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父亲给我留下一道题

　　我出国留学前，回家看我爸爸。那年，我一踏进亲切的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年迈的父亲。爸爸明显老了很多，他一向挺直的身躯有些佝偻。爸爸看到我，苍老的脸上一阵惊喜："啊，小友，你回来了，肚子饿了吧，我去为你烧点饭吃。"说着，他老人家竟然下了两行老泪。我不由一阵心酸，长这么大了，还是第一次看到爸爸流泪。

　　我的父亲很平常，他与我相处的日子不多，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父亲从小教导我：忘记你帮别人做了什么，记住别人帮你做了什么。我永远记住父亲给我们的家训：诚信、诚心、诚恳。于人，诚信；于己，诚心；与事，诚恳。人生做到这六个字，就体现其人生价值。

　　我的爷爷和他的弟弟们，当年跟随蒋中正北伐，我的父亲在1949年以前曾任国民党政府官员，在文革时惨遭迫害，那年我十二岁，大队书记到我家里来说，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决定，要把我父亲从海口揪回来老家批斗。我母亲哀求说："你们把他关押在海口，那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在父老乡亲面前羞辱他？"

　　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去把那位革命委员会主任杀了。母亲阻拦我说："委员会主任行的一切，上帝会审判他！"

　　当我读到杨佳拿刀袭警的新闻时，心里很有感触，当年若不是我妈妈的阻拦，我是第一人，杨佳才第二名。

　　我母亲在文革时，选择了一种她认为是最完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离开家乡，到德国来留学，那夜我与父亲对话。

　　我："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实在太远了，我只想读书！"

　　父："文化大革命只是耽误你们这一代人，其实毁害人最深最久的是《进化论》，你到德国读书，你能搞懂，为何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么伟大？"

　　带着父亲留给我的思考，1988年我坐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西德巴伐利亚自费留学。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到了2009年，我在思考法德能和解，中日为何无法和解的问题，也就是思考我父亲留给我的作业：阿登纳为什么伟大？

　　阿登纳是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理，1949年73岁的阿登纳主张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时，尽量保持独立和与伙伴国的平等关系。如果没有阿登纳和戴高乐（de Gaulle）带领法德和解，当今的法国德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欧洲也不是现在的欧洲，世界恐怕也是另一个样子。

　　德法之间在上半场相互厮杀攻打，在下半场中结下仇怨，那是一个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德法之间在加时赛中终于破除了那个圆箍。和解，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裁判。

　　为了思考阿登纳，我在读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 1969） ，我终于明白，人都犯如下四种罪。这位德国哲学家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纳粹德国）罪过问题》（1946） 中把罪过分成四类：

　　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审判这种罪过者是法院。

　　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胜利者（如果独裁政权被打倒）。

　　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自己的良心。

　　第四种是形而上学罪过，指的是不能尽自己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审判这种罪过者是上帝。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种罪过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前二者属于公众领域，后二者则属于私人领域。而前面三种罪过，很容易理解，很难理解的是形而上学罪过。根据德文原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去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同样有罪。

　　今天，2010年 3月24日，是我父亲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再读雅斯贝尔斯，我终于懂得一点皮毛，哪怕做到诚信、诚心、诚恳，我还是罪人。人的一生只做两件事：做自己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包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但是人缺乏智慧判断以上两样事情，应该改变的事，你却包容了，就是一种犯罪。

　　爸爸，关于阿登纳，我也懂得一点皮毛，他和戴高乐之所以伟大，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裁判。我们中国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裁判，国共的问题如此，两岸的问题如此，中日的问题也如此。

　　爸爸，你在天国保重！

　　写于2010年 3月24日，纪念父亲逝世20周年，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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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柏林墙:大跃进简史

　　大跃进可谓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惨剧，短短三年时间便造成了三千万以上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由于我党为人一贯低调，从不宣扬自己的功绩，多数中国人对此事知之不详。今人在谈到毛时代"亩产万斤"、"文革"之类的荒谬事件时，总是一笑置之，觉得前人太过愚蠢。其实等你了解了 "愚蠢"的细节，可能会发现今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聪明。

　　在说大跃进以前，有必要先谈谈始作俑者毛泽东。老毛这个人其实从来就不安分于只做中国的国王，而是打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他眼里最多只能算是迈向下一步成功的垫脚石。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毛时代流行的雷人口号，什么"解放全人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地球管理委员会"、"地球统一计划"，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只是在开玩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狂人的野心，老毛的性欲很强盛，只不过是能力不足而已。正所谓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1950年斯毛金三人联手策划了朝鲜战争，不料遭到了美帝纸老虎的强力阻击，折腾了两三年也没能把人家赶下太平洋，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计划也因此宣告流产。毛泽东痛感中国还没有跟美帝叫板的实力，决心掀起一场社会主�¹
�建设风暴，在极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超级强国，"大跃进"正是由来于此。

　　在毛泽东的眼里，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军事力量体现出来的。当时中国的军工主要靠苏联支援，这个援助当然不是白给的，要用真金白银去换，而中国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无非就是农产品了。为了把全国的农产品控制在自己手中用于出口换取工业，53年我国开始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农民不管种出多少粮食，自己只能保留三四百斤左右，刚够解决温饱，剩下的要统统卖给国家，用于保障工业需要和对外出口。这成了日后大饥荒的重要伏笔——当你宣称自己亩产万斤时，吹这个牛逼是要上税的。

　　光有粮食统购统销制还不够，我国的部分农民觉悟低不爱国，私藏粮食瞒报产量，跟国家大打游击战，中国有三四亿农民，政府自然应付不来。为了解决收不到粮的问题，同一时期毛泽东又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说通俗点，就是把若干农民集合为一个"公社"，共享生产资料，平摊劳动成果，每天按时上田，定点回家，还不准自己搞副业，你要是自己在家里养一只鸡，那就是搞资本主义，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对毛泽东而言，合作化有两大好处。首先毛泽东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合作化代表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是共产主义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合作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将统治者的权力延伸到了农村的每个角落，把农民、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都牢牢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曾一语道破天机，说人民公
社好，"便于领导"，甚至放言要"把六亿人口的饭管起来"。合作社不仅让征粮问题迎刃而解，也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跃进打下了基础。

　　要说这生产力有所提高吧，实际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更不要说是打了水还得献给方丈了。失去了竞争和奖励机制，农民的劳作积极性大大下降，到最后形成了某些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的奇观，农副产品产量一落千丈，例如福建省56年生猪数量减少20%，砖瓦数量减少27%，蛋类下降一半，茶叶产量仅有30年代的50%.入社需要上缴所有的生产资料，农民也不傻，知道自己的财产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些人干脆砍掉自己的果树杀掉自己的牲畜，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全国掀起了一阵生产资料破坏大潮，按刘少奇的话来讲："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加入公社之后劳动时间大大提高（这也是毛泽东提高ç
��产力的方式之一），农民怨声载道，说入社不如去劳改，劳改还有星期天。一方面每天遵从公社的安排按时下地，一方面又没有劳动积极性，结果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每天都在田里混日子。

　　既然农民这么讨厌合作化，那不入社行不行？毛泽东很清楚这之间的矛盾，曾有言："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一方面表示入社全凭自愿，一方面却又给合作化下了指标，要求在57年底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入社，并且将完成程度和官员的乌纱帽直接挂钩。如此一来下面的官员别无选择，只能逼迫农民入社，各个地区奇招百出，威胁说"加入公社就是跟毛主席走，不加入公社就是跟蒋介石走"，再一指旁边正惨遭批斗的富农，稍微明白一点和谐社会真谛的人都会乖乖屈服。万一遇到刺头怎么办？好说，出动民兵把人抓回来喝茶，先进分子轮番上阵，促膝长谈三天三夜，看你丫挺不挺得住。说实话，这还算是文明的了，那个年代法院这种东西比现在更可有可无，只要手上有权，个个都是土皇帝，区区几个农民想跟政府斗ï
��那你还不是自寻死路？到58年初，某些地区的合作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的要求，达到了85%，到58年底全国农村基本都实现了合作化，远比毛泽东预想的要快，这让毛泽东精神抖擞，也充分体现出了专制体制相对于民主的优点：办坏事效率高。

　　我国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合作化"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属于没抓到问题的重点。合作化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有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自愿的叫合作化，非自愿的只能叫集中营。有人甚至说毛泽东的公社化运动就是农奴制，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当时中国农民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被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尤其是我党当年靠打土豪分田地收买人心，这才没过几年就把地全部收回去了，可谓空手套白狼的经典案例。农民在公社的强制要求下进行劳作，多余的粮食被强制收购，58年后更是连迁徙的自由都没有，而且一般的农奴制还没说是一下饿死全国百分之五的人口这么有才的。联想59年在西藏搞得轰轰烈烈的消灭农奴运动，就会发现共产党与西藏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变态农奴制与传统农奴制之间的冲�ª
�。

　　不光农民反对合作化，党内也有一小撮官员向毛泽东开了炮。1955年全国各地乱象浮现，副总理邓子恢紧急叫停，把浙江省的合作社砍掉了1.5万个，引得老毛大怒，说邓子恢的做法"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将邓子恢一脚踩翻。为了对付这类反动分子，这段时期老毛可没闲着，各种政治运动搞得风生水起。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57年的"引蛇出洞"，充分展现出了伟大领袖的政治智慧。57年上半年的时候，毛泽东屡次摆出姿态，说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要知识分子"百花齐放"、"言者无罪"。要不怎么说书生天真呢，马上迫不及待的出来针砭时弊，还以为自己碰上了当世æ
��君，一个个感激涕零。不过这老毛狡猾狡猾的，大鸣大放的场所只限定于部分大字报和座谈会，从中选出一些比较和谐的言论登在报纸上，让众人来了个内部交流、自娱自乐。到了6月12号，情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右派"最猖狂"，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这反右斗争就像搞合作化一样是带指标的，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中有1%到10%的右派，既然伟大领袖说了10%，下面的人绝对不敢只抓9%，不够的凑也要凑出来，最后500万知识分子中有55万遭了殃。这些人中有97%以上在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可惜很多人不是死就是精神失常。

　　55年的肃反运动也是如此，毛泽东指示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约百分之五"左右，你少抓一个都不行。毛泽东不光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也受到过他的特别关照。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在工业上的投入过大，忽略了民生和基础建设，在56年时写了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标题是很给老毛面子的，但老毛只在后面批了三个字：不看了。"骂我的为什么要看？"直到58年全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欣喜之余仍对周怀恨在心，心说要不是这孙子捣乱，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早就跨上新台阶了，于是旧事重提，向周发难："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57年刚反完右，这个"右派"的帽子谁也戴不起，周不得不一次次的作自我检讨，而且将这次教训铭记在心，日后成了打酱油专业户。这一波接ä
��波的运动为中国带来了足够的政治恐慌，从此领导人不敢忤逆毛泽东，知识分子不敢指出问题，老百姓不敢表达不满，只能任人摆布，否则随便一句牢骚都有可能被当成罪证，毕竟老毛的指标不是那么好凑的，老百姓不小心翼翼，官员们就会小题大作。这既为强制推行合作化创造了条件，更为日后的大跃进铺平了道路。

　　这么一来前期准备都已做好，只等毛泽东一声令下，千万螺丝钉组成的社会主义战车就可以发动起来了。1957年底，毛泽东前去苏联出席莫斯科会议，到场的有几十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取代赫鲁晓夫。毛泽东要想管理地球，除了得消灭美帝以外，也不能让苏联人永远骑在自己头上。斯大林挂点之后，这新上任的赫鲁晓夫又是跟美帝修好，又是裁军，又是削核武器，又是搞修正主义，又是破除个人崇拜，以老毛的观点来看，此人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叛徒，不得人心的软蛋，早就有意取而代之，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毛泽东在会上显露出了赫鲁晓夫所没有的霸气，大谈核战争："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
�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全场哗然。毛泽东在会上一边拐弯抹角的削弱赫鲁晓夫的威信，一边在众小国们面前装出副老大哥的样子，极尽傲慢之能事，无怪乎赫鲁晓夫日后评价说："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振臂一呼，可以成为新的武林盟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诸小国既不想要苏联老大哥，也不想要中国老大哥，更不想要核大战， "解放全人类"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而且很容易被人当成神经病。毛泽东只觉得是自己的影响力还不够，倍感挫折，前思后想，问题还是出在中国国力太弱上： "（苏联）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60年时亦有言："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57年末时赫鲁晓夫说要在15年内让苏联的水泥、钢铁和粮食产量赶上美国，毛泽东一听，小伙子有创意，立刻跟进，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仅仅一周后�¼
�《日人民报》便正式推出了"大跃进"这个口号。不过，赫鲁晓夫的意思是在15年后要让苏联赶上57年的美国，毛泽东的意思却是要赶上72年的英国，两者的牛逼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如此深爱军工，大跃进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炼钢。5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535万吨，大约是苏联的十分之一，毛泽东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是高标准严要求，在57年底提出要在五年内让中国的钢铁产量翻到1000万吨。这个年增长率14%的指标已经很不切实际了，要知道我们现在的GDP才保八争十，但毛泽东还不满足，58年初他又放话：明年1000万吨，后年1700万吨，"世界就会震动"。到了58年6月，毛再次提高指标：今年年底，钢铁产量就要达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倍！很不幸，毛泽东这个人中专学历，常年以自己数学挂科为傲，他的苏联在华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曾说，毛对经济"一窍不通"（由此也可理解他为何如此痛恨知识分子），他对炼钢的认知，确实只有"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这么简单。55年时邓子恢说合作社
数量只能翻半番，毛泽东一口咬定要翻一番，最后的结果是翻了一番还不止。既然合作社可以做到，钢铁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有钢就有钢"。

　　毛泽东一个中专生不懂炼钢就算了，他手下的冶金部长王鹤寿做得更绝，提出59年就要3000万吨、60年就要8000万吨的宏伟计划，毛泽东听"专家"都那么说，自然欣喜若狂。刘少奇当时有句话道破了我国官员一贯的虚弱本质："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就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经过历次运动，毛泽东身边的人早就不敢替他泼冷水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搞两年就会"的马屁精，毛泽东在这些人的撺掇下，胃口越来越大。56年的时候毛泽东曾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才过不å
��两年，毛泽东便改口道："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

　　这边毛泽东定了指标，你谁敢不完成？58年中国正式进入疯狂的全民炼钢时代，1/6以上的人口参加了这场闹剧，就连外交部的院子里都搭起了炼钢炉。但这炼钢还要考虑很多问题，不是光靠人海战术就能搞定的。首先是原料，铁矿从哪里来？鉴于当时农民普遍已经入社，"便于领导"，干部们一声令下，浩浩荡荡的队伍就上山找矿去了。业余矿工到底效率有限，不能满足需要，干部们灵机一动，又想出一个天才的主意：钢铁回收。把什么公园的铁栏杆铁链子，居民家里的缝纫机水管锅碗瓢盆之类的，凡是能看得见的铁制品，统统扔到炉子里重炼一遍。你说什么，这是胡闹？只要能保住乌纱帽，谁他妈管这么多！煤炭产量跟不上，燃料不足怎么办？还是老规矩，先发动人上山砍树，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树砍得七七八八了还是跟不上社会主ä
��建设日新月异的步伐，于是又把目光落到了居民家里，一切木制品甚至房子，都可以用来作为炼钢的燃料，一把荒唐火，把农民的财产烧了个精光。你说什么，农民有不满？"交一把镂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根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炼钢还需要炼钢炉，造山寨炼钢炉需要大量砖头，除了拆居民房，干部们又想出一个主意：拆古城墙。问题是，这种土砖窑搭配劣质燃料，根本就满足不了炼钢的条件，一个个缝纫机扔进去，出来的全是铁疙瘩，导致了巨大的浪费。就这么拼了命的造假，还是满足不了毛泽东的要求，这样只剩下最后一招——放卫星了。这"放卫星"如今是吹牛逼的意思，在毛时代却是个褒义词。那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毛泽东立刻就对这个能体现国力的东西着了迷，放话说我们也要抛卫星，要抛就抛个大的，抛个一两万斤的。后来可能觉得这样太不低调了，于是改口说可以先从一两千斤的开始——苏联的卫星重83.6公斤。当年这牛逼吹的，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新华社58年10月29日报导说，河南600万人齐上阵，日产133万吨铁，10.3万吨钢。按照这个速度，河å
��人民努力小半年便可完成全国的炼钢任务了。广西一个小县日产钢铁20万吨，另一个县出动7万多人，19小时采煤60万吨，接近57年全国的日产煤量。58年还没结束，1070万吨的指标便顺利完成，毛泽东一时兴起，索性又改成了1200万吨。

　　钢铁产量都大跃进了，那农业产量也得跟上啊，不然毛泽东拿什么东西出口换设备？三千万国人用他们的生命，吹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成本最高的牛皮：亩产万斤。这亩产万斤还不是随口胡诌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当时全国各地发明了各种奇特的种植方法，例如"密植"法，过去一亩地里撒一两斤种子，大跃进时却要撒一两百斤，结果一斤粮食也收不到，种子统统烂在了地里。还有的地方在肥料上作文章，说粪便经高温熬煮更能发挥效力，于是架起一排排的锅来煮大粪。看过金坷垃广告的人都知道，"三米以上两米以下，藏着让庄稼一百年都用不完的氮磷钾"，当年我国也讲"土地深翻"，以便让根系长到地下数米"吸收养分"，安徽提出一般田挖三尺，高产田挖六尺，卫星田要深翻一丈，男女老幼什么活都不干，就光在
那里挖地，挖出来的土拌上肥料再埋回去，"产量至少翻一番"。万一上级领导来检查怎么办？那就把几亩地的粮食移到一亩地里，摆个造型蒙混过关。这么粗糙的手法不可能没有人看破，但是谁又敢说出真相呢？

　　"放卫星"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或许都只是一出不可能发生的闹剧，但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却有它的必然性。大跃进那个年代不仅"插红旗"，还要"拔白旗"，批评、撤换那些产量不达标地区的官员，光是丢掉乌纱帽都算走运的，要是一不小心给你整个反革命出来，那你以后的地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头可断血可流，党票万万不能丢。毛泽东定个100的指标，你最低限度也得吹个105吧，问题是万一某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官员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会抬高指标，你之前就属于吹牛不合格，必须重吹一次，这谎言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税的场合，人们反而吹得越起劲。俗话说树多生杂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员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们不贪污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
还拼着老命种地一样不现实，问题并不出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他人不仅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57年时《日人民报》的总编邓拓仅仅是没有及时发出老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辞职，河南省书记潘复生曾要求毛泽东降低河南的粮食征购量，结果被下放到了西华农场，换上来的吴芝圃则是一号科幻大王。在这种环境里，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早就发配到边疆劳改去了，毛泽东身边剩下的不是软蛋就是阴人，他自己又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逼，简直是无敌了。

　　亩产万斤看似荒诞，其实真把现代人放到那个环境里，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势一片大好：《日人民报》登满各种喜讯，个个有图有真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丰收曲》里，河南某公社当场从一亩地里称出萝卜28万斤，更有毛刘周邓四人在农村指导工作的画面；当时的人民英雄钱学森则写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只要能充分转换光能，亩产就不止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再增长"二三十倍"。从媒体到领导到专家全都这么说了，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各地照搬那些卫星大户的种植经验，即使亩产没有提高，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们只会以为是自己太笨，还羞于说出口一样。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一言堂社会，只要官方开动宣传机å
��，任何假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真的。

　　前文说过，在粮食统销统购制度之下，收成越高，向国家上缴的粮食也就越多。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大约为4000亿斤，由于公社化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及大炼钢铁对农业的影响（当时青壮年都上山砍树挖矿，秋收时庄稼一片片的烂在地里，妇女留守公社，因此被人讥为"人民母社"），59年产量已经急剧下降到了 3400亿斤，60年下降到2870亿斤。但征购指标却是水涨船高，57到58年为920亿斤，58到59年为1125亿斤，59到60年为1214亿斤，在这种情况下，饿死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而且越是穷折腾瞎扯淡的省，死亡的比例就越高。农民当然不可能乖乖交出性命攸关的粮食，征购工作遭到了巨大阻力。饥荒的报告一份份丢到了毛泽东面前，而毛泽东这时正沉浸在盛世崛起的幻觉指中，当然不愿意相信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他认为所谓的
"饥荒"是农民缺乏觉悟的表现，实际上是不愿意把粮食交给国家所找的借口，下令开展"反瞒产反私分"运动，将粮食征购和反右挂钩。各地干部面对上级催粮如催命，只能组织"逼粮队"去农村上演血腥全武行。以河南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为例，实际产量1191万斤，上报产量4610万斤，征购指标1200万斤，比该公社的总产量还高。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社员不仅一粒粮食都不能剩下，还得倒吐几口出来，最后36691名社员死了三分之一。除了饿死以外，其中还有一千多号人是因逼粮被活活打死或者自杀身亡。

　　在饥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农民选择了逃荒要饭。但那个年代农民就是想进城都不容易，毛泽东知道他们小农阶级意识浓厚，不肯为伟大祖国奉献力量，影响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因此一直反对农民进城务工，到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将中国人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这两个等级，形成了制度性的歧视。大跃进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讨饭，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逃荒农民称之为"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流"，社会上掀起一片批判之声，说这些人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白天要饭晚上下馆，城市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农民口中的"饥荒"也就成了用来骗饭的谎言了。农村出了那么大的事，城里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见言论封锁足以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通知下来之后ï
��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农民封在家里等死，导致了各种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类悲剧的发生。无论是饿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杀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个大跃进的牺牲者，无疑是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基层干部对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然是了解的，但专制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所以面对农民和政府之间相矛盾的利益诉求，这些人会站在哪边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中国是讲人性没人命，你做个良心人士不仅对大局毫无影响，说不定还把自己搞成了劳改犯，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存活率连农民都不如。套一句爱国青年常说的话：这社会就是这样，既然不能改变，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去适应吗！反正横是死竖也是死，当然是死农民不死自己。讽刺的是，许多国人的目光只能看到这些基层的执行者，而看不见背后那些决策者，最后基层干部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仅被老百姓看成十恶不赦的魔头，还被上层当成了替罪羊，搬到前台供民众泄愤。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但没人追究，反倒成了大英雄、大救星，至今还以水晶宫主的身份
被后人膜拜着。

　　农村这边饿得连埋尸体的力气都没有，毛泽东那边还是捷报频传：征购形势大好，收粮任务提前完成，明年可以争取超额征购，出口计划提前完成，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发来贺电，开口就是管中国要粮食……我靠，这粮食是泛滥成灾啊，老毛都不知该如何处理了，"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再过八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诸如此类昏话，层出不穷，甚至还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自绝后路。但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跟毛泽东一样昏庸，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份万言书，列举大跃进工作中的种种失误。这份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相比中华大地上实际发生的惨剧而言，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毛泽东还是对彭德怀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
批判，罪名从反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到反党反人民、里通外国、组建军事小集团、生活太简朴肯定是装逼等等，甚至翻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说彭德怀抗日太积极，消耗了我党用来内战的有生力量，"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在饥荒蔓延的同时，庐山上却在酝酿新一波的反右倾运动，除了彭德怀本人以外，少数敢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人也纷纷遭到清洗。剩下的聪明人见势不妙，立刻掉头转向，例如柯庆施、薄一波最初带的都是批判大跃进的材料（这种所谓的"批判"，是在承认大跃进已经取得光辉战果的前提下，不痛不痒的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完全是走过场，其内容不会比如今的两会更不和谐），一见彭德怀被放倒，连�¤
�组织人写赞美大跃进的材料带上庐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做得更绝，他在庐山的情况传出去之前就把彭德怀的意见书下放给了四川各级官员，要求众人写读后感，之后以此为依据抓人，将老毛的绝招"引蛇出洞"活学活用到了极致。

　　毛泽东本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清理掉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便可以继续"高速跃进"，但人们就是再害怕政治运动，也不能因此就活活饿死。庐山会议结束不过两个月，各省终于到了牛逼再也吹不下去的地步，第二轮大炼钢已经是无心更无力，城里人终于也体验到了饥饿的滋味（由于我党采取保城市不保农村的策略，所以城里的情况远不如农村严重），各地农村迟来的死人报告一份份的送到了老毛面前。面对再也掩盖不住的事实，毛泽东开始感到空前的压力，整过无数人的他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力，不敢承认自己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只能想法设法的推卸责任，接连推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和"苏修逼债"两个谎言，不了解农村情况的城市居民自是信以为真。实际上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提出要提供援助并让中国延
期还款，问题是此时毛泽东已和赫鲁晓夫交恶，而且这帮苏联佬还悍然攻击我党的总路线，妄图干涉我国内政，老毛自然不会吃这嗟来之食，反而打肿脸充胖子，提前还清了外债，"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这确实是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老毛还要求干部们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表示不吃自己最爱的红烧肉，让纯朴的中国人民感动得涕泪横流。老毛确实是没吃红烧肉，但却迷上了西餐，61年时老毛的菜谱包括意式奶猪、咖喱牛肉、奶油鸡、鸡蓉鲍鱼汤、黄油鸡排、生菜大虾等几十道西菜，对当时的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

　　倒是之前跟着毛泽东一起发高烧说胡话的刘少奇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1962年终于忍无可忍，在七千人大会上脱稿讲话，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番讲话引动了毛的杀机，但也引起了与会干部的强烈共鸣，尽管林彪和周恩来仍站在毛这一边，但此时已是大势已去，民意终于到了再也无法靠阶级斗争压制的地步，老毛只能被迫接受刘少奇的纠偏方案。刘少奇也绝对不想跟毛泽东翻脸，两人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讨价还价，主题是"如何在不损害伟大领袖威信的情况下停止大跃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不断有人在饥饿中死去。为了不削老毛的面子，刘少奇对大跃进做了冷处理，"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大跃进依然不容置疑光辉正确，不承认错误，但也不继续犯错，假装从来没�œ
�发生过这回事，反正谁也不准批判老毛，更不能追究他的责任。至于彭德怀这帮人，绝不平反——老毛最害怕的就是"反攻倒算"。

　　饥荒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是包产到户，让农民搞自留地，二是放弃高指标。双管齐下，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可以克服别的主义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难。老毛对包产到户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农民有了自留地，对合作生产毫无兴趣，集体田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其实只是留了个空壳而已。实际上在刘少奇纠偏之前，各地就已经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书记曾希圣之前也是执行大跃进的狂热者，导致安徽成为重灾区，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转向了包产到户，为了避免激怒老毛，换了个名目叫"责任田"。曾希圣的责任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庆施的反对，曾将其硬顶了回去，之后老毛亲自出面批判，曾希圣阳奉阴违，
我行我素，这无疑让老毛无法接受，在七千人大会上痛批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撤了曾希圣的职。而刘少奇只想把大跃进停下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其它方面对老毛尽力迎合，因此冲上去给曾希圣补了一脚，大谈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把罪过全部算在曾的头上。吴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内虽然也是饿殍遍地，但他们俩的下场就没有曾希圣那么凄惨，直到文革时才栽在红卫兵的手上。

　　从表面看，大跃进已经悄悄结束，社会重新走上了正轨，实际上背地里却潜藏着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经济决策队伍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成了新的领头羊，老毛的发展计划被全盘否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党内的官员对大跃进是知根知底，已经不值得老毛依靠，党外却还有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对上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官方的宣传下仍然坚信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开始转移工作中心，狠抓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和个人崇拜，而刘少奇仍不知大祸临头，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众，将在大跃进中力挽狂澜的刘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脚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文革闹剧，此乃后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有言，近代的几次大饥荒并不完全是源于食物短缺，而是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主要的饥荒都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即便是在那些非常贫困的民主国家。"我国抗战八年死了不到两千万人，大跃进三年便死了至少三千万，可见专制暴政之害，有时更甚于外敌的入侵。如今五十年过去，网络上有反日的反韩的反美的反民主的，但极少见到有人会去反思大跃进的，我党也不乐于让人们讨论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就像毛一样听不得任何批评。酿成悲剧的土壤并没有消失，死难的同胞却没有纪念日，几乎被人彻底的遗忘。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5528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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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可:“美国梦”的幻灭及其解读

　　"蹭破和暴露了这个国家不知如何医治的刺痛的伤口"

　　美国的软件工程师约瑟夫·斯塔克，一个普通的技术工薪族，在遗书中回顾他的一生和他所生活的美国社会时写道："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在我一生中，从未有过一个政客就与我这样的人有关的事投过一张票或者想到过我的利益。就此而言，他们对我或我不得不说的任何东西没有一星半点的兴趣。"〔1〕清醒、冷峻，浸透了醒悟后的深深的憎恨、鄙弃。

　　似乎是残酷的人生玩笑，约瑟夫·斯塔克终于赢得一次机会，让美国政府与美国的富人们聆听他对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包括资本主义法制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指控。斯塔克一生都在这个被描绘得充满"自由"、"民主"和"机会"的国家寻找机会、成功的机会。这是他以及无数象他一样的美国人、非美国人的"美国梦"。不过，为了获得一次"被聆听"的机会，斯塔克耗费了一生的时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10年2月18日，斯塔克抛下妻女和一纸遗书，驾飞机撞击了位于德州奥斯汀市的美国联邦政府国内税务署大楼。浓烟烈火中燃烧的税务署大楼随即唤醒了美国人对烈火中坍塌的世贸大楼的记忆。如同坍塌的世贸大楼一样，斯塔克选择撞击的目标具有象征性。德州大学的珀得赫泽教授说，从政治动机和行为方式看，这是"9·11"事件的翻版。〔2〕然而，为"斯塔克事件"定性或贴上标签，远比包装"9·11"事件来得困难、棘手。

　　"9·11"事件使得美国政府祭出"反恐怖主义"的大旗，对内恐吓挟持本国民众，对外箝制国际舆论，伙同以美国军工联合体与石油财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借机发动了对外扩张掠夺的侵略战争。反之，"斯塔克"在美国则具有颠覆性的内向爆破的摧毁力量。

　　斯塔克似乎撕裂了美国社会。从美国联邦政府到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从专家学者到底层百姓，围绕着"斯塔克"、"斯塔克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驳难、攻击，展现了公开的分歧、敌意、对立和分裂。它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层面展开：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及其党派选民之间的分歧、纷争、对垒；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以及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同借助网络广泛传达的美国基层社会民意的分裂、对立。前者属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后者则对现存的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构成挑战。英国的独立思想库"德莫斯"的资深学者理查·本杰明说，斯塔克"蹭破和暴露了这个国家不知如何医治的刺痛的伤口。"〔3〕

　　斯塔克既然蹭破了美国"不知如何医治的刺痛的伤口"，解读斯塔克也为解读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解读："刑事犯罪份子"、"恐怖主义份子"、"英雄"

　　《美国政治家》2月18日的报道说，斯塔克事件一经发生，评论家们、政客们、警察当局就纷纷忙不迭地为这一攻击寻找标签，"专家们辩论如何描述（这起）暴力"。〔4〕美国官方显然审慎地考虑了贴"标签"的社会效应。奥市警察局长举行新闻发布会说，这是一起单宗的"犯罪行为"。〔5〕美国国土安全部说，不相信这次撞机是恐怖主义行为。〔6〕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说，"它看来不象是"恐怖主义。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被通报了此事，显然批准了这一说法。〔7〕

　　德州大学的法学教授鲍比·切思尼认为，如果斯塔克活着，他很可能被控犯有谋杀、企图谋杀和毁坏公物罪。〔8〕

　　美国政府对斯塔克事件的解读随即遭到美国社会不同方面的质疑和反对。分别在《迪昆》杂志和"奥特网"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的标题是：《斯塔克不是恐怖份子？为什么只有穆斯林们被称为"恐怖份子"？》。〔9〕位于奥斯汀的一家专攻国际风险管理的全球情报机构（Stratfor）认为，"斯塔克"确切地符合《美国爱国法》的恐怖主义定义。〔10〕强烈的反弹来自美国社会的阿拉伯族裔或信奉伊斯兰教族裔。美国的美利坚-伊斯兰关系协会发表声明，反对以种族、信仰划线界定"恐怖主义"，反对华盛顿在对非穆斯林的暴力行为使用"恐怖主义"标签的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认为白人斯塔克的行为属于恐怖主义。〔11〕

　　美联社2月23日报道：《德州飞机攻击激起关于恐怖主义标签的辩论》。〔12〕紧接着斯塔克事件，就"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我们决定把对我们国家的攻击冠以别有用意的词'恐怖主义'"为题，《新闻周刊》在该杂志的采编人员内部进行了三天的辩论。多媒体总编辑凯茜·琼斯概括出"美制标签"的二分法：所有本土的爆炸者、抗税者、幸存论者、分裂份子同以爆炸、绑架抗议在战争、贫穷、个人自由、激进左翼运动、右翼分裂份子等问题上的美国政策的美国人团体属于：孤狼式的美利坚攻击者；以爆炸、枪击抗议美国政府的所有外国人团体、外国人属于：恐怖份子。〔13〕

　　那么，刑事犯罪同恐怖主义的分别何在？《美国政治家》报道说："恐怖主义通常被描绘为一种被用于促进政治目的的非法的暴力行为。"〔14〕

　　那么，斯塔克以暴力反抗他认为是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法制以及虚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何以是"刑事犯罪"？美国政府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战争"促进" 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何以不是"恐怖主义"？

　　《新闻周刊》的调研记者麦克·伊西科夫说，"当你向联邦调查局询问他们如何对待国内恐怖主义团体时，他们变得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国内恐怖份子同政治异议者之间的界线经常可以是一条模糊的界线。"《新闻周刊》网络版编辑德文·高顿说："联邦调查局对这条模糊界线羞羞答答，媒体同样如此。"〔15〕

　　德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珀得赫泽认为，"将该行为界定为恐怖主义会导致'令人忧虑的政治后果'"，因为它会导致对表达类似于斯塔克那类反政府的见解的人施行"言论自由限制"。〔16〕珀得赫泽教授的忧虑也许是有根据的。然而，"刑事犯罪"也会导致"令人忧虑的政治后果"。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在第一时间下令最初刊登斯塔克遗书的那家网站删除相关网页；《脸谱》则关闭了斯塔克的支持者们的网页。

　　斯塔克也许未曾料想身后会再次遭遇他生前所指控的美国的"民主谎言"和"法制陷阱"。这是一个标榜"政治民主"的国家，不存在"政治犯罪"，斯塔克因此被政府定为"刑事犯罪"，但它又确实指控"政治犯罪"，例如"恐怖主义"，而且会导致"令人忧虑的政治后果"。这是一个标榜"言论自由"的国家，对外，这个国家的政府伙同"谷歌"网络公司的资本家们刚刚合演过蹩脚双簧，挥舞着捍卫"言论自由"的旗号杯葛他国政府；对内，发表反政府的见解的人则会遭遇"言论自由限制"，政府不保护反对政府见解的"言论自由"。斯塔克生前已有体会："在这个国家，宗教裁判所如今依然健在。" 这便是美国资本主义法制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斯塔克一生都在试图走出这个怪圈。他一生尝试，一回回碰壁，最终醒悟："（�¾
�国）所有的法律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为富人，一种是为他以及象他一样的穷人……"

　　将斯塔克解读为"刑事犯罪份子"不妨是包含政治动机的举措。２００８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人朱利安尼的政策代理总监约翰·艾乌仑说："当反联邦政府的愤怒之火被点燃的时候，它会在我们中间引发动荡。"〔17〕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追踪仇恨团体情报项目的负责人普图克先生说："如果罪行根本上是受到意识形态驱动的一种政治罪行，比起一个生活一团糟的疯家伙冲周围人开枪的枪击案，它就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18〕据此反推，将广泛存在的具有深刻社会根源、阶级根源的一种社会现象曲解、曲判为"刑事犯罪"，也就抹煞或掩盖了该现象背后的社会政治内涵及其社会意义。这是一种蓄意为之的社会舆论误导，意在涂抹和遮掩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现实，避免唤醒或激发被剥削
阶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意在维护美国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虽然这个国家的政府总是竭力在他国社会内部挑起各种事端。这是美国资产阶级"去政治化"的政治学的一部分。"反恐"是帝国外向扩张的面具，"刑事犯罪"是帝国内向"维稳"的面具。美国资产阶级无意开辟"反恐"的国内战场，因为激活穷人对富人的阶级斗争将恶化"这个国家不知如何医治的刺痛的伤口"，将会导致令美国资产阶级感到真正"恐怖"的"令人忧虑的政治后果"。

　　同美国政府以及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对斯塔克的解读截然相反，更大的反对声浪来自美国民间。美国主流媒体ABC新闻2月18日的报道说："互联网上，似乎很多人不同意（'犯罪份子'、'恐怖份子'之说）。"〔19〕资产阶级主流媒体的报道一片惊呼：《约瑟夫·斯塔克被欢呼为美国"爱国者"复兴的英雄》（ABC News）， 〔20〕《约瑟夫·斯塔克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脸谱〉群体支持国内恐怖份子》（CBS News），〔21〕《神风飞行员受到反政府群体的欢呼》 （New York Daily News） 等。〔22〕英国《第一邮报》2月19日报道说，美国《生意圈内人》的编辑以"神经病"形容斯塔克的遗书受到读者的强烈批评，"这是一个信号，表明美国此刻所处的状态。读者留言，诸如'类似的事情只是刚刚开始。我不同意这人的反抗方式，但我完全理解他ç
��挫伤'，反映出令人吃惊的同情心态。"〔23〕

　　一些人通过互联网成立了斯塔克支持者团体。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的艾米利·沃特斯发起成立的斯塔克支持者组织在《脸谱》关闭其网页之前已达到两百多人。

　　斯塔克驾机撞楼那天早晨贴在T35网站上的遗书，在联邦调查局要求该网站撤除之前，阅读点击已达两千万次左右。据该网站管理人员麦伦说，在撤除后的几分钟之内，该公司网站遭到三千来封电子邮件的"轰炸"，要求将其重新贴出。互联网上，斯塔克的遗书及相关新闻纷纷被不同的网站、博客转载，一些页面点击阅读日以万计，一些页面后登录了数以千计的读者评论和留言。一些人在自己的博客贴出相关文章。"他献出了生命使其他人能够聆听他。我读了他的整个遗书，的确满心赞同。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撤掉它……也许他们就是不想让他的话唤起别人觉醒。"〔24〕"这里有如此多的令人惊悚的真理。"〔25〕"他认识到了许多人终其一生所知道的东西。"〔26〕"他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感受。……大体上，他所说的无疑是对的。长期
以来，苦干的普通美国人在华盛顿被代表，总体上华盛顿的政客们代表的仅仅是大企业财团。"〔27〕"我们都身受斯塔克的痛苦。" 〔28〕"糟糕的是他没有组织他的美国同胞们共同反抗这政府。"〔29〕"富人说他是傻瓜，穷人称他是英雄。"〔30〕 "他是对的。他死了，我难过。"〔31〕沃特斯写道："终于有一个美国人起而反抗我们的违宪的专制政府。"〔32〕来自圣迭戈的工程师格瑞格·莱尼翰写道："约瑟夫·斯塔克，你是一个真正的美国英雄，我们需要更多的象你这样的人进行斗争。"〔33〕德州人泰勒·布瑞顿在《脸谱》上写道："他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而牺牲的。"〔34〕"他配得上一座纪念碑。"〔35〕"约瑟夫·斯塔克对许多人而言是英雄。他做了许多人梦想做的事，毫无疑问将有许多人追随他的足迹。"〔36〕

　　解读："右翼"、"左翼"、"既不右也不左"

　　当代美国，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垄断了美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他们共同鼓吹资本主义，分别鼓吹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笼罩了美国社会的的意识形态领域。"'左翼'和'右翼'时常被用作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同义词，或用作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同义词。在美国国内，民主党一般被视为中左混合体，但美国之外的许多左翼则视其为右翼。"〔37〕因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异端"、"邪说"，类似于无神论者及无神论在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所处的境地，属于敌我矛盾，已被排除在该社会的政治序列之外。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鼓吹资本主义。共和党鼓吹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有限政府；鼓吹财政保守主义，主张削减社会公共服务，主张政府退出工业、金融行业；反对累进税制。它拥有从大金融财团、大企业到小业主在内的资产阶级的支持，眼下正在猛烈抨击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介入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增大公共开支等政策。民主党鼓吹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由政府介入调节的自由企业制度，认为政府应在调节贫穷和社会不公方面扮演角色以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它吸引了社会中下阶层的注意力，但在党内也集结了亲商派别。

　　奥巴马政府打着"改革"的旗号、打着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医疗保险的旗号上台。它试图推行的"改革"实质上不过是将穷人们集体捆绑起来端上大保险公司、大医药公司的餐桌；但资产阶级更喜欢分食"自由""独立"的个体，保守的共和党一派认为此事应属于大保险公司、大医药公司同保民或患者之间的"自由" 博弈，涉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美国保守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编辑部作家写道："当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民主党国会试图扩张华盛顿的税权，并在表面上为了所有美国人的福祉大幅增加开支的时候，联邦政府权力及国家债务的数十年扩张遭到了攻击。"〔38〕

　　斯塔克事件适逢其会，同美国因金融危机爆发进入经济衰退之后社会上广泛蔓延的反税的"茶党"运动汇合，立刻被导入了美国国内的政党斗争、社会斗争。"约瑟夫·斯塔克驾机撞击位于德州奥市的国内税务署大楼之后数小时内，美国的政治圈子就开始发疯地折腾揣摩何种意识形态激发了他的行动。……他是保守主义恐怖份子还是自由主义恐怖份子？"〔39〕美国的评论家说，党派之间的"相互指控比事实飞得更快。"〔39-1〕

　　自由主义的民主党阵营立刻将斯塔克同保守主义的反税的"茶党"运动挂起钩来，指出斯塔克攻击美国税法，仇恨大政府，纷纷谴责斯塔克是"右翼"保守主义抗税份子。自由主义的大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其编辑部大牌作家凯泼哈特的文章，其中警告说："斯塔克对他认为不公正并对其经济无保障起作用的一种制度感到愤怒。以同样的愤怒而行动的极右翼存在着极端因素。这一点，在他们进一步深入到对联邦政府及国家走向有着合理关切的一个更广泛的运动中去之前，必须指出来。"〔40〕

　　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一派则将斯塔克推给民主党阵营，谴责斯塔克是"左翼"恐怖份子，指出斯塔克仇恨大企业、大保险公司，仇恨华尔街，仇恨共和党的布什政府，反天主教会等等。奥斯汀电台主持人琼斯甚至声言这次撞机是"（民主党）政府策划来'妖魔化茶党运动'的"。〔41〕

　　立场中立的人，如英国《卫报》的博客文章所标示的那样，认为斯塔克"既不右也不左"。〔42〕他们看到，在斯塔克那里，"奥巴马总统同布什总统一样坏。上台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同（下台的）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一样腐败、一样漠视民生。这个政治制度被操纵。它不能经由正常的途径予以改进或改良。'暴力……是唯一的解答。'"〔43〕他们看到，斯塔克左右开弓指控整个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谴责和否定包括美国资本主义法制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和抨击包括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在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强力冲决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樊篱，远远超出了美国资产阶级"左翼"或"右翼"的边界。斯塔克确实"既不右也不左"。他无论如何不属于美国资产阶级阵营。

　　斯塔克被欢呼为"真正的美国英雄"。他以暴力反税、以暴力反剥夺接续了美国的历史传统，不过，却具有新的时代社会内容。反税的黑人演员威思利·斯那波斯就斯塔克事件意有所指地反问："我想（反税抗税）甚至在早期的殖民地居民与英国人那里就是个事，有什么新鲜？"〔44〕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定居者反抗他们认为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税法，当代美国人也反抗他们认为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税法。但时转势移，剥夺与反剥夺，镇压与反抗，已经易手。当年北美殖民地定居者，接过英国资产阶级早期同英国贵族阶级斗争的口号"无代表权不纳税"，起而反抗那时已成为宗主国统治者的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今日美国的斯塔克及斯塔克们，又接过北美殖民地定居者当年反抗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口号"无代表权不纳税"，起而反�Š
�本国社会内成长坐大的新的剥削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即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直面美国资产阶级同包括白领工薪阶层在内的美国劳工阶级之间利益对立、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殖民地时期，波士顿地区蔓延开去的茶党运动，以"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区隔北美殖民地定居者同殖民主义宗主国英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分界，促进了英殖民主义帝国的裂解和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当代美国的斯塔克及斯塔克们所展开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则区隔被剥削的美国劳工阶级同美国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分界，促进美国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分裂或裂解。

　　当美国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左翼"和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极力撇清同斯塔克的干系，纷纷将斯塔克"驱逐"到对方营垒去的时候，美国基层社会的普通民众却激情地欢呼他们的"英雄"，骄傲地将"斯塔克"高举为本阶级的战斗旗帜。斯塔克，显而易见，属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外被漠视的阶级，属于美国的劳工阶级，属于美国的穷人。"他激起的不是恐惧却是反叛。"〔45〕

　　解读："逃税者"  、"恨世者" 、"恪守正当原则的好人"

　　斯塔克事件顷刻间将斯塔克放置在美国社会的高强度聚光灯下，斯塔克的身世、家庭、社会圈子、政治倾向、工作经历、为人处世、性格癖好、幸与不幸，被媒体、被各方人士从各方面予以曝光，给予不同解读。

　　斯塔克被某些人指为"逃税者"，因为逃税，所以反税。他们从斯塔克的遗书或政府部门的记录里扒梳斯塔克同美国联邦政府税务部门近三十年的历史恩怨。他年轻时曾同一些人研究美国的税法、税制，试图探究美国的税法为何以各种名目给予某些机构诸如"鄙俗、腐败的天主教会"等等各种莫名其妙的"豁免"，使之富得流油而无须纳税。他们萧规曹随，以身试法，结果碰壁。他曾失业一年无收入，政府课税却穷追不舍；虽有理由申诉却因衙门与"法制"交互作用而错过"法定"时限，不得不再赔上万把美元讨个"说法"。他曾因拖欠千余美元税款上了联邦政府的黑名单而不得注册创业。他因之被指为试图钻法律"漏洞"，是个"逃税者"。

　　反对者诘问："我们看到象盖特纳一类的家伙们没有纳税却被委以政府职位，而美国的'斯塔克们'却因其税负被逼到绝望。这是出了什么毛病？"〔46〕美国政府总是劝说斯塔克那样的美国人：纳税是"公民义务"；但斯塔克在遗书中指控，失业者被追逼纳税，因贪腐而破产的华尔街资本家们却得到美国政府七千亿美元税款的救助，"这是我的钱"，取自无数象"我"一样拼命苦干、挣扎求生的工薪族的血汗。斯塔克发掘的显然不是美国法制的"漏洞"，而是美国资本主义法制劫贫济富的"双重标准"，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真相。

　　斯塔克也被某些人指认为"恨世者"。他恨国税署；恨共和党的"傀儡总统"；恨民主党议员们一边马不停蹄地伺奉大资本家们，一边坐在国会里"代表"民意年复一年地辩论低收入阶层的医保"危机"；恨大企业、大财团敲榨盘剥"愚民"等。他抨击美国的"法制"是陷阱，指控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完全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之上"。一言之，他恨美国的资产阶级，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

　　"恨世论"者指点说，斯塔克是人生失意者，而人生失意或不幸可以导致恨世。他出身穷困，历经磨难，年轻求学时曾以面包抹酱渡日；后来两度试图创业或因法律设限或因税务部门杯葛而未果。他离过一次婚，有过婚姻不幸。

　　不过，斯塔克看来不是"雅典的泰门"，盲目地将自身不幸和世间邪恶抽象地归罪于金钱的腐蚀力量。斯塔克对他所生活的美国社会有着更深入的认识，理解造成他或象他一样的劳动者困顿不幸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他在遗书里自述，在他工作的地区，资本家们在一线联手剥夺劳动者，三、四家大公司勾结起来大幅压低他或其它象他一样的工人的工资；他体验到，资本家们的"傀儡"政府在二线假手"税制"苛酷敛财，从挣扎求生的工薪族身上剥下第二张皮；他看到，普通纳税人的钱经过"傀儡"政府之手通过"刺激经济发展计划"、借助"反恐"战争与军购、通过政府订单等各种手段又流向资本家们的钱袋。钱袋子撑持着印把子，印把子维护着钱袋子。美国资产阶级将穷苦人"恨世"引导归结为个人原因，而斯塔克或斯塔克们却认
为其生活困顿源自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剥夺，归因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对剥削阶级怀有"阶级仇恨"。

　　斯塔克被一些人涂抹得灰暗阴冷；但在了解或接触过斯塔克的人们中间，斯塔克身上的色调温暖明亮。斯塔克是当地社区乐队的吉它手。朋友们说，他温和友好，平时不大谈论政治。邻居说，他是一个"好邻居"。同他有过合作的工作伙伴说，他是个拼命工作的人，"他的生活就是工作"。〔47〕〔48〕女儿说，他是个"好父亲"。斯塔克出事后，《洛杉基时报》的记者采访了别居加州的斯塔克的前妻津格·斯塔克。津格说："他是个好人。是的，被税务署搞得灰心丧气，但，是个好人。……他恪守正当的原则。他确实是这样。"〔49〕

　　美国资产阶级及其媒体已经习惯于将穷苦人的"仇富"、"恨世"称作"犯罪"并从个人失意、犯罪前科、酗酒、心理疾患、精神病史诸多角度加以解读炒作。斯塔克也许令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或主流媒体失望。美国的法医精神病学家崴尔纳感到不解的是："我没有发现它（驾机撞楼）属于精神疾患。问题就在这里。它是理性的。"〔50〕

　　这个撞击联邦政府大楼被美国政府定为"刑事犯罪份子"的人，较之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社会丑闻缠身的精英们，竟然如此"干净"，如此"好人"，近乎无懈可击，难以发挥。资产阶级主流媒体显得压抑而低调，只有来自美国底层社会的声音大声疾呼："一个普通公民被逼上了绝路"。〔51〕

　　"我们—人民基金会"创始人鲍勃·舒尔茨相信斯塔克纯粹是被政府逼到绝望的地步。他说："政府惯常被指违反宪法……当你为之向他们呼吁的时候，他们还无视你。这就足以将许多人逼到一起而且发起，你知道，某种运动。"他说，虽然他只是提倡非暴力的抗议，但他能够理解斯塔克的动机，并说它是一种运动的反映，不同于他曾看到过的任何运动。〔52〕

　　斯塔克：拒绝曲解，拒绝误读

　　斯塔克似乎已经预见到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将如何解读其人其事或类似他这一类的人和事。他在遗书中说："这些日子，任何真正支持那条原则（'无代表权不纳税'）的人都可能被贴上'怪人'、叛徒和更坏的标签。"不过，对已经决意反叛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人来说，资产阶级主流社会预制的这类"标签"已无意义。他立意自我剖示，与此同时剖示他所生活的美国社会。他在遗书中回顾自己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五十多年走过的人生历程，与之相对应地反省追溯了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美国社会的认识及其演变。就人生历程说，他经历了靠个人奋斗致富的"美国梦"的幻灭；就精神历程说，他经历了资本主义"自由"世界、"民主"社会的"美国梦"的幻灭。

　　同无数出身于美国中下层社会的年轻人一样，斯塔克梦想靠自己拼命工作、刻苦奋斗改变命运，掌握命运。资产阶级亿万富翁们"白手起家、创业致富"的故事，早已撒播四面八方，深入人心。资本主义社会鼓励这类神话。斯塔克的"美国梦"并非源于侈望暴富，却始于对赤贫的恐惧。他难以忘记年轻求学时比邻而居的退休老太太，丈夫原是钢铁工人为资本家干了一辈子；老来却一无所有，靠社保金吃"猫食"维持生计。斯塔克企望自己能老有所养，梦想成为"独立"的工程师，梦想创办自己的软件公司。他拼命工作，没日没夜，每周干到上百个小时。政府照税法收割，多年下来，他赔上了四万多美金外加十年的退休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梦想自办公司，法律为难他这一类的人，"我花了近五千美元'零钱'和上千小时为此写信给
或许能听我说话的任何一个参议员、众议员、州长……没人听。他们对待我全象是我在浪费他们的时间。"结果泡汤。九十年代，加州的经济大萧条又一次吹跑了他的退休金；接着是"9·11"，接着金融危机。

　　斯塔克不再是蓝领的钢铁工人，而是白领的技术工薪族，用西方资产阶级"去政治化"的政治术语说，已经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然而，一次次地奋斗，一次次地被"剥光"抛回到起点，抛回到他原本所属的打工谋生的劳工世界。美国的税法总是"惦记"他这类的人，公司法总是冷待他这类的人，官府总是"依法治理"他这类的人，经济危机总是伤害他这类的人。他最终也无法摆脱钢铁工人般的命运。那本是属于一个阶级的命运，属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包括普通技术工薪族在内的劳工阶级的命运。"中产阶级"的斯塔克或斯塔克们距离"低收入阶层"的劳工世界更近，距离亿万富翁们的世界更远。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爬上资本主义社会金字塔尖的资本家行列，不过是资产阶级乐于散播的神话。

　　伴随奋斗、挫败、不断奋斗、不断挫败的人生历程，斯塔克逐渐认识了美国社会，认识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税制、法制、政客议员、国会、政府、政治体制、"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地认识到"他们同我们"有着分界、有着成系列的"双重标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态度也走过了从虔诚地盲从到质疑，到抗辩、到愤怒、到鄙弃、到绝望幻灭、到觉醒、到反抗而且暴力反抗的路。摆脱了资产阶级锻造的精神锁链，劳动者便获得了精神解放。斯塔克的遗书是精神解放宣言。向美国社会传播精神解放并展开暴力反抗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实际行动，不啻是一次政治地震，顷刻间震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

　　在美国社会上下激烈争辩、分歧解读斯塔克的时候，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左翼"同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为之互相指控不休的时候，美国资产阶级营垒中也很有人读懂了"斯塔克"，并深表忧虑，呼吁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放下党派之间的口水战，关注已经浮现的或潜在的酝酿中的社会事变。

　　集结了一干美国精英诸如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瑞契、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等的保守主义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在所办刊物《美利坚》上刊出了美国学者利·海瑞斯就"斯塔克"而撰写的文章《必须予以关注……》。海瑞斯写道："它（斯塔克的遗书传送的）是一种痛彻肺腑的绝望的呼喊。企图针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而利用斯塔克以得分是一种极度缺乏严肃性的症侯。同样轻浮的是，当许多美国人已经把斯塔克欢呼为民间英雄的时候，仍然企图把他作为单个的怪人加以打发。他所写的和他所做的的确已经触动了其他许多美国人心灵里一根深沉的极度扰动的和弦，而这些美国人，或对或错，都类似地觉得一直受到他们被教来去热爱和信任的国家的欺骗和出卖。

　　今日美国，有着其他很多的已经抛弃了美国梦的约瑟夫·斯塔克们，很多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抱希望、对任何人的意识形态不予信仰的斯塔克们。越来越多地，象约瑟夫·斯塔克一样，他们看到唯一的解答在于暴力。这些男人和女人们，如同亚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中以自杀了结其失望人生的威利·娄曼，必须予以关注。

　　……我们正坐在无法借轻微颤动和偶然喷发而适当测度其最终爆破威力的火山上。"〔53〕

　　关注威利·娄曼一样的美国男人和女人们，就是关注美国的"刺痛的伤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伤口"来自资产阶级对劳工阶级的无情剥夺造成的劳工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造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造成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阻止"伤口"继续恶化，势必要求美国资产阶级停止剥削和掠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要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命。要求美国资产阶级将剥削和掠夺掌控在劳工阶级能容忍、可接受、不造反的范围内，以便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正是社会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致力的方向。但斯塔克和斯塔克们看到，华尔街和上市公司诸如通用汽车公司的资本家们因其自身的贪婪腐败而造下"难以想象的罪过"，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将数千亿美元税款送去救助这些"恶棍"的当口，丝毫不能阻止他ä
��继续分发"花红"或驾着上市公司的飞机去渡假。劳工阶级无法依靠资产阶级的自律或道德更新约束其剥削与贪腐；奥巴马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左翼"政府更无法靠"期望"约束它的老板。

　　斯塔克也曾期望和尝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制框架或行政框架内从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政府那里讨回"公道"，一生尝试，一生失败。他由此醒悟，"编造法律和实施法律的正是同一伙恶棍"，政府只是"傀儡"："这个政治制度被操纵。它不能经由正常的途径予以改进或改良。'暴力……是唯一的解答。'" 斯塔克从此也就同"威利·娄曼一样的美国男人和女人们"区别开来，同以"猫食"默默度日的邻居老太太区别开来。娄曼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里枉死的冤魂，生计无着，走投无路，稀里糊涂，束颈就死；斯塔克却是明白冤屈由来、执意不甘屈死而誓死相拼的厉鬼，扯破"忽悠"，追索孽债，追索"公道"。

　　美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智囊们或许并不真正关注"威利·娄曼一样的美国男人和女人们"的枉死。枉死的娄曼们不会造成"犯罪"或"恐怖"。他们关注的是斯塔克，以暴力反抗明确地伸张其经济与政治诉求的斯塔克，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呼应的斯塔克。他们真正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象约瑟夫·斯塔克一样，走上暴力反抗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

　　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再次凝视美国的"刺痛的伤口"，发布预警，但依旧没有救药，"不知如何医治"。解读斯塔克，看来是美国资产阶级依然未能完成的课题。

　　解读：斯塔克的一般意义

　　美国公民驾飞机撞击美国联邦政府国税署大楼，以暴力反击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与此同时，精神解放宣言播散到美国各个角落；由此引发了激荡美国社会的巨大反响，导致了对同一国内事件的两极分裂的社会解读；所有这些合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斯塔克"。"斯塔克"，同"9·11"一样，成为当代美国重要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社会事件。

　　"斯塔克"暴露了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即美国社会存在惊人的贫富悬殊和制度不公，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劳工阶级实行经济剥夺和制度化的政治权利剥夺，由此激发被剥夺者的反抗。反抗或者表现为社会抗议运动，或者表现为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激烈的个人暴力反抗并得到基层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呼应。资本主义的美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峙。

　　"斯塔克"剥掉了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幌子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伪善面纱，展示了"自由"、"民主"、"人权"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面貌及其阶级属性，使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所谓"普世价值"剥落油彩而破相。

　　"斯塔克"指证了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表明即便在美国本土不合理、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正在受到被剥削阶级的挑战其中包括暴力反抗。它显示出人类追求建设一个彻底消除剥削和压迫的新型社会的努力没有终止，历史终将朝着符合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方向继续发展。

　　"斯塔克"提供了一个窗口，借以观察影响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某些相关因素。斯塔克一生遭遇的几次大的经济挫折分别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加州经济大萧条时、"9·11"时以及近来的金融危机期间。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苏东解体，美国政府大幅裁撤位于加州的军工设施，造成大批工人失业。"9·11"打击了美国经济，金融危机则将美国拖入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七十年未遇的经济衰退。"9·11"与其后不久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实质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产品。美国的中东政策受到国内军工联合体与石油财团利益的驱动，反之遭受了中东极端力量的相对回应，由此驱动了美国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更大规模的扩张掠夺。通过阿、伊战争，军工联合体从政府手中获得战争订单，石油财
团攫取了伊拉克油田，旷日持久停不下来的战争与日益增长的军费支出作为政府的公共开支通过税负转移到美国社会中下阶层身上。因之美国的反税运动不仅包括了右翼选民，也涵盖了反对缴税支付对外战争的左翼选民。〔54〕美、英帝国主义国家从来都是通过对外扩张掠夺输出其国内社会矛盾，一旦向外输出国内社会矛盾的渠道受挫，影响或恶化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其国内各种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便迅速激化、恶化。

　　"斯塔克"提示了同政治理论及政治实践相关的常问常新的问题供人思考：面对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斯塔克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白领，但他基于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生的生活体验和对美国社会的理性分析，走上了自发的暴力反抗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道路，象他自己说的，做了之前很多人已经做过而且之后很多人会继续做的事。个人暴力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剥夺或社会不公是"刑事犯罪"，比如斯塔克；千百人暴力反抗经济剥夺或社会不公是"群体性事件"，比如中国的通钢事件；一个阶级暴力反抗经济剥夺或社会不公则是社会革命，是社会历史的新的起点，比如俄国十月革命。个体的暴力反剥夺、反社会不公，向集体的暴力反剥夺、反社会不公，向阶级的暴力反剥夺、反社
会不公，演变升级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如何认识和把握与之相关的那些条件，因势利导，使之向着对本阶级有利的方向转化？据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保守主义基本教义派的资产阶级右翼同自由主义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左翼之间的分歧，即关于如何"消解革命"的分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剥削阶级内部则形成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派"同"非法"的"暴力革命派"之间的分歧，即关于如何改造现实社会的分歧，也因此国际共运中曾出现了一次次的左倾、右倾的路线之争，也因此在建政之前中共内部出现了一次次的左倾、右倾的路线之争；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持续右转则会投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左翼"的怀抱。改良还是革命？过去有、现在还继续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解答。

　　"斯塔克"是一面旗帜，召唤和鼓舞美国的被剥夺者、被剥削阶级向着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展开暴力斗争、暴力反抗的旗帜。"斯塔克式反抗"具有两大鲜明特征：它明确宣示其反抗的阶级属性从而同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抗争区别开来；它明确宣示暴力斗争是终结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统治的唯一途径，从而同任何试图"改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左翼"或共产主义运动的"右翼"区别开来。正是这些对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美国小布什总统在阐释恐怖份子"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时候留下一句"名言"：因为"他们恨我们的自由……"美国资产阶级以"他们恨我们的自由"之名将美国民众拖入美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掠夺的侵略战争。而今，斯塔克或斯塔克们明确宣示痛恨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以及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却难以将"我们同他们"的对外战争克隆为"我们同他们"的国内战争。因为，"我们"在美国国内已分裂成"我们同他们"。"我们同他们"的国内战争是美国剥削统治阶级同被剥夺者、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是"这个国家不知如何医治的刺痛的伤口。"美国政府与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对"9·11"事件无休无止的高调炒作以及伺机而动见猎心喜的亢奋，映照着他们对"斯塔克事件"的极其压抑ç
��低调处理，指证着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难言之隐。这是"斯塔克"的美国意义。

　　"斯塔克"是一页试纸，美国社会的各种人、各党派、各阶级纷纷在上面留下各自的"色斑"印记。

　　"斯塔克"是一页史书，记录了二十一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斯塔克"，对中国而言，是一面镜子，映照了同资本主义"接轨"后中国社会的现在与未来；对贩卖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中国"假洋鬼子"而言，他们可以在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美国资产阶级阵营里发现各自的精神教父。

　　"斯塔克" 是挑战，永恒的挑战，不管对美国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只要剥削和掠夺者存在。

　　"斯塔克" 是警钟，对资产阶级是警钟："我们正坐在无法借轻微颤动和偶然喷发而适当测度其最终爆破威力的火山上"；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都是警钟：斗争，属于现在；和谐，属于未来。

　　2010，3，29

　　摘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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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满神州:中国政府危险的民族政策

　　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按照苏联模式实行"民族自治"政策。首先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去鉴定中国的民族及其划分，使用的是非常细化的原则来尽力增加"少数民族"的数量。

　　第一阶段，即从195O年到1954年，就鉴定了38个民族。其间，除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朝鲜、满、瑶、黎、高山等原先公认度较高的各族外，又确认了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傈僳、侗、东乡、纳西、拉古、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27个民族；

　　第二阶段是从1954年到1978年，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么佬、布朗、讫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为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后改为毛南）、哈巴等16个少数民族；

　　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0年。1979年确认了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985年9月改"崩龙族"为德昂族，1986年6月改"毛难族"为毛南族。其间还对许多族体进行了重新划归。

　　直至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前，56个民族的划分才宣告正式确立。中国政府的民族划分和制造工作，历时40多年，发现了很多史书中从未记载的民族。实际上，很多的"民族"在史书中只是简单记载为"蛮族"，"土人"，等。在明代政府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加强了这些族群的汉化，所以，很多"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汉族是接近的，只是经济水平较低，并保留有一些以前的习俗。实际上，我们应该加速这些民族和汉族的融合，而不是把他们细分，使他们和汉族这一主体民族区分开。汉族本身也是数次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如北魏孝文帝的南迁和汉化，西北地区的民族杂居，以及南方汉人和当地土著的融合（见复旦大学研究成果）。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古代的鲜卑，契丹等民族，虽然他们曾经有自己的国家，但最终融入了汉族或其它�‡
�个主要民族。可见，民族的形成和消失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必要去做如此"科学"的鉴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去固定下来。我们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即和平的融合过程，而把这些稍有差异的民族融入主体民族。

　　此外，这种政策依据的是血统论，即考察某一地区人口的血统，如果与汉族有差异，即视为另一民族。对其后代的定义也采取血缘继承方式，即汉族的后代是汉族，蒙古族的后代是蒙古族，满族的后代是满族。这与中国历史的趋势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中国历史的传统重在文化的认同，只要你认同汉族的文化，不问血统，即为汉人。历史上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军，首领立功之后，会被皇帝赐汉姓，归化为汉人，并被视为荣幸。南方汉人也是通过文化的认同基本上同化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就连文化上极为独特的犹太人在移居中国后也被同化为汉人，而犹太人在其他地方，却未被同化。这可能是我们更注重国家，文化上的认同，而不看血统和宗教。这正是我们强大的同化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将一个族体的生存方式和一块边界明确的土地，以及在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内的政治上的自我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地族属意识就被导向了这样一些政治追求：要求在一块更大的土地上实行自治；要求提高已经实行自治的地方的行政级别，比如民族乡希望升格为自治县，自治县升格为自治州，直至自治区还想升格为行政特区，乃至独立的共和国；一个少数民族假如被分割在不同的自治区、州、县之中，那么，它的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就会强烈地要求结束这种分割状态，构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在已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人们会要求"真正的自治"，对本族人担任了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各级官员中本族人的比例是多少，自己的上司是否是外族人等等变得十
分敏感，而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点就是，将实行自治的地方纯粹看作是本民族所有的，从而想从这块土地上将外族人全部驱逐出去；最后就是尽力地为本族人在各个方面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

　　所以中国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际上强化了这些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这56个民族中，绝大多数从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或地方性的政权。现在，他们拥有了自己的"自治"机构。中国政府通过对居住人口的民族成份的细分，并根据其聚居地，划分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政权（从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到自治乡），并任命这些少数民族的人为政府的首脑。虽然，中央政府会任命汉人为党的第一把手，但他只掌握任命权和军队，但不直接参与政府的运作。所以，中国政府其实在组织上和人才，执政经验上培养了一个民族的地方政权。一旦中央政府的权利削弱（如动乱），或共产党的权利得到削弱，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就有可能要求更多的"自治"，甚至独立。前苏联崩溃后，分裂成众多的国家，就是前车之鉴。

　　现在，中国近一半的领土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中的西藏，新疆最近出现了危险的独立运动。这多少说明了我们民族政策的一些问题。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会走上前苏联的老路。这在当今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增长，汉族人口比例急速下降的趋势下，更令人担心（见易富贤的博客）。很多和汉人通婚的少数民族的后代也会登记成少数民族，以享受优惠政策。这些人应该不会有独立倾向，但在几代之后也很难说。

　　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改变这种人为的民族细分政策，而鼓励淡化民族划分。民国政府的策略值得借鉴，即把中国人粗略划分为"汉满蒙回藏"（我们可以适当增加几个），然后鼓励其他民族归为其中一个。把"汉族"改名为"华夏族"，并鼓励中国人认同这一民族而归化之。我们应鼓励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并给予一些经济上的优惠。所有和"华夏族"通婚的夫妇的后代，都是"华夏族"。几代之后，"华夏族"的比例应该占到绝大多数，从而使中国向单一民族，即中华民族的方向发展。这是符合中国数千年来民族融合的趋势的。

　　应该承认，我们应保存一些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因为他们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遗产。但这些文化的传承，不一定需要其对应的分立的民族。其实可以借鉴现有一些传统节日，如"端午节"，让"满蒙回藏"民族的一些节日成为全国节日，即让"华夏族"去继承中国所有现有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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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透视“网络黑社会”

　　何谓"黑社会"？中国《刑法》中只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词，而无"黑社会"。《长江日报》评论员刘敏认为，"组织"和"社会"相差很大。刘敏说，"法律隐含的判断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尚未达到黑社会的程度，是向黑社会过渡的雏形或初级状态。"

　　何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中国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基本相同，都与联合国公约中的"有组织犯罪"极为接近。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的唯一不同是：司法解释把"保护伞"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要条件，而立法解释则将"保护伞"规定为或然性条件。

　　中国是否存在"网络黑社会"？笔者认为，近期中国官方媒体的结论有失严谨，大有取代"司法审判"的气势。媒体披露的网络公关活动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犯罪，尚需司法机关缜密调查分析。"打黑"不是"黑打"，不能以"打黑"之名打击异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有论者分析，官方媒体报道"网络黑社会"是为政府进一步整肃互联网造势。我认为这是误读（misinterpretation）或过度解读（overinterpretation）。原因很简单，当局无此需要。此类误读源于对中国官方媒体的不信任。事实上，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绝大多数新闻人还是希望提升专业素养。

　　目前看来，官方媒体披露的"网络黑社会"不过是某些网络公关公司的无序运营，称之为"网络黑社会"有夸大其词之嫌。另外，笔者怀疑，这次媒体曝光本身就可能是一次企业公关运作。笔者支持政府整饬网络公关市场，但反对以此为借口阻碍网络信息流动。

　　作为传播学者，在下一直密切关注网络舆论调控动态。2006年6月30日，我在《博客网》上发表了"天涯社区有'职业写手'？"的评论，简要概括了"职业写手"的五个特征。我个人的判断是，有组织地操控网络舆论的做法由来已久。

　　近期官媒曝光的只是商业领域的"网络公关"。其实在政治生活中，此类"网络公关"也十分活跃。当然，从全球范围看，更高层次的舆论作业是跨越国界的。我们接触到的部分信息乃至舆论，很可能是某些组织特制的"产品"。鉴于此，法国于1997年成立了"经济战争学院"来帮助企业抵御信息攻击。

　　无论各国政府承认与否，在当今时代，传媒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政治学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雷（Antonio Negri）曾告诫世人，"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遗憾的是，当局和世人对传播系统的认识都相当肤浅。

　　据披露，中共当局近期关闭10万网站，措施之严厉实属空前。没错，列宁说过，新闻媒体是社会革命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传播学者更清楚，信息是社会进化的重要推力。但执政者必须明白，在信息时代，信息流量过小同样会导致社会异动。阻碍信息流动是反科学、反人权的历史倒退，必将导致天怒人怨、民心向背。

　　中欧新闻网2010年3月16日首发　　http://www.cenews.eu/?p=2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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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国雄：推荐《民主之澜》

　　看过《开国大典》油画的人，一定记得站在毛泽东身后的那个银髯飘拂的老者—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吧。3月7日， 正值北京两会召开之际，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中央台八套）在黄金时段19：30以每晚三集的强度推出以张澜为中心人物的28集电视连续剧《民主之澜》。电视剧虽未终结，但已生颇多感慨：

　　1．              第一次从头至尾以民主党派人士（除张澜之外，还有黄炎培、罗隆基、章伯均、梁漱冥）为全片的中心人物、以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为全片的主题；

　　2．              以往只有共产党领袖人物才配享用的片头、片尾的气势、氛围、主题曲第一次给了民主党派人士；

　　3．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4．              这部电视剧与其说是故事片，还不如说是一部精彩的政论片；但是她的理念远比《河殇》、《大国的崛起》更为进步、更符合世界历史潮流；

　　5．              将出自剧中主要人物、尤其是民主党派人士之口的言论集锦下来，远比《XX 宪章》振聋发聩；

　　6．              巧妙地将张澜的名字嵌入片名：《民主之澜》，寓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7．              开播在两会之际，纯属巧合？

　　8．              会不会像《走向共和》一样，遭到封杀、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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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隐匿转基因稻米信息长达一年

　　农业部隐匿转基因稻米信息长达一年；绿色和平要求立即停止其商业化进程

　　北京，2010年3月26日：中国农业部在昨天给绿色和平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函中表示，已于2008年12月24日召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会议同意发放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对于此关系到13亿人口主粮的重要信息，农业部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并未有丝毫公开，绿色和平对此深表震惊和遗憾！

　　“中国农业部，作为决定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与否的最主要决策者，竟然隐匿此信息长达一年之久，致使中国13亿民众对这一与己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全然不知情。”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说，“如果农业部允许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自己的主粮变为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中国民众也将成为第一个直面转基因主粮潜在危险的民族。”

　　在转基因水稻的长期安全性和其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都尚未明了的时候，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无疑会将中国的主粮置于危险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公开的范围，第九条“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望》新闻周刊在2010年第6期的专题报道也指出，“在转基因稻米能否商业化生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稻米是中国人一日三餐的主食，更有数亿农民以种植水稻为生。对于这一事关自己切身利益和健康的重大决策，我国公众应该知晓一切信息，”罗媛楠说。“在这场讨论中，应该有更多来自公众的声音，以及环境保护、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的公正意见。”

　　部际联席会议召开一年之后，农业部于2009年11月底才披露已向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发放生物安全证书。此后，“转基因水稻是否应该在中国被商业化种植”问题在媒体、专家及公众等社会各界引发了激烈争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是否安全？转基因水稻是否会污染我国的传统品种？目前正接近商业化的转基因水稻品种都涉及国外专利，一旦商业化，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否会遭受威胁？而我国公众是否将必须为碗中的每一粒米给国外生物技术公司缴纳专利费用？

　　“这些问题都和公众的生活与健康密切相关。然而，与民间的热烈讨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部向民众公布的相关资料却一直非常有限，”罗媛楠说。《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发表的评论，形容此过程为“羞答答的政策静悄悄的出”。

　　绿色和平于十天前“3.15消费者权益日”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目前已经在湖北和湖南两省发现了非法转基因大米的出售，而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已经发现湖北省有非法转基因水稻种植现象。罗媛楠说：“这为此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监管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绿色和平建议相关政府部门重新评估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食品安全、环境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的长期影响，并且将相关评估结果及时、清晰地向民众公布，在商业化的关键环节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绿色和平同时建议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现代生态农业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选择技术这些已经被证实行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上，从而真正实现强农惠农以及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媒体联络：

　　刘  晨   媒体主任  电话：+86-10-65546931-118   手机：+86-139 1107 3894

　　罗媛楠   发言人   电话：+86-10-65546931-159    手机：+86-139 1003 1754

　　绿色和平是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动积极的改变，保护地球环境与世界和平。我们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拥有超过280万名支持者。为了维持公正性和独立性，我们不接受任何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的资助，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的直接捐款。www.greenpeac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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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富豪族与太子党

　　当今中国的大部分财富正快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突显社会正义的严重性。这些少数人是谁呢？无外乎中共的高干子弟，八旗子弟太子党是也。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陆财产过亿的富豪91％是高干子弟。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底，�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两万七千三百一十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千�百二十人，其中，有�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四百五十余亿元。考证�些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无疑地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灰色收入所得的综合。

　　而普通的老百姓收入是多少？根据全国总工会第六次职工调查所获资料分析，2008年7.75亿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只占GDP的29%，平均年收入仅为11277元。

　　另据资料显示，如今出�了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向，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不断遭到侵占。1994到2004年10年�，中小企业和个体�生存环境恶化，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消失；相反，垄断行业侵占有了全民的有限资源，它�只是权力的衍生品。

　　多年从事财富榜的胡润说："中国财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向富人集中。2004年以来，个人财富达到10亿以上的人数大幅增加，当年资产达到10亿元的巨富我们只找到了100个，而今年仅我们找到、在榜的就有1000人。"

　　福布斯富豪榜也显示，近年来中国富豪上榜门槛不断抬高。2009年，中国大陆400名富豪的上榜门槛，从2008年的12.2亿元跃升到历史高点20.5亿元（约相当于3亿美元），前40位富豪的身家全部达到70亿元（约10亿美元），而2008年只有24人达到这个标准。

　　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占据了亿元�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当然，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中国富豪财富积累时间超短，暴露出其财富来源的路径问题。胡润说，在国外，挣一个亿的财富，平均需要15年时间。把1个亿变成10亿，国外需要10年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3年，比在国外短得多。中国千万资产以上的富裕人士平均年龄39岁，亿元资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整体上比国外年轻很多。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财富报告中说，中国"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者，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皆知的富人。"

　　快富，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生财富涌流效应，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往往是自身打拼的结果；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财源的公平性、合法性问题。经常泡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滚的北京一家不愿具名的融资公司的副总经理说，据他观察，在北京，除了正常创富获取巨大财富外，主要途径是由"三种人"构成：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从事采矿等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富人的年龄集中在35～55岁之间。他甚至认为，富人的圈子里依靠勤劳致富的不过30%.

　　有不少重要资源掌控在官员及其家属和代理人手中，变权钱交易为掌控资源，比如土地、道路、电信、能源、矿产、金融等稀缺资源。

　　权贵们所专享的致富特权正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随之中共元老的宝贝公子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上被提升到法定接班人的位置，中国全面进入了太子党时代。在中共新政治局中，中共元老的后代占据的位置不下七个，尽管党魁胡锦涛没有将自己看中的接班人李克强安排到关键的位置上，也没有像他前任那样树立起新一代的领导核心。

　　尽管招牌上赫然写着"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可是这里绝对是"党天下"，官场上的权力较量只谈党性至上；尽管党徽上标志有醒目的"工农联盟"图案，但是这里永远是"家天下"：打江山者坐江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党得政，党徒享通；一人得官，子孙升迁。党票即是谋私的通兑券，官位更是独享厚禄，当然须及时使用，过期则作废，于是争先恐后地在各自的任期内倾力享尽富贵荣华、奢侈豪华。可是党徒人数毕竟众多，利益的摊子分得太大，为此还需要分权，欲谋取大利益者，光有党票尚嫌不足，还须有太子公子八旗子弟的显赫身份。盖因中国的人权，绝非天赋的，而是人为的，严格划分等级，森严井然可怖。

　　文革初期，卑微的青年工人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写出了震撼人心的《出身论》，挑战中共当局的统治邪念。他指出了，按血统出身来定性阶级成分的荒谬、定出高贵低贱的悖理、定论革命与否的反动。今天在我们看来，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谬论，无非都是为共产党专制独裁炮制出来的谎言，可是到了今天，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血统论的余热依旧虎虎生威。不是吗？只需考量一番，国民财富的分配现状就足以得知。

　　这样的现状，使得全体国民的人生尚处在起跑线上，贫富贵贱就顿见分晓，完全排除了公平的竞争和正当的二次分配补偿。

　　于是中国社会就呈现出"马太效应"：富豪者越盛，而赤贫者越穷；太子党飞黄腾达，农民工含辛茹苦；有多少的青年才俊只是出身卑微而被埋没，而高居官堂之上尽多的是庸碌无能之辈。

　　如今官场上的裙带之风越演越烈，不仅是中央高层领导上演太子党的戏法，而且蔓延到了地方上的各级官场，买官卖官的、抄袭论文的，作业和考试由秘书代笔的有之，甚至干脆买卖学位的。更绝的是，有些年轻的80'后刚刚从学校中毕业出来，稚气未脱，就纷纷乘上了"直升飞机"，踏上了领导工作岗位，好不炫耀，成为了一道"官二代"的风景线，他们算是"祖上有荫"，借助于父辈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快速便捷地踏上仕途。相对于富二代的"飙车"而言，"飙官"之景色更为丑陋而显眼。

　　温家宝在应付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记者招待会时候，口口声声喧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具体措施呢？如何面对社会现实呢？温大人的答复无非就是在做戏：避实就虚，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于美国纽约法拉盛

　　20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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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用法律保障新闻来源

　　谢盛友：用法律保障新闻来源

　　很痛心地阅读如下新闻：

　　2010年3月7日上午，北京市西直门南大街“国二招”宾馆，湖北省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大批记者涌入。

　　开放会议结束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进入贵宾厅接受央视《小撒探会》节目的专访。节目录制中，各路记者皆在等候。

　　专访结束后，湖北团召开新闻发布会，李鸿忠出席。此间记者的提问，大多是关于湖北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省长李鸿忠则主谈湖北各种优势、发展势头良好等等。

　　11时21分左右，发布会临近尾声，工作人员正欲送省长离开，《人民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离场。在场的其他记者对此没做什么反应。

　　两分钟后，李鸿忠折返回来，直问刘杰：“你是哪里的？”

　　刘回答：“啊？”

　　李又问：“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

　　刘杰回答：“啊？人民日报的…”

　　话音未落，李鸿忠接着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

　　李鸿忠一把拿下了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众记者当场无言，女记者刘杰红了眼圈……

　　3月7日下午，有湖北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录音笔还给了女记者刘杰，但未表示任何歉意。

　　提供德国保障充分的和可靠的新闻信息来源的相关法律，希望对国内同行有些帮助。

　　德国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53StPO）及383条（383ZPO）分别规定：报社、杂志的编辑人员，可以如同律师、医师及神职人员等，拥有“拒绝提供资讯来源”的拒绝作证权，以及不得扣押涉及上述资讯来源的文件之权利。这两条被认为是保障新闻信息来源秘密的“守护神条款”。保障新闻自由的第一步便是要保障“新闻信息来源自由”。因为提供信息者会“信赖”媒体不会泄露信息来源才敢提供资讯，所以，“编辑秘密”正是使媒体有机会提供社会大众发现真象的机会。这种新闻信息来源秘密的保障，才是防止一个民主社会不会沦入专制、独裁的最好方式。

　　写于2010-3-14，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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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上访得罪获刑？

　　前几天在人代会上，有位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广西副主委刘庆宁发表他的"高见"，提案为：希望修改《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方案中列出了20种信访行为应受刑罚：有其中之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情节严重的3年以上7年以下；情节特别严重的，7年以上15年以下。

　　这20种可能导致坐牢的行为包括：到禁止信访地方走访多次或有严重后果的（以下各项均有"多次或有严重后果的"定语，从略）；未经批准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地区、广场等重要场所或重大活动期间的主要场所，非法聚集、滞留、围堵出入口、游行、示威或者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信访时采取呼喊口号、打横幅、穿状衣、出示状纸、散发上访材料、静坐等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滞留、占据信访接待场所；信访时采取自伤、自残、自杀、跳楼等手段相要挟的；信访时无理取闹、扰乱工作秩序……的；不依法在指定地点上访的；信访听证终结上访，又违反……（详见国内各媒体）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秩序向来是人治的传统，而非西方式的法治型。中国式的人治是具有宗法色彩的，十分讲究地位等级辈分的尊严，所谓"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凡是人伦的治理都是单向度地从上对下进行判罚、制裁、动刑，而下层黎民百姓从来不享有权力对于上层官僚进行管束。尽管是人治传统，而刑法却向来十分发达，但是"刑不上大夫"。

　　现今中国的信访制度，本质上说，依旧是人治传统的反映，因为它是依托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宪法基础上，其推行务须在"三个代表"思想的集中指导之下。换言之，信访本身只是一束"毛"而已，须粘贴在一张"皮"之上，方被认可，才可容许实施之，而这张"皮"的实质就是维护当权者的既得利益，美其名曰："维护社会稳定"。所以"毛"与"皮"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其矛盾在本质上是无法调和的。

　　当权者之所以认可民众有信访的权利，主要还是"民本主义"的反映，而不是出于领导同志的恩惠，更非现代民主的理念。凡是头脑清醒的中国当权者都会知道"水可载舟，亦可履舟。"的肤浅道理。所以，能将官与民的矛盾缓和在适可的范围里，对于官僚专制政权的"长治久安"是大有益处的。

　　从人道主义角度讲，信访制度的存在是必须的；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也是可取的。因为中国的百姓还是留存有一点点起码的讲公德的场所，要不然，将老百姓本来已经微乎其微的权益，再进一步地被剥夺殆尽，则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可是，现今中国的老百姓却愤怒地听到，这位叫"刘庆宁"的副主委大人的提案是说：凡是上方、信访者都得严加看管，动辄就得犯罪。这样将老百姓逼上了绝路！真如老子所云："损不足以奉有余"，大大背离了天之道！

　　上方者当然需要亮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的。其程序、其方式无非就是打横幅、发材料、举标语、喊口号、静默坐等等，这些行为在民主社会都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再正当不过了，可是在这位刘庆宁大人眼里，却是十分的惹眼而刺眼，似乎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坎，惹得他气急败坏地跳将起来，疾呼："扰乱信访秩序罪！"――在此，倒可以折射出其人的专制独裁心态。

　　诚然，我们不否认，上访者的利益诉求并非全都是合情合理的，有些上方确有大闹情绪的过火行为，有些上访者在方式程序上有欠缺。但是大家知道，中国本来是刑法森严的国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齐全得很，足够覆盖各种事件和案例。在集党政军于一身，集公检法于一体的官僚专制体制里，这些执法起来只会如火如荼、雷厉风行，而不用担心短斤缺两、三心二意的，何苦须要画蛇添足地再增加一项"罪行"呢？

　　再说，号称是"公仆"的中国各级官僚们，你们本来是靠人民的血汗养育着的，由百姓的纳税钱款中领取工资，理所当然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真细致地听取群众来访的意见反馈。即使上访群众中，有不合理的诉求、不明智的行为，也应当虚心地接待，耐心地解释，何必要大动肝火地增设"罪行"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当今社会之所以涌现大批大批的上访群众，就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正太多太多，大大激化了的社会矛盾都集中到上访这条狭路上，因为没有民主与法制的正常通道。要解决社会不公，根子上当然是需要制度的改革。

　　可是胡温政权已经向世人明确表态，制度是万万改不得的。不是吗？我们不必听其口号响亮，只看其行径：遏制《08宪章》，封杀网路，严控媒体，重判刘晓波，恐吓异议人士，关押记者和律师，截住上访人士，私设黑监狱，等等。

　　专制政体不变，信访、上访的困境将永久存在下去！

　　美国纽约法拉盛

　　20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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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和谐社会的一个根本前提

　　2009 年1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亲临德国秘密警察"档案馆"，她强调，秘密警察档案的公开，是增进人的和解，而绝对不是带来更多的误解和仇恨。

　　用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用语来翻译，那就是"和谐社会"。

　　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Staatssicherheit 的缩写）正式名称为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成立。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也有翻译成"史塔西"。成立宗旨是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警察，负责�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Wilhelm Zaisser是第一任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很快就被Erich Mielke 取代。1950年至1989年之间，安全部管辖有十七个监狱，约九万一千名正式聘用的探员，十七万五千名位在民主德国国内的正式的通报合作者，即著名的 "IM"，另有两万名"IM"通报合作者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以东德国家安全部共拥有二十八万六千名合作探员，情报网非常绵密、而且有效。一旦东德国家安全部确认某某人的政治意见，他们会用低调的压力逼使当事人辞职、逼使学生终止学业。虐待等
等酷刑是罕见的，一旦使用，东德国家安全部会迫使当事人转变成安全部的通报合作者。

　　1991年12月29日，德国通过了"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资料法"（Stasi-Unterlagen-Gesetz ， StUG）。德国公开秘密警察档案的第一天，万人涌入档案馆，他要看看"到底谁出卖了我"；她想知道"为什么他把我关进监狱"。出卖人或被出卖的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除了警察、高官、高干外，也有"良心知识分子"，也有平时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邻居，甚至家里最亲的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

　　东德国家安全部遗留下3千9百万份秘密警察档案，如果一本一本连接起来，足够180公里长。

　　由于德国通过了"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资料法"，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申请阅读有关自己的档案。至今档案馆已经收到两百八十万份申请。

　　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六十年代初就被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门盯上了，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极力支持被前东德驱逐的作家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并且公开批评修建柏林墙。现在，前东德国安部关于格拉斯的档案被结集出版。凯？吕特尔（Kai Schlüter）《瞄准君特？格拉斯-东德秘密警察（Stasi）档案》（Günter Grass im Visier - Die Stasi-Akte）一书3月19日在莱比锡书展上亮相，格拉斯本人向公众介绍了这本书。

　　今年82岁的格拉斯，在随后的座谈中，说他当时完全了解自己的危险处境："我们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找到了乐趣。我们有意激烈地讨论了前东德和联邦共和国之间关于抒情诗在发展上的不同点，之后我们就想象，监听者在试图解密我们的对话时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当然我们也不只是朗读文章，我们还会喝点红酒。当朗读结束的时，可能还要喝上点来自西部的，或者是东部的杜松子酒。"

　　尽管如此，这种跨越柏林墙的秘密会面始终受到东德秘密警察的影响，特别是对前东德的参与者来说可能非常的危险。不过，东德国安部对格拉斯却是鞭长莫及。他被认为是危险的挑衅分子，在西部精英人群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并且与最高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对于那些官方框架下的活动，比如魏玛学院在六十年代举行的两德会谈，或者晚些时候80年代的两德文化协定，格拉斯都忠于自己的立场，毫不留情的批评东德的国家专制。格拉斯说："我支持（两德）文化协定，但是我反对只在简单的层面上达成一致。也就是说，我们给你们送去合唱团，或者交响乐团。这很简单。但是我也在考虑，让那些持批判态度的人也能与其他国家交流。"

　　德国前总理科尔由于"政治献金"困扰，他向柏林行政法院提出抗诉，要求封存有关档案。2001年7月4日科尔胜诉，法院判决：档案馆必须重新加密封存有关科尔类人物的绝密档案。

　　根据该判决，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资料法规定，个人有权使用影响其生活和隐私之国家安全秘密档案，并且基于确保及促进国家安全机构活动之历史政治评价及司法再评价，允许公共和私人机构根据本法使用上述档案资料，但是，该法同样规定，使用个人档案必须无损他人之合法利益。科尔胜诉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档案，若非经合法程序取得或未经当事人同意，向媒体公布其档案，便侵犯了个人隐私，是违法的。

　　如何反思东德历史，如何评价它，尤其如何评价东德国家安全部，一直是个争议话题，直到目前，人们还为此争论不休。

　　人们常常把东德的日常生活描绘成专制制度下的和谐社会，一个由家庭、工作和业余时间构成的和谐社会。目前公布的安全机关的档案文件证明，东德国家安全部触犯人权及相关法律是他们工作的核心，是家常便饭的事。

　　大多数德国人强调，我们必须不断反省历史，保持警醒，唯有这样才能防止历史被歪曲或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来使用。

　　中国何时公开文革档案？何时公开六四（二十年前那场运动的）档案？公开这些秘密档案，才是保证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之一。

　　写于201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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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我的公司终于倒闭了

　　郎咸平说，这几年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环境的恶化，很多人因为投资环境的恶化，投资不赚钱，转而把钱都投入到了房地产和股市，而投资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税收过高。

　　我以前没有深刻了解过这句话，但是自从我去年8月开了个小公司后，我深深地理解了。我的小公司艰苦地支持了半年后，于今年3月份倒闭了。

　　因为跟一个大公司比较熟，有点关系，因此想做它们的经销商，卖点东西。于是2009年8月份成立了一个小公司，准备赚点小钱。

　　帮这家公司卖东西，并不需要转手产品，因为是进口免税的，所以帮他们卖出去之后，这家大企业直接返佣金就可以了，比如说，大企业给我的低价是10快钱，我卖到客户那里是12快钱，那么大企业直接返还2块给我。简单说来就这么个道理。

　　同时，我还在外地发展小经销商，我跟他们结算的方式就和大企业跟我结算的方式一样。

　　于是，从2009年9月份开始到2010年3月，半年的时间，我的公司收入10W，也就是开票额10W，其中返还给小经销商6W，我自己的利润4W.但是一旦除去 了税，我突然发现，我完全是给国家打工了，我完全被国家税收给压垮了。

　　算一下，10W的收入，营业税是5.5%=5500元；扣除6W返给其他经销商外，我的利润是4W，那么25%的所得税=10000；我的公司因为太小，根本不用员工，所以我也不用租什么写字楼，当时的注册地址是我家，房产税半年是2500元；公司账户的钱小于10W，银行每个月的账户管理费是80，半年是480；根据税务规定，报税的必须是会计人员，而我又不是，所以又得请个会计公司做账，每个月500，半年是3000；暂时不算买税控机5000多和网申使用费等。

　　那么，总结一下，从2009年9月到2010年3月，我的实际利润是40000元，我交的税费是5500（营业税）+10000（所得税）+2500（房产税）+480（银行管理费）+3000（会计费）=21480！！我剩下的净利润仅仅18520！！！税费率53.7%！！！

　　这还没算刚开始5000多的购买税控机的费用，每年网申的使用费等等，经常跑税务局，公司还要年审……

　　原来我一直在给国家打工！

　　我的公司终于倒闭了，我终于明白郎咸平说的投资环境恶化了，我终于明白什么是"苛政猛于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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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淼:“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解放军”是一句废话

　　按：2010年初至今，西南大旱，灾情日甚，以至于人将干渴、地已绝收，而媒体之报道、政府之行动，似乎因两会等故，已显滞后。根据一般规律，今后一段时间，恐又将出现政府履行其本来职责、而小民已感激涕零之场景；恰翻得旧作一篇，系2008年地震之后所作，其中看法，亦我此刻所欲表达。故再贴此处，与诸君议。

　　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种种官方的和官方许可的纪念活动都如火如荼地进行起来。有讲座，有图片展览，有观影，有捐款捐物……气氛是令人感动的，至少有那么一些。我想，在公开语境下的任何内容中，这样的几句话是少不了："感谢党""感谢政府"和"感谢解放军"。对于从废墟中救人、排着长队捐助和一群公民统计死难学生的数字之类行为，我甚至觉得流泪都愧对这种尽心；唯独对于上述的几句话和由此产生的种种行为，我不但泪腺感到吝啬，甚至头脑中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荒谬。注意，是荒谬，不是和谐。假如你觉得这很和谐，我只能说不是你感觉和谐，而是你已经被成功和谐。

　　什么叫做感谢呢？感谢就是别人对你做了一件有利的事，而后你礼貌性地说一句谢谢，并且对这个人心存善意。如果进一步上升到感恩的高度，所谓的"恩"，就不再是等价交换，而是超额的、不计回报的付出，对此一种行为的感谢才可称之为"感恩"。譬如说，父母的养育，可称大恩；自然对人类的滋养，可称恩赐；朋友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可算施恩……但涉及到党、国家和政府这几个主体，我以为是无"恩"可谈的。

　　据说在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后，有许多灾民躲进了体育馆，一边免费地披着毛毯吃着汉堡，一边对着镜头大骂政府救灾不力。而且体育馆里好像既有犯罪、又有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出现。对比之下，地震后的四川，就连坍塌的公路沿线都有写在包装箱纸板上的"感谢某某"，镜头面前一片人间温暖，到处"情绪稳定""生活秩序井然"。难道说美国人是不懂得感恩（从而缺少人生智慧）的人吗？还是他们个个都铁石心肠、自私透顶，丝毫不"体谅政府的困难"？而这些看似懂得了感恩的四川民众，确实能够反映出某种制度或某个国家的所谓优越性么？Air ball，真是离题万里。

　　我的父母给予我许多关爱，是他们的自愿；自然对人类的滋养，并不求任何回报；朋友的拔刀相助，虽能日后"还人情"，其实是没法要求等价衡量、收支相抵的。作为一种人生的智慧，或者说做人起码的修养，说一句谢谢、心存一分感恩，乃是理所当然。但执政党、政府和军队则不适用于这一逻辑，因为逢灾救灾、无灾安民，是其本当的义务，不是"庄严承诺"，而是"天经地义"。政府及主导它的政党收了税金、获得权力，用其供养军队，是欠了我们的债，所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于天经地义的事说谢谢，难道不是一句废话？美国灾民对于美国政府欠债不还的行为，在CNN上骂几句娘，难道不是美国政府活该？

　　2008年5月末，我在都江堰所见闻过的上百位普通市民，也都忍不住大骂当地的"贪官污吏"，忍不住抱怨不公平的房产补偿政策，忍不住对豆腐渣建筑咬牙切齿，忍不住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担忧……这些"贪官污吏"不也是政府中的公职人员么？豆腐渣建筑不也是政府监管审批的么？政策和未来的生活保障，不也是政府的行为产物么？就是这样的救灾，就是这样号称"全力以赴"的救灾，尚远远未到让人满意的地步；可就在这样的时候，仅仅是地震后的一个月，轰轰烈烈的"表彰大会""英雄事迹报告会"就吹响了光荣分赃的号角。那些本该因为贪污腐败、豆腐渣校舍和救灾不力遭受追究的官员，其斑斑劣迹忽而一夜之间被淡化、被有选择的遗忘了，剩下的只是对将要到来的"梦幻般的奥运会"的期待，剩下的只是"中国加油"和满地被è
��在脚下的国旗，剩下的只是背后控制不同言论的暗箱操作。事隔将近一年，死亡学生的数量从七八千人变成了不足六千，在数字里有一两千人变得"活"过来了。然而据肖雪慧先生讲到，地震至少造成四川7000间校舍的倒塌。在一个正常上课的日子，哪一间校舍会倒塌得如此空旷、如此温柔，以至于平均独独掩埋一个不幸的冤魂呢？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怀疑，当艾未未等志愿者自发组织民间调查时，还遭到了种种粗暴的干涉和压制；当谭作人打算依政府总理"一定彻查"的精神而自行调查时，却以种种罗织的罪名被关押判刑了！这是否正常，我说不清；是不是在还债，明眼人一看皆知。此种情况下，心存感恩，恐怕还为时尚早吧。

　　岂止如此。如你我所知，中国民众的税负在全世界都算偏高，可不但没有福利国家国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关怀，而且往往连可称作合格的公共服务都得不到。在这个国家，若没有有钱有势的爹妈亲戚，没有"认识的人"，就难免公职人员的拖沓和白眼。在这个国家，奶粉中长期掺入工业原料的厂商，可以得到质量监督机构的"免检"。在这个国家，校舍在地震中倒塌，露出来不足成年人小拇指粗的钢筋，可以被政府"科学鉴定"为不存在质量问题。在这个国家，一群叫做"城管"且本无执法权的人，公然被教导要"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地行使国家暴力。这似乎还不够。在这个国家，人均教育经费比不上一个非洲穷国乌干达，医疗公平度全世界倒数第一，而公款吃喝、公车耗油高居世界第一。在这个国家，贫困线的标准尚
不足非洲最赤贫国家的80%，却要举国不计成本地兴办一届所谓"梦幻般"的奥运会。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终于稍稍做出了一些它本该天经地义般地做出的举动——调集人力物力全力以赴去救灾——的时候，我们竟然要对它感恩了，我们若不感恩竟然就被怀疑人品有问题了，我们说两句批评的话竟然就要破坏所谓"安定团结"了——甚至它的最高权力机关要暗示甚至要求一个"感恩"的主题，这难道不是对感恩的强奸和侮辱么？请问，我们有什么恩非得对它感，凭什么要把"感恩的心"留给一个还债都拖拖拉拉的政府呢！

　　以上的常识和推论是基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基础。你可以说中国"国情特殊"，必须"反对军队国家化"，"不搞三权分立"。但宪法中总写着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吧。中国式的民主就算再先进、再高尚，也不能脱离"对纳税人负责"这个起码的底线，否则岂不当真成了"Democrazy"？退一万步讲，你很犬儒、很无奈地坦言，中国现在是个威权且不民主的国家（这个说法一定会让官方的发言人非常不满），可政党的"长治久安"还是要靠民众上缴"税利债费"维持，还是要靠民众种粮食、盖楼、做小蜜啊。谁听说过一个政党（在它看来，政府是它的下属部门，军队是它的枪杆子）能够有本事"养活13亿人"的呢？当然，当然，当然，当然……我当然明白，主子总是有权力，可以随时要奴才对它感恩戴德；可这样一来，它叫嚣的"公平æ
��义"宪法里列出的"民主自由"，又是些什么东西？我对性工作者没有偏见，但拜托你们，当了婊子就别再立贞节牌坊了。否则我们这些"算个屁"的小民，如何能安安稳稳地做好奴隶，为大爷们建设"和谐盛世"呢？

　　这种奴隶，不做也罢。——事实上，只有先学会含蓄、学会节约过分的感激之心，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臣民的身份，学着去做一个公民的。

　　2009-5-11于北京

　　修改于2010-3-21

　　来源：人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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