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8日星期五

周克成:中国社保把穷人给害惨了

  我那篇题为《中国百姓收入一半交给政府》的文章发表后,引来不少读者的质疑与批评。我感谢这些读者的关注与批评,但我要指出,他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对我的第一点批评,是说我对社保不了解,把社保缴纳基数弄错了。首先我得承认,我那篇文章确实说得笼统,没有详细罗列不同的社保项目基数、不同城市、不同工作单位以及不同企业职工在社保缴纳基数上的不同。我这里可以重新做个更加详细的介绍,但这将清楚有力地证明我上一篇文章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错误,无论是政策理解上的还是"会计"上的。

  (一)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就这两项而言,不同身份的人执行不同的缴费基数。假如你是非城镇户口,那么,单位可能以"上年度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按照这个标准,2009年北京市的非城镇户口职工可以以800元的基数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如果你是城镇户口,那缴纳基数会有上限和下限。如果你的工资收入正好在这"上限、下限"之间,那通常就等于你上一年度的基本工资。以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底薪6000元的朋友"为例,他的养老保险缴纳基数就是6000元。如果他有午餐补助、交通补助等每月固定收入的话,这些补助也可能纳入缴纳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

  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缴纳基数的上限是所在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以北京为例,北京市2008年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726元,那么2009年社保缴费基数上限则为11178元。下限是所在城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按照这个比例,2009年北京的缴费基金下限是1490元。

  (二)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在缴费基数上,只有一点与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有区别。那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城镇户口,都同样是按照一定的基数缴纳的,通常是以你个人上一年度的底薪为缴费基数。如果你收入太高或太低,那么就会受到缴费基数上限或下限的约束。

  (三)生育保险。

  在北京,只有户口是北京的或者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员工才缴纳生育保险。在各地生育保险政策不尽相同。但我目前暂时没有其他城市更可靠的资料可供参考。应该指出,生育保险是各种社保中,缴纳比例较低的一种。

  (四)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基数有两种标准算法。一种是以个人的收入为基数,假如你的底薪是6000元,午餐补助是400元,交通补助是400元,那么你的个人基数就是6800元减去你个人部分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金。

  另一种,那通常是效益比较好的公司才能执行的标准了。那就是不管你的工资收入多少,都是以你所在城市规定的最高上限为基数缴纳。北京市自2009年7月1日起,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是11178元。如果你按这个基数缴纳,那么你每个月缴纳的公积金金额就达到2682元人民币(公司和个人加在一起的缴纳比例是24%)。

  网友对我的第二点批评,是说"把公司缴纳部分也算了进去"。正如你在上面看到的,我并没有把公司部分和个人部分区分开来,你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我要告诉你,实际上,不管从表面上看,公司、个人缴纳的比例分别是多少,不管在账面上看,是从公司财务中直接缴纳,还是从你的工资收入中缴纳,那笔被政府拿走的钱钱都是你的!

  当公司在政府强制规定下,必须得为你缴纳一些社保费用,那这笔钱就得列入它的人工成本。

  这将影响到你能从公司拿到多少工资。假如你的劳动力对一家公司而言,一个月值8000块钱,那这家公司就不可能花1万块钱雇佣你。假如政府以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为借口,要你所在公司增加一笔开支,那你的公司就得从他给你的价格评估中减掉这一笔。

  本来,这家公司是愿意把8000块钱交到你手中的,但当他不得不在社保方面帮你交3000块钱,那么你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就断然不会到8000块,就断然不会超过5000块钱。因为公司可不会干亏本生意。如果有那么一家公司竟然这么干了,那他就会因为愚蠢而在竞争中被淘汰。

  所以,你一定不要抱有幻想,不要以为政府的这些社保规定增加了你的福利,不要以为你从这些规定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恰好相反,这规定让你每个月拿到的钱实实在在地减少了。记住!员工福利增加永远不是政府规定的结果,而是自己的生产力得到提高的结果。

  网友对我的第三点批评,是说"交上去的钱还是自己的,并不是给了政府"。对此,我有如下回应:

  第一,现在的养老保险,政府是左手收钱,右手花钱——发给了目前吃养老保险的人。我不说这些人该不该吃养老保险,但我要说,我们交纳的养老保险确实已经被政府花出去了。

  政府也许有如下打算:等几十年后我们老了,他们可以继续向下一代收钱,用来偿还我们。但是,在老龄化必定日益严重的未来,还有那么多年轻人缴纳养老金吗?他们负担得起吗?如果他们负担不起,政府从哪里拿钱来还我们?通过通货膨胀?若如是,那就只是印花纸骗百姓了,因为通过制造通胀支付社保,等于用明天已经贬值的钱还今天的帐。

  第二,现在老百姓交上去的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不管是哪个项目的,都是由政府支配的。这笔钱,由政府决定由谁来管理,由政府决定如何投资,由政府决定百姓如何支取。请问,这到底是政府的钱还是百姓的钱?如果是百姓的钱,那怎么任由政府挥霍支配?那老百姓怎么毫无发言权?所以,千万别以为这还是你的钱!看着政府高兴还你多少是多少罢了。

  第三,就是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说得清楚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政府把这笔钱拿走了,那眼下老百姓能花的钱就实实在在的减少了。现在的老百姓,不能用这笔钱来吃饭、买衣服、读书、结婚、孝顺父母,无论这些事情对百姓而言多么重要多么紧迫,都是没用的,他们不能动用这笔钱。

  网友对我的第四点批评,是说"百姓交钱购买的是政府的服务,不能单纯看交了多少钱。"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我的回应很简单:

  必须注意,所有的这些社保、税收项目,都是强制的!并不是说你想不交就不交。既然是强制的,何来"交易"之说?如果我用枪指着你的头,让你用一千块买我一个苹果,你能说这是一种买卖吗?我告诉你,这是一种抢劫。

  小结:老百姓被社保制度害惨了

  回应完读者最普遍的质疑,我要问各位网友一个问题,从如上社保规定中,您还看到了什么?有什么讽刺的地方吗?有什么让人心凉的地方吗?有的,那就是,在各项社保基金缴纳基数的"下限"规定下,某些穷人,将不得不被迫缴纳更高比例的社保。

  以北京市2009年养老保险缴纳基数的下限1490元为例,那些城镇户口的人,由于不能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数缴纳养老保险,那么,即使他们的工资收入只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那也得以1490元的基数标准缴纳养老保险。缴纳基数高于实际收入,等于变相提高缴纳比例。就是说,有些人,现在都活得不够好,就要把更大比例的钱留到明天去花了。而明天却又显得那么遥远,那么虚无缥缈。可政府还说这是为他们好。

  所以,我不得不说,有些穷人,真是被这社保制度给害惨了。自己的日子都没过好,就被迫交出一笔钱,高薪供养一帮公务员,让他们骑在自己的头上作威作福,让他们对自己指手画脚,让他们趾高气扬地装扮好人。末了,我们还真一点办法都没有,到时候要拿回自己的养老金或公积金什么的,恐怕还得低声下气陪尽笑脸来回折腾奔波才能拿回那么一点。唉,该死的制度,真是把穷人给害惨了。

  来源:铅笔经济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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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成:中国百姓收入一半交给政府

  每个月看着手中的工资单,当眼睛移到"个人所得税"这一项时,你是不是感到一阵心疼?那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要你辛辛苦苦工作好几天才能赚到的钱。但这笔钱你必须得交给政府。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更坏的消息。那就是这个"个人所得税"其实只是你每个月交给政府的收入中的其中一小部分。更大的猫腻隐藏在所谓的"五险一金"当中,隐藏在你在其它场合林林总总的消费行为中。如果把所有这些都算上,你会发现,你每个月有一半的收入都交给了政府。假如你每个月工作22天,那么,有11天,起码有11天,你是在为政府打工。

  "五险一金"中,"五险"分别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住房公积金。让我们以2009年的北京为例,把这些项目逐项累加,看你每个月要交给政府多少钱。

  养老保险28%,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20%,个人缴纳8%.

  医疗保险12%,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10%,个人缴纳2%.

  失业保险1.2%,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1%,个人缴纳0.2%.

  工伤保险0.3%,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0.3%,个人不用缴纳。

  生育保险0.8%,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0.8%,个人不用缴纳。

  住房公积金24%,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12%,个人缴纳12%.

  这些项目累加下来,是你每个交给政府的钱达到你工资收入的66.3%!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呢?看看你的工资单,然后拿出计算机算一下就知道了。以我一位底薪为6000元的朋友为例,假如他的社保缴纳基数以底薪为准(实际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不同的公司按不同的基数执行。) ,那他每个月要通过"五险一金"交给政府的钱就多达3978元。

  这位底薪6000的朋友需缴纳多少个人所得税呢?原则上,6000元收入减去你缴纳社保部分的"个人部分",再减去2000元免征额,再加上你的加班费、奖金、午餐补贴之类的,再乘以15%(或者20%、30%、40%等等,最高45%.),就是他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总而言之,个税、"五险一金"两项相加,这位工薪阶层的朋友每个月要交给政府的钱超过4000元。

  不要以为这就是全部。你每天努力工作,在钱拿到手之前政府已经抽走了相当一部分。但钱到你手中,当你要把它花出去的时候,也随时随地要重新给政府交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给政府交的这笔钱,一般都是在购物、享受服务的过程中,由商家代劳,所以我们往往察觉不到。而实际上,这笔钱还是我们掏的。

  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出品的《2008公民税权手册》,罗列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缴纳的一些税收金额: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

  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每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

  如果你吸烟,每包烟8元,其中大约4.70元是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你去理发店理发,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

  如果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

  不需要再罗列了。如果要列出全部税收项目的话,那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因为中国的税种实在太繁多复杂了。但仅仅这些,就足以告诉我们,税收真的是无处不在。而我们的收入,真的已经有太多太多太多(我想说一万个"太多")流到了政府手中。

  当然,你可以和我争辩说,就那"五险一金"而言,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钱会回到我们手中的。但是,你真的这么有把握吗?你真以为过几十年后你还能拿回自己的养老金吗?就算能拿回来一些,那时候的钱会有今天的购买力吗?

  退一万步说了,就算能百分百拿回,拿回的钱毫不贬值,那也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今天我们的收入,确确实实有一半以上被政府拿走了。而只要被他们拿走了,眼下我们能花的钱就实实在在的减少了。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

  来源:铅笔经济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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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6日星期三

“巨”额的养老金,大家来围观(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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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9-8-26 通过 掘图志 作者:闲云

来源:天涯 编辑:闲云

今年回到文昌跟朋友瞎扯的时候聊到这个,个人认为这个养老金制度是非常神奇滴!!!所以POP上网给大家瞻仰一下先。每个月3元的养老金也算是神奇的了,但是更神奇的是去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帐户里连3元钱都没有!!!我亲戚很深沉很感慨很有内涵的说:可能是这笔养老金的数目太大,上级还没审批下来!!另一位也很有想法的说:可能是手续费就要3元了。所以帐户里就没钱了……我当场笑翻。我第一次看到还以为是写错了,说我们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太粗心了。后来我知道我错怪他们了!他们的工作是多么的细心啊!!!对此我对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以最内疚的歉意0RZ!!全当笑话看吧各位看官!

巨额的养老金,大家来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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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人民需要NGO

  当我看见8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说,"80%左右的抗震救灾捐款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我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虽然此前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的政府已经是一个近似于无限,一切都想大包大揽的大政府。

  是的,从现在开始,我能够想象这高达760亿元的善款将牢牢锁在政府财政的钱柜之中,这些善款从离开政府的钱柜,再到达灾民的手上,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流程。首先将有大量的底层官吏捧着申请文书,去求见那些握有审批大权的高官,其次,这些高官向来脸色冷峻,办事刻板,他们坐在庭院深深之处,不会轻易把资金拨给任何一个对他们不恭不敬的人。这无数的申请和批复之间,究竟会不会发生请客送礼、迎来送往的故事,只有官员们自己知道。

  这样的画面,显然不是那些捐款人的初衷。想起地震迸发的那一时刻,多少人心急火燎地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捐款的地点甚至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希望自己的这一份爱心能够尽快抵达灾区,能够尽快变成灾民的一件衣服、一袋药品、一碗面条或者是一栋简易的能够暂时遮风避雨的房子。

  是的,从现在开始,我能够想象,当更多的人们听到自己捐出的钱竟然流进了政府财政专户,他们捐赠的热情将会大减。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些政府部门,一如既往的门难进、脸难看,他们的动作太拖沓了。况且,人们显然更加无法理解为什么捐款最终又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谁都知道,如今的政府是一个财大气粗的政府,庞大的外汇储备,年年攀高的财政收入,既然政府事事统揽,又何必在乎人们汇拢起来的一点善款呢?即使没有人们的捐款,事实上政府也有足够财力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惟一的解释,恐怕就是只有政府才能将这些善款用好。所以,民政部的官员王振耀站出来说话了:"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王先生振振有辞说出的这些理由,在稍有眼光的人看来,是典型的常识稀缺。

  慈善,或者公益,必须由政府来组织来执行么?

  什么是慈善?我所了解的慈善,它的英文单词是charity,原意是基督之爱,普世之爱,或者是博爱,行动上表现为以宽厚仁慈之心乐善好施。每个人的心中就隐藏着上帝之爱,这种爱不会因为政府的干预而减少,也不会因为政府的干预就越位。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是人类社会必须恪守的第一分工原则。

  什么是公益?我所了解的公益(philanthropy),更是具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含义,它的拉丁字根是"爱人类",引申为促进人类福祉的行为,较慈善社会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更侧重长远目标和效果。例如,在东南亚海啸中,香港市民或者团体自发捐助受灾地区,就是慈善行为,但由非政府组织来组织化、经常化,并设立进一步探究灾害根源的项目和机构,制定各种计划,这类的捐赠就发展成为公益事业了。

  换句话说,慈善或者公益事业,天生就应该由NGO组织来进行具体运作,政府参与进来,是对经济学分工的一种漠视,至于由政府全面控制慈善和公益事业,更是对造物主的一种僭越。政府是什么?政府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基于长远的发展目标,本应该是公共领域的管理者。在一个常态社会范式下,政府行为从来就与慈善和公益无关。而且,由于政府工作人员都是一些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必然要考量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常态下的政府认定两条基本原则:政府必须接受透明的监督,政府无权参与到与经济利益无关的非营利NGO事业之中。一旦政府拒绝常识,贸然参与到慈善和公益事业中,必然导致市场分工模糊、政府成本高企、管理出现空缺、公民社会滞后等一系列问题。

  此情此景,让人难过。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其实都应该知道,你们是有限的,你们必然要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斤斤计较自己的私人利益,你们更不可能面面俱到,把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细节都抓在手心里。总有一些地方被你们忽略,总有一些事物被你们放纵。因为你们是人,你们不过是人。

  我不确定民政部的王振耀先生是不知道这些常识,还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所有的言说,其实都指向一个敏感问题,那就是社会稳定。我们的政府有一些条件反射般的小错误,总以为NGO组织一旦做大,必然消解政府管理,导致社会出现多中心的无序状态。而事实上,按照先发国家的经验看,非政府组织刚好是政府和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缓冲地带。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我们其实都需要NGO,这是一种常识,就像我们需要阳光、空气和水。

  本文节选自南都周刊3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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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春:知识及知识分子的末路?

  除了现今大的氛围,即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趋于功利的趋势,还有两种倾向造成的恶劣影响,对于真正的学术是个致命伤。

  一种是学术御用。由于现今中国的御用学者太多,很多人与事的评骘,知与识的解析,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世界问题的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几乎到了歪曲至极的地步,本来他们用心倒是好的,为了让我们信,可是由于那个老少咸宜的故事:狼来的多了,于是人们大多就侧目而视起来。因此,不说还好,越描越黑。

  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谰言,小的时候常听政治老师说,香港是个腐朽的城市,台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已经临近腐朽不堪的阶段,遍地都是托拉斯,好比如今的肯德基,垄断以后就是通货膨胀,必然遵循萧条……等四阶段,还有那脑海里狂奔的活蹦乱跳的牛马们填满了一九二九年所有的沟壑,总之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了。所以这些牲畜要被意识形态的快刀通通宰杀,挂在失业救济者永远够不着的高高在上的位置,让它腐烂或者腐败。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暗无天日,尽管它总是灯火通明地布满了人性贪婪的陷阱;芝加哥每一偏僻的街头都有一个强盗潜伏着,比阿里还要健硕,比泰森还要凶狠,弓着身子,猫着腰,眼眶里溢出的激情火焰,能让整个美利坚都显得猥琐。他等着你去上钩然后上贡,多半还有一把亮晃晃的匕首,即使你躲过这劫,还没有从体无完肤身心俱损的状态恢复,还没有走出那条街道,又有一个冒充国民警卫队的白人小子(三K党员)拦住你的去路,因为你是黄色皮肤,与曼德拉同属种族歧视的对象,他们的橡胶棒就是为了专对你们专政而配置的,人手一根,就像遍地殷红的红灯区那些糜烂者缓解压抑的象征性图腾……

  一种是学术无用。因为什么知识都要与现实结合才能发挥他的威力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外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是永恒的真理。好比刘邦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儒冠都要用来盛溺,所以儒学等于放屁。特别是在那大鸣大放的大时代,知识分子不是脊梁,是房梁,唯一的功效就是支撑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被憋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当然知识也不是培根所谓的力量了,是食粮,是苟延残喘的氧气瓶,是卖身求荣的遮羞布,是石头唱的一首歌,简称"石一歌"。改革开放后,这种无用的毛病就更加显露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握手术刀不如持杀猪刀,特别在我们这两年,与其整天冥思苦想讨论思想的难产,宁可咬紧牙关手攒肚罗学习王石搞房地产,与其把头脑作为批判的工具,不如把身体作为发泄的阳具,谁耐烦皓首穷经到眼冒金星,何如顺手牵羊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做学术上的流星,甚至灾星。我们要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反过来,我们不求传诸久远,只求我们的事业显赫一时……

  不管御用还是无用。在这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总之所谓的知识分子纯粹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妆点,大学整一个喧嚣与骚动,好比猪鼻子插大葱。教授个个道貌岸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气象,白天上讲坛忽悠别人的同时忽悠自己,晚上忙着出卖"自己"的"课题"同时出卖自己的灵魂——如果他们有。每年的高中报考率逐年递减,每年的职业技术培训如雨后春笋,崛起于神州大地每一个不再需要"知"与"识"的角落。人们对于知识早已厌倦了。需要把自己像一个炮弹投射出去,不需要多远,远离自身就行,因为对于自身的体重,他们也厌倦了。厌倦吞噬一切,包括吞噬的欲望。是啊,打开电视,慵懒无力的,不是选美就是选秀,不是潜伏就是设伏,犹如搞统战,要捕获所有人的不假思索不耐思索的心,感官吗,情色吗,冲动乎,激情乎,都不是,知识的厌倦。要不就是几个不痛不痒的经济学家与装模作样的时事评论员在那里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一副民胞物与的假相,仿佛纠正我们的偏见一样纠心——纠正我们的心不让它乱动,或者揪心。偶尔也冒出杨阿姨陈姐姐这样的知性老丫头,仿佛是为了让我们不再变得狭隘,以为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只有骚首弄姿的芙蓉姐姐与装疯卖傻的杨二车娜姆,犹如一本烂账,要进行一个平衡收支的手势。这个手势绝不触及内心,它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手势。

  走出家门,一头头机动怪兽在你的身边呼来唤去,一个个精神贵族弓腰驼背地握着没有方向的方向盘,弯来拐去,无比充实的身驱犹如自己的心肠纹丝不动,屁股生了根般意志坚定。他们紧咬牙关,晲视众生,高傲地穿梭于一群群草根与屁民中间,那是嗡嗡飞鸣的苍蝇如蠕动的爬虫做成一副对比鲜明的绝佳背景,挥之不去,映衬得自己底气十足,连虚幻飘渺的斑马线都无法阻遏这种向着成功的路上风驰电掣的意气风发……

  这种厌倦是无孔不入的,是的,有时自命知识分子的也厌倦起来。无论国学西学,存在或是虚无,犹如当年梁遇春先生所谓:天下事讲来讲去讲到彻底时正同没有讲一样,只有知道讲出来是没有意义的人才会讲那么多话,又讲得那么好。Mon-taigneVoltaire,Pascal,Hume说了许多的话,却是全没有结论,也全因为他们心里是雪亮的,晓得万千种话一灯青,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所以他们会那样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天下许多事情都是翻筋斗,未翻之前是这么站着,既翻之后还是这么站着,然而中间却有这么一个筋斗!

  周作人不是也有一种衰颓悲观的论调吗?他说好的东西都写在书上了,从来没有实现过;坏的东西从来没有写,(慕春按: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写,要做些掩饰)却在现实社会比比皆是。

  钱钟书也在那篇婉而多讽的《论教训》里说过,他很奇怪天下何以有这么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还令钱先生非常奇怪的是,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还变本加厉揶揄道,人爱教训别人好比医生希望病人有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文字,反正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其实这三位都是读书种子,本是平日里手不释卷、在学海里遨游到不可救药的人。正因为书读得太多,见识又与众不同,且对人性的深邃持着一种审视考察的态度。所以书虽然读得多,却并不迂腐,也不想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迂,比如梁氏其实是叫我们不要太执着,凡事要像蒙田帕斯卡与休谟这些哲人一样,秉着一种宽容与怀疑的态度,不要轻易妄下结论,像如今某些自以为是的妄人一样,读了几本书,思想就已经很成熟,又从来不喜欢反省自己,于是抓起半截就跑,还以为天下的真理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不可一世得很;告诫我们应该去灵活地看待并应对我们这个非常复杂与变幻的人生及其现象。剩下两位呢?不过是让我们切记不要做那空洞思想的传声筒罢了,就像当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我们的无产阶级物理学一样,用说教代替辨析,用叫嚣代替讲理,用强权做成真理,用整齐划一的死气沉沉的停滞来取代学术思想活泼泼的与时俱进。同时,也是对那些用知识来为某种特殊目的(多半不可告人)服务的政论家与正论家的鄙夷。

  张东荪在《思想与社会》里说过"说到理性又不可忘却我在上面所述的那些弊病,一是把知识为游戏,其结果必致学问变为装饰品。一是把活的理智变为死的宗教信条。"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知识是因为有苦痛而始逼迫出来去求解决的。所以唯有真正解决痛苦(不论是一部分抑是全部)的方足为真知识。至于那说得连篇累牍,天花乱坠的,而于实际毫不起任何作用,则决不是可宝贵的知识。"

  看来我们这些自命是知识分子也不可妄自菲薄,我们说不准还任重道远呢?那么知识分子到底有用没用呢?知识是否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呢?我觉得还是引个比较有权威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了,他是不是回答了以及是否正确,还需要你们自己来做判断。

  "欧洲战争和它所带来的独裁统治,使许多人低估了各种形式的权力,只有军事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除外。这是一种目光短浅而且没有历史根据的看法。假如要我说出4个较之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权力的人,我提出的名单是:释迦牟尼和基督、毕达哥拉斯和伽利略。这4个人中没有一个曾得到政府的支持,直到他的宣传已获得极大成功之后。这4个人中没有一个能对人类生活产生像现在这样大的影响,假如权力是他的主要目的。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曾谋求那种能奴役他人的权力,而是追求那种能使人自由的权力——就前两人而言,他们指出如何克制那些会导致争斗的欲望,从而战胜奴役与征服;就后两人而言,他们指出控制自然力量的途径。最终统治人的不是暴力,而是那种人的智慧,他们求助于人类的共同欲望——求幸福的欲望、求内外和平的欲望、求了解这个我们自己无法选择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上面的世界的欲望。"(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罗素著《走向幸福》"第十七章权力的伦理学"第367——368页编译 王雨 陈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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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斯大林的政治遗产

  斯大林对二十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斯大林强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整个黑瞎子岛、迫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等,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伤害。

  70年的今天(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秘密划分势力范围,其中包括瓜分波兰。条约缔结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条约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只是一个双方的缓兵之计。苏联方面深知坚决反共的纳粹德国迟早会撕毁和约。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进入战备状态,将大批战略目标从欧洲部分运往大后方,为之后的苏德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谁会意料到,1939年9月1日,德国竟然入侵波兰,而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则以保护波兰东部的白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为借口,入侵波兰东部,占据了维斯瓦河以东的半个波兰。其后苏联向芬兰提出领土交换的要求,被芬兰拒绝,斯大林在1939年11月30日动用了红军四十多万人进攻芬兰,展开冬季战争,被芬军顽强抵抗,最后芬兰被逼割让卡累利阿等地来换取和平。1940年间,苏联吞并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又强逼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

  在前苏联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人把斯大林当作在二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伟大领袖。但是,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的格里市,其政治遗产引起很大的争议。斯大林的铜像至今仍然伫立在格里市中心,那里却有一群年轻人呼吁撤走铜像。格里市还有一条"斯大林街",有一个斯大林博物馆,多年来,该市市民对斯大林遗产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

  去年俄国和格鲁吉亚发生冲突时,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派军队占领格鲁吉亚领土,格里市民反而认为,这是当年斯大林恶性的延续。目前,在冲突发生一周年之际,有将近一百名格里市民加入了反斯大林铜像运动。也有很多共产党人怀念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比如今俄国政府的任何领导人都伟大,因为斯大林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在斯大林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工作。

  显然,很多人仍然怀念斯大林的统治,为什么?值得我们后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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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

  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报纸媒体上常常有发家致富的事迹,他们是在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指引下最先抓到老鼠的"好猫",俗称"万元户"。这些人有靠摆摊发家的,有靠搞运输发财的,更多的是靠小工厂发迹,我和周围的人一样,对这些万元户是充满了佩服和向往的。

  那时可能早就有了靠不正常手段发财致富的人,但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至少我们看到的"万元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中的一员。虽然这种印象被八十年代后期不断爆出的贪污腐败案破坏了,但总体感觉"邪不压正",总觉得大多数致富的人还是靠自己的双手。

  可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老百姓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进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这种变化就越来越显著了。最先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是"富翁"们自己,他们开始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了。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诞生新富翁,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用了十年时间,而千万富翁取代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取代千万富翁则越来越短,甚至给人一夜之间,易如反掌了。

  这种看上去越来越容易的致富,渐渐疏远了普通老百姓,也让他们知道了"致富"与自己越来越无缘了。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你可以摆个小摊,起早贪黑,靠出卖自己的脑力和劳力赚钱,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你要想大富大贵,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出卖了。而这时,最容易致富和换钱的就是公权力、整个国家的道德底线,还有良心。

  这个时候,民众依然渴望致富,但对于普通民众,靠勤劳和智慧致富几乎比买彩票中奖还要难。对于大多数人,致富变成了幻想。而仇富则成了天经地义的。

  我不知道西方或者整个世界,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经历了多长时间,对于中国,也就是十几二十年。这个变化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可以理解的反而是整个社会对致富和富翁们的态度。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有"仇富"心理,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多大岁数,但从他们的心理年纪来判断,一定是"80后",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就一点也不仇富——当大家看到你的财富如何得来,当知道你如何致富的时候,他们对富人充满了敬意和向往。

  茅于轼老师为富人说话为啥受到攻击?

  改革开放后的发家致富是从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开始的。可以这样说,小平当时提出"白猫黑猫"理论是有其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中国人被管死,国家被管死的的时间太长了,老百姓发财致富的主观愿望与能动性被压抑得太久。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小平的号召在民间起到比任何政策都有效的作用。当时,能炒瓜子的就去炒瓜子,能蹬三轮的就去骑三轮,会种水果的不再种粮食……每个人的都找到了自己最有利可图的发财资本,可问题也同时就出现了,这一"不管白猫黑猫"理论也很快渗透到党政机关,国家干部也开始加入致富的行列,要不管白猫黑猫地去抓老鼠了,于是倒卖批文、划地圈地、收受贿赂等等都应运而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黑白不分的"猫理论"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了,我们毫无保留地引进了资本主义那一套市场经济,却把另外一套用来调节和限制市场经济的民主机制(特别是监督机制)摒弃在外。

  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底线被拍卖,底线一再被突破;公权力都被投入到自由市场待价而沽,其他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制约的游戏规则被我们拒绝,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普通中国人眼里,"富翁"不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级",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文革中以出身来划分的那种"阶级"——是天生带来的,或者命中注定的。

  近日香港有媒体刊登了统计数据,宣称中国大陆91%的富翁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裙带关系,我对于这种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持怀疑态度,可当我和大陆朋友提到这一数据时,他们都认为这个统计是靠谱的。而且更让人寒心的是他们都会加上一句:其实不用统计我们都知道,这是常识!

  一个"常识"的形成并深入人心竟然只用了短短十几二十年,当发财致富不再是普通民众可以望其项背,当富翁是一生出来就被注定了的时候,仇富变成了理所当然,于是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老先生成了众矢之的。

  茅老可能至今也没有搞懂他为什么受到攻击,颇感委屈,他老人家不清楚的是,他和攻击他的人都没有错,他们在两个语境中对话,一个在讲经济,一个在说政治。当茅老从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为"富人说话"的时候,那些攻击他的人却在宣告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发财致富不再是经济问题,也不再是是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经常听到有识之士摇头叹气,为社会上的仇富风气担忧,认为这样下去对中国发展不利,可他们倒是很少去担心那个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正在对大多数的老百姓不利。

  穷人的心理不正常吗?

  当今中国的富翁比30和20年前要多得多了,可媒体报道却少之又少。到现在为止,如果还有媒体和电视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推出一个典型富翁,那无异于是对那个富翁的公开预审。富翁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不再张扬。可民众的仇富却在与日俱增,直到上个星期,一群工人殴打一位私企经理致死,我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痛快之声"。其实这一现象早就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一个大陆的富翁被抓起来,民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欢呼雀跃。

  我不同意中国人有仇富情节这个说法,除了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我的观察,中国人对于国富民弱是可以容忍的。在过往观察国际问题时,我常常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中国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要到一百位以后,属于发展中国家中比较穷的,但中国政府却是一个富有的政府,国家公务员用公费出国的比例可能也是全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一个稍微有点级别的领导人出国就大摆排场,国家领导人更是财大气粗,在国际上大摆面子……

  这种现象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民众早就不满到要上街游行了,毕竟一个国家所有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得来的。国家花的钱都是大家的,政府花多了,用到老百姓身上的自然就少了。可受到几十年特殊教育的中国人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家有面子,强大了,是好事,即便老百姓穷点,少分点钱,也值得。中国人不管多穷,即便勒紧裤腰带,也不会让国家没有"面子"。这样的老百姓在世界上已经成为稀有品种了,主掌这样国家的政府,应该为此感谢苍天。

  中国的精英和国外的观察家们早就清楚如下的现象:中国强大了,老百姓平均的生活水平却并不高。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GDP比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速度多了几倍,可中国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速度却比人家慢很多。要知道,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工资增长水平比美国的快了70%.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都被"国家"拿走了,老百姓就算继续勒紧裤腰带,也不会仇富或者口出怨言的,问题在于,随着资讯的发达,互联网的成长和媒体的开放,普通百姓越来越看清楚,改革开放的红利都被一小撮"富翁"和权贵占为己有了,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往往打着"国家"的牌子。大家不妨看看各地征地、拆迁,本来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商业行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用市场规律可以搞定的,可是各地都出动了维护国家政权的警察来对付弱势。这是最典型的拿"国家"来帮助富人发财致富的例子。

  中国人"不患寡,只患不均",这个"不均"的并不完全是说的"平均",而更多地是包含了公正、公平与合理。老百姓为什么一看到有富翁被逮捕就咬牙切齿,甚至认为每抓一个都该杀?因为让富人们致富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违反了国家法律和老百姓心里朴素的价值观的,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被民众监督的权贵市场经济,很多富人致富之路也就是权钱勾结的犯罪之路。

  富人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问中国富人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一定有恶搞的朋友说,当然是国外。这话一点不假,我想,中国当今的富人们即便没有外国护照,没有把孩子送到海外,那么也一定转移了可以供几代人享受的资产到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即便一些新富们,也一定在积极打算"走出去"。

  其实,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哪一个毛孔是那么干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富人积累财富的过程并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要邪恶和凶残。问题在于,那些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已经走出了困境,而我们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在扩大,仇富情绪在扩张。更糟糕的是,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看过几本书的人都清楚,我们至今放着河上的桥不走,还在小河沟里摸着石头过河。也难怪,从官员到富翁,到普通老百姓,心里几乎都感觉到,这样故意摸来摸去,总有人要淹死的。所以,能够转移,就转移吧。应了路易十五的话: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过往的社会变革大体可以归结为两条路子,民众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及有精英主导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由民众的革命推动的,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可惜,被农民起义推动的中国,要说进步,实在乏善可陈。

  可见要想社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应该是上下一起动,政治、财富和知识精英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拿中国目前来说,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精英和富翁们应该反思一下,如何明确致富的游戏规则,如何用良性的互动推动社会进步,从而也让他们已经获得的财富合法化,让今后所有致富的行为合法化,否则,他们除了转移资产到国外的这条出路,就是等着中纪委半夜来敲门,或者更坏的结果,等到老百姓来收回自己应得的那份。

  学界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应该在民主化之后或者同时来分配社会财富(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这种情况发生在苏联东欧那里,所以,社会变革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大体上却比较平稳;另外一派认为不妨让富人们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如果可能的话,把国家都变成私人财产的也在所不惜,希望寄托在捞到钱的富人和权贵身上——当他们把国家瓜分完了,把大家的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了,哇塞,私有制不就形成了?!

  第一个理论听上去很美,问题在于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年的"财富再分配"后,那样做的基础已经没有了。第二个理论听上去不美,但如果能够真实行起来,前景却一样很美。问题在于,中国的富人和权贵会听你的吗?他们是否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在自己的财产达到某一个界限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突然要从"带头致富"到"共同富裕"?他们能否改弦易辙,抛弃旧的邪恶的致富规则,而重新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在香港的一点感受:路在何方?

  我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香港开会,而香港却是一个贫富差距并不小的地区,可我没有在香港感受到弥漫中国大陆的那种仇富情绪。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开会所在地的香港理工大学,置身在校园的时候,四周一望,几乎所有的楼房上都是香港富翁的名字。原来这些发财了的香港富人,不忘回馈社会,对慈善和教育事业多有捐出。

  我很感叹,大陆的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说,大陆大学的楼房也越来越多以富翁的名字命名啊。我问他们是什么富翁,他们开口说出了一串名字,我一听,又是我熟悉的港澳台富人的名字,大陆富翁的几乎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当然主要的是大陆富人们钱的来路不正,自然不能高调,否则投入教育事业,"包养"一个教学楼,就会成为别人质疑的对象。于是,和港澳台以及国外一些富翁们争着"包养"大学楼相反,中国大陆富翁们投入大笔的钱包养年轻的女大学生,包养二奶。

  还有一个原因,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富翁们很清楚,他们能够致富,除了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机遇之外,和社会认同的致富游戏规则分不开,没有公平公正和合法的游戏规则,富裕起来的不一定是他们,于是当他们富裕了,很多时候想到的是回馈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富人们对公益和教育事业兴趣不大,但对于投资于政府官员和权贵,却积极热衷。他们很清楚,让他们致富的是官员,于是他们要回馈的不是社会而是官员。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每一个富翁落入法网,就能够牵扯出一长串贪官污吏;而每抓一个贪官污吏,又都能够顺藤摸瓜逮捕一大溜"包养"他们的富翁。权钱交易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严肃地警告年轻官员,不要沦为富翁们的"家奴"。

  普通民众都怀有一个善良的愿望,期待权贵和借助体制先富起来的人也许会慢慢变得善良一些,更有责任一些吧,愿意制定一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看到希望的游戏规则,可没有想到,一些富人继续帮凶,甚至主动作恶。把公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家奴,随后,他们和自己的"家奴"一起,把国家的主人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公仆"。

  一个富人再怎么剥削人,甚至花钱去道德败坏,他损害的只是他的雇员和少数愿意被他玩弄的女人,可当这些无良的富人学会了权钱交易的时候,当他们用那些肮脏的钱和官员一起同流合污,继续坑害老百姓的时候,他们污染的是整个国家,损害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民众。中国的仇富,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这些原因吧?

  杨恒均 20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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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4日星期一

何继业:谁是胡士泰?

  再次在报纸上看到力拓和中钢协剪不断理还乱的是是非非,不免想起了胡士泰;根据有关资料介绍,胡士泰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飘洋过海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后获得绿卡,加入力拓公司后回到了中国任上海办事处总经理,现因官方指控的罪名被逮捕;据此,我们初步知道了胡士泰原来是一个澳洲商人华裔买办,由于报主心切,涉嫌盗窃中国企业商业秘密而在押。

  本文不想去讨论该案件的犯罪构成和刑罚理论,也不想关心胡士泰案最终的判决结果,本文只是联想一下胡士泰现象的成因和给我们提供的思考;海外兵团反客为主反戈一击已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外国企业使用商业贿赂来换取商业利益早成众所周知的常态,为什么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俊杰会去心甘情愿为外国人效劳?为什么中国某些大型国企负责人经常主动损公肥私?为什么谈判桌子上我们国企大老总们常常一败如水?为什么我国地方各级的统计数字经不起考验?为什么上面善意的政策到了下面就常常面目全非?一句话,我们的体制出了大问题……。

  遥想八十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是真正的万里挑一的天之骄子,"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著名的口号就是发源于这两所大学;可是后来逐渐地,北大清华开始变化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哥儿俩都不约而同地变成了美英澳加的留学预备部与外语培训班,特别是进入九十年,顶尖青年才俊成为西方国家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而许多国人至今还在执迷不悟,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只会哀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中文理不能分科、学术造假有增无减、学生不尊重老师、政治思想工作不到位" 等等,殊不知我们近年来的许多所作所为都是自命不凡与自欺欺人。

  2001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更是莫明其妙,上上下下疲于奔命的结果是"扎紧了篱笆却放进了野狗",毫无怜悯地将祖国花朵们的"二老逼疯",教育体制改革经过一个大圈圈的蜻蜓点水后又回到了起点,难道教育官僚们是真不明白问题的根源吗?愈或是在避重就轻甚至故意不作为,试想一下"满眼尽是假大空"的社会能够振兴民族和留住人才?

  假设胡士泰当初留在国内就业,假如胡士泰有幸经过组织选拔成为一个领导,在现行体制中将会是什么状态呢?可以肯定,不是昏官就是贪官,至于当一个清官,除非他的职位足够高,否则他的乌纱帽是戴不了几天的;因此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武大郎太多,更不幸的是许多人才选拔政策竟是武大郎们一手刨制的,所以人才在中国没有出头之日,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

  现在的中国,不仅仅的孔雀东南飞,麻雀也纷纷东南飞,贪官污吏们的不义之财最大藏匿地就在"爱国"人士们愤愤不平的美英澳加,贪官污吏的家眷们在这些国家局部地区物以类聚,一度形成了二奶村与小三镇;中国的人均收入世界倒数,而奢侈品中国人购买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多么奇特的中国元素啊!贪官污吏和爱国愤青也不是天生而就的,这里肯定有适合腐败和愚昧生长的土壤空气,其他什么地方能够大规模制造出这种旷世奇观呢?

  "得民心者得天下",二十一世纪的天下无疑就是整个地球,西方在不远的将来能否得到整个世界?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大伙即使心里有数,但是口里都不愿说,其实,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不是关键,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才是问题的根本,从这点看,我们几近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那些既当不了孔雀,又鄙视麻雀的人该何去何从呢?生意兴隆的北京新东方和各地青少年英语补习班就是现实的最好注释,美好的希望和愿望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总是要遗留给下一代去完成的。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历史车轮最终是要滚滚向前;胡士泰们请手下留情,你闪闪发光的军刀下肯定会有无辜受难的工农大众,孔雀麻雀们也请积德行善一路走好,不要忘记普天下无依无靠的姐妹兄弟……。

  注:欢迎<中国报道周刊>的订户登陆本人博客转载本人博文,网址: http://hexun.com/heji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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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君:中国是专制还是民主取决于传媒的争夺

  中国是民主或还是专制,争夺的其实就是一个,即信息传媒。信息其实就是文字或图案,通过视觉传输到大脑,形成思维,而控制了文字与图案的传播就是控制了思维。为什么现在农村里还有很多地方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很简单,控制文字。所以说传媒是很重要的。整个世界几乎整个文明都是图案支撑,文字从一方面来说,也是图案,但这说远了。人类之所以会进步皆在于文字,或说人类之所以会退步,也皆在于文字。试想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哪种语言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人们没有了交流。是否与石器时代的野蛮人一样。

  专制和民主其实只是一种制度,而制度的选择则取决于文字的倾向性。文字倾向民主则民主,倾向与专制则专制。这也就是现政府想尽办法控制传媒通道的原因。文字本没有罪过,罪的是文字代表着一种思想。而这思想是与制度的思想相左的。其实民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民主又叫民众当家做主。一看,本是不错的东西啊!可试想民众的意识如果是一个意识的话,仍可理解为民主。一个思想的全国人民西方叫做暴政。因为极端的例子如法西斯德国和日本。这又扯远了,因为继续说下去一定会说到无政府主义,极端自由之类的。

  再说回来,谁控制文字谁就控制世界。思想的形式必定需要通过文字来表达和形成。但没有谁能控制文字,只有历史。但可以控制传媒通道。这也就是中国专制派与自由民主派反复争夺的一个焦点。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传媒通道一直落在专制派手中,且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这也就是中国终究始终处在专制派之手的一个原因。所谓专制不专制,不是说专制有什么不好,只是看专制是否适应于时代。如果是乱世,我认为专制是最好不过的制度。若完全乱套的年代,我认为独裁还好一些。

  又说远了,现政府一直控制。像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说的,"我掌握传媒,让这世界哭,这世界就哭,让这世界笑,这世界就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看看过去的中国就知道了。可是时代变了,自改革开放后,什么都开放了。有话说得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性开放"。开玩笑罗!但反映的是过去统得很死的思想变了,而这首先必定是文字变了。只有文字变了才有思想的转变。文字的转变改写了人们脑中一概的文字概念,于是中国发展了。

  但发展就出现新问题了,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中央关于这个问题争得很厉害,害怕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背叛,害怕一旦资本主义起来了,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害怕资本主义夺权,害怕无法走到明天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等等。这就涉及到两种制度,即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专制和独裁。但资本主义也有专制独裁的,看往哪个方面发展。

  今天的中国是两种制度的纠合体,专制的本身与自由民主的冲突。而主要是制度使然,即社会矛盾。民主自由只是个代名词,贫富差距是最大的根源。而主要的是高喊社会主义和昨天实行社会主义的掌权人已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贫富矛盾事实上是平民与掌权人以及与权沾边的权贵的差距矛盾。这是中国最大的矛盾。而这里面中国政府即中国共产党一直死控制着传媒,因为一旦让民众知道中央私底下干的肮脏事。我想人民会像苏联人民反感分配制给高级官僚带来的生活待遇,虽然不是用钱来表示。但我想中国人会更加愤怒,因为中国变得更有危险性。即自下而上的反抗,中间的关键就是文字。文字代表思想,每个人都是由思想控制的。思想一旦改变,且成为一个思想,或叫暴政,或就叫革命。

  还是那句话,谁控制文字谁就控制世界。但没人能控制文字,于是控制传媒通道。民主自由派与中国专制派争夺的便是这至关重要的传媒通道。电视,报纸,书籍皆被统死。唯独网络。虽然政府的手伸得很长。但网络以惊人的速度更新。且信息产品一代换一代。政府的技术只有不断更新,但仍无法最终控制。这也是中国维权运动越来越有影响的原因。

  中国民主自由派以及越来越多有良知的人正在通过一言一行在影响网络。虽然千辛万苦,但我想一定会成功的。却是苦战,血的争夺战。

  在讨论争夺传媒这一关键性战斗中,我认为钱最重要。虽然曾经我是如此排斥他,因为自己太过理想,回想起来真的太白痴了,可现在却是如此的爱他,因为没钱,没饭吃,没衣穿。连上个网都会受约束。而钱多了,不光吃住没问题,还可自己开网站,创报刊,通过文字影响别人的思想,传播人性的价值。所谓兜里有钱好办事,我还是很爱钱的。

  对了,就写到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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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我们的母亲,难道你病了吗?

 

 

祖国,我们的母亲,难道你病了吗?

 

 

2006年,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博士因倡导和推广小额穷人创业贷款,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研究,澳洲华裔学者孔保罗研究出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失业者和大学生的模型,使失业者和大学生都可以像就业期间一样,因而被一些著名专家誉为现代凯恩斯,“得诺贝尔将业不为过”,却因为他要将这一成果献给社会,而拒绝将这一模型75%的产权送给声称是代表国家安全局做生意的刘某,竟在上海遭到黑社会绑架;而上海警方非但不追究绑架者,反而威逼孔保罗不得追究绑架案,更威胁他必须交出全部研究成果和给刘某。这种无理和非法要求被孔保罗拒绝之后竟将他拘留三十七天,之后还继续扣押他的护照,威胁他不得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不得与任何机构合作,否则就在他的行李中藏毒,然后以贩毒罪枪毙他。不得已孔保罗只好忍痛销毁了自己全部研究成果,并对警察的敲诈勒索行为进行了多次秘密录音,将录音送到海外,之后进行投诉,这些警察才不得不罢手,他才得以安全返回澳洲。

 

    著名作家白桦,曾经写过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苦恋》,在这部作品中,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你爱祖国,可是祖国却并不爱你,她却是总在折磨你。所以,你爱祖国是一种“苦恋”。孔保罗先生的遭遇,使我们不得不联想起白桦的《苦恋》,不能不使我们心灵颤抖,不能不使我们从心里怀疑:祖国,你真的到底爱我们吗?如果你爱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莫不是你病了?莫不是你疯了?你为什么要如此摧残用生命爱着你、希望你更美丽、更健康的儿女?

 

 

   

 

 


 

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

记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孔保罗在上海被黑社会绑架、拘禁和敲诈勒索的悲惨遭遇

 

 

你虔诚地祈盼我们不要再去流浪

可自己却孤独漂泊在陌生的异乡

你执着地用生命为我们编织梦想

我们却回报你皮鞭和仇恨的目光

 

——摘自一个朋友的诗

 

 

伟大的民族,一定有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就不会有伟大的民族。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伟大的民族因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而伟大。可是不知你是否注意,很多民族都有过残酷无情地折磨他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悲剧?远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奠定了当今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我们中学时代学到的物理学中杠杆定律和浮力定律就是他的杰作,然而这位伟人却惨死在一个士兵的手下。而这不过是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流出的第一滴血!在阿基米德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人类社会又诞生了达斯科里、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琴纳、阿贝尔、伽罗华、达尔文等伟大的天才,没有他们的伟大贡献,人类社会就没有今天。可是这些天才的命运都曾一度非常悲惨凄凉,甚至于鲜有善终!请看:哥白尼发现了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可是他著作却遭焚毁;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竟被判处终身监禁;达斯科里和布鲁诺更为悲惨,他们都被宗教法庭的烈火活活烧死;发明了种牛痘、奠定了现代免疫学的基础、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的琴纳,就连拿破仑都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可是却也被人诬蔑为疯子。发现了物种进化规律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尽管在死后可以安葬于牛顿的墓旁,可是他提出的进化论也是给他带来巨大的创伤。而阿贝尔和伽罗华虽然是数学史上的巨人,可是他们的生命,就像夜空流星,美丽璀璨而稍纵即逝,至今都让数学家感到非常惋惜心伤!即使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也曾被社会冷落了大半生!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的生活往往就是催人泪下的悲剧!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史,几乎就是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血泪和辛酸构成的悲剧史!

 

为什么一个伟大的民族,离不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却又会无情地对待他们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因为我们往往只是相信自己的经验,盲目地相信传统。而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思想却往往是反传统的,因此伟大的思想和科学发现,就往往会被当成荒谬的异端邪说。所以,人类社会的认识发展史,也就是人们不断地战胜自己的无知和错误的斗争史。

 

但是,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一旦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所拥有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就都会为自己对待其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错误忏悔,就立即会毫不犹豫地像赎罪一样,加倍尊重他,爱护他,保护他,世界上很多非常著名的奖项,就是为了表彰这些人类社会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尔设立的,例如最为著名的诺贝尔奖。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会无情地迫害他,更不会为了将他的成果攫为己有而将他关进牢笼。甚至在中国那个荒谬的文化革命时代,很多科学家都成了牛鬼蛇神,可是当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突破,即使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四人帮,即使是丧心病狂的江青,也提出为他提供特殊的医疗,也没有要强占其研究成果而将他关进牢房!

 

然而在上海,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却发生了一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发生的悲剧! 当上海警方发现曾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澳洲华裔学者孔保罗先生,破解了贷款给每一个失业者和大学生的世界性的难题时,竟采用各种方法对他进行威胁,逼迫他交出这一研究成果,给自称是代表上海国家安全局出来做生意的人。被孔保罗拒绝之后还将他投入牢房三十七天!之后更设计来陷害他。他们的所作所为,恐怕文化革命里丧心病狂的江青都无法想象!面对警匪勾结的抢劫,孔保罗只得忍痛销毁了自己数百万字的专著,并对警察的敲诈勒索进行了多次秘密录音,在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同时,将这些录音秘密带到海外,这些警察得知他已经将录音送到海外,才不得不罢手,孔保罗才得以安全逃出虎口,回到澳洲!

 

那么孔保罗所破解的世界性是什么?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上海黑社会和警察又是如何勾结,敲诈勒索、绑架监禁孔保罗的?孔保罗又是怎样对警察的敲诈勒索行为实施秘密录音的?让我们来细细叙述,揭开这其中的种种黑幕!

 

怎样贷款给每一个穷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法破解的难题

 

孔保罗破解的是什么问题?有多少价值?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让我们从世界最为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谈起。2006年,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的获奖使非常多的人大跌眼镜,因为当年有不少世界名人都被列为候选人。为什么这为名不见经传的银行家会胜过这许多的名人? 原因非常简单:他主张贷款给每一个穷人,甚至包括乞丐,来解决贫困问题,而且积极倡导小额贷款给穷人创业,为此办了乡村银行,建立了一种无需抵押的贷款模式,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很多人摆脱了贫困。

 

不过虽然尤努斯获得了非常高的荣誉,可是即使在他的祖国,他也并没有真正实现贷款给每一个穷人的美好理想,而且主流银行也不愿意学习他的榜样,甚至于非常抵触。因为小额贷款带来的繁琐工作和较高的风险,不能也不可能给主流银行带来足够的商业利益,使他们把这种贷款做为自己的主要业务。所以,虽然在获奖之后,尤努斯更为积极地在世界各地宣传贷款给穷人是人权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穷人的尊严就是最好的贷款信用,可是还是有大量的穷人根本贷不到款,主流银行还是无动于衷。他的贷款给每一个穷人,甚至于包括每一个乞丐主张,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

 

在尤努斯贷款给每一个穷人面临难以突破之困境的同时,我们的国家助学贷款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不得不对教育费用政策进行改革,以顺应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可是这种改革给绝大多数的家庭带来极其巨大的压力。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表示,即使是他这样的家庭,也难以承担大学生教育费用,而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要承担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即使十年不吃不喝也不够!于是在专家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国家助学贷款应运而生。毫无疑问,这种贷款非常符合学生的利益,可是这种贷款并不能真正解决贫困大学生的生活问题,而且银行对此也并不热情。以敢言而著称的张保庆还曾经为此点了十九个省市的名。为什么银行对于国家助学贷款没有兴趣?原因和尤努斯的难题一样:银行的工作量巨大,风险过高,而收益有限。

 

那么贷款给每一个穷人是否可行?有的人认为这是永远做不到的,但是也有很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方法。而且贫困是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问题,只要解决了贫困问题,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就都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它是人类社会问题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结“。贷款给每一个穷人就可以打开这个”结“,也是打开这个“结”的唯一选择,因为救急不救穷,贫困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是依靠救济与施舍,而只能是使每一个穷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脱离贫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打开这个“结”也会为银行打开极其巨大的市场,因为它可以带来海量的贷款。

 

不过专家和学者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要贷款给每一个穷人,包括乞丐,就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将贷款的用途从创业扩展到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而且必须使之制度化;二是必须发挥银行的积极性,使之积极而自愿贷款。否则贷款给每一个穷人只能是梦想。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在世界各地,人类社会的很多精英——包括很多极其优秀的经济学家、银行家和教育家和相关学者以及政治家,都一直在非常积极研究探索,可是迄今还没有找出可行的解决模式。

 

人类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谁来为贷款给每一个穷人担保?

 

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孜孜不断的艰苦研究,曾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就职的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孔保罗,采用新的方法建立了七个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模式——互助循环贷款保障,终于从可行性上破解了贷款给每一个穷人的世界性难题。

 

孔保罗认为要解决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既需要在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更需要为穷人提供发展的条件,既需要对一些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士提供高标准的救济,更需要对具有耕作能力的人士提供贷款保障,使他们能够正常发展。孔保罗发现,主流银行对贷款给穷人没有兴趣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信用体系的问题,而是缺少一个可靠的担保方。因为银行必须保障自身的安全,如果穷人没有足够的抵押,就必须有担保方。只要有可靠的担保方,银行就可以贷款给任何一个穷人。可是穷人往往没有足够的财产来做抵押,而且由于贫穷,他们也往往没有可靠的担保方。所以如果银行贷款给每一个穷人,就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怎么可能“见义而忘利”,贷款给每一个穷人?可见,要解决贷款给每一个穷人,必须为每一个穷人找到一个银行认可的担保方。

 

尤努斯博士发现了这一奥秘,而且也在一定的意义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所提供的小额创业贷款与传统贷款不同,无需贷款者抵押,只要有一组亲友作为担保就可以。不过这种模式仍旧是传统的,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只是这种个人信用由贷款者的一组亲友分担了而已。这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贷款模式,限制了贷款给每一个穷人的可能,因为很多穷人并没有一组亲友来为他做信用保证,另外也不是每一个穷人都可以创业。所以他的模式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我们的国家助学贷款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如此。因为它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担保方,而且往往就是局限于学费和最为基本的生活费。

 

因此,孔保罗认为,要贷款给每一个穷人,采用尤努斯模式还是不够的,必须对他的模式实施改革,必须引入一个可靠的担保方。这一担保方必须是银行认可的,同时又是具有担保能力的,必须可以承担贷款给每一个穷人所产生的呆账和坏账的全部风险。当然这种担保方不可能是家庭,也不可能是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因为贷款给每一个穷人肯定会有一部分的穷人最终无法偿还贷款,保险公司不可能承担这种风险。现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由于保险公司无法承担责任而蔓延开来的。而且这种担保方也不可能是任何政府,因为按照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目前的财政收支模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有这种经济能力来承担贷款给每一个穷人而产生的呆账和坏账风险。

 

孔氏定理:从社会保障体系获得贷款的穷人越多社会保障就越省钱!

 

那么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种担保方的存在?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探索和极其繁重精密的计算,孔保罗终于发现了这一天然的担保方,它不仅完全应该承担贷款给每一个穷人的担保责任,而且完全可以承担这一责任——它担保的穷人越多,自身的开支就越小。

 

那么这个天然的担保方是谁?这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现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有的国家全面而完善,例如西欧各国;有的国家还处于起步阶段,例如中国、印度和越南等。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都来自政府,而且都面临极其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这种资金的短缺已经使得西方经济陷于发展困境,而且各国政府都根本无法解决。可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由一个可以也必须覆盖全民的强制性收费体系和责任性付费体系组成的系统。由社会保障体系贷款给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产生赖账、呆账和坏账问题,因为任何人都离不开社会保障,赖掉社会保障的债就是赖掉了自己的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不会产生损失。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保障承担着保障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可以贷款给每一个穷人来解决教育、就业等问题,则社会保障就可以节约巨大的资金,因为社会保障就无需再对每一个穷人实施救济性保障。所以,获得贷款的穷人越多,社会保障体系就可以节约越多的资金。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资金在穷人和银行之间安全周转的天然保障平台。

 

那么社会保障为每一个穷人提供贷款保障,可以节约多少资金?这种节约下来的资金是否大于它的担保亏损?是否大于它目前的救济性保障的开支?经过非常繁重的计算,孔保罗发现至少在四个方面是远远大于亏损、大于目前的社会保障开支,这就是就业、教育、医疗和住房。这里我们以就业为例做一简单的说明。

 

通过对过去西方主要国家的失业统计进行分析,孔保罗先生发现:人类社会的失业现象是无法杜绝的,也是难以长期稳定地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上的,平均而言,在整个的职业生涯中,人们会失业7.2次。但是每个失业都可以重新就业,而且重新就业所需要的时间平均为13周左右,一个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全部失业时间不到5%。长期失业、终身失业的失业者非常罕见。除非丧失工作能力和不找工作。如果对失业者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未来的工资给每一个失业者,待他们找到工作之后再连同利息一起逐步偿还,那么绝大多数的失业者都可以偿还全部贷款。因此从就业方面来看,社会保障体系贷款给每一个穷人,即每一个正常生活难以为继的失业者——预支未来的工资给每一个失业者,待他们找到工作之后再逐步偿还,社会保障体系的亏损是非常有限的。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节约巨大的开支。因为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未来的工资给每一个失业者,则社会保障体系就无需再对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而仅仅需要对社会中的永久性丧失工作能力的失业者实施救济。而按照联合国对伤残人士的统计标准来看,伤残人士还不到人口的5%,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可以全部或部分康复的。

 

由此可见,如果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未来的工资给每一个失业者,社会保障体系是稳赚不赔的,而且还可以节约至少95%以上的开支。在教育、医疗以及住房等方面也是如此。孔保罗认为,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社会保障体系贷款给失业者所节约的开支是不可能相同的,但是社会保障体系不会亏本,除非在管理上出现问题。

 

由此可见,人类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一个资金在穷人和银行之间安全周转的天然保障平台,也是贷款给每一个穷人的最佳责任承担者。它为越多的穷人承担这种责任,它所节约的费用也就越多。二者恰成反比关系。这是一个定理。

 

孔保罗的贷款给每一个穷人的模型:互助循环保障与ABC就业直通车

 

由此出发,孔保罗提出一种崭新的模式,即互助循环贷款保障模式,来解决贷款给每一个穷人问题。这就是由社会保障体系为每一个人提供就业、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贷款保障。这里我们还是以就业为例来加以说明。

 

如前所述,失业者都可以重新就业,而且其重新就业所需要的时间平均不过13周左右而已,除非丧失工作能力和不找工作。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而即使有失业救济金可领,也只能使失业者“吃不饱饿不死”,根本无法使他们维持相当于就业期间的生活水平,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问题。要解决就业问题,只能是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未来的工资给每一个生活无法正常维持的失业者。那么怎样来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失业者?经过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业模式及其就业指导的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孔保罗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模式及其实施程序,这就是互助循环保障和ABC就业直通车。具体如下:

 

1.      手把手地帮助每一个失业者采用科学的方法寻找所喜爱同时又可以胜任的工作,同时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失业者,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

2.      找到工作之前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找到工作之后再逐步偿还所预支的工资、服务费和全部的利息;

3.      找不到工作或收入低于贫困线,则连所预支的工资也无需偿还;

4.      如果失业者需要接受职业教育,则为他们提供全部的职业教育学费及相关杂费的贷款保,待他们毕业找到工作之后再连同利息一起偿还,同时在他们接受职业教育期间预支未来的工资给他们,在他们毕业之后再手把手地帮助他们寻找自己所喜爱同时又可以胜任的工作;找不到工作则无需偿还任何费用;

5.      减免他们的未来的部分税费,其金额相当于全部学费,但不包括未来的工资部分。

 

根据孔保罗的定理,实施互助循环保障和ABC就业直通车,非但不会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亏损,更可以对失业者实施全面保障,使他们可以像就业一样地生活。

 

孔保罗的研究成果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实施互助循环保障和ABC就业直通车,人类社会的失业问题就可以彻底化解——无论失业率多么高,都不会产生失业问题,因为失业者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就可以像就业期间一样,而社会也无需对绝大多数的失业者实施救济。

 

另一方面,实施实施互助循环保障和ABC就业直通车,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包括失业、教育、医疗、住房、人口、贫富悬殊等等)都会转化为社会发展的机遇和永不枯竭的财富的源泉。

 

首先,互助循环保障与ABC就业直通车,不仅仅适用于城镇失业者,也适用于大学生和农民工(因为大学生和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暂时性的,只要可以提供社会教育和就业贷款,预支未来的工资给他们,他们的就业问题和教育费用承担问题,就不复存在,尤其是农民工,如果他们可以接受职业教育,他们都可以找到非常好的工作)。另一方面,就业的问题解决了,则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其次,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会导致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消费革命,因为它可以造成极其巨大的合理超前消费,且不会引起类似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我国现在的情况来看,政府所公布的城镇失业率是不到5%,失业者总数约为两千万人,可是如果再加上近三千万大学生和潜在的数亿农民工,数量则非常惊人,对他们实施社会就业和教育贷款,预支未来的工资给他们,至少在十万亿人民币左右。每年如此巨大的合理消费,毫无疑问会从根本上拉动内需,使我国社会经济产生十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而且是绿色的增长,更会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超高速、安全稳定增长的新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无需十年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如此巨大的超前消费,会不会造成过度超前消费,从而带来新金融危机?非但不会,而且还会立即化解中国和美国的金融危机,因为它是非常合理的,如果这种合理超前消费无法满足,则必定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次这种超前消费是建立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基础上的,而社保障体系的这种保障非常不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亏损,反而还会使自己节约非常巨大的资金。况且这种保障还可以使造成空前巨大的有效市场需求,从而带动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金融危机将会迅速成为过去。而对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更是如此,因为现在我国已经产生了极其庞大的相对过剩资金,其总额有数十万亿人民币,还有超过二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种严重的相对资金过剩,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中国式金融危机,这就是大量购买美国债卷,以至于两温家宝总理都公开表示不安。而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则可以立即从根本上消化我国的相对过剩资金,化解我们的金融危机。

 

实施社会就业打开保障,可以使任何一个国家无论经济发展的情况如何,都可以迅速建立起完整而全面的社会就业保障体系,而且这一体系无需消耗巨大的资金,保障效果远远胜过目前西方社会的失业救济金保障。如前所述,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并没有建立起全民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我国,印度等等。可以预言的是,对于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至少在未来二十年都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式的全民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因为这需要极其巨大的启动资金。可是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则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立即建立起全面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因为它无需政府通过税收和自己的财政来筹集资金,而完全可以向金融机构贷款。

 

现在已经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就是它如同一个无底洞,吞噬了大量的资金,而且还在进一步增加,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大大下降。例如欧盟国家,社会保障的开支已经占到GDP30%左右。西方经济学家就发现,自从上个世纪中叶社会保障系统建立起来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就急剧下降,踌躇不前。西方知识分子惊呼,社会保障危机是西方社会的一个“超级次贷危机”。可是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则可以立即解决西方社会保障的这种危机,因为社会保障系统将会由一个有限的社会救济体系,转化为全面的社会援助保障体系,它不会再是资金消耗的无底洞,而成为资金周转的安全保障平台。

 

由于有了这种新型的社会全面援助保障体系,一系列社会难题都可以彻底化解,例如我们的户籍改革、独生子女政策、城乡一体化、贫富悬殊、社会公平、教育产业化与公益化的矛盾、医疗市场化与公益化的矛盾、专制与民主的对立,等等,都将会因此而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变化。甚至于包括劳资关系,都会产生合理平衡。因为任何人失业都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如果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就可以立即辞职。因此任何不良雇主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压榨被雇用者的条件不复存在。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将会产生。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我们失业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我们接受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无需事先动用家庭的储蓄来支付学费,而可以获得社会保障的贷款。而如果我们还得起这种贷款,则逐步偿还;不起这种贷款,则无需偿还。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抛头颅洒热血而为之奋斗的各取所需和各尽所能的社会境界吗?

 

怎样具体实施贷款给每一个穷人的互助循环保障?

 

       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具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的理论,即使再好,也只能是不能住人的空中楼阁。孔保罗的互助循环保障和ABC就业直通车,是否具有可行性?怎样来推广这种新型的社会保障?在取得了上述研究的成果之后,孔保罗并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而是继续对这一模式的实施,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且非常实际地提出了一套操作方案——为求职者提供全程就业服务与向政府“购买失业问题”的实施模式。

 

       什么是全程就业服务?自从城市形成之后,城市居民的就业模式有两种:一是政府负责模式,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由政府统一安排工作给每一个人,它就像授人“以鱼一样”可是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二是个人负责模式,即现在所谓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每个人自己寻找工作,而政府最多也就是给与一些指导和救济,它也可以说就是“授人以渔”。这种模式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人寻找工作实际上就像买菜卖菜一样,随意性非常强,碰到困难之后,也往往不知道如何应对。例如在很多国家,雇主平均浏览一份求职信的时间不超过13秒,怎样来利用这13秒?如果不能抓住这13秒的机会怎么办?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次面试机会,可是也未必成功。面试失败之后怎么办?此外,很多人现在找工作主要就是靠亲友介绍(例如广大的农民工)或者投递简历和求职信(例如大学毕业生),然而亲友所可以介绍的工作范围和数量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根本不能适合所有的求职者;简历和求职信投出之后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根本没有任何回音。怎样来扩大寻找适合工作的渠道?雇主不回答求职信怎么办?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又产生了职业厌倦症,如何解决职业厌倦问题等等,都是求职者最为头疼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在就业问题上,无论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都不能解决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孔保罗提出了一种结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就业模式的合理性的新型就业服务,这就是手把手地帮助每一个人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其核心也就是就业五步曲与雇主心理学),为每一个人解决寻找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困难,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这就是全程就业服务。

 

       显然,在中国推行全程就业服务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可以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而且可以非常快地推广开来。不过,孔保罗并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推广全场就业服务的操作性方案,这就是:在提供全程就业服务的同时预支未来的工资给求职者。那么在还没有全面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之前,怎样解决资金和确保人们找到工作之后归还费用呢?孔保罗又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权宜性解决方案,这就是向政府“购买失业问题”。

      

       那么如何向政府“购买失业问题”?现在就业已经成为政府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为解决就业问题,政府的压力非常巨大。温家宝总理就公开表示他对就业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政府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可是效果不佳。所谓向政府“购买失业问题”,就是向政府购买失业者,然后为这些失业者提供全程就业服务,预支未来的工资给他们,待他们就业之后,再逐偿还全部的服务费用、预支的工资及其全部的利息。其中服务费用的一个部分返还给政府。而政府则承担失业者重新就业之后逐步偿还全部费用的担保责任(在一定的意义上,政府是完全可以承担这种责任的,尤其是在我国,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体现为政府的劳动局、社保局和民政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失业者与政府的问题都不复存在,而偿还费用保障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待向政府购买失业问题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则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有社会保障体系来做为失业者的还款担保者的局面。因此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全部失业者和大学生的模式,就会在整个社会实现。

 

专家和学者的评价:得诺贝尔奖也不为过

 

这些年来,孔保罗先生在国内和一些专家学者就他的互助循环理论进行过交流。凡是亲耳听到孔保罗先生解释的专家学者99%都认为,这一理论和模型时可行的,而且一旦实施就可以从根本上化解人类社会的就业问题,且可使我国经济产生至少十个百分点的增长,堪比凯恩斯,即使得诺贝尔奖也不为过。甚至于包括一些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也非常重视孔保罗所提出的模式,呼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例如《中国改革报》理论部主任王淼就表示,在阅读了孔保罗的文稿、了解了其基本模式之后,感到他所提出的模式非常有价值。他在为孔保罗《关于利用农民工就业问题解决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和促进经济跃进的模型》一书写的序言中表示,孔保罗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所提出的互助循环保障模型。他认为, 如果孔保罗的理论可以实施,其影响并不亚于凯恩斯

 

在一个飘着雨雪的寒冷夤夜,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威学者唐钧听取了就业五步曲及其实施方案说明后,感到热血沸腾。他表示原来对就业问题态度一直非常悲观,认为它无法解决,是政府的一个难以承担的社会包袱,根本没有想到它非但可以彻底化解,而且还可以转化为社会的巨大财富源泉。他在为孔保罗先生的专著《关于就业、教育及医疗自我保障的哲学原理及其实施模式》所写的序言中表示,孔保罗所提出的互助循环保障理论即使得诺贝尔奖也不为过。一位原北京宣武区的领导在一个下午,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初步了解了孔保罗的就业问题解决模式之后,非常振奋,连声说好,一直到晚上都不能平静。中国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徐永光先生表示:“功德无量!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应该的“,并表示愿意提供尽可能的支持来帮助开展试点。

 

而在《培训杂志》举办的一次关于培训机构的培训讲座上,孔保罗用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简单介绍了他的方案,立即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关于这一项目的简介,在几分钟之内全部被与会者抢光。

 

广西、江苏等省社会保障部门的一些政府官员表示,孔保罗的就业问题解决模式非但完全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更可以应用到教育保障和医疗保障等其它方面,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计划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下社会保障的困境,采用ABC就业直通车模式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人类社会的历史将会彻底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完全的可操作性,政府非但无需对目前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就可以实施这一模式,而且几乎无需资金就建立起一套比西方目前社会保障体系更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发生在上海街头的黑社会绑架案

 

如果说在今天的上海,在一向被人们认为中国法制情况较好的上海街头会发生黑社会绑架案,人们也许会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如果你打开电脑,连上互联网,进入百度搜索,键入“光阴底故事-我在黑社会的日子”,就会得到一篇文章的搜索结果。只是你点击这一文章的链接时可以发现,它原来是一个人的博客,你必需有浏览的权限才可以浏览。但是如果你点击“百度快照”则还可以浏览该文章的全文。该文描述了一个以“老白”为首的黑社会团伙的背景,还透露了作者和这一黑社会团伙一起“连夜的监控对象、守候、抓捕,到后来的冲突、审讯、笔录。。。,风里雨里一天下来,粒米未进”。那么这博客是谁的?他们“连夜的监控对象、守候、抓捕”的又是谁?这个博客是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前工作人员刘某的。刘某雇佣黑社会绑架的就是澳洲华裔学者孔保罗。那么他为什么要绑架孔保罗?绑架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原来,在很多人支持孔保罗的同时,也一些人对孔保罗的研究成果非常眼红,上海市社保局的一位干部,就曾拍着桌子、分文不出地要孔保罗乖乖地交出95%的股份;某市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为了不让单位里的其他人独吞全部利益,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大打出手。而挂靠在上海市留学中介公司——华侨国际教育有限公司下从事留学生意的一家留学代理刘某,因留学培训与孔保罗建立了合作关系,但他看出孔保罗的这一研究成果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尤其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表示,孔保罗所提出的全程就业服务(其核心就是就业五步曲与雇主心理学)将会是中国最大的单项培训项目之后,就向孔保罗先生道出了一个自己“秘密”背景:原来他是“代表”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出来做生意的,他的利润收入都是要“上交”给上海国家安全局的,所以很有“实力”,可以摆平上海的任何人。因此他要求孔保罗给他“就业五步曲鱼雇主心理学项目”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并且由他来做为就业五步曲与雇主心理学项目的中国总代理,甚至于逼迫孔保罗将有意参与这一项目的机构及其联系人全部交出来,由他来进一步“联系”。

 

不过孔保罗认为,全程就业服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性项目,而是一项极其巨大的社会工程,任何人都可以介入,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做什么总代理。因此他同意刘某及其北京总公司的李某参与试点,但是拒绝了刘某等人的占有75%的股份和做总代理要求。不料就此之后,孔保罗不论走到哪里,与任何机构合作,都会收到匿名短信和邮件,要他不要和这些机构合作。但是孔保罗并没有介意。于是刘某等人就多次找到孔保罗,公开威胁他不得继续与其它任何机构合作。在威胁不果的情况小,刘某等人就雇佣黑社会,在孔保罗准备与上海慈善基金会所属的培训机构签署正式合作协议的前一天晚上,在上海一家餐馆的门口将其绑架。幸亏孔保罗的亲友及时报警110,这些绑匪并非才不得不放了他。刘某的这篇炫耀黑社会的文章,就是在绑架孔保罗之后六天发表在自己博客里的。

 

警匪勾结,拘禁、敲诈勒索,包庇掩盖黑社会绑架

 

其实,上海发生绑架案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件,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不是天天都发生罪案?绑架一个名人也并不罕见。可是在这绑架案发生之后的案件,却是任何国家都非常罕见的,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却是我们国家的悲剧,却是我们民族会写进历史的耻辱!

 

那么在绑架案发生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从最近发生的一起新闻事件谈起。最近上海沪北律师事务所连续多次致函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和政府相关部门,要求澳洲政府敦促上海警方依法对待澳洲公民。中国律师致函西方国家的政府,要求西方政府敦促中国警方遵守中国法律,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上海律师致函澳洲政府,要求澳洲政府敦促上海警方守法,更是人们难以想象。为什么上海律师会采取这种极不寻常的法律行动?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孔保罗在遭到绑架之后发生的案中案。

 

应该承认,雇佣黑社会在上海街头绑架海外学者,是需要一点“胆量”的!为什么刘某竟敢如此大胆?刘爱君自称,他就是代表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来做生意的,他可以依靠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关系,摆平上海的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机构,包括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公安局。事实也真的是应验了刘某的“狂言”!

 

在孔保罗从黑社会绑匪手中脱险之后,立即前去上海市静安区公安局报警,却发现赫然坐在他对面的警官,居然就是在北绑架时曾经出现过的绑架者的一个同伙!这位不肯说出姓名的警察,态度极其强硬地警告孔保罗不得报警,并与刘爱君谈判私了此事,因为刘爱君就是代表国家安全局出来做生意的。这位警察甚至于要求孔保罗交出就业五步曲与雇主心理学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教学资料给刘爱君。可是孔保罗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便被立即拘留起来。在拘留期间,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威胁孔保罗,例如声称要在他的行李中放置毒品,再以贩毒罪逮捕他,判他死刑;例如说,只要交出他的研究成果,和刘某谈判就可以立即释放他,否则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就会派澳洲的工作人员在澳洲去暗杀他的全家。

 

不过他们低估了一个学者的坚强。无论他们怎样威胁,孔保罗就是不交出就业五步曲与雇主心理学的全部资料,于是在将他刑事拘留了三十七天之后,不得不释放了他。可是这些警察还继续扣押他的护照,并以上海市检察院某检察官的名义对继续他进行敲诈勒索,逼迫他承认犯了所谓“合同诈骗罪”,逼迫他交出就业五步曲与雇主心理学的全部资料,拿钱出来结案,而且还声称这种要求“是检察院提出来的”,如果孔保罗不照办,就逮捕他。这些警察甚至于还威逼孔保罗的亲属,交出孔保罗的全部研究成果,并拿钱出来结案,声称只要交钱出来就可以立即放人。

 

然而孔保罗根本没有诈骗,所以他坚决不肯“拿钱出来结案”,更不同意交出就业五步曲与雇主心理学的全部资料。于是警察又变化花样,一方面继续威胁孔保罗,一方面又“非常好心好意”地在孔保罗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请来警察的“律师朋友”,代表孔保罗与刘某谈判“私了”,以免刘某再次雇佣黑社会绑架他!

 

出于无奈,孔保罗只好忍痛销毁了所写的有关就业五步曲与雇主心理心全部专著和相关资料,并且在律师和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对警察洪某及石某等人的敲诈勒索进行了多次秘密录音,并将录音发给海外的朋友保存。之后向有关机构进行了投诉。在获悉孔保罗有秘密录音之后,这些警察就马上换了一副面孔,不再继续逼迫孔保罗与刘爱君谈判私了,而且还立即将护照还给孔保罗,对和声细气地对他说这是一场“误会”,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他可以回澳洲了。警察领导还亲自出面要孔保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解释说,刘某根本不是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更不是代表安全局做生意的,希望孔保罗不要误会。这位领导还表示一定“深查”警察敲诈勒索一事,给孔保罗一个答复,而且如果属实一定严肃依法处理。可是迄今早已超过了信访条例所规定的答复时间,却仍旧没有任何正式的答复。

 

出于无奈,孔保罗在上海的律师——上海沪北律师事务所,只能向澳洲政府求助,要求澳洲政府敦促上海警方按照中国法律对到澳洲公民,按照信访条例,就孔保罗投诉警察敲诈勒索一事,依法做出答复。上海湖北律师事务所还专门出具书证,详细说明了这些警察“非常大胆”地拉拢孔保罗的律师,要律师配合他们一起来以检察院的名义来敲诈勒索孔保罗细节。

 

尤努斯因提出贷款给穷人创业而获得诺贝尔奖, 孔保罗主张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却遭到绑架、拘禁、敲诈、勒索,却要强抢他的成果,迫使他不得不销毁了自己的专著,迫使它不得不对警察的敲诈进行秘密录音,而且迫使律师不得不致函澳洲政府,要求西方政府敦促上海警方遵守法律,是不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是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哀?面对这样的悲剧,究竟让我们情何以堪?我们能不联想起白桦的《苦恋》吗?我们能够不问:祖国,我们深深地爱着你,可是你爱我们吗?我们能不问:祖国,我们的母亲,你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如此折磨和摧残真诚地爱着你、用生命和鲜血希望你更美丽、更健康的儿女?莫不是你病了?莫不是你疯了?

 

毕竟遮不住:掩盖不住的丑闻和抹不去的历史耻辱

 

如前所述,因顾虑被再次绑架,孔保罗先生在中国时,不得不忍痛将他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计有三百余万字的多部专著和精心整理的近一千多万字的资料全部销毁。回到澳洲之后,他就立即开始着手恢复这些著作。现在已经恢复出来的专著有四部(近百万字):

 

1.      《关于就业、教育及医疗自我保障的哲学原理及其实施模式》

2.      《将失业及保障问题转化为人类社会发展机遇的模型》

3.      《关于利用农民工就业问题解决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和促进经济跃进的模型》

4.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杠杆》

 

此外,还有《全程就业服务:就业五步曲与雇主心理学》、《利用社会医疗保障问题促进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模型》、《教育直通车基本原理》、《户籍改革:中国社会的历史机遇》等几部还在恢复的过程中。

 

自去年底开始,孔保罗的将恢复出来的专著作中的一些篇章的章节陆续发给中外各大媒体。目前,国内外四十余家著名媒体,都登载了有关孔保罗的就业新理论和互助循环保障模式的介绍,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中国金融周刊》、《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路透中文网》、《中国改革报》、《农民日报》、《中国証卷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环球时报》、《中国经济导报》等等(这些在互联网上都可以查到)。

 

孔保罗的这些文章已经引起国内一些著名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一些著名媒体例如《农民日报》等还专门采访了孔保罗先生。《中国改革报》理论部主任王淼就表示,在阅读了孔保罗的文稿、了解了其基本模式之后,感到他所提出的模式非常有价值。他认为,孔保罗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所提出的互助循环保障模型。他认为, 孔保罗的理论是“颠覆性”的,如果可以实施,其影响并不亚于凯恩斯。中央电视台更是直接呼吁有关部门好好研究孔保罗所提出的模型。

 

最近孔保罗先生已经恢复出来的专著也即将出版。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曾写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孔保罗的合理主张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而且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言:孔保罗先生所提出的贷款给每一个失业者、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失业者、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大学生、手把手地帮助每一个求职者寻找工作的主张,最终必定会被整个人类社会接受。而孔保罗先生在上海被警匪勾结、被黑社会绑架、被警察敲诈勒索的经历,以及他被迫销毁自己专著的悲剧,也必定会逐步为更多的人们知晓,也必定会成为历史上抹不去的独特一笔。

 

 

秦岚

写于20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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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辉:城管变身鬼谷子,强拆上演无间道

  城管变身鬼谷子,强拆上演无间道

  政府本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行政执法主体,所谓"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也。然而发生在珠海市的一桩民宅强拆案件中,当地的城管部门却闪转腾挪、左奔右突、言而无信、阴招迭出,上演了一幕世所罕见、闻所未闻的21世纪政府执法过程中的无间道闹剧!

  2009年6月12日,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村民李润留一家9口人刚刚建起的建筑面积2318平方米、造价达几百万的一幢五层新楼,被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强行拆除!

  1、李润留翻建申请获得了南屏镇政府城建办的批准和社区居委会的同意。

  2009年5月17日,李润留向南屏镇城建办出具了一份《拆建申请书》:"申请人李润留是北山村人,本人位于北山正街北五巷19号的祖屋建于1979年,属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319平方米。因历史原因,日久失修,白蚁严重侵蚀,屋顶漏水,墙身破裂,落雨水浸,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现本人拟将房屋进行拆建重修,希望有关部门给予办理拆建手续。"在该申请下面,南屏镇北山社区居民委员会于5月18日签署了"情况属实,同意拆建,敬请上级给予审批为盼"的意见;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于5月20日以"同意申请"批准了该拆建申请(见《拆建申请书》)。

  2、行政缺位和制度缺失造成的包括李润留在内的成千上万的"违建",不应该让有实实在在住房需求的建房个体来买单。

  李润留的翻建申请在镇政府获得批准后,随后向珠海市规划部门申请办理规划报建手续。但是规划部门以"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为由不予受理该拆旧建新的建房申请。李润留询问为什么"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呢?规划部门答称:因为《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开始实施后,珠海市政府还没有制定《<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实施细则》作为配套法规,而旧的规定又已经作废,目前处于操作程序空白状态,所以就"暂停报建"了。

  一个堂堂的经济特区怎么会在村民私宅报建方面"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呢?这要追溯到2006年11月。2006年11月1日,作为珠海市地方性法规的《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开始正式实施。新法规实施后,以前颁布的关于村民私宅报建方面的规定开始作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在第七章"附则"的第102条规定珠海市政府据此可以授权立法:"市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制定《<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实施细则》……作为本市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依据。"但是两年多来,《<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实施细则》千呼万唤始终没有出台,村民宅基地住房报建的制度和程序方面就一直处于一种空白状态。关于这一点,珠海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过渡期农村农民宅基地建房报建管理的指导意见》可以作为佐证。其中提到:"为规范我市农村农民(包括"村改居"后的社区居民,下同)宅基地建房的报建管理,科学有序地开展新农村规划建设……恢复我市农村农民宅基地的住房报建,解决多年来因暂停报建所遗留的历史问题,现就……":"农民违法抢建住宅固然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应该坚决予以制止,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相当部分农民建房是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政府有相当一段时期以来采取不准建和不受理的办法已经难于压抑农民建房的欲望,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农民按规划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报建手续已经刻不容缓。"

  李润留的老屋已经屋漏墙裂,摇摇欲坠(见照片),随时可能轰然倒塌而屋毁人亡。规划部门漠视村民生命安全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受理",把无可奈何的李润留一家赶上了一条不得不"先建住房再补手续"的法律自救之路。2008年9月17日,经过近半年的建设,李润留的五层楼房封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珠海城管部门自己掌握的数字,光北山村一个村的所谓"违法建筑"就多达46宗(实际还不止这么多),都属于拆旧建新这种情况。而整个珠海市7653平方公里的辖区范围内,这种拆旧建新的个案又何止千万?如果不是行政缺位造成的制度缺失、办事程序缺失,怎么可能在短短数年间就井喷一般地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违建"呢?

  按照现代行政法的理论,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政府必须谨小慎微、尽职尽责地去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一定要去做,而且要做得完整、到位,否则就有玩忽职守、缺位渎职的嫌疑;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一定不能去做,否则就可能是行政滥权、行政越界。无论是做得不到位,还是做得超越了边界,都应该首先由政府对其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应该由行政相对人来"买单"。只有这样,才能打造高效的、负责的政府,才能不枉费纳税人的钱财。回到本案,因为珠海市农民私宅报建制度和程序的缺失,特别是还曾"暂停"、"不受理"了很长时间,由此酿成的"违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怎么能够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村民,而把政府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呢?

  可能正是考虑到了政府在村民私宅报建方面的制度漏洞和程序缺失,所以珠海市政府于2008年12月31日出台了《关于规范我市农民(被征地农民)建房管理的若干意见》(珠府【2008】160号,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在其中第二部分"已建成但尚未报建确权的农民宅基地住宅的处理"中,提出了"在本意见施行之前已建成但未报建确权的农民宅基地住宅"的具体的处理方案。基本上属于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做法,对于面积不超标的无条件予以确权登记,对于面积超标的无非是责令补交罚款和地价款,然后予以确权登记。

  李润留的住房就算是"违建",但是也分明符合补交罚款和地价款然后予以确权的情形。但是珠海市城管局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轰然推到一栋五层2318平方米的新楼所造成的巨大社会浪费和天怒人怨,最后不由分说地就拆了。

  3、珠海市城管局背信弃义,视已经达成的行政合同如废纸,视数小时前刚刚做出的行政承诺如放屁,出尔反尔,上演了一幕世界范围内闻所未闻的政府无间道!

  2009年2月18日,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李润留未经规划许可为由,在同一天内作出[2009]080305008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珠城行罚字[2009]08030500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李润留限期十天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后因李提起行政复议,珠海市城管局于2009年3月23日以珠城执罚字(2009)003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撤销了珠城行罚字[2009]08030500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李再次对此申请行政复议期间的2009年4月3日作出了珠城行罚字[2009]0803050084A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责令受处罚人限期七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

  李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珠海市政府以"即使珠海市的私宅报建制度不完善,其违法建设行为也无合法性、合理性可言"为由,维持了珠城行罚字(2009)0803050084A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事实上,按照此前珠海市规划局信息公开的答复,称2009年2月1日之前"私房报建的法定办事程序需依照珠府规字(1995)105号《关于重新修改颁布<珠海市私房报建细则>的通知》之规定进行办理",而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办理农村村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建房报建手续;而且该105号"通知"在《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于2006年11月1日出台后业已废止。这显然是珠海市规划局的行政欺骗和行政"忽悠"行为。因此,珠海市政府在《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施行后,迄今尚未依照该条例"附则"的法定要求,依法制定《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实施细则》,此举直接造成了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无从制定城市规划区内农村宅基地用地、规划、报建等办事程序,其懈怠渎职、玩忽职守的行为致使面积达7653平方公里的珠海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农村村民申请在宅基地上新建、改建、扩建民宅建筑工程(而且包括维修民宅在内),竟然总共只有约130宗获得审批!合法渠道被堵死,广大村民申请宅基地的新建、改建、扩建民宅的用地、规划、报建,在既没有法定程序也没有办事程序的情况下被"逼良为娼",迫使村民不得不采取自救方式建房。这才引发了自2006年11月1日后在珠海市规划区范围内,成千上万栋未经法定部门、法定程序审批的"违法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此结局,并非珠海市政府一句轻描淡写的"即使珠海市的私宅报建制度不完善",就可以将其懈怠渎职、玩忽职守所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笔勾销掉的。

  也可能是意识到了政府在李润留所谓"违建"方面的先天不足,2009年5月19日下午,珠海市城管局召集李润留一方,在香洲区拱北城管大队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关于李润留房屋"外形改造"的联席协商会议。与会人员有:珠海市城管局局长刘新强、副局长李连福、副局长宁前进、拱北城管大队长龚焕琰、副大队长谭康耿、南屏城管中队长孙斌;李润留及亲属共9人及代理人;此外还有南屏镇政府副书记阮少海和北山村委会的书记杨成杰。会上,珠海市城管局方面决定对李润留新楼拆除一层半(五层及以上)并进行"穿衣戴帽"改造,以符合附近的古村落风貌。商定"改造拆一层半(第五层490平方米,顶楼梯间100平方米)附效果图,工程由市执法局安排有资质的工程公司施工,工程经费由市执法局出资"等。(有一个政府文件足资佐证:在珠海市城管局《南屏北山正街19号违法建设清拆善后工作现场办公会议纪要》中有这样的字眼:"清拆经费问题。因时间紧张、情况特殊,在原计划拆除一层半的经费已完成政府采购的基础上,再增加的另外三层半的清拆费,由市城管执法局按程序履行政府采购手续。"这充分说明,官方5月19日关于拆除一层半并"穿衣戴帽"的决定已经部分付诸实施)。城管方面将打印好的《南屏北山村李润留房屋外形改造方案》(含附件《改造施工步骤细则》以及房顶作飞檐翘角处理的《改造后北山民宅正立面》效果图各1份)交给了李润留。上述内容有会议纪要和现场录像。从该会议内容看,李润留和城管局方面已经就"违建"房屋问题达成了"穿衣戴帽"改造(拆一层半)的共识。故此,珠海市城管局于4月3日作出的珠城行罚字(2009)0803050084A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自然应被取代。

  然而,这个双方已经达成的改造协议最后并没有得到切实履行。

  2009年6月11日下午,由珠海市城管局召集的关于李润留房屋问题的多方联席协商会议在南屏镇政府二楼会议室召开。与会人员有:珠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谢汝党;城管局方面的代表是拱北城管大队大队长龚焕琰、副大队长谭康耿、南屏城管中队长孙斌;李润留因病未出席但委派了代理人;南屏镇政府方面代表是阮少海副书记和吴楠副书记。经过一下午的协商,官方和李润留一方达成了相互谅解协议。最后协商的结果是:将李润留房屋拆除两层半(四层及以上)并予以"穿衣戴帽"改造。

  当天晚上8点半,谢汝党副秘书长安排李润留代理人到拱北大队二楼大队长办公室与珠海市城管局局长刘新强晤面。刘新强局长事先致电珠海市副市长陈英,得到其同意后才与李润留代理人敲定协商后要签约的文件。当时系由城管局方面的工作人员起草并打印好协商文件后,经市城管局局长刘新强指示拱北城管大队副大队长谭康耿、南屏城管中队长孙斌随同李润留代理人,于晚上10点30分到达李润留家中,由谭康耿、孙斌二人代表城管局一方,双方签约并按指印,该协议一式两份,珠海市城管局与李润留一方各持一份(见6月11日晚签字的《南屏北山村李润留房屋外型改造方案的要求》)。签字时间是2009年6月11日晚10点40分。双方签约后,城管局工作人员立即将城管局持有的那份协议上交局里。

  该协议内容为:"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基本点出发,村民愿意配合市行政执法局的工作开展,按复古建筑风格将房屋进行相应改造。/一、改造拆两层半(第四层以上含第四层)附效果图,由市执法局安排。/二、外形穿衣戴帽工程由房主安排工程公司施工,经费由房主出资。/三、双方共同友好协商施工步骤、细节等改造方案(另附方案细则)。/四、施工方严格按照市执法局盖章确认的正、侧面效果图施工。/五、双方责任范围:1、改造时施工方应听从房主委派的现场监督员指挥,市执法局保证该建筑物不会因改造而引起墙体开裂等质量问题(监督人员两名,费用由施工方负责)。2、双方及时配合沟通,改造施工前应妥善处理房主的装修材料,避免浪费,把房主损失降到最低。3、市执法局负责改造穿衣戴帽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及路人的安全。/六、改造施工方负责清运所有建筑垃圾(拆出钢筋废料由房主处理)。/七、鉴于考虑到该村民因配合城市风貌改造需要,顾全大局而造成的巨大损失,因此决定该房屋确权办证时市行政执法局积极支持协助。/八、保证改造工作开展,对此案件保证永远不再任何法律诉讼和追究。"(附件是《施工步骤细则》和《清拆示意图》各1份)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捺印的一方当事人是李润留及其代理人,另外一方签字并捺印的代表是拱北城管大队副大队长谭康耿和南屏城管中队长孙斌,谭、康二人当然是代表珠海市城管局的。

  从该协议内容看,这是一份完完全全、纯纯粹粹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行政合同。从当事人看,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委派的代表(是为表见代理),另一方是行政相对人。关于这一点,城管方面可能会说,谭、康二人在协议上面签字时,仅仅注明是"见证人",进而不是当事人。这是一种无理的、无用的狡辩。因为其二人虽然在签字的名字前写上"见证人"三个字,但是他们毕竟是受刘新强局长的委派代表城管局一方签字的;而且这个协议是经过城管和李润留双方在会议室协商了一下午和半个晚上才达成的这样一个结果。再者从协议内容看,与李润留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也只能是珠海市城管局。该协议是关于李润留房屋拆除层数以及改造要求、步骤、细则的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在前后8条的条款中,"市行政执法局"(或者"市执法局")的名称至少出现了6次;还有就是在该协议中,能够约束李润留拆层改造的另一方当事人也只能是珠海市城管行政执法局。该行政合同的签订,就意味着珠海市城管局于4月3日作出的"珠城行罚字[2009]0803050084A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被该行政合同所取代,其自然失效。至此,李润留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8个小时以后,该行政协议还墨迹未干,形势就发生了惊天大逆转:6月12日早晨6点半,珠海市城管局副局长李连福来到现场,号令手下人员对李润留的房屋予以全拆!尽管市政府代表、区政府代表、镇政府代表以及村民代表强烈要求按照昨晚签订的协议书来履行,但是李副局长还是一意孤行地指挥炮机全拆了五层楼房。在场人员一片哗然!

  珠海市城管局如此倒行逆施,如此背信弃义,如此自我否定,简直让人们的眼球跌碎一地!在头天晚上与李润留达成的行政合同(行政谅解协议书)的立场上,珠海市城管局今天早上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它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如此出尔反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行政违约行为!既然违约了,就要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珠海市城管局再无赖、再鬼谷子、再无间道、再奇门遁甲,也颠覆不了违约者要承担违约责任的自然法则和国法如炉的铁律!按照法律规定,珠海市城管局应该依法承担违法行政和行政违约的法律责任,对李润留的巨额财产损失应该依法承担国家赔偿(或补偿)责任。

  目前,与此事相关的告珠海市城管局和规划局的三个行政诉讼案,正在珠海市香洲区法院立案受理的行政诉讼程序之中。

  总共五层面积达2318平方米的村民李润留的"小洋楼",就这样葬送在珠海市城管局的阴阳执法怪招之中!该楼造价达几百万。

  (子规夜啼于200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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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

巩胜利:云南大法官怎玩国际游戏?

  据中国官方第一平面媒体《人民日报》8月6日刊文:"由于缺乏交流和对话的平台,法官与律师之间一直以来都有一层隔膜,有人戏称法官与律师之间隔着一道"隔离带"。今年年初以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法官协会与省律师协会就开始酝酿《共同宣言》,并就宣言内容进行了多次沟通。8月4日正式发表的这篇不足千字的所谓《宣言》,被云南司法界人士誉为'云南法制史上的里程碑'。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吕召认为,不久前发生在该市澄江县的'法官铐律师事件'应该是《宣言》出台的催化剂"。这是在中国云南发生"法官铐律师"之后,面对全球、中国舆论界、社会各界,云南省法律界做出的反应。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吕召对"法官铐律师事件"发生在自己的辖区感到遗憾:"作为一个法官,我能够体会到法官的艰难。基层法院人员少、案件多、压力大,有些案件解决不好,领导不满意,社会也不满意,从而对我们法官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建立起法官与律师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关系。法官不要有特权思想,律师也应该尊重法官。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把各自工作搞好,把法治社会推向前进。"他又说:"云南省高院今起建立举报制度,邀请律师进行监督。只要发生法官介绍律师办案的情况,一经查实,即清除出法官队伍。"

  云南《共同宣言》认为:吸取"法官铐律师"教训,云南省法官协会与律师协会发表自律宣言。法官与律师,别"隔膜",也别"勾兑";云南省高院"请律师监督",法官介绍办案将被"清除"。身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高院大法官、《共同宣言》炮制者许前飞则更是"以党政代法律"、无不政治煽情的用"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来表述了中国特色的法官与律师的特别关系,但这种关系与全球所有"法制国家"法律根源悖论,与所有"法制国家"的法律本源相克。这种认识与解读,与国际及所有"法制国家"法律绝对相悖。国家法律就是公正解决大自然间人与人的一切"矛与盾",使人类间所有的矛与盾化解而不再冲突。

  (1)、毫无疑问:"法官铐律师"玩了中国60法律的最经典悲哀,预示着中国法律还根本没有上路。云南省"法官铐律师"事件,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60年中国什么《法律》之有?若真有,怎么会将与"犯罪"根源无关的律师绳之法律之下?"法律"是谁的法律?法官权力到底有没有边?是一人之上?是一国之上?还是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检察长之上?60年了,中国何年何月、还要多久才能取得这个国家"法律"的有效建树?!

  (2)、8月7日,中国国家新华网08:13:13时"新华图片2"刊出了《英首相"布朗"被推上"断头台"》的超级新闻(见下图),但60年中国本身、至今又何尝有过这样的在位"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中国"法律"60年亦然,何时不是一个"人治国家"来形成大自然的天然生态环境?!建树"大自然"般的国家生态环境,中国60年越来越尖端突兀、越来越没有法律的"大自然"。中国新华社主要"榜眼"中刊出了"布朗"上"断头台"的图片,60年中国能刊出一张这样鞭打吏治的乡长、县长、市长、省长……上"断头台"吗?——这显示了"法制国家"与社会一种势不可挡、公正与法律、自由的公共力量,就消磨了"突发事件"的国家内耗,社会人心的众望所归,国家民心所向,国富民强,法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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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球21世纪初期及未来而言:在当今全球、所有的"法制国家",法官即不是一味的维护"国家利益"、也不是维护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见中国现行《宪法》序言),而是维护所有、这个国家的"法律游戏规则"的公正、公平的国家"法律秩序"。任何一个党派、一个国家都没有法律之上的所谓"国家利益"。公正、正义,是一切国家法律存在的源头所在。法官与律师绝不可能"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这是所有国家法律设置法官、律师的功能所在..

  此国家与彼国家的利益怎么可以"风雨同舟"?但此国家与彼国家的利益却可以公正、有游戏规则的去裁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涉嫌4亿元贪污案(见2008年10月29日08:31 时《深圳特区报》同题报道),能与这个国家、所有法律、律师们"殊途同归"?前广东省司法界横行20多年的"泰斗"陈绍基、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以及王元化、许宗衡、于幼军、陈良宇等等等怎么能与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公民们去"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

  (4)又以2009年8月上旬、中国轮胎业代表团赴美国紧急"反特保"、游说美国政府不要对中国轮胎业采取"特别措施"而与中国签约的美国律师司布纳(David Spooner)为例,做为一名地道的美国人、美国律师他就是为中国轮胎产业界的利益而奋斗(见2009年8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头版报道《72小时火线交锋轮胎业七巨头赴美紧急"反特保"》,作者熊敏)。若是美国律师与美国法院、美国政府等也是按"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的此"法理"去断案,那么中国所有产业、财富还会有出头之日那一天吗?而全球的法律、法官唯一的道德与工作底线就是"依法办案,公正为天";而全球律师存在的必要就是制衡国家法律与公民的罪与非罪、犯法与没犯法。律师存在的环境是:以法律为依据来最大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法官与律师,应该成为"大自然"中,不是猫(执法者)与老鼠(指罪犯)的生态环境关系,却当然是"独立法律"办案、维护当事人的最大利益,以国家法律的游戏规则来受委托的保护"当事人"最大的"金钱、利益"和"公民权益"。

  (5)讲"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是"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暴露中国法律界的严重虚脱、无知与法律的相悖,说明这些法官、大法官根本就不懂国家的法律。这就难怪怨"法制中国"、不是法制国家60年不达的的一切原因。"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作为一个国家国策党略完全可以,但是做为维护国家法律——游戏规则的法官与律师的"关系",请问:不管是法官、还是律师,他能是一介堂堂的政客人物来担当吗?需要专业的国内外法律专业知识吗?还能主持国内、国际,国与国、中国人与外国人等一切法律判案的当然"公正"吗?在国际法制社会,法官与律师的地位相同的,是受到整个社会崇高尊重的,但法官绝不是政客,更不仅仅是一己本国、国家利益的"卫道士"。所有法官要尊崇的是:在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之间寻求裁判的最大公正。所有中国的法官、法律制定者们,是因循守旧、继续玩"计划经济"那一套党政一言九鼎、那一统的天下的法律不公游戏,还是为中国崛起、与世界各国融合、争取更多更大的国际空间而公正法律?

  若是中国的法官、大法官都以"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来玩中国与世界各国去玩WTO、市场经济地位、制裁与反制裁、垄断与反垄断、所有的贸易、财富争端的国际游戏,那么中国60年、100年、永远也走不出"话语权"的国际、全球的谷底。中国走向"法制国家"之路60年才刚刚启步,中国不需要治人,更不需要人治,却需要真正的法制,也只有"法制中国"才能够防止中国60年来的个人或行政、人治"权力"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凌驾于法律之上伤害其他更多人、包括中国走向世界的他国公民、它国家的利益,才能够通中国、通向全球各国。"法制国家"是中国唯一的选择,尽管60年中国还远未如意,但中国别无选择,这个大中国和这个正走向全球的中国只能用"法制国家"的游戏规则来通达各个国家、来融通全世界。——60年了,一个国家用人治去治于人,国难当头,永无宁日!

  【特别回放】

  2009年7月10日,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人民法院一名法官因律师拒绝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把律师用手铐铐在法院大院内的篮球架上长达40多分钟,发生了举国60年不曾有过的"法官拷律师"事件。7月14日,当事法官被撤销庭长职务,同时被清除出法官队伍(见中国媒体7月15—16日全国报道)。

  8月4日下午,云南省法官协会与云南省律师协会首次召开常务理事联席会,并联合发表《共同宣言》称,法官与律师同为法律人,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成员。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法官与律师的共同使命。双方携手宣告要消除彼此间的隔膜,增进相互理解,建立良性、健康的互动关系,让公正的理念薪火相传。云南省法官与律师的《共同宣言》标榜: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是法官与律师共同奉行的原则,公正、文明、诚信、廉洁是法官与律师共同遵守的职业操守。法官与律师要加强互动沟通,建立稳定、畅通、有效的交流平台,健全相应的制度、规则与程序,理顺、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的正当交往,严格遵守回避制度,不办"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共同维护司法的纯洁性,共同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见解、疑问、版权使用等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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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春:鲁迅与胡适

  我喜欢胡适的平易从容,但我更喜欢鲁迅的孤独勇毅。

  胡适要的是民主,这没错,他喜欢解决问题胜于提倡主义,这也很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孤立隔壁王小二"一样,都是些口号。口号是什么?口号就是主义的表面化、庸俗化最后演成阿Q的精神胜利化。用杜威或者詹姆斯徒弟的理解:它不实用。

  这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怎么来的呢?从唯物与唯心的对立来,从一元或者多元的争辩来,从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信仰危机来?但是实用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都应该从经验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当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时候,满目疮痍的中国让他发现了"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于是他用民主与科学作为武器来"捉鬼",企盼五鬼灭亡之期,就是中国复兴之日。

  詹姆斯在《多元的宇宙》里说过:"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个术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两者之间意味深长的差别来说,经验主义是指用部分解释整体的这种习惯,而理性主义是指用整体来解释部分的这种习惯。"前者比较审慎,而后者比较专断。但是詹姆斯还告诉我们"在像哲学这样的一种学科里,不和人性的原野联系起来,而且只按行规的传统来思考,确实是致命的。"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一种哲学表示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性格,因而宇宙的一切定义只是诸多人类性格对于宇宙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反应。"所以,"唯物论的哲学和唯灵论(即唯心)的哲学是两个敌对的类型。这两个类型引起下列结果:唯物论这样解释世界以致把人的灵魂当作是留在世界上的外来过客,而唯灵论(比唯心涵义更广)则坚持与本质亲切而有人性的东西必定围绕残忍的兽性,而且是兽性的基础。"(商务印书馆《多元的世界》作者威廉詹姆斯 译者吴棠)

  所以,詹姆斯所谓带着实用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可以用他要点的第一条简单概括为:一个经验,不论是知觉的或者是概念的,要成为真的,必须与实在相符。(商务印书馆《实用主义》作者威廉詹姆斯 译者陈羽纶 孙瑞禾)

  而这就是我能想到的胡适实用主义的来源,他所有其他的思想(民主,科学等等)都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唯有这一点"经验必须与实在相符"才是他们思想的特质,或者说,整个实用主义的特质。

  这个特质就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时至今日,这五鬼可在,可曾被胡适这个富于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钟馗捉去?

  他们还在,不管是他不负责任的中国大陆,或者他也有点影响的台湾,或者就拿他深受启发的美国,这些鬼尽管没有以前那么猖狂了,但是有些鬼还在,比如说疾病,最早源自非洲的艾滋病就是1981年通过美国的血友病人向世界辐射开来的,当然在民主社会的贫富差距要比专制国家小得多,像贫穷在美国基本上不成问题,疾病呢?也不能因为艾滋这个特例而否定他整个医疗体系的功绩,愚昧程度当然更是不在话下,比起我们的几亿文盲,或者读过书的半文盲,或者自命很能读书不能独立思考的高级文盲,他们要优越得多。当然对科学的过度迷信也是愚昧的一种高级形式。贪污呢?这个根本就无须考虑,除了预算不能公开的国家,贪污只存在一些零星的孤例,好比文献学的孤证,不能对整体学说发出侵蚀肌体的腐化,不足为病。剩下来的只有扰乱了,如果你把黑人的街舞当作一种扰乱,又或者上课的不守纪律但能独立思考当作一种扰乱,那么他们还未能尽善尽美,不过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如果我们希望他们都是一潭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但是在我看来,胡适还有一些不足,这个最大的不足还需要鲁迅为他补足。

  什么呢?重团体而轻个人。

  站在这个角度,鲁迅比他深刻得多。如果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可以导致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与偏执,但是温和而理性的个人主义不但是个人幸福的源泉,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民主的源泉。

  相对于团体,个人主义更是"第一性"的。一个盛行温和的个人主义,一个把理智的(我是指独立思考)个人主义摆在中庸位置的国家,一定会最终走向民主。但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除了集权以外,还有民主的可能,更有平庸化的可能与趋势。比如美国,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我们说他多样性,意思是他们崇尚个人,我们说他统一,就是他们用法律这根准绳把这种多样性的个人合理的、规范的、有效的纳入到集体健康的统一中。

  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走得更远。物质的充足与身体的健康是幸福人生的前提,但不是全部。因为要想让一个社会充满活力与富有创造精神,就必须要走得更远。

  为什么一个社会非要充满活力与富有创造精神呢?物质充足与身体健康不正是生活的目的吗?

  不然,如果没有活力与创造精神,一个社会就会走向停滞,精神就会萎堕,如果没有活力与创造精神,人生就不会有根本的幸福,一切就会慢慢地被厌倦吞噬,这个问题上至总统下至清道夫都要面对,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怎样要一个社会富于活力与创造精神呢?成为一个异议,并拿出一个理由。

  所以,让我们先来考察鲁迅的思想。

  除了他的几封书信,还有几本学说著作,也许还有些古体诗,基本上算是领略过他的《全集》吧,其实我认为要懂鲁迅,对他的全部文学作品(我指《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与论战文章(我指他所有的杂文)读过就行了,就是错,也不会偏颇得很厉害。同时我还要说,精深的辨析与繁密的考订(如当今某些"吃鲁迅饭"的)当然是走进你心灵深处的审慎办法,但如果要了解他的精神实质,而不是非要成为新一代的经院学者与御用专家,读完我所说的那些,应该可以说话了。

  那么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根据在哪里?

  我觉得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他的"个人主义",而这个主义的形成至少有两个原因:一,当时中国内忧外患麻木不仁的背景。这是属于社会历史层面。二,他家庭的变故烙刻下的永恒创伤。这是属于个人心理的层面。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祖父卷入了科举丑闻,导致他的家道败落,这对他的家族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就是他父亲的病,让他饱尝了世态炎凉,老实说江浙虽是读书之乡,但国民性除了一些特殊时刻从来未见大气,所以当一个小孩子突然目睹家道从兴盛到没落的变故时,敏感的心将受到怎样的打击。后来鲁迅放弃传统读书世家的优越而去学"开矿",去"学医",实际上是选择一种介于传统读书人清高与市井师爷鄙俗之间的中间路线。但这个路线也可说因祸得福,因为他所有的关于科学与哲学方面所谓"新思想",都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一方面他从易卜生的戏剧、叔本华尼采的书上,从嵇康等特立独行的人的命运里看到群体与专制对个人的限制甚至伤害,但另一方面,到日本留学接受的新思想又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在绝对的个人孤独之外,还看到一个民族走向强大的必要与充足条件。因此,他陷入了不自知的矛盾,一方面他崇尚个人,极为推崇尼采,鼓吹对陈旧文化的挑战"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对近代文明的抨击("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及其对未来生活之展望("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眹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他赞赏尼采"张大个人之人格","尊个性扬精神",(转引于台湾学者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增订新版序"三联版 所引鲁迅文字见其《文化偏至论》),一方面他又对达尔文的阐释者赫胥黎的"物竟天择"、二道贩子暜列汉洛夫的"马列主义"抱有极大的期待。前者是纯从个人自强着眼,后两者则关乎整个民族的昌盛。因为他深深知道,尽管他对民族的劣根性从来持贬抑的态度(这正是他批判传统的动因),对群体意识从来抱着一种审视与怀疑态度。但是他也深深知道,没有整个民族的复兴。再伟大的个人主义也难以在一个衰颓的国土立足。所以,他呼唤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从他的《呐喊》与《彷徨》等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批判吃人礼教,他批判封建科举,但是即使这样他内心深处还是对群体意识抱着深深的怀疑。像《孤独者》、《药》等小说篇目以及他的散文诗《野草》我们就可细心地发现,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全部文学作品就是他的自述。他在进行没有创造的创造,他从来不善于虚构什么(包括《故事新编》也是旧瓶盛新酒),但他创造了一种重新看待生活的认识。而这,就是从事创造。他融入群体的欲望总会与他强烈的安特莱夫情结发生拉锯般的隐微冲突。他的《朝花夕拾》表层看是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也是他的孤独感的一种回溯式投射。

  但是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对于这一点要么水平不够,要么视而不见。像孙玉石对《野草》的研究据说有了一些突破,但是我从孙郁舒芜包括钱理群这些专家那里从来看不到对之大张旗鼓的强调与讨论。偏偏美国学者孙隆基的那两篇《"世纪末"的鲁迅》以及《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见广西师大2004年5月第1版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却与我多年的朦胧臆想不谋而合,他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系统地梳理了鲁迅一生的思想轨迹,并用许多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据作为证明。比如说"1936年冯雪峰为《鲁迅短篇小说集》捷克译本写序,涉及鲁迅所受的外国影响,冯基于政治考量强调写实主义对鲁迅的影响,特别是当时左派奉为大师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看过初稿后把他们两个名字涂掉,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德烈夫(安特莱夫)有些影响。'"

  为什么他们总是回避鲁迅的个人主义倾向呢?包括他的文学作品里的象征意识,谁都知道是基于政治考量,因为个人主义是专制最大的敌人,一个人是民主分子,但未必是个人主义,但一个人抱着绝对独立的个人立场,他就比"一团和气"的民主走得更远,他超越了民主而走向独创,走向精神的自主,那么他就拥有比一团和气更具超凡意义的价值。

  举个简单例子,从文学上我们就可看到,凡是倾向于绝对个人立场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像波德莱尔、爱伦坡、安特莱夫、萨德、卡萨诺瓦等等就是很鲜明的例子,哲学上则有斯宾诺莎、尼采、叔本华等人,

  何以故?我的见解是凡是比较个人的人,都是孤独的,一方面因为高瞻远瞩而孤独,一方面孤独而更为眼光宏阔与众不同,这就超越了平庸的社会之平庸,

  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永远是专制的敌人民主的同志,但同时民主不能够避免庸俗与市侩,但绝对独立的个人主义就能够避免(只要它推而广之),而且由此形成的和而不同的群体将更具有创造性,因为一个有可能产生喽啰的制度就需要个人的独立与自主去针砭。历史上许多高瞻远瞩的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见《政治学》)与尼采《见其全部著作)都是拥护贵族政体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站在普世立场民主当然是好选择,但如站在创造精神一边,民主未必比推而广之的个人主义(我知道有点二律背反,我知道)占优。老实说这个世界最优秀的东西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专利。当然,我并非漠视大众要来一个"精神贵族",其实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有些理想色彩过浓。但什么好的思想不带一些理想色彩呢?(雨果说过,你说诗人是在云端里,可闪电不也是在云端里。)除了功利思想所有的思想都是需要把它悬为一个"鹄的",来高山仰止不坠青云之志的。

  现在我可以大略总结了。胡适的民主我们要追求,但鲁迅的个人情调我们也要葆有。说实话两者也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在凡是涉及到大多数的公众利益的时候,个人服从群体,要民主;但是在有关私人而并不损害他人的选择中,在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中,我们简直要绝对的个人,特立独行到不给庸俗鄙陋一丁点的机会。

  所以,我们既要胡适,也更需要鲁迅。我知道要想真正地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一点,还有一些具体操作上的困难,比如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兵役制度与个体放任的协调,就是一个难题。但难题不等于就是死结。需要我们开动脑筋来群策群力。

  一个伟人说得好,对于一个具有开创性思想的人物,他有权提出问题而不负责解答。我没有那么自大,因为我只说自己的话,而且也许还不太时髦,也就是落伍得很,有没人愿意听,我是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的。尽管另一方面我也抱着很殷切的期待。

  (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没有详尽展开,有些材料也没有过多的征引。但我的意思应该说的很清楚了,这一点希望有识之士予以原宥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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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用什么取代经济适用房?

  完善任何一项公共产品体系,一要减少复杂的中间环节,提高效率;二要尽可能地满足多层次被保障者的需求。对于权力寻租屡禁不绝的社会尤其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

  经济适用房因为既不公平也无效率饱受质疑,从民间到操作层面的官员,齐发反对之声。8月20日,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副主任黄信敬表示,广州市政府有意向要多建廉租房、少建经济适用房;8月21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在京提出,经济适用房应该只租不售;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规划局局长赵燕菁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经济适用房的制度设计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制度本身就会让操作层面出问题。基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只有住建部官员力挺经济适用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侯淅珉表示,经济适用房仍是现阶段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有效方式,今年经适房建设仍将按计划进行。

  把所有的反对者一棒子打为开发商的走狗属于思维幼稚病。我们要看到经济适用房的弊端,并且提出能够替代经济适用房的更高效的保障办法。

  经济适用房的弊端无需多说,既混淆了公开产品与商品的界限,开企了寻租之门,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建立监管体系,经济适用房的存在充当了民众攻击寻租与腐败的天然靶子。经济适用房本质上是房地产市场的双轨制,是孕育倒爷的天然温床,在司法并不完全独立、权力与市场界限不清之时,试图依靠监管解决经济适用房解决寻租,是缘木求鱼。

  有更好的办法提升保障型住房的效率。

  最重要的是大力建设廉租住房,廉租房不拥有产权不存在住宅转让的资本收益,可以极大地约束寻租空间。到现实为止,我们看到的是经济适用房领域层出不穷的寻租案例,而很少在廉租房领域看到相关案例,原因很简单,寻租成本不低而收益不高,廉租房没有产权出租困难,寻租者知难而退。

  同时,廉租房建设比经济适用房制度成本低,从批地、资金划拨、建设到分配,条分缕析,非常清楚。以今年上半年数据为例,去年12月,国办131号文件要求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具体建设规模为2009年到2011年全国每年新增130万套经济适用房。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新开工经济适用房3388万平方米、48万套,约占全年指标的37%.但今年上半年全国已开工建设廉租房105万套,占今年建设计划的59%.当然,廉租房建设加大有中央资金下拨加快的因素,这更加可以看出只要解决了资金出处,廉租房的推进速度快于经济适用房。

  简洁的行政能力是种美德。廉租住房就是如此,支出可以列入政府预算,由于刨除地价只有建安成本,每年的预算大致可以框定,不必像经济适用房一样复杂无比,政府列入预算却不能明确预算,大笔公共支出没有到应该保障的人头上。

  廉租住房最大的障碍还是资金,如果连廉租房都无法满足如何满足经济适用房?如厦门规划局局长所说,保障房存在的最大瓶颈是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由于不能在市场流通,银行不给保障房提供贷款。所以在福建除了厦门市,其他城市保障房的规模都很小。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政府给予定向补贴解决,补贴金额在政府与低收入者可以接受的中值范围内。政府的补贴直接到了低收入者手中,不必经过几个部门,被刮走一层地皮。

  对于上下不靠的夹心层则有两个解决办法:或者建立不同租金水准的廉租住房,低收入根据本市中低收入的住房支出平均值核定租金,如此一来,中低收入者可以入住租金较高的保障性住房,而低收入者则入住低租金住房,享受政府更多的补贴,当然住房条件也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一个小套住房40平米就能够让一家人过上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另一种办法建立政府与个人共有产权住房,政府占60%而个人占40%,夹心层可以解决住房困难,但不能截留主要的房地产资本性收益,一旦入住者收入增加购买产权,则需要补齐土地差价与税费,如此一来,先富起来的夹心层也为廉租房的低收入群体作出了贡献,同时还可以获得40%的已有产权的收益,实现共赢。

  扶贫济困需得法,提供高效率的公共产品必然附之以简洁优美的行政能力,类似于经济适用房这样复杂、寻租不断的产品,还是避开的好。建立更多的无产权或者低产权保障型住房,是对中低收入阶层最大的关爱,也是最大的民生关怀。

  注:经济适用房写到此处暂告一段落,分析、操作手法在此。至于有人非要用经济适用房当作遮盖建设部门的行政无能,另说。

  财经专栏作家职责在提出问题,有必要的话提出解决方案。

  在其位谋其政。

  一些批评者特别聪明,老说你那么聪明,亮出方法啊,否则别写。对不起,这种说法等于把政府的专业决策者当猪头,剥夺了大众思考的乐趣,也让中国的一切反思文字无处存身。思想暴力,莫此为甚。

  至于有人指责为开发商说话,恐怕是被洗脑了。我不至于用一篇文章断送自己的未来信誉。真正有所图的人,必定有特定的利益指向,睁大眼睛看清楚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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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歌:为什么我们要像狗一样的出国?

  文章写的有点迟。前几天,一位清华学生发表了他对出国的热切渴望并详列理由,受到追捧回应。俺一度也想写上那么一篇,来谈谈大学生为啥要抢着出国。笔者目前在国内工作,北大读完本科后从业两年。

  中国大学生历来是关注焦点,任何新闻,只要和大学生扯上了,都是热门。前段日子,有个记者叫陈杰人,一度成为知名人物,他也没做啥大事,就是披露了武汉女大学生"陪聊"的事情。几乎是同一时期,卫生部副部长宣称中国有六百万以上的妓女,关心的人却寥寥无几。

  大学生,在中国历来被视为纯洁、真诚的象征。仿佛人一进了大学,就高尚富贵起来,与众不同了。大学生卖肉,大学生行骗,大学生贪污腐败,女大学生傍大款,女大学生卖淫,个个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主角换个身份大伙就视而不见。

  大学生如今热衷出国,众人皆知。在中国,有出国权的人并不多。年轻人里,除高官富翁的子女,只有理工科大学生——往往还是成绩比较优秀的那种,才有出国的机会。那么多高官的子女,就算留在国内,也是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的出国。大学生又如何?每年大学里出国的,都是成绩最优秀的那批,往往争offer争得头破血流。大学生出国可不容易,苦背GRE,花流水般的钱上新东方,多半还得租房子、等 offer、过签证,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随时会有被拒的危险。就这么恶劣的竞争环境,这批本可在国内混得不错的人,依然削尖了脑袋出国,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俺的大学记忆里,有这么件事儿。大三冬天的日子,托福报名。那时候,托福考试可不像现在那么灵活,一到报名日,就是人满为患,赶上一次报名,非得漏夜排队不可。俺和几个哥们拿着小凳子和报纸,在附近一个报名点旁边守夜。从零点,在寒风中一直等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终于等到人家上班了。因为队伍太长,几百个人混乱不堪,专门拨出了警力来维持队伍。警察花了半个小时,把这几百人的队伍整好了。怎么整的呢?用脚。看看谁没站好,就狠狠地用脚踢他的大腿和小腿,直到把他踢到队伍里为止。几百个学生,清华的、北大的、北外的……凡你能想起的最牛气的学校中的自尊心最高,恃才而傲眼高于顶不可一世的最牛的学生,就咬着牙齿,在那里默默忍受几个警察喝斥、脚踹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是为了离开这个国度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中国人对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有个最大的误判,他们以为,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是不同的。例如北大是理想主义的,清华是实用主义的。北大学生是反抗型的,清华学生是乖乖型的。北大学生是自由化的,清华学生是爱政府的。北大学生是个人主义的,清华学生是国家主义的……其实,在出国问题上,北大和清华学生是完全一致的,不含糊的。唯一的不同是:北大学生一边骂这个社会,一边出国,而清华学生一边赞扬这个社会,一边出国,然后他们之间的绝大多数读Ph.D.,找工作,入美国籍,定居。

  俺在清华也有几个好友,97年,清华有个响亮的口号,叫"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句话琅琅上口,有气势,清华小伙很爱喊,直到他们出国为止。俺在清华的朋友,在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同学会,留在中国倒显得孤零零了。

  中国知识分子最是忍让。他们秉承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小富即安,嫁鸡随鸡,百忍成精的优良传统,院士王选转述领导人的话说:中国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两千块钱的工资,就可以随意使唤。中国知识分子安于现状,能够忍贫受饥。适应能力比蟑螂更强,在金星上也能生存。近期报导的陆步轩,从一个北大中文系高材生,适应成一个卖肉屠夫,这样的生活现状也没有让他成为土匪或是人肉炸弹。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善于忍受,只要一点点尊重,一点点慰籍,一点点利益,他们就可以在中国呆下去。可还是呆不下去。

  中国对待知识的态度很奇特。比如说,一个工人,每个小时可以生产出十元的产品。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改良了机器、流程、管理,于是一个工人每个小时可以生产出一百元的产品。那么这多出来的九十元算是谁的功劳呢?西方人对此争论不休,有些人说,工人产出的是十元,工程师的价值当然是九十元;有些人说,工人也提高了效率和劳动强度应该得五十元,工程师五十元比较公平。但中国人会说:我们工人的产量增加了,感谢领导们对工人的指导,对工程师的培养与栽培。这九十元是领导的功劳,剩下的十元,请尊敬的工人同志和尊敬的工程师同志平分吧。

  以史为鉴之五十年代:华罗庚——建国来待遇最好的理论数学家。

  华罗庚算是那个时代混得最不错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天分极高,不到二十岁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后从事数论研究。二十六岁成为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形势最恶劣时回国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中日战争结束后,受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共和国成立后,五零年,放弃国外的优越待遇回国。议定好的年薪是八百斤小米,当然后来没有全给。这位已发表过两百多篇论文和专著的数学家在新中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由于华罗庚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在文革中没有受太大冲击。虽然他被拉进了政协,但实际上没有对政治发表过只言片语。

  在196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在党代会上发表了《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指称74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159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47%。建筑学家梁思成、生物学家童弟周、桥梁专家茅以升相继被打倒。

  但华罗庚却幸免于难。在数学家群体当中,他是最风光的一个,他是中国数学界的泰斗,中科院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很聪明,用一个在理论数学上毫无学术价值的"优选法",来证明自己"贴近工农",并在文革时期赴全国十八个省份讲演做专题报告,而其它的数学家此时大多在牛棚里度过余生。

  这个当时在全国算是最走运的一个数学家华罗庚,生活是怎样的呢?五零年以后,他再也没有能发表出有份量的成果。是条件不够好吗?从纵向比,抗日时期,他在西南联大,物资极度紧张,住在猪圈旁边,他依然可硕果累累。可五零年以后,生活条件好转,可他却出不了成果了。从横向比,被他指责为"贪图享乐不回国"的同龄人,大数学家陈省身,在国外屡屡突破,一举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沃尔夫奖,退休后衣锦还乡到南开大学享福去了。

  华罗庚五零年,毅然放弃优异待遇回国时,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宣言:"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十年后,他黯然对夫人说:"我想自杀。"消息传出,又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

  他没有精力再搞研究,因为他的同事处心积虑地揭发他,批判他。他二十年的手稿被红卫兵抄家后付之一炬。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数论研究,放弃了自己的天赋,去搞应用数学和爱国主义教育。

  统筹法让他摆脱了"脱离群众、脱离工农"的口诛笔伐,使他获得全国巡回演讲的殊荣。可他自己知道这东西的生命力,文革以后,再也没有人用。

  他在海外的名声为他赢得了待遇,因为他是统战对象,是模范表率,所以要照顾他。可是其它人就不是了。他的儿子,一家四口人,住十四平方米屋子。他最得意的徒弟陈景润,四人住七平方米一间的宿舍。清华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迟群不断关心他的生活,陈景润成名之后,迟群不遗余力地动员他积极展开批判华罗庚的工作。

  华罗庚的优选法在辽宁省做成果展示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对这位天才数学家高屋建瓴地指出:"优选法的'最优'是不可能存在的,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不符合马列主义,最多只能称为较优。"于是华罗庚只好带领他的弟子们连夜加班,将展示板里的"最优"统统改成了"较优"。

  这就是在国内待遇最好的数学家的遭遇。

  以史为鉴之七十年代:袁隆平——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

  八十年代之前的二十年里,中国人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最有名的三年饥荒,按现在俺手头搜集的全国仅17个省的统计资料,加起来就饿死了2100万,预计全国的统计数字应该在2700-3000万之间。不过,俺认为统计数字肯定有问题,算少了。三千万是啥概念?全国一共有七十多万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大约 1000人,正常年份,每个生产队每年死亡10-15人,饥荒三年,每年死亡25-30人,全国就会多死三千万人。可俺那地头,老一辈的记忆里,死得可比这惨多了,所以俺认为三千万这个数字,肯定是少了。饥饿的不仅仅是那三年,整整二十年,俺老家的人就没有吃饱过。

  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出来。报纸上曾引述农民的话说:"我们吃饱饭,靠的是两'平'。邓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国有九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587亿美元相当。

  那么袁隆平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截至1998年,袁隆平的月工资是1600元。

  由于他做人老实本分,1953年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在那里,才华横溢的袁隆平的职称一直没有提升,工资一直原地踏步,房子依旧窄小阴暗,向上爬的机会被他那些会拍领导马屁的同事抢走了。他唯一的幸运是研究水稻。这是大伙吃饭用的东西,属于文革中保护品种,他住的又偏远,灾难没降临到他头上。

  文革中他也被人整过,罪名是毛泽东制定了农业八字办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他却偏偏认为要加一个"时"字。加上整天摆弄那些别人看不懂的瓶瓶罐罐,于是被打成反革命。

  文革中,他培养水稻的罐子被红卫兵们砸碎,辛苦培育的品种被他们扔到井里,不得不中断研究三年。遭到批斗和毒打。而如今,他的工作又被新的挺毛派红卫兵们,恬不知耻地称作"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有些干脆说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成就"。

  各位出国的老兄,听说过把受害人说成是自己的成就的吗?就像张志新,被辽宁党政班子割了喉管枪决。平反以后,辽宁省官员也声称"张志新同志的伟大精神是辽宁的光荣"。看看美国,政府给企业提供那么好的发展环境,可你有听说过美国把Intel奔腾芯片叫做"克林顿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的吗?1979年,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惊叹中国的水稻成就,向中国农业部的官员咨询杂交水稻的发明人是谁,他要签约用高价向发明人申请专利使用权。对此,中国种子公司官员义正言辞地回答说,这个发明专利权属中国国家拥有。农业部种子公司就是代表国家享有这一权利的唯一代表。要探讨杂交水稻技术转让问题,无须再找"别人 "。

  1980年,圆环种子公司向中国种子公司支付当时可谓是天价的20万美元首期专利转让费,袁隆平一分未得。为配合本次专利转让活动,袁隆平以专家身份出访美国做了四个月的技术指导。回国后,他所得的工资数千美元,被农业部悉数收缴,然后重新发给他每天20元人民币的出国补贴。1981年,国家科委、农委重奖杂交水稻发明人10万元奖金。但单位转手分下来以后,袁隆平仅得5000元。

  2003年,袁隆平在几十年多次创造奇迹以后,正式宣布由于研究经费匮乏,他的研究所的最新成果无法试产,将与美国公司合作。

  这就是国内贡献最大的农学研究员的故事。

  以史为鉴之九十年代:大学生——离上流社会最近的人。

  九十年代,不需要从个体身上截取例子。因为九十年代,俺们已经懂事,这不是历史,是在俺们身边发生的现实。

  中国的下等人是谁自然不必多说。要工作,他们到城市会被驱赶和盘剥;要开公司,他们没有启动费用;要从政更是痴心妄想,现在买个官比开个公司难多了。唯一改换身份的出路是上学,如果子女碰巧有天资、能考试,那么就是一个希望。俺就出身这样一个家庭,城市的朋友,都不明白,为啥有些农民,付不起孩子上学的钱,会自杀。上不起学,打工去不就行了吗?事情不是这样,考上大学,不仅仅意味着更好的机会,它意味着跳出了老鼠的儿子要打洞,一代代的农民,一代代的受苦的循环。近几年的教育高收费,将这条路也渐渐堵塞。在俺念的北大计算机系,97级本科有一半农民子弟,而01级本科生,已经基本没有农民成份了。

  但上大学,并不意味着进入中产阶级或是上流社会,特别是在扔个砖头都可以砸倒几个博士的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越来越小。在国内,摆在大学生面前的出路,一条比一条难走。唯一越走越宽的道路就是傍大款,因为有钱人越来越多。傍大款这个词,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流行的是做小秘和包二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博大精神,与时俱进的风格。但这条路毕竟只有少数人可走,绝大多数还得工作,就算读研暂缓几年,工作还是免不了的,总不能读书读到死吧。

  今年回了一趟北京,真是在招聘会上开眼了。俺也算是有一定阅历的家伙了,可从来没见过这么拥挤、这么多大学生红着眼睛左冲右突的招聘会。这几年经济增长得很快。可别的国家经济增长,伴随的是股市行情飚红,就业机会遍地都是,低收入群体得到更好保障。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钱都到哪去了呢?招聘会结束了,几天以后,消息下来了,本科生三四千,研究生四五千,博士生六七千,像狗一样的找工作虽然和像狗一样的出国有所相似,可一个卖得贱,一个则卖得贵些。现在有些人觉得中国的经济环境很好啊,他们的理由是:经济环境不好,外资怎么刷刷地就进来了呢?这还用废话吗?像垃圾袋一样便宜的大学生劳动力,没有法律保障的工作时间,法官不是腐败的就是向着资本家的,还不让工人自己组织工会。这个大中国,不摆明了是外国资本家天堂中的天堂么?可俺们,迈向上流社会的大学生们,环顾四方的时候,又发现自己是在哪里呢?以上是俺要说的话,但愿对已经出国和想出国和不想出国的大学生们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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