属,少说也得几十上百万人。军费按道理就要砍掉三分之一。那些军头们能愿意?

  中共本就没想收回台湾,又为何总说美国要阻止?

  美国明知中共不想收回台湾,又为何总说要阻止,并要经常搞些动作?

  演戏,演得再真它都是戏。

  中国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没有任何发言权,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是中国专制统治集团的高层人物。而美国与对华政策有关的利益集团影响或左右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专制统治集团与美国有关利益集团的关系那是好得不得了,没有矛盾,不需要改善,但是,使两国保持一定的虚假的"敌对"姿态是双方的重大需要,并且是长期的需要,这跟所谓的台湾问题、货币问题、贸易问题其实木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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