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日星期六

赵昱鲲:邓亚萍代表的是哪个国家?

  据说爱斯基摩人有几十个词来描绘雪,比如"大雪"、"小雪"、"暴雪"之类,都是不同的词;而赤道附近某部落则用同一个词来指雪、霜、冰。这很好理解,因为爱斯基摩人整天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不同的雪对他们有不同的影响,自然需要区分,而热带的人则很少见到雪,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发明词汇来区分它们,甚至霜、冰、雪都可以混为一谈。

  有研究表明,这个说法不尽准确,但却符合我们的印象。爱斯基摩语和赤道部落语我不会说,但是只要在学过中学英语的人,大概就能体会到语言之间细微的不同。

  比如,我当年学英语时,就大惑不解:为什么兄和弟都是brother,姐和妹都是sister?为什么爷爷、外公都是grandfather,奶奶、外婆都是grandmother?还有伯父、叔父、大舅、小舅、姑父、姨父,全是uncle,堂兄、堂弟、表姐、表妹,全是cousin,难怪当年教语文的孟夫子会鄙夷地说:"brother不分长幼,是无序也,cousin不辨男女,是无伦也。无序无伦,是禽兽也。"

  所以,脑中有序有伦的我,在跟美国人说话时,常会不适应。有时,他们随口说一句"我的brother",我都要条件反射地问:"你是说elder brother(兄)还是younger brother(弟)?"他们提到"我的grandfather",我都要不由自主地问:"你是说paternal grandfather(爷爷)还是maternal grandfather(外公)?"最怕的还是别人说"cousin",那我就忙坏了:

  "你是说你爸爸的兄弟的儿子吗?"

  "不是,是我妈妈的姐姐的女儿。"

  "那她是比你大还是小?"

  "比我小。"

  "哦,"我这才心下释然,"是她的表妹。"

  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你知道那个中国人吗?他可是一位伦常专家哦!"

  当然,古人说得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文在伦常上完胜英文,自然也就在其他方面稍微有点白璧微瑕。有一次我跟老美聊天,说起以前中国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不准农民养猪。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The country didn't even allow peasants to keep their pigs(国家甚至不允许农民养猪)。"

  老美疑惑地说:"You mean the state(你是说国家)?"

  这下轮到我糊涂了:"What(你说什么外文)?"

  他说:"country怎么能禁止农民养猪呢,一定是state啊。"

  我更糊涂了:"country和state,不是一样的吗?"

  他忙解释说:"哦,country和state是都指国家,但country是更广泛的概念,指土地、人民、文化这些比较虚的东西,而state则意思更偏近政府,接近比较实的权力。"

  我这才明白过来,从此留心观察,发现果然如此。虽然词典里把country和state都翻译成"国家",但美国人自己使用起来,还是分得清清楚楚。

  比如美国的立国原则之一"政教分离",英文叫"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意思就是国家权力和宗教事务不得相互干涉。由于与权力有关,所以必须用state.如果叫"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country",那就是说美国要向宗教说拜拜了。据说有83%的美国人信教,那他们还不都得造起反来!

  又比如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讲中的名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他就是用country来激发美国人的爱国之情,因为跟country相联系的,是辽阔的土地、奔腾的河流、高耸的雪山、迷人的拉斯维加斯,是富兰克林、爱迪生、马丁路德金、小甜甜,是《独立宣言》、《草叶集》、互联网、《美国偶像》。Country这个词会让普通美国人有认同感。如果他胆敢在这里用state来指国家,"不要问政府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政府做什么",那恐怕不用等到两年后的达拉斯,当场的卫兵可能就恨不得一枪把他崩了。

  电影《Enemy of the state》的中文译名,最明显地表现了中国人把握不好这个区别。这部电影是说美国国安局如何滥用权力,动用国家力量,去迫害普通公民,因此题目只能用state,因为电影里被迫害的普通公民,并没有得罪全体美国人,而只是被国安盗用了强大的政府力量来追杀。中文把它译成《全民公敌》,好像片中的主角是象被美国国会投票通过、宣布为全民公敌似的,硬生生地从state的敌人,被"country公敌"了,实在是把外公当爷爷、把小舅当大伯,不能过也。

  反过来,英文对中文"国家"的翻译,一般都比较贴切,比如"战国",是Warring States,而不是Warring Countries.这个翻译把握住了古汉语的"国",要么指政权,要么指都城大邑,但就是不指现代意义的"国家"。比如"国人暴动",不是说全国人民暴动,而是指都城里的人暴动;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要报的不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国家在英文里还有个专门的词nation,不过那扯起来就更复杂了,本文暂且按下不表),而是赵宋官家。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这么一个国家,那当然没必要分那么清楚,国家就是朝廷。实在要指现代意义的"国家"时,咱们就用更牛逼的"天下"。最典型的例子是顾炎武说的"易姓改号�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之'亡天下'"。这里 "国"显然是指朝廷,而他把"天下"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联系起来,则有点近于今天我们说的"国家"。

  又比如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为什么不说"先国家之忧而忧,后国家之乐而乐"?答案就在前面的话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不但忧其君,还忧其民,所以在这里不能用"忧国家"了,因为"忧国家"就是 "忧其君",顶多算"忧社稷",但就是不包括"忧其民",所以只能用"忧天下"。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说明古人把"国"和"天下"是分开的。

  这也不完全是又一个中国特殊国情,比如法国的路易十四也说过"朕即国家"。语言能反映社会的需要,就象冰天雪地里爱斯基摩人需要分清不同的雪一样,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要求我们的语言区分长幼、男女。把通常意义的"国家"和"政府"分开,则是现代社会的要求了,因为它们的职责已经很不相同。

  试想如果一个赤道部落的人住到爱斯基摩那里去,却还坚持认为所有的雪、冰、霜是一回事,那肯定会着凉受冻。如果一个十七世纪的英国人嫁到中国来,却不肯学习中文对伦常的细致分类,那肯定会在家族里到处碰壁。同样的,我们到了现代社会,却还不能分清"国家"和"政府",那恐怕经常会吃亏。

  倒不是说"国家"和"政府"就一定是对立的,因此我们非得把它们分开,就象小姑和大嫂不见得就一定会不共戴天一样。但由于现代社会里的"国家"和"政府",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分不清它们的权责差异,就容易被人忽悠。

  比如陈志武教授,是我非常佩服的经济学家,有一次他建议说:"直接分红,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给老百姓。"这建议我举双手赞成,因为国有企业么,国家所有,主人是我们全体人民,它的利润,当然也应该分我们一份。可我再一查,坏了,国有企业的英文是state-owned enterprises,维基也泄密说:"国际惯例中,国有企业仅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而在中国,国有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是中国人拥有的企业,而是中国政府拥有的企业,因此,它的利润当然应该全归政府,而不是老百姓。想把它分给老百姓?只能指望政府发善心。这可不是欺骗、抢劫,人家白纸黑字写好了的,顶多算阳谋。

  所以,我现在养成了个习惯,在中文里碰到"国家"这个词,一定要弄清楚它是指通常意义的国家还是政府,以免下回再吃亏。弄不清时,就拿"中国"或者"中国人、中国文化"代替"国家"试试看,如果仍然说得通,那么它就是指通常意义的国家;反之如果拿"政府"代进去更通顺,那么它就是指政府。

  比如前面说的"国家禁止农民养猪",显然这个"国家"是指政府,因为"政府禁止农民养猪"说得通,"中国人(中国文化)禁止农民养猪",说不通。

  "姚明是我们国家的骄傲",这个"国家"是指通常意义的国家,因为"姚明是我们中国的骄傲"说得通,"姚明是我们政府的骄傲" 说不通,毕竟姚明不是政府派出去的。

  同理,"国家软实力"还是"国家软实力",但"建国大业"则是"建政府大业","为国家祷告"还是"为国家祷告",但"国家决定"则是"政府决定"。

  当然,还会有很多情况难以判断,比如"中国人的强国梦",到底强了国家还是政府?"国富民强",到底富了国家还是政府?这个我的学问太浅,都回答不出来,因为这里的"国"对应的更可能是英文的Nation,比如《国富论》的英文就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它的意思介于通常意义的"国家"和"政府"之间。

  这并不可怕,将来我们可能会发明出一个新词来指Nation.可怕的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段话里,"国家"一会儿指人民的 "国家",一会儿指"政府",那任凭谁学问再贯中西,知识再通古今,也没辙了。

  就象你家里养了一只小动物,你吃骨头时,它就汪汪叫,要分一块肉,你吃鱼头时,它就喵喵叫,要分一杯羹,但你叫它看家时,它就伸个懒腰,表示它是猫,你叫它抓老鼠时,它就鄙夷地看看你:"难道你要狗拿耗子?"

  对这种东西,你的反应大概会跟我一样:――踹出去!

  这种东西还偏偏在中文里到处都是。比如最近,人民搜索总经理邓亚萍说:"我们本身代表的是国家,你不用打败我们,你应该多帮助我们,多给我们出主意。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履行国家职责。"

  在这里,她说的第一个"国家",是指通常意义的国家,因为我们已经交了据说是全世界第二的税负给政府,总不会还"应该"帮助政府吧?

  但她说的第二个"国家",又只能指政府,因为邓总的业务是网络搜索,你听说过哪个国家有提供网络搜索的义务?这个职责只有某些政府会自称拥有。

  ――那邓总代表的到底是哪个国家呢?

  幸亏同一篇报道里还说:"中国防火墙(GFW)之父、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为人民搜索提出了一些建议:"既然人民搜索是政府搜索,那么肯定要完成政府赋予的职责……'"

  方教授是2010年首届孔子科技奖获得者,权威性不容置疑。他的这番话解开了我的迷津:人民搜索代表政府,是履行政府职责。

  代表政府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对吧?另一位邓总说得好: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能看家的就是好狗。抓老鼠、吃鱼头、喵喵叫的猫,不低狗一等;看家、吃骨头、汪汪叫的狗,不低猫一等。可如果享受着政府的好处,却不肯承担政府的义务,而要用国家的名义把这义务推给人民,那就是猫狗不如了。

  假设你有一个英国堂弟,常向你要钱,但对你一点也不感激,倒是对他的表妹整天大献殷勤。这天他又来向你借钱了,你实在烦透他了,说:"不借!我把钱打水漂还听个响呢,借给你干什么?"

  这个堂弟理直气壮地说:"我的cousin,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给我的钱,不是全花在我的cousin身上了吗?"

  对这种无赖,你的反应大概会跟我一样:――踹出去!

  那么,对于那些要求我们奉献的时候代表国家、当我们要求他们回报时又代表政府的无赖,我承认,现在还踹不过你们,但至少我要骂一句比你们的GFW还强大的"G_ F___ Y_______,你代表的是你们的政府,不是我们的国家!"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aoyao/archives/37327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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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1日星期五

熊飞骏:“我爸是李刚”一再挑战飞骏的“非暴力”主张

  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我爸是李刚"。

  本人很少撰文评说社会热点问题。我相信很多良心写手会给热点问题一个较为公正的说法,不用我凑进去画蛇添足。

  但这次忍不住要为"我爸是李刚"说几句。

  上周一位读者发来一则QQ留言:

  "�李�看中�的法制。他的威力究竟多大?1、在出事后一小��上中央�露面并道歉,恐怕保定市�也��本事。2、�子在撞死人后本�拘押,但�在竟以精神�定及心理治��由,在保定某�院逍�.3、死者哥哥拒�接受封口�后,失�。至今下落不明。4、敢�死者��的律��天前在北京遭不明身份人��堵,差��了性命。5、李��子一案判��果,李一帆因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三年,�外�行。后面究竟是什么力量呢? "

  李刚是多大的官?

  李刚并不是什么大官。他不是保定的市长、市委书记,甚至连保定市公安局长、政委、副局长都不是。他只是保定市公安局下属一个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在中国庞大官僚体系里只是一个行政级别最低的科级干部,一个十二品级的"细菌官",在中国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就有好几百个。

  一个"细菌官"在特色中国居然拥有难以想象的能耐?

  儿子飙车撞飞两名女学生后,居然象没事人一样继续飙,大摇大摆去死者所在校区从容不迫看女情人,丝毫也不在意受害人的死活,更不怕人抓他?出校门被拦截后居然抛下这样一句狠话:"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比当年搞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口气还大得多?

  中央台在李刚案中的表现很不光彩。案发后第一时间,父子俩居然能上中央台"假哭做秀"?中央台如果真个关注此事,第一时间采访的应该是死伤者的亲属,为何让凶手在屏幕上出尽风头?

  网友曝料李刚在保定居然有5套房产?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菌官"就有五套房产,比他大的官呢?难怪中国的房地产只升不降?

  一个激起全民无限愤概的"细菌官"居然能得到官僚集团的百般袒护?民众还能指望有哪个贪官污吏会得到公正的处理?

  一个连"丢卒保车"都不懂的维稳集团,总体智商是不是低得有点过份?

  连数以万计的"小卒"都舍不得"违法必究",听其危害整体形象也要百般袒护,怎么可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怎么可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连"随便扔块砖头都可砸上一个"的"细菌官"都享有远超解放前王侯将相的特权和嚣张派头,这样的官僚政权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怎么可能"红色江山万年长"?

  …………

  这些年我一直主张"非暴力",谁宣传鼓动暴力我就和谁急,可那些"非暴力"实践者的最终结果多是一个"惨"字了得?

  那些和平上访者应该是"非暴力"的,他们在受到权力迫害或不公正待遇时没有象贺龙一样操两把菜刀报仇雪恨,而是象杨三姐一样上京告御状,祈求天子脚下的"青天大老爷"能够乾纲独断,为小民主持公道保天下太平。

  可近两年上访者的命运如何呢?

  先是关进安元鼎黑监狱受尽非人迫害?一个小小的县级恶警黑霸就能去天子脚下随意动用暴力机器抓人打人关人而不受追究?这个国家还有王法没有?

  后来省政协副主席天良未灭也加入了访民的队伍,可89岁的老干部不但吃了闭门羹,回头还受到杀人灭口的威胁?配有专车的老干部"做访民"都自身难保,一个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平民百姓还怎么"做访民"?熊飞骏你不是一直主张维权抗争的民众要坚守"非暴力"底线吗?小民百姓受迫害痛哭无告时若坚持"非暴力",就只有上访一途啊?可结果怎样?有能耐你来做一次"非暴力"访民试试?

  浙江乐清县的老村长钱云会为了保护村民的土地不被权贵集团剥夺,这几年也选择"非暴力"上访。结果怎样?在抓进去蹲了几次监狱后,前几天被一辆工程车压断了脖颈,死状极为恐怖?各种迹象显示这是一次蓄意谋杀,现场目击者声称老村长是被三个壮汉按在地上让工程车压死的?乐清县官方则宣称这是一次普通交通事故,可各种证据都不支持这一"说法",太多离奇的"巧合"更支持"谋杀"一说。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赤裸裸的杀一儆百!

  老村长的惨死等于是向天下宣告:谁还敢当访民不?钱云飞就是访民的最后下场!

  主张"非暴力"的熊飞骏,奉行"非暴力"访民的下场你知道吗?如果关在安元鼎黑监狱里的访民有你的亲人,如果被权力谋杀者是你的无辜朋友?你是选择做贺龙还是继续在书斋撰文呐喊"非暴力"?

  我真的无法可说,因为我会做贺龙,否则我就不是男人。

  我只是不明白:县官为何要把越来越多的"非暴力"访民逼上贺龙那条道呢?你们以为"有兵在"就能平安无事吗?当大街小巷都潜伏有贺龙时,你的坦克和原子弹还能派上用场吗?

  县官们还有没有脑子啊?

  百年前慈禧太后自掘坟墓,把奉行"非暴力"的康有为追随者都逼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孙中山那一边,没多久就把全部家当"被革命"精光?县官们是不是也想"被革命"啊?

  面对除"逼上梁山"就别无能耐的维稳集团,我真的无颜继续向民众呐喊"非暴力"了,否则我的脸皮就和那位污蔑"上访者都是神经病"的北大教授脸皮一样厚了。

  二0一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来源:熊飞骏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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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0日星期四

柏蔚林:政府之手——旁观“重庆大跃进”

  最近"重庆模式"在左右各派话语的媒体激辩中越炒越火。上个月在上海有"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邀请各派人马出席,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本月初又有著名左派阵地乌有之乡网站,召集一批知名社会人物,为重庆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前有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对重庆市长黄奇帆长达8小时的独家采访,后有多名党政高层领导先后在重庆考察调研,对大方向高调予以肯定。薄黄二人一路走来,有毁有誉。

  有人称赞说,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意义重大,甚至堪称是"新亚洲模式"。也有人担忧,重庆走地是文革还魂之路,极权人治,不可不防。对于有兴趣者,究竟谁是谁非,其实无须为太多的宏大叙事所困惑,好在现在是讯息来源全面解构的时代,抓住其政策实践的要点,虚实真伪不辩自明。

  有一点无需争辩,重庆新政是在绝对强势政府的主导之下。对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国家,英国学者罗伯特?韦德有一本名著,《管制市场:东亚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理论与政府角色》。在这本颇具影响的书中,韦德事实上提出了对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个挑战,认为通过东亚的日本外加小龙小虎的经济奇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起到绝不逊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推进作用。

  进而他提出了一个称作"被管制的市场"的概念,来解释先期的日本、以及后来的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不加以仔细的思考,韦德的这一理论,与中国国内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官员的执政理念,简直就是一拍即合。于是常常在表面上,就被简单地解释为,非民选威权政府一样能做好经济,比如早期的南韩台湾云云。胡舒立在采访重庆市长黄奇帆时,曾经问"政府有无计划退出?"黄就反问道,"为什么要退?!"

  然而事实上试图把中国与东亚的其他经济体,放在一个框架里比照,在方法上是问题重重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体制基础上的区别。正如海外学者裴敏欣曾经说过,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不能只看今天,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回头看几十年。很多人赞扬中国经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主义的路,而没有采取前苏联东欧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但也有一些学者,如研究户籍制度的陈金永教授和特别关注民企的黄亚生教授,看到了为人所忽视但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上不仅被落后国家,也曾被很多西方学者奉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济世良方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发展方略,在当今中国的影响依据深远,而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

  在苏俄早期历史上,为了快速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列宁到斯大林采取了一条牺牲农业和农民的策略,来换取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理论家就提出,既然已经无法通过外国殖民来取得必要的资源,强制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就只能以牺牲农民和农业来实现。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对这一套理论的实践,其实际效率是可疑的,而对于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内伤,在整个苏联时期,都一直无法愈合,却是毫无疑问的。

  苏联的这一套方法,在建国后就被完整地照搬了过来。5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与苏联的国内护照制度同出一辙。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苏式以农补工的工业化理论的具体实践。一直到后来的"人口红利"理论,其实就是压榨农民来补贴工业化思维方式的延续。直到今天,很多人反对开放户口的公开理由之一,就是如此农民一旦没有了身份的限制,将没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支持加工出口产业,那么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出口产业将无以为继。

  在重庆的这次土地换户籍改革的新政中,对"人口红利"的需求,就是最为重要的政策考量之一。换言之,这次号称全国最大胆的户籍改革的动机,并非完全像有些媒体所宣传的,单纯是为了解决二元社会的城乡民生不平等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当地农民(包括外来人口)可以取得城镇户口,贡献"人口红利"也不为过。但是如果全面综合的解读一下重庆的几项重点政策,就会明白,这只是其全面战略的一部分,交出了土地进城的农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善。

  贺雪峰教授曾经就重庆和山东的户籍改革讲过一段话,"村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数百年的地方,不仅仅是农民住在其中,而且是农民社会关系、人情关系展开的地方,是农民意义世界展开的地方。就是说,村庄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是生活性的,是价值世界的,是宗教的,是农民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空间。现在地方政府仅仅为了得到农民的宅基地以复垦换得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这点小事,而 编出种种理由,破坏了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地方政府为了自己一个暂时的小利而破坏了所有农民的千年生活,这该是多么大的荒唐与罪恶!"温总在去年的经济危机时,也曾经对采访的外国记者说过,失业的农民工起码还可以回家种地。

  归根结底一句话,农村社会对农民而言,现在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避风港,至少可以以低成本保障他们的就业、生活、和住房。但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农民一旦被连根拔起,把土地、房屋都交给政府之后,如果宏观经济有个风吹草动,后果不可想象。重庆市长黄奇帆许诺说,会给进城的农民"五件衣服":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和医疗。其动机也许是良好的,值得赞赏,但问题是,这一政策在财力来源上所依托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大跃进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却是令人怀疑的。

  迄今为止,重庆模式的轮廓已经基本清晰。政府以生产组织者的身份出现,提供充足的土地(这就是土地换户籍的一个原因)和充足的劳动力(进城的农民),邀请外来资本设厂开工。这样政府手里有大量土地储备(等同于不断增值的金库),可以解决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如社保和公租房);农民进城,起码在表面上可以缓解二元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解决剩余劳动力,并大大提高城市化程度;而加工贸易业者可以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获得市场竞争力。理想状态下,如此在政府的有形之手的大力推动下,地方经济将是进入一种良性的活跃状态。经济活动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应有尽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增量价值将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

  然而正如有人所担忧的,这是一种高度主观从而可能导致风险度极高的产业跃进模式。无论是全民社保、公租房项目,还是户籍改革,要长期运作下去,均需要政府大笔的开支,而这基本上都要从土地批租和工商税收而来……(从媒体报道看,重庆对于美国政府的大举债、大投入刺激经济方式很欣赏,在实践中也在试图走这条"大"路。)而一但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波动,政府缺少了足够的收入来源,"筑巢引凤"的设想进展不顺,一个环节破裂,就很难想象这种成本高昂的模式将如何维系。历史上和当前福利国家的困境,都是由于收入政府减少,而福利开支呈刚性无法削减所造成的。要明白这一点,就不能仅仅从地方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地方。

  具体而言,现在很多官员都知道美国规划学者佛里德曼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重庆也正走在这条路上。但是佛里德曼理论的精髓,并没有被真正理解。他认为,在经济国际化的时代,一座城市内部发生的变化,要从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来分析;有些城市处于国际经济的中心,发号施令,而另外一些,则处于这个等级框架的边缘。对于这种国际资本主导的城市(经济体)之间的主从关系,有人曾经形容说,每当纽约、伦敦的跨国公司总部发出一道指令,就会有千百万的中国农民工,风雨无阻,冲破一切阻拦,在朝着血汗工厂的路上迅跑。

  目前很多媒体在评论重庆模式的时候,都忘不了总结一句,薄黄如何在政治上强势,所以重庆模式前途无量等等。但如果站得更高一点,就会明白,在今天的国际经济中,一个国家尚且无法决定其经济走势,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城市呢?当一座城市成为世界经济漩涡的一部分之时,它的命运就将不再是所谓强势书记市长所能决定的了。直观的一点,一旦发生大批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当他们又无法回到农村,严重的城市贫民窟问题就将不可避免。另外,被称为重庆模式相对于沿海外贸模式的一大突破,是其同时强调开拓国内市场。但问题是,在中国整体国民消费能力偏低的情况下,一个重庆市又能有多少能量去改变这一点呢?

  此时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总是做这样坏的估计,往坏处看?很简单,因为从重庆所一再夸耀地惠普、富士康投资项目,就不能不令人对这一发展模式对于当代国际经济运作的了解程度有所怀疑。按照黄奇帆近来对多家媒体的讲话,以及其发表的署名文章,其中多有谈到加工贸易的构思。简单而言,他的着眼点,就在于如何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所以他的基本规划是,将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地区,一方面提供给本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比如对惠普的4000万台笔记本项目,他的计划是本地完成80%的零部件,使得零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然后黄会见了郭台铭,"拿下了富士康",来做惠普的零件供应商,也把生产厂设在重庆。这样就形成了上游下游一条龙的产业链,同�—
�带动地方上小供应商。

  然而此时此刻,如果他对于历史上福特主义大生产是如何消亡的有所了解,他大概就不会做出这样过于理想化的设计。今年年初时,日本的丰田公司遭遇了重大质量事故,被迫在世界范围内召回了大约1,000万辆汽车,损失巨大。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在加拿大生产的加速踏板出了问题。丰田的零件供应商,是遍布世界的,而不是停留在家门口。丰田早期的零件供应商,的确都是地理位置靠近的日本本土企业,但仅仅以距离来评估总成本的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曾经流行一时的名著《世界是平的》,就反映了这种生产的空间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因此,重庆在这方面主观的精打细算,未必能够保证最低的物流成本,再加上其他可能的因素,比如技术换代,也就是说,资本在这里实现利润最大化,是没有保证的。对此,国际资本不可能不�º
�解。

  重庆模式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缺乏一种建设完善市场制度的意愿。回到前面提到的韦德的观点,无可否认,政府的确可以在经济运作中起到巨大的正面作用。但当其角色发生变异,在承担正常管理角色的同时,开始追逐自身利益,并以强势政府来对市场信号进行反应,前景就可能是问题重重。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中提到,开放之初,为了起步,采取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当然他也念念不忘,想等有了一定的基础,也要出口"高精尖"的产品。现在重庆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仍然回到了30年前的同一起点。问题是,按照韦德的论述,东亚经济在起飞后10-20年,就实现了了全面产业升级转型,但何以开放30年下来,国内还在做初级的加工贸易,而且沿海地区也没有能实现产业升级?其区别在于,其他东亚经济体是以培育完善的
市场体制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为目标,而这一点在大陆地区则由于某些特定的因素始终没有实现。大政府通过举国体制来办大经济的悲剧就在于此:创新是无法通过计划来实现的。

  重庆模式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吗?目前看来,前景是无法令人乐观的。因为没有规范的制度化经济环境(从现在的情况看,起码没有这个意愿去进行市场制度建设),单凭着大政府发展的冲动,在美洲种大豆也好,在澳洲做铁矿石生意也好(见和讯采访),都将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革命性的创新。《南方周末》去年在一篇报道中曾经质疑,"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让重庆经济长期严重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这几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六七成,本地产出却严重不足"。对于重庆模式引以为傲的"八大投"(八个政府拥有、授权操作的融资平台),世界银行在考察之后,也对其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不清,以及偿债能力,表示了担忧(见世行网站)。最关键的问题,在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下
,老百姓能获益多少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感概说,"西方国家年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很容易就达到10%的增长率,但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准,却提高不了多少"。今天的重庆模式是不是又走在了这样的一条路上呢?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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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9日星期三

汪强:何必急着删除钱云会的网帖

  钱云会生前曾任寨桥村村委会主任,多次举报或上访关于当地一些工程的违法征地情况,12月25日被一辆工程车轧死。昨天,随着他的离去,他于8月9日在天涯社区上名为《是官还是贼:诉政府官员豪夺寨桥村146公顷家地始末》的网帖也被删去:"抱歉,您所访问的页面不存在,该页面可能已被删除、更名或暂时不可用"。(《北京青年报》12月28日)

  该网帖对2004年当地政府官员在征收寨桥村100 多公顷土地过程中的行为表示不满,网帖最后表示,"为了解决寨桥村的土地问题,我钱云会(村长)和众村民讨说法奔波六年却一直未被妥善处理,迫于无奈只能上网公开事实……此文章发布内容若有任何污蔑之嫌,由我钱云会负责"。从当地村民的反映看,网帖并无造谣生事之嫌。近日,浙江省乐清市政府就12月25日发生的蒲岐镇寨桥村前任村委会主任钱云会死亡事件进行了通报。在通报中,对工程车轧死人、钱云会三次被关押一一作了解释。假如钱云会所举报的情况是假的,乐清市政府不会不在通报会上指出来。可是,通报中只说了他在举报上访过程中违法,而没有说内容不实,也就反证了举报内容真实,同样,网帖的内容也就是可靠的了。既然如此,乐清市政府要做的工作应该是解决
钱所反映的问题,并反省对待举报上访的失职行为,而不是删帖。

  假如有人问,为什么要删帖?得到的回答十有八九是为了维稳。但是,删除钱云会的网帖,有助于乐清市的稳定吗?假如删除了网帖,事实也就不存在了,那就有助于维稳。假如删除了网帖,人们就会将此事彻底忘记,从此不再提起此事,那就有助于维稳。然而,事实是删除不了的,人们的记忆也不会随着网帖的被删而失去,因而,删帖无助于维稳。相反,在人们对钱云会之死极度关注的情形下,删除网帖只会让人们产生更多的想象。有人会想,乐清市要包庇违法征地之徒。有人会想,乐清市政府与违法征地者之间有肮脏的交易。有人会想,既然乐清市政府会用删帖的方式掩盖事实的真相,那它所作的通报还可靠吗?说工程车轧死钱云会是一件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这可信吗?还有人会由此及彼,从对通报内容的怀疑,进而怀疑到
乐清市政府所做的一切。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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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可: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的进与退

  美国航母开进中国黄海经济专属区实施军事演习,仿佛驶过黄海未曾留下任何水痕。中国的主流媒体以及有关方面似乎明显地缺乏兴趣向公众报道或者讨论此一事件。它如同此前发生的炸馆、撞机等等事件一样沉寂于"冷处理"。可以预见,新的类似事件一如既往仍将发生。妥协、绥靖从未能使帝国主义消停。昨日东海、今日黄海、明日南海,美国纠集其仆从国在东亚、在中国周边地区所谋划的对华炮舰外交远未结束,而将持续展开。

  美帝国主义无视中国政府十数次"坚决反对",执意将其航母开进黄海施行美韩军演,遂即又驶向日本海实施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美日军演。美国蓄意操作黄海军演,是其高调"重返亚洲"政策的一部分,是美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在后冷战时期继续实施推进其反华战略的又一个步骤。

  二十世纪末期,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公开背叛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导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溃散。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在欧亚大陆组织起反共的战略大反攻。一进一退,彼消此长。美国将其航母开到中国的家门口,舞刀弄棒,耀武扬威,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进行公然的战争恫吓与战争挑衅以敲诈勒索中国。纸老虎成了真老虎。这一场景,在这一广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

  帝国主义倚仗洋枪洋炮结伙打上中国国门的场景,史已有之,今又有之。历史是否重演?

  一、晾在美国海港的苏联潜艇

  美国西海岸的旅游城市圣地亚哥的海港里,"晾"着苏联潜艇"福克斯超特B-39"。游人只消花几个美元,便可以登艇随意游览,从导弹发射舱到官兵起居间,袒胸裸腹,一览无余。海港里供人游览的其他舰船,不管是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印度星"号商船,还是两三年前荣誉"离休"的"海豚"号美军潜艇,一个个都收拾得干净利落、齐楚光鲜,唯独进入"B-39",抬眼望去,不是尘封的导弹发射装置,就是粗陋而破裂的水兵卧具,或是狼藉凌乱的餐厅,唯有透过挂在导弹发射舱里的英文游览简介,人们才能依稀想见"B-39"当年的雄姿。

  苏制潜艇"B-39"曾是冷战时期世界上建造的最大的柴电潜艇,能够配载和发射较其它潜艇更多的导弹和鱼雷,静音效果好,曾在世界五大洋以及包括圣地亚哥在内的美国沿海游弋、跟踪、威慑美军舰船,令敌人深怀忌惮。

  如今,"B-39"作为供人游览的展品受到了主人别有用心的关照:蓬头垢面,丢盔弃甲,落魄狼狈。美国的资本家似乎并不珍惜其"物业",却颇有政治头脑。如同朝鲜将其俘获的美军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展览示众一样主人,新主人有心要"晾晾"昔日强敌的落魄相,以此羞辱被"俘获"的敌手,嘲讽它所曾经捍卫过的那个强大但已解体的国家,嘲讽那个曾经并仍在使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深受威胁的新的社会制度。

  苏制潜艇"B-39"被敌手"俘获",非经战败,而是缘于"被出卖"。这艘潜艇于一九七二年编入苏联太平洋舰队服役,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之际,服役期未满便被新主政者勒令"下岗"而失业。西方对手早就瞄上了壮年"下岗"的"B-39",随即收买疏通新朝的官员,将"B-39"辗转忽悠到了美国。

  苏制潜艇"B-39"被敌手"俘获",非经战败,而是缘于"不战"而败。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领导阶层日益发展成为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生活上和思想上日益脱离群众,蜕变为共产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对外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恐惧,一面加紧军备竞赛,"象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原子弹",一面又被可能同美帝国主义发生核战的前景吓破了胆,幻想并鼓吹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搞武装斗争";戈尔巴乔夫上台更是抛出"新思维",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公开背叛马列主义,曲意拥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致数百万红军、拥有先进舰艇的强大海军、成千上万颗足以同美帝国主义"确保相互摧毁"的原子弹,一弹未发,转眼间土崩瓦解,党亡国灭。在�¿
�一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看,"B-39"实质上是被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对帝国主义列强奉行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所出卖的,是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面对帝国主义的颠覆、围剿、进攻"不战"而败的牺牲品,是"三和一少"的牺牲品,更是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阶层资产阶级化的牺牲品。

  苏维埃政权曾多次粉碎西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入侵,曾击败纳粹德国的侵略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在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背离马列主义、背离社会主义之后,拥有先进潜艇和航母的苏联红军、对帝国主义列强"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威慑力量,都未能保卫苏联或挽救国家于崩解败亡。

  二、美国航母开进中国黄海

  伴随着苏东巨变,帝国主义列强伙同原蛰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自由"力量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在欧亚大陆展开了围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略反攻。越战失败后被迫实行战略收缩从亚洲后撤的美帝国主义反守为攻,挺进欧亚,进逼中国,遏制、围堵、攻击,不断制造事端。银河号事件 、炸馆、撞机、抵近中国领空或领海的军事侦察等直接的军事挑衅与军事攻击因"九一一"事件而略加延宕,借"九一一"而展开的所谓反恐则将美军直接屯驻在中国西部边境,从侧翼部署了对中国的军事围堵。等到美国从伊拉克刚一脱出身来,便急不可待地"重返亚洲",接续此前的动作,外交挑唆、黄海军演、诺氏"和平"奖、逼迫人民币升值,多管齐下,蓄意要象搞垮前苏联一样搞垮中国。

  就东亚地区形势看,美国"重返亚洲"操作美韩黄海军演、美日军演有多重用意。冷战结束之后,近年来,韩国国内要求美军交出战时指挥权、日本国内要求美军撤除冲绳基地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意在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压制韩日国内反美或疏离美国的倾向,抓牢其仆从国;破坏或终结此前韩国数届政府尝试的"阳光政策",以便继续赖在东亚; 赖在东亚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遏制围堵中(苏)俄,因此美国航母黄海军演的主要用意是,借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对经济势头看涨的中国加强军事威慑,试探中国政府和民众应对如此事态的立场、意志和能力,为其反华战略的后续推进摸底铺路。

  从美韩军演本身看,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美军依旧赖在朝鲜半岛,年复一年地纠集着仆从国进行战争演练。美国政府的理由是,协同南韩防御北韩的攻击。苍蝇喜欢叮有缝的鸡蛋。美国热心于维持他国分裂或分裂他国以便借机驻军,协同一方"防御"另一方。它曾驻军西德协同"防御"东德,驻军南越协同"防御"北越,驻军台湾协同"防御"中国大陆,进军科索沃协同该地区分裂主义势力"防御"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有争端、有分裂,便有了美国插手他国内政从中渔利的机会。制造争端、制造分裂便制造了紧张局势,制造了敌人。制造了敌人,便制造了战争。战争是美国军工复合体所物色的大客户,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财团的福音。美国的军火出口生意占世界第一位,美国军工企业的年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美国的å
��费支出占联邦政府年财政支出的15%.○1制造战争,便为美国的军工企业制造了市场和产品需求,为美国资本家制造了利润,为工人制造了就业机会,为政客制造了选票,为美国制造了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尽管象制造伊拉克战争那样为他国人民制造了灾难。美国政府经营战争就是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开发和经营生意。借助武力进行对外扩张、掠夺、控制、占有,意味着战争,也同时意味着生意和暴利。经营生意,意在牟利,无须其他理由,如同帝国主义列强当年贩运鸦片、贩运黑奴一般。

  近日所谓的"天安舰事件" 、延坪岛炮击,以美国的战争扩张史为参照,不过是蓄意制造事端或借机启动战争机器的借口,可以为美国借战争扩张的历史续写新的章节。一八九八年,时属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发生内乱,美国借机派遣"美因号"军舰停靠哈瓦那港,随后"美因号"神秘沉没。美国以此为由发动了美西战争,掠取了西属殖民地的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一九六四年,美国政府声称,美国军舰在越南北部湾海域遭到北越攻击。美国国会与美国总统随即签署法案下令轰炸北越,借此使战争升级扩展到北越。二零零三年,美国政府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借此发动了侵占伊拉克的战争。历史证明,这些不过是美国政府为发动和扩大战争而编造的故事。历史也一再提示人们,所�°
�擦枪走火的"事件",不管是属于前台演员们的即兴演出,还是属于规定动作,对随后发生的历史事变而言意义不大,剧情通常是按照编导们在后台早已策划好的脚本展开的。

  帝国主义列强策划战争不需要理由,但列强们总会为其战争找到理由。这就是狼吃羊的理由。

  三、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炮舰外交:过去、现在、未来

  自鸦片战争以降,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奉行炮舰外交,反反复复经历了三个历史性阶段:敌进我退;我进退敌;敌复进,我复退。

  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奉行炮舰外交,开枪放炮,杀人放火,耀武扬威,对中国进行战争恫吓、战争讹诈和武装侵略,其来有自。一八四零年,英国资产阶级为向中国倾销毒品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炮舰侵入中国领海,沿广州到天津,一路轰炸中国的沿海城市和百姓。一八五八年,英法结伙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炮舰再次武装入侵中国领海,开枪放炮,杀人放火,耀武扬威。满清政府禁止西方列强在华贩毒的努力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口下失败了。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于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敌进我退,满清覆亡。

  此后,民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内镇压工农,对外向帝国主义列强或投降或依附,引列强为"友邦",认贼作父,引狼入室。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由中国领海侵入内河,肆意横行于中国。英、美、法等国的炮舰居然麇集盘踞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城下的长江边上。标榜"法制"的西方人迄今仍然声称,英美炮舰当年横行的长江是"国际水域"。○2敌逾进,我逾退。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国民党政府终于垮台。

  中国,近现代史上,直到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兴起才第一次彻底地改变了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下"敌进我退"丧权辱国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奉行的炮舰外交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断然反击粉碎了。

  一九四九年,英帝国主义依然将中国的内河长江视为"自由航行水域"。英舰"紫石英号"恣意游弋于长江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军断然炮击该舰以及前来救援的任何英舰。英舰鼠窜,从此绝迹于长江。

  一九五八年,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帝国主义蓄意插手中国内政,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发出赤裸裸的战争挑衅和战争威胁。时任美太平洋地区武装力量总司令菲尔特叫嚣说:始终存在着在台湾问题上同共产党中国人发生一场有限战争的危险。美国海军公然为蒋军护航。毛泽东指示对美蒋海军联合编队"照打不误"。 美帝国主义的军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击下仓皇逃窜。○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炮从内河追击到沿海,将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驱逐出去。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文告:"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4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同蒋政府"断交"、"废约" ;从台湾"撤军"。

  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明白布告列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大炮回应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炮舰外交,开创了对外关系上社会主义中国节节前进、帝国主义列强步步败退的历史新局面。社会主义中国,凛然正气,巍然矗立。

  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了改开派主导的"改革" 、"开放"时代。对内改革,全面颠覆和革除毛泽东时代所确立的基本政治路线,经济上,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扶植资本主义私有制;政治上,捧资本家上台,赶工农大众下台,人民民主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意识形态领域,一面极力攻击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一面鼓吹和宣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之捧为"普世价值"。对外开放,国门向列强敞开,向资本主义世界输诚"接轨",西方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被请进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各行各业;对外关系上,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奉行"韬光养晦" 、"不搞对抗" 、"消气"外交。

  美帝国主义对改开派主导下"韬光养晦" 、"不搞对抗" 、"消气"外交的中国给与了回应:银河号事件;有恃无恐地炸馆;抵近中国领空与领海明目张胆地施行军事侦察;肆无忌惮地撞机;没完没了的"南海事件"。

  一九九五年,台独空前猖獗,台海浮现危机。美帝国主义为给台独势力打气壮胆公然派遣其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向中国炫耀武力,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

  二零一零年,美帝国主义无视中国政府再三、再四、再十地"坚决反对",执意将其航母开进中国黄海实施军演。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提出要求:"中国应该对朝鲜施压","中国应该"这样,"中国应该"那样。○5

  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滚回去"的美帝国主义在"改开"年代杀回来了,一步步由远而近,再一次将炮舰开到中国的家门口,炮口瞄准了假想敌中国,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和战争讹诈。

  中国的改开派对帝国主义奉行"韬光养晦" 、"不搞对抗" 、"消气外交",较之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帝国主义所奉行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搞武装斗争",所持的态度更加恭顺、更加谦卑、更加轻贱;较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政府,较之引帝国主义列强为"友邦"实则尊之为"太上皇"的国民党政府,中国的改开派接续了鸦片战争以来但凡腐败无能的统治阶级一体奉行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的谱系。

  中国资改派主政下的中国,对美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不搞对抗"、"韬光养晦"的结果是,敌进我退,我退敌进;敌逾进,我逾退,步步败退。

  纵观历史,自鸦片战争以降一百七十年间,在对华关系上,帝国主义列强奉行的炮舰外交经历了三个历史性阶段:敌进我退;我进退敌;敌复进,我复退。在这三个历史性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奉行的对华炮舰外交指示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取向:一是,由远而近,杀进中国;一是,由近而远,从中国以及邻近中国的周边地区"滚回去"。

  历史上"杀进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陷中国于任列强宰割、予取予求的半殖民地境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和屈辱。帝国主义列强当此之际是吃人的真老虎。从中国以及邻近中国的周边地区(朝鲜、越南)"滚回去"的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在包括武装较量在内的斗争中遭受到无可挽回的挫折、失败,无法继续倚仗向中国开枪放炮实现其利益扩张欲求,不得不败退后撤,不得继续为害中国和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此时成了吓人的纸老虎。豺狼虎豹的本性不会改变,"吃人"还是"吓人"取决于对象是武松还是李鬼。在对华关系上,决定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取向的力量不是帝国主义列强,而是中国。一百七十年以来,或者以远,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
、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回去"还是"杀进来"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状况,取决于中国强弱。中国弱,则帝国主义列强趋进为害;中国强,则列强远遁。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炮舰外交的取向是帮助衡量中国强弱的一个客观标志。

  二十一世纪,美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是"滚回去"还是"杀进来"呢?

  四、"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自鸦片战争到当代,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奉行的炮舰外交,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一次次军事挑衅和武装侵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术" "道"之争、社会发展道路之争、制度与文化优劣之争、中国强弱或中国何以强弱的争论,时伏时起,从未止息。

  帝国主义列强倚仗洋枪洋炮为祸中国。清末民初,中国一些人将之归因于"技不如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于是努力兴办洋务,兴办水师,但满清海军仍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中国一些人又进一步将之归咎于中国社会制度落后,主张全盘西化,于是又有了清末民初之际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改革实验:君主立宪、议会共和,不一而足,一一夭折。当此之际,中国面临着选择、确立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斗争。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选择了资本主义,选择了由地主资产阶级少数人继续剥削、压榨工农大众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由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政治制
度。两条社会发展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相互斗争的历史结局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大众战胜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导致社会倒退的事,有可能发生,并象在前苏联等国那样已经发生。毛泽东之后,邓主导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时代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政治颠覆。革除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复兴资本主义私有制,呼唤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接轨"的所谓政治改"制",只是接续百年前清末民初的"西化"政治实验,接承六十年多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衣钵。

  从百年前的民初到眼下的"改开"年代,从始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到进而图谋引进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在国内外新旧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撺掇撮合下,中国在全盘西化、全盘资本主义化的同一条道路上试走了两回,或者说正在尝试第二个来回。这两次仿佛类似的历史演进过程都伴随着一个共同的社会现象,即中国的"西化"或西式资本主义化,外部,都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蓄谋以武力干预中国内政、以对华炮舰外交施压促变的助推或曰"催生";内部,都经受着来自中国社会工农大众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引发出激烈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第一次西式资本主义化,引发了由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兴起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第二次由中国改开派所谋划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 在国内正不断激�µ
�民众的反对和抗争,激发出日益普遍、日益频繁的"群体性事件"。这是一个值得玩味和发人深省的社会历史现象。

  对工农大众而言,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代表和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苛政"、恶政;废除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集体互助、共同发展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对人民大众而言是"仁政",是惠及民众的"大仁大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行社会主义之道,则得人民大众之多助;行资本主义之道,则得剥削阶级少数人之寡助。多助则中国强,寡助则中国弱。中国强,帝国主义列强则不敢对华造次,不敢轻启战端,就会从中国和中国周边地区"滚回去";中国弱,英法联军、美国航母则对华舞刀弄棒,开枪放炮,肆无忌惮,打上国门。满清治下的大清国,蒋介石治下的民国,对内推行"苛政",站在民众利益的对立面。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少数人的力量是虚弱的,中国由此而弱
,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由此得逞,列强对中国的入侵由此加剧。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工农大众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一致,保家卫国融为一体。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凝聚起来,上下同欲,万众一心,彻底改变了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下旧中国 "一盘散沙"的局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全伙第一次品尝了中国人民铁拳反击的力量,领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劲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小米加步枪、炒面加手雷击败了由现代化飞机、坦克武装的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志愿军战胜了资本主义美国的美元雇佣军。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由此失灵,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的取向由"杀进来"转向"滚回去"了。满清和国民党时代吃ä
��的真老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面前成了吓人的纸老虎。一个刚刚经历了上百年动荡战乱、百废待兴、物质极端匮乏的中国,挺身抗击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强,战而胜之。它载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载于世界历史。它使人们重新审视并匡正自此而后面世的中国"技不如人" 、"制度不如人" 、"落后就要挨打"等等一切"学说"和论调。它帮助善良人澄清某些糊涂认识,同时曝晒汉奸、洋奴借此鼓吹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险恶用心。

  一八四零年以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或割地赔款或委身依附甘作洋奴,唯一能够喝令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滚回去"的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应该比任何其他人更有资格评价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并确实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着鞭辟入里的剖析和精辟论述。

  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如同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或不刺激它都一样,总归是要吃人的。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努力提高科技与装备水平以装备人民军队,扭转"技不如人"的劣势。打虎需要哨棒,打狗需要打狗棍,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与核讹诈,"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很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是人,不是物。"战争之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民众的战争。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都是侵害和掠夺各国人民利益的反动派,因此也是纸老虎。如果一个政党维护并代表人民群众的利
益,依靠并组织起民众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也就获得了战胜帝国主义并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中国的力量。那么,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也就只能面对"滚回去"的方向。反之,如果执政者漠视、背离、侵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遭到民众唾弃甚至起而攻之,则势必无力抗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势必对外妥协、投降、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也就"杀进来",逼迫腐败无能的统治阶级进一步出卖更多的国家权益和民族利益。

  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进行战争挑衅、战争威胁、战争讹诈与中国进行反战争威胁、反战争讹诈的相互态势看, "改开"年代的中国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有着黑白分明的强烈反差。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陈毅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针对美帝国主义逐步升级扩大侵越战争以及国际反动派的反华声浪,陈毅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陈毅一席话,让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权感受到了足够的反威胁的力量,从此将数十万美军挡在了北纬十七度线以外。因为,美帝国主义仍然记得当年无视周恩来的警告狂妄地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所遭受的打击。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面对美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所处的态势。

  二零一零年,"改开"年代的中国。针对美国航母开进黄海军演,数月之内,中国政府进行了旷日持久一次又一次的"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执意将其航母开进黄海。中国政府收起了"坚决反对"霸主之声,奔到其仆从国"斡旋"熄火,在玩弄战争双簧的帝国主义主仆间跌跌撞撞,进退失据。中国有百姓鄙夷:丢人现眼;有百姓气愤质问:"原子弹咋就撑不起(外交部)'发言人'的软皮囊?"○6时光仿佛倒流回一百多年前。这是"改开"年代的中国面对美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所处的态势。

  人人都明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改开"年代的中国,成就了王石们、赖昌兴们、陈良宇们、建龙集团的资本家们、年薪千万的国企高管们,成就了层出不穷的窃国大盗、富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养肥了郭台铭们和高盛等跨国资本财团的大亨们,与此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下岗失业的工人、失地农民,造就了亿万弱势群体,造就了社会阶级分化。假如富士康的雇佣工人们活不下去被迫跳楼,假如为下岗工人维权的赵东民们被投进牢狱,指靠谁来卫国?美帝国主义的炮舰卷土重来,要"让中国倒退一百年",果然如此,天欲堕,赖谁拄其间?能否指靠王石们、郭台铭们、高盛集团的合伙人们、资改派们"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如果不能,中国当局"坚决反对"美国航母开进黄海军演何来底气?对一个根基错落、内里掏空的
中国,美帝国主义的炮舰只会是"杀进来"而不会是"滚回去"。

  钱学森、邓稼先等一代爱国的科学家呕心沥血牺牲奉献铸造了护卫中国的依天长剑。然而,伟大的科学家深知,单靠原子弹不能保卫中国,正象原子弹未能守卫住苏联一样。钱学森看到的是,中国"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 就完蛋了。"一代科学宗师留下了警世恒言。

  美帝国主义无法战胜社会主义中国。尽管当年一穷二白的中国在"改开"年代遭到百般诬蔑,却实在是顶天立地的强国。对此,有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权作证,证诸帝国主义列强连同它们奉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对华炮舰外交从中国"滚回去"了,证诸"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证诸历史,帝国主义列强能够入侵或攻陷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中国。尽管中国的资产阶级将"改开"年代吹捧为"特别是"的盛世,中国却实在是虚弱的、折断了脊梁。对此,有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权作证,有银河号、有炸馆、撞机等等不了了之的帝国主义孽案作证,有一次次"坚决反对"却被美帝视如放屁一般的"消气"外交作证,证诸美帝国主义对华奉行炮舰外交,卷土重来,"杀进来"了。

  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并仍在继续给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制造着灾难、贫困和战争。中国人民、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斗争远未结束。前苏联同美国之间相互斗争的历史表明,即便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平衡"的前提条件下,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所谓"和平共处",也不过是从平衡到不平衡的过渡。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无法"和谐"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前苏联置身其中而不自知,终于败亡;已经改"制"希望入伙的俄罗斯今天仍然继续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遏制围堵中。人吃人的制度下狗也咬狗。

  美国航母开过来了,美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杀过来"了。"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中国又一次面临着内忧外患。然而,"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也。"

  殷鉴不远,前苏联镜子一般映照着中国。

  2010,12,22

  ○1张云:《美国衰落与霸权延续的逻辑》,联合早报网,2010, 12, 06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8/sino_us101206.shtml,last accessed 11/12/2010

  ○2TheFreeDictionary,Amethyst Incident, last accessed 20/12/10 http://encyclopedia.farlex.com/Amethyst+Incident

  IMDb.com,Yangtse Incident: The Story of H.M.S. Amethyst (1957),last accessed 20/12/10,http://www.imdb.com/title/tt0051209/

  ○3○4叶飞:《叶飞忆金门炮战:毛主席决策所有人都没懂》,历史屏道,河北新闻网,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上卷),柯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http://lishi.hebnews.cn/2010-11/25/content_1283710.htm

  ○5Shin Hae-in and Song Sang-ho,Allies pressure China to warn North Korea,TheKoreaHerald,December 7, 2010,http://www.koreaherald.com/national/Detail.jsp?newsMLId=20101207000823

  ○6就不比嘴:《原子弹咋就撑不起"发言人"的软皮囊?》,乌有之乡,2010,12,02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012/1995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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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彪:八十年代“官二代”被处死刑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的强奸、流氓罪行,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的命令,据1986年2月22日的《参考消息》报道:"他们被绑着胳膊、低着头,在三千名旁听者面前示众,然后被拉去枪决。"其余三名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分别被判处20年、5年、3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陈冰郎系陈小蒙的弟弟,后来在狱中自尽身亡。

  对高干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此前的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做出这样的审判结果,除判处三年轻刑的康也非之外,其余人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据当时的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说:"他们是以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罪名惩办的"。

  这六名当年横行上海的罪犯都是什么身份呢?陈小蒙系《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胡晓阳系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系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系中国民航一零二厂工人,陈丹广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系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六个流氓,其中两名记者,四名工人或职员。今天看来,这些人的职业似乎并不显赫,但在当年却并不一般。

  据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大概可知他们的劣迹恶行。

  1981年至1984年间,他们经常纠合在一起,以跳舞(按,据《文汇报》上称是指"黑灯舞","贴面舞")、帮助调动工作等名义,诱骗妇女至陈小蒙、陈冰郎和陈丹广等人家中,结伙或单独进行犯罪活动,陈小蒙轮奸妇女两名,强奸妇女两名(其中一名未遂),帮助胡晓阳强奸妇女一名(未遂),并以流氓手段奸淫妇女十三名,猥亵妇女五名。胡晓阳轮奸妇女一名,强奸妇女三名(其中一名未遂),奸淫妇女十二名,猥亵妇女十名。葛志文轮奸妇女两名,奸淫妇女八名。(《上海处决强奸流氓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人民日报》,1986年02月20日,1版。)

  之所以高调公开宣判这个案件的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氓团伙,他们六人"都是干部子弟,有的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弟"。

  陈小蒙、陈冰郎兄弟系原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陈其五之公子。陈其五,原名刘毓珩,在清华哲学系读书时曾是"一二・九"学生领袖,担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南下请愿中,可谓声名雀起,风光无限,据说"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一脍炙人口的名句正是出自他口。

  六十年代初,陈其五曾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后,在1963年受到错误批判,留党察看两年。1965年,张春桥等人将他开除了党籍,并发配到扬州的江苏农学院做教务处副处长。1967年又被揪回上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官复原职,担当老本行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的复出用其子陈小蒙的话来说,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正是由这段时间始,陈小蒙在另一高干子弟胡晓阳的现身说法下,开始腐化堕落,并向犯罪的道路上"跑步前进"了。1981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陈其五不幸发现身患肺癌,然而,他"不知疲倦地、忘我地、超负荷地工作",1984年9月4日上午7时20分在华东医院逝世。

  病逝时陈其五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陈其五去世两个多月后,11月16日才开遗体告别会,11月24日,上海公安收容审查了陈小蒙的同案犯葛志文,6天后,刚和老父遗体告别后不久的陈小蒙、陈冰郎亦被锒铛收押。

  另一个被处极刑的同案犯胡晓阳又是何许人物呢?他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当时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可谓是位高权重。胡立教亲生儿子夭折,胡晓阳系胡妻姐姐的二儿子,由胡立教夫妇领养。1985年1月23日,胡晓阳在衡山宾馆被抓获。

  邓小平说"判得好"

  "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外电亦纷纷发文,称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面对八十年代初,猖獗而泛滥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当局忍无可忍,遂决心运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对于那些长期逍遥法外的花花太岁,流氓衙内同样如此。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这样说:

  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对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来说,如不对这些人实行"专政"的话,中国"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那么"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邓小平文选》第3卷 )

  1月17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后,第二天,1月18日,胡启立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讲到对高干子女涉足的大案要案要"杀一儆百":

  抓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真正实干,不能手软。对于构成犯罪的,要依照法律,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被2月1日,陈小蒙等人被判死刑,2月19日,他们被依法处决。

  "先打老虎,缓拍苍蝇"

  从法律上讲,陈小蒙等人犯罪受刑与普通罪犯受刑当无所区别,但在政治上看,处理陈小蒙等人的意义是深远的。

  正如《参考消息》上转引的香港媒体评论中说:"过去,中共习惯的说法是,中央是好的,毛病出在下面。其实,上梁不正下梁歪,不从中央抓起而光整下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次不同了。中央领导明确指出,'社会风气如何,决定于党风:党风如何,决定于领导机关的风气;而领导机关的风气,又决定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一句话,决定于北京这个地方'。"

  然而,与一般的"小萝卜头"不同的是,那些高干和高干子弟在官场有着错综复杂的保护网,互相保护,狼狈为奸,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些人往往又能超越法律之外,因此当有的案件涉及到更高层时,也便不了了之了,这就是所谓的"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现象。

  然而,在1986年的"端正党风"行动中,改变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反腐痼疾,也就是这次要"先打老虎,缓拍苍蝇"。邓小平就说,先把那些高干和高干子弟抓个典型,打击一下,"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

  1986年1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

  按照我们的党规党法,一切忠诚正直的党内外同志,对于我们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的负责人严重渎职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有权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

  人常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更遑论打呢?然而,共产党这次端正党风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动真格的了。

  "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

  陈小蒙之所以敢于蔑视法律,肆无忌惮,正在于他自认为有着高干父亲的庇护,他在《我的亲笔供词》中说,"……我为什么敢这样?这与我头脑中的优越感有关,总觉得公安局不会来抓我。公安局总要照顾父母的面子。平民百姓和我们打官司总归打不赢,公安局不会相信这些人的话……"

  如果法律在这些"特殊公民"面前成了摆设,法律也就只成为约束庶民的法律。因此枪毙高干子弟陈小蒙等人对于收拾民心、重塑信心来说意义重大。

  在枪毙陈犯等人的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评论员文章。对那些害群之马的高干子弟,"特殊公民"发出了严正的警告。

  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我们的干部子弟,包括高干子弟,绝大多数是好的,是遵纪守法的。但也确实有极少数高干子弟自视特殊,目无法纪,为非作歹,令人发指。他们自以为有"靠山",谁也管不着他们,法律也要对他们低头。他们的算盘打错了!在党风不正的地方和单位,法律有时确实显得软弱,坏人暂时可以横行无忌。现在从党中央起,全党上下决心端正党风。法律的尊严受到更坚决的维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到更坚定的贯彻。

  而对于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保护层"、"阻力"、"干扰"、"背景"、"来头"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强晓初在中央国家机关端正党风情况交流会上说,"不管涉及到谁,不论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绝不能回避矛盾,不能遇到困难就'绕道走',不能和稀泥,做老好人;而要坚持原则,无所畏惧。敢于冲破关系网,不管'背景'、'来头'多大,凡是触犯党纪国法的,都要按照党纪国法,该处分的处分,该开除的开除,该法办的法办。"

  显然,枪毙陈小蒙等人在当时也收到了安抚民心,鼓舞百姓的效果,上海长宁区新华街道有的里弄干部说,"这些坏人杀得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正气不能上升,邪气不能下降。"有些里弄干部说,"只有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法纪大张。中央这次抓端正党风、抓大案要案,雷厉风行,决心很大,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假面陈小蒙

  陈小蒙等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今天我们只能从当年对此案的讨论的文章中,隐隐看到陈小蒙等人一鳞半爪。在1986年《民主与法制》第三期里,曾刊出一篇文章,对此案及陈小蒙进行详细描述。

  据当年阅读过这篇文章的一位北京读者所说,这篇文章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青面獠牙的魔头,而是如实地勾勒出陈小蒙从人到兽的深渊之路,剖析了这个'假面人'面具后的复杂的社会、心理诸因素。"

  "觉得自己以前三十多年白活了"

  陈小蒙,1986年伏法时值36岁,算来该是1950年出生的。六十年代,其父陈其五受张春桥这帮人的迫害后,小蒙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先被下放到北大荒,后到送往老家安徽。在安徽农村的时候,由于"受到了玩弄女性的丑恶思想的影响",他就"把手伸向无知的幼女",然而,他对此深为后悔,并"下决心永不再犯"。

  后来他和一个漂亮的姑娘恋爱过,不幸的是,女友提出中断恋爱关系,后来他说"后悔当初没有占有女友,纯洁反而吃亏了"。1979年,陈小蒙作为29岁的大龄小伙与另一姑娘结婚,随后有了儿子。1980年后,老爸的"党籍恢复了",苦日子熬到头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后来,重遇旧日恋人,陈曾一度执意和妻子离婚,恋人复离去,于是他思想空虚,感情痛苦。

  1981年初,还在读大学的陈小蒙结识了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胡晓阳告诉他:"女人就是供男人玩的,像身上穿的衬衫,穿一件,脱一件。除了自己老婆不能贡献出来外,其他女的都一样,都是一件衬衫。"

  陈小蒙有如醍醐灌顶,进而自惭形秽,原来自己是 "土包子"一个呢,进而觉得自己白活了三十年,"他对生活的理解比我实惠,甚至比我深刻。……我很羡慕他的经历,觉得自己以前三十多年太傻了,活得太清高,太没味了,算是白活了。他已经享受了现代人的生活,我也要过这种生活。"

  既"斯文",又"流氓"

  虽说陈小蒙因强奸案而被正法,震动一时,但在生活工作中,陈小蒙却是"鞭挞丑恶,弘扬正义,以笔为剑,为民鼓呼"的记者。

  陈小蒙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作记者,《民主与法制》虽是薄刊一本,1986年的发行量竟高达二百万份,"零售经常脱销,一般在上市供应三天内就已售完",各地读者有的"要求增加零售量",有的要求"多印一些"。

  陈小蒙在《在"导演"招牌的背后》一文中,还写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个"资格颇老"的黄"副导演"以"物色演员"为幌子,诱骗想当演员的女孩到他旅馆"试戏",以满足其淫欲的故事。

  陈小蒙这样写道:

  在黄某看来,想当演员的女孩子,按照他的"逻辑"――既希望"得到",就应该"失去";想当明星,就该"为艺术献身"。

  然而,能允许这种十足的"恶棍逻辑"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畅行无阻、为所欲为吗?

  他的这些作品叙述流畅,立场鲜明,且正鞭笞了他自己所持之信念。在被抓之前,陈小蒙还被提拔为记者部负责人。

  生活中的陈小蒙也挺注意自己形象,举止斯文、一派谦谦君子的绅士风度。"他分配到《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当记者后,连蓄了年余的'现代派长发'也'主动'剪去了,平日举止斯文,连一句不文雅的笑话都不说,见了一些年长的记者总是一口一句老师,对同龄人谦逊平易,勤快地采写过不少报道。"

  选自:《看历史》杂志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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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7日星期一

鹰远:必须继续围观钱云会之死

  12月25日,浙江乐清蒲岐镇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大型工程车压断脖颈。当地村民称,"村主任是被4个人抬起,扔在工程车前轮下压死"的。5年来钱云会为征地的事情不断上访,先后3次被投入看守所。官方当时通报是交通事故,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坚持是"交通肇事"的说法(今日本报A18版)。

  钱云会之死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是亟待揭开真相。正如两日来,钱云会的死已经在网络掀起了巨大波澜。网民关注钱云会之死,并不是因为他的村主任身份,而是作为一个为了村民利益的上访人,钱云会之死到底与征地有没有关系。因为,联系既往在拆迁、征地领域发生的悲剧事件中,在和权力和资本抗争后落败的公民下场,与钱云会的死都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基因"。

  网民分析的五大疑云条条有理:工程车逆行撞死人,反常!死者倒下的角度,反常!事故路段的村口原本有的'天网'摄像头突然失效,反常!工程车连一点刹车痕都没有,反常!肇事司机神速被"武警"带走,反常!

  然而,面对如此蹊跷的死法,乐清市蒲岐镇党政办工作人员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这只是一起交通事故,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它和之前的上访联系起来。发布会上,这些疑点一点都没解释。但需要质疑的是,既然是普通交通事故,那么蒲岐镇为何"放风"禁止村民打电话传递消息?这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真相?

  并非我们有权力被迫害症和妄想症,替民请命的钱云会曾先后3次被投入看守所,他虽然是个村长,但其上访经历,与媒体报道过的许多事例难道没有一点相似?

  当然,网民任何的猜测和认为的"或许",都还不是正确、权威的答案。但很显然,钱云会之死已然成为公共事件,公众期待一个权威调查结果。

  去年云南"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委宣传部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调查委员会,其中包括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10名,往事发地调查真相。不问效果如何,总是一个姿态。笔者认为,如今钱云会之死形成的网络风暴不亚于"躲猫猫"事件,建议当地政府调查此案,也可考虑邀请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钱云会之死的调查,或授权第三方独立组织调查此案。总之,在公民监督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语境下,网络的焦点,按照网络的规则解决,或许真相可以更快的揭开。

  网民的"围观"已经成为舆论监督一景。在这样蹊跷而惨烈的死法面前,在这样糊涂的发布会面前,我们有必要保持"围观"的姿态,直到一个令人信服结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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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上访村长死因成迷与法律安全的沦丧

  12月25日晚上,乐清市公安部门发布通稿称,乐清市虹南公路寨桥村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牌号为皖K5B323的工程车撞倒寨桥村村民钱云会,当民警赶到现场时,钱云会已经死亡。但一些网民却在全国多个知名论坛和微博发布与警方截然不同的内容,称12月25日上午,钱云会在虹南公路寨桥村路段,被5个人抓住按在地上,然后被一辆工程车碾压,工程车逆向行驶。后面跟帖的一些图片显示,确有一辆牌号为皖K5B323的工程车,从一个男子的头颈部位压过,男子横躺在车轮以及车底部,惨不忍睹。(温州网12月26日)

  尽管并不排除钱云会的死亡确实是如官方所说,是死于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更多的疑点却指向是一起蓄意的谋杀,例如有网民所提出的,为何工程车会逆行、为何死者身体方向是横向、为何路口摄像头失效、为何工程车不刹车、肇事司机为何立刻就被带走。当然,这倒底是一场普通交通事故还是一场蓄意谋杀,还待官方给我们更为信服的证据和真相。

  但这一事件本身揭示出的问题就令人不寒而栗。网民一边倒地倾向于认为钱云会是死于蓄意的谋杀,并且认为是有政府工作人员参与的谋杀,已然说明今天 法律的秩序在崩塌,而公民的法律安全已经沦丧。对于一起上访公民的死亡,他们已经本能不会相信是普通的交通事故,普遍地不相信官方的结论,他们将所有的猜疑指向蓄意,指向政府工作人员,他们不再相信这个法律秩序在保护人,不再相信他们配享有法律安全。

  这绝对不是什么精神病人所患有的"被害妄想症",而是血淋淋的现实给他们的经验总结。马克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如今,开发土地延伸的利润给开发商带来的利润,远远超出了 300%,开发商早就敢于"冒绞刑的危险"。今年3月3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民王翠云在阻止拆迁方施工的过程中,被铲土机扫进土沟活埋,不治身亡;3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公民陶氏父子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浇汽油自焚,儿子陶会西死亡,父亲陶兴尧被烧伤;10月30 日,,山西省太原市晋元区金胜镇古寨村,10余名手持木棒的男子闯入一
待拆迁民房内发生入室行凶案,造成一死一伤。

  而作为保护公民法律安全,为公民安全进行"守夜"的地方政府又在干什么呢?"土地财政"和追求GDP增长的冲动,让地方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同穿一条裤子。他们要么在征地拆迁中直接冲锋上阵,充当开发商的打手,要么是暗地纵容开发商的暴力,要么就是对公民的上访治罪。公民在直接受害于开发商的暴力时,又腹背受敌,对于他们而言,何从有法律安全可言?

  钱云会的先前遭遇就充当体现了法律安全的沦丧。他们村的土地被征收,补偿是天经地义,而据说一分钱补偿都没有,作为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长为村民的利益奔波呼号,长年上访,本是合法权利体现。然而,他的六年奔走不但毫无结果,自己却多次被有关部门关押。可以说,在钱云会的生前,他的法律安全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又怎么能相信他的死亡是死于一场偶然的交通事故,又怎么能相信有关部门在这场交通事故中会公正地处理呢?

  钱云会死亡之迷,必须有上级机关进行独立公正地调查,并且必须全程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真相才有可能浮出水面,才能可能服众。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今天,该如何来限制公权力,让公权力不再与民争利,而是回归为民众"守夜"的角色,保障我们的法律安全。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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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飞龙: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

  东方飞龙: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

  "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日本近代史学泰斗和田清先生

  唐朝大部分是乱世,用宋朝人的话说:"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以明朝人的话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 宋朝大部分是治世,用元朝人的话说:"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用明朝人的话说:"宋之富盛,过今(明)远矣。" 唐宋差距有多大?是乱世与治世的差距。

  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所以宋人宣称:"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2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与52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 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 "坊"是居民区,"市"指商业区。唐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的限制。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唐朝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而宋朝首都开封"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封闭与开放的差距。

  唐朝商用民宅不准起高楼,高大的只有皇宫及皇亲贵族的府第。而宋朝商用民宅都可以起高楼,民营的酒楼高得可以看到皇宫内部情况。唐朝长安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北宋汴梁是"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南宋临安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山外青山楼外楼"。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低矮呆板与高楼林立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闹灿烂。宋城在黑夜里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坚持着"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12小时与24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

  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是唐朝的2. 5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5的差距。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620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524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485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511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6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8亿亩。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6与8的差距。

  唐朝平均每亩约1.5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2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30%。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与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2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6至7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7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与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 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一千二百万缗。宋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八千万缗。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政府为解决财政窘境,杀鸡取卵压榨取得的。其中有大半是盐税,每斗卖最高达三百七十钱。而没改革前唐的财政货币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即使这样两者也相差近七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200与8000的差距。

  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740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2445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740与2445的差距。是粗厚与精细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为88万贯。两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与500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与宋朝的经济总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货币总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唐朝首都有140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440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与440的差距。是0与300的差距。

  唐朝进士登科者,每岁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每年多至五、六百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每年30与500的差距。在南方以福建省福州为例,唐朝223年间仅仅只出了进士36人,而宋朝202年间就出进士1339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6与1339的差距。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3000与100000的差距。

  唐朝的南方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笔下的南方竟是环境恶劣的"烟瘴之地",乃"蛮夷之乡"、"化外之国"。唐朝从始至终在南方长江流域没有一座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长江流域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 是"南方地恶"、"江南瘴疠地"与"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差距。是落后、贫穷与繁荣、富强的差距。

  唐朝的奴婢"律比畜产",宋朝的奴婢是"雇佣良民"。唐朝的佃农、奴婢是奴,宋朝的佃农、奴婢是人。唐朝的农奴像狗一样在市场和驴一起被买卖。"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买奴婢、马牛驰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他们没有人的自由只是主子的私有财产。"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他们没有翻身的一天,永远是奴。而宋朝的佃农有人身的自由,"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地主、商人、将军、官员。唐宋差距有多大,是畜产与良民,奴与人的差距。

  唐与宋更大的差距是人与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术只用于印制佛经而未用于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唐朝文盲多,没有多少读书人。宋朝的印刷术广泛用于传播知识,推广文化。所以宋时的中国人读书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对少。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是非学习型社会,宋朝是学习型社会。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宋时的中国人比唐时的中国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内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爱国。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说:"13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13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视野,这又是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

  唐与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虽大,却保持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南宋虽小,却奠定了"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唐把中国逐渐的变成蛮夷,宋把蛮夷逐渐的变成中国。唐朝还没到一半就已经让西域、河北、陇右、山东等等这些本是中国传统文明固有的领土统统的蛮夷化。宋朝始终以强大的文明力量君临天下,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侵略着周遍蛮夷。辽国、女真、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等等无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给中国的广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价。

  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止是相差一倍、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大爆炸的时代。"钢铁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为革命?革命是创新,革命是巨变,革命是质变。唐朝与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所以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与近代的差距。

  唐朝与宋朝差距那么大,那些宣扬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顶峰的言论是多么的可笑!!!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文明被斩断了无数回,历史被阉割了无数次,崇拜野蛮甘愿做奴才的伪劣后代们怎么会知道?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正在学着文明、变得幽雅、懂得人权,身体里还流淌着伟大祖先血脉的中国人慢慢的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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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军宁:变革成就了宋朝繁荣

  宋朝的成就并不逊于汉、唐两朝,它不仅是汉、唐社会的继续发展,甚至在程度上还要高于汉、唐,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与汉、唐相比,宋朝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是十分不易的。

  首先,宋朝继承的政治遗产不利,当权者容易失去自我。秦、隋速灭,其重要因素是开国皇帝在完成统一的巨大胜利面前不能自持,竟至忘乎所以。汉承秦祚,唐承隋祚,吸取了前朝失败的教训。而宋朝却以兵变立国,与汉、唐两朝不同。

  其次,北宋立国是建立在五代十国四分五裂的基础之上,同秦以前的春秋战国和隋以前的五胡乱华的局面类似,实现国家统一需要进行长期战争。而汉、唐两朝均建立在前朝大一统的基础之上,立国后可以专心为政。

  另外,宋朝立国时面临着强敌的侵犯,其周边环境远不如汉、唐。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仅仅是势力较大的部落,部落管理尚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他们侵犯汉、唐的主要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往往是袭扰性的。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并没有完全统一全国。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同北宋并立的还有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在西北建立的西夏国以及距离较远的吐蕃。

  宋朝建立之时,辽政权已经存在了约50年,而且从一个游牧民族逐渐变成了实力雄厚的国家,军队战斗力较强,他们有强烈的争夺生产资料也就是扩张土地的欲望。从公元979年至1004年,宋、辽两国发生了长达25年的战争,双方损失极其惨重。

  西夏建立于1038年(即北宋宝元元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凭借相当富庶的宁夏平原建立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的西北大国。从第二年正月起,李元昊率领大夏铁骑连续对宋朝发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数次大规模的战争,致使宋军损失惨重。

  但是,北宋在这么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却稳住了政局,并使经济得到恢复和较快发展,这不得不让人问几个为什么。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宋太祖及后任皇帝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制度和政策。

  许多人都知道"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典故,但对此事的看法却歧说不一。我认为,采取某种方式解除兵变之忧,这是专制社会的必然。相比其他朝代的帝王,宋太祖的做法也较为合理和人道。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又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了体制上、制度上的大变革。

  一是改革军制。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

  二是改革行政。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则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担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

  三是改革财政。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

  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政治趋于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北宋继续改革经济制度,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军队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了唐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的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明的政策,确保了文官政治,并且得到切实执行达三百年之久。

  由于宋代皇帝都能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文官也敢于发表意见,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前朝都大。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造成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这种比较开明的政治为他朝罕有,也为宋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0年12月6日第20版,作者:郭军宁(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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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6日星期日

开尔文:现行户籍制度是个什么东西

  号称改革开放的年代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甚至在某些人心中一个崭新的中国模式也傲然出世了,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遇罗克,而因出身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又改善了多少。表面上看,"黑五类","红五类"之分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当下垄断与权力的傲慢,"官二代"﹑"富二代"张狂有加,"盲流"与"农民工"在为生存而挣扎,贫二代甚至是蜗居而不可得(近日又出台了禁止群租的法令)。最根本的城乡二元化局面没有动摇,其基础就是现行的户籍制度,随之的歧视性政策也层出不穷。

  首先,来看看现行的户籍制度。

  对于户籍制度,这里不谈其他,就是指解放后形成的这一制度,也是现行有效的人口管理制度。如果户籍制度如现在发达国家一样,仅是对国民进行统计以方便管理服务,是没有多少值得讨论价值的。但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却具有明显的几个特点,一,世袭性,即代代相传;二,地域性,对居民的地域固化,以限制其流动,这本是农耕时代的一个特点,然现在依旧;三,等级性,即所谓的城乡二元,实际不尽如此,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差别也有云泥之别。

  而其根本性的区别在于附带于户籍上权益的巨大差异。胡星斗先生认为,正是由于二元户口制度及其附加功能的不断强化,才导致农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税费、金融甚至选举权等方面都受到种种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

  首先从法律意义上看,平等权说是画饼充饥并不为过,连一个心理安慰都不够格。在我国,首先宣称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至少宪法上是这么写的),而人大代表选举权(至于被选举权则更甚)却不是等价的,一直是按所谓的比例原则配置选举权。在对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进行修订后,自1980年1月1日起实施的选举法明确规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8倍,即8:1,而省、县分别为5:1和4:1。1995年我国第三次修改选举法时,统一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和城镇之比为4:1。

  这里不需要对之使用多少尖刻的语言,只需做个对比就会有大概的认识。美国建国以来,直至马丁。路德。金,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一直使我们很轻松地成为正义的化身。但真正翻开美国的宪法,在1870年的第15条宪法修正案已废除所有有关种族﹑肤色﹑人种等选举权的歧视。而即便是美国建国之初的宪法,其时黑人尚是奴隶,但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其他人口(自然包括黑人)的选举权应为其人口的五分之三。如此,说得直接些,是不是法律意义上我们的农民连美国建国初时的黑人奴隶尚且不如呢!如果要讨论是否真享受到了的问题,现在的我们又会优于以前的他们吗?

  同票不能同权而是差异悬殊,须知"同票同权"不仅是政治权利平等的象征,也是提升农民权益的基础。至于有说中国的农民太多了,甚至某个时期达到了90%,为了均衡城市与农村,所以农民的选举权利应该被削弱。这不知是什么理论,一个农业社会忽略农民的利益,专心维护城市人的利益,这与一贯批判的皇权至上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为了均衡罪犯与守法者也要将罪犯的权力放大N倍?一个国家的权力机关代表的不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反而要刻意去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且是少数强者的利益,强者本就处于强势地位,现反要弱者为其奉献,这不正是秦晖先生一再强调的"尺蠖效应"吗?这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一个等级的社会,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权力组成发展能带来什么,只能是奴役!

  如此,以下的结果也是水到渠成。

  除了政治权利,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只能是必然的)。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有太多的不平等的权利,其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可以说涉及各个方面,最关乎民生的就业﹑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无不牢牢与之捆绑。如有的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许多持农业户口者的子女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不得不交纳一定的借读费,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失去。对于医疗方面,现在城镇人口都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险,农民呢,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才刚开始准备推行 .

  其次,看看这项制度带来了些什么。

  一,"打工族和农民工"的兴起实质是城市对农民的歧视,也是奴役,罪魁本是户籍制度。

  在以"文革"为主要时段的那些岁月里,中国的农民一度在虚幻的政治和道德优势中体验到一种虚幻的主体性。但这种被意识形态假象所迷惑的主体性在"改革开放"后便迅速瓦解。自改革开放后,"打工"热潮兴起,有两亿多的农民(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大陆农民工总数2亿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亿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2.3%;本地农民工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7.7%.)从四面八方涌入因户籍关系而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其实尚有大量的城镇户籍人员在非其户籍关系的城市工作。

  然而因为户籍关系,他们只能沦为"下等人",享受不到所工作城镇居民的各项福利制度。打工者涌入城市后普遍性地仍然被排斥在城市和现代化的边缘,他们常以大大超过《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间为代价而获得的工资收入也低得惊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挣扎在贫穷之中。或者不如说,他们涌入城市仅仅是填充了贫民窟的队伍。在另一方面,被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化"面对他们时却并不是一副"文明"的嘴脸。国家权力层面的制度性压迫、由户籍制度所支撑并弥漫在城里人精神结构中的歧视观念、政府对血汗工厂提供的保护,常常让他们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无助境地。即便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还在痛骂不愿在东莞为600元工资而打工的民工。

  农民涌入城市,由于户籍的深刻制度与观念烙印,他们作为下等人(我不愿用"二等国民"一词,因为至今我们尚无公民)的身份便清晰地暴露出来。事实上,他们在城里人的排斥和歧视中,强烈体验到的是城乡二元化体制下他们作为政治、社会资源的"异者"和"下等人"的耻辱性地位。从能把所有的社会阶层纳入社会的价值秩序并加以排序的话语体系上讲,已经没有一种话语支持农民这一身份。主流话语的等级制,游戏规则也已经对弱者的"主体性"进行了编码,弱者必须丧失真正的自我认同而以强者的形象来认同自身。

  二,春运这个中国"难题"也是户籍制度的功绩之一!

  由于没有户籍,工作只能沦为打工,农民工作只能沦为民工。而两亿多打工者的兴起,继之而来的必然是出行的问题,尤其是春运。中国人比外国人是不是更重视家尚难证明,但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普通人,没有几个能割舍得了家,尤其是常年累月,外出打工已是艰难的抉择。家有妻儿老母,是一个人温馨的港湾,有谁愿终年离散两地,甚至连一年最重要的节日都要分离吗。真要六根皆净,又何必外出打拼。然数亿人在短短的几天往返于全国各地,这能不造成春运难题吗?

  三,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导致财富积累的同时是贫富的悬殊的迅速拉大。

  至于茅于轼先生一再声称的贫富差距是缩小了而不是拉大了,本人曾撰文《对茅于轼先生中国贫富差距的不同看法》对之进行讨论。 如果说前面近三十年我们盲目于人性的改造而浪费了光阴,导致绝大多数人都处于饿毙的边缘。这后三十年财富确是得到了大量的积累,但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拉大,正如有些人所说,我们用了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三百多年都没完成的贫富差。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都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到了现在,有称2007年基尼系数已到0.5的,更有称0.4%的人口掌握着70%的财产。即便是官方统计,中国最富的10%人群与最穷的10%人群收入差距也是60多倍,这还不包括王小鲁先生所说的灰色收入部分,而只有富者才会有所谓的灰色收入。应该说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城乡分化及工业布局的影响。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是城市之间,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边界封闭;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也仅是服务于这些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甚至计划外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受制于中央计划中所谓一个个"五年计划�€
�的政策规定。

  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孙立平先生在《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中说,近些年来,中国农村的状况是在不断恶化之中。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数从90年代初的8000万下降到90年代末的3000万(按人年均收入625元计),但是还有约2000万人处在温饱线的边缘,若按照联合国人均每天1美元收入的贫困线计算(相当于农村年人均收入的水平),这样大部分的农村人口都会被划入。

  四,不仅在物质上,在精神层面呢?

  看看社会上,城市里的"农村人"遭受着双重歧视,常常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无助境地,又同时要承受着话语上的污名。

  "害怕撞到农村的,特别难缠"——这是前几日西安大学生药家鑫在撞人又杀人后,供述他的杀人动机。

  应该说,"农村人难缠"并不只是"天才或疯子"才有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无论是媒体信息,还是现实中的见闻,都充斥着农村人维权时或呼天抢地、或软磨硬泡的描述。似乎他们就不爱好好说话,热衷走极端。

  但他们有有效的维权渠道吗?因为弱势,常常被漠视;因为弱势,可以为发展而"奉献";因为弱势,更可以为大局为"维稳"而被"奉献"。 农民工维权案的结案率仅为24.7%,普遍存在取证难、执行难、费用高、时间长﹑负担不起等情况。因此,农民工也会尽量避免走司法途径。这样的数据也印证了对"农村人难缠"来源的分析。如此,一旦发生纠纷,弱势一方的诉求很可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久而久之,也可能变成一种不谋求正规渠道,直接走极端形式的习惯。这大概就是"农村人难缠"的来源吧。

  "农村人难缠"这样的偏见的成因在哪儿呢?其实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对"农村人"的污名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事实上,只要一个群体在对社会资源的掌握上,依靠制度和观念对另一个群体具有足够的优势,为了合法化他们对另一个群体的社会排斥,他们就一定会给这个群体以一定的去道德化。

  而这种污名化有多种功能:一是可以合法化城里人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二是可以给城里人以一定的心理优势;三是可以通过这种"身份"的认定割断城里穷人与农民之间的阶级联系。

  只是歧视,就是暴虐的种子。

  看看国外的户籍制度都是什么样子。

  在美国,实行的是"出生死亡登记大纲"。因为实行"户口登记"美国法律通不过,美国法律认为这样侵犯人权,故只进行公民出生、死亡登记,平时公民可以自由迁移、移民。

  日本,实行的是"户口随人走"的制度,它以家庭为单位标明每个人的身份、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孩子在20岁的法定成人之前,无权独立设立自己的户籍,一旦成人,完全自由。但是日本最常用的户籍文本称为"住民票",它以每个人的居住地为基础设立,标有此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与户主的关系等。日本的住民票是完全随着住址移动的。

  法国,户籍管理内容则十分详尽,不仅有公民出生年月、性别、单双胞胎等内容,而且还有其父母的职业、经济收入、国籍、宗教信仰等相关内容。法国人的户籍信息与他们的就医、存款等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一旦变动,意味着整个生活将发生较大变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不论是城里人下乡,还是农村人进城,法国政府都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只要本人愿意,到哪儿扎根都没有人拦着。搬家的话,只需通知以前的社会保险机构,将其个人资料转到新住址所在地的相应机构即可。这里无需多举。

  最后,这项制度的法理性如何。

  首先,它在法理上合法吗?

  胡星斗先生曾指出:《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不仅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而且也涉嫌违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户口条例》对《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及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说得直白一点,户籍制度本就是违宪的。

  其次,这项制度在法理上合理吗?

  对于合理性似本不需多少废话,但这里对于某些观点依旧想多说几句。有称工人阶级应该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并称是某某阶级领导我们走向了革命的胜利,人为划出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甚至法律上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也成了我们实行城乡二元制的一个重要理由吧。抛开实际的革命情况不谈,这样的理论站的住脚吗?一个人带领一群人推翻原有的统治只是为了自己去做这个统治者,甚至去做一个更残暴的统治者,你愿意跟随他吗,拥护他吗,他的革命和统治还有多少合理性。

  纵抛开那些漂亮的口号,以我们一贯的家天下王朝更迭传统,"谁打天下谁坐天下",我们政权的胜利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进行革命而走向胜利的吗?请记住,我们革命的胜利依靠的恰恰不是工人阶级,我们不是一直宣称我们走的革命道路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吗。看看我们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和延安不都是偏远农村吗,我们最主要的两位革命领导人"朱毛"二位不都是农家子弟吗,而且一位还是佃户出身,更不用说我们革命时期的主力,不管是红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乃至最后的解放军,主要组成不都是就地发动的农家子弟吗,再看看多数将领的出身,看看将军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遇罗克《出身论》中说道"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即便所有的产业工人都参加了革命,尚难占
据主力,更况很少呢。不知为何革命成功了,一旦进入了城市,就成了工人阶级和城市人的果实了。这不知是哪来的结论,所谓忘本,也不过尔尔吧。

  至于说,放开户籍制度管理可能会造成城市的拥挤与脏乱,道非农村的脏乱就是应该的,而仅仅因为某些人物进入了城里,城市就该富丽堂皇,就该比之阿房吗。说道城市拥挤,难道现在就不拥挤,趋利乃人之本性,更况特权。城市不比私宅,城市更不是城市人专有。我国某个时期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为了快速实行工业积累,说的是为了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而采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思路,限制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还有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模式下,利用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积累巨额财富从而使国力增强。这也造就了城市的繁华,更赐予了一部分人以特权。因为原先的错误行为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该长此以往吗?

  如此,想问一个问题。如果错将某人抓进监狱并侵占了他的财产,难道为了这个侵占财产者的安逸和权力我们就应该继续让这个被错抓的人将牢底做穿吗(法理上讲,不光要返还,还应该进行额外的赔偿吧)?

  无法在城市中生存的人不会滞留于城市的,传统的国人还是有恋土情结的。而且,根本的不仅在于户籍制度给人以生活的方便,迁徙的自由,更重要的是附于户籍制度上的特权,特权是腐败的根源,是社会不安定的种子。不铲除特权,城市不仅会臃肿不堪,还将是一个火药桶。

  现下,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早已不利于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实现。如果说农业社会对自由迁徙的要求尚不是很高的话,现在的我们已经步入了商业社会,实现着工业化及信息化的进程,而工业的精神就是分工与合作,商业的精神就是自由的交流,现在我们为了工业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社会市场的建立,却摒弃了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知这是南辕北辙还是缘木求鱼。即便抛开法理上的公正及平等﹑自由,只就短期的功利主义而言,这种模式到底起到的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作用,本也不是如此轻易论证的。而迁徙自由本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现行的户籍制度不仅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且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更是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赤裸裸的剥夺。

  虽然,现在已有部分地区提出要修正户籍制度,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便有的地方有学有样,但对根本上的在这些强制性的附带于户籍上的利益等级制度却是很少涉及,甚至有借机圈地牟取不当之利嫌疑。

  不仅城乡二元,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有等差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不可逾越,特大城市更是钢筋混凝土的堡垒,至坚而难撼,更坚固的是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福利和特权。

  如此,现行的户籍制度就是等级制,也是特权;是血统论,也是出身论;是歧视的根源,也是压迫的法杖。而废除现行户籍制度势在必行。

  当然,支撑户籍制度不仅仅在于城市的特权,还有对土地所有权盲区的设置,国有乎,集体乎,本质却为权力者掌控。农民很多时候不要说所有权,即便使用权都被严格控制,他们算不上真正的农民,只是权力的雇农罢了。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垄断﹑所属权的错位,导致的也只能是权利的虚无。

  40年前遇罗克在《出身论》中疾呼,"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现在依旧需要这样的呐喊,"一切受不公正待遇﹑受歧视的人们,起来勇敢地抗争吧!"

  12,25/10

  来源: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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