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7日星期五

叶檀:失信爱国不可取

  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用阴谋论的逻辑,来为造假者、失信者辩护,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忌,却在现实中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概念股在美国遭遇滑铁卢,许多人在怒中国公司不争的同时,对于做空中国概念股的产业链深恶痛绝。

  发布报告、做空中国的主力浑水基金,受到中国国内许多人的攻击。由于该公司既发布研究报告、又做空相应公司,被认为兼做裁判员和运动员。

  来看一份典型的报道。

  据美国媒体披露,在每篇"浑水摸鱼"报告发表后不久就卖出这些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获得了超过10%的回报。布洛克凭借着会说普通话的优势,专门"拦截"中小型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计划,并与投机机构一同布局赚取可观利益。事实上,无论最新做空案例所披露的预先布局,还是布洛克对获利客观事实的直言不讳,都显示了做空中国概念股获取投资利益的策略性布局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利益获取链条日益系统化和公开化。目前,做空中国概念股似乎已形成了一条"产业链"。狩猎者主要有第三方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对冲基金等。在美国资本市场允许做空的制度下,他们先做空公司股票,然后曝光他们自己认定的该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发布该公司的负面报告。

  这种逻辑让人匪夷所思。当面临一项商业争端时,我们必须在规则的约束下行动,在规则约束下双方各自亮明观点,而不是在非理性的疯狂中划分敌我。

  面对浑水公司,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搜索他们的做空方法是否符合美国法律、法规;第二件事是分析对策,如果符合法律,则做空者发布的报告是否真实,如何不符合法律或者做空者有污点,则可通过法律手段维权;第三件事是善后,考虑怎么对投资者交待,怎么维护自己的信用,怎么完善市场监管体系。

  上市是以公开的信息让市场给企业定价的过程,信息的真实性是公司取信于投资者的惟一手段,也是投资者判断公司的惟一办法。这相当于特殊的交易,你给我信息,我给你估价。而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自2月以来,约40家中国公司或是承认自己存在审计问题,或是因审计问题被SEC或美国交易所暂停股票交易。与此同时,针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诉讼案数量激增,今年以来已发生近20起,占美国全部证券集团诉讼案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大型企业再爆造假丑闻,中国概念股将魂归故里。

  市场中阴谋论固然存在,但阴谋论不可走遍天下。以小小的浑水公司对抗中国概念股,对抗实力强大的保尔森基金,绝不是一场资深金融玩家的阴谋,而是初生牛犊的成名之战。浑水自身也有水浑之处,在市场各路人马的烛照之下,必须给予大众以交待。目前围绕嘉汉林业的对决战如火如荼,一切尚在未定之天。但浑水公司之举,对建立新的秩序,对推进中美联合监管,大有助益。

  在中国概念股中存在的微弱的民族主义色彩,在马云的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中大放异彩。

  作为阿里巴巴旗下重要的资产,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于今年5月26日获得央行发放的首批27家《支付业务许可证》,这意味着阿里巴巴向金融业跨出了一大步,他们能将电子商务与电子金融结合在一起。此牌照将使支付宝获得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估值溢价。

  利益到来之时,股权纠纷再次浮出水面。

  5月11日晚,雅虎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显示,阿里巴巴集团已将全资子公司支付宝的所有权转让给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马云和阿里巴巴18位创始人之一的谢世煌分别持股80%和20%,转让价3.3亿元。按照雅虎方面的说法,支付宝的转让并未得到阿里巴巴董事会及股东的批准,作为阿里巴巴大股东的雅虎只是在交易完成多时后,才于今年3月31日"被告知"的。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为了获得牌照避开规则雷区,雅虎默许了资产转移行为,否则很难解释雅虎反击的软弱无力。也许雅虎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获得第一批支付牌照,支付宝股权有了第二次转让,2010年8月涉及30%股权的第二次交易让支付宝彻底进入了马云控制的公司。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用传统的"协议控制"即通过间接控股控制支付宝的方式被一口否决。"协议控制"方案("VIE"模式),即成立纯内资的企业获取运营牌照,用外资公司通过相关协议(而不是股权)实际控制内资公司。

  对于雅虎与软银这两家外方股东而言,他们希望以协议控制方式支持支付宝获得牌照而不丧失控股权,对于阿里巴巴管理层而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劳永逸地解决股权纠纷,宁可在日后以长期分红权补偿两家外方股东,也不愿意重要资产被外方控制。因此,以法律为借口,避开协议控制的常规,就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商界另一位社会责任感受到诟病的传奇人物史玉柱对此拍手称快,通过微博表示:恭喜支付宝回归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年流水达2万亿元后,集团控股权如果仍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了。现在就该逼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向中国政府和企业卖部分股权,如果不卖,就该流氓点,所有新增业务不再放入雅虎和软银控股的集团公司,建议马云做个爱国流氓。

  爱国流氓一词震惊四座,史玉柱不愧争议人物,但被恭喜的一方显然并不领情,爱国流氓,再爱国,也是流氓,这显然与马云对外声明中打造的遵纪守法、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形象大相径庭。

  史玉柱不依不饶继续发表高见,表示支付宝涉及国家金融安全,法规不许外资持有,外资股东却迷信绕开中国法规,马云遵守契约精神提出依法转回国内获得牌照,给外资股东合理补偿。"卖国砖家"却精心设计:先制造3.3亿的支付宝超低补偿谎言,再批判马云侵占外资神圣利益,上升到道德层面。"帮外国逼马云交百亿天价补偿后,卖国砖家举杯愤青欢。"卖国砖家一词极具想像力,让一些自诩爱国的人士拍手称快。事实上,笔者并非第一次听到中国著名企业家有此观点,史玉柱不过是口无遮拦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在捅破窗户纸的同时,史玉柱还出卖了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诚信与契约规则,作何一个交易者都必须为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如果允许所有的人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撕毁规则,将在中国已经薄如蝉翼的诚信体制上,划上最后的句号。未来企业家将成为煽动者,在爱国、民族等等名词下,掩盖自己的失信与决策的失误,诚信体制将失去最后的堡垒。

  失信已经遍布各方,从研究机构到市场人士都深陷其中。

  最近一桩著名的案例将各方假借爱国与民族主义的疑似专利偷窃行为曝露于聚光灯下。据《财新》杂志披露,1994年,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刘修才回到中国继续从事研究,在购买了某项生物法制造长链二元酸专利技术后,进行改进,据刘修才介绍,其公司接下来耗资5亿元,摸索出生产高品质长链二元酸的技术,2004年5月,凯赛旗下的上海凯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一种正长链二元酸的生产方法"发明专利。2006年12月,专利获得授权。该月,凯赛完成第二轮投资,引进了高盛等投资者。

  但2010年6月,另一家公司瀚霖生物以中科院微生物所专利获权在先、凯赛生物专利不具备创新性等理由,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布凯赛生物的这一专利为无效。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时任山东凯赛副总、全面负责二期扩产项目的王志洲,出资80万元成为瀚霖生物占比0.5%的小股东。又过了一个月,王志洲突然从山东凯赛离职,现身瀚霖生物。此后,瀚霖生物又挖走了参与凯赛二期扩产的几名关键技术人员。

  一桩专利纠纷,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

  瀚霖生物在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的补充答辩意见中称,凯赛是美国独资企业,系国际风险投资,其背景和资金来源,决定了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新能源产业和新材料产业中,"很难像国有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一样,担负起相同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同年7月,光明网发表文章,把此事说成中美知识产权之争。同年9月出版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内部资料《每周知识产权舆情》,也特别引用《中国青年报》报道,指出凯赛为美资企业,刘修才是美籍华人。

  这是一种可怕的认知,暗示支持瀚霖生物就是爱国,而无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如何。

  就在凯赛生物上市前夕,收到来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由于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中科院微生物所在此控告山东凯赛两家公司和上海凯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侵犯其专利,瀚霖生物提出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申请,青岛市中院在未经审理的情况下,要求凯赛生物的三家公司停止生产。青岛法院雷霆万钧,被某法律人士称为"未审先判",给了凯赛生物最后的一击――专心从事研究十几年者走投无路,刘修才似乎回到美国为美国服务,他的十几项顶级项目可能花落他国,而获利者竭泽而渔后可能无米下锅。

  新技术的内生动力就此消失。

  并非多余的话,一母同胎的江波制药有限公司和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后者陷入专利纠纷,前者在美上市,而江波制药于北京时间6月1日凌晨停牌。根据该公告栏显示,停牌原因为T12,即有纳斯达克要求江波制药提供相关信息,符合标准后才可复牌。

  民族主义与爱国是激情的表现,却往往成为造假者与失信者的最后堡垒,他们躲入其中,似乎就能刀枪不入。当大旗被一再利用时,中国的市场诚信体制变得千疮百孔。

  来源: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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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咏红:中国社会成火药桶了吗?

  年轻的外来务工夫妇在超市门口摆摊,与当地村治保会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接着地方领导和救护车前往现场,当怀有身孕的摆摊妇将被送上救护车时,又有人坚决阻挠。这时,现场已经聚集起来的上百名愤怒群众开始向政府人员、警察投掷矿泉水瓶与砖块……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连续三天的暴力骚乱,从这里拉开序幕。

  这些年来,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新塘镇的事态仍值得引起各界高度警觉。这不是由于它的规模与持续时间更大或长久,而是由于骚乱的冲突点很小,但情绪快速扩散,而且滋事暴民不止针对公权机关和公务人员,还将砖块砸向无辜对象,包括社会车、路人,沿街的建筑和设施。互联网上,有民众贴出照片展示被石头击伤的四肢。据说,滋事者以四川籍农民工为主。

  无独有偶,本月6日广东潮州市也发生另一起群体性暴力事件。潮安县古巷镇的四川籍农民工因讨薪被挑断手脚筋,其同乡为此围攻打砸派出所,打砸社会车,攻击无辜路人。骚乱后,是古巷本地人组成自卫队打外地人,如今古巷的2万外来人口与6万当地人中,没有人是感到安全的。

  中国社会学者于建嵘曾经将中国的群体性世界,归类于泄愤性群体性事件与骚乱,两者的区别是在骚乱中民众攻击不相关的对象,例如与事件无关的商铺、路人。

  但换一种角度说,上述两次骚乱事件中的暴民是将目标范围从权力机关扩展到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幸间接负有责任的群体――即当地人,身份地位比他们高,物质基础要比他们优越,语言文化又有所不同的对立群体。

  看增城与潮州骚乱的演变,人们不免想起2008年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广东两地的骚乱――这两次骚乱的背后,也是异族间的族群对立与心理。

  让人不安的是,将怨恨从具体对象上升到更大范围的群体,并实施恶性报复的例子,最近似有增多。

  一些骇人的个人暴力行为,包括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在央视门口遭不明人士割鼻毁容;天津下岗职工因儿子患抑郁症等原因自杀,妻子与其离异,就朝天津市政府投掷土制炸弹,造成两人轻伤;江西抚州被拆迁户钱明奇对政府机关实施自杀式爆炸,造成三人死亡。至于群体性的暴力,除了增城、潮州以外,过去几天里,湖北利川市数千民众也因反贪局局长双规期间突然死亡,围攻市政府大楼。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最近连日发表文章,批驳所谓中国社会变得"动荡不安"的说法。该报昨天的社论将互联网视为有责任的一方,认为互联网放大了孤立事端的影响,加剧网民们对社会"动荡不安"的印象。上周六,该报也提出名人宣扬社会恐怖主义应被禁止,并指责一些名人加入了对仇官、仇警、仇富的鼓吹,宣扬社会仇恨,从具体的不公平事件中总结出"制度的罪恶"和"政府的罪恶","为社会情绪竖立宣泄的靶子"。

  诚然,上述评论有其客观性与合理依据。这正反映了中国复杂与不容许结论的特征。一方面,很多的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今天依然一片歌舞升平;另一方面,爆炸、骚乱的消息又越来越频密地刺激人们的神经。后者已经上升到足以影响全局的程度吗?也还没有。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情况在走下坡。创造当前歌舞升平条件的政府,同时也为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为常常遭到堵塞的民意表达渠道,为法治不彰负有责任。例如说,如果不是四川农民工的利益长期不受保障,使他们习惯诉诸"同乡会"这样的灰色组织来为他们"出头",增城骚乱的暴力化程度也许不会这么高。此外,城市光鲜的外表下,人心似乎变得冷漠。

  近期的一系列现象,再次凸显中国社会"燃点低、碰触点多"的脆弱稳定特征。脆弱的稳定,当然还是稳定,知识分子向前看的本能,很可能将现实想象得更糟,但是当权者难道没有不愿意改变的利益考虑与本能?在不夸大危机的同时,应该承认骚乱、爆炸如同盛世中出现了火药味,都是警告的信号。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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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5日星期三

殷啸虎:别把质疑当“谣言”

  毋庸置疑,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确有一些谣言的传播,扰乱了人心,影响了抗震救灾工作的正常进行。对这些谣言及时进行辟谣,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一些谣言的及时辟谣,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保证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但如果把所有对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的正常质疑,特别是对那些违法违纪行为的揭露,也都轻率地视作为"谣言",一概进行"辟谣",那同样会影响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事实上,"辟谣"已经成了某些人对待公众质疑的常用的"武器":当某项措施不当而招致公众批评时,一些人就会立刻出来"辟谣",指责批评者是"造谣";当一些腐败行为被公众揭露时,也会立即有一些人出来"辟谣";甚至当某些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的违纪、违法行为招致公众公开质疑时,也还是会有人"辟谣"。

  四川省卫生厅干部在灾区殴打志愿者的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公众的质疑,在事件发生5天后,四川省卫生厅的主要领导还在网站上"辟谣":"网上疯传四川省卫生厅干部在灾区殴打志愿者的传闻,纯属谣言。"好在四川省卫生厅及时发现并承认了错误,于当天深夜又发出通报,称事件已调查清楚,并拿出了处理意见。应当承认,四川省卫生厅的领导"辟谣",在主观上可能是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善意;但为什么在事件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就急于"辟谣"呢?看来,这还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在作祟。

  许多时候,在一些涉及公众切身权益的社会事件发生时,一些人已经习惯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手段来面对公众的正当质疑。对于来自公众的质疑,他们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一概以"这是谣言"应对之。比如,当有的公众对某部门收到的赈灾善款的有关情况表示出一点担心和质疑时,有人就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轻率地扣去"谣言又惑众"的大帽子,粗暴地打击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殊不知,乱扣帽子,暴露的其实是一种陈旧的

  思维方式和不良的作风;乱打棍子,打掉的则是法治社会中公权力接受社会监督的良好习惯。

  对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所从事的公共事务提出质疑,是公众的一项基本权利。公众质疑的目的,无非是要了解真相,要个"说法";而接受公众质疑,让公众了解真相,又恰恰是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义务。对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27条),同时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第41条)

  一些人面对公众的批评和质疑,首先想到"辟谣",但他们没有想到,有可能正是他们对公众批评和质疑的抵制,才促进了谣言的传播。谣言其实如同病菌一样,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能孳生。如果不能甚至不愿将真相公之于众,那就无疑是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最好的杀虫剂。要防止谣言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坚持公开透明;要防止谣言的传播,最好的办法是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对社会公众而言,质疑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对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而言,接受批评和质疑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品德。

  只有让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所从事的公共事务接受监督和质疑成为共同的社会习惯,只有当公权力能够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质疑权,种种谣言才会彻底失去孳生和传播的土壤,人们也才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如果轻率地把质疑当"谣言"予以打击,那是有害于法治建设的。

  (殷啸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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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谁的环球时报

  当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环球时报是萨达姆的环球时报,我觉得很多文字可以直接翻译给伊拉克外交部和宣传部使用。

  当埃及发生动荡、美国攻打利比亚的时候,环球时报是穆巴拉克、卡扎菲的环球时报,总在报道老百姓对北约的空袭忍无可忍,从不报道老百姓是不是对他们的政府已经忍无可忍。

  当台湾进行大选的时候,环球时报是国民党的环球时报。很多时候的主题就是"粗俗、鲁莽、问题连连的民进党",只要民进党做错了什么,高兴的哟,我都能透过文字看到编辑的笑脸,插一句,有一次看东南卫视播台湾的新闻,貌似是民进党执政的某县市发生了自然灾害,行政首长出现了疏忽,那个主播完全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在播。我觉得这么做,是在泯灭做人和做新闻的道德,国民党也不齿你。

  当美国共和党还在位的时候,环球时报是民主党的环球时报。当然,这么说也不是很对,应该是环球时报总是中国执政党和各国在野党的环球时报。其实这样不好,容易给中联部的同志们添麻烦。

  当西方夸中国的时候,环球时报是西方的环球时报,通篇都在转引世界各大媒体,一时间花团锦簇,和谐世界的幻影、崛起大国的意淫泛滥在这份报纸上。我完全可以想象今年七一环球时报的头版是什么,标题我都想好了,"外媒高度关注中共建党90年 评价成功之路全人类罕见""外媒盛赞:90年的大党史无前例前途辉煌""欧美记者感受建党庆祝活动 中国人对前途更有信心""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发来贺电 向中国学习成为热议话题",评论文章应该是"让中国人民告诉世界我们的选择""大党成功之道指引大国发展之路"。

  当西方骂中国的时候,环球时报又是中国的环球时报,通篇都是我国各学者、各专家,或者不晓得从哪个第三世界国家找点声音,一时间也是声势浩大,"我们的朋友还是遍天下",看不下去西方欺负我们的正义声音还是很多的,当然,主题就是"死不认错",错不在哥,错在你们嫉妒哥。

  我喜欢看报。

  我欣赏人民日报,有立场,有气势,有执拗,也有智慧,老子轻易不发言,一发言就是实在的,不需要看你"外媒""欧美记者"怎么说,我就是我,最大的我。

  我欣赏南方周末,有冒险,有思索,偶尔也有点矫情、做作、不接地气,不管怎么说,能引起人思考或者争辩的东西,总比随手一翻就让人感到疲劳要好。

  环球时报,我今天写它,说实话,有点"爱之深,责之切"的一厢情愿,也有点愤青一贯的"一脚踏上""一票否决"。但是,真的逼着我写这么多,是因为看了今天的社评"对批判的消化是机会也是风险",通篇文章思路混乱,结论混蛋,你要写这种文章,最起码的政治学常识要有吧,对党近期社会管理的最新精神要领会吧,用敌对阵营的话语来编制自己强壮的美梦,是多么滑稽,用一种貌似平等的姿态来打压另一种可能的思考,当了原告再当法官,其实只是一种可笑的霸道。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看了环球时报,我就想起这句歌词。越是党的喉舌,越要练好应对的本领,而不是黑白颠倒中制造着终究是笑话的笑话。

  转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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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是北洋政府以武力镇压群众运动的一场惨案,此后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这是国共两党最早联合进行的一次反帝反军阀斗争。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至今仍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段祺瑞,但无实据。傅斯年说是鹿钟麟,傅斯年在昆明对鹿钟麟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还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

有学者认为,此事件"帮了苏俄的大忙,归还中国领土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流了产"。

1926年3月,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后,同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

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

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临时执政令》则称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当场死亡47 人、伤200多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在内。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
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1].3月18日当日,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

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贾德耀内阁对三一八惨案引咎辞职,段祺瑞亦下令抚�.3月20日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张作霖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

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

201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3月24日是"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缅怀那些为揭穿真相、捍卫人权而牺牲生命的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了解真相有助于受害者及其家人来了结心事,恢复尊严,并为他们的损失取得一些补偿。揭发真相也有助于社会追究侵权行为实施者的责任。因此,捍卫了解真相的权利是人权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Navanethem Pillay)也指出,时至今日,酷刑、强奸、性奴役、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在许多国家仍一再出现,通过公开、独立和中立的调查来揭穿有关这些罪行的真相有助于实现正义,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以及防止今后继续出现类似的罪行。因此,她呼吁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了解真相的权利,以及那些致力于揭穿真相的人。

参考资料:

[1]段祺瑞面对死者长跪不起终身素食纪念刘和珍

http://news.163.com/06/0316/16/2CBNJJPF00011RL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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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4日星期二

石三生:广州孕妇孕育出国际事件

  不是看到广州市政府关于增城市"6.11"事件的通稿,还不知道一个小贩兼孕妇因不服从管理,竟然引发了一场轰动海外的大事件。单从多台警车被砸,就可知政府这一次又是不惜血本了,连装甲车都开了上去,着实让那些不法分子们大开了眼界的吧?那东东,传说是防弹的呢!相信通稿中所说的无任何人伤亡,就是多亏了这玩意儿吧?要不然,那么多的不法分子,又是瓶子又是砖头瓦块的,却未打中任何一个维稳战士呢?

  真不知那浙江温州的警察与法院们看了这则新闻,会做何感想?人家广州不法之徒那么多,连警察车都砸坏了若干,石头瓦块却都仿佛长了眼睛,就是不伤人;为何钱云会一案中,一个右手三指残缺的钱成宇,扔一石块,就打得维稳警察浑身是伤。不得不将其刑之以法呢?是警察太弱不禁风了?还是钱成宇真的练就了二指禅的神功呢?

  本是一场小小的争执,却导致政府不得不大动干戈,如临大敌。真搞不懂咱这大中国到底是怎么了?堂堂一个年近百岁的政党、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三个代表着最先进方向的政府,从何时变得连这么一点点破事都搞不好了呢?一个女人,挺着个大肚子,还要风里雨里的摆摊讨生活。就算占了占政府要道,有啥道理不能讲呢?为何偏偏要动手动脚的争执?那孕妇果然屁法不懂;治安员须是懂一点点法律法规的。别说咱文明的新中国还有啥子妇女儿童保护法,就算万恶的旧社会,谁不是从娘胎里蹦出来的呢?怎么就非得拉拉扯扯的搞争执?就算国法有似无,咱文明里,还有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吧?党和政府,不一直在尊崇孔老二孔大人的吗?

  这小贩违法,本来就是一张传票就能解决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偏偏被神武的警察之伴侣搞成了个国际大事件。政府只为了发动起那些装甲车,消耗的石油,都足够小贩忙乎若干年的吧?修修补补甚至再置换新式警车,得多少小贩缴税才能弥补啊?如此鼻子比头大的维稳,不他爷爷的纯属没事找事,乱弹琴?政府一个劲儿地号召民众不要理会非洲骚乱;可这公仆们自己,怎么千方百计地要学习突尼斯城管呢?那些乱摆摊的男人,你们该打就打,该像夏俊峰一般的判死刑就判死刑。谁让他们不学好,不去学做人杰、当公务员,偏偏要从事这些挤占政府道路摆摊讨生活的下流勾当呢?土匪占的道路都要交过路钱不是?可这女人,还是个有孕在身的女人,也能碰?

  啥狗屁普世价值不普世价值的?看到顾晓军先生又拿此事搞啥普世说,道:"普世价值论坛:美国城管踢不踢孕妇"。这不是扯淡?哪里用得着从那么老远取经啊!就咱新中国之前的社会,不也有好男不与女斗的祖训吗?不知道顾先生所在的南京人是如何?在俺们乡下,那些打女人的男人,统统都会被耻之为窝囊废呢。警察们高国人一等,这警察的狗腿子都是些窝囊废?咱中华再特色,有几个能如孙猴子一般,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呢?将心比心都不会了?连这么点小常识都要不远万里去取经?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也是咱新中国的新文明之所在。但再文明,再平等,也不能在体力上较劲吧?女人如果都上了战场,中国的男人还能会在家坐月子不成?广东离南海近,这老爷们不敢对越南人撒撒野,也不能拿自己国家的女人出气吧
?那些雄武的装甲车,在个破镇子上耀武扬威算个屁?咋不开到南海去?

  广州市政府搞这通稿也混帐,啥事儿都没有,它咋就搞成了一场大骚乱呢?治安战士果然是依法而为,新塘镇领导去劝说啥?果然没动手动脚,你还把人家拉上救护车,这不是明摆着是那孕妇"碰瓷",讹诈执法人员?果然没有角力,围观者就乱发脾气、大肆打砸,这不是说民众都成了些无事生非的歹徒?连梁山贼寇都知道路见不平一声吼;啥时候,人民怎么路见很平也乱打抱不平了?大汉民族的道德水平,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了吗?

  真是妙啊,新中国。一个小小的治安员竟然能将一个小贩占道的小事治理成轰动国内外重大新闻。如此维稳开销,不知胡主席知道了,会做如何重要指示?也怪了,所有这些重大的不稳乱象,石三生找到的源头,怎么都在光荣、伟大又正确的政府一方呢?所谓的头痛医脚的传说,难道真的很有效吗?可怜那华佗老儿,要是阿瞒头痛之时,只是建议在其足部割一口子,自己不会丧命,治世能臣也就不至于那么短寿了。

  来源:明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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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中越为何突现战争阴云

  据美联社报道,越南《Dat Viet Daily》10日刊登了一则通告,称越南6月13日将在其中部海岸附近某海域举行持续6个小时的实弹演习,并警告各种船只远离该海域。

  美联社文章评论称,越南此举显示是对中国的"回应",因为就在越南发布演习声明的前一天,中国指责越南非法进入中国领海、危及中国渔民生命,并要求越南停止这种行为。

  这是近期中越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纠纷以来出现的最新严峻事态,此举表明,越南方面有意加剧南海冲突的等级,并试图"火中取栗"。

  众所周知,中越之间已经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中越战争结束之后,在双方领导层的努力下,两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恢复了高层互访,并逐步将相互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双方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获益良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虽然不时发生小打小闹式的摩擦,但中越两国边境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稳定。

  其实,越南方面对南海的主权要求由来已久,但在晚近的20年里,中越在该区域的矛盾被掩盖在良好的政治关系之下。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内政局稳定,一直着意在周边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推进睦邻外交,不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海海域发生冲突,并力促各方理性看待既有的冲突关系,将它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主张通过外交和对话手段解决冲突问题。这在近期越南方面又在南海生事之后,中国的反应可以看出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与越南防长冯光青会晤,苦口婆心劝服越南从中越战略关系考虑,不扩大南海冲突。中国官方在对冲突进行反应时,字斟句酌,力图降低冲突的影响,不谋求进一步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与会的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也做出了缓和的姿态,强调反对第三国势力介入中越纠纷。

  那么,越南方面为什么"突然"蓄意加剧南海冲突,并在敏感区域举行军事演习,挑动南海争端的敏感神经?

  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越南高层新近大换血之后,在领土问题上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鹰派占据了上风。这不仅表现在举行军事演习上,也表现在越南对外表态层层加码,连以对华友好著称的越南总理阮晋勇也代表政府强烈表达了"越南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保护这个国家海域和岛屿的最强决心。"可见,越南领导层在此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也表明今后越南在南海冲突问题上不会轻易后退,必将继续保持强硬姿态。

  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被越南视作势力范围的有关国家,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影响力与日俱增。事实上,越南长久以来一直对华心存芥蒂并十分警惕,防范中国的势力扩张,因此,越南在南海加剧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牵制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的战略布局,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影响,维持其在地区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三是越南全面实行"革新开放",除了经济领域坚决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外,在政治领域它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意志倒退,导致中越两国在治国理政和发展模式方面的鸿沟加大,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变小。除了在经济上与中国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之外,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依赖性降低,与此同时与美国等西方价值观越来越靠近,比如普选制度的确立。因此,在南海争端中,越南无须过多忌惮中国的反应,而坚决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其国家利益,包括动用军事手段。

  四是越南认为中国现在深陷"维稳"思维,不仅对内将维持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而且在对外交往中,也将"维稳"作为重大战略目标,不大可能以武力手段反击外界挑衅。中国近年来积聚了大量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多发,国内局势随时可能陷入动荡,因此安定国内政局是其首要目标,而外部的武装冲突,很容易诱发处在火山口的矛盾激烈爆发,因此在涉及外交争端时坚持和平和对话,并且反对以武力相威胁。在确认中国"畏战"的前提下,越南无所顾忌地逐步升级紧张局势,甚至以区区小国敢冒战争风险在敏感区域进行军事演习。这摆明了是越南认定中国不会动真格。

  五是由于南海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其诸多岛屿也被地区很多国家视为领土,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动用武力手段,将会引起诸多国家反弹,中国将被指责为大国沙文主义和具有扩张主义意图,陷于群起而攻的被动境地。在越南看来,防范不够透明、发展方向也不够明晰的中国,是地区有关国家以及亚太大国的共同心愿。虽然没有人会赞成其做法,但从心里来说则未尝不是另一种想法。而其更深的考虑是,一旦中国动武,美国将不得不介入,导致南海局势复杂化、国际化,这正是越南所希望的。因此,对于越南来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进攻路线,逼中国亮出底牌,增强其在南海的话语权,甚至收获更多实际利益,不失为一项好选择。

  相反,中国在南海争端中,进亦忧,退亦忧。进则触犯众怒,引起更深的疑虑和戒备,同时中国能否承受外部局势的动荡,并保持内部安稳,也属未知之数;退则丧失重大国家利益,也将面临民意考验。正因这样,中国政府最可能的举动是,一方面在外交姿态上措辞或许更加严厉,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方面仍旧会谨慎,继续把自己关在和平的笼子里,动弹不得。

  正如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样,国际政治也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从一国在国际政治上的表现,也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在国内政治方面的真实状况。中国的和平外交,说到底是软弱外交的一种表征,而外交弱,则是因自身不强,或者底气不足。

  越南敢于动粗,是因为其建立了稳定的政治经济架构,得到了民众的由衷支持。

  对一个已经拉开战争架势的国家说,别玩真的,咱还是握手言和吧,只能说窝囊透了……

  转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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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2日星期日

佘开晓:“法”失畏严,官无宁日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法"失畏严,民无宁日》的文章,文中以培根的一句名言:人民的安全应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和歌德的一句名言:带来安定的两种力量是法律和礼貌来开篇论述,强调民间需要法律的重要性。今天,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官间也同样需要法律的重要性。

  今天,当我们去审视中国几千年社会秩序时,维系在它身边就是整个"奴才文化",是围绕一个当"主子"的历史循环。人民的幸福和安定如否,就只能寄托在上帝施给这位"主子"如何。这个"主子"的思想和理念,也就决定他的地位。当古代人民去思念"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时,其实,那一切只能去意淫,因为"人治"是不可以复制。今天,已走入现在文明的中国,不去寻找着"法治"的理念,有人却去抱着"毛泽东思想"不放,这种奴才意识,真是我们中国无法前行的绊脚石。

  当我们再去审视中国"人治"的轨迹时,它其实是一个威权退减的过程,当"主子"威信退减到一定程度时,也就是进入一个社会动荡期,然后在杀人立威过程中再重新确立"主子"的地位,中国历史就这样循环着。

  今天,当我们去沿着毛、邓、江、胡去看时,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新一轮社会动荡期。一个国家如果是把法律当作"人治"辅助工具时,社会将会随着"主子"的威信退减到一定程度,作为辅助工具的法律也就基本失灵了。因此,当姜女士说出:不要把法律当作挡箭牌时,这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生活在食物链下层的我们,在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的时,这标致着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每一个标致着的事件,都给下一个事件提供榜样。当中央以莫须有的名义在抓捕某人,以达到某种手段时,地方就会以几何级速度做同样的事。在处理一个公共事件时,实际上,已经向社会发出某种信息。当社会目光都在关注"安鼎园"、"李庄案"、"徐武事件"、"夏俊峰案"时,人们可以从这些处理事件中,会捕捉到很多信息。比如:李庄案,当全国最好的一批律师去阻击"李庄二季案"时,展现给世人一个整的感觉:公、检、法利用所掌握一切公权力,想让李庄入罪。在这里谁能感觉到"公正"二字?有人说,这次能阻击成功,是法治的胜利,我却认为这恰恰是法治的失败。大家想想:这件事,如果再发生我们普通人身上,谁有
这方面人力资源发动全国最好律师团去为你服务,这从又要耗费多少社会资源,谁能承受得起?我不想去举大多的例,现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神经病,弦到处绷得紧紧,这里不能触,那也不能碰。我不能他们证明什么,我只能说明活在公权力的他们,也是活在恐惧之中。

  其实中国人是最容易满足,我记得几年前,生活在农村的我,听说政府不但减免农民的农业税,种田反而有国家补贴,这件事执行后,所有农民都一个劲说共产党的好,说这是几千历史是头一次,那种感激心里真是溢于言表。中国领导者,应该为拥有我们这样国民感到幸运,他们不是一味拿着法律当着挡箭牌给国家惹麻烦。如今,当中国国民还在有大批上访者去寻找政府解决问题时,政府应该感到欣慰,说明他们这部分人还是相信政府,始终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被下面某些官员破坏了。如果中央的政策不赶快调整,整治下面这些官员。当某一天,下面百姓不相信政府,连上访的动力失去的时侯,那么,江西抚州爆炸的声会成为蔓延之势。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中,人民终于捕捉到这种信息:事情解决,如果靠法律途径来解决,一是繁琐,二是效果不大;如果闹起事来反而解决起来快得多,并且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地方官员害头痛的原因。发生我家乡的土地赔偿官司中,三年了,通过三级政府裁决都是一个调,无法让村民满意。我父亲最后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三级政府,当时法院不愿立案,没有律师敢接这个案,只读过三年书的父亲,只好自己写诉状,法院最终熬不过才接手这个案件。去年春节,我回老家,父亲对法院持乐观态度;我就给他打了预防针,在今天中国,他们本是蛇鼠一家,你不要抱大多希望。前不久,父亲果然打电话过来,一审判决已经败诉,现在在二审。他让我能不能通过媒体来关注这个事,给法院施加点压力。我说我们这个案件
,放在全国案情,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件,媒体也无暇顾及这么多,除非闹出一点大动静来,但这是我们无法承受之痛。最后,我说,你就当作输官司走完所有法律程序,留下案底,看能否等到翻案这一天。

  作为个体的我们,都有着生活底线,即时受到一定公权力的侵犯时,如果生存没遭到威胁,大多人都忍一忍就算了。但如果生存已受到威胁,已生活在痛苦与屈辱的层面时,一旦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袭上心头,并且在法律手段被堵死之后,通过报复所产生心理平衡将会大面积产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你再用法律作挡箭牌来阻止报复事件的发生时,一切都起不到什么任用作用。

  当一个社会发生针对政府频繁发生暴力事件时;当国民在这种事件所产生恶劣后果带来快意心理时;坐在庙堂之上官老爷们,你们屁股下面是否感受到深深的寒意。我劝你们,别过分迷恋你手中的权力,在一个不是"法律"至上的国度里,你我都是没有安全感。

  写于201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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