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么？

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么？

芦笛

丁一夫先生的文章《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1959 拉萨！〉一书中的尼周密谈》，该文援引《明报》记者李江琳的垃圾专著，介绍了中印冲突。该文“介绍”了中印边境的冲突渊源，其要点是：

1）西姆拉会议是中国、英国与西藏三个国家召开的国际会议。它划定了英属印度与西藏的边界，“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麦克马洪线是西姆拉会议的产物，而这个会议和这条线的历史背景里，不能抹煞当时的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换言之，该会议及其产物麦克马洪线，不但划定了西藏与英属印度的边界，而且证明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

2）周恩来与尼赫鲁在1956年密谈时，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并变相承认西藏是个独立国家。

丁一夫在文章开头时说：“最近，李江琳所著《1959 拉萨！》一书，提供了一些史料，让读者看到，中印边界问题走到今天这一步，和西藏问题分不开”，后来又引用了李江琳在其著作中引用过的尼周密谈片段，但没有说明上述第一点典从何出。不管是否来自于那文科蠢妪，都有必要澄清一下史实。

关于中印边境争端，任何人只要看过Neville Maxwell所著的India’s China War，便能立即洞晓其来龙去脉。熟悉中共“外交”套路的人更能洞见那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丰硕成果，是毛周最擅长的“花钱买仇人”的冤大头神功产物，中印边界冲突完全是毛周卖国不成引起的。

作者Maxwell（中文译名马克斯威尔）在查阅了大量印度档案后，在1971年发表了这本权威专著，指出与国际上一般印象相反，印度才是侵略者。为此，作者得罪了印度，却让中国十分开心。中共在文禁最严的70年代（记得似乎是74年）不但组织人翻译出版该书（中文书名《印度对华战争》），并公开发售，还把作者请到中国去白吃白玩了一通。当时新华书店里“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小芦某日忽然在书店看见此书，喜出望外，立即掏钱买下，带回家去细细攻读。当时年轻，记性颇好，由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十年前我还根据记忆，在《为什么要了解日本》一文中扼要介绍了中印交恶的由来和发展。前段准备把《治国白痴毛泽东》写成书出版，还特地去邮购了该书。此书堪称权威专著，凡是谈论中印冲突的著作都要引用。只是它惹恼了印度，因此阿三不遗余力地诋毁之，甚至诋毁到《维基百科》上去，说该书完全是凭想象写成的，没有任何证据，云云。

其实一般读者根本也就不必去看那本专著，懂英文者只需在网上查一下，也就足以看出上面所说第一点完全是天方夜谭了。事实上，西姆拉会议完全是非法的会议，由此产生的西姆拉协议以及会议画出的印度北部边境线“麦克马洪线”完全是非法的。不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如此认为，今日的英国政府也如是认为，哪来什么“确立了印度与西藏的边界”，“表明了西藏是独立国家”的胡说八道！

一、西藏是独立国家么？

要讲清这个问题，先得弄清“主权”与“宗主权”这些西洋概念。

我反复在旧作中指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观念是西方来的进口货，民族主义更是舶来品，老祖宗并无这种西式概念，是洋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的“江琳式”花岗岩头骨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柱石观念，就是“主权” （sovereignty）观念，两次鸦片战争其实都是天朝缺乏此种观念而引发的，我已经在《百年蠢动》里介绍过了。

有无主权观念，以及中央政府能否行使主权，构成了nation与country的区别，似乎可以说，1949年前的中国只是个country，并非nation。清廷直到拳乱后才开始获得主权观念，而民国中央政府虽有充分的主权意识，却并无行使主权的充分权力，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张氏父子霸占的东北居然享有外交缔约权，可以不理睬中央政府，单独与毛子签订外交条约。按丁一夫的逻辑，那时的东北也是个独立国家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主权？这个概念在西方一直有争议，把《维基百科》介绍的定义翻译如下：

“主权是支配一个地理区域（诸如领土）最高的独立的权威的地位。它基于一个不能完全用法律来解释的政治事实之上，在统治与立法的权力中表现出来。”

这话说得很费解。而且，不同的国家，其中央政府的主权也不一样，单一国家与联邦国家中央政府的主权内容就不同。这么说吧，不管国家结构如何，外交权是最低限度的中央政府的主权，特别是涉及到领土完整的外交权更是 exclusive的，不容地方政权置喙。

宗主权（suzerainty）又是什么呢？《维基百科》的解释是：

“宗主权存在于一个地区或民族是某个更强大的实体的藩属的情况中（中文直译为“朝贡国”，日文翻译为“册封国”），后者控制前者的外交事务，但容许该藩属国某些有限的内政自治。”

由此可见，藩属国虽然可以在内政上自治，但没有外交权，外交权属于中央政府的exclusive的主权。

可惜这些概念都是西方发源的，古代中国并无此类观念。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是全世界（所谓天下），正中央是天朝，周围都是瑟缩在天朝文治武功之下的蛮夷，只能臣服，不存在平等关系。天朝对蛮夷只有“施恩”与“加威”两手，只有“国体”（“华尊夷卑”的国家体面）需要考虑，没有什么“国家利益”观念，遑论“主权”。正因为此，清廷才会将司法主权、关税主权等等拱手送人，认为那不过是蝇头小利，也才会拒绝外国公使入京，迟迟不肯成立外交部，把外交权下放给两广总督，听任两江总督何桂清去自主开展外交，直到鬼子烧了圆明园，才被迫开了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还全靠较能灵活应变的恭亲王竭力主张。也正因为此，天朝与蛮夷的边界从来是模糊不明的，哪像欧洲国家那样划得清清楚楚，挪动界碑一英寸都要流一超级油轮的血！

这当然不是说中央政府不能控制地方政府。当时的模糊观念，是把“天下”分成“内地”与“外地”两部份，所谓“内地”也就是明朝传下来的十八行省，由朝廷派官实行有效统治（rule），而“外地”也就是周边的蛮夷，包括朝鲜，安南，蒙古，西藏等等（新疆不在内，那与东北一样，由满洲将军统治）。对这些地区，朝廷是“君临”（reign）而非“统治”（rule），把它们当成了藩属，也就是不派出官员治理，不要求人民纳税，由该地区（国）实行自治，只要求那儿的统治者称臣纳贡。内地的统治方式称为“流”，而“外地”的统治方式称为“土”。至于内地与“外地”的边界如何，基本是一笔糊涂账，顶多是个大概其，从未准确勘测过（也没有那技术能力）。“外地”的国界怎样，就更是两眼一抹黑了。

不仅如此，同是藩属国，不但自治程度不一样，与内地联系的密切程度也不一样。琉球、缅甸与内地的关系，与安南、朝鲜的完全不一样，前两者的称臣纳贡不过是个名义而已，朝廷连君临都谈不上，而后两者可是实实在在的藩属国，袁世凯在朝鲜时不过是个小官，可他就能把朝鲜国王他爹抓回京城，让有司去论罪，说明中央政府可以任意控制朝鲜的国政。即使同为关系比较近的藩属，西藏与内地的关系，根本就不如蒙古的紧密。因此，所谓“外地”，其实也是个很模糊的观念。

国人糊涂，鬼子不糊涂。大英这些概念非常清晰。它虽然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兼殖民主义国家，但属于“文明帝国主义”，不是俄国与日本那种“烂污帝国主义”，虽然到处攻城掠地，却是按照“尊重私有财产”的文明规矩来的。在西方人看来，其实所谓“国家”，也就居住于其上的人民的私有财产。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因此，英国鬼子一般不入侵主权国家，但拼命占领“无主地带”。大英的殖民地一般都是从未建立过明确的国家的地区。非洲、美洲和中东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亚洲的印度，在英国人入侵时，莫卧儿帝国也早已土崩瓦解，再不是个统一的国家，末代皇帝的治权不出德里，甚至无法控制臣民叛乱，不得不向东印度公司寻求保护。而中国可不是这种状况，其“产权”比较明确，因此他们只求与中国建立平等关系，在中国实行自由贸易，并不打算鲸吞蚕食中国，不像毛子与倭寇那样包藏祸心。

尽管如此，若用鬼子的观念（也就是今日之所谓“国际观念”）来套，不能不承认清朝与西藏的关系确实是suzerainty的近似物乃至等价物。这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朝廷一直向西藏派出名义上的总督——驻藏大臣。虽然驻藏大臣根本不懂藏语，而且多为宦途失意的官僚，又为高原病所苦，不可能也无意去干涉西藏内政，但他毕竟是名义上的监国，并非藏独人士说的“大使”（其实清廷一直没有国际平等观，既不向外派出大使，也不接纳“外地”的大使，直到圆明园被烧后才被迫接纳鬼子的大使，开始学着用平等态度对待“外地”蛮夷）。更重要的是，从乾隆皇帝开始就用“金瓶掣签”的方式册封达赖喇嘛，在名义上确立了西藏的册封国地位。

但英国鬼子毕竟还是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这是因为朝廷对“外地”拥有的“产权”不是很明确，当然要引动英国鬼子的觊觎。而西藏边界的模糊，就变成了该国某些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借口。

实事求是地说，西藏“自古以来”并非中国的领土。直至明朝为止，它连藩属都不是，与中国一点相干都没有。它变成中国的藩属乃是清朝的事。即使是在民国时期，它也保持了这种暧昧模糊关系，从未宣布过独立。真正结束藩属地位，变为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领土，乃是在共军进藏之后。这不但由中国实施有效统治决定，更是由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确立的法理地位。

因此，如果尊重历史，就必须承认，开西姆拉会议之前，西藏是中国的藩属国，不是什么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事实，就连当时的英国政府都承认，并不是如今的藏独分子以及李江琳之类文科蠢妪可以否定的。

 

二、中印边界的历史沿革

丁一夫说：

“中国和印度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长达千年的交往中，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大的争执和战事，因为两国从来就不是相邻的大国，没有边界问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别的位于沙漠和高原的国家，比如西藏。它们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缓冲区，成功地维持了中印之间的和平关系，但是现在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成为一触即发的冲突导火索。”

他的意思是，由于中国吞并了西藏，才使得本来不相毗连的中印成了紧邻。这完全是出于无知的胡说八道。

的确，西藏与印度之间原来确实有若干缓冲国，诸如尼泊尔、不丹、锡金、克什米尔、拉达克、锡克帝国等诸多国家，然而在这些小国中，有的不是中国藩属，就是西藏的朝贡国或附庸国。

尼泊尔就是这样。1769年，廓尔喀人征服了尼泊尔，建立了沙阿王朝。尚武的廓尔喀人于1788年入侵西藏。第一次入侵时，清朝在西藏驻军较少，监军只好答应给廓尔喀人每年一万五千两的岁币，廓尔喀人因此退兵。但1791年又卷土重来，占领了西藏大片地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向乾隆皇帝求教，乾隆派大将军福康安率大军驰援，击败了侵略军，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城下。廓尔喀国王只好求和，允为大清藩属，每五年朝贡一次。1814年-1816年，尼泊尔与英国开战，尼泊尔向天朝求援，天朝竟然见死不救，致使尼泊尔被打败，被迫与英国媾和。即使如此，尼泊尔仍甘心做清朝的藩属国，以平衡英国的威胁。1854年尼泊尔再次入侵西藏，迅即为清廷制止。清廷还与尼泊尔在1856年签约，尼泊尔承认中国在该国的特殊地位，并保证在西藏遇到外地入侵时加以援助。尼泊尔一直坚持向清朝上贡，直到1908年才停止（一说1910年）。这不是中国自己吹的（当然，两平廓尔喀是乾隆自吹的“十大武功”之二，其实第一次不能算，是监军巴忠虚报战功），不但写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1]，也记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国家研究”里[2] 。

这说的是中国的藩属国，西藏自己也对不丹与锡金拥有宗主权，而拉达克（亦即如今之克什米尔之一部）则是西藏的附庸国。根据西藏与拉达克于1684年签订的条约，拉达克虽是独立国家，但其独立受到严格限制。不仅如此，拉达克人基本是藏族，有大量的藏传佛教僧侣与寺庙，而这些寺庙如同西藏的一样，不但奉达赖为活佛，而且形成了管理人民的组织网络。因此，连西方学者都说：“把拉达克看成是西藏的一部份大概是最合适不过的……，而西藏在那时毫无疑问处于中国控制之下” [3]。然而1834年由锡克帝国支持的多格拉人进攻拉达克，拉达克向西藏求救，但清朝驻藏大臣拒绝派兵，致使拉达克被多格拉吞并。此后多格拉攻入西藏被击败，藏军乘胜前去解放拉达克，却又被多格拉击败，双方于1864年签约媾和，而拉达克仍然留在多格拉土邦中，成了克什米尔的一部份[4] 。此后克什米尔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在印巴分治时被印度与巴基斯坦抢夺瓜分。两国都因此获得了一块与中国接壤的土地，印度在此地与中国接壤的边界就是所谓的“中印边界西段”。您说到底是中国还是印度扩张造出了新的中印边界线？

又如锡金王国本是西藏的藩属国，中国在那个地段根本就不与印度接壤，然而印度却有本事在1975年吞并了该国，将之改为一个邦。您说到底是中国扩张把原来的中锡边境变成了中印边境，还是阿三的侵略的赫赫战果？

我知道丁先生（或许还有那文科蠢妪）要说，就算是印度扩张造出了新的国境线，那增加的也是印度与西藏的边界线，并不是印度与中国的。可惜啊：

第一，所谓“中印边界西段”主要位于新疆与印度之间，并不光是西藏与印度的边界，您就算再有本事，总不能说新疆不是中国的一部份吧？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新疆是由清廷派出满洲将军直接治理的，并不是蒙古和西藏那样的藩属。无论用哪个时代的标准来看，新疆与外国的边界线，当然也就是中国与外国的边界线，正如云南、广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一般。

第二，从清初起，西藏就是清廷的藩属，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就是康熙派军队从青海护送入藏，正式册封并坐床的。从那时起，清廷就固定设置驻藏大臣，早期的驻藏大臣权力很大，一切重大教务政务，都须由他与达赖喇嘛会商决定，只是在后期才逐渐丧失了实权。

第三，当时国际社会一致认为西藏是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的一部份，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而上文已经解释过了，藩属国没有外交权，只能由宗主国政府包办。因此，在西姆拉会议之前，凡是涉及划定边界的问题，英国人从来只找清廷，不找西藏政府。如后文要介绍的，英国人的苦恼是，要么根本找不到一个外交部来谈判此类问题，要么外交部根本不理睬他们的照会。历史的真实恰好与丁先生的捏造相反，不是“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是中国政府顽固地拒绝给英国代表以发言权，所以英国绅士迫不得已，只好变成流氓，背信弃义，践踏国际法规，违反自己的庄严承诺，在西姆拉会议上与西藏代表非法签订秘密协议，过后还做了许多�脏手脚。堂堂英国绅士干出来的烂事，连日本烂污帝国主义都未必干得出来。

当然这是后话，这里只想出示英国人自己留下的证据。1907年，英国与俄罗斯在圣彼得堡签订《大不列颠与俄罗斯的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关于西藏的安排

大不列颠和俄罗斯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考虑到大不列颠因其地理位置而对维持西藏对外关系的现状具有特殊兴趣，作出以下安排：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保证不参加对其内政的一切干涉行动。

第二条：为遵循双方承认的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的原则，大不列颠和俄罗斯保证，除非通过中国政府中介，不与西藏举行谈判。（下略）

第三条：大不列颠与俄罗斯的政府各自保证不向拉萨派驻代表。

第四条：缔约双方保证，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臣民，都不在西藏寻求或获取建造铁路、道路、电报、矿山的特许权以及其他权利。

第五条：两国政府同意，西藏的税入，无论是实物还是金钱，都不得抵押或派给大不列颠与俄罗斯及其臣民。”

 

丁一夫先生大概绝不会意识到，他的胡说八道恰好命中了印度人的死穴，那就是无论在中印边界的西段还是东段，印度比中国更没有资格声称那些争议领土 “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

丁先生（或许还有那蠢妪）可以说的无非是，那些领土就算不是印度的，也是西藏的，跟中国无相干。上面已经说过了，当时的国际社会不但认为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而且将西藏视为The Chinese Empire的一部份（请参考下面将要附上的英国人在18世纪末绘制的印度地图）。就算忽略这点不计，现在的问题是，今天不是西藏与中国争领土，而是印度与中国争领土。如果说今日中国没有法理权利继承原来的藩属国的领土，那么印度就更没有法理权利染指今日中印的争议领土，因为那些地区“自古以来”不但不是印度的直辖领土，而且从来不是印度的藩属。

丁先生说得很对，印度与中国原来并非邻国，但这是因为印度原来与新疆和西藏都不接壤，看一眼英国人绘制的1700-1792年间的印度地图便能洞察这一铁的事实。

 

18世纪的印度四分五裂，是多国殖民地，莫卧儿帝国已极度衰弱，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只是该地图没绘出那些林立的小国。即使如此，也足以说明问题了。请注意图中用黄色粗线加绿点标出的莫卧儿帝国大致的北部疆界，它与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根本就不接壤，从西北到东南隔着一系列国家，依次为：克什米尔、尼泊尔、不丹与阿萨姆。克什米尔上文已经介绍过，它与中国接壤的部份是拉达克，该国是西藏的附庸国，其人种、语言与宗教都与西藏本部高度同源，但在19世纪中叶被多格拉并吞，成了克什米尔的一部份。即使在此之后，克什米尔仍然是部份独立的所谓“土邦”，并不属于“英属印度”（解释见下），尼泊尔则是中国的藩属，不丹则是西藏的藩属，阿萨姆原名“阿豪姆王国”，位于后来的中印边界东段争议领土（亦即中国的藏南，印度如今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之南，是一个独立的傣族国家，一直成功地抵御了莫卧儿帝国的入侵，但在1817年被缅甸征服，1822年变为缅甸的一个省，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后，逐渐被英国吞并，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份，印度独立后变成了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

因此，印度和中国之间原来确实隔着一系列的国家，这些国家“自古以来”直到19世纪初就不是“印度的神圣领土”，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印边界西段”和“中印边界东段”之说。19世纪以后，英国人吞并了阿萨姆，造出了“英属印度”与藏南的边界，也就是如今的“中印边界东段”，而英国人将克什米尔化为藩属国（“土邦”），造出了“英属印度帝国”与新疆的边界，也就是如今的“中印边界西段”。因此，这些边界都是英国人侵略人为制造出来的。

还不仅此，如果说印度共和国有资格接管原属“英属印度”的阿萨姆，那它又是否有资格接管克什米尔那个半独立的“土邦”？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先解释“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英属印度帝国”与如今的“印度共和国”的区别。把这些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就是丁一夫（或许还有那蠢妪）胡说八道的根据，也是自印度前总理尼赫鲁以下的一代代前赴后继的阿三们惯用的障眼法。可悲的是，自人民的好总理以下一代代前赴后继的中国痞子“外交家”们，似乎从来也就没弄清这些概念，至今貌似仍然如此，反正本人看过的官方文告从未提示过痞子们具有最起码的专业知识。

在旧作中，我多次指出用西方来的一系列观念去解释古代中国国情民俗的荒唐，屡屡讥笑中共动辄声称“某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但我没有机会指出，印度在这些方面比中国更原始落后（亦即偏离西方观念和行事准则更远）。从国际法（也就是西方发明的处理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的角度来看，直到印度独立之前，世人所谓“印度”，其实是类似“印度次大陆”那样的地理名称，连country都不能算，遑论nation。尼赫鲁所谓“阿克赛钦自古以来就是印度领土”的声称，比中国类似的声称更可笑万倍。

如所周知，中国的特点是，尽管治乱交替，中国这片地方“自古以来”总是由一个或数个强大的政府的治理。大一统的朝代就不必说了，即使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之时，它也从未崩解成几百个小国家。这与印度可完全是两回事。“自古以来”，印度次大陆上就从未形成过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半岛在历史上只是几乎统一过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了除迈索尔地区之外的印度半岛。但阿育王死后国家立即分崩离析。第二次是蒙古人在16世纪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半岛。但莫卧儿帝国不久就衰败了，葡萄牙、法国、英国等殖民帝国相继入侵，印度半岛上列国林立，英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攻城掠地，最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英属印度帝国”（British Indian Empire，or British Raj） ，由维多利亚女王出任“印度皇帝”。从民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地理等无论哪一个角度来看，这所谓“英属印度帝国”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杂烩，它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以及位于波斯湾的特鲁希尔，甚至一度包括非洲的索马里与东南亚的新加坡。您说它与现在的“印度共和国”能是同一个概念么？

这是从地域来看，从主权来看就更复杂了，“英属印度帝国”（British Indian Empire）由“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与“土邦”（Native States or Princely States）两大部份组成。英国议会于1889年通过的“解释法案”对此作了明确定义：

“‘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一语，指的应是女皇陛下通过印度总督或是通过总督下属的所有总督或其他官员统治的所有领土与地区。‘印度’（India）一语，指的应该是英属印度与处于女王陛下的宗主权之下的所有土邦的领土加在一起，女王陛下的宗主权通过印度总督或其下属总督或任何其他官员行使。”[5] （翻译说明：这儿的“印度总督”原文是Governor-general of India，而他下属的“总督”的原文是Governor，中文词汇贫乏，是以无法从字面明确区分这两者。若要从字面区分，似乎只能把前者翻译为“总总督”，后者翻译为“总督”）。

所以，中文所用的“英属印度”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与“英属印度帝国”混淆不清。其实按英国国会的定义，只有“英属印度”才是英王的领土，由印度总督代表女王治理，而“土邦”则只是英王的藩属国，英王对之只享有宗主权，不享有主权。印度独立时，有将近600 个土邦存在，其总面积占印度面积的五分之二。

这就出来个问题：印度从原来的“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中独立出来后，到底有什么理由去并吞那些并不属于英属印度的土邦国家，把它们纳入印度共和国的疆域之内？这比越南独立后想去吞并寮国与柬埔寨还没道理——好歹越寮柬原来的地位还是平级的，都是法国殖民地，而英属印度与土邦印度在法律地位上根本不同级，一是殖民地，一是藩属国，前者毫无主权可言，后者则只是丧失了对外的主权而已。要说谁更有资格独立，应该是土邦印度而不是英属印度。与中国就更不能相比了——辛亥革命不是民族独立运动而是改朝换代，中华民国的主权是清廷和平让渡的，因此它仍然是西藏的宗主国。宗主国将藩属改为直接治理的领土，总比殖民地去吞并原来的半独立国家要更有理由吧？

更何况无论是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哪一个方面来看，印度共和国根本就没有理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的主要民族是 Hindustani people，仅占人口的46.3%，其他种族和民族之繁多，大概没谁能弄清楚，光是官方承认的语言就有20多种，信仰的宗教也是五花八门。除了英国人，谁也没本事把这种大杂烩统一在一个帝国内。靠英国人搭起了一个统一国家的框架，还有什么理由�颜自称“某某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印度的神圣领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请问您说的那个“自古以来”的印度国家到底在where啊？作为一个地区，印度当然自古以来就存在；作为一种文化，印度文明之古老之辉煌，令华夏文明望尘莫及。然而作为一个国家，不要说是nation，就说country也罢，印度实际上是直至近代才出现的，还全靠英国人帮忙，有什么好吹的涅？

英国既然是印度的nation-maker，把一个笼统的地理名称变成了具体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现代民族国家，它自然也就是如今的中印边界争端的播种者。当然，大英的本意，倒不是如以阴谋论为世界观的中国爱国志士们想象的那样，早在百多年前就深谋远虑地埋下了定时炸弹，不但制造了印巴历时几十年的流血冲突，而且蓄意埋下了中印武装冲突的祸根，充其量只能说，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柳树要成活并葱郁一片，还得靠适当的气候与土壤，离不开中国阴错阳差、无意有意的配合。

平心而论，作为侵略者，英国人的领土野心基本只限于印度次大陆那个“无主地区”，后来之所以打西藏和新疆的主意，其实是沙俄刺激出来的“先发制人”的“防御反应”。

即使是在印度次大陆，驱使英国人的开疆拓土的动机也与俄国人的有明显的不同。英国是世上最古老的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与威尼斯等国而言），大概也是世上第一个建立了完备财经制度的国家（据说英国大学发放的会计师执照至今在国际上还很吃香），因此，他们更具备资本主义经济动物的特色，“利润vs成本”的意识十分强烈。驱使他们到处攻城掠地的动机主要是金钱，而他们在谋划侵略行动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一旦得手之后，“维稳成本”是否大过了所得利润。

这与俄国人形成鲜明对照。驱使老毛子疯狂扩张的，是狂热的沙文主义冲动，是一种疯狂的兽性。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并不像大英帝国那样，是一种资本家推动的谋求新市场与原材料的资本主义逐利行为，而是类似成吉思汗那种扩张本能的体现。直到近代，俄国都是一个原始落后的农业国，根本没有资本扩张的必要。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蒙古帝国的转世投胎。毛子在帝国建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嗜血与残暴，就更令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瞠乎其后。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把“建立帝国”与 “种族灭绝”熔为一炉，是毛子特色，并不见于英帝国主义，甚至不见于马其顿、古罗马的古典帝国主义。

以上区分当然是相对的，英国人也免不了兽性。因此，帝国的决策人物总是分为两派：“推进派”与“稳健派”。前者的扩张本能更发达，而后者更具经济眼光。

推进派总是陷入一个正反馈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夺取了一个新领地之后，他们总是要感到那地区的安全受到毗邻地区的威胁，于是便力主去征服那些地区，以确保新征服地区的安全。待到把它们夺下来之后，他们又感到了新的比邻地区的威胁……。如此循环下去，帝国便越来越大，人力财力的耗费也就越来越吃勿消。

稳健派则更有经济眼光，他们认为，帝国疆域越大，则防线越来越宽，供给线也越来越长，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就越多，而夺取的新地区也需要绥靖，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兵力与金钱。尤其如果新征服地域为凶猛的部落民族居住，本国士兵或平民常会被那些“野蛮人”（“savages”）残暴杀害，此后就得派出惩罚部队去扫荡，以期震慑土著，杜绝将来再发生类似的事。这样算下来，“维稳成本”只会远远高出所得利益。不如还是采取羁縻政策，“以夷治夷”算了。对那些没有重大战略价值或经济价值的地域，哪怕是毗邻也犯不上去直接占领，只要那些地区的统治者亲英即可。

大英在印度的帝国就是在这两派的争吵建立起来的。在我看来，稳健政策还是占了主流。这就是大英在占领了阿富汗后又主动撤退，而英属印度帝国内又有那么多土邦的原因。即使是在女王享有主权的英属印度内，英国人搞的还是“以夷治夷”，以英国培养训练出来的土著文官和军队去管辖治理，在整个庞大的英属印度中，英国只投入了两千多名官员和军人，却不但能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还建起了当时亚洲最长的铁路网，让希特勒佩服得五体投地，认定英国人就是他说的“主子种族”。

明白了这些历史背景后，则不难理解中印边界的争议是怎么来的。以下分别介绍边界西段与东段的历史沿革。

（一）西段

中印边界西段，位于新疆的西南角与西藏的西 北角。争议地区称为阿克赛钦。该地区的西面是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也就是原来的拉达克王国。上文已经介绍过，拉达克原来并不属于印度，是西藏的附庸国，与印度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被克什米尔并吞，但仍不属“英属印度”，而是“英属印度帝国”中的土邦国家。

那么，阿克赛钦到底在历史上是属于拉达克还是新疆/西藏？它原来根本就是个无主地区，谁都不属。该地区是个盆地，夹在两个山脉之间，北面是从西到东略微向南的昆仑山脉，南面是与昆仑山脉大致平行的喀喇昆仑山脉，在地质构造上是西藏高原的一部份，盆地面积37,250平方公里，海拔在4800米到5500米之间，气候十分严酷，年平均气温很低，降雨量极少，什么都长不出来，缺乏生存资源，因此荒无人烟。其唯一的价值就是战略价值。在古代，它是新疆去克什米尔、西藏、印度、中亚乃至中东的通道。但这战略价值并不能在古代兑现，原因很简单：那地方荒凉得跟月球表面似的，没什么永久性居民，有谁能派政府机构和军队去常驻该地？吃的穿的用的从哪儿来？冻死饿死的人员该如何补充？

这就是它是一个无主地带的基本原因。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所谓“有主”“无主”，其实是西式私有观念，那 “主人”说的是西式民族国家。在没有这些观念的东方，这类地方当然没人去争夺。倘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位于边境地区，有谁会声称它属于本国所有，并专门上那儿去，用鬼子发明的测绘技术仔细勘测，再绘出明细准确的地图来，标明沙漠的边缘何在，而那就是本国的边界线？中国古代和北方游牧民族打了无数次仗，有谁能说出咱们和匈奴、蒙古等等的边界在哪里？徐达同志北伐完成后，历史记载也只是说他成功地把蒙古人赶到了“漠北”，那大漠到底是哪家的啊？算是蒙古人的，还是咱们的？要么是两家共有？

因此，马克斯韦尔说的一点也不错，亚洲的边界线，不是像欧洲那样，用于国与国的接触，而是用来隔离不同国家的。因此，它并不总是欧式的一条“线”，而常常是模糊的一条“带”。如同戈壁那条很宽的带隔离了中国与蒙古一样，阿克赛钦也是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天然隔离带。

以上所说，当然不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如所周知，战国时期的国境线就比较明确，而谁都知道大宋与大金以淮河为界。虽然老祖宗没本事作西式精确测绘，从而画出一张比较象样的地图来，但找个天然的线性标志并不需要什么科学知识。所以宋太祖才能毅然挥动玉斧，把大渡河当成了大宋的边界线。但这只是例外情形，在太平年月，天朝与蛮夷之间的分界线总是模糊不明的。如果蛮夷是称臣纳贡的藩属，则连个比较明确的隔离带都找不出来。

这就是英国人当初为何要动念去确定中国与拉达克的分界线。多格拉人与西藏的战事，引起了英国人的关切，他们知道西藏是由北京控制的，生怕由锡克人支持的多格拉人的武力冒险招致天朝入侵锡克帝国，而英国雅不愿为此卷入与中国的冲突[6]。于是在战事结束后，英国人和多格拉人签了约，规定多格拉人非经英国许可，不得扩大疆域。为防止多格拉人偷偷发动侵略，英国人觉得还必须与中国划定边界，以期去除“东方一切冲突最常见的原因——一条没有测定的边界”[7]。

为此，英国人给两广总督发了照会（那阵子中国没有外交部，“夷务”由两广总督办理），请清廷派员会同英方勘定拉达克与中国的边界。两广总督回答说，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早已确定，不必多此一举。后来他又示意，朝廷同意派出代表团前去勘界。可等英国使团到达那儿时，却根本不见中国使团的踪影。不管怎样，英国的勘测队还是在那儿工作了一大约一年，但还没走到喀喇昆仑山口就废然而止，因为他们发现那地域从未经过前人测绘，故而无法确定西藏边界到底在哪里。他们认为，反正那地区完全无人居住，在那儿划界也没什么意义[8]。

1865年，印度测绘局的一个低级文员詹森推出了一条国境线，是为所谓的“詹森线”（Johnson Line）。该线将昆仑山脉南麓划为克什米尔的北部疆界，把整个阿克赛钦盆地划入克什米尔（请参见下图）。詹森自称那是他本人实测的结果，但英国当局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要如他声称的那样，翻越昆仑山走到新疆和田，再翻越昆仑山回到印度列城，他必须每天走30公里以上，而在那种险恶环境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何况还要完成测绘。而且他还涉嫌干没了和田可汗托他带给印度某王公一批银锭礼物，于是该线从未提交给中国政府。詹森在测绘局混不下去，辞了职去投靠克什米尔的君王，向他献上了那地图。克什米尔的国王凭空得到了一大片土地，虽是无人区，什么用处都没有，仍然大喜，将詹森提拔为拉达克的总督。[9]

同年，乌兹别克的阿古柏趁新疆骚乱，入侵新疆并迅速占领了南疆大片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此前俄国人业已翻越帕米尔高原，向中国的西北扩张，这一趋势引起了英国人的担忧，生怕他们在夺取新疆后继续南下，威胁到印度的安全。这心病从此成了英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他们希望建立由一个亲英或起码是中立国家控制的缓冲带，将印度与俄国人隔开。阿古柏是个亲英派，在伦敦眼中，由他统治的南疆显然是个理想缓冲带。于是在1873年，伦敦的印度办公室为英国外交部绘准备了一份地图，标明克什米尔与中国的分界线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的南麓由西向东略偏南[10]。上文已经介绍过，阿克赛钦位于昆仑山脉以南，喀喇昆仑山脉以北，因此，此线把该地区划归中国（请参见下图）。

1878年，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英国“建立缓冲带”的政策仍未改变。 1889年，印度总督兰斯道恩表示：

“据我所知，在喀喇昆仑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的土地是没有价值的，非常难以进入，不大可能为俄国人觊觎。所以，如果中国人流露了获取它的意愿，我们可以鼓励它这么做。这比在我们与中国的边疆之间留下一片无主地带更好。而且，目前我们越让中国强大，我们越能诱导中国控制住整个喀什-莎车地区，它作为为我们阻挡俄国人沿此线推进的障碍也就越有用。”[11]

可惜中国的外交还处于萌芽前期，不知道英国鬼子的盘算。而且，此前与俄国人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得中国失去了140万平方公里土地。清廷吃此大亏，再也不愿与外国签订边界条约，于是就错过了与大英及时划界缔约的机会。

尽管如此，清廷仍然开始有了“及早确定疆界，免得为人侵占”的模糊念头。1892年，中国在喀喇昆仑山口（所谓“山口”，就是一条山脉的中断处，行人可以藉此穿过该山脉，因此多为交通要道）打下了一块界碑，表明中国疆域自此开始。对此，英国人表示，他们赞成中国人占有喀喇昆仑山以北的无主地带[12]。喀喇昆仑山口于是变成了一个双方都接受的中国与英属印度帝国的交界标志。

然而那只是一个点，并非一条线。而且，喀喇昆仑山口大致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中点，位于阿克赛钦的西面（请参见下图）。因此，即使双方都接受了那界碑，阿克赛钦的归属仍未解决，关键在于该点的东西段该怎么画，但清廷迟迟未能认识到这问题——这也不足怪，当时地理学、测绘学、地图学等等尚未传入中国，私塾和书院里又不开地理课，即使是徐霞客也不兴（准确来说是没本事）测绘所经山川。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喀喇昆仑山脉是什么样子？当年崇厚跟俄国人签约定界就是因为不会看地图，被对方玩了。后来洪钧鉴于“中国图学未精，乏善本”，出使俄国时买了本俄国人的地图来翻译成中文，总理衙门将之用为参考地图，在中俄帕米尔争端爆发后受到弹劾，说他上了俄国人的当。洪钧于是上疏分辩，说“内府舆图、一统志图纪载漏略”，总理衙门过去办理此类案子都是用李鸿章、许景澄等人翻译的外国地图，也没出什么大错，云云[13]。

但到了1896年，当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向一位中国官员出示了詹森画的地图时，却遭到那位官员的反驳，他声称阿克赛钦是中国的，并出示了中方所绘的地图（据说这是因为那官员向俄国驻喀什的官员出示了英国人的地图，而那毛子官员指出它夺去了阿克赛钦，因而点醒了中国官员。我怀疑那中方地图也可能是俄国人帮画的，“清官”哪有那本事？）。马戛尔尼向伦敦报告了此事，认为或许阿克赛钦部份是英国的，部份是中国的[14]。

Meanwhile，“推进派”又在伦敦的战略家们中抬头。英国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长阿达（Lord John Ardagh）少将提出，俄国正在向新疆扩张，而中国太弱，作为缓冲国根本就没用处。因此，俄国最终至少会吞并东部新疆，并竭力向南推进。英国过去认为喀喇昆仑山脉是印度的天然疆界不妥当，因为该线不便于防守，应该将边境往北推。1897年，他提出了一份地图，标明了他认为更容易防守的边界线。该线基本以昆仑山脉为分界岭，把整个阿克赛钦都划归克什米尔，与詹森线大同小异，因此被称为“詹森—阿达线”。[15]

印度总督埃尔金不同意阿达的主张，他认为，既然中国已经向马戛尔尼声称阿克赛钦是他们的，那若将詹森—阿达线提交给他们，必然会导致中英关系紧张。而且，向该线推进势必引起俄国人的反弹，反倒会引来阿达想预防的俄国人向南推进。他要求伦敦与北京直接接触，并采纳了马戛尔尼的建议，绘制了一份新地图。1899年，英国驻华公使麦克唐纳将这份地图交给中国的总理衙门[16]。

根据那幅地图，中英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口开始沿北麓向东南方向走，到了阿克赛钦南部却向北移动，挖去了阿克赛钦的一部份，但其大部份仍然留给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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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线被称为“马戛尔尼—麦克唐纳线”，据说也就是如今中印边界东段的实际控制线[9]。它是英国政府唯一一次正式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地图。此前无论是詹森线，还是修改后的詹森—阿达线，都是英国人的个人行为，不但没有提交给中国政府，就连英国政府也不曾同意过。如果这能作数，那我赶明儿画幅地图把全世界都当成我家的领地算了。

尽管新疆的官员们曾暗示他们同意那边界线，但北京从未回复过英国人的照会。这也毫不足奇——拳乱第二年就爆发了，当年翻译外国地图的许景澄被当成二毛子给砍了脑袋，谁还敢顶风上去招惹是非？因为没有收到答复，英国政府便把这当成了默认[9]。在以后十多年内，英国政府一直把该线当成了大英的边界，并想法说动清廷把阿克赛钦划为西藏而非新疆的一部份。这是因为1907年英俄协议规定了双方都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请参看前文）。如果阿克赛钦是西藏的一部份，则俄国人便不能把它夺走了，而若留在新疆内可就没了那条约保证[17]。

1911年爆发的辛亥祸国蠢动使得“推进派”在伦敦和新德里再度雄起。Once again，中国人向全世界显示了他们特有的聪明才智，在富国强兵运动刚刚大见成效时再度奋勇投入大规模内讧，使得已经走上民族国家（nation）之路的country再度沦为财政破产的弱邦危邦乱邦。在推进派眼中，中国再不可能作为一个有效的缓冲国，俄国吞并新疆指日可待，他们必须先为之备。印度总督哈定敦促伦敦，为了防止俄国吞并新疆，英国应该采取阿达的主张，将阿克赛钦划在英国境内。但英国政府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仍然坚持1899年的立场。在 1914年签订的西姆拉条约附属的地图上，阿克赛钦被画在西藏境内。[18]

1917年爆发的俄国革命再度让英国感到威胁，向北推进的主张甚嚣尘上。哈定过去按“詹森-阿达线”提出的边界被当成了“采用边界” （“assumed frontier”），印在英国出版的《泰晤士地图集》、《牛津地图集》等著名地图集中[19] 。即使如此，英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行动，甚至也未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领土主张。相反，1927年，钟摆又摆了回去，政府一度考虑放弃詹森-阿达线，将喀喇昆仑山口以西的边界线也改为沿喀喇昆仑山脉走行，可惜他们没有向中国提出，也未相应地改动地图，出版的地图上画的，还是詹森-阿达线 。

英国政府这一腹案比马戛尔尼-麦克唐纳线更让了一步。麦克唐纳向总理衙门提出的中英西段边界线，只是从喀喇昆仑山口起才向东南沿着喀喇昆仑山脉走行，但在喀喇昆仑山口以西，麦克唐纳提出的是以野马喀喇昆仑山脉（Mustang-Karakoram Range）的分水岭为界，直到喀喇昆仑山口为止。因此，英国政府1927年的计划，其实是把喀喇昆仑山口以西的边界又往南缩回了一大截，使得整个喀喇昆仑山脉都成了中英交界。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是西段的詹森-阿达线与马戛尔尼-麦克唐纳线，还是东段的麦克马洪线，当时都是单方面提出的中英交界线，亦即中国与英属印度帝国的边界。上文已经介绍过了，英属印度帝国并非现在的印度共和国，而是包括了好几个国家。因此，西段的边界线位于独立的阿富汗与尼泊尔之间，是一条连续的线，但后来为巴基斯坦与印度分享，喀喇昆仑山口乃是印巴两国分界线起点；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则位于不丹与云南之间，也是一条连续的线，但后来由印度与缅甸分享。后文将要介绍，正是这变化以及中共奇蠢无比的卖国方式，为印度提供了振振有词的借口：无论詹森线还是麦克马洪线，当初都是一条连续的线，中共既然与巴基斯坦按詹森线划界，与缅甸按麦克马洪线划界，那当然在印度部份也该按这两条线画才是。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到了40年代初，英国人又改了主意。此前中共的亲密战友盛世才被苏联人用刺刀捧上新疆王宝座，新疆沦为苏联颠覆中国的基地，苏军就驻扎在哈密。苏联还准备通过新疆给逃到陕北的中共输送大量军火，只是中共没本事去取才未实现。1940年，英国间谍探知，盛世才占了阿克赛钦，还请苏联专家上那儿去勘测。这又使得伦敦的推进派再度雄起，英国人又回到了詹森线上去。但这“推进”仍然只是口头上与地图上的推进，只是民间嚷嚷而已，英国政府既未向中国政府提出，更未去测定边界[9]。后来英国卷入二战，本土自顾不暇，再也顾不上这些不急之务了，就这么一直拖到印度独立。

由上介绍可知：

1） 中英边界西段从未由双方共同勘定划界，甚至没有举行过边界谈判。

2） 中方只提出过中国边界自喀喇昆仑山口开始，为英国非正式承认，而英方只正式提出过马戛尔尼-麦克唐纳线，中方既未同意，亦未反驳。这两条都没有法律约束力（连法盲都该知道，划定边界须由双方同意缔约才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们也最接近于双方正式达成的共识，应该视为后来中印谈判的基础。

3） 整个中英边界西段，尤其是阿克赛钦地区，根本就是类似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样的无人区。如果西边的拉达克不为克什米尔土邦吞并，则它后来就如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样位于中国内陆，不再是边境地区。拉达克被克什米尔吞并后，则它就变成了无主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没有什么历史依据与人文依据（尤其是最重要的司法管辖权[jurisdiction]）可以征引，在划界时只能尊重既成事实。换言之，谁先占了就是谁的。

4） 无论是当初的英国的保护国克什米尔，还是后来的印度共和国，都从未占领过阿克赛钦（因为从克什米尔进入该区很艰难，但从新疆进入该区则比较容易），但该区曾被盛世才一度占领，在新疆“解放”后又为中共占领。在谈判边界时，当然只能尊重这既成事实。就连著名美国学者Mohan Guruswamy都说：“有意思的是，这条线（笔者按：麦克唐纳线）与中国声称的边界线基本一致，也与实际控制线基本一致”[9]。

1947 年，印度独立，与巴基斯坦瓜分了原来英国的保护国克什米尔。上面已经介绍过，英国此前出版的地图采用的是詹森线，但上面好歹还注明“assumed line”。因此，印度于1950年出版的地图也采用了詹森线，但标明“未经测定”。

但1954年7月，印度总理尼赫鲁下令查明并确定印度边界 [21]。于是印度人便单方面改动地图，将原来的未定界改成已经确定了的边界。

So far，这还只是“地图上的推进”，印度政府既未前去测定边界，亦未派兵驻扎。但到1957年，中国修通了新藏公路（如今命名为“国道219”），那是中共控制西藏的战略公路，万万不可失去，而该公路有178公里穿越了阿克赛钦地区 [9,20] 。因为从克什米尔进入阿克赛钦必须翻越喀喇昆仑山脉，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印度人对共军筑路的事一无所知。直到中国报纸于1957年欢呼新藏公路修通，印度政府才得知此事。次年，他们从中国出版的地图上证实了这条公路的存在。印度总理尼赫鲁于是宣称：阿克赛钦“自古以来（“for centuries”）就是印度的拉达克地区的一部份”，印度在此的北部边界是“稳固的与确定的，不容与任何人讨论” [22]。历时七八年的中印蜜月由是结束，中印边界争吵就此开场。

请读者牢牢记住，这阿克赛钦地区就是中印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区有新藏公路穿过，毛周断难割爱。除此之外，则“什么都可以谈”，也就是什么都可以白送。他们可以与巴基斯坦按詹森线划界，与缅甸按麦克马洪线划界，也非常愿意甚至苦苦哀求印度按麦克马洪线划界，但实在是无法与印度按詹森线划界。因此，中印之间解不开的唯一死结，就在于印度人胃口太大，得了中共暗送的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够，还要索取阿克赛钦那对他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不毛之地（包括战略价值在内，盖那地方对印度来说难攻难守，即使占领了，其补给线也必须穿过喀喇昆仑，而中国从新疆过去则易攻易守。但中国若要从此区出发去进攻印度，也得翻越喀喇昆仑。因此，共军占据那地区并不对印度构成威胁），而毛主席革命卖国路线并不是无限的。对印度人来说不幸的是，在阿克赛钦，他们恰好碰上了在毛周身上极其罕见的“卖国底线”。

（二）中段

中英边界本来没有什么中段，印度独立后几十年内也没有什么“中印边界中段”。只是因为印度在1975年吞并了原来的独立国家锡金，中锡边境才变成了中印边界中段。因为它是75年后才出现的，而中印大打出手是62年的事，所以彼时在这段边界上尚无冲突。只是我记得印度有次在中锡边境线上中方一侧设立了边防工事，被中国政府下最后通牒限期撤出。限时未到，印军就很明智地撤走了，避免了流血冲突。这段边界很短，而且已为 1890年的中英条约划定（见下），印度没什么文章可作。不过它曾是诱发英国1904年入侵西藏的导火索之一。那侵略不但导致13世达赖喇嘛仓皇出逃，激化了西藏当局与清廷的矛盾，而且引出了1906年的中英条约，涉及到西藏归属问题，因此值得介绍一下。

地质学中的“板块学说”主张，西藏之所以成为世界屋脊，是印度次大陆板块漂移，与欧亚板块相碰撞挤压而形成的。这说法有点像进化论，本质上是难以获得直接证据的回溯性假说，但颇能解释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印度次大陆原来与西藏、中亚等地分属不同板块，因板块漂移，印度次大陆板块挤压上来，在两个板块的边缘挤出了层层皱褶，那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等一系列大山，同时把西藏高原抬成了桌面。从卫星地图上不难看出，西藏高原很像张桌子，平均海拔较高，但“桌面上”并无什么相对高度很高的崇山峻岭，相对高度很高的山脉其实是在周边，尤其是西南缘。

因此，所谓“世界屋脊”，说的乃是藏族住的平顶房，不是汉人的瓦沟房。但西藏与印度连接的地方便是层层皱褶，海拔在那儿急剧下降，一直降到平原。山麓上有一系列国家或地区，从西向东依次为阿富汗、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以及藏南。这些地带的人民居住在世界上最陡峭的山坡上。例如藏南的海拔从5000米一直下降到150米，植被从寒带迅即变为亚热带，完全是垂直分布。打个比方：藏族居住在屋顶上，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藏南的人民居住在楼梯上，而印度人则居住在楼下。

19世纪初，英属印度帝国的疆域只限于平原地区，此后英国佬向北扩张，一直到了山脚下。约翰牛跟老芦差不多，对登山没什么兴趣，因此没有并吞那些山麓国家，而是把它们化为能被英国影响或控制、或至少起码中立的缓冲带。赶紧说明：“怕爬山”不过是插科打诨，英国人的考虑上面已经说过了，其实跟老祖宗“封藩建屏”的想法差不多：建立一系列拱卫中央帝国的藩篱屏障，以确保女王皇冠上的钻石——印度金瓯永固。

为此，英国人先后把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变成了“保护国” （protectorate）。对尼泊尔，英国人只满足于禁止它与中国以外的国家打交道，但没有禁止它对天朝保持忠诚，以免为此与天朝开战，虽然不至于打不赢，但犯不上。不丹原来是西藏与中国的藩属，英国尽管夺走了它的一片领土，但一直没有干涉它与中国和西藏的特殊关系。直到1910年，英国才与不丹签约，获得对该国的外交控制权，包括干涉它与西藏和中国的交往。但条约并未给予英国派使节驻该国首都的权利，因此不丹仍然保持着与拉萨的来往 [23]。

锡金王国与中国的关系，比不丹和尼泊尔还密切。但英国于1860-1861年与之开战，签约迫使它变成大英的“保护国”。1888年，西藏当局与锡金发生冲突，藏军入侵锡金，被英军击退。1890年，中英签订协议，中国承认了英国对锡金的宗主权，并与大英划定了西藏与锡金的边界 [24]。这条约完全由中英代庖，锡金与西藏都无置喙余地。因此，锡金人痛恨英国人视他们如无物，而十三世达赖既不满于大清，又恨英国，宣称不承认中英签订的条约。他更痛恨在大英保护下的锡金，于是便想去寻求一个更强大的靠山，与英国对抗。一个俄国喇嘛便及时登场了。

此人名叫阿格旺多杰（俄语：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 英语：Agvan Dorjiev，又译为Dorzhiev），是西伯利亚的蒙古人，格鲁派佛教徒，1873年即到西藏研习佛学，15年后，他获得了最高佛学学位，成了达赖喇嘛的精神导师、密友与高参 [25]。他曾经两次回国，受到沙皇的奖赏，与彼得堡的贵族也混得很熟。回到西藏后，他利用其位置大肆宣传，俄国就是佛经中说的极乐世界（“白色的香巴拉”），沙皇是“白观音”转世来援救佛教的，将要援助西藏；俄国向蒙古推进表明该国将会改信佛教，西藏可以利用俄国抗衡英国人的阴谋。达赖被他说动，准备出访俄国，但因清廷与藏民代表大会（“冲都”）都反对而未能成行，只好派出代表团出访俄国，阿格旺多杰就是代表之一 [26]。他们在克里米亚谒见了沙皇，带回了沙皇赠送给达赖的私人礼物以及一批军火 [27]。

英国细作将这些情况报回加尔各答（当时印度总督所在地），引起了英国人的疑心。再加上达赖喇嘛自以为有了奥援，再度挑起了与锡金的武装冲突。英国人于是怀疑俄国人将取代中国成为西藏的宗主国，使得印度直接暴露在俄国人的威胁下。1903年，印度总督寇松（Lord Curzon）要求中国和西藏政府派出代表，与英国代表痒哈死笨蛋上尉（Francis Younghusband）在中锡边界的一个藏族村庄会面，举行英国与西藏的商务谈判。清廷同意了这一请求，命令达赖前往，但达赖拒绝了，而且拒绝为驻藏大臣提供车马人夫，使得他无法前去赴会。“少夫”（也就是那个英国笨蛋）在那村庄等了半年之久，都不见中国和西藏官员前来。

根据印度政府的命令，少夫笨蛋于是率领三千士兵于1903年底攻入西藏。次年3月31日，他率领的军队与藏军在古鲁（Guru）遭遇。笨蛋在藏军毫无动武意愿与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下令部队用马克辛重机枪扫射藏军，打死六七百人，打伤168人 [28]。7月6日，英军攻破江孜宗要塞，通往拉萨的道路就此打开。

江孜宗抗英遗址，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此后向拉萨推进的征程中，英军再未遇到抵抗。在阿格旺多杰的安排下，达赖仓皇逃到蒙古的库伦（即今日乌兰巴托）。清廷因他不服从朝旨，擅启边衅，革了他的职位，命驻藏大臣代理。8月3日，英军进入拉萨。驻藏大臣迎接英军入城，但告诉他们自己无权签订条约。笨蛋于是威逼达赖指定的代理人和他签了《拉萨条约》。该条约共有十条，重大规定是西藏政府保证尊重中英于1890年签订的协议，承认西藏与锡金的边界；开放江孜等地对英自由贸易；确保通往那些区域的道路畅通；平毁从英国边境到江孜和拉萨的路上的一切要塞与堡垒；赔偿英国 50万磅等等。其中涉及到主权问题的是第九条：

“第九条：西藏政府保证，未经英国政府事前同意，

a. 不得向任何外国出让、出售、出租、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让其占据领土。

b. 不得许可这些外国干涉西藏事务。

c. 不得许可任何外国的代表或代理进入西藏。

d. 不得向任何外国或其臣民授予建造铁路，道路，电报，矿山或其他权利的特许权。如果同意授予此类特许权，则应向英国政府授予类似或同等的特许权。

e. 西藏的税入，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都不得抵押或指派给任何外国或其臣民。” [29]

这实际上是把西藏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中国从此彻底出局，再不是西藏的宗主国了。驻藏大臣当即公开宣布条约无效。当时大清已经开始实行新政。在挨了半个多世纪的痛打后，迟钝的中国人总算开始学会西式民族国家的基本概念，一支职业外交官队伍正在建立成长起来。这些人与刚愎自用、坐井观天、轻狂祸国的林则徐、叶名琛等老前辈不同，既有足够的世界视野，又熟悉国际法规，更真正有着“�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在内有清流攻讦，外有列强环伺，腹背受敌时，却并不忧谗畏讥，羽毛自珍，而是忍辱负重，老成谋国，在清末民初（尤其是北洋时代）国脉如丝的险恶处境下，创造了“弱国有外交”的奇迹，写下了中国外交史上至今是最辉煌的一页。在我看来，这些人才是真正值得后人敬重与缅怀的先贤。

1906年中英签订的协议就是这批人初出茅庐第一功。曾负笈哥伦比亚大学的前留美幼童唐绍仪力主通过外交谈判推翻《拉萨条约》，被清廷任命为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达十次之多，因英方坚持不让步而主动中断谈判回国。此后英方不得不改换代表，赴北京与唐绍仪继续谈判。经过艰难的折冲樽俎，双方终于签订了新的协议。中国以确认（confirm）《拉萨条约》的让步，换来对该约条文的重大修改，使得英国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该协定第一条说明，中英双方确认《拉萨条约》，但必须作出为本约指定的修改。第二条由英国政府保证不吞并西藏的领土，也不干涉西藏的行政；中国政府则答应不允许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干涉西藏的领土或是西藏内部的行政。该条约还以附件的方式列出唐绍仪给英国特使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的照会，声明中国答应不雇用任何非中国臣民或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在西藏担任任何职务。 [30]

这个条约、尤其是附上的互换照会，写得非常巧妙，充分表现了唐副部长（他是以大清外务部侍郎的名义签约的）杰出的政治智慧与高超的外交技能。它充分照顾了英国人生怕毛子插足西藏的心病，也充分照顾了他们的面子，没有完全推翻《拉萨条约》，而是把条文中说的“外国”间接界定为“中国以外的国家”，中国照样有向西藏派出官员的权利。于是，《拉萨条约》中对外国人的限制就此化为对中国有利的条款，在法律上把外国人拦在西藏门外，却没剥夺中国对西藏事务的管理权。这样，虽然条文没有明确说出，该条约实际上确定了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正因为有了这条约，次年英国与俄国签约时，双方才会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两个条约束缚了“文明帝国主义”的手脚，使得英国后来在策划西藏独立时顾虑重重，哪怕就是在《西姆拉条约》的附件中，也写上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从这些历史条约来看，窃以为西藏独立的国际法律依据不足。

那位藏独朋友要说了：“宗主权”是殖民时代的法律观念，如今已经是后帝国主义时代了，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未必吧？撒切尔夫人在80年代与赵紫阳签订的中英条约，好像比与1906年的中英条约对中方的约束更严重。在80年代的新约中，双方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对香港的宗主权，亦即香港没有外交与国防权，但具有充分的对内主权，北京不得干涉，更不派官治理。北京对香港拥有的，不是宗主权又是什么？只怕连1906年的中英协议都不如——该约可是用附件的方式表明了北京有任命中国官员的权利的。而且，虽说香港政府没有外交权，可它竟然能发放护照，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好使多了，晚清的西藏政府似乎还没这特权吧？澳门也是这样。如果将来两岸统一了，我看台湾最好的前途，也就是变成中国的藩属国。实际上，所谓“自治区”，如果名副其实的话，就是过去的藩属国。当年中共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规定的中央政府的权利，我看也就是宗主权。

最后说说那盼望“白观音”救世的阿格旺多杰的下场。1909年，他上书沙皇，请求在彼得堡建造一座喇嘛庙。沙皇同意了，1915年，该庙建成，沙皇还批准9个喇嘛入住该庙。

然而十月革命不久就爆发了，阿格旺多杰一度被捕并被判死刑。后虽获救，他在彼得堡建的喇嘛庙却被平毁了，经卷也被毁。这家伙确实不是个好鸟，长于见风使舵。20年代他率先提出将喇嘛庙改为“集体农庄”。政府批准了他的恳切请求，将布里亚特（蒙古人在西伯利亚的聚居地）的喇嘛庙统统“国有化”，剥夺了僧侣们的管辖权，由共党派出的干部管理。阿格旺多杰没事可干，只好去做蒙古大夫（行藏医）。1937年11月，他被NKVD以叛国罪、间谍罪、煽动暴乱罪逮捕，两个多月后死在监牢里。至此，他终于在白观音的殷勤引领下，进入了梦寐以求的“白色极乐世界”。这位同志的遭遇，似乎值得铁木一类至今还在歌颂“白香巴拉”的同志深长思之。

附录：丁一夫：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

——《1959 拉萨！》一书中的尼周密谈

中国和印度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长达千年的交往中，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大的争执和战事，因为两国从来就不是相邻的大国，没有边界问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别的位于沙漠和高原的国家，比如西藏。它们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缓冲区，成功地维持了中印之间的和平关系，但是现在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成为一触即发的冲突导火索。对于当代中国民众来说，围绕着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颇有一些看不懂的问题：中印之间的边界争议是怎么形成的？中国军队收复失地以后又为什么主动放弃？中印边界冲突的前景如何？最近，李江琳所著《1959 拉萨！》一书，提供了一些史料，让读者看到，中印边界问题走到今天这一步，和西藏问题分不开。

麦克马洪线的来历

麦克马洪线源自于1914年的中英藏三方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中国的出版物从来不肯把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来龙去脉直捷了当地告诉民众，因为有话语权的学者们都得受“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紧箍咒约束，于是在他们的出版物里，怎么绕着弯也讲不清楚了。关键的一点是，当英国提出中英藏三方联合召开会议确定西藏边界线，时为1913年，而那时，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不仅对内行政管理是独立的，而且对外也是独立的。不明白这个前提，就讲不清西姆拉会议，也就讲不清麦克马洪线。

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费时最长，争议最激烈，最终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并不是印度北方和西藏接壤的边界问题，而是西藏东部、北部和中国接壤的中藏边界问题。印度和西藏的边界问题，是英印代表和西藏代表之间的事情，中国谈判代表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中国代表陈贻范伤透脑筋的是，西藏代表提出要把西藏的东部边境按照历史往东移，并且准备充足，提出了大量“自古以来”的证据。陈贻范不敢让步，于是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出面在中藏之间调停，仿照划分内外蒙的方法，划分内藏和外藏，提出内外藏的分界线，内外藏分别处理。麦克马洪要中国政府接受这条线，条件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过来，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它就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同时，麦克马洪让西藏谈判代表接受了他划出的英印北方和西藏之间的分界线，其中把历来是西藏达赖喇嘛治下的达旺地区，划入了英印一方。

所以说，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上是给西藏划一个完整的边界线。英国人以为，这个确立了边界的西藏，就是英印在北方的安全缓冲区。最后，中国政府拒绝签字，是由于不能接受内外藏的划分，还要在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上留下一个“将来再议”的机会。而英国代表和西藏代表则就印藏边界签署了协议，也就是后来称之为麦克马洪线的边界。

西姆拉会议被英国政府内部和西方学界很多人评论为一次失败的会议。印度是这次会议的得益者，因为它有了一条在国际会议上签署了的北方边界线，包括签给它的达旺地区。西藏谈判代表由于丢失了达旺地区，在会后遭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斥责和贬撤。以后，西藏政府只要有机会就提出，要把达旺地区要回来。

在西姆拉会议上，三方形成的格局是，英国代表和西藏代表为友好的一派，联合对付中国代表。对于西藏政府来说，它不再觉得英印是一个威胁，反而觉得中国是一个让他担心的威胁。这一格局的形成，源自于清末朝廷派川军入藏，在拉萨胡作非为，逼迫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可惜，历来中国政府从没有人反省过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犯下的错误和教训。西姆拉会议以后，中国和西藏之间在二三十年代陆陆续续地发生过几次边境局部战争和停战协议，西藏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政府一度在拉萨连一个“外交人员”都没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中国政府趁机派出以黄慕松为首的吊唁团，才重新和拉萨有了官方正式接触。据说，在吊唁期间，黄慕松为西藏噶厦政府的高层官员都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藏人知道这又是老一套伎俩，以后就可以声称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表彰。噶厦政府于是授予黄慕松一行所有官员“札萨”的称号，并附有全套官服，一报还一报，从此大家不提。

简单地说就是，麦克马洪线是西姆拉会议的产物，而这个会议和这条线的历史背景里，不能抹煞当时的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不说明这个事实，自然就讲不清西姆拉会议，也弄不明白麦克马洪线了。

尼周密谈

麦克马洪线以后，西藏和英印之间再没有发生上世纪初荣赫鹏入侵前那样的争议和冲突。西藏没有“南顾之忧”，麦克马洪线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西藏政府始终主张，达旺地区等应该从印度还回来。

事情到了1956年。那一年在中国政治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6年终于要产生突变了。中国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国家，到了最为自信的时刻。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民主改革”引发藏人反抗，藏人暴动有星火燎原之势，一些反抗武装在中共军队的镇压下，被迫向拉萨方向转移。中共党内对于在藏区和西藏的“民主改革”采取什么策略的分歧意见开始明朗（见范明将军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西藏内部之争》）。中共一方面决心在周边藏区把“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继续搞下去，一方面仍然需要稳住西藏的局势，要维持和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表面上的合作。

年轻的达赖喇嘛那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向中央政府呼吁维护藏区稳定却得不到响应，身为藏民族政教领袖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子民。就在这时，他有机会应邀前往印度参加佛诞2500年，他决定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诉说藏民族的遭遇，作好了要求在印度避难不归的准备。这样的做法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从而给中国政府以压力，抑制中共在西藏和藏区的“民主改革”，以达到保护藏民的目的。

根据范明将军的回忆，达赖喇嘛的这一心愿，当时的西藏工委和军区通过渗透到西藏政府的线人，早已有所掌握。就在这时，周恩来访问亚洲多国，在出访和归国途中两次经过印度，两次都紧急约见正在朝圣佛教圣地的达赖喇嘛，说服达赖喇嘛无论如何不能留在印度，并且承诺，西藏的“民主改革”延后六年不搞，只有在藏人自己愿意的情况下才搞。六年以后还可以延长。同时，周恩来他们知道，达赖喇嘛是否能在印度避难，主人的态度非常关键。周恩来动员尼赫鲁去说服达赖喇嘛回归。为此，在和尼赫鲁密谈的时候，周恩来主动谈起了中印边境问题。李江琳在《1959 拉萨！》一书中，引用了尼赫鲁收入全集的尼周密谈的记录，以及列为印度政府机密的内部报告。可以说，周恩来的谈话，让印度政府又惊又喜：

“…麦克马洪线——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直不知道，直到最近才了解这件事。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那些北京的军阀和国民党自然是知道的。…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从未承认过这条线，然而，英国同西藏有个秘密条约，在西姆拉会议的时候宣布过。现在这已是既定事实，我们应该接受它。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咨询西藏政府。我们上次有关西藏的条约里 ，西藏人要求我们拒绝接受这条线；但是我们跟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暂时搁置。我相信印度独立后，西藏政府曾立即就此事写信给印度政府。不过现在我们认为，应该设法劝说并说服西藏人接受这条线。这个问题也同中缅边界有关，等到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将会做出决定。因此，虽然这个问题尚未决定，而且对我们不公平，但是我们依然认为，没有比接受这条线更好的办法。”

这一段话可圈可点。简单地说就是，尽管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却相当明确地答应尼赫鲁，中国现在将承认麦克马洪线，只是声色不动地有一个小小的暗示：“等到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将会做出决定”。要是达赖喇嘛不返回拉萨呢？这等于是开出了一个价码：你让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我们就承认麦克马洪线。

这段话里，没有机会了解西姆拉会议之历史背景的中国读者可能会有好几处看不懂。为什么说“我们尚未咨讯西藏政府”，“西藏人要求我们拒绝接受这条线，但是我们跟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暂时搁置”，“现在我们认为，应该设法劝说并说服西藏人接受这条线”？如果西藏从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一级单位，那就根本没有必要说这样的话。

事实上，周恩来比谁都明白，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有自己独立而完整的内部行政管理系统，国防、司法、货币、邮政等体系，而且有对外贸易，和邻国签署过相关条约。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和英印政府签订了有关边界的协议，此后又签订了《印藏贸易条例》，这一条例每十年续签一次，于是在 1924、1934、1944年续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指出，“所有这些续签都是英属印度和西藏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进行的。”到了1954 年，中国政府和独立后的印度再次讨论续签这一国际条例。这次续签所签订的协议有一个长长的序言，这就是周恩来一向引为骄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周恩来讲话里说的“我们上次有关西藏的条约”。这个条约和“五项原则”是对1914年印藏贸易条例的延长续签，周恩来的讲话无异于承认，西藏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外发生的边境和贸易关系，都是合法的、有效的，是符合国际法的历史事实。

而在中印边境的领土争议问题上，局面和历史上倒了过来，是西藏政府坚持要把达旺地区从印度要回来，希望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其大国的力量帮助西藏做到这一点。而周恩来为了当时中共在展开自己“民主改革”的政治纲领的形势要求下，答应尼赫鲁，“说服”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来接受麦克马洪线。

中印边境之争

尼赫鲁在得到周恩来的承诺后，确实按照周恩来的愿望，帮了很多忙。除了给达赖喇嘛施加压力，劝他回国外，在印度议会里尽力为中国的形势说好话。尼赫鲁把周恩来看作像自己一样是从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民族自由的亚洲领袖。于是，不难理解，当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印度议会大哗，纷纷抨击尼赫鲁多年来在西藏和中印关系上欺骗了议会，而尼赫鲁本人却觉得是周恩来背叛了他。尼赫鲁不久后去世，西方学界认为，中印战争是对尼赫鲁精神上最大的打击。

1956年尼周密谈是印度政府解密档案后，在尼赫鲁的著作中公开出版的。除了谈话记录以外，还公布了当时尼赫鲁及身边助手的笔记，以及印度政府内部绝密的知会。至今国际学术界无人质疑公开出版的密谈内容之真实性。

1962年中印战争中，中国军队一度占领了达旺地区，越过塞拉山口，但是立即不战而退，退回到麦克马洪线后面。这是为什么？这一直是个谜。至今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尼周密谈内容的披露，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破解此谜的思路。周恩来和中共领袖其实最明白，西藏并非自古以来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一部分，它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完全可能获得完整主权，成为当代国际舞台上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解放军入藏并不能保证“收回主权”，所以，放弃达旺地区而得到西藏，还是一笔上算的买卖。西藏政府曾经希望强大的中国能帮他们要回达旺，可惜中国政府即使强大了，也并没想过帮西藏去要回达旺地区。

与此同时，受中印战争的刺激，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强化了边境地区实际控制，在达旺地区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以后，印度还有可能把自己的一个邦“交还”给外国吗？

达赖喇嘛的和平倡议

对于西藏和周边边境问题，达赖喇嘛有着极为隽智的思考。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第一条就是建议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以后，达赖喇嘛又很多次地阐发了他的这个建议。

达赖喇嘛指出，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民，在这里和平地生活了几千年了。这个地区历史上的大小王国之间，是没有明确边界线的，在王国之间的边境上是从来不驻兵的。总的来说，相比世界其它地方，这里显然是一个特别和平吉祥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和平是由其独特的自然与历史条件来保障的。

恰恰是现代国际政治中的主权概念和边境划界的概念得以引进和强调以后，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之间出现了边境驻兵和紧张局势。尊者呼吁这个地区的各国领袖，从共同的佛教慈悲与智慧理念出发，恢复和平睦邻的状态。尊者希望，广袤的西藏高原首先成为无核无污染、不驻兵无军火的和平区域。事在人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和平区域的存在，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未来产生巨大的样板作用。

历史上，喜马拉雅地区不少大小王国是西藏的朝贡国，现在独立的不丹、印度的锡金、拉达克地区，以及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历史上都曾经向西藏朝贡。那里的各族人民，至今仍然有很多是虔诚的佛教徒，至今仍然视达赖喇嘛为他们共同的精神领袖。对于那里的人民来说，拥有自己的心灵自由，追随自己的精神领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比自己属于什么国家重要得多。

中印边境问题和中印之间的永久和平，只有在西藏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时候才有可能，世界的领袖们，只有在拥有达赖喇嘛倡导的慈悲与智慧后，才有办法找出一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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