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星期五

黄鹤昇: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

  我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心灵有一个极大的震撼:就是觉得康德的哲学,不是为他那代人而写的,而是为我们这一代人而写的。并且觉得,他是为我们这一代——中马列唯物辩证法毒素很深的中国人而专门作解答的哲学家。

  "物质决定意识",我们对马克思这个唯物论哲学是多么坚信不疑呀。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开章也说过,一般来说,人类的知识,是经验后得出来的,没有经验,就谈不上什么知识。而经验的来源是什么?不就是客体给予我们主体的东西吗?没有客体进入我们的脑中,就无知识可谈。这也是唯物论者坚定物质意识的论调。可是,康德把话语一转,他说并不是一切知识都是验后的知识,他要说的知识,是验前的知识。康德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惯常的两分法思维模式。康德称他的哲学为哥白尼式的反转(革命)。很多人简单地将康德归为唯心主义者,说康德不就是说出我们人类有一个天生会思维的脑袋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到康德的哲学,就会发现,康德已了解到人认识功能背后的形式(Form),这就奠定了我们的知识如�½
�可能的理论基础。在康德的先验论还没有出来之前,人们要么怀疑我们的知识是否是真的,要么独断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康德给我们的认识论来个突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洞见。我们拿当今常用的电脑来说康德这个认识论,你就觉得康德是多么伟大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就如打开的一台电脑,我们的知识,都是由客体输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这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争论不休了:是物质(康德称为"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个争论就如同"输入的东西决定电脑呢还是电脑决定输入的东西"?这时,康德的先验论就站出来说,你们不要再争论了。在现象还没有输入到我们的脑袋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一下脑袋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之前,我们要研究电脑有什么东西?我们一般会è
��为,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反应,也就想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康德的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在没有知识里面看到有知识。他说还有一种知识是验前的,这就等于说,电脑没有打开输入东西之前,它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康德的哲学,说的就是人脑思维的程式。在我们还没有接收外界事物之前,人脑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所以我称康德为电脑发明的鼻祖。他的先验论,说的是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也就是电脑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原来,我们人能够认识这样那样的事物,是我们人的头脑有一个认识事物的形式(Form)。康德说"知性是自然的立法者",这话是很有哲学意义的。早在200多年前,康德就指出人认识背后那个形式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为什么,捡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¼
�弹起"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论调来,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许多中国人,也懵然不知,还在作辩证法的两分法,非此即彼甚嚣尘上,使得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平面上,"宁左勿右"政治划线就是两分法的恶果。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的一段注脚里说,"有人曾对我的纯粹哲学的划分几乎总是得出三分法的结果感到困惑。但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个划分要先天地进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这时它总是两分的(任何一个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综合的。而如果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数学中那样从概念相应的先天直观中)引出来,那么这一划分就必须按照一般综合统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这就是:1、条件,2、一个条件者,3、从有条件者和它的条ä
��的结合中产生的那个概念。"(康德:《判断力批判》3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康德的哲学为什么总是三分法而不是两分法,其原因就是在现象和意识之间,还有一个先验逻辑的形式在那里。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到是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现象,它们的后面还有一个先验逻辑形式在起作用。这对我们信奉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国人来说,不是当头一捧吗?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论"一章就对辩证法作出严厉的批判。他说,"古人在使用"办证术"这个名词作为一种科学或技术的名称时,不论其意义怎样各有不同,我们从他们实际使用这名词的用意来看,可以断言,就他们来说办证术始终不过是幻相的逻辑而已。这是一种诡辩的技术,使无知和诡辩手法有其真理的外形,其方式就是模仿逻辑所规定的、æ
��一定方法所得到的彻底性,以及用逻辑的"辩论常识"来掩盖其主张的空洞性。

  "现在我们可以注意下一点作为可靠而有益的警告:如果把普通逻辑看作一种工具,它就总是一种幻相的逻辑,即办证术的逻辑,因为逻辑所教人的并没有任何关于知识的内容,而是只规定知识和知性相一致的形式条件。而这些条件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所谈的对象的东西。那么,想要用这种逻辑作为一种推广和扩大我们的知识的工具就势必以空谈为其结局——在这种空谈中,我们可以用某种貌似有理的话来坚持任何可能的主张,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又来抨击任何可能的主张。"(《纯粹理性批判》99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二版)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共执政一甲子的乱源,不正是康德指出的幻相逻辑的办证术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结果吗?他要说刘少奇、林彪、赵紫阳反党,证据确切,要为刘少奇平反,�¹
�可说振振有词;他要说党如何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党的功劳大大的,他也可以罗列出一大堆事实来。翻云覆雨,指鹿为马,没有那个主张不是不正确的。正如人们调侃说的"领导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党的领导没有不正确的"。辩证法治国,国将不国!这就是康德指出的"办证术"悖论。

  康德的哲学,不仅为人类的知识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指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实际上,欧洲当今讲所谓的"宽容"文化,康德的贡献是很大的。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就指出人在获得许多具体的知性概念以后,并没有结束他的求知欲望,纯粹理性会要求给出一个绝对的理念。康德称之为"无条件者"。就是说,人要有一个绝对的理念来统摄所有具体的知性概念。有神论者,无神论者都是如此。康德列出四大悖论来证明理性的二律背反。他说有神论者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无神论者也可以证明没有上帝。两者血战到最后还是分辨不出胜负,原因是理性这个总概念、理念都是由逻辑的三段论推导出来的。它是个假设的命题,用理性去推理证明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由此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大陆很多唯物论者,觉得信
上帝很可笑,可是他们不想一想,说世界是物质的也同样是可笑的。如果我们追问下去,"物质是什么?它又是哪里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它最后的因子是什么?故康德说"所以在纯粹理性的领域内,假设只容许用作争斗的武器,而且只能为了捍卫一种权利来使用,而不是为了建立这种权利。但是我们总得要在我们自己里面寻找敌方。因为思辨的理性在其先验的使用上,本身也就是办证的;我们所惧怕的反对意见也就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必须把它们寻找出来,正如我们在权利的诉讼中所做的那样,因为关于权利的种种要求,虽然它们是陈旧的,但绝不会丧失其时效,所以我们必须将它们寻找出来,以便使它们宣告作废,这样才可以建立一种持久的和平;表面上的沉默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必须清除处在人类理性本性深处的那些骚扰的根苗�€
�但是我们怎能除去这种根苗呢?除了给它以自由,给它以滋养,好让它发育长大,而显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再予全部毁灭以外,此外别无他法。所以我们必须想出一些任何论敌所绝未想到的反对意见,实则将我们的武器供给他,并且让他有尽可能想要得到的最有利的地位。在这一切上面,我们绝不惧怕,而是大有希望;那就是,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以后再没有争论的产业。"(《纯粹理性批判》652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版)所以,今天的欧洲讲民主、宽容,是有其文化理论根据的。你不要以为你的信仰就绝对是真,别人的就绝对是假。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康德这个纯粹理性的二律悖论,我们就能宽容地看待一切争论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也可看到那些原教旨的独断主义者何以如此猖狂妄作,容不�¾
�别人的意见和非议,就是那个理性观念在作怪,他把那个观念作为绝对是真的了。中国的愤青,其之所以如此嫉恶如仇,就是统治者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性理念植于这些愤青的脑袋之中,他们看到别人不同的意见或是别国制裁中国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绝对是没有好意的。这种人已失去孔子"反诸求己"的理性功能,这正是康德指出理性的要害。假如世人更多地懂得康德这个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变得宽容一些了。就不会像唐吉珂德战风车一样荒唐,为着那个假设的理念去浴血奋战。我曾经写过一篇批评黑格尔"绝对理性"的小品文,说黑氏不懂得哲学常识,并借叔本华的话说黑格尔是个"低能的哲学家"。有些读者不以为然,把我与叔本华并列一起骂。其实,我们单就宇宙无限和物质无限可分(物自体不可知)来说ï
��你如何求得绝对呢?人认识事物,靠的是因果律,而因果律是在时空的形式下进行的。而这个时间、空间也是无限的,你如何找到绝对?黑格尔的绝对,也只不过是康德所说的那个假设推理出来的理念。然而,黑格尔所说的,并不是康德所说的那个意思,他的"绝对"是可以求得的。他在他的《小逻辑》一书说有"客观思维"、"客观思想",如此来为其"绝对"打保票。思维、思想都是主观的,经黑格尔一办证,它可以变为客观的了。(他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也就是"客观思维、客观思想"的注脚)叔本华可能有点妒忌心而对黑格尔进行攻击,但他骂黑格尔为哲学骗子不是没有道理的。黑格尔做的,已超出哲学常识了。最近我重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我怀疑黑格尔根本就没有读懂康德
。黑格尔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办证,没有康德的知性。他在他的《小逻辑》一书中打个比方说康德的认识论是在教人如何游泳的法则,而人无论如何熟悉那些法则,他不下水去游泳,永远也学不会游泳。他的这番话,很大程度上曲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是要打破怀疑论和独断论的枷锁,而黑氏的绝对理性,其实就是要回归独断论。绝对必然是独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是师宗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来,其所谓的"辩证法",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诡辩:当他说"物质决定意识"时,把意识说是物质的属性。而当他把物质与意识作办证时(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意识与物质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今天我们重读康德,你就会觉得康德的伟大。他早于黑格尔就指出理性这个二律背反,而黑氏既重滔覆辙。当年德国人还很�ƒ
�衷于黑格尔哲学,十多年后人们才觉醒,觉得叔本华说得不错。如今我们中国人还热衷于辩证法,辩证法充斥于各个领域。今天我们重温200年前的康德哲学,你就会觉得,康德是个先知先觉者,他早就把辩证法的本质揭露出来了。后来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海德格都对辩证法很感冒。而我们中国人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在辩证法的魔匣子转,这不是显得很可悲吗?

  康德的哲学,说他是一场哲学革命并不为过。他的哲学,开启了许多哲学新领域。康德说我们认识的是现象,不是"物自体"。这就开启了后来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海德格、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康德的"先验论",虽然不属心理学的哲学范畴,但他既点出心理学研究许多先天性的东西。我认为,后来的弗洛伊德"潜意识"哲学,也走不出康德哲学的范畴。当今很多的科学研究方法,如"系统论"、"解构主义"等,也有康德哲学背景。康德哲学的成就,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他在自然科学、人类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贡献。甚至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有很大的贡献。德国诗人、艺术家席勒"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见席勒1793年2月给克尔纳《论美》的信:Sch?nheit ist Freiheit in der Erscheinung )的审美艺术观,就是从康德的先验判�–
�哲学发展出来的。

  我对康德哲学的认识,一个最大的感叹就是他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他讲认识论的那个形式(form)是很重要的,是那个形式决定着我们的思为。由此我联想到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当今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弊端?为什么人欲横流、道德堕落、腐败歧生?这是因为那个制度架构——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那个形式(form)所造成的,即形式决定着内容。中国的种种弊端,不正是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吗?很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个问题: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改变这个制度。刚好德文的"改革"(erform)一词就是改变形式,把原来的程式改良。而中国的所谓"改革",是不改形式(独裁专制制度不变),只改内容。可想而知,这个改革是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因此,我们用康德的form(形式)来关照中共的改革,你就知道中共的改革是
怎么一回事了。他绝对改不出什么民主政体来。

  康德的哲学,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自称他已解答了人类的三大问题:一、我能知道什么?二、我可以做什么?三、我能希望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认识论的。我们认识世界的权限有多少?康德都一一指出了,这对当今中国所谓的"科学发展观"有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中国对"科学"与"伪科学"争论不休,就是他们看不清理性的权限。假如他们能认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知道科学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对"伪科学"也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二个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就解答这个问题。二千多年前,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就对道德作了很多论述,康德在理论上作了充实。"我可以做什么?"反过来说"我不可以做什么?"这就是孟子提出的人与禽兽区别的道德问题。这对今天中国的道德重建是有惊醒
的作用的;第三个是关于信仰问题。一个人没有信仰,生命就倒悬,人生无着落。康德提出的"目的论"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当今无神论的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很多愤青,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作一种信仰去生活,其所得出的行为是非常极端和不可言喻的,因为他的反思判断力都以这个图腾为目的。从而我们也可看出愤青们是多么可怜和可悲,他们信奉的那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很肤浅的,对他"我能希望什么?"的个人安身立命目的是不能产生稳固作用的。就是说,那个图腾解决不了人生的终极问题。由此我们也看到极端主义的可怕:当他把某一东西作为信奉的对象,他的反思判断就围绕着这个目的思考了。我们看到中东那些自杀炸弹者不可理喻,他那么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是他坚信他是为他们的神奉献的。文革时中�›
�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这种坚信不移的思维定势,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说的"反思判断力"在作怪:反思判断是调节性的,他会以他的目的性来调节他的反思。而其反思的结果当然是符合其目的性的。所谓"好的东西都是神所给予的,坏的东西都是属于魔鬼的"就是反思判断力调节性的结果。当他信仰某对象,把它当作目的性去思考,思维的见解就自动地(不知不觉地)调节为这个目的性服务。康德这个《判断力批判》可说把人类的思维固执性揭示出来了。为什么那些信仰者信誓旦旦地认为他们的神是真神,是最灵验的,就是他的反思判断都为着这个神作目的论而下的判断。而康德说"判断力"是天生的,是不能用训练教育出来的。而庸才常常是以实例进行判断的,离开了实例,庸才就无所适从。从而我们就看到,大陆的芸芸ä
��生,很多人相信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中国就会大乱,就会亡国,就是共产党提供给他们的都是没有党的领导,社会就乱的实例。而他们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实例,所以他们的思维就跟着共产党设下的实例转了。所以我们今天重读康德,其给我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和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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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中国的高成本触目惊心

  ——行政开支超财政收入的一半

  据报道,2009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约为8万亿元,加上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中国政府的实际全部收入约为11万亿元。而党政公务以及行政事业开支占全部政府实际支出的比例,2003年为37%,2007年为38~39%「法制晚报,2010.12.6"行政开支,接近政府支出四成"」。依此换算,如果剔除预算外收费等,中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

  而2000年左右,其他国家的公务支出或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德国2.7%,日本为2.8%,英国4.2%,韩国5.1%,印度6.3%,加拿大7.1%,俄罗斯7.5%,美国9.9%,他们仅相当于中国的1/5~1/20.

  正因为中国政府的高成本占去了大部分财政收入,使得民生支出捉襟见肘,譬如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美国、德国、俄罗斯的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均占财政支出的55%~60%左右,而中国仅为15%.另有报道称: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了,但政府不但没有小型化,而且越来越庞大,从三级政府演变成了五级政府,许多县市都设置有80~120个科局处,叠床架屋,职能重复。许多的科局名义上几十人,实际上上百甚至几百人拿工资。譬如湖南某县级市人口不过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å
��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公权力的不受监督与约束、利益集团的自肥以及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都造成了中国政府的高行政成本。

  根据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

  前苏联的国防经费超过财政预算的一半,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红色帝国;如今的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是否像军备竞赛那样邪恶?会不会成为吞噬一个国家的猛虎?

  2010-12-8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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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一个社会自由主义者自述

  谢盛友(德国)、高行健(法国)、余英时(美国)、艾未未(大陆)、南方朔(台湾)等被评为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人家的善意,但盛友深知,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离开书本实在太远,盛友何德何能称为知识分子?面对100个名单,实话实说,没有一个能称为思想家,新时代中国未能生产思想家,能不让中国人感到伤痛?

  不过,盛友比较欣赏许小年博士, 2010年,许小年博士提出:几十万亿国有资产应分给13亿民众,敬佩他的胆识。2010年,最令我感动的是,蔡定剑教授最后的一句话:"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盛友至今只做两件事:做自己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包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因为缺乏智慧判断以上两样事情,所以喜欢阅读思考写作。盛友把自己定位为"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追随者", 盛友非常欣赏丹尼尔?贝尔的那段话:"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盛友主张,人的尊严通过个人的独立自主而得到保障;社会通过个人的理智而得到进步;民主通过公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渐成熟;自利的资本主义通过社会自由主义而得到改善。

  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

  盛友相信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小时候的社会主义,至少不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盛友希望弱势群体得到扶助,寻求社会(机会)平等。盛友认识"社会主义好"是到德国了以后,当年盛友还是穷学生,妻子、我和儿子居住两室一厅的房子,房租600马克,由于我们收入低微,市政府住房津贴每月260马克。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也得到德国政府的住房津贴,我切身感受到德国的"社会主义好"。对德国社会的再认识是,德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德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扶贫,在金融海啸中也扶富。德国政府采取200亿至250亿欧元的配套措施,削减利率,为汽车制造商和建筑装修业提供资助,同时通过减税以让企业能够注销一部分的投资。

  盛友再次深刻体会刘少奇的"资本家养活了工人"。

  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

  二十多年来的书写表达,无非希望有所保留和有所改变。

  希望有所改变,首先是中国高层的改变。盛友八十年代提出"和平演进"的概念,建议中国共产党学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平演进;盛友八十年代建议中国取消宣传部,建立新闻局;盛友八十年代呼吁中国应尽早成立政治特区;盛友至今仍然呼吁中国应该建立宪法法院;盛友至今仍然呼吁中国应该根据宪法,允许民间互益性社团存在壮大;盛友至今仍然呼吁中国应该根据宪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仰自由;盛友至今仍然呼吁道德重建、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比如针对反右、文革、六四);盛友至今仍然提出讨论:一个政党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至于两岸,盛友二十年以来一直坚持提出的"中华事务部"。盛友始终认为,"陆委会"、"国台办"工作做了很多,而且做得不错,但都不是站在一个中国的构架下思考和运作,都是视对岸人"外人"的一种思维架构,"陆委会"、"国台办"可改名"中华事务部"。两岸下一个甲子,首要任务是寻找公约数,双方要理清楚"一个中国"的国家概念和法人人格源自哪里?

  希望中国底层得到改变,提出"白血病"的概念,指出中国国内权力腐败、权利贫困就是"白血病", 盛友十几年前就呼吁彻底取消"农民工"制度,获得国内高层的支持。根据2009年7月6日广州日报报导,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说,"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概念将消失。"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国内媒体撰文报道,引述谢盛友的文章认为,要"消灭""农民工"称谓,必须配套相应的行政管理条例,只有从制度层面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帮助他们享受到城市发展与改革的成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是概念后面真正应该实现的实质变化。

  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盛友希望保存中国古老文化,2010年盛友为与张爱玲同辈的女作家苏青(冯允庄)的故居宁波冯家大院请命,希望能够保留作家的故居,协助徐芳敏教授(苏青的外甥女)、高丽娟等,通过宁波日报、共识网等媒体呼吁两会关注老房子的保护,2010年3月底宁波市政府决定:不拆除苏青故居。一个老作家的老房子得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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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子:社会不能为弱者的非正义诉求所绑架

  由于公司将实行保安外包,富士康松岗园区30多名保安爬到该园区办公大楼楼顶。他们表示,既然是富士康选择"保安外包",不能保证他们留在原先的岗位,那么就应该主动将他们辞退,这样他们就能拿到更多补偿金。富士康科技集团媒体办公室昨日就此事发表声明,强调将坚定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妥善处理。(9月3日《南方都市报》)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这30多名保安的集体"跳楼秀"与此前让富士康的声誉受到巨大负面影响的"13跳"有着莫大的关联。任何让人联想起"13跳"的线索或暗示都足以让富士康的高层感到心有余悸,而这些保安却偏偏要揭富士康尚未愈合的伤疤,以此绑架富士康满足他们无理的要求――让人感到涕笑皆非的是,他们爬到楼顶竟然是为了要胁公司辞退他们,以获得更加的赔偿金,可公司却从来就没有限制过他们选择去留的自由。

  尽管表面看来,跳楼是一种针对自身的暴力行为,但这些保安的"跳楼秀"却是一种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打着维权的幌子用近乎无赖的手段逼迫他人满足自己不合理的权利诉求。事实上,在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之前,他们的权利尚未受到公司的侵犯,仅仅只是担心被公司"炒鱿鱼"罢了,故维权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恰恰相反,这种行为更应该被认定为暴力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因为,维权行为必须建基于权利受到非法侵犯的既成客观事实之上,而不是认为自己的权利将会受到侵犯的主观预期或想象上,如果后者是合理的,岂不是表明,只要主观认定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他人非法侵犯,就可以肆意践踏世界上的一切公平和正义,那么,任何公平和正义恐怕都无法立足于这个世界。

  在现代社会,无论公司炒员工还是员工炒公司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常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炒",而在于这种"炒"是否损害了对方的合法利益。富士康在处理这些员工的去留上,并没有违背劳动法。如果觉得公司的做法不合理,员工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或法律的途径以求得更加合理的解决;可以跳楼胁迫公司就范,则和街头小混混以自残的方式威摄他人,以达到不合理的个人目的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动辄以跳楼或其他形式的自残、自杀行为胁迫公司,一个国家的公民也动辄以跳楼或其他形式的自残、自杀行为胁迫政府,则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与生产秩序岂不是将会荡然无存。

  任何公民,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他人的非法侵犯时,维权不仅仅是他们的权利,更是他们的义务――因为他们所维护的并不仅仅是自身的利益,更是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然而,这些上演集体"跳楼秀"的保安们所维护的则仅仅只是一己之私利,所损害的却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为,一切维权都必须被节制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才是合理的,任何人都不能以维权的名义去侵害他者的合法权益。

  异史氏曰,"维护权益出奇谋,十字街头看跳楼,自古人命事关天,看你低头不低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保安有以 "集体跳楼秀"敲诈勒索公司之嫌,而且极大于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与生产秩序,理应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惩处。相对于富士康,他们虽是弱势群体,但作为在法律上平等的个体,他们仍然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法律只有对于强者和弱者都一视同仁,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或为了关注弱势群体的虚名而放弃法治的底线,为弱者的非正义诉求所绑架,等待我们的将是更大的社会灾难。

  作者邮箱:zxylih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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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子:“同乐教育”为孩子们的心灵导航

  ——同乐学校以心理健康教育重构学校生活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第一章云,"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他其实是在说,"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因为政治的前提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自有人类,即有教育,因为教育是人的社会化过程,故所有社会互动的场域都是教育的场域。在此意义上,社会互动的数量与质量将对教育的效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何况,按照建构主义的知识观,人与环境的对话与交流(即互动)的过程即是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即学习)的过程。由此看来,在一个社会或社区里,如果社会互动不足,或社会互动因某种原因发生障碍,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这个社会或社区的学习能力。

  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虽然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较大,但人际互动的数量与质量却都非常低,对于城市中下阶层的人群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大多数都为了求生存而终日碌碌,无暇他顾——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们的生活尚停留在满足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的最基本的层次上,至于更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件奢侈品。

  在城市中下阶层居民家庭,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追求的教育工作者,深圳市南山区同乐学校的戴洪晖校长发现了一种"父母身边的留守儿童"的现象。所谓 "父母身边的留守儿童",指的是那些虽然与父母在一起生活,却像"留守儿童"一样很少得到父母关爱,或者与父母的沟通与交流严重不足的儿童——这类儿童往往多或少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并很可能表现为学业成就相对低下的现实结果。同乐学校创办于2004年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戴南头半岛东北部,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该校周边的社区居民大多属于城市中下阶层,尤其是居住学生占了学校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强的华泰社区,总体居住环境不太好,居民的文化素质也普遍偏低。该社区共有1300多户居民,绝大多数住户的孩子就读于同乐学校。据
学校调查,居住在华泰社区的学生中,有的父母不在身边,与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有的是长期租住在这里的劳务工子女,有的是单亲家庭子女。怎么提高这类学生的学业成就?怎么解决这类学生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并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同乐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包括戴洪晖校长——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经过反复的调研、论证和深入的思考,戴洪晖校长决定以心理健康教育为突破口,对学校、家庭、社区的日常生活进行以增强三者间的密切联系为核心的重构,以求最大限度地为儿童营造一个有利于身心健康成长的小环境。

  在调研中,戴洪晖校长和他的教育团队发现,由于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城市中下阶层人群对于其子女未来发展的期望值虽不及中上阶层人群的高,但"期望强度"却并不低于——甚至还要高于后者,因为他们改变自身生存处境的心情往往比后者更迫切,这种迫切的心境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投射到对子女的期望上去。因此,他们同样有在其子女身上投入时间、精力与金钱等资源的足够动力,只是在应该如何合理地配置与使用这些资源,以获得最大的教育产出等问题上,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不足,存在严重的认识不足——如果有教育或心理方面的专家对这些家长进行适当的指导,也许,将产生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基于上述认识,2005年12月,同乐学校成立了心理健康咨询室,同时开通了"知心姐姐"信箱与热线咨询电话,创办了《同乐家校报》和《心灵导航》报,免费为全校师生、学生家长及其所在社区提供心理健康咨询和指导方面的服务——这些工作全部由该校27位拥有全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资格的教师负责。除了面询、个别心理辅导,学校还开通了"网络心理咨询热线"。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各班都建立了QQ群,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孩子们彼此述说自己心中的快乐和忧愁,或寻求心理老师的帮助。在心理咨询室里,学生们把交友、早恋、家庭矛盾、学习压力等"悄悄话"向心理老师尽情倾诉。五年来,老师们所提供的心理咨询达700多人次。借助这些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时有效地疏导和化解了学生�š
�不良情绪,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心理健康教育,戴洪晖校长还组织各学科骨干教师研究、探讨和尝试了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科教学进行课程统整的实验,使心理健康教育全方位地渗透到学校的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去。

  宋代诗人陆游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戴洪晖校长则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搞好心理健康教育,不能仅仅着眼于"心理"的层面,更应该高屋建瓴,在教育的和社会的层面下功夫。有鉴于此,学校成立了班级、年级与校级三级家长委员会和家长学校,实施了家庭教育的三级管理和三级沟通;同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家长之需要,定期为家长举办各种教育讲座,如:为全体家长开讲"做一个合格的家长"、"家长如何指导孩子度假"的专题性讲座,为一至六年级学生家长开设"帮孩子树立自信"系列讲座、为七、八年级学生家长开办"指导孩子正确完成初中作业"讲座,等等。

  为了通过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构社区日常生活,2006年4月,同乐学校与华泰社区联合成立了华泰社区青少年活动指导中心,活动中心内也设立了心理咨询室,由学校心理辅导中心的赵艳馥、陶莉两位老师担任心理咨询辅导员。每周二下午2:30至4:30,两位老师轮流前来和社区居民进行关于儿童教育方面的对话与交流。最初,两人主要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或行为习惯的培养等问题对家长进行相应的指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社区居民在生活和工作上有了烦恼也开始向她们倾诉和求助。同时,学校还有针对性地开办《作一个合格的家长》、《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帮助孩子培养良好习惯》、《教育子女要把握时机》、《怎样引导一年级孩子适应学校新环境》、《与孩子沟通的艺术》、《逆反心理的调适》等专题讲座,进一步拉近了å
��校与社区、与家长的距离。

  学校将社区内的334名学生按年级分成19个活动小组,聘请了19名校外辅导员,并且制订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利用学生们的业余时间,校外辅导员组织学生开展了绘画、唱歌、跳绳、踢毽子、摇呼啦圈、护绿保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了配合学校工作,社区工作站申请了10多万元用来改善社区生活环境的专项拨款,增加了绿化带,添置了健身器材。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但增进了学生之间的友谊,增强了社区内居民间良性的人际互动,改变了社区居民的精神面貌或者说社区生活的软环境,同时也改变了社区的物质面貌,即硬环境。

  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同乐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们不仅是孩子们的老师,更是家长的老师。学校教会了家长教育子女的方法,家长学会了尊重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教育和引导孩子,打骂、训斥孩子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几年来,孩子们充分沐浴着老师、家长爱的阳光,不再是"父母身边的留守儿童"。而家长们也在和孩子沟通与交流中发现和找到了繁忙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快乐、做人的尊严和未来的希望。正如华泰小区物业管理处主任刘伟所言,同乐学校在促进小区的和谐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实现了小区和学校的"双赢",因为家庭与社区和谐了,学校的教育工作也就更好开展了。

  同乐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也有效促进了教师们的个人成长与专业发展。学校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科研工作,承担了《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新课程下中小学生快乐成长问题的研究》、《体育(健康)学科与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学校积极心理辅导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并成为"国家教育重点课题,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基地。此外,学校还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心理需求,编写了《绿色心灵成长》系列校本教材。近5年来,该校教师们撰写了大量的心理健康教育及家庭教育方面的论文和教育心得,其中61篇获国家级奖励,5篇获市级奖励。在科研课题的带动下,心理健康教育得到全体老师的高度重视,老师们系统地学习心理学知识,90%老师获得了广东省心理�
�康教育B证上岗证,运用心理教育知识解决日常教育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蔚然成风,初步形成了"人人关注心理健康,个个争当心理专家"的可喜局面。2006、2007连续两年,同乐学校被评为"全国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2007年评为"全国心理健康教育先进单位",2009年评为"广东省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2010广东省教育厅评为 "德育创新成果展示二等奖。

  据戴洪晖校长介绍,学校目前有37个教学班,其中小学19个班,初中18个班,学生总数约1600人。学校有专任教师116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16名,研究生学历教师5名,本科学历教师98名,大专学历教师13名。建校以来,学校遵循"和谐发展,快乐成才"的"同乐教育"理念,大力推进新课程改革,着力培养"爱国、诚信、严谨、活泼"的校风,构建"立德、爱生、启智、传道"的教风和"勤学、善问、多思、乐行"的学风,努力塑造"明礼求真、快乐崇善、和谐尚美、笃行创新"的同乐新人。

  戴洪晖校长说,同乐之"同",源于中国古代哲人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协同"学说。同乐之"同",彰显了同乐学校的核心教育价值观,是同乐的教育之"道",引领着学校的办学目标,启迪着学校的办学过程与教育教学组织行为。同乐之"乐",即"乐教乐学","乐在其中"。"乐"是一种平和、喜悦、融洽的情感体验和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是成长过程中身心的和谐及追求真理的积极态度与价值取向。"乐"是"同"所追求的结果和境界。

  戴洪晖校长说:"同乐的境界就像贝多芬经历了人生风雨历练的之后,在《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即《欢乐颂》里所呈现出的那种精神境界,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和谐。"

  作者邮箱:zxylihui #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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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4日星期二

刘革学:为官之道——留德不留财

  没有规矩,难成方圆。为官,必有其道,重德还是重财,是一大是非分水岭,也引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和结局。

  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的首任校长张伯苓先生的遗训之一是:留德不留财。这也是他做事为人的原则之一。据他的嫡孙、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副主任张元龙同志回忆说,祖父临终时留给子女的只有区区几个银元。老先生生前办学校,经手的资金成千上万,不仅不贪不占,还倒贴进去不少自己的薪水,救济穷困师生,投入教育事业。南开中学先后走出了共和国两任总理――首任总理周恩来和现任总理温家宝,还有大量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其创办者张伯苓先生功莫大焉,九泉之下也应含笑瞑目了吧。张伯苓先生子女也事业有成,嫡孙张元龙官至省部级,这就是古语所谓的荫及子孙吧。其实,良好的家训家教是最根本的原因。

  反观另外一些人,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人生哲学,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发了财,为富不仁。有的以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名义,窃取、夺取或买得了权力,却把90%以上的力量用在为自己及小团体谋取私利上。现在,中国国民收入还不高,贫困人口很多、天灾人祸频发、贫富相差悬殊,有的人上不起学、就不了业、挣不到钱、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有的人甚至还吃不饱饭,可是有的官员却毫无忧患意识、群众观念,毫无革命传统,大肆挥霍公款,生前享受极尊,死后享受极荣,吃喝玩乐,穷奢极欲。这些人不仅严重地损坏了自身的形象,也严重地损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地影响到了干群关系,严重地影响到了人心稳定、社会安定,甚至激起民愤,酿成民变,引发极端
事件,腐败成为群众最关心、最痛恨、最不满的社会现象。

  人心是杆秤,群众和历史自有评价,在人们的心中,"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贪财之官大多或迟或早要受到惩罚,即便由于手眼通天、神通广大,利用机制、体制、法规、风气方面的缺陷和漏洞,生前躲过了惩罚,死后也在劫难逃。

  某地一官员,官做到市政协主席,仕途还算亨通,出入前呼后拥,备受人尊。而且,此公善于利用手中的权力,发挥经济效益,并通过投资煤矿,家财亿万,富甲一方。几年前因病去世,厚葬于家乡,投入巨资修筑豪华坟墓,据说陪葬的金银财宝不在少数。不料尸骨未寒,坟墓便前后三次被盗,不仅死后不得安宁,家人也备受舆论之嘲笑和压力,群众戏曰:"都是钱烧的!"幸运的是,前来搜查的是盗墓贼,而不是纪检监察人员,否则,结果可能更难堪。

  这些年来查出的贪官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涉案资金越来越大,国家和人民对贪官一片喊打之声,社会越来越公开,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民主,估计贪官逃脱法网制裁的 "幸运"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为官,一定要秉持好心态,不贪钱财,不夺民利,努力为民造福,建功立业,积德行善,这既是信仰和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保证自己和家人平安吉祥的必要之举。此中辩证,需要仔细品味,认真把握。

  201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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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

  2010年12月10日,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台采访我,记者让我谈谈对中国的期待。我能说些什么呢?只希望中国逐渐有一个公民社会。1993年,德国主教会议请我作为中国人在会上发言,谈谈对儒家文化的看法,我地地道道的"罪人"一个,在台上说台上的话,在台下跟德国朋友们说,其实,孔子在中国很可怜,因为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执政者,翻脸如翻书,需要的时候,孔子一夜之间成为"大成至圣先师",不需要的时候,则 "打倒孔家店!"这个速度绝对要比你翻开一本《论语》要快。

  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女士生前被告知"家乡为陈独秀建立了塑像",她本能的第一反应是"哦!又在耗费纳税人的钱,不知道哪时又砸烂了。"

  在意识形态对抗的情况下,把荣誉视为"耻辱" ,可以明白,但无法理解;若把"羞辱"视为荣誉,又将"羞辱"转嫁他人,则无法明白也无法理解。可怜的连战父子,儿子中黑枪,大难不死;父亲也中了冷枪。

  "孔子和平奖"的评选委员会由五名北京学者组成,除了主席谭长流(北京人,1961年出生,孔子和平奖评委会主席,中国博士观点丛书编委会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空间哲学》和《君子哲学》)外,还包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羊涤生、北京大学西班牙语教授赵振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桂钿、北京大学研究员李继兴。

  这些评选委员们具备教授资格,却没有公民意识。如此侮辱与消费连战,贻笑万世。

  记者让我预测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我无从回答。1998年以来,我一直在背后推动班贝格(Bamberg)与曲阜市结为友好姊妹城市,因为我们这代人在"批林批孔"中长大,到海外后阅读文革"破四旧"孔子墓蒙难,实实在在感到伤痛。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经由当时《红旗杂志》的主笔林杰的推荐,而成为江青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爱将。根据谭厚兰文革后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 ─ 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传说中,秦始皇曾经下令挖掘孔坟,而历史上真正有据可查的破坏孔子墓事件,发生在1966年、谭厚兰的手下。孔子故里在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

  班贝格市,仅七万人口,居民对老房子的保护做得非常好,整个老城区1993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一定是名人的故居,才列为保护的对象,任何房子,只要房龄超过100年,均列为文物保护对象,被列为对象的房子,若没有钱维护,市政府会通过所有媒体(报纸杂志、网络、广播台、电视台)公布"危房"名单,动员社会上有钱有意者赞助。被列为文物保护的老房子,其维护费用个人出大头,市政府州政府都有补贴或给予税收优惠待遇。

  班贝格大学的文物保护专业是国际一流水平的,我促成班贝格与曲阜市结为友好姊妹城市的动机是,让国内的人懂得"立新" 不一定要"破旧",我整整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弄明白这一个小小的道理。

  我真的无法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公民社会建立之前,中国需要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1969 )这样的哲学家,带领民众反思罪痛;需要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这样的法学者,带领民众思考法哲学,让公民逐渐懂得"恶法非法",因为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

  我告诉记者,我期待中国尽快出现这样的哲学家和法学家。记者问我,期待的中国公民社会如何?这也很难说,我个人的理解是,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意识就是"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明天可能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别人遭殃,我自己参与进去参与援助。

  现在,中国底层公民抗争事件繁多,你是参与进去还是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抗争者赢了,是什么心态;输了,又是什么心态,这都是公民社会成熟的表现。

  想到公民抗争、想到强制拆迁,回忆起1994年在泰国的经历。出租车司机开车带我们上路,在上立交桥时,我发现眼下的房子很破烂,我本能地信口开河:"曼谷政府真无能,这么破烂的房子,也不拆迁,影响国际都市容貌!"

  出租车司机:"老哥,你以为这里是共产党,想拆就拆?"

  我无地自容,这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写于2010年12月12日,德国班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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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革学:抗日战争祭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空前浩劫,中国的半壁河山遭受兵灾血洗,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死伤3500万人以上,等于350个10万人的城市或35个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被毁灭。死亡的有2380多万人,其中军人150万人,其他2230多万人则是非军事人员,大多数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南京大屠杀日军杀死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30多万人,整个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相当于遭受了70多次南京大屠杀!

  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成群的中国人被日军像杀猪宰羊似地屠杀,一个个惨案,一场场屠杀,日军毫不费力,几乎很少遇到激烈抵抗,中国人往往是引颈就戮,杀死一群中国人对日军来说往往就如同踩死一窝蚂蚁一般轻松,一个小队日军可以击溃一个师的国军,对于百姓来说,日军就是洪水猛兽,无法抗拒,也很少抗拒。无数女同胞被轮奸,不少人被先奸后杀,仅被强掠做为日军军妓的中国妇女就高达20万人以上。

  中国沦陷区在日军铁蹄之下,中国人成了亡国奴,奴隶制度在这个文明古国被异族强加于中国人身上。当时,日本人是最高贵的阶层,附庸的朝鲜人次之,中国人最低等。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权利毫无保障,不仅被欺压、掠夺、剥削,甚至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否则算经济犯,大米要供给日本人吃。我邻居的老人杨大娘经过那个时代,说:"中国人不能吃大米,日本人凶着呢,要被发现了当街用刺刀挑死!"缺吃少穿,吃的是橡子面、协和粉、豆渣、野菜、树皮,穿的是再生布、麻袋片,而且往往是一家人只有一件这样的"衣服",出门换着穿,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时,看到中国群众饥寒交迫,有时会赈济一些粮食、物资,有个中国人40多岁了,连糖果还没见过,更没吃过;施粥时,一个人用手æ
��捧着粥回去,因为他连饭碗也没有,家里还有一个病人。

  日本人还人为制造鼠疫、伤寒、痢疾、霍乱等瘟疫,实施种族灭绝,开展细菌战,用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做活体实验,残杀无数同胞。他们实施化学战,溃败时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直到多年之后仍对中国人构成威胁,产生伤害。

  日本相对于中国是一个小国,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有7000万人口,中国有45000万人口,而这有组织的少数却在缺乏组织的多数面前如入无敌之境,烧杀淫掠,为所欲为,攻城略地,纵横驰骋。

  1931年"9.18"事变时,中国军队的不抵抗政策更是亘古少见,奇耻大辱。当时东北的中国军队在20万以上,而日军则最初只有数千,中国军队在数量、火力上都超过日军。但是中国上层这时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缺乏斗志。当时,国内连年军阀混战,国共分争,执国家法器的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要集中力量剿灭中共,竭力避免与日本冲突。蒋介石曾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实力及其民族性有深刻了解,觉得以纷乱贫弱之中国与之对决,毫无取胜之把握,只能暂避其锋芒,济南事件中就是采取这种政策。但是共产党是心腹大患,与自己争夺政权,争夺人心,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8月16日,蒋介石发"铣电"给张学良,指示他不要抵抗。9月11日,蒋介石又直接通令东北军:"遇有日军挑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

  9月18日夜晚,日军向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这时不仅张学良、张作相等高级将官不在,旅长、团长等都不在,在日军的突袭面前,东北军死伤惨重,士兵们操起武器准备还击,等来的却是"不准轻举妄动,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的命令。有的士兵躺在床上不动,日军却毫不领情,毫不手软,将其刺死在床上!有少部分东北军抗命不遵,奋起抗击,但无济于事。张学良从欧美采购的260架新型战斗机连同机场及附属设施一起奉献给了日本关东军。3000万同胞、128万平方公里国土、无数矿藏以及工矿企业都在短短4个月时间之内沦落敌手,沦落的国土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多!

  日本鬼子是魔鬼,失去了人性,在中国战场的屡屡得胜更使这些法西斯魔鬼发狂,对中国人任意屠杀,肆意凌辱。日军占领豫东时,无恶不作,除随意抓住中国妇女凌辱外,在占领的地区,要求每个村庄送青年妇女20名送到日军据点,供其轮奸,缺少1名,即逼令折交120元作为罚金。命令住户妇女不准逃走,白天头戴鲜花,在家裸体做活,任其调戏轮奸;夜间不准闭门,日军随时进入,发泄兽欲。

  日军56师团是一支野兽部队,在南京大屠杀中罪行累累,从缅甸攻入中国滇西腾冲一带后,又犯下了滔天罪行,杀人、强奸司空见惯。据周永光老人回忆,1942年6月,腾冲龙卡山新婚妇女杨美英被日军用卡车强行拉到大垭口,遭到近百名日军轮奸,次日即死了,野兽般的日军还不肯放过,又轮奸了杨的尸体,然后剖开其下身"观察"。倒淌水村的杨石英、王美玉两位妇女,被日军当着她们丈夫、家人的面进行轮奸,然后捅死。1943年2月,几百名日军扫荡保家乡,一路走一路奸,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甚至为了强奸,先用鞋底把老人的阴部打肿,把孩子的阴道撕裂,然后强奸,近这一次她们就强奸妇女128人!在缅北和滇西反攻中,56师团受到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的歼灭性打击,这些魔鬼大多到地狱报到去了。

  腾冲老人段培东回忆说:"和顺的寸长宝到中和探亲,被日军抓去带路。宿营时,日军要寸长宝去找葱姜,找来后,日军突然把寸绑在树上,封死其嘴,用刺刀在他的肚脐上下猛地划开一刀,肠子全部落地,心肝全部被日军掏出来和着葱姜炒着吃。日军吃着炒心肝时,寸长宝身上的肉还在跳动。李光华刚从山上回来,路过日军烧火做饭处。日军彷佛意犹未尽,追上去把李打死,掏出其心肝炒吃,并说:"支那猪,好吃!'"

  ……

  不堪回忆!不堪细说!但是又不能忘记!不能不说!

  为什么?为什么泱泱中华受到如此深重的灾难,受到如此痛苦的折磨?原因有这么几个:

  一、当时的中国是一盘散沙,缺乏民族凝聚力,内部纷争,为敌所乘。中国人组织起来是龙,分散了是虫。同样是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样是中国人,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国军枪口对外,在抗日主战场上顽强抗击,以巨大的牺牲消耗了敌人的战力,拖住了日军的主力。新中国的力量和形象与那时已发生根本变化,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团结、凝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的政党,如果我们国家和民族是一座大厦,中国共产党就像钢筋,将大家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否则,一盘散沙是没有力量的,就会任人宰割,任人欺凌。

  二、当时中国的政权软弱,政治落后。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了,北伐虽然成功了,但当时中国仍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央政权缺乏民主性、进步性,不能代表和维护民族利益,而是把既得利益集团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公众利益之上,奉行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出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前面吃紧、后面紧吃的局面。

  三、缺乏斗争的勇气和智慧。在强敌面前,当时的中国人大多缺乏必胜的信心,缺乏斗争的勇气和智慧。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准确预测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也给当时抗日的中国指出了光明的方向。

  四、工业落后。国防能力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工业是军事装备、战争保障能力的基础,当时中国的工业与日本差距太大,军队火力相差悬殊,强大硬拼确实吃亏不少,共产党的游击战却让日本人吃尽苦头,难以招架。

  五、国际形势的因素。抗战初期,中国独撑危局,直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枪口,后来国际反法西斯阵线逐渐形成,国际援助逐渐增加,特别是美国参战之后,战略形势为之大变。小日本是战术上的巨人,战略上的矮子,四面树敌,胃口太大,向美国开战是其最大的战略失误,也加速了它走向失败的命运。

  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抗战胜利来之不易,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中华民族的今天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发扬广大,把民族复兴大业一步步推向前进!

  201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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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革学:官场生态十分堪忧

  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舆论监督的加强,贪腐现象一个个曝光于阳光之下,国人在欣喜的同时,业不由得重重叹息:中国的官场生态,何以恶化至此?!

  举例来说吧。原广东省纪检委书记王华元一案中,据披露,王大人从部队到地方,都是一个大色魔,不管是战士、干部的家属,凡有姿色被其看中的,都难逃他的魔掌,糟蹋过的女人不计其数,民愤可想而知。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却步步高升,竟然干到匡正风气、执行党纪的省委常委、纪检委书记一职,真是台上是人,台下是鬼,让这种人来执行党纪,党纪可想而知!让这种人来匡正风气,风气可想而知!如此天方夜谭、黑色幽默就发生在今日中国,红旗之下的中国,是中国的耻辱,红旗的耻辱!也令人扼腕长叹,这个中国,这个红旗……咳!

  近日发生在宁夏吴忠市的跨省抓捕案件,也是黑幕重重,令人惊叹!被举报的对象马晶晶父母是当地高官,进入公务员队伍疑窦重重,但当地有关部门对长期举报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还将举报信送到了被举报者手里,与被举报者一起研究笔迹,判断是谁写的举报信(这些可都是他们无意中"口误",自己承认的)。当记者提及马晶晶的试卷时,宁夏劳动人事厅厅长答曰早已销毁,真是欲盖弥彰!而且,被举报者动用公权力,对他们怀疑的举报者王鹏实行跨省抓捕,并危及其家人,后来经媒体曝光,激起国人义愤,才被迫放人纠错。

  在这一过程中,当地纪检等机构默不作声,他们不仅是不作为,甚至与被举报者沆瀣一气,因为举报信就是通过他们之手转到被举报者手里的!官官相护,古今常理,什么党纪国法,什么公平正义,在现实中全被置之脑后。当地媒体噤若寒蝉,在权力面前,他们是弱势群体。有的作家写了官场,戳破了皇帝的新衣,结果在官场呆不下去,被调离的,被打击的,被陷害的,大有人在。王鹏等举报者面对的不是个体的官员,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官僚体系。

  很赞叹王鹏的执着和勇气,很多人在这个强大的势力面前选择了沉默或者屈服,因为他们知道抗争的结果没有悬念,不幸的永远只会是弱势的一方。上访民众的悲惨遭遇更是路人皆知,被打被抓被威胁被劳教,甚至被强奸,这已成为民主中国一道深重的阴影,也是人们群众心中一道深重的伤痛。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D,这个体系,面临的早已不是独立的腐败现象,而是系统的腐败、体制的瓶颈,某些当权派早已将自己的不当私利凌驾于党纪国法和公平正义之上,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悖离了自己的信仰,也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受约束、结党营私的贵族集团。官场的生态已严重恶化,社会矛盾已严重激化,中国已坐在火山口上。

  没有正确的路线,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光有正确的路线,没有正确的执行队伍、执行行为,同样会失败。群众说:经是好经,全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还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吃喝嫖赌全都干!

  不是说所有干部都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局部,但那是关键的局部,是那些掌握实权、重任在肩、影响广泛的局部。这些局部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腐败丛生,屡禁不止,还是制度上有问题。不敢多说了,大家自己想吧。

  谁能改变这种现状,这种趋势?反正我无能为力,因为我已被阉割,被边缘化了,虽未被逐出官场,也早已远离权力中心,失去成长的阳光和发展的空间。能够思想,能够写作,就很感恩不尽了。

  2010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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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

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作者:Anonymous)

中国人特喜欢装B,比如12月13 日,肯定又要大张旗鼓的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就好象一个花容枯槁的老奶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诉:70年前我被邻居家12岁的小毛头强奸了一百遍啊一百遍……整天念叨个没完。问曰:真的有一百遍?你一遍遍数的?老大妈立刻怒道:你这个汉奸走狗,竟然想为强奸犯翻案……

同样,我现在要是问"三十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保证,那些整天作一脸无奈状说"中国人越来越麻木了才过了几十年就连国耻都忘了"这种话的人,十个有九个都答不上来。但是这不妨碍他们装B啊,一到这天,又有人开始长吁短叹: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日子……

"南京大屠杀"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东京审判上,当时中国送交了30万的数字,但最终结果是认了20万。为什么今天我们都说是30万呢?话说1985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大屠杀纪念馆题下了30万这个气势恢弘的数字,从此便成定论。从80年代起日本就不断提出要和中方合作调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具体人数,都被中方以"没必要""已经定了"为理由加以拒绝,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新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系统的调查,不是因为调查起来有难度,而是根本就没心思做,30万这个数字随口一胡扯就出来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人对待国耻的态度,纪念纪念就好了,不要深究,不能深究,一深究就要出问题。

像我这种业余网民稍微深究一下,30万这个立论就要被打垮。首先看几十年前的那份"30万"初稿。根据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埋尸记录,其中大票的有世界红十字会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 22371人,最大的一笔是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人数达112266人,占了30万的1/3。问题来了,目前研究大屠杀最重要的资料主要是当年一些人的回忆录,可这些人从来就没提到过崇善堂这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几年就已经解散了,连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都说不知道。红十字会还收容了二十万难民,而崇善堂简直就是埋尸专业户,除了埋尸之外什么都没干过,也不知道是谁资助的,一个在南京各地收埋了11万人的大型组织,当年身在南京的人竟然都没听说过?

最后,这份报告没有被远东国际法庭认可。于是六人委员会四舍五入一下,再考虑到焚尸灭迹,拿张草稿纸这么一估算,20万就拍板定了。事实上把这11万的记录去掉,剩下的19万还是经不起推敲。审判之前一个月,南京《新民报》记者金光群进入国防部采访,负责人向他介绍"六个月来经过调查,收到市民控诉信53件,市参议会也转来了很多材料",当时金光群还挺高兴,赶紧做了个独家报导。谁知一个月后开庭,呈报的证据竟然多达屠杀2084件、奸淫308件、抢劫暴行116件、焚烧破坏罪行186 件。从6个月只收到53封控信,到接下来一个月转眼变成数千件暴行,国民政府工作效率之高,连崇善堂都难以比肩!(事实上我很怀疑崇善堂的埋尸记录就是这时候造出来的)其中第一证人鲁苏,更是在"夜间"看到"57418人惨遭杀害",所有证人加起来,一共看到"353026人被害",我看到这里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亩产万斤的根总算找到了啊!

南京有没有这么多人给日军杀呢?魏特琳日记里说"据说还有二十万人留在了城里"(11月30日),拉贝则在10月17日的一封信中提到:"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 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拉贝是当年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这个安全区占了南京面积1/3,内有难民20万,当年提供了多少人道救助可想而知,再加上安全区外日本人统计出的5万人口,基本符合当年当事人记叙的情况。只有这么点人口还都在安全区里,哪儿来的30万给人屠?当年被杀的30万中国人难道都是SB,南京城1/3那么大的安全区,不会往那里跑?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这个安全区还知之甚少,我小时候还看过一部电影《南京屠城》,讲的就是日军如何秘密攻入安全区,安全区内的中国勇士如何把这个消息传到外界,拍得跟三级片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扯淡。当年安全区内各负责人都提到过"有时遭到三五人的小股日军骚扰",但从来没有说是大规模攻入安全区杀人放火的,波黑内战波及安全区,马上惹怒了美国佬,轻松就把两边都给平了,攻打安全区,你借日本人一个胆儿?中国人很弱智的一个地方,就是老是喜欢搞些水准特低的YY,自己还停留在16 世纪,却总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你YY要是能强身,那还要手干什么?前几年那个东史朗案就特有意思,明明是个民事纠纷,非要给中国政府上升到政治高度,你当人家的法院都跟鼓楼区人民常理法院一样,想操纵就操纵啊?

民间学者读到这些外国人写的资料后就开始生疑了,连人都没有,怎么杀?根据远东国际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定义,是"发生在南京城内(明城墙)及附近地区的一系列暴行",似乎可以解释被杀的30万人是哪里来的,问题是附近到哪里?是城郊还是苏锡常镇?整个江苏?显然这里指的是城郊,而且南京城内的屠杀才是重点。如果要覆盖整个江苏甚至上海,那我就不得不联想到轮子了。99年轮子到中南海门口闹事,CCTV没日没夜的说练轮子的人有多少多少自杀,数字看起来挺吓人,但是你除以轮子的总人数再和那个水分足足的全国自杀率比一比,咦?好象人家轮子自杀的还少一点啊……

人口问题一直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点。孙宅魏从86年一直研究到91年,终于论证出南京当时其实还有60万人。咱姑且不论这个论证是否合理(我也没看过),已经充分暴露出了中国这些大屠杀学者在人口问题上的虚弱本质。人家拉贝大屠杀那年就呆在南京城里,"20万人口"是早就写好的,你过了50年才开始研究,花了5年才得出结果,那之前 50年你连人口问题都解决不了,凭什么说死了30万人,你不是胡扯吗?你不去研究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而是研究南京当时有多少人,你TM不是闲得蛋疼吗?

还是我们学术超女张纯如厉害,出手直奔下三路,终于找出了30万切实可信的证据。张纯如来中国呆了25天,中文都不太利索,日本是去都没去过,就写出她那本惊世骇俗漏洞百出的大作。其中掀起学术界滔天巨浪的便是她率先披露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电报,这封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内容说是"毫无疑问南京已经死了30万人",还把本国士兵的行为讲得多么多么凶残,日本的外相亲口承认,还"毫无疑问",这不是铁证如山吗?这么重要的证据,中国人好象没当回事,反正我们一直认定30万,要那么多证据干吗?西方学者可是炸翻天了,人家一查,发现广田弘毅那时候根本不在中国,再一查,原来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拍的电报。张纯如舌战西方群儒,动不动就抛出"这些人妄图为军国主义翻案"这一杀手锏,问题是这招对中国人有用,对日本人有用,西方学者可是根本不吃这一套。张纯如本以为南京大屠杀在西方被彻底遗忘了,想写本书帮人家回忆回忆,谁知突然冒出这么多名牌大学教授,个个都比她这个半吊子厉害,最后只好公开承认电报问题是她错了,之后没过多久便一枪把自己崩了,空给国人留下一段洗脚时的谈资:张纯如是受不了日本右翼威胁自杀的,张纯如是看了太多大屠杀罪证精神失常自杀的,张纯如是被谋杀的……

这个外相电报当然也不是张纯如研究出来的,你再给她25天,她也搞不出什么成果。成书所有的资料,都是国内顶着"专家"光环的一帮大义凛然骗吃骗喝的大屠杀学者提供的,可这帮骗子脸皮厚,一个也没自杀。这中间故事也不少,不过今天讨论的是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姑且放到一边,先看这个田伯烈电报。田伯烈可是中国专家的重要研究对象,他当年写给西方的关于大屠杀的报导资料丰富,能极好的佐证国民政府的说法。但国内甚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田伯烈竟然是国民党买通的枪手。在当年的国民政府宣传部负责人曾虚白的回忆录中便早已披露,蒋介石选定上海作为战场,就是为了把西方列强拖下水,宣传战这块阵地当然不能丢,于是重金聘请英国记者田伯烈撰写枪文,想要引起西方的关注。人家台湾早就知道的事,全世界早就知道的事,大陆人民就是不知道,你今天到百度google搜索田伯烈的名字,得出的还是一票FQ文章,引用的全是田伯烈的报导。

中国人要证明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居然还得靠日本外相的电报,可怜这个电报还是假的,"30万"最后一个铁证,就这样灰飞湮灭。但这还没完,我们继续深究这个"20万"。

我们假设除了崇善堂外的19万全是真的,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尸体的总人数,那这些人中间有多少是死于战争行为,有多少人是死于屠杀?魏特琳12月14日的日记写道,"当我们返回时,在山谷附近看到了一具尸体,考虑到南京所经历的炮击,周围的尸体还不算多。"而这个地点恰好指的就是中国学者在水西门外发现的所谓"万人坑"(伊拉克人为了搜集萨达姆的罪证,挖出来不少万人坑,倒还算货真价实,水西门这个就埋了200人,名字喊那么响亮不晓得在充什么大头)。还有一个著名的"下关大屠杀",说是尸体堆积如山,顺江漂流,死了几万人。但是国内的史料都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唐生智秘密落跑之后,十万国军从下关渡江撤退,船只连运两万人都有困难,于是国军抢船逃跑,自相残杀,头上是日本人的炮弹,后面是日本人的机枪,还要提防自己人下暗手,最后十万人几乎全军覆没,只跑出去几千个。关于具体的死法,由于都是幸存者目测,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说岸上被日本人打死三万人,夸张点的说在水里自相残杀拼掉五万到八万人。如果说什么叫耻辱,我觉得这个比南京大屠杀耻辱多了,日本打到南京的时候精疲力尽,弹药粮草不足,士气极度低落,面对这种部队,十万人竟然不战而溃,司令官自己落跑,还搞出抢船自残这种闹剧,有多丢人咱就不说了。

这十万个人就算全部是日本人打死的吧,那也是战争行为,跟平民屠杀根本不挂边,战争本来就是杀人,日本鬼子打过来,本来就肾亏底气严重不足,看到你这里人数众多、装备还算不太烂、有一定作战能力的部队,居然在忙着逃跑,就好象逮上了一支星际/魔兽里右键移动的部队,不抓紧机会揍你揍谁,难道还等着你重整士气杀回来?战场杀人,天经地义,为什么这个也要算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里呢?很简单,因为这十万人是不战而败,如果国军打他个几天几夜,灭了千儿八百的小日本才全军覆没,那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就要添加一段光荣的"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估计就不提了(说不定都不会发生)。偏偏国军几乎没给日本造成什么损失,这种一面倒的情况,就变成"屠杀" 了。可问题是,这十万人根本是自己选择被屠杀的!这给中国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屈辱感,而我们很擅长的就是把自己的过错转化为敌人的过错,把自己的无能转化为敌人的凶残,精神上就胜利了。别怪西方列强整天蹂躏你,那副SB样谁不来割一块肉?一战过后,西方国家努力的使世界摆脱这种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格局,总算保证了弱国的生存空间,不然就以现在中国的实力,死得比清朝还难看,清朝好歹打不过人家才割块地,我们连打都不打就到处乱割,钱到处乱送,还整天叫嚣着灭日本小菜一碟。日本只不过靠美国罩着,所以军事开支只占GDP的1%,全球排名倒数,如果日本把开支比例提升到中国这种高度,甚至仅仅翻个四倍提升到美国的高度,假设打仗就是拼钱多,那别说打中国了,对付整个亚洲都可一试。西方这样搞,不仅保障韩国这种小国家的利益,还保障了一小部分甩B政权的利益,比如老毛,整天喊什么主权至上,胡作非为,如果列强一直盯着中国,你看他还能那么潇洒的大跃进大革命?早就连慈禧都不如了。所以这次美国打伊拉克,我特别支持,第一联合国里放着中俄这种流氓国家,连一点公信力都没有,等联合国发挥作用还不如再等一次卢旺达大屠杀。第二萨达姆这种人,不灭天理不容,顺便给查小丑金小丑内小丑卡小丑做个借镜,西班牙国王喝令查小丑闭嘴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针对内小丑的演讲,都是大快人心。中国现在还能混条底裤遮遮羞,只不过是人家强国突然反省了,觉得打仗不好,以后不欺负弱国了,不少人还真以为自己很好很强大,以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今天要核平台湾明天要东京大屠杀,一个国家要全是这种瘪三,那还不如痛揍一顿,让脑子清醒清醒,日本被原子弹炸完就清醒了,中国到现在还是一副大国崛起的SB样,其实就是撅起了屁股,就看人家有没有心情踢了。

对于"大屠杀"的性质,还有必须了解的一个事实:无论是世界红十字会还是崇善堂,任何一份或真实或伪造的埋尸报告里,女性+儿童所占的比例都只有1%到3%,这根本不是那种蓄意的大规模屠杀可能造成的结果,所谓种族灭绝根本就是胡编乱造,光这点就差纳粹一个档次了。中国人看事情喜欢看个例,只定性不定量,拿几张大屠杀纪念馆的照片他们就潸然泪下,说几个小故事他们就以为日本人全部都是禽兽,见人就杀(其实《南京》的导演指出――大屠杀纪念馆里不少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对付这种人一拿出详实的统计数据出来他们就SB了。我也可以举一些个例,东史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的日记里怎么写?上级要求他们征用中国的物资之前必须给钱。至于松井石根锤胸顿足痛哭"皇军颜面何存"的故事就更不用提了,那又怎么样?是不是就说明皇军整体是好的只不过有少部分害群之马呢?日军龌龊事当然没少做,我还是那句话,远远达不到中国人宣传的高度。从1%到3%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日本的行为主要是针对男性的。这个很容易解释,中国侵略越南的时候(还自称防御反击,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一开始还发誓要做文明之师,最后还不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屠过去了,跟日本人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人家个个都是游击队,你看那小孩儿前一秒嘴里还叼着棒棒糖,后一秒掏出AK朝你脑袋上就是一下,这种小孩儿在中东非洲满地都是,妇女当游击队的更不在少数,正规军被搞过一两次之后就怕了,见人就杀,以保自身安全,当时南京是没什么妇女儿童游击队了(什么《小兵张嘎》我TM看了就想吐,你没事怂恿小孩子上战场干吗?),但化装成平民的国军士兵还是在南京城里满地跑,都是渡江没渡成想保条小命的。《伊拉克碎片》里第一部分那个小孩儿看美军拿着枪,心里非常害怕,他看不出来其实那个美国兵更怕他。这个很多影视作品都有体现,就不多说了,战争应该是远离平民的,有些邪恶组织就喜欢拉平民下水,躲在妇女跨下开枪的那是低水平,容易被人民仇视,高水平的都是煽动人民主动拿枪,搞个什么敌后武装队,XX根据地,像什么本拉登啊……人民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而且明明是一个县几千人被七八个日本鬼子撵着到处跑,跑起来还特有成就感,要么躲在人群里偷偷朝日本人开一枪转身就跑,结果挡在前面的平民被打死了他跑掉了,可他心里那个爽啊,回头还可以宣传外国侵略者打死了多少多少平民,让更多的人拿起武器……这种游击组织基本都出现在一些野蛮落后的国家里,在他们眼里什么人权,生命,都是放P,平民是随便死,根本不算作成本,背黑锅你去,领赏我来,还打着反侵略的大旗,精神上更是无限升华,像《色戒》里X裕民那拨爱国小青年,荒唐到可笑,色诱怎么不让你老妈去,连开苞都可以省了。可人家荒唐得很愉悦,很享受,这种人你就拿他没办法,他已经刀枪不入了。

我讲这么一堆,意思只有一个,日军是很凶残,但哪国军队不凶残?解放军不凶残?美军不凶残?我看论凶残,红卫兵才是排第一,张志新临刑前还想说点什么唤醒民众,毛远新就示意把她喉咙割了,小红兵看着一个弱女子的鲜血汩汩流出,欢呼阵阵,这个场面我想想都骨髓发颤。大家都一样,日军不会比其它军队更残忍一个等级,战争就是这么一回事,打到最后都是丧失人性,中国人为什么整天要渲染日军和其它军队比有多么多么残暴呢?如果不把日本说得太坏,那中国人反日就显得太没格调了,别人打你一下,你就整天反它,这不就是冤冤相报,气量狭隘吗?但是日本这个国家要是很变态,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反你,因为你根本不是人,是畜生,把你从地球上消户是我们正常人的责任。但说到底就是复仇心作祟罢了,别人打我一拳,我一定要再踢他一脚,格调就是这么低,还造谣生非,把对方描述得多么多么恶劣以宣扬自己的正义性,典型的当婊子还要立牌坊,更是下作到极点。看看世界上以仇恨作卖点的国家,都是些什么货色?二战都是国际上审判过的事情,中国人口头上尊重法庭宣判的结果,心里面都想来个私设刑堂,一个国家就这种素质,还想搞法治,搞和谐,这不是扯淡吗?

把确定是伪造的证据去掉,把常规战争行为的死难者去掉,再数一数,大概还有多少人?我估计想上六位数都非常困难,可能真如一些安全区内的人所说,平民遇害只有四万人。但这个事实是很难查证的,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像犹太人那样统计已经不可能了,新中国成立快60年,从来没想去调查过这个问题,等到80年代才旧事重提,兴风作浪,这时候还真是死无对证,查起来有相当难度。但国民政府伪造了30万这个数字,这是绝对跑不了的。一般说到这里,必然会出现一种傻B,他会非常愤慨的对你说,杀30万叫杀,杀10万不照样叫杀?我太欣赏这种人的精神了,简直就是活二五,既然杀10万也叫杀,你他妈的干吗要信口开河,说句实话就会死?

这就要说说美国上世纪末一个极为经典的案件――辛普森杀妻案,当年闹得满城风雨,我相信大家就算不了解至少也听说过。为什么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辛普森却被无罪释放?LA警察采证时,违反了正规程序,比如什么私闯民宅搜集证据啊,这使得辛普森的律师团有理由认为,那些证据有可能是"办案警察联合起来陷害辛普森"。而关键证人LA警察福尔曼的证词,对辛普森一案的判决有决定性的作用,辛普森的律师问他是否有使用过侮辱黑人的词语,(由于辛普森是黑人,当时民众普遍认为律师是在打种族牌,寻找LA 警察陷害他的动机,因此也十分不满,就像今天中国人不满少数民族保护政策一样),福尔曼说没有,律师却出示了一份录音,证明福尔曼确实曾经大量使用侮辱黑人的词汇。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LA警察是否有陷害辛普森的动机,而是证明福尔曼这个人有品格缺陷,竟然在法庭上公然撒谎,凡是他提供的证据,法庭全部不予参考,而最后的结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辛普森无罪释放,福尔曼3年徒刑!

诚然,美国之所以严格遵循"程序正义",是出于他们宪法中"有限政府"尤其是限制警察这种暴力机构行为能力的一贯精神,而个人行为也不能和国家行为相提并论,不会说中国在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上撒了谎,日本就被判处无罪了。但是影响是相同的,中国人老说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认错态度不彻底,那都是放P,你整天造谣说别人干了这个干了那个,它能不跟你急?就凭你这点华南虎水平的造假能力,就想逼人认罪,真当人家脑袋烧坏了?中国人只知道右翼分子,却不知道日本其实也有洞富雄这样的"大屠杀派",他们对于大屠杀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那些狗屁专家学者,写的书一车一车,但是张纯如那本书一面世,大屠杀派都受不了了,《南京暴行》最后在日本没有出版,不是如中国FQ造谣的那样是右翼分子阻挠,恰恰是张纯如和大屠杀派产生了纠葛。大屠杀派认为这本书硬伤太多,要出版的话可以不作修改,但必须和他们修订的一本小册子捆绑销售,但张纯如不依啊,她书里序章就写在日本研究大屠杀是要掉脑袋的(可见弱智到什么程度),大屠杀派在她眼里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说来说去还是军国分子,什么硬伤太多,不就是想否定南京大屠杀?当下断然拒绝,于是日本又给国内的FQ们捞到把柄了。而日本右翼团体简直是捡到宝了,逮着这本书狂批,其实两边论战经常是这样的,大屠杀派说:据我们最新研究发现,某某证据可以证明大屠杀的存在,理由12345……然后右翼说:据我们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某某证据是伪造的,理由12345……谁也批不了谁,自说自划,可听众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们更喜欢那种揭穿谎言的内容,等日本的年轻人听多了之后就开始琢磨了,中国伪造了这么多证据,会不会这件事根本就没发生过……?再说了,你一国政府都能下三滥到如此地步,整天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散布谎言,想想什么印花税啊亩产万斤啊之类的就一点也奇怪了,还说要建立信用体制,你TM自己信用最差,撒的谎最多,还整天说中国人素质低没信用,不是贼喊捉贼吗?

中国人要是有犹太人那种精神,日本现在也没那么多屁可放了,出了这种事别怪人家,好好想想你自己干不干净。日本对中国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先说这个战争赔款问题,当年毛蒋都觉得自己该分一杯羹,整天吵个不休,最后列强烦了,把搅局的中台都踢到一边和日本私下解决。蒋率先放弃了索赔权,以前说是为了换取外交地位,近几年研究说可能是老美逼压的,真相不明,不管它;而老毛随后也放弃了战争赔款,条件是日本认中国不认台湾。日本人马上开开心心的照办了,但人家外交辞令写得也是滑溜滑溜,给日台之间留下了足够的后路。老毛一贯慷人民之慨,这个咱就不说了,都审丑疲劳了。以后别说日本人没给赔偿,你自己贱,能怪谁?中国最搞笑的外交路线就是逼着这个承认一个中国逼着那个承认一个中国,谁不承认就在联合国搞谁。如果台湾真的是中国的一部分,干吗还要别人承认,不是脑有病吗?台湾人给自己政府纳税,拿自己国家的护照,事实上早独立几十年了,承认有个P用?中国逼人家承认,人家一般都照办,无所谓呗,中国人傻,钱多,速来,好地方,谁跟钱过不去啊,无非是口头应付一下。这方面李奇微的分析我一直觉得最为透彻,中国这套SB外交路线不是给老外看的,是给中国人民看的,GCD谈判一般不是求实利,而是求面子,只要回去能忽悠本国人民,能维护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那什么都好说,割几块地给几块钱,败败老祖宗留下的财产,那算个P哦。

虽然日本没给中国人赔偿,但是从72年到现在,一直以经济援助的方式间接补偿中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对外援助国,日本则是中国最大的援助资金来源,30多年来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加起来有3兆日圆,低息贷款利率之低,考虑到通胀等因素,基本上就是无息的,这么一大笔钱,帮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其中有不少都是直接援助农村的基础建设项目,像什么水电教育,都是国内农村最缺的东西。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安徽阜阳建起一座豪华办公大楼,可当地农民却找日本要援助建小学校,日本来考察时看到那座办公大楼,连称"不理解",当然不理解,人家活在21世纪,哪能理解你这种史前文明?可不理解归不理解,最后钱还是给了;日本人松冈洋明捐献中国教育7000 万,被地方政府全部克扣,打官司追讨五年,仍然无果;中国人抵制日货抵制得那么HIGH,可在中国因隐瞒疫情差点成为文明世界公敌的SARS期间,日企还无偿支援了16亿;中国人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可那版教科书全日本只有0.4%的学生在使用,而中国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在撒谎;中国人说日本人不道歉,说小泉纯一朗参拜神社,却不知道日本首相72年就已经书面道歉,历代有8位首相口头向中国领导表示了歉意。这些事情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就知道什么钓鱼岛,人家台湾渔民的地盘,GCD都不吭声,你大陆小FQ瞎叫个什么劲,是不是建国后割给印度菲律宾俄罗斯朝鲜缅甸越南蒙古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的领土领海小岛什么的已经全部要回来了?

还要怎样,还能怎样?国内反日的这帮人,说真的,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年纪小无知就算了,可还有这么一种混球,往往顶着个不知道在哪个村的网吧里拍的视频照当头像,我讲了这么一长串,他不仅毫无悔改之心,还感觉我既侮辱了他的人格又侮辱了他的智商,他会理直气壮的放声高叫:妈的,日本人援助我们,那都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人我就不想多说了,没素质没人格没智商,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想侮辱都侮辱不起来。日本人对中国这种情况当然也很了解,援助了30年,得到的不是友好,而是忘恩负义,舆论自然也很不满。从明年开始,日本不会再向中国提供任何经济援助,我得知此事真是由衷的感到欣慰,日本人SB了30年终于开窍了,国内这帮FQ是伺候不好的,有那么多钱还不如养一条狗呢。但是我们国家都很会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是中国强大了,没必要再拿援助了。都TM空投农民超远距离采矿了,还非要说,出了一点小意外,情况还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没治了。

所以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我看还是别纪念了,连死了多少人都搞不清,纪念个毛,这不是装B吗?死了这么多人,确实很屈辱,但真要说屈辱,南京大屠杀就算死300万个人,还是永远也排不上号!什么叫屈辱,一个国家被杀死这么多人,连个像样的统计都懒得做,这叫屈辱;一个国家能将政府的罪责和三千万人命推脱为自然灾害,这叫屈辱;一个国家有着荒唐到让人无法理解的十年动乱,如今却没有人为此负责,没有人敢公正的评价历史,这叫屈辱;一个国家用坦克碾碎民主的呼声,把枪口对准几千个大学生,这叫屈辱;一个国家的人民才短短二十年不到就把自己屈辱的历史都忘光了,只记得个日本,这才叫屈辱!相比之下,遗忘了南京大屠杀又怎么样?记住了南京大屠杀,你以为自己又真记住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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