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良知的中国人

2010年10月19日星期二

施卫江:影片《揭秘苏联》观后记

　　昨天，我在纽约法拉盛接受了知识教育，影片《揭秘苏联》（The Soviet Story）给予我以相当的视觉冲击和思想启迪。

　　这部记录影片中，有大量的历史实景展示，在号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这块广袤土地上，曾经有过那么多的鲜血淋漓的屠杀场面、卑鄙低级的小人伎俩、肮脏无耻的良心出卖、冷酷无情的铁腕统治、饿殍遍野的种族灭绝，丧心病狂的虐待发泄，奴隶他族的肆意宰割、镇压异议的身心残害，肆虐无常的丧心病狂，实在是震撼人心，这些事实与中共一贯宣传的苏维埃革命、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是多么光芒四射、神圣无比；列宁、斯大林等领袖形象是怎样的高尚廉洁、完美无暇；以及人民生活是如何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物产丰盛，共产和谐，可谓相距千万里。

　　对于生存在信息闭塞的国度，如中国来说，人民太需要了解这一类的历史真相了，国民受骗上当太多太滥了。国家的集权统治与愚民欺骗其实是表与里之间的相互促进和交互反馈。

　　影片中一再展示，苏维埃的组织形式、统治手腕、宣传方法上，与德国法西斯纳粹是多么相似乃尔，如纳粹集中营的大门口上方有"劳动使得你自由"的字样，而在苏联的古拉格，有"劳动使得你光荣"的招牌。正因如此，他们起初能够高度地联合起来，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一齐向自由的西方世界开战。在意识形态上，可谓一丘之貉，"本是同根生"，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相关：为了理想、为了净化社会，为了大多数人的美好事业，就得须要根除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影片中，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员用马克思著作的原始文本来告诉人们：通过阶级斗争的屠杀来消灭一个阶级的灭绝理论，其创始人，就是卡尔？马克思这个人，这又导致了后继者列宁，开创出他的恐怖主义理论："为了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即使杀害无辜
也是在所不惜！"

　　在我看来，凡是社会历史性事件的宏大叙事，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去审视和考察。

　　一个社会中，人性之恶得以十分广泛的大肆释放，往往都是在群体主义/集体主义的背景之下能够获得充分的机会而实施，乃因"群体"-"集体"的表象之下能更好地掩盖住个人的罪恶。（莱？尼布尔的著名命题："群体不道德"论）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一说由socialis（同伴的、同伙的）一词引出，一说由socius（喜欢社交的）一词引出，原有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生活之意。至于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广泛推行过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建构，其价值核心就是集体主义。由此去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践，为什么唯有在东方国度里，才会牢固地生根发芽？详析之，生根的牢固程度与地球上的经度从东到西的之间似乎成了一个等级梯度的正相关函数，大体上讲，地域越是往东方，文化上的群体主义价值观越是强烈，"社会主义"也就越能与东方群体意识所萦绕的民粹主义产生共鸣而找到最广泛的受众，从而滋润到肥沃土壤所提供的养料。反之亦然，譬如，欧洲中世纪时从经院哲学中产生出的具有个体意识的"唯名论"，也只有在最西边的英伦之å
��找到沃土；而那些最具个性自由意识的欧洲人，则远渡大洋至新大陆，建立起最为自由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至于创建共产主义理论的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在欧罗巴人眼里，是个"东方人"，因此其血液中多少流淌着东方人种秉性的群体主义情愫。所以也难怪，现代犹太人中，左倾分子居多数。

　　我认为这与地理因素相关联。在东亚大陆上，有着广袤的大平原，其地人员来往方便，军事上能构成天堑的防御较少或很少，部落、族群之间很难独立成邦，社会容易组合成极其庞大的群体，国民总是喜欢抱团成群，家国一体，党同伐异，这样却不利于社会的真正进步，因为人类的进步应是分殊化的进程。

　　国民性是与其民族文化紧密相关的。俄罗斯文化，就象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双头鹰标记那样，兼有东西方的双重秉性，是属于欧亚文化之间的过渡类型，俄国领导人经常自诩，俄国具有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作用，即为例证。

　　至于俄罗斯人所呈现出的强悍兽性和残暴冷酷，是其国民性格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也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位于西方的欧罗巴大种族（高加索人种），天然地具有个体性的意识，这只是总体而论的。而属于欧罗巴系统的东斯拉夫系俄罗斯民族，为什么会青睐东方色彩的群体主义、对于专制-奴性意识也有相当的钟情呢？这可运用历史积淀说来解答。在文明史的早期，俄罗斯先民不断受到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为首的好战游牧民族的攻击，于是一定程度上沐浴了东方文化，其后拜占庭帝国将东正教传入基辅罗斯公国，与传播于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不同的是，东正教具有东方人种群体特性的"大一统"色彩，政教合一。到了公元13世纪，更是受到文明程度相当低下的东方蛮族部落成吉思汗大汗国的侵略和压迫，长达近三百年。其后在与东方文化粗俗性的长期交融中，俄罗斯人学习到了蒙古人的军事文化，使自己也变得强盛了起来，然后"以其
人之道还以其人之深"，大举向东方扩张，如此便与突厥、鞑靼等东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过多地打起交道来，这样在文化互渗中，使得俄罗斯人的民族秉性里，深深地烙印上了东方人种的群体主义的人文遗传因子。

　　近墨者黑。可以理解，历史长河流经大草原这个地理环境，使得俄罗斯民族感染上游牧民族的秉性：杀戮和掠夺。因为人类历史的早期，人类自身的生产，尚未学会避孕手段，有效节制生育，游牧民族部落群族的人口膨胀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使得生存空间狭小的本民族向外大肆扩张，热衷于杀戮和掠夺。

　　有证据表明，列宁和斯大林身上都有着一定比率的蒙古人血统。假如真的如此，那么他们的人格中有着东方游牧人种那样的特质，得到了更加有力的确证。

　　写于美国纽约

　　20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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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

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

中国公民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消息在国内和国际引起极大的反响，它是中国当代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也为中国和平地实现社会转型、向民主宪政迈进提供了新的契机。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中国的命运前途负责的精神，我们特发表声明如下。

一、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本年度的奖项颁发给刘晓波，这一决定符合该奖项的宗旨和评审标准。在当代社会，和平与人权密不可分，对生命的剥夺与践踏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一国之内的暴政与恶法实践中。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证明，将今年的和平奖授予中国人权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及时和正确的决定。

二、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恰当人选，他坚持以非暴力手段维护人权，以理性的态度抗议社会不公正；他以坚韧的态度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目标，而在身受迫害时摒弃仇恨心理，这一切使他无庸置疑地拥有获奖资格。刘晓波的理念和实践也为中国人在解决政治、社会冲突中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典范。

三、刘晓波获奖后，各国政府、各地区、各组织领导人纷纷再次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我们持相同的态度。我们同时呼吁，当局释放一切因为思想、宗教信仰、言论等原因而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我们呼吁尽快启动各项程序，让刘晓波获得自由，并与夫人刘霞同行，亲自到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四、在得知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后，各地一些公民怀着兴奋的心情以聚餐、开会、举标语、发传单等方式进行庆祝或研讨，这些行为是完全合法合理的。但警察对此类活动进行了严厉压制和干扰，一些公民被扣押、盘问、威胁、遣送原籍，甚至被拘留，一些公民被软禁在家，失去行动自由甚至同时被剥夺通讯权利，包括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我们要求警方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立即释放被拘押公民。

五、我们呼吁，中国当局以理性和现实的态度对待刘晓波获奖一事，从国内外的热烈反应中体察、辨清世界潮流与人心所向；中国应融入普世价值以及人类文明的主流，树立积极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们相信，政府和领导人的任何改进与善意，都会得到人们的理解与支持，都将有效地推动中国社会向着和平方向发展。

六、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兑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温家宝总理最近在一系列讲话一再表达了推动政改的强烈愿望，我们愿意积极参与到这一实践中。我们期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和中国认可的联合国宪章以及各种国际公约的框架之内，政府能够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平实现社会转型，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法治国家。

2010年10月14日

签名邮箱：freexiaoboliu@gmail.com

联署人（以签名时间为顺序，继续开放联署）：
徐友渔（北京学者）
崔卫平（北京学者）
贾葭（北京专栏作家）
郝建（北京学者）
何方（北京学者）
张祖桦 (北京宪政学者)
戴晴（北京学者）
资中筠（北京学者）
沙叶新（上海回族剧作家）
张博树（北京学者）
周舵（北京学者）
夏业良（北京学者）
于浩成（北京学者）
王力雄（北京作家）
唯色（西藏作家）
滕彪（北京学者）
莫之许（北京自由撰稿人）
王我（北京纪录片导演）
蒋�文（上海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杭州自由撰稿人）
钱跃君（工学博士德国《欧华导报》主编）
浦志强（北京律师）
程益中（北京出版人）
梁文道（香港媒体人）
李大同（北京学者）
梁晓燕（北京编辑）
许医农（北京编辑）
傅国涌（杭州学者）
宋以敏（北京学者）
丁东（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州学者）
邢小群（北京学者）
王东成（北京学者）
徐岱（杭州学者）
丘延亮 (台北副研究�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王康（重庆学者）
徐贲（美国加州学者）
邓晓芒（武汉学者）
叶匡正（北京诗人）
朱日坤（北京独立电影人）
张闳（上海学者）
老村（北京作家）
周枫（北京学者）
蔡甘铨（香港编辑）
林盈志（台湾编辑）
雷永生(北京学者）
杨富芳（北京教师）
徐敬亚（海南诗人）
王小妮（海南诗人）
胡杰（南京纪录片导演）
王超（北京电影导演）
徐娟（德国媒体工作者）
吕频（北京妇女权利工作者）
郑海天（北京离休编辑）
程�欣（北京离休编辑）
岳建一（北京学者）
郭于华（北京学者）
姚大力（上海学者）
��中　台�　媒�人
周保松（香港学者）
徐晓（北京编辑）
朱正琳（北京学者）
安替（北京媒体人）
郑也夫（北京学者）
石涛（北京企业管理者）
朴抱一（上海媒体人）
郑褚（成都媒体人）
花落去（北京媒体人）
姚博（北京作家）
杜婷，（香港媒�人）
何杨（北京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华泽（北京纪录片导演）
刘沙沙（北京人权活动人士）
门延文（北京市民）
张辉（北京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
野渡（广州作家）
游精佑（福建工程师）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苏雨桐（德国媒体人）
杨海（西安民间学者）
黎雄兵（北京律师）
倪玉兰（北京维权律师）
刘巍（北京维权律师）
李和平（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李金星（北京律师）
唐吉田（北京律师）
陆以诺（上海公民、基督徒）
黄燕明 (贵州人权捍卫者)
郑创添（广东公民）
刘强本（北京公民）
董继勤（北京人权捍卫者）
周洪玉（福建　公民）
吴玉堂（福建公民）
魏英　（福建　人权捍卫者）
卓友桂（福建　人权捍卫者）
林碧仙（福建人权捍卫者）
李华（北京自由职业）
任嘉祺（北京诗人）
张永攀（北京自由撰稿人）
王德邦（广西人权捍卫者）
张居正（河南人权捍卫者）
韩颖（北京人权捍卫者）
杨树枝（北京人权捍卫者）
杨树萍（北京人权捍卫者）
王炜（山东公民）
游豫平（福州大学生）
王立红（哈尔滨自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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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6日星期六

章文:世界格局重回九一一之前

　　今年以来，尤其是天安舰事件之后，美国一系列举动令人瞩目，联合韩国在黄海军演，表态《美日安保条约》覆盖钓鱼岛，支持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抗衡中国。

　　这一套针对中国的组合拳，似是精心准备过。最近美国众议院又高票通过《汇率改革促进贸易公平法案》，将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战争推向白热化。

　　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美国又开始对中国采取攻势了。911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对中国采取了拉拢的政策，中美合作一派和谐。什么"利益攸关方"，什么"G2"，一时之间营造出了一个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中国形象。

　　但，这一切并不真实，只是一时的假象，却迷惑了不少人。

　　从伊拉克抽身出来后的美国，开始恢复其元气。世界秩序正在逐渐恢复到911之前。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中，我发现，多极化依然是梦想，美国依然是世界老大。

　　这次温总去欧洲展开银元外交，本意是想让欧洲国家说几句好话，化解一下美国在人民币问题上的压力，可惜钱扔了不少，目的没达到。据说温总非常恼火。可以预见，下一步针对中国的货币战争以及其他问题，欧洲肯定会追随美国的。

　　中国的决策者应清醒看到世界格局的逆转，及时重新定位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911之后将近10年的好日子到头了，中国又开始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如若沉浸在中国崛起的梦境中不肯苏醒，在不少问题上继续对抗美国，更大的困难将等着中国。

　　从天安舰事件到近日的朝鲜三代世袭，中国政府的表现实在不智。不顾国际社会的观感，力挺一个与时代潮流相悖的王朝，有损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朝鲜政权三代世袭成功，固然有它的内在合理性，但作为外人，宜远距离审视而不是热切高捧，方为明智之举。从这一事件中，暴露了中国当政者的外交能力低下，缺乏对世界大势的清醒认识和把握。

　　面对霸主，是搭便车还是挑战，从来都是新兴大国的艰难选择。从历史上来看，挑战者基本都遭遇失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成就，即是源于"搭便车"。现在同样需要如此。况且，并无有力盟友支持的中国想要挑战朋友遍天下的美国，前途是悲观的。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ac6dc9d104ca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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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5日星期五

白鹤鸣:从东海到南海

　　历时一个多月的中日钓鱼岛争端，至今仍在影响和刺激着日本政局。日本共同网的"日本政治"主页上的新闻，一半与钓鱼岛有关，主要围绕着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撞船录像，据说日本有关部门在撞船时曾拍下一段录像，号称可以证明中国渔船对撞击负有全部责任。这段录像一直掌握在内部人士手中，虽然有议员要求公之于众，但政府最终以维护中日关系为由决定暂不公开。其实，日方从一开始就主张中国渔船应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公开录像的话也不至于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之所以不公开录像，与其说是怕中国政府为难，倒不如说是怕本国人为难――如果抓人正确，何必又要放人？毕竟，日方在政治上是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法律上政府又不能干涉司法，如果放了人，那么政治和法律总得有一个是错的。

　　政治和法律到底谁错呢？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一位叫渡边正树的32岁男子认为首相菅直人对此负有责任，于是到首相官邸"持刀上访"，要讨个说法。但是执政的日本民主党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表示，放人是那霸地方检察厅的决定，首相官邸没有给司法机关下达指示。披露这个情况，眼下看来似乎无可厚非，可长远来看就有问题――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外交部不再与"日方"交涉，而是直接对某个地方检察厅喊话，那日本政府怎么办呢？可见撞船事件后的日本处于何等尴尬的局面，正如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所说，日方从一开始就错估了形势。

　　所谓误判形势，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误判了美国的立场。当撞船事件发展到紧要关头之际，恰好日本首相和中国总理都飞往纽约，分别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据说，日方向美方表示，希望美方可以充当中日之间的调停人，化解冲突。美方出乎意料地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而是要求中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由于此前中方已经停止了两国部长级以上的交流，美方的要求就等于"放人再说"。没过多久，詹其雄果然被释放了，而美方随即对日方表示"赞赏"。美方的赞赏意味着，"放人"虽然得罪了日本全国，但没有得罪美国，情况还不至于太糟。

　　美国是日本的盟友，也是唯一有可能在中日之间发挥调解作用的国家。日本资源太少，如果美国置之不理的话，中国的制裁将使日本遭到沉重打击，根本无法应对。无论放人的决定来自东京还是那霸，相信均为考虑到美国态度以后仓促做出的。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也很微妙：首先不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但又承认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管辖之下，但又不明确日本如何"实际管辖"，但又确认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但又没有义务卷入撞船事件??????一连串的"但又"，使人无法说清其立场到底是什么。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就事论事地利用钓鱼岛问题在中日之间展开外交。这一次，中国强势出击，美国避其锋芒，日本损失惨重。

　　对于其他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来说，这不能不成为一个明显的信号。钓鱼岛毕竟是中方几十年前就宣布"搁置"的领土问题，这次中方虽然不是主动出手，但反制手段极为强硬，"搁置"的姿态有所变化。像钓鱼岛这样主权有争议的无人岛屿，在南中国海上有几十个之多，南海周边各国又都和中国有领海、专属经济区的争议，这些争议基本上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搁置"状态。日本早有人指出，中国在撞船事件后对日本的强硬措施，再没有危机感的国家也会高度关注。所以，放人之后，日本民主党青年议员的声明《这次事件对我国的国家利益造成的影响及其对策》中就有一条，"立即公开海上保安厅对中国渔船的非法行径进行的录像，诉诸东南亚各国为首的国际舆论"。据说还有一份议员集体发表的建议书，更是直接提出"远交近
攻"，加强与俄罗斯、东南亚诸国、中亚诸国的关系，牵制中国。

　　不过，东南亚各国为首的国际舆论似乎并没有把中国怎么样。在中国强硬措施已经出台后的9月24日，在纽约召开了美国――东盟峰会，并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这份声明的初稿中有一条，"反对任何争端国试图在南海争议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句话似乎有影射中国之嫌，但在随后的讨论中被删除了。泰国外长解释说，他们不想被外界解读为"我们在拉拢美国反对中国"。那么，起草了初稿，希望外界认为东盟在"拉拢美国反对中国"的国家是谁呢？

　　是菲律宾。这个国家坚决地反对使用武力，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武力可用。菲律宾海军有四艘主力舰，一艘是参加过二战的美制驱逐舰"拉贾??胡马邦"号，另外三艘是英军驻港部队撤走时甩卖的巡逻艇，其余舰艇几乎不能出港。这个九千万人口的国家还有一支空军，不过没有战斗机。至于有可能在南海上派上用场的伞兵和海军陆战队，要么醉心于搞政变，要么就和首都马尼拉的特警一样"精锐"，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中菲之间存在着七个类似钓鱼岛的争议岛屿，菲方除了利用东盟――美国峰会之机拉拢一下美国之外，的确是做不了什么了。

　　有两亿多人口的印尼，情况和菲律宾也差不多。6月22日，印度尼西亚警备艇在该国纳土纳群岛西北方向150千米处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桂北渔 80105"。半小时后，中国农业部南海渔政局下属的渔政船出现在这片中国主张为公海、印尼主张为其专属经济区（EEZ）的海域上，强行驱赶了印尼警备艇。第二天早晨，印尼海军派出东德制造的炮艇增援，再次扣押了中国渔船。不久，四千多吨重的中国渔政船"渔政311"赶到现场，发出"如果不释放中国渔船，将进行攻击"的信号。印尼海军倒有大舰，可是不先修几天是无法出海的，于是这场海上对峙以印尼"无条件放人放船"而告终。对于中国渔政和海监部门来说，"桂北渔80105"和詹其雄的"闽晋渔5179"一样，只是今年"反抓扣"斗争中的两个典型而已。

　　中国能够制止其他国家对中国渔船的抓扣，其他国家却无法对中国在传统海域的执法权提出挑战。中国有"伏季休渔"的规定，要求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海区在整个夏天禁止张网捕鱼，北部湾渔场不幸正好就在这一范围内。越南政府没有宣布休渔，但不敢向这一水域派出护卫船只，只能保证在渔民被中国方面抓扣时一定能提出抗议。于是，大部分越南渔民只好"被休渔"，在港口里度过整个夏天。南海上与中国领土争议最严重的三个国家，其表现无过如此，对中国的看法可想而知。日本青年议员们希望通过外交努力，使上述国家认同日本处于与他们相似的地位，继而建立"统一战线"，从方向上说无疑是可行的，至于能走多远，能对中国产生多少影响，那就不得而知了。

　　真正有可能主导"统一战线"的国家，只能是美国。自1973年撤出越南之后，美国一直追求一种局面，即以美国的军力、日本和台湾的财力、菲律宾和印尼的人力，在南海创造一种"均势"，阻止中国控制这一海域。南海是世界上交通较为繁忙的海域之一，又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这个体系的存在，使中国长期以来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并坐视他国占领中国主张领有的部分岛礁。这个局面在2008年前后终于有了改变，不仅台湾政局的变化使中方能够腾出精力来关注南海，国际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也用尽了美国的"行动点数"，使其在中国周边海域越来越有心无力。美国最近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其真实原因之一就是阿富汗局势吃紧，已经无兵可调。面对已经将南海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的中国，美国不能不换一种思路。

　　既然美军不够用，那么首选方案无疑是增强盟国的军事力量。撞船事件后的9月19日，日本防卫省的一份增兵计划被披露出来。按照这份计划，日本陆上自卫队将进行1975年来的首次扩军，位于西南部的守军将增加十倍，达到两万人。尽管陆上自卫队战斗力肯定不如美军，但这次扩军至少可以把相当数量的美军从冲绳"解放"出来，派到其他地方去。但日本的扩军不是无限制的，该国面临着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大规模的扩军会加剧这一趋势，带来极其高昂的成本。韩国军力倒是发展很快，可既然美国已经认定朝鲜是"天安舰事件"的凶手，那么朝鲜半岛的美韩军力就不能随便调走。至于南海诸国，他们也未必愿意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毕竟美国如此之远，而中国是如此之近。

　　如果盟军靠不住，美国还有可能在南海上重建军事基地，不过这也阻止不了中国。二十年以来，中国一直铭记着苏联的教训，在外交上尽一切手段避免可能爆发的军备竞赛，以防经济被拖垮。时至今日，军备竞赛仍然显得有些可怕，但未来却不见得如此。现在中国体制很特殊，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那一套体系，又有高度现代化的金融市场，可以"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融合了美国和苏联的优点。中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害怕任何军备竞赛，如果美国主动挑起竞赛的话，反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释放一下世界最大工业国的过剩产能。

　　美国政府肯定是明白这种风险的，这正是他们极力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之一。假如美国要靠向中国借钱来遏制中国的话，那这种"遏制"简直是可笑的。问题在于，美国已经在这样做了。事已至此，美国不得不在南海问题和中国周边的领土争议问题设立新的底线。对于日本这样的资深盟友，美国外交的目的应该是在中国面前"绑住"它，而且还不能刺激中国。而对于本来就算不上重要盟国的南海诸国而言，"芬兰化"或许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是北京一位"85后"独立时事观察者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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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方励之:刘晓波和中国幻象

　　核心提示：诺委会提醒西方社会不得不去重新审视自从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所盛行的关于中国的如下观点：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走向民主。

　　菲尼克斯――我为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狱中人士刘晓波的这一决定感到由衷地高兴，该奖旨在表彰他为推动中国人权而进行的长期非暴力抗争。如此一来，诺委会提醒西方社会不得不去重新审视自从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所盛行的关于这个危险国家的如下观点：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走向民主。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人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一些人对此确信无疑。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保持现状更有利于他们的商业利益。许多人相信中国最高层决策者会为了寻求说服外国投资者，告诉他们要在中国进行投资，就不要附带任何棘手的在人权方面的附加条件，一切会随着中国自己迈出的步伐而好转的。

　　天安门事件过去20多年了。中国已经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并不极端的刘晓波和上千名其他异见人士却身陷囹圄，他们仅仅是因为呼吁已经被联合国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这些权利也被西方投资者认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中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增长，可是人权状况并未改善。

　　刘晓波过去20年来的经历已经足以去摧毁任何有关"民主会随着经济财富的不断增长而自然而然地到来"的想法。我从1980年代，当他还是个直言不讳的年轻人时就认识了他。他参加了1989年天安门的和平抗议，随后也因此被判处两年监禁。从那时起一直到1999年，他基本上就是在劳改营、监狱、拘留所和软禁中度过。在2008年，他倡导了旨在呼吁当局要遵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有关原则的《零八宪章》运动。因而再次被逮捕，这一次他被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重判11年――虽然中国也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

　　据人权组织的统计，在中国大约有1，400名政治犯、宗教犯、良心犯在狱中服刑或劳改营中接受劳动改造。他们的"罪行"包括参与地下宗教或政治团体、独立的商会和非政府组织，他们被逮捕的原因还有参与罢工或游行，以及在公开表达不同的政治观点。

　　以上不可否认的事实理应唤醒任何仍然对中国的独裁统治者抱有的这种幻想，认为中国当局会随着变得富有而改变对人权的漠视。无论中国的领导层已经多么对外开放了多大的市场，他们半步都没有从他们压制性的政治信条中撤退。

　　相反，中国的独裁者对普世价值甚至更加蔑视。天安门事件之后的10年，共产党政府释放了100名政治犯，以此来改善其形象。自从2000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强劲和来自国际社会的批评声浪开始退潮，政府又重新回归过去的强硬路线。

　　国际社会应当对中国未能履行国际契约方面的缺口予以格外关切。除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国在1988年也签署了《国际反酷刑公约》。但是，酷刑、虐待和精神摧残在中国的拘留所和监狱劳改营非常普遍。这些包括拷打、长时间的单独监禁、断食、置于酷暑或极寒环境之中、拒绝提供医治。

　　随着政权的力量伴随着财富增长而增强，共产党对它的免疫力已经越来越自信，尤其是当它违背它自己制定的宪法时。例如，宪法第35条明确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可是有谁会怀疑政府经常侵犯公民的这些权利。

　　正如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不幸历史所阐明的那样，一个侵犯人权又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对和平是一大威胁。

　　谢天谢地，拥有傲人勇气的诺委会在面对一个经济勃发的中国时再次阐明了这种联系。诺委会把尊重人权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是完全正确的。正如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Alfred Nobel）所希冀的那样，人权是"各国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

　　作者简介：方励之，现为亚利桑那大学物理学教授，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并于当年逃往美国寻求避难。

　　原文：Liu Xiaobo and Illusions About China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方励之（Fang Lizhi）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11日

　　译者：最佳损友「twitter2020@gmail.com ]

　　校对：@xiaomi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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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

史上最大最赤裸裸的汉奸

史上最大最赤裸裸的汉奸

作者：湾月枕　

中共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

中国人熟悉的大汉奸秦桧，根本就没有建立汉奸政权；吴三桂也仅仅是在战场上叛变；汪精卫虽然建立了临时政权，但也不敢用诸如“中华日本共和国”,“中华扶桑共和国”或是“中华东洋共和国”等国名。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China Soviet Republic”，您怎么看？

1931年918事变1个多月后，中国共产党利用外敌入侵，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年幼弱小这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前苏联的金钱资助和直接控制下，于苏联的国庆节１１月７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英译为 China Soviet Republic，就是 Soviet Republic 的 China 支部，诞生于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节），终结于1937年9月6日，建立者为中国共产党，首都为江西省瑞金。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有护照，由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颁发。首先叫做路条，后来觉得不严肃，就改成护照了。在该政权运作期间，其中央政府颁布了宪法，发行了货币，设计有国旗，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写到：“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 “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在中华民国境内，而且距离中华民国的心脏（首都南京）非常近，因此，被中央政府视为武装叛乱割据政权、派军队围剿。这就开始了后来的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迫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撤离中央“苏区”，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转移至陕甘宁“苏区”，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宣布取消，至此遂自行中止。这就是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可日本鬼子在东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却跑到西北去，相距上万里。难道是空手道抗日？？

非也非也，原来他们是想打通西北通道，直接投奔Soviet Republic总部！

您要有时间，我们可以把“历史”打开来、再仔细的看一看，究竟是谁帮中国 “发展”出共产党来，是什么人为中国人 “选择”了人民解放军？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所选择和发展的、人民解放军是用卢布豢养而壮大起来的。

在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开始就是“党员及经费”部份：“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馀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五十九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苏联给的钱，占中共全部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完全依赖苏联供给经费无疑。

中国共产党由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２年６月，从共产国际收到１６,６５５元；１９２３年头八个月，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一万五千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p47、p168，中共中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北京)；

1924年，实得日常活动经费约 36,000元；
1925年，每月平均约领3,300元；
1926年，每月活动经费己超过一万元；
1927年，每月仅日常活动费就达三万元以上。另外，组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用款三万元；党校开办费五万元，每月开支１, 5万元；七八月间为湖南开展农运用款近五万元；九月为准备秋收起义用款一万元；十二月为广州起义和善后用款近十万元；这些费用都是莫斯科供给。

被毛泽东吹得神乎其神的湖南运动原来是用卢布发动起来的，光辉的秋收起义是 “里通外国”、 “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颠复政府、分裂国家的反革命行为。”

1928年，中共中央仅特别费一项，就要求莫斯科拨款一百万；
1929年，每月仅活动费约四万元；
1930年，党活动费每月约五万元；全年济难费11.4万元；全年团费7万元等；
1931年，每月美金1. 5万元，中国元五六万元。

(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187-189，三联书店，1999年，香港)

郭老学徒:北洋军阀时期言论自由的状况

　　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

　　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掌门人段祺瑞总理在研究开放报禁的国务会议上的拍板表态。

　　段祺瑞是一个共和意识比较强的军人政治家。这可能与他曾经留学欧洲有关。他在辛亥革命中和之后的民国初期对中国共和制度的建立与维护做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时，他做为朝廷派到武汉前线镇压革命的军事指挥官，到任后一反前任冯国璋对起义军猛冲猛打的做法，尽管当时北洋军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但他却下令停战，并领衔46位高级军官给朝廷发长篇电报，要求清廷顺应民意实行共和。特别是1912年2月5日，段祺瑞与部下联署发电报给中央，威胁清廷，如再不实行共和，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等于下了最后通牒。这对推翻清朝统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强有力的最后一击。7天后，清皇室宣布退位。

　　主旋律的学者们不认为军阀会有什么共和意识，他们说段祺瑞逼宫是为其主子袁世凯夺权效力。但是不要忘了，当袁世凯决定称帝的时候，段祺瑞也是极力反对的，尽管他是袁世凯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他的夫人还是袁世凯的义女，但他在袁世凯决定当皇帝的时候即公开表示反对，并称病辞去了陆军总长回家，宁可不当官，也不当媚权的反动派。在各地反对袁世凯称帝起兵之后，袁世凯要他出山帮助维持局面，他提出的条件就是撤销帝制。

　　段祺瑞第三次维护共和是在张勋率领辫子军打入北京复辟清王朝期间，段祺瑞在天津组织了反复辟的军事联盟，打到北京，一举粉碎了复辟的闹剧。所以，有人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功。

　　段祺瑞也是个比较清廉的政治家，尽管他被官史定性为反动军阀，但在对待共和对待言论自由的态度上，他远比那些不反动的伟人要进步得多。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到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期大约一半的时间，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以段祺瑞为核心的。

　　袁世凯死后才一个月，段祺瑞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力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政府允许被袁世凯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随后又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

　　在讨论废止《报纸条例》的国务会议上，有人担心放开报禁会乱套，反对放开言论自由，段祺瑞说了本文开头那段话，拍板放开报禁。中央政府内务部还对各省市地方政府发出两次通告，要求：现在时局正适合充分表达民意，发挥舆论作用，此前所查禁的各报一律解禁。

　　正是由于段祺瑞主张放开舆论，对言论自由采取放任、宽容和豁达的态度，使得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大肆宣扬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那个时期；胡适、鲁迅等文化巨匠和20世纪中国文化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脚。

　　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释放能量的前提，如果段祺瑞将言论自由完全禁锢了，要求所有的媒体都必须按照军阀政府的部署发声，新闻工作者也必须由军阀们信得过的在政治上与其保持一致的人担当，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发生，文化领域里的巨匠也不会产生。

　　尽管北洋军阀的统治也是专制统治，也不会有彻底的言论自由，具体情况随掌权的军阀是开明还是残暴差异比较大，但由于段祺瑞开了个好头，总体上来说要比袁世凯时期好得多，比以后的国民党时期也好得多，比国民党以后更是好得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是共产党酝酿和创办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活动家都是在那个时期由办报纸走向政治舞台的。

　　"先有报，后有党"。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办过程的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是通过办报纸被苏联人注意并与之联系的。苏联人通过他们传播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培养和汇集了中国最早期的共产主义分子。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在日本留过学，也都在著名的报人章士钊的手下做过报纸编辑或撰稿人，陈独秀到北大做教授，李大钊到北大做图书馆馆长，也都是章士钊向老朋友蔡元培推荐的。

　　陈独秀在袁世凯时期创办了《青年杂志》，到了北洋军阀时期改名为《新青年》，并从上海搬到了北京，由北京大学的教授们轮流担任主编。当时，《新青年》是中国最革命的刊物，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子低下，《新青年》刊登了许多激进的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如李大钊的《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新青年》对文化的普及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发表了胡适写的被誉为白话文圣经的《文学改良刍议》，奏响了文学革命的序曲，引发了白话文运动。

　　那时，李大钊还创办了《晨报》和《每周评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在湖南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湘江评论》、《新湖南》，周恩来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他们宣传革命，鼓动造反。

　　在我们的印象中，北洋军阀统治既反动又蛮横，暗无天日。但他们却放开报禁，允许民间办报，允许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办报，公开宣传不同政见，甚至鼓动"颠覆国家"。尽管军阀们不高兴了会封报纸，但这些革命者可以继续办报。《湘江评论》被封了，毛泽东再办《新湖南》，《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封了，周恩来再办《觉悟》。

　　那时候的报纸可以刊登抨击政府和军阀的文章，一方面表明那时候的办报人敢说真话的大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军阀在控制舆论方面的宽松。

　　举个例子，著名报人成舍我主编的《世界晚报》，敢于主持正义，批评时政，批评北洋政府。1924年5月7日，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集会，记念21条国耻日，被军警打伤了几十人，《世界晚报》当天晚上就头版头条报道，严厉谴责政府，问责部长，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当时有人甚至可以在报纸上直截了当地指责军阀统治 "名为共和，实为专制"。报纸敢公开与政府作对，在今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再举个例子。1926年3月18日，共产党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组织北京学生为了抗议八国通牒而到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示威，政府卫队开枪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后，立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发出政府抚恤令，对死难者进行抚恤。但政府为了推卸责任，还是把学生说成是受到共产学说和赤色分子挑唆的暴徒，说卫队开枪是因为学生抢夺枪支，由于学生先开的枪，卫队才自卫还击，并不是政府下令屠杀示威者，段祺瑞事先并不知情。

　　但由于那时候舆论阵地没有掌握在执政府的手里，京城报纸一致谴责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罪恶行径。《京报》《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京报副刊》等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启超、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名流也著文谴责北洋军阀政府，鲁迅连续发表7篇文章，把三一八称作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愤怒的舆论传达了沸腾的民意，最终导致内阁总辞职，段祺瑞的政府被迫下台。

　　由此可见，如果不控制舆论，枪杆子单枪匹马维护政权是很难的。难怪马基亚维里清醒而深刻地指出，专制权力的维系必须同时依靠暴力和谎言。

　　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宗昌给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留下了摧残新闻自由的大污点和恶名。他们1926年杀入北京时，杀害了两个著名的报人，一个是《京报》社长邵飘萍，另一个是《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极其悲惨的事件。

　　邵飘萍是张作霖下令杀害的，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而真实原因是邵飘萍此前支持了与张作霖交战的冯玉祥和叛变张作霖的郭松林，因而被张作霖残忍地杀害了。

　　林白水是被张宗昌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杀害的，但他被杀的真正原因是敢于说人话，说真话，他不畏权贵不怕强暴，面对残暴的土匪出身的军阀依然敢唱反调，揭老底，他在报上撰文揭露了张宗昌及其亲信的劣迹，讥讽抨击了军阀。由此引来了杀身之祸。

　　林白水是中国新闻人的楷模，他的一句名言应当做为中国所有新闻人的永恒的守则，他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两个土匪军阀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杀害了两个著名的报人。奇怪的是，他们却不封报纸。他们的原则是"只杀报人，不封报馆。" 为什么呢，他们的逻辑非常可笑，杀人而不封报，就不算摧残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土匪出身的军阀也把摧残舆论看得比杀人还恶劣。

　　张作霖和张宗昌也都没有好下场。张作霖被外国人炸死了，张宗昌则是被仇人刺杀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恶名，是恶的象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家由外国人创办的对中国历史影响极其巨大的通讯社必须被提及，这就是1920年7月由苏联人在上海创办的《中俄通讯社》。

　　这家通讯社是苏联人为了策动中国的赤色革命而创办的，其本意不是为了做新闻，而是以通讯社为掩护，在中国寻找共产主义的代理人，培训共产主义者，组建共产党。

　　苏联人魏金斯基，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创办了这家通讯社。他与助手杨明斋带着上级的指示和钞票，怀着发动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来到了上海。杨明斋是一个去俄罗斯谋生的中国人，在俄罗斯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随后被派回中国发动革命。

　　魏金斯基是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活动家，1920年8月，也就是《中俄通讯社》开张后1个月，他就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1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

　　《中俄通讯社》实际上还是中国的第一个"党校"，它培训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它也是一个留学"中介"机构，招了不少热血青年，送到俄国去接受共产主义教育。《中俄通讯社》把马克思的那一套，斯大林的那一套，显然，也应当看作是西方的那一套，带给了中国，也选拔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一个小小的通讯社，能量巨大，把中国前行的方向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轨道上。当然，它的背后是一个扩张性极强的帝国和"主义"。

　　二十九年以后，苏联人在中国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了，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悲哀的是，靠办报和办通讯社起家，受惠于言论自由的革命者们，当他们执掌权力之后，却远没有反动军阀段祺瑞们的豁达和自信，彻底摧毁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其他表达自由，倒退到了慈禧以前的时代，连慈禧都不如。半个多世纪了，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胡适、鲁迅这样的巨匠，也没有出现茅盾、老舍、沈从文这样的大师，更没有什么文化的繁荣。茅盾顺从了，老舍投湖了，沈从文去研究服装了。倒是出了一些宫廷名导、含泪大师和幸福鬼，自我赞美的无耻术和歌功颂德的媚权术与时俱进了，真是悲哀悲哀悲哀呀！

　　相比之下，军阀段祺瑞不是很坏。

　　出处：网易历史郭老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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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学徒: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情况

　　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的遗体在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枯井里被发现。他是怎么死的？是自杀的还是被害死的，至今都是一个谜。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是自杀的，也是由于残酷迫害所致。他已经被关押三年了，受尽了折磨。

　　范长江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个名记，他最早出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后的情况。

　　1935年，26岁的范长江做为《大公报》记者到西北采访，写了几十篇采访通讯，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其中透漏了红军北上的情况。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到了陕北，写了系列通讯《塞上行》，介绍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的情况，替共产党做了宣传。《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使他成了全国知名的记者，也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1938年，他离开了大公报，投奔了共产党，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变成了组织的喉舌。他先后当过新华社的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的社长，为党的宣传事业兢兢业业地效力，热情讴歌党。

　　范长江的经历与悲惨结局很说明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媒体工作时，可以报道反对政府"分裂国家"的"CCP"的情况，甚至为之做宣传，还可以在文章中批评政府的剿匪政策，他不仅没有被问罪惩处，还由此成了名人。而他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从来没有为对立政党说话，更没有对自己的组织、政府和领袖说过一个 "不"字，但最终却难逃杀身之祸，冤死在党的天下……

　　不知是谁的主意，现在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以范长江命名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不知道"范长江新闻奖"是号召新闻工作者学习他在《大公报》时期与政府保持距离的自由精神，还是要大家记住他在组织内充当喉舌最终被戕害的命运？

　　透过范长江和《大公报》，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言论自由状况的一个层面。

　　国民党引进了苏联的经验，以党治国，限制言论自由。孙中山有一个蔑视民众的理论，认为国民素质低下，革命者的要当民众的"保姆"，要对人民进行教育训导，要实行"训政"。为此国民党仿照苏共模式成立了负责舆论宣传的中宣部，并在执政后发布了一系列控制舆论的法令，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由中央报刊、广播、通讯社和遍及各地的地方党报所组成的完整系统的党的宣传体系。国民党还查禁对立政党的报纸，迫害报人。由此看来，国民党在言论自由方面比慈禧、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大大倒退了，但要比它以后宽松得多。

　　说它宽松主要是指它允许民间办报，报纸不仅不必只唱主旋律，还可以批评政府。

　　范长江所在的《大公报》就是民间报纸，它的办报宗旨就是超党派，要代表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不做党派的工具；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自己谋私利；绝不盲从盲信盲动。

　　《大公报》每天都会发一篇社评，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敢于"骂"驰名。它既骂共产党，也骂国民党。共产党当时属于反政府武装，骂骂无妨，可敢骂执政的国民党，一方面说明它有胆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有点雅量。

　　在国共两党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反对，认为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动中国人内斗，给中国四万万人民带来了战祸，尤其对"国民党自信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国"表示担忧。

　　《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在苏俄的指导下"仿俄式而练党军"表示极端不满，尖锐地指出："国军私有，民治沦亡。"军队属于党，人民还怎么可能治理国家呢？

　　1927年蒋介石执政后，《大公报》发表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等文章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并发表《党祸》一文对国民党在四・一二以后以暴力铲除政治对手共产党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怒。抗战时期，报纸搬到重庆，它也直截了当地抨击官僚们灯红酒绿的生活。对于《大公报》敢骂国民党政府，有人说那是属于"小骂大帮忙"，但是，共产党执政后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的"大帮忙"呢？为什么不允许"大帮忙"的报纸存在呢？不要说骂，报纸敢给领导人提意见吗？

　　我们再看看《申报》。这家老牌报纸敢于在国民党执政后"猖狂"向党进攻，说"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它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已成为革命罪人。" 它还"猖狂"地反对领袖，严厉批评蒋委员长，公开反对蒋的剿匪政策。在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共红军的时候，它连续发表了三篇与中央对着干的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指斥政府："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何时能绝。""官逼民变，民安能不变。"

　　不仅仅是《大公报》和《申报》，其他民办报纸也常常登载批评政府、揭露和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揭发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抨击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批判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论调。抗战后，《世界日报》还公然向国共两党提出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

　　蒋介石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报刊的批评。蒋介石1929年12月28日曾经向报界发出通电，请报界对国民党政府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尽情批评。

　　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允许民间办报外，还允许民间办广播和成立通讯社，它没有把所有媒体统统变成权力的附设机构，变成执政党的喉舌。

　　国民党视共产党为"匪"，对共产党采取的是镇压政策，在言论自由方面也封堵共产党的声音。国民党制定的法律把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定性为反动宣传。但是，亲共产党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党员的左翼文人，却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远不够严厉、坚决和成熟。

　　被称为骨头最硬的鲁迅在国民党时期发表了大量具有战斗精神的硬骨头文章，仅在《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就发表了143篇文章。鲁迅一生主编或参与主办的报刊有十九个，其中一半是在国民党时期办的。如果那时候蒋介石对舆论进行严格的控制，不准媒体发表鲁迅的文章，或者鲁迅的反党反政府言论一出笼就被"右派"被"劳教"被"劳改"甚至被"镇反"，硬骨头要么变成软骨头，要么变成骨灰。我们就会少看到许多硬骨头文章，鲁迅全集就要减掉几册。

　　那时候，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如瞿秋白、郭沫若、周扬、矛盾、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都可以公开在国统区发表作品，共产党控制的左翼作家联盟还先后办了十几份刊物，如《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执政时期有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报纸，但国民党以后的中国，就只有当权派的报纸了。

　　国民党虽然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不过，检查得不是很严。1945年8月7日，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拒检运动"，就是各家报纸联合行动，不送检就出报，国民党也不在意自己的权威和面子，居然在10月1日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

　　当然，国民党对于它认为严重出格的媒体也是要耍淫威的，有时限令停刊1天，有时限令停刊3天。对于它认为太过分的，则不惜使用暗杀手段。比如前面提到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就是被暗杀的。史量才是个不畏权贵的人，有好心人曾经劝他不要得罪当局，说蒋介石有百万军队得罪不起，史量才回答说，我也不敢得罪百万读者呀。史量才被暗杀后，蒋介石不敢承认是自己干的，还下令彻底追查，远没有红太阳执政后不许敌人乱说乱动的气魄和气势。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查封了共产党报纸，还杀害了共产党的报人羊枣。上海的61位新闻记者居然敢于公开提出联合抗议，各报予以登载。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红太阳时期，别说是镇压敌方的报人，就是把自己的国家主席迫害死了，也不会有任何媒体敢吱一声的，不仅不敢吱声，还一个劲地拥护呢。无论杀谁，舆论都会一致高呼"大快人心"。即使是今天，也不会有哪个报纸敢为政府的敌人被杀而向政府提出抗议。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言论自由非常黑暗的时期，但不是最黑暗的时期。

2010年10月11日星期一

申毅:关于刘晓波，别问我有什么意义

　　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

　　――李白《猛虎行》

　　一

　　刘先生获奖，不出意外地引发了又一阵网络上的血雨腥风，昨晚大概是人人网管理员效率最高的一晚，日志旋发旋灭，最快纪录是57分钟，（几个月前我发文纪念"春夏之交的一场邂逅"，7小时后被删除。）这种效率的提高也许并非由于管理员的手艺变好，因为很多对挪威抗议的文字也被删除掉，爱国青年们颇有几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愤，也就沉默下来了。

　　最早见识刘先生是在美国人那部青春动作纪录片《T.A.M》里面，当时他和其他三位出现在广场，宣布绝食抗争，希望用自己的行为使对峙的双方消除敌对意识，坐下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乃至在血祭当晚，轻身与部队指挥官协商，将纪念碑下几千学生和平撤出。当时对这个说话结巴的家伙谈不上喜欢或是讨厌，只是觉得他与其他慷慨激昂的人不一样，就是这么简单。

　　后来了解得多了，得知这位先生与当年的学生领袖们确实不一样，当对峙结束，学生崩溃，他没有像当年数位风云人物一般流亡海外，静候家中，之后便是数年徒刑。重获自由后，他依然不出国，他选择留在国内，用各种方式抨击弊政。每年重要节日，刘先生家中都会迎来国安局的友人，共和国的卫士们借走刘家的电脑，书稿，搜查一番之后拖很久才归还，先生起初颇为气愤，后来逐渐适应，当卫士们来访时，先生不仅倒茶相迎，还索要搜查证和扣押单，将"借"走物品一一登记并要求负责人签字，数月之后故人再来，先生还要拿着单子调侃：上回借的书，还没还呢！卫士们也很幽默：我们下次注意！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祖先为这些面对强权不屈抗争，在任何困境下都不失尊严的文人发明了一个词：君子。

　　二

　　先生在国内原本并不为很多人所知，毕竟8*8之后，先生身陷囹圄，著作被查禁，虽然先生在六七十年代那些人中享有盛誉，但在八十年代后的这些人里，这个名字和什么"刘畅""李刚"之类的名字并无区别，而当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光荣时代在鲜血中落幕，这个娱乐时代也不再有兴趣去关注一个棘手的人物。

　　两年前，先生起草《零�宪/章》，此文公布后在国内流传甚少，联名者也多为圈内人士，不久，先生在北京家中被逮捕，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此次诺奖，先生又一次进入公众视线，然而这一次，他在锦州监狱中数着夜空中的星星，而千里之外，无数的人为他举一杯酒，流一场泪。

　　三

　　二十一年来，先生的境遇并不好。他是一个不应当涉足政治的知识分子，他像这个民族历史上无数被卷入政治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着阵营的选择。假如说二十一年前，那场风波还可称为一场抗争的话，那么二十一年来，这种抗争却退化成一种党同伐异的争斗。

　　八十年代，先生因一篇《与李泽厚的对话》声名鹊起，在当时政治环境松动的大环境下，先生被改革派视作文化界推动改革的干将，8*8初起时，先生本在国外，不顾友人阻拦回到国内，赶赴广场，后来参与"四君子绝食"，广场上山呼海啸，最终倾覆之际，又陪着广场最后数千学生一起离开。被判作"别有用心的人"、"反革命分子"。

　　二十一年前，当枪声响起，慷慨激昂的学生领袖，如柴×，如封××，如吾尔××者作鸟兽散之时，先生选择协商，为几千学生赌出一条命出来，之后坦然入狱，而流亡海外的诸位精英，则祭起了"报仇雪恨"的大旗，发誓与中共你死我活。并号召所有曾经的同志一同参加。先生作为当年"四君子"之首，声望极高，海外诸公自然愿将他争取过来，可是先生并没有选择对中共决裂，而是选择留在国内，试图通过舆论渠道，推动体制改革，因此又被视作民主派的叛逆。

　　生活永远比电影还要荒诞：那年夏天，先生不顾阻拦，轻身入京，本可置身事外，非要进入风暴中心。整个广场狂热躁动，先生甘犯众怒，劝阻学生回归理性，劝阻未成并不离开，在所有曾经神采飞扬万众瞩目的少年都一走了之的时候，他又以身犯险，安全撤出数千青年学子，避免一场浩劫，在当年的中间派都走向极端之际，他又选择留在国内，试图用体制内的和平努力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而时至今日无论是政府还是海外民主派，都将先生视作叛徒，这恐怕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奇观了。

　　政治从来就无所谓正义，政治斗争从来没有什么干净不干净的区别，成王败寇是唯一的准则。古人云："君子群而不党"。可是，群而不党是何等可笑，几个人叫做"群"，而当这群人发出声音，表达诉求，那么这就是结党。对于东方民族，团体利益永远至高无上，无论是中国、苏联的国家至上论还是日本的派阀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团体利益永远是这个团体每一个人都必须维护的，当个人的良心和信仰与团体利益冲突时，个人必须放弃自我。

　　政治斗争必须你死我活，可以犯罪不能犯错，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谁在乎那些极端的话语是对是错？必须指责政敌是贪腐无能的蠢货，荒淫无道的暴徒，政治不需要温和，也不需要客观，如果能激发听众们的愤怒，为什么虚构一些罪过，如果能夺取政权，与土匪流氓结盟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无数的知识分子面临过这种选择，他们有的人选择放弃自我，于是十几年之后，他们成为这个团体的领袖，为了团体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代价。有些人选择坚守自我，他们被称为变节者、骗子和叛徒。

　　叛徒被世俗王国通缉，被异端裁判所审判，他所深爱的人民对他不屑一顾，他笑声依旧，火刑柱下的烈火熊熊。

　　四

　　坦率地说，我并不同意先生的政治观点，八十年代的中国并不是推行全面民主的最好时机，苏联崩溃前的国有资产瓜分盛宴直接导致了整个俄罗斯之后十几年的灾难；我也不认为民主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制度只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制度本身并不是方法；我不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错误，至少直选政府并不是无懈可击，我不认为在一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需要一蹴而就，在民主国家实行民主会产生控制政局的财团，而在专制国家实行骤然民主只会产生官商勾结的寡头；我不认为一群没有行政经历和政治经验的教授和学生就能将国家治理好，中国教育原本就是应试，这种体制教出来的学生出手就能治国平天下实在是痴心妄想；我也不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在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当年的尊严和操守，要知道，叶利
钦当年也是志向高远的民主斗士啊，可后来和自己的政敌比着出卖国家利益争取寡头支持的，又是谁呢？

　　先生的观点过于理想化，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通过民间力量实行民主本身就是一个无比艰难的选择。如果实行渐进改革，民间的民主派所能利用的资源远远小于政府所能调动的资源，如果实行骤然改革，又有极大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内战。有些人可以不在乎，但是对于知识分子，不能不在乎，也不能不倾注极大的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说，单纯依靠善恶评判，不考虑现实情况，这是先生这一代先行者们的通病，也是中国民主进程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也许他的观点不合时宜，也许他的观点颇为极端，也许他太过理想化，但是凭着这三条，有谁能理直气壮地剥夺他说话的权力？

　　09年4月23日，国务院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评论家认为，这份宣言与导致先生入狱的宪章并无原则冲突，很多方面观点惊人地吻合，8个月后，先生被判处11年徒刑，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辛德勒名单》里的一段剧情：集中营中的犹太工程师对德国军官说：这样建房子一定会塌。军官掏出手枪杀死工程师，之后对副官说：按她说的做。

　　五

　　这次获奖，爱国青年们又是愤慨莫名，莫名的愤慨往往会引发莫名其妙的行为，网上也传出了爱国青年焚烧《挪威的森林》这样狗血倒灶的桥段。爱国者说，这是给汉奸颁奖，这是对中国的侮辱，这是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天可怜见！先生若是汉奸，想必是世间最愚蠢的汉奸罢！作为汉奸，不煽动学生冲进中南海，反倒劝他们不要冲动，要理性协商；作为汉奸，失败之后不流亡海外，反倒静坐家中；作为汉奸，在出狱之后面对美国人的邀请依然不移民，不流亡，选择留在国内抗争；作为汉奸，不鼓动暴力革命，对海外流亡诸位的极端论调不同流合污，天底下还有更蠢的汉奸吗？

　　假使他不是汉奸，他是爱国者，那么将爱国者关进监狱，这又是对是错呢？

　　先生为了谁？为了什么？他不追求海外富裕的生活，不羡慕海外流亡诸位口中的赞美，明知事其不可为，偏要以卵击石，弄出一篇堪比哈耶克《自由宪章》的文章，是为了博一个虚名吗？

　　"煽动颠覆政权"？笑话，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写一篇国内几乎没人看到的文章危害国家安全，还是一个贪官更危害国家政权？是一个良心不死的知识分子危害大，还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官员危害大？爱国者诛，窃国者侯，爱国者被自己深爱的人民鄙夷，被自己的祖国抛弃，身居高位的窃国大盗却笑容可掬，挥手迎接万众欢呼，世事黑白颠倒，正邪混淆，无过于此。

　　六

　　我不赞同先生的观点，但是我尊重先生的勇气，在他身上，我看到一种道德勇气，一种在这个民族身上缺失了几千年的道德自觉性。当年"四君子绝食"，先生为呼唤理性协商而来，反而始广场上情绪再次陷入狂热，先生一生为之忏悔，失败之后亦选择直面风雨雷霆。这才是天地间正人君子的铮铮风骨，狂风摧折却宁折不弯，纵粉身碎骨，亦一尘不染。

　　先生的观点也许是错的，但是没有人有权力因此将其投入监狱，试问当道诸公，有几个不是蠢话连篇？先生的观点也许太过极端，那么假如我们因为一个极端的观点而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那我们和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人，和烧死"女巫"的异端裁判所，和处死流浪汉的纳粹，和"文革"时的衣冠禽兽又有什么区别？

　　要知道，今日我们用"国家利益"割断一个人的声带，明天也会有人用"国家利益"割断我们的喉管。一个国家若是连一点点不同的声音都无法包容，这个民族又有什么前途？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我们又能用什么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有人说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我想说，别问我有什么意义，我们生存在这里，我们要自由、平等和生而为人的尊严，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吗？我们反对纳粹，而我们却对打着"国家利益"的恶行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不能坚持正义和自由，那我们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就是一切恶行的帮凶和从犯。

　　别问我有什么意义，今日知识分子为中国民主留下的每一滴血，都是为了将来少损失一条生命，都是为了给这个民族保存一点未来。别问我有什么意义，正义就是意义。

　　文/申毅（南开大学）

　　来源：http://www.ibeidou.net/?p=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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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网友对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评论

──据说台湾和大陆在诺贝尔奖问题上是有分工的：台湾负责自然科学的类别，大陆则专攻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即将揭晓。今晚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外交部等媒体和部门肯定准备好了2份稿件准备二选一发�。一份是�美和平奖得主的，一份是谴责诺贝尔评委会的。

──快讯：北京时间17:00，中国公民敏感词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CNN：温先生，请问你对贵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何看法？
──温+宝：我流览了很多网站，没看到这消息啊！

──问：有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们都拿着外国国籍。(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赛珍珠、钱永健)
问：有没有中国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李政道、杨振宁)
问：有没有新中国的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高行健)
问：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新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
答：有，但是我们不承认他是中国公民。(达赖)
问：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国家也承认他是新中国公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答：有，但他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刘晓波)

──中共外交部一定有刘晓波的暗桩，否则怎么正在挪威方面作最后决定的时候，突然点明事态，逼得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BBC等都疯狂发稿大谈刘晓波？

──本人强烈建议中共中央，立即逮捕那些抓捕刘晓波并判他11年徒刑的人，是他们阴谋策划，最终制造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们才是共产党最大的敌人啊！

──南京一爱国青年在得知挪威将诺奖颁给刘晓波后，非常气愤，走上街头发起了一场「抵制挪货，从我做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呼�广大市民抵制挪货，其中一位情绪激昂的市民在多人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当场点燃了一本《挪威的森林》。

──宣称「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朝老大哥非常恼火，冥思苦想后确定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我没有朋友」！

──评奖的这帮人太狠了，每当钱不够时，就发给一个无法领奖的人。

──由於新闻联播在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的日子竟然只字不提，刘晓波在狱中一定知道他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今晚我专门看了新闻联播，最后一个新闻是大熊猫怀孕了。发现央视进步了，如此深沉。国宝受惊(精)了，这个资讯就够了，央视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来的幽默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新华社：中国一名服刑人员在改造期间轻而易举获得了诺贝尔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优越性。

──前些日子是全中国人要求日本放人，现在是全世界人要求中国放人。

2010年10月10日星期日

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简体中文版)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
（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
（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章(繁体中文版)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立�百年，《世界人�宣言》公布60 周年，“民主�”�生30周年，中�政府�署《公民�利和政治�利��公�》10周年。在��了�期的人��和��曲折的抗争�程之後，�醒的中�公民日�清楚地��到，自由、平等、人�是人�共同的普世�值；民主、共和、�政是�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抽�了�些普世�值和基本政制架�的“�代化”，是��人的�利、腐�人性、摧�人的尊�的��程。21世�的中�将走向何方，是��威��治下的“ �代化”，�是�同普世�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是一�不容回避的抉�。

19世�中期的�史巨�，暴露了中��制制度的腐朽，揭�了中�大地上“�千年未有之大�局”的序幕。洋��追求器物�面的�良，甲午��再次暴露了�制的��；戊戌�法�及到制度�面的革新，�因�固派的�酷��而�于失�；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2000多年的皇�制度，建立了�洲第一�共和�。囿于��内�外患的特定�史�件，共和政��是昙花一�，�制主�旋即卷土重�。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推��人深入到�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民主”�旗�的“五四”新文化��，因内��仍和外�入侵，中�政治民主化�程被迫中�。抗日�争�利後的中�再次��了�政�程，然而�共内�的�果使中�陷入了�代��主�的深�。 1949年建立的“新中�”，名�上是“人民共和�”，��上是“�天下”。�政��了所有政治、��和社��源，制造了反右、大��、文革、六四、打�民�宗教活��等一系列人��，�使�千�人失去生命，�民和�家都付出了��重的代�。

二十世�後期的“改革�放”，使中��了毛��代的普遍�困和��，民�财富和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人的��自由和社��利得到部分恢�，公民社��始生�，民��人�和政治自由的呼�日益高�。�政者也在�行走向市�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的同�，�始了�拒�人�到逐�承�人�的��。中�政府于1997年、 1998年分别�署了��重要的��人�公�，全�人大于2004年通�修�把“尊重和保障人�”��法，今年又承�制�和推行《�家人�行��》。但是，�些政治�步迄今�止大多停留在�面上；有法律而�法治，有�法而��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政集��持�系威��治，排拒政治�革，由此��官�腐�，法治�立，人�不彰，道德��，社��分化，��畸形�展，自然�境和人文�境遭到�重破�，公民的自由、财�和追求幸福的�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社�矛盾不��累，不�情�持�高�，特别是官民�立激化和群�事件激增，正在�示着��性的失控��，�行�制的落伍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的基本理念

�此�定中�未�命�的�史��，有必要反思百年�的�代化�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值的核心之所在。言�、出版、信仰、集�、�社、�徙、�工和�行示威等�利都是自由的具��。自由不昌，��代文明可言。
人�：人�不是�家的�予，而是每�人�生俱�就享有的�利。保障人�，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力合法性的基�，也是“以人�本”的内在要求。中�的�次政治��都��政�局�人�的��密切相�。人是�家的主�，�家服�于人民，政府�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的人，不�社�地位、��、性别、��、�族、�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自由都是平等的。必�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落�公民的社�、��、文化、政治�利平等的原�。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制衡�利益平衡，就是多�利益成分、不同社�集�、多元文化�信仰追求的群�，在平等��、公平�争、共同�政的基�上，以和平的方式�理公共事�。
民主：最基本的涵�是主�在民和民�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
（1）政�的合法性�自人民，政治�力�源于人民；
（2）政治�治��人民��；
（3）公民享有真正的��，各�政府的主要政�官�必�通�定期的��生；
（4）尊重多�人的�定，同�保�少�人的基本人�。
一句�，民主使政府成�“民有，民治，民享”的�代公器。
�政：�政是通�法律�定和法治�保障�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利的原�，限制并�定政府�力和行�的�界，并提供相�的制度�施。

在中�，帝�皇�的�代早已一去不�返了；在世界��内，威��制也日近�昏；公民��成�真正的�家主人。祛除依�“明君”、“清官”的臣民意�，��利�本、��的公民意�，��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的根本出路。

三、我�的基本主�

藉此，我�本着��任�建�性的公民精神��家政制、公民�利�社��展�方面提出如下具�主�：

修改�法：根�前述�值理念修改�法，删除�行�法中不符合主�在民原�的�文，使�法真正成�人�的保��和公共�力的�可�，成�任何�人、��和�派不得�反的可以�施的最高法律，�中�民主化奠定法�基�。
分�制衡：�建分�制衡的�代政府，保�立法、司法、行政三�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任政府的原�，防止行政�力�分��；政府��人��；在中央和地方之�建立分��制衡制度，中央�力�由�法明确界定授�，地方�行充分自治。
立法民主：各�立法��由直��生，立法秉持公平正�原�，�行立法民主。
司法�立：司法�超越�派、不受任何��，�行司法�立，保障司法公正；�立�法法院，建立��查制度，��法�威。�早撤��重危害�家法治的各��的政法委��，避免公器私用。
公器公用：��家化，�人�效忠于�法，效忠于�家，政��中退出，提高��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用的�派歧�，�不分�派平等�用。
人�保障：切�保障人�，��人的尊�。�立�最高民意��的人�委��，防止政府�用公�侵犯人�，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除��教�制度。
公��：全面推行民主��制度，落�一人一票的平等��。各�行政首�的直接��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争��和公民��法定公共��是不可��的基本人�。
城�平等：�除�行的城�二元�籍制度，落�公民一律平等的�法�利，保障公民的自由�徙�。
�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社自由�，将�行的社�登��批制改��案制。�放�禁，以�法和法律��政�行�，取消一��政特�，确立政�活�自由和公平�争的原�，��政�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集�自由：和平集�、�行、示威和表�自由，是�法�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受到�政�和政府的非法��限制。
言�自由：落�言�自由、出版自由和��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和�督�。制�《新�法》和《出版法》，�放�禁，�除�行《刑法》中的“煽�颠覆�家政�罪”�款，杜�以言治罪。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行政教分�，宗教信仰活�不受政府��。�查并撤�限制或��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行政�章和地方性法�；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除宗教��（包括宗教活��所）必�登�始�合法地位的事先�可制度，代之以��任何�查的�案制。
公民教育：取消服�于一��治、�有�厚意�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政治考�，推�以普世�值和公民�利�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倡�服�社�的公民美德。
财�保�：确立和保�私有财��利，�行自由、�放的市��制度，保障��自由，消除行政��；�立�最高民意��的�有��管理委��，合法有序地展��改革，明晰��和�任者；�展新土地��，推�土地私有化，切�保障公民尤其是�民的土地所有�。
财�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人的�利。建立��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架和�行�制，建立各�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系；��制度�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率、�化�制、公平��。非�社�公共��程，民意��，行政部�不得随意加�、�征新�。通��改革，引�多元市�主�和�争�制，降低金融�入��，��展民�金融�造�件，使金融�系充分��活力。
社�保障：建立覆�全��民的社�保障�制，使�民在教育、��、�老和就�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境保�：保�生态�境，提倡可持��展，�子�後代和全人��；明确落��家和各�官�必��此承�的相��任；��民��在�境保�中的��和�督作用。
�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持地�和平��展，塑造一��任的大�形象。��香港、澳�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平等�判�合作互�的方式�求海��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的可能途�和制度��，在民主�政的架�下建立中��邦共和�。
�型正�：��次政治��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恢�名�，�予�家��；�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放所有因信仰而�罪的人�；成立真相�查委��，查清�史事件的真相，厘清�任，伸�正�；在此基�上�求社�和解。

四、��

中�作�世界大�，作��合�安理�五�常任理事�之一和人�理事�的成�，理��人�和平事��人��步做出自身的��。但令人�憾的是，在�今世界的所有大��，唯�中��在威�主�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不�的人��和社�危�，束�了中�民族的自身�展，制�了人�文明的�步——��局面必�改�！政治民主化�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此，我�本着勇于�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章》。我�希望所有具有同�危�感、�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公民，不分朝野，不�身份，求同存�，��到公民��中�，共同推�中�社�的�大�革，以期早日建成一�自由、民主、�政的�家，��人百�年�锲而不舍的追求��想。

刘晓波到底是什么人？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2010年 10月 08日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手持刘晓波照片

中国作家、文学批评家、人权和民主活动家刘晓波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的新闻人物。但是，在中国，刘晓波的名字，刘晓波的言行多年来属于官方严密控制的信息，许多中国公众无法了解他。国际媒体普遍注意到，在刘晓波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控制下的互联网对有关的消息照例实行严密的封锁。刘晓波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究竟有些什么言行让他在中国获得重罪、以至于被判刑11年，但在国际上却让他却名声大噪，以至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呢？

*拘留证上逮捕理由空白*

关于刘晓波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以及他究竟有些什么言行让他在中国获得被判刑11年的重罪的问题，是属于高难度的问题，不但对普通的中国民众来说是难题，而且，对刘晓波的律师、对逮捕他的中国当局也是高难度的大难题。这些难题的具体表现是，2008年12月8日晚上，中国警察到刘晓波家把他抓走的时候，拘留证上涉嫌犯罪的栏目，也就是逮捕他的理由是一个空白。

中国有句老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毫无疑问，刘晓波案件证明了这句在中国流行了几百年、上千年、被公认为绝对可靠的老话是错的，使中国的词典不得不为之改写。但是，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显然对这种语言学问题不感兴趣。莫少平律师出于纯粹的职业责任，对宣传法治、尊重人权、依法治国的中国当局以空白的罪名抓捕刘晓波表示不解和不满。部分是由于这种公开表达的不解和不满，中国当局后来不再准许莫少平律师担任刘晓波的律师。

*难题依旧*

然而，刘晓波的难题依然存在，依然无解。中国当局至今没有对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解释为什么当局要以没有填上罪名的拘留证抓捕刘晓波。

事实上，2008年12月8号，在警察把刘晓波从家中抓走的时候，刘晓波刚刚通过互联网发表了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起草的《零八宪章》。该宪章呼吁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尊重人权，实行民主，实行法治。有趣的是，中国当局在刘晓波被捕之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拒绝明确指明《零八宪章》是刘晓波的罪证。

更有趣的是，中国当局后来给刘晓波定罪的判决书说，“被告人刘晓波还伙同他人起草、炮制了《零八宪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中国当局至今没有解释，为什么主张‘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中国属于严重犯罪。

*刘晓波的一些观点*

刘晓波多年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多次反复公开表达了他的强烈政治观点。我们从存档中挑选了他对一些问题曾经发表过的看法，供大家了参考和了解。

刘晓波认为，当今中国许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政治问题。在2008年，中国发生毒奶粉导致众多儿童受害的事件。中国当局为了营造北京奥运会的喜庆气氛，严令禁止报导，进一步导致中国千百万儿童受害。中国当局最后不得不予以报导，但官方媒体依然竭力缩小受害面和受害儿童人数，说不到30万儿童受害。后来，中国总理温家宝承认，受害儿童不是30万，而是3000万。

*中国政治制度有毒*

2008年10月13日，也就是在他被投入监狱之前不到两个月，刘晓波就毒奶粉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食品安全问题、黑心商人问题各国都会有，但问题在中国变得超严重、严重到人们想象不到的程度，受害面如此之广，受害时间如此之长，这说明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毒奶粉，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有毒，是中国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可以任意对人民封锁关系人民生命安全的信息，才使毒奶可以如此肆虐害人：

“如果说当初掺假是黑心商人、没良心商人，还有黑心官员的庇护，那么，毒奶粉能长时间肆虐就是中国的新闻管制制度的所为了。我觉得，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个意识形态的衙门的禁令，才让毒奶粉这个问题迟迟无法曝光。”

*质疑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

刘晓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反复表示，中国人民至今不能享受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自由，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公众无法从官方控制的新闻渠道及时得到关系自己生命安危的信息，而中国执政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中国政府的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管治之下的中国新闻媒体报喜不报忧，蔑视真理，制造假新闻，并公开把为执政党做宣传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使命。

2007年7月24日，在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再次宣言要坚持新闻真实性，严厉追究新闻报导造假之际，刘晓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对官方的这种言论提出了质疑：

“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还有新闻出版总署出来宣讲‘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觉得非常滑稽。因为在中国的这种特殊环境下，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是专门负责控制和管理各新闻机构的。而造假的最大的制度来源就是这两个新闻管制机构。”

*官黑勾结*

在当今中国，许多地方社会黑恶势力十分猖獗，俨然成官方政府之外的另一股力量，有人因为得罪黑恶势力而被打死打残的消息连续不断，越来越多，以至于官方过去两年来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黑恶势力问题，并在重庆等地展开了所谓的严肃镇压。

但刘晓波在2007年7月6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社会黑恶势力在中国这个实行一党独裁的国家之所以能成了气候，显然是得益于执政党和政府官方的纵容甚至是支持，黑恶势力跟执政当局的相互利用与合作。刘晓波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官黑勾结，在于没有政治改革做保障的经济改革导致肆无忌惮的权钱交易、权钱勾结：

“官黑勾结这种现象仅仅是权钱勾结的现象之一。现在整个中国社会就处在一种官商共谋的一种状态中。”

*《零八宪章》的核心理念*

刘晓波被捕前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一般认为这是当时导致他被捕的导火线。事实上，他把多年来对中国前途的严肃深入的思考，也确切地表达在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中。《零八宪章》一些主要的内容可以反映出刘晓波的思想。例如，《零八宪章》说：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via http://feedproxy.google.com/~r/voacn/~3/0Gor5_AsAZk/20101008-Liu-Xiaobo-104609934.html

日本对刘晓波获奖反应罕见一致

童倩

BBC中文网东京特约记者

日本所有大报周六（10月9日）的社论不但全是评论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停滞政治民主化矛盾的问题，而且无论左、右报纸的社论竟地从标题起就不约而同地形容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是国际社会迫使中国民主化。
亲中传媒尤其尖锐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立场一贯亲中的《朝日新闻》的社论对中国轻视国内民主、人权，外交屡屡犯规发出了罕见、尖锐的批评。

《朝日新闻》社论标题是"中国不要背对诺贝尔和平奖"，第一句竟与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社论第一句非常吻合，指诺贝尔和平奖是向经济令人惊讶发展的背后，轻视民主和人权的中国领导人发出强烈的讯息。

《朝日新闻》的社论分析说，中日最近的东海纠纷和中国与他国的南海纠纷中，中国外交犯规形象令国际社会警戒。社论也批评本来重视人权的欧美国家，现在为了依存中国经济，对中国侵害民主、人权，违背普世价值视而不见，欧亚峰会也没向中国提出改善人权的要求。
追踪中国官民反应

包括各大报网络版在内，周六电子媒体重点报道中国政府、传媒对刘晓波获奖作出的对抗或沉默行为，追踪中国外交部激烈谴责、中国总理温家宝取消与欧盟的联合记者会、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受到中国公安当局监视等新闻，也以中国各大传媒或转述外交部发言、或不提刘晓波获奖来形容中国传媒"抹杀刘晓波"。

但连日本官方电视台NHK也报道了中国网民兴高采烈的反应，并播放了网民批评中国政府的文字。NHK在新闻中解释说，中国政府忧虑缓和报道限制，民间批评政府的声音就可能加强，所以看来中国政府会以加强网络限制等来采取防止国内讯息扩大的神经措施。
政府依旧小心翼翼

不过，与日本传媒、舆论广泛关注刘晓波获奖和尖锐批评中国政府的现象比，正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日本政府则显得小心翼翼。

虽然《朝日新闻》批评欧美国家视而不见中国轻视民主、人权，但日本政府依旧像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流亡印度的西藏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保持沉默一样，没对刘晓波获奖作出正式评论。

只有首相菅直人周五晚在记者群追问下回答说："我想诺贝尔和平奖评议委员会是以人权的普世价值对刘晓波作出的评价。"东京广播系统电视TBS形容，菅直人在中日改善关系的征兆中慎重地选择了评论的文字，显示了对中国政府的顾虑。
"首位中国籍华人获奖"

随着两名日本人今年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令日本这个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荣获诺贝尔奖的国民已递增到18人。连日社会欢喜、鼓舞的气氛里，13亿人口的中国为什么获奖比例极低的疑问也油然而生。

BBC中文网记者已被问过几次这一问题，其中关注中国、知道刘晓波是谁的日本人还往往会顺便说起刘晓波能否获奖的话题。例如本周三《产经新闻》前驻北京特派员福岛香�对BBC中文网记者说："如果刘晓波获奖，将是首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国籍的华人"，期待之情溢于言表。

02年至08年常驻北京的福岛说，08年奥运会期间她因中国政府相对放开网络限制，曾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充满了憧憬，但过后却更加失望。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0/101009_china_japan_liuxiaobo_reax.shtml

施卫江:人民胜利了！

　　喜讯终于从挪威传来了：刘晓波先生获得了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值得为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的人士瞩目的奖项，终于众望所归、物有所主地授予了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先生。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全体党员们无不为之额手相庆，奔走相告。这个大喜讯表明了，中国民主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对于中共政权来讲，则是无情的嘲讽，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所倡导的和平理念正是为着人类的进步事业着想，其价值目标必然是走向民主与自由，为此必与动辄采用暴力对付民众的专制独裁手段极其政权对持起来。长期以来，处处站在刘晓波对立面上的正是中共政权，它一贯不容忍民众在言论上的任何批评和不满，却还牙以强权的暴力暴政。作为以言论"得罪"中共最为杰出的刘晓波，在与这种极度的非对称力量的较量中，获得了道义和良知胜利的恰是刘晓波，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普遍敬意。

　　中国的百姓老是说，会懂得怎么"做人"，或者说学会"做人"，这词作为生存的准则在寻常百姓的价值体系中占据着较大的分量，但是鲁迅先生却指出："中国人向来没有获得过做人的资格"——在此的分歧呈现出人的主体性的价值趋向。老百姓常说，个人与政权的任何对抗都是乏力的，是"鸡蛋去碰石头"。现今让中国的老百姓领略到了，人民并非只是"鸡蛋"，哪怕只是一个微弱的个体之身躯，如刘晓波者，而强权也并非就是"石头"。巴斯卡说："人是一株芦苇（软弱之意），但却是有思想的（强大之意）"。刘晓波洞悉这点："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刘晓波：《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在西方知识人士看来，"鸡蛋vs.石头"的意义就体现出è
��西弗斯的精神，在追求目标的毅力超凡之途中，"赤身裸体走向上帝！"（刘晓波著作的一本书名）。

　　对于诺贝尔奖，中国人民盼望良久矣。号称为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华大地上，养育着全人类五分之一之多的人口，为什么这里的中国人为什么始终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呢？其根源乃因个人自由的严重匮缺，人民被压制在高度奴役的生存状态下。获得诺贝尔奖者须要对于各自的科目上作出超凡的出类拔萃的成就，为此务须有极大的创造性萌发，而创造是与自由属于同一性质的人类基本活动而处于不同的价值评价方位上，可以谓之，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而我们的民主斗士、民族英雄刘晓波先生则实在是属于另类的分子，他以无比坚强的决心、坚忍不拔的意志超越了专制统治强加于他的种种心身锁链，赢得了宝贵的思想自由（马丁？路德的名言："人的思想是自由的"），当然，他也为此付出十分昂贵的肉身代价：四次囚禁，最后这一次被判决
为11年徒刑。所以说，"自由是天才的事业"不为过（刘晓波：《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而刘晓波先生真是这样的天才。他懂得：在中国，自由不是请客吃饭，也不只是简单地停留在纸上做做文章而已，"自由是天赋的，并不是权势们的恩赐品。"可是要争取自由，甚至会"付出生命为代价。"

　　在1918年10月15日的《新青年》杂志上，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人物李大钊，称得上有颗睿智的头脑，但还是天真幼稚、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异想天开地认为战争是"大……主义"的失败，也就是作为隐语的专制主义的失败云云。岂不知，西方世界两大军事集团的大厮杀就是双方的总体战争，是动用全体国民和国家实力的整体较量，战争能够最终结束，意味着分出了胜负，作为失败一方的全体德国人民来说，背上十分沉重而耻辱不堪的割地赔款："凡尔赛和约"，哪有什么胜利可言？不然德国人民怎么会"通向奴役之路"，投向法西斯纳粹的怀抱？而在俄国则是，庶民更加快速地蜂拥通向奴役之路，因为战争，这种暴力的极端形式易使民众的情绪仇恨交加，更要紧的是极易使民众抱团成一体，在â
��爱国主义"的声调中，捆绑在一条战车上，好为君主、独裁者所充分利用。在中国，庶民通向的奴役的大路更比俄国和德国的还要宽敞，因为群体主义的情愫远比前二者要来得强烈，而文明的教化则远为低下。

　　因此，我说人民的胜利，还意味着人民的思想觉悟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人民群众对于自身弱点弊病的克服和落后意识的战胜。刘晓波能够获得诺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近一年多来，海内外民运界和其他华人各个阶层以及国际友人和知名人士的齐心协力、通力合作的结果，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造成了很旺盛的对和平与进步诉求的人气和声势。

　　人总是内禀着弱点，在上帝面前，他只是一个罪性的个体，任何人群团体都是由弱点的每个个人组成的，也当然秉性着内在的弱点，民运组织也不例外。当民运组织各自为政的时候，他们的力量是分散的；当他们一旦懂得，刘晓波本人已经成为了民运的标志，一个民主精神的象征。刘晓波的案子主要是为着08宪章起草人的角色而被抓捕判刑，他的个案就是与中国的民主大业紧密相关联，为此外界的声援需要的是凝聚力量，大家乃摒弃分歧，为社稷大计，共策共力，尽管有部分民运人士并不认同刘晓波的辩护之词，说是刘背叛了，但这只是极少数声音，构不成气候。寻求中国进步的民运人士在其途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民主的运作方式，懂得了运用选票来表决作为手段和程序的重要性。

　　保皇派人士何新，尽管其奴婢人格不为人齿，但他的《论精英淘汰》为中国国民性的丑陋一面勾勒出一幅警世的图画。确实，中国人的"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人生观，"枪打出头鸟"的"红眼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东方式嫉妒"，让中国人的人格境界耻辱于世，在以往的民运派系之争中，也时常有所反映。而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将思想锋芒毕露、文笔显山露水的刘晓波先生，被社会各界恶言蜚语谩骂侮辱之多，历来是蔚为大观的，但是这些并不损害多少刘晓波的英雄形象，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的英雄好汉必定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他并不向往风云一时，昙花一现，在这方面，那位何新先生恰是只配做反衬刘晓波的小丑；英雄同时也是应该具有全人类的品位，他并不单是希冀求得本民族特色的狭窄认同，
他不需要媚俗来恳求自我小圈子里的人头票数，而是放眼世界，企求真理、自由、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超我的大英雄是将自己的小我融入到宇宙大我之中，求得与天地共在与永恒，于是升华为"超人"，能企及此境界者，可谓是尼采在中国的传人。

　　红花还须绿叶扶。英雄能够成长起来也正是人民大众在思想认识上的进步的必然衬托反映。在这次声援诺贝尔和平奖的浩大浪潮中，民运人士纷纷认识到，"我们之所以提名刘晓波，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

　　于美国纽约2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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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胡锦涛李长春下令封杀刘晓波获奖新闻

原始来源：http://www.chinese.rfi.fr/中国/20101008-胡锦涛李长春下令封杀刘晓波获奖新闻

据博讯网络新闻报道，2010年10月8日，当挪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的异义人士，着名知识分子刘晓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办、中宣部、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一片混乱。中办主任令计划向上述部门紧急布置任务。

1、胡锦涛、李长春指示：任何媒体不得参与炒作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同时强调也不得搞批判性的炒作，以避免国人参与议论。

2、公安部，安全部负责调查刘晓波获奖后的社情动态，如有抗议示威立即镇压。

3、外交部负责对外新闻采访，任何媒体也不得刊发外交部的消息（除央视播发外交部的抗议）。

另据博讯消息，北京国保、国安连夜工作，开始大规模"喝茶"，此次"喝茶"除异议人士外，连体制内的记者、学者都在范围内。很多从未被"喝过茶"的记者、学者初尝"处女喝"。博讯记者浏览了中共的媒体人民网、新华网、甚至中共军方所办的香港凤凰网也都无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但是，已搬置到北京的多维网、世界日报刊发了中性的消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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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简体中文版)

一、前言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四、结语

零八�章(繁体中文版)

一、前言

二、我�的基本理念

三、我�的基本主�

四、��

刘晓波到底是什么人？

刘晓波到底是什么人？

日本对刘晓波获奖反应罕见一致

施卫江:人民胜利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胡锦涛李长春下令封杀刘晓波获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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