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3日星期四

施卫江:我的人生感言

  孔老夫子说,50岁"知天命",意思为,人活到五十岁就知道了天地万物的全部道理,接下来,后半的人生该清楚明白了怎样去过。我想,这么认识可能是古人的自负,更可能是,古时候社会结构非常简单,人们的社会交往圈子狭小,书本知识十分有限,视野闭塞,所以,人生年过半百就自以为获得了对于宇宙人生的充分认识。

  当人类进入了21世纪时候,人们常说,是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今天,一个普通的高中生所能掌握的科技知识远超过了大科学家牛顿所拥有的,但是今天的学生即便学历达到了硕士、博士学位,也未必能寻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其实质是,一个人的学习速度远远抵不上知识、信息增长的速度,庄子早就悟道了:"生也有涯,知也�涯。"但与消极悲观的老庄道家不同的是,努力进取,"终身学习"的概念在现代西方社会深入人心,缘故在此。再说,现代社会中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很多,退休年龄也大为延迟,这样,人生的"老中青少"等年龄划分该重新评估,50岁的人士算来,正处于生命价值的旺季。

  昨天正好是我的五十岁生日,属牛的生肖,对于我来说,人生之路尚远未展开呢,我的"天命"之知,还在上下求索,生涯也在重新起步。我的前半个人生充满着坎坷和曲折。中国的算命学上说,属牛的人大多是大器晚成型。我年轻时候不相信这种"封建迷信",随着我的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我渐渐悟道了,"算命"似乎有些道理的,我的人生成才之路和成家立业看来只能是在后半生渐渐开展起来。这种发端于东方远古时期的玄学并非为现代西方的科技所能"理解"或是"覆盖",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和规则体系,两者不能简单地相互通约。正如Claude Lévi-Strauss说,远古时期人的原始思维远非能够为现代人所理解。今天的人们需要对古老的玄学保持谨慎的态度去理解,去重新阐释。

  人生如同棋局。我将社会生存竞争以及人生观与之整合过程比喻为陆战棋游戏,陆战棋的弈道是:使布阵和行棋上成全为"以强凌弱"的有利态势,使己方的强子(比喻指人的个性、能力上优点)不断吃掉对方的弱子(指人的弱点),同时得规避己方子力的软肋,以免弱子抗击强子,并且避免己方强子授以敌方弱子成"同归于尽"的局面。

  我自喻为陆战棋中的一颗重磅"炸弹",是枚颇有潜在价值的子力,但它的优势仅在于与对手的高价值目标如"司令"、"军长"等打交道时候体现出来,而忌讳与低价值的棋子如"工兵"、"排长"等相碰撞。悲乎!我的人生棋局的开局几乎全由他人强权来代办布阵的,我的生存空间四周被布满了最最低级廉价的"工(农)兵",这枚"炸弹"被勒令得与彼等大批量的"工(农)兵"去遭遇去相碰,去"打成一片"――改造世界观,为此差点为"无物之阵"(鲁迅语)所沦陷,乃因彼等尽为"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据说还配备有"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极其优先地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因为在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左倾价值体系里"费厄泼赖"应该是不可行的,这样就为彼等施展"同归于尽"的拳脚提供了大舞台。

  我投胎欠佳,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婚了,我的居所被判给我母亲所拥有,于是我成为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跟随着父亲到处去流浪,寄宿,漂泊不定,寄人篱下。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的上海,虽说是全中国最为富裕的城市,但是在市区的市民的生活其实并不好过,至少在居民住房的问题上,有数据表明,是最最糟糕的,人均住房面积长期位居全中国城市倒数第一名。在计划经济最为完善的上海,没有、也不容许住宅房屋可供出租,不存在房东房客的概念。这样的糟糕落实在我施卫江的份儿上,更是显得突出,这就是无屋子的流浪者窘况。我从三岁起到十岁止,过了多年的流浪生活,最终落户在上海滩上的苏北人棚户区里。在这种棚户居民小区里,居大多数户籍的是苏北籍人士,他们相当普遍地是以其粗鲁野蛮暴虐卑劣下流无知来塑造自
己的形象,即使是非苏北籍贯的棚户居民,也比较接近于此等品行,正如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德国人恩格斯所批判过的那样,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格拉斯哥的棚户区中居民,其品行和德性大多是相当的劣等,"总之,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而苏北籍居民恰恰是凭据着这等品行,惟其如此,方才为毛派的共党主子们所青睐,视作为"上上品"――是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是"大公无私"的,"大老粗光荣",该去"领导一切"。而我与我父亲二人,既非"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又非苏北籍贯,这样,在棚户区居住小区中成为了"少数民族"中的"异类分子",饱受欺凌。因为中共执政,向来有一套"民主集中制"的理念,以"群众"的名义来制约"一小撮"分子。更何况在上海这座城市,共产党执政理念中,还有一套潜规则的"性
政治",表现非常突出,"狮子型社会"(参阅拙笔:《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构建的女男性别压制笼罩在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中,而我的家庭户口中仅有男性公民二位:父亲和我,这样,更加成为了政治上的弱势者,加重了弱势份量。

  为论证"炸弹"与"工兵"之间的价值区别,我简要提供这样的信息对比:当我还是一位中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即在1976年的9月22日,混世毛皇刚去见马克思不久,我被共产党专政组织以政治的罪名抓捕坐牢,与此同时,许多与我同龄或接近年龄的男性邻居大批大批地去坐牢,他们是犯了刑事罪,如偷盗抢劫强奸斗殴等等。

  我饱受劣等品行者的欺凌和压迫,还不仅是在居住环境中,还在于学习和工作环境中,即我上学的小学和中学,再加上我在大学刚毕业之后进入工作的工厂,都是棚户区居民多数。换言之,我这颗"炸弹",在我的人生棋局的前半期,遭遇到的是大量的"工兵"。可是我的这些遭遇,即人生弈棋的开局,全都是由他人来为我操控办理的,我自己毫无选择的权利。

  进入了新世纪,我的人生有了新气象,因为我拥有了相当的自决权,于是我决定为我的人生重新投胎一次,我于15个月之前终于来到了自由平等之邦――美国。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我的人权有了保障,人生重新起步了,焕发出青春的光芒来。我的价值为美国的民运界所肯定,民运大腕王军涛评介道:"替天行道,乃知天命。"

  昨天晚上,在纽约法拉盛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办公室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高朋满座,欢聚一堂,笑声、掌声、欢娱声不断,大家为我的五十大寿举办了隆重的生日晚会。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愉快时刻,在吹生日蛋糕蜡烛的片刻,我的笨拙动作为好友高平先生瞧见,他看出了我缺少这方面的经历,这确也证明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欢乐过这样的愉悦场面,同时也表明了,我已经融入到新的社会,新的群体,新的生活之中。

  我的人生格言:我思想,所以我活得有意义。

  施卫江

  于纽约20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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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中共应尽早启动最低限度的政治体制改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江西抚州政府楼前三声爆炸,迎来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的大喜日子。成立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有很多巨大的成就可以自豪地加以回顾,但更应该总结教训,开拓新路,否则,很可能走上国民党的老路。

  中国共产党应该尽早启动最低限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能继续只打雷不下雨。只要设计好合适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并不会引发天下大乱。

  中国政改不必也不应该一步到位地实行西方式民主,而可以分三步走:限制官员个人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执政党自身的权力。

  前面一步改革可以为后面的改革创造基础,后面一步的改革可以巩固前面的改革成果。

  很多人认为政改道路应该相反:首先应该限制执政党的权力,然后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这在理论上"看上去很美",但可操作性很小,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却很大。中国动荡既不利于中国人民,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动荡中的人民会呼唤强者上台收拾局面,而原教旨主义者是最强硬的。我们应该在中国现有的社会环境中探索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而不应该把中国当做一张白纸,直接画上最新最美的图案。

  官员个人,尤其是各地各级党委书记的权力无限膨胀,独断专行,是中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在战争时期和经济建设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把手大权独揽的确能提高决策效率,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远远大于带来的好处。

  限制官员个人权力,不应该靠官员的自觉,而应该靠制度。应该实施官员"连锁问责制"。党委成员(包括党委书记)犯错,党委其他成员也应该受到一定的惩罚或降职降级处分。这可以迫使党委成员平时就相互监督,相互批评,相互制约;在对方屡教不改的情况下,还可以及时向上级(包括越级)或向社会舆论检举揭发。

  为了防止党委一班人相互勾结,共同腐败,或合谋对抗上级指示,可以明确规定:第一个向上级(包括越级)或向公众举报或揭露阴谋者可以减轻或免于处罚,甚至可以获得奖赏(提拔等)。

  这将使任何阴谋团伙都变得极不稳定。从此也无人敢向别人提出共同犯错或犯罪的建议,因为对方随时可能去举报,以换取自己的晋升。实际上一旦实行了这种制度,从此任何人都不再敢相信提议共同犯错犯罪者的诚意了,因为后者很可能是在"钓鱼"。

  党委内部的监督和制约,可以在坏事发生之前就生效,没有损失或损失很小,效率也高。现在通常的"流程"是:在坏事发生后,受害者终年上访、四处发帖,终于有新闻媒体报道,其它媒体陆续跟进,导致全国舆论哗然,最后引起中央高层震怒,派工作组调查解决、赔偿受害人。这不仅不能完全弥补受害者的损失,而且给执政党的形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冤情石沉大海,无数受害者及其后代和他们能够影响的人,构成了对党的执政基础最大的威胁。他们虽然沉默,但他们是干柴。

  应该坚决落实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明确规定重要决策必须经党委成员无记名投票表决。上级应该派员监督表决过程,保证表决结果充分反映党委全体成员的意志。也可以由基层党员、退休官员、社会贤达或新闻记者监督表决过程。监督者不介入表决内容本身,可以用代号代表具体事项,监督者只知代号,不知对应的内容。

  党委书记的投票权可以稍大,这既能体现党委书记的主导作用,又能使之受到党委绝大多数成员的制约。假设党委成员共有九人(包括党委书记),如果党委书记在投票时拥有三票,其他党委成员每人一票,那么,在投票表决时,即使只有三人支持党委书记的决定,另五人反对(票数为3:5),党委书记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三票使自己的决定得以通过(最终的投票结果是6:5)。这体现了党委书记的主导作用。

  但在绝大多数党委成员反对党委书记的决定时,例如只有两人支持党委书记,另六人反对(票数为2:6),那么党委书记的决定就无法在党委通过(最终的投票结果是5:6)。这体现了党委集体对党委书记的制约。上级可以通过微调党委成员,来轻松有效地控制下级党委。这对工作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党委书记被双规、空降新的继任者所造成的震动。

  中国的其它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应该进行类似的改革。

  中国现在"党""政"两强一体,做好事时,雷厉风行,效率很高,皆大欢喜,但如果决策错误,祸害百姓利益,却无人能够制约。面对强大的党政混合体,作为受害者的民众根本无力抵制,除非组织大规模抗议行动。如果受害者是少数个人,无法动员大量人员举行抗议,则往往选择实施暴力抵抗,他们或自残自杀,或袭击政府官员。这是中国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暴力事件急剧增多的根本原因。上级和中央忙于自己分管的事务,不可能接到民间举报就立即派人下去调查和纠正,因此不能依赖上级来进行日常的制约,更不可能奢望上级进行超前的预防性制约。

  因此,最好的制约办法就是党政两强拆开,即党政分开。党政分开不是党组织放弃对政府的领导,而是用党组织去监督和制约政府,利用其对政府官员的人事控制权力,实施对政府的控制。对党组织,只要求其保一方平安,不考核当地经济指标(GDP 等)。

  党政分开,首先是政府官员不再兼任党委成员(现在的通行做法是政府第一把手(市长、县长等)兼任党委副书记,部分党委委员也在政府里任职),其次是在财政来源上相互独立,党组织的财政直接由上级党组织拨付。

  党政两强分开之后,民众面对的不再是党政一体的超强势力量,而是两个相互牵制的强者(虽然不用 GDP 等经济指标考核党组织,但合理地、适当地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就业率和民众收入水平,也有利于保一方平安,符合党组织官员的政绩需求,因此政府对党组织也有一定的牵制作用)。这样,民众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

  在这个新的政治框架稳定之后,党组织对政府的制约手段,可以逐步从直接任免政府官员,稳妥地过渡到通过在人大中控制的人大代表,以人大为手段,间接地监督和制约政府。现在更换政府官员,虽然也会走人大程序,但实质权力掌握在党委手里。通过党组织控制的人大代表去制约政府,才真正理顺了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党政分开后,党的机构可以逐步和人大机构融合,例如党委书记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党委政法委书记担任人大政法委主任,等等(当然需要经过必要的程序)。简单地说就是:"党政分开,党人合一"。

  至此,第三步政改已经水到渠成。党组织在稳定地控制住人大之后,可以逐步放开人大代表竞选。党组织不应该把人大代表选举看做是很可怕的事情。党组织完全可以也应该派出自己的优秀党员干部,在平时就深入选民,为民众服务,积累民意,在人大选举时赢得当选。

  我们必须改变一个旧观念:"人大必然要站在党的对立面上的"。这一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人大不应该站在党的对立面上,而应该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党组织应该上承"天意",即领会掌握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方针政策指示,下接"地气",即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了解民众要求,然后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地人民的利益诉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自己控制的人大代表,利用中国宪法授予人大的巨大权力,以人大为手段,去督促政府实现党的宗旨和人民的利益。

  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新观念:"人大不仅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机构,也是中国任何政党获得执政权的渠道"。人民是无法直接行使权力的,人民必须委托政党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中国宪法规定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一个政党在人大中占据和控制多数席位,就是执政党。显然,只有树立了这样一个新观念,我们才能完全理顺党-人大-宪法之间的关系,从而名正言顺。如果始终把人大放在党的对立面上,始终把人大作为党组织必须提防的对象,那么党将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上,永远名不正、言不顺。党对人大最好的领导方式,就是党控制着人大的多数席位。

  我们不应该把"轮流执政"当做洪水猛兽。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新观念:"执政权是可以分解的"。执政权既有全国层面的执政权,也有地方层面的执政权。一地党组织没有把工作做好,人民群众在人大换届选举时把票投给党外人士,使当地党组织失去对人大的控制权,失去在当地的执政权,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这种事情的发生,可以像鲶鱼效应那样,使其它地区的党组织警醒,检讨自己的工作,改善自己的工作,重视人民利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努力为人民服务,从而使自己的执政权更加稳固。失去执政权的地方党组织,也会同样如此,从而在下次人大改选时,重新赢得多数席位。

  人民群众如果对当地党组织的工作不满,人大换届时除了选举党外人士,也会选举非党组织推荐的中共党员。只要人大里的中共党员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党外人士仍然占多数席位,那么中共仍然掌握着当地的执政权,不过是掌握在一群受到老百姓认可的中共党员和党外人士手里。这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整党,上级党委可以在这些党员中挑选党员,组成新一届的地方党委;还可以把既拥护共产党领导、又受到选民支持的党外人士,发展成为中共党员。

  中国共产党能在解放战争中以弱胜强、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包括"首都"延安。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更应该有这样的魄力。党中央不应该为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员买单,不应该为了勉强保住在该地的执政地位,而姑息犯错官员,失去人民的信任。人民的支持才是执政地位最根本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的大国,而不是一个只有两千万人的小岛。地方执政权的转换,不仅不会影响最高执政权,反而会因为其推动了各地各级党组织改善工作,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从而使党的全国执政权更加巩固。其中的辩证关系不难理解。

  人民可以自由选举自己信任的人担任人大代表,体现了人民对执政党的制约。做到这一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无数革命先烈的民主理想就基本实现了。

  中国的政改有没有可能进行?我们首先要改变思想观念,不要把执政党看做是铁板一块。党内存在着多种对立的力量,例如:有权力贪污腐败的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权力贪污腐败的多数普通党员和干部;有权力有机会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有权力但无机会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有权力有机会又敢于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有权力也有机会但不敢或不愿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等等。制约官员个人的权力,既能得到后一种党员干部的支持,也能得到上级和党中央的支持,他们至少不会强烈反对。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为了政权的稳固,他们也希望下面的官员比较收敛。

  前面的改革,如果能够显著缓和社会矛盾,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其成效将给予执政党以鼓舞和信心,愿意和同意在条件合适的地方和时间,逐步推动后继的改革。

  当然,中国政改的根本力量来自人民。我们应该对当下存在的问题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应该肯定党的每一点一滴进步,同时保持积极的、建设性的压力,不断推动党向前进。我们应该使用持久的、韧性的"挤"的方式,而不是突发的、暴烈的"撞"的方式,去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

  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上海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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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怀念蒋介石

  文抄公按:这篇文章三番五次被不同的人贴在博客中国。今年3月16日被一个叫蓝晶石的贴出,题为《颜昌海:为什么要怀念蒋介石?》,浏览者5743,献花者1281,扔蛋者11;最近6月9日,一个叫易申候的,在博客中国上再次转载此文,不知从哪里转来的,长了许多,而且显示原文的浏览高达86394次,评论266条;而这篇转贴的文章,才一天时间,浏览者5535,献花者1676,扔蛋者7.看来,中国大陆虽然左派声势高涨,但是读者怀念蒋介石的人也越来越多。

  蒋介石对大陆和台湾都有重大贡献,功勋难以湮没,值得所有的中国人怀念、追思,尽管他还有很多错误和不足。蒋介石是抗日英雄,是国家的功臣。蒋介石对1949年后台湾的建设和守卫也是功不可没,台湾民进党搞"去蒋化"遭到冷遇就是证明。

  蒋介石,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但几十年来,大陆官方谴责他是"卖国贼""人民公敌",说他抗日中推行不抵抗,使得一些歪曲的观念在大陆多数人的头脑中已经生根。重新审视历史,人民发现,是他领导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最坚定和最顽强的抗日民族英雄。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曾在一份批文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说与日本和谈的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其中可见其对抗战的决心与态度。

  蒋介石的日记被其后人全部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最近,蒋介石1917年至1945年的日记已对学者开放,从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人品超群的人。他如何修身,如何励志,也值得后人特别是青年人学习。蒋介石从1917年开始,几乎每天写日记,连续55年,不但记录政事,也有私生活。他的日记不但成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还成为人们认识他内心世界的重要入口。蒋介石心怀坦荡,日记中不但有他的功绩,也有他的败笔和寻花问柳的丑事。从他的部分日记,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愿意而且勇于向历史负责的人,他的内心是光明的。他思考的是中国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势力和地盘。这样一个有着伟大功绩,品德高尚的人,应该是中国20世纪的伟人之一。

  回顾中国几十年来,一些被誉为"伟大"的人物,他们有蒋介石的功绩吗?他们有蒋介石的人品吗?他们敢于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书写下来,留给后世评判吗?他们留下的只是是经过再三斟酌、高级秘书润色甚至代笔的文选,有些还是会议讨论的结果。他们不敢也不愿向后人负责,向历史负责。他们朝思暮想的是权力,他们把用暴力夺来的权力当私有财产,不但想守住权力,还想死后谁来继承权力。对比之下,蒋介石为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人物。

  蒋介石(1887年-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是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他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领导北伐,统一了中国,其后领导伟大的民族圣战抗日战争。

  由于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创建者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它四国为美、英、法、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亡国(或亡朝):其一是宋,其一是明。唯一没有亡国(或亡朝)、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就是中华民国。有经济发展、军事技术优势尚且败于蛮夷小邦并亡国(或亡朝)灭身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反侵略人物,都能被称为民族英雄,那么在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内讧连连、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领导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击败用坦克、飞机、战舰武装起来的工业大国日本,最终赢得胜利的蒋介石,怎能不是民族英雄!

  就二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大国,在欧洲除了苏俄,在亚洲除了中国,没有不亡国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而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中华民国领袖――中华民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反法西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又怎能不是民族英雄!

  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各式各样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割据势力,对如何扩大自己的私人武装与地盘向来是处心积虑,但对如何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维护国家主权、加强民族团结则缺乏热情,套用古书来说,就是"喜则连横抗上,怒则竞力相拚",完完全全是一盘散沙。当此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而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
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若不是民族英雄,那么,世界上还有谁敢称民族英雄?!

  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战时领袖和他拥有领导抗战的功绩,还在于他是那一场伟大抗战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他在"8.13"抗战中,曾数次冒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其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而这,在所有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遥坐衙内,指挥虎门销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可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亲赴前线的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更是民族英雄中的大英雄!

  中国军队正是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民族圣战,在一个极端贫困弱小的农业国家,中国军队凭借血肉之躯与顽强的民族斗志与强敌周旋,以冷兵器参与现代化战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由最初的空间换时间的非对称的拖延战,最后发展为逐渐对称的反击战。这支军队是伟大的,统帅这支军队的蒋委员长更是伟大中之伟大者。当时中国国民之抗战勇气不曾有丝毫之泯灭,当时中国军队之抗战勇气亦不曾有丝毫之泯灭,就因为中国还有陪都重庆在,重庆还有蒋委员长在。蒋委员长以坚强的毅力和决心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领导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率领一支四分五裂的军队实现一致对外的民族圣战,其功其德,翻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唯有他一人而已。

  对于抗战,大陆早年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吹的神乎其神,其实他只不过是拾蒋介石的牙慧而已。蒋介石在1937年12月17日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就表示:"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人人敌�,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之内国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抗战初期,蒋介石领导中国军队独立抵抗日本。被大陆吹得厉害的平型关大捷,仅仅是蒋介石领导下数十次较大战役的一部分,林彪歼敌不到1千,而国军歼敌8千5百多人。1938年4月,国军在台儿庄大胜,史称"台儿庄大捷",歼敌近1万2千人。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击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等国同时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成为同盟国成员之一。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蒋介石受推举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同盟国军队作战。1月4日,国军在长沙大胜日军,日军5万7千人阵亡,史称"长沙大捷"。

  1942年10月初,蒋介石敦促美国率先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各国陆续与中国复位新约,危害中国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蒋继任国民政府主席,并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责任。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前往埃及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举行开罗会议,主张"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会后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此时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蒋于翌日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宣示与人为善,劝勉国人不念旧恶,不对日本采报复措施。9月4日,蒋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

  1969年9月16日,蒋介石在阳明山遭遇车祸,身体状况自此大为衰退。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午夜十一时五十分,蒋介石因突发性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

  蒋介石坚忍不拔,在孙中山之后领导国民党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重建了中华民国。

  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是民族英雄。中共领导人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首次公开承认"国民革命军也是抗日战争的主导力量"。大陆民众更逐渐认识到国民革命军是在蒋介石领导下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主持制定并颁布了基于孙中山"五权宪法"理想基础上的1948年《中华民国宪法》。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称这部宪法是"比美国宪法还民主的宪法"。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湾人民至今怀念对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首先,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是蒋介石光复的;其次。建设方面除了土地改革、9年国民义务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政府刚迁台、韩战方酣的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蒋介石还支持妇女解放、废除养女制,对台湾的人权进步有很大贡献。当初若没有蒋介石保卫台湾,台湾可能已沦入铁幕,也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达与教育普及。蒋介石努力以台湾为中华民族复兴基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精华得以在台湾保存,未受毛泽东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

  蒋介石一生致力维护中华民国法统,不论是刚迁台的危机期或是之后的安定期,坚决反对台独和国际托管台湾,重视中华民国利益及台湾人民意愿,是真正的爱国者。

  几乎所有跟蒋接触过的中外人士都不否认蒋品德上的优点。蒋介石日记自1915年至1972年健康恶化为止长达57年之久,此等自律、有恒之功夫,连许多学者都佩服不已。

  西方史学界对蒋介石如此评价:"律已甚严"、"生活节俭",有"钢铁般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各种伟大优点,使他成为一个忠诚爱国的、不与人同流合污的和足智多谋的领袖,他百折不挠地决意保持其它国家的独立,不受任何外国控制,一心要为他宪政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中国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根据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原则,根据改朝换代后不用政治力量污蔑对手的中国历史学传统,再参考大量的国府档案,可以确认蒋的失败不只是蒋个人的失败,蒋的失败可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的重大挫折,共产主义的暴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牺牲了大批国共双方的菁英份子,这股逆流饿死了数千万善良百姓,这股逆流让中国社会倒退了几十年。最后,大陆不得不放弃了斯大林共产主义,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以致于虚耗了几十年后一切从头开始。

  现在,人民怀念蒋介石,就是对这段历史反省后的自觉行为,"往之不谏,来者可追"!

  来源: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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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三峡工程毁坏了立国根基

  二○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有条件地将三峡工程的一些不利影响摆到公开的媒体平台上。这条消息对中国民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惊。从一九九一年到二○一一年这二十年,中国老百姓常常听说的是「三峡工程防万年一遇的洪水」,「三峡工程照亮半个中国」,「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三峡工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建成」,「三峡工程创造N个世界第一」,「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百年的梦想」,「高峡出平湖,梦想成真」……这一系列的片面宣传,通过无数次的重复,灌输给了百姓。现在突然听到三峡工程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如移民安置问题、生态环境破坏、地质灾害频繁、长江中下游航运受阻、上下游供水矛盾等等,而且还是出自国务院之口,就像当年听到毛泽东的最亲密
战友和接班人林彪突然成了「大卖国贼」一样,简直难以接受。

  如何认识三峡工程

  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建设三峡工程的目标是防洪,发电,航运和南水北调,为了减少水库泥沙淤积,实行「排浑蓄清」的运行方式。其实三峡工程的目标是互相矛盾的,目标和「排浑蓄清」也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实现。从二○○三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的运行来分析,唯一能够实现的目标是发电,而防洪,航运和南水北调目标则无法实现,「排浑蓄清」也被二○○八年和二○○九年的向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正常蓄水位线冲击失败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一边是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大约每年二百亿元的发电收入),另一边是为此的付出:几百平方公里土地被淹没;超过一百四十万居民被迫搬迁,处于无出路的状态;近百种稀有和地区特有植物和动物种类受到灭绝的威胁;河流自净能力减弱,库区发生富营养化现象,水质污染,老百姓不能把三峡水库的水当作饮用水源;水库和上游河道的泥沙砾石淤积,重庆港被淤积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三峡库区及上游洪水威胁增加,百年洪水淹没线持续上升;地震、滑坡、岩崩地质灾害增加,近期内,巴东、巫山、秭归新城必须全部搬迁重建,部分公路桥梁也必须重建;泥沙砾石不断淤积增加,水库水位持续上升,波浪淘岸,新的滑坡、岩崩不断产生,三峡库岸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受水库影响,气候发生变化,蒸发增加,降雨模式发生变
化,极端气候出现更加频繁;受三峡水库水位人工控制变化的影响,海拔一百四十五米至一百七十五米之间出现动植物死亡的消落带,这一带将成为瘟疫和传染病流传地区……。三峡工程的利弊,孰大孰小?这本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三峡工程的决策错误有多大?

  一句箴言:「圣人出,黄河清」,于是有了黄河三门峡大坝。毛泽东几句诗词:「高峡出平湖」,又出了个长江三峡大坝。按照「高峡平湖」的原则,中国政府在三峡库区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处标出了红线。在红线下的居民为移民,移民安置在红线以上的地区�行。通过二○○三年来的蓄水实践证明,三峡水库不是平湖,而是斜湖。水库的水力坡度随着水流量的大小而变化:流量大,坡度大,流量小,坡度小。目前水力坡度基本和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预测的在二十年一遇洪水流量时的水力坡度万分之零点七一致。当二○一○年七月出现十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时,三峡坝前水位和重庆水位达三十八米。如果未来出现百年一遇的洪水,三峡大坝发挥防洪效益,动用全部防洪库容,坝前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水淹重庆是必然的结果。

  必须指出的是,泥沙组预测的水力坡度万分之零点七,是三峡水库形成后初期的状态,此时三峡水库处于严重淤积状态。而要让三峡水库恢复到冲淤平衡的状态,这个水力坡度必然要变大,向建坝之前的万分之二回归。否则三峡水库永远处于淤积状态,直至水库淤满为止。

  「高峡出平湖」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到底有多大?按照一位名叫伊文的网友的说法,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三峡工程毁坏立国的根基

  之前,笔者一直以为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是工程技术上的争论,而且也是致力指出技术上的一些错误,如过高估算了三峡船闸通过能力等。自从看到伊文的评判后,觉得很有道理。笔者认为,三峡工程毁坏的不仅仅是母亲河长江的生态系统,而是立国的基本原则。

  有人说,三峡工程经过全国人大代表审查批准,是民主决策的结果。根据李鹏日记透露的实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担心全国人大代表投票反对三峡工程,江泽民自告奋勇地到全国人大召开党员代表会议,要求党员代表投票支持中央的决定。最后全国人大三分之二代表表示同意,这和共产党代表比例基本一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是批准一个工程的必要条件,而一九九一年一月国务院是在无有效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情况下批准三峡工程的。国务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已经构成事实。

  用三峡工程当试金石,考验地方干部是否对中央政府忠诚。威胁地方政府官员,不许说出安置移民容量的真相,妨碍三峡工程决策者,就地撤职。

  干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撰写的独立性,强迫更改生态环境组的报告和报告结论,将弊大于利改为利大于弊。

  违反科学报告的审查程式,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人又成为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人,使审查失去公正性。

  利用社会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将三峡工程反对者抓入监狱,焚烧反对派意见的书籍,对反对派在政治上施加迫害,不让反对者有发声的机会。

  三峡工程审批之前,由中宣部组成「4836」办公室,组织大规模的宣传并审查有关三峡工程所有的稿件,包括社论、评论、通讯、专访、新闻等等一切文章。片面的宣传导致了错误的决策。

  暴力拆迁和征地始于三峡工程

  中国百姓现在憎恨暴力拆迁和暴力征地。而暴力拆迁、暴力征地正是从三峡工程移民开始的。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凌驾宪法之上,禁止移民依据法律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动用国家机器,将反对的移民抓入监狱。迫使移民走上刺杀移民官员的极端道路。

  中共又制定不合理的移民政策,为三峡移民子女高考加分,破坏「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现在,三峡工程的移民红线从原来的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二米。《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重点就是安置由此而产生的新移民和受滑坡威胁的居民。就像《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成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一样,这些移民就不再是三峡工程的移民,而是三峡(地区)的(生态)移民,他们的子女不享受高考加分的待遇。这对于三峡工程的新移民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现在正展开「正名」的抗争。

  中共对三峡工程的种种恶行,罪无可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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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2日星期三

叶檀:用民富国强驱逐国富民弱

  国富民弱还是民富国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富国强是公平、高效的发展路径,但现实中,中国走的是国富民强之路。这条路从民国开始一以贯之,所谓国富就是国家掌握财富分配权并最终掌握财富,所谓民强就是民众拥有新文明观与强健的体魄,梁启超的"新民"甚至文革中的"文化"革命,就是民强的极端实践。

  我们之所以走上国富民弱之路,根本原因在于对政府的无限信任和彻底依赖。

  政府掌握大宗财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年5月全国财政收入单月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34%,1到5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到4682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349.67亿元,增长32%.这比去年前6个月还多出3000多亿。虽然今年货币相对紧缩,企业赢得预期下降,显然没有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

  政府享受社会财富大头由来已久。引用一组公众耳熟能详的数据,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之低,财政收入增长之快,令人瞠目。

  国富是表像,实质是大政府。政府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政府所掌握的财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修建的基建工程需要几十万亿的资金,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也需要上万亿的资金,政府以占用财富的方式为大众服务,何罪之有?

  此论似是而非。政府在财富占用上具有钢性色彩,滚雪球效应的自我壮大过程,很难想像政府部门会主动下调运营费用,即便是中央提出也会在各部门、各地方的扯皮中消泯于无形。

  由于政府事无俱细面面俱到,导致公务员人数与行政成本节节上升。我国公务员报务考试人数说明了一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象地说明公务员铁饭碗再次受到追捧,而市场受高等教育人士冷遇。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指审查合格,下同),2009年为105万,2008年为80万,2007年为60万,2003年8.7万——7年间,希望通过"国考"成为公务员的人数,增加了将近16倍。

  公务员人数上升不仅占据了中国优质的人才资源,还使行行政费用大幅上升。根据胡联合等人的研究,按财政支出功能分,1978—2006年二十八年间,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费从52.9亿元快速上升到7571.0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行政管理费指数从100(本文所指各种指数均以1978年=100,以下省略)上升到3300,即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了32倍,年均增长率13.3%.同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从100上升到1334,增长12.3倍,年均增长率9.7%;国家财政收入指数从100上升到789,增长6.9倍,年均增长率7.7%;国家财政支出指数从100上升到830.7,增长7.3倍,年均增长率7.9%.从1978-2006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倍数比GDP、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倍数分别多19.7倍、25.1倍、24.7倍,行政管理费年均增长率比GDP、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é
�˜3.6个百分点、5.6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

  公务员太多、太能干,造成两个结果,一是行政效率低下九龙治水、八个部门治一头猪的现象层出不穷;二是公务员队伍自觉驱逐一切可能威胁到公务员队伍含金量的组织,比如NGO组织,或者把各个行会协会办成退休官员俱乐部,完成从入仕到退休之后的市场退路的一条龙体制。

  自成依赖、互相印证的结果是,NGO组织的脆弱使政府部门更加理直气壮地增加人手、增加拨款,眼皮子底下的现实就是如此。

  国富民弱导致官僚队伍庞大,寻租空间大增,衍生出的结果是在民间财富蛋糕中分配极不均衡。按照世行的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位居全球前列,必然导致治安成本上升,倒推大政府的出现。

  就目前而言,国富民弱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的内需经济的建设,近两年,刨除奢侈品之外的国内消费增长乏力,从今年一季度开始,随着汽车与住房消费的下降,消费增长疲态毕显。根据央行6月16日发布的二季度储户、银行家、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城镇储户过物价持续不满,房价过高仍是居民物价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74.3%的居民认为"过高,难以接受"。根据银联的统计数据,通胀上升时期,除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消费必然下降。我们口头倡导内需社会,但在实际上却以政府消费与企业消费取代了居民消费;以政府管控的企业投资取代了民间投资。

  国富的结果不一定好,民弱的结果一定不好。百年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内讧外侮,将中国捺入国富民强的既定发展轨道中,如今依然成为主流。而这一主流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观念不符,显然与公民社会的理念相背,显然与法治社会的原则悖离。有市场、有法治才有民富,有民营才有真正强健的民族。

  新民不在于观念,不在于灵魂深处的革命,不在于以颜色区分敌我,而在市场的产权基石。

  来源: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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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0日星期一

陈新焱:惟一一块没有防火长城的地方

  重庆"云特区"是中国唯一特批的"特别管理区",高墙内数据中心与国内互联网物理隔离,不经防火长城,通过专用光缆直接连接国际互联网。

  外商在这个"云特区"开展离岸数据业务,可以不经过国家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可以获得电信和数据营业执照,甚至可以对电信业务100%控股。

  想象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网络,没有绿坝,也没有防火长城,只要你愿意,几乎可以浏览任何一个想打开的网页,会是什么样子?

  在重庆,将有这样一个网络,纵横近10平方公里,它不与国内互联网相连,不经防火长城(GFW),通过专用光缆,从上海或者青岛,直接接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

  在这个特别的区域内,闲人一律免进。只有通过最严格的安检措施,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它的外围,是由绿色植物和铁栅栏组成的厚厚围墙。围墙之上,是密集的监控摄像头。要接近这片区域,大体和闯入美国白宫的难度差不多。

  围墙之内,是花园般的办公区,马路宽阔,绿草如茵,那些自由连接世界的上百万台服务器隐藏在一栋栋低矮的建筑物内,不分昼夜地运转。来自全球的海量数据在这里完成交换、处理、发送的全过程。

  这个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区域,有一个颇为拗口的名字――国际离岸云计算特别管理区。凭借这成片、大规模的电子硬件集群,重庆,这个偏居中国西部的内陆城市将在全球信息产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给部委出难题

  由于互联网监管制度等原因,中国内地在全球数据处理外包业务上的份额为零。

  重庆进军"云计算"的想法,大约起于期而至2010年10月。

  据重庆两江新区的一位领导透露,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重庆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彼时,"云计算"的概念正热。这项技术的出现被认为是继个人电脑、互联网之后"第三次互联网革命",它向人们展开了一幅美丽的图卷:在云时代,人们不再担心本地硬盘的容量大小和是否损坏,本地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也不再成为计算机应用的瓶颈。过去装在电脑机箱里的各个单独部件――存储信息的硬盘、处理信息的微型芯片、操控信息的应用程序――现在已分散在世界各地,通过互联网集成,供每一个人分享。通过云,可以实现运算资源的随时获取,按需使用,随时扩展,按用付费。就如同以前家家户户自己打井,现在有了自来水公司,在家开水龙头就可取水,而且,无限供应。

  正因为其巨大的商业前景,云计算已被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国家战略中。2010年10月18日,工信部确定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等5个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试点 (重庆不在此列)。随后,这几个城市都纷纷推出了各自宏大的"云规划"。

  据重庆经信委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在此背景下,重庆市经信委也提出发展云计算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想法迅速引起了重庆市领导的重视。

  然而,重庆的设想上报国家部委后,迎来的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决。

  重庆提出的想法是:打造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包括在岸的,也包括离岸的。

  前者不是问题,但是后者,在中国却几乎是空白――目前,欧美地区数据处理外包业务,40%在日本,60%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中国内地份额为零。

  这一方面与中国市场的发展滞后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颇为严格的互联网监管制度。

  按照相关规定,国外大型企业在中国开展电信和数据服务,必须经过国家关口局(也叫接口局,是负责与其他网络或者运营商的互联互通的端口)的信息检查,同时,中国的电信业务也不允许外资控股,这在客观上让一些外资企业"望而却步"。

  重庆要想设立这样一个云计算特区,等于是给国家部委出了一个大难题。

  但是,这个市场却巨大无比。进入21世纪后,全球资源争夺的焦点已经从石油、高科技产品和金融资金,延伸到数据资源的竞争。重庆市长黄奇帆曾公开表示,今后10年,全球数据处理量至少增加10倍以上,这意味着,欧美外包到亚洲的服务器,可能从过去的一百多万台发展到一千多万台,"这是重大的发展机遇,如果在新的市场格局中,中国内地的份额仍然是零,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破局之路

  与已经发展成熟的浦东和滨海新区相比,重庆的两江新区"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政策,我们如何赶上,甚至超过别人?"

  部委的否定并没有打消重庆的积极性,据两江新区一位参与方案制定的领导透露,为了说服他们,重庆经信委和两江新区的领导数次奔赴北京,解释重庆的构想。方案被否决,便回来重新讨论、修改,然后继续申报。

  据这位领导透露,国家部委最担心的,是信息安全问题;而重庆最终打动国家部委的,是两江新区的特殊地位。

  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是中国推进新十年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突破口,2010年5月初才被批准设立。成立之初,中央就赋予了其诸多"先行先试"的权利。

  成立一年来,这个新特区发展速度可谓惊人。以基建为例,2011年的投入就高达385亿,平均每天投入一亿多。几乎是两天削平三山头、一周推出一平原。

  这样的速度,既是为了迎接大项目的落地,也是为了弥补历史的欠账。

  在上世纪40年代,重庆也曾贵为"陪都",但在短暂的繁华之后,重庆便被划入四川,成为其管辖下的一个市,建设速度一直令重庆人抱怨不已。

  一直到1997年,为了解决大批三峡移民的问题,重庆得到了直辖的机会。从那时起,这个城市开始了看起来非常迅猛的发展。重庆直辖10年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解放后至直辖前48年的7倍。

  2007年,在重庆直辖市成立十周年时,它又成为了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三年之后,两江新区获批,重庆再次驶上快车道。

  从江北机场出来,一路上都是众多代表着这个城市心态的广告牌:"上海,上海"、"曼哈顿广场"、"国会山"、"到洋人街去"。从重庆最著名的景点――朝天门往后看,渝中半岛上让人窒息的高楼一座连着一座,不停地绵延生长。

  这个闷热多雾的山城只有快些,再快些,才能赶上那些已经现代化的一线城市。而这,也成为重庆拿下"云特区"的最重要理由。

  上述的这位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已经发展成熟的浦东和滨海新区相比,重庆的两江新区属于后来者。"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政策,我们如何赶上,甚至超过别人?"他反问。

  也正是这一反问,让工信部和国家安全部同意了重庆的设想。重庆的这个云计算基地,由此成为中国唯一特批的,高墙内数据中心与国内互联网物理隔离,不经防火长城(GFW),通过专用光缆直接连接国际互联网的"特别管理区"。

  据两江新区的一位领导透露,外商在这个区域内开展离岸数据业务,可以不经过国家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可以获得电信和数据营业执照,甚至可以对电信业务控股――哪怕是100%.

  重庆速度

  从提出建设云计算特区,到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批复,重庆用时不到半年。

  在重庆市此后对外公布的战略中,这一计划被打包成整合提升IT产业链的"云端计划"――"端"指的是重庆正在发展的各种终端设备,而"云",指的正是重庆正要打造的"云特区"。

  最近几年来,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趋势开始加速,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迎来了众多终端设备制造商。目前全球六大笔记本电脑品牌中的惠普、宏�、华硕等已经在重庆设厂,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和硕、仁宝等代工商和一大批零部件配套企业也开始进驻,使得一个笔记本电脑集群正在重庆形成。

  据重庆市政府测算,5年后,全球笔记本产能约为3亿-4亿台,而重庆将会占据1/3,也就是说,全球生产3台电脑就有1台是重庆制造。

  除了笔记本电脑,重庆在服务器、交换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产品上均有布局。上述的这位知情人士说,这些产业虽然渐成气候,但总感觉缺乏一个能统领全局的IT战略。"云计算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他分析道,云计算带来的最大机遇是数据处理业务的迅猛增长,重庆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发展云计算,意味着向产业链的上游再进了一步,"金融结算中心、智能城市、物联网等等,这些重庆之前力推的概念都可以装入云计算中"。

  也正因为如此,重庆市高层对这一项目的支持力度非常之大。

  据重庆经信委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在云计算项目获批之后,重庆成立了一个二十多人的云计算工作领导小组,市长黄奇帆亲自挂帅,组员们则从经信委、两江新区管委会等各政府部门抽调,专门推进这一项目。

  从提出建设云计算特区,到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批复,重庆用时不到半年。而在这一领导小组的推进之下,其招商引资的速度,更是让外界刮目相看。

  第一个进驻"云特区"的,是商务部下属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这也是国内唯一的政府综合性商务中心)。这个项目2011年4月初已破土动工,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斥资16亿。

  知情人士透露,这一项目的引进,得力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调任重庆之前,薄曾担任过商务部部长。

  5月份,两江国际云计算中心又迎来亚太地区最大的独立电信服务商――新加坡太平洋电信。根据协议,太平洋电信将投资1.5亿美元,建设离岸、在岸各一栋约1500个机柜的数据机房,约3万台服务器,并负责园区国际海缆的接入。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是太平洋电信继香港、深圳和天津之后,布局"云计算"机房的第四城。

  5月31日至6月4日,由黄奇帆亲自带队的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美国。考察,会见,演讲――整整5天时间里,黄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不停地向美国知名IT企业推销重庆宏大的"云端计划"。

  据当地媒体报道,重庆云计算产业已引起美国众多企业的投资兴趣,惠普、思科、易昆尼克斯等IT巨头均表示将参与重庆"云计划"建设。应黄奇帆之邀,思科总裁钱伯斯甚至还答应,将出任重庆市政府市长国际经济顾问。

  知情人士透露,招商的成功,除了一把手的直接推动外,也与重庆云特区采取的特殊制度有关――因为其保障了外商最关注的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同时又打开了中国数据处理的巨大市场,吸引力几乎让外商"难以抗拒"。

  他的话从侧面得到了印证。太平洋电信公司重庆项目负责人陈高峰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决定到重庆投资,数据特殊管理区的因素占到70%以上。在他看来,重庆建立的这一云特区,等于是将"保税区"的概念移植到了信息产业上来,"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直接连接海外的机房,这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

  先行者的烦恼

  摆在重庆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让费尽心力争取来的特殊政策"平稳落地"。

  一切看起来似乎很顺利,然而,挑战也同样存在。

  摆在重庆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让费尽心力争取来的特殊政策"平稳落地"。

  虽然,"云计算"这一概念在IT界已是常识,但是对普罗大众――包括力推这一项目的重庆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来说,依然是一门太过高深的学问。

  重庆两江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光就坦诚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对云计算"一开始几乎什么也不懂",边干边学。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重庆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方案。

  在同意重庆的设想之时,国家相关部委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作为限制条件,重庆必须保证,这个特区只是将数据传输到重庆集中处理后,再传输出去。而数据不检查的规定,也只针对跨国公司的国外业务,其国内业务仍需通过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同时,出于国家信息安全方面的考虑,相关部门将对数据特殊管理区内和区外的数据进行严格隔离,并保留对特管区内数据的抽检权。

  这些要求看起来简单,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重庆必须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规则。而且,毫无经验可以参照。

  目前,重庆已经公布了一些初步方案,比如,云特区将不与任何境内法人机构或个人发生经济关系,以此保证离岸数据处理的纯粹性;对离岸数据处理区与在岸数据处理区,将通过建立围墙、划分区域等物理手段完全隔离,以保证信息安全等。

  但是,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李光介绍,现在最难的,在于顶层设计――采取什么样的制度,设立哪些部门,招徕哪些人才,几乎每一项,都是一个重大课题,都需要从零开始。

  据他介绍,重庆一开始提出的规划是3平方公里,此后经过测算,又将规划扩大到了10平方公里;为了更好地制定方案,两江新区还专门前往新加坡的一个数码城考察,与对方建立了联系。

  而为了更好地了解云计算,政府组织了多次培训和学习。太平洋电信重庆项目负责人陈高峰有一次乘两江新区一位公务员的车发现,他的后座上放着一本云计算方面的书,很好奇,一问之下才知道,管委会领导要求公务员们人手一本,迅速了解相关知识,为发展新兴产业做好准备。

  按照规划,这个"国际离岸云计算特别管理区"将建在位于重庆北碚区的水土工业园区,在重庆市政府的构想中,这里将会是一个既适合工作,也适合居住的花园型工业园区,有步行街,有电影院、小吃街,还有一个七星级酒店。

  2011年6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从重庆市中心,原国民政府的行政中枢――上清寺出发,倒了两趟公交车,经过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这片工业园区。然而,所到之处,除了黄土,还是黄土。在这个主要交通工具为摩托车的小镇上,人们对这里正在酝酿的变化似乎一无所知。蒙蒙细雨中,只有起吊机在忙碌。"云计算中心不会到处开花,重庆不会在40个区县均摊,全国也不会在每个城市都布局,如果重庆把亚洲地区20%以上的数据处理外包业务集聚了,重庆就能成为'中国队',就可以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黄奇帆说。

  然而,就在重庆信心满满地进军云计算领域之时,全国各地的云计算中心已经遍地开花。以工信部确定的试点城市上海、北京为例,前者提出了"云海计划",准备在未来三年培育十家年经营收入超亿元的云计算企业;后者则提出了"祥云计划",力争到2015年,形成2000亿元产业规模。它们的野心似乎一个比一个大――上海声称,要打造"亚太云计算中心";北京则宣布,要建成"亚洲最大超云服务器生产基地"。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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