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6日星期六

张志成:舆论应止于一般事实和价值反思——对杭州飙车案的评论

  建立法治国家,是凝聚了数十年来仁人志士思考和奋斗的智慧、并已经转化为全社会基本共识的光辉理想。对于实现法治而言,舆论是必不可少的支撑。不需引经据典,经验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全体公民在互联网上发布言论的自由程度的空前提高,一个又一个贪官被揪下了马,一个又一个丑恶的社会现象得到了纠正。近的如南京江宁区的房产局长,远的如孙志刚案。缺乏舆论监督,实现这样高效率的法治进程和大幅度的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尚未形成舆论与法治进程的良性互动,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舆论对司法机关抱以本质上的怀疑态度,而司法机关则对舆论抱以消极应付的态度。这里面既有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因素,比如,官、民之间的地位问题并没有在文化上加以清算,尚处于十分幼稚的"官大"还是"民大"的争论进程中,没有建立起法治社会所必须的公民权利至上的民主主义、高度尊重法律确定的官员和专业领域客观形成的专业人士权威的职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现实的思想文化因素,比如,对腐败的历史性、客观性认识尚未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清官社会的理想主义完全支配了政府和公民的思想和行为等有关。近日突发的"杭州富家子弟飙车撞死人案"(以下称飙车案)的爆发更使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舆论与法治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把飙车案件的法律要素抽取出来,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一是事件性质很清楚。肇事者和受害者互不认识,不存在钱、情、权的纠纷,肇事者没有谋害受害者的故意,从执法部门来看,基本可以认定是一起交通肇事。二是违法情节很清楚。肇事者超速。无论是参与讨论的社会各界人士还是执法部门,对这一情节都认同,不过是对超速多少存在争议(而且很多参与争论的人甚至分不清楚70迈和70公里,70迈是70英里,大约相当于110了)。存在改装车的嫌疑。三是违法后果很清楚。受害人当场死亡。按照这三个清楚的判断,那么,事件的法律后果也很清楚:第一,肇事者的交通肇事罪基本可以成立(当然,要等待法院判决),二,肇事者需对受害者进行民事赔偿。属于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案件。

  问题在于,如此之清楚的事件由于搀杂了一些法律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舆论与执法部门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冲突。而按照法治的精神,许多冲突执法部门是根本无法、无权、也无义务解决的。

  那么,其中哪些问题执法部门在首次及时面对新闻界和社会公众时无法解决呢?第一,是不是富家子弟的问题与执法无干。执法部门的职权仅仅就自己的职权范围对事件本身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调查和性质判定,肇事者富不富执法部门无法决定,当然也无法据此作出职权范围内的什么调整。而公众在执法部门没有做什么的时候,预先设定其可能会因为肇事者身份问题而作出从轻处罚的决定,并根据这个设定在舆论上对执法部门施加压力。

  第二,肇事者的态度问题。肇事者在遵守了法律规定(肇事后并没脱离现场,而是等待处理,符合法规的规定和交通执法部门的要求)的情况下,暴露出的缺乏同情心和教养并不能作为执法部门处理事情的依据,但这却是舆论惩罚的依据,在这里,执法部门只能保持沉默,因而和舆论导向必然发生背离。

  第三,超速和改装车的问题。作为执法部门,其所能做的只能是作出初步判断,最终事实的认定首先要通过法律授权的技术部门确定,并在法庭上进行质证后方能确定。要求执法部门当场给出超速的客观数字,并要符合目击人的描述(而无人去关心目击人描述的客观性。目击人对现场的感受与其认知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之后舆论的相互影响有很大关系,其描述准确度的确定以及通过其描述还原事实是一个复杂的科学过程),要求执法部门马上给出汽车改装的确切结论,不仅不合乎法律,也不合乎科学(例如,有一个报道就明显不符合简单的事实:开始说肇事者车速在150公里,然后说肇事者撞人后又开了50米才停下。如果车速150公里而没刹车,那么,由于惯性定律,绝不可能停在50米开外,如果是停在50米外,那么,按照常识判断,其一定刹车了,而且车速度不超过90公里)。

  第四,现场打电话问题。肇事者的亲属现场打电话,试图摆平事情,这恐怕是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的习惯做法。问题是,这个做法对错姑且不论,执法部门不可能根据这一情节进行法律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判断。但是,肇事者的这一做法却由于"摆平"这一情节与执法部门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激怒了舆论,因此,舆论一边倒地将批评指向了执法部门。

  表面上看来,舆论和执法部门的结论存在激烈的争议,而事实上,由于执法部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根本作不出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判断,因此,舆论与执法部门的争议表面上很激烈,世上竟然根本不存在。但是,关键还不在于这一点,关键在于,舆论试图根据自己的判断,影响执法部门根据自己职权作出法律决定的权利。例如,讨论肇事者是否应该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起诉(这种案例是有的,例如,北京飚车闻名的二环13郎以及在三环上追逐,开斗气车的一名肇事者都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并预先作出判断,认为执法部门不可能这样做,同时,就预设理由:如果不这样做,那一定是拿了肇事者的好处。通过这样的逻辑,把执法部门置于前有狼、后有虎的境地,试图逼迫执法部门就范。看起来,舆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舆论看起来甚至可以通过"良心""公正"等道德符号来剥夺执法部门的职权和法律上实质"公正"的裁决者的地位。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慷慨激昂,一呼百应,舆论却根本不具备实现实质正义的条件。如果我们试图建立法治国家,就应该了解,法治依赖公正的程序和在这个程序基础上的实质的正义。舆论得到的事实是片面的,并不具备法律上的证据意义。举个简单的例子:车的改装一般来讲是被禁止的,但是,在有些地方,经过职权部门的批准,可以进行某些改装。但是,假如肇事者的车辆真的是经过批准的改装,那么舆论一定再次哗然,而从法律上讲,这个违法情节就不存在了。即便其被批准的过程涉及某种程度的腐败问题,但只要该决定的作出属于法律规定范围之内,那么,其决定就代表行政部门,就具备法律意义,执法部门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判断事实。再例如,车的超速与危害公共安全问题。执法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进行属性判断,但是,无论是以交通肇事罪起诉还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都属于权力机关的职权,根据法律规定,不受任何他人干涉。而舆论能接受这个符合法律精神的要求吗?

  事实上,舆论所能及的,只能是以下几点:第一,一般事实。例如,某人死去了,这样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的法律属性只能并只能由执法部门作出。第二,基于一般事实而对执法程序的监督。例如,在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接受财物等事实,并予以揭露。同样,接受财务的法律属性也只能由执法部门作出,并根据执法部门的决定来确定下一步的执法进程。第三,对执法部门的决定进行理论意义上的讨论。也就是根据变动不居的社会价值和客观需要,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进行反思,并进而凝聚社会共识,为法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思路和方向。

  那么,出现执法与舆论冲突的现实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执法部门公信力的缺乏。这主要是由于腐败造成的,而由于我国传统中的清官思想和现实中的理想主义因素,全社会难以接受有限正义的客观事实,对执法部门的公正性抱以高度怀疑态度,从而使执法部门与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进而使社会的关注点和兴奋点难以集中在真正能够帮助受害者实现正义和公平对待的法律问题上,而是在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纠缠不休。二是对道德制高点的争夺。从法律意义上讲,一个具体的执法部门并不需要道德制高点,因为其权威是法律确定的,其主要职权是解决法律问题。但是,由于我国传统上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仍未消退,而新附加的意识形态又给予了每个执法部门新的道德义务,因此,执法部门一方面主要通过遵守法律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却无法离开道德的支持。从舆论角度看,其能行于世则完全依赖道德支撑,进而,舆论就掌握了对待执法部门的法宝。而在具有代表意义的法治国家,例如美国,法院根本或者基本上不在意道德的制约。辛普森案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100%的人认为嫌疑犯该判重罪,法院则只尊重程序和事实,由于检察官取证程序违法和证据不足,虽然老百姓早就形成了心中的确信,但最终辛普森无罪释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检察官取证违法不能不说与其试图掌握道德制高点有关,是在舆论支配下的卤莽行为。

  从飙车案可以看出,我国的法治文化建设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目前,剥离道德或者意识形态与司法部门的关系以及建立职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司法部门只能尊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只能按照法定程序,根据自己的职权进行裁决。而舆论所能做的是,通过对事实的发现,监督执法的程序,支持实现具有实质意义的法律上的正义,而不是把道德当作大棒,盲目地根据仅具有道德符号意义的事实去干涉执法部门的权威和法律赋权的判断。同时,对于腐败,既要通过舆论监督不断发现,不断清除,又要承认其历史性、客观性,在相对正义、有限正义的基础上讨论道德问题,反思法治问题。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0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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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普世价值?甚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元解

  有没有普世价值?甚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元解

  张三一言

  因为专制意识型态提不出人人认同和可以接受的价值,反专制的一方能。於是专制一方多数对此不作声或作尽认同的姿态。唯独共产党一党专政敢公开对抗。这有两个理由。一是共产党说谎、真理真相为需要服务、强词夺理已经成为文化,已经成为习掼;二是它有国内垄断的宣传机器、有包养着的大多数国内文人、有大量被数买被统战的国外媒体,还有一大批国外义务御用文人,加上五毛们为它吹打作威。它比非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有力量得多:它有把谎言说上万遍变成事实和真理的能力。它也就大胆得多,就是敢在自由民主势不可挡的今天,公开和普世价值对抗。同时中国人多数成功地被洗了脑,极容易也乐意接受共产党的谎言和谬论,所以,它的宣传成效显着。

  反普世价值论者的理论原点是,世界上不存在所有人都认同的价值,所以,没有所谓普世价可言。你自由民主提出的普世价值,我们就不认同,既然有人不认同,就不可能是普世的。他们的战略是自说自说不断纠缠。所以有越争论越糊涂的迹象。

  我认为可以从普世价值的"元解"破解共产党的说词。

  这里的"普世价值"以人权和平等作例。讨论时不说理论,只举实例。

  我的讨论是承认共产党的"要人人认同才能算是普世价值"这一判定。

  请胡锦涛、贾庆林专制者们回答:你不能使用、要由别人使用你袋里的钱,你愿意吗?有人可以任意打你骂你禁止你吃你喝,你接受吗?

  你们不愿,我也不愿,正常的人都不愿。这不愿就是要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利和人权,既然所有人都要这种自主权利和人权,那么这种自主权和人权就是普世价值。

  请胡锦涛、贾庆林专制者们回答:你们为甚么反对国民党政权?你们主要的理由之一是国民独裁(独霸权力,不公平、不平等),现在中国人反对你们的理由也和你们当时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理由完全相同,可见"平等"是所有人认同的。这个平等就是普世价值。

  或者共产党的御用理论家会说,现在共产党反对民主,在逻辑上显然是反对权力和权利平等的,所以,不能说平等是普世价值。这个说法成立吗?

  那么再请胡锦涛、贾庆林专制者们回答:如果你们的政权被人推翻了,新政权立法规定,原共产党员和所有党政官员都不可以参政、议政,不可以经商,不可以拥有自由的房车和住宅,不何以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地区等等,你接受不接受?你不接受,就是说你实质上是要求与别人一样拥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人人都要求这样的权利,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成立。

  由人权、平等推导出普世价值成立,同理,我们可以推导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一整套现代人类文明是普世价值。

  这套普世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人们必须认识、认同、接受和实践的。

  如果有人要反对现代人类文明是普世价值,请你先申明,放弃的自己财产、配偶的权利,可以任由别人处置;还要申明,任何人都有任意辱骂打杀你的权利。

  如果你不敢作如是申明,就证明你坚持与别人同样的权利。这权利就是人人都认同和接受的,它就是普世价值。

  200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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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政治需要”到如此地步

  据12月16日四川新闻网报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被称为"微笑天使"的林妙可假唱《歌唱祖国》,日前入榜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的"2008年十大丑闻",位列第十名。关于林妙可假唱的新闻,8月12日中新网已有报道:开幕式上那个稚嫩、真挚的声音来自一位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而非林妙可。杨沛宜之所以落选,据说是考虑到她的对外形象,是为了国家利益。

  固然林妙可比杨沛宜可爱点,但她缺乏杨沛宜甜美的歌声。偌大的演出场面,人反而不突出了,突出的是具有穿透力、打动人心的歌声,这才是重要的。如果硬是嫌人家不那么可爱了点,难道偌大的中国就找不出一个声音和形象俱佳的人了么?而非要拿虚假的东西欺骗人?与其拿假唱蒙人,我宁可接受不太"可爱"的杨沛宜;更何况杨沛宜小朋友本身就不丑。

  但林妙可和杨沛宜两个小朋友是无辜的,她们因"政治需要"给世界演了一出双簧戏。但这出戏不仅伤害了所有热爱奥运的人,也伤害了孩子们纯真的童心。她们成了"政治需要"的牺牲品。这让我想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了孩子们能迎着太阳上学而调整法定时间,就不由得为这两个孩子感到悲哀。

  我不知道"对外形象"有怎样的标准。但从这届奥运会,我才开始有些模糊的印象。从物到人,都在极力打造"中国制造"。就光是"人",可能还有不同年龄段或者不同职业的种种标准"对外形象"。小孩就要像林妙可那样可爱的;妙龄女子大约就像那众多有如三千粉黛的司仪小姐,一袭旗袍,袅袅婷婷,婀娜多姿,端庄又不失妩媚风情万种;老人呢,呜呼,我想不来了——大概不是重点输出的"对外对象"罢?

  一届奥运会,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招数都用上,从头包装到脚趾头,套用邓爷爷那句名言来说,就是"不管烂招好招,只要把奥运会搞好就是绝招"。为了完美,为了"对外形象"博得客人一笑,不惜作假蒙人。不过想想,似乎也可以理解,毕竟百年一遇嘛,就像穷惯了的人突然某天发了要举办盛宴,得好好张罗,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名媛佳丽,图的就是一个皆大欢喜。这也难怪罗格观看奥运会开幕式后要大为赞叹:"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体育盛会!"(当然,国内的官员们会这样总结:"这是团结的盛会,这是胜利的盛会!")也难怪老外大为惊叹,眼花缭乱,乐不思蜀,无心恋"战"了,甚至传闻有老外对倾国倾城的司仪小姐"非礼"了。

  我不想多说那些说烂了的所谓的奥运会的诸多涵义和意义,我只说竞技体育的真实性。竞技体育展现的是人类对自身体能极限的挑战,这种挑战和竞争,是在一种公正、公开、公平、真实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是一种违反规则的行为。所以,人们观看运动会,首先是建立在一种真实的基础上,再来欣赏运动员在竞争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和拼搏、团结与合作等诸多精神内涵的。否则还不如回家看武侠片来得爽。延展开来,举办一届奥运会,也要基于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

  当然,北京奥运会,从效果和成绩来说,的确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这种成功,是靠撒下430亿美元巨资得来的。这种豪奢也是前无仅有的。据数据显示,中国奥运430亿美元开支,相当于2007中国卫生医疗支出97亿美元的四倍,是当年中国教育支出157亿美元的三倍,是2004年雅典奥运的3倍(开支160亿美元)、悉尼奥运的27倍(开支15亿美元),亚特兰大奥运的25倍(开支17.2亿美元)。投资这样的阔绰以致使得后来奥运承办者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如此,这次奥运会中国运动员获得金牌第一,奖牌总数第二的成绩——这也是前无仅有的。于是乎,中国成为体育强国的豪言壮语充斥着一些媒体头版。——这些,使我们在世界面前,挣足了"面子"。不过我只觉得,金牌再多也与我无关,因为它是属于那些关起来闭门苦练的运动员们的,因为我拿着篮球在小区附近转了几圈都找不到可以一展身手的球场——不是这收费,就是那关着当作收藏品用(譬如学校)。

  原来奥运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外形象",奥运会的一切要从"政治需要"出发。联想到我们的领导口口声声对外发表奥运会与政治无关的话,我就想,也难怪人家老抓着你的这个辫子不放。于今,林妙可这个"对外形象"上了《时代》评选的"十大丑闻",不知当初那些让林妙可假唱的人是何滋味?又对国人有何交代?

  不过,我们也甭幻想着那些人对你有什么交代,汉语词典里早就替他们准备了极好的词语:"瑕不掩瑜""无伤大雅",更何况,连罗格都说"无与伦比"了,你U.S.A的Times再嚷嚷我也安然不动稳如泰山,"任尔东西南北风"吧!至于,国内一些感到愤愤的人,就更不屑一顾了,也许,因为,你不代表人民群众!

  只是,代表不代表没关系。但作为这个国家的子民,面对一场用虚假和巨资堆起来的奥运会,我丝毫不感到自豪、骄傲,更多的是一种耻辱和悲哀。

  (2008-12-17)

  题外话:为了孩子,忘却耻辱和悲哀

  关于林妙可假唱的新闻,直至12月17日我上凯迪社区,看了有关《时代》评选"2008年十大丑闻"的消息才知道的。记得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诧莫名,尔后,上网Google一下,发现8月12日中新网便披露了林妙可假唱的事。为此,我懊丧不已,竟然后知后觉到如此地步了!但接着便是有些被欺骗了的愤怒了,于是便写了上面这些评论文字,分别贴在凯迪社区和精英博客。

  在凯迪社区,关于开幕式假唱的帖子有四五个,其中评论文章只有我这一帖。网友反应迅速,跟帖热烈。我浏览了几个相关的帖子的跟帖,发现许多网友也是惊诧莫名。——我疑惑了,怀疑起我的后知后觉的真实性来了。于是,再Google一下,原来,当时这个事件披露后,迅即地,相关文章便遭到删除、屏蔽的待遇了,我稍稍有点明白;接着在阅读网友的跟帖时,一网友惊呼最初发布《时代》"十大丑闻"的四川新闻网已kill掉了NO.10,摇身一变成了"九大丑闻"了,我的疑团渐渐打开;下班回到家,约摸晚8时,打开电脑,进"猫眼看人",我那个帖子还高高挂在首页,可惜没过十来分钟,便遭锁帖的待遇了。刚开始,我还有点愤愤然,后思忖一下,便豁然开朗了,聚集一上午的疑云顿散。原来一切皆是"政治需要""家丑不外扬"惹的祸;所以,我才在将近半年后才知道这件事,才明白向来推崇"十大"病的国人突然改为"九大",才明白凯迪锁帖的意图。当然,正如有部分网友所说,《时代》所选"十大丑闻"在尾巴上加了个大洋彼岸的林妙可,难道不也是"政治需要"吗?好像是,也好像不是,"是",在于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在于这事本身已是事实,奥运会是属于国际性事件,当然也算"大"了。当然,不管怎样,这"十大丑闻"是一家杂志的观点,当然,其中不排除有那么一丝"政治需要"的成分在内。

  然而上面的是是非非,都不谈了罢,——一想到那两个孩子和两个家庭,尤其是林妙可及她的家庭,从事件披露到现在上《时代》,也许正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尚能为孩子们实现迎着太阳上学的愿望,而我们还不能放过两个无辜的孩子么?虽然她们是被人推到这个悬崖上来的。想到此,凯迪锁帖,如果是如斯考虑,则善莫大焉。

  为了孩子,有时忘却也是好的,耻辱,愤怒,或者悲哀。

  或许,忘却也是为了政治需要。

  (2008-12-18)

  来源:苗蛮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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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尹:现在是否是政治改革的好时机?

  从1901年清政府开始明确的现代政治改革开始算,108年过去了,似乎应证了中国历代政权更迭的规律,短命的民国(1911~1949)之后,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现代化政权,到现在也60年过去了.

  在这60年中,中国继续经历着全面落后者改革的阵痛,在一阵眼花缭乱的共产化,跃进,文革,开放,学生运动等大戏之后,终于在1992年开始了中国脱离封建王朝后,至今为期最长一段时间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

  18年过去了,经过全国人民只拼经济不动政治的努力,中国经济终于有了世界一席之地,政府成了世界财主之一,中国也同时成为腐败遍地,法律空洞化,贫富差距举世瞩目的大国.

  刨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和中国媒体管制下的歌功颂德,恐怕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经过思考都会有几个疑问,中国能以这种模式继续和平进步么?如果能,还能继续多少年?如果不能,需要什么时机如何去改?

  作为现代意义的国家公民,都会懂得目前中国是一个集权和民主混合,垄断和竞争同在的独特国家.在如此大的矛盾下平安而且经济进步了18年,应该说是成就还是运气呢?

  无论横看还是纵观,历史和经验其实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因为任何国家都是与众不同的.个人的答案是:这不是运气,而是经历了太久的动荡之后,民心思安和政府思稳的结合,如果说放手不管任民发展算是经济政策的话,恐怕这是上述局面的主要基础.

  更重要的是前面几个疑问的答案.个人的答案是:目前的中国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要么和平,要么进步,中国在未来2年内将走到政治的分岔口.

  历史是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事件并不是为了纪念什么周年或者因了所谓规律而发生的.随着18年来的矛盾积累并愈演愈烈,人民对政府尤其地方基层的信任已达冰点.民间起义在这个时代早已不可能,但到了需要人民信任才能配合的时候,政府会遇到麻烦了.而现在的经济危机,就会出现这种局面.当种种哪怕本意是利民的措施发布时,除了直接的金钱,没人相信哪怕是半年后的政策.民间人人自危,尤其是青年人,对政府已经到了除了依附,就是反对的临界点.

  经济危机中的中国,之前可以用之前的经济"小手段"一一化解的大小问题,现在反而会越化解越多,各层政府变的工作繁忙压力巨大,因为不信任,人民也有相对的"小手段"来维护自己.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没有任何效益徒增矛盾的内耗上面.

  2年内当经济危机的影响最大化的时候,在很多人损失巨大的时候,会自然出现有能力的人来推动政治变化.那个时候:

  如果选择和平,继续硬撑现在的模式,政治将彻底走向黑暗,党政纳粹化特务化等等将无可避免,中国将再次走向恐怖政治,经济也将缓慢发展,富人纷纷选择移民,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的梦想彻底破灭.

  如果选择进步,在各国均为了自身努力无暇东顾的时候,也将是好的时机,但面对损失巨大和不信任的人民,很难想像选择进步会不带有乱象.这种混乱不至失去政权,失去一党独大则是有可能的.

  政治改革与否,已经到了必须回答的时候.壮士断腕还是恐怖立威,2年内我们将看到答案.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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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栋:美国政府债券——并非安全天堂

  美国政府债券(Treasury Bonds)是投资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全世界的投资人士都很关心美国政府债券的未来走向。我想在这里讲几点对美国政府债券的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和指正。

  因为美国政府不会破产,并会定期偿还本息,所以投资美国政府债券被很多人看着是投资安全天堂(Safety Heaven).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和三十年期间,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的回报远高于同期的股票投资回报。

  但是,从现在开始的五到十年里,美国政府债券将不再是投资安全天堂。它的投资回报将会令很多人失望。现在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影响美国政府债券未来投资回报的几个因素。

  在供需关系方面,美国现政府财经领导人(盖特纳/贝南克/萨默斯)都被凯恩斯(Keynes)理论所主导,会采取一切措施来刺激经济复苏。其结果就是政府巨幅财政赤字,并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债券来举债,从而增加了美国政府债券的供给量。美国政府刚把每季度拍卖长期政府债券改为每月拍卖长期政府债券。在需求方面,美国民众财富缩水,没有太多的钱来购买政府债券;亚洲各国的央行也不傻,不会再闭着眼睛来买美国政府债券。同时,因为金融危机,亚洲各国对美国出口下降,也没有钱来买美国政府债券。所以从供需平衡看,未来对投资美国政府债券不利。

  从利益取向看,美国从政府到个人都被沉重的债务所困扰,所以通货膨胀有利于美国人减少债务负担。如果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发生通货紧缩,那无异于美国人受亚洲债权人剥削。对于强大的美国,这一点是根本无法接受的。而发生通货膨胀时,政府债券的价格会下降。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美国会发生通货紧缩,而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并把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跟九十年代的日本和三十年代的美国比。可是,九十年代的日本和三十年代的美国都是债权国,而现在的美国是债务国。三十年代的美国实行的是金本位,限制了美元的发行量,而现在的美国可以无限制的印钱。有人说,从宏观经济上看,黑帮大佬造假钞和美联储印钱并无本质区别。而一旦发生美元贬值,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回报肯定受损。

  从历史数据看,从六十年代到现在,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处于历史低点,即美国政府债券的价格处于历史高点。从投资的角度,低点应当买进,高点应当卖出。八十年代初,美国长期政府债券的利率在15%以上,而现在美国十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才3.2%,在去年底则更低。从这一点看,美国政府债券的上升空间有限,而下跌的幅度和概率都很大,并非媒体中讲的投资安全天堂。

  说起美国的媒体,它们远非许多人想象地那样客观公正。如果说美国的媒体误导民众是冤枉它们的话,那么说它们在股市震荡中兴风作浪却一点都不过分。最近股市反弹的幅度很大,在不远的将来会回吐下跌。那时如果你听信媒体去买美国政府债券作为安全投资的话,其长期回报很可能会令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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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5日星期五

时寒冰:从房价到经济,地狱亦或天堂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思之一

  引子

  加勒比海之行,注定会改变我的一生——仿佛进入一种顿悟的状态,让我更深切地感知这个民族的苦难,更爱这个民族,也得以比过去更清晰地反思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

  一切仿佛突然立体的呈现。

  我将对许多经济问题努力解读和剖析,以试图找到最接近真实的答案。

  2008年末,中国出台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源于对经济走向的何种认识和判断?房市、股市将走向何方?支撑中国经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经济豪赌的结局会怎样?中国干旱时,美国人为何大肆囤积石油……

  动笔以前,我把Bob Marley的歌曲《Get Up, Stand Up》放到了sohu博客(回国的时候,花40美金买了一张Bob Marley的DVD专辑),听得我满眼热泪,忍不住伏案抽泣……

  ……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决策过程是透明的,整个经济决策过程,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作为人口主体的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通过其选举出的议员等政治代表,得以充分表达并在投票决定环节得到体现。

  这种决策,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保护和尊重,体现在经济运行形态上,用我们的话说是"又好又稳"。奥巴马救房奴而不救投机炒房者,亦根源于此。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过去,对这些教条性的界定,没有感觉,现在才突然醒悟,原来,这种枯燥的界定中到底包含着什么,又与民众的利益有什么关系。

  经济现象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是各种利益集团(普通民众亦属自身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学生时代,我曾对西方民主乃是金钱决定的宣传深信不疑,现在我知道,我忽略了金钱选举中的金钱到底流到了何方这一根源因素。当我知道了不同候选人所在的党派,为了讨好民意,争相在公共设施方面的巨大投入和给民众发的冰箱、机票等实实在在的"布施"后,才幡然醒悟,原来,金钱选举中的金钱是让民众实实在在受益了的。

  民众权力决定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主导的经济政策,又怎么可能严重甚至持久地伤及民生?民众权力也有被利用的时候,但是,这种利用却可能因下一次选举的到来而被终结,所以,他必须收敛!

  这是一种良性的自我修正的机制。

  我发现,民生问题、我主张的民富问题,其实,根本不是经济问题。住房问题也不是。我以前是个傻子——现在也是,不然就不熬夜写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公益文章了。再次强调:写作此文乃是基于一位公民的最基本的责任感,是出于对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的爱,也是基于我在爷爷坟前的承诺。

  (一)豪赌2009

  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像中国这样对外依存度畸高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孤立发展的。但是,习惯于大手笔运作的决策者,对中国率先复苏的美妙结局深信不疑。在许多人看来,2009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挺过这一年,就一切万事大吉。因此,当小阳春成形时,没有人怀疑信心比黄金重要的预言会存在什么瑕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黄金比信心重要。

  黄金好比财富、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有了这些,你自然有足够强大的信心。信心源于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而没有财富积累、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就业机会的状态下,你即使能够无中生出信心来,也很难维持下去。尤其是在生存压力巨大的当今中国,人们需要信心,更需要支撑、滋生信心的经济基础——在找对象都先看你有房没房的今天,无中生信心忽略了基本的国情,并非现实的逻辑。

  信心不是号召出来的,是自然生出来的。

  因此,我注意到,在危机过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减税:对个人减税,让其拥有更多的财富去抵御危机;对企业减税,让其有渡过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宝贵机会,继续提供最最重要的就业机会。

  这是帮助民众和企业,滋生信心的最重要的前提。

  我注意到,没有哪一个国家舍本求末,或者南辕北辙,保持个税免征额不变,或者不惜倾一国之力,维持高房价,也没有哪个经济体,政府亲自操刀,为股市炒作拼命制造题材。更没有哪个国家,促使效率低下的垄断国企继续扩张而压缩效率更高、更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某种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的未来,是一个经济体能否顺利挺过经济危机的最终决断者。

  因为,让民众和企业存活,是应对危机的根本,是重中之重。这是真正能够促使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源。有了民众与企业的财富积累,房价、股市,一切的一切,才会水到渠成。

  房价的下跌是一个泡沫挤压的过程。当房价下跌到与民众的购买力相对接的程度,成交量自然会激活,而如果人为维持高房价,成交量低迷,其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反而会被抑制。或者,成交量在高房价下被以欺骗等手段激活,而使民众在住房问题上花费高昂成本,无钱在其他领域消费,同样会抑制内需,制约经济的发展。

  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

  有什么的因,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果。

  正因为相信"2009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挺了这一年,就一切海阔天空,就好比深信,把所有的炮弹都倾斜到一个高地上,拿下这个高地就能彻底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一样。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自2008年9月份以来,中国刺激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到底是围绕什么展开,又为何是以那些形式表现出来的根源了。

  既然挺过2009年,就万事大吉。那么,救市政策就容易变成一场豪赌,赌过2009年,迎来新生。于是,经济政策变得简单了,注入资金成为首选:

  1月份,新增贷款1.6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2月,新增贷款1.07万亿元,同比增长24.17%;3月,新增贷款1.89万亿元,同比增长667.97%(此三个月完成4.58万亿元——2008年倾其一年完成的信贷增量,在2009年只用了一个季度就完成了);4月新增贷款5918亿元,与2008年同期的4639亿元相比,增长了27.57%.

  救市政策演变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豪赌,赌资是一国经济。

  我看到新闻有诸如这样的报道:"4月22日,央行召集主要银行分管信贷的高管开会。央行主管货币政策的副行长易纲在会上表态,从2008年11月以来,信贷快速增长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他强调央行不会搞信贷规模限制。"——2009年5月6日《财经网》。

  资金真的可以如此不加任何限制的倾注吗?

  2008年在上半年,在许多企业因资金短缺被迫求助于高利贷,最终导致6.7万家企业命丧黄泉的情况下,央行抱着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不松手,惜贷如金,在许多企业尤其民营企业倒闭后,这些资金又漂泊大雨般降落,银行为了完成贷款任务,到处找企业放贷款,尽管明知在投资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这些资金会流到股市、楼市,仍然轰轰烈烈的投放。

  满城尽下人民币。

  经济政策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吗?

  在去年年底干旱的时候,我在几次演讲中断言:"中国只要干旱,美国一定会大批量囤积石油。"尽管有此判断,但等数据出来后,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8年12月,美国的原油进口量由11月的2.616亿桶骤然增至3.1983亿桶,截至今年2月上旬,美国商业原油库存达到惊人的3.5亿桶,石油战略储备超过7亿桶,除此之外,美国各大石油公司的大小油船装载的原油还有8000多万桶。微妙的是,今年2月,油价跌破了每桶34美元。

  随后,中国旱区下雨,美国囤油增长趋势噶然而止。两者的时间点切合得天衣无缝。

  我不是阴谋论者,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战争一直都在进行中。

  这中间到底是怎样的联系?

  (二)玩火者易烧身

  对于美元的走势,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已经做了前瞻性的分析。美元的贬值趋势是必然的。相关联系,已经做了一些分析。这同时也是我"资源为王"观点的重要判断依据。许多人看了这本书后,马上去买资源类股票,获利丰厚,也算是一个附带的结果。

  经济现象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

  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我同时讲了2008年6月25日,当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采访我时,对于处于140美元一桶的油价,我断言油价将暴跌的部分分析过程。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去年还在大国意识的复苏下跟美国碰撞的俄罗斯,是不是已经偃旗息鼓?

  经济搏杀胜于一切现代化的武器。

  而中国正在把自己套在绞刑架下,要么升天,要么步入地狱,经济走到今天,中国还有选择吗?

  到了一定时候,没有选择而坐等别人的判决,这才是最要命的。

  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预言:世界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这轮将超出几乎所有经济体承受能力的通货膨胀中,最脆弱的中国能够继续演绎"风景这边独好"的神话吗?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消费不足,而庞大的投资计划及出口退税,仍在继续强化投资和出口,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正在中国访问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委婉地指出:一个处于发展中的相对贫困的国家,对世界输出这么多资源是"不多见的":"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跟1975年的韩国类似。目前,即使墨西哥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没有哪一个单一产业或者单一政策可以让产业升级,这需要过程。没有哪一两个国家能充当火车头作用,引领世界走出经济困境。走出经济困境需要每一个国家去努力。"

  但是,中国却偏偏敢不计后果这么做。

  4万亿救世计划,使得中国非常缺钱——投资基建项目需要超过政府承受能力的庞大资金,通过股市赚钱是捷径。所以,才有股市的这波上涨。我在2月初的文章中指出"未来的股市走势,将超过很多人的预期。疯狂的单边市(连续暴涨或连续暴跌)可能持续上演。ZF带头炒概念,使得股市在'故事会'中走出令世界瞠目结舌的行情。"

  许多人盯着IPO,认为行情上涨的原动力在于重启IPO,其实,IPO才能"集资"几个钱?而股市疯狂获取的利润是不需要还的。但是,这有一个原则,从利益分析法的角度来看,就是以不让此前套住的人(至少是大部分人)解套为上限。因此,我此前判断7成股票(不含资源类股票和权重股)有阶段性见顶迹象,我今天查看了数据,除了权重股,超过7成的股票在调整,恰与我此前的判断相一致。而权重股的上涨,使得在题材股上获取的两倍左右的利润回收,得到了最好的掩护。而市场的狂热已经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大口吃肉也高枕无忧的地步,所有的风险都在被忽略。在只赚指数而不赚钱或难赚钱的情形再现的时候,想想2007年8、9月份及以后的股市走势吧。

  现在,回归正题,我先来解答,中国干旱为什么美国囤油。

  利益分析法是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分析方法,关键是找到连接点。那么,这个连接点在哪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四次通货膨胀,分别发生于1984、1987、1994年和2007年。四次通货膨胀都是粮食价格上涨在先,干旱将成为点燃通货膨胀的导火索。

  火焰一旦点燃,中国能够应对吗?2008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指出:"有人向我反映,国家粮库存在虚报现象,至少有两个地方粮库是空的。下面到底存了多少粮食,建议国家好好查一查!" 随后,就不断有媒体披露,一些粮库是空的。比如,2008年4月7日,有媒体报道称,马鞍山市一个存储中央、省、市三级储备粮,总容量约8万吨的粮库"去年秋天就已清仓了,没有一粒粮食"。记者探访的其他几个粮库,同样 "根本没粮可卖",有的粮库"已经有至少三年没有粮食卖了"。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中国就是三年颗粒不收,粮食也照样够吃。"可是当年南方洪水时,南方某粮库竟无粮可调。

  前段时间,中国开始调查粮库存粮问题,显出上层开始对这一问题高度警觉。

  像茅于轼等经济学家,鼓吹放弃18亿亩红线,迎合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将会导致何等严重的后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显然,只要干旱,中国就容易发生通货膨胀,美国的投机商就会哄抬油价,也更容易哄抬,中国的干旱帮助他们完成四两拨千斤的过程。然后,再以此入手,拉动资源价格上涨,向中国输入通货膨胀,中国这一脆弱的经济体(因民穷、中产阶级缺位、财富和资源集中于权贵、对外依存度高、社会保障缺位而显得极其脆弱)就可能在失控的通货膨胀下走向崩溃!

  我再次强调,如同美国拉低油价挫伤俄罗斯一样,这不是阴谋,一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的。主政者视而不见怨不得别人。或许,美国那些囤油的商人,只是看到干旱导致的通货膨胀的临近和通货膨胀几率的增大,有更多利益可图,但客观上却大大增加了导致一个经济体崩溃的几率。

  中国的决策,因被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等绑架,亡命徒般地倾斜了天量的资金,这是继干旱之后露出的又一巨大软肋。

  早在今年3月份,我在跟几个证券公司的分析师谈话时说,如果3月、4月贷款继续增长,国际油价可能突破60美元,到达60美元至70美元的区间。如果这个期间俄罗斯对美国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以俄罗斯领导人的智慧,他们会韬光养晦,绝对不会打肿脸充胖子),而中国经济脆弱的一面越来越明显,美国可能快速将油价拉到70美元上方,甚至再次突破100美元。而现在,猪流感的到来,再次埋下了一个可怕的伏笔,加快了油价上涨之路。

  这中间又有什么联系?

  一切一切的危险性,都被权力持有者在狭隘和自私的心态下给忽略。

  中国的养猪农户,在面临着巨额亏损,政府却不及时大力援救。肉价的上涨与粮价的上涨,是具有同向性作用的!

  当农民因亏损挥泪宰杀母猪,2007年肉价猛涨的一幕又会呈现,所不同的是,这次中国已经把天量资金注入市场,美国的原油已经囤积好!奥巴马不愧是美国民选的总统,这位智慧的领导人,一上任继续大力支持发展新能源尤其是生物能源,打好了更坚硬的绳套。

  我此前已经写过,美国发展生物能源是一箭双雕。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42.7%,玉米产量占34.4%,小麦产量占11.6%,出口量占据全球粮食出口的半壁江山,粮价上涨它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而大力发展生物燃料正是推动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动力。粮价上涨,可以让美国获取丰厚利润。虽然出口的粮食可能减少了,但是,价格提高了,等于全世界为美国的生物燃油计划买单!

  另一方面,美国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可以更得心应手的打石油战争。

  因此,著名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粮食危机)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希望粮食价格继续上涨。"

  干旱虽然过去了,猪流感来了,中国此前贱卖了大量诸如金矿这样的资源,同时,中国在大力鼓励发展汽车业,又释放了海量的资金力托房价,而且,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抽身而退,中国正在把自己套牢在通货膨胀的绞刑架上!我再次断言,未来的这次通货膨胀将是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一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当决策者忘乎所以的玩火的时候,可能还在小阳春的暖风下做"搞经济原来如此简单"的感叹!

  缺少民主监督和透明度,缺少民意制衡的决策机制,就是如此可怕!

  (三)假按揭背后是什么

  2008年,房价下跌,让许多开发商叫苦不迭,一些开发商开始准备降价售房,但是,开发商的降价行为遭到地方政府的阻挠。他们对降价的开发商进行处罚,一些降价的开发商售楼部被砸地方政府视而不见……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坚定地占到了开发商一边。他们通过退地、延缓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减税费等种种手段,力托高房价。而天量贷款的发放,最终帮助开发商完成了金蝉脱壳。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房地产行业牵涉到60余个行业,房地产一倒,对中国经济是一种致命伤害。

  我此前已经多次批评这种谎言。

  许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本身就有权力背影,有的官员有股份,有的官员子女就是开发商,而且,房价下跌会造成地价下跌,既影响地方政府的收益,也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GDP是重要考核指标)。

  因此,无论于公于私,官员都拼命托房价,而贷款门槛的放宽及天量贷款资金的发放,成为开发商的救命稻草。

  就世界范围而言,没有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危机还在延续的过程中,不仅不尽快割裂金融与房地产的联系,反而,在房价还处于高位的时候,把信贷资金送入虎口,使房地产和金融机构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绝无仅有的现象,正是权贵经济、经济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服务的必然结果。

  想到民族经济的未来,心中不能不痛!

  假按揭是必然的。

  仅以5月13日的两则新闻报道为例:

  其一

  题目:无锡现假按揭 开发商骗房贷500万元玩失踪——2009年5月13日 无锡商报

  内容:

  为获融资,在锡某房产开发商以个人名义购买本公司开发的房屋16套,以此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住房按揭贷款后,又偷梁换柱将该16套抵押房屋出售给他人,并神秘失踪。记者近日获悉,此案已由崇安法院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据了解,身为无锡某房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徐某拥有豪宅名车,人前很是风光。不过,近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徐某的公司面临日益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为维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徐某多次以身试法,利用前妻、情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冒他人之名,伪造房屋买卖合同,以此作为抵押,套取银行按揭贷款归公司使用。屡次得手后,徐某胆子越来越大,随后又用个人名义购买本公司开发的16套房屋,并以此获取银行住房按揭贷款505万元。在按期偿还约60万本金后,徐某以房产公司名义将该16套贷款抵押房屋低价出售他人,并在几个月后神秘失踪。等到银行上门要债时才发现徐某导演的惊天骗局。

  其二

  题目:退房潮隐现假按揭 银行须完善风险防范机制——2009年5月13日 中国证券报

  内容摘录:

  一季度以来,北京期房退房率居高不下。

  "假按揭形式多种多样。"房地产市场分析人士陈真诚认为,开发商为了营造热销假象,自己导演了"自买自退"的把戏,将房源以内部人士的名义买下,当真的购房者看中了该房源后,开发商再通过期房退房程序,将这些房源退出来,再将房子卖给购房者。

  更为严重的情况则涉及诈骗。"所谓假按揭贷款,指商业银行经由开发商,发放无真实借款主体且担保不落实的长期房地产贷款。"2009年石景山法院在对住房贷款纠纷案件进行调研时发现,少数开发商为了缓解资金压力,铤而走险,以假按揭等违法方式来骗取银行贷款,利用退房者没有及时索回自己的身份证明和签订的住房贷款合同,以及授权开发商办理贷款的委托书,向银行申请贷款,或者开发商与某些自然人串通骗取银行贷款。由于购房借款人的购房意愿不真实,其还款资金主要来源于房地产开发商,因此,一旦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随之就会出现断供,直接导致了纠纷的产生。

  今年4月底,涉及假按揭的森豪公寓案一审判决宣布,森豪公寓老板邹庆指使公司职员虚构该公司开发的森豪公寓商品房销售事实,采取与购房人签订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为购房人伪造收入证明、首付款证明等贷款材料,并以购房人名义与中行北京分行签订个人按揭贷款合同申请按揭贷款的手段,骗得巨额个人按揭贷款达7.5亿元。公诉机关认为,北京华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5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

  "行业竞争激烈,银行资信审核显现漏洞是此类案件增多的原因之一。"海淀法院相关人士认为,当前金融行业竞争激烈,部分银行员工在审核时对申请人的月收入情况及偿还能力不作详细调查,甚至主动帮助借款人出具虚假收入证明,资信审核流于形式。

  开发商有做假按揭的动力,银行再"帮忙",假按揭又怎么可能不泛滥?

  (四)高房价是中国的致命缺陷

  "中国怎么办"的副圈主海里沙写了一篇《好房子,中国造!》的文章,摘录如下:

  美国的支柱产业:军工、汽车、金融、电影、铁路、钢铁、石油、高科技产业、农业

  英国的支柱产业:媒体业、金融业、服务业

  日本的支柱产业:工业、渔业、汽车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色情业

  瑞士的支柱产业:金融业、保险业、精密机械制造业

  韩国的支柱产业:半导体、造船、汽车、家电、石油化工

  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畜牧业、农业、矿业、机械设备、金属产品、烟草、石油煤炭、化工

  俄罗斯的支柱产业:军工、石油天然气,木材

  我们祖国的支柱产业:去网上一查,满屏幕居然是房地产业。简直太有特色了!这说明,我们中国人盖的房子就是好,卖的就是好,创造的利润最大!

  中国的房子:老少皆宜、便于收藏、投资升值、潜力无限。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而发展的红红火火,无疑是独辟蹊径、开了世界和时代的先河!

  人家外国挖空心思四处挖人,不惜高薪代价把全球的高科技人才都招募过来做芯片、汽车、金融、服务等等行业赚钱。

  我们就在地上东挖西挖盖房子,招募民工成本低,还能拖欠;这房子卖了出去还比他们赚钱。你电脑芯片价格不停的降,我房子却不停的涨;外国的首富之类的主儿都是做股票、软件、汽车、零售……等等行业;咱们国家的首富清一色都是房地产商。

  由此,我们可以坚信: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肯定会不负众望,房地产业必将创造我国经济再次腾飞的奇迹、必将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必将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必将在神州大地再次创造鼎盛和繁荣;我国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将使得房地产业不仅仅作为我国的经济支柱,在不远的将来,还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如果说十八世纪从英国掀起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话。那么,我国的房地产业将创造更大的辉煌,而足以让全世界人们忘记工业革命的影响。

  届时,我国的房地产业将震撼全世界;各国的人民将会竖起大拇指称赞:"好房子,中国造!""这人啊一上年纪就爱买房子,过去一天三套地买,麻烦!现在好了,有了中国房产业,一套顶过去五套,想要买房到中国,中国房子盖中盖,商住两用、不费劲儿!升值,还实惠!" "您现在还在为没有项目投资而烦恼吗?买房子,我看行!"

  全世界只有中国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在国际上,有国家把建筑业作为支柱产业,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把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离谱的是,我们这里很多人却把被房地产寄生的建筑业也归到房地产之列!可笑若此!

  房地产开发商是什么?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强调:我国的绝大部分开发商自己并不建房,也不会建房。在我国房地产产业链条上,规划由政府有关部门做,设计由设计单位负责,住房由建筑企业建造,开发商扮演的只是"中间人"或"皮包商"的角色。这正是开发商能够经常游手好闲,丢下企业四处忽悠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丢下的是一个皮包公司,这种景象在其他行业是几乎看不到的。开发商让建筑商垫资为其盖房,然后,拖欠建筑企业的工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由此而来。显然,在我国,许多被人当作明星吹捧的开发商(全世界除了中国再无这类异常现象),不过是投机钻营之徒,他们通过购买高文凭,或者豢养职业文人,编织歪理邪说,自抬身价,欺骗民众。

  就是这样一个与腐败相伴相生的高度扭曲与畸形的行业,居然被破天荒的作为支柱产业,且是"重要支柱产业"!

  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行业彻底绑架,并且,这个行业的垄断地位正在日益被强化。

  我在2008年以前,与许多有识之士一起,多次呼吁,建设廉租房,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在权贵经济体中,决策者最畏惧穷人的力量,因为,这是最可能揭竿而起威胁稳定的群体,因此,廉租房问题终于受到重视——也必然会受到重视。

  中国真正的住房问题,在于庞大的夹心层问题。留下一个庞大的既无缘享受廉租房又买不起商品房的群体,接受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的盘剥,正是中国高房价得以维持的根源——通过按揭使得一些夹心层陆续沦为房奴来力托房价!培养一批吃一批!

  这才是支撑中国房价的最终推动力。

  因为,中国所有的富人都拥有住房,且不只一套住房,而强化商品房市场的垄断性,让夹心层成为被肆意掠夺的羔羊,是维持高房价的唯一途径。

  在全世界房价因经济危机下跌的情况下,只有在中国,由于强大的权力资源与奸商的联姻,完成了一次试图弄假成真的房价上涨游戏。徒不知,这种做法在虐杀民众,肆意豪饮他们鲜血的同时,也把中国经济推向了悬崖边缘。

  (五)驱赶羊群入虎口

  我此前多次撰文指出:中国要解决庞大的夹心层的住房问题,首先就把自建房放在第一位。我国广大农村居民,正是在政府出地、农民承担建筑成本的模式下,以人均不足城镇居民三分之一的收入,自行解决了住房问题。政府只要出地就行了,一分钱不用政府花,庞大的住房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建筑成本在房价中的比例很小,像北京上海每平米卖三万、五万的房子,许多建筑成本也不过2千元左右)。自建房好比自由恋爱对婚介所、家庭主妇自己做饭对饭店的竞争一样,可以与开发商构成竞争关系,拉低房价。在城市,自建房往往以合作建房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不愿意自己建房的,由政府代替开发商,担当中间人的服务角色,帮助居民建造经济适用房。

  这不是重回计划经济模式,而是重回民生住房模式,即自建房+经济适用房(夹心层)+廉租房(穷人)+商品房(富人)的解决模式,自建房与商品房的竞争关系,正是市场经济形态下解决住房问题的常态选择。至于经济适用房,通过公示,调动全社会的监督力量,硬性规定面积,是可以促使经济适用房回归本来面目的。

  但是,所有既得利益集团都在千方百计绞杀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是通往自建房的唯一道路,这种模式一旦被确立,开发商的范围将被压缩(像新加坡,开发商建造的商品房只占整个住房供应体系的3%左右),而且,经济适用房供应量的增大,会压低商品房的价格。

  实际上,经济适用房在目前的中国已经被绞杀殆尽。

  第一步:狸猫换太子。

  早在1998年,我国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简称23号文),就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城市80%以上的家庭将由政府向他们供应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建造的商品房。并且明确规定,一个城镇居民四年的收入可以购买一套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开发商建造的商品房只占大约10%.也因此,当时的房价波动很小。

  但是,面对大多数人的经济适用房后来被有关部门通过"狸猫换太子"的把戏给篡改了。2003年8月12日,由开发商(年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的任志强自称是参与者之一)和原建设部官员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把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悄悄换成了"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同时,把房地产业定性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此,住房供应基本落入了开发商手中。正是从18号文起,住房的公共产品特性被削弱,房价开始飞速上涨,开发商迅速成为一个暴富的群体。

  第二步:替代——老鼠换太子。

  这种替代性,又分为三种:

  1)以限价房替代经济适用房。

  两者的区别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用地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政府负担等等。而对于"限价房"政府则不需要承担如此之多的责任,并且政府照样可以保持稳定的收益。因此,限价房不过是打了折扣的商品房,落脚点还在商品房上,仍然被开发商牢牢控制。

  2)以经济租用房代替廉租房。经济租用房与廉租房最大的区别是,后者的租金是象征性征收,而前者的租金远远高于后者,是市场化租金加上政府补贴后的结果。所谓的经济租用房与廉租房相比,政府的负担要减轻很多。

  这也就难怪,为何一些地方在得到经济租用房的消息后,争相模仿了——有些地方直接放弃廉租房建设,代之以经济租用房。经济租用房与限价房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能取代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只有当政府继续积极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将经济租用房与限价房作为一种补充的时候,经济租用房与限价房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3)以货币配租替代实物配租。在中央强调加大廉租房建设力度后,一些地方将会增加廉租房的投入,但是,以何种方式投入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知道,廉租房大致有两种基本形式,即货币配租(指对符合条件并已自行租赁住房的,按人口和住房面积核发租金补贴)和实物配租(指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配租一处廉租住房)。许多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货币配租而抵制实物配租,果真如此,则可能使廉租房建设大打折扣。因为,我国许多城市根本没有建设廉租房(截至2006年4月,尚有70个地级以上城市未实施廉租住房制度,有些地方虽然实行了,但廉租房数量很少),得到货币配租的低收入者很难从市场上租到合适的房子,并且,将低收入者推向市场,会推高租金价格,进一步恶化住房民生问题。

  第三步:改变经济适用房的定位。

  廉租房面对低收入者,经济适用房面向中等收入者,这是原来的定位。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把经济适用房也定位于面对低收入者,而低收入者是根本买不起房的,这实际上等于架空了经济适用房,把对经济适用房的定位与对廉租房的定位仅仅重叠在了一起,变相扼杀了经济适用房。

  2007年11月,当正在新加坡访问的温家宝总理提出"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观点时,地产界受到巨大震动。实际上,温家宝的观点乃是经济适用房政策定位的理性回归,是对住房保障制度的拨乱反正。但就在温家宝讲话后没几天,建设部等七部门就联合发布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办法指出,"经济适用住房制度是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经济适用房被以法的形式定位于面向低收入者。

  经济适用房在事实上已经被清除了,留下来的是打着经济适用房旗号的福利性住房,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已死,开发商与地方政府高枕无忧,只要强化好垄断,庞大的夹心层就会随时成为被宰杀的羔羊,一个原本基本的居住问题,却弄得整个民族忧心如焚,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底气与信心从何而来?

  (六)信心非凭空而来

  其实,如果我们回想起来,决策者在2008年所说的"今年(指2008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你就会发现一个被遗漏的问题:我们可是刚刚挺过了被称为最困难一年的2008年!如果2009年不幸并非是最困难的一年,结果将怎样?

  是的,这个问题被忽略了。

  一旦渡不过去,在所有的救市资源被透支的情况下,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该怎么办?

  只要国内的通货膨胀苗头露出,国外就会再加一把火,面对这冲天大火,我们能够逃离全面崩溃的危险吗?

  汤因比说,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自我中心的错觉,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如果一个民族长期陶醉于这种幻觉中,就会成为一只巨大但蠢不可及的羔羊。

  自建国以来,经过包养及阶级斗争等种种血腥的过程,有骨气、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丧失殆尽,倒是鼓吹"买房爱国"、"反对房地产就是反人类"的知识分子,成为舞台的主角。他们可耻地与既得利益集团勾肩搭背,自豪地媾和而没有任何羞耻之心。而少量敢讲真话者,被一次次的围剿,已经噤若寒蝉。这不,力托房价的"阶段性胜利"刚刚完成,一些开发商的代言人就鼓动没有买房的人对曹建海、牛刀、黄湘源、易宪容、顾海波及在下等人进行清算,一些人转而开骂。以至于牛刀在寒心之下,写下了"我将会爬上圣洁的玉龙雪山,纵身一跃,完成一个生命的壮美的过程"的句子。

  这让我想起了袁崇焕。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明军广宁大败,13万大军全军覆没,40多座城失守,明朝边关岌岌可危。就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出镇山海关。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百战不殆的努尔哈赤在战斗中被打伤,郁郁而终。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领大军,绕过袁崇焕驻防的辽东,直抵北京城下。袁袁崇焕得知后,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以九千士兵与皇太极10多万大军对阵于广渠门外,亲披甲胄,临阵督战,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奋力杀敌,终于击退清兵,保住京师。 但是,因听信皇太极离间之言,不仅崇祯皇帝怀疑袁崇焕是奸细,京城百姓亦怀疑清兵至所以攻至城门下,乃是袁崇焕投靠的结果。

  于是,袁崇焕被凌迟,京城百姓争食其肉。 明·张岱《石匮书后集》写道:"(袁崇焕)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明季北略》亦记载:"(袁崇焕)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

  古有后宫乱政、阉党乱政,今天,开发商乱政,房产商与官员勾结乱政,狼狈为奸,无恶不作,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以更无耻和残暴的掠夺手段(如在拆迁中草菅人命等)敛财,民众苦不堪言,中国经济伤痕累累,能讲真话者,屈指可数,既得利益集团的辱骂,难以动摇敢于谏言者,如果民众,亦放下真正的吸血鬼不管而仇恨于讲真话者,还有谁再说真话?

  一些人因为买了房,就苦盼着房价上涨,恶言辱骂,其实,房价的上涨,无不是伴随着通货膨胀,2007年,房价飞涨,通货膨胀导致的生活成本上涨,人们难道忘记了吗?许多人买房仅仅是为了自住,这种房价上涨对其没有实际意义,你反而要付出更高的生活成本。房价上涨,只有对拥有多套住房的炒房者、贪官污吏、囤积居奇的奸商有利。

  高房价,已经把这个民族给毁了。住房替代上帝,成为中国人的崇拜物。一座座住房,就是人们心中最神圣的教堂!

  我在《驳把房地产作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谬论》一文中感叹: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住房已经成为一种"崇拜物"。许多人找对象,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寻求爱情,还有房子,他们希望爱情背后立着一栋像样的房子,如果房子特别优秀,哪怕人不那么优秀甚至不优秀,哪怕缺少爱情的内涵,也能在角逐中胜出。当人们搀扶着房子走入婚礼的殿堂,我们不能不感叹,房子在顽强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不少大学生,渴望的不再是实现某个宏大的理想,而是拥有一套房子。房子取代理想成为终极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能代表一个民族未来发展动力的群体迷失了……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迷失的不仅是爱情和理想,还有企业的价值观。遍数各个行业,能够像房地产这样带来暴利的,即使说不上绝无仅有,也可谓凤毛麟角。于是,不少企业放下自己的业务,投身到房地产开发行业当中去。那些没有能力做房地产开发的中小企业,则停下自己的业务,将资金大量投入到房地产领域炒房。当房子被提升到"崇拜物"的地位,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现实:一个民族,正在住房问题中迷失或沉沦。翻翻近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数据,除了房地产,还有什么?

  房子为何成了奢侈品,成了"崇拜物"?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房价太高了。高房价挟持了爱情,挟持了年轻人的理想,也挟持了许多人的生活——"房奴"二字便是最恰如其分的写照。

  房价为什么高?最简单的答案是建立在垄断基础上的掠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两大根深蒂固的垄断:一是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二是开发商对房地产市场的垄断(当然包括对房屋开发的垄断)。前一个垄断使得权力成为唯一的地价主导者,导致地价不断上涨,后一个垄断则赋予了开发商强大的房屋定价权,导致房价不断上涨。

  当然,这是从割裂的角度来看的。事实上,房价在垄断下的上涨,乃是两种垄断的结合,即房价上涨本身与政府垄断下的地价的上涨是有着最直接关系的。

  两种垄断的结合,一不留神就演化成了官商勾结,而且,这种垄断逐渐得到了强化。

  今年1月,在央视做节目的时候,房地产行业的既得利益者蔡鸿岩,竟然扬言,如果房价跌,就偷工减料,该用十根钢筋的减少五根,这种无视法律与道德底线的赤裸裸的表态,暴露出长期饱受暴利浸润的房地产从业人员的卑劣与阴暗的内心。更使我震惊的是,当蔡鸿岩作如此表达的时候,在场的开发商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否认!

  现在,一些人不再指责这些掠夺者,而把矛头指向仅有的几个讲真话者,如果这几个人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那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可以出面劝这几个人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做法,停止说话,安心做自己的事情,享受生活,不再给这个世界添乱。

  完于2009年5月14日凌晨5:20.

  来源:时寒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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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

  很多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基层正在迅速进入令人担忧的无政府状态。黑龙江省通河县魏玺村48户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恶势力所霸占。广东东莞数以百计的儿童失踪,而地方政府几乎是无动于衷。

  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要知道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是政协委员等等。

  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权的最基础,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基层社会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现在,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

  中国到处都是政府衙门,到处都是政府官员,但是普通人民则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政府,他们所想看到的官员。就是说,对中国基层社会来说,并不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是谓"无政府"。

  最怕政府成为非正义的制造者

  说中国基层的无政府状态有几层含义。首先,无政府可以指基层权力真空的出现。权力真空的出现给各种恶势力如黑帮团体和邪教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很多地方,恶势力主导地方政治,政府纯粹是恶势力的工具。在农村,家族势力也属于这一类。

  其次,无政府也可以指地方政府职能失效、失控,甚至失败,导致恶性社会后果。在这个方面,无政府早已经不新鲜。早年的河南等省流行爱滋病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各地不断产生的特殊病村(如癌症村、肺炎村等)也同样和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的恶性追求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类,就是上面所说的,政府本身所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政府本身成了恶势力。

  无政府状态并不是说在这些地方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本身成了无政府最主要的根源。为什么需要政府?最基本的是因为人类需要安全的保障,而安全保障并不是其他各种私性机构所能提供的,体现公权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如果说在前两例中,政府无能提供保障,那么这后一例指的是政府本身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在任何社会,政府本来是社会正义的提供者,但在这里政府则成了非正义的制造者。

  对中国来说,这第三类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为政府的内在部分(而非偶然),从而也对整个社会和政权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

  恶势力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恶势力可怕,但可以整治。政府和恶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可怕的是代表公权力的政府演变成了恶势力,或者被恶势力所利用,或者利用恶势力。在这里,不仅人民而且整个政府都成为受害者。

  在中国道德是政权的基石

  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基层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皇帝统而不治,皇权深入不了社会。在基层,皇权只是一种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本身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自治共同体,有很多保护机制来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和安宁。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使得政权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在基层,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统治机制。尽管一般认为毛泽东依靠权力管治基层官员,但实际上除了权力管治,毛泽东还发展出了其他很多机制,迫使基层干部不会太过分欺负老百姓。

  例如,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功能,多少给基层官员一种道德感。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式的民主,就是普通人民每隔几年可以对干部提意见,甚至批斗。尽管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但毕竟维持了社会对基层干部的压力。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基层政权就开始出现危机。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引入了民主方法。但现在看来,村民自治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

  今天的村民自治既没有传统社会那样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自治,就是说,农村居民很难像在传统社会那样去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构成制约。

  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农村实际上一直处于衰败状态。不管中央政府实行怎样的政府,农村的衰败似乎不可避免。

  但对基层政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道德主义。基层政权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

  上述所说的那些强暴幼女和强奸中学生的基层干部对这种兽行不仅毫无羞耻感,反而引以自豪,互相攀比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切都被货币化,不管他们干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事情,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

  在民主国家,因为有媒体的监督和选举的压力,非道德的官员被有效排除在政府之外,同时也对官员的非道德行为构成有效的制约。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的一党执政,道德是政权的基石,道德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为重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百姓视官员为父母官。但是一旦执政的道德解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行为了。所以才出现了父母官欺压人民、强暴民女的事情。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

  这并不是说,执政者忽视了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也一直在强调基层政权建设。执政党能够接受农村的民主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但问题是,上层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来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为什么基层越来越腐烂呢?

  在传统社会,基层共同体能够抵御政权不合理的侵入。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还拥有应付基层官员的机制。但现在呢?人民在官员面前赤裸裸、一穷二白。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实际上,基层官员把老百姓视为是权和钱的奴隶,很多老百姓也事实上被迫沦为钱和权的奴隶。尽管有些民主机制,但微弱的民主机制在权和钱面前毫无价值。

  例如上访。上访可以说基层人民发出声音的唯一办法。但是,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上访者被地方政府投进牢房了呢?实际上,上访是地方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上访越多表明基层越是无政府。原因很简单,人民在地方没有办法实现正义,只好往上处找。

  因为缺乏有效的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和压力机制,对基层干部来说,"唯上"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责任。但是,"唯上"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基层干部的确可以对上负责。

  如果真能对上负责,那也不错。毕竟上级政府和官员还是希望下级作些好事情的。可惜的是,"唯上"的现实是"欺上",就是欺骗上级政府。

  这同样是因为没有自由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当基层人民不能给基层干部施与任何有效的压力的时候,当上级政府被欺骗的时候,基层干部自然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没有比从基层开始打天下的共产党认识得更清楚的了。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量。

  基层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旦失去基层,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起来,搞不好就会顷刻倒下。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尽管这些年来,类似本文所引述的政府丑闻从没有间断过,但各级政府官员照样年年莺歌燕舞,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沉醉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年年变化的GDP数据中。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腐败、毫无羞耻感、粉饰太平,这些才是政权的最有效和最强大的敌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敌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在基层政权腐败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再也不可以这样下去,欺骗老百姓,更欺骗自己了。对执政者来说,应当认识到,光靠自身体制内的换汤不换药、左手砍右手的改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了。

  走出体制,走出既得利益,直接面向人民,是改革的唯一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到头来就会演变成为社会来改革政权了,就是历史上频繁发生的革命。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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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替:奥巴马执政百日的变与不变

  中国:准G2时代

  奥巴马4月29日迎来执政百日,全世界各大媒体都在热烈评价其执政得失。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极为特殊的一个位置,他虽然是由美国人民选出的最高领导人,但同时因为美国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直接会影响全世界的政局,而对中国的发展,更是极为重要。美国是中国之民国立宪榜样、二战抗日盟军、朝鲜战争对手、蒋家台湾保护国、七十年代制衡苏联新盟友、改革开放模仿对象、九十年代制裁中国的牵头人、世贸组织的介绍者、台湾现状维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现当代中国政治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首先从中美关系上去观察他的百日执政,是有必要的。

  如果说奥巴马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带来的惊奇是"变化"的话,奥巴马在中国人眼中,他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大概就是中美关系的"不变"。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他们为了不太背离竞选时候对中国批评的论调,在当政初期,都让中美关系发展限于停滞甚至进入低谷,都是在一年后才加热中美关系。奥巴马在初选和大选时候,也发表了一些对华比较负面的讲话,因此国际政治观察者都有中美关系短期内降温的心理准备。

  出人意料的是,奥巴马在对华政策上不但"布规奥随",全面维持了既有友好关系,而且在两个问题上对两国关系做了极为重大的升级。第一是把两国关系把布什后期的"战略经济对话"增加了一个"和",变成了"战略和经济对话",昭示中美两国的协作将大大超越金融和贸易领域;第二是其官员和关系智库,有意无意地使用"G2"话语,认定中美两国是解决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温室效应、东亚地区危机的最重大力量。

  有趣的是,当这一切重大升级发生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这个位置一直是空的。普通话很标准的离任大使雷德是布什总统的大学同学,在奥巴马上任之前,就因对老同学的效忠,毅然挂冠而去,目前在北京由公使代职。对华政策的制定目前由副总统拜登直接把握,而他是曾经被邓小平接见的中国的老朋友,曾经向邓小平提议在新疆建立中美联合情报站以监控苏联,因此对中国还是一种"可与其结盟"的尼克松-基辛格心态。当奥巴马建立了新的"特使机制",专门处理中东等热点地区的争议时,国务卿希拉里就被放空,可以把她的首次外访定在亚洲、压轴在中国,并且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共同表达了中美"同舟共济"的战略思路。这种没有大使的外交关系,做的可以更直接、层级可以更高。

  仔细研读亲奥巴马的民主党智库学者的报告,就能发现奥巴马新政府对华政策思路背后的逻辑。首先他们判断,由于布什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两场战争中、又失去了盟国的援手,加上监管不善导致的金融危机,美国国力在这过去的八年里,急速耗散。而在国际政治上一直保持中立的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国力默默突飞猛进,国际影响也与日俱增,不但在被美国遗忘的东南亚和非洲建立了威信,而且甚至都有延伸到门罗主义南美后院的危险。对待这一个"温和进步"的新战略对手,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符合美国利益?是围堵、是接触、还是其他新策略?

  围堵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和崛起的非敌对大国为敌是美国政府最不想做的事情之一。新政府显然全盘继承了布什政府后期的接触政策,不过还是提出了新的思路。他们认为布什政府良好的中国政策只是做对了一半,但美国在亚洲政治、非洲政治中缺席(例如赖斯竟然不参加东盟峰会),这种没有远见的做法,是让旧盟友感觉被抛弃,把亚非推向中国怀抱。因此新政府的调整是,提升和中国的战略关系,但积极参与中国周边的政治对话,希望有中国在的地方,就有美国的出现,给予小国以中国之外的另外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依靠选项。因此,美国会积极参加东盟峰会、博鳌论坛、六方会谈、APEC以及一切有中国参与的亚洲地区会谈,还会积极改善和旧盟友的关系,包括增加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出现。

  奥巴马民主党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不是真的符合美国利益,大概要未来的历史学者来评价,有些人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了反对。但从中国这边看,却因为"准G2"的地位,对美国之外其他大国的谈判能力增强,大大改善了在向来是丛林斗争的国际政治中处境,给自己争取到了新的八年顺利发展的良好空间。而需要回报美国"准G2"框架的,在如今的危机年代,其实只是对美继续友好、经济上相互支持、亚洲地区事务共同商议决定而已——这一切本来就是中国可以接受的对美外交政策,唯一需要认真处理的是会引起不断的新矛盾的南海问题。

  世界:布什时代的终结

  世界大部分其他国家,和中国人对美观察不太一样:我们从来不像全世界那样讨厌布什。布什卸任后第一次出访选在博鳌,受到了中国人以"老朋友"式的欢迎。但奥巴马百日维新之后,全球其他国家大部分媒体都在欢呼"布什时代"的终结,奥巴马的魅力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加固。为什么他们这么恨布什,这么热爱奥巴马?

  美国是什么?在西方国家和他们的自由派主流媒体看来,美国的威信是在二战时代建立的,她是西方民主价值的捍卫者,是带领西方盟友"管理"世界的领导者。但是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硬生生的把西方阵营分裂成"你们"和"我们",让任何一个西方政府都处在民意和对美关系的精神分裂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布什政府在前期,甚至削弱联合国的影响力,把二战后建立的基本国际秩序、以及西方盟友关系,撕裂成美国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在西方知识分子看来,这种西方的分裂,比敌对国家的崛起更难以忍受。另外布什政府对待全球变暖问题等诸多方面的缺乏领导力,让西方国家觉得极为失望。他们希望的是一个领导他们走向正确方向的强大美国,而不是单边主义、拒绝对话的牛仔美国。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虐囚方面的丑闻,甚至让西方自由人权观遭到了釜底抽薪的打击,其产生的价值虚无,让西方人觉得曾经自信的道德高标,已经沦丧——很多自由派的西方人质问,我们和我们憎恨的极权敌人有什么区别?

  而奥巴马这一百天的表现,在欧洲人的心中,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他表现了极高的协调、谈判、对话、演讲能力,团结了西方人民,让亲美重新成为从民间到政府的共识。特别在如今的危机时刻,各西方政府,几乎在奥巴马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应对金融、环保等重大问题。而对美国虐囚问题的承认,更是解决了西方人的道德黑洞。这一切的变化,在一百天就已经完成,让媒体不得不欢呼"布什时代"的终结。

  对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来说,奥巴马这一百天的意义更为重大。一个黑人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其本身极具示范意义。一方面是人类种族平等的历史进步,会激励全世界民主政治的进一步良性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暗示着美国或者西方,不再那么"白"了,那种殖民主义的历史意象,第一次有机会重新被审视。当奥巴马接受了查韦斯高兴地送来的左派反美书籍、当他弯腰向沙特国王鞠躬、在土耳其国会大声宣布不和伊斯兰为敌的时候,在全球第三世界观众的眼中,美国总统第一次成为一个可敬的角色,而不是一个有殖民心态的霸主,至少在那个一瞬间,长期占据他们思维的反美情绪,消失了。

  那个瞬间,反美情绪因为奥巴马而消失,这正如同奥巴马政府对美俄关系的定位:"重置(Reset)"。历史上积累的太多非理性敌对关系,开始因为这位礼貌的法学教授总统,有了一次从零开始的机会。甚至长久以来成为美国历史最无法解决的问题之一的对古巴关系,也因为新政府而解冻,让古巴有机会像中国一样迎来开放。无论论者如何评价奥巴马的这种国际政策思路,至少很多传统的政治热点,有了难得的新选项。

  无论未来是夏日灿烂,还是暴风骤雨,奥巴马给世界带来的是万物更始的春天。是对是错,我们尚不可得知。

  美国:网络时代的总统

  当央视记者在G20峰会以"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名义问奥巴马总统问题的时候,奥巴马明确回答,他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首先要满足美国人民的诉求。

  他上任这一百天,美国处于几十年未遇的金融危机中,最近还碰上了猪流感疫情。但是美国选民给予他超过60%的认同,说明他的魅力已经正式转换成执政能力。全美对奥巴马的热爱,不但没有减弱,还蔓延到了第一夫人、第一女儿、第一宠物身上。作为两党政治中对奥巴马的最大礼物,老资格的共和党参议员Specter,在奥巴马百日的前一天,宣布忍痛加入民主党,这样在参议院民主党获得了全盘控制能力,让奥巴马未来的执政道路更加顺利。

  保守派人士对此极为愤怒,不但在全国交税日发起了几十个城市的新"倾茶党"抗议,而且Foxnews拒绝直播奥巴马的百日对公众演讲,而继续播放它们自己的《Lie to me》电视剧。反奥巴马的Foxnews和《华尔街日报》也在媒体一片凋零的情况下,获得了奇迹般的订户和观众增长——共和党人需要宣泄。

  不过,公平地说,奥巴马目前对待经济危机的处理、对伊战阿富汗战争的态度、在全球变暖方面的态度、对伊朗的态度,并没有远离布什政府最后2年的政策。事实上,美国内政外交最深刻的实质变化,并不始于奥巴马上任,而是源于布什政府2006中期选举之后的政策更新。那奥巴马为什么在百天之内能继续征服美国?是因为他的"姿态"。

  奥巴马开始让脱口秀主持人没处讽刺,他让他的政府全面透明,很多他的官员都直接利用twitter和普通网民联系,他几乎每件事情都咨询各方的意见,当他的空军一号在纽约低飞造成恐慌后,白宫在第一时间道歉。他让选民和政客觉得,总统的确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在协商后作出了决定。这种网络时代才会具备的"协商民主"精神,的确彻彻底底改变了布什时代的"牛仔"作风——拉姆斯菲尔德的那种极其独断的新保守主义,让民众觉得被政治抛弃。奥巴马,是网络时代的第一任facebook总统。

  极其难得的是,奥巴马无论是对于我们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还是对于美国公众,是一个看起来更好的总统。百日维新之后,奥巴马是继续伟大,还是幻象破灭,让人们很好奇。至少,这个世界已经和一百天前大大地不同。

  来源: 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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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辉:次贷是美国人最恶毒的“阴谋”

  《次贷危机下的挣扎和呐喊》发表后,有人在我的博客中留言,"你不要把中国的问题都解释成美国的狡猾和阴谋……",看到此言,我痛心疾首!

  一、美国人玩的就是阴谋

  美国人玩的就是阴谋,中国的问题本身就是美国人的狡猾和阴谋造成的,美国人耍了阴谋,居然还让我"不要解释",当真是岂有此理!

  强盗在街上抢劫,受害人找人申诉,这时候,居然有人出来说,你不要把你的钱不见了解释成强盗抢了你的钱!

  我操他的奶奶!

  我知道我骂人不对,但我还是要骂!

  我发现美国人的阴谋是在2007年的6月份,"531"暴跌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为什么?

  中国(被忽悠)加息,美国减息,热钱进入稳赚不赔,此其一。

  哄抬股市和房市,套取中国的居民储蓄,需要大量的热钱支撑,此其二。

  热钱在股市和房市大获其利以后,在中国建起了一个巨额人民币仓,等待人民币升值(还是通过忽悠),然后回套美元洗劫中国靠血汗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此其三。

  让中国加息,说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让人民币升值,说是"为了解决顺差"。美国人这不是阴谋,难道还是阳谋?

  保尔森有没有说过,让中国加息,是为了让热钱建仓以哄抬股市房市来套取中国的居民储蓄?让人民币升值,是为了让已经进入的热钱回套美元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

  他能这么"阳谋"吗?

  二、"次贷"阴谋:先设好圈套,再输入热钱

  让中国储备1.3万亿美元(2007年10月),美国人还不放手,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继续向中国输入了7000亿美元的热钱,让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2万亿美元!干什么?

  美国人拿这个2万亿美元给中国,是为了让中国花?

  如果这样,那"中投公司"为什么要"浮出水面"?中投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迫不及待要把1000亿美元以"金融组合投资"的方式外包给美国人?

  知道"浮出水面"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吗?这个人在写"中投"那篇文章一年之后,又写了一篇"人民币贬值的方案渐渐浮出水面",这时候美国人已经把中国的外汇储备洗劫一空,希望中国再次加大出口,给美国人奉献顺差,所以要求人民币重新贬值!——当时我一看到这个"浮出水面",一秒钟之内,我就判断出这两篇文章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当我在07年9月29日向胡锦涛主席写《论中国投资公司的战略选择》的时候,我只是提出"金融组合投资理论上就行不通"。我确实没有想到"次贷危机",因为那时候"次贷危机"这个词还没有"浮出水面"。我只是想到美国人会通过印钞来稀释中国的债权。07年12月,我收到中投公司就《中投战略》给我的书面答复,我不失时机给他们回信,写了一篇《顺差、储备、中投公司,致命三招,宰杀中国》,指出"美国人自始至终死死锁定了中国储备的购买力,不把中国现有的外汇储备弄到手里,新增的美元就不会进来!"该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美元进入中国,最怕的是中国拿着美元去买东西。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把中国的外汇储备转换成美国国债;第二,忽悠中国投资公司,把外汇储备直接送给美国人去搞"金融组合投资"。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血汗钱。给美国人提供商品,赚得美元;把房地产卖给美国,赚得美元;把股票卖给美国,赚得美元;把中国的银行、优质国有企业和民族品牌卖给美国,赚得美元……美国人拿走1.5万亿,都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中国得到什么?也是1.5万亿,但却是700吨重的纸张!

  这700吨纸张的购买力本来就已经被美国人锁定,现在,还要把它送给美国人搞"金融组合投资"!

  货也没了,钱也没了!

  金融组合投资的目的在于,把中国流动性最高的美元资产,控制在美国人手中,降低对美国实物的购买力。这样,热钱进来就安全了,永远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这样,热钱就可以持续地进来,兑换成人民币之后,再回购中国出口商所得到的美元,支持中国的顺差。

  当把中国的资源全部抽干的时候,中国会积累1万亿亿美元的顺差,得到1万亿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但同时,这1万亿亿美元的购买力,也会在美国印钞机的稀释下,在美国关闭出口的情况下,缩水一万亿亿倍!仅仅能买到4斤大米!

  中国资源耗尽,亡国灭种。

  中投公司没有就我这封信再次答复,我求助于各种媒体,都不给我发表,最后我把标题改成《用废纸换财富——美元贬值的奥秘》,发表在我的博客上。

  显然,美国人自始至终都算计着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不是给中国人花的,是要给美国人去"金融组合"的。"金融组合"与"次贷",只是一步之遥,"金融组合"已经构成报销中国外汇储备的充分条件!不管是用"次贷",还是用"通胀",还是用其他的什么办法。

  07年11月,我从媒体上听到"次贷"这个词,等我搞清"次贷"是怎么回事之后,发现正好应验了我的推理!美国人果然对中国进入美国的投资下手了,而且下手是如此之狠!

  因为我的杯葛,"金融组合投资"的阴谋没有得逞。但由这个"金融组合"的闹剧,可以看出美国人瞄准中国外汇储备、欲致之死地而后快的坏心眼。这个坏心眼也说明,美国人是在"金融组合"(金融组合就是次贷的前身)的盘算下,才向中国输入热钱,兑换成人民币以收购中国的战略产业!等收购中国的战略产业一成功,就迫不及待把"金融组合"变成"次贷",以消灭中国出卖战略产业所得到的外汇!

  先算好"次贷",再输入热钱,量出为入!

  "三架飞机先后撞击世贸大厦,肯定是恐怖袭击,而不是事故;N家银行同时次贷,肯定是分钱,而不是经营不善"——这是我否定"次贷"逻辑的第一个理由。

  除此之外,我再请大家注意,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3万亿美元增长到2万亿美元,不到一年的时间暴涨40%.而次贷危机的标的,在08年奥运前夕抛出来的数字,"两房贷款"一笔就是3763亿美元。瞅准奥运这个机会,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外汇储备如此集中地增长,和次贷危机如此集中地爆发,这两者之间不是有显著的相关性吗?!

  三、《货币战争》掩盖了美国人的"次贷"故意

  中国的外汇增长,就是给美国人用来"次贷"的,这两个东西是一条链上的两个环节,其目的就是为了免费得到中国的战略产业!

  美国人用美元"收购"中国的战略产业,这个钱只给中国摸一下,又要回到美国人的手中!

  为了要得到中国的战略产业,先设置好"次贷"的圈套,再输入热钱!在有十拿九稳地把握搞掉你的货款的情况下,我再购买你的货物。我自始至终都是瞄准要白拿你的货物。

  美国人玩的就是这个阴谋。

  中国轻信美国不会玩阴谋,所以才把外汇送往美国"投资",但美国人迫不及待地"次贷"了中国的"投资"。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认真看过《货币战争》。今后我也不打算看。美国人的把戏我如此之清楚,你强行要我去看这种东西,我是看不下去的。

  07年有朋友向我推荐这本书,我略微翻了一下,不知所云。听说其中有"美联储是一个私人机构"的论断,我只是冷笑了一声,也未加评价。

  对宋鸿宾的警惕,来自两个月前在"乌有之乡"上看到"学者专栏之宋鸿宾"。我也没进去看具体内容,但是"金融海啸第一波登陆第二波登陆"说的那么轻巧,跟吃豆腐一样,让我感到惊讶。

  因为没有看《货币战争》,所以对于宋鸿宾的结论,也多是道听途说,说他在房利美干过,对财务数据多么清楚,对于"次贷"的预测多么准确等等。而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结论,中国的金融决策者就是没有听宋鸿宾的,所以才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但在我看来:

  第一,只要中国的外汇储备进入美国,美国人一定会搞掉这个储备。作出这个推理不需要"财务数据",只需要基本的直觉。"货也没了,钱也没了",这句话出自一个完全没有金融常识的中专生之口,一个普通中专生,都具备这样的直觉。

  第二,宋鸿宾对财务问题那么清楚,那么清醒意识到了"次贷"这个足以让中国彻底沦陷的天大的篓子,但他没有在第一时间阻止悲剧的出现,而是放了一个"马后屁"!

  第三,通过财务分析得出"次贷"的结论,为"次贷"找到了客观的理由,否定了美国人"先设计次贷,后输入热钱"的战略布局,把"次贷"的责任归结为中方的无知,而推卸了美方的故意。这难以解释"热钱输入"与"次贷标的"的高度相关性。

  第四,不管宋鸿宾的主观故意如何,但他的言论在客观上形成了让中国承认"次贷"逻辑、承受巨额损失的舆论氛围。这个舆论氛围成全了美国人肆无忌惮开狮子大口赖掉"烂帐"(没有真烂)、掠夺财富的侵略行径!

  宋说中国的投资造成"损失",能拿多少证据?几千亿美元的数字,把那些会计帐目看一遍,一天看一亿美元(而且假定这一亿美元单据都是烂帐,烂得一分不剩),要花上十几年的时间!宋花了多少时间去审计这些原始凭据?如果没有原始证据为依托,那么"损失"是否可靠就要打一个问号。或者确实有损失,也可以小损失说成大损失。但经过宋的忽悠,很多中国人在没有查阅原始会计凭证的情况下,就承认损失。这就好比打麻将,搞到凌晨三点钟,大家都困了,美国人抓一手牌,一起手就说"胡了",然后把牌往桌子中间一推,中国看也不看,马上数钱!

  迄今为止,给中国造成最致命打击的,就是这个 "次贷逻辑"!

  四、宣传"阴谋论"天经地义

  "次贷"是一个阴谋,是一个"诈胡",美国不可以"次贷",不可以宣传"次贷",中国不能承认"次贷"。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阴谋的世界,宣传"阴谋论"或者持有"阴谋论",是本能的自卫,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一提"阴谋论",就会像挖了某些人的祖坟一样,会受到大加鞑伐?

  连别人最本能的自卫都不能允许,你也太霸道了吧?

  反对"阴谋论"的人,要么是美国人的狗腿子,要么就是被美国人洗脑的白痴!

  怪谁都可以,怪汉奸,怪周小川,怪右派经济学家,就是不能怪美国人!我经常看到这样的逻辑。

  中国人可以自己跟自己斗,就是不能联合起来跟美国人斗!

  我再一次操他的奶奶!

  中国是有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一切向钱看",财迷心窍,才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丧失,然后导致储备两万亿美元,导致美国人在中国印刷了十五万亿人民币,再用这个钱主导中国——然后导致舆论媒体、主流经济学家都被美国人收买(舆论被收买的后果之一,就是"阴谋论"都不允许你持有,"汉奸言论罪"都不允许你提出),导致国家战略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导,导致整个国家被美国人钉死在血汗奴隶的生态位上!

  中国的沦陷,"次贷危机"是致命的一刀。因为承认"次贷"逻辑而带来的损失,已经使中国的战略产业全部落入美国人的掌控,中国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的后尘,走上了拉美化道路,成了美国人口袋中"煮熟了的鸭子"。

  五、好戏还在后面

  但好戏还在后面,中国民间的力量还没有觉醒、没有反弹。

  中国一旦觉醒,美国人将会发现,这不是巴西,也不是墨西哥,这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智慧的民族!低估中国人的智商,美国人一定会自取其辱!!

  来源:吴辉博客 http://blog.sina.com.cn/wufeiy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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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启蒙?

  内容摘要:中国需要一场启蒙运动,但用来启蒙的内容却有别于几百年前的欧美和90年前的中国,当时用来启蒙大众的理论和理念绝大多数变成了现实,也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中国今天需要的启蒙不一定要从那些尘封的理论入手,更简单也更容易让大众接受的方式是睁眼看世界,用事实和实践来启蒙。因此,在这场启蒙运动中,海外的华人华侨比国内知识分子们拥有更大的优势,同时,中国各阶层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率先自觉进入公民行列的人也是启蒙的先锋。而在被启蒙的人群中,不仅仅是那些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还有那些参与蒙骗他人最后自己也被蒙住了的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们,以及,我们自己。——这是个新的启蒙时代,在这里,我们互相启蒙。

  (此文根据近日在悉尼和墨尔本两次与华人华侨聊天的记录整理)

  我们需要一场启蒙,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了,问题是我们需要一场什么样的启蒙。我想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用什么来启蒙,谁来启蒙,启蒙谁等等,当然,还可以分得更细。

  用今天的事实而不是两百年前的理论来启蒙中国!

  先说用什么来启蒙。很多人可能想都不想就会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用先进的理论、普世的价值,用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

  确实不用问了,如果我们回想几百年前欧洲的那场启蒙运动,我们不会怀疑,把当时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等的理论拿出来启蒙中国人,不但不显得过时,而且,甚至还有些过于"先进了"。这大概也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们一直没有放弃启蒙的努力,却和民众愈走愈远最后弄得自己比民众还灰心丧气,还更需要启蒙的原因。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用什么来启蒙中国更有效?我的结论是:用理论、讲道理固然不能少,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的大环境,中国的启蒙应该是以事实和实践为主,讲真相说真话,也说每个人都听得懂的大白话。

  欧洲两百年前有启蒙运动,中国9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启蒙运动,那两个启蒙运动都是知识分子们用先进的理论思想启蒙大众。欧洲的启蒙成功了(在一些国家也走了弯路),中国的启蒙不但没有成功,还被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导致了五四运动,把中国引向了邪路(也许可以用一个"更大的弯路"来形容更恰当)。可见,在中国启蒙和在外国启蒙,虽然拿的理论是一模一样的,结果却大不相同。

  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在拿当时就基本完善了的理论启蒙大家,这无可非议。现在的知识分子的作品汗牛充栋,可有多少真正能够在思想高度上超过90年前的那帮启蒙先锋们?我有个理论,就是历史还没有终结,但指导人类前进大方向的理论却基本上定型了。回顾一下过去两三百年,这个世界的历史步伐或急或慢、忽左忽右,但有多少走出了欧美启蒙学者的理论框框?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说到启蒙就垂头丧气。我们今天还启什么蒙?90年前那帮人比我们差吗?人家那样折腾,都没有成功,看看我们今天的处境,再折腾90年,保不准还在原地踏步。

  我很理解这种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想的时候。这也是我在思考启蒙的时候,主张跳出理论启蒙,跳出知识分子主导的启蒙的原因。

  今天的启蒙和90年前的启蒙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从启蒙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和两百多年前的欧洲以及70年前的中国有什么不同?不同有很多,但我要强调一点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如果说两百年前(中国90年前)启蒙前辈们用来启蒙大众的东西还只是停留在理念和理想阶段,那么,现在那些理念已经深入世界各个角落和绝大多数人的内心,当时的理想,也早就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我特别佩服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在全人类尚在黑暗中徘徊的时候,就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悟出了人类的真谛,照亮了人类前进的路。要知道,就在他们大谈人权、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时候,当时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真正是自由、民主,以及讲究人权的?——他们的伟大就在于此。

  至于90年前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我也是要仰视的,但随着读了他们用来启蒙的东西,再去读西方的启蒙理论,我就感到有些不安了,因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90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启蒙的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他们只是把西方启蒙的理论照搬到中国,要说服大众,这个理论能够把我们国家带向光明。问题在于,欧洲人自己悟出的道理,也坚信这个道理,而照搬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是否真认为这些理论可行?如果说有实践支持他们的信念,那就是已经开始把这些理念变成现实的西方国家把大炮战船开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而正因为这同一个原因,让我们那些启蒙思想家们感到了透顶的绝望,到后来几乎都一夜之间改弦易辙了。为什么?让我们看看当时的现实,当中国的启蒙者们在用民主自由和人权启蒙中国的时候,恰恰是那些拥有这些先进思想的国家在侵略瓜分中国(这里先不讨论这个侵略和瓜分实际带来中国开放的某些积极意义),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却第一个宣布放弃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要求,要和中国世代友好。

  理论本来就不是原创,面对复杂的现实的时候本来就显得苍白,加上他们几乎没有启蒙几个普通民众,还有几千年沉积的专制糟粕,到后来,他们把自己都弄"蒙"了头。现在有些知识分子站在90年后的高度,责怪当时的知识分子怎么突然都向左转,同情苏俄。他们忘记了当时相比于苍白的理论的鲜活的历史事实,五四运动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美国家陷入经济危机,苏俄的经济却以比现在中国GDP增长速度还快地在飞速发展。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被美英法三国启蒙最快最彻底的日本和德国,走上了给全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邪路。虽然同中国与俄国走上的邪路并不是一条,但殊途同"毁"。——说斯大林比希特勒还要坏的人,可能不是太客观。

  因此,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初中国启蒙运动没有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引进了先进的启蒙理论,却找不到实践和事实来支撑这些理论。

  然而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现在还有人试图坐在书房,拿蒙上尘土的两百年前就诞生了的理论来启蒙,甚至还绞尽脑汁地去向糊里糊涂的国人证明哪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哪一个理论更适合中国,我觉得肯定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们不如顺手打开窗户,指着远方和我们的周围,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让我们活在更公平的世界里,让我们少受人家欺负,让我们享受到充分的个人自由,让绝对的权力受到限制,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

  如果有人不相信,你没有必要告诉他们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怎么说的,你只要告诉他们在我们周围的一些国家,这样的理想早就实现了,你可以讲事实,也可以讲故事……

  海外华人华侨是新启蒙运动的先锋

  说到这里,该扯到我今天的主题了,那就是海外华人华侨与中国新的启蒙运动。历史上几次启蒙运动当然都是由知识分子扛大旗,实际上,扛旗的是他们,跟在后面的也都是知识分子。

  可是按照我上面对启蒙内容的要求,去进行启蒙的就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了,而且如果这个知识分子整天坐在书房里,站在教室里,躺在年轻学生的床上的话,他的实践经验,和对事实的认识并不能让他们成为启蒙的先锋,而且他们那种只看过去的历史,却看不到未来的历史的人生观,往往让他们胆小怕事。

  因此,我更主要把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华人华侨身上。我认为最好的启蒙老师是海外华人华侨!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愿望,现在有多少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三千万以上吧,实在太多了,每一个统计好像都相差几百万。这些华人华侨大多数生活在民主政体下,也就是生活在几百年前被启蒙先锋们启蒙过的社会里。

  没有人比你们更加理解民主社会的无奈和不足之处,同样没有人比你们更加知道民主社会的可贵之处。怎么说呢?举个例子,今后要攻击西方的民主制度的缺陷,大家要积极一点,不要让国内那些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个什么东西的人丢人现眼了,由我们华人华侨出手,会更有说服力。上次我见到一位美国专门以揭露民主制度为己任的白人大学者。他向我悲叹道,整个苏联东欧加上十几亿人的中国,每天在那里攻击西方的制度,花费了多少金钱和精力啊,可实践证明他们竟然连一条都没有说对,没有说错的倒是有几条,不过那些也就是被西方人自己老早就揭露出来的。

  当然,也不要忘记说一下民主好在哪里,这个制度可以解决中国的什么问题,或者说能够解决了你的什么问题。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华人华侨大多向我抱怨说,你不了解民主制度,这里也有很多问题。我说,我知道,你讲一下那些"很多问题"看能不能阻止大陆人继续出来,帮助大陆把一些人才留在内地。

  但我也想请你讲一下,为什么几千万华人华侨都在抱怨民主制度的问题,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愿意抛弃这个制度,像当初他们背井离乡时那样,回到祖国的怀抱?你想一下,告诉我原因,你的任何一句话,对于国内那些从来没有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民众,就是启蒙。

  什么叫启蒙?这就是启蒙!国内很多学者和民众对民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看法,认为民主来了,什么都好了,工资涨了,女人有了,身体好了。同样另外一些人,把民主说成妖魔怪兽。说实话,这些年我在国内接触的人可谓不少,但如果要我说一下大家对西方社会的切实感受,对民主的现实(而不是理论)的看法,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没有几个人比我随便在美国和澳洲大街上拉一个华人华侨有更全面的看法。

  当然,这些华人华侨可能不是学者,也许是从福建偷渡过来的不认识多少字的华人华侨,但他们本身就让你知道了民主是怎么回事:再艰难,我也不会回去的!即便我回去赚钱,我的孩子也绝对不能回去!

  不是你启蒙我,我启蒙你,而是让我们互相启蒙!

  好了,我算是把华人华侨吹嘘了一通,但我要指出,由于华人华侨出来后忙于生计,放松了学习(有些一辈子都没有学会外文),加上对大陆的发展也不那么了解,所以,我虽然寄托他们对普通大陆人讲一下传说中的民主制度,充当一下启蒙的急先锋,但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启蒙——来自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启蒙。

  由于我打破了用理论来启蒙的旧框框,我可以这样说,由谁来启蒙的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谁更有实践经验,谁更熟悉理论和理念,谁了解外面的世界,谁又更了解中国?

  这样问下来,大家也就明白,不错,我说的启蒙就是一个全民的启蒙运动,不是你启蒙我,我启蒙你,而是我们互相启蒙。华人华侨需要告诉大陆民众民主的无奈和美好,大陆民众需要告诉华人华侨中国的过去和进步;底层民众需要知识分子们放下身段,以讲故事的形式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同的生活,当然,知识分子更应该放下身段,从老百姓那里得到启蒙。

  这种看似混乱的交叉启蒙就是我说的新时代的启蒙运动最大的特点,不管你是否赞同这样的运动,由于社会的进步、资讯的发达,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这种启蒙运动已经悄悄地展开了。它不再是几百年前由一些把圣火带到人间的高瞻远瞩的精英知识分子们登高一呼,而是潜移默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人讲真相,人人以事实为依据,人人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尊严,整个社会都以人为本……

  所以,每天晚上,我们都应该问一下自己:今天,我被他人启蒙了没有?明天,我如何去启蒙他人……

  杨恒均 2009/5/13 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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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4日星期四

清流:维新变法百年后的思考

  ——戊戌维新百年祭

  百日维新,百年沧桑。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既是系统改革的英勇尝试,又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窃以为甚至当前的一些思想文化争议亦可从当年的成败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

  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

  政变是慈禧的断然措施,老佛爷自然难逃罪责。

  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她辩解。史家们认为,没有慈禧首肯,光绪皇帝根本不敢干这么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由光绪帝"恭呈慈览。"[1]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专程赴颐和园朝拜慈禧,这些会见绝不仅是礼仪性的。越来越多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最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

  1.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百日维新期间发出有关的"上谕"竟达110多件,绝大部分成为各级官员奉而不行的具文。

  2.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他认为,只要皇帝驾临乾清门,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2]服式、发式、纪元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一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种神秘意义的象征。清帝国建国之初,便有"留发不留头"之说,那条辫子,尤其敏感。时至9月,维新事业已岌岌可危,康有为偏偏郑重其事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3]他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4]这些虽未被光绪皇帝采纳,已流言广布,徒增阻力。诸如此类稚拙言行,无非表明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驾御全局的才能。

  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词鼓动下,光绪皇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有知情者写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5]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与此同时,因礼部主事上书受到压制,把该部满汉尚书和其他主要官员全予革职,新旧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势孤力单的维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

  4.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

  任何有显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变革为先导。甲午战败后,办报、办学、组织学会的热潮虽然有助于一些官僚、士绅特别是年轻士人的觉醒,但这个基础非常薄弱。康有为等人没有以转变观念特别是"开官智"为中心环节,而把力气花在无益大局甚至极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

  首先是混淆学术与政治,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去触犯主流社会的大忌,哗众取宠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说、"伪经"说,疏远了一大批有可能参与维新的大臣和士绅,引起革新派的冲突和分裂。[6]

  再则致力于军事、政治投机,开创了近代中国的恶劣先例。

  与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也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通过谭嗣同、毕永年,他们与三合会结合,冀图运用这一民间秘密组织的武力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利用民间秘密组织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是不是以思想教育为基础,把这些民间会社作为组织下层民众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实的思想教育,这些举动就不过是政治权谋。就现有史料看,康有为不过是打算利用他们作为拘禁慈禧的工具。

  最足以体现康氏军事活动性质的是他们对待军事将领的态度。在改革迟滞不前之际,康有为等人不是冷静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归结为慈禧一人。于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密谋付诸实施:勾结武将,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民间武装则作为辅助力量。拉拢的对象有三:淮军首领聂士成、甘军头子董福祥、新建陆军督练官袁世凯。要是说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与严复时相过从,有过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现的话,董福祥可是忠实的顽固派。拉拢的手段是许以高官和其他利益。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他们已把赌注压在军事投机上了。实施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谭嗣同与袁世凯谈判,袁氏虚与蛇委。慈禧接到密报,发动政变,悲剧结束。[7]

  不能轻视康氏这些作为的影响。翻一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人们不难发现康有为等人的这些活动方式(包括他们后来组织的自立军和暗杀活动)一再为包括孙文、蒋介石等在内的后来者所仿效。不少"起义"靠的是绿林好汉或会党,而在"国民革命"旗号下的颇多活动(不是全部)不过是纵横捭阖的游戏。结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且认同者越来越多。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这些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着什么?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不应忘怀的启示?

  愚昧吞噬了生机

  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抹煞一个基本事实:政变是慈禧发动的。那么,慈禧究竞是维新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历史作全景式的观察。

  19、20世纪之交的清帝国接连发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这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也可以说是一条因果链。

  史家们已注意到,维新不是从戊戌开始的。[8]甲午战败,人们痛定思痛,纷纷提出何以自处的问题。应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顺天府尹胡??:"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9]这个奏章比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稍晚一些。但"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同时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来了(如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更值得重视的是清政府对这种主张不以为忤,且发出"上渝",把应兴应革各事归纳为16项,连同胡氏及张百熙、陈炽、康有为等人的七份奏章发给各大臣,要他们"悉心妥筹"、"实力讲求"。[10]

  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着重发展私营工商业开始成为朝野共识。与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才使中国资本主义乘机发展的流行多年的观点相反,1894?913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锼俣仍谠龀ぁ?11]1897年,商营的中国通商银行经清政府批准成立,中国从此有了国人自办的现代银行。各地正在逐步设立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务局。在文化教育领域,九十种报刊破土而出,并出现了举办新式学堂的热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先后在天津、上海创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的大学。科举制度的改革日益成为大臣们议论的焦点之一,连以保守著称的荣禄也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12]要求逐步废止原有武举考试,以新式的武备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取代。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13]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政治体制(如带国会雏形的开勤懋殿、准各级官员和百姓给朝廷上书)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同甲午战争前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十多年的状态比,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实现的。作为儿皇帝光绪亲政不久,对"圣母皇太后"奉命唯谨,大事都及时请示报告,没有留下什么对抗的记录。在和战问题上两人态度一致,说甲午战争中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之争的论断,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热衷于编造路线斗争史的又一案例。

  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本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认真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大都认为,戊戌维新的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诸实施,有些方面且已远远超过当年的预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项:

  一是稳妥地废除了科举,为现代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是开始系统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刑律》、《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都已编成,《刑律》且已颁布实行,加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实施,中世纪的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终于废弃,迈出了司法独立实行现代法制的第一步。这些法律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的法律为辛亥革命后的政府长期沿用,影响极为深远。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大清银行条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等商事单行法律的实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

  这些新政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成果。它意味着大清帝国古老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正在向现代社会蜕变。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认可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措施包括在内,则困扰20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及有关的请愿活动中露出曙光。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当,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学习,促进国家的现代化,把她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没有足够的根据。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慈禧。

  这个慈禧在发动政变后虽然在"实事求是"的口号声中,仍然准许学习西方的"实学"――科学技术,批准把部分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在经济领域继续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主动开放一些口岸,但是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不准集会结社;不准一般官员和老百姓上书;不准改革科举考试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发专制主义淫威。

  也是这个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术"扶清灭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围攻使馆,主动向列强宣战,把敢于非议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斩首,闯下八国联军人侵,首都再次被占,赔付巨款,几乎亡国的大祸。

  后面这个慈禧逆历史潮流而动,扼杀改革,杀戮志土。

  两个慈禧都是真实的。老佛爷为何有副阴阳脸?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又有个性因素。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必然与偶然交错,非常复杂。

  慈禧不是孤立的个人,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与稗官野史的描绘相反,她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满族官僚家庭,养尊处优,入宫后也一帆风顺。[14]虽然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执政初期出现过错别字连篇的笑话,但通过学习臣子为其编写的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治平宝鉴》,学习书画,阅读小说、听说书和看戏,到了晚年,她居然敢自告奋勇给贴身女官补习中国文化了。无论在经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土绅阶层所传承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在她身边还有一大批大臣和亲贵具体参与决策和施政,他们都是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官僚。这些都是制约慈禧言行的决定性因素。

  当时的传统文化已形成僵硬的体系和制度。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它又是士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且往往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甚至用义和团式的暴众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

  症结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慈禧在她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没能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就要从个人品格中去寻找答案了。

  她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享受不借牺牲海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她也干了几件贻误国家的大事:一是挑选幼儿做皇帝,二是既违反清代不让女主垂帘的定制,又违反不准宗室参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权力,并把军机处的大权接连交给几位王爷,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墨,只要忠诚恭顺就行。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她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事关最后决定权,她无法冷静地区分少数人的轻举妄动和关乎国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权在握,本来非常容易一面采取措施让这几个狂妄书生安静下来,一面稳妥地继续推进已经来得过迟的改革。

  她不是安份守己之辈,不然就不会两次发动政变夺权了。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

  当臣下把意见比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请批准时,她会点头批准。从办同文馆、派幼童出国留学、建造船厂到清末新政都属这一类。于是,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可是,就个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进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既没有主动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没有认真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在她那个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于是,她便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一连串因愚昧无知而贻误国家大事的记录。

  从6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修铁路,但在破坏风水等愚蠢的反对声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长约7英里的用于运煤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而且"虑朝议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15]最初也确实是用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铁路史上令中国人脸红的又一记录。

  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发现,官办企业不在市场上求生存,是财政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一再建议走西方的道路把这些企业交给私商去经营。这个建议如被接受,19世纪中国史可能随之改写,不幸却被束之高阁。

  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土都痛切地指斥过科举考试内容的陈腐和不切实用。明治维新前一年,丁日昌在应诏陈言中谈到士人"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建议把科举考试改为八科:"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询刑名钱稻以觇其长于吏治;六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考算学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八试外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学,以视其能否不致辱命。"[16]这个建议既照顾了科举考试的原有基础,又有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改进。一旦采纳,晚清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慈禧对这个奏章却无动于衷。智慧之光一闪而过,愚昧的头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不妨再看一段慈禧召见盛宣怀的记录:"上(慈禧)问:何谓学堂?奏对: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17]1895、1897年。盛宣怀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两件事都曾奏请朝廷批准,也就是说得过慈禧认可的。这次召见时在1899年10月6日,政变已一年多。这一年全国已有中国人自办的学堂175所,遍布全国17省,且通常都曾上奏朝廷批准或知悉。此时此境老佛爷居然不知道"何谓学堂"!这不是把国事当儿戏吗?

  从几次夺权斗争的情况看,慈禧颇为果敢机敏。但从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随着潮流摇摆,没有主动驾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荣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为不坏的最高统治者。她的私欲也不比以"风流天子"著称的丈夫(咸丰帝)和儿子(同治帝)更厉害。可是,她生不逢时,大转变的年代要有观念和知识的大更新,要有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有足够胆识的人物去开拓未来。她没有成为这样的人物。她的愚昧贻误了民族生机。为什么不愿孜孜求知?专制制度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没有经久不息的挑战,丧失了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决定统治者个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对慈禧说来是每10年一次的外来战争,惹下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弥天大祸,才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为摆脱传统文化体系带来的愚昧所出的代价。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

  统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一定失败。瓜分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来越清晰的参照系。机遇化为泡影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康有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康有为及其友人写下非常辉煌的一页。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在四年中,这群来自民间的士人和中下层官僚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上奏章……终于汇合成为震动朝野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除了历史条件为这次中华民族的觉醒提供了客观基础外,康有为等维新志土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宣扬的思想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这个思想震撼力来自何方?他的学生梁启超认为是其师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三部书是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18]但当时《大同书》尚未出版,其余二书则颇具争议性。真正的震撼来自他们宣扬的西方先进思想。康有为的四次上书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加上他的《日本书目志》以及梁启超《变法通议》等著作,《时务报》、《知新报》等与严复等人办的《国闻报》南北呼应,维新思潮形成席卷沿海波及内地之势。

  与此同时,他特地为光绪皇帝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法国变政考》等书;用多位大臣名义上送了许多奏章,成为维新变法一系列"上谕"的直接渊源。

  这些论著不失为一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总结。不少观点和主张并非康氏首倡,但他集纳成系统,反复呼号,职是广为人知。一个维新领袖由是矗立于历史舞台。

  但在戊戌时期还有另一个康有为。这个康有为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则成为创立新孔教的马丁.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初版)就是这一活动的代表作。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对这些著作赞声不绝。笔者却宁可赞同一些学者的否定意见,确信其负面价值是主要的。

  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1889年后,受到廖平思想的影响,康氏改宗公羊学,这种学术思想的转向是可以理解的。在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重要动态,当时的士人亦以平常心看待这一学术歧见,并未视为洪水猛兽。可是,康氏没有以学人应有的严肃态度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独得孔子大道的真传,"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19]宣布一部书是孔子口说的记录,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证据何在?康氏似乎认为没有认真论证的必要,仿佛是口含天宪的圣人,他说是就无不是。他的《孔子改制考》等书一再引用荒诞不经的伪书为证,以早已确认为伪书的今本《列子》为论据,对一个以反"伪经"的旗手自居的康氏说来,这又是极不严肃的。

  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认为这些著作不能在学术上苛求,主要应从思想层面上去理解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意义。那么,是不是这些论著提出的观点体现着超前的眼光,人们虽为世俗所囿,一时无法接受、但从长远看却有振聋发愦的巨大作用呢?

  这些著作确实是刻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它无疑包含着为当时的变革及现代政治制度寻找依据的内容。如说:"惟《尧典》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素王之巨制,莫过于此。"[20]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于言表。但这些著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冀图建立一个以孔教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首先,康氏鼓吹要绝对服从孔子。他说:"无教者,谓之禽兽;无道者,谓之野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21]也就是说,任何人不想做禽兽,就要追随孔子。"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于是,人们对孔子只能"服从而已"。[22]这个思想文化王国是不容许各家各派并存的。

  其次,他要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国教系统,他建议清政府下令信仰诸天神佛的"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扶圣教而塞异端。"且向国外"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实现"用夏变夷"的盛举。[23]除劝牖愚民外,士绅治学亦"皆以孔子经学为本",[24]且每十日要举行一次拜经会。

  再次,把"保教"提到根本目标的高度。从1895年组织强学会到1898年的保国会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国会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是并列的。[25]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说来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

  最后,在这个国教系统中,康有为是顺应天意阐发真理降世救民的教主。他断言,孔子被贬低,"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阐而不明……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中国贫弱的根源在没找到孔学真传。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为)梦执礼器而西行,乃觇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不敢隐匿大道",[26]于是,救世主康有为衔命降临人间,小民合该顶礼膜拜!章太炎就留下这样的实录:"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27]所谓宣扬孔子思想,其实是宣扬康氏自己,神化孔子归根到抵亦无非是神化自己。

  康氏要建立的是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扫暗,反而要扼杀生机,闭目塞聪。这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

  再从实践的后果去看看这套理论吧。利用传统典籍资源,无非是寻求合法性的依据,减少阻力;或是寻求智慧启迪,弘扬民族原创精神。在康氏那里,后者失败了,前者又如何呢?

  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经典都是不可信的"伪经"。这等于把整个士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毁。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氏离经叛道,是当代少正卯,要求连同康氏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

  翁同?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氏《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28]管学大臣孙家鼐"颇言变法",曾面请康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也"上诏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29]

  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全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奏荐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30]并坚决反对康氏用孔子纪年,康氏不听,最终"以论学不合背盟",[31]从而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

  在民间,康氏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章太炎与康氏门人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32]"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33]此事发生在1897年上半年。

  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蒙昧。康氏是介于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型人物。当他以当代孔教教主自居时,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对象。可是,牢固的传统专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归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按照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谋围捕。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

  百年过去了,非常沉重的百年。慈禧母子、清帝国、康梁……都已成了历史陈迹。戊戌维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在僵化、封闭、缺乏自我更新机制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那是阴阳两面的慈禧、自相矛盾的康有为以及层出不穷的阴谋、阳谋赖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是建立以开放、自由交流和与世界接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把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提升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公民。

  不幸,中国人有健忘的习性。谁不相信,请细听一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话语。

  "文明只有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对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史的落后国家说来,这是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的非常中听的一句话。可是,文明除了民族性以外,有没有时代性呢?如果不承认16世纪以还,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从徐光启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百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挠学习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扰吗?承认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别的文明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分,指的是那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差,而非人种上的优劣。承认落后,旨在改革和赶上。笼统说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比慈禧之流高唱的"中华文明教化远非蛮夷可比"的高论自然略胜一筹,但其实质并无差别:在国家落后的年代,拒绝学习海外的先进文化。

  反对"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近代中国列强侵略中国主要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在文化领域则并非所有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所有外来文化的进入都是侵略。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自我封闭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把文化交流与侵略混为一谈,正是晚清权贵和士绅鼓吹狭隘民族主义贻误社会转型和无知愚民的义和团情结产生的重要基础。在国家主权已有充分保障的今天提出反对文化"侵略"或"殖民",这意味着什么?是反对那些充满暴力和色情的下流文化吗?这在西方也受到批评乃至法律管制;同时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也不乏这类货色,沉渣泛起,不能全怪洋人。是反对来自别国的价值观念吗?此事却颇为复杂。任何现代国家其公民的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只能让公民在自由交流中自行选择,"反侵略"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至于学术领域只存在是非之分,而不管提出者的国籍;反"侵略"、"殖民"云云,不过是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哗众取宠的游戏。

  "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窃以为这是一个颇具迷惑力的假问题。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是针对所谓"全盘西化"的危险。而这样的所谓"危险"不过是唐吉诃德想象中的敌人。任何非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传统文化可以蜕变但不可能"全盘"消逝,除非有关民族"全盘"斩尽死绝。不管提倡者主观意图如何,这个论题的必然后果是构筑起某种文化封闭的堡垒。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强劲的年代,这种中体西用论的新变种有可能延误而不是加速现代化事业。

  这样说不等于反对人们研究和运用中国文化。但是,也必须同时一视同仁地让人们自由研究和运用西方文化、不中不西文化及其他文化。应该让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自由交流,自由竞争,由公民自由选择,各适其适。就传统文化的所谓现代化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去伪存真。

  总结戊戌以来的历史经验,在思想文化领域只有一项是现代化事业绝对不可缺少的,这就是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基础在健全的义务教育制和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核心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应有国内外都畅通无阻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体系。有了这样的制度和体系,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才能具备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中国人才不会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被淘汰。这是根绝国民群体愚昧现象的保证,也是防止在社会管理阶层中再出现慈禧这样的阴阳怪物和康有为式的不新不旧的政治家的基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离不开这个条件,更是不言而喻的。

  来源: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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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3日星期三

许志永:政治文明与公民责任

  怀着一个世纪以前先辈们同样的梦想,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一种共识,在中华民族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我们是谁?我们应当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承担什么责任?

  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比较善良的人。每个人内心都有善的一面——乐于帮助他人,也都有恶的一面——损人利己的欲望和冲动。有的人损人利己甚至没有底线,有的人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坚守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大部分人行为受利益诱导。一个美好的社会里,恶人得到正义的惩罚,大部分人抑恶扬善。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里,恶人当道,好人吃亏,大部分人抑善扬恶,从小教育孩子学会提防陌生人。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比较善良的人。我们富有同情心,我们常常为真、善、美而感动,我们不会为私利放弃做人的原则,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坚守良心的底线。我们就像黑砖窑里的奴工陈小军一样,所有被打的奴工后来有的人成了职业打手,更多的人在胁迫下也会殴打后来者,但陈小军从来不打别人,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仍然坚守善良的底线。

  我们是这个社会中个性比较执着的人。正如人性中有善恶之分一样,人的个性也有强弱之分,有的人个性倔强,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就要反抗,而有的人个性温顺,甚至逆来顺受,中国自古就有屈死不告状之说。我们属于社会中个性比较执着的人。面对特权腐败,面对邪恶的不公正,有人成为帮凶,很多人选择了沉默,而我们,从不放弃内心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我们呐喊,我们抗争,哪怕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哪怕有人说我们偏执。其实,社会进步往往是那些"偏执"的不安分的人推动的,大量上访者聚集北京不是他们的性格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更关心公共利益的人。每个人都会关心公共利益,这是人的本能。但有些人更加关心公共利益,甚至以维护公共利益为自己的职业,通过维护公共利益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一个人性复苏公共精神兴起的年代,我们走在前列。我们热心公共利益,为陌生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努力,为普遍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而奋斗,我们为此感到幸福和骄傲。

  我们是新时代的中国公民,是率先站起来的一部分大写的人。我们不是那生来俯首卑微的臣民,我们相信国家属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相信"打江山坐江山"的野蛮政治逻辑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是生来被奴役被剥夺的贱民,我们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相信那些写在纸上的条文,我们相信。我们不是历史灾变面前蝼蚁般无声无息的草民,我们相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被欺诈和不义掠去诚信底线的刁民,任何时候我们都坚守内心的道德和希望的阳光。我们不是被仇恨和绝望燃烧的暴民,我们相信自由、理性、宽容和爱。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怀着共同的梦想。

  我梦想着有一天这是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在这个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里,权力服从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政权更替不是伴随着动荡和恐惧,而是人民节日的庆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寡廉鲜耻的阴谋家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至少他们不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趾高气扬,腐败分子如过街老鼠一样无处藏身,执政者的权力和尊严来自崇高的道德和为人民谋福利的能力,来自人民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拥戴。

  当人民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冤民仅仅因为来国家的首都寻求正义就被驱逐,被殴打,被关进各种各样的黑监狱。人民的代表来到北京不是为了拉关系,不是为了贿赂,他们是来履行法定职责,他们真正代表人民。

  最高法院门前不会充满怨忿而又无奈的上访人群,法官不是庞大官僚体制中卑微的一员,他们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他们可以浩然正气地说——我忠于法律和良心,我有资格代表正义!一个社会如果无权无势者找不到正义的底线,找不到说理地方,和谐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现在,已经到了法官回归良心树立社会正义底线的时候了!

  每一个官员不会冷漠相向于人民,政府大门会向每一个公民友善地开放,我们有权利向市长当面提出意见,有权利在媒体上批评现任的官员。我们的"公仆"真正以为公众谋福利作为人生价值的实现,他们不得不重视我们手中的选票,他们应当是一群为公众谋福利的人,即使有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也绝没有机会膨胀。

  我梦想着有一天,这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不是没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能没有底线。最贫困的人也应当有基本的生活和权利保障,他们应当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应当为这个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富有的人可以购买奢华的生活,但不可以拥有法外的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可以行使权力,但不可以践踏别人的尊严。

  在法律面前,在人格尊严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个清洁工和国家领导者之间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存在法律之外的命令服从关系。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不是一个特权腐败的社会,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失去尊严和荣耀的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里,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能找到自己适自己的职业,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权势,而在于道德良心的坚守。

  我梦想着有一天,这是一个自由幸福的国家。

  这将是一个真正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国度。官员们不需要充当两面人——在家是好父亲、好丈夫到了工作岗位就得放下良心,他们只需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可以升到更合适的位置。法官不需要低三下四去迎合一个法盲的命令,企业家不需要经常讨好官员,医生不需要偷偷地收下红包,律师不需要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充当皮条客。我们不需要自己纳税养活一大群人来审查电影和文学,不用养活一大群人专门删除网上言论,不用担心在网络上批评政府遭到跨省追捕,不用担心自己因为宗教信仰而被骚扰,不用担心自己的学术著作通不过漫长的审查。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道德良心基础上的社会。我们不需要贿赂法官也可以在家里安心等待正义的判决,不需要给医生塞红包也不用担心家人做手术时遭到歧视或虐待,不需要缴纳昂贵的借读费也放心自己的孩子会受到平等的教育。当我们开车行驶在路上,即使没有摄像头我们也不会闯红灯,因为我们相信法律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当我们的房子要拆迁改造了,我们不会赶紧为了多得补偿而建新房子,因为我们相信,补偿款不会被克扣,国家会给每一个人公正的赔偿;当法院判决我们输了官司,我们不会拒绝履行,因为我们相信,法官的判决基于法律和良心;当地震灾区需要捐款,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不用担心捐款会被贪污和挥霍。在一个道德良心主导的社会中,我们人性的善得到最大的张扬,恶得到最大的抑制,诚实、信用、友爱、互助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的社会没有那么多麻木和冷酷,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一个人脸上是纯真的笑容。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一种共识,为了这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承担什么责任。

  中国必然要完成现代文明转型,必然会成为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人民自由幸福的国家。问题在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我们民族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先辈们呐喊过,奋斗过,但我们始终没能走出历史的阴影。今天,政治文明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有人说,中国一旦民主化将天下大乱。不管这种担忧是否真诚,至少,有一种可能,当现有权力体系突然崩溃,中国社会有可能陷于长时间纷乱。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会重蹈二十世纪军阀混战的覆辙,毕竟21世纪人类已经形成民主、法治、人权的普遍共识。

  但是,长时间的纷乱也会让人厌恶,而且国家也有分裂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运行在深厚的专制文化土壤上,如果大部分投身于民主规则的人无原则追逐私利而缺乏起码的公共精神,如果那些高喊民主口号的人并不能给普通民众带来自由和幸福,我们追求的民主又能比我们批评的专制好多少?

  当然,从长期来看,至少在当代,民主优于专制,很长时间磨合以后,民主制度也会逐步完善,也会良性运行,也会激发政治的美德。但是,我们的责任是——最小的代价,不要忘记,我们民族已经错过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同样的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运行良好,在另一些国家带来纷乱,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运行缺乏道德或者文化的支撑。因此,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健全民主法治制度,更是有必要从一开始,或者说,从变革的过程中就要给民主法治制度奠定高贵的政治文明传统。

  有人担心,中国有没有可能建立政治文明的文化传统。美国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有华盛顿麦迪逊等人为文明政治树立的高贵榜样,而我们国家自传说中的禅让制以后,两千年的政治文化是"打江山坐江山"一脉相承。

  但是文化未必决定命运,漫长的专制历史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永远不能享有民主、法治和自由。文化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预期,当一个人根据生活经验预感到别人不去遵守法律的时候,他也就不去遵守法律,因为遵守法律的人会吃亏的,当特权腐败成为生活常态的时候,每个人面对纠纷首先就想到了关系。这种普遍的心理预期是可以改变的,因为道德是可以唤醒的,因为所有的人内心都有善的一面。

  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信念,一种新的预期,让这种新的预期主导我们的社会,必须让人们相信,不去贿赂也能得到公正,让人们相信,从明天起,所有人都不去贿赂,贿赂者会得到惩罚。是的,必须让人们相信。必须有一种力量让人们相信。我们必须成长为这样的力量。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批评——尽管批评很重要,不是革命——革命不能带来民主和自由,不是改良——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改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建设,建设强大的健康的公民社会。我们从不放弃改良的努力,但把握改良道路的不是我们,我们只能是怀着美好的期望。我们能负责的是我们自己,任何时候,公民社会的成长只会有助于我们政治文明梦想的实现。

  公民社会不仅意味着广泛存在的专业性社会组织,还意味着代表社会公信力的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公民政治组织。我们不把获得权力当成目标,而把建立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宪政制度作为目标。我们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怀有敌意,我们所有的行为坚守温和、理性和建设性,因为我们相信,爱,是我们民族获得救赎的唯一道路。

  我们的责任是共识。必须有基于责任的强烈共识——我们新公民不仅要服务于我们身边的同胞,服务于城市和乡村,我们还必须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承担责任。在道德良心基础上重构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清楚知道制度的意义,与建立这些科学的民主法治制度同样重要的,是强大的道义力量缔造的从开始就弥漫于宪政制度运行的高贵气质和传统。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完成政治文明转型,我们必须成为政治文明的基石,必须共同成长为公民社会强大的理性的力量,必须让良心和正义的力量成为社会主流,必须改变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改变我们的国民性,必须给民主法治制度以纯洁美好的灵魂。

  我们的责任是参与。有人说,政治是肮脏的,我远离政治。但是,政治不会因为你的远离它就远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政治是日常化的存在,我们只能在野蛮和文明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相信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与生俱来的爱,对国家和社会都怀着强烈的责任心,都怀着一个美好社会的梦想,甚至你的绝望和放弃恰恰是因为美好的梦想和深沉的爱,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正因为梦想,我们决不能放弃,如果我们放弃了,如果社会良心正义的力量不能成为主流,这个国家永远也没有希望。我们不必把政治当成自己的职业,但我们必须把文明政治当成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远离政治,我们必须参与政治,以全新的公共服务精神参与政治,我们必须改变政治,让政治远离阴谋和暴力,让政治成为公共服务的美好事业。

  我们的责任是奉献。我们必须成长为强大的理性的公民力量,这支力量的表现形式是一群德高望重的优秀公民的联合。我们需要博大的奉献精神,必须从内心深处彻底放弃政治就是不择手段追求权力的念头,必须彻底信仰政治就是为公众谋福利。我们需要浩然正气,我们必须成为正义的底线,必须成为社会公信力的象征。我们唯一可以仰仗的力量是道义,政治对于我们而言很简单——我们奉献了多少,捍卫了多少人的正义和尊严,承担了多少苦难。唯有这种博大的力量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希望,才能唤醒这个民族被压抑的良知,才能在道德良心基础上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社会。

  我们的责任是团结。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新公民,我们不仅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仅要完善自己,而且要发现和我们怀着同样信念的新公民,主动团结新公民。在这个人性复苏的时代,在每一个城市和社区,在每一个县城和乡村,已经成长起来很多热心公益具有道德威望的公民,他们是小区业委会的成员,是维护集体土地权益的村民代表,是价格听证会上公众代言人,是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慈善事业的带头人,是坚守良心和正义的法官,是真诚服务公众的公务员,他们代表公益,代表社会良心,代表公民社会健康的力量,代表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今天,在这里,我一再强调的是责任。为了这个古老民族的现代文明转型,为了自由和幸福的政治文明,我们必须担负起责任,我们必须是基石,是道路,是未来。

  2009-05-10

  来源:许志永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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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

毕研韬:大学生自杀的背后

  2008年仅国家直属高校就发生63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加上非直属高校,2008年全国大学生自杀人数应该有数百人。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显示,26.5%的受访大学生有过自杀想法。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的看法是,中国高校对大学生自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学子寒窗苦读十余载,就是为了圆"大学梦"。然而,一旦走进大学校园,有些学生顿感失望、无助,乃至厌世。中国的高校绝非净土。事实上,校内和校外一样充斥着不公和不义。遗憾的是,大部分家长对中国高校并不了解,所以事先不能给孩子"打预防针"。更糟糕的是,中国高校仍在坚持"一面诉求"的错误教育方针。

  由于专业缘故,我在课堂上经常探讨"现实的构建"(construction of reality),也时常用电子邮件和学生交流。2006年12月16日,我收到一封学生的电子邮件。这名学生在听了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的报告后,感到中国正如日中天,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这名学生相信"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他希望老师们"上课时要多传输正面思想",因为老师培养的"毕竟是建设未来祖国的接班人啊"。

  如今,为数不少的大学生依然相信,政府官员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人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在这些学生看来,那些敢于针砭时弊的老师,或者是心理阴暗、思想偏激,或者就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学生就该毫不留情地向学校乃至警方举报。可是,当走出校园后,他们却频频遭受挫折。在学校里越单纯的学生所受的打击越大。

  2009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一位学生的邮件。他给我讲述了在社会上碰壁的经过,并说:"学生愚钝,遇事无能,方明恩师所告'碰壁'之言,何其深刻。"以前在课堂上,我曾阐述过自己的"碰壁论"。对于某些较为抽象的议题,你很可能听不进不同意见;你越是自信,就越拒绝不同意见。只有当你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时,你才会反省。但这时,你又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遗憾的是,别人很难阻止你碰壁。对有些人来说,碰壁是必修课。

  2009年春节后我收到了另一学生的邮件。学生向我讲述了实习过程中的"茫然"和无奈,并说:"我害怕再坚持下去,自己的热情和兴趣就全都磨灭了"。学生在心里挣扎:"现实与我想象的距离好远":"我真想换个环境、换种心情。"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所学的知识,怀疑自己的能力。读到自己一向欣赏的学生的倾诉,我感到十分痛心。

  事实上,社会决不像学校灌输的那样简单、纯洁,也不像学生碰壁后认为的那么复杂、黑暗。社会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传播学上说,某些议题适合采用"一面诉求"的策略,而另一些话题则需要"两面诉求"甚至"多面诉求"。如果在学校期间就能了解"真实"的社会,学生走出校门后的失落感与挫折感或许就会减少很多。

  对于时局和社会,中国高校一向只展示"光明面"而掩盖"黑暗面",于公于私,这都有害无利。不让学生了解真实的状况,说穿了,是愚民,是欺骗,是剥夺公民的知情权,是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为了孩子,我们应该迷途知返了!

  (原载《光明网-光明观察》,原标题"大学生自杀,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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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殿君:崇祯是怎样亡国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末帝大多沉湎于酒色,而明朝末帝崇祯朱由检则是个例外。他18岁称帝,17年后即亡国,后世对他的评价却不错。史书说他"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佞,天下想望治平"。《明史》的作者张廷玉也说,崇祯"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也有的史评家说他"宵衣旰食"、"殚心治理",将其归于英主之类。

  果真如此吗?史实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大明王朝灭国三百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明末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18岁登极后即深谋远虑,谋定后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举翦除魏忠贤阉党,赠恤天启朝遭迫害的杨涟、左光斗等正直之臣。继之毁《三朝要典》为东林党人辩冤,并起用有谋略的良将袁崇焕总督辽蓟抗拒后金,表现了非凡的机谋和才干。

  他开局顺手加之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深得人心,一时有了"英容中兴之君"的美溢!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如一株怒放的昙花,耀眼一刻后便光彩不再了。问题的成因虽十分复杂,政治大气候是首要因素,他的盲目自信、猜疑嫉贤、滥施酷刑之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的朱明王朝经过他祖父神宗、生父光宗、乃兄熹宗的惨淡经营,王朝的政治生态仍然每况愈下。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为既得利益或瓜分更大的利益进行着殊死搏斗。更令朝廷头痛的是西北各地的饥民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整个晚明社会就像蓄满药石的火药桶,只要崩上一星火花就会引发无法避免的大爆炸。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关外的后金政权,正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寇边,觊觎大明神器。

  在内忧外患不断,国是日非的背景下朱由检黄袍加身了。最初他确曾"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决计再次中兴大明王朝。但由于他没受过从政训练,根本不懂得治国之道。加之生性疑忌,又急于求成心切,总想一口吃出个胖子。几个月后政局不见起色,他看谁都不得力,结果走马灯似的撤换大臣,或因小过罪人而大开杀戒。粗略统计他在位17年,共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相),可见他用人轻率之一斑。后来被他杀戮的相当于首辅的内阁大学士2人,他直接下令杀死的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被他利用特务手段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自杀或判刑、流放的巡抚和尚书、侍郎几十人。公元1641年,即朱由检当国14年后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145人。这个数字见于官方史料,当时崇祯朝举国上下大约有文官一万多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文官远不到百分之十。人们不难想象如此多的高官被打入大牢,官场的阴森景象会是什么样?在上述"犯科"的官员中,贪赃渎职者当大有人在,治其以刑罚罪有应得。但事实证明,恰恰在这部分被关押的高官中,有人是无罪而且是有功大明之人,只是这年轻皇帝轻信谗言或得个小报告就大发淫威,被他十分情绪化的革职拿办,或随便安个罪名处以极刑了事。这种施政手段,造成人人自危,个个不敢任事的局面。过几年以后,当他看到这种人事调整没有给国家带来新的生机,相反,衙门间政事推诿、扯皮的风气依旧。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农民起义军的锋芒所指已逼近北京;对后金的战争依然节节失利,而官僚集团的相互倾轧也并没随着魏党的消亡而敛迹。这些令人头痛问题的存在,使他陷入烦恼和空前的苦闷之中。面对不理即乱,理后更乱的政局,他坚信问题症结全在文武百官身上。反思几次后,感到登极不久作出的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权的决定错了,这不利于对各级官吏和军队的控制。冥思苦想后也没有新招法,重又袭用老祖宗用过的伎俩,首先在服侍自己的宦官中选拔亲信,培植鹰犬。然后利用东厂、锦衣卫这一整套庞大的特务系统,进行暗无天日的恐怖统治。这个念头一经定格,他便下令大肆招收宦官。由是,宦官人数急剧膨胀,待他末日来临之际,宫中宦官总数不下十万人,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纪录。

  为了控制军队,从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起,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去核实各路军队人数,据此数目让户部发军饷。又派太监吕直代表圣上前去慰问守城将士,继之任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到了崇祯四年十月,又索性恢复太监监军制度,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且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试想太监们窃取了军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统军的将领们能心悦诚服地听命于他们的瞎指挥吗?太监监军后,他们还有权随时向皇上直接密报,对统帅们捕捉到的最佳战机无端阻挠、掣肘。更糟的莫过于还在暗中派厂卫人员去军队,用特务手段监控将领们的一举一动,在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

  崇祯在位期间,常以"恤民疾苦"相标榜,但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年皇室、官僚广占民田,正税之外,又有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却是不争的事实。崇祯十三年,陕甘和河南等地大旱,饥民们将可食的野菜挖尽,树皮剥光,灾区路尽饿殍,甚至有易子相食的现象发生。崇祯接到各地官吏请开官仓济饥的报告不断,却不予理睬。当李自成率军重入河南时,义军以"迎闯王,不纳粮"作号召,饥民纷纷从军,一时成为燎原之势,官军则一路败逃。试想在大灾之年,崇祯若想到百姓的疾苦,真想救民于水火的话应有举措,假设能开官仓救济饥民的话,无疑是得人心之举;假设他将库帑中积存的银两,拿出一点点在州郡开设粥棚的话,不致于饿死那么多平民百姓……严格地说,历史过程是不许后人假设的,因为事后诸葛亮,你想的招数再好,于当时当事是没有任何补益的。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查没的明廷内帑,就足够这个新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用"。(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可见明末国家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空亏,却仍连年横征暴敛,对老百姓榨骨吸髓,崇帧"恤民疾苦"的说教,太苍白无力了!

  明史记载,崇祯称帝之初,确有忧患意识,对关外异族的进犯尤为警惕,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在群臣的举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赴任时,他还设盛宴款待,亲赐尚方宝剑,"令其便宜行事"。袁崇焕果然有勇有谋,不辜负圣上的期望,他尽心竭力整顿蓟辽防务,加固城墙,筹集粮草,训练兵勇,作长期固边的准备。其间对违抗军令、懈怠防务的兵将予以制裁。后来又果断地处死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与登州、莱州、天津建立了军事防守联盟,互为依托。对所辖的50余万步兵、8万骑兵,日事操练,令寇边的后金多次受挫。

  后金国主皇太极是位知兵善战的风云人物。当看到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入关逐鹿中原的大计不得进展时,决定改变主意,采取绕过袁的防区,取道蒙古然后穿过喜峰口,一举夺取京城北地护卫城市遵化,进而挥师南进,直逼北京。

  北京危在旦夕。袁崇焕得知后,火速率军入关驰援。处在危急中的朱由检闻知袁崇焕统兵来救,十分惊喜,当即颁诏嘉奖,又命袁节制各路援军。

  袁统兵抵京后,改变了北京的防守弱势,使后金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这时,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有说袁崇焕拥兵纵敌,才使北京受到威胁的;有说他暗中与敌媾和,与后金订立了"城下之盟"等等。多疑多忌的朱由检听到后,十分恐惧,便对袁产生了疑心。

  皇太极则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于是谎称他与袁有密约,故意大声说给部将高鸿中听,本意是让已俘虏在金营的明朝两位太监听清楚。后来又故意放松看押,让其中的杨姓宦官溜回北京。杨宦官逃回北京,对崇祯细说他在敌营里所听到的袁崇焕已与金主订下盟约之事。皇太极还把这些谎言写在密信上,暗投德胜门和永定门外,这便是京城流言四起的由来。

  崇祯听罢杨太监的情报后竟信以为真,不假思索,不经司法审讯,即刻传令拿下,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命锦衣卫将袁投入大狱,未几,凌迟处死于北京西市甘石桥。这个离间计全过程简单得有点离谱,但崇祯却辨不出真伪,竟冤杀大将袁崇焕自毁长城,灭己锐气,敌国称快。后来清朝史臣谈论此事,认为崇祯"年少昏聩",误杀忠良,"自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明史》),从此后金的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了"。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义军攻到北京城下,此时崇祯始知大势已去。三月十九日清晨,闯王的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内城。崇祯闻报,急令传各部大臣进宫,但无一人应召。这位孤家寡人便慌忙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今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连天烽火,喊杀声不绝于耳,不觉心惊肉跳起来。是进?还是退隐?他没有主心骨了。接着又匆匆返回乾清宫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并辅弼太子。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三个儿子入宫,叮嘱后事。他先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皇后泣曰:"臣妾跟从今上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耳。陛下命妾死,妾怎能不死?"言毕解带自缢而亡。随后与袁贵妃拜别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投环自缢。接着又砍杀自己15岁的长女安乐公主,流着泪说"尔为何要降生到帝王家啊!"说罢取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狠劈下去。公主本能地举臂自护,结果右臂被砍断,顷刻卧地,呻吟哀号。崇祯见此惨状,浑身哆嗦,再也没有勇气砍杀女儿了。然后他咬破手指写了一通给李自成的血书,大意是说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被臣下所误,现在死了更无脸到九泉下见祖宗,只有取下皇冠,披发遮面,任尔等分割尸身,千万不要伤害黎民百姓云云。他将血书藏入衣襟,慌忙再登煤山,自缢于一棵老槐树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书从反面揭示出他死不认账的心态,对自己的过错没有丝毫的反省和检讨,国家行将灭亡之时,他才感觉到不要伤害黎民百姓的重要性,而且又是忠告李自成的,更暴露了他"恤民疾苦"说教的虚伪性。传统的史学精髓在于臧否历史人物时多取"盖棺定论"的方法。三百年后审视晚明的这段历史,崇祯虽不是荒淫的暴君,他的猜疑轻信、刚愎自用的悲剧性格,确实是位不合格的帝王,如果不是他操持国柄的话,晚明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

  来源: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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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晚清新政困局——政改是找死,不政改是等死?

  专制政府的政治改革大都是逼出来的,而逼出来的政改,又总是成少败多。此即政治改革的困局。所以,亨廷顿说,成功的政治改革家比成功的革命家更伟大,因为前者必定是高瞻远瞩、成熟老练的一流政治家,后者倒有可能只是误打乱撞、侥幸得手的冒失鬼。

  实质性的政改是很难发动的。一个传统深厚、陈陈相因的政府,一个获得过诸多历史成就的旧政体,即使它已经腐朽堕落、百弊丛生、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但只要它仍然还在运转,哪怕只是病态的、畸形的运转,对其实施大幅改革的主张也是不受欢迎的:体制内的固步自封者、既得利益者必会群起攻之,把政改的企图当成离经叛道的胡闹和折腾而予以拒斥。这是因为,统治者和官僚阶级与旧体制有着荣辱与共的利害关系,只有在旧政体之中他们才感到舒适和安全,他们的思想、利益、政治经验和执政模式才能获得适应性与合理性。因此,除非遭受巨大、惨痛且一目了然、无可争辩的政治失败,否则,政治改革就难以成行。然而,真要到了因失败而被迫政改的时候,又往往为时过晚:矛盾已然激化,权威却已丧失,从容改革的时机和条件一去不复返了。

  上世纪之初的"晚清新政",恰好就陷入了这样一场难解难分的政改困局。起初,清政府并非没有从容行事的机会,如果它从1840年代(对英战败),或1864年后(攻克太平天国),至迟1895年后(甲午战败)就实施政改,它本来是有较多的缓冲时间、足够的腾挪余地,可以有条不紊地"廓清积弊"、"次第更张"。然而,朝廷和它的官僚们却不以为意,只准"洋务",不许"维新",只经改,不政改,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白白浪费了大把的政改光阴。直到庚子年拳民作乱,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仓惶西狩",督抚离心,"东南互保",谢罪赔款,颜面尽失,大清国的中央权威如江河日下,政治败象已一览无余,朝廷这才发出"罪己诏",颁布"变法上谕",拖延已久的政治改革终于上路了。

  平心而论,1901年起步的晚清新政既不是"作秀",更不是"骗局",而是大刀阔斧、真抓实干的政治改革。比如:"官制改革"虽被高层的权力斗争所玷污,但毕竟史无前例地缔造了一套近代化的政府组织,并非一无是处;《钦定宪法大纲》虽师法日本,首重"君上大权",却毕竟承诺"庶政公诸舆论",将立法权赋予议会、与皇权分立(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废法律),且规定了臣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人身与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等权利,这些也不能一概说成"涂饰耳目,敷衍门面"(梁启超语);资政院虽"钦选"、"民选"各半,但毕竟不是等额选举,就是这个照猫画虎的资政院,也照样敢于弹劾军机、非议圣旨,并不见得比西方国家的民选议会逊色很多;各省的咨议局更是成了宪政先锋,兴教育,扶实业,办自治,监察督抚,请愿国会,其实也是有声有色。在政体改良之路上,1901年后的西太后、1908年后的摄政王,比戊戌年的光绪帝和康梁走得更远,其政改举措显然也更有章法,更有力度,更有层次感,更具持续性,更加稳健扎实。

  然而,开局被动,则全盘不利;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晚清新政的结局却是鸡飞蛋打、一塌糊涂。这场规模宏大的政治改革完全是越改越乱,所激发的新问题比它所要解决的老问题更多,所制造的新麻烦比它所要克服的老麻烦还大。而关键时刻为大清国掌舵的,却是缺乏政治经验的摄政王载沣和让全国人民极度失望的"皇族内阁",他们无法在民情的波涛中驾驭改革之船,政局渐渐失控,革命一触即发。最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仿行宪政"灰飞烟灭。

  这是一段值得国人永远铭记的政改历史。有人说,是晚清新政为辛亥革命敞开了大门,政改是找死。这话不无道理,但并不正确。因为在新政之前很久,百病缠身的满清王朝早就日暮途穷、奄奄一息。欧美虎视,日俄狼顾,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民怨如海,士谤如潮,祸积有年,发于一时。换言之,不政改也只能等死。若要追问晚清新政的教训,怪只怪清廷在它还有威权、有能力的时候不图政改,当它远远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其势已孤,其危已重,政治改革当然也就力不从心、无以建功了。

  200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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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带给人们的惨痛还未过去,其周年纪念即将来临时,又闻杭州“富家子弟飚车撞死人”这令人痛心和愤怒 的新闻! 虽然看到“躲MM事件”,贵州瓮安的“腹卧趁”事件,深圳因“操”获刑事件,清洁工捡金获罪等...              在很多中国人认为死一个 人本已十分正常,甚至对不正常死亡的事件淡然漠之时,本已稍稍平静的心还是要爆发了。。。

1、贴子(希望不被视为不良信息而被删除)
富家子弟飚车撞死人最新情况天涯原贴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558998.shtml
2、视频(希望不被视为不良信息而被删除)
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3313559.html

一个刚毕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他的人生还刚刚开始,他的年迈的父母还需要他的陪伴,他的同事朋友还需要他的 欢乐,他的女友还需要他的宠爱... 然而,当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还未尽他的社会责任的时候,竟然被另一个同样 需要尽社会责任的人高速飙车撞死--------是何等的悲哀,又是何等的可耻....

难道就因为是富家子弟,难道就因为背后有着强大的正 制势力,就可以任意视社会普遍规则于不顾 ,视他人生命于不顾 ,视国家法律于不顾么? 看看我们的POLIC-E,在旁边如此多的人却证明车速至少在100码以上时还在辨称肇事者车速为70码, 这样的执法者为何要昧着良心,堂而皇之的说谎? 如果不是有媒体,如果不是有网络,如果不是有众多的目击者, 是否就敷衍了事,草草收场 ,留下痛苦的家人,留下无辜的受害者苟活人间吗?
..........

如果有谁漠然视之,有谁动用公器来阻碍事实真相的调查,那上帝会安排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他的身上...希望这不是 诅咒,而是受害者在天堂的哭诉.....

期待着此案的大白于天下...向汶川地震的死难同胞默哀...希望既没天灾更没有人祸...  因为谁也不知道,在明天的城市道路上,我们是否会也成为这样一个受害者...



PS: 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如果这位受害者不是浙大的大学生,他的同事朋友们没有维权的意识,不会将这样的事件暴光时,不知有又是什么情况? 因为还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中国上演,而我们却丝毫不知情...

09/5/12

转盐吧网友文
   365天的泪水不会干
教学楼每层应该筑有圈梁,应在每个关键的角落筑有40公分以上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立柱,应广泛使用25#的"优螺"钢 材。"普通螺纹钢材"是不允许使用在教学楼上的。25#螺纹钢的大小约有成年人的脚拇指粗细。
在灾区的许多人证实:四川这次受灾倒塌的教学楼中,可见的标准钢材的严重不足。在8级以下地震的边缘,结果一震即塌 ,一塌匍地。
有几个班级的学生,竟然无一幸免于难,如此快的倒塌速度,匍匐的倒塌方式,没给人留下一点反应的空间,没有留下一点可以保护身体的角落。
标准的建筑本是可以在8级地震中有所抵抗的,可是,就是这些劣质的教学楼,诱发出了人类最悲惨的灾难!
上万个幼小的生命,在资本的变态积累下,在人类扭曲的分配方式里,在特权的歌功颂德中,就这样成遍成堆地消失了......
用我的心,为消逝的灵魂呐喊。喊出我的悲痛,喊出我的不平,喊出我的向往!
悼念无辜的孩子......向灾区豆渣校舍旁残留的书包志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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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顾:地震豆腐渣工程的与“被颠覆妄想症”

  最近关于地震豆腐渣工程的文章越来越多了,但是好像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谴责政府如何阻挠彻查豆腐渣校舍,如何打压讲真话的群众,好像还没看到有人分析为何政府非要这么做。这里尝试一下业余的从心理层面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土共对豆腐渣工程要采取这样的应对。

  看到土共的这种反应,其实首先是让我想起一个2000年播出的港剧《创世纪》,里头有一个叫做许文彪的,本来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物,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所迫,逐渐开始变得心狠手辣,自从很胆怯的杀了第一个人以后,从此不可收拾,一错再错,临死醒悟之前还说:"有的事没得返转头的了,是阿添他逼我的,这条路,我走了第一步,就要继续走下去,直到不能再走,跌倒为止……我不能输的,我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路不是只有一条的,有很多条可以选择的,有的东西他以为没了,其实不是真的没了,只不过是他不小心走错了第一条路而看不到而已。

  从豆腐渣工程本身来看,如果政府真的在第一时间进行彻查,不见得会对自己伤精动髓,相反有可能切掉良性肿瘤。个人理解的豆腐渣校舍的修建过程,大概是地方教育部门招标,然后由地方官员的亲友经营的施工队中标,建筑款项显然是上头拨的,一分都不拿的修学校的这种"学雷锋"的行为他们是不会做的,因为地方官员为上任所付出的红包成本必须收回,否则亏本做官还不如不做。于是官员和包工头各瓜分一部分建筑款,剩下的钱不够只有偷工减料了。等房子修好了,上头下来人验收时,地方官员自然是酒肉伺候,喝高以后满足的签字验收通过。所以如果彻查豆腐渣工程,真正被直接卷进去的大概就是地方政府官员加上验收部门的官员还有施工单位。把这些人揪一部分出来,扣上党性不足,良心泯灭,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再通过喉舌把中央和他们划清界限,处理得好是完全可以做到既树立形象,又不扩大打击面的结果,毕竟老百姓看得清楚事情的人不多。可是土共却没有这样做,不得不说他们非但EQ低到吓人,现在IQ也低得令人发指了。

  土共似乎有一种"被颠覆妄想症",特别是自从89年李鹏同志说出"革命先烈的鲜血所创造的共和国的伟大前途和命运将受到严重的威胁!"以后,土共是越来越怕被颠覆,胆子越来越小,自信心越来越差。试想如果自信心强的话,肯定是想就让他们搞吧,量他们也搞不出什么东西来,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而不是把一切有一点苗头的不和谐都扼杀在摇篮中。

  对豆腐渣工程这件事情,我估计土共第一是在后悔去年定性太过仓促,太过绝对,一着不慎便几乎否认了豆腐渣的可能性,认定全是地震的错,而且后来不敢对以前的说话进行翻盘,无奈之下只有一不做二不休的说不要再讨论建筑质量问题了。这种心态基本上就是许文彪的那种心态,觉得这事情没得返转头了,是你们这些反华屁民逼我的,我走了第一步就必须继续走下去,我没得选择,否则我如果输了的话,就什么都没了。

  第二从当时的时空背景来看,土共应该是十分忌惮西方那些"造谣媒体"了,西方报道西藏事件的偏颇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国际形象大损。现在这些豆腐渣都是证据确凿,一旦让人家自由取证,不需要造谣,只要不偏不倚的报道一下,土共的形象就更臭了。为了8月的奥运,这个面子绝对不能丢。否则在全世界面前跌了跟头,又让自己国家的人骂官员没良心纵容豆腐渣,土共可就太尴尬了。

  归根结底,个人认为土共的这种反应是由于其第一时间不够果断,后来又畏畏缩缩,不敢紧急纠错,时刻担心群众被"反华分子"煽动,而颠覆政府。很遗憾政府现在还是没有吸取教训,以为给失去孩子的父母多一些钱便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巴,以为在全国人民面前表表决心新修的校舍一定是最好的,是典范,要花2亿,以为这种亡羊补牢能解决矛盾。呵呵,我只能说,太晚了,大家会记上这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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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1日星期一

林方文:解密中蒙关系演变史

  ——专访前驻蒙大使黄家骙

  1960年夏天,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黄家骙来说,是他一生的分水岭。在那年高考之前,他本打算当一个粤剧演员,但最终却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名北大的蒙古语专业学生,结果"一辈子就为(蒙古的)这200多万人服务"了。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有无数叱咤风云的身影,从建国初期的周恩来、陈毅,到现今活跃于媒体前的吴建民、李肇星。但黄家骙只是在北部边境一个"被遗忘的国度"里,默默工作了20年,从基层科员做起,带着蒙古总统授予的"北极星勋章"退休的驻蒙大使。

  按照黄家骙的说法,他经历了中蒙关系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也得以迎来当下最"黄金"的时期。2009年2月底,黄家骙回忆录《五进蒙古》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了首发式。这本记载大量亲历和秘闻的书,为那个神秘国度揭开了一角。

  一幅抗战时期旧地图,竟引发外交争端

  1943年,黄家骙出生在广东佛山。1960年秋天,黄家骙跨进了北京大学的门槛,因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生源紧缺,被调剂去了蒙古语专业。5年东语系学习后,22岁的黄家骙进入外交部。

  在黄家骙读大学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夹在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开始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怀有"觊觎之心"。中蒙关系步入低潮。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与他同行的,是低两届的学弟高树茂,30年后,他们俩一个成了第12任中国驻蒙大使,另一个则成了第13任。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

  1985年,中国的《世界知识》半月刊第9期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边界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了中方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黄家骙当时担任李举卿的翻译。李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但他同时也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每年都重修出版,"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1921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曾发表署名文章,赞成外蒙古独立。1945年《解放日报》时评,对外蒙古就独立举行公民投票还表示过祝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刚建交时,蒙古甚至把前苏联叫做父亲,称中国为母亲。但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落后的自然经济,并任由军阀入蒙、商人盘剥,这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这种"冷而不断"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前苏联开始政治改革。受大环境影响,中蒙关系也跟着"回暖"。集会场所,蒙方也不再指名反华。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后,中苏关系出现转机。不久,1987年中,彼时人大副委员长彭冲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中蒙关系走向正常化。

  不过,国际蒙学家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艺术等部分,"涉及历史问题一概回避"。2006年,蒙古国政府举行纪念"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活动,原本希望更高层级的官员参加,但中国经过慎重考虑,只派了一个政协副主席前往,"说声祝贺就完了","具体什么都不谈"。

  曾经的"阶级弟兄",走向不同的意识形态

  1989年3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华。5个月后,中国外长钱其琛对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黄家骙担任翻译,陪同钱出访。钱其琛的外交行程当年安排得很满,不论时间还是惯例,当年本来无法立即回访蒙古,但由于不久北京就发生了"89"事件,西方国家开始制裁和孤立中国,外交行程一下子就空下来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连锁发生的。1989年年底,蒙古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12月10日,一些青年第一次公开批评国家政策,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全国各地爆发群众示威。

  次年2月,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诞生,并于1990年3月在首都苏赫巴托广场发动静坐绝食,要求当时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

  经过再三考虑,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巴特蒙赫作出离职决定,自愿辞职。蒙古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1991年1月13日,通过了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

  前东德执政党总书记昂纳克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采取了自愿辞职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实际上,蒙古民主化进程在前,前苏联解体在后,蒙古剧变对前苏联"垮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期间,1990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蒙,令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民主化之后,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而骚乱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1994年4月,人民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和经济滑坡表示不满,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当时中国总理李鹏正打算访蒙,有些极端分子声称要在其到访时"踏出一条血路"。

  驻蒙使馆接到国内来电,要求作出判断。多次开会也是争执不下,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认为"为了总理安全"还是延期进行访问为宜,但大多数人觉得,说"踏出一条血路"的只是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蒙古人民的过激行为只是内部矛盾。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形势相对稳定,近期内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件"。就在李鹏访问的前一天,蒙古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贡其格道尔吉带头撤出了绝食队伍,苏赫巴托广场恢复了平静。

  两颗埋在中蒙间的定时炸弹:台湾和达赖

  1999年7月3日,黄家骙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大使。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但黄家骙说,"敏感问题还是有"。在他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

  陈水扁过去当台北市长时,和乌兰巴托市长那伦查茨拉勒特是老熟人,他当上台湾"总统"之后,多次会见蒙议员,承诺提供援助和接收蒙古来的劳务人员,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

  一开始,蒙古官员在向黄家骙通报时,说设立这个代表处目的是"协调非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经贸活动",不会进行"官方来往"。但后来黄家骙发现,蒙古与台湾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时,不仅有蒙方议员和乌兰巴托市总管出席开幕式,台方挂的牌子也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

  黄家骙和当年7月访蒙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多次做工作,约见了总统办公厅主任、乌兰巴托市长和总理外事顾问等多名蒙方官员。到了这个"中心"设立的两个月后,8月2日,蒙方指示外国投资局把"台湾"的牌子摘去,并解释说,本来是以"台北"字样注册的,但在挂牌时是台方单方面改成了"台湾"字样。

  台北在蒙"代表处主任"黄清雄,之前是驻韩外交官,到蒙之后"积极开展工作"。他甚至说,如今在蒙古"有两个黄大使","一个是大陆的,一个是台湾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黄清雄详细介绍了"台湾国"的情况,而蒙古《日报》相当配合,在报道中6处称台湾为"国家"。

  黄家骙就此约见了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提出抗议,使馆的参赞王福康也给《日报》主编打电话,后者承认了错误,还决定给写那篇报道的记者扣发奖金的处分。第二天,中国使馆在蒙古五大报纸上刊登了声明,宣传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达赖问题则更为棘手。一直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蒙古,85%的人口信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十四世达赖奉若神明。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

  从1979年到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事先知道他会从韩、日、德三条渠道入蒙,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2002年11月,达赖第六次访问蒙古。早在3个月前,蒙方就非正式通报,这次访问是由宗教团体邀请的,政府"无法出面干预",不请的话政府会受到底层群众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2004年大选。

  原定达赖入蒙时间可能是在9月,但蒙古外交部官员正式告知黄家骙,达赖暂时来不了了。根据蒙古媒体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披露,俄国和韩国没有给达赖发放签证,并认为这是中国给韩国"施加了压力"。但一个多月后,总理身边的官员又不愿答应黄家骙"达赖肯定不来蒙古",并一再强调这是蒙古"国情"。10月29日,各大报纸刊登了达赖即将来访的消息。

  11月4日,就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前夕,达赖抵达乌兰巴托,前往蒙古最大的寺庙甘登寺,新华社记者也到场了解情况。在他访问期间,蒙古国立大学还授予了达赖名誉博士的称号,但公开报道里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达赖,达赖的讲话中也未有谈及政治问题。

  "对中国排挤、鄙视的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尽管黄家骙经历了杨尚昆、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任国家主席访蒙,也亲眼目睹中蒙关系从低潮走向"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但不论何种时代,"对中国人排挤、鄙视的敌对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蒙古民主化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遭弃,取而代之的是"等距离多支点外交"。除了俄、中两个在地缘上躲不开的国家,蒙古也与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开展合作,深入交流。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认知度都排在中国之前。

  "文革"期间中蒙关系不好,在蒙古人印象中,中国人都是放高利贷的,抽着烟袋,被蒙古人叫做"呼扎"(贬义,指"家伙")。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大量进入蒙古参与矿产开采,由于蒙古对出口矿产依赖很大,但自身又不具备加工出口的能力,只能"卖矿",有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就认为,"中国又要打回来了,又要开我们的矿,掠夺我们的资源,建立划分培育势力"。有些议员甚至说,中国来的企业家收买了政府的内阁成员。

  中国在蒙古进行了很多援助,但投入虽多,也有不足。相比起来,日本方面的对蒙援助就"做得很细",他们会到一个普通县城的一所普通小学去发放文具,有的时候还到牧民家里赠送发电机。日本援蒙的汽车上都写着"蒙日友好"、"友谊万岁"的标语,宣传上是"很到家"的。

  据黄家骙介绍,蒙古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意见比较大"。中国产的酒"曾经喝死过人",虽然这事黄觉得"没有证据"。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国来的淘金者产生的汞,污染了蒙古的牧场,而这其中还有滞留不归的非法劳务现象。据国内报道,在蒙古从事建筑业的中国人达数万,只有小部分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进入蒙古劳务市场,而非法务工者缺乏有效管理,又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在蒙古的形象。黄家骙对此深有忧虑:"本来他们对中国人就有戒心,再搞得不好,那就……"?

  黄家骙的大使生涯,是在2003年10月结束的。这一年,他正好60岁。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时年5月访蒙时,称黄家骙"应该可以划一个圆满的句号"。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10期 总第323期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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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0日星期日

章立凡:二十一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各种纪念和解读都会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五四"的反传统、反封建精神,海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意见是学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变迁的'种子',在激烈变迁的同时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应该说,从上个世纪"战国策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到"新儒学"在中华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讨的价值。在认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视野的同时,仍须对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化作深层内窥。

  另一类意见是"中国特色"的,例如倡导"国学"的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认为:"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 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废止读经反对尊孔,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国六十年来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苏化",如果为了反对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读经",难免有继续为国愚民之嫌。

  第三类意见出于信仰危机甚至逆反心态,具体表现在对鲁迅的批评上。盖因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出于宣传需要,屏蔽陈独秀、胡适的历史贡献,将鲁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确代表;而多年的说教与社会现实形成悖论,理论上无法自圆,也导致对五四历史及其思想遗产的鄙弃。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类意见反倒像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是不是封建传统而是"革命传统"。

  一、概念误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或是出于习惯,或是出于宣传需要,"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称 "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

  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中西文化对撞下思想启蒙潮流的继续,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反封建的思想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从政治解读而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以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陈独秀为代表)积极投身政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宣传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换成了鲁迅和毛泽东。

  首先提出"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并对此作了政治解读。胡适也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他在196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又说:"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是以权力消灭其他各方。1949年以后,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权力所消灭。屏蔽历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关系,以及对两者的过分政治化解读,令这段历史的研究走入了误区,至今难以摆脱。近年有学者重倡文艺复兴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权力怪兽关进笼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难。

  二、文化互戕:"杀父的文化"与"杀子的文化"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且直指某重大历史事件是"杀子的文化"。虽是极而言之,却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扼杀民族创造力的特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长期教化与压抑,培育了中国人平时顺民、乱时暴民的"国民性",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引发社会危机。

  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两种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五千年封建"杀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诞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不料造反成功坐定江山以后,封建主义阴魂不散,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反右" 、"文革",五四运动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纷纷被推上祭坛,"杀子文化"在"不断革命"的旗号之下借尸还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异端存在。"造神运动"造就了绝对的威权,也加剧了执政党的内争。以"文化大革命"名义发动的内乱,把中国变成了既杀父、又杀子,既互杀、又自杀的恐怖地狱,完全是文化的悖论。这场反文明的"社会实验",把八亿中国人变成了实验品。

  "文革"失败和毛泽东的死亡,令中国走出历史噩梦,痛定思痛之际,"父权"与"子权"都无力相互对抗,达成了临时妥协的默契,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权力的惯性不断打破平衡,对"自由化"的讨伐时断时续,最终在一九八九年爆发了新一轮的对抗,"父权"的惨胜,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令"杀子文化"重新占据了舞台。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来的九十年间,仍是一道待解之题。

  三、教义赝品:"原教旨主义"变"山寨版教义"

  中国的"文化酱缸",足以令众多的外来龙种变成蛆虫。自从小学教师洪秀全傅会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将一种外来宗教改造成毁灭伦理、文明的邪教以来,将外来学说变成"中国特色""山寨版教义"的改造,从未停止过。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后,另一位小学教师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发扬光大。

  书写中共的建党历史,必定追溯五四,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后正是各种思潮与主义风行的时代,其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胜利,不仅仰仗老大哥的"输出革命",亦与儒家"大同学说"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很大关系,而白话文的推广,也使革命学说变得更易于传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宁主义,继承更多的则是斯大林主义。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自有其普世价值的成分,至今仍被欧洲的社会党所继承;而马氏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则形成了"俄国山寨版"。这套"山寨版教义"及其体制已经在二十年前轰然倒塌,如今只残存于个别集权国家。

  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是"俄国山寨版"的"中国特色"变种,其间既有俄罗斯的黑暗专制,也有中国式秘密社会的"会党政治"与改朝换代的"均贫富"口号。以"公有制"的名义,将全国财富变成权力团体的"血酬",再将贫困平均分配给国人,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接下来的时代,是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及其增值部分。从"均贫"到"贫富悬殊",正是"山寨版教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近年发动对"普世价值"的围剿,更是与马克思的初衷南辕北辙。

  五四的另一面大旗是爱国主义,其后也不乏"山寨版"赝品:一面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私相授受,一面宣扬"大国崛起",选择一些国际事端煽动排外情绪,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都是"山寨版爱国主义"的杰作。

  四、沉渣泛起:"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读经"

  三十年间经济发展有成,贫富差距悬殊,教义依旧定于一尊,文化失去创造力。面对普遍的信仰危机,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当陪祭。新的"尊孔读经"明为文化时尚,骨子里仍是维稳手段,以弘扬国学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实,"老调子"至今唱个没完。

  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初,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不久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故各级学校不应祭孔。针对守旧派尊孔及"以孔教为国教"等主张,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民智未开、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皆是保护少年儿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举,但未见其有禁止大学讲授经学的政令。他后来执掌北大,也是兼容新旧之学,提倡学术自由。"经学"与"读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纪宝成校长指责"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可一概而论。洋人讲"中国学"或"汉学"皆有科学定义,国人笼统以"国学"自诩,甚至将"经学"与"国学"混为一谈,皆有偷换概念之嫌。文化学是一个大概念,其实无分中西。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巨子,都是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学术风气而论,胡适整理国故,得益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蔡元培办北大力倡"兼容并包",才有了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代学术大师。

  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新儒学"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几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陆"土法治学",方能有所成就,学术环境视野使然也。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

  顾准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孔子作为中国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类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教定于一尊、实行文化专制的反动,纵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进步意义同样不容抹杀。五四后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与批判继承。

  五、自宫仪式:高举"五四旗帜"与阉割"五四精神"

  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今年难免又要大办。选择这个日子清场,在纪念牌前大办"成人礼",堪与祭孔大典一比。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为当今一大怪象。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赛先生"特蒙恩宠,跻身"发展观":"德先生"打入冷宫多年,方获"好东西"名号。科学(science)一词从被未严格定义过,有人将科学概括为"一种最逼近真理的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且是一项社会事业"。"山寨版教义"的自相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教义与社会实践的悖离,提倡科学而无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社会发展观。

  科学家可以从工程师中产生,但工程师未必能成为科学家,盖因其缺乏创造性思维。在"工程师治国"之今日,新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维稳"执政党的转型也已完成,不变的是对权力的强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九十年后环顾神州:孔店重开,"国民性"积习未除;五四已远,新启蒙仍须努力。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贤们,尚飨!

  2009年4月3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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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谈贫说富

  我上面讲过,穷困为我们教育孩子提供了富人所没有的优势。这种优势,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无论是家长和孩子,都应该为拥有这种无形的财富而感到富足。有形的财富也许需要对孩子适当掩盖,但这种无形的财富则一定要告诉孩子,让她或他为此而感到骄傲。

  我们在美国曾听到过不少这样的故事:一位亲友住在个富人区,房子在我们看来已经相当好了。但是她对我们说,这样的房子,在这个区还是显得寒酸。一次女儿带同学来家玩。同学好奇地问:"你们家的房子怎么这么小?"以后女儿就再不带同学来玩了。另一朋友的孩子,对自己家的小房子是如此惭愧,乃至每次校车来家门口接送时,他都不用前门用后门,绕着走大房子邻居的过道。无疑,家境打击了这些孩子的自信心。

  其实,这两个家庭在经济上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水平。如今我工作三年,还没有买房,租的是本区最便宜的房子。女儿请过许多小朋友来家里玩。大多数来了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来了。大概是家长看到我们家实在太寒酸、不愿意送孩子来吧。在我工作前,情况就更糟糕。全家挤在顶层的小阁楼上,女儿根本不可能请小朋友来。女儿三岁多时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就问她:"你们家怎么没有车呀?"女儿来问我们,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们没有钱买。"

  这样的境况会不会影响女儿的自信呢?我们并非没有担心。女儿出生前,我们的生活圈子主要是校园,非常单纯。师生们不会以贫富来判断人,我们自然也全无阶层意识。但是,孩子一进幼儿园、特别是一上学,我们也跟着进入了真正的社会,开始碰到许多"势利眼",当然担心女儿的心理有影响。可是观察了几年,发现她在这方面几乎完全"免疫",在各种群体中都表现得非常自信,既不嫌家贫,也不羡慕人家的财富。她在幼儿园时,一位四岁多的小朋友还当众骄傲地宣布:"我住在大房子里,我们家很富!" 七岁时,女儿的一个小朋友来家里玩。她看了看我们家,然后问:"你们家是穷的还是富的?"女儿坦然回答:"属于偏穷的。你们家呢?""属于偏富的。"另有一次是在学校里。当她的一个同学知道我们是租房住后,就直截了当地说:"真是太糟了,你们住的房子也不是自己的。"对此,女儿都能淡然处之,从来不觉得自己比谁低。而我们周围不少人都为女儿的快乐而感动,会问我们:"你们有什么办法让孩子这么快乐?"甚至我们健身房的一位服务人员称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乐的孩子。这些话当然有许多客气的成分。但女儿的幸福感和自信心,则是无庸置疑的。

  为什么女儿生活在一个很穷的家庭却能这样自信?我以为关键在于家长的态度。一个孩子的幸福感和家里的经济状况其实并无直接的关系。她穿的是旧衣服,不是名牌,但只要很舒服,她绝不会介意。小孩子除非你特别去教,不会有什么名牌的意识。家里穷,但还是有吃有喝,她并不会挨饿。她真在乎的,其实是家长花多少时间照顾她、和她玩。很多百万富翁的子弟,因为家长太忙,无心顾孩子,住在大房子里反而很压抑。对此,任何孩子都不会羡慕。所以,在贫困的环境中,如果家长安贫乐道,并且充满自信,孩子也会如此。家长若是因为少几个钱就人前人后抬不起头,孩子就会跟着自卑。老实说,我们能够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把孩子教育成这样,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外在条件的。毕竟,我们夫妻两人都在耶鲁读博士,属于在美国受了最好的教育的人,而且也知道贫困是暂时的,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甚至还有些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些在教育孩子中都能流露出来。而在一般的穷人中,象我们这样背景的人就实在太罕见了,他们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障碍。

  不过,即使承认自己拥有许多非物质的教育特权,我还是以为我们教育孩子的态度和方法是可以传授的、可以被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所掌握。毕竟,这里最关键的地方是和孩子如何沟通,并不涉及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以下是我们和孩子交流的几个原则。

  首先,要认识到穷本身是一种优越。我在上面已经反复讲过: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穷会带来了许多优势,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我们夫妻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这笔财富,觉得比许多富人都富有。当家长真实地这样想和行为时,就会不自觉地感染孩子,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其实很富有。我们从来不对孩子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房子小,没有车,我们都痛痛快快地告诉女儿:家里没有钱。不过,我们同时提醒女儿: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父母没有时间和孩子玩。你愿意妈妈出去挣钱,然后买车买房子,但要找个人看你,妈妈没有时间和你玩吗?五岁以下的孩子一听到这些,马上会选择妈妈而不是房子和车。这是孩子天生的价值观念。但当大人把房子和车看得过分重要时,就会扭曲这种价值观念,给孩子带来许多心理问题。

  这样说说当然是不够的,还要不停地把真实的生活展示给女儿看。在我们前后左右,有不少和女儿差不多大但身心发育有问题的富人孩子。帮助女儿观察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自己有什么,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一次我们去位朋友家。那是一个有四百多平方米的豪宅。女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一进门吃惊得嘴都有点张开了。主人是个事业成功的生意人,招待很殷勤,家里也有位和女儿同龄的女孩儿。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主人把女儿介绍给自己的女儿、让两个孩子去玩儿后,心思全在招待客人上,两个小时居然不管孩子。后来我不放心,到孩子的屋里一看才知道,主人家的女儿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玩儿电子游戏,并拉着我们的女儿一起玩,我们的女儿则全无兴趣。再仔细观察,那家里儿童书籍和玩具非常少,乃至女儿无聊时找本书看都没有。后来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问女儿:"喜欢你的新朋友吗?"她淡淡地说:"Ok."我再追问:"OK是什么意思?她有意思吗?"女儿摇摇头。"为什么?"女儿这才告诉我们:那孩子除了电子游戏和电视,什么都不懂。许多自己看的书她都没有看过,谈不出任何有意思的事情。再过几天,她妈妈在谈起相关的事情时再问她:"你喜欢住那样的大房子、过那个孩子的那种日子吗?"女儿坚决地摇头:"绝不!"于是我们告诉她:看看,钱不是一切。你可以没有什么钱但很富有;也可以很有钱而很穷困,就象那个孩子一样。

  在本书的另一篇文章中,我还讲到女儿的一位同班同学杰克。那孩子家里很富,有几栋房子,平时带着手机,有事情就打电话给父母。女儿一个月一美元的零花钱,都存到银行里;他则一个星期就一百多块,如月花光,经常到自动售货机上买东西吃。这个孩子的父母,一天到晚忙着自己的房地产生意,电话打个不停,把孩子放在一边玩电子游戏,乃至他的阅读水平还不赶不上女儿两年前的程度。因为学习差、能力低,在班里也不很人气,很少有朋友。女儿一直对他非常同情,两人反而变得挺要好。这个男孩子其实非常懂礼貌,待人很好。这也是女儿喜欢他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鼓励女儿帮助她。所以,在女儿的眼中,他不仅不"富",而且一直是个弱者。喜欢为未来操心的女儿有时还替杰克发愁:他长大会找不到工作的,会穷的。

  这一系列的经历,也许多少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还住在很便宜的房子里、女儿却一直很有信心的原因。即使如此,我还是要打预防针式地和她讨论贫富的问题。比如,当听了她告诉小朋友自己属于偏穷的家庭时,我为她的坦然而高兴。不过,有些现实,大人不提醒,孩子未必能注意到。因此那天在哄她睡觉时我还是问她:"你真觉得咱们家很穷吗?你看看:你学芭蕾、学钢琴、学中文… 有多少孩子象你学这么多东西时?"她马上恍然大悟,告诉我她比她班上的大部分同学课外学的东西都多,她其实很富有,而即使从物质上论,这些也都是要花钱的。我又问她:"你愿意放弃这些课,省下钱来象别的同学家那样买个大房子吗?"她马上说不愿意。最近,我们确实在考虑买房子的事情,全家还一起出去看过房子,不停地讨论学区、价格、地点等等问题。这时女儿特地插进来向我们强调:她宁愿住个小房子,可以省下钱来学芭蕾和钢琴。可见,教育和钱财对她来说都是财富。但她知道在这些不同的财富中作出选择。

  女儿在八岁时为什么就能这么自觉地重视自己的教育呢?一大原因在于我们不断教育她:物质上的贫富都是暂时的,关键要看你自己的素质。而这种素质,又是通过教育获得的。当年我们从纽黑文的小阁楼搬到波士顿近郊的一套两卧的连体式房子中,对女儿震动很大。新居虽然属于当地最便宜的档次,毕竟有两层。那年她五岁,兴奋得跑上跑下,嘴里不停地说:"好梦成真!"她妈妈马上不失时机地教育她:"看看,爸爸工作很努力,受了良好的教育,挣来了钱,所以我们都可以住好一些。"在未来一两年(大概是她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恐怕会买房,居住条件又会有明显改善。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教育她:"我们能买房子了。因为爸爸工作很努力。努力总会有结果的。"这样,她小小年纪就看到一个努力的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这种"人生实况转播",也是富人家不可能作到的。一天,她练了一个小时的琴。晚上我拥抱她道晚安时说:"宝宝,你今天练琴很努力,爸爸很为你骄傲。谢谢你给爸爸当这么好的女儿!"她亲吻我的脸说:"爸爸,我也很为你骄傲!"我马上问:"你为爸爸骄傲什么?"她看看我说:"你也很努力,给家里挣了钱回来,让我们过这么好的日子。"看来,她对所有的一切很珍惜。现在她非常自律、用功,对未来非常有信心。这也都和我们在穷中发现的财富有关。

  所谓"人穷志不短"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气话,而是有具体内容的实话。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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