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4日星期六

胡星斗: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的严重教训

  1、苏区大肃反:(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2、朝鲜战争: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å
��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决定参与朝鲜战争。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
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风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除了"文网",毛泽东同时还给中国人民布下了户籍制度、票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劳改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政府垄断资源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管控型社会的天罗地网。

  4、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大跃进与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风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的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š
�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杨继绳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其实,毛泽东一辈子最擅长弄虚作假。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的报道,《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原创,毛改动四个字"原驰腊象",就据为己有),甚至乌有之乡的极左学者声称饿死人是捏造的,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饿死了。毛泽东甚至说:"人总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话还在怀仁堂与我们一起开会呢".随之大笑。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570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中国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亿元。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7、"四清"运动: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

  8、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
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五人帮"的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极左派爱戴的"伟人".可是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毛泽东。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毛泽东对女性见异思迁,道德堕落无人出其右——在夫人杨开慧身陷囹圄时,他与贺子珍合欢;在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与江青同居;在与江青结婚时,他与许多女性"暗渡陈仓".毛每次外出,坐专列,警察、军队数千人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上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 
�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还是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1961 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肉、?ç
��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毛是当时中国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有一
套两套。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伟业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æ
��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五大纪录:近代史上国土版图最小的记录(为倒向苏联,毛正式割让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记录(共死亡6000万人以上);GDP占世界份额最小的记录(文革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1.8%,而清末民初占世界6%);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看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泽东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狠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
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¼
�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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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å
��错一点才好呢!"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
�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
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以上参见〈毛家湾记实〉,中央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把陈独秀创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引向了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歧途,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逐渐地回到了文明的正轨,其教训是深刻的、悲惨的,也是多方面的。

  教训之一: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是可以辨证转换的,人民急于进入天堂,必然堕入地狱;当人们兴高采烈奔赴乌托邦后,才发现这里是炼狱;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教训之二:目标与手段——中国文化往往把目标与手段分离,只要目标是崇高的,手段可以是卑鄙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中国人容忍暴力,崇尚阴谋主义;毛泽东为了建立理想社会,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专政与镇压。现在我们认识到: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法性必须统一。

  教训之三:人治与法治——中国文化是人治文化,毛泽东继承了人治的传统,声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砸烂公检法,批评资产阶级法权,推崇法家的重刑主义,只把法律作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手段;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普通民众;毛泽东摈弃法治,等于让中国与现代文明分道扬镳、背道而驰。

  教训之四:革命与改良——清末新政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是成功的,但是100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时间盛行激进主义与暴力革命,和平年代也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欲速而不达,酿成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人祸。事实说明,激进与革命只是社会的临时态,渐进与改良或改革才是社会的常态。

  教训之五:主权与人权——古代中国没有国家主权观念,近代以来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泛滥成灾,似乎只要祭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卑鄙的可以瞬间转变为崇高的,非法的可以转变为合法的,反动的可以转变为进步的。毛泽东也正是高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进行闭关锁国、暴力专政、肆意侵犯人权的。现在我们明白:只有保护人权,才会有真正的人民主权;只有尊重人格,才会有国格。

  教训之六:人民与敌人——为了实行独裁,消灭异己,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制造出大规模的敌人;他不需要经过选举或者任何法定的程序,就能声称代表国民,是"人民公仆",然后消灭另一部分国民。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教训之七:国有与私有——毛泽东以建立国有、消灭私有为己任;名义上"国有"是全体人民所有,实际上是官员控制国民的工具,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有资源、财富归民间所有,才能够建立起民主社会;国有必然造成官本位和特权,造成严重的权力掠夺与剥削。

  教训之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对数以百万计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进行管制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官员能够全面了解企业、消费者、经济各部门的所有信息)、官员的智能无限的基础上的,由于这一基础不可能存在,所以计划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而且,计划经济成为毛泽东控制整个社会、控制每个国民的经济基础;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有的基础上的,它与民主政治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教训之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弄成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把资本主义看作万恶之源,但是实际上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的,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有效互补。

  教训之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一味地宣称集体主义,强制集体化,反而会导致损公肥私、怠工懒政的道德堕落,整个社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反而会形成"自由人的联合",走向新的集体主义,如北欧国家。

  教训之十一:道德之国与无德之国——不以法治国,而片面地以德治国、以领袖的思想治国,最终会成为无德之国,道德终究只是阴谋与暴力的遮羞布;如果假设统治者、官员是人性本善、是明君、好官、君子,不需要对之进行权力制约、制度监督,那么君子终将变成小人,君子国终将成为小人国。相反,先假设统治者、官员人性本恶、可能做坏事,必须对之制约、监督,那么小人才能变成君子。

  教训之十二:宗教神与人间神——西方人崇拜上帝,认为人都是犯有原罪的、存在缺点的,不能崇拜任何个人;而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位置,往往在世俗中寻找救世主与人间神,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汉民族也是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神的监督、上帝的惩罚,因此做事不择手段。中国人缺少除了世俗利益之外的纯粹信仰。

  如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对毛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造成的,毛泽东以其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垄断体制、话语垄断体制、文字狱体制、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通过剥夺农民进行工业化的制度、票证制度、等级供给与保障制度、劳改制度、劳教制度、领袖崇拜及黑箱治国方式等把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奴隶,而今中国的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弱势群体、道德沦丧无一不是其产物,只不过,计划经济时期这些问题被压制或者通过毛的运动被整肃,而市场经济时期问题被放大了而已。市场经济时期不可能再以运动的方式整肃腐败,而只能通过法治、制度来解决,这也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

  我们主张公平、正义、共富的"好的改革",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中派,支持既反极右、也反极左的立场;我们反对维护特权、进行掠夺、贫富分化的"坏的改革",同时我们反对复辟倒退的极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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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3日星期五

顾晓军:中华之圣女林昭

  假如林昭活到今天,才79岁。哦,虚80了。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同学说。"

  常识、常理、常情、常规……不就是普世价值观吗?共产主义,反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与起码法规;共产主义的信徒们,在全世界制造的冤狱与黑暗,远远超过了黑暗的中世纪。

  世界终究会成立个法庭,审判共产主义。

  林昭,"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

  林昭有过美好的爱情,党剥夺了她的婚姻权。

  剥夺了也好。这样,林昭就更可以称得上圣女��中华之圣女。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而更多的,却是没有人性的畜生,包括在今天的网络。杨特务就是其中之一,是他让李线人、把冉云飞送进了大牢。

  历史,会拨开所有迷雾,让我们看到真实,也同样会惩罚他们。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那时,她才34岁呵!党,卧草泥马!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36岁,人被冤杀了,家属还要交5分钱子弹费?仅凭这一点,毛泽东就不应该睡在纪念堂,而应该下地狱。

  "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

  历史,惊人地相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

  林昭说:"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

  错!无论多少个鸡蛋,也无法击碎顽石;但,顽石终究会被风化。而鸡蛋们的慷慨赴死,是中国唯一的希望!世界亦然。

  "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这不就是普世价值观吗?

  可,我们每时每刻,都被狗特务盯着。这些狗特务,都很有钱,还都是外国籍(假洋鬼子),上天为什么不惩罚他们?为什么?没有道理的呵!

  林昭(1932.12.26-1968.4.29),毛泽东(1893.12.26-1976.9.9)。

  我不懂命理,但我觉得也许会有什么说道。

  多年以后,"北大的追悼会上,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北大'风云"。

  不,横批是:北大无耻、时代无耻、党无耻之极!

  顾晓军 2011-4-30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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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2日星期四

顾晓军:人民日报又在放屁了

  2011-5-9,人民日报发表了篇题为《管理互联网并不意味着限制网民思想》的文章。而内容,显然是在混淆视听。

  作者假意列举了些许互联网的好处后,笔锋一转,马上以"熊猫烧香"等为例,贩卖"管理互联网"的重要性;进而,扯到"管理真空"、"国家安全"、"混乱"、"灾难"……并以美国为例,说"有130多项互联网管理法规,堪称'世界之最'"等。

  具我所知:中国网友,没有一人说过不要管理,而是不要一党专制的互联网管理,不要愚民的信息控制、思想控制,不要祸国殃民的红色灌输。

  作者说,"在一些人眼里,管理互联网意味着限制网民思想、钳制言论自由、阻碍信息流动",转而又说"事实并非如此。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体现在监控有害信息"。

  仅此,我请问:什么是"有害信息"?是茉莉花、艾未未……等呢?还是一党之私、党文化……等?

  其实,"限制网民思想、钳制言论自由、阻碍信息流动",这是所有网友、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得到的,也是不争的事实。

  以我顾晓军为例,接触互联网,才不过短短6年,就已经被封杀了数百个博客��从新浪,流浪到博客中国;而后,又退守金羊博客……最后,连金羊博客也被你们中共特工授意封杀了。

  千万、百万点击的博客,几年的心血,你们一句,就可以化为乌有;聚集起来的人气及读者、顾友,被你们棒打散尽。

  而我,不过是说点真话、谈点看法;最多,再说说什么是真民主、什么是假民主。请问:你们这不是"限制网民思想、钳制言论自由、阻碍信息流动",又能是什么?

  作者,接下来又说"互联网推崇自由、促进自由,但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狗屁!

  谁会奢望"绝对的自由"?我、与所有的网友,只希望讲道理��不是说你们无权"封杀",而是你们应该说出"封杀"的理由。

  任何事情,都应该讲理,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而你们,在一党之私的党文化之下,根本不讲理。若愿讲理,你们可组写作班子,与我论战,请问敢吗?

  你们的不讲理,不仅仅是在互联网上,实际生活中,你们同样是不讲理,如强拆、截访、失踪……等等。

  一个越来越不讲理的政党,控制着整个国家,还要通过党媒对全体国民说,"管理互联网并不意味着限制网民思想"。这不是放屁,又能是什么?

  人民日报,有着放屁的光荣历史,如反右、大跃进、文革……期间;所以,我说:人民日报又在放屁了。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5-11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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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言平:“送套自卫”之辩,善莫大焉

  近日,中国性学女硕士彭露露的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彭晓辉副教授受邀在南师大做了一场名为"性与人际交往"的讲座。讲座中,彭教授抛出多个前卫的性学观点,包括"遭遇性侵犯时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5月12日《扬子晚报》)

  在大多数人 眼中,性依旧是观念中比较隐晦的领地。彭教授的前卫观点之所以引发舆论抨击,或许正是因为冒犯了公众隐秘的内心所致。彭晓辉高徒、性学女硕士彭露露所遭遇的就业窘境,其实和这种社会心理不无关系。

  可现实诡诞之处在于:人们对于性,似乎已经陷入一种"只能做不能说"的逻辑。但事实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理解,所以尊重。之前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同性恋话题、艾滋病话题,在讨论中,民众学会以宽容和尊重来缓解由性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女性遭性侵如何防卫的问题,理性的探讨比激烈的批判更有意义。

  心里有阳光,世界就不阴暗。正如弗洛伊德等人研究的那样,性教育的目的是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与社会控制的解放。彭晓辉提出的"送套自卫"命题,如果我们因为所谓的道德洁癖不去讨论,那么女性如果在性侵中免遭伤害的命题就永远无法破解。无论是"送套自卫"还是誓死抗拒,健康阳光的讨论,都是有益无害的。

  舍弃尊严"送套"是否一定就能保命,"贞节烈女"誓死抗拒是否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在这个公共话题的讨论中,与其说是讨论性,不如说是讨论女性的安全问题。如果能够怀着健康阳光的心态,理性地来探讨一个避免女性遭性侵伤害的现实路径,无论是提出前卫观点的彭晓辉,还是参与讨论的公众,皆值得尊重,不存在谁比谁在道德上有优越感。

  性观念的解放,并不意味着裤腰带的解放、性器官的解放。性,不是一个独立的命题,它跟社会的情感、道德、生命、尊严、人性甚至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打破思想和观念上的禁锢,以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实际上也是在弥补这一社会命题的断裂。包括女性遭遇性侵该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套子与刀子的理性辩论,实际也是抛开性的顾忌和隐晦,参与公共生活的体现。

  来源:重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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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两个留德海归部长

  两个留德学人,章伯钧和万钢都是非共产党员,海归后都当了部长。章伯钧曾任交通部长,万钢现任科技部长。章伯钧曾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万钢现任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生不逢时、兵荒马乱,但长大后,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万钢出生于1952年,中学毕业后在吉林省延吉三道公社插队,当知青,1985年获世界银行的奖学金,赴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留学。

  章伯钧任交通部长之后,中国爆发"反右运动",章伯钧被打倒。万钢留成回国之前,爆发六四民主学潮,之后,万钢回国荣任科技部长。

  同是留德学人,记录如下文字,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和意义,只希望《往事并不如烟》真的不如烟,当然,也希望万钢同学做人做官做事平稳,真的让中国公民过《完美生活》(章诒和女儿唐晓白当电影导演,其代表作。)。

  交通部长章伯钧

  章诒和大姐送我一本《伶人往事 ─ 写给不看戏的人看》(台湾时报出版2006年7月初版,ISBN 9571345199 )。我这个人呀,不看戏,也不看书,大姐邮寄来的书很久了,现在才有时间阅读,真的很对不起大姐。

  小时候,章伯钧对章诒和说:"好的东西都令人不安。如读黑格尔,看歌德,听贝多芬。"章诒和勉强读了几页的黑格尔与歌德,没觉得不安,连稍稍不安也没有。但章诒和看台上的言慧珠,却能叫她稍稍不安。

  读言慧珠的故事和留德前辈章伯钧先生的故事,让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创痛与苍凉。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飞两人身上前后都被刷浆糊、贴满标语、大字报,并被安排扫厕所。9月1日至2日,他们的住所华园被抄家,言慧珠积蓄多年的财产被抄走,包括几十枚钻戒、翡翠、美元、十八斤金条、六万元存折,家里的设施被严重破坏。言慧珠曾数次分别将三千元现金交付亲友,但亲友迫于压力即上交给学校。9月10日晚,言慧珠将十岁的儿子言清卿托付给俞振飞后,在卫生间悬梁自尽,留下了三封遗书。当时官方的结论称其"自绝于人民"。

  章伯钧(1895 ─ 1969),安徽桐城人,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孙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初,在柏林还认识了邓演达。1926年初海归,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之后,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章伯钧随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广州到达武昌,任政治部宣传科长。

  抗日战争爆发,章伯钧在南京、武汉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接触,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在重庆,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施宪政。"皖南事变"发生后,章伯钧进一步靠扰中国共产党。

  1949年以后,章伯钧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

  根据章伯钧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章诒和大姐的亲生母亲)的回忆:

  那时章伯钧当交通部长,正访问罗马尼亚回来。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中共中央书记书记)要他提意见。章伯钧说:"我没有意见啊,我现在很好,很得意,我没有意见。"几次都被章伯钧挡回去了。

  一天夜里,电话铃响了,是李维汉(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打来的,要章伯钧接电话。李健生说他拉了一天肚子,刚睡着。李维汉要李健生转告章伯钧,无论如何来开会,提意见,谈看法。

  第二天,章伯钧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这下糟了!我提了意见,彭真、李维汉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章伯钧那天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就此闯了大祸。章伯钧同罗隆基讲不到一块,不知怎么就弄成了"章罗联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泽东讲了,说是章伯钧他们在重庆时还是帮了共产党不少忙的。这样做,人家要说共产党过河拆桥。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

  1969年,章伯钧病了,很厉害。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李健生一个人弄不动他。幸亏邻居来帮忙。邻居称他为"章善人"。邻居喊:"章善人病了,我们要帮帮他!"弄了辆三轮平板车,把章伯钧载到医院。那时,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周恩来发话,医院才收留章伯钧住院,给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时,一个月才二十块钱生活费,怎么办他的丧事啊!后来,周恩来批示:"是什么待遇就是什么待遇。"

  政协军宣队、解放军来人了,叫李健生放心,丧事组织包了。组织找李健生,说:"党的需要,章伯钧不能公开平反。"

  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其他未获得"改正"的右派还有林希翎。

  科技部长万钢

  万钢1952年8月出生于上海,1969年4月至1975年10月,万钢在吉林省延吉三道公社插队。1975年10月,受推荐进入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学习,成为 "工农兵学员"。197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考入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实验力学专业,攻读硕士;1981年毕业后,获硕士学位,并在同济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的一位访问教授,在看万钢的博士研究课题后对他发出邀请。1985年,在获世界银行的奖学金后,万钢赴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留学,并于199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

  在德国读博士的这段期间,万钢开发了一个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得到了德国高校与企业奖。这套技术一直到2005年8月才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退役。大众公司所在的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为此颁发给万钢一个特殊功勋十字奖。

  获博士学位后,万钢于1990年底进入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历任该公司技术开发部工程师,生产部、总体规划部技术经理。1994年和1995年先后被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和同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德国工作期间,曾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吕福源特别邀请万钢带一个德国汽车工业的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到中国考察汽车工业。万钢2000年回国,不久,被科技部聘任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

  2001年,万钢回到同济大学,担任校长助理、汽车学院院长、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2003年6月,出任同济大学副校长,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2004年7月起,正式担任同济大学校长;2006年起,兼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2006年12月,当选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2007年4月27日,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因年龄到限,被免去职务;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万钢为部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位非中国共产党员的正部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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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守道:卡扎菲问题

  眼下,利比亚局势成了国际新闻的热点。近十个国家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通过的1973号决议,组成联军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对利比亚政府军实施空中打击,阻止利比亚政府军对平民使用武力。此前,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1970号决议,对利比亚及其领导人卡扎菲实施制裁,制裁内容包括: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禁止卡扎菲本人和家属及其亲信、高官出国旅行;冻结卡扎菲家族以及有关人员的海外资产;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卡扎菲武力镇压平民的行为,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处理。制裁的严厉程度前所未有。如果是别人,见到这样的决议,受到这样的制裁,也许会心惊胆战、手脚发软的。但卡扎菲不愧为一条硬汉,对此不屑一顾。面对强敌,没有帮手,却毫无惧色,誓言抗击到底,并且向全世界宣告自己将取得æ
��后的胜利。

  联合国安理会之所以作出这样两个决议,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以及欧洲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认为,卡扎菲动用军队和招聘外国雇佣军对本国平民进行大规模、有系统的武力镇压,造成严重后果,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及相关的国际公约,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必须严加制裁,必须视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利比亚强制设置禁飞区以保护平民。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鼓捣得出来的。它的出台,不但必须得到安理会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的赞成,而且不会被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反对。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对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这就表明,中国政府赞成对利比亚实行制裁,不反对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实际情况是,所有15个安理会成员国,没有一个国家旗帜鲜明地用投票的行动帮卡扎菲说话。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如果此说不谬,那么,由此推断,卡扎菲堪称当今世界失道者的典型。

  我们不妨看看卡扎菲其人。

  卡扎菲1942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1964年进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5年,卡扎菲组建"自由军官"组织。1969年9月1日,卡扎菲发动"九一革命"政变,从王室手中夺取了政权。政变之后,以他为首的12名军官组成革命指挥委员会,行使立法和行政双重职权。当年12月仿照外国制订了临时宪法。1971年6月,卡扎菲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将别的政党一概取缔。1973年卡扎菲发动"人民革命",以"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取代"革命指挥委员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建立"不要政府、不要党派、不要议会、不要军队"的"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同时撤销各级地方政府,废除全部法律。以指示治国,以枪炮治国。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这个国名,虽然含有"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字样,但其实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国家领导人不是民众选举产生。卡扎菲对马列主义也没有多少兴趣。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没有宪法和法律。照理讲,没有法律就不存在违法、犯法的问题,但利比亚的监狱和囚犯并不因此而减少。1977年3月2日,卡扎菲又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自称"革命领导人"。至此,卡扎菲击败了所有公开的和潜在的对手,成了主宰利比亚的铁腕强人,连续执政42年。卡扎菲的儿子全都位高权重,其中长子穆罕穆德控制着利比亚的通讯业,次子赛义夫掌控"卡扎菲基金会"兼任卡扎菲的发言人,三子萨阿迪任特种部队司令,四子穆阿塔西姆任国家安å
��顾问。

  卡扎菲特立独行,敢为天下先,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卡扎菲是一个造反高手,反政府专家,世界级的草莽英雄。他通过反政府的方式起家,又通过反政府的方式集权,直至取消"政府"。他无权时反政府,掌权后也反政府。卡扎菲掌权以后,积聚了巨额财富。联合国安理会1970号决议公布以后,卡扎菲家族在美国和欧盟被冻结的资产就多达500多亿美元。国内的资产,更是多得难以估计。卡扎菲如此巨额的财富,用马克思的话说,"浑身都流着肮脏的血",是不算过分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欧洲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同时掀起一片对卡扎菲的讨伐声中,国际上不乏支持卡扎菲的人。这些人对卡扎菲的对、错、善、恶、有罪还是无罪一概不谈,只谈克制、停火。这些人认为,卡扎菲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最�«
�领导人有权处理本国的内部事务,外国不得干涉;利比亚是一个主权国家,外国武装不能入侵主权国家。不过,这些人对卡扎菲的支持,基本上都停留在口头上,无非是发出了一点与上述国际组织不同的声音而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谁挺身而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把对卡扎菲的支持付之于真枪实弹的行动。这种只说不做的做法,很有点口是心非、眼高手低的味道。对卡扎菲来说,这些声音无异于水中月,画上饼,望梅而不能止渴。这些声音,对卡扎菲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局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和不干涉他国内政,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公约,当然应该遵守。但国际上还有人权公约,也必须遵守。保护主权不能成为践踏人权的挡箭牌。支持卡扎菲的这些人显然低估了道义的力量,低估了安理会的权威,更低估了利比亚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意志。

  卡扎菲向何处去?利比亚向何处去?这好像是一个问题,不少"专家"口无遮拦地在纷纷评说。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卡扎菲必定会被利比亚人民所抛弃,并被送上道义的审判台。而利比亚将顺应人民的选择,走上繁荣富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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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美国的法院在争什么?

  一

  最近,美国举行中期选举,许多中国人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在我们看来鸡毛蒜皮的事情,比如,妇女堕胎,同性恋的性行为,学校举行课前祈祷,竟然会成为美国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焦点?在我们看来,同性恋能不能结婚,屁民的婆姨选择在什么时段流产,是三个月前还是三个月后,犯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电视上辩论吗?电视上为什么不播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比如言论自由,比如群体事件,公民维权上访等,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比"学校里能不能讲进化论","鸡奸算不算犯罪"更重要?

  这些疑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都不难理解,但仔细一想,你就会发现: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美国人早就解决了。比如中国人望眼欲穿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二百多年前就由合众国的开国之父们通过制度摆平了。方法很简单,就是:建立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地方自治。再要简单地说,就是:一人一票。言论自由,群体事件,公民维权上访等更是不成问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

  你当然可以推己及人,认为美国人的法律是虚伪的,规定了不等于能执行。但实际上联邦法院在几十年的司法审判中,曾几次将烧国旗视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予以保护。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最高法院更是破天荒地裁定:国防部认定的"绝密"不能成为干涉新闻自由的理由,"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这种做法不会为我们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下级法院的新闻禁制令就这样立时失效。

  对于这种判决,中国人当然不会理解。其实,正如1989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在判完国会山下烧国旗一案后说的:"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允许你烧,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烧它呢?"因而,如果你现在还是要问,美国人为什么不在选举期间争论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你:堕胎、同性恋就是他们认为的"重要事情",而我们认为的"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早就解决了。

  文明没有高下,但有迟早。我们和他们不在一个时间维度里。

  二

  上海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是美国资深法律评论员、记者杰弗里。图宾写的。是书以生动的笔调叙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1990—2007年间,在堕胎、言论自由、种族平权、同性恋、政教关系等议题上的观点交锋和立场变化。在追述最高法院近17年来重要判决的同时,作者还以列传的形式给我们描绘了伦奎斯特、奥康纳、罗伯茨、肯尼迪、斯卡利亚、苏特、布雷耶、托马斯等大法官的个性、理念与成长经历,并生动阐释了大法官们的个人偏好、政治立场与判决意见间的关联,尤其是大法官的任命与美国政局变迁之关系,让一些中国人看了很失望。他们说,天哪!我们原以为美国是天堂,但看了最高法院判决的内幕,觉得也不过如此;尤其是看到,围绕大法官的提名两党展开的政治斗争,以及这�º
�大法官在审理一些关乎"意识形态"的"大案要案"时,总是站到各自的政治立场上打分,惊呼:这不和我们一球样么?甚至还有人拿美国司法的政治化,来论证中国司法政治化的合理性,说,你看,既然连美国最高法院这样的神圣机关都不能超然于政治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哪家法律能做到司法独立呢?言外之意是:不要争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实际上,法治追求的目标不是与政党政治绝缘,而是限制政府,保障人权。由普通公民主导的民主制度也从来不敢宣称自己是完美的,倒是一些独断专行的国家喜欢标榜自己"伟光正"。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判之所以不能摆脱两党的意识形态纷争,与美国最高法院在联邦框架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在分权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大有关系。

  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后履任的。因而总统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能够顺利实行,总是希望把支持自己政治立场的法官送到最高法院。但这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是总统线上的人。因为总统只有提名权,最后的确认要经过参议院的多数同意,而大法官的任职又是终身制的,除非有重大的渎职行为,要启动国会的弹劾程序外,总统并没有罢免权。这样,一个总统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任期内没有一次提名的机会。他在四年或八年内都得面对"先皇"留下来的大法官。

  好不容易熬到一个大法官老死或自动退休,总统逮着了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他也不敢把己方中那些持极端主张的人提上来。原因很简单:假如你是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你把那些宣扬种族隔离,禁止妇女在任何情况下堕胎的人提上来,不用说对立党派的参议员,就是自己一方的参议员也未必会给你投赞成票。退一步说,即使支持总统的参议员占绝对多数,总统也有把握他们都会投赞成票,处于少数的一方是不是就完全无计可施了呢?不是。2005年乔治。W.布什获得连任后,想任命一批极端保守的法官进入最高法院。那时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已经占了多数,位居少数派的民主党人就扬言他们要启动"阻挠议事法"(filibuster)。

  所谓"阻挠议事法",就是通过"冗长演说"阻止正在审议的议案或提名交付表决。这是美国参议院的一项特殊议事规则,目的在于给少数派留下一道最后抵抗的程序。因为根据参议院历来的规矩,只有所有的参议员都发言完毕才能将某项议案交付表决。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发言,这项议案就永远没有表决的机会。直到过了预定的表决期限,或对方实在不胜其烦,宣布放弃某项议案为止。你也许会问:假如碰到一个"流氓参议员",不管你有多重要的议案,他就是没完没了地占着话筒,岂不是再好的议案也别想通过了?不会的。因为根据规定:发表"冗长演说"的议员,可以吃饭,可以喝水,但不能坐下,更不能离开大厅,一旦离开就被视为放弃发言权,其他议员就可以乘机投票,立即表决,"阻挠议事法"即告失败。

  鉴于这种严厉的规定,身体不好的议员即使对某项议案深恶痛绝,也不敢轻易发表"冗长演说"。不说别的,单是不让上厕所一项,就使好多人望而生畏。因而历史上采用这种极端手段阻止表决的议员并不多见。但也不是没有不服输的人。1955年,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科尔宾为了封杀一个征税法案,在参议院讲台上连续讲了26小时15分钟。相比之下,另一位参议员Strom Thurmond的成绩就稍微差一些。1957年,为了对抗民权法案,这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老汉一连讲了24小时19分钟,讲到最后实在没什么可讲的了,就在讲台上念电话号码本。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你是在启动一项程序,讲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把时间占住就可以了。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一位叫麦克。格拉弗尔的参议员,为了支持本案的主角艾尔斯伯格,宣布他将启�Š
�"阻挠议事法",就是在参议院的讲台上朗诵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为此,他事先看了医生,因为要保证站着念文件30个小时,必须要有好的身板。除此之外,他还在裤子里装了一个大的小便器,以保证尿液不会流到国会大厦的地板上。

  由此可见,这项程序的设计者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想阻止"多数"挟人数之威通过一些让"少数"绝对无法忍受的法案,于是就设计了"阻挠议事法";同时他又想阻止"少数"滥用"阻挠议事法"干扰"多数"正常议事,于是又附加了相关的条件,使得滥用者必须支付高昂的身体代价,比如憋尿,两腿发软,因站立太久导致的头晕眼花等。

  因而不到万不得已,少数派不会使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如果眼看这种激烈的对抗就要发生了,双方都会寻找一个折中的方案来避免。民主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能妥协。2005年春,民主党人之所以放话给布什,目的正在于让布什妥协,不是真的想使用"阻挠议事法"。如果真的想使用"阻挠议事法",就用不着事先放话了,到时候兀地来个"冗长演说",不正好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么?布什当然也明白民主党人的心思。随即成立了一个由14名中间派参议员组成的协调小组,负责解决双方的分歧。最后达成共识:让那些晾了很久的保守派法官尽快接受投票,无论是进是退,都该从速表决;作为回报,共和党也不再提出修改"阻挠议事法"的规则。

  三

  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些被提名的大法官到任后的审判,一般都不会使任命他们的总统大跌眼镜,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性很强的案件时,大法官的判决都基本上与任命他们的总统立场一致。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些大法官是为了报答"明主"的知遇之恩,故意讨好才这么干的?我认为不是。如果说他们的判决与总统的立场是一致的,那是因为他们秉持的政治理念本来就是一致的,并不是做了大法官后才一致的。但同时我要说,人是很复杂的,人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人是会变的。有的大法官在提名时是保守派,但随着社会潮流的变化,最后却变成了自由派。1950年代的首席大法官沃伦就是这样。1953年艾森豪威尔提名他时,曾认为他是一个铁杆的保守派,但令艾森豪威尔惊讶不已的是,没过几年,沃伦就变成了自由派,而且是那种激进的自ç
��派。以至一生阅人无数的艾森豪威尔,晚年哀叹道:提名沃伦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奥康纳与肯尼迪本来都是共和党人,他俩都是由里根总统提名为大法官的。在2000年的布什诉戈尔案中,他们也都坚定地站到了共和党一边,驳回了要求在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的请求,最终把布什送进了白宫。但在舆论的批评声中,他们都渐渐转向了自由主义,尤其是在关塔那摩俘虏案中,作出了与布什行政分支大相径庭的判决。在由奥康纳撰写的多数意见中,她以严厉的措辞批评布什政府:"战争状态并不是开给总统的空头支票","即使在海外为国而战,我们也必须恪守自己在国内秉持的法律信念"。

  因而,你不能拿美国司法的政治化来论证我国司法政治化的合理性,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美国司法的政治化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宪政框架下展开的政治博弈,双方都得遵循同一游戏规则;而我国司法的政治化来自一个单独的执政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也不过是庭审会议的召集人。如果一个案件他处于多数的一方,就由他亲自或指定一位大法官撰写法院意见;如果他处于少数的一方,则由多数方中资历最深的大法官亲自或指定一位大法官撰写法院意见。首席大法官在所有的判决中都只有普通的一票,并没有指导意义;而在我国,一个"政法委书记"的电话就可以将法院的判决立即推翻。

  不错,在审理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案件时,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从来不取决于每一位大法官的智力、人品和专业水准,而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持的立场。用图宾的话说:"在最高法院,意识形态的差异高于一切"。但美国人理解的"意识形态"和我们说的"意识形态"也不一样。我们说的"意识形态"是指统治者强加给全社会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包括概念、原则与世界观等;而美国人说的"意识形态"只是指一种政治哲学或价值立场,本身并无褒贬之义。不是说自由的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保守的就是腐朽的,反动的。

  一般来讲,保守派更多地强调一种既有价值或传统秩序,因而他们反对堕胎、同性恋,支持死刑和公民个人持枪,向往小政府、低税收的"小国寡民"状态;自由派则相对倾向于变革,因而赞成堕胎、同性恋,反对死刑和公民个人持枪,要求扩大联邦政府权力,建立"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两党虽在一些基本价值方面没有大的区别,比如在言论自由,游行集会自由,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方面,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但在对待既有价值的态度上,两党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民主党因相对倾向于支持变革,因而被冠以"自由派"的美名;共和党因相对倾向于维护传统,因而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但实际上,人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他的思想、观念是很复杂的,比如有的人中间偏左,有的人中间偏右,有的人时
左时右。你怎么概括它?就依我而言,假如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我想我大体上属于自由派;但在扩大联邦政府权力,反对公民个人持枪方面,我又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你说我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四

  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也不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就拿两党争论的焦点"堕胎"来讲,一党宣扬"选择权至上",一党宣扬"生命权至上"。"选择权至上派"支持堕胎,认为妇女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因而禁止堕胎就等于合法地侵犯女性的生育选择权和隐私权:"生命权至上派"反对堕胎,认为孩子的生命一旦在母体内形成,再要无节制地堕胎就等同于杀婴。你说两派谁对谁错?

  正因为此,无论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中,还是1992年的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中,两党的法官都极其难为。他们争论的核心,不是该不该保护女性的健康,孩子的生命应不应当得到尊重,而是在妇女根本不想且无力抚养的情况下,能不能堕胎?如果能,选择在什么时段?手术前要不要通知丈夫?没有丈夫的怎么办?在罗伊案中,布莱克门大法官认为应以三个月为期。他指出,在怀孕最初三个月,胎儿尚未成型,堕胎对孕妇一般不会造成伤害。在此期间,堕胎的决定和施行"必须取决于孕妇主治医生的医学诊断"。但三个月过后,各州就可以对堕胎实施限制,因为这时法律保护的重点已转移至胎儿利益,而非女性权利。在凯西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再次以5﹕4的票数维护了罗伊案的判决,并认为女性在堕胎之前不必通知丈夫。因为这个国�®
�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如果法律要求她们请示丈夫,那么和变相阻止她们堕胎没有区别。但反对的人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以三个月为期的划分方法已不合时宜,越来越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孕婴在妊娠初期就可以在体外存活。既然现代科技为宫外婴儿的存活提供了更多保障,那么婴儿的生命体征是不是就应当从受孕的那一刻算起?

  你看,尽管堕胎是两党乃至全国各族人民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你能从中看出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来吗?这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吗?堕胎之前要不要通知丈夫?丈夫反对怎么办?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即使你真的认为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你也可以捍卫你的真理。捍卫的方法不是背过领导嘟囔两句,而是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或游行集会要求总统或州长下台,甚至以身试法求得司法解决……如果这些手段你都嫌麻烦,最简单的是你手里有选票。因为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四年一换,众议员是两年一换,参议员是六年一换,你随时可以用你的选票换掉你不喜欢的"党员干部"。只是有一点,你得搞清楚:你在这么做的时候,别人有可能在反着做。因为你有一票,别人也有一票。

  因而,无论在众议院、参议院,还是联邦最高法院,两党都不要想灭了对方。不管时势如何变换,两党的态势永远是此消彼长,而不是你死我活。历二百年而不逾。用姑苏女子林黛玉的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党中的任何一党都可以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的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只是不要忘了,当东风你在呼呼吹的时候,西风也在呼呼地吹;而且根据美国的现状,这种吹是真的吹,不是抱个花瓶当喇叭地吹。既不是东风领导下的南北西风合作制,也不是西风领导下的东南北风合作制,而是东南西北齐动员,大家一起吹。因为它的宪法创立者认为,如果四种风中有一种风是领导风,即使你说得再甜蜜蜜,也只能跟着领导吹。比如,让东风领导西风,西风就只能跟着东风吹;如果东风领导着西风,但对
西风说,为了咱们二风的团结,我也跟你往东边吹,你说是谁领导谁?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ima/archives/37826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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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8日星期日

吕宗恕:“低调”种菜

  为确保供应安全的绿色食品,特供农产品基地应运而生。

  那个叫"海关大棚"的地方

  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环绕四周,五名保安把守……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提醒,很难找到这个名叫"海关大棚"的地方,更难以知道这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海关大棚"全称是"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余亩,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

  知情人士透露,基地已与北京海关合作十多年,这里出产的瓜菜只供给北京海关。每周一、三、五早上北京海关的厢式货车来基地拉菜,一次拉过去的蔬菜最少也有数千斤。"海关大棚"只是众多政府特供食品基地中的一例,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而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

  这些特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安全"。2011年5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进入到戒备森严的"海关大棚"。

  从"海关大棚"大门口进入,绕过花坛,可以看到一座外观酷似别墅的接待大厅。透过落地玻璃大窗,近处是一口鱼塘,远处绿色满目,果园里桃树、梨树已经挂果。

  基地里六十四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每座大棚入口处其实就是一间工人房,里面有简易床铺和凳子。墙上挂着一张"蔬菜生产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的告示板,技术提供方是顺义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标准化办公室。

  东西两组大棚之间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中间是一条能通行中型货车的水泥路,供平时运输蔬菜之用。除个别工人来自东北外,其他都是当地村民。通常,一个工人负责照料四座大棚,只要人不在,大棚一定上锁。

  业界曾一直流传菜农从来不吃自己种的大棚菜,原因是这些菜是农药灌出来的,化肥催出来的。而在"海关大棚",工人们拍着胸脯保证――肯定没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绝对放心!"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海关大棚"的采摘工人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条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就直接咬了起来。

  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一色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未过安全期的,哪怕烂在地里也不会采摘"。"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大路菜。"该基地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谓大路菜是指黄瓜、茄子、西红柿、笋瓜、豆角、圆白菜、空心菜、油菜等普遍食用的蔬菜。"我们种什么,他们(北京海关)就要什么。"

  特供,不仅在北京

  事实上,"海关大棚"只是特供食品一例,特供食品不仅存在于北京,也不仅涉及果蔬。

  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一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一律进机关食堂。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他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吃饭时,同行的人就透露该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拥有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相比陕西等地仅种瓜菜之外,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的做法更加高超。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年前开始,基地就雇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专门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

  如果没有条件自辟菜地,建立特供基地,要职部门也会尽可能选择可靠的食材提供商。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分布于全国的103家曾入选北京奥运绿色产品提供商后发现,除当年特供奥运之外,部分企业与政府部门至今关系密切。

  曾是北京亚运会、奥运会及两会禽蛋提供商的北京留民营新世纪养殖场的孙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北京市委派的专家到场里对水源、饲料和空气检测达标后,他们的产品就开始与北京市政府部门等直接对接,特供中央首长,至今已有十年,饲料及饲养条件都不同一般。而另一家食用菌企业北京绿兴特合作社曾在2008年与市政府机关下属一事业单位有过两三个月的专供合作。

  主产鲜鸡蛋的山东临沂市三益禽畜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管刘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从2004年开始与当地一些政府机关合作,每年供应两三百吨。同是山东,生产咸鸭蛋的微山湖荷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家怀说,他们主要为国务院某局特供鸭蛋,合作已有10年。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汪经理透露,除供市场外,每周还给湖北省委机关食堂送一次鹌鹑蛋,每次几十件,已经送了三四年。

  同是湖北,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的桥米部分以团购形式提供给省政府、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部门。桥米是湖北京山县独产的大米,质量上佳。

  而远在东北的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主产越光大米,越光米素有"世界米王"的美誉。该农庄负责人姚成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越光大米因口感好,质高量低,深得政府部门信赖,三年前,部分产品特供辽东本地政府及商检、海关部门,且与北京有关部门有过合作。

  低调的基地,高调的产品

  特供体系由来已久。建国之后,"特供"始自一份报告。中共中央转发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供"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羡慕的词语。

  2007年,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曾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到的《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电子版第四篇"管理"中有如此记录,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的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

  与很多特供基地低调运行相反的是,近年很多特供产品正成为特供产品提供商的"卖点"。

  2007年8月27日,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发表的一篇题为《副区长王忠海就特供农产品情况进行调研》文章提及,"设施草莓、波龙堡葡萄酒、平汤渫、白灵菇、'卓辰'排酸牛羊肉、宏利肉鸭、长阳葡萄等一批农产品被国家机关选为特供产品"。南方周末记者从房山区有关部门得到了证实。

  也是这个月,"投资北京"网站在一篇题为《八十亩地:北京波尔多》的文章中说,波龙堡葡萄酒当选为2008奥运会候选用酒、政府机关特供酒。

  "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是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巨山农场隶属于首都农业集团,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西邻八大处公园,北倚香山,东望玉泉山。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一位浸淫特菜生产多年的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政府机关食堂外,一些官员家里吃的蔬菜瓜果也来自顺义区顺沿特菜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是北京市有机蔬菜种植的典范,不仅国家标准委员会授予该基地"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且国家高层也曾到此视察。

  上述人士透露,他们生产的蔬菜每周向外边送一次,一共14个品类,约几十斤,其中有十种大路菜,比如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笋瓜、圆白菜、空心菜、油菜,还有三四种只有在高级西餐厅或酒店里见到的"特菜",如小樱桃、黄秋葵、宝塔菜花、紫甘蓝。"迄今为止,该基地产品未检出任何问题。"上述人士说,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而区县农业、质检等部门隔三差五地取样化验,确保不出任何闪失。

  另外,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何时下种,谁育的苗,哪天定植,谁打的农药,打了多久,采摘安全期是哪天,谁采摘等等,一一记录在案,以备查询。"

  南方周末记者所拿到的一份《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年度考核表》显示,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中,"任何一个关键控制点不合格,即取消其特需资格"。

  为方便"特供"农产品质量监管,2002年9月,北京市农委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级别相当于正处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特供产品更是施行淘汰制度。2004年7月5日,北京市农委专门下发《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该办法第八条说,市特需中心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实行动态管理,组织专家每年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虽然特供产品要求严格,但受访菜农仍希望能被选中。"一旦入选,既是荣誉,也是资本,日后的产品不愁销路。"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 实习生 张晴 祝杨 沈念祖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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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重庆卫视是公共电视吗

  日媒体报道,转型后的重庆卫视收视率大跌,甚至必须裁员减支。

  今年1月,重庆卫视将黄金时段全部用于播出红色文化,以打造全国第一个"红色频道";3月1日,宣布不再播出商业广告,以建设"主流媒体,公益频道"为目标。

  对于重庆卫视的转型,重庆官员称:"由政府主导,而不再由市场主导,就充分体现了公益性。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广播电视经营体制,例如英国的BBC、美国的PBS、日本的NHK等,国家禁止这类公益电视机构播放商业广告。"重庆的目的是要"祛除商业文化浸染、革掉低俗文化侵袭"。

  重庆卫视的收视率大跌引起对于所谓公益性和商业间矛盾的讨论。人民网说:"以收视率论高低同用金钱衡量人是一样的,不全面。重庆卫视作为第一个提倡红色文化的电视台,更多承载的是精神文明建设,收视率的下滑也反映了目前社会正需要提倡这种红色精神,简单的认为重庆卫视改版失败是不正确的。"

  确实,以收视率来衡量电视台或者任何文化创作,是不全面的。各国公共电视的收视率也常常确实不如商业电视台,但这并不减低其价值。那么,什么是公共电视的价值?答案当然就是"公共"。然而,公共并不等于政府主导。

  以节目内容来说,英美日或者台湾地区的公共电视,并不是宣扬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政令或者主旋律的文化,而是更多地呈现一个社会的多元性,尤其是那些比较弱势的声音,所以,公共电视有更多文化性节目,更多深度报导。尤其,因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公共电视常常是对政府政策的批判者,或者与主政者价值是违背的。

  例如在美国,PBS一向比较具有自由派的价值。几年前,美国共和党的教育部长质疑PBS在儿童节目中传播同性恋观念,因为这是不符合共和党的价值的;但对PBS来说,同性恋本来是这个社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一向符合PBS的理念。

  而台湾唯一的公共电视台──公共电视(PTS),相比于一般商业台,其新闻部门最关注台湾社会运动,也在网络上设立公民新闻平台报导各地社区和社会运动。固定的栏目如"我们的岛"是关注台湾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公共电视可以说是对政府最具批判性的电视频道──虽然其董事会是由政府提名。

  这更是问题的关键了:公共电视节目的多元与批判性,来自公共电视的运作机制。国外公共电视的财源部分来自国会拨款或者独立基金(其他财源则是来自公众捐款),但是内部营运并非由政府主导,而是由专业者。公共电视的运营必须维持相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才能确保其所追求的公共性不会沦为党派性。

  重庆卫视与公共电视的争议,其实是整个当前中国许多问题的缩影。

  公共与国家看似都是对立于市场的概念,但公共与国家绝非等同的概念。公共性是要调和市场社会中的私人利益,但公共性又不能为国家所吸纳,反而是要代表民间社会与国家对话,所以公共性必须有内在的多元性和外在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

  国家常常以"公共"之名来主导经济和文化生活,但如果缺乏真正的公民参与和独立性,"公共"就只是一个空壳。所以,如果只是政府主导,千万别说这是"公共"。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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