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学术御用。由于现今中国的御用学者太多，很多人与事的评骘，知与识的解析，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世界问题的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几乎到了歪曲至极的地步，本来他们用心倒是好的，为了让我们信，可是由于那个老少咸宜的故事：狼来的多了，于是人们大多就侧目而视起来。因此，不说还好，越描越黑。
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谰言，小的时候常听政治老师说，香港是个腐朽的城市，台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已经临近腐朽不堪的阶段，遍地都是托拉斯，好比如今的肯德基，垄断以后就是通货膨胀，必然遵循萧条……等四阶段，还有那脑海里狂奔的活蹦乱跳的牛马们填满了一九二九年所有的沟壑，总之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了。所以这些牲畜要被意识形态的快刀通通宰杀，挂在失业救济者永远够不着的高高在上的位置，让它腐烂或者腐败。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暗无天日，尽管它总是灯火通明地布满了人性贪婪的陷阱；芝加哥每一偏僻的街头都有一个强盗潜伏着，比阿里还要健硕，比泰森还要凶狠，弓着身子，猫着腰，眼眶里溢出的激情火焰，能让整个美利坚都显得猥琐。他等着你去上钩然后上贡，多半还有一把亮晃晃的匕首，即使你躲过这劫，还没有从体无完肤身心俱损的状态恢复，还没有走出那条街道，又有一个冒充国民警卫队的白人小子（三K党员）拦住你的去路，因为你是黄色皮肤，与曼德拉同属种族歧视的对象，他们的橡胶棒就是为了专对你们专政而配置的，人手一根，就像遍地殷红的红灯区那些糜烂者缓解压抑的象征性图腾……
一种是学术无用。因为什么知识都要与现实结合才能发挥他的威力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外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是永恒的真理。好比刘邦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儒冠都要用来盛溺，所以儒学等于放屁。特别是在那大鸣大放的大时代，知识分子不是脊梁，是房梁，唯一的功效就是支撑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被憋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当然知识也不是培根所谓的力量了，是食粮，是苟延残喘的氧气瓶，是卖身求荣的遮羞布，是石头唱的一首歌，简称"石一歌"。改革开放后，这种无用的毛病就更加显露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握手术刀不如持杀猪刀，特别在我们这两年，与其整天冥思苦想讨论思想的难产，宁可咬紧牙关手攒肚罗学习王石搞房地产，与其把头脑作为批判的工具，不如把身体作为发泄的阳具，谁耐烦皓首穷经到眼冒金星，何如顺手牵羊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做学术上的流星，甚至灾星。我们要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反过来，我们不求传诸久远，只求我们的事业显赫一时……
不管御用还是无用。在这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总之所谓的知识分子纯粹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妆点，大学整一个喧嚣与骚动，好比猪鼻子插大葱。教授个个道貌岸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气象，白天上讲坛忽悠别人的同时忽悠自己，晚上忙着出卖"自己"的"课题"同时出卖自己的灵魂——如果他们有。每年的高中报考率逐年递减，每年的职业技术培训如雨后春笋，崛起于神州大地每一个不再需要"知"与"识"的角落。人们对于知识早已厌倦了。需要把自己像一个炮弹投射出去，不需要多远，远离自身就行，因为对于自身的体重，他们也厌倦了。厌倦吞噬一切，包括吞噬的欲望。是啊，打开电视，慵懒无力的，不是选美就是选秀，不是潜伏就是设伏，犹如搞统战，要捕获所有人的不假思索不耐思索的心，感官吗，情色吗，冲动乎，激情乎，都不是，知识的厌倦。要不就是几个不痛不痒的经济学家与装模作样的时事评论员在那里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一副民胞物与的假相，仿佛纠正我们的偏见一样纠心——纠正我们的心不让它乱动，或者揪心。偶尔也冒出杨阿姨陈姐姐这样的知性老丫头，仿佛是为了让我们不再变得狭隘，以为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只有骚首弄姿的芙蓉姐姐与装疯卖傻的杨二车娜姆，犹如一本烂账，要进行一个平衡收支的手势。这个手势绝不触及内心，它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手势。
走出家门，一头头机动怪兽在你的身边呼来唤去，一个个精神贵族弓腰驼背地握着没有方向的方向盘，弯来拐去，无比充实的身驱犹如自己的心肠纹丝不动，屁股生了根般意志坚定。他们紧咬牙关，晲视众生，高傲地穿梭于一群群草根与屁民中间，那是嗡嗡飞鸣的苍蝇如蠕动的爬虫做成一副对比鲜明的绝佳背景，挥之不去，映衬得自己底气十足，连虚幻飘渺的斑马线都无法阻遏这种向着成功的路上风驰电掣的意气风发……
这种厌倦是无孔不入的，是的，有时自命知识分子的也厌倦起来。无论国学西学，存在或是虚无，犹如当年梁遇春先生所谓：天下事讲来讲去讲到彻底时正同没有讲一样，只有知道讲出来是没有意义的人才会讲那么多话，又讲得那么好。Mon-taigneVoltaire，Pascal，Hume说了许多的话，却是全没有结论，也全因为他们心里是雪亮的，晓得万千种话一灯青，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所以他们会那样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天下许多事情都是翻筋斗，未翻之前是这么站着，既翻之后还是这么站着，然而中间却有这么一个筋斗！
周作人不是也有一种衰颓悲观的论调吗？他说好的东西都写在书上了，从来没有实现过；坏的东西从来没有写，（慕春按：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写，要做些掩饰）却在现实社会比比皆是。
钱钟书也在那篇婉而多讽的《论教训》里说过，他很奇怪天下何以有这么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还令钱先生非常奇怪的是，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还变本加厉揶揄道，人爱教训别人好比医生希望病人有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文字，反正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其实这三位都是读书种子，本是平日里手不释卷、在学海里遨游到不可救药的人。正因为书读得太多，见识又与众不同，且对人性的深邃持着一种审视考察的态度。所以书虽然读得多，却并不迂腐，也不想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迂，比如梁氏其实是叫我们不要太执着，凡事要像蒙田帕斯卡与休谟这些哲人一样，秉着一种宽容与怀疑的态度，不要轻易妄下结论，像如今某些自以为是的妄人一样，读了几本书，思想就已经很成熟，又从来不喜欢反省自己，于是抓起半截就跑，还以为天下的真理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不可一世得很；告诫我们应该去灵活地看待并应对我们这个非常复杂与变幻的人生及其现象。剩下两位呢？不过是让我们切记不要做那空洞思想的传声筒罢了，就像当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我们的无产阶级物理学一样，用说教代替辨析，用叫嚣代替讲理，用强权做成真理，用整齐划一的死气沉沉的停滞来取代学术思想活泼泼的与时俱进。同时，也是对那些用知识来为某种特殊目的（多半不可告人）服务的政论家与正论家的鄙夷。
张东荪在《思想与社会》里说过"说到理性又不可忘却我在上面所述的那些弊病，一是把知识为游戏，其结果必致学问变为装饰品。一是把活的理智变为死的宗教信条。"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知识是因为有苦痛而始逼迫出来去求解决的。所以唯有真正解决痛苦（不论是一部分抑是全部）的方足为真知识。至于那说得连篇累牍，天花乱坠的，而于实际毫不起任何作用，则决不是可宝贵的知识。"
看来我们这些自命是知识分子也不可妄自菲薄，我们说不准还任重道远呢？那么知识分子到底有用没用呢？知识是否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呢？我觉得还是引个比较有权威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了，他是不是回答了以及是否正确，还需要你们自己来做判断。
"欧洲战争和它所带来的独裁统治，使许多人低估了各种形式的权力，只有军事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除外。这是一种目光短浅而且没有历史根据的看法。假如要我说出4个较之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权力的人，我提出的名单是：释迦牟尼和基督、毕达哥拉斯和伽利略。这4个人中没有一个曾得到政府的支持，直到他的宣传已获得极大成功之后。这4个人中没有一个能对人类生活产生像现在这样大的影响，假如权力是他的主要目的。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曾谋求那种能奴役他人的权力，而是追求那种能使人自由的权力——就前两人而言，他们指出如何克制那些会导致争斗的欲望，从而战胜奴役与征服；就后两人而言，他们指出控制自然力量的途径。最终统治人的不是暴力，而是那种人的智慧，他们求助于人类的共同欲望——求幸福的欲望、求内外和平的欲望、求了解这个我们自己无法选择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上面的世界的欲望。"（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罗素著《走向幸福》"第十七章权力的伦理学"第367——368页编译 王雨 陈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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