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1日星期五

艾墨:一个媒体时代的终结

  中国大陆媒体界过去一年遭受愈发严苛的舆论管制《潇湘晨报》副总编龚晓跃因辛亥革命策划被离职,《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彭晓芸因"时代一百人"评选"被休息",《成都商报》调查记者龙灿因涉及官员"报道失实"被辞退,系列事件令媒体人发出"最冷的冬天"之感慨。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国大陆著名时评人长平,被其所供职、一向以敢言与开放闻名的南方报业集团辞退,更引发大陆舆论界心灵震荡,冬天进入"极度深寒"。传统媒体在中国大陆社会与政治转型中扮演的角色会否发生变化?长平的出局,或将成为一个转折点。

  由张平到长平

  曾经名叫"张平"的调查记者,与后来以"长平"闻名的时评作者――若把他们的经历串联起来,会是一篇有意思的新闻断代史。

  和许多今天的大陆媒体掌门人一样,七零后出生的张平,成长于理想光辉照耀的八十年代,在四川大学中文系经历了从理想到幻灭的八九学运;九十年代市场化媒体初创,他加入《成都商报》,并成为该报创刊时四名主力之一(其他三人是李承鹏、唐建光、余刘文);而后《南方周末》的黄金年代,张平从记者做到新闻部主任,带出了一批今天仍活跃在一线的著名新闻人;二零零一年之后,南方周末被宣传部"整肃",张平出走至《外滩画报》,然后出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二零零六年,重回南方报系,主理《南都周刊》。

  这期间,张平一直以"长平"为笔名,坚持个人时评写作。与韩寒的轻盈和鄢烈山的老辣不同;长平的时评风格,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在价值混战的泥潭里,恪守普世价值底线,又深具人文关怀。

  二零零八年西藏事件,时任《南都周刊》副总编的长平则在FT中文网发表评论,在举国批判CNN不公正报道西藏事件时,将思考引向舆论管制的深水区:"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

  这篇名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强烈地触痛了当局与民族主义者的神经。批判的檄文潮水一样涌来,其中,北京日报社社长、宣传部官员出身的梅宁华更亲自撰文《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把斗争对象直接瞄准了长平个人。

  在宣传系统不间断的整肃压力下,长平被《南都周刊》撤职,调任报业集团旗下的"南都传播研究所"任研究员的闲职;二零一零年七月,再次被南方报业集团勒令停止一切专栏;一周之前,终被南方报系以"劳动合同到期,不再续聘"的理由,"名正言顺"地解聘。

  媒体同行称他"倒霉",比他批评猛烈的有人,比他行动英勇的也有人,为什么"霉运"偏偏笼罩在他头上,声望如他,在内地相对自由的南方报系,仍会被迫离职?

  新价值共同体平台

  近年当局舆论管制逐渐收紧,"大环境"变得恶劣当然是重要原因。也有传言点出某位中宣部副部长的名字,认为这个"极厌恶"长平的官员,是屡次给报社施加巨大压力,促使长平离职的"幕后黑手"。

  然而了解文章背后的长平,会明白,无论舆论管制松或者紧,无论长平的观点是不是一贯温和,只要言论警察存在,而只要作者坚持个人写作不妥协,出局的命运都几乎是必然。

  许多人曾试图拉拢他,方式相当温暖:比如某报业请他去做总编辑,"你可以主导一份报纸,只是你别再写时评了";比如自己的领导和他商量,如果停止写作,可以让他重回采编部门,薪高、权重;比如旧日好友高薪邀请……一个写作者可以给自己一万个理由,告诉自己这是可以接受的,这并不是出卖,也不是交换,这只是权宜之计――"曲线救国",正如文人们最喜欢的说辞。

  长平不声张这些,他说正是自己的"怯懦和无能",让自己无法这样做:"当年和我一起出道的许多人,大部分人选择了不写文章,好好的做了主编。也许当初的想法是真的,但是他们低估了个人与社会的抗衡。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所以宁可保持距离。""中国不缺乏和体制的合作者,缺乏体制的反对者。"他说。

  长平的离开,引起了大陆传媒人心深处的震荡。在《南方周末》时,由他执笔的新年献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曾被许多大陆新闻人视作精神原乡;到后来,他引用《费加罗报》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更被众多评论人视作座右铭。

  许多人在说,告别长平,好像告别一个时代。

  那是"南方报系一纸风行"、一个传媒集团成为一个价值观载体的时代。抱团取暖很美好,用一张报纸启蒙一个民族的理想很美好。但是当多年的好友不得不站在领导一边,对长平说:"对不起,没能保护你。"这样一种时代的美好,似乎也该结束了。

  长平这样回答:我不是为了让你自惭形秽,也不是为了让你难堪,坚持个人写作,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

  因言治罪的恶从没有减少。但个体在今天能够获得的力量,却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

  长平被辞职的消息传出不到24个小时,他的微博粉丝人数增加了整整一万人,至今已有近五万人。朋友在微博上发起向长平的电子支付账户捐款(每个人五毛钱)的行动,不到20小时,长平的支付宝已经收到三千元人民币,整整六千多份捐款。

  "在这个时代,哪里都可以是媒体"。长平说。

  以前业界喜欢称南方报业集团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意为人可以常换,围绕一个组织的共同体却历久弥新。然而当自媒体时代为真正的个人写作呈现了可能性,当越来越多个体从"体制"里出局,借助变换的新平台,搭建起隐性却持久的"价值共同体"――以传统媒体为重要支点,进行社会乃至政治转型的时代,可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谁自由了

  "南都长平"告别,长平仍在。这个内敛的写作者说,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会一直写下去"。"不会妥协",而且,也"绝不会迎合读者来写作"。

  "不党不群,不偏不倚",长平认为,这也是个体写作的核心要义。他开玩笑说,自己被"组织"清理,现在最容易的做法,恐怕是顺势做一个"反对派的中宣部长":"可以肯定的是,支持我的人里有人有这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性格和观念无法承担这个历史责任。我的写作不会仅仅是为了任何一支队伍呐喊。我坚持个人写作。"

  "写得好的时候,我假想读者和我坐在一起聊天。当然,我也经常感觉到,面前空空荡荡,听众都跑光了。"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

  "我批评政府,他们说我叛变祖国。"他笑着说。

  感谢国家,现在,你自由了。

  来源:《明报》世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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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0日星期四

蔡铮: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中国的笑话

  如今美国媒体天天都在谈论中国威胁。但曾经让美国恐慌的竞争对手,五十年代的苏联,八十年代的日本,都"俱往矣",成为笑谈。尤其是日本,曾气势汹汹,恨不得席卷美国,可眨眼间就如潮水退去,龟缩到日本小岛上去了。美国仍独占鳌头,笑得前仰后合。国与国间的竞争是百年之竞,千年之争,其成败不在一朝一夕,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中国还可笑十年。有许多问题会使中国发展停滞乃至崩溃,但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只有"可能"。唯一必然出现的是人口老化。过去三十年强制计划生育使未来的人口老化已成定局。中国面临着人类所前所未有的人口老化的灾难性后果。许多美国专家学者都在等着看中国人口老化的定时炸弹爆炸后的笑话。

  我国过去三十年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于良好的人口结构,这使我国有无人匹敌的充足多元的劳动力。这一优势使我国经济在过去数十年总能逢凶化吉,一往直前。但大约10年后,人口老化问题将渐渐呈强,其连锁负面反应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四面遇敌,左支右绌。我国经济到2030左右可能会因人口老化而停滞乃至倒退,各种社会问题会因此相继爆发,我国的危机承受力将达到极限,整个社会可能全面崩溃。

  人口老化将是中國未来发展的最大陷阱。对人口老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政府没有准备好,中国百姓没有准备好。力主"计生"的专家学者对这一灾难视而不见,更对国家发展带来的新的生育趋向不管不顾,对世界人口再生趋势发展不闻不问,还要"按既定方针办",继续鼓吹计划生育,为国家未来发展挖掘更大陷阱,为全世界制造笑话叫嚣不止。

  上世纪八十年代,要抑制过度生育,减轻国家养育负担,节约积累发展资金而实施计划生育实为国家发展的权宜之计,但是这个政策要见好就收,得意不宜再往。 如果长此"计生"下去,只会把中华民族"计死"掉 ."计生"在九十年代就该结束,至少在韩国废除计划生育,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后就该迅速废除。但我国政府与学者之间的怪异关系使这个本来为权宜之计的政策变成了"基本国策"。我国的许多专家,尤其是人口学家,多是些奴才学者。一个于民族长期发展如此险恶的计生政策,因为政府的提倡,便有一大批学者专家站出来说它如何科学,如何伟大,如何正确。奴才学者如程恩富之流还力主通过百年杀伐式"计生",把中国人口搞到5亿。另一方面,许多人口"专家"唯国际理论是从。这些奴才们不知道,许多国际理论�­
�说,为他人基于其自身利益所创,其潜在目的就是要给他国他族人洗脑。如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我们希望竞争者全实施自宫自杀式的"计生",将其人口计划到少之又少,最好是少到没有,如日本,最好是三千万; 美国,最好是一亿以下。 可没人按我们的意思办(我国学者持奉的人口理论只糊弄了自己):日本正设法鼓励国民生育; 美国人口将持续稳步增长,百年后人口将达6亿。我国鼓吹"计生"的专家学者,既是政府的奴才,又是国际学术的奴才。他们不能独立思考,为自己的衣饭而贻误国家民族。简单明白的"有儿穷不久,无儿富不长"的道理被他们用花里胡哨的"国际理论"搞颠了, 少儿则富,无后则强被它们搞成了颠簸不破的永恒真理。

  如今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化已经使我国大多数人民的生育环境和生育意愿发生了根本变化 – 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多生多育变为不愿(也不能)多生多养,甚至不愿生育。这种不利人口替换再生的生育趋向将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期严重 ,不可逆转。现在和将来我国要面对的不是要遏制国民生育,而是如何创造条件,鼓励国民生育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

  50万靠"计生"为生的官员,无数靠宣扬计生之道吃饭的专家学者,如缠在民族之树上的藤蔓,越缠越紧;不把这棵树缠死决不罢休;而 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挤,使一般国民也直觉人越少越好;少生就是好的宣传催眠了大部分国民。诸多因素使废除计生的阻力很大。但人口老化和人口急剧萎缩的危机在即,国家发展的陷坑已被鼠目寸光的国贼们挖好,横亘在前; 没有时间辩论,没有时间去教育大众为何要急转弯 .填补陷坑的办法是迅速全面开放生育。时不我待。 我国政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当人严重人口老化导致的问题全面爆发,再呼吁多生多育时已至少迟了20年 .且不说公民届时不能多生多育,就是能, 在整个社会养老负担沉重时再加上突然增加的养育负担,社会更难承受。我们必须在该养时候养,错失一年,损
失一代。我国因人口结构良好而导致的经济发展还能持续10年左右,我们还可亡羊补牢。但开放生育的巨大阻力来自计生部门,来自靠推行计生理论生活的专家,以及感受现存人多压力的一般百姓。即使政府高层智者要废除计生,许多人会跳出来反对。我只得叹一声: 安得智者挽狂澜,铲除计生救中华!

  201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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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开罗归来谈埃及

  ——采访开罗德国中学校长魏斯讷

  魏斯讷(Erhard Wiesneth)是我二十多年的好朋友,当年他差一点到长春担任德国中学校长,由于各种原因,他到了开罗。2011年2月1日,他与其他同事一起乘坐汉莎专机返回德国班贝格。到家后,埃及局势仍在恶化,他庆幸自己的正确决定。

  谢盛友:这些日子,你是怎样过来的,难道不害怕?

  魏斯讷:我怕什么?我若留在开罗,是我老婆担心受怕,为了减少家里人的牵挂,所以,我才决定回来。到家时,我老婆哭得几乎瘫痪。1月26日,我们看到示威,第一反应是,非常兴奋。埃及嘛,毕竟是一个独裁国家,示威对抗政府,于平民老百姓应该是好事。不过事态演变,局外人很难清楚其内幕。我能清楚告诉你的是,这是"秀才造反" ,是一场"面书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当局用现代化手段对付现代化革命,做法很简单,1月26日晚上开始,全部通讯手段被切断,电话(包括手机)根本打不出去,我无法与大使馆和家人联系。当天夜里已经戒严,不过我们还可以随便走动。当地公民很有觉悟,自动组织起来维护治安。夜里我散步看热闹,遇到我一位朋友在站岗,他劝我,搬到他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居住,说那里安全措施好些。æ
��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外人不知道,当局一夜之间释放了数千监狱罪犯,这些人是"暴乱源",穆巴拉克需要这些人,希望他们打砸抢。

  谢盛友:国外的媒体好像不是这样报道的。报道说,这是"公民反抗运动"。

  魏斯讷:没错!是那些读书人在号召反腐败,争取政治的参与权。我不知道,你们中国读书人有多大能耐,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大约40%的文盲(总人口:82,982,364人),若不是穷人团结起来反抗富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埃及由于宗教的原因,那些穷人的温顺,你没亲历,不可能想象得到。在埃及这么年,我亲眼看到的穆斯林,与欧洲书本告诉我的完全不一样。

  谢盛友:你不是说"秀才造反"吗,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百姓过日子,图的就是有田种、有饭吃、有衣服穿,但要是统治者不给老百姓这条活路的话,那么,老百姓造反,江山易色。但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怪怪的,成功的叫起义,失败的叫造反。不知道当中的政治原因是什么。我知道的是,中国的秀才读了点书,明白一些道理、法律,反而没有胆量去闯反,生怕惹上是非。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希望统治者白白给他们支配权。但是,埃及应该不一样吧,据说,德高望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抵达开罗,参与反政府示威,要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魏斯讷:这才是埃及"秀才造反"的致命伤,在埃及,有几个人知道你"巴拉迪"是谁?埃及的命运,还是由在埃及的人来决定,你"巴拉迪"就老老实实地呆在维也纳好了。

  谢盛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认为,如果巴拉迪接班,对西方有利。埃及对于美国和欧洲很重要吗?

  魏斯讷:当然!埃及对于美国来说,是控制阿拉伯世界不可缺少的基点,所以在巴以和谈中是一个最重要的盟友。在1967年与1973年与以色列爆发战争后,埃及于1979年签署了和平条约。以色列和埃及每年都会收到来自美国的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至于德国嘛,我们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对以色列,我们"以带罪之心,做赎罪的努力"。当然,我们在埃及,在全世界花钱开展"日耳曼化"攻势(比如办德国学校),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亲德派。

  谢盛友:开罗的"秀才革命"和北京的六四有否可比性?

  魏斯讷:像!读书人都想参与政治。不像!邓小平是一个独立的大国强悍独裁,他掌控自己的军队,想都没有想过妥协的问题。他不可能给退路,只有别人让路。邓小平坚持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下命令,用不着看别人的眼色和脸色。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交家,他坚持的是"稳定有利一切"。穆巴拉克这个坚持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战略吻合,他的"妥协"做得很漂亮,他要看美国人的眼色和脸色,他每年拿人家那么多钱,他最清楚美国和欧洲国家需要什么,希望他"稳定"过渡到他的儿子接班,埃及继续"稳定"。美国和欧洲,需要的是埃及的"稳定",他们并不关心埃及人大约40%是文盲,生活在每天收入只有两美元的水平,这部分人需要依赖食物补助才能生存,这不是欧美的问题,是埃及的问题。

  写于2011年2月9日,德国班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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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反抗独裁专制的报纸

  1934年3月31日,德国柏林的乌尔施泰恩(Ullstein Verlag)出版社,在其出版发行的最后一期《福斯日报》(Die Vossische Zeitung )首版上告别读者:"我们无奈,不得不做出这样心痛的决定,因为我们无法继续保持我们的编辑出版风格。"

  德国报纸业开始于1617 年,当时是周报,今天博物馆里仍然保存的最老的第36号,该年8月16至9月5日的那一期。其实,当时并非每周出版。每期8页,书籍型,版面长18,5 厘米。

  研究学者认为,《福斯日报》真正创立于1721 年,这份报纸经历了德国的风风雨雨,为德国人争取新闻自由立下过汗马功劳,而自己的最终命运,还是躲不过独裁专制的新闻审查制度(Pressezensur)。

  腓特烈威廉四世同情自由主义,他放宽了报章审查,而且不阻止自由主义的活动。在1847年,他甚至召开了一个国会,普鲁士各区议会均派出了代表。但是国王拒绝给予该国会任何宪法上的权力,自由主义者因而失望地解散。之后,法国二月革命引发的革命风潮直卷整个欧洲,包括了德意志各邦国及普鲁士。

  1848年3月,柏林爆发了革命,腓特烈威廉四世意识到原先的改革经已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于是召开了一个立宪会议。他宣称希望成立一个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German Reich),在这个帝国中将会有一个民选的议会,国民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从1824 年至 1875 年,在柏林的《福斯日报》真正每日出版。从1843年开始,该报的自由知识分子呼吁废除新闻审查制度,1848年3月18 ,全报社的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参加了183位柏林三月革命牺牲者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

  在各方力量的抗争下,当时的政府废除了新闻审查制度,该报出版"欢乐颂号外"(Extrablatt der Freude),头版头条写道:"自由思想是我们所有人最宝贵的权利,也是未来前途的保障。"

  至1934年,很多德国著名作家都在此报馆作过记者和编辑,比如戈特霍尔特.艾弗赖姆.莱辛、特奥多尔.冯塔讷、库尔特.图霍夫斯基。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杰作《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于1928年11月8日开始,在《福斯日报》连载,连载于同年12月9日结束,单行本于1929年出版,1930年6月1日售出第100万册。

  1924年春天,图霍夫斯基背负《福斯日报》驻法国通讯员的使命,到达巴黎。像海涅一样,图霍夫斯基从此长住国外,只偶尔回德国。他也借此得以审视德国和德国人。通过《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和《福斯日报》,他继续为政治理念而战。他也效法海涅,研究德国人与法国人的行为区别。

  1930年代初,图霍夫斯基意识到,他为共和国所作的忠告和批评都无人听取,祖国的民主和人权也并未因他的呼吁而有所改善。他预见到希特勒上台的危险。"他们已经踏上往第三帝国进发的路途了,"在希特勒掌权前一年,他如此写道,对前途不抱任何幻想。当时曾与他会面的埃里希.卡斯特纳(Erich K.stner)于1946年回忆说,这位作家是个"矮胖的柏林人",试图"......用打字机阻挡灾难的降临"。

  德国的政治形势也愈加险恶,1933年,纳粹政府查禁《世界舞台》杂志,次年《福斯日报》,焚毁图霍夫斯基的作品,并剥夺了他的国籍。

  图霍夫斯基预见希特勒不会在短期内倒台,而更令他伤心的,是大部分德国民众甘为独裁者喝采,甚至邻近国家也与希特勒交好。图霍夫斯基为狱中的朋友提名诺贝尔和平奖。1936年,冯.奥西茨基获追授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彼时图霍夫斯基已不在人世了。

  图霍夫斯基的墓志铭:"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Alles Verg.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纳粹利用的是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渲染民族危机,重视宣传,反对理性,崇尚激情,这种激情外化为对民族的歌颂。纳粹以最残暴的手段打击和镇压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是犹太人,也可能是左翼共产党人。

  纳粹德国控制舆论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控制报业。如上所述,《福斯日报》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当局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

  《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知识分子报纸之一,被迫停刊后,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虽然不像《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 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1939 年也被当局枪毙。《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时需要这份报纸在国外为他们宣传,但是,1943年8月31日,出版最后一期,被迫停刊。

  《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当时第四大报纸,立场略保守,但是,在1945年4月24 日出版最后一期也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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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好:不太地道的“访民秀”

  中国总理温家宝于年关将终之时,至国家信访局接见访民,得到"61年来的第一个接见访民的总理"美名。为此海内外褒贬不一,有相挺者认为这是"晚来总比不来强","为政改做最后一搏";贬之者则称"拿访民做背景","不合时宜,不地道"。但从网络上的总体反映来看,正如香港《苹果日报》评论认为,"温家宝演砸了这次'接访'骚",民众对温家宝不信任的态度明显显现。

  对温家宝持赞扬态度的,普遍是国内媒体。据媒体报道,"在网易相关报道的六千多条网友跟帖中,清一色的赞扬温家宝是好总理",这明显显示出官方的操控痕迹。而质疑温家宝的声音,则出现在海外媒体和网络上。

  温家宝不纠缠于个案,缺乏诚意

  也难怪网民发出质疑,此次接访,单从温家宝个人角度论,按他自己的说法,也是做秀大于实际。接访时,温家宝表示"今天我不只是了解个案,更重要的是了解政府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 .苹果日报评论认为,这句话反而倒出他"大有不纠缠个案之意"。总理是应当高屋建瓴,但既然已经接访,已经微观到具体的人和事了,人民群众也好不容易见了你,你就应该做到"件件有落实",这与了解政府工作的宏观层面并不矛盾。

  类似的话还有,"只要诉求合理,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言外之意,如果某个访民的问题没解决,是因为他的诉求不合理。早早为不纠缠,甚至是不解决个案埋好了退路。

  如此态度,也就难免被人怀疑其诚意了。

  "61年来的首个接见访民的总理"的美誉掌掴了谁?

  内地媒体"61年来的首个接见访民的总理"的赞誉,则更让人哭笑不得。中共建政的前60年,居然没有一任总理接见访民,这到底是夸中共呢,还是骂中共呢?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有皇帝和丞相接见访民的制度,"告御状"更是自古以来的民间意识和行为。所谓"细民言事,咸为申达",也一直是古代君王臣工的信条。尧舜以降至清末,虽不能说每朝统治者都会亲自接见访民,但皇帝见访民的材料代不乏书,李世民、朱元璋、康熙、乾隆等皇帝亲自接见访民,宰相更是访民最想见的人物,商鞅、包公、寇准、海瑞等都处理过访民冤情。就连清朝慈禧太后,还断了个"杨乃武小白菜"的传世名案。

  如今到了共和国,果然与众不同,61年居然没有最高统治者接见访民之举。如今为展示总理一个人亲民形象,搬出这个史实,把其前任总理以及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共最高当权者,比得连封建皇帝都不如。为一个之誉而损中共天下,为一己形象而掌掴整个中共,这个党国总理,到底要干什么,也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

  但就算是"晚来总比不来强",也掩盖不了温总理珊珊来迟的事实。61年没有总理接见访民的确太久,但温总理任满8年才接见访民,也的确太晚。访民早在很多年前就成为了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尤其在温担任总理的8年内暴增为中国社会不公的典型。温家宝接见访民不仅是其职责所在,更是其基本的道义担当。要知道,这若放在民主国家,单单8年导致访问暴增这一事实,就够政府内阁总理辞职好几回了,更别说8年不见访民这种无视民间疾苦的行为了。8年以来首次见访民,反衬的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8年以来对这样一个群体视而不见的基本事实。这样的糗事,竟然当成亲民秀来上演,演技之高,更坐实"影帝"之谓。

  事先神神秘秘,事后又大事张扬,一切只是为了宣传

  从温家宝在北大指出学生代表都是安排好的一事看,温家宝接见访民,他也一定知道是安排好的。那为什么还要去?如果他真的是为了见面访民,方法就太多了。网络是一个渠道,口口声声要政改,要让政府公开政务信息的温家宝,为什么不在网上设立一个信箱、微博,让访民直接把状子递给他。看不过来不要紧,一天哪怕处理一件,一年也能化解360件冤情。如此举手之劳,焉何不做?

  另外,如果真是为了见访民,何必事先神神秘秘,事后又大事张扬?如果去信访村不安全,怕"阶级敌人"搞破坏,那么可以直接去信访局大门口与访问密切联系。或者自己不用去,随便让手下的工作人员去街上拉几个,总理不是爱与基层群众一起啃馒头吗?何不如直接请访民到家中,或进中南海的食堂里边吃边谈。这样既不兴师动众,又润物无声。不用宣传部门精心策划地宣传,总理爱护百姓的美名就自动传开了。

  媒体人章文叹道:"其实不用亲自过来探访,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共和国总理也早就应该知道这一切,知道信访制度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用,知道这些来京访民们的辛酸无奈。"但温家宝还是来了,他冲着民众疾苦而来,收获的不外是亲民的美誉而已。

  而现在,有媒体赞誉温家宝,希望地方官效法总理的"表率作用"。但当新闻报道此事后,北京很多访民才如梦初醒,明白为什么很多访民从24日上午开始又被软禁一天。24日和之前的几天,警察和城管还对北京南站等访民集中的地段实施扫荡。他在信访局屋里"温暖"了8位访问,但与此同时,更多的访民却在寒冬的信访局大门外遭殃。北京公安、城管还大举扫荡访民栖身、取暖的场所,就连访民栖身的桥洞、破被乱锅都扫荡一空。如果地方官如法炮制,接访岂不变成扰民?只会激起更大民怨。

  温家宝不过是权位最高的踢皮球者

  在接待访民之后,温家宝一会儿认真地说让有关部门解决,一会儿强调要把问题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很多评论由此质疑共和国总理到底懂不懂信访。新民网26日的评论就指出,"信访是人民群众行使批评权的最后一条管道。"所谓最后,就是再无其他出路了。但就是这最后一条出路,也要等待奇迹。章文说,"访民大都遭遇来回被踢皮球的窘境。他们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自欺欺人般地在北京苦苦煎熬。"这就是北京国务院治下的信访局外访民的真实处境。

  一国总理难道不明白,基层政府若能解决,哪里会有访民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温总理既然已经过问,就应当形成一个调查组,跳开地方直接处理访问反映的问题。可惜没有,他只不过是访民面对的踢球者中间权位最高的一个。

  正如章文所问,共和国总理"难道不知道,这些人正是因为在地方上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才上京来的么,他难道不知道,这些人即便来京反映问题也得被信访部门踢回当地处理么?"

  这一点,身受其苦的访问倒是比那些媒体记者清醒得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道,上访多年的徐凤茹称,总理要访民到地方解决,如果地方能解决,何必来北京?徐用"狼"来比喻地方官员:"温家宝上国家信访局,就是说作秀,他干脆就不是为访民解决问题,……他让我们回地方去处理,那不是把我们送到地方那个狼群里面去让狼把我们咬死就拉倒。"

  这倒是很形象,温家宝又把8个羔羊一样的访民,踢回到他们所逃离的狼窝里了。

  温展示"青天"形象,与建设法治政府的说辞相悖

  记得就在不久前,温家宝召开会议,强调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但此番他造访信访局,不仅宣示国务院对信访工作的支持,而且充分展示其"人格魅力",大树"青天"形象,给外界以依靠个人之力推动信访工作的印象。这种典型的人治行为,多少有些与他强调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真正的法治政府,是不应当彰显人治的。一个以法治为准则的政府,要切实化解社会矛盾,其路径应当是进一步强化监督制度创新,及时出台社会矛盾问题的相应法规,让监督制度、法律制度提前担当起社会矛盾减压阀、导流渠的功能。但温家宝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几乎乏善可陈。

  温家宝接见访民,就算他能一人一事地处理,但这种方法对改进政府工作、制度和政策,从源头化解更多社会矛盾却帮助有限。温总理不是过去多次谈及政改并表示无奈吗?现在为何不从行政体制改革入手。政改很大很难,总理没有能力搞大家也不太怨你。行政体制改革却是总理权力范围内的事情,而且较为具体,范围较小,难度也小得多。若说过去8年,总理蹉跎于政改的无奈,那么最后两年,则应当奋起之追。我们不说通涨,不说高房价,若总理能在最后两年能通过制度化改革解决好访民问题,正如媒体所言,"化解社会矛盾,须让监督制度、法规代总理查岗",那他还是人民的好总理。

  可惜的是,除了总理的亲民形象越来越高大,高大得都近乎空幻,近乎虚无飘渺了,我们除了看到越来越多的访民外,还是看不到这类制度改革的影子。

  不还民众以评估权、审核权、问责权,就是在做秀

  其实解决访民问题,在于温而言,关键不在于做成做不成,在于做不做。温不是多次讲,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吗,那么好,从现在开始,从政府部门开始,只要把住三个关键,就能真正地把公众监督政府落到实处,这三个关键是:评估权、审核权、问责权。

  评估方面,每年上至国务院,下至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把工作报告各行公布到网上,让人民群众公开评议。或者学学临近的韩国,设立政府外部评估机制,主要由平民担任的政府评估委员会一年两次对政府自我绩效评估报告进行讨论,将评估结果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络公开。对评估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责令相关机构补救,并及时向公众报告补救措施实施进展状况。

  审核方面,公开政府预算,由公众自组织审核团进行审核,避免制度性的开支浪费和腐败。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来人为拉高地方GDP增量。有限的政府财政收入因过多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常导致民生投入不足,积累社会矛盾,甚至出现强征农民用地的恶性事件。通过公众审核政府财政预算,可以大范围预防社会矛盾在基层的积累。

  问责方面。撤消信访局,让访问直接向全国人大进行反映。信访局是政府的直属机构,难免会发生政府部门相互包庇的事情。正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推诿塞责和互相包庇,造成了持续的越级上访甚至是赴京上访。应当充分尊重人大的权力,通过进一步强化人大问责制度来加强对具体政府职能部门官员的监督,使其不敢欺诈群众、滥用权力,不能推卸责任。

  温家宝如果真做到这三样,比空谈几次政改,多见几次访民有用得多,也能有效回应外界对他建设法治政府的质疑。

  有赞温者说:"不能让总理一个人战斗。"但只要温家宝不落实上述三项公众的基本权力,不把他的"政府行为放在阳光之下",那么他只能是一个人在表演。因为解决访民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就算贵为总理,位再高权再重,他一个人也解决不了。明知自己解决不了,还要给外界他一个在在战斗的感觉,其用意何在,也就不言自明了。

  温家宝与政改:一个发生在政治领域的"娱乐绯闻"

  有香港媒体将温接见访民,解读为其政改言论的延续。如1月25日的明报文章《温家宝高调见访民 为政改做最后一搏》,就认为温家宝见访民是"新动作"。"如果说,去年下半年温家宝对「政改」还停留在口头呼吁的话,他最近的动作,则已是将政治改革的理念付诸行动了","有高度政治意涵"。并且认为,"今番温总会见访民与鼓励批评之举,是否在3月「两会」上,再掀政改旋风,值得留意"。

  先不论温家宝是否真的要搞政改,也不论这"高度政治意涵"所指是什么我们看不清、猜不透的玄妙禅机,单单凭他见了几个访民,就被媒体解读为"有高度政治意涵"一点,我们就得肯定温家宝的确是个引导舆论的高手。由此对照糟糕的中国社会现实,不由得想起前些日子大陆明星吕丽萍获金马奖影后的事。吕凭借在电影《玩酷青春》中的精彩表演获得这一殊荣,但电影《玩酷青春》却被评论"烂片之王"。电影很糟糕,演技很出众。与温家宝的"影帝"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温家宝与政改,也是一个充分是非的话题,是非多的与娱乐明星的八卦绯闻有得一比。前些日子有香港媒体接连批评温家宝,认为温家宝谈政改,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家族腐败"施出的"障眼法",也有网络评论认为,是在"借机为自己开脱","掩盖其经济政策的全面失败"。这些论调是否是一面之辞,不好轻易肯定或否定,因为中共的暗箱政治,从来是里外两层皮。箱里和箱外,向来不一样。两样可能都是假的,也可能都是真的。就算都是真的,也并不矛盾。比如,真的很腐败,也真的很想推动政治改革。只不过他们所想推动的改革,是想将腐败成果合法化罢了。

  连政改都被挟持成这样了,那么所谓的接见访民,就更是典型的表演了。好像总理也生怕我们较了真,要主动证明给大家他其实就是表演一般。受总理接见访民行动的激励,几百名访民在今年大年三十除夕夜,去北京东交民巷打着横幅,跪着给温家宝总理拜年,结果无一例外被投入了黑监狱。如此寒冷的冬日,如此捉弄自己的百姓,按章文的说法,"尤其是在这么寒冷的冬天,面对这些饥寒交迫的访民,共和国总理再说这样的空话,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地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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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话Ⅳ级》教材终极版((公务员考试官方推荐辅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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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天朝娱乐


“一小撮”
形容词。原指极少量,现泛指一切不明事实真相的人,无论其数量多少。

例1:一小撮上访者,约为5万人,聚集在XX市政府周围。
例2:以5亿不明真相的网民为代表的一小撮反对者,与以周正龙和关克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公然对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情绪稳定”
俗语,用来形容受害者或者灾民的情绪。泛指除上街游行和打砸抢烧之外,大哭大闹、虚脱和死亡在内的一切心理和行为表现。

例1:目前死者情绪很稳定,并纷纷从天堂发来电报表示对政府工作的理解。
例2:虽然发生了抗震救灾款被大量挪用的情况,无家可归的灾民们依然情绪稳定。

“驳斥”
动词。指官方用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对民间传言进行默认或者肯定。

例1:今天,四川省农业厅驳斥了关于四川柑橘里有蛆的传闻,并表示要追查造谣短信的源头。
例2:北京出现SARS疫情的说法遭到了新闻发言人的严厉驳斥。

“严加监管”
动词短语。原指在人民要求下,政府加强对不法企业的监督管理。现词义已改变,指在不法团体要求下,政府加强对人民的监督管理。

例1:三鹿集团要求奶农对非法奶牛的行为严加监管,以免它们进一步制造出影响国民身体健康的三聚氰胺。
例2:蒙牛集团要求政府对不法媒体的报道严加监管,以免进一步损害消费者心中对“中国制造”的看法。

“普世价值”
代词。“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贬义词。

例1:如果民主自由等观念是普世价值,那么中国早就应该是赞成并实践了的,怎么会“自外于”这种价值观念呢?
例2:根本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所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一句反动口号。

“代表”
动词。所跟的宾语最低基数一般为13亿。

例1:我们就是不喜欢平等自由博爱,咋的?我们就是喜欢被代表!
例2:我谨代表13亿中国人民,对一直给我多打二两饭,殷勤抚育我的食堂王大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人民当家作主”
代词。指人民享有包括被和谐、被代表、被自杀等在内的广泛的主人翁权利。它是“民主”在中国的全称,“民主”是它的缩写。

例1:阿扁终于坐牢了,这说明台湾民主再好,也不如咱们人民当家作主好啊!
例2:现在有一小撮人整天叫嚣“民主”、“人权”,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49年就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民主吗?

“可以放心食用”
短语。代表了中国食品工业目前的最高水准。指食物或饮品买回家,经过高温消毒、洗洁精漂洗、27层过滤、巴氏灭菌法、负离子氧化、高温碳化、氖光线照射等简单工序后,只要摄入量不超过规定剂量,不足以对食用者构成必杀或者秒杀。

例1:我国法律未规定不可以摄入排泄物,因此请消费者放心,本公司生产的大便只要经过一定处理,便可以放心食用。
例2:老婆!XX牌牛奶里除了三聚氰胺,连尿素都没有添加呢!我们可以放心食用了.

“国情”
名词。150亿年以来,宇宙任何地方都不曾出现过的一种特殊情况。因为这种情况的极端特殊性,造成任何可以适用于地球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政策、法律、思想、主张在此都不适用。

例1:不知深浅的河上有座桥,美美在桥上走,突然看到有人在河里摸什么。于是问,你在摸什么啊,那人道:我在摸石头。继续问:摸石头干吗啊?
“过河呗!”
“这不是有桥吗?”
“那不符合我的国情!”
例2:在黄金时段播放外国动画完全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应该改播《蓝猫淘气三千问》。

“缺乏政治意识和大局观”
短语。中国一切问题和矛盾的根本原因和唯一原因。

例1:咱家马桶堵上了,我没来得及清理,老婆,我对你作出深刻反省,这都是因为我缺乏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啊!
例2:老师,我政治意识不强,大局观念薄弱,所以这次数学没及格,您可千万别告诉我妈啊!

“公务员”
中国特色职业,世界上最轻松的职业之一。其纹章为一个黄金灿灿的碗,因此公务员转职成功前又被称为“考碗族”。生产一单位的公务员常常要消耗十单位的资源,高级公务员所消耗的资源则更多;同时,此职业在累积经验值和提升等级后智力与攻击力反而下降,从而成为性价比极低的职业。

例1:这个公务员岗位的职责比打呵欠还简单,招员的要求却比美国总统还牛。
例2:拿不到中国官话4级证书,是很难成为合格的公务员的。

“人大代表”
与交通部官员齐名的高级职业,转职成功率与所持金的多少有关。一旦转职成功,将拥有以下优点:全物理伤害抑制、全魔法反射、全属性吸收、全状态攻击无效、永久物盾魔盾、魔法MP消耗半减、魔法咏唱时间半减、永久HP徐徐回复状态、以气力全满状态出战。拥有报名技“我是人大代表,你想咋样”,并可施放究级召唤兽“带三个表”。

例1:刚才他的狗在街上和一个人大代表的狗打起来了,这下他算是完了。
例2:昨天那个人大代表使出了超强报名技“我是人大代表,你想咋样?”旁边那些不识时务的人马上就蔫了。

“公安干警”
初级职业之一,其攻击力与普通民众的攻击力之比约为1比6。一旦转职成功,将拥有以下特点:受到的物理伤害倍增、魔法伤害倍增、全属性弱点、且攻击有极高几率将对方狂暴化(BERSERK)。

例1:刚才小李一个人把5个警察打得哭爹喊娘,后来又来了一位公安干警,才勉强和他打个平手。
例2:他们去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的人民群众,公安干警出动以后,他们就成一小撮丧心病狂的暴徒了。

“城管”
性价比极高的初级职业,中国特色职业。虽然只可使用物理攻击,然而其内功霸道无匹,防御无视,回避无视,可以在对手遍体鳞伤体无完肤的情况下依然使其心脏病发作而死。他们十分擅长团队合作,形成战斗小组的城管甚至有一定几率突破人大代表的防御。

例1:我们城管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这下子解放台湾有望了。
例2:冲儿,为师提醒你,莫要和城管结下梁子,他们在江湖上背景很深,内力极强,专伤人心脏,如果没有武林神药速效救心丸的话,你是没有胜算的。

“三个俯卧撑”
禁断的技能。单体无属性超特大伤害,伤害限界突破,魔法反射贯穿,最BT的一点是攻击判定极远。受地形影响,在水边威力可达到120%。

例1:顶一片大叶子,打一瓶酱油,做三个俯卧撑走人。
例2:根据法医的记录和警方细致周密的调查,发现死者当天受到三个俯卧撑的巨大冲击波袭击,造成大脑坏死,心脏衰竭,主动脉破裂,当场死亡。

“引咎辞职”
短语。当领导需要休长假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措辞。当一个领导需要更换工作地点和职务时,也经常使用这种措辞。这是一种含义较为多元化的措辞,需要根据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是本课程难点,提请注意。

例1:因XX事件引咎辞职的张蜀黍没有让他的粉丝们期待太久,很快就投入到新的社会主义事业之中。
例2:A市政府昨天就准备好了A6,准备迎接刚刚从B市引咎辞职的于蜀黍履新。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俗语。即伤害了领导的感情,让领导感到难堪。

例1:领导刚听牌你就自摸了,你这不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么!
例2:美帝谴责中国政府没有尽到保证食品安全的义务,这种恶毒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耐心劝解说服”
短语。指为了达到制服一小撮暴民的目的,正义的一方不惜使用各种特殊手段。

例1:昨天领导带我到洗脚城,派几个小姐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对我进行了耐心的劝解和说服。
例2:对人民群众不能动用语言进行压制,而是要借助公安干警同志的力量进行耐心的劝解说服。

“煽动”
动词。不法分子最有效的攻击手段之一,可以在一瞬间达到几个小时“耐心劝解说服”的威力。和“别有用心的人”这一特殊职业配合之后,可以造成超大范围内正义人群的倒戈。

例1:领导耐心劝解说服无效,别有用心者一煽动就行,这叫什么事儿啊!
例2:这些拆迁户不乖乖让我们拆他们的房子,偏要去政府闹事,肯定是受到了不法分子的煽动。

“扩大内需”
短语。一项巨大的工程,实际可用金额约为4万亿人民币。扩大内需的重点部门在政府大楼、饭店、房地产业、洗脚城,各级领导应该以身作则,狠抓落实。

例1:A:“你瞧瞧,他们村不是咱们省最穷的地方吗,政府大楼修得多气派!”
B:“你懂什么?!这叫扩大内需!”
例2:在我国隋朝的时候,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就懂得用丝绸缠树的方法来扩大内需。

“和国际接轨”
短语。我国在迈向中级发达国家过程中开展的又一项伟大事业。这项事业将以油价与国际接轨为开始,以所有物价皆与西方发达国家一致为目标。工资、医疗、教育等行业不在该项事业的范围内。

例1:A:“怎么现在班尼路卖得和阿玛尼一个价,劳斯丹顿卖得和江诗丹顿一个价?”
B:“你懂什么?介素和国际接轨!”
例2:我国的肉价已经超过英美帝国主义的价格,这证明我们超额完成了和国际接轨的宏伟目标。

“成熟的成年人”
短语。即“社会主义新人”在新时代的表述,寄托着秦刚同志对祖国青年的殷切期望。成熟的成年人的一大标志就是听的音乐都是最有品位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精神病人”,即热爱上网且以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污染环境的那些人。

例1:我们已经是成熟的成年人了,要自觉远离约翰列侬和枪花等反动音乐家的噪音。
例2:作为成熟的成年人,我干什么都是最有品的。我读书只读三个代表,听歌只听宋祖英,电视只看CCTV。可是我这么牛逼怎么还没妞呢?

“和谐”
动词。泛指所有制造社会和谐的做法。关于其他用法,请参见奥威尔《1984》中的vaporization。

例1:呔!左右来人,将此刁民拿下,就地和谐!
例2: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老杨的母亲了,许是被和谐了吧。
例3:如果我的这篇文章被天朝娱乐和谐了,我不会抱怨,因为我知道天朝娱乐也不容易。

“你们算个屁呀!”
名句。其真实含义极为丰富,难以解释。资历较浅者应慎用,否则将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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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8日星期二

颜昌海:中国百姓的财富去哪了?

  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联合国规定每天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属于赤贫的人口;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中国大陆在2010年12月份公布一个民政部的数据,说是要提高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即每人年收入1千1百80元。也就说,中国大陆的贫困线是1个月不到1百人民币,十几美元。中国大陆为什么不按联合国赤贫标准划定贫困线?结果在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解释中:按照中国式贫困(即每人年收入1千1百80元),大陆就只有4千万了。但是,如果大陆贫困线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币,贫困人口就是8千万。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标准线的时候,中国大陆则有2.5亿赤贫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计算,全中国有9亿人口是属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

  这个数据是一个官方公布数据,这个数据非常可怕。可怕之处在于,如果现在按照官方公布的13亿人口,居然有9亿人口属于联合国规定的全球的贫困人口。只有4亿人口在小康和非常富裕中。而且,按照这个数据,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人占了全球的贫困人口中85%的比例。中国人常想像非洲很穷,对照此比例,就发现非洲低于2美金的贫困人口非常小。

  2011年的1月12日,中国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也公布了一个数据。他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要大家不要害怕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现在通货膨胀不高。他说按照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通货膨胀率是5.6%;比如在1988年跟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分别达到18%跟24%,而2010年通货膨胀还没有达到平均数。然而,根据经济学国际上的标准,一个国家通货膨胀如果超过4%的时候,它就意味这个国家进入恶性通货膨胀了。姚景源公布这个数据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在一种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展,他的中国30年来的通货膨胀率是5.6%,就已经说明。

  最近,中国央行副行长马德伦写了一篇文章,说人民币遇到五大困境,其中最大的困境是人民币现钞供应与印刷能力的严重矛盾。他介绍中国现在有6家印钞厂,三家铸币厂。纸钞厂6家,总共3万多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印钞厂。但是他说由于人民币现钞发行量不可预测,由于金融原因,政策原因而不可预测,所以造成了建国以来除个别年份以外,每年都是以20%的速度增长现钞供应量,造成了中国人民币的印刷厂整个工程的建设速度赶不上发钞速度,造成了现在遇到了严重的印钞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造成了市场上人民币现钞短缺,而造成人民的恐慌。这段话讲了两个问题:第一,说的是中央央行跟中央政府对人民币的印钞量是不可预测,他们不可掌控、难以控制,是可以随便印钞票的;第二,透过20%的印钞的递增的速度,而这个递增速
度现在还在增长,造成了生产能力、印刷钞票的能力不够。当然他解释有很多原因,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有工厂安装,厂房建设都需要周期,所以造成现在难以满足。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大量印钞票造成中国通货膨胀。

  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也承认,其实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央行发行了过多的钞票把整个中国推动起来了。

  在海外,中国很有钱。中国现在有2万8千亿的外汇储备,很快就要突破3万亿了。全世界的外汇储备加起来也就刚刚跟中国一样,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是中国政府拥有的财富,它实际上是笔负债。

  按照西方的观点,一个政府拥有的外汇储备是真正政府所拥有的财政。比如人们用美元换日元、换台币的时候,不是跟政府换,是跟银行换;银行只做一个交易的中间体,银行卖出美元买进台币,在交易中台币没有增发,美元也没有增发。但是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外汇制度中间是个人民银行,当人们把美元进入中国大陆时,是卖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印钞票发给人们以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东西越多,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越多,但是同时印出的人民币钞票也是越多。就如一个家庭,妻子儿女每个人挣钱把美元都交给父亲,父亲给他们写纸条,在家吃饭都用纸条,所有的金钱都集中在父亲手里,父亲就成为最有钱的一个富翁。中国政府就象这个专制的父亲,利用外汇制度就变相把全中国的生产财富,尤其出口的
财富都集中在手里了,就握有全球最大、最高的外汇储备。但当美元被政府拿到手的时候,这个钱就被政府拿来任意去花销了。这个美元,就相当于过去黄金本位时候的储备黄金。但人民币一旦发出去之后就没办法去收回了。一旦外资撤出,就会把人民币交回,中国要给付美元,于是当外资要撤出的时候,中国手中美元就会越来越少,即等于黄金储备减少了。所以,中国经济的陷阱,就是当它经济增长越快,出口越多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越多(全国的出口外汇都集中到政府手里);同时,中国由于出口大量的物资到海外,资源越来越少,但是印的钞票却越来越多,因之造成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

  如今中国经济看似很好,是因为把全国百姓的财富都被集中在政府手里;但实际上内部是靠通货膨胀维持,对全国老百姓负债。而且政府的钞票印得越来越多,物资越来越少,早就一个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人们看到,美国的物价相反要比中国便宜。中国很多物资被廉价出口之后,在中国同样的产品反倒物价非常的高;在中国不管买鞋、买衣服什么都比美国要贵。

  试想,比如这个世界上美元只1万块钱,中国大陆拿走了3千块;拿得越多,手里的人民币相对就要升值起来。所以,中国大陆很明显的知道西方各国逼人民币升值的渠道来赚中国政府的钱。但中国政府还就故意让它去赚,实际上从2007年至今已经升值26%了。26%是什么概念?按照2010年2万4千亿的外汇储备计算,26%升值等于是中国损失掉了5千亿美元。5千亿什么概念?1997年是中国外贸净利润140亿,到了2009年时候净利将近1千4百亿,5千亿就意味着至少损失了中国5年的外贸出口的利润,也就是说中国5年的出口白干了。美国政府为什么要中国政府去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中国政府去买更多的美国国债,同时逼人民币升值,因为买1百美元国债,一年后美国只要还94美元了。就这么简单。

  中国政府当然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不敢让人民币快速升值。相反还预期海外的热钱到中国去。当人民币升值6%时,把美元放到中国不做任何事情,1百块钱就有六块钱的利润。中国政府害怕美元撤出来,故意制造一个升值的预期:"缓慢升值"。但美元在中国赚钱,赚的谁的钱?是中国百姓创造的利益,中国劳工的利益,中国百姓的税收。所以,中国政府无形中用中国百姓的财富去供养西方发达国家,所以,人们在西方可买到很便宜的中国产品。

  但做为美国人来讲却很简单,希望人民币一次升值,升值之后其政府的负债就稀释了,一次升值20%,1万4千亿的美国国债就锐减了3千亿。。3千亿,要向老百姓收多少税?!但是中国政府害怕这样,要"缓慢升值",宁可损失更多的钱,让西方国家都赚中国人的钱;从而维持中国经济表面上的"强大"。

  在美国政府眼中,美国人的利益远远高于中国人的利益。这种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尽管人权、政治制度的改变是最符合中国百姓的利益和中国长期的利益。但对于美国来说,如何改善美国人民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在改善美国百姓利益之后,第二步才是改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人权。中国政府就是利用这种心态,跟美国政府做交易,诱使美国政府放弃人权方面的要求,而让美国政府在经济上占尽便宜,享受巨利。

  然而,人们都知道,凡事都有一个临界点。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百姓就承受不住了。百姓不可能永远的承受在赤贫的标准线下。中国大陆9亿人口在联合国的贫困线以下,有2.5亿人在联合国赤贫线下。而政府总是掏钱送人,以前送给俄国,现在送给美国。但总有掏空的时候。

  中国大陆以前维持经济的绝招,是先让工人下岗然后它把国营企业卖掉,之后卖矿山、卖土地。现在矿山、土地卖差不多了,就要征房地产税了。在逐渐逐渐变方式掠夺的时候,百姓的愤怒就会被引爆。从前让工人下岗,政府可以让刘欢高喊"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而且那时还有一些"从头再来"的机会;后来卖国有企业,人们会觉得可能跟自己没关系,卖掉就卖掉了;如果你觉得矿山国有卖掉就卖掉了;如今卖土地、逼老百姓没房子就高价买房子,遭到的反弹就比当年工人下岗、卖企业矿山要猛烈得多;若买高价房子住之后,还要付出每月高额的房地产税的时候,老百姓就可能再也忍受不住了。民众没有办法忍受。

  以前中国经济在往上升,因为有资源可卖。但现在印钞票的速度跟建印钞厂的速度不相匹配了,越来越高的印钞票的速度进行通货膨胀。当政者明知道通货膨胀,也不想控制,因为政府大量的国债,可以靠通货膨胀而变相的债务稀释。美国政府对待中国政府的招数,被当政者原封不动地应用于中国老百姓。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看到中国一年23万起的群体事件。但23万起星散的群体事件,还可以用1万亿的维稳费给抹平。只有当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特别房地产泡沫爆裂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几家人、祖孙三代的积累化为零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一下子就会破灭,届时再多的维稳费也无济于事,因为很大部分的维稳人群,本身也成了不稳定份子。

  据悉2010年12月份,一些专家学者包括政府官员开了个内部经济会议,会后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走上了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在未来的两、三年将会遇上很大的麻烦。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甚至提出建议,把外汇储备都平分给老百姓,要不农民分两份,城市人分一份;穷人分两份,富人分一份,否则中国将出大问题。另外其它的一些学者也提出问题,说房地产问题现在不能不解决,但也不能解决;长期发展下去房地产崩溃,可要解决,中国财政就崩溃了,所以早解决不行,晚解决也不行;快解决不行,慢解决不行,而且他们承认现在地方上的势力非常强大,中央政府没办法控制了。讨论汇率制度时也说,升值太快的话政府就垮掉了,因为热钱一看中国没钱可赚就会撤回去,外来热钱撤回去就光剩人民币了,人民币就只有大幅度的
贬值,中国经济就崩溃了。不让外资撤的办法就是缓慢的升值,给外国人有个预期让他能赚钱,都让海外的热钱到我们中国赚钱来。这个时候美国的热钱都跑中国来了,美国就没有钱去建设了,所以美国经济发展缓慢,中国就显得"很强大"。宁可让西方资本赚钱,"宁与外邦不与家奴"。所以,最后一致的意见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问题是,中国经济上崩溃的临界点已经近了,已经越来越近。而民众经济上的承受能力,更是越来越难以承受。中国经济问题最终矛盾激化之后,就会转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将要求制度的变革。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9910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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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7日星期一

芦笛: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么?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么?

芦笛

丁一夫先生的文章《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1959 拉萨!〉一书中的尼周密谈》,该文援引《明报》记者李江琳的垃圾专著,介绍了中印冲突。该文“介绍”了中印边境的冲突渊源,其要点是:

1)西姆拉会议是中国、英国与西藏三个国家召开的国际会议。它划定了英属印度与西藏的边界,“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麦克马洪线是西姆拉会议的产物,而这个会议和这条线的历史背景里,不能抹煞当时的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换言之,该会议及其产物麦克马洪线,不但划定了西藏与英属印度的边界,而且证明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

2)周恩来与尼赫鲁在1956年密谈时,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并变相承认西藏是个独立国家。

丁一夫在文章开头时说:“最近,李江琳所著《1959 拉萨!》一书,提供了一些史料,让读者看到,中印边界问题走到今天这一步,和西藏问题分不开”,后来又引用了李江琳在其著作中引用过的尼周密谈片段,但没有说明上述第一点典从何出。不管是否来自于那文科蠢妪,都有必要澄清一下史实。

关于中印边境争端,任何人只要看过Neville Maxwell所著的India’s China War,便能立即洞晓其来龙去脉。熟悉中共“外交”套路的人更能洞见那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丰硕成果,是毛周最擅长的“花钱买仇人”的冤大头神功产物,中印边界冲突完全是毛周卖国不成引起的。

作者Maxwell(中文译名马克斯威尔)在查阅了大量印度档案后,在1971年发表了这本权威专著,指出与国际上一般印象相反,印度才是侵略者。为此,作者得罪了印度,却让中国十分开心。中共在文禁最严的70年代(记得似乎是74年)不但组织人翻译出版该书(中文书名《印度对华战争》),并公开发售,还把作者请到中国去白吃白玩了一通。当时新华书店里“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小芦某日忽然在书店看见此书,喜出望外,立即掏钱买下,带回家去细细攻读。当时年轻,记性颇好,由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十年前我还根据记忆,在《为什么要了解日本》一文中扼要介绍了中印交恶的由来和发展。前段准备把《治国白痴毛泽东》写成书出版,还特地去邮购了该书。此书堪称权威专著,凡是谈论中印冲突的著作都要引用。只是它惹恼了印度,因此阿三不遗余力地诋毁之,甚至诋毁到《维基百科》上去,说该书完全是凭想象写成的,没有任何证据,云云。

其实一般读者根本也就不必去看那本专著,懂英文者只需在网上查一下,也就足以看出上面所说第一点完全是天方夜谭了。事实上,西姆拉会议完全是非法的会议,由此产生的西姆拉协议以及会议画出的印度北部边境线“麦克马洪线”完全是非法的。不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如此认为,今日的英国政府也如是认为,哪来什么“确立了印度与西藏的边界”,“表明了西藏是独立国家”的胡说八道!


一、西藏是独立国家么?


要讲清这个问题,先得弄清“主权”与“宗主权”这些西洋概念。

我反复在旧作中指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观念是西方来的进口货,民族主义更是舶来品,老祖宗并无这种西式概念,是洋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的“江琳式”花岗岩头骨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柱石观念,就是“主权” (sovereignty)观念,两次鸦片战争其实都是天朝缺乏此种观念而引发的,我已经在《百年蠢动》里介绍过了。

有无主权观念,以及中央政府能否行使主权,构成了nation与country的区别,似乎可以说,1949年前的中国只是个country,并非nation。清廷直到拳乱后才开始获得主权观念,而民国中央政府虽有充分的主权意识,却并无行使主权的充分权力,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张氏父子霸占的东北居然享有外交缔约权,可以不理睬中央政府,单独与毛子签订外交条约。按丁一夫的逻辑,那时的东北也是个独立国家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主权?这个概念在西方一直有争议,把《维基百科》介绍的定义翻译如下:

“主权是支配一个地理区域(诸如领土)最高的独立的权威的地位。它基于一个不能完全用法律来解释的政治事实之上,在统治与立法的权力中表现出来。”

这话说得很费解。而且,不同的国家,其中央政府的主权也不一样,单一国家与联邦国家中央政府的主权内容就不同。这么说吧,不管国家结构如何,外交权是最低限度的中央政府的主权,特别是涉及到领土完整的外交权更是 exclusive的,不容地方政权置喙。

宗主权(suzerainty)又是什么呢?《维基百科》的解释是:

“宗主权存在于一个地区或民族是某个更强大的实体的藩属的情况中(中文直译为“朝贡国”,日文翻译为“册封国”),后者控制前者的外交事务,但容许该藩属国某些有限的内政自治。”

由此可见,藩属国虽然可以在内政上自治,但没有外交权,外交权属于中央政府的exclusive的主权。

可惜这些概念都是西方发源的,古代中国并无此类观念。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是全世界(所谓天下),正中央是天朝,周围都是瑟缩在天朝文治武功之下的蛮夷,只能臣服,不存在平等关系。天朝对蛮夷只有“施恩”与“加威”两手,只有“国体”(“华尊夷卑”的国家体面)需要考虑,没有什么“国家利益”观念,遑论“主权”。正因为此,清廷才会将司法主权、关税主权等等拱手送人,认为那不过是蝇头小利,也才会拒绝外国公使入京,迟迟不肯成立外交部,把外交权下放给两广总督,听任两江总督何桂清去自主开展外交,直到鬼子烧了圆明园,才被迫开了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还全靠较能灵活应变的恭亲王竭力主张。也正因为此,天朝与蛮夷的边界从来是模糊不明的,哪像欧洲国家那样划得清清楚楚,挪动界碑一英寸都要流一超级油轮的血!

这当然不是说中央政府不能控制地方政府。当时的模糊观念,是把“天下”分成“内地”与“外地”两部份,所谓“内地”也就是明朝传下来的十八行省,由朝廷派官实行有效统治(rule),而“外地”也就是周边的蛮夷,包括朝鲜,安南,蒙古,西藏等等(新疆不在内,那与东北一样,由满洲将军统治)。对这些地区,朝廷是“君临”(reign)而非“统治”(rule),把它们当成了藩属,也就是不派出官员治理,不要求人民纳税,由该地区(国)实行自治,只要求那儿的统治者称臣纳贡。内地的统治方式称为“流”,而“外地”的统治方式称为“土”。至于内地与“外地”的边界如何,基本是一笔糊涂账,顶多是个大概其,从未准确勘测过(也没有那技术能力)。“外地”的国界怎样,就更是两眼一抹黑了。

不仅如此,同是藩属国,不但自治程度不一样,与内地联系的密切程度也不一样。琉球、缅甸与内地的关系,与安南、朝鲜的完全不一样,前两者的称臣纳贡不过是个名义而已,朝廷连君临都谈不上,而后两者可是实实在在的藩属国,袁世凯在朝鲜时不过是个小官,可他就能把朝鲜国王他爹抓回京城,让有司去论罪,说明中央政府可以任意控制朝鲜的国政。即使同为关系比较近的藩属,西藏与内地的关系,根本就不如蒙古的紧密。因此,所谓“外地”,其实也是个很模糊的观念。

国人糊涂,鬼子不糊涂。大英这些概念非常清晰。它虽然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兼殖民主义国家,但属于“文明帝国主义”,不是俄国与日本那种“烂污帝国主义”,虽然到处攻城掠地,却是按照“尊重私有财产”的文明规矩来的。在西方人看来,其实所谓“国家”,也就居住于其上的人民的私有财产。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因此,英国鬼子一般不入侵主权国家,但拼命占领“无主地带”。大英的殖民地一般都是从未建立过明确的国家的地区。非洲、美洲和中东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亚洲的印度,在英国人入侵时,莫卧儿帝国也早已土崩瓦解,再不是个统一的国家,末代皇帝的治权不出德里,甚至无法控制臣民叛乱,不得不向东印度公司寻求保护。而中国可不是这种状况,其“产权”比较明确,因此他们只求与中国建立平等关系,在中国实行自由贸易,并不打算鲸吞蚕食中国,不像毛子与倭寇那样包藏祸心。

尽管如此,若用鬼子的观念(也就是今日之所谓“国际观念”)来套,不能不承认清朝与西藏的关系确实是suzerainty的近似物乃至等价物。这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朝廷一直向西藏派出名义上的总督——驻藏大臣。虽然驻藏大臣根本不懂藏语,而且多为宦途失意的官僚,又为高原病所苦,不可能也无意去干涉西藏内政,但他毕竟是名义上的监国,并非藏独人士说的“大使”(其实清廷一直没有国际平等观,既不向外派出大使,也不接纳“外地”的大使,直到圆明园被烧后才被迫接纳鬼子的大使,开始学着用平等态度对待“外地”蛮夷)。更重要的是,从乾隆皇帝开始就用“金瓶掣签”的方式册封达赖喇嘛,在名义上确立了西藏的册封国地位。

但英国鬼子毕竟还是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这是因为朝廷对“外地”拥有的“产权”不是很明确,当然要引动英国鬼子的觊觎。而西藏边界的模糊,就变成了该国某些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借口。

实事求是地说,西藏“自古以来”并非中国的领土。直至明朝为止,它连藩属都不是,与中国一点相干都没有。它变成中国的藩属乃是清朝的事。即使是在民国时期,它也保持了这种暧昧模糊关系,从未宣布过独立。真正结束藩属地位,变为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领土,乃是在共军进藏之后。这不但由中国实施有效统治决定,更是由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确立的法理地位。

因此,如果尊重历史,就必须承认,开西姆拉会议之前,西藏是中国的藩属国,不是什么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事实,就连当时的英国政府都承认,并不是如今的藏独分子以及李江琳之类文科蠢妪可以否定的。

 

二、中印边界的历史沿革


丁一夫说:

“中国和印度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长达千年的交往中,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大的争执和战事,因为两国从来就不是相邻的大国,没有边界问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别的位于沙漠和高原的国家,比如西藏。它们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缓冲区,成功地维持了中印之间的和平关系,但是现在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成为一触即发的冲突导火索。”

他的意思是,由于中国吞并了西藏,才使得本来不相毗连的中印成了紧邻。这完全是出于无知的胡说八道。

的确,西藏与印度之间原来确实有若干缓冲国,诸如尼泊尔、不丹、锡金、克什米尔、拉达克、锡克帝国等诸多国家,然而在这些小国中,有的不是中国藩属,就是西藏的朝贡国或附庸国。

尼泊尔就是这样。1769年,廓尔喀人征服了尼泊尔,建立了沙阿王朝。尚武的廓尔喀人于1788年入侵西藏。第一次入侵时,清朝在西藏驻军较少,监军只好答应给廓尔喀人每年一万五千两的岁币,廓尔喀人因此退兵。但1791年又卷土重来,占领了西藏大片地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向乾隆皇帝求教,乾隆派大将军福康安率大军驰援,击败了侵略军,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城下。廓尔喀国王只好求和,允为大清藩属,每五年朝贡一次。1814年-1816年,尼泊尔与英国开战,尼泊尔向天朝求援,天朝竟然见死不救,致使尼泊尔被打败,被迫与英国媾和。即使如此,尼泊尔仍甘心做清朝的藩属国,以平衡英国的威胁。1854年尼泊尔再次入侵西藏,迅即为清廷制止。清廷还与尼泊尔在1856年签约,尼泊尔承认中国在该国的特殊地位,并保证在西藏遇到外地入侵时加以援助。尼泊尔一直坚持向清朝上贡,直到1908年才停止(一说1910年)。这不是中国自己吹的(当然,两平廓尔喀是乾隆自吹的“十大武功”之二,其实第一次不能算,是监军巴忠虚报战功),不但写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1],也记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国家研究”里[2] 。

这说的是中国的藩属国,西藏自己也对不丹与锡金拥有宗主权,而拉达克(亦即如今之克什米尔之一部)则是西藏的附庸国。根据西藏与拉达克于1684年签订的条约,拉达克虽是独立国家,但其独立受到严格限制。不仅如此,拉达克人基本是藏族,有大量的藏传佛教僧侣与寺庙,而这些寺庙如同西藏的一样,不但奉达赖为活佛,而且形成了管理人民的组织网络。因此,连西方学者都说:“把拉达克看成是西藏的一部份大概是最合适不过的……,而西藏在那时毫无疑问处于中国控制之下” [3]。然而1834年由锡克帝国支持的多格拉人进攻拉达克,拉达克向西藏求救,但清朝驻藏大臣拒绝派兵,致使拉达克被多格拉吞并。此后多格拉攻入西藏被击败,藏军乘胜前去解放拉达克,却又被多格拉击败,双方于1864年签约媾和,而拉达克仍然留在多格拉土邦中,成了克什米尔的一部份[4] 。此后克什米尔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在印巴分治时被印度与巴基斯坦抢夺瓜分。两国都因此获得了一块与中国接壤的土地,印度在此地与中国接壤的边界就是所谓的“中印边界西段”。您说到底是中国还是印度扩张造出了新的中印边界线?

又如锡金王国本是西藏的藩属国,中国在那个地段根本就不与印度接壤,然而印度却有本事在1975年吞并了该国,将之改为一个邦。您说到底是中国扩张把原来的中锡边境变成了中印边境,还是阿三的侵略的赫赫战果?

我知道丁先生(或许还有那文科蠢妪)要说,就算是印度扩张造出了新的国境线,那增加的也是印度与西藏的边界线,并不是印度与中国的。可惜啊:

第一,所谓“中印边界西段”主要位于新疆与印度之间,并不光是西藏与印度的边界,您就算再有本事,总不能说新疆不是中国的一部份吧?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新疆是由清廷派出满洲将军直接治理的,并不是蒙古和西藏那样的藩属。无论用哪个时代的标准来看,新疆与外国的边界线,当然也就是中国与外国的边界线,正如云南、广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一般。

第二,从清初起,西藏就是清廷的藩属,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就是康熙派军队从青海护送入藏,正式册封并坐床的。从那时起,清廷就固定设置驻藏大臣,早期的驻藏大臣权力很大,一切重大教务政务,都须由他与达赖喇嘛会商决定,只是在后期才逐渐丧失了实权。

第三,当时国际社会一致认为西藏是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的一部份,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而上文已经解释过了,藩属国没有外交权,只能由宗主国政府包办。因此,在西姆拉会议之前,凡是涉及划定边界的问题,英国人从来只找清廷,不找西藏政府。如后文要介绍的,英国人的苦恼是,要么根本找不到一个外交部来谈判此类问题,要么外交部根本不理睬他们的照会。历史的真实恰好与丁先生的捏造相反,不是“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是中国政府顽固地拒绝给英国代表以发言权,所以英国绅士迫不得已,只好变成流氓,背信弃义,践踏国际法规,违反自己的庄严承诺,在西姆拉会议上与西藏代表非法签订秘密协议,过后还做了许多�脏手脚。堂堂英国绅士干出来的烂事,连日本烂污帝国主义都未必干得出来。

当然这是后话,这里只想出示英国人自己留下的证据。1907年,英国与俄罗斯在圣彼得堡签订《大不列颠与俄罗斯的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关于西藏的安排

大不列颠和俄罗斯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考虑到大不列颠因其地理位置而对维持西藏对外关系的现状具有特殊兴趣,作出以下安排: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保证不参加对其内政的一切干涉行动。

第二条:为遵循双方承认的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的原则,大不列颠和俄罗斯保证,除非通过中国政府中介,不与西藏举行谈判。(下略)

第三条:大不列颠与俄罗斯的政府各自保证不向拉萨派驻代表。

第四条:缔约双方保证,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臣民,都不在西藏寻求或获取建造铁路、道路、电报、矿山的特许权以及其他权利。

第五条:两国政府同意,西藏的税入,无论是实物还是金钱,都不得抵押或派给大不列颠与俄罗斯及其臣民。”

 

丁一夫先生大概绝不会意识到,他的胡说八道恰好命中了印度人的死穴,那就是无论在中印边界的西段还是东段,印度比中国更没有资格声称那些争议领土 “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

丁先生(或许还有那蠢妪)可以说的无非是,那些领土就算不是印度的,也是西藏的,跟中国无相干。上面已经说过了,当时的国际社会不但认为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而且将西藏视为The Chinese Empire的一部份(请参考下面将要附上的英国人在18世纪末绘制的印度地图)。就算忽略这点不计,现在的问题是,今天不是西藏与中国争领土,而是印度与中国争领土。如果说今日中国没有法理权利继承原来的藩属国的领土,那么印度就更没有法理权利染指今日中印的争议领土,因为那些地区“自古以来”不但不是印度的直辖领土,而且从来不是印度的藩属。

丁先生说得很对,印度与中国原来并非邻国,但这是因为印度原来与新疆和西藏都不接壤,看一眼英国人绘制的1700-1792年间的印度地图便能洞察这一铁的事实。

 

18世纪的印度四分五裂,是多国殖民地,莫卧儿帝国已极度衰弱,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只是该地图没绘出那些林立的小国。即使如此,也足以说明问题了。请注意图中用黄色粗线加绿点标出的莫卧儿帝国大致的北部疆界,它与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根本就不接壤,从西北到东南隔着一系列国家,依次为:克什米尔、尼泊尔、不丹与阿萨姆。克什米尔上文已经介绍过,它与中国接壤的部份是拉达克,该国是西藏的附庸国,其人种、语言与宗教都与西藏本部高度同源,但在19世纪中叶被多格拉并吞,成了克什米尔的一部份。即使在此之后,克什米尔仍然是部份独立的所谓“土邦”,并不属于“英属印度”(解释见下),尼泊尔则是中国的藩属,不丹则是西藏的藩属,阿萨姆原名“阿豪姆王国”,位于后来的中印边界东段争议领土(亦即中国的藏南,印度如今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之南,是一个独立的傣族国家,一直成功地抵御了莫卧儿帝国的入侵,但在1817年被缅甸征服,1822年变为缅甸的一个省,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后,逐渐被英国吞并,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份,印度独立后变成了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

因此,印度和中国之间原来确实隔着一系列的国家,这些国家“自古以来”直到19世纪初就不是“印度的神圣领土”,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印边界西段”和“中印边界东段”之说。19世纪以后,英国人吞并了阿萨姆,造出了“英属印度”与藏南的边界,也就是如今的“中印边界东段”,而英国人将克什米尔化为藩属国(“土邦”),造出了“英属印度帝国”与新疆的边界,也就是如今的“中印边界西段”。因此,这些边界都是英国人侵略人为制造出来的。

还不仅此,如果说印度共和国有资格接管原属“英属印度”的阿萨姆,那它又是否有资格接管克什米尔那个半独立的“土邦”?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先解释“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英属印度帝国”与如今的“印度共和国”的区别。把这些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就是丁一夫(或许还有那蠢妪)胡说八道的根据,也是自印度前总理尼赫鲁以下的一代代前赴后继的阿三们惯用的障眼法。可悲的是,自人民的好总理以下一代代前赴后继的中国痞子“外交家”们,似乎从来也就没弄清这些概念,至今貌似仍然如此,反正本人看过的官方文告从未提示过痞子们具有最起码的专业知识。

在旧作中,我多次指出用西方来的一系列观念去解释古代中国国情民俗的荒唐,屡屡讥笑中共动辄声称“某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但我没有机会指出,印度在这些方面比中国更原始落后(亦即偏离西方观念和行事准则更远)。从国际法(也就是西方发明的处理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的角度来看,直到印度独立之前,世人所谓“印度”,其实是类似“印度次大陆”那样的地理名称,连country都不能算,遑论nation。尼赫鲁所谓“阿克赛钦自古以来就是印度领土”的声称,比中国类似的声称更可笑万倍。

如所周知,中国的特点是,尽管治乱交替,中国这片地方“自古以来”总是由一个或数个强大的政府的治理。大一统的朝代就不必说了,即使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之时,它也从未崩解成几百个小国家。这与印度可完全是两回事。“自古以来”,印度次大陆上就从未形成过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半岛在历史上只是几乎统一过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了除迈索尔地区之外的印度半岛。但阿育王死后国家立即分崩离析。第二次是蒙古人在16世纪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半岛。但莫卧儿帝国不久就衰败了,葡萄牙、法国、英国等殖民帝国相继入侵,印度半岛上列国林立,英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攻城掠地,最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英属印度帝国”(British Indian Empire,or British Raj) ,由维多利亚女王出任“印度皇帝”。从民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地理等无论哪一个角度来看,这所谓“英属印度帝国”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杂烩,它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以及位于波斯湾的特鲁希尔,甚至一度包括非洲的索马里与东南亚的新加坡。您说它与现在的“印度共和国”能是同一个概念么?

这是从地域来看,从主权来看就更复杂了,“英属印度帝国”(British Indian Empire)由“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与“土邦”(Native States or Princely States)两大部份组成。英国议会于1889年通过的“解释法案”对此作了明确定义:

“‘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一语,指的应是女皇陛下通过印度总督或是通过总督下属的所有总督或其他官员统治的所有领土与地区。‘印度’(India)一语,指的应该是英属印度与处于女王陛下的宗主权之下的所有土邦的领土加在一起,女王陛下的宗主权通过印度总督或其下属总督或任何其他官员行使。”[5] (翻译说明:这儿的“印度总督”原文是Governor-general of India,而他下属的“总督”的原文是Governor,中文词汇贫乏,是以无法从字面明确区分这两者。若要从字面区分,似乎只能把前者翻译为“总总督”,后者翻译为“总督”)。

所以,中文所用的“英属印度”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与“英属印度帝国”混淆不清。其实按英国国会的定义,只有“英属印度”才是英王的领土,由印度总督代表女王治理,而“土邦”则只是英王的藩属国,英王对之只享有宗主权,不享有主权。印度独立时,有将近600 个土邦存在,其总面积占印度面积的五分之二。

这就出来个问题:印度从原来的“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中独立出来后,到底有什么理由去并吞那些并不属于英属印度的土邦国家,把它们纳入印度共和国的疆域之内?这比越南独立后想去吞并寮国与柬埔寨还没道理——好歹越寮柬原来的地位还是平级的,都是法国殖民地,而英属印度与土邦印度在法律地位上根本不同级,一是殖民地,一是藩属国,前者毫无主权可言,后者则只是丧失了对外的主权而已。要说谁更有资格独立,应该是土邦印度而不是英属印度。与中国就更不能相比了——辛亥革命不是民族独立运动而是改朝换代,中华民国的主权是清廷和平让渡的,因此它仍然是西藏的宗主国。宗主国将藩属改为直接治理的领土,总比殖民地去吞并原来的半独立国家要更有理由吧?

更何况无论是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哪一个方面来看,印度共和国根本就没有理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的主要民族是 Hindustani people,仅占人口的46.3%,其他种族和民族之繁多,大概没谁能弄清楚,光是官方承认的语言就有20多种,信仰的宗教也是五花八门。除了英国人,谁也没本事把这种大杂烩统一在一个帝国内。靠英国人搭起了一个统一国家的框架,还有什么理由�颜自称“某某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印度的神圣领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请问您说的那个“自古以来”的印度国家到底在where啊?作为一个地区,印度当然自古以来就存在;作为一种文化,印度文明之古老之辉煌,令华夏文明望尘莫及。然而作为一个国家,不要说是nation,就说country也罢,印度实际上是直至近代才出现的,还全靠英国人帮忙,有什么好吹的涅?

英国既然是印度的nation-maker,把一个笼统的地理名称变成了具体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现代民族国家,它自然也就是如今的中印边界争端的播种者。当然,大英的本意,倒不是如以阴谋论为世界观的中国爱国志士们想象的那样,早在百多年前就深谋远虑地埋下了定时炸弹,不但制造了印巴历时几十年的流血冲突,而且蓄意埋下了中印武装冲突的祸根,充其量只能说,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柳树要成活并葱郁一片,还得靠适当的气候与土壤,离不开中国阴错阳差、无意有意的配合。

平心而论,作为侵略者,英国人的领土野心基本只限于印度次大陆那个“无主地区”,后来之所以打西藏和新疆的主意,其实是沙俄刺激出来的“先发制人”的“防御反应”。

即使是在印度次大陆,驱使英国人的开疆拓土的动机也与俄国人的有明显的不同。英国是世上最古老的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与威尼斯等国而言),大概也是世上第一个建立了完备财经制度的国家(据说英国大学发放的会计师执照至今在国际上还很吃香),因此,他们更具备资本主义经济动物的特色,“利润vs成本”的意识十分强烈。驱使他们到处攻城掠地的动机主要是金钱,而他们在谋划侵略行动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一旦得手之后,“维稳成本”是否大过了所得利润。

这与俄国人形成鲜明对照。驱使老毛子疯狂扩张的,是狂热的沙文主义冲动,是一种疯狂的兽性。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并不像大英帝国那样,是一种资本家推动的谋求新市场与原材料的资本主义逐利行为,而是类似成吉思汗那种扩张本能的体现。直到近代,俄国都是一个原始落后的农业国,根本没有资本扩张的必要。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蒙古帝国的转世投胎。毛子在帝国建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嗜血与残暴,就更令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瞠乎其后。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把“建立帝国”与 “种族灭绝”熔为一炉,是毛子特色,并不见于英帝国主义,甚至不见于马其顿、古罗马的古典帝国主义。

以上区分当然是相对的,英国人也免不了兽性。因此,帝国的决策人物总是分为两派:“推进派”与“稳健派”。前者的扩张本能更发达,而后者更具经济眼光。

推进派总是陷入一个正反馈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夺取了一个新领地之后,他们总是要感到那地区的安全受到毗邻地区的威胁,于是便力主去征服那些地区,以确保新征服地区的安全。待到把它们夺下来之后,他们又感到了新的比邻地区的威胁……。如此循环下去,帝国便越来越大,人力财力的耗费也就越来越吃勿消。

稳健派则更有经济眼光,他们认为,帝国疆域越大,则防线越来越宽,供给线也越来越长,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就越多,而夺取的新地区也需要绥靖,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兵力与金钱。尤其如果新征服地域为凶猛的部落民族居住,本国士兵或平民常会被那些“野蛮人”(“savages”)残暴杀害,此后就得派出惩罚部队去扫荡,以期震慑土著,杜绝将来再发生类似的事。这样算下来,“维稳成本”只会远远高出所得利益。不如还是采取羁縻政策,“以夷治夷”算了。对那些没有重大战略价值或经济价值的地域,哪怕是毗邻也犯不上去直接占领,只要那些地区的统治者亲英即可。

大英在印度的帝国就是在这两派的争吵建立起来的。在我看来,稳健政策还是占了主流。这就是大英在占领了阿富汗后又主动撤退,而英属印度帝国内又有那么多土邦的原因。即使是在女王享有主权的英属印度内,英国人搞的还是“以夷治夷”,以英国培养训练出来的土著文官和军队去管辖治理,在整个庞大的英属印度中,英国只投入了两千多名官员和军人,却不但能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还建起了当时亚洲最长的铁路网,让希特勒佩服得五体投地,认定英国人就是他说的“主子种族”。

明白了这些历史背景后,则不难理解中印边界的争议是怎么来的。以下分别介绍边界西段与东段的历史沿革。

(一)西段

中印边界西段,位于新疆的西南角与西藏的西 北角。争议地区称为阿克赛钦。该地区的西面是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也就是原来的拉达克王国。上文已经介绍过,拉达克原来并不属于印度,是西藏的附庸国,与印度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被克什米尔并吞,但仍不属“英属印度”,而是“英属印度帝国”中的土邦国家。

那么,阿克赛钦到底在历史上是属于拉达克还是新疆/西藏?它原来根本就是个无主地区,谁都不属。该地区是个盆地,夹在两个山脉之间,北面是从西到东略微向南的昆仑山脉,南面是与昆仑山脉大致平行的喀喇昆仑山脉,在地质构造上是西藏高原的一部份,盆地面积37,250平方公里,海拔在4800米到5500米之间,气候十分严酷,年平均气温很低,降雨量极少,什么都长不出来,缺乏生存资源,因此荒无人烟。其唯一的价值就是战略价值。在古代,它是新疆去克什米尔、西藏、印度、中亚乃至中东的通道。但这战略价值并不能在古代兑现,原因很简单:那地方荒凉得跟月球表面似的,没什么永久性居民,有谁能派政府机构和军队去常驻该地?吃的穿的用的从哪儿来?冻死饿死的人员该如何补充?

这就是它是一个无主地带的基本原因。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所谓“有主”“无主”,其实是西式私有观念,那 “主人”说的是西式民族国家。在没有这些观念的东方,这类地方当然没人去争夺。倘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位于边境地区,有谁会声称它属于本国所有,并专门上那儿去,用鬼子发明的测绘技术仔细勘测,再绘出明细准确的地图来,标明沙漠的边缘何在,而那就是本国的边界线?中国古代和北方游牧民族打了无数次仗,有谁能说出咱们和匈奴、蒙古等等的边界在哪里?徐达同志北伐完成后,历史记载也只是说他成功地把蒙古人赶到了“漠北”,那大漠到底是哪家的啊?算是蒙古人的,还是咱们的?要么是两家共有?

因此,马克斯韦尔说的一点也不错,亚洲的边界线,不是像欧洲那样,用于国与国的接触,而是用来隔离不同国家的。因此,它并不总是欧式的一条“线”,而常常是模糊的一条“带”。如同戈壁那条很宽的带隔离了中国与蒙古一样,阿克赛钦也是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天然隔离带。

以上所说,当然不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如所周知,战国时期的国境线就比较明确,而谁都知道大宋与大金以淮河为界。虽然老祖宗没本事作西式精确测绘,从而画出一张比较象样的地图来,但找个天然的线性标志并不需要什么科学知识。所以宋太祖才能毅然挥动玉斧,把大渡河当成了大宋的边界线。但这只是例外情形,在太平年月,天朝与蛮夷之间的分界线总是模糊不明的。如果蛮夷是称臣纳贡的藩属,则连个比较明确的隔离带都找不出来。

这就是英国人当初为何要动念去确定中国与拉达克的分界线。多格拉人与西藏的战事,引起了英国人的关切,他们知道西藏是由北京控制的,生怕由锡克人支持的多格拉人的武力冒险招致天朝入侵锡克帝国,而英国雅不愿为此卷入与中国的冲突[6]。于是在战事结束后,英国人和多格拉人签了约,规定多格拉人非经英国许可,不得扩大疆域。为防止多格拉人偷偷发动侵略,英国人觉得还必须与中国划定边界,以期去除“东方一切冲突最常见的原因——一条没有测定的边界”[7]。

为此,英国人给两广总督发了照会(那阵子中国没有外交部,“夷务”由两广总督办理),请清廷派员会同英方勘定拉达克与中国的边界。两广总督回答说,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早已确定,不必多此一举。后来他又示意,朝廷同意派出代表团前去勘界。可等英国使团到达那儿时,却根本不见中国使团的踪影。不管怎样,英国的勘测队还是在那儿工作了一大约一年,但还没走到喀喇昆仑山口就废然而止,因为他们发现那地域从未经过前人测绘,故而无法确定西藏边界到底在哪里。他们认为,反正那地区完全无人居住,在那儿划界也没什么意义[8]。

1865年,印度测绘局的一个低级文员詹森推出了一条国境线,是为所谓的“詹森线”(Johnson Line)。该线将昆仑山脉南麓划为克什米尔的北部疆界,把整个阿克赛钦盆地划入克什米尔(请参见下图)。詹森自称那是他本人实测的结果,但英国当局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要如他声称的那样,翻越昆仑山走到新疆和田,再翻越昆仑山回到印度列城,他必须每天走30公里以上,而在那种险恶环境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何况还要完成测绘。而且他还涉嫌干没了和田可汗托他带给印度某王公一批银锭礼物,于是该线从未提交给中国政府。詹森在测绘局混不下去,辞了职去投靠克什米尔的君王,向他献上了那地图。克什米尔的国王凭空得到了一大片土地,虽是无人区,什么用处都没有,仍然大喜,将詹森提拔为拉达克的总督。[9]

同年,乌兹别克的阿古柏趁新疆骚乱,入侵新疆并迅速占领了南疆大片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此前俄国人业已翻越帕米尔高原,向中国的西北扩张,这一趋势引起了英国人的担忧,生怕他们在夺取新疆后继续南下,威胁到印度的安全。这心病从此成了英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他们希望建立由一个亲英或起码是中立国家控制的缓冲带,将印度与俄国人隔开。阿古柏是个亲英派,在伦敦眼中,由他统治的南疆显然是个理想缓冲带。于是在1873年,伦敦的印度办公室为英国外交部绘准备了一份地图,标明克什米尔与中国的分界线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的南麓由西向东略偏南[10]。上文已经介绍过,阿克赛钦位于昆仑山脉以南,喀喇昆仑山脉以北,因此,此线把该地区划归中国(请参见下图)。

1878年,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英国“建立缓冲带”的政策仍未改变。 1889年,印度总督兰斯道恩表示:

“据我所知,在喀喇昆仑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的土地是没有价值的,非常难以进入,不大可能为俄国人觊觎。所以,如果中国人流露了获取它的意愿,我们可以鼓励它这么做。这比在我们与中国的边疆之间留下一片无主地带更好。而且,目前我们越让中国强大,我们越能诱导中国控制住整个喀什-莎车地区,它作为为我们阻挡俄国人沿此线推进的障碍也就越有用。”[11]

可惜中国的外交还处于萌芽前期,不知道英国鬼子的盘算。而且,此前与俄国人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得中国失去了140万平方公里土地。清廷吃此大亏,再也不愿与外国签订边界条约,于是就错过了与大英及时划界缔约的机会。

尽管如此,清廷仍然开始有了“及早确定疆界,免得为人侵占”的模糊念头。1892年,中国在喀喇昆仑山口(所谓“山口”,就是一条山脉的中断处,行人可以藉此穿过该山脉,因此多为交通要道)打下了一块界碑,表明中国疆域自此开始。对此,英国人表示,他们赞成中国人占有喀喇昆仑山以北的无主地带[12]。喀喇昆仑山口于是变成了一个双方都接受的中国与英属印度帝国的交界标志。

然而那只是一个点,并非一条线。而且,喀喇昆仑山口大致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中点,位于阿克赛钦的西面(请参见下图)。因此,即使双方都接受了那界碑,阿克赛钦的归属仍未解决,关键在于该点的东西段该怎么画,但清廷迟迟未能认识到这问题——这也不足怪,当时地理学、测绘学、地图学等等尚未传入中国,私塾和书院里又不开地理课,即使是徐霞客也不兴(准确来说是没本事)测绘所经山川。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喀喇昆仑山脉是什么样子?当年崇厚跟俄国人签约定界就是因为不会看地图,被对方玩了。后来洪钧鉴于“中国图学未精,乏善本”,出使俄国时买了本俄国人的地图来翻译成中文,总理衙门将之用为参考地图,在中俄帕米尔争端爆发后受到弹劾,说他上了俄国人的当。洪钧于是上疏分辩,说“内府舆图、一统志图纪载漏略”,总理衙门过去办理此类案子都是用李鸿章、许景澄等人翻译的外国地图,也没出什么大错,云云[13]。

但到了1896年,当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向一位中国官员出示了詹森画的地图时,却遭到那位官员的反驳,他声称阿克赛钦是中国的,并出示了中方所绘的地图(据说这是因为那官员向俄国驻喀什的官员出示了英国人的地图,而那毛子官员指出它夺去了阿克赛钦,因而点醒了中国官员。我怀疑那中方地图也可能是俄国人帮画的,“清官”哪有那本事?)。马戛尔尼向伦敦报告了此事,认为或许阿克赛钦部份是英国的,部份是中国的[14]。

Meanwhile,“推进派”又在伦敦的战略家们中抬头。英国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长阿达(Lord John Ardagh)少将提出,俄国正在向新疆扩张,而中国太弱,作为缓冲国根本就没用处。因此,俄国最终至少会吞并东部新疆,并竭力向南推进。英国过去认为喀喇昆仑山脉是印度的天然疆界不妥当,因为该线不便于防守,应该将边境往北推。1897年,他提出了一份地图,标明了他认为更容易防守的边界线。该线基本以昆仑山脉为分界岭,把整个阿克赛钦都划归克什米尔,与詹森线大同小异,因此被称为“詹森—阿达线”。[15]

印度总督埃尔金不同意阿达的主张,他认为,既然中国已经向马戛尔尼声称阿克赛钦是他们的,那若将詹森—阿达线提交给他们,必然会导致中英关系紧张。而且,向该线推进势必引起俄国人的反弹,反倒会引来阿达想预防的俄国人向南推进。他要求伦敦与北京直接接触,并采纳了马戛尔尼的建议,绘制了一份新地图。1899年,英国驻华公使麦克唐纳将这份地图交给中国的总理衙门[16]。

根据那幅地图,中英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口开始沿北麓向东南方向走,到了阿克赛钦南部却向北移动,挖去了阿克赛钦的一部份,但其大部份仍然留给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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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线被称为“马戛尔尼—麦克唐纳线”,据说也就是如今中印边界东段的实际控制线[9]。它是英国政府唯一一次正式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地图。此前无论是詹森线,还是修改后的詹森—阿达线,都是英国人的个人行为,不但没有提交给中国政府,就连英国政府也不曾同意过。如果这能作数,那我赶明儿画幅地图把全世界都当成我家的领地算了。

尽管新疆的官员们曾暗示他们同意那边界线,但北京从未回复过英国人的照会。这也毫不足奇——拳乱第二年就爆发了,当年翻译外国地图的许景澄被当成二毛子给砍了脑袋,谁还敢顶风上去招惹是非?因为没有收到答复,英国政府便把这当成了默认[9]。在以后十多年内,英国政府一直把该线当成了大英的边界,并想法说动清廷把阿克赛钦划为西藏而非新疆的一部份。这是因为1907年英俄协议规定了双方都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请参看前文)。如果阿克赛钦是西藏的一部份,则俄国人便不能把它夺走了,而若留在新疆内可就没了那条约保证[17]。

1911年爆发的辛亥祸国蠢动使得“推进派”在伦敦和新德里再度雄起。Once again,中国人向全世界显示了他们特有的聪明才智,在富国强兵运动刚刚大见成效时再度奋勇投入大规模内讧,使得已经走上民族国家(nation)之路的country再度沦为财政破产的弱邦危邦乱邦。在推进派眼中,中国再不可能作为一个有效的缓冲国,俄国吞并新疆指日可待,他们必须先为之备。印度总督哈定敦促伦敦,为了防止俄国吞并新疆,英国应该采取阿达的主张,将阿克赛钦划在英国境内。但英国政府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仍然坚持1899年的立场。在 1914年签订的西姆拉条约附属的地图上,阿克赛钦被画在西藏境内。[18]

1917年爆发的俄国革命再度让英国感到威胁,向北推进的主张甚嚣尘上。哈定过去按“詹森-阿达线”提出的边界被当成了“采用边界” (“assumed frontier”),印在英国出版的《泰晤士地图集》、《牛津地图集》等著名地图集中[19] 。即使如此,英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行动,甚至也未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领土主张。相反,1927年,钟摆又摆了回去,政府一度考虑放弃詹森-阿达线,将喀喇昆仑山口以西的边界线也改为沿喀喇昆仑山脉走行,可惜他们没有向中国提出,也未相应地改动地图,出版的地图上画的,还是詹森-阿达线 。

英国政府这一腹案比马戛尔尼-麦克唐纳线更让了一步。麦克唐纳向总理衙门提出的中英西段边界线,只是从喀喇昆仑山口起才向东南沿着喀喇昆仑山脉走行,但在喀喇昆仑山口以西,麦克唐纳提出的是以野马喀喇昆仑山脉(Mustang-Karakoram Range)的分水岭为界,直到喀喇昆仑山口为止。因此,英国政府1927年的计划,其实是把喀喇昆仑山口以西的边界又往南缩回了一大截,使得整个喀喇昆仑山脉都成了中英交界。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是西段的詹森-阿达线与马戛尔尼-麦克唐纳线,还是东段的麦克马洪线,当时都是单方面提出的中英交界线,亦即中国与英属印度帝国的边界。上文已经介绍过了,英属印度帝国并非现在的印度共和国,而是包括了好几个国家。因此,西段的边界线位于独立的阿富汗与尼泊尔之间,是一条连续的线,但后来为巴基斯坦与印度分享,喀喇昆仑山口乃是印巴两国分界线起点;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则位于不丹与云南之间,也是一条连续的线,但后来由印度与缅甸分享。后文将要介绍,正是这变化以及中共奇蠢无比的卖国方式,为印度提供了振振有词的借口:无论詹森线还是麦克马洪线,当初都是一条连续的线,中共既然与巴基斯坦按詹森线划界,与缅甸按麦克马洪线划界,那当然在印度部份也该按这两条线画才是。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到了40年代初,英国人又改了主意。此前中共的亲密战友盛世才被苏联人用刺刀捧上新疆王宝座,新疆沦为苏联颠覆中国的基地,苏军就驻扎在哈密。苏联还准备通过新疆给逃到陕北的中共输送大量军火,只是中共没本事去取才未实现。1940年,英国间谍探知,盛世才占了阿克赛钦,还请苏联专家上那儿去勘测。这又使得伦敦的推进派再度雄起,英国人又回到了詹森线上去。但这“推进”仍然只是口头上与地图上的推进,只是民间嚷嚷而已,英国政府既未向中国政府提出,更未去测定边界[9]。后来英国卷入二战,本土自顾不暇,再也顾不上这些不急之务了,就这么一直拖到印度独立。

由上介绍可知:

1) 中英边界西段从未由双方共同勘定划界,甚至没有举行过边界谈判。

2) 中方只提出过中国边界自喀喇昆仑山口开始,为英国非正式承认,而英方只正式提出过马戛尔尼-麦克唐纳线,中方既未同意,亦未反驳。这两条都没有法律约束力(连法盲都该知道,划定边界须由双方同意缔约才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们也最接近于双方正式达成的共识,应该视为后来中印谈判的基础。

3) 整个中英边界西段,尤其是阿克赛钦地区,根本就是类似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样的无人区。如果西边的拉达克不为克什米尔土邦吞并,则它后来就如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样位于中国内陆,不再是边境地区。拉达克被克什米尔吞并后,则它就变成了无主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没有什么历史依据与人文依据(尤其是最重要的司法管辖权[jurisdiction])可以征引,在划界时只能尊重既成事实。换言之,谁先占了就是谁的。

4) 无论是当初的英国的保护国克什米尔,还是后来的印度共和国,都从未占领过阿克赛钦(因为从克什米尔进入该区很艰难,但从新疆进入该区则比较容易),但该区曾被盛世才一度占领,在新疆“解放”后又为中共占领。在谈判边界时,当然只能尊重这既成事实。就连著名美国学者Mohan Guruswamy都说:“有意思的是,这条线(笔者按:麦克唐纳线)与中国声称的边界线基本一致,也与实际控制线基本一致”[9]。

1947 年,印度独立,与巴基斯坦瓜分了原来英国的保护国克什米尔。上面已经介绍过,英国此前出版的地图采用的是詹森线,但上面好歹还注明“assumed line”。因此,印度于1950年出版的地图也采用了詹森线,但标明“未经测定”。

但1954年7月,印度总理尼赫鲁下令查明并确定印度边界 [21]。于是印度人便单方面改动地图,将原来的未定界改成已经确定了的边界。

So far,这还只是“地图上的推进”,印度政府既未前去测定边界,亦未派兵驻扎。但到1957年,中国修通了新藏公路(如今命名为“国道219”),那是中共控制西藏的战略公路,万万不可失去,而该公路有178公里穿越了阿克赛钦地区 [9,20] 。因为从克什米尔进入阿克赛钦必须翻越喀喇昆仑山脉,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印度人对共军筑路的事一无所知。直到中国报纸于1957年欢呼新藏公路修通,印度政府才得知此事。次年,他们从中国出版的地图上证实了这条公路的存在。印度总理尼赫鲁于是宣称:阿克赛钦“自古以来(“for centuries”)就是印度的拉达克地区的一部份”,印度在此的北部边界是“稳固的与确定的,不容与任何人讨论” [22]。历时七八年的中印蜜月由是结束,中印边界争吵就此开场。

请读者牢牢记住,这阿克赛钦地区就是中印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区有新藏公路穿过,毛周断难割爱。除此之外,则“什么都可以谈”,也就是什么都可以白送。他们可以与巴基斯坦按詹森线划界,与缅甸按麦克马洪线划界,也非常愿意甚至苦苦哀求印度按麦克马洪线划界,但实在是无法与印度按詹森线划界。因此,中印之间解不开的唯一死结,就在于印度人胃口太大,得了中共暗送的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够,还要索取阿克赛钦那对他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不毛之地(包括战略价值在内,盖那地方对印度来说难攻难守,即使占领了,其补给线也必须穿过喀喇昆仑,而中国从新疆过去则易攻易守。但中国若要从此区出发去进攻印度,也得翻越喀喇昆仑。因此,共军占据那地区并不对印度构成威胁),而毛主席革命卖国路线并不是无限的。对印度人来说不幸的是,在阿克赛钦,他们恰好碰上了在毛周身上极其罕见的“卖国底线”。

(二)中段

中英边界本来没有什么中段,印度独立后几十年内也没有什么“中印边界中段”。只是因为印度在1975年吞并了原来的独立国家锡金,中锡边境才变成了中印边界中段。因为它是75年后才出现的,而中印大打出手是62年的事,所以彼时在这段边界上尚无冲突。只是我记得印度有次在中锡边境线上中方一侧设立了边防工事,被中国政府下最后通牒限期撤出。限时未到,印军就很明智地撤走了,避免了流血冲突。这段边界很短,而且已为 1890年的中英条约划定(见下),印度没什么文章可作。不过它曾是诱发英国1904年入侵西藏的导火索之一。那侵略不但导致13世达赖喇嘛仓皇出逃,激化了西藏当局与清廷的矛盾,而且引出了1906年的中英条约,涉及到西藏归属问题,因此值得介绍一下。

地质学中的“板块学说”主张,西藏之所以成为世界屋脊,是印度次大陆板块漂移,与欧亚板块相碰撞挤压而形成的。这说法有点像进化论,本质上是难以获得直接证据的回溯性假说,但颇能解释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印度次大陆原来与西藏、中亚等地分属不同板块,因板块漂移,印度次大陆板块挤压上来,在两个板块的边缘挤出了层层皱褶,那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等一系列大山,同时把西藏高原抬成了桌面。从卫星地图上不难看出,西藏高原很像张桌子,平均海拔较高,但“桌面上”并无什么相对高度很高的崇山峻岭,相对高度很高的山脉其实是在周边,尤其是西南缘。

因此,所谓“世界屋脊”,说的乃是藏族住的平顶房,不是汉人的瓦沟房。但西藏与印度连接的地方便是层层皱褶,海拔在那儿急剧下降,一直降到平原。山麓上有一系列国家或地区,从西向东依次为阿富汗、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以及藏南。这些地带的人民居住在世界上最陡峭的山坡上。例如藏南的海拔从5000米一直下降到150米,植被从寒带迅即变为亚热带,完全是垂直分布。打个比方:藏族居住在屋顶上,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藏南的人民居住在楼梯上,而印度人则居住在楼下。

19世纪初,英属印度帝国的疆域只限于平原地区,此后英国佬向北扩张,一直到了山脚下。约翰牛跟老芦差不多,对登山没什么兴趣,因此没有并吞那些山麓国家,而是把它们化为能被英国影响或控制、或至少起码中立的缓冲带。赶紧说明:“怕爬山”不过是插科打诨,英国人的考虑上面已经说过了,其实跟老祖宗“封藩建屏”的想法差不多:建立一系列拱卫中央帝国的藩篱屏障,以确保女王皇冠上的钻石——印度金瓯永固。

为此,英国人先后把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变成了“保护国” (protectorate)。对尼泊尔,英国人只满足于禁止它与中国以外的国家打交道,但没有禁止它对天朝保持忠诚,以免为此与天朝开战,虽然不至于打不赢,但犯不上。不丹原来是西藏与中国的藩属,英国尽管夺走了它的一片领土,但一直没有干涉它与中国和西藏的特殊关系。直到1910年,英国才与不丹签约,获得对该国的外交控制权,包括干涉它与西藏和中国的交往。但条约并未给予英国派使节驻该国首都的权利,因此不丹仍然保持着与拉萨的来往 [23]。

锡金王国与中国的关系,比不丹和尼泊尔还密切。但英国于1860-1861年与之开战,签约迫使它变成大英的“保护国”。1888年,西藏当局与锡金发生冲突,藏军入侵锡金,被英军击退。1890年,中英签订协议,中国承认了英国对锡金的宗主权,并与大英划定了西藏与锡金的边界 [24]。这条约完全由中英代庖,锡金与西藏都无置喙余地。因此,锡金人痛恨英国人视他们如无物,而十三世达赖既不满于大清,又恨英国,宣称不承认中英签订的条约。他更痛恨在大英保护下的锡金,于是便想去寻求一个更强大的靠山,与英国对抗。一个俄国喇嘛便及时登场了。

此人名叫阿格旺多杰(俄语: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 英语:Agvan Dorjiev,又译为Dorzhiev),是西伯利亚的蒙古人,格鲁派佛教徒,1873年即到西藏研习佛学,15年后,他获得了最高佛学学位,成了达赖喇嘛的精神导师、密友与高参 [25]。他曾经两次回国,受到沙皇的奖赏,与彼得堡的贵族也混得很熟。回到西藏后,他利用其位置大肆宣传,俄国就是佛经中说的极乐世界(“白色的香巴拉”),沙皇是“白观音”转世来援救佛教的,将要援助西藏;俄国向蒙古推进表明该国将会改信佛教,西藏可以利用俄国抗衡英国人的阴谋。达赖被他说动,准备出访俄国,但因清廷与藏民代表大会(“冲都”)都反对而未能成行,只好派出代表团出访俄国,阿格旺多杰就是代表之一 [26]。他们在克里米亚谒见了沙皇,带回了沙皇赠送给达赖的私人礼物以及一批军火 [27]。

英国细作将这些情况报回加尔各答(当时印度总督所在地),引起了英国人的疑心。再加上达赖喇嘛自以为有了奥援,再度挑起了与锡金的武装冲突。英国人于是怀疑俄国人将取代中国成为西藏的宗主国,使得印度直接暴露在俄国人的威胁下。1903年,印度总督寇松(Lord Curzon)要求中国和西藏政府派出代表,与英国代表痒哈死笨蛋上尉(Francis Younghusband)在中锡边界的一个藏族村庄会面,举行英国与西藏的商务谈判。清廷同意了这一请求,命令达赖前往,但达赖拒绝了,而且拒绝为驻藏大臣提供车马人夫,使得他无法前去赴会。“少夫”(也就是那个英国笨蛋)在那村庄等了半年之久,都不见中国和西藏官员前来。

根据印度政府的命令,少夫笨蛋于是率领三千士兵于1903年底攻入西藏。次年3月31日,他率领的军队与藏军在古鲁(Guru)遭遇。笨蛋在藏军毫无动武意愿与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下令部队用马克辛重机枪扫射藏军,打死六七百人,打伤168人 [28]。7月6日,英军攻破江孜宗要塞,通往拉萨的道路就此打开。

江孜宗抗英遗址,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此后向拉萨推进的征程中,英军再未遇到抵抗。在阿格旺多杰的安排下,达赖仓皇逃到蒙古的库伦(即今日乌兰巴托)。清廷因他不服从朝旨,擅启边衅,革了他的职位,命驻藏大臣代理。8月3日,英军进入拉萨。驻藏大臣迎接英军入城,但告诉他们自己无权签订条约。笨蛋于是威逼达赖指定的代理人和他签了《拉萨条约》。该条约共有十条,重大规定是西藏政府保证尊重中英于1890年签订的协议,承认西藏与锡金的边界;开放江孜等地对英自由贸易;确保通往那些区域的道路畅通;平毁从英国边境到江孜和拉萨的路上的一切要塞与堡垒;赔偿英国 50万磅等等。其中涉及到主权问题的是第九条:

“第九条:西藏政府保证,未经英国政府事前同意,

a. 不得向任何外国出让、出售、出租、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让其占据领土。

b. 不得许可这些外国干涉西藏事务。

c. 不得许可任何外国的代表或代理进入西藏。

d. 不得向任何外国或其臣民授予建造铁路,道路,电报,矿山或其他权利的特许权。如果同意授予此类特许权,则应向英国政府授予类似或同等的特许权。

e. 西藏的税入,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都不得抵押或指派给任何外国或其臣民。” [29]

这实际上是把西藏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中国从此彻底出局,再不是西藏的宗主国了。驻藏大臣当即公开宣布条约无效。当时大清已经开始实行新政。在挨了半个多世纪的痛打后,迟钝的中国人总算开始学会西式民族国家的基本概念,一支职业外交官队伍正在建立成长起来。这些人与刚愎自用、坐井观天、轻狂祸国的林则徐、叶名琛等老前辈不同,既有足够的世界视野,又熟悉国际法规,更真正有着“�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在内有清流攻讦,外有列强环伺,腹背受敌时,却并不忧谗畏讥,羽毛自珍,而是忍辱负重,老成谋国,在清末民初(尤其是北洋时代)国脉如丝的险恶处境下,创造了“弱国有外交”的奇迹,写下了中国外交史上至今是最辉煌的一页。在我看来,这些人才是真正值得后人敬重与缅怀的先贤。

1906年中英签订的协议就是这批人初出茅庐第一功。曾负笈哥伦比亚大学的前留美幼童唐绍仪力主通过外交谈判推翻《拉萨条约》,被清廷任命为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达十次之多,因英方坚持不让步而主动中断谈判回国。此后英方不得不改换代表,赴北京与唐绍仪继续谈判。经过艰难的折冲樽俎,双方终于签订了新的协议。中国以确认(confirm)《拉萨条约》的让步,换来对该约条文的重大修改,使得英国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该协定第一条说明,中英双方确认《拉萨条约》,但必须作出为本约指定的修改。第二条由英国政府保证不吞并西藏的领土,也不干涉西藏的行政;中国政府则答应不允许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干涉西藏的领土或是西藏内部的行政。该条约还以附件的方式列出唐绍仪给英国特使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的照会,声明中国答应不雇用任何非中国臣民或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在西藏担任任何职务。 [30]

这个条约、尤其是附上的互换照会,写得非常巧妙,充分表现了唐副部长(他是以大清外务部侍郎的名义签约的)杰出的政治智慧与高超的外交技能。它充分照顾了英国人生怕毛子插足西藏的心病,也充分照顾了他们的面子,没有完全推翻《拉萨条约》,而是把条文中说的“外国”间接界定为“中国以外的国家”,中国照样有向西藏派出官员的权利。于是,《拉萨条约》中对外国人的限制就此化为对中国有利的条款,在法律上把外国人拦在西藏门外,却没剥夺中国对西藏事务的管理权。这样,虽然条文没有明确说出,该条约实际上确定了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正因为有了这条约,次年英国与俄国签约时,双方才会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两个条约束缚了“文明帝国主义”的手脚,使得英国后来在策划西藏独立时顾虑重重,哪怕就是在《西姆拉条约》的附件中,也写上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从这些历史条约来看,窃以为西藏独立的国际法律依据不足。

那位藏独朋友要说了:“宗主权”是殖民时代的法律观念,如今已经是后帝国主义时代了,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未必吧?撒切尔夫人在80年代与赵紫阳签订的中英条约,好像比与1906年的中英条约对中方的约束更严重。在80年代的新约中,双方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对香港的宗主权,亦即香港没有外交与国防权,但具有充分的对内主权,北京不得干涉,更不派官治理。北京对香港拥有的,不是宗主权又是什么?只怕连1906年的中英协议都不如——该约可是用附件的方式表明了北京有任命中国官员的权利的。而且,虽说香港政府没有外交权,可它竟然能发放护照,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好使多了,晚清的西藏政府似乎还没这特权吧?澳门也是这样。如果将来两岸统一了,我看台湾最好的前途,也就是变成中国的藩属国。实际上,所谓“自治区”,如果名副其实的话,就是过去的藩属国。当年中共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规定的中央政府的权利,我看也就是宗主权。

最后说说那盼望“白观音”救世的阿格旺多杰的下场。1909年,他上书沙皇,请求在彼得堡建造一座喇嘛庙。沙皇同意了,1915年,该庙建成,沙皇还批准9个喇嘛入住该庙。

然而十月革命不久就爆发了,阿格旺多杰一度被捕并被判死刑。后虽获救,他在彼得堡建的喇嘛庙却被平毁了,经卷也被毁。这家伙确实不是个好鸟,长于见风使舵。20年代他率先提出将喇嘛庙改为“集体农庄”。政府批准了他的恳切请求,将布里亚特(蒙古人在西伯利亚的聚居地)的喇嘛庙统统“国有化”,剥夺了僧侣们的管辖权,由共党派出的干部管理。阿格旺多杰没事可干,只好去做蒙古大夫(行藏医)。1937年11月,他被NKVD以叛国罪、间谍罪、煽动暴乱罪逮捕,两个多月后死在监牢里。至此,他终于在白观音的殷勤引领下,进入了梦寐以求的“白色极乐世界”。这位同志的遭遇,似乎值得铁木一类至今还在歌颂“白香巴拉”的同志深长思之。


附录:丁一夫: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

——《1959 拉萨!》一书中的尼周密谈

中国和印度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长达千年的交往中,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大的争执和战事,因为两国从来就不是相邻的大国,没有边界问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别的位于沙漠和高原的国家,比如西藏。它们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缓冲区,成功地维持了中印之间的和平关系,但是现在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成为一触即发的冲突导火索。对于当代中国民众来说,围绕着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颇有一些看不懂的问题:中印之间的边界争议是怎么形成的?中国军队收复失地以后又为什么主动放弃?中印边界冲突的前景如何?最近,李江琳所著《1959 拉萨!》一书,提供了一些史料,让读者看到,中印边界问题走到今天这一步,和西藏问题分不开。

麦克马洪线的来历

麦克马洪线源自于1914年的中英藏三方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中国的出版物从来不肯把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来龙去脉直捷了当地告诉民众,因为有话语权的学者们都得受“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紧箍咒约束,于是在他们的出版物里,怎么绕着弯也讲不清楚了。关键的一点是,当英国提出中英藏三方联合召开会议确定西藏边界线,时为1913年,而那时,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不仅对内行政管理是独立的,而且对外也是独立的。不明白这个前提,就讲不清西姆拉会议,也就讲不清麦克马洪线。

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费时最长,争议最激烈,最终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并不是印度北方和西藏接壤的边界问题,而是西藏东部、北部和中国接壤的中藏边界问题。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中国代表陈贻范伤透脑筋的是,西藏代表提出要把西藏的东部边境按照历史往东移,并且准备充足,提出了大量“自古以来”的证据。陈贻范不敢让步,于是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出面在中藏之间调停,仿照划分内外蒙的方法,划分内藏和外藏,提出内外藏的分界线,内外藏分别处理。麦克马洪要中国政府接受这条线,条件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过来,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它就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同时,麦克马洪让西藏谈判代表接受了他划出的英印北方和西藏之间的分界线,其中把历来是西藏达赖喇嘛治下的达旺地区,划入了英印一方。

所以说,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上是给西藏划一个完整的边界线。英国人以为,这个确立了边界的西藏,就是英印在北方的安全缓冲区。最后,中国政府拒绝签字,是由于不能接受内外藏的划分,还要在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上留下一个“将来再议”的机会。而英国代表和西藏代表则就印藏边界签署了协议,也就是后来称之为麦克马洪线的边界。

西姆拉会议被英国政府内部和西方学界很多人评论为一次失败的会议。印度是这次会议的得益者,因为它有了一条在国际会议上签署了的北方边界线,包括签给它的达旺地区。西藏谈判代表由于丢失了达旺地区,在会后遭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斥责和贬撤。以后,西藏政府只要有机会就提出,要把达旺地区要回来。

在西姆拉会议上,三方形成的格局是,英国代表和西藏代表为友好的一派,联合对付中国代表。对于西藏政府来说,它不再觉得英印是一个威胁,反而觉得中国是一个让他担心的威胁。这一格局的形成,源自于清末朝廷派川军入藏,在拉萨胡作非为,逼迫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可惜,历来中国政府从没有人反省过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犯下的错误和教训。西姆拉会议以后,中国和西藏之间在二三十年代陆陆续续地发生过几次边境局部战争和停战协议,西藏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政府一度在拉萨连一个“外交人员”都没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中国政府趁机派出以黄慕松为首的吊唁团,才重新和拉萨有了官方正式接触。据说,在吊唁期间,黄慕松为西藏噶厦政府的高层官员都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藏人知道这又是老一套伎俩,以后就可以声称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表彰。噶厦政府于是授予黄慕松一行所有官员“札萨”的称号,并附有全套官服,一报还一报,从此大家不提。

简单地说就是,麦克马洪线是西姆拉会议的产物,而这个会议和这条线的历史背景里,不能抹煞当时的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不说明这个事实,自然就讲不清西姆拉会议,也弄不明白麦克马洪线了。

尼周密谈

麦克马洪线以后,西藏和英印之间再没有发生上世纪初荣赫鹏入侵前那样的争议和冲突。西藏没有“南顾之忧”,麦克马洪线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西藏政府始终主张,达旺地区等应该从印度还回来。

事情到了1956年。那一年在中国政治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6年终于要产生突变了。中国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国家,到了最为自信的时刻。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民主改革”引发藏人反抗,藏人暴动有星火燎原之势,一些反抗武装在中共军队的镇压下,被迫向拉萨方向转移。中共党内对于在藏区和西藏的“民主改革”采取什么策略的分歧意见开始明朗(见范明将军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西藏内部之争》)。中共一方面决心在周边藏区把“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继续搞下去,一方面仍然需要稳住西藏的局势,要维持和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表面上的合作。

年轻的达赖喇嘛那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向中央政府呼吁维护藏区稳定却得不到响应,身为藏民族政教领袖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子民。就在这时,他有机会应邀前往印度参加佛诞2500年,他决定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诉说藏民族的遭遇,作好了要求在印度避难不归的准备。这样的做法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从而给中国政府以压力,抑制中共在西藏和藏区的“民主改革”,以达到保护藏民的目的。

根据范明将军的回忆,达赖喇嘛的这一心愿,当时的西藏工委和军区通过渗透到西藏政府的线人,早已有所掌握。就在这时,周恩来访问亚洲多国,在出访和归国途中两次经过印度,两次都紧急约见正在朝圣佛教圣地的达赖喇嘛,说服达赖喇嘛无论如何不能留在印度,并且承诺,西藏的“民主改革”延后六年不搞,只有在藏人自己愿意的情况下才搞。六年以后还可以延长。同时,周恩来他们知道,达赖喇嘛是否能在印度避难,主人的态度非常关键。周恩来动员尼赫鲁去说服达赖喇嘛回归。为此,在和尼赫鲁密谈的时候,周恩来主动谈起了中印边境问题。李江琳在《1959 拉萨!》一书中,引用了尼赫鲁收入全集的尼周密谈的记录,以及列为印度政府机密的内部报告。可以说,周恩来的谈话,让印度政府又惊又喜:

“…麦克马洪线——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直不知道,直到最近才了解这件事。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那些北京的军阀和国民党自然是知道的。…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从未承认过这条线,然而,英国同西藏有个秘密条约,在西姆拉会议的时候宣布过。现在这已是既定事实,我们应该接受它。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咨询西藏政府。我们上次有关西藏的条约里 ,西藏人要求我们拒绝接受这条线;但是我们跟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暂时搁置。我相信印度独立后,西藏政府曾立即就此事写信给印度政府。不过现在我们认为,应该设法劝说并说服西藏人接受这条线。这个问题也同中缅边界有关,等到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将会做出决定。因此,虽然这个问题尚未决定,而且对我们不公平,但是我们依然认为,没有比接受这条线更好的办法。”

这一段话可圈可点。简单地说就是,尽管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却相当明确地答应尼赫鲁,中国现在将承认麦克马洪线,只是声色不动地有一个小小的暗示:“等到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将会做出决定”。要是达赖喇嘛不返回拉萨呢?这等于是开出了一个价码:你让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我们就承认麦克马洪线。

这段话里,没有机会了解西姆拉会议之历史背景的中国读者可能会有好几处看不懂。为什么说“我们尚未咨讯西藏政府”,“西藏人要求我们拒绝接受这条线,但是我们跟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暂时搁置”,“现在我们认为,应该设法劝说并说服西藏人接受这条线”?如果西藏从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一级单位,那就根本没有必要说这样的话。

事实上,周恩来比谁都明白,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有自己独立而完整的内部行政管理系统,国防、司法、货币、邮政等体系,而且有对外贸易,和邻国签署过相关条约。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和英印政府签订了有关边界的协议,此后又签订了《印藏贸易条例》,这一条例每十年续签一次,于是在 1924、1934、1944年续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指出,“所有这些续签都是英属印度和西藏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进行的。”到了1954 年,中国政府和独立后的印度再次讨论续签这一国际条例。这次续签所签订的协议有一个长长的序言,这就是周恩来一向引为骄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周恩来讲话里说的“我们上次有关西藏的条约”。这个条约和“五项原则”是对1914年印藏贸易条例的延长续签,周恩来的讲话无异于承认,西藏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外发生的边境和贸易关系,都是合法的、有效的,是符合国际法的历史事实。

而在中印边境的领土争议问题上,局面和历史上倒了过来,是西藏政府坚持要把达旺地区从印度要回来,希望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其大国的力量帮助西藏做到这一点。而周恩来为了当时中共在展开自己“民主改革”的政治纲领的形势要求下,答应尼赫鲁,“说服”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来接受麦克马洪线。

中印边境之争

尼赫鲁在得到周恩来的承诺后,确实按照周恩来的愿望,帮了很多忙。除了给达赖喇嘛施加压力,劝他回国外,在印度议会里尽力为中国的形势说好话。尼赫鲁把周恩来看作像自己一样是从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民族自由的亚洲领袖。于是,不难理解,当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印度议会大哗,纷纷抨击尼赫鲁多年来在西藏和中印关系上欺骗了议会,而尼赫鲁本人却觉得是周恩来背叛了他。尼赫鲁不久后去世,西方学界认为,中印战争是对尼赫鲁精神上最大的打击。

1956年尼周密谈是印度政府解密档案后,在尼赫鲁的著作中公开出版的。除了谈话记录以外,还公布了当时尼赫鲁及身边助手的笔记,以及印度政府内部绝密的知会。至今国际学术界无人质疑公开出版的密谈内容之真实性。

1962年中印战争中,中国军队一度占领了达旺地区,越过塞拉山口,但是立即不战而退,退回到麦克马洪线后面。这是为什么?这一直是个谜。至今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尼周密谈内容的披露,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破解此谜的思路。周恩来和中共领袖其实最明白,西藏并非自古以来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一部分,它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完全可能获得完整主权,成为当代国际舞台上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解放军入藏并不能保证“收回主权”,所以,放弃达旺地区而得到西藏,还是一笔上算的买卖。西藏政府曾经希望强大的中国能帮他们要回达旺,可惜中国政府即使强大了,也并没想过帮西藏去要回达旺地区。

与此同时,受中印战争的刺激,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强化了边境地区实际控制,在达旺地区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以后,印度还有可能把自己的一个邦“交还”给外国吗?

达赖喇嘛的和平倡议

对于西藏和周边边境问题,达赖喇嘛有着极为隽智的思考。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第一条就是建议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以后,达赖喇嘛又很多次地阐发了他的这个建议。

达赖喇嘛指出,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民,在这里和平地生活了几千年了。这个地区历史上的大小王国之间,是没有明确边界线的,在王国之间的边境上是从来不驻兵的。总的来说,相比世界其它地方,这里显然是一个特别和平吉祥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和平是由其独特的自然与历史条件来保障的。

恰恰是现代国际政治中的主权概念和边境划界的概念得以引进和强调以后,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之间出现了边境驻兵和紧张局势。尊者呼吁这个地区的各国领袖,从共同的佛教慈悲与智慧理念出发,恢复和平睦邻的状态。尊者希望,广袤的西藏高原首先成为无核无污染、不驻兵无军火的和平区域。事在人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和平区域的存在,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未来产生巨大的样板作用。

历史上,喜马拉雅地区不少大小王国是西藏的朝贡国,现在独立的不丹、印度的锡金、拉达克地区,以及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历史上都曾经向西藏朝贡。那里的各族人民,至今仍然有很多是虔诚的佛教徒,至今仍然视达赖喇嘛为他们共同的精神领袖。对于那里的人民来说,拥有自己的心灵自由,追随自己的精神领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比自己属于什么国家重要得多。

中印边境问题和中印之间的永久和平,只有在西藏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时候才有可能,世界的领袖们,只有在拥有达赖喇嘛倡导的慈悲与智慧后,才有办法找出一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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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6日星期日

曹长青:埃及革命与中国天安门运动比较

  目前埃及的这场历时已一周的大规模街头抗议运动,引起了全世界关注。它再次让人们想起二十年前中国那场轰轰烈烈的天安门运动。同样是大众要求民主改革的运动,埃及和中国有相同性,但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观。这种"不同",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第一个,口号目标不同。

  埃及的示威民众,喊出的口号很清楚,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当权者穆巴拉克下台!这个口号和目标没有任何的含糊、温吞之意。而在当时的中国,天安门运动的主导者,既没有要求中国掌权者邓小平下台(真退休),更没有把它作为运动的目标。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而这种口号目标,非常抽象笼统,缺乏具体实现的标准。

  而且,由于运动从一开始就目标很低,高压之下目标就越来越低,而最后的要求则可谓卑微了: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请不要"秋后算帐"。就别提最早的长时间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递交请愿书等自践举动了。

  天安门运动之所以诉求相当低,首先是出于对共产党专制缺乏实质性了解,不明白这个道理:独裁政权不结束,"反腐败"不仅不可能,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要求。正由于这样的前提,所以运动从一开始就抱着"对政府好"的前提,摆出"进谏"的姿态,而不是从争取人民的权利这个角度出发,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其实那场运动,从那个下跪请求的举动开始,就已经定了调了。

  但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学生,而在知识分子;其次是受多年"第二种忠诚"之类的影响,被框在了"党内改革"这个紧箍咒中,从来不敢,也不懂得:必须从根本上挑战共产专制。"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不仅当年,即使今天,仍把中国知识分子们吓死了!

  当时广场上的知识分子代表性人物、改革派的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等,在运动后期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指出邓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等于是呼吁中国应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但这种真话和直言,被不少知识分子批评抱怨,认为是激怒了邓小平,导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但从后来的资料看出,早在严家祺发表《五一七宣言》之前,邓小平就已调动军队要镇压。

  更可悲的是,直到六四镇压之后,人们喊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是:李鹏下台,李鹏是屠夫。可有谁不知道是邓小平掌权呢?

  第二个,参与的人员不同。

  埃及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有各个阶层人士参加的,而不是任何单一组织或群体。而中国的天安门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领导的。正因为学生从一开始就只提出反腐败,没有挑战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意愿,所以他们强调学生的"纯洁性",不欢迎其他阶层的人加入。而其他阶层也"自觉"地和学生保持距离,一是怕被指控为运动的"黑手"(诸如方励之等),二是也怕破坏学生运动的所谓纯洁性,导致政府"秋后算帐"。

  而真正反抗独裁的运动,应该是首先挑战独裁者的合法性,要求独裁者下台。在这样的宗旨和目标下,自然是越多的人参加越好。而且运动的领导者不可能是既没有理论基础,又没有反抗专制历史的年轻学生。学生的年轻,自然导致运动的不成熟。八九民运后期,虽然已经形成了全国各界人士都加入的浩大阵势,但学生主导的情形持续到最后。

  第三个,都没有"见好就收"。

  在中国八九民运时,有人提出什么"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所谓民运策略。但这种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根本没有操作的任何可能性,不仅在八九民运中没法实践,今天在埃及仍完全不可能。如果埃及民众按照这种所谓策略,在刚有小好(穆巴拉克前几天已经宣布九月下台,不再连任)的时候就"收",那不失掉了后来的比较大的"好"了吗?所谓"好、坏",是个抽象概念,没有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标准,人的天性和常态也是"见好更上,见坏就撤"。

  埃及这次街头抗议运动,不仅没有"见好就收",而是一再升级。和中国八九民运不同的是,抗议民众从一开始直到今天,都坚持这个信念:埃及需要民主改革,首先穆巴拉克应该下台!他们把这个"好"定得非常清晰、明确。

  第四个,没有"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

  中国八九民运自始至终,都是和平请愿形式,既没有"非理性",更没有暴力。但就是有要作秀的人,高喊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当时中国压根不存在"民间暴力"的情况下,高喊这种口号,就等于是把任何挑战政权合法性的言行,都自然划入"非理性"和"暴力"。像"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和往毛泽东像上泼墨的举动等,不仅立刻遭到排斥和阻止,甚至连人都被学生押送给警察了。

  今天,在埃及的街头抗议示威运动中,没有领导者或什么文化名人,出来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常识,不能呼喊制止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即使在埃及的抗议示威中,出现烧车辆,砸商店,甚至抢劫博物馆文物等违法行为,但也没有组织者喊这种口号,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行为,是偶然的,不是常态;是个别人的,不是多数更不是全体参与者的行为。现在需要的是更多人站出来,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用这种虚无缥缈的口号,把人们吓住。

  正因为埃及反抗者们清楚,独裁是民主的敌人,所以他们的目的是战胜敌人,而不是"没有敌人",更没有人唱"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做"宽容大度"的"高级秀"。在中国是,"没有敌人"的高级秀做完了,迎来的是杀头。

  更可悲的是,已经杀了,二十年后,今天还在继续杀,但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合唱"我没有敌人"。中国异议人士们,准备把"高级秀"做到什么时候呢?更令人摇头的是,在中国的大年初一,眼睁睁地看着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成功、看着埃及人民那么明确地要求独裁者下台、官方武力丝毫没让他们改变初衷的情况下,中国又一批人签署请求中共修改宪法的《零八宪章》,这也太可怜、太掉价了吧?中国人好像被"巫"在了请求皇上改革的状子里了。

  埃及的这场人民反抗运动,即使不能获得突尼斯的"茉莉革命"那样的立即民主成果,但也绝不会像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最后仍然是共产党统治,仍是政府暴力,而是会像埃及异议作家阿默(Kareem Amer)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所说:"埃及永远不会再依旧"(Egypt Will Never Be the Same)。

  201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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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毛泽东及其教训

  1、苏区大肃反(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 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 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 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

  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2、朝鲜战争: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 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é
��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决定参与朝鲜战争。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
,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风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 "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除了"文网",毛泽东同时还给中国人民布下了户籍制度、票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劳改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政府垄断资源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管控型社会的天罗地网。

  4、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大跃进与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风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ä
��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杨继绳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其实,毛泽东一辈子最擅长弄虚作假。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的报道,《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原创,毛改动四个字"原驰腊象",就据为己有),甚至乌有之乡的极左学者声称饿死人是捏造的,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 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饿死了。毛泽东甚至说: "人总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话还在怀仁堂与我们一起开会呢"。随之大笑。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570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中国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亿元。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7、"四清"运动: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

  8、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 "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å
��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

  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五人帮"的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极左派爱戴的"伟人"。

  可是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毛泽东。

  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毛泽东对女性见异思迁,道德堕落无人出其右——在夫人杨开慧身陷囹圄时,他与贺子珍合欢;在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与江青同居;在与江青结婚时,他与许多女性"暗渡陈仓"。

  毛每次外出,坐专列,警察、军队数千人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上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

  还是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1961 年4 月26 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 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 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
�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毛是当时中国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
�有一套两套。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 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 "艰苦朴素,粗茶淡饭"。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伟业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五大纪录:近代史上国土版图最小的记录(为倒向苏联,毛正式割让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记录(共死亡6000万人以上);GDP占世界份额最小的记录(文革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1.8%,而清末民初占世界6%);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看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泽东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狠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 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
"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
: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以上参见〈毛家湾记实〉,中央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把陈独秀创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引向了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歧途,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逐渐地回到了文明的正轨,其教训是深刻的、悲惨的,也是多方面的。

  教训之一: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是可以辨证转换的,人民急于进入天堂,必然堕入地狱;当人们兴高采烈奔赴乌托邦后,才发现这里是炼狱;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教训之二:目标与手段——中国文化往往把目标与手段分离,只要目标是崇高的,手段可以是卑鄙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中国人容忍暴力,崇尚阴谋主义;毛泽东为了建立理想社会,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专政与镇压。现在我们认识到: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法性必须统一。

  教训之三:人治与法治——中国文化是人治文化,毛泽东继承了人治的传统,声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砸烂公检法,批评资产阶级法权,推崇法家的重刑主义,只把法律作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手段;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普通民众;毛泽东摈弃法治,等于让中国与现代文明分道扬镳、背道而驰。

  教训之四:革命与改良——清末新政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是成功的,但是100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时间盛行激进主义与暴力革命,和平年代也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欲速而不达,酿成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人祸。事实说明,激进与革命只是社会的临时态,渐进与改良或改革才是社会的常态。

  教训之五:主权与人权——古代中国没有国家主权观念,近代以来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泛滥成灾,似乎只要祭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卑鄙的可以瞬间转变为崇高的,非法的可以转变为合法的,反动的可以转变为进步的。毛泽东也正是高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进行闭关锁国、暴力专政、肆意侵犯人权的。现在我们明白:只有保护人权,才会有真正的人民主权;只有尊重人格,才会有国格。

  教训之六:人民与敌人——为了实行独裁,消灭异己,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制造出大规模的敌人;他不需要经过选举或者任何法定的程序,就能声称代表国民,是"人民公仆",然后消灭另一部分国民。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教训之七:国有与私有——毛泽东以建立国有、消灭私有为己任;名义上"国有"是全体人民所有,实际上是官员控制国民的工具,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 "通往奴役之路";只有资源、财富归民间所有,才能够建立起民主社会;国有必然造成官本位和特权,造成严重的权力掠夺与剥削。

  教训之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对数以百万计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进行管制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官员能够全面了解企业、消费者、经济各部门的所有信息)、官员的智能无限的基础上的,由于这一基础不可能存在,所以计划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而且,计划经济成为毛泽东控制整个社会、控制每个国民的经济基础;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有的基础上的,它与民主政治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教训之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弄成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把资本主义看作万恶之源,但是实际上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的,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有效互补。

  教训之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一味地宣称集体主义,强制集体化,反而会导致损公肥私、怠工懒政的道德堕落,整个社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反而会形成"自由人的联合",走向新的集体主义,如北欧国家。

  教训之十一:道德之国与无德之国——不以法治国,而片面地以德治国、以领袖的思想治国,最终会成为无德之国,道德终究只是阴谋与暴力的遮羞布;如果假设统治者、官员是人性本善、是明君、好官、君子,不需要对之进行权力制约、制度监督,那么君子终将变成小人,君子国终将成为小人国。相反,先假设统治者、官员人性本恶、可能做坏事,必须对之制约、监督,那么小人才能变成君子。

  教训之十二:宗教神与人间神——西方人崇拜上帝,认为人都是犯有原罪的、存在缺点的,不能崇拜任何个人;而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位置,往往在世俗中寻找救世主与人间神,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汉民族也是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神的监督、上帝的惩罚,因此做事不择手段。中国人缺少除了世俗利益之外的纯粹信仰。

  如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对毛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造成的,毛泽东以其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垄断体制、话语垄断体制、文字狱体制、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通过剥夺农民进行工业化的制度、票证制度、等级供给与保障制度、劳改制度、劳教制度、领袖崇拜及黑箱治国方式等把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奴隶,而今中国的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弱势群体、道德沦丧无一不是其产物,只不过,计划经济时期这些问题被压制或者通过毛的运动被整肃,而市场经济时期问题被放大了而已。市场经济时期不可能再以运动的方式整肃腐败,而只能通过法治、制度来解决,这也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

  我们主张公平、正义、共富的"好的改革",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中派,支持既反极右、也反极左的立场;我们反对维护特权、进行掠夺、贫富分化的"坏的改革",同时我们反对复辟倒退的极左思潮。

  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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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温家宝,中国人民的大英雄

  温家宝总理是中国人民的大英雄,是当代中国的真男子。一个多月以来,温家宝六提政治改革,在肃杀的秋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尤其是9月23日他在接受CNN的专访时发出了堪称"惊天动地"的声音:"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
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温家宝的"呐喊"代表了官场的良心、民族的希望,反映了人民不屈的意志、社会进步的呼唤,这铿锵有力的声音震撼着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

  此前,温家宝在深圳讲话中引用和深化了邓小平的思想:"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针对目前中国的人治泛滥、法治不彰,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则指出,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必须"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可以说,温家宝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业的真正继承者,他高举邓小平理论的大旗,不断呼吁解放思想和政治改革;他关注民权,心系民生,呕心沥血,行走在贫穷的农村、危险的矿井,第一时间出现在地震灾区、泥石流现场……无数的中国人为之感动,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位伟大总理的名字。

  温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他认识到普世价值是执政党的立党之本、共和国的建国之基。

  数千万先烈为了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那个曾经追求崇高理想的群体的一部分如今堕落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民主"、"自由"成为这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敏感词"、"过滤词",他们对得起为了民主自由而牺牲的先辈或战友吗?几千万尸骨垒起了共和国大厦,"共和"二字本身就包含了民主自由的涵义,现在利益集团要禁绝"民主"、"自由",本质上他们是在颠覆共和!

  所幸的是,人民英雄温家宝像孤独的战士、勇敢的骑士,捍卫着立党的根本、建国的基石。

  温总理并不孤独,其身后站着13亿人民的绝大多数。

  少数人不了解高层政治,指责几乎孤身奋战的总理"作秀","只说不做",他们不了解温家宝只是N人中的一人、N票中的一票,微不足道,他的决策权只在经济领域。要求他废除劳教制度、释放什么人,并不是他能够做到的。而且,对于政治家来说"说话就是做事",就是一种社会动员,其威力和价值可能超过做一两件具体的事情。

  有人指责温家宝只是为了挽救现有的体制,他的讲话经常使用"社会主义"等等概念,他并没有提出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等普世价值。这种看法十分幼稚,温家宝身在体制内又想推动社会进步,如果完全摒弃体制内的话语体系(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坏东西),那么他早就下台了,哪有机会多为人民做好事?更何况,如今民粹主义、极左派早就在攻击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已经是腹背受敌。所以,温家宝独特的话语恰恰体现了他的政治大智慧。

  还有一些人把支持温总理称作"幼稚病",认为是明君清官心态和奴才心态的表现。其实在公民社会,官员既可以被批评也需要被表扬,只不过一切评判都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的。诚然中国不必期待明君清官,但对于具有现代理念的政治家,公民有责任表现出欢迎和热忱。

  当然,我们更期待并全力支持温总理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全力促成政治改革的事情":"让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

  也许温家宝是目前中国最弱势的官员,有人乐见他四面楚歌,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将力挺人民的英雄――温总理!

  2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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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中国的死路与出路

  一、中国的死路:传统治国方式是死路一条,中国至今没有走上治国正道。

  古代贤哲老子说:"以正治国"——治国要走正道,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在当代中国,治国却一直没有走上正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使用歪门邪道的手段治理地方。

  1、未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执政的基石,而错将维持暂时稳定、维护现有秩序与利益作为头等大事,由此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在当代中国恰恰相反,公平与正义被一些官员视如敝屣,稳定与既得权力、既得利益成为"首要价值",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以谎言、暴力、陷害、劳教,动用黑恶势力,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抓捕记者、举报人,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 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维稳的财政开支惊人。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民权的困境、官德的堕落、公德的沉沦、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庞大的维稳经è
��和行政成本严重地挤压了民生。

  公平与正义已亡,这是中国最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也是政府治理最为失败的地方。

  2、目前中国的"三进三退"是历史的反动。所谓"三进三退" 是指:国进民退、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

  尽管官方否认存在着国进民退,但4万亿救市资金和2009年近10万亿信贷绝大多数给了国企,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其实是在帮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钢铁、石化、有色金属、信息、汽车、船舶、航空、装备制造、煤炭、烟草、盐业等行业完全或绝大部分是国有的天下,国有资产从1999年的9万亿元增加为2009年的43万亿元……种种事实都说明国进民退不是统计部门虚构一下国企、民企产值数据所能证伪的。

  国进民退将严重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的象征。国进民退也将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畸形市场经济催生了特权利益集团,导致了经济低效率、腐败和分配不公,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与国进民退相伴相生的是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所谓的人治)进、法治退。凡是国有强大的地方,必然是破坏法治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方;目前中国的法治倒退令胡温政府的形象在国内外严重受损。

  3、"三个一体化"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嘲弄。目前,中国的体制是"三个一体化":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官商一体化;党政一体化。譬如不久前开车撞死人的私企老板同时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委,难怪他有恃无恐;紫金矿业的股东许多是县委县政府及各局的官员……这样的体制不腐败、不专横、不胡作非为、不激起民怨,可能吗?即使将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叫到北京培训100遍,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最高决策者只知以传统方式治国,不敢进行哪怕是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改革,那么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将会越来越溃败,道德会越来越沉沦,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

  二、中国的出路:宪政与公平是未来中国的两面旗帜,关键是进行权力结构改革。

  在未来的中国,"宪政"与"公平"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宪政"与"公平"的结合是宪政社会主义。

  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护公民的权利;宪政也即宪法政治,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社会主义或称新社会主义是指公平正义、平等共富、体现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和制度。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弘扬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秉持民主、法治、人道、公平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只有宪政,才能抑制特权、垄断和腐败,才能打破人治、官家主义和王朝循环,才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才有公平正义,才有社会主义。没有宪政而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或批斗地富资本家老干部的毛式平等和传统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封建社会主义或曰专制社会主义。

  同样,只有新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08宪章尽管萃取了西方宪政民主的精华,但由于没有与中国文化结合,也没有与中国现实结合,所以它也不是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张。

  宪政社会主义既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它是不断创新的社会主义。

  宪政社会主义主张:

  实行"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选举权、监督权、出版权等)、"民授"(高层由人民授权、人民普选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选举产生领导人)、"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超越和包容三民主义,促进两岸统一;未来中国应当将"四民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

  维护宪法的绝对尊严,在全国人大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设立宪法法院,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同时,维护执政党、中央政府在宪政之内、宪法之下的权威性、有效性;

  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财政上组织上人事上保证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反贪局、监察、纪检、信访、审计、工会、媒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的反科学体制;

  实行全民民主、代议民主与可控民主、协商民主(鼓励政治协商,公推公选)的结合,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反对街头政治;

  以废除劳教制度作为实行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突破口。同时加快改革违宪的二元户籍制度,给出废止的时间表;废除信访体制,设立隶属于人大、有利于监督的申诉制度,促进信访案件的司法化解决;

  以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权力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非官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以阳光财政作为阳光行政、阳光政治的突破口,凡是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必须在网络上晒财政预算和开支;同时,落实人大的财政监督职能和纳税人的权利,鼓励公民就浪费财政资金、"三公"消费进行公益诉讼;

  以阳光财产作为廉政、反腐败的突破口,出台《阳光财产法》、《反腐败法》,规定凡是公职人员其财产必须每年申报、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以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作为保障民权的突破口。凡是新闻自由的国家,冤案都会通过新闻报道而得以良好的解决,所以都没有上访的问题。只有让人民群众获得话语权、问责权、罢免权(落实公民的问责权、罢免权比选举权更有意义、更容易操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杀童、袭警等问题。禁止地方政府利用纳税人的税款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台为自己歌功颂德;

  以落实金融权作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改善民生的突破口,为此,必须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民营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定向吸储、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决老百姓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以废除特权作为重塑政府、赢回民心的突破口。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特供等公款福利特权;制定社会保障法,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

  以破除国企垄断、官商结合、实现全民持股、社会分红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目前国企利润仅10%、央企利润仅4%上缴,而且上缴利润的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国有企业之中了,在2009年国企的上万亿利润中仅10亿元进入了财政。以后,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同时,从融资、减税等方面扶持民营企业,打破行业准入的"玻璃门"。

  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完整的土地产权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只有土地资本化,农民才能富裕;农村集体土地应当享有开发建设权,不需要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 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应当逐渐合法化。可以借鉴台湾"土地增值归公"的经验,农民的土地可以转为非农用途;

  以公益诉讼立法、保护举报人立法作为公民问责、公民监督的突破口,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代表全体受害人起诉挥霍公款、破坏环境、股市舞弊等行为。

  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作为缓解资本与劳动矛盾、化解仇富心态的突破口,以社会进步运动或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作为缓解官民矛盾、城乡矛盾,突破户籍改革困境,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农民工问题的突破口。改革工会体制,由工人选举产生或罢免工会领导人,促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群体;出台罢工法,制止非法罢工,保护合法罢工,保障劳动者和资方双方的权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弹压一切罢工,避免劳资矛盾转变成官民矛盾;取缔对农民的种种歧视,在金融、财政、土地、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改变慈善行为的官方垄断,由社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
抑制权贵经济;充分发挥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鼓励批评性和揭露时弊的报道,以媒体自由和新闻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团;制订《劳工权利法》、《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劳工权利、平等权利新时代;

  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中国应当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战略。教育第一战略的突破口是将教育指标(教育投入、城乡教育差距、义务教育完成率、研发支出、农民工培训等)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大幅度压缩行政成本,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点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遏止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据报道,80后的大学生数,城市是农村5.5倍。以后如果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总理应当辞职。

  公平与正义是立国之基。通过宪政社会主义的实践,公平与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三进三退"、"三个一体化"必将受到遏制,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找到了治国良方、走上了治国正道,也只有这时,中国的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

  20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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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承业:三亚一月避寒记

  603《又是一个春秋战国时期》12月13日晨就到了成都住女儿家,原准备15日飞三亚渡冬,哪知接到对方通知又改到19日出发,[15日夜成都下雪了,在家猫冬呢!我在想: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迄今为止的两次社会大转型,社会大动荡!这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社会体制的大转型,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时是完成从封建(分封建国)制度到极权社会的转型,从周天子‘礼崩乐坏’后到秦极权的确立,此后两千年‘皆行秦政治’,没有根本的变化,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社会大动荡!这就是从极权社会向现代(人权、民主)的公民社会过渡的大转型,这次大会转型早在百年前就开始了,从辛亥革命流血的开始、历经民国的建立、长期的国共之斗争、艰苦的抗日救亡、血腥的内战动乱、残酷的政治运动、到兴奋的改革开放,吃尽了苦头,也流了不少的血,付出了巨大代价,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毛泽东说‘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邓小平说‘还要解放思想,继续前进’,至今还在摸着石头过着河呢?还没有全民的共识,各种理论、方案与蓝图,层出不穷,这就是经百年探索的大变动时期最艰难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有两千多年道行的‘老妖’,而我们的觉醒也不过才百年,国际国内的环境也比当年春秋战国时复杂得多,所以,这场转型的路还长着呢,前进中更多有反复与失败,可是为了民族文明与进步,在那个时代尚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为小小的个人,在这大转型、大动荡时代,能做些什么呢?是随波逐流,醉生梦死;还是决望灰心,忧郁而亡;是坐等花开,乐享其成;是高谈阔论,不着边际;还是实事求是,尽其微力、勇于探索、踏实促进呢?仅管最后的探索很可能仍是失败。我却更欣赏那时化成蝴蝶的庄子。](此文发于《中国报导周刊》12月22日)。19日下午6时20分从冬天的成都起飞,8点45分就到了夏日的三亚,天气也来了个华丽大转身,导游带我们住到金鸡岭路的海华大酒店。[1],[2].

  604《初见南海》20日下午我们六人结伴,到了碧海蓝天,啊!沙滩、大海,这里海水不是如香港海那么碧蓝而是略混的,可沙滩很平、很长,绵几十公里,海边人也很多,小车还带我们参观了水晶馆、珍珠馆,晚上在海边吃了海鲜,吃了没吃过的海星、滩鱼等等,但也上了当,21日迁居到富荔湾酒店,这位于郊区的荔枝沟路,一个大型体育场,正在这儿建设中,虽较边远点,但可以上网了。22日下午,我们又去了碧海蓝天,而且还下了水,海水真使人舒服啊!23日,我们结伴乘车沿着美丽的椰梦长廓,经过一片片高楼,去南山佛教文化风景区:南山寺(我国最南端的寺院)、三十三观音堂、金玉观音和高108公尺的海上观音(洁白优雅高大无比的中华女神伫立于绽蓝的大海之中,这股永恒的庄严与美丽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在这里,我看见了海水,碧蓝的海水!海风拂面,蓝天白云,游人如织,比想象中的更美,下午,又到了天涯海角风景区,远远就望得见日月石,天长地久的爱情石,南天一柱、天涯、海角、平安、长寿以及不少各式各样的巨石,伫立于海边,寄托着人们的梦,给游人留下了永远的欢乐与怀念,这都属于南海的三亚湾的。[3]

  605《冬日南国》蓝天,有时是一片绽蓝,万里无云,/   有时飘浮着一团团白云,变幻无穷/   阳光,总是那么慷慨地普照大地,给于光明与温暖;/     海风,又总是无时不在地轻轻 爱抚着你,心情舒畅。/    来到海边:一望,无际的碧波,有拍节地扑打着海岸;/    海水,沙滩,敞开着宽大、柔软、舒适的胸怀迎接着你;/   还有那道路两旁的椰树林,给你以浓阴的关怀,雨林的气味;/    女人们总是那么漂亮,孩子们总是那么天真,/    嬉戏的男女老少,洋溢着欢乐与友善,/    时丢开了生活的烦恼,享受着这难得的闲暇!‘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就是南国风情。我更怀念起我的子华:她很久就想看看大海,没有等到实现这个愿望,就生病了,就丢下我走了。(2010年圣前夕写于三亚湾)。

  606《返老还童》24日在家休息了一天。25日是圣诞节,也是子华的生日,我永远怀念着她!上午,我们六人乘公交去到‘大东海’,这是三亚闹市区,广场就是在大海边,有美人鱼碉像,有沙滩排球、游泳场,下水后,快乐极了,这里沙粗些,浪大一点,要走快些,老站不动脚下就会有坑,站在海水里,振臂欢歌,这时四川还正临严冬呢!祖国之大,真是天南地北啊!后又漫步到鹿回头广场,没有看到‘鹿回头’,就作个造型拍照吧,像孩子样地嬉戏!26日在酒店休息。27日,去于三亚市东的‘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戏区’:从西大门入口登游览车,乘着山风欢乐地上山,第一站就是,香气扑面,各色兰花盛开的‘兰花谷’,两位身着民族服装、头载鲜花的少女,迎接客人,合影留恋,曲折山路,池水小桥,各色热带植物,争奇斗艳,林间小屋陈列了林林种种民族工艺品,还得见了有八百多年寿龄的活海龟,人若也这样一动也不动地活着,长寿又有什么意思呢?走过了‘兰花谷’,又乘车上行,到‘烟波亭’后,就走上‘过江龙索桥’,众人行走在长达数百公尺索道上,摇摇晃晃,闪闪悠悠,只能前进,无法后退,禁不住高唱:“向前走,别回头‘!真是有趣、好玩;后来又来到著名的高峰:群峰中最高的山顶却是几块巨石,其最高一石上撑着一把巨伞,这就是一个高高的观景亭,名叫’千里伞‘,站上去时,大风扑面而来,吹个不停,可以看到亚龙湾全景,远观大海;再后来又到了’热带天堂‘景点,真是名不虚传,有’南海第一楼‘,有面海的巨龙(’龙行天下‘), 这热带的森林里,都是灌木丛丛,枝繁叶茂,花果盛开,水量充盈,天高云淡,海风劲吹,处处皆是好景色!我们真不想走,在同行人的呼唤下,只好乘车下山,下山的风更大,可也更加欢乐,来往的游览车相遇时,都齐声高叫互致欢乐,真像孩子一样!人们都返老还童了吗!28日上午在家休息,下午在附近走走,这儿原是农村,叫丹洲村,现在却修了不少各式各样的大小楼房,都是农民自己修的,一家比一家好呀!只是格外凌乱,拥挤不堪,到处是苍蝇、拉及与废品,小道乱而尘土飞扬,农民真的富了吗?原来只是为了待租也。[4]

  607《上善若水,返璞归真》29日,我俩去田园小鱼温泉,泡了一天大小温泉:有亭子里的休间池,有各种中草药的多个小池,有温度不等的池子,有深浅游泳池,有冲水按摩池,可以享受到各方位的水流按摩,有戏耍小池,有儿童池,还有山间小池,曲曲折折分布在小山的花树之间,幽静而又温馨!而且,每个浴池旁更有悦耳的轻音乐伴随;更有海盐浴池,把人‘活埋’在盐池中,微有凉意,安祥舒坦。最有趣的是小鱼池,只要你停在水中,一群群小鱼苗马上就围上来。亲吻着你,弄得你庠庠地,如微电击一样,淑华把我抱在怀中,我俩在蓝天白云下,静静地躺在水里,享受这人间温情!还有满是小黑鱼苗的泡脚池,这些都是对人体有益处的保健,我们一一去玩过,兴犹未尽;游区处处都有休息设施,还备有免费的水果点心茶水供应;,游于这人人都退去了外衣,身着泳装,男男女女,赤膊面对,露出真容的天真世界里,真是开心一整天;,原来,这人啊,只要退去了外衣,就回归了自然的平等;在浴区,有一个几乎人人都得去的幽静的小院,门口一幅对联:“上联 ‘管它英雄豪杰人人卑恭屈膝’,下联 ‘无论家闰秀个个脱裤露腚’,横批‘删除内存’”,真是实话有趣!30日又在酒店休息。他们打了几天牌,我一个人,人地生疏,无聊无奈,无去处也。[5]

  608《天涯共此时》2010年的最后一天,我俩在祖国的南海边,参加了海滩美食节,在草坪留影后,又走到沙滩上,在大海边送走了2010年的最后一个太阳落到对面的海岛那边,吃了兰州拉面后才回到酒店在电视上观看晚会,同时也收到了许多的电话祝福,美美地过完了2010年。2011年元旦,在富荔湾酒店,我们常住的十四个旅客聚在一起,买了些鱼虾请酒店代为加工后,就形成了一个格外温馨的元旦午晏,真可谓:海边送日别旧岁,酒店小聚迎新年。‘2011’(爱你一心一意)。

  609《香巴拉离我们有多远》三亚这里把神仙住的地方‘香格里拉’也称为‘香巴拉’,这里位于保亭自治县有一个热带香巴拉,它就是著名的雨林文化旅游区‘呀诺达’:“ 呀诺达‘是一个形声词,在海南本土方言中表示一、二、三,景区赋与它新的内涵,’呀‘表示创新,’诺‘表示承诺,’达‘表示践行,同时’呀诺达‘又被意为欢迎、您好,表示友好与祝福。它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元月2日我们六人结伴去游,这里旅游设施较完善,每人都有一个电子导游器,挂带在耳上,走到那儿耳边都有伴着音乐的自动解说,进山就有游览车接送,山间数十公里的步行游道,全是有护栏的木板梯路与天然巨石、吊桥相接,平整清雅。处处有林间坐椅与观景平台,自然而又温馨,景色真是美不胜收!上午,我们一一走过了几公里长’雨林谷‘,见识了目不暇接的热带奇花异草,千年灵芝,百岁鹦鹉,黎族少女着民族盛装欢迎客人;中午,用餐休息后,有鹦鹉表演与民族歌舞;下午,又走上更长的’梦幻谷‘,这是一个下山的峡谷,有巨石、瀑布层层叠叠,又是一番风光,更为奇特的是,明明是阳光穿林,可突然会有微微细雨下落,有时还会是大雨点响着呢,这山中水气充沛,抓一把空气也能拧出水来,呼吸也是湿润的,难怪这藤萝遍山,缭绕着巨石,从石缝中,更从空中吸收水份与营养,维持其生存,有的藤曼竟能长达百余公尺呢!互相扶持与支撑,流传了许多人为的佳话,可这林间更有植物的互相绞杀,毒树、毒果、毒草、毒虫处处皆是,这就是生动的丛林法则啊!这是人间仙境吗?仅管游区,人为地制造了不少,爱情、亲情、幸福来祝福。下山后,欢乐的车在唱着’呀诺达‘的欢声中把我们送到出口,景区工作人员,列队送行,然后,大巴在音乐声中送我们回市区。真正的香巴拉还是在人间,还是要靠人们来创造。(还一条游路,叫做’踏瀑戏水‘,那是年青人玩的,我们没有去。)[6].

  610《海风,你尽情地吹》3、4日又是在酒店呆着(他们忙打牌),多日如此,真烦人,这里伙食很差,吃不好,睡不安,头晕欲吐,让人受不了,附近也没有去处,独自一人,坐卧不安。5日,先是六人结伴,上鹿回头广场,这儿有不少人休闲,歌舞,我们在树荫下,大石上,或坐或聊,中餐后,他们回酒店了,而我俩却仍去大石上休息,然后又漫步海边,在一个茶坐,要了一个椰子与包谷,听着音乐,看着下面的海滨浴场,中外的男女老少身着泳装,展现出活力与欢乐,最可喜的是,蓝天,,碧蓝的海水,海浪,沙滩,更有那持续的、轻柔的、湿润的、甜美的海风,这超越了国界,又不办签证,不怕封锁,不受屏蔽!它是来自南海,来看浩瀚的太平洋,更来自大西洋的普世界之风,真叫人享受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同一片篮天之乐。这海风吹得我们心情特好!

  611《霸道的麻将》麻将与其他各种文化娱乐相比,其问题在于:1,时间太长,甚至没完没了,太误事;2,不好一二人玩,它涉及到多达四人,竟把这四人拴在一起玩,由不得其中任何一人随意退出,这不仅违犯了游戏与娱乐的自由与随意原则,这更像一场绑架,而不是娱乐,在相当长的时间把四个人绑架起来,甚至有时差一个人时,企图约另一个人参与,而这个人若是不愿意,就会被这三人认为防碍了他们的娱乐而落怪,真是岂有此理!这甚至是绑架了无辜,这就是更误事与防碍了人际关系,有许多因此而情侣分手,而家破情断的; 3,玩久了,却也大多是并不会增加这四人的友谊,往往还洽得其反; 4,它更有上瘾与赌博之患,可赌博只是‘谋财’而它更‘害命’(大量消耗时间,破坏了人际关系,就是‘害命’);5,它的唯一用处是可以尽情地打发对这四个人来说都真的有,而又同时有大量的多余的时间,而又不防碍其他任何人时;6.它的其它好处是能促进‘少谈国是’,此外还不可告人的拉关系行贿之目的等等。因此除在上述5的情形下外,我是从不玩麻将的。我的不玩麻将与他们的爱玩麻将,都是个人的自由,理应相互尊重,奇怪的是,我这个不玩麻将的人,常被爱玩麻将的人,认为是对他们的防碍!这就是麻将的霸道了!

  612《浪漫温馨岛》6日又只好无奈地呆在酒店。好不容易啊,我们二人7日才迎着风也出了门,随便走走,竟到了三亚河上的步行木质桥,这桥的造型很独特,若一上下起伏过江的巨龙,木质栏杆与桥面平整光洁,走过之后,经一小巷,又是一曲折木桥,紧跨于临春河上,走过去,别有一翻天地,乃一幽雅开阔的白鹭公园,真世外桃园也!带着这愉快的心情,下决心,联系了明天的旅游。8日,早上车来接我俩沿凤凰路到三亚湾的核心海边专门码头,乘上过海小快艇,在蓝色的大海上飞驰,激起一条条白色的浪花,一上一下疯狂颠簸,真是刺激!兴奋!经8海里冲击,就到了弛名的西岛,又名玳瑁岛、西瑁洲,一上岛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全岛真是一个仙境,一个人为的海岛风情,处处是绿荫与鲜花,处处有各式各样的采色雕塑,蚌壳,海螺,巨龟,螃蟹,海虾……,五采缤纷,活生生一个海的风味!处处都是平坦的道路,处处都有漂亮的坐椅,处处都见到友好与欢声笑语,处处都能听到大海的涛声,嗅到海的气息!这里还有各种海上运动设施,(可惜,我们老了,没能去玩,深为遗憾!正如说的‘当年有牙时,没有花生豆,现在有花生豆了,可又没有牙’)。更神奇的还有,坐游览车可以很方便地到附近一个相连的更小的小岛‘牛王岭(岛)’,又称‘牛公岭(岛)’,岛上有从海边巨石一步步到最高顶的观景亭台,还有一尊巨牛石雕:“金牛奔海‘,牛气冲天,扑实生动。我就爱人世间的这一股子牛气!这儿游人很多,登山观景,海边嬉耍,自由自在,许多都是情侣双双,家庭出行,其乐融融,十分温馨而又愉快,下午离岛时又乘两层的大船,这得以站在船上观赏这一望无际的碧蓝的大海,不停地翻腾着浪花,真是浪漫温馨一日游,恰巧这个西岛又名’浪漫温馨岛‘。[7]

  613《倒霉与开心》9日是最倒霉的一天,我们几人高高兴兴地出门,在2路公交车上,同行的友人就遇上了小偷关照,丢了小包,弄得大家都没有心情去玩了!情绪总是调整不过来。天气有些转变,多云,风大一点,到10日下午,我俩去鹿回头广场参观了正在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三亚)国际热带兰花博览会”:繁花似锦,目不暇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大自然给了人类的美感,又经过了人为的精心培植与创造,才有了这般美的享受,使人忘却了不快。置身于这太多的人为繁华之中,我更难忘的是那深山幽谷或荒郊野岭之地的野花,孤芳自赏,更使人难忘!这儿有太多的拍不尽的好镜头,使人反而无从取舍了,只好随意拍了竟有六十七张照片,作个纪念,乃依依不舍地离去。晚餐后,我们在酒店的大厅还玩起了小足球呢(这是我们昨天发现的一个随意小运动,就是无意在地上发现一个小小的被丢弃的红色药丸,如小红豆一般,可在地上踢来踢去,这就锻练了身体,活动了筋骨),直到晚上也十分快活。[8]

  614《海上同学聚会》11日气温继续下降了一点,没有大太阳,下午,同学廖君邀请我们到他在此地的别墅作客,这还是小民第一次亲临这种富人的休闲居所呢,来车把我们带到海边红塘高尔夫球场附近的别墅区,一进大门,就进入了一片巨大的花园,到处是景观,幽雅弯曲整洁的车道,一直到门口下车,这是用鱼池小桥相连的两幢独立的小楼,都是一楼一底,室内布置一用中式,一用西式,家俱豪华讲究,但不拥挤,上下休闲阳台与庭院,花草繁茂,没有任何干扰,十分安静,可惜我们带忘了照像机。估计现值价总约三千万,这不是许多人可以买得起的(以每月高达5千元工薪收入的人来说,要不食不穿工作五百年呢!),我们只望有更多的平民也能有这样的居住条件与休闲环境,‘不患富,而患不平’也!(古人云‘不患贫,而患不均’早不足取矣)。晚上,主人又送我们到位于榆林湾的红沙码头,这是一处更深的内陆海湾,海水平静,浪很小,乘渔船到漂浮于海上的‘鱼排’入坐,吹着带有浓浓鱼腥味的海风品尝着地道的新鲜海鲜,半个世纪前的老同学们相聚海上,共话当年,真高兴了![9]

  615《气温变化,再去温泉》12日,天阴(预报有雨),降温4-6度,(此前一直是28度左右,风向为东风,现只有22-24度,风向为东南风),人们也加了衣服,从夏入秋了,不好外出去玩,。到13日中午,太阳出来,放晴了。14日我俩还想再去泡一次温泉,就换个地方试试,于是联系去了南田,这儿有一个亿阳南田温泉,经过海堂镇,一片片大好国土,真是宝岛海南啊!这里的温泉,设施不如田园温泉好,项目也少,但也可以,游客不多,老年人居多,泡在池子里休闲,中午大家穿泳装到大厅午餐真也有趣,下午泡在池里,接受无数小鱼儿的亲吻,还下着小雨点呢,大家说说笑笑,又大大地放松了一天,洗后全身光滑舒坦。[10]

  616《有容乃大》15日与德阳来的朋友(许国玲等)相会,他乡遇故知,分外亲热,又是一番乐趣,我们相约在海月广场聚会,这儿是三亚海边一个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有标志性的广场建设,这儿游人特多,在海边玩,很开心,在大海边戏水,心情也会像大海那样宽阔起来,赤脚走在平整细致的沙滩上,海水一浪浪打来,把衣服都沾湿了,真惬意极了,我试了试,海水是咸咸的,大家在沙滩上坐下玩,也有人在沙滩上玩沙堆造型,各式各样,天真有趣。从这还能望见近在只尺的凤凰岛,这是一个人工填造的小岛,有大桥相通,上面已建有大楼与园林,现还正在建设中呢。人类了改造利用了自然,同时也污染了自然啊,16日得知《往》刊可能要停,大海啊,有容乃大。[11]

  617《闲谈趣话》无事是在一起闲聊乱扯,看了许多住处,有大小酒店与出租房,环境也大不一样,比较起来,都认为还是别墅区好!可是这一套高达三千万的住宅,要一个月薪多达五千元的收入者,不吃不用积五百年收入才行,但购得之后,竟是只有七十年土地使用权,七十年后又如何呢?据说可无偿收回,真笑话也。若真是无偿提供给你这样一套房住时,入住后使用与管理费(物管与车费等)也是每月达几千元,而使我辈又闻而却步了,真有趣也!三亚此地外国游人很多,多为俄国人,还有许多俄国商店与酒楼呢,而国内的人又数东北人多。17日到步行街了市场玩。

  618《东北风为我们送行》一月前从寒冷的成都飞来三亚,是27-28度(东南风)温暧接待了我们,享受了阳光与海水,现在要回去了,又是降温为我们送行,深怕突然回到冬日有所不适,这几日三亚气温是21-22(东北风)。这次出来玩,历时一月,拍了约八百张照片(分11组,上面与该文字有关的照片组编号用[*]号附在该文后)呢。旅游公司为了省钱购得的是18日23时飞机票回成都。

  侯机时,三亚凤凰机场为我们拍照纪念,后得知航班延误,到19日0点20才起飞,到成都已近晨3时,天空正飘着雪花,回到成都女儿家,女儿早为我们安排了温暖的住处。晚上成都的两个女儿为我们接风,20日,大雪映梅香,正是雪梅的生日,21日义忠开车来接我们回德阳,又为我们接风。结束了整整四十天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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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子: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为何能独领风骚?

  1月27日晚19:35,湖南卫视现场直播小年夜春节联欢晚会,整场晚会各个节目都围绕"快乐一家人"主题展开,体现了浓浓的小年气氛。这是湖南卫视连续第九年在"小年夜"直播"春晚"。据悉,本次春晚 CSM25收视率3.28,收视份额10.1, 全国同时段排名第一(包括央视所有频道)。

  大多数人或许认为,由莎拉。布莱曼与赵本山这类顶尖明星组成的强大明星阵容是本次"小年夜"春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可在我看来,其实却并非如此——因为,一般来说,只要舍得出钱,哪一家电视台都能请来这些大牌明星,尤其是央视,什么明星请不来,为什么国内其他所有的电视台都没有像湖南卫视那样深受民众喜爱呢?

  湖南卫视的成功得益于三个"为":

  其一,创意为王。湖南人身上有"匪气",一向敢为天下先,这种"匪气"在湖南卫视的节目策划上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管是前些年的"玫瑰之约"、"快乐大本营",近些年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享誉全国的品牌栏目,还是将于2011年推出的《非常靠谱》、《喜剧之王》、《给力星期天》、《好奇大调查》四档全新电视栏目,湖南卫视总是开风气之先,抢在同行业的前面。就拿"小年夜春晚"来说吧,自1983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以来,各大卫视都纷纷举办自己的春晚,可央视在春晚这块一直处于"霸权"地位,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能挑战;但是,湖南卫视却退出了这一时段的竞争,另辟蹊径,独家锁定"小年夜",抢在央视和国内所有其他电视台的前面推出了每年的第一台春晚,赚足了观众的眼球——这ç
��有点老子所谓的"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味道。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不但是一个"大鱼吃小鱼"时代,更是一个"快鱼吃慢鱼"和"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不可否认,湖南卫视也在争,可它玩的却是人无我有的"不争之争"——争的就是创意,争的就是标杆,争的就是比竞争对手更快地占领目标市场。

  其二,以人为本。从我们的政府多年来一直倡导"以人为本"这一点可以见出,其实中国社会最缺少的就是"人"。几千来来,中国社会一直倡导的是"以'神'为本",满眼看去尽是些神圣的或崇高的玩意所组成"无物之阵",陷入这种"无物之阵"的那种被称为"人"的生物要么把自己当成神或作为人的镜像的魔,要么将他人当成神或魔,就是不把自己或他人当成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缺点、有局限的人来看。正因为这样,活在中国很累,因为你得装崇高、装正人君子。然而,不管你怎么看待自己,也不管你装什么,你终是摆脱不了人性的弱点,是故,咱中国人一般都具有多重人格且严重地人格分裂,如鲁迅所说的,"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湖南卫视的好处即在于它"把人当人看"和"把人还原成人"——它不装
崇高、不装神圣,也不装高雅,而是定位于普通民众日常的、最基本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俗话说,"大雅近俗",相反,也有可能"大俗似雅"——湖南卫视的节目大多都很"俗",但却绝非"俗气",甚至称得上是"雅";相比较而言,某些自以为"很雅很神圣"的电视台,可能才是真正的俗不可耐。

  其三,步步为营。湖南卫视非常重视品牌栏目的打造和策划,往往每推出一个新的栏目,总是能将其做大做强,使之成为品牌栏目。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一个品牌的树立,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湖南卫视非常注重在一个长时间段内节目安排和设计的整体性和整体效果,各个时间段之间的节目和活动环环相扣,互相关联,往往在进行前一阶段活动的同时,就为下一阶段的活动埋下了伏笔,做好了铺垫,做足了前期的宣传工作,吊足了受众的胃口。也就是说,对湖南卫视来说,一个新的品牌栏目的出现并非突然"空降"的,而是从老的品牌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这种策划手法既需求从从大处着眼的战略性眼光,又需要从小处着手的务实精神,而以上两点正是湖南人的特点。

  目前,各大卫视的电视节目之间的同质化非常严重,而湖南卫视却以其独特的个性有效地避免了同质化。齐白石云,似我者死。偷来的拳头是打不死本人的,各大卫视欲与湖南卫视争锋,当从学习湖南卫视的三"为"上着手,若从学习湖南卫视的节目形式入手,则无异走入了死胡同。

  作者博客:http://lihuidzdevil.tianyab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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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胡奥会,中美冲突格局没有改变

  2011年1月18日抵美访问, 19日、第二天就公布了胡氏访美450亿美元签约大单,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布"中美联合声明"(原定中方是希望签订第四份中美《联合公报》,但美方不同意), 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结束美国之行。短短的四天,引起海内外、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胡奥会"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于1月23日召开记者会在台北透露,这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中国原本希望双方元首能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communique),并纳入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字眼,由于美国坚持不同意,中国才放弃。薄瑞光在台北会见马英九总统说明"奥胡会"内容之后举行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一直把台湾放在心中"(we kept Taiwan in mind),尽可能让结果不致违反台湾的利益。至于为什么�¸
�让"核心利益"的字眼放进联合声明?薄瑞光说,因为"那将导致一些困难和误解",重申了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存在。然而,全球各国都对"胡奥会"做出自己的解读和认知。

  中国官方有一种普遍流行的官方观点认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结合的越深、越紧密,中美关系就难以分离,美国就难以出手"。而此间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的会面,虽然没能从根本上化解涉及两国核心利益的一些分歧,但从两国在"胡奥会"后发布的41点《中美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两位领导人还是能够在关乎中美双边关系和全球事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事实上,主张美中两国加强合作并非奥巴马个人的看法,应是美国政界的主流观点。此前,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力的两位'外交教父'——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前国务卿基辛格,都对中美关系做出了公开表态。布热津斯基在1月3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胡锦涛访美'将是继�‚
�小平30年前访美后,最重要的中美高层接触';基辛格1月13日则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警告,中美若不加强合作,势必爆发新冷战,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当然,"胡奥会"的"世纪大单",使中共党与美国国家间的政治"矛盾"有所缓和,化解成了国家与国家间的经贸"冲突",中国愿意承担、消化这些国家"成本"的聚增,像奥巴马签署的"轮胎特保"案等关税惩罚一样,中国崛起都完全扛得起、能够消化起这些成本的增加。

  香港《明报》署名孙嘉业的评论称:"胡总此行,也可以说美国是用虚的面子换了中国实在的里子"。"从公开的报道来看,似乎中方是施多于受,不但签下450亿美元的大订单,还对美方公开作出取消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优惠挂钩的承诺,至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胡锦涛访美期间连创新高,亦被认为是对美低头的表现。相对来说,美方的承诺多属含糊抽象,从开放高科技出口,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没有一项明确落实时间表"。"按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近20年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因此,对外就是尽可能减少麻烦和发展的阻力,对美国这个头号强权大国,即使没有任何帮助,只要能减少阻挠,已是善莫大焉"。

  中共依然是60多年来被动的"接招",美国主导世界的"方向"没有任何主流改变,中国还没有"能力"来主持大多数国家、以提出自己的"主张"来让各国来响应。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郑永年评论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胡奥会'所传达出来的信息的重要性并非对会谈和声明作简单解读所能揭示的。这样一次高峰访问并不能仅仅从谁得到多、谁得到少这样一个'成本-收益'程序(例如中国得到了面子,美国得到了实利)来分析的。中美两国关系是一对可以决定整个国际关系大局的大国关系。从这个视角看,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两国的再确保(reassurance),那就是,守住合作底线、避免冷战、继续寻求和推进合作关系"。

  但这种刚刚崛起的"大国关系",没有明显、任何可以的"游戏规则"来加以确保"安全",更没有双方国家利益的根源、诸如人民币与美元可"玩"的"游戏规则"来约定,至于南海、黄海更没有怎样不引致中美两国"冲突"的任何"游戏规则"?

  香港《明报》社论称:"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关键在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8个字,由胡锦涛向奥巴马提出,获得认同,成为新阶段中美关系的定位"。"中美之间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形,这是两国建交32 年以来,中国在两国互动中,首次取得有实质意义的平起平坐地位。这个变化,不但对中美互动和双边关系发展极其重要,对于全球整体格局,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2008 年金融海啸之后,西方学者提出的G2 概念,即全球事务由中美主导的说法,虽然内地抗拒这个提法,但看来会成为事实"。

  货币争拗,将成为中国与全球各国争端的一个大常规趋势、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香港《信报》社论称:"从会晤后所发表的41《中美联合公布》看,在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仅各自重申了立场,中美关系并无取得突破性的发展,且更显露中美'竞争性'关系的一面;'理性猜疑'仍为两国主导的战略考虑要点,这方面未因胡主席此行而有所改变"。"照目前发展形势观察,中美之间'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蕴含竞争',这种博弈格局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在目前'竞争性'作枢纽的关系运行轨迹中,彼此会作出'理性防范';如何透过互建信任、军方加强交流,并筑构两国精英常设的交往机制,避免把'竞争性'的关系转入'敌意性'的对抗,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和变化十分重要"。

  贸易争端,将成为中国崛起的一种主流行为,世界各国将依据WTO规则全面向中国发起"围攻"。以印度国为例,自2010年1月到2011年1月底发起反倾销调查、克税、终裁等50多项(此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巴西拉美国家也将与中国发起贸易战全面攻势。

  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20日刊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总裁、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何慕理(John Hamre)文章称,"在过去15个月里,中美关系的紧张因素不断上升。我知道,胡锦涛主席一直试图把'负面能量'从中美关系中剔除出去。很显然,我们(美国领导人)想做同样的事情"。"虽然(美中关系中)最近这种紧张氛围有所冷却,但总的来说,我预计,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比过去十几年面临更多的困难"。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WSI)中国项目主任孔哲文(Eric Hagt)认为,"说这是中美根本性地改善两军关系的最后一个战略机遇其实并不言重。或者我们的合作(通过胡主席这次访美)在包括朝鲜、南中国海以及伊朗等安全问题上真正向前迈步,或者在确实困扰军与军关系的'透明度'以及'投桃以报李'的交流上予以真心的�Š
�强,否则我们可能将看到美国开始从针对中国'两边下注、以防万一'的战略姿态向直接的军事危机防范部署方向转变"。

  美国的目的与要求非常简单,这就是"利益"。美国的利益将大于、高于一切,除了以国际共享的WTO规则、知识产权向中国发难之外,美国还将以《美国贸易法》的 "337调查"、"301报告"等向中国发起贸易报复战。最后,美国还有倚天屠龙之神剑——"汇率操纵国",将别国打入"汇率操纵国"之列,而引发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全面堵截与制裁。

  中国博友"等你爱我"在她博客中评论说:胡锦涛书面回复来自《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提问,至于中国今后的发展,胡锦涛表示中国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他指出,过去三十年的的经济成就,已经验证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胡主席讲话真是太给力了,虽然还有极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包括本人)愚钝尚未感受得到,但还是支持胡锦涛主席,给中国长脸了,人民幸福的泪水一个劲流啊!而且胡主席太谦虚了,不只是成功,中国的政治制度应是世界最成功的,只有中国的民主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假民主。历史必将证明:世界各国一定而且只有走中国式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的出路。中国成功了,中国的模式,应推广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中国的成功,不能只在少数几个国家推广,
要造福世界大多数人民"。

  "中国特色"已经兀立与全球各国,怎样让"中国模式"也应用世界各国?中共依然是所有"法制国家"的禁忌,依然是所有"法制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公敌"没有任何改变。

  2011年1月19日,中国农历新年还没有到来,"胡奥会"却双方签署、公布了"中美联合公布"41条,是一个一年来争斗妥协的框架协议,"玩玩"41条是及其美妙的。"胡奥会"先行签署、达成了2010年前后的"不高兴""备忘",却没有就美中争议推出新的"游戏规则",接下来关键就要看美国、中国双方的实际"动作"了,中国与美国450亿美元的"签单"能取代售台武器、能跨越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吗?2010年中国与美国贸易逆差2700亿美元怎么办?人民币升值还要玩多久?人民币升值到什么时候可以适可而止?(相信美国的耐心十分有限)还有朝鲜每每挑战国际社会的神经等,都将考验"胡奥会"的成果……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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