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莫把人口欠债当成人口红利

　　——兼谈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

　　我国由于实行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降低了家庭的负担。从全社会来看，人口结构中婴幼儿的比例在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从1964年的56%，上升到1982，1990，2000 的62%，67%，70%.2008年达到了73%.劳动力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增加，同时是没有劳动力的婴幼儿和老人的比例减少相配合的（因为总数必须是100%）。婴幼儿和老人是没有生产能力，只有消费需要的一个群体，这部分的人口减少，就是降低了社会的人口负担。全社会劳动者比重提高，无劳动力的人口比重降低。全社会感觉轻松，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以数量表示的人口负担状况是所谓的"人口抚养比"，就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口（0-14岁的人口加上65岁以上的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这个比å
��经从八十年代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所以现在的社会在人口结构上是最轻松的时代。有些学者甚至计算出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说明我们的GDP的增长中，不完全是投入要素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也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几乎超出一切国家。这也和人口结构中劳动力的比例高有关。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有道理的。

　　我想提出商榷的是，这部分的利益，将来是要偿还的。所以它不能成为真正的红利，实际上是一笔借债。从家庭的角度看，三代人实行一个孩子的政策，结果就是四-二-一的家庭人口结构。第三代的一个孩子上面面对一双父母，这对父母又各自面对上面的一双祖父母。当孩子长大成人时，由于人口的寿命延长，祖父母还活着，他们的年龄可能是六十到八十岁。在他们去世之前的二三十年中，需要生活，需要医疗，这些负担统统要由唯一的第三代承担。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由红利型转变成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地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将来是要偿还的。因此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红利，而是一笔借债。由于大家都把现在的人口结构对GDP的影响，称之为人口ç
��利，产生了广泛的误解。所以纠正这种误解，正确面对现实，对将来的不利的人口结构有所准备，十分迫切应该将人口红利改称为人口负债。

　　实行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产生了人口红利。但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变成了人口还债。这笔债务是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偿还的。如果限制生育的政策长期不改变，社会将面临人口收缩和急速的老龄化。这样的局面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这将是一个严重缺乏劳动力的社会，人民的生活将极大地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既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的状态。这就是妇女的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而不是只生一个。这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紧迫的问题。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将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因为富起来的百姓都不愿意多生小孩，妇女的生育率都低于2.1，人口都在缓慢地下降。像日本，台湾等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都采取了鼓励生育的国家政策，更不用说澳大利亚那
些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可是并不见效，百姓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我国的上海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实行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小孩的政策，是因为人口的增加过快。二十年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约为1700万左右，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地减缓。虽然现在的总人口数比三十年前增加了37%，但是每年新增人口的绝对数在不断降低，现在已经降低到600万左右。以人口的年增长率计，三十年前的增长率约为1.3%，现在已降为0.5%，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还低。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下去，到2021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峰值，人口的增加值降低到零。再往后人口总数将从增加变为减少。

　　以1991年至2008年的人口增加数为依据，推导出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可以看出，过去的人口增长有规律地在减缓。有一点上下波动，这是因为三年灾荒人口大幅度减少，以后又有超高的生育率所导致的。按照这个规律，到2021年时人口不再增加。在未来的13年中，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600万降低到零，平均每年增加约300万人。这十三年中的总增加量只不过三千九百万人。2008年的人口数是13.28亿，所以中国人口的最高值不过13.7亿。不可能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14亿，甚至15亿。这里唯一可能引起争论的是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是否可靠。今年又要进行人口普查，也许能给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回答。

　　中国的人口问题的特征早已从增长过快变成人口结构中抚养比超低，我们过着负担轻松的好日子。但是这样的日子很快将过去，反弹成为4-2-1家庭结构的老龄化社会。附带说一句，中国人口结构中另外一个也许更严重的问题是性别比失调。2008年年龄在1-4岁的孩子中男性人数比女性人数的比例是1.23，5-9岁中这个比例为1.21，10-14岁的为1.16.在这长达15年的时间段中，男人中有20%的人找不着对象，一辈子不可能结婚。这将是一个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男女比例失调也与计划生育有关。中国家庭都喜欢男孩，因而溺女婴经常发生，还有产前检查发现是女孩的就引产打掉。这造成现在性别比失调的严重问题。在一些特殊的县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性别比就很正常。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老龄化。事实上我国的老龄化已经不可避免。如何应对即将来到的老龄化社会？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和从全社会的角度看问题，结论是不同的。从个人看，只要在年轻时储蓄，老年时就有恃无恐。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个人储蓄未必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这里涉及到现在如何借钱给将来，或者现在如何问将来借钱的问题。前面提到的人口欠债，就是现在问将来借钱的一个例子。现在大家日子过得很舒服，将来子孙后代要还债。搞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一个事实：当代人的消费都是由当代人的生产提供的，不是由前人的储蓄提供的。当代人吃的粮食是由当代人生产的，不是几十年前的祖先储蓄在米缸里的。更不用说当代人需要的医疗，教育等，也都是当代人提供的。所以解
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不是简单增加储蓄所能解决的。要思考当代人如何能把钱借给未来的人。现在这一代人生活苦一点，将来的人活得容易一点。也包括如何避免问将来的人借钱。现在的人活得容易一点，但是苦了将来的人。比如通过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将来被破坏了的环境是要治理的，这笔钱要由将来的人承担的，因此就变成问将来借钱的一件事。

　　当代人储蓄，必定有另外一个当代人借钱。不可能只有储蓄而没有借钱，而且借钱的人必定也是当代人，不是未来的人。如果这个借钱的当代人把钱用于购买家电，汽车，或婚丧嫁娶，花掉了，这样的一借一贷，对将来没有任何帮助。如果借钱的人是企业家，把钱用于发展生产，增加了将来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借贷可能缓解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但是还要符合一个条件，即这种生产力所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少，要比现在工厂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比例低。否则照样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动机器。

　　保护环境可以避免问将来借钱，减轻下一代的负担。类似地维护好一切设施，保持它们的良好状态，也可以减轻下一代的负担。房屋，道路，桥梁，机器，都需要经常的维护，不能实行"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寅吃卯粮政策。人的健康的维护同样是有利于减轻下一代负担的办法，特别是保护老年人的健康，它们的医疗服务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突出负担。减少它们的疾病，能显著地减轻老龄化社会的负担。

　　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缓解子孙后代的负担。我们用我们的储蓄建设地铁，机场，高速公路和铁路等。我们的子孙后代出生时，基础设施已经建好，他们可以坐享其成，不必再用自己的储蓄去建设这些设施。他们所要负担的只是设备的维护和运作。类似地住房等方面的投资也起类似的作用。但是建筑的质量必须能经受住几十年上百年的折旧消耗。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建筑质量普遍较差。我们很难看到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而在欧洲就有许多老建筑。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建起来的建筑能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是值得怀疑的。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积累，我们的子孙后代利用我们所获得的知识，能够生活的更好。哥伦布用87个人的船队横渡大西洋，现代妇女一个人就能横渡太平洋。这就是知识造成的差别。教育也能起类似的作用。还有看不见的制度的改进也能改善子孙后代的生活。比如世界和平的保证，消除武器竞赛和战争威胁，可以大大地减轻人类的经济负担。应对气候变暖的成本远不及战争开支的损失。但是愚蠢的行为也会增加社会的成本，比如恐怖主义大大增加了社会的安全成本。将钱借给外国也是一个把钱借给将来的方法。现在我们把节约下来的钱借给外国人，等将来他们还钱的时候，我们的子孙拿到我们现在的储蓄。条件是外国没有老龄化的问题，否则他们还想把钱借给我们呢。

　　总之，应对老龄化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及早采取有效措施。不可听天由命，坐等老龄化的来临。（编辑：陆思同）

　　来源：茅于轼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maoy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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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
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è
��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œ
�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
。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忽然政府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封锁舆论，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判刑，社会进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体事件百姓就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走上暴力之路。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³
�，改变现状。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巨大的，法术无边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党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时候，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位干部不小心问记者，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证明二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立场不同渊源于利益冲突。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
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当局不这样看。政府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企图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武力。当今最相信武力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了，武装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可是这个国家也是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国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

　　中国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不讲道理凭武力解决问题。不光是毛泽东迷信武力，中国有这个传统，中国从来就没有"共和"过，有的只是打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秀才碰着兵，有理讲不清。到现在，党的总书记必须兼任军委主席，要管军队，因为最后不是靠讲理，还是靠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¾
�专门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定板。

　　中国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手里又有武力，所以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倾向慢慢变成了习惯，也用到了对外关系中。凭着手里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敢于说粗话。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可我们不认这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我们自己建立的逻辑来解释这些概念。慢慢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另类，处处跟别的国家发生摩擦。在国内，动用专政力量确实是无敌的，立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样，确实叫人担心。

　　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百姓可以持枪对付政府），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当谈不拢的时候就用专政机关抓人判刑，甚至开枪成为最后的手段。可见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
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政府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人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来源：茅于轼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maoy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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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承业:小城往事

　　茶馆的回忆

　　手术后快满一月了没有饮过茶，今日得闲，泡上一杯清茶，浮想联翩：记得曾读过一位台胞的回忆文字说，回忆四川的没有不说到四川的茶馆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时作为大后方抗战中心的四川，我的家乡阆中也是四川闻名的古城，小时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街市无不有茶馆，虽大小不等，简繁有别：有当闹市的，有当要冲的，有临大街的，有居水边的，但格局大同小异，规矩都是一样，还是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风，几文钱（后为几角钱，几元钱，再后为五分钱）一碗茶，可以坐上一天，还有人不断地冲上开水呢！读过老舍先生的《茶馆》就有体会，小小的茶馆就是当时的大社会的缩影，人生百态、社会万象都可以在这里体验到。阆中当时全城几乎处处都有茶馆：知名大街有如'别有天'、'庆丰馆'、'太平寺'、'四牌楼'
、'保宁茶社'……；寺庙与风景区也有，大小乡场、码头也有；有作交易的，有会朋友的，有见面的，有寻机会的，有见仇家的，有务工的，有说理的，有听书的，有休闲的，有干活的，有闹事的，有打尖的，……，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儿时常在茶馆玩耍，后来上学了，只是走茶馆外过过。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热闹了百年的茶馆也伴随着民间社会的一步步萎缩与消失而萎缩与消失，外出求学到了重庆，也有一样的濒临衰退的茶馆，人们忙于革命、读书、大跃进，到冷落的茶馆去坐的，不是被认为游手好闲就是被视为前朝遗老遗少。后来因错划而回了家乡，自谋生计时，为了找活干，又不得不常到茶馆，干活累了，也是到茶馆来坐坐，结账分钱也是在茶馆，那时（上世纪六十年代）阆中还有几个茶馆，也算可以维系，我总难以忘记这
些茶馆的生动情景与一个个工人师父们的形像：有当年我学徙于的阆中修缮合作社的宋文星、毛文泉、赵世玺、陈开发、何朝发、陈兆勋、田得一、陈国富、朱华礼、刘兴元……，有建筑社的吕维成、……何苟皮，有丝绸厂的倪辅臣、有知名老木匠吴岳仙，……，这些人文化不高，甚至有没上过学堂，但对都快乐好学、手艺求精、敬业、义气、直爽、乐于助人，在与我日后处于知识分子群中的人相比是大有不同啊！我永远怀念他们。工人下工后坐坐茶馆也就习以为常了，使我难以忘记的还有苍溪东街茶馆、苍溪冬青茶旅店、苍溪五龙茶旅店、阆中文成茶馆、阆中东兴茶馆、阆中博树茶馆，阆中河溪茶馆、阆中老观茶馆、……，我就爱那临水边，吊脚楼式的，靠窗的坐位，光线好，空气也好，下工后在那一躺，舒服极了，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至于初到一地，有个茶馆，坐下来歇个脚，饮口水，那更是爽呀！我难忘这段生活，我难忘这段人生。现在闹市的茶馆被更能赚钱的商家取代，换成了高级茶楼，低收入者消费不起；休闲的大小茶馆，也为麻将所占领，即使可以泡上一碗茶坐坐，不仅价高、服务跟不上，主要是没有了那个格调与气氛，作为民间社会反映的茶馆已进入了历史，取代它的也许就是更加开放的民间互联网吧。

　　阆中丝妹

　　一部生动的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无不首先表现为妇女的进步与解放上。我的家乡阆中是一个文明古城，至今仍较完整地保存有明清古城风貌，明清以来阆中妇女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中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清末民初在妇女的放脚与读书运动中，阆中就有了女学堂（我祖父贺伯韩就与肖择庚共创女学堂呢）；这个遗风传下来，民国初年更有妇女了手工劳动的作坊与机房，至今还有'机房街'（我老家就住此街）之名呢。抗日战争前后，实业救国兴起，就更有了蚕桑与缫丝业的快速兴起与发展，有了近代化的在省内也是知名的蚕种场（我五姑妈早年川大学蚕桑的就多次到此工作过呢），更有那丝厂林立：现在还可以在城内找到当年的闫家丝厂、张家丝厂、赵家丝厂、洪泰丝厂……的地址，这给阆中的妇女开辟了一个大显
身手的好机遇，到解放前夕已有了相当的基础。

　　1949年冬阆中和平解放后，新中国初建，一切都焕然一新，一切都欣欣向荣，阆中的蚕桑与缫丝业更是成了阆中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急先锋，组建了丝业公司与现代化的缫丝厂，一步一步修建了厂房，安装了当时已是先进的机器设备，光厂区就占据了半个县城：高高的烟囱伸入云天，成了古城的新貌；响亮的汽笛响彻城郊，作了全城的时钟；蚕茧漂香了这个块远古的沃土；笑声充填了这个解放刚的县城；最美的是招进厂的年青的女工们，她们大多来至农家，文化不高，不少进厂时还大字不识呢，她们的工作是相当辛苦：在高温高湿的车间里不间断地来回忙碌八个小时，她们的双手汤得层层脱皮，夏日在40度的高温下操作，她们却不怕苦、不嫌累，她们勤劳坚强，她们满身都带着蚕茧的香味；可她们正当青春年少，含苞待放，红扑扑的脸蛋，
透露出农家女的淳朴与天真；洁白的工装，展示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骄傲；上千工人，每天三班倒，还没有脱农田味的说笑与打闹声，嘻嘻哈哈地走在街上分外显眼，这就是当时被子称为'阆中丝妹'的一代女工。

　　是她们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用坚苦平凡的日夜操劳，用女性的善良、坚持与温柔支持了阆中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艰难的岁月里，在大饥荒的年月中，她们没有下马，没有懈怠，给国家创造了外汇，给阆中带来了荣光，她们之中有上北京见过领袖的劳动模范，她们的产品远销世界五大洲，可她们皆为凡人之家妇，她们的另一半有着各式各样的职业与阶层，她们的收入却是家庭的支柱，那时她们的工资也高（几乎与老中学教师相近，比县级、科局级干部高），她们养活了全城一半以上的人口；她们给阆中的社会进步开创了新篇章，给阆中的现代化、工业化开了个头，从那时起，阆中有了现代工业，有了汽车，有了三班倒，有了劳保，有了工人福利，有了妇女卫生，有了妇女解放，……，她们奠定了阆中现代工业的萌芽与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历次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与不安中，她们又总以农家女人传统的道德与忠贞的爱，以女性特有的善美与温柔，维护着一个个家庭和邻里——这些社会稳定的细胞。在那长时间的、连续不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的浩劫中，虽然没有幸免的角落，但是相对而言，比起那些知识分子与准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机关、事业、学校等地）完全沦为成政治动物的来说，在工农中要好得多，至少她仍能保持些许人性，特别是妇女与家庭中，总还有一丝丝母性存在；就靠这点母性，使她们为家、为亲、为友、也为阆中操劳了一生，她们关怀着几代人：照顾了老人、丈夫、亲朋，养育了儿女与孙儿。她们许多是我的亲友也曾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的邻居，她们默默无闻地走过了这一段路，认为是天经地
义的事，从不提起，也永难忘记啊！斗转星移，时过境迁，阆中的蚕桑与缫丝业发展的顶盛时期已成为了历史，在经济转型的大潮中又是她们付出了沉重的牺牲与代价，阆中丝妹们当年的辛劳与光彩早已被现实抛弃，只她只活期在人们的良心之中，她们以"阆中的'野麦岭'"记入了阆中发展的历史，她们至今还有不少健在的在为儿孙操心着呢！我这篇短文她们多数是看不到了，但对她们的儿孙们却有能读到它的，也算是一份怀念吧！

　　十个女工的一些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初，某县城一新组的国营缫丝厂，有上千新招进厂的缫丝女工，她们大多来至城市与农村贫苦人家，没有文化，不少进厂时还大字不识呢，她们的工作是相当辛苦：在高温高湿的车间里不间断地来回忙碌八个小时，她们的双手汤得层层脱皮，夏日在40度的高温下操作，她们却不怕苦、不嫌累，她们勤劳坚强，她们满身都带着蚕茧的香味；可她们正当青春年少，含苞待放，红扑扑的脸蛋，透露出农家女的淳朴与天真；洁白的工装，展示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骄傲；上千工人，每天三班倒，还没有脱农田味的说笑与打闹声，嘻嘻哈哈地走在街上分外显眼，这就是当时被子称为'丝妹'的一代女工。她们的婚姻、家庭与人生的故事千千万万，是讲也讲不完的，这里只讲讲当年全厂出了名的'十姐妹'的家庭与命运小故事以略�§
�一斑（这些人物纯属虚构，请读者不要对号入座）。

　　1，张大妈，人们都叫她'张妈'、'张书记'，她大名叫张桂兰。胖胖地，年龄较大，约生于1925年，解放前就给资本家作童工，嫁个丈夫是船工，33年红军过境时参加了地下党，因此她也跟着送过情报，后来丈夫因醉酒误事脱离了党，再后来病死，她一直带着一儿一女守寡，50年入厂，并入了党，成了党小组长，人们都叫她为'张书记'，为人宽厚仁慈，1960年退休后在街道上又当过居委会主任，她大字不识，文化革命中当过工宣队长，到一所学校任过革委会主任，红了一时。儿子后在渡船上当船工，女子进了厂作女工。

　　2，李二姨，人们也叫她'二娘'、'胡妈'（夫家姓胡），她大名叫李素芬。个子高瘦，比张妈小两岁，嫁个丈夫胡兵，当过国民党的兵，后做小生意，犯了点小事，公安派出所就宣布他为坏分子，他常与李吵嘴打架，闹过数次离婚，后来又只好在一起过，她1960年退休。有一个女儿，下乡当知青时，又被乡干部坏了，后来有数次不幸的婚姻，最后才顶替进厂了。

　　3，赵三姐，很少有人当面叫她'三姐'，都称她为'书记'，本名叫赵兴芳。生于1930年，20岁入厂，算是年龄较大的了，漂亮能干。她在解放前夕与当时一个国民党连级警官王某结婚，王因和平解放而参加起义，后来安排在县警务中队，后参加了志愿军赴朝作战任过连长，立过战功。她入厂后。政治上进步快，入团又入党，还当上了干部。王转业回来后，对于数次就业安置都不愿去，只在家中等着好工作，哪知暗中就有交待，形势日变，拖久了就什么也不安排了，只在街道上服务。而赵当上了书记之官，便提出与王离婚。王又坚持不同意离，表面上王是军人，法院不好硬判，于是就长期拖了下来，两人只好分居，赵又找关系调到地区厂去了，王就只得带着一个小孩长期独过，以作临时工维持生计，文化大革命时作为暗管分子，境遇难�¿
�，越是如此，越是坚持不离婚。两人与家庭就这样拖过了几十年，到退休前夕才办了离婚手续，但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没过几年就先后走了。

　　4，刘四姐，人们也叫她'四姐'、'四姨'，大名叫刘秀贞。生于1934年，从小生母早逝。其父作小生意，解放前当过甲长。16岁入厂。经人介绍与当时一个商业部门的干部结婚，此人年龄较大，原配在乡下病逝，但他身高体壮，精力旺盛，相比之下刘却娇柔盈弱，加之三班倒工作辛苦，故有了三个小孩后又多次小产，结扎后，常犯腹膜炎，常休病假，每次病假不到一月，便得去上工，否则便作工会开支就大大降低了收入。更有她的生父在文革中因胆小怕查怕斗，便服毒自杀，自然落下个"畏罪"之罪名，再加上文革中大孩子又犯事被劳教，这给刘更带来无形的压力，夫妻也常吵吵闹闹过了几十年。

　　5，邵五姐，人们常叫她'五姐'、'五妹'，大名叫邵淑华。温柔善良，不多言语。与四姐同年，只小月份。小时在农村老家曾给人做过童养媳，后进城入了厂，新婚姻法使她解除了童养媳之患，后嫁给了一个供销社的干部，三反五反时此人又因小事而下放，当了农民，已有了大小三个孩子的她，只好拖了下来，后来男人就回家做家务、带小孩，只不过长期以来男人没有城市户口与口粮，还得常下乡去应付几天，分点东西回来。就这样来回过了数十年。79年退下来，为的是一个女儿顶替进厂，还有两个男孩子上山下乡时当知青走了，后一个在文革中死于武斗，另一个进了街道工厂。

　　6，王六姐，姐妹们叫她 '六妹'，本名叫王秀云，比五姐小一岁多，身体原很壮实。她生父母没有正式工作，父亲干零活，母亲作家务，还有一小弟，要靠她供养。嫁了个是丈夫李军又是民警，当然是好，也有了小孩，可好景不长，原来李只是临时人员，在压缩中，下放到一县办小厂，后该厂又下马，只好回来作零工。全家九口，就靠她这点固定收入。这时她们已有了两男两女。好不容易盼到了其弟外出当了工人，只松了口气，弟又结婚安家，不久弟媳又死于车祸。两个女儿，一个病逝，一个进了厂，两个儿子，一个因犯小偷被劳教，另一个也只好外出打工走了，后王的父母先后过世，丈夫李军也死了，但进厂的女儿又因女婿早逝丢下一双外孙儿，需由外婆照料，依赖着重她这点不多的退休金，还得外出去当保姆以增加收入，老年也å
��病了，还操心着外孙女的就业。

　　7，陈七妹，姐妹们也叫她 '七妹'，本名叫陈桂华，1936年的，个子不高。清秀可人，当时隐瞒年龄进厂时才14岁。丈夫原是法院的律师，五七年突然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走了，丢下两个小孩由桂华一人拉大，还得常常去探望丈夫，问候公婆，送点吃穿用的。陈有个弟弟，在农村参加抗美援朝后只说是牺牲了，后来才知道是被俘后转去了日本，因而家庭也受连累，好不容易，到了丈夫的右派改正后，弟弟又从日本回国探亲后便有了一点海外关系，于是安排其丈夫当了一个政协委员，总算出了头，但岁月已逝、年华不再加之老年多病矣。一个孩子顶替进了厂，另一个后来也考上了个大专。

　　8，罗八妹，姐妹们常叫她 '八妹'，名叫罗玉群，37年的，52年进厂，矮胖矮胖地不算漂亮。丈夫原是转业在农村供销社当干部，后因一点经济问题加上犯男女作风问题而开除回家。同时戴有坏分子帽子，罗玉群养着一大家八口人（公公、婆婆、小姑，丈夫，三个儿女），丈夫的男女作风问题总也改不了，还得受着四类份子之家的贱民的苦难。后一个孩子顶替进了厂。

　　9，朱九妹，人们叫她为 '九妹'，名叫朱大秀，与八妹同岁同年进厂。丈夫原是抗美援朝转业军人，回来作了泥瓦工，挣不了多少钱，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生活本也过得去的，可丈夫就是有点不大愿出工，也没有多少技术，还嗜酒如命，活也不大好找。常是每月过得等不及发工资之日。后一个孩子顶替进了厂。

　　10，徐么妹，人们叫她为 '十妹'、'全妹'，名叫徐秀菊，生于39年，53年才入厂的，十姐妹中数她最小，也数她命运最好，嫁了个是丈夫是现役军官，虽然公婆凶点，但夫妻关系好，即使多年分居也常有探亲假期，只带了一个小男孩，请她妹进城来带，经济过得去，后丈夫转业到某地人武部门工作，她也随着调走了。

　　这些顶替进厂的孩子们，后来在工厂倒闭后，只一次性地得了点买断工龄的钱，自谋工作，一时找不到工作，还得靠老人们那不多的退休金维持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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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承业:‘右’字人生

　　在社会政治上常用'左'、'右'二字来分别表示或形容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态度，前者代表革命、前进或激进派别，后者则代表保守、落后派别，这种用法早已成为中外惯例。到了上个世纪的天朝时代，圣主为了加速推行其'形左实右'的一惯做法，全面实行专制复辟，把'右'字封给一切他认为与此有不同意见的人，以示侮辱。从此这两个字的政治含义在天朝就颠倒使用了，这也算天朝特色之一吧；也从此，'右'字就成为一个侮辱、不吉祥、倒霉的贬义之词在天朝流行起来，其最重者莫过于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帽子（细分起来还有极右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这就有近百万人士，此外还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分子、

　　暗中甄别的右字人物，细分还有党内的、党外的、民主党派的，政协的等等，还有他们的家属、亲友等，这沾上'右'字的人物总计就数千万之多矣。沾上了'右'字就注定倒霉终身。仅管有成文的摘帽，可摘帽后还是'摘帽右派'，因为'帽子是随时可以又重新给你戴上的'，即使中央发布了'改正错划'，总还可以叫'改正右派'，再不然总还称为'前右派人员'，不知道可不可以称呼"前右派人员总理"，总之这个'右'字就是那么如影随形地伴随终身，辱你终是身！就是死了也叫'已死右派'！

　　这'右'字在我天朝虽是作不吉祥、倒霉的贬义之词用以侮辱人使用，但它与常用的如强盗、土匪、恶霸、凶神、恶煞……有所不同，对这些常见的称呼坏人之词，人们明白并习惯其坏之处自会加以痛恨的，但对'右'字人们并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坏字？何坏之有？常识告诉我们，左与右只是方向之区分而已；记得读过一个故事，记述说当年把右派下放到农家去改造时，农民并不知道什么叫右派，一时半会也讲不清楚，由于口音不同，农民们听为是'油派'，问"为什么油派就是坏呀？"，只好理解为"总是偷了油吧"；不知其坏，也就达不到要人们痛恨他，进而终身羞辱他！——这个圣上内心的目标，要让人们痛恨'右'，还真得费一翻工夫：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就用断章取义、偷天换日，不惜陷害；可是在工农中就不好讲了，就只好
反复唱道："右派右派，是个妖怪……"谎言唱它千遍也就成理论了，一个办法就是广泛而持久使用此字以辱人、贬人。

　　由于长久使用也就有了这沾上 '右'字的人生，这是一个并不是坏人（甚至还是大好人），而必须对人、对已、对家人、对亲友、对社会时时刻刻作'坏人状态'生存、过着羞辱的人生。这可是一个不易的人生啊！

　　要言说这样的动态人生，必须从两个坐标面上来讲，纵的是时间阶段，政治风向不断变化，时间不同境遇也随之不同；横的是面对不同的人群，有家人、有亲友、有同学、有同事、有陌生人、有知识分子、有工农人民、有街坊邻里；不同时间下不同的人，这就一言难尽了。

　　一，当右派，稀里糊涂。首先是当染上'右'字上身时，这可是身不由己，防不胜防，其他犯事还有个事实过程，染上这个字可不需什么事实与过程，只要某领导有心而又有机会就行；什么是右派还没有弄明白，就定你是右派，还要你承认。划右派时，不仅没有明确右派的含义，也没有明确规定右派的标准与程序，是到以划了许多右派之后。才公布了一个可以随意解读的'六条标准'，正式文件说二十一年后的改正式也是按当年的'六条标准'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是错划了的，真创政治乱搞之世界纪录了！这样稀里糊涂地搞，虽然以后难以让群众一听名称就能产生痛恨，但那是后话，对此时而言却正好让你在迷蒙中就范。待就范后再一步步升级成为敌人，而且打拉兼施，名称与花层出不穷，总之让你离不开这个'右'字，一但
染上此字，如染上毒瘾那般就终身受用了，毒瘾还可戒除，而这却不能，罪犯尚有刑期，而'右'字是没有刑期的。因为这是圣命刺下的金印啊。见我写过一篇短文《御赐之名》（《往事微痕》29期）。

　　二，扮敌人，其情何堪？明明是左派，（正因如此，才）要让你当右派；明明是坚决的革命战士，却要你当敌人。决心要你当敌人，还要作一个听话的敌人，还要与时俱进地终身做下去。做戏就要做得像，说你什么你就得是什么，在行为与肉体上备受折磨苦难与屈辱自难以尽述，这在《往事微痕》的各期上已有大量生动的记录，这篇短文就暂不详说，只从心理创痛上讲，这常常就要违心地认账：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得承认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还要交待事实，而事实又正是按党和社会主义号召与要求提了意见，这怎么说呢？更有甚者，如类似'章罗联盟'之类的许多无中生有的结论，也得要你承认并交待。只是承认，说声'我认了'还不行，还要态度老实地甘心受辱，还要自取其辱并无怨无悔！这是大大地违心与违实之事。
这世上最难做的事莫过于违心与违实，一时违心与违实尚可，要你终身违心与违实就难，一事违心与违实也偶有，可事事违心与违实就难，面对大众可以做戏，面对亲人做戏就更难。不是敌人硬要自已承认是敌人，还要交待事实，还要上纲上线批判，这本身就很难了，还要经常结合现实需要去这样做戏就实在不容易了！这是伤心之痛啊，俗话说：人怕伤心，树怕削皮呀！现在读到当年许多大右派前辈那时公开发表的'认罪'、'检讨'之类的文字时，在感到荒唐之同时，更觉其不容易，我总是在想：此后他们是怎样在渡日啊！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现在不仅是外加其辱，还要其自辱，其情何堪？其毒甚矣！

　　三，亲友前，无言面对。前面讲到面对大众可以做戏，面对亲人做戏就难。大众不知其详也就让它去当戏看吧，可是如何面对自己的亲人呢？他们有的是看着自己长大的亲人与乡里，有的是同窗数年的好友，唯一的选择就是'不面对'，尽量回避不见面，纵是不得已见了面，也只有'无言'，我在57年被划右后只身一人服从处理到重庆四十二中学接受工作考查二年（当初宣布时说是两年，后来就不认账了，就是无限期了）就下定决心没有见任何亲友与熟人，也从不通信（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我二弟专程来看过我一次），一直坚持到63年被组织上强行骗回原籍。陌生的人听介绍说此人是右派，如何如何反动，一听也就过了，对其是否真坏与可恨无需去深究，知道反右运动内情者更是讳莫如深，不知其详的也不多问，大多数避而远之，至于�º
�友是了解根底的，从内心深处是不认其反动与坏的。当局无法用谎言以骗之，于是便用权力，用血统论与诛连法，软硬兼施，大力推行划清界限。我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父辈改行从学徙到开小店47年置了几分薄田土改时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分。父亲在副食商店当营业员有历史反革命份子帽子，母亲为家庭妇女。兄弟姐妹七人，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弟一妹，大多生存于机关文教等政治敏感之地，是永远要大讲政治的，为了自保，也有为了当官，亲人们对我都是划清界限，尽力避之，实在来不及躲时，正常的称呼也难以出口，我也自知其妙，自知其趣。家人们有什么喜事庆典聚会（如婚嫁、晏会）自不能参加，而有什么倒霉事（如历史反革命去逝、为落实房产发还上法庭、继承地主成份）就只是我该承担（这情形从摘帽右派一直延续�ˆ
�改正右派时期）；在一个大家庭中，这也是各兄弟姐妹争荣谋私之大好机遇，个中受辱琐事，家长里短就不细说（见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往事微痕》29期），这一代历史形成自不待言，可还秧及几代"病梅"（此语引自冰眉文《往》43期），下一代基本上就没有了来往，比路人还冷漠。我是亲历了这一切的！政治造就了六亲一不认，政治离间了人世间千古亲情、友情、爱情，也就是让人性倒退为兽性。人性泯灭是何其可悲的伤痛啊！常见划右后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对于尚没有婚恋的大龄青年右派来说，长期的贱民身份使其婚恋就更加难以言说了，我写过一篇短文《春殇》简要记述了几则这方面的悲剧。我的晚婚虽也有单位同事与领导光临，但却连亲父母也回避之，是何等的悲情啊（见《往事微痕》29期）

　　四，摘帽后，空喜一场。好不容易历经长达五年多时间的种种磨难，（见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往事微痕》29期）终于盼到了62年底组织上宣布给我摘帽了，这是数年来组织上对我的教导与许诺，给我们设定的争取目标，也就是我二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期盼，同时中央也明文规定摘帽后就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当时我在大宝山农场劳动，宣布摘帽后，一切照旧，依然如故劳作，什么事也没有，不理不问，就拖到63年8月才突然通知我回学校（重庆四十二中学），然后强行要我退职压缩回原籍阆中。原来这是一场大大的空欢喜，原来'中央也明文规定摘帽后就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是一个大大的谎言，'不再视为右派分子'还可以当右派分子再作处理，这就是'摘帽右派'吧！面对如此的无端处理，我虽不敢据理力争，但总可以据理力谌�»
�贵问：我问为什么无端处理人？答曰不是处理是压缩城市人口。我说我是正式教师编制不在压缩之列，答曰这是组织动员。我说退职需本人同意，我没有同意，答曰这是组织决定。我同时书面向重庆市委与市区教育局反映，自然是没有回答。四十二中党支部不给我安排住房，我无处可住，以此要我听话，立即回阆中。我说我已离阆中县城老家十多年了，从无联系，回去没有工作，没有土地，生活无着。回答说组织上已与阆中方面联系好了，一切有组织安排，一定做到负责到底并派人送我回去。于是派党员谌续贵送我回到阆中，63年8月1日到县安置办报到后，我说重庆方面说已与阆中联系好了由阆中安排工作，阆中的人说具体安排我不知道要等负责人菜某回来才知，要我等几天。就这样谌续贵叫我等待安置，他便完成了任务走了，从此也再不
发那曾经发了六年多我辛苦劳动而赖以维持生计的每月26元5角的生活费了，也就是只做不说的开除公职了！我三天后去县安置办问时，回答说我们没有工作安排，也从没有答应过安排。如此处理，当然引起我极大愤慨，我立即数次找重庆四十二中及其上级，后来又派重庆四十二中教导主任姜渭浜专程来阆中联系安置，来了几天，临走时叫我等待通知，此后再也没有任何安置通知了。我又多次向重庆、四川省上与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均无回答，唯一收到一次重庆市教育局回答竟无中生有说数次工作安置我没有接受，说我无理取闹，我愤怒将此信原件退回，我决不接受这种无中生有的指责，我多次写信反驳与反映，甚至数度向毛主席写信，这此信多达百余件。时间长达数年，文革中清队时，让我进县革委学习班，要我交待写信一事，说我是翻�¡
�，隔离审查了半年多，调查了我发的八十多封信（原来我的不少反映信，在阆中邮局就扣压下了，根本没有发走），结论是；尚无反动言论，没有再处分我。从那时起，我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只有靠出卖劳力渡日，长达十五年，一直到时89年底改右时，才恢复工作。

　　五，受骗了，疑窦渐生。以上讲到我受的一场大骗，在此之前我对党是绝对地虔诚与忠心，即使仅因为我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在会上发言提了意见，从来也与资产阶级无关，而一夜之间便把我从一个共青团支书就打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二十一年后又说这是错划了，真把人当猴耍。可当时我确实是安心接受处分，接受工作考查两年，而走向分配的重庆四十二中，此后一切听话，努力，竟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呢！可到头来摘帽后还受到如此这般的无理处置，向哪里反映都毫无结果，到今天（我不断反映了五十多年）也还没有一个回答。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崇拜敬仰的神圣的党，竟会是说话不算数，当初给我谈话教导我，口口声声说是冶病救人，挽救我，怎么就如此不问一切而开除呢？要公开开除就公开讲吧，为什么竟用欺骗的办法，用
谎言来哄我就范呢？这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吗？如果说只是个别地方组织或个人所为？为什么向上级反映也不理呢？为什么反映到最高处也不理呢？不仅不回答，而且在我问急了后，竟来信无中生有地说"对你几次安排工作，你都不接受！"说我无理取闹。这是党的作风吗？这是我心目中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吗？我的疑窦渐生了，我对党的信仰渐渐起了疑惑。也可能只是地方组织吧，给中央的反映不是中央收不到吗？不过这地方组织现象也太一致、普遍化了吧？

　　六，文革终，思考开始。史无前例席卷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当时作为一名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工人，虽又苦又累，但却溶洽自在，更好的是与意识形态部门关系少，只是累了看个热闹，开始时对伟大领的深谋远虑虽不知道，但却深信绝对是造福中华的大计，是坚决听话、拥护的。特别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提得又准又好！可是，事实并不如是，形势却一日数次地急变，批这批那，从读语录、红海洋到带像章、表忠心个人崇拜达到高峰。当时听到一个笑话说，在表忠心的热潮中，有一个老农把藏匿了多年的当年为庆祝宣统登基绣的一面忠字龙旗拿出来见了天日，得到了出奇的叫好。这使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真是帝王登基么？后来越搞越乱，党内不少老革命均被打倒，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了。待意想不到的副统帅出走
，批林批孔批周公，邓三起三落，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才思考起来：原来决不只是地方，问题的根子在中央。原来竟是极左口号下实行的极右，革命大旗下掩盖着一个封建体制啊！巴金老人的回忆录说得好：他原以为高老太爷早已打倒，他的书都过时了，现在才知道，打倒高老太爷还任重道远呢！

　　七，改错划，远未了结。打倒四人帮结束了文革，拨乱反正，自然想到了对五七之事应当有个了结与说法，这是意料中之事。没有意料到的是：来得这么突然，办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的是用了这么一个十分巧妙而又狡猾的'改正错划'：用'改正'二字就明显不是'平反'，就轻描淡写地多，平反是反错了，而改正只是划错了，同是错，错的大小就不同了，纠的力度与办法自然也就不一样吧，何况这一个错字，还可以解读为全错、半错；大错、小错；多错、少错；……，错字后面还有一个'划'，这不是什么根本上的错，只是'划'错了而已，多么轻松愉快地错呀！……，这给后来坚持对改正不补分文工资留下了空间，且改正后仍有'改正右派'一语可呼，是多么灵活方便。改正时是只作当时用人时之迅速安置使用，突出一为我所用
之'用'字，并不需明确当年的是非，就更谈不上追究任何责任了。这正是政策设计高明之处。人们深感这个虽未公开说出口的"改正右派"一语，它就体现在不少日常的使用选择与小鞋上，使你提出时还无法开口，同时也有不少改正后入党做官，个别高至国领导人，但那正是样版与宣传之品，占当年百万右派之极少数也。这巧妙之做法虽又骗过了国人，但骗不了世界，虽骗得了一时，但骗不了历史，稍稍一问，就发现仍然是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理论起来时，就只有使用'封杀'与'遗忘'了。这才使今天这个完全符合宪法与法律的'原右派人员'办的《往事微痕》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不过，时代在前进，历史也在前进，更重要的是世界在前进，防民之口如防川。

　　八，到晚年，似有所悟。掩饰总只是一时的，随着时间的过去，世事变迁，两岸互通，国共对话，档案解密，"还原真像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真像渐渐浮出水面，终于渐有所悟：原来这两个都是前苏共式的政党，数十年的争斗与战争，都用革命的花言巧语欺骗与收买民众为其工具、为其卖命、为其送死！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夺权斗争，都未跳出"打天下，坐江山"的老路，在这场斗争中前一个虽败下阵来，但也未全败；后一个虽获大胜，但也不算全胜。在争取民心时用尽了民主、自由为口号，掌权后就变了，这时，千百万'右'字的无端受难者，就充作了建立党国体制的祭品。历史就是这么绕着圈艰难地前行！要从根本上走出误区，在于解决这个党国体制问题：就是要认真实行民主，保障人权，实现宪政；具体做法是现行宪
法先要能得到实行，建全民主与法制。

　　2010年五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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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朝鲜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每到节假日临近，我总会想，这次得要去看看朝鲜了，万一再看不着这个国家该多后悔。

　　几年前，一位日本同行邀我见识北京一家朝鲜餐厅，其间，他不断表白自己是个强烈反对Koizumi（小泉）的"好日本人"，衷心希望朝日友好，宴席散场，他又很在行地向及时表示对朝鲜歌舞的热爱，于是，一班人马盛装为我们两三个人热情表演。我很尊敬这位同行的职业水准，但他夸张地赞美朝鲜，为他们鼓掌喝彩作沉醉状，让我满心觉得，他其实是在残忍地欣赏他眼中的野蛮和愚昧表演，——这个世界的怪胎国家惟有朝鲜，谁知道它明天是否还存在，不装傻充愣鼓励他们没完没了地表演，哪里还有机会再看到这样的猴戏。也许是我太过敏感，我无法与他一同津津有味：中国与朝鲜，实在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无论是文明人为迎合野蛮人的自尊而故作欣赏之态，还是文明人在觉醒了的野蛮人诉说自己的苦难时礼貌的悲悯，我都会有�¸
�自在的联想。

　　朝鲜，总能带给我这种复杂的情感。

　　当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乘坐专列跨过鸭绿江大桥时，我正在丹东一家酒店早早起来，等着组团一起过境。虽然google earth上有大批狂热的"邪恶轴心研究者"，把朝鲜看得比中国、伊朗还重，朝鲜三千里江山的每一寸都被他们细细标注过，但下载插件在空中研读，还是无法替代被限制了的实地亲眼一睹，是好奇，还是小心翼翼地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甚至是怀旧？一言难尽。

　　看多了渲染朝鲜贫困的中国人，若想到朝鲜满足一下贫寒乍富的优越感，多少会有一定的失望。朝鲜不是当年完全封闭的中国，至少对外部世界的商品是开放的，——除了韩国制造，而且朝鲜远不像当年的中国对国民装束有无数愚蠢的禁则，所以，能被你看到的朝鲜人，穿着打扮并不明显比中国人落伍。在新义州的领袖事迹纪念馆前的广场，我们碰到一对新人，他们的装扮丝毫不逊于中国新人，在公园再次碰到他们时，他们的家人各个手持相机、DV，由于这对新郎会流利汉语的新人与我们总是如此巧合，我甚至起了疑心：如果下次有朋友们再碰到他们结婚，请代问一声好。

　　中国各种新奇的商品，朝鲜也有，事实上因为开工不足，朝鲜很大一部分商品就是中国制造的，只是多少以及什么人拥有的问题。朝鲜的对外半开放，甚至使其制作的动画片，也比中国的更得迪斯尼精髓，远不似"喜洋洋与灰太狼"那么弱智。

　　赞美朝鲜是个平等社会的人，恐怕也会失望，如果心细的话。朝鲜贫富分化可能远比中国严重。朝鲜大街上空空荡荡，只有两种车，一种是破破烂烂的车，甚至平壤都有木炭车，一种是媲美山西煤老板的高档车。与中国游客保持密切接触的朝鲜人，穿得不差，长得不差，除了没有胖子，与中国人差别不大，但透过玻璃，你总有机会看到那些接触不到的普通人。尤其是在远离宏伟建筑的郊区和农村，所有人都长得与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画上红光满面身材粗壮喜气洋洋的公民形象完全相反。

　　60年不同的社会制度试验，朝鲜南北变成了两个种族，韩国人平均身高与南欧相近，而朝鲜人则可算世界身材最袖珍的民族。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在穷国本土制造出身材明显区别的两个种族。刚到北京的头两年，我惊讶地发现，比我年长一辈的北京大院子弟多有着惊人的身高，这种差别在朝鲜更明显。这次正逢着朝鲜征兵时节，从外地汇集来的新兵，看上去都像发育不全的小学生。

　　而新义州本部幼儿园的孩子们，享受的师资和教育条件中国普通幼儿园根本无法相比的，他们是朝鲜未来的主人翁。每个教室窗口望进去，老师谆谆诱导孩子的动人场景，拍下来都是一幅阳光希望温馨健康向上的宣传画。孩子们的表演，更非中国幼儿园可比，这里的每一个儿童都有着比林妙可还要林妙可的懂事乖巧天真烂漫可爱。有几出极为精彩成功的节目，我不知道该不该与周围的同胞一样热烈鼓掌，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喜欢那些孩子的表演，但我无端地想起与那位日本同行在朝鲜餐厅的情形，我只觉得我鼓掌不鼓掌都是一种残忍。万分激动地歌唱金正日将军，与歌唱我们是祖国幸福的花朵，有很大区别么？

　　毫无疑问，这个曾跨过鸭绿江来表演的幼儿园，把我们同行的人给震住了，如果当年日本北海道的农民允许到中国的蓝天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一〇一中学参拜学习，肯定也会被伟大领袖领导下的中国震住。

　　只是我们在离开幼儿园时，未曾料想接待方委婉地认为游客们赠送的礼品不够，大家一时陷入尴尬，导游亲切提示下，我先捐出一百，好歹凑齐三百元，这才宾主尽欢。——去朝鲜的朋友们切记，别以为朝鲜穷，出发前那些小商小贩向你们兜售的文具之类礼品就可以随便打发，你们参观的其实是蓝天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想象一下，接受你们礼物的人，长大后不少人会像他们的中国同行一样，成为领导人、国企老总、专家学者。

　　当然，就如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是红色子弟一样，1989年在平壤街头贴出大字报猖狂攻击伟大领袖的，也是朝鲜的红色高干子弟，甚至他们观念转变历程都与中国同行惊人相似，都是受不该读的书的影响：中国同志是读到了内部发行的西方反动名著，而朝鲜同志则是读到了内部发行的马恩原著。

　　更当然的是，如果有一天朝鲜南北统一，他们肯定是最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朝鲜的人，甚至朝鲜普通人也会怀念过去是"主体"主人翁的种种美好，因为对统一后的朝鲜人来说，肯定是另一种"事大主义"，这个"大"就是今日的韩国。朝鲜人过去的一切，无疑都将随着制度被否定而被否定，个人的记忆和价值只在用于否定和批判过去时才有意义。而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否定，无疑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否定，即使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能拥有天壤之别的生存环境改观。被同胞集体加以同情和歧视——这是无法避免的——都是精神上难以忍受的伤害。今天，韩国汉拿院的许多"逃北者"才几年时间就开始怀念起朝鲜，虽然他们绝不愿也不敢回。朝鲜南北60年制度分野造就的心灵鸿沟，肯定需要远比60年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填平。就一个�°
�族分离的悲剧而言，或许史上未有甚过朝鲜者。

　　真的，内心里我经常也会像孔庆东一样深沉地热爱着朝鲜，希望朝鲜这个人类制度实验室能永久存续。这与不少中国专门研究朝鲜的专家们立场相同，理由和动机不同。对他们来说，强调朝鲜对中国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朝鲜必须永久存在，那是关系到饭碗和课题经费的问题，虽然人们喜欢强调，朝鲜是隔开美国人的战略缓冲，但朝鲜战争之前，朝鲜半岛的美国人，连军事顾问、外交官加平头百姓，总数只有几百。有中国某些专家在，即使朝鲜再"悍然"，中国也会支持朝鲜活下去。

　　其实，朝鲜让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悍然"举动，想一想我们的过去，真没有什么更过分的地方。比如，我们的领导人前脚刚走，朝鲜就立即一个大鞭炮，造成像是与中国商量好的效果，当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中国让他公开走，他那边前脚走，这边就万炮轰金门，美国人真以为赫鲁晓夫访华就是商量打金门的。当年蒙在鼓里的赫鲁晓夫受了不白之冤，但今天，至少没有人相信中国会支持朝鲜在家里不断添置"大杀器"。

　　到了朝鲜的普通中国人很少还会热爱她，我同行的人里，颇有不少一听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说辞，就会热切怀念"尤其是"之前美好岁月的人，然而，与陪伴的朝鲜同志混熟后，中国同志就迅速放肆起来，先是强忍着优越感以无限同情的姿态过问朝鲜人民的疾苦，接下来，再以过来人的身份谆谆教导朝鲜同志"还是得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咋整哈"。我之希望朝鲜永存，理由狭隘残忍而自私，我不希望有一天中国又遭遇任何一个歪瓜劣枣的家伙都可以来教育你的命运。

　　话说回来，我同伴中"修正主义者"热心肠的发作，见多识广的朝鲜同志会用"我们当然非常欢迎中国同志来投资"来巧妙地应对，通常，幼稚的"修正主义者"会欣慰地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朝鲜也要改革开放了。三十年过去，修正主义者们大都忘了，改革开放原本意味着逐渐削弱对全社会的强力控制，在中国，当时是靠清算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唤起的凝聚力，来替代被大幅削弱的强力控制，不认错、不释放善意，稍一松绑只会导致整个社会在迅速释放的不满中瓦解，在青年大将金正云同志即将冉冉升起的朝鲜，如何具备这种可能？

　　朝鲜需要中国投资倒是真的。明年是金日成主席百年诞辰的大庆，要花很多钱，而且金正日同志允诺要在平壤兴建10万套住宅充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此外，尹浩镇同志为制造核武器的全球采购也要花很多钱。但朝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换汇，军火、毒品、超级美元这些拳头产品的销路，因帝国主义封锁受很大影响。不但添置计划面临巨大财政缺口，就是社会正常运转也极为困难。

　　当年的中国都渐渐难以为继，而朝鲜不像中国是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她是经互会大家庭的一员，苏东剧变断后，朝鲜由于幅员所限无法转变为自给自足经济体，八十年代以来陷入每况愈下的经济困境。虽然，日本在朝鲜留下的工业体系北方远超过南方，纯农业国的韩国到了1970年代初才赶上朝鲜，但今天一个步入发达国家之列，一个步入世界最贫困国家之列。

　　路过的朝鲜烟囱很少有冒烟的，企业开工率可以想见，而路边晃过的农田，虽已垦到马路边，但劳作的社员多懒洋洋拄着红旗磨洋工。据朝鲜导游说，今春的寒冷天气对春耕影响极大，谁知道朝鲜是否又将迎来一个饥荒年份。不过，在饥荒会教给人生存技能。当年苏联在1921-1923年和1932-1933年两次大饥荒后，活下来的人已习得了应对饥荒的经验，所以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死亡人数少了很多。饥荒不仅会教会老百姓许多知识，也能教会政府许多东西，中国在三年大饥荒后，出台了缩小独立核算单位、允许一定程度的"三自一包"甚至允许退出公社的"调整"，同时默许了黑市调节作用，朝鲜同样在大饥荒之后出台了一系列与中国几乎相同、但却被外界认为是"改革"的新政策。这些年来，朝鲜黑市和地下经济的逐渐发育，使朝鲜人大都
拥有了饥荒之年自己养活自己的技能和门路。

　　当然，朝鲜面临的问题是，无法像当年中国一样，在挺过大饥荒后，又可以逐渐往回"调整"、斗私批修，缺粮即意味着缺少往回调整的本钱。尤为严重的是，一个正牌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掌控的工农业单位生产严重不足，相对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地下经济和黑市在多年默许下俨然已过份发达，权贵阶层与普通人的财富差距，早已不是按等级分配资源的产物，而是靠权力肆无忌惮市场抽头的产物。

　　朝鲜远比中国当年更糟糕的形势，只好祭出中国没用过的狠招：国家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要收回游离于国家掌控的越来越多的民间财富，除了通过币值改革让老百姓手上的钞票变成废纸，别无他法。

　　当然，仅靠币值改革是不行的，而且你不能每隔一两年就改一次，何况它还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弹，所以，在工厂农村上缴产品和利润越来越难和这种方式越来越低效时，领袖若想集聚社会资源，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还得开辟更直接的途径，比如各级领导的提拔与上缴忠诚金的多少联系起来，则正常财政系统之外又别开新源。类似的，"先军政治"下，军队可以直接到工厂和农庄收缴所需产品，这种简单明快的霹雳手段也是中国没用过的。

　　所以，如果中国人投资，则意味着招商成功的领导有了一笔预备役的忠诚金。

　　不过，朝鲜虽然穷，但依然有值得在中国人面前骄傲的地方，我们美丽的朝鲜导游几乎每两个小时就会对比性地介绍一次朝鲜的制度优越性：和你们中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不同，我们朝鲜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我们每个朝鲜人都有免费的医疗服务。朝鲜不仅是义务教育的年头长，而且全民受教育水平也远高于中国。当然，朝鲜的医疗服务制度，只是比中国的现在优越，但并不比过去的中国更优越，在中国医院只有四环素、链霉素、青霉素，开一片阿司匹林还要走后门层层领导批字的时代，中国公民也能享受全民免费的医疗。今天的朝鲜与当年中国不同点在于，好药不需要开后门，送一点东西，医生就会告诉你附近某个华侨家里可以买到中国产的好药。

　　当然，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人人平等，只是有一些人更平等而已。那位在本部幼儿园长大、向我热情介绍朝鲜医疗制度的导游，另一位认真想了一下才对我的同事回答说她的父亲是个医生、但不小心愉快自豪地透露她父亲隔几个月就去一次中国的导游，就是属于更平等的那一部分人。我完全相信，与她们同属更平等出身的同学，在将来统一的朝鲜，一定会有人写下《客观评论朝鲜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个纲，纲举目张》之类的文章，热情讴歌赞美朝鲜的全民医疗制度，就像他们在中国的更平等的同志一样，这个国家曾给他们免费提供的，远不只是四环素、链霉素、青霉素。朝鲜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一弹一星"的卓越成就，与他们的自豪骄傲联系得最为紧密。

　　我愿意理解这将来的一切。

　　去朝鲜前，一口气又把下载的10多部关于朝鲜的纪录片看了一遍，甚至把韩国电影《抉择》再看了一遍。这部正面描写在韩国被判重刑的北方政治犯在狱中顽强抗争的电影，虽然你会觉得狱中斗争方式与中国过去同题材片子如出一辙，但比之中国电影的浪漫化加工，该片极为写实的表达方式，将这种监狱中的残酷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是我近年看过的影片中最令人窒息的。片中人物时刻忍受着逼仄囚室的压抑、渴望亲人渴望自由的煎熬、狱卒的折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居然靠着互相鼓励和牢固的信念理想，几十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抉择》传递的痛感乃在电影之外。因为在我看，这部片子中描述的人最残酷的命运并不是忍受漫长的牢狱生涯，而是在忍受了漫长的牢狱生涯后，竟然获得自由，愿这些活下来的英雄，幸福地永远不知道真相。

　　来源：魔鬼教官

　　链接：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49234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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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五四”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以往我们对 "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把它简单地概括一下，至少有这样一些误区，比如：将 "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 "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导致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 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 "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我所理解的 "五四"不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 "五四"，也不只是新文化运动，而是涵盖1919年前后的那个时代，  在我心目中， "五四"时代从来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它只是一个较好的时代，一个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追求的当中，大凡追求最好的，它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的，永远只存在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 "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我所了解的 "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 "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 "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 "五四"、经济的 "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 "五四"。我留意过 "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在讲民营经济、发展经济，这些东西在 "五四"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
�的，人生下来就拥有那些权利：创办企业、创办银行。我们今天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 "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去注册一家民营的银行。民营银行在中国出现是在晚清，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时代，从1915到1925这十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这些银行都是个人创办的。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这家银行为标志，当时中国从南到北有很多类似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本金只有七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型的银行，但它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后来陈光甫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ç
��国去借款，因为他在美国金融界有信誉。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一家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九十多年前的中国却是一个创举。"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当然更可以随意创立自己的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以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但是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 "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在 "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当时有很多称"王"的企业家都是民营的。他们在创办企业时不存在任何
制度的障碍，好像天生就拥有那样的权利。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个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任何人只要你愿意、有机会，你都可以这么干。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导致了思想的多元化。

　　我们现在提起 "五四"时代，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好像那个时代只有这些人似的，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恐怕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不可同日而语，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回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对国家和故土都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的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这块土地是他祖祖辈辈生老病死的地方，他们跟这块土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初消遣方式比较单一，虽然那时也有歌厅、舞厅、俱乐部等娱乐场所，但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我们不能只看那个时代北大的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是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叶圣陶当年是那里的小学教师，虽然生活在一个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个发起人之一。因为他有个中学的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个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言论自由对 "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纸、刊物，你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是关了报馆你可以再开，在法律上没有限制你。结社自由在那时也
是稀松平常的，如果你们三个人喜欢谈论某方面的事想结个社，就可以宣布结社。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那个时代结社、办报、办刊都是很随意的事情。如果我们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虽然带来治外法权，带来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这些制度都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甚至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道路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租界有的，就可以克隆过来。包括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一个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个武人，在他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幕僚出身，但是与拿枪的总是有所不同。在徐世昌当总统期间，正好是 "五四"的黄金时代。就因为是文人政府，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我们知道，"五四"学生上街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 "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之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了，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老师梁漱溟å
��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是说你在爱国的旗号下面就可以做任何事。爱国不是一种万能的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五四"已经是一个符号，如果我们把它狭隘化为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的事，"五四"的意义并不巨大。那一天仅仅是一个外交事件引发的学生街头运动，甚至有过激行为。参与那件事的学生事后也有反思，反省的那些人都成就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反省的那些人都祸害无穷。反省的那些人当中有很多做了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在学术上都很有建树。不反省的那些人后来做了一些我们记不住或者记得住的事情，但都不怎么样。"五四"学生当中，后来做了大学校长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傅斯年，还有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这些人都是比较理性的，在学
生当中属于读书多、有头脑的人。罗家伦出国留学，这又回到了刚才讲到的当时的中国不仅有知识分子关心中国的命运，很多做企业的人也同样关心这个国家。美国留学回来的那个穆藕初，在自己创业不是很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一年一万大洋，这在当初是笔很大的数目，要在经过 "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完全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去物色候选人，最后物色出来的人里面包括罗家伦在内，还有一个叫周炳琳，后来是著名的法学家，长期做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五个学生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就是企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回报，根本不是说要想借这个事件炒作自己，给企业做免费广告。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也会做一些公益ä
��业，但在做的时候会拉新闻媒体大肆炒作一番，这个钱化得比广告费的效果好得多，事实上起到了广告起不到的效果。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来，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商场上的人或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他们虽然在从事工商业，但在他们的心中文化有更高的位置。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心中，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他们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他们不仅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的造诣，而且呼吸到了�¥
�方文明的空气。

　　美国的林毓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 "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 "五四"的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到一些相关的表述，比如说鲁迅讲的"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的"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我们仔细去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他们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传统文化。我们知道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是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外国书只读过一些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英美的基本没读。他弟弟周作人说他读的最多的是野史，
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代表他学术建树的是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否定传统文化、貌似很激烈的话，然后就凭这几句话来论断他们都是全盘反传统的。当时，林纾写公开信攻击蔡元培把北大搞得乌烟瘴气，仿佛都在搞白话文，否定文言文。事实上，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了。任何的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同时在北大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浙江新潮》�€
�钱江评论》，但同时有一个叫凌荣宝的学生，一个人办了一份杂志，就叫《独见》，以"独见"的笔名发表文章，反对新文化、新价值和一师的新实践，背后也有一些老师包括社会上一些人的支持，创刊号印一千份，很快就卖光了，戴季陶写信鼓励他成为"一个自由的研究者，批判者"。赞成白话文、新思潮的，和极力主张旧伦理、信奉中国传统文化的，都是同时并存的，在学生中各有读者，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现象。这才是真实的 "五四"。新旧之间有冲突，那是非常正常的。在 "五四"时代更重要的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学生可以上街集会、游行，这是当时的人们天然拥有的权利，那时也没有游行示威法，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 "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一个相对开放ã
��相对宽松的时代。政府是不是要变得强大，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政府强大了，可能社会就弱小了。

　　后世的人们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他们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非常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具有个性魅力，非常有独特性。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再加上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给他的影响，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也正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不同的时代一轮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
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中恰恰是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四川人就是四川人，陕西人就是陕西人，浙江人就是浙江人。我们今天可能四川人、陕西人差异并不大，但在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这种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的文化体系，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文化，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等。

　　如果说 "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很难找到这个论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链接的地方。"五四"最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即胡适讲的易卜生主义。学生一辈、老师一辈普遍认同。无论你主张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 "五四"时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可能任何政府都不喜欢无政府主义。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一辈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合是他的偶像。十七岁的少年巴金在四川信仰上了无政府主义，还办了杂志，被军阀查封，后来漂流出川。他仅仅是无政府主义中的小字辈，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很多大字辈，比如只活了三十几岁就病故ç
��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他也是 "五四"的一个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仰者，人品非常好，非常纯洁、高贵。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所以有很多人追求这个信仰，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无政府主义这股思潮光开花不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的要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那是建不起来的。从来就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但是看看那些人的人品、人性就知道了。我们说专制政治跟人性是天然对立的，而非专制政治跟人性是相吻合的。"五四"时代，看上去政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
�在北洋军阀手里，不掌握在徐世昌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真理和权力是分离的，这是 "五四"的又一个特征。"五四"的魅力，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五四"时代，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从经济上看是这样，文化上看是这样，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我概括一下 "五四"的几个特征，第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有社会的解放。我们平时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上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听说我们今天也还在讲思想解放，有些地方还讲得非常热闹，如果社会不解放，思想解放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无法在大地上落实。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是社会自我解放的前提。第二个特点是语言的转换。我们长期以来使用文言文，一直到"五四"时代白话文才成为主流语言，教科书通用的语言，新式标点才开始进入所有的读物。我这里讲一个细节，当年，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大部分是读理工科的人，组织了一个中国科学社，这是 "五四"时代一个重要的产ç
��之一，他们在美国创办了可以跟《新青年》比翼双飞的《科学》杂志，正是这本民刊首次使用了新式标点，而且是横排的，《新青年》在国内一直是竖排的。可以说，为中国引入现代科学的那批人也是最早引入了新式标点和横排方式的人。《新青年》后来也慢慢加了标点了。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一切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才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使用哪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人的思维方式就发生了变化。第三个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经废除了科举，出现了新式学堂。中国最早的几所大学大致上都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的，
包括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等。但那时进学堂的学生多是有科举功名的，最后还是要回去做官的。事实上，在科举废除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整个的价值评判体系还是科举时代的评判体系，还是学而优则仕，还是读书当官一条路。只有到了 "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工厂的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老师，可以做编辑、记者……出路的多元化就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社会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以往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开始解体。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出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 "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它刊物，比如说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太平洋》在我看来不亚于《新青年》。《新青年》所缺乏的在《太平洋》上就有。以往讲到 "五四"时的代表性刊物，像《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大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如果从《新潮》、《新青年》上的文章来看确实是这样。但是《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一本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杨端六、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1919年之后，特别是1921年到1922年，《太平洋》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文章，尤为突出�š
�是关于联省自治的讨论，联省自治简单地说就是联邦制，当时在中国已成了一个热潮。《太平洋》赞成浙江、湖南、四川等地制定省宪法，推行省自治。学者们认为中国应该实现联邦制，中国太大了，搞成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很难。如果说这些省都自治了，省搞好了，各省之间签定一个契约，就可以走向联省自治。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太平洋》讨论的问题恰好可以补充《新青年》的欠缺。《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 "五四"�¼
Œ "五四"一切的资源都在这里了，那我们看到的 "五四"就是片面的。要还原历史真相，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它不同的侧面都呈现出来，而不仅仅刻意地强调某一个侧面。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是跟它后来的转变有关。它到了1920年以后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性的光环，以后的人们就只看到它一家身上笼罩的光环，而《太平洋》等就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很少有人去提，去研究。而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来说，只有看到历史的许多不同侧面，我们才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状况。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各种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一种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一种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加上国际上的两大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面，"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当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受到的欢迎就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的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
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就慢慢处于了下风。如果放在1919年前后的中国来看，有各种可能性，既可能走上一条通往宪政民主的道路，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总统是国会选出来的，虽然总统候选人是各个实力派进行博弈、较量、反复权衡推出来的。但是他毕竟要通过选举的形式。1923年，布贩子出身的曹锟要贿选，今天我们觉得贿选是一个大丑闻，但贿选本身就说明了他承认宪政框架，承认国会才能选他做总统，他为什么不把国会解散了，自己任命自己为大总统？那不更简单吗？一分钱也不用花。贿选代价是很高的，五千块大洋一票
，国会议员是八百人。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派一个连包围国会，刺刀一架，不选他的不准出去。他为什么不这么干？那至少说明这个选票还值钱，这个宪政体制他是承认的，总统、国会、内阁这一套制度安排他是承认的。所以，假如说这套架构继续玩下去，一轮、两轮……不断地按这个路玩下去，前面有很多丑闻，这条路到后面也是能走通的。一个制度能不能健康地运作，最终是靠选民，是公民，而不是政党，不是职业政治人物。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学生为什么烧了赵家楼也没事，蔡元培还可以去保释学生，周作人这些北大老师还可以堂堂正正地去给学生送饭、送水、送棉被。那个时候，人们并没有觉得在政府面前矮了一截，而是觉得我和你是对等的。"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他至少提供了给每个人追求自己梦想的各种可能性。你想追求什么梦想，你就可以去追求。蔡元培去世之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
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的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前的"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的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李慎之曾说过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会应验，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这个时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想这个时代应该比 "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个说法，米奇尼克是波兰的思想家，曾经是团结工会的顾问，他有两个非常好的说法，用来定位 "五四"也是准确的。他说"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就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 "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九十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一个现实。第二句话，米奇尼克说"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乌托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但完美的苍è
��也只是苍蝇。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了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的那一代人他们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2008年5月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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