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诺斯 （Douglass C. North）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划其中的精髓。
亚当�史密斯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史密斯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杨小凯的新著"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
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在 16 至 19 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划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们的新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他们认为 16 至 19 世纪西欧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片段现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纪大西洋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理论的样貌，或能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完整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
强森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第三、强森等人引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 （殖民地） 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捐来支应战费。英国对前殖民地香港连这种战费要求都没有，所以中国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税。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
殖民地而满足祖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所以，依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 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针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划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划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专制程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
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 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莫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 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独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
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专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总结的说，强森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颠覆了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事实上，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反而发生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阶级。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杨小凯和廖最近用一个超边际经济模型严格证明了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国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很不幸的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处，不但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所独占。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国政府仍然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中国政府不允许私人任意成立企业，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就须和政府建立关系，行贿甚至收买政府官员，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国成功经商要靠关系，讲门路；造就了表面上是私人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以及最严重的，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逐渐严重的情形。
中共 16 大会议中通过开放资本家入党，16大中出现了很多官商及与官方勾结的股份公司老总。这种作法其实更是将垄断利益制度化。其结果是让中国更像 16 世纪的西班牙而非英国。这让中国政府与有商业活动的特许阶级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化」的倾向。
因此，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限制政党不得从事营利事业，党库不能通国库，允许政党自由竞争，建立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允许政党轮替，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国能像 500 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国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兴盛一时，但终究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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