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4日星期四

骆驼:对日本地震想说的一些话

  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地震和海啸,在天灾面前,即使严谨认真如日本人,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损失。在它的隔壁,中国人以极其复杂的心态面对日本的灾难。幸灾乐祸者有之,悲天悯人者有之,矛盾观望者有之,事不关己者有之。在那个遭受了灾难的国家,人们正在并肩抗灾,挽救生命;在我们这里,人们则热情洋溢地展示人间百态。

  这让我想起了发生在十年前的一件事。我那时候在上高中,负责班里的后黑板板报的更新工作。在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后,我在后面写了一句话,具体是什么忘记了,大概就是希望平民不再遭受此类灾难,并希望美国人民度过难关之类的话。这次板报在班里引起了一些不大的争议,有些人不同意我的话,认为美国人是活该,不过大多数人对这件事情基本无视。对于后者而言,911事件对他们最大的影响是高考时事政治可能会出的题目。对这件事,我很庆幸,在自己还极端不成熟的时候,没有和脑残民族主义站在一起。

  今天,十年前那一幕似乎又再次发生。当一个和中国有着复杂关系的国家面临灾难时,中国人总是能表现出千姿百态的模样。仇恨也罢,同情也罢,事不关己也罢,可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地思考?

  我想就这件事说几句话。

  第一句想说的话,世界上没有没来由的仇恨。

  日本人和中国人,虽然是近邻,但却完全不同。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生活在一个岛国之上,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天生便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做事谨慎认真,为人礼貌谨小慎微,人情世故较为冷漠,但很勤奋很团结。

  在大海的另一边,中国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历史上有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也有人说从唐代开始,纯粹的汉民族就不存在了。不管怎样,中华文化是历史上上古时期几大文明圈唯一一个流传至今的文化。中国人多,中国人重人情世故,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杂――千变万化的性格,永远窝里斗的传统,做事做人都并不十分严肃认真。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矛盾,这个矛盾来自于四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和十三世纪之后,尤其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期的外族入侵,所带来的强烈的自大和自卑。再之后,几十年如一日的历史教育不断为年轻人灌输屈辱和仇恨的观念,不断将武力和斗争定性为历史的主流和前进动力,使得中国人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种族。一方面,他们仍然是柏杨老先生所定性的"天下最
大的顺民",可以因为拥有一碗饭和一盘棋而甘心接受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又没有哪个民族是如此的暴躁和易怒,互联网上因为一两件事而引发的大规模骂战,呼应着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都在印证着这个矛盾。

  在日本地震这个事情上,中国人的矛盾再一次体现的淋漓尽致。尽管主流媒体都在以悲剧的腔调报道这一事件,尽管理性的知识分子们一遍又一遍的利用文章和微博来呼吁人性,但仍然有无数的中国人在互联网上为日本遭受的灾难而欢呼雀跃。他们利用修改后的签名和状态抒发着内心的愉悦,在别人默哀的帖子下面写下"日本人是邪恶的民族",还在灾难的视频前写下"老天开眼"之类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没来由的爱,绝无没来由的恨。

  事实上,在1931年9月18日以前,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尤其在更早以前的历史上,日本一直视中华文明为其榜样。直到今天,日本列岛作为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仍然保留着相当多(甚至好于中国)的中华烙印。

  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有着最直接的来源,那就是1931年至1945年这十几年的侵略史。日本军队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是中国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创伤。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否认。但是,这种被侵略的耻辱,可能并非导致中国人今日之仇恨的最大来源。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在几十年里连绵不绝,在时间面前毫不褪色,甚至历久弥新,这其实并不符合中国人健忘的特征。显然,在历史问题之下,隐藏着更多不那么明显,但却更加重要的因素,那些为日本受灾而欢呼的声音,正是这些因素交织在现实之中的投影。

  首先,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国,长期俯视着他身边的小邻居们。天朝上国这样自大的封建观念其实一直停留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接受被西方列强欺负的事实,但周围的小国们,诸如朝鲜、越南,包括日本在内,倘若对我们做出任何不敬之事,便会引起轩然大波。而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和战后日本发达的经济一样,都是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阴影,时刻敲打着我们那颗名叫"大国"的脆弱心脏。

  还有,在统治者为其统治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隔着一条浅海的日本和另一些中国人,无疑成为现成的靶子,被年年宣讲,日日重提。倘若没有他们为中国人带来的灾难,也便无法体现现实的"幸福生活"了。

  本来,中国人就没有基督教国家宽容仁爱的传统观念,喜欢一报还一报似的"英雄气概"。柏杨说过,"中国人打一架可以是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更何况几十年被侵略的历史乎?再加之被利用转移视线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片面宣传蒙蔽的人们当然会认定,只要反对这个叫做"日本"的东西,那就可以称得上"爱国"了!

  多么简单,不需要任何代价――不需要独立思考,不需要上战场卖命,不需要努力学习发展经济,只要坐在电脑前面大骂日本人,只要上街砸一些日本车,就可以成为"爱国青年"。如此廉价的爱国,难怪有些人会对它趋之若鹜。

  今天在网上为日本人受灾而欢呼的那些人,其实是很可怜的,他们以为自己爱着什么,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罢了。这些看似挺有道理的仇恨,并不足以成为幸灾乐祸的论据,但言之凿凿的那些话语,似乎还挺理直气壮。

  第二句话,"人性"什么的,最讨厌了。

  人性,这个话题原本属于哲学范畴,不过现在拿出来讲,也的确是恰如其分。没有什么比灾难更考验人性了,即便是别人的灾难,也能在自己身上照射出或长或短的影子。

  面对日本的地震和海啸,那些单纯的仇恨者表现还好,他们捍卫了自己鲜明的立场,作为旁观者,我大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图个清静。但有些人,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他们都在这个时候显得很纠结。心底里,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恪守"人性"的底线,认为幸灾乐祸是不对的,但长期教育又使他们形成了日本不好的固有观念,因此,他们的观点极近缠绵。

  比如,有些人说他对的仇恨来自于日本的侵略和日本人滥杀鲸鱼和海豚,除了那些军国主义者和捕杀动物者,他都为之祈祷。还有人说,日本天皇最好震死,靖国神社最好震塌,但希望老百姓都能平安。还有的人对日本AV女优和漫画作家的关注超出常人,但对其他则一概无视,仿佛日本的苍井空和尾田荣一郎是他的亲人一样。

  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从最后一种观点看来,我不得不佩服日本文化的软实力。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事实上日本的灾难对中国的宅男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据我观察,这种宅男在中国年青一代占据了大半江山,绝不是什么小众群体。

  以以上的几种人为代表,可以看出,中国人在了解"人性"的道路上还有漫漫长路要走。这些自认为很有道理的观点,其实无非是一些狭隘人性观的典型代表。这种把历史等同于现实,把片面等同于全面,把个人好恶等同于人类情怀的狭隘观念,不仅为他人,也为他们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矛盾和痛苦。

  这些人可悲地活在自己认为真实的世界里,不肯或者没有条件睁开双眼看看世界原本的模样。不仅如此,他们还时常为自己心里坚持的那些"人性光辉",而把自己感动的一塌糊涂。在我看来,他们的纠结甚至不如简单的仇恨者来的可爱,不如事不关己者来的单纯。但是他们还有前进的空间,只要学会观察和独立思考。

  有的时候,狭隘的人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一样,真是十分讨厌的东西。

  第三句话,与其掉泪,不如动手。

  在面对地震和海啸时,日本人加藤嘉一的母亲,一个普通的老太太说:"发生地震再正常不过,我们没有资格把它说成天灾。自然给人类赋予的恩惠太多,太多……重要的是尽量预防,减少灾后的损害。政府、媒体、国民都要全力配合,保持稳重。国民还是冷静的,不会引发什么动乱。东北地方的亲戚也没事,你不用担心。对了,四川怎么样?我更担心那边。日本政府应该好好把帐篷等物品提供给他们,参加救援……"

  我们惊讶于日本人的淡定,日本人的素质,日本社会的井然有序和日本为灾害做出的大量预防工作。如果我们仅仅只能做到惊讶和羡慕,那就错过了进步的机会。在汶川和玉树发生了地震之后,很多中国人都被灾难中的人或事感动得掉泪。很多人也在那么一段特定的时间里,为建筑质量、地震预防预报和救灾困难而感到愤怒。但很快,随着几个"哀悼日"的离去,生活再次步入正轨,周而复始,一年一年。

  龙应台在《野火集》里,用看似温柔的语言劈头盖脸地拷问了中国人一番。她最先说的话,就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日本人的淡定,是因为他们为灾难做了最充足的准备,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而我们在面对灾难时的不淡定,则是因为我们平时太过淡定。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中国同样也是。国土资源部的报告称,中国有23个省会城市和三分之二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坐落于地震高烈度区域。地震离我们并不遥远,二十世纪的几次最大地震都不是发生在中国,但几次伤亡最多的地震却都写着中国的地名。但我们为应对地震做了些什么?

  有那么多"多难兴邦"式的感动,不如多做些工作,让更多的人在灾难面前可以有生还的可能。我们应该拍着自己的胸脯,问一下龙应台二十多年前问过的问题――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在面对建筑质量有明显问题的教学楼时,一点也不生气?你为什么在面对"让领导先走"的语言时,一点也不生气?你为什么在面对砖家叫兽的一派胡言时,一点也不生气?……

  与其常年被感动,不如今日动动手,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灾难,会不会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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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

  茉莉花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

  郭保胜

  自今年2月20日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店前上千人茉莉花微笑行动开展以来,短短一个月(截止到3月20日),中国大陆境内已经发生四次上千人的群体户外表达活动:

  2月20日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店前上千北京市民围观散步、声援突尼斯、埃及民众茉莉花革命的市民集会;

  2月27日上海和平影都前上千名上海市民进行第2波茉莉花行动;

  3月16日,四川阿坝县城上千名藏族同胞上街进行集会活动、表达公民权利;

  3月19日下午,南京上千名市民在市图书馆前进行"拯救梧桐树"的静坐散步活动。

  除这四次大型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外,全国各地因日本地震发生的"抢盐狂潮"也使维稳体制遭到重创。人心思变、风潮涌动、河蟹体制摇摇欲坠、中国之大变局已经来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南京3月19日梧桐树集会是在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市长季建业已经通过媒体发布停止移树砍树通知下进行的,这说明民众早已不再信任政府的承诺,而只相信凝聚起来的集体力量才是决胜的关键;也说明民众真正聚焦热心的是自己的表达权利,而不仅仅是表达诉求的对象上。寻求表达、积极地表达、勇敢地表达、通过各种方式方法表达心声和不满,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大的需求,这也是这次茉莉花运动力图实现的核心民众权利。

  从网上和媒体的呼吁到地面和户外的群体活动,中国民众已经认识到后者才是导致政权退让的关键,散步、围观、集会,是这个时代民众彰显公民力量和意志的法宝。社会运动必须在户外的街头、广场、公共建筑前进行,如此才能显示实力和压力、也才能唤醒民心、使民众效仿。社会运动的目的是给当政者以足够压力,迫使其改变政策,因此直接面对当权者的地面群体活动才最具有威慑力。

  通过连续5波的民众茉莉花行动,民众对地面群体活动的威慑力更加认可,民众要求表达权的诉求正进一步深化下去,而有关茉莉花行动的信息,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展。虽然目前阶段中国社会运动还处在热身、演练、酝酿阶段,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导致政权更迭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就会来临。

  导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大规模德国游行示威,其实从1989年夏天就开始酝酿、各种群体事件层出不穷,5月开始每天成千上万的东德人以去匈牙利旅游为名,取道奥地利逃往联邦德国。 同时,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为民众开放,每周一为国家公义和公民权利祷告,9月的每周一祷告会后,民众开始走向街头、傍晚聚在广场,开始只有几百个人参加,到10月,有7万人参加。紧接着全国性游行示威爆发,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民众持久的抗争最终能导致专制垮台,而当时无论是西德、美国、苏联还是整个北约国家,都认为东德不会在数年内瓦解呢!

  中国1989年举世闻名的民主运动,其实源于1986年年底至1987年初全国范围内的大学生运动,最初是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后来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各高校相继发生学潮,要求政府进行反腐败和民主化改革。1988年初,全国通胀20%,数百万工人失业,腐败加剧、官倒猖獗。1988年6月北京大学生以"柴庆丰事件"为由发起学生运动,成为89学运的先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大规模民主运动正式爆发。由此我们看到群众运动不是一下就能促成的,它需要人们的不断酝酿和坚持,而在酝酿阶段,最需要的我们的耐力和毅力,持之以恒、最终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在酝酿阶段的阶段性胜利,也是我们不断进行下去的动力来源。从南京的梧桐树集会中我们再次看到,每一次抗争都不是无效的,当权者会因为惧怕民众力量而会做出阶段性的退让,而民众一次一次阶段性的胜利,也会使不再恐惧的民众、逐渐增强自信的民众自我实现自我的解放。有人会问,当局难道不明白"民众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当局会从妥协走向妥协"的这个道理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已经没有退路。维稳的成本高过了军费,还在不断加大,在民众的抗争面前,不妥协的话后果更加糟糕,因此专制者不能不妥协。而最终的妥协,就需要民众抗争所造成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事件及其规模。

  其实茉莉花行动的缘起还在于对北非、中东民主运动的欢庆和声援上,民众也要接续这个主题。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之后美英法等正义之师对独裁者的军事力量进行了猛烈打击。邪恶得到了惩治,人民力量得到了国际的声援和帮助,利比亚获得自由的日子指日可待。这也是中国茉莉花运动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之一,更是我们坚持到底的动力之一。

  总之,中国民众的茉莉花行动正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必将从胜利走向胜利。北非、中东人民能实现的,为什么中国人就不会实现?我们相信凭着人民的力量,将已经初见胜利端倪的茉莉花运动进行下去,通过散步、围观、静坐、默默聚集、迫切祷告,展示公民的力量、表达公民的诉求。

  我们的行动不会停止,只要专制政府存在一天,茉莉花行动就要进行到底!在埃及,民众呼喊:"只要穆巴拉克不下台,我们每天都来!" 同样在中国,我们也要呼喊:"只要一党专制不结束,我们每周都来!"我们终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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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3日星期三

狄马:现代战争打什么?

  在冷兵器时代,将士的勇猛顽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为在冷兵器时代,人们所使用的武器都差不多,无非都是些刀枪、棍棒和长矛一类。因而不论在东西方,你常常会看到这样奇怪的现象:那些文明程度高的反而打不过文明程度低的。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又亡于日耳曼人,宋始终无法统一辽国,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落后的女真人,女真人又亡于比它更落后的蒙古人。中国人常以华夏文明的正统自居,可等满人的铁蹄一到,也就只能剃头留发。为什么这些落后文明会征服先进文明?因为在工业革命以前,也就是冷兵器时代,战争主要靠的是勇气和蛮力。那些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头脑虽然发达,但身体相对文弱,无论骑马还是打仗,都不及落后民族迅猛。但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火药发明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这个被称为
"热兵器"的时代,那些文明程度低的再要打过文明程度高的就很难了。不信,你看1900年的中国,八国联军仅18000人就能长驱直入,直捣北京,迫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女士"西狩"。数十万八旗军哪里去了?

  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古希腊的德摩比勒隘口。波斯国王薛西斯为实现父亲的遗愿,统领百万铁甲兵士,发誓要踏平希腊。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他的300勇士迎战于温泉关口。他们凭借地形优势,用手中的长矛和利剑与敌人展开肉搏。最终在没有援军,没有后勤补给的情况下,硬是挡住波斯大军数月,毙敌两万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故事。可你想一下,假如把这三百勇士放到海湾战争期间的伊拉克,放到科索沃战争期间的南联盟,他们能挡住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精确制导导弹吗?

  抗日战争被认为是自近代以来,我国在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中赢得的唯一一次胜利,但这场战争赢得好"悬"。战争初期我国的武器装备显然不如日本,因而只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办法"迟滞"敌人。什么是"迟滞"?说到底就是打不过,只能慢慢拖延日军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用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话说就是"苦撑待变"。为什么一个自称"天朝"的泱泱大国,到头来竟然被一个蕞尔小国打得东躲西藏?因为人家自明治维新以来就锐意改革,变法图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企图凭借政治、军事上的优势称霸亚洲。可他们昔日的"老师"――中国,政治上实行独裁,内战连绵不绝,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因而单从士气而言,国民党军中不乏一批舍生忘死的忠勇之士,八年抗战仅殉国的将领就达二百多位,就
是明证。但无奈国力贫弱,打仗再勇敢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被动退却的局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形势才为之一变。狂妄的日军这时要面对的是比他在军事上更强大,政治上更先进的国家,因而没撑几年就投降了。

  你当然可以说,文明没有高下,不论何种文明,只要拥有尖端的武器、全新的装备就可以打赢战争。可问题是,落后的文明怎能制造出尖端的武器和全新的装备?即使像苏联一样拼了老命,把老百姓日常用度的钱都搜刮来发展核武器,最终也会因国力耗尽而灭亡。现代社会的每一项重大发明都不是单个人苦思冥想的结果。它需要不同领域的人在相对开放的制度下分工协作。因而像互联网这种信息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只能出现在美国,不可能出现在苏联,更不可能出现在古巴和朝鲜。因为互联网的诞生需要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和权益公开的政治环境,以及千千万万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信仰、不同目的的人的平等参与,这几项条件苏联、古巴和朝鲜都不具备。因而"互联网之父"就只能让给美国了。

  你也可以说,人种没有优劣,不管什么国家,只要有一批懂军事,懂高科技的军事人才和科学家就可以打赢战争。因为尖端的武器、全新的装备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可问题是落后的国家、独裁的制度能培养出创新的人才吗?即使有这样的人才,它能让你充分发挥吗?爱因斯坦不是德国人吗?最终却因为犹太人身份和反战立场被驱逐到美国,成为推动美国制造原子弹的重要物理学家;另一个对原子弹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费米,是意大利人,因为持反法西斯主义立场和妻子的犹太人血统,受到墨索里尼政权的迫害来到美国,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还有一个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本来也是一个犹太人,但拜天所赐他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如果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他还能主持制造原子弹吗?随
着历史档案的解密,我们现在知道,在美国投放原子弹之前,纳粹德国也已经着手制造原子弹了,但由于好多重要的科学家被驱逐,留下来的也只是消极应付,最终没能造成。这样,"原子弹之父"也只能让给美国了。

  当然,你还可以故作伟人状,用湖南口音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可在现代战争中你哪能见到"人民"的影子啊!除了不可避免的误伤和自愿充当"人体炸弹"的"人民"外,战争只针对军事目标和武装人员,这是国际公认的惯例。因而在海湾战争期间,当中国观众随着中央台军事评论员的解说,打算看一场伊拉克人民头缠羊肚子手巾,怀抱地雷,往地道里跑的怀旧片时,失望之极。因为战争没有朝美帝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方向发展,倒是在最后,我们看到一群伊拉克男子用绳子拖着"巴比伦雄狮"、"复兴社会党总书记"萨达姆的铜像,后面跟着一群伊拉克婆姨用臭鞋猛抽"总书记"的经典画面。

  当然,要说"人民"对现代战争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对。因为在现代民主国家,总统虽然是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但宣战和媾和的权力却在国会。因而在这些国家,我们可以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军队,而决定战与不战的却是"人民"。那种靠住在"人民"家里,把军队和老百姓捆绑销售给战争的做法是一去不返了。道理很简单,战争是要花钱和死人的,而花的钱都是老百姓自己挣的,死的人都是老百姓自己生的。因而你不能只是叫两声"大伯"、"大娘",给人家担个水、劈个柴、扫扫院子就让人家交出自己的钱粮和儿子。二战期间,美国人迟迟没有参战,原因就是宣战的议案在国会通不过。纳粹和日本就嘲笑说,让美国佬在国会里吵吧!等他们吵完了,我们的仗就打完了。可这些失去理智的战争狂人恰好忘了民主制度的一个特点:
一旦争论完毕,他们就知道他们该怎样做了。因为争论使他们明白了,如果任凭法西斯在世界各地烧杀抢掠,那么由开国元勋们创立的制度文明和宪政体系将毁于一旦――而在目前人类所能拥有的文明体系中,只有这种制度下的法律才能保证他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有这种制度下的法律才能保证他的生命尊严不受糟践,只有这种制度下的法律才能保证他和他的后代们享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公民拿起武器捍卫的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一个高耸入云的虚假共同体,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权利。如果他要这个国家放弃抵抗也可以,但那样就等于同时放弃了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财产和法律。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制度本来就不保护它的人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乡都没有一寸土地是自己的;他在自己的国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定居都要有户籍部门的同意,不然就会被随意打死;他在他居住的城市和乡村虽说有几间房子,但只能住70年,71岁的时候他就得另买一套住宅――即使在这70年之内,他也得随时准备迎接政府的推土机和拆迁队雇来的流氓地痞,否则就只能抱上汽油瓶自焚――那么,当战争袭来时,我为什么要保护这个国家?给外国人当奴隶和给本国人当奴隶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清朝末年,英国和清兵在广东海岸为了鸦片大打出手,两岸清国民众站着瞧热闹。每有清兵被火炮击中,或兵船开花起火,民众即鼓噪取乐。英国绅士于船上观战,大为不解,问翻译,翻译曰:这个国家不以它的民众
为重,它的民众亦不以这个国家为重。抗日战争期间,伪军的数量高过日本正规军的数量,有论者归结为"中国人不爱国"。其实一个政府要人爱国也没错,只是这个国要有值得爱的东西。譬如有盗寇来犯,家长要全家人奋力抵抗,誓与家园共存亡也没错,只是这个命令只能针对你的家庭成员,如果我只是一个临时的房客或被雇的奴工,平常也吃不饱穿不暖,而且经常被打骂关押,那么强盗来犯时我为什么要拼死抵抗?难道被你打死和被外国人打死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吗?其次是这个家要有值得保卫的东西,比如金银财宝或贵重的家电、信物。如果家中别无长物,就像陕北说书里唱的:风扫院子月点灯�房顶上开个黑窟窿�吃饭照出个人影影�睡觉枕个草捆捆�这个家还用得着保卫吗?难道贼会偷走贫穷、疾病和死亡吗?

  因而,现代战争说到底,是一种制度与另一种制度的较量,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对抗。一个大国想要迅速崛起,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崛起以前要弄明白,崛起以后干什么?是恃强凌弱,输出革命,以更强大的经济力量对抗人类普世文明,还是内修德政,外结友好,以更充裕的钱财与更人道的政治护佑他的子民,促进世界的和平?如果是前者,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戏唱,只是得量力而行,这个"力"就是,你得拥有世界最尖端的武器和最领先的装备,你的军事人才和科学队伍都得是世界一流的,你的人民都心甘情愿为你的战争舍出钱财和儿子。简单概括,就是你得拥有比目前的美国更文明的制度,比英国更完善的法律――否则就是缘木求鱼。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相反,你的国防军都是用来对付老
百姓的;你的武器都是从别国购买的,装备都是人家淘汰下来的;你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根本培养不出创造型人才,更别说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了;你国内的老百姓对各级贪腐官吏恨不得食肉寝皮,更别说毁家纾难帮你打仗了;如果是这样,我看就只能深挖洞,广积粮,先种好自家的院子,再徐图举事不迟。如果目的是后者,当然是好事;但这事的悖论在于,如果一个国家真的想推恩四方,保民而王,实行仁政,那么它就不会叫喊着要"崛起"了,你几曾见过卢森堡、挪威、瑞士这些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嚷着要"大国崛起"了?

  2010年9月16~22日草就于饮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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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腐败”真相

  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总是在教育人民,蒋介石统治时期腐败透顶,特别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称之为"贪腐"代表。但人们在检视历史真相的时候,结论并非如此。

  检视历史真相,有许多方法。比如参观历史遗迹就是方法之一。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南京总统府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观去处。

  老南京都知道,总统府在汉府街。如今,门牌号码是长江路292号。

  环顾四周,许多高楼拔地而起,总统府显得非常寒酸。好在道旁的林荫树还保存完好。此处对于大陆人来说,即使没来过南京也绝不陌生。使它闻名中外的是一张拍摄于1949年4月24日的照片,总统府门楼上站着一群士兵,红旗在蓝天下飘扬。翻开毛泽东诗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如配有照片,必定是这张。大门上"总统府"几个字在1960年代被铲掉了,如今又补了回去。

  1927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以及下属的行政院、参谋本部和主计处在这里办公。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第16师团部盘踞于此。汪精卫伪政权的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等都设在院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政府居于大院中路;东花园里有社会部、地政部、水利部和侨务委员会;西花园有主计处、军令部、总统府军务局、首都卫戍总司令部。这么多机构挤在这个院子里,说明当时的机构比较精简,吃皇粮的官员不多。

  如今政府机构臃肿,恐怕连其中的一个机构也放不下。

  走进总统府大门,眼前是数十米的笔直走廊,两侧有礼堂、外宾接待室、总统休息厅及参事处、文官处等。走廊尽头,后院里有栋西式楼房,以林森的号命名为"子超楼"。别看貌不起眼,当年是国民政府的中枢,总统办公室就在楼内。

  蒋介石的办公室在二楼119,副总统李宗仁在对面118房间办公。据说,李宗仁看见蒋介石就躲,极少来上班,而蒋委员长则天天报到,从不缺席。1949年蒋介石下野之后,李代总统才经常来总统府,依然在老屋子里上班,从来没有坐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去。蒋介石的办公室只有30多平米,靠墙几个文件柜,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所用家具极为普通,远不如当今一个政府部门副科长的办公室阔气,办公面积也远不如当今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

  蒋介石上班的"子超楼"办公楼只有一部老掉牙的电梯,嘎嘎作响,恐怕很少有人敢乘坐。1940年代末期,上海国际饭店的电梯已经相当先进了。据说,蒋介石从来不坐电梯,走上走下。电梯是给来访的老先生们准备的。三楼会议厅,在这里召开过许多次重要的国务会议。会议桌上摆放着普通的兰花茶杯,墙上挂着孙中山写的横幅"推心置腹"。在大会议室,墙上交叉挂着国民党的党旗。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下,挂着他手书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孙中山毕生的理想。

  在教科书的教育下,大陆人的思维定式中,国民党四大家族贪赃枉法几成定论。只要提到蒋介石政权,头脑中第一个印象就是贪污腐败,铺张浪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人民公敌,吸血鬼,没有一个好东西。看到蒋介石的办公室之后,这一指责站不住了。在历史遗迹面前,一目了然,想骗也骗不下去了。假若人们思维更开阔一点,将之与当今一个乡政府的官衙进行比较,问题就更大了。

  当然有人说时代在进步,但乡政府比总统府进步到豪华无比的程度,就无法解释。

  若说进步,早在1980年代,台湾比大陆进步得多,就是现在,台湾的国民所得也是大陆的数倍。蒋经国去世以后,他在台北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设备家具之简陋令所有参观者感动。现在,蒋家第四代已经完全退出政坛,他们需靠自己努力工作才能谋生。对于蒋家的一些孤寡老人,台湾政府不得不定期给予一些补贴。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不喝酒,不抽烟,连茶都不喝。随着时间消逝,指责蒋介石本人及其家族贪污腐败的声音,已不大听得到了。

  早在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最终,是陈伯达在内战中完成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这种说辞,系完全捏造,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

  关于当时四大家族的财产,历史上有记载的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 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它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而这些,又是当时左翼报纸常见的文章,类似这种文章都是猜测和估计之辞,没有半点具体的证据。

  二,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有载: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但是,这也是日本战前常见的攻击国民政府的老一套资料,类似的材料多如牛毛,曾经大量提供给汪伪用来攻击国民政府。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证明。

  三,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其实,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中央进行汇报。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介石曾经三次下野。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介石也无法随意使用。这些在著名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详细的大量资料证明。

  那么,四大家族的"腐败",到底真相如何?事实可以为证。

  先看蒋家。蒋介石的清廉已有了结论,那么就看其妻宋美龄。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自1991年赴纽约定居后,只有一次问起外甥孔令仪:"钱够用吗?"孔令仪回答说,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过问金钱之事。宋美龄初时与小外甥女孔令伟同住长岛孔家老宅蝗虫谷,房子是大姊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买的;孔令伟1994年过世后,因长岛住宅太偏僻,冬天下雪不方便,孔令仪便劝宋美龄搬往曼哈顿住,但所住公寓为孔令仪大弟令侃名下所有,因此宋美龄在纽约并无房产。而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现南京路)附近。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实际上,宋美龄借住的纽约长岛住宅,在几十年前由孔家购买时还是非常便宜的。该孔宅1998年被拍卖,也不过卖了3百万美元。

  蒋方良是蒋经国的夫人,也是蒋家第二代最后谢世的人。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蒋方良从当年的副厂长夫人,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苏联乌拉山区的简朴习惯。1988年1月13日,她陪伴了53年的丈夫蒋经国永远离开了她。在蒋经国去世后的岁月蒋方良的生活更为不堪。由于蒋经国素来清廉,素来没有什么积蓄。她仅仅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和回白俄罗斯探亲都不能成行。

  蒋方良在1992年接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回答说,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二位市长惊叹不已。

  再看陈家。四大家族中的"陈"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他们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和特务情报,是CC派的头。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千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陈立夫在1950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时,请求出国,并找孔祥熙借了两万美金,在纽泽西州办了一个养鸡场。夫妻俩自己动手,喂食、捡蛋、清理鸡粪。还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陈立夫在家中自制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亲自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火灾几乎烧光了他全部的劳动成果。陈立夫毫不气馁,重头再来。他一面养鸡,一面研
究传统道德,著书立说,直到1969年才再度回到台湾;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2001年2月8日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他曾开玩笑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本家把我列入四大家族(四大家族这个名词是陈伯达发明的)。如果我那么有钱,还用得着到纽泽西养鸡吗?!"

  三看宋家。宋家比孔家和蒋陈二家都要好一些,主要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本都是商人出身。宋子文还算一个外交家,孔祥熙则是单纯的商人。宋子文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档案,都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由于当时宋美龄,蒋方良等人还没有去世,宋家要求其中17箱的机密文件保密十年,禁止民间人士阅读。随着二位老人的去世,这些资料为美国方面全面解密。资料中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会计制度极为严格,这种签名非常严谨,绝不可能作假。从遗产分割书来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他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经过20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20年内美国房价升值大约7到8倍),除去税收以后不过400多万美元。虽然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富人,但和当前被揭露出的一些大陆高官的财富相比,却不成比例。

  四看孔家。实际说起来,孔家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势力强大;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20年;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从后世看来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时间。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账面数字就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就达700万元。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9.18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得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8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此时,国家财政形式艰难到了无以形容的局面。由于抗战开始几年,中国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全面封锁,沿海重要城市也大多被日军占领,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而国民政府此时要维持一支400万的军队,还有数以千万的逃往大后方的中国难民和大小的政府机关的职员,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局面。孔祥熙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战时经济制度,虽然到了后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法币也几乎成为废纸,但是中国的经济在抗战中始终没有垮掉。中国几百万军队虽然粮饷不足,但是仍然始终保持必须的供应,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战。到了1944年由于孔祥熙几次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当时美军在华建设了几十个机场,费用都由国民政府垫付
,耗款上亿)和希望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引起美方人员的厌恶。后在1944年,要求蒋介石让孔下台。孔于1945年辞职,从此不问政治。1947年秋,孔夫人宋霭龄在美病重,孔祥熙赴美照顾,就此在美国居住十多年之久。

  而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赚取了巨额的财产。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界,收入也颇丰。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经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担任公职的时均是国民政府经济最为困难的期间,各国援助抗战的资金都是杯水车薪。孔就算有心贪污受贿恐怕也找不出这份钱来。1945年滇缅路开通,美国开始加大援华力度的时候,孔已经下台,根本没有大额贪污的机会。

  有人诬陷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在孔祥熙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最终,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而且这些存户中,大部分是侨居美国经营商业的华侨,且都在美国居住年代很久。由于美国金融界有保护每个储户隐私的法律和传统,所以当时没有透露具体每个储户的财产数。不过,这5000万的存款中当然包括孔祥熙,不管孔家占5000万中的多少比例,都说明其绝对称不上巨富。……

  了解到这些真是事实后,大陆人还能相信政治和历史教科书吗?!

  转自颜昌海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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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1日星期一

陈有西: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文革"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甚至堂堂宪法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取这一惨痛教训,改革三十年既是经济改革的三十年,也是法制建设突飞猛进的三十年,法律条文迄今大致完备,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惟此,今年"两会"中,吴邦国委员长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如何从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转型,即如何从法制向法治转型,则是新时期朝野达成共识的攻坚目标。

  这一新时期的重点,已经是以法律规范公权力。以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权。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法治思想的交锋也变得复杂起来,也有一些不和谐音符。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就跟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侧目,也令人深感向法治转型的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只是一时口误,但表现出的某些官员的潜意识,则令人担忧。它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政府需要法律时,法律就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屣。即法律是单向的,只用来约束百姓,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如果这样把法律道具化,显然,当事人眼里的法律已无任何神圣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功利性地利用法律。

  这也就不难理解,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在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的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近日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同样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抛弃的人治观念。善法之治中的法治,法治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也无法抛弃的生活方法。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一句话,只有当对法律的信仰能够深入官员的骨髓,能够在官员心中生根,法治才可能在我们国家生根,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即便是罪犯,其基本权利我们的国家法律也是一体保护的。即使追究其刑责,也是依照法律框架进行的;追究的工具、保护的工具,都是已经设定的法律,而不是让相关法律靠边站。一种行为,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都不能用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不止是无视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两会"宏旨而扬言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是冲口而出:诸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诸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诸如"与政府作对就是恶",诸如"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前途是光明的,但现实也是严峻的。要想把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治,要想向法治体系顺利转型,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是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的确如周光权委员所称,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才能让整个国家按规则有序地运行,也才能让每个人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法治国家,法律至上,刘少奇主席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 陈有西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5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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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

谢盛友:中华民国在哪里

  新年钟声敲响,突然间想起,祖辈奋斗的中华民国2011年一百岁了。中华民国,早就不是秋海棠了,摇摇晃晃,竟然也一百年了,今天在哪里呢?刚刚通过的欧盟议案,欧盟所有国家只承认台湾,并不承认中华民国。

  小时候,中华民国在"水深火热"中。上小学的时候,课本里告诉我们,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台湾同胞吃不饱穿不暖,只好吃香蕉皮。而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社会主义蜜缸里。但是,写教科书的大人忘记告诉我们,海南岛本来盛产香蕉,为什么我们连香蕉皮都没有。

  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是纳粹德国时期的宣传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德文:Man muss eine Luege nur oft genug wiederholen, damit sie zur Wahrheit wird. )在中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至少不与时俱进。在中国,戈培尔的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讲,因为某些谎言一开始就是真理,然后重复一千次一万次。

  长大了,中华民国在引号里。大学毕业后担任翻译,不久后帮助中国科协筹建中国科技翻译家协会,在筹建工作中我读到一份新闻出版署的文件,应该是翻译守则之类,其中有一条,五十知天命,仍记忆犹新:翻译要杜绝政治错误,比如,台湾一定要写中国台湾;中华民国一定要加引号 .

  后来啊,中华民国在台湾。1995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于母校康乃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题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讲,突破性地提出 "中华民国在台湾"。李登辉聪明过人,既有"中华民国",亦有"台湾",其意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承认中华民国当前处于台湾的现状。

  这么聪明的李登辉,也有人感到不爽,反对者统独皆有。统派反对者的主要论点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是自我放弃大陆的主张,将中华民国自限于一台湾,自贬国格。独派反对者的主要论点为,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并不存在,是幽灵国家,"中华民国在台湾"将台湾贬为幽灵国家之一省,自贬国格。

  国际人士,不懂中文,更不懂中文引号,也不在乎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是在哪里,经常将"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混淆。据说,不少人甚至把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寄到中华民国总统府公共事务室。

  陈水扁解方程:中华民国在中国,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国。这样的一元多次方程,反而给对岸中南海说因得果: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台湾的东西,是不适合中国的东西。难怪,中南海和陈水扁都统一了口径:台湾不是中国人的东西。

  2010年11月12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支持给予中华民国免申根签证待遇,申根签证国家共有包括西欧,北欧,东欧与南欧的二十八个国家,其在外交上都不承认中华民国,只承认台湾。在欧洲议会眼里的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

  现在呢,中华民国在哪里?2010年保钓四十周年纪念,我问老保钓如何看待中华民国。答案是,中华民国已经是历史。在德国问题研究所里,我小声问一位老前辈:"中华民国今后是否会奥地利化?"老教授回答:"中华民国早就奥地利化了,问题是中南海如何看。"

  有一点谁都敢肯定,中华民国书写历史,将留在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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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海归,海不归,是一个伪问题

  我把清末民初的海归称为第一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设计者。

  第一代海归,像傅斯年、朱�、胡适他们在欧美的经历,获得的最大财富恐怕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第一代海归不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立法领域除旧布新,也就是说,他们参与国家这台机器的设计,孙中山就是清末著名的海归,第一代海归共同创建了共和。有一些资料显示,北洋政府的高官大概70%都是海归。

  我把五十年代初的海归称为第二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制造者。这一代海归以钱学森为代表,他们的使命感和命运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国的"科技强国梦"。1950初期,中国的一切都百废待兴。当年的2500多名海归,最终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科技兴盛紧密结合,注定他们要放弃舒适的欧美生活,用他们的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来完成他们的海归使命。但是,他们只是机器的制造者,第二代海归根本没有资格和能力参与机器的设计。

  我把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的海归,称为第三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操作者。这一代海归,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与上两代海归无法相比,他们只是操作机器,服务国家,谈不上制造机器,更谈不上设计机器。

  能够保持中性,熟练操作机器也不错。可怕的是,缺乏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沦为工具。这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不但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且被机器奴役。

  第三代海归,尽管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但是缺乏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反而不如本土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国内不少自由主义者头脑清醒,进言社会和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是第三代海归的"不美",甚至耻辱。

  为什么说"海归,海不归,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你是海归,还是海不归,根本的问题是,看你有没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如果你具备了,归与不归,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这些海不归没有耻辱感。

  我们这些高考恢复后上大学的人,当年有一本帐,多少农民多少年的收入,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直至读完四年后毕业。如今,我们有没有觉得亏欠父老乡亲什么?现在留而不归,家乡的建设,我们尽过多少力?

  留而不归,是否服务当地社会?讲融入,也得有耻辱感。耻辱把我们的权利和义务"逼上梁山"。有一个自由安定的环境,让我们经商赚钱,我们好好纳税了吗?除了尽义务外,我们有奉献吗?当地残障小孩的读书问题、养老院问题、本地的公益性团体和体育俱乐部,我们参与多少?奉献多少?参与和奉献,又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和心态?

  第一代海归"知耻近乎勇",所以他们同样做到"力行近乎仁" 和"好学近乎知" .我们呢?不管海归还是海不归,都缺乏自身的羞耻感,很难"知耻"而"勇",往往堕落成"取利"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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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快评:利比亚战况

  悉:法出动二十几架战机及核航母舰战斗群,兵分两路进入利比亚东部班加西;美英舰艇发射了上百枚巡航导弹;莫斯科对外国军事介入利比亚表示遗憾……

  为此,我顾晓军仅代表个人发表快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17日晚通过的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支持美英法军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卡扎菲控制下的利比亚,是阿拉伯世界最强硬、最专制的国家。打击卡扎菲的势力,遏制反人类的行为,维护反对派的生存权,是任何一个懂得正义的大国应尽的道义与责任。

  所谓民主,不是传道,而是形式,本质是保护自由、人权、公正。任何文化冲突论、特色论,都不能剥夺其国内民众要求民主的权力。

  民众所反对的政府腐败、社会不公和政治专制,如同每个人的自由一样,是天赋的权力,谁也无权剥夺。

  谨祝美英法军节节胜利,消灭卡扎菲!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2011-3-20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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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君:先写着

  很久没写文章了,有写文章的冲动,但顾虑重重,且这一顾虑就顾虑了我几年。因为曾经写文章被抓过,很是忧心重重,想到那晚父亲给我送来晚餐,跟牢饭差不多,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父亲是个理想很大的人,但不务实,空有一身理想,且属于幻想派。社会总是现实的,父亲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双眼满是沧桑。虽然很多是自己可以改变的,可父亲从来没曾想过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性格,不过也很正常,若是改变了,岂就不是他了。但看到父亲满眼的悲伤和悲凉,家中的处境,让我实在狠不下心去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怕死,怕无缘无故从地球上消失了,因为敢说真话,而且大声的说,总是会得罪说谎话的,而且说谎话的人如此多,刺痛他们的结果我还是能够掂量出来的。我还年轻,也许人活到50岁了,叫50而知天命,反正人生就这样了,无所谓,可我担心害怕。换句话说我还没娶老婆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女人是什么味道还没尝过呢!当然我指的是我的女人。当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怕伤害到我身边的人,朋友无所谓,因为朋友,终究和我是两个独立的人,我怕伤害到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那就会让我很犹豫了。

  但人生来就是要做些事情的,死,哈,不好意思,死过三回。所以有时候也看开了,正因为人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才有这样的胆量。刀架在脖子上还是害怕的,但真正有勇气的人就要直面自己的害怕。不过我还是很犹豫,会因此牵扯到我爱的人,这是令我最犹豫的地方。我害怕她们受伤,害怕她们受到伤害,那样我会很心疼,心里骂:"你这个傻瓜"。其实还有一个忧虑,哎,但凡做什么事情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牵扯。因为文章就是思想,会影响别的人,怕会影响别人的思想。不过时间久了想法就变了,时间是个怪东西,可以改变很多,比如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性以及想法。想,乱伦文章都有人写,黄色更是泛滥。我的文章比起这些来总是要好上很多的,总不会我的文章写出来会有更多的人想到造反或者只想着和女人去发生关系。轼君杀父的文章也有人写,想起和诸位大侠相比,小小本人实在是差得很远。所以比敢写了。再说任何事情总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不可能一步完成的,所以我就先写着吧!不过最近一直只是为此事纠结,问了很多朋友,尤其有写文章而得罪当局的人,问写什么类型的文章。杨银波告诉我主观还是客观,不过这篇文章里面把杨银波的名字署上去应该不要紧。无事不可对人言,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把这样的事情发表出来,众所周知,也当是种尝试吧!什么都要尝试的,望不要怪我。他说主观客观,说了一大堆。我觉得很受用,于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主观上我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客观上我看不惯这个社会,总觉得信仰上有些东西冲突,所以我属于对于政府而言叛逆的人,但不是叛反的人。我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人民,忠于为人民谋实事的人。自然就反抗那些喜欢在妓女床上叫嚣着的官员和令人很不舒服诸如文强之类的人。

  所以要写。但人要冷静,要心平气和,一时情绪充过脑顶,奋笔直书终究是情绪在作怪。心平气和才是真正的持久。先写着去吧!谢谢杨银波,谢谢唐,我的挚友。谢谢卢,帮助过我的人。多谢各位支持,让我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刺心,望发表此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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