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9日星期六

盛大林:资方为何“不屑”于工资集体协商?

  由于缺乏有效手段,多年来我国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专家认为,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情况下,如果单方面依靠企业来提高工资,显得很不现实,应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企业建立劳动报酬分配制度。但工资集体协商在现实中面临重重困难。从2008年6月开始,广州开始在50个企业试点推开工资集体协商,一年快过去了,仍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企业不愿尝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法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工资集体协商专家顾问肖胜方指出:"工资集体协商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方不愿意坐下来和你谈,不屑和你谈。"(据6月16日《广州日报》)

  工资集体协商已经推行好几年了,但直到现在还处在"试点"的阶段,而且进展非常缓慢。为什么?因为资方"不愿"甚至"不屑"和劳方谈――肖胜方先生可谓一语道破!

  资方为什么不愿意谈?因为谈判对它们没有好处。劳方提出协商的要求,无非是想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这都是要资方"出血"的。这样的事情,资方当然不会心甘情愿。

  "不屑谈"又是为什么?因为双方的地位不对等。正如那位专家所言,目前的中国确实是"强资本,弱劳工",而且劳工们还是一盘散沙。名义上中国的企业都有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协商的也正是工会,但国内的工会都是由企业组建的,而且由企业供养,甚至工会的负责人还是企业领导班子的成员,既然如此,工会有什么资格向企业叫板呢?资方又怎么会把工会放在眼里呢?

  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所有企业的资方都不愿意与职工或者工会"协商",但在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双方的谈判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资方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屑",而且在工会或劳方代表面前从来都是毕恭毕敬。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会是独立的组织,非资方所能左右。更重要的是,工会的手中有一把"撒手锏",那就是组织工人罢工!

  中国的法律原本也曾明确地规定工人享有罢工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在法律修订的过程中消失了。虽然法律也没有明文禁止工人罢工,但这一权利被极大地弱化;在现行的工会体制下,工会也不可能组织工人罢工。前不久,日本本田公司在中国广东的几家零部件工厂发生了罢工活动,但这些罢工都是工人自发的,而不是工会组织的,官方甚至不承认这是"罢工",而是以"停工"代称。

  报道说,从今年4月开始,广州启动了工资集体协商春季邀约行动,计划到今年年底,在六成已建立工会的企业中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政府的努力值得肯定,但"邀约"能解决问题吗?谁若对此寄予厚望,那未免太天真了。

  "劳工三权",即组织权、谈判权和罢工权,是保障劳工权益的力量之源。离开了"劳工三权",工资集体协商只能是"空中楼阁"。近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之所以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根源正在于此。因此,在保障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等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是完善工会制度、落实"劳工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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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变态维稳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维稳快超军费,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再度由5月27日的《社会科学报》公布的数据,将其坐实而已。该报提到,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5140亿,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已逼近军费开支。众所周知,军费开支里面酿成的军队腐败,已军费开支的一个主项。那么接近军费开支的天价维稳经费里面,有没有贪污腐败,甚至故意夸大危险,而从中为自己捞取不利之财的呢?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一方面是社会的确问题多多,矛盾尖锐,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得不增加维稳经费来硬性维稳;另一方面,维稳可使公安及国安系统扩大权力,增加经费以及增加寻租的机会,因此他们会做许多手脚来夸大其间的矛盾,以便执政者为他们增加寻租机会和权力空间助一臂之力。要言之,维稳人员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的一部分,且看我
下面的论述。

  一些具体管理维稳的官员,未必不知道公安及国安系统的人员,如何夸大社会矛盾,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增加维稳经费,他们本身只考虑自己的官位和维稳的所谓一票表决,我尽量给你钱,我拿钱消灾。我把钱给你持拨够了,你维稳不好,我好拿你早问。且即便出了问题,也可以推卸责任。其实这些官员他也深知这里面的经费申请有许多猫腻,有许多漏洞,因为要仰仗于公安及国安等系统的维稳,所以睁只睛闭只眼,让他们无度"勒索",反正又不是我的钱,光我什么了鸟事?有的具体管维稳经费拨付的官员,更有创造性,他不仅睁只眼闭只眼,还和维稳经费的使用单位,联合起来共同寻租。如此一来,维稳经费不爆涨才是怪事。而大幅度攀升的维稳经费本身就成了社会不稳定的一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这得靠不断地搜刮民财才
能保障。而纳税人的血汗钱是有限,而变态维稳经费的增长是无度的。以民众有限的血汗,来应对无限增长的维稳经费,殆矣!

  正如时评作者熊传东所说,任何现代文明国家,其机构组成自然就负担着社会平稳运营的责任。也就是说,法院不依法办事,不维护社会公正,人大不制衡政府及其相关政策的实施,公安不为保障民众权利而存在,亦即公安局成了母安局,等等,这都是典型的政府机构失效的地方。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机构本身天然地起着使民众利益的责任,不需要在这些政府机构之外,另设什么维稳办、综治办等叠床架屋的机构来维持社会运营。本来四九年后,中国政府的运营就是党政两套班子,也就是说,民众天然地养了两个叠床架屋的政府,这本身就是对民众的巨大盘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民众权利意识的高涨,在叠床架屋的党政系统之外,再增设许多机构来维护社会稳定,其对民众的盘剥只会有增无减,在此等情况下,要想靠所谓的维稳
来维护社会稳定,无异于缘木求鱼。

  有人也给官方支招,建议他们将天价维稳经费中的一些拿来舒解民困,解决民生问题,社会稳定自然就可以达到。这个招数虽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应该说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傲慢冷漠是这个政府的贯性,他们怎么可能听得进你切实的意见?在他们的眼中,屁民只有臣服的份,没有说他们一经需要一经反抗,我们就满足他们。在他们眼中,屁民永远只是屁民,不应受到足够的尊重。因为人事任免和政权的合法性,都不是通过民众选举的,所以在他们眼中,民众根本没有足够的份量,来制衡他们,与他们博弈。这个社会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哪里能听得进去呢?他们想的是如何尽量垄断和吞独食,根本不想与屁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如此的情况下,官方只好变态维稳,如不改变策
略,中国社会只好进一步走上一条逐渐崩溃的不归路。

  2010年6月12日10:06分于成都

  来源:匪话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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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志峰:事业单位只招“官二代”应予全国推广

  江西武宁事业单位被曝只招正科级干部家属。6月13日,江西武宁多名大学毕业生向媒体反映,该县近期的事业单位招考硬性规定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记者随后将他们的意见转告给了武宁县人事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会向领导汇报,由领导决定如何处理。(6月17日新华网)

  事业单位招考限招"官二代",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录对象之外。部分不明真相者对此非常的不理解,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比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此进行批驳。窃以为,江西武宁此举不仅不应受到指责,反而应作为先进经验予以全国推广!

  限招"官二代"符合中国国情。现如今干啥事都是领导优先――好房子领导先住,工资领导先涨,风景名胜领导先考察,闹了火灾领导先走,就连有的娱乐场所来了新小姐也要由领导先去"检阅"呢。"领导先X"已成常态,领导的子女先就业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乎!

  限招"官二代"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地球人都知道,我们所有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英明的领导。领导就是我们的主心骨,领导就是我们的杰出代表,离开了领导我们就像羊儿离开了娘、瓜儿离开了秧。为领导解除了子女就业的后顾之忧,他们就更能全身心地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啦。因此限招"官二代"表面上看是领导搞特殊化了,但从长远来看,受益的还是最广大的老百姓嘛。

  限招"官二代"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略谙中国国情者都知道,现在就业领域存在着无数的黑幕与潜规则,尤其是有油水的铁饭碗,暗箱操作就更多啦。一小撮老百姓不明就里,天真地认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找个好工作,于是傻乎乎地学呀、考呀、托关系呀,到头来却往往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不瞎折腾嘛。人家江西武宁直接把潜规则摆到了桌面上,等于是对那些傻老百姓的善意提醒,免得他们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才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呀!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10/0617/14/69CU1RSL000146BC.html

  江西武宁事业单位被曝只招正科级干部家属

  来源:四川在线 作者:陈修平

  新华网6月17日报道 6月13日,武宁县籍数名大学毕业生向本报反映该县近期考录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记者随后将他们的意见转告给了武宁县人事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会向领导汇报,由领导决定如何处理。

  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录对象之外

  当日上午,数名大学毕业生向记者反映,他们老家在武宁县,均为近两年大学毕业的,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对记者说:"5月份,我们听说县里一些事业单位考录工作人员,于是辞掉了外地的临时性工作赶回家乡。没想到人事部门设置了门槛,招考的8个职位规定必须是正科级干部的家属。我们这些人,有的父母在农村,有的父母只是普通职工,只好望着这些适合自己的职位叹气了!"

  反映情况者认为,国家考录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都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本没有父母身份或干部级别之类的限制。武宁县这次招考为何要如此设置门槛呢?照这样做,还有何公平公正可言吗?

  市民普遍认为"限招"政策违规

  对此,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普遍认为这种"限招"政策不可思议。

  市区某大学即将毕业的小程认为:"我的家就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母花费大量财力送我读书直至大学毕业。我的短期目标是通过考试能够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如果全国都按照武宁县的'限招'政策来做,那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就永远难有出头之日,那社会上就只能滋生'官二代'了!"

  从事法律工作的周先生认为:"国家的用人政策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武宁县的'限招'政策就是典型的任人唯亲,与国家的大政策背道而驰。"

  有关部门承认"限招"政策属实

  记者随后与武宁县人事局办公室取得了联系,一名徐姓工作人员确认:"有这样的事。已经考过了,具体情况要问人事股刘主任。"

  武宁县人事局人事股刘主任告诉记者:这次通过公开职位和公开条件招考,职位为县里几家事业单位的8个职位,条件规定了身体状况、年龄、文化程度和限招正科级干部子女、家属。

  当记者问到是否觉得"限招"政策违规时,刘主任表示:"已经考试了,但还没有安排上班。我只是个具体办事人员,会向领导汇报,最终决定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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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8日星期五

张三一言:和杨恒均讨论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拜读杨恒均先生写了一篇大作《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想和杨先生讨论一下"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这个问题。杨先生的问题本身提得不很准确,因为这篇杨文就提供了足够理据说中国人是遵守游戏规则的(杨先生说的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他们只是不遵守另一类特定的游戏规则而已(杨先生说的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不守游戏规则特点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而是人类共性,换上西方人西方社会亦如此:遵守一类游戏规则,不守另一类游戏规则。为甚么会如此?

  以下遵守或不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是人类共同的。

  从游戏规则性质看,不论中外、东西南北方的人们都愿意也能够遵守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都不愿意也不可能遵守不公平、不公正的游戏规则。

  其次,从游戏规则源出看,人们都乐意遵守,也能够遵守出於大家自愿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人们都不愿意遵守,也不可能遵守权力者单方面订出强加到弱者身上的游戏规则。

  其三,从游戏规则执行实践看,人们都愿遵守,也可以遵守没有人可以特权不遵守的游戏规则;人们都不愿意遵守、也不能遵守有人可以恃特权不遵守的游戏规则。

  以上所述之前者就是杨先生所说的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所以人们都愿遵守,也可以遵守;所谓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就是上述的后者,所以,人们不愿遵守,也不能遵守。这里指的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遵守;事实上,上述前者的规则,只要加上强迫都可以被遵守的,例如现在共产党的政策、法律、行政指令等等,都迫使人们遵守着。问题是,这种强迫遵守是一个解体过程;而自愿遵守则是一个自我调节改进的过程。或许从某一观点看,不妨说人类进步史就是强迫遵守游戏规则过度到自愿遵守游戏规则过程的记录。共产党无法摆脱这种被解体的历史进程。

  杨先生所说的老华侨"中国人不行,不适合民主,华人…一旦到一起,就是没有人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争斗得你死我活,直到冲破道德底线互相辱骂…"。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是,当这些华人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权利相同的平等关系,还是权利不平等,以我为主的主从关系?这些所谓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华人的活动是:你定下你的游戏规则招集那你一部分人支持你当头子,我也制定我的游戏规则招集我这一部分人拥护我当头子。这些头子们带领其下属各不遵守他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而且,各以自己的规则与对方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当对自己不利时,即使自己制定的规则也弃之如敝屣。这些游戏规则都不是基於公正平等原则、不是基於相关人的意愿、不是由相关人共同制定,而是根据某些有权力定规则的人随机、自利意愿制定的。这种可以由单方面随意制定的游戏规则,不遵守、破坏它是无需付出代价或代价很小,所以,可以不遵守,可以被破坏。这样的游戏规则不能获得多数人遵守,也不能被
多数人遵守;连规则制定人也不能保证自己能贯彻始终遵守。

  而西方的游戏规则,正好与上述相反,人们愿意遵守,也可以遵守,甚至不得不遵守;起码,你负不起不遵守的代价。

  杨先生说:"等到中国人自己弄出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公平、正义与民主也不是问题了。"我认为,制定出"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首先必要条件是有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有了这个制度后才能有公平、正义,然后才制定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准确地说,不论你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还是制定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都离不开公平、正义;同时,只有一个民主制度才能制定和保证落实公平、正义的民主游戏规则。

  以上是我对杨先生提出的"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回答。我期待的是,在软体方面,对普及和提高民主政治的认识和修养,在硬体方面,力争建立民主制度。这两方面都是今天中国所欠缺的,都是要力争的。现实是,民主公平、正义软体,或多或少已经在人们心中萌芽,也在部分人中有了共识;但是民主制度硬体则连影子也还不见。虽则如此,还是要在争取自由民主宪政法治进程中,最好能同时做好以上两方面工作。对任何一方面的偏废都是不可取的。

  另外,附加谈一个小问题。杨先生对华人为了"本质上几乎都只是涉及到一点点个人的小利"而作你死我活的争斗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但是有一点要搞清楚,这只是从思想上,或从道德上不以为然,不是从民主权利上不以为然。体现在人人遵守的民主游戏规则上的民主权利,则应以为然。人人遵守的民主游戏规则就是争权利和利益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并不介意所争的是大权利还是蝇头小利,只介意争取的程式平等公正,争取的结果是妥协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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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一位澳洲的老华侨通过熟人找到我,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人不行,不适合民主。

  我还没有来得及辩驳,他就说出了令我无法辩驳的理由:20多年里,他见多了在悉尼的华人,他们都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一旦到一起,就是没有人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争斗得你死我活,直到冲破道德底线互相辱骂,最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得出了结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这位老华侨是中国某大城市的悉尼同乡会会长,他以悉尼的中国同乡会举例说,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城市,就能搞出好几个"同乡会",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谁都不服对方,都想成立新的同乡会,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虽然和海外华人接触并不多,但我也毕竟在美澳两地住了十几年,对华人社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的。就我所知,仅仅在悉尼一个地方,华人们自动组织的社团就有几千家之多。主要原因当然是只要你组织了社团,就可以自认主席或者会长,衣锦还乡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个名片让官本位的大陆官员与民众刮目相看。而当地领事馆每到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也都会邀请各社团的"会长"与"主席"去吃祖国奉送的免费招待茶餐。

  我刚刚到澳洲时,碰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华人,他拿出的名片上写的是"全球华人作家协会"主席的头衔,他说,看杨先生写过一百多万字小说的份上,可以少交点会费就入这个全球华人作家的协会。我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深感不太够资格。后来一位朋友大笑着告诉我,你确实不够资格,那个协会总共只有三个成员(一个社团必须的法定人数):全球华人作协"主席"的老婆和他还在读小学的儿子,你要入会,不就成了第三者啦?

  即便没有领事馆的因素,华人社团也经常是刀光剑影的。三年前到悉尼受邀加入一份当地华人报纸,欣然告诉猪朋狗友,没想到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的电电话一天都没停,他们都十万火急、情真意切地对我吼道:你竟然敢到唐人街去玩?你以为你是谁?

  没这么夸张吧?记得早年美国人歧视华人的时候,美语中有一个成语叫"把你放到唐人街"(Put You in Chinatown),意思是把你放到世界上最脏乱、阴谋诡计最多、没有章法的地方,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几十年前的美国,很多白人家长还用这句话吓唬小孩子。可是,现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尤其是悉尼的,都是当地最美丽最活力最热闹的地区啊。我对朋友的好心劝告耸耸肩,一笑置之。

  我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不到,可怜的我,竟然成了潜伏在海外的中共特务,美国派遣到澳洲华人中一统江湖的CIA间谍,卑鄙无耻的小人,有政治野心的御用文人,甚至活灵活现地传出北京专门有一个"杨恒均写作班子",组长是中宣部某一位副部长兼任……

  从那以后,听到"唐人街"三个字,我都暗自心惊,冷汗直流,哪怕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只要还有游戏规则,我们至少玩不起,还可以躲得起吧。可是,这个"唐人街"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其实,我本不该刚愎自用,我早该吸取他人的教训,我以前早就观察到(而且在我的间谍小说里也写了很多):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追求民主自由,有理想有抱负的华人前辈,只要一陷入传说中的"唐人街文化",几乎都是一铺玩完,名誉扫地。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我和悉尼的一些华人华侨特别是好几个社团的"主席" 和"会长"一起吃饭时,特意就此交流意见。我首先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华人华侨几乎都是第一代移民,不包括很小就移民澳洲,根本不包括ABC(澳洲出生的华人),他们很少和第一代华人华侨玩,也看不惯和看不懂华人社区的事……这就让我从人种基因上排除了我们华人是劣种民族的可能性,剩下的就是环境与教育了,耶――大家鼓掌!O(∩_∩)O哈哈~

  其次,我也渐渐搞明白了,几乎所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不管表面上涉及多少高尚的真理、理念与道德,其实本质上几乎都只是涉及到一点点个人的小利,例如某些西方机构给的一些活动经费,以及中国领事馆招待的一次免费茶点等等蝇头小利。但他们争斗起来,却让你认为是在为世界而战,为真理而斗争,为中国的前途与人类的命运而厮杀……

  斗争的方式都一样,就是原来的游戏规则被质疑、破坏和废除,而斗争的结果也一样,新的游戏规则没有确立,大家一拍两散,越来越"一盘散沙"。这一点对于同乡会尤其严重,我成立同乡会,就是想当会长或者秘书长,可既然在一个民主国家搞了一个协会,一般也是要选举的,你不选举,别人不参加。一旦选举,就有可能落选,有些人参加选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选上,或者选上自己的人。选不上了呢?拜拜,走人,他再去搞一个协会,自定一个新游戏规则,这个新游戏规则当然是对他有利的,于是他又当选了――也许会员只有四五个人,可会员会增加啊,于是,等到下一次又选举,他又可能落选,于是,他又不干了,又去筹组新的协会,一个新的主席和会长又诞生了……

  这里的"他"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已经成为华人社区的一个现象。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大家还记得,在上一篇说到民主的时候,我用一个通俗的方法表达的那个意思:民主的三根支柱就是钞票、选票与游戏规则。

  可是,我们这些华人华侨――一批在世界上最完备的民主制度下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中国人――最不愿意遵守的,就是游戏规则。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了解和探讨却让我惊讶地发现:海外华人华侨不遵守游戏规则,其实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他们不遵守的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而据我周围的华人朋友告知,生活在西方的华人华侨,无论是什么时候来的,对于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他们却毫无疑问地遵守,至少没有多少人敢去蓄意破坏。所以,当全世界遍布华人华侨,却倍受歧视和侮辱的几十年前,冲上街头挑战"游戏规则"(种族歧视)的没有几个受歧视最深的华人华侨。他们并不是不敢斗争,而是忙于在和自己人斗……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震惊不已的?我想起了早年在香港的那几年经历。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驱之不去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香港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现代各种文明的东西,并且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人?――自由的前提是遵守游戏规则(例如法律),而中国人不适合自由的最大理由难道不就是不懂得遵守游戏规则吗?可近在咫尺的香港人,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最自由,也最懂规矩的人呢?

  再没有中国心的人也不愿意直面这样的事实:中国人不会遵守"自己"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如果由英国人来制定,我们就不会再窝里斗,我们就会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就像海外华人一到洋人中,马上遵纪守法,一到华人中,就旧病复发……

  遵守游戏规则是民主制度的支柱之一,而我们这个民族恰恰不遵守游戏规则。我想回到海外华人社区去,以小见大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首先,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懂得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所以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不管是开会、唱歌还是斗争,大家都在讨论和争论游戏规则。这是好事。

  其次,中国历史上,不乏有人有能力和有权力制定游戏规则,例如统治者制定国家大法与宪法。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从来对他们自己不算数。例如皇帝不管多么仁慈与"依法治国",那个"法"永远对他们无效。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一个人可以跳到游戏规则之上,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再有义务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一些道德宣传不用公布,只要制定规则的统治者遵守了,民众就不会反对。而在中国,你搞再多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只要发出号召的那些人不美,只要你的政府人民不爱,一切都是假的。

  第三,游戏规则如此重要,以致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简单的归纳一句话:游戏规则。什么拆迁啊,维权啊,公平正义啊,工人上街要求增加工资啊,我的自由你的民主啊……千变万化一句话:缺乏游戏规则,或者缺乏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游戏规则。

  第四,我认为"中国人不遵守游戏规则"有两个原因:没有大家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可以遵守;以及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自己都不肯遵守。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怪现象:中国每个人都不愿意遵守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而每个人的这套游戏规则又都是用来对付他人的。至于自定游戏规则的人,自然不用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难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由此可见,等到中国人自己弄出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公平、正义与民主也不是问题了。那么,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对我们就如此之难?

  我认为难就难在以下两条:一,经过几千年折腾,特别近一百年折磨的中国民众,对于"游戏规则"即便不发疯,也都变得神经质了。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们能够自觉去遵守一个横空出世的"游戏规则"吗?二,从有别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精英和掌权者来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那样一个制定游戏规则的伟人或者集体呢?――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不但约束大众,更是用来约束他们自己的……

  那个时候,中国就民主了。当今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大家都记得,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有权者或者刚刚取得权力的一小撮聚在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大宪章、人权宣言与宪法。当这些"游戏规则"制定好后,首先被关进笼子的就是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统治者,带头遵守游戏规则的也是他们。请问,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游戏规则,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遵守?

  中国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与团体?等到这种人出来时,民众会相信他们,会去遵守这些"游戏规则"吗?

  来源:杨恒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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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官逼民反何时了?

武汉农民杨友德在其墙壁上写下"官逼民反"等字样,他爬上"炮楼",拿起自制的土炮,成功击退了几波强拆,在一定程度上确给人"反了"的感觉。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他表示:"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

这个淳朴的农民"一切生活来源都是土地",意识到"'投降'没有出路",强调"国家有法律有政策规定"、"希望能按政策给我补偿"、"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补偿费"……温柔敦厚至此,求而不得,于是被迫拿起土炮抗争。

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只需当地有司秉持公道,依法依规办事,即相安无事,何至于将一个这般朴实的农民逼上"炮楼"?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打仗,他说"打仗要有战争策略",其策略是拿起土炮。

杨友德只是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庄稼人,但把国家法律和政策当无物的有司,存在明显的不作为、乱作为,不是挺身主持公道,而是在默许强拆,从而也将一个农民逼成了战士。手持土炮的杨友德,俨然是在反击侵略者。

杨友德的目力所及,注定他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他"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这里面便存在着一个悖论: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中国,倘使"上层是光明的",那么"下层瞎搞"又从何而来?下层不要了乌纱帽?

国家如此乌烟瘴气,问题不是"下层瞎搞"这般简单,也不完全是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一路走到现在,从来就是一个专制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回眸几千年来,没有哪个朝代会像今天这般黑暗。

追根溯源问题恰恰出在上层,没有上层的诡异莫测以及长期的默许纵容,也就没有下层为所欲为的杀人、整人和抢人……在极权社会里,只要上层善于从宏观上去把握,及时以点带面去处理一些问题,中国也不至于不堪成这样。

上层似乎有的只是表演家,到现在还看不到真正的实干家。"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官府上下蛇鼠一窝,就连当局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也能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公然废弃,中国由此成为乱世,而且是个千年未见之乱世。

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犯的黎民百姓,即便层层上告至"伟大的首都",即便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乞哀告怜,也得不到该有的救赎,"下层瞎搞"何足怪哉?杀人没事,整人没事,抢人没事……倚官挟势者又怎不胡作非为?

上层的官场混混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可得罪人民,也不想得罪"帮内弟兄",只想混过任期就能快乐地作富贵闲人。这种不作为,这种权力的放任自流,不但毁了一个政党,也将中国置于官逼民反的危境之中。

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披露,他看到一个材料,2008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高达227000起,从2004年到2008年,在4年时间里,从87000起发展到了227000起,即两分钟一起。这数据触目惊心。

从杨友德被迫走上抗争之路,用自制的土炮"打仗",再到鲍彤先生所披露的这一串数据,不难看出中共当局"维稳"形势的严峻,一种官逼民反的社会氛围已然形成。苦难的祖国苦难的人民,何时才能真正走出不该有的轮回?

可叹无德无能的中共当局,面对一些原本不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一筹莫展,官逼民反的"本事"却十分了得,捏软柿子整人的"本事"也无出其右。今天在成都中院,无耻的宣判又在对谭作人进行,此前已多次变换过"罪名"……

官逼民反"无罪",杀人"无罪",整人"无罪",抢人"无罪"……维权或上访"有罪",撰文"有罪",环保"有罪",呼唤民主"有罪",反腐"有罪"……这个国家的是与非、对与错、罪与非罪的分水岭,到底在哪里?

不论你是谁,不论你的官位有多高,不论你过去的政治演出有多么精彩,只要是在以官逼民反这种形式将中国再次拖进惨不忍视的轮回,你就将成为真正的历史罪人,就必将被清算,你想混过任期作富贵闲人的梦想不可能得逞。

官逼民反何时了?我问"光明"的上层,上层鸦雀无声;我问"瞎搞"的下层,下层要么在裸奔,要么就一脸无辜;我问苍天,苍天黯然垂泪;我问小河,小河呜咽阵阵……史不绝书的官逼民反翻到这儿,满纸辛酸,不忍卒读。

写于2010年6月9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25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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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工潮蔓延势所必然

翻过网上那面"伟大的墙",这段时间不断在海外网上看到图文并茂、群情激愤的罢工消息。《苹果日报》的相关报道,也为我们翻开了一本中国大陆近期工潮事件簿――

5月17日,佛山本田零部件厂罢工;5月31日,深圳盐田国际和蛇口集装箱码头货柜车司机罢工;6月3日,陕西兄弟缝纫机公司罢工;6月6日,深圳美律电子厂罢工;6月7日,江西一家生产世界杯足球的台资厂罢工,惠州亚成电子厂罢工,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公司罢工,佛山丰富汽车配件公司罢工;6月9日,中山本田制锁厂罢工;6月10日,上海统宝光电公司罢工,珠海伟创力集团罢工……

罢工来得这般密集,参与罢工者少则几百人,多则3000人、7000人……我想应该不会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又让"黑社会"给"煽动"了,不然这"黑社会"的能量也太大了。就是让"伟光正"来作推手,短时间内恐怕也"煽动"不出如此密集的罢工事件。

是这些参与罢工的员工素质低,不安守本分,喜欢搞事吗?可素质普遍偏高,向来守分安常,多半形同圣人的教师队伍,在这年月也没能遵守"圣人所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的古训,曾几何时许多省区的罢课潮也同样汹涌。

教师罢课也好,工人罢工也罢,忍无可忍"撂挑子"的主要诉求,无非是要求当局或是资方增加薪酬,使他们在做牛做马之余,能够真正像一个人那样,稍微体面一点活下去。罢课、罢工说到底就是劳资纠纷,是在争取生存权。

这就是说,当前工潮的蔓延,主要原因就是工人们每月辛劳一场的结果,所拿到的那点血汗钱,并不足以应付他们日常所需的开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劳作在血汗工厂之内的工人们普遍意识到要想活下去,就须有所抗争。

工潮蔓延势所必然。在生活成本被不断抬高的年月,教师罢课、工人罢工等根本原因是生活所迫。他们不是冰冷的机器,他们是有血有肉、有生存需求和尊严需求的自然人。社会收入差距的无限拉大,也加剧他们内心的不平衡。

他们一样知道现在的医院张开了血盆大口;他们一样为子女要多接受几年"优质教育",就得被榨干所有而发愁;他们在劳累了一天之后,一样希望有个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而严酷的现实令其愁肠百结,于是只能走向抗争。

罢课罢工基本上属于本能冲动。这担子挑着挑着,感觉自己挑不动了,或是在吃不饱、穿不暖中即便勉强挑了这担子,所得的酬劳和所流的汗水不相匹配,自己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撂挑子"的本能冲动就易产生。

而宪法也说你有这冲动的权利。宪法说"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罢课、罢工者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就是"国家主人"的一部分,宪法没说他们是奴隶是猪狗,可以任由奴隶主打发、压榨或是任意宰割。

宪法说"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宪法说"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宪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罢工是示威形式的一种。

当然,在中国拿法律说事,这未免书生气。博讯今天就有图文并茂的消息说,河南平顶山棉纺工人罢工,当地警方竟贴出通告,"敦促参与围堵平棉厂区大门人员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清问题"。知道没?罢工不能去"围堵"厂门。

平棉工人雪上加霜,当初挂出"请共产党母亲给碗饭吃"的横额,结果"要饭"没要着,竟得"说清问题"。这等于是说,该厂的工人们即便会饿死,也不能向"母亲"要碗饭吃,就是要饭,也要文明乞讨,不能"围堵"厂门。

那么去荒漠上"围堵"一堆沙丘,或是去外星球"围堵"外星生物,是否就有"情为民所系"的"公仆"确真看到弱势群体生存的艰难,就能免于到警局去"说清问题"呢?这我不得而知,人尽皆知工人们也一样是要吃饭穿衣。

工潮蔓延势所必然。在根本问题未解决之前,在国人巨大的生存压力未确实得到缓解之前,这一波接一波的罢课、罢工潮,就是出了"说清问题"的通告,该也还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我常常在想,善待人民,到底能有多难呢?

写于2010年6月11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27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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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7日星期四

蔡慎坤:台湾教授的良知,让大陆还有地自容吗?

  富士康的轻生事件还没有完全落幕,即使鸿海总裁郭台铭曾在股东会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但是,一群台湾学者不领情----

  150位岛内大学教授13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联署声明,表示,除了要求郭台铭开放龙华厂区,让学者进厂监督,也诉求停止台商剥削民工的行为,甚至有学者在记者会上,直指郭台铭是"台湾之耻",台湾政府更是帮凶。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由台湾社会科学学者发起,瞿海源、夏铸九等150名学者参与的"终结血汗工厂,捍卫劳动人权----台湾学术界对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联署声明"记者会上,来自全台各大院校的大学教授,一字排开,大喊口号:"停止剥削民工!"就是冲着鸿海总裁郭台铭而来。

  世新社会发展所长黄德北表示,"我们不欢迎这些造成社会问题的血汗工厂鲑鱼返乡,我觉得,像郭台铭这样子,是台湾之耻。"

  台湾"中研院"教授林宗弘质疑,"对于这些台商,明明在两岸都从事这种类似经济犯罪的活动,怎么回来还有优惠条件?"一字一句,都是台湾学者对郭台铭的严厉谴责。

  台大社会系副教授蓝佩嘉指出,"富士康在深圳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聚集了大概15万人,这样高的人口密度,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人就像碎片一样,很孤立地存在着。"

  这些教授言词犀利,大呛郭董,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台湾高官政要,黄德北指出,"我们看到,我们的吴敦义,我们的王金平,都还在站出来帮富士康遮羞。"

  学者怒轰政府态度摇摆,并强烈要求郭董,主动开放深圳龙华厂区,让台湾学者进去瞧瞧。

  富士康的悲剧发生在大陆,而勇敢地站出来为大陆同胞主持公道的却是台湾的教授,反观大陆,我们的专家学者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的工会组织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的政府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富士康的悲剧发生以后,很快有学者专家纷纷站出来为富士康背书,认为,80后、90后心理素质太差、太脆弱,呼吁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按照新华社的报道,深圳市政府、工会及劳动保障等部门,还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安保防范再发生自杀事件。针对富士康保安人数有限、训练不足的问题,深圳市公安局和宝安分局,对富士康的企业保安进行指导培训,并派出300名保安大队的正规保安,来支援企业管理。

  二是,加强心理疏导。深圳市卫生部门,派出一批心理医生进驻富士康,加强企业对员工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力度。深圳市的妇联、共青团及文化体育部门,还协助企业在园区内开展多项文化和体育活动,缓解年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和紧张情绪。

  三是,加强劳动监察。深圳市劳动保障部门对富士康员工劳动合同、工资收入、加班时间、劳动强度等情况进行了重点监察。

  在富士康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宣布给员工加薪后,立即传出富士康把工厂从深圳迁往内陆省市的消息,原因是内陆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比深圳更低。

  各级政府所想的,是如何帮富士康来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的政府,在大陆却没有任何学者专家站出来谴责!

  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专家,都不能对富士康的自杀事件保持沉默!

  一个号称执政为民的政府,更有责任改变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所谓的GDP,所谓中国速度,所谓的中国制造,不能再依靠这些生产作业线上一颗颗无知无觉的螺丝钉!

  政府应允许在企业建立健全真正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抛弃那些不为工人说话,不为工人谋利的花瓶式的党委和工会!

  工会应该是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联合体,而不应该是靠资方,或其他政治团体施舍的附庸或犬类!

  对比台湾教授的良知,中国大陆的那一堆堆"东西",还有地自容吗?

  看看美国工会的成长史,或许对无视工人辛苦的中国工会组织有所帮助。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通过一系列的罢工示威,终于争得了作为争取工人利益的"唯一代表权",并不断争取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到上世纪末,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为70--80美元,并且,拥有优厚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

  如果美国工人像富士康工人那样,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每天可挣到800多美元,一个月就可挣到两万多美元,......

  但可悲的是,这些在富士康,或大量私企打工的年轻一代,每天12小时工作,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收入仅仅不足2000元,这样的待遇和现实,年轻一代能在一个美仑美奂的城市畅想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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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台湾教授联署声明全文:

  从今年年初开始,台湾鸿海集团所属的富士康公司,位于中国大陆深圳的龙华厂区,惊传13起员工自杀事件,其中有12起跳楼1起割腕,造成10死3伤的惨剧,令人感到震惊与疑惑。除了为死者哀悼之外,事件发生至今,这些员工死亡的真相、涉及本案各方的责任归属、公民社会的基本认知、舆论和政府应有的社会及政治责任,却未得到厘清。

  我们认为,鸿海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自杀,是这些年轻工人对于压迫人性的劳动体制,用生命做出的永恒的抗议!这个摧残工人生命的劳动体制之所以形成,有三方必须负责。

  首先,鸿海富士康责无旁贷!

  这个事件直接暴露了台商(不只是鸿海富士康)工厂,军事化管理模式的问题,即使相对于中国大陆其他厂商来说,鸿海富士康的工资不算低,但富士康"集中营"式的监督、控制工人手段,导致工人在工作与生活中,感到非常疏离、孤单,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复劳动,令工人身心俱疲,显然是工人自杀的主要因素之一,并非宣布一次加薪就可以解决。

  我们呼吁,包括鸿海富士康在内的台商,终结军事化管理模式,具体改善工作与生活环境,建立合乎人性的生产线流程,这不只是郭台铭一个人,或富士康一个厂的问题,而是所有台商需要严肃面对的企业责任。

  第二个要负责的,是偏袒资方、未能保障工人基本权益的中国大陆政府。

  被误导性地称为"打工者/打工妹"或"农民工"的私营企业工人,是带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无名英雄,然而,这些工人却必须面对劳动条件与户口制度的双重压迫。

  以富士康为例,虽然其员工每月的工资高过深圳关外最低工资,却不可能满足"农民工"全家移入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其次,地方政府多半不愿负担外来工人的社会保险、医疗保健,或农民工第二代的教育经费。第三,中国大陆的劳动法令并未落实,富士康工会代表人,正是老板郭台铭的助理,劳动合同法执行上,也相当松散,但是,这些不合理的劳动条件都"合法"!

  我们呼吁中国大陆政府,尽快调高法定基本工资,至基本生活需要水准,废除城乡或本地与外来者的户口区隔,并调整既有工会体制,把工会还给基层工人,建立公平理性的劳资协商机制。

  第三,以苹果电脑为首的跨国品牌公司,应该为这次惨剧负责。

  电子业台商的薪资条件与劳动管理之所以如此严苛,与诸如苹果、惠普、戴尔等,欧美客户的低价竞争要求脱不了关系。这些跨国品牌公司,透过压低委外制造成本、驱动台商代工厂削价抢单,取得了巨大的利润。

  代工厂订单的单价降低进一步转嫁,压低了中国大陆工人的工资与劳动条件。于是我们看到,全球热销的苹果iPad,每台售价为 499美元,其中,苹果电脑就赚了约297美元,超过总售价的50%,苹果电脑支付给鸿海富士康的每台代工费,约11美元,约占总售价的2.3%,而负责研发代工的台湾工程师与生产线上的中国大陆工人,究竟得到多少呢?

  我们强烈谴责像苹果电脑这种透过全球价值链策略,塑造血汗工厂而赚取暴利的跨国品牌公司,在苹果产品时尚光鲜的表面下,是一条交织着血汗劳动与品牌暴利的利益链条,像iPad这样极度不公平的价值分配结构,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吝啬而卑鄙的写照。

  然而,台湾政府对此事件的反应,是非常不恰当的,行政院吴敦义院长说,"希望大家多给郭台铭鼓励,因为他也是在拼经济",立法院王金平院长则说,"媒体应该'保护自己人'","他(郭台铭)的困难,也是国家的困难"。

  王金平、吴敦义两位院长的论点,背后的逻辑是:以拼经济之名,台湾的财团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到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去为非作歹,剥削工人,破坏环境,而且出事的时候,,台湾媒体不该批评!

  这种说法等于政府为财团帮凶,鼓励台商违反普世价值,破坏台湾国际形象与两岸关系,非常不恰当,对于以人权立国为施政理念的马英九总统来说,更是一大讽刺!

  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鸿海富士康本来就应该为员工自残事件负起最大责任,我们希望,台湾的社会大众与媒体,能够经由这次事件,体认到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于两岸劳动者的压迫。

  我们强调,台湾社会应该保护的,不是跨国的政商共犯结构,而是民主价值与劳动人权!

  鸿海集团、中国大陆政府与苹果电脑等跨国品牌公司,都应该为鸿海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负责,我们无力阻止已发生的遗憾,但我们有机会努力让遗憾不再发生!

  台湾舆论应该监督鸿海富士康,改善厂内管理模式、敦促中国大陆政府改善劳动人权,台湾民众更应该对造就多起工人自杀的"血汗哀凤"第四代进行抵制,直到苹果等厂商愿意投入更多心力,具体改善劳工(包括台湾与大陆工人)的劳动条件为止。

  近日来,两岸官方与媒体,已经开始回避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与中国劳工权益的议题。然而,逃避它,淡化它,扭曲它,难道就不会有焦虑、就不会良心不安、就可以"自我感觉良好"?

  鸿海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终将成为一面高悬的明镜,永远提醒我们:勿忘台湾社会的良知!

  来源:博客中国 20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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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二十年内,中国应解决全部问题

  改革的窗口什么时候彻底关闭呢?我认为就是本轮中国城市化运动结束的时候。这20年之内我们中国该解决的问题全部都要解决掉,20年之内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麻烦。

  理性面对房产税

  2010年4月份以来,中央开始对房地产业进行一轮一轮的调控,一次一次逼,手段严酷,一直到今天为止。我想大家要相信中央政府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和能力,这一次对整个资产泡沫的整治,其实刚刚开始。我个人的判断,亚运会之前全国房价暴涨暴跌的可能性都不大。

  不管今年7月份会出台怎么样严酷的房产税政策,怎么样的打压房地产,本年度之内中国经济不会全面趋冷,中国经济今年保持9%左右的G D P增长,这是有把握的。本届政府基本上可以称为保8政府,在2012年之前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中国的G D P每一年都会胜利地保8.而要保8,房地产仍然是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各位听到这句话,可能会反感,认为我可能被某一个利益集团绑架了,但是这是我始终认为的,对于中国很多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只有你去买房子的时候才会买空调、电视、洗衣机,如果住得很远的话就要买汽车,所以它仍然是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中国的城市化才完成10年而已。

  而要解决房价上涨的问题,根本性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财税,地方政府一定要从房地产绑架中解脱出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一直是靠出卖土地获得的话,中国的房价怎么可能去合理化呢?长远来说中国有两个税一定要征的,一个是遗产税,一个是房产税,不然的话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问题不是征不征,而是征来了之后这个钱怎么用。如果按照美国房产税征收的方式,这是一个超级巨大的税种,每一套房子每一年要交房产价值的1%-0.8%,这是什么概念呢?我计算了一下,如果广州人民要交房产物业税,相当于现在的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总和。

  其实大家没有认真算过账,这么大的税种,意味着交了房产税,别的税不用交了。在中国曾经有人这么想过,写在"建国大纲"里,这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想过这件事,中国土地很大,老百姓喜欢房子,他说只要我建了国家,全中国人民都免税,只要交物业税,土地国有化,然后这个国家会成为全世界最富的国家。100年前孙中山就想过这件事,所以房产税不是要不要征的问题,我认为是一定要征,也一定会征的,但是怎么征?你征了之后那么大的税种怎么分配?

  原则上讲,房产税是百分之百的地方税种。房产税征了之后,会不会造成像1994年分税制改革那样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政策在没有完全地讨论清楚的前提下,就贸然地拥护说要征,或者说反对不要征,这都是毫无意义的,最关键的是中央政策要告诉人民这盘牛肉是怎么样的,它是内蒙古产的还是神户产的,学界和政府来讨论怎么办,现在这样绝对不是一个办法。这样下去的话房价还得涨,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一句话。

  保护民企控制投机

  中国房价要降下来,要合理化,第二个是一定要让工商资金继续留在工商业。中国这个问题很严重,大量的工商资金跑到房地产中来。我自1990年工作以来,每年接触几百个企业家,今天这个时间点是我看到中国企业家里投机风气最盛的一个时间点,原来还安心做一辆自行车、做一双袜子,现在根本没有心思了,因为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太低,而资产泡沫的诱惑太大。

  有一次我去苏黎士,在橱窗里看到一个压力锅,是双立人牌的,大概要卖1600多欧元,我看到也哇了一声,怎么这么贵。跟我去的有一个企业家朋友,他说这个锅在中国卖2000多元人民币,我都不相信,他说真的,我前两天刚刚要买这个锅。有钱人真多。然后我就回来了,到了杭州,刚好吴敬琏老师来到广州调研,我就陪着他去,坐在我旁边就是中国做压力锅做到最大的企业苏泊尔的老板,这个企业我1991年就去过,是浙江温岭一个很小很小的街道小厂,很破的房子,当年他是干什么呢?给双喜压力锅做代工。后来他就不贴牌了,自己做了苏泊尔,做到全球第三。我就给他看照片,我就问他一两千块钱,苏泊尔可以做到这个水平吗?他说首先就是技术差一点,问题最大就是品牌不如人家,我这个锅能够卖到600块钱就了不起了。我说你现在做
得怎么样了,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事了,我已经卖掉了,卖给法国人,卖了20多个亿。我就说这些钱拿来干什么?他跟我说去做房地产了,那个钱多、钱快,政府对我很好,给我一个码头。

  我就跟吴敬琏老师说,大概10年内中国人已经不可能再做出一口好锅了,你以为一个企业做到全球第三名那么容易吗?20多年熬过来的,一代人,当他将企业卖给法国人的时候,10年之内中国人已经做不出一口好锅了,这就是中国实业家的心已经彻底乱了。我觉得现在大概是1990年以来最乱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大家都去投机。

  中国未来要在全世界有机会,要站得住,成为一个大国,各位,没有别的好靠,只有靠实业家,但是政府没有善待实业家。5月中旬,政府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的"新36条",大家记得老36条什么时候发布的?2005年。2005年为什么发布36条呢?因为2004年5月份对民营企业的宏观调控,伤了民营企业的心,有些企业家在北京开会时,当面问总理说你们还支持不支持民营企业了,你们整顿钢铁厂是不是针对民营企业?2005年为了安抚民营企业家的心出了36条,当时媒体是什么样雀跃欢呼的状态,认为是划时代的。但是情况如何呢?今年又出台了一个36条,这是因为2008、2009年对民营企业的严酷打击,但是大家想想,今年我们有没有在媒体上看到欢呼雀跃的情况呢?那仅仅是一天的新闻而已,第二天大家都忘了这件事,因为你第二次喊狼来了。

  政府确实应该考虑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关心民营企业,特别是关心实体企业家,否则的话,中国就会投机盛行。而这是有连带效应的。

  20年后,改革窗口关闭

  我深知我们在日后写回忆录时会说,我们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好的经济发展时期就是1994年到2007年了。现在对我们来说,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可能我女儿,90后会遇到新一轮的好日子。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是从农副产品、从资产价格、从房地产整个地上涨,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随着这一轮的通货膨胀,这一轮资产泡沫化,我们的产业结构、中央财政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我们会不会重蹈1980年日本的覆辙?

  我认为中国只要改革搞得好,不可能变成第二个日本,虽然中国经济困难重重,但是我今天坚信,10年之后中国一定不会变成1990年之后的日本。为什么?首先中国的人口数量足够大,我们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以上,关起门来我们也是一个世界。第二,日本到1990年时城市化改造基本上已经完成,而即便10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还是没有完成,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6%,每年1%,10年之后才是56%,城市化还有2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

  我最近老在想一个问题,老天对我们真好,应该说1978年以后老天对我们真的不错,你看我们开始搞改革开放,1990年全世界信息革命开始了,我们赶上了一拨浪潮,经济高速发展,不错。但是老天对你好的时间会到头的,所以我最近在计算中国改革的时间窗口什么时候会关上。一定会有关上的那一天,关上那一天你再搞改革就来不及了。

  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人跟我讨论,说中国10年改革不成,我们改30年行不行,30年不行我们50年行不行。我就说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想想1905年的晚清、1948年的民国,这个窗口什么时候彻底关闭呢?我认为就是本轮中国城市化运动结束的时候。宽一点计算时间点大概是多少呢?20年,这已经非常非常宽了。这20年之内我们中国该解决的问题全部都要解决掉,20年之内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麻烦。

  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主要著作有:《大败局》、《穿越玉米地 》、《 大 败 局Ⅱ》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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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5日星期二

秦孟和:邓小平与赵紫阳的悲剧

  ――许允仁《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解读之三

  悲剧的发生,源于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的价值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而领袖则是价值的代表和象征。邓小平和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为我们理解"六四"悲剧的内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点。

  我们看到,在"六四"之前,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初期,邓赵之间在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的政见上,还依然保持着某种基本的共识,邓小平一直是党内元老中对赵紫阳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随着群众抗议运动的升级,在要不要用武力对此加以平息的问题上,二人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这一分歧最终导致了"六四" 镇压,和对党内自由化因素的大清洗,导致了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终生软禁。

  在《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中,许允仁不是简单地站在某种现实政治的立场上,对对立面进行高调的道德谴责,而是力图以一种疗救的心态去揭示"六四"发生的悲剧性的原因。当悲剧被看作是悲剧的时候,就是指冲突双方的价值都被看作是珍贵的,对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又都是有局限的,最关键的是,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二种价值之间变得不能共存。

  通过Y与X之间的争辩,许允仁首先冷峻地揭示出邓小平的判断,和他所代表的价值中所包含的真理性。借助"4.10"大示威后,马英九主导的强制性清场作为例证,指出在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发生之后,仅仅依凭对话,而不动用政府的强制力将无法有效地恢复秩序。

  凭借Y之口,许允仁揭示出邓小平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下,发现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的非凡洞察力。他比赵紫阳更清醒地认识到,不动用政府的强制力将无法恢复秩序;意识到这场风波会动摇党国的根基;认识到威权政治归根结蒂不可能通过自由的对话,而只可能通过基于恐惧的服从建立起来;认识到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以稳定的政治秩序作为前提;同时,洞察到已形成了巨大的"广场效应"的"人民",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关于最后一点,许允仁写道:"面对一会儿朝他高喊"打倒",一会儿又欢呼"万岁"的人民,即便他没有研读过群体心理学对乌合之众的描述,依凭他自己几十年和群众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他无疑比常人都更深地洞察到群体的变化无常、短视、非理性和狂热等特征。所以,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一个全国性的广场效应形成之后,当无数的人受到这一磁场的吸引,想要通过表态来融合其中时,在许多人看来代表着神圣的人民意志的"广场",在邓看来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聚集罢了。"

  "依凭自己的政治洞察力,他依稀辨别出在这一场景中,多少人有着坚定和明确的政治诉求,多少人只是简单地渲泄情绪和从众起哄,以及究竟需要怎样的外部诱导和多大的强制性压力才足以遏制广场效应的进一步扩展和改变群众激情的指向。他没有被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的表象唬住,而是,洞察到1980年代末的民众的真实而又矛盾的心灵:一方面,从情感上看,革命的文化基因依然残留在人民的心中,人们渴望在打倒权威的呐喊和挣脱束缚的欢呼中,将自我融合和陶醉在汪洋大海般的群体之中;而另一方面,人们在理智上,又希望摆脱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带来的动荡和伤害,希望尽快地过上一种富裕和安宁的生活。"

  关于邓小平,许允仁还评论道:"事实上,在主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所获得的民众的敬爱和威望要更高于胡赵。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人的爱戴,每个人都会因获得这种爱戴而快乐,因失去这种爱戴而痛苦,邓小平也不会例外。但是,他的政治本能告诉他:绝不能将整个政权的基础,建立在这种变幻不定的民众的尊敬和喜爱的感情之上。相反,为了整个党国的根基不被动摇,他愿意孤独地去承受失去人民爱戴的痛苦。"

  在通过H揭示了邓小平所代表的可以称之为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伦理"的价值之后。许又通过X阐发了赵紫阳所代表的"心志伦理"的价值。

  X指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威权领袖对中国人精神上造成的创伤:"……这是这个极权主义政党征服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多少年就会来一次的一系列阉割手术中的最近的一次。从反右的"敌前总指挥",到"六四"镇压和清洗的主导者,可以说,在邓小平丰富复杂的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就是从事这样的阉割手术的,胆大心细,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

  以此相对应,X阐发了赵紫阳在"六四"中的爱与牺牲的姿态,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拯救性作用。对于赵紫阳的精神遗产,许允仁这样概括道:

  "他相信,即便是在最尖锐的政治冲突中,人与人之间通过沟通形成非强制的共识依然是可能的;他相信,政府垮台了,政党解体了,可以按照更好的理念再次重建,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被强行剥夺之后将无法再生;他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爱,对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来说,是如此珍贵和重要,即便是为了最大的利益,也不应该去破坏和毁灭;他相信,一种失去了民众认同的权力,一种必须通过杀害生命,毁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爱和信任才能保有的最高权力,仿佛一种原本非常美味可口的食物,却已腐败变质,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因而不再值得追求和保有……"

  " 作为一个个人,在常人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之下,他依然坚信,有一道捍卫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所必须的防线绝不能丢弃,一旦丢弃了它,哪怕得到整个世界,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的领袖,在他握有的权力因他人抗议而动摇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暴力镇压去强制他人服从,而是反省着如何通过改革,通过和民众的真诚的沟通来增加他们对这种权力的认同,因为,他坚信这就是政治的本义之所在,是增加一种政治权力的尊荣和价值的唯一方法。"

  "正是基于这些关于人性和政治的基本信念,在旁人看来,他仿佛儿戏般地就放弃了自己已经到手的"皇位"。"

  "20年前,促使赵紫阳做出自己政治选择的那些基本信念,他所尽力保守和捍卫的那些价值,正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共和国可能得以构成的奠基性价值。对于我来说,不是在邓小平顶住全世界的唾骂,通过开枪镇压威慑亿万人民的超人魄力中,而是在赵紫阳顶住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淫威和高压,坚守住自己纯正的政治理想的非凡的道德勇气中,看到了能够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奠基的精神资源。……"

  邓小平和赵紫阳所各自代表的价值,在"六四"这一特定的情形下突然变得水火不容。在邓小平看来,容忍了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党国将会崩溃;而在赵紫阳看来,一旦在暴力镇压民众的问题上向邓小平屈服,那么,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信念就会崩溃,这时整个生命也将全部失去意义和价值。

  "六四"的悲剧不仅仅是赵紫阳的悲剧,同时也是邓小平的悲剧,他一手提拔和栽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无疑是由于认同和赞赏他们所代表的价值。但是,当对旧体制的突破已经完成,而必须确立新的威权体制时候,邓痛苦地发现,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足以使整个党国解体。

  就如许允仁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在"六四"的风暴中,看到赵紫阳的个性和德行将整个党国置于危险的境地中时,邓小平才放弃了幻想,痛苦地认识到威权体制的最高领袖的第一位重要的品格究竟是什么?当他放弃胡赵,动手对整个民族中精神最活跃的部份进行阉割时,同时,也是对自己灵魂中的对爱戴的渴望、同情心、理想主义等等长期以来所看重的价值的自我割除。

  他对下台后的赵紫阳的某种眷恋,事实上就是对自己灵魂中被割除的那些价值的眷恋,他知道,一旦割除这些之后,不管是他的个人生活,还是他竭力所要捍卫的那个政治制度的意义都会变味。因此,他几次让人找赵紫阳,希望他做个检查之后,再重新出来工作。邓小平试图以这种方式,将他在危急的情形下,出于恐惧而割除的那些价值,以某种安全的方式,从后门里悄悄地再重新找回来。

  但是,对赵紫阳来说,他深知,自己假如屈服,那么,留下来的只会是一具躯壳,他所代表的价值就泯灭了。他只能以做党国的终生囚徒的方式,才可能坚守住自己宁愿放弃"皇位",也无法背弃的那些价值。最终,邓小平决定对赵紫实施终生的软禁。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事件,更具象征性地体现出,在"六四" 事件上决裂之后,邓小平所代表的价值和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在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处境了。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1年了,然而,正如许允仁在文中分析的那样,作为"中国模式"奠基礼的"六四"镇压,由于是对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伦理的双重违背,使执政党至今都对此讳莫如深。执政党在其构建的粗鄙和自欺的意识形态中,无法真实地面对这一事件。在这种讳莫如深中,不仅仅赵紫阳代表的价值被遮蔽了,连邓小平所代表的价值中的某些真实的部分也被遮蔽了。党甚至无法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坦率和真诚的辩解。

  "六四"的分歧和斗争,是围绕着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的定性展开的。就如许文中所言的,事实上,不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还是"爱国民主运动",它们的争论都是在某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语境中展开的。一旦被定性为"动乱", 那么,事件的参与者就名正言顺地被贬为"专政的对象",反之,一旦被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那么,它就获得了政府的强制力碰不得的"神圣性",同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自己政治上的敌人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当时,关于事件定性的争论和斗争,归根结蒂是争夺"专政主体"位置的斗争,这也就是"六四"悲剧发生的最核心的精神根源。在专政政治的语境中,每个个体都自负地认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价值是神圣的,想要压倒和排除一切异己的价值。

  而只有在宪政民主主义所开启的意义境域中,才可能真正找到政府理性地使用强制力的分寸和界限,才可能在剥除各种价值上面所蒙着的虚荣自负的同时,以一种多元的心态包容它们,让各种本真的价值得以无蔽地言说和争论,寻求它们在中国现实中的共处之道。这才是让中华民族从精神上走出"六四"阴影的关键之所在。

  20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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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传东:“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

  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可以看得出,维稳是继综治革命之后,地方政府又一重大治理战略决策。维稳不仅紧系着地方政府,还牵动着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行政系统的职能发挥和财政预算与支出。深入看来,维稳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矛盾的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强化维稳的重要性和战略性,以期通过维稳提高地方政府或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固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稳定是一切工作的基石。然而,在居高不下的维稳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财政成本。 目前,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已成为普遍现象。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办事的人,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而不至于发展到以高额的财政支付来维稳,非得要整个社会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最终导致,不得不以高价,甚至天价的财政支付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财政的国情力。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众所周知。现如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财政维稳。河北省2009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幕人数,原则上不低于各辖区人口的1%,也就是说,有多达78万人的河北人奋战在国庆维稳的第一线;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49.5亿元。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维稳,是否符合中国的财政国情力,是否考虑到中国财政的承受力?这都是值得决策部门考虑、深思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百姓的承受力。资料显示,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达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相比之下,城镇社保还没有全面普及的前提下、农村社保还没有全面推广的前提下,以此高额的天价维稳费,值得吗?笔者认为,应当将其天价的维稳费抽一部分出来直接投入到民生工程中去,给老百姓直接带来受益和实惠。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每投放一笔的意义。广西贵港的群众工作部经费每年不少于20万元,群众工作中心不少于4万元,群众工作站经费不少于0.2万元,这就意味着该市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2009年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然而,我们投入归投入,花费归花费,我们细算过每一笔维稳费用吗,是不是每一笔都应当投、值得投、必须投、非投不可?如果,每投放一笔维稳费没有其可操作和可实用的价值与意义,则没有投放的必要。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因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成本之高超乎寻常。"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已刻不容缓。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分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 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分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依笔者看来,维
稳更应提倡节约成本,从而提高其维稳效率,不可全靠以钱养事、以钱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实施后的社会效果。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如果说上海、广州皆属经济发达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就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了。湖南津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高额的财政支付还不够的前提下,该市政府作出口中挤食的无奈之举,以此保证维稳经费。然而,这些"天价维稳"带来的社会效果又如何呢,不得而知?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稳定是否全靠金钱。今年1月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政府的维稳已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这属于典型的"花钱消灾、拿钱买平安"的无奈之举。这只能说明,该地区的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处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状态,即使火烧眉毛了,还不慌不忙。实在扛不住了,没关系,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可以摆平一切,自古以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之怪理一直经久不衰。同时,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财政预算部门,更要监督维稳经费支出的全过程,杜绝挪用、贪污等现象的发生。更要考虑,"天价维稳"是不是唯一之举,金钱是不是维稳的法宝,除了"天价维稳"外,还有没有与其相配的维稳�¸
�措。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是否需要民众听证。当前,由于社会矛盾逐渐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等现象,从控制和防堵角度入手的维稳是解决其突发性事件的唯一手段,导致维稳成本的上升理在情理之中。然而,成本的财政预算在某些地方已大大超过了一些民生项目的开支,如此看来,"天价维稳"的无限期投入,绝非长久之计。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维稳预算、维稳投入和维稳支出等现象,能否像其他民生工程项目一样,以"听证会"的形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或发布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众或民众代表,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新闻媒体,共同做出维稳预算、投入和支出的决策。以此群策群力,利用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如此以来,既让维稳在阳光下操作,又杜绝了暗箱操作之嫌。一举两得,何乐而不
为之?

  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完善和健全,这说明了,政府对百姓生活、工作和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和保护。笔者想问,钱是维稳的唯一制胜法宝吗?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天价维稳"的无底洞到底有多深?"天价维稳"何是休?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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