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我们为什么害怕药家鑫不死

　　药家鑫在落网那一刻，已经死了。

　　如此残忍，他已经丧失了作为人活下去的可能。

　　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直活着，尽管他由于恐惧死亡而不堪一击，但他的家庭背景表现出强悍的姿态：我们有能力让自己的后代活下去。

　　"药家鑫"，这个名字含义明晰：他是家里的贵人，药家命脉所在，他将继承无尽的财富，光耀祖宗。药家人怎么能眼看着自己的香火，就这样断在太平盛世里？

　　在我的感觉上，似乎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他还活着。七年前，连杀四人的大学生马加爵，从被捕到赴死也就三个来月。马加爵决绝，主流舆论也很决绝。我知道药家鑫不想死，他就是想死，家人也不会让他去死。而死者张妙女士已经不可能复活了，她是多么愿意再活过来，照顾丈夫和年仅两岁的儿子。在好多语境里，她不再是一个生命，只是一枚讨价还价的筹码罢了。

　　在某些热心媒体眼里，她的家人和药家人只是两个可用的道具，他们要齐心协力完成和谐这出大戏。这些机敏的媒体于此轻车熟路，他们知道怎样揭开受害者的伤口赚眼球，又怎样抚顺施害者的心绪，以此赢得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知道怎样把一出没有悬念的事情，演绎成精妙的连续剧，从而获得持续的关注，并巧妙变现。他们揣摩出一套抹平仇恨和痛苦的万能秘方，通过皮条客式的老练经营，使当事双方相逢一笑泯恩仇。宣泄，讨价还价，握手言欢。

　　说穿了，让双方笑的就是钱。施害者多数几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钞票，做几个尽量诚恳的道歉仪式――苦肉计是常用手段，受害人即可放弃责任追究，在极难实现的正义与伸手可及的利益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

　　忍气吞声的受害者，见利忘义的受害者，辜负了"网络正义"的受害者。

　　围观者或许不知道，作为受害者没有别的选择。在被告知不能实现他们所要的正义之后，他们只能选择侮辱性的"积极补偿"――明知是诱饵，也只能张嘴去含。这是一出规定情节，你不配合，将什么也得不到。

　　人民币在飞扬，那是扇向他们的坚硬的耳光。

　　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比原先的演出更精彩。

　　这次的导演已经从冯小刚式的煽情大片里获得了应有的启发。

　　他们预先已经预备了纸巾，不是让你为受害者落泪，而是让你为杀人者而伤悲。

　　先把被抓改为"自首"，顺便安排一场药家鑫母亲的真情专访，将不屑与受害者家属打交道的药家，魔术般塑造为心怀愧疚的积极筹款者。请注意，男主人一直蒙面隐身，不时释放出一丝含糊而低调的信息，但我们知道他绝非等闲之辈。

　　药家"家境一般"，"尽力而赔"，张家便显得得理不饶人，既要钱又要命。这种转换不经意间便完成了。

　　然后才是审判大戏开锣。

　　出示各种证明药家鑫是好孩子的证据：十三张奖状，同学及邻居的褒奖陈述。总之，药家鑫是一个比正常人还要优秀的好青年，前途无量，他仅仅是意外撞了受害者，恰恰受害者又要记车号，他由于害怕农民受害者纠缠起来没完没了，才用弹钢琴的手，强迫性地连续刺杀，捅死了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女人。

　　法院破天荒地进行现场问卷测试，在凶手母校――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占绝对优势的旁听人群中咨询民意，结果还用问吗？

　　与此同时，央视在自己王牌节目中把药家鑫推向前台，他口述自己上进的过去，特意穿插一段父母强迫弹钢琴的讲述，被心理学专家李玫瑾锐利地发现：这孩子原来是教育不当，心里委屈，把人当钢琴一样刺杀了。

　　"这孩子――""唉，这孩子！"

　　女专家和女主持人的母性大放光辉。观众在媒体充溢的人性之河面前，绝望地呻吟。

　　在这样的煽情面前，死者一家背负沉重的道德包袱：你能忍心让这么一个心理受害者，因教育和社会失职而犯错误的孩子去死吗？

　　舆论又杀死了一次张妙。这次是在道德上――你的死让刺死你的人难堪。

　　媒体和法院对同情心的运用令人叹为观止。一方面诱导人们忘记死者的苦难，尽快把生命和精神损失转化为看得见的人民币；另一方面，苦心引导大众同情行凶者，忘记他是一个残忍的罪犯，要把他作为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加以体谅。"错误""孩子"，一个二十三岁的刽子手摇身一变成了无辜的弱者。

　　当下的心理学分析，已经成为和谐社会的得力助手，由于它的频繁参与，人们迷糊了，不知道该同情罪犯，还是该同情可怜的死者。"有种感觉，所有的犯罪，沾了心理学，就都是有道理的了。"网友"着急的妈咪"说，"关键是，这个很少被弱势群体用，却更多的为强势群体服务。"

　　这些霹雳手段本来是有效果的。自"杭州七十码"以降，人们已经原谅了多少暴虐的凶手。但这一次，大家不想再滥用同情心了，并非是因为有药家鑫同窗女生李颖为之辩护的无耻之词："我要是他，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而是大家从心底感到恐惧，觉得那把匕首就将捅向自己，强势人群一旦觉你不顺眼，刺死你时，更加没有顾忌，还有那更加可怕的黑手，越过法律的挡箭牌，直接把"特立独行"的你弄走。

　　他们害怕这个社会真的被丛林法则主宰，弱者彻底丧失了法律的庇护。他们是良民，在还不想或不敢做暴民的时候，难以自保。

　　不能退了！这已经成为不是底线的底线。药家鑫不死，法律、正义全死。

　　所以，那些主张宽容的学者，惊愕于自己的碰壁：我们是不主张以暴易暴的啊！废除死刑促进社会和谐。

　　人们斩钉截铁地回答：即使废除死刑，也不应自药家鑫始！

　　药家鑫在法庭上痛苦流涕，一副怕死求生的可怜样。对此，我只有鄙夷，并不愿使用我所剩无多的怜悯心。在你连续刺向张妙时，你怀着一丝侥幸，正是那丝侥幸，促使你无视受害人求生的恳求：别杀我，我有孩子！在那一刻，你已经不可饶恕。上帝已经判了你死刑。

　　你背后的势力再大，也大不过民心。这一次，法院将被迫站在正义一边，那是他们本应履行的神圣职责。

　　唯一的出路是，做一次好汉，承受你该承受的命运：别人能死，你也死得。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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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红歌”与“敌台”

　　我们这代人，都是在听"红歌"和唱"红歌"中长大的，《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在我们还会唱。我们看的电影，除了《地道战》和《地雷战》以外，就是8个样板戏。

　　唱"红歌"和看样板戏时，我想不明白：李玉和没有老婆，哪来了李铁梅？候常宝唱"爹想祖母，我想娘！"她爹当然应该想祖母，但是，为什么她爹就不能想娘？还有，我至今还不知道，方海珍的老公是谁？……

　　现在我想通了，这些"红色"作品是根据需要编写而成的。

　　哪怕是到了高考恢复后，我们大学里，每天中午高音喇叭播放"全国十首优秀歌曲"，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十亿人，只唱"十首歌曲"。

　　如今，"红歌"提倡者说，"红歌"是中国文化特别宝贵的文化代表，就像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化的代表一样。这个比喻不但"荒腔走板"，而且"独一无二"、"天下无双"。

　　战后，德国出现政党政治以后，根据德国的国旗颜色，人们习惯用颜色来划分主要的政党，比如保守的基督教联盟是黑色，激进的社会民主党是红色，自由民主党是黄色，它们构成了德国政治的主色调。后来，绿党出现，现在还有超左的紫红色左翼党。

　　在政党政治里，"红"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道德，而是按照某一政党的要求，来思想和规范人的行为。

　　目前，中国"红歌"提倡者提倡的 "红"，一般理解为像"文革"一样，要求所有人的思想一致。按照某种"正确"的政治思想来编写的"红歌"，目的是要传达这种"正确"的思想。用歌曲或音乐来宣传政治理念，并非中国独创。

　　据说希特勒曾叫人在拜罗伊特，为他专门演出瓦格纳的作品，当时希特勒听着听着，感动得流泪，恨不得立刻上台，与这位天才音乐家执手亲谈。瓦格纳青年时期，其思想主要倾向于"德意志"，他受到费尔巴哈和巴枯宁的影响，写过许多狂热激进的文章，甚至参加过德累斯顿的革命。

　　唱"红歌"未必就是爱国，至少不是爱整体中国，因为中国并非从来就是"红色"的。"红色中国"是西方人给的概念，以区别对岸的"蓝色中国"。

　　如果说，海南人喜欢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多少是爱家爱乡的情感流露。但是，全中国人都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这跟爱国爱家就没有什么关系啦，目的是愚民，让人不做公民，而是做"革命的螺丝钉"。

　　我们这代人，很多在听"敌台"中长大。我读中小学的时候，堂哥有一部收音机，是他的外公在泰国，回来探亲时送给他们家的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们村子里最好的娱乐。大人白天和晚上听，我跟堂哥深夜听。我们深夜听对台广播节目，当然也听台湾的"敌台"。听"敌台"是会被判刑的，哪怕到了1986年，我在湖北铜禄山工作时，还看到高墙上写着"严禁偷听敌台，人人监督举报！"的标语，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冷战期间，"蓝色中国"为了执行"反攻大陆"的政策，开展最多的就是对大陆的广播与空飘作业。广播是国民党对大陆宣传的重要工具。主要的电台有金门前线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广播公司的"自由中国之声"。早年金门前线广播本质上为"对敌喊话"，播报员均为由大陆去台的专业播音员，发音字正腔圆，乍听之下几乎分不出是台湾电台或是大陆电台。大陆所称的"收听敌台广播"，指的多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其播音员亦模仿大陆电台的腔调，据说是为了方便大陆听众偷听，以逃避瞬间的侦查。

　　至于广播的内容，则包罗万象，从时事讲评、宣读国民党的文告、到社会新闻等等均有。比如， 1966年，蒋介石因为"文革"爆发，在广播里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大家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港台的流行文化旋即席卷神州，使得国民党对大陆广播又有了新的内容，即大量播放流行音乐。这时候，我偷听"敌台"，往往是邓丽君的歌曲，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什么《甜蜜蜜》，均是"敌台"播送的。

　　"敌台"的操作，是对岸实实在在存在一个"敌人"，通过广播心理战，希望打倒对方。但是，"敌我"是人为的概念和划分，并非永恒的定义。中央广播电台的民雄分台台长黄吉祥先生说，以前他们是"反共电台"，现在要做两岸沟通的桥梁。

　　"红歌"的操作者，是否内心存在一个"假想敌"？自己设立一个对手，不懈努力而花费大量的心理和金钱，来同这个对手作战？

　　如果在一个有颜色党派划分的政治社会里，想要在一个国家保持长久的优势，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将其他政党当成一个永久的假想敌，不停地打击对方，直至超越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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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流: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谈到当今中国人身上最大的三个包袱时，大家或许随口便可举出住房、看病和上学难三大民生问题，其实却不然，它们只是中国诸多问题的表象，其实质在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又渐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新官僚主义，中国式垄断资本家，新帝国主义。近些年来，中国的改革家们一如既往地在教育、医疗和房地产领域所做的努力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因乃是由于这些利益既得者们的极力阻拦，才使得中国的改革举步不前。在这样一个时期，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时，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期而至，改革的步伐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变化，以至于社会不公平加剧，矛盾激化，民怨沸腾，本文姑且将这一阶段叫做后改革时期——同时这里还要声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并非为了鼓吹革命，而是为了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

　　一、新官僚主义

　　集权体制的产物

　　在学术界，集权体制或许更倾向于一个中性词，而在如今的中国，集权体制正日益走向它的负面。改革初期，中国的集权政治以它少有的高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毕竟这是一项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利的事业，而当社会进入了后改革时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利益再分配时，集权主义政治的弊端便暴露无遗，这个缺少监督和权利制衡的独裁体系中的官僚们没有动力将纳税人的钱重新返还到民众手中，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腰包，成为了这次利益分配中的天然优先者。

　　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新官僚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他们总以国家富强的功臣自居。比起以往封建和军阀时期的旧官僚而言，中国现在的新官僚们手中掌握着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这也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看似最有力的合理性。然而这些财富的创造到底跟新官僚们有多大的关系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这些官僚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显伸手，有所作为，还不如说是他们终于明白了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把国门打开引进了市场机制，无为而治，换句话说，他们的最大功劳在于他们终于操起手来旁观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发号施令指挥国民经济的运转。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中国工人和企业家们的勤劳和智慧，应该归功于少数改革家们的果敢尝试，跟大多数官僚没有多少关系，他们是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合法抢劫

　　新官僚们为了扩大自己手中的财富（即所谓的财政收入），除了自作主张地增加各种荒谬的收费和税收项目外，他们还以国家的名义向弱势的市民和农民廉价强制征用土地，用合法的暴力将手无寸铁的居民赶出自己的住宅，这些土地的收入每年数以万亿元计。而如果只要拿出这些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市民保障房的建设，中国住房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只可惜这些新官僚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统治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通过人民的许可，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挥霍着他们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为自己修筑皇宫一般的办公楼，肆无忌惮地消耗着每年上万亿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公车消费。他们还以暴发户的形象在世界人面前摆阔，就以最近几年来的奥运、世博和亚运会的承办为例，中国的新官僚们以绝对家长的姿态，在没有跟人民
商量的情况下，大手笔地花费了总计超过万亿的纳税人的劳动所得，而这些财富若能如人民所愿地及时反馈到民众的身上，中国当前的上学、医疗和住房问题也就不可能存在。但即便如此，新官僚们还仍然不知足地叫嚣着"财政经费紧张"，意在将要加强他们抢夺的力度，一副贪得无厌的姿态暴露无遗。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非法偷窃

　　中国的新官僚们早已不满足于以上明目张胆的集体腐败，他们还永无休止地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利将"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填饱私囊，干着非法偷窃的勾当。贪污腐败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以最近的案例为例，一个贫困县的信用社股长就可以贪污挪用上亿元的民用资金，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些新官僚们每年从国民财富中偷窃的数目应当又是另一个天文数字，其中可统计的外逃国外的资金每年就高达千亿以上。通过明抢暗盗，中国的新官僚们终于实现了他们在这次财富中的优先分配，而接下来他们要从事的工作便是如何维护这种荒谬的分配体系，他们阻碍行政体制的改革，制造各种谎言，以所谓的"中国特色"、"稳定压倒一切"来麻痹人民，他们更试图以管制言论自由来掩耳盗铃。此外新官僚主义们的丑恶还在于他们
做了国家的蛀虫之后还要求民众给他们唱诵赞歌。

　　总之，一个不需要人民许可的政权没有义务和职责去为人民谋取福利，他们剩下的工作就只有作威作福。

　　新官僚体制的僵化与死亡

　　跟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一样，中国现在新官僚体制依然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权利体系之下的，这种体制下的官僚机构的使命是依附权贵而非向民众负责，派别利益和裙带关系胜过效率和才干，正如我们当下所见的"衙门部门"和"家族单位"，一个芝麻大的机关可能是由多半纸上谈兵的领导加上三成干部子弟和极少数唯命是从的底层职员组成。这种机构正日益脱离它的存在意义，它们不再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共机构而是凌驾于国民之上的衙门体系。新官僚主义如同病毒一样侵蚀着中国现在的统治体系，其侵蚀速度也如同病毒扩散一样成几何级数增长，但它却又是建立在绝对权威和专制基础之上的，民众既无法将其从外部摧毁，也无法将药剂注入其内部改良，就好比一头病入膏肓的猛虎，人们既没法靠近它，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灭亡，
而又爱莫能助。

　　区别官僚主义与改革家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少数的改革家，至少历史曾证明过这一点，他们深知自己权利的来源，他们亦深知不进则退，不改则亡的道理，他们或许宁愿不成为这次利益的优先分配者而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是这个日渐老朽的官僚体系从内部自我更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希望。

　　二、中国式垄断资本家

　　专制权利的衍生物

　　垄断是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花了将近几百年的时间，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过三十年的历程，可眼下的中国却已经走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转变我们断不能用所谓的奇迹来形容，相反我们要为这种转变感到恐惧和悲哀，因为他们的形成既没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也没有形成约束他们当前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这个在短时间形成的怪物，它跟中国的新官僚主义一样，是依附于专制权力体系下的掠夺人民财富的另一座大山。中国式的垄断资本家包括国有垄断资本家，新官僚资本家和依附在官僚权力体系下的少数裙带资本家，他们垄断的产业大致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电力电信、银行、不可再生能源、道路基础设施、媒体与出版、殡葬、烟酒等几乎所有关乎
民生的产业。

　　与民争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建立在绝对专制权力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牢牢掌握着着国家的命脉产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不排除这种垄断合理的一面，然而当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排挤和扼杀民间资本，并且他们的目标变成只为自我利益集团服务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在教育、医疗、电力电信、能源、交通行业，国家资本以绝对的垄断的地位消除了市场自由竞争的可能性，而其后果首先是导致了这些行业体系的僵化，失去国际竞争力，教育便是这种垄断的牺牲品之一。这些行业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绝对的垄断对应着绝对的权力，仅以交通为例，近些年来，在交通领域出现的巨贪连绵不绝，堪称历史奇观。更可怕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似乎早已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地位，忘记自己权力的来源，他们不是将服务国民作为其
目标，而是一味追求利润，于是产生了暴利和垄断福利，形成了以中石油为代表的国家"托拉斯"，他们积累的财富让他们在世界上独具鳌头，他们的崛起却并不代表着市场的繁荣和强大的创新能力，相反，他们的暴利是是基于挤占其它行业的剩余价值和榨取国民财富而形成的，其企业竞争力却非常差劲，据比较，中石油的企业效率不到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分之一，他们本身仍然是个"低能儿"。

　　窃公为私的新官僚资本家

　　中国的新官僚资本家诞生于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为了提高企业效益，中国在最近三十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这种转变本身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在缺乏法制的现代官僚体系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却变成了新官僚们瓜分国有资本的天赐良机。原来国有企业中的新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近水楼台的优势，打着国有股份制改革、MBO（管理者收购）的旗号，巧妙地将国有资本在一夜之间合法地划入自己的名下，这些新官僚们也瞬间成为了新官僚资本家。如果说中国的新官僚们的奢侈挥霍还可以计算的话，三十年来中国国有资本的流失则是一个不可估算的天文数字，其中就以西安方欣食品公司为例，其造成的流失就高达30亿人民币以上。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的跟当年日本政府公开扶助民营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些资本是通è
��暗箱操作流入私人口袋的，它们从此不再具有造福国民的使命，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大宗期货、黄金珠宝、股票等投机性行业，而不是被脚踏实地的民营企业家占有去发展实体经济，它们非但不能造福百姓，反而扰乱了民生经济，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这批新官僚资本家们的诞生也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官僚集权和法制落后的产物，他们或许是钻营特权垄断的能手，却不大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开拓者，更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希望。

　　依附于权贵的裙带资本主义

　　通过中国式公共裙带关系和钱权、色权交易，少数民间资本家也分享了中国官僚体系所创造的垄断利润，用媒体的称呼叫做裙带资本主义。不少善于钻营的中国企业家没有把精力放在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的开发上，而是把他们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巴结权力，经营人脉资源的无休止的利益场中，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其他官僚的仕途沉浮中，因为在中国创新所带来的缓慢收益要远远低于利用特权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于是便出现了诸如李薇这样的"传奇企业家"，涉及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的上百亿垄断暴利。诚然不是每一个民间企业家都能取得如此的"成绩"，但他们巴结官场权贵，操纵和收买权力机构，不但加速了官僚体系的腐败，而且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当权力寻租给企业带来的实惠大于企业在市场中自我
提高所创造的价值时，这个民族的企业就会集体自甘堕落，失去追求创新的激情和压力，他们便注定要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最后失败者。

　　三、新帝国主义

　　落后的代价

　　中国经济虽然在最近三十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为何中国的工人至今仍然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长时间最低端的劳苦工作？为何中国的企业总是走不出国门？为何中国的稀有矿产资源只能廉价出口国外？为何外国粮商能控制中国粮油市场85%的份额？为何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的排名前五位的企业都是外资企业？这一切除了上文提到的新官僚主义和中国式垄断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到全球化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区别于旧帝国主义在于他们不再使用枪炮和武力压迫中国人，而是通过看似合法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来剥削中国工人和控制中国经济，而更可怕的是"落后"的我们要么全然不知，要么不知所措。而我们之所以落后，不是中国人本身的愚
笨和懒惰，也不完全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由于中国的官僚体系正在走向腐朽和僵化，他们不但不能应付外来新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阻碍了民族企业的发展，中国式的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战胜原本弱小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权利之间的较量，而当中国的企业一味追求特权垄断利润，失去自我创新的动力时，整个国民经济体在世界老练的新帝国主义面前就显得矮小而落后，让历史在毫不察觉中重演，用郎咸平教授的话说，新帝国主义正在重新瓜分着中国。

　　新官僚遇上新帝国主义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制定游戏规则，当中国加入WTO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后，政府的责任便是通过各种法案来规范外资在中国市场的行为，尽可能地保护民族企业和国民的利益。但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僵化的中国新官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反应极为迟钝，在外资已经收购和控制了中国大量的民族品牌以后，中国的《反垄断法》才姗姗来迟，当中国的稀土资源宣布进入枯竭时，新官僚们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的稀有矿产资源一直在贱卖，更不用说中国政府一直在用几乎为零的地租和无限制的生态环境损失来吸引国外被抛弃的污染型企业。而地方政府则更加离谱，在没有做任何研究和实验的情况下，广西政府居然允许和鼓励农民种植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先抛开经济损失不说，中国人的生命安全在这里被当成了儿戏。
兰州市政府居然把市民的自来水厂卖给外资，这不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卖掉吗，这种行为比起当年清朝政府被迫卖铁路来更没水准。在自己家里这些新官僚们都不知如何用游戏规则来限制外资，更别奢望他们能在别人的游戏规则下能谈判成功，他们注定是现代版的琦善。

　　中国式垄断资本家遇上新帝国主义

　　中国式的垄断资本家们在国内或许是经营权利、追求垄断利润的能手，可当他们遇到新帝国主义时，就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能。首先在现代国际商业谈判中，他们就表现得毫无章法和战略，就以郎咸平教授揭示的力拓铁矿石的谈判为例，这帮在国内玩惯了"公关"战略的垄断资本家们试图也用同样的谋略来对付新帝国主义，可人家的市场游戏规则跟中国的截然不同，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据估计其造成的损失高达7000亿元，而这些损失最终还得由中国的消费者来买单。另一方面，也是致命的一点，当国外资本家们正努力进行产品研发和产业链整合时，中国的垄断资本家们仍然津津乐道于最求短暂的特权垄断利润，最后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国所占有的就只有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过来的制造一个环节，而其它产生绝大部分利润�š
�产品设计与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都在新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这也就导致了为何中国的工人们只能拿世界最低的工资，这也难怪为何美国的孟山都拿着中国的大豆种子在世界上申请了40多个专利，控制了中国的大豆种子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却只能痛心疾首，望尘莫及。新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式的垄断资本家们的另一致命武器是金融资本，中国的垄断资本家们其实也不缺钱，可是他们缺人才，他们玩的那一套规则培养不出也吸引不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和金融家，于是以华尔街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利用他们的一流的金融人才（其中也不乏来自中国的金融天才）操纵着中国的企业的命运，中国2004年粮油压榨企业的大规模（70%）倒闭并瞬间被外资收购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依附在权利体制下的中国式垄断资本家们既不能走出国é
��，也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他们是一群落后的资本家。

　　中国自由资本家的生与死

　　新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剥削中国工人和操纵中国经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强大和邪恶，而在于我们自身的落后和弱小。倘使中国人不愿再次关起国门来，抗衡和制胜新帝国主义的唯一法宝就是培养和扶植中国的自由资本家，只有那些通过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具有民族责任感的自由资本家才可能在如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胜利，那些依靠特权成长起来的中国式垄断资本家没有也将不可能与西方老练的新帝国主义匹敌，这一点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近些年来能够在国际上树立自主品牌的，尤其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正是这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自由资本家。可如今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处境正在恶化，一方面他们正面临着国内的特权资本家的排挤，另一方面还有正准备随时吃掉他们的外来新帝国主义
，而在这一刻，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与死将决定着中国民族命运的盛与衰。

　　总而言之，在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正面临的住房、上学、看病难和将要面临的诸多其它问题其实质在于中国的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三座大山，这其中新官僚主义是中国式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温床和靠山，同时他们又互相包庇、彼此勾结着形成掠夺国民财富的利益联盟，在国民面前他们的力量强大而坚固，而在新帝国主义面前却显得弱小和无能。要推翻这三座大山，首先要消除新官僚主义，而要消除新官僚主义，唯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倘不然，当历史的车轮开进死胡同时，悲剧便会重演。

　　2011年4月10日，纪艾未未失踪一周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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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以诺斯 （Douglass C. North）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划其中的精髓。

　　亚当�史密斯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史密斯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杨小凯的新著"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

　　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在 16 至 19 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划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们的新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他们认为 16 至 19 世纪西欧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片段现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纪大西洋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理论的样貌，或能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完整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

　　强森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第三、强森等人引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 （殖民地） 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捐来支应战费。英国对前殖民地香港连这种战费要求都没有，所以中国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税。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
殖民地而满足祖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所以，依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 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针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划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划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专制程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
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 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莫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 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独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
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专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总结的说，强森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颠覆了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事实上，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反而发生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阶级。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杨小凯和廖最近用一个超边际经济模型严格证明了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国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很不幸的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处，不但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所独占。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国政府仍然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中国政府不允许私人任意成立企业，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就须和政府建立关系，行贿甚至收买政府官员，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国成功经商要靠关系，讲门路；造就了表面上是私人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以及最严重的，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逐渐严重的情形。

　　中共 16 大会议中通过开放资本家入党，16大中出现了很多官商及与官方勾结的股份公司老总。这种作法其实更是将垄断利益制度化。其结果是让中国更像 16 世纪的西班牙而非英国。这让中国政府与有商业活动的特许阶级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化」的倾向。

　　因此，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限制政党不得从事营利事业，党库不能通国库，允许政党自由竞争，建立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允许政党轮替，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国能像 500 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国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兴盛一时，但终究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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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艾未未，共产党终于学到了国民党的高招

　　明镜博客  作者：解滨

　　今天早上看到了中国政府关于“调查艾未未经济问题”的一则消息，脑瓜子里一下子就想到了《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李闻惨案”，真是太像了。李，就是李公仆，闻，就是闻一多。 这两人当年都是中共在敌占区的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知名艺术家、学者。 他们在世时在中国知识分子和贫民百姓中的魅力和影响，和今天的艾未未能有一比。  当年国民党对李公仆恨之入骨，却拿他没辙，碍着他的名气和影响，没法整他，就跟今天共产党拿艾未未没辙是同样一种尴尬局面。最后国民党耍了个小聪明，用流氓手段解决了李公仆。 60多年后，当年国民党的死敌共产党效仿当年的国民党的做法，解决了艾未未，共产党干得很漂亮哈。

　　1945年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公仆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946年初，他主编《民主教育》月刊（民运老前辈了，不是吗）。 他参加发起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被选为理事。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旧政协胜利闭幕大会，他担任总指挥。会上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和郭沫若等人被特务殴伤（艾未未也被殴伤好几次吧），送医院治疗。周恩来曾前往探望。同年5月，李公朴从重庆返回昆明，开始编写《世界教育史》。此时他遭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他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愈加坚定。他说：“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果然，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李公仆遇难后，国民党政要人员轻描淡写，以“桃色事件”为由，将此案掩盖过去。李公仆生就男子汉模样，一脸大胡子，胡须浓度跟艾未未有得一比，出镜率很高，说他有几个女性粉丝甚至红颜绝对有人信。说他深陷三角恋，被情敌所杀，在当时确实是个好借口。 别管广大的知识分子和贫苦市民会不会信这个谎言，至少上海滩的阔太太、千金小姐们会信，张爱玲也会信。

　　艾青，一位曾经横眉冷对国民党，赤胆忠心追求共产党的艺术家，左翼文人，也许从未想到，有一天他的儿子艾未未也会步李公仆后尘，被自己追求一辈子的共产党当局随便找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暗算。

　　如今要跟当年国民党那样诬陷艾未未涉嫌“桃色事件”，恐怕会有太高的技术难度，至少会有300万共产党干部站出来为他鸣不平：俺哪天不玩十个八个妞啊，他那要算是犯法，那俺怎么办？

　　所以，“艾未未有经济问题”就成了绝好的借口。 与时俱进哈。当然，中国的那些被压榨的民工，被强迁的弱势群体，在四川大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还有千千万万的网民是不会相信这个谎言的。这并不妨碍各大国企的老总还有那些大款们坚信艾未未确实有经济问题。

　　李公朴牺牲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唁电：“李公仆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今天，我们假如能给被关押在共产党监狱里的艾未未发个短信，那该怎么写呢？   我看干脆照抄当年毛泽东、朱德的电文好了：“艾未未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

　　共产党，当代大流氓啊！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各界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另一位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民盟云南负责人闻一多“拍案而起”（毛泽东原话），慷慨陈词，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痛斥国民党当局的残忍、流氓和狠毒。当天下午，闻一多先生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李、闻相继被暗杀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掀起了抗议国民党暴政的浪潮。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压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开始调查。

　　根据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暴跳如雷，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很快案子就有了头绪：乃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希望让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务行凶。唐纵日记中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蒋介石得知案情后气急败坏，当下撤了霍揆彰的职，下令枪毙直接行凶者——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

　　这么看来，当年制造“李闻惨案”至少还不是国民党高层的决定。

　　嗯，要是“艾未未因经济问题被逮捕”这件事传到胡锦涛那里，他会暴跳如雷吗？ 恐怕会哈哈大笑吧。

　　“李闻惨案”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如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认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大公报》用“闻一多之死，各方震动”来总结知识界对于这一暴行的震惊和愤怒，等等等等………

　　举国上下、舆论界以及社会无不同情闻一多氏之不幸遇害。连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教授也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撼”，要求“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

　　囚禁艺术家艾未未这件事，共产党会不会在乎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西方各国的知识界，还有中国共产党本身内部的开明派的呼声呢？

　　也许这不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有这么一段话：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面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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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艾未未面对的法律

　　《人民日报》麾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2011年4月6日）首次就艾未未被拘押发表社论，该社论说， 艾未未是近年来十分活跃的"行为艺术家"，也常被称"前卫艺术家"，是中国社会的特立独行者。他反艺术传统，喜欢出"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也喜欢在 "法律的边缘"活动，做一些普通人搞不太清楚"算不算法律上出格"的事。4月1日他出境取道香港去台湾，有报道称他"手续不全"，具体情况不详。由于艾未未喜欢我行我素，经常干"别人不敢干"的事，而且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些类似的人，他本人大概清楚，他很多时候离中国法律的红线不远，或许他喜欢这样的感觉。客观说，在如何对待他这样的人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经验并不多，法律的判例也不多。但只要艾未未不断"往前冲"，他有一天"触线"是很可能的事。

　　但是，该社论没有说，艾未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哪条法律。

　　国际著名法学者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先后担任过德国国民议会宪法制定委员会委员和司法部长，负责起草《保卫共和国法》、《关于陪审员和陪审法官补偿法》、《关于妇女任司法官与职业法官特准法》、《德意志通用刑法典草案》等。

　　法的3种价值

　　根据拉德布鲁赫的看法，法的最高目的或价值数目限定在3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超个人主义的价值和超人格的价值 ―― 或者说：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和作品价值（Werkwert），还可以说：自由（Freiheit）、全体（Gesamtheit）和共同体（Gemeinschaft）。不过，作为法的可能目的，这3个价值之间是有冲突的。这3 个法的最高价值之间不存在科学上可加以证成的位阶。故此，立法者（当然也包括政治家）必须在其中作出抉择。

　　1946年，拉德布鲁赫在《南德意志法律家报》（Sueddeutsche Juristen-Zeitung）上发表《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一文，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这篇文章不仅仅非常清晰地确立了，拉德布鲁赫新获取的立足点，而且更主要的是，该文为当时的司法审判，提供了一个当下可实际操作的解决（众多疑难案件的）办法。其内容大体可作如下概括：在法律的不法与虽内容不正当但仍属有效的法律这两种情况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不可能的，但最大限度明晰地作出另外一种划界还是有可能的：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确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Rechtscharakter，法的资格）。因为我们只能把法，也
包括实在法，定义为不过是这样一种制度和规定，即依其本义，它们注定是要为正义服务的。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纳粹法的所有部分，都从来没有达到过有效法的庄严地步。

　　五分钟法哲学

　　拉德布鲁赫的精粹短篇《五分钟法哲学》（Fünf Minuten Rechtsphilosophie，这篇文章当时曾在电台上播放过而影响广泛）比较集中概括地反映了他的思考。

　　第一分钟：对军人而言，命令就是命令。对法律职业人来说，法律就是法律。然而，当军人懂得命令的目的在于犯罪或违法时，他有义务和权利中止服从；但自从大约一百年前最后一批自然法学者从法学家群体中消逝以来，法律职业人就再也认识不到法律的效力和臣服法律的相同例外。法律之有效，只因为它是法律；而且，只要在一般情况下有权力来贯彻执行的话，它就是法律。对法律及其效力持上述观点（我们称之为实证主义学说），使法律职业人连同整个民族均无自卫能力，来抵抗如此专横、如此残暴、如此罪恶的法律。（作者按：此处指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法律）它们最终把法与强权等同起来：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法。

　　第二分钟：有人想以下一句话来补充或取代上述的一段话：凡对人民有利的，就是法。这意谓着：任性、背约、违法，只要对人民有利，就是法。这实际上是说：掌握国家权力者自认为对社会有益的事，独裁者每一次的突发奇想和喜怒无常的脾性，没有法律和判决的惩罚，对病弱者的非法谋杀，如此等等都是法。还可能意味着：统治者的自私自利被当作为公共利益看待。故此，将法与臆造的或杜撰的人民利益相提并论，就把法治国家变成了一个不法国家（Unrechtsstaat）。不，不是必须声称，所有对人民有利的，都是法；毋宁相反：仅仅是法的东西，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第三分钟：法意图趋向正义。正义不过是指：不管是谁，一视同仁。如果谋杀政治对手的行为被推崇，谋杀异类的行为被愿求，以相同的行为对待自己志同道合之人，而处以最残忍、最羞辱的刑罚时，这既不是正义，也不是法。一旦法律有意拒绝去趋向正义，譬如根据任性承认和否认人权，那么这样的法律就缺乏有效性，人民对此就不承担服从的义务，法律职业人也就必须鼓起勇气，否定这些法律具有法的本性。

　　第四分钟：的确，除了正义，公共利益也是法的一个目标。的确，法律，即便恶法也还总有某种价值 ―― 对法保持怀疑的价值。的确，人的不完善性不会总能将法的三种价值即公共利益、法的安定性、正义和谐地统一起来。故此，人们只能权衡：要么为了法的安定性而宣扬恶的法律、有害的法律或不公正的法律有效，要么因为法的不公正性或危害公共性而否认其有效。必须给整个民族和法学家的意识本身深深打上这样的烙印：可能有些法律，其不公正性、公共危害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的效力，它们的法的本性必须被否定。

　　第五分钟：也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规则更强而有力，以至于，一项法律，若与它们相矛盾，就变得无效。人们将这些基本原则称为自然法或理性法。确实，它们在具体方面还包含若干疑点，但几个世纪的努力，已经塑造出了这样一个稳固的实体，而且广泛协调地融于所谓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之中。至于说它们的某些方面，也还只能由于有心里的疑问而保持怀疑。在宗教信仰语言里，相同的思想以圣经的两句话写下来。其中一句写着：应当顺从掌握你们权柄的人。另一句写着：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 这不只是一个虔诚的愿望，而且也是一个有效的法的规则。不过，这两个圣经语句之间的紧张关系（张力）不能通过第三句话来化解，比方说通过箴言"恺撒的事当归给恺撒，神的事当归给神"来化解，――
因为这句箴言使人对（神俗）界限表示怀疑。更确切地说：应该诉诸上帝的声音来解决，而上帝声音只是面对特殊的情况在个人良心里向人宣示。

　　这就是拉德布鲁赫为判断"法律的不法"所提出的著名公式，人们把它简称为"拉德布鲁赫公式"（Die Radbruchsche Formel）。后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曾多次利用这一公式来处理涉及对"法律的不法"和"非法"（Nicht-Recht）进行判断的疑难案件。

　　恶法非法

　　1949年班贝格（Bamberg）地区高级法院判决案：被告决定摆脱她的丈夫 ―― 一个长期服役的德国士兵，因为其丈夫在探亲期间向她表达了对希特勒的不满。1944年，被告向当局告发了其丈夫的言论，并出庭作证，军事法庭根据纳粹政府 1934年和1938年发布的两部法令，判定该士兵犯有发表煽动性言论罪和危害帝国国防力量罪，处以死刑。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他未被处死，又被送往前线。战后，被告和军事法庭的法官被交付审判，检察官根据 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39条，起诉二人犯有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1949年班贝格（Bamberg）地区高级法院在二审中，判定涉案法官无罪，但被告罪名成立，因为她通过自由选择，利用纳粹法律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和监禁，而这些法律"违背了所有正派人士所持的健全良知与正义感"。

　　1951年的《哈佛法律评论》报道了这个裁决，此后，该案例对全世界的司法一直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的确应该感谢《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即 "恶法非法"的拉德布鲁赫公式：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

　　班贝格法院的判决推理与拉德布鲁赫公式是一致的。

　　艾未未到底触犯了中国哪条法律？

　　正如该社论所说，艾未未不断"往前冲"，他有一天"触线"是很可能的事。的确，艾未未曾经为很多人很多事说话，他为上访者说话，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说话，为汶川地震遇难的小学生说话。现在艾未未不能说话了，我们谁能为艾未未说一句公道话？

　　面对艾未未不能说话，我仍然坚信，中国肯定有一天会明白"法律的不法"的 "拉德布鲁赫公式"，肯定有一天会建立中国宪法法院。

　　写于2011年4月6日，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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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勤:中国的七大恶心

　　如果你有幸看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电视节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人民素质是这个样子了。国内电视我虽然不怎么爱看，但就象被动吸烟一样，也略知一二。鄙人不才，在电视银屏的百花坛中摘取几朵，它们妖艳但不芬芳。国人们整天被这玩艺熏陶着，想不变蠢都难。

　　第一恶心：公仆们的"指出"

　　典型场景1：一群公仆在开会，级别最高的在发言，级别较低的则作认真记录状，或做聚精会神领会状。

　　典型场景2：一大公仆到地方视察，一群小公仆围绕着介绍情况。然后大公仆开口说话，小公仆们认真聆听。

　　电视解说词此时一定是"xxx在会上/在听取了yyy汇报后指出……"记者们用'指出'一词表达了对领导的无比敬意，言外之意是我等芸芸众生在这个馄饨迷茫的世界上一时一刻也不能没有领导的指引。他们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我等指出一条金光大道，指引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大多数时候公仆们给我们指出了些什么呢？发大水了指出要抗洪，着大火了指出要消防，出了事故要救人。最搞笑的是一次一位国务委员到湘西考察脱贫，指出了一句大实话，指示当地官员"一定要解决温饱问题"。我——马路上要饭的都知道饿了要出去要饭，晚上冷了要找张报纸什么的盖上，还劳您来指出？？拜托公仆们除了吃喝玩乐之外能真真正正给国家给民族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指不出来的话，不妨学学世界上先进国家现成的做法，走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道路，别拿国家的前途开玩笑，别拿中国特色来蒙事，别老摸着石头过河，不小心淹死了那可是十几亿人哪！

　　第二恶心：艺术家赞美的歌声

　　说到厚颜无耻，我国的艺术家和我国的记者有得一比。我们的艺术家在歌功颂德时不光糟踏自己，还自以为代表人民让人糟踏，真的让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无处含冤。

　　最早的东方红大救星之类还算是质朴，（但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华主席出道的时候，有一首交城的山是典型的狗尾续貂，幸亏没流行起来。）歌舞剧《东方红》里胡松华唱的赞歌算是赞歌里唯一有称得上艺术品的，一般人还是能够接受。到了文革时就开始有点瞎胡闹了，张振富耿莲凤有一首歌里唱到"您象天上的北斗，我们象（地下）的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写词的人也许头脑热过了，简直就是文理不通。到了我把党来比母亲就有点肉麻了。国人讲孝道，父母是不能随便更换的。认贼作父，有奶就是娘，这在旧社会都是骂人的话。在借鉴了朝鲜艺术家"慈父"的修辞手法后，我们的艺术家找到了灵感，开始在母亲身上大做文章（我没有考证朝鲜艺术家的慈父和我国艺术家的党妈妈究竟是谁借鉴了谁）。听殷秀梅的那首党
啊亲爱的妈妈，会让我出一身*皮疙瘩。真想象不出她是怎样把它唱完的，居然还声情并茂！八十多岁母亲的甘甜的乳汁怎么抚养五千多岁的儿子？？

　　第三恶心：可伶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协

　　每年的三月份，这一对苦菜花都要开放一次。我对他们的了解，主要也就是通过三月的银屏。第一个让我搞不懂的是：宪法既然规定了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什么它居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职的？每年除了三月以外的十一个月里它究竟在干什么？代表们在干什么？第二搞不懂的是：这些代表是谁选出来的？怎样选出来的？代表谁？通过银屏我看到代表们形形色色：官员，学者，企业家，劳模，影星，歌星，体坛明星，甚至有连国语都听不懂的少数民族。我真的怀疑他们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国家的管理难道任何人来都行吗？第三搞不懂的是：为什么人大开会的重点就是围着《政府工作报告》转？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应该只是人大的工作之一。现在这种茶话会形式的人大会相对于宪法赋予他们的使命而言，是不是有点渎职的嫌疑？
？

　　政协就更让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了。看着一群老得连自己姓什么想不起来的人在参政议政，不知道是委员们个人的幸福，还是国家的不幸。

　　第四恶心：弱智的旁证

　　当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确霸道了点，社会主义阵营也确实惨了点。想要反对霸权，振作人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古巴百万人举行反美游行"，"卡斯特罗声言不放弃社会主义"，"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萨达姆说，，"，"米洛舍维奇在法庭上痛斥，，"这样一类报道我觉得连老娘们吵架的水平都不如。我不清楚负责舆论导向的官员就只有这么高的水平呢，还是出于其他什么方面的考虑。后果就是让很多愤青们以为真理就是这样辩出来的，人多势众声音大就是赢，能说不就是强者，堂而皇之的在其他领域丢人。

　　如果把地球当成一个村的话，上述几户人家都算不上什么好鸟。咱们交朋友应该交些知书达理的君子之辈，和人吵架也犯不着找些地痞流氓来帮腔，看看象加拿大瑞典这样的国家怎样说恐怕会更有说服力。即便为了和美国较劲，把老米吹成个英雄，国人当时可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间长了怎样交代？

　　第五恶心：共军打国军的影视作品

　　在我看来，所谓的解放战争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几千年来这种悲剧在不断地上演，根源在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中缺少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元素。在任何现代政治家（或者叫做政客）的意识里，江山社稷的考虑依然是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也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在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是民族的悲剧，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死伤是民族心灵上的一块伤疤，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说到军事胜负以外的话题，那就是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半个世纪过去了，三民主义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而共产主义，不说也罢。至于其他的，象什么推翻了三座大山，消除了腐败的蒋家王朝等等，只要你睁眼看一下当今的现实，国内的现实，国际上的现实，只要你不是白痴，会得出一个结论的。

　　如果你硬要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封建眼光来理解国共内战，那我无话可说，也许这正导演们的初衷。但军事上的胜利不是一块遮羞布。

　　第六恶心：吹牛皮的水平太低

　　逢年过节，或重大节日，我们的银屏上就是一片歌功颂德声音，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钢花飞舞，麦浪滚滚，繁忙的码头，飞机轰鸣着起飞，，最后电视画面淡出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在飘扬。解说员激昂的声音"经过xx年的建设，，，"，"和解放前相比x x增长了xx倍，，"等等不一而足。过节图个吉祥说点好听的没问题，问题是这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模式，它是文革时忆苦思甜的翻版，它叫人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更要命的是它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某个大救星恩赐给我们的，没有他们我们就是一群没头的苍蝇，连北都找不着。所以我们要饮水思源，要知恩图报。

　　为什么不和外面的世界去比一比，和曾经于我们同时起步现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邻国相比？折腾了半个世纪，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按照可比的经济指标，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算老几？有什么值得陶醉的地方？古人都知道要居安思危，何况我们还没有资格说已经居安了呢。

　　第七恶心：感恩戴德的百姓

　　天灾人祸，意外事故全世界哪里都有。政府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救助理应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这些你都不管的话，纳税人花大把的银子养政府干吗？军队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电视上政府军队应该做得的一切就变成了皇恩浩荡，记者不拍出百姓感恩戴德的话好像就对不起政府给的工资一样。

　　还有，每到逢年过节，领导干部慰问下岗职工贫困户时，你看到领导脸上有一丝愧色么？你辖区的选民沦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没有责任？他们拉着你的手谢恩时你对着镜头就那么得意？

　　作者简历：陈勤，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是曾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型记录片"世纪"的主要撰稿人，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电视台作兼职，经常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两地。陈教授曾以网名"Qw315"和"西北狼"在网络上发表过大量时政评论文章和帖子，以"中国七大恶心"最为著名。据闻因为刊登这篇文章，"工人日报"旗下"北京新报"被撤销刊号，停止出版。中共在香港喉舌《文汇报》说，《北京新报》的文章"攻击诋毁国家制度，侮辱诽谤权力机关，违反国家新闻出版规定。"《文汇报》还引述中国官员的话说，"（陈勤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社会极大愤慨，读者纷纷向出版管理部门投诉，因此该报出版号被吊销，编辑部人员被遣散。"据说，陈勤为此而被捕，并遭酷刑暴打，头部严重å
��伤，导致陈勤失智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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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李庄案，还有必要陪练吗？

　　李庄连续剧第二季开始了。这一季注定会比第一季更精彩。

　　我原本希望帮助重庆尽快忘却恶梦，各地演讲提问中尽量回避谈李庄，让李庄静静地出狱。大家一起淡忘这个中国法治史上的臭名昭著事件。但我再一次高估了他们的智商。

　　这一次重庆可以进一步扬名国际了。四天中，国内朋友给我的电话、留言不说了，国际媒介来电已经有八家。在下胆小，一概婉拒。确实也无可奉告。但是，这次重庆已经无法避免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不说，也会有人说。而且会说得比我好。重庆再养一万个网络水军，再有十个华龙网，再做通新华、新浪、凤凰的工作发布御用消息，删除所有评论，也都已经没有用了。这次祼奔得太厉害了。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剧本早已写好，结局早已设定，只需要一些演员。但是我同高子程律师不一定还会去陪练。我们是中国律师，不是演员。我们的第一季早已谢幕。第二季的导演有了，演员却无法由导演来决定。

　　好多天了，一直没有回答朋友们的潮水般的问询。不能太辜负朋友们注视的目光。不说几句，似乎无以谢天下。

　　那就说几句吧。

　　第一、没有独立公正的法院，所有审判就只是完成既定目的的演戏。只是完成一个虚假的表演程序。只要是在重庆审理这个案件，一切结果已经确定。律师的出场，只是陪练。辩得越精彩，配合其选择性录播和报道，正中其下怀。李庄案的意义，只是进一步告诉国人一个明确的真理：一个国家的司法如果被权力操纵，公检法如果只受一个权力指挥，百姓为鱼肉就是必然的。而且可以封杀得让你找不到任何救济渠道。冤假错案的发生会是司空见惯的。这能够引发所有的立法人士、法学家、人大代表、法律实务人士真正的思考。在今年底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你们真要好好思考。好好解剖这个案例，现在真该醒悟了。如果看到这样的事例，还认为司法独立只是西方的专利，而不适合中国国情，司法权不能去监督政府权，那么这个人就是
十足的白痴。

　　第二、本案已经无关辩护，只有揭露。任何一个律师去，都无法改变李庄的命运。越是有水平的律师、努力去辩的律师，只会为这场肮脏的审判增加看点，为他当好配角演员。他们会选择进场的媒体，他们会对全国媒体和国际媒体如临大敌，他们会用御用媒体对庭审实况断章取义，他们会隐藏所有的对李庄有利的辩护真相，而选择丑化李庄形象的片断反复报道，反复播放，搞臭李庄。御用官媒和五毛党会密切配合。公检法专政和舆论操纵两手抓，打翻李庄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有没有律师出场已经无关紧要。如果审判是独立公正的，如果媒介是独立客观的，以李庄的刑辩水平，不用请其他律师，只要平等开放媒体进场，只要搞电视现场直播，重庆公检法在李庄的自辩面前，就会落花流水。一个李庄，足以对付所有他们的违法侦查和审判
。因为罪名和证据，包括立案理由和管辖理由，基本上不堪一击。不需要太高明的律师。

　　第三、重庆的目的，是想用这次自以为罪证确凿、理由扎实、准备充分的审判，来挽回其声名浪籍的司法形象和政治形象。但是这次他不用审，就已经输光。为了掩盖一个已经犯的错误，为了不让李庄出狱说出认罪交易的真相，他们正在犯一个更大的错误。司法的公平正义，无关强权。强判一个人，并不能真正把他涂黑，只会让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所谓的中国司法的本质。把李庄判上十年，重庆会输得更惨，比现在还惨。基本上这段政治史（已经不是司法史），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到现在都会没有想到这点，我很惊讶。或许他们也明白，也准备了，已经没有退路。既使自己死，下台，也要拉个垫背的，不惜一切代价也不能让这个搅局的李庄好过。只要我在位一天，我就不让你出去。

　　第四、到今天我可以证实一个真相：李庄认罪是假的，他从不认罪。他的认罪是被重庆专案组高官胁迫和引诱交易而致的。本来这些话可以让李庄出狱后说，现在他只要没有被精神病，不傻掉，我相信在这次开庭中是一定会说的，李庄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李庄在我们二审开庭结束后去会见时，亲口同我和高子程律师说，重庆打黑专案组某高官、检察院的三个人反复做他工作，请他认个罪，大家有个台阶好下，只要他认罪，保证不再公开开庭，保证书面审理，保证判缓刑，8号下判，9号放他出狱。专案组通过法院，也一直告知高子程律师不开庭了，高律师和李家属于是决定请一个北京有名望学者，先拟请张思之、陈光中，后请了刘仁文，提供一份书面的辩词，我不再参加二审辩护，我完全同意，因此一直没有再作出庭准备，也一直没有见ä
��李庄。而重庆专案组在拿到李庄的《认罪书》后，突然变卦决定公开开大庭。他们的背信弃义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不只是缓刑变实刑问题上。高子程律师说："重庆疯了，真的疯了"。他们对公开开庭大张旗鼓地在华龙网上进行事先宣传。并在开庭时由华龙网独家进行选择性的庭审直播。开庭十分钟即曝出李庄认罪的让全国目瞪口呆的大新闻，一切尽是事先策划好的。李庄家属和高子程律师在二审开庭前得知这一变卦，前一天下午才匆忙来电，一再要求我继续参加二审辩护。我出于道义再次同意出庭，从温州中级法院法庭上请假赶往机场，连夜飞重庆，通宵写出二审辩护词，出席了上午九点的开庭。李庄当庭认罪时，我一再提醒他要注意后果，示意他不要搞投机交易。在李庄仍然同意认罪后，我立即申请二审法庭休庭，按最高法院认罪
减轻程序直接由律师同控方进行诉辩和解，目的就是不让其开庭搞臭李庄的闹剧如期上演，同时将认罪程序法庭化，将看守所交易公开化、法庭化，记录在案，让缓刑不变卦。但是重庆早已志在必得，检察院坚决不同意休庭，法院配合检察不同意我的休庭申请，决定继续开庭。李庄为了揭露真相，同时想玩玩重庆公检法，做了配合认罪的傻瓜。于是才有了李庄法庭上时而大怒时而检讨认罪的闹剧，让华龙网做足了文章。中间休庭时，李庄请法警请我到后台羁押室会面，我质问他为什么要认罪？你知道全国有多少律师在关注你？你知不知道全国律协、全国政协、司法部都在关注你？李庄一再请我谅解，不要发火，他说到9号结果出来，我就知道原因了，先不要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变卦？不会骗你？李庄说他们不敢骗我，我有把握，我有ç
��密。我说你还是太天真了，你铸成了大错。李庄过于轻信了，低估了一些公权力人士的卑鄙和无耻，过于自信于自己的技巧，精心迷醉于他的"藏头诗"，过于忽视了重庆裸奔的决心。大错铸成，导致了全国律师对他的切割和痛批。但是我理解他。我相信在这种全封闭的环境中，在软硬兼施的高压下，很难有完全清醒的人。一审硬判后，李庄对在重庆能够寻求到司法公正这一点，已经完全绝望，他想走一条投机取巧的路。我辩护过那么多高官，基本上没有许云峰，李庄也未能免俗。特别是重庆发生了高院执行局长乌小青在看守所群体关押室，中午十二点半能够在门框上自杀成功这种事件后，我更加理解李庄即使是狗洞也想尽快爬出来的心态。所以我当时就写文章说：李庄这样一个精通法律的强悍的人都会这样，我们国家的法律真的是无法
保护一个普通百姓的。

　　第五、很多人问，重庆这次追诉有没有法律依据。我可以明确告知：这次的司法程序，从立案、管辖、侦查、取证到起诉、审判，都是明显违法、根本站不住脚的。实体上的定罪理由则更加不着边。找不到任何合法性的基础。这次审判将会是重庆进一步大出丑的闹剧。他们低估了信息社会的工具力量和中国二十年来普法的民智成就。即使法庭上一句不辩，全国的审判会变成对重庆的大审判，会有无数的高明律师和法学家写出辩词，彻底理清法律要义。为了不把辩护思路过早暴露，不给出庭律师添麻烦，不让重庆控方过早作对策准备，我现在不想说出他们的致命伤何在。但是大家也要明白，中国的法律规定，有很多模糊界线，有空子可以让重庆利用。在司法审判权和法律解释权都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他可以表面上把程序硬走下去，达到不
让李庄出来的目的。我相信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些法学家不会再为这种裸奔陪绑，不会再为他们背书。否则他们今后无法再上讲台，也无法面对他们的学生。但是他们在这一年多中，肯定是有一些没有良知的法律人在背后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他们以为已经万无一失。只有到开庭后，全国舆论出来时，这些笨蛋才会知道漏洞在哪里。大家可以静观这场有意思的大戏。

　　清明节了，万物清明，中华复苏。大家先去祭祖踏青。重庆检察院已经多次催李庄家属请好律师，他们已经急了。我们不急。中国的法治之路正长，但是春天已经来了。无边春色在山涧，多看看陌上山花，调整好心情。不用悲愤，不用绝望。会有中国律师说话的时候，不管是法庭上，还是法庭外。（2011-4-2，愚人节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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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开晓:利比亚战局，牵到哪些人神经

　　目前，国际新闻中有两大事件已牵住世人的视钱，一是日本核泄漏，再是利比亚战局。如果，从相关影响程度来讲，日本核泄漏，应该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必定两国之间隔海相望，风吹草动，都能牵动中国人的神经。但是，自从抢购盐风波过后，人们关注的焦点，都转向利比亚这个北非小国身上。从官方媒体和网民反应上，在北非这个小国身上，确实已经牵动某些人神经。牵动的神经无非反应两点上：一是挺卡派，一是倒卡派。

　　现在，我先不说挺卡派还是倒卡派，谁对谁错。我只说说，国际社会"倒卡"是不是属于正义之举，这点不需要我来论证，自从卡扎菲向国民开枪之后，联合国，先后通过1970和1973决议，中国也先后投了赞成票和弃权票。也就说明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倒卡"是得到认可，绝对是正义的，连一向自称有正义之举的中国都没有反对。我希望中国某些愤青们，"倒卡"之举属不属于正义，不必再有什么争执了。你挺卡是你的自由，其实，爷知道，你挺的不是卡，而是独裁。

　　媒体，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去挺卡，只是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手段加以渲染多国部队是如何残杀平民，平民是如何抗议多国部队的轰炸，给人一个整的感觉，多国部队就是去侵略，想利国的石油。虽然，前有伊拉克战争，说美国为了石油，现在已不攻自破，可仍然就有傻碧总是相信不断重复的谎言。一向爱出头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尝到苦果后，奥巴马却低调行事，再也不愿充当"世界警察"。他亲口说出：美国将不能决定变革的节奏和范围，只有该地区人民可以作到这一点。中国也是以"人民"民意控诉多国部队。我知道：中国一向有着"无私"的精神，在保护人民这一块上，也是要一样，中国人民就是不够外国人民有价值，曾几何时，印尼发生大范围排华事件，有谁知道中国官媒控诉过，就是朝鲜这个有恩于他的流氓国家，在枪
杀我国边境上国民时，也不见中国官媒有过谴责。现在，只不过多国部队误炸了一下利国的国民，中国有人就恨不得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支援老卡。真的，我不知道到底是触动你们哪一根神经。

　　我们媒体这么如此挺卡，是不是卡曾经有恩于我们。可我随着对他的了解，慢慢知道一些：卡扎菲这个人就是个疯狗，一贯敌视中国。卡扎菲上台前，曾在台湾的"政战学校远朋班"受训，这个班是美国冷战时以反共为目的开办的。而且当年国民党军官帮助他成功发动政变，夺得了政权。所以对"民国"伪政权一直心存感激。迟迟不肯与台断交，后来迫于压力与大陆建交，但还是国际上仅有的几个一直保留着台湾驻外机构的国家。

　　卡扎菲当年兵变上台后，曾派二号人物（后来被软禁的那个）来中国求购核武器，伟大领袖拒绝了，但那个毛头小伙以为是钱的问题，以石油暴发户心态开价20亿美元，连破格见他们的周总都很恼火。这个现在在一些外交人员的回忆录中已经公开了。

　　1973年，卡扎菲提出"世界第三"的雷人理论，号称要走共产和资本间第三条道路，建设"标准社会主义"，这雷倒了美、苏还有刚刚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伟大领袖。上校还出了一套"绿宝书"让利国人民学习，这也使我国十分不满，认为他调侃我国的嫌疑。

　　1978年，乌干达独裁者阿明推翻了与中国友好的前总统，与中国人民的铁杆朋友坦桑尼亚冲突不断，不久乌干达军队入侵坦桑尼亚。而坦国军队是我天朝武装起来的，以中国的59坦克、歼6歼7大举反攻，不出一个月打回乌干达逼近首都。此时，卡扎菲上校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派兵支援乌干达，带来了苏22战斗轰炸机、T55、BTR战车等全套苏制装备，势头很猛。几经交手，却发现其实其军队很菜，被中国训练出来的坦桑尼亚军队打得找不着北，有传闻有中国顾问指挥但我朝说那是谣言。后阿明政权被推翻。

　　2004年，有鉴于伊拉克的下场，上校在核问题上向美帝彻底投降。国际原子能机构封存利国核图纸，其中出现了中文图纸，引起一场风波。我国发言人称还在调查，中国是反核扩散的。当然，中国从未向利国出售过核技术。这里面隐约牵扯到了巴基斯坦"核之父"卡迪尔汗。不过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卡迪尔汗不仅因为这件事还有其它更多的出售核技术问题但最后被巴基斯坦特赦，美国居然也毫无追究。利比亚中文核图纸事件后美国还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反核扩散立场，个中交易和博弈，呵呵，100年后解密才知了。但这一下，足以使我国对上校忌恨在心了。

　　上校又干了一件最大不敬的事，允许陈水扁过境。其子还去机场迎接。大大触怒了中国。陈水扁上台后，与利比亚的关系重新加温。2006年初，卡扎菲长子赛义夫赴台访问，并晋见陈水扁。同年五月，陈水扁出访中南美，但不按原订行程，而经阿联酋、荷兰"迷航"前往，返程时专机"突然"降落利比亚，与卡扎菲会面。

　　不久，台湾恢复在利比亚设立"代表处"，不过这次头衔改为"台湾"。目前利比亚仍是台当局在北非唯一有"驻馆"的国家。

　　2006年，中国在北京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峰会，非洲49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来了48个都是总统或者总理，最次也是外长，只有利比亚派个外交部副部长。而且竟然在会议上指责中国来非洲是为了掠夺资源，害得非洲司司长被大佬处理。

　　前几年卡扎菲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公开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还屡次呼吁美国出头给中国教训。在非洲国家首脑里，敢公开在媒体上指责中国，给欧美当枪的，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别看中国在利比亚那么多劳工，但基本是二包三包的卖力气的活计。利比亚的大油田从来没有中企的份，咱去竞标都是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最后中标的肯定是欧盟或者美国公司（欧美公司获得了利比亚石油资源的80%以上！！！），小日本也拿到不少――美国让小日本放弃在伊朗的投资，许诺用利比亚的油田补偿它，卡扎菲真TM配合美国爹，给了小日本不少石油。

　　中石油曾想"曲线救国"，通过收购在利比亚有资产的外国公司分一杯羹，再次被卡扎菲挡在门外。

　　就是在前不久，为了镇压利国国民，卡还以89年中国为标榜坚持到底。真是那壶不开提那壶，中国官媒特意避讳的地方，他却两次展现于世界人面前。我弱弱问一句"挺卡者"：你们挺卡到底是挺他哪一点？难道真的是挺他独裁吗？否则，我真的找不出你们那些傻碧挺卡的理由。

　　随着突尼斯的茉莉花从北非天空飘扬，让世界独裁者如临末日到来。如今，在北非天空中扮演着"总统飞"的闹剧时，在这绑紧的神经中，却有一名坚决"总统不被飞"的杂剧时，就如同在独裁生涯中，又看到一根救命稻草，在这绑紧的神经中松弛一下。能松弛多久，我们大家都关注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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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被抓随想

　　艾未未被北京警方带走了。

　

　　下一个就是李承鹏。为什么下一个是李承鹏，而不是顾晓军呢？因为，李承鹏的影响大一些。

　　李承鹏的新浪博客被封后，曾有网友来告诉我，建议我也去找新浪论理。我没去，我知道：这是党在保护我。党就喜欢这么说。

　

　　也许有人会说：论影响，韩寒比李承鹏大多了，为什么下一个不是韩寒？

　　我告诉你：一、李承鹏过去的文字，有爆料性质，早就有人想抓他了。二、韩寒是大5毛，而李承鹏近来有点儿猛。

　

　　李承鹏过后，就轮到韩寒了，想躲也躲不过去。

　　到了那一时的那一刻，大5毛也没有用，除非韩寒是便衣警察，类似杨恒均；否则，很难逃过这一劫。

　

　　有史以来，有点出息的中国人，都是――文死谏，武死战，女人卖碧为国家。啥时能倒过来――为了老百姓，牺牲国家？

　　不可能。因为那是西方文明，不适合国情――中国国情，是封建文化上嫁接社会主义――牺牲个人利益而整体运作，成就归领导，硕果也领导。

　　领导只有、也必须先富起来，才能领导大家一起致富。领导没富起来，咋领导大家致富呢？是不？

　

　　呀呀，咋又瞎说了？掌嘴。

　　其实掌嘴也没用，韩寒过后，就该轮到我老顾了。党保护我也没有用，除非我学余秋雨。

　　兔死狐悲呵！老狐狸掉眼泪了，一掉一箩筐……

　

　　再后面，就要轮到石三生了。

　　石三生，大概要怪我一辈子。可怪我，也没有用。你怪我，我怪谁呢？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4-4 于南京

　

附推特图文：

　

Liuqingshan‎ 艺术家艾未未在机场被被扣押, 北京工作室遭查封, 警方蓄谋已久: 中国著名维权艺术家艾未未4月3日被禁止出境， 继而被扣押。他在北京的工作室遭警方封查，多名位助手被 ...

　

b58jane‎ 警察交给她详细扣押清单，工作室有一百多项东西被扣押走，包括硬盘，主机，笔记本、光碟等等。警方未向她透露任何关于艾未未的消息，只让她在家等消息。

　

图链接：http://guxiaojun.blog.ycwb.com/20114423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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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在有意炒作艾未未

　　我发现：是党在有意炒作艾未未。

　　我仅以推特上的文字，证明我的推测。证据提供如下――

　

　　"zuola‎ 寻人启事:艾未未，男，53岁，于2011年4月3日上午八点半左右，在北京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登机前被二位男子带走，至今50多个小时下落不是，请知其下落者通知家人。..."

　　请大家注意看――艾未未，一个普通的人。

　

　　"rendezvous98‎ 他也帮助过喜梅,并采访过孙亚,10年,我们在北京,他的志愿者也冒着风险跟我们在一起,关心艾滋病问题.艾未未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不会抛弃弱者. ..."

　　大家看到了没有？现在已经是"艺术家"了。

　

　　"wwq‎ 世界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被带走- blog.sina.com.cn/s/...FriendFeed - 17 分钟前"

　　我没有说错吧？从"艺术家"，已经到了"世界著名艺术家"。

　

　　"noooo0000‎ 请大家在网络上及向周围人奔走相告广为宣传关于艾未未的事迹【艾未未：世界著名艺术家，鸟巢设计者之一，全球现代艺术界最有影响力100人第13位。。2011年4月3日艾未未 ..."

　　怎么样？又晋升了――"全球现代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第13位"。

　

　　小结：是党在有意炒作艾未未。

　　我再提供证据――

　

　　"iStone1983‎ RT @duyanpili: 北京市国宝头子ｘｘｘ等人曾经多次到艾宅向@aiww 抛出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老艾都拒绝了。艾未未是不可收买的，所以他被消失了。"

　　怎么不给我弄个"全国政协委员"呢？我很生气。

　

　　"golmut‎ RT @dupola: 艾未未星（又名小行星83598）是一颗主带小行星，2001年9月25日由香港业余天文学家杨光宇发现。2010年，国际天文学会批准将该星命名为"艾未未星"，以表彰 ..."

　　哇！不得了耶，都已经成"行星"了耶，相当于地球了耶。

　

　　党说了算。没话说，这是党在蓄意炒作艾未未。

　　我继续提供证据――

　

　　"sylarc‎ 澳大利亚谴责中国当局拘捕艾未未"

　　助炒人――澳大利亚国人。

　

　　"RFI_Chinois‎ 中国人权-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要求中国立即释放艾未未"

　　我没有说错吧？从普通助炒人，升格为"外长"了。

　

　　"zht391‎ 艾未未星期天准备登机前往香港时在北京被警方拘留。艾未未的妻子说警方拒绝向她透露艾未未被 ... 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对著名艺术家艾未未遭拘押一事表达关切。。"

　　看――助炒人又从"外长"升格到"国务院"了。

　

　　党呀党，我有意见：炒作不是不可以，但，哪有升得这么快的呢？

　　对党在艾未未问题上的蓄意炒作，我表示抗议。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4-6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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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探求强国御侮之道、重塑民族尊严的历史。为此，中国人遭受许多挫折，走过不少弯路，付出了极其高昂的学费。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国运兴衰、民族荣辱的规律，其实就隐藏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或称第一款)中。

　　一、《南京条约》第一条：被忽视的重要条款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双方在泊于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上签署停战协议，史称《江宁条约》，也叫《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一共13条。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南京条约》是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见证。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南京条约》也有其复杂性。比如其第一条，中文本是这样表述的："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这就是一条一直被忽视的重要条款。一般人未必看过《南京条约》原文，自然不可能引起重视，而专业的研究，如一部以65万字的宏大篇幅"对《南京条约》及附约的每一款项的来龙去脉进行逐次的考辨"的专著——《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一书(郭卫东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这一条也仅有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南京条约》第一款是礼节性的和好关照，停战宣布�€
�"然而，这一条难道真的仅仅是"礼节性的和好关照，停战宣布"吗？

　　以笔者愚见，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这一条款实际上隐藏着国运兴衰的规律，深刻领悟了这一条的内容，也就破解了国运兴衰的大秘密。历史曾经给了我们提示，却因为我们缺乏悟性而错失了机遇。

　　从表面上看，这一条款的前面部分——所谓的"永存和平"、"彼此友睦"只是套话，它看起来确实像是"礼节性的和好关照，停战宣布"。但是，它的后半部分"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却不简单。何谓"身家全安"？《南京条约》中文本的表述是模糊的。英文本《南京条约》第一条全文如下：

　　ARTICLE I. There shall henceforward be Peaceand Friendship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Britain and Ireland,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who 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within the Dominions of the other.
 
　　中文本的"身家全安"，在英文本中是"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这句英文的意思，是说人身(persons)和财产(property)要得到完全(full)的安全(security)和保护(protection)。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原来，它的意思是人身权(本文中所说的人身权主要是指人身安全的权利)和财产权要受到保护，而且这一点要由政府承诺并提供保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一条的要义是，英国公民在中国，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要由中方提供保障；同样，中国公民在英国，英国政府也承诺保障人身权和财产权。应该说，这是合理的要求，也是平等的要求。

　　英国人将这样的内容列入《南京条约》第一条，是因为他们极其看重这一点，而这在英国方面早在1840年2月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明确并确定下来了。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给侵华英军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与义律的训令的第3号附件——《对华条约草案》中是这样表述的："第一条自今以往大不列颠？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与中国皇帝陛下以及两方臣民之间和平敦睦，两方臣民各在对方疆土之内得享人身、财产之完全的保障与维护……"(《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编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60年8月版，第135页)除去中文翻译的表述差异，《对华条约草案》这一条与《南京条约》第一条实质上没有任何差别。

　　由此可见，英国方面对这一条是如何看重，是一定要在条约的第一条加以强调的。但是，对于中方来说，却对这一条的深刻内涵完全没有领会。以钦差大臣耆英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理解英国人为什么要将之写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的原因，而负责翻译的人也根本不可能领会那几个看似简单的英文单词后面隐藏的重大历史奥秘。中英双方对这一条文的不同态度，刚好折射了两国的历史命运。英国人如此重视的内容，在中国人却几乎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甚至一直持续到169年后的今天，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条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重大意义。

　　二、人身权和财产权：现代文明的根基

　　英国人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南京条约》第一条，典型地反映了英国人的思维，这个思维源自悠久的历史传统——一个英国人极其引以为豪的历史传统。

　　英国对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甚至更早一些时候。1215年6月15日，一群英格兰贵族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块牧草地上迫使国王约翰在一份包含63个条款的文件上盖上王玺(历史学家认为约翰未在《大宪章》上签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会写字，但肯定盖过王玺)。这份被称为《大宪章》的文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甚至可以看作是英国宪政乃至世界各国宪政的母体。当然，仔细追究起来，《大宪章》虽是1215年签署的，但它不过是对旧时英格兰国王与贵族权利、义务的重申，因此《大宪章》的思想早已存在。《大宪章》的意义，是以条文的形式将这些权利、义务明确下来，将习惯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而这开启了制度化约束王权的新篇章。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在1936年写道："这是超�¹
�君王之上，甚至连君王也不可抗拒的一条法律。"学界早有定论，宪政的真谛乃是"限政"——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最关键的是限制最高权力，《大宪章》开启了制度化限制最高权力之门，所以它受到持久而热烈的尊崇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英国作家梅尔文·布莱格(MelvynBragg)将《大宪章》列为"改变世界的12本书"之一，并写有这样一段评论："《大宪章》所受到的尊崇已经维持了近800年的光阴，且不但在英国，也在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想要甩掉暴政、在法律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立国的其他各国中，奠定了民主和追求自由的宪法基础。如果说有一件文书，通过长时间的法律试用和它如神话般强而有力的影响，塑造出一个凡是自由男女尽皆向往的世界，那就是《大宪章》。它所得到的共鸣是超乎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梅尔文·布莱格著：《改变世界的12本书》，中华书局2010年8月版，第46页)1989年，法国在巴黎举行《人权宣言》颁布200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上，法国总统密特朗自豪地说，世界的人权产生在法国。当时有几十个国家的政要在场，英国�¦
�相撒切尔夫人不顾外交礼节，马上站起来说，不对，人权产生在英国。撒切尔夫人说人权产生在英国，理由是充分的，就是因为英国早在1215年就签订了《大宪章》，确立了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为两项最重要的人权的地位。而撒切尔夫人此举，更是传神地表现了英国人以《大宪章》为荣的情怀。法国人以《人权宣言》为荣，英国人以《大宪章》为荣，则更凸显世界文明主流的价值观乃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

　　《大宪章》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是第三十九条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大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等地位之人依据这块土地上的法律做出合法裁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形式的损害。"该条确立了非经合法审判，不得被逮捕、监禁及其他形式的伤害等人身保护权，由此，英国国民的人身权利逐渐被确立起来。

　　《大宪章》第二十八条规定："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该条规定对国王及其下属侵夺民财进行了约束，是对财产权的确认。

　　《大宪章》缚住了英国国王的手脚，在其签署后的数百年间，英国的国王们一再试图抛开这套绳索，而英国的贵族和平民则奋起抗争，一次次迫使英王重申《大宪章》的约定。据统计，在《大宪章》签署后的200年间，历代英王曾44次重申《大宪章》。可以说，英国宪政的发展史，就是英王和贵族、平民围绕着是否遵守《大宪章》而展开的斗争史。

　　约翰签署《大宪章》，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墨迹未干就拒不执行，好在他次年就去世了。其继任者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因年少而无力与贵族们相抗衡，但其成年后也渴望专制王权，不希望受《大宪章》的约束，因此多次与贵族发生冲突，直至兵戎相见，但最终是贵族的力量占了上风，议会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英国议会的发展，是贵族、平民限制王权，特别是征税权的结果。

　　1628年，英王查理一世要求开征新税，议会通过了《权利请愿书》，列数国王滥用权力的行为，重申过去限制国王征税权利的法律，强调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行征税和借债；重申非经依法审判，任何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流放和剥夺财产及受到其他损害；规定海陆军队不得驻扎居民住宅，不得根据戒严令任意逮捕自由人，等等。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重申《大宪章》对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保护的规定。查理一世批准了这一请愿书，但无意真正执行它，当议会批准补助金后，查理一世下令解散议会，议会的抗争引爆了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是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权利请愿书》的内容得到了重申和确认。经过"光荣革命"，英国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到18世纪王权彻底被限制，不再对议会权力形成挑
战，英国宪政趋于成熟。

　　从13世纪到18世纪，英国从中世纪转型到近现代文明社会。英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志，就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有力的保护。人身权的保护，使人们避免未经依法审判即被逮捕、监禁和其他侵害，使生命安全获得保障。财产权的保护，可以保障个人的生存和独立，也可以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政府征税权力和财政收支预算的监督和控制，是人民约束政府权力的有效武器。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根基。

　　与英国相似，世界各国在进入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关键时刻，都选择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七条为"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十七条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1791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剥夺，私有财产只有在为公共利益且经合理补偿方可征用。

　　三、产权保护：西方兴起的关键

　　关于财产权的保护，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促成了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

　　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关键所在，这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共识。产权的实质是排他性权利，即一个人对某事物的绝对支配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四种基本权利。产权在英文中写为propertyrights，而property就是财产，因此产权在核心意义上就是财产权，即"产权是以人们认为合适的办法控制和处理财产的权利"。

　　产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是保证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好的制度，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最高，而市场经济的效率首先来自明晰的产权安排。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能够消除或减弱不确定性，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因而是最有效率的。

　　产权的另一重要功能是激励。一个社会必须刺激个人去从事那些能够引起经济增长的活动，才能实现发展。要刺激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引起经济增长的活动，必须提供激励。良好界定的产权使人们将各自资产投入市场竞争以追求最大收益成为可能，对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良好的激励。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其与罗伯斯·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总结近代西方世界兴起时有一个简洁有力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包括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金融体制、财税制度等，其核心是产权保护制度，如果没有有效的产权制度，就不可能促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近代西方世界就不可能变得强大——强大到拥有对西方世界之外的世界的支配力量。

　　历史实践比理论推演更有说服力。"西方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组成部分。仅就西欧各国——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来说，其历史命运就很不一样。在近代世界竞争中，英国、荷兰是两个成功的国家，由于"已确立的产权提供了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的刺激，并将资源导向发明和创新的活动"(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10月第1版，第169页)，因而在近代获得成功，荷兰在17世纪是世界头号强国，而18、19世纪则是英国称雄世界。相对来说，法国、西班牙在近代则是两个不成功的国家，情况与英国、荷兰相反。

　　法国的失败是由议会失去对国王权力的控制引起的。法国在14世纪初也发展出了与英国议会相似的"三级会议"。但是，与英国议会始终没有完全失去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不同，法国的"三级会议"后来实际上名存实亡，失去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其起因，是战争的需要。1337—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法国国王要求"三级会议"允许其征收特别税(交易税、盐税等)。"三级会议"希望尽快取得对英战争的胜利，结束法国的社会动荡，所以同意了法国国王的要求。1439年，"三级会议"决定，国王可以不经"三级会议"的批准而征收新税。但是随着紧急形势的过去，征税权却随着法国国王权力的扩张而被延续下来，脱离了"三级会议"的控制。在其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三级会议"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对国�Ž
�征税权的控制，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最后爆发了大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夺回这项权力。

　　由于法国国王的征税权失控，法国的私人产权不像英国那样受到保护。为了保障税收，法国国王向行会转让某项经济活动的垄断权(因为需要行会以交纳稳定的税金作为回报)，行会则试图利用垄断保护地方市场免受外部竞争，其结果是垄断加强，而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受到了抑制，导致贸易受阻、生产性经济活动下降。此外，法国还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享受免税的特权阶层和保守的官僚队伍，他们不仅消耗税收，还成为法国政治结构中的顽固力量，阻碍了社会变革。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西方世界的优势是通过工业革命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法国，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许多人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由技术进步——纺织机器的改良和蒸汽动力的发明和应用推动的，的确，技术进步对工业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其作用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更重要的问题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是需要条件的，这里面不能不提到英国的专利制度。实际上，专利保护制度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作用非常大，因为技术发明如果不能被推广则对社会不会产生多大的实际作用；而发明的推广需要企业家的投资，企业家的投资只有在获利机会较大、风险较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要降低风险、增加获利机会，就需要对发明进行专利保护，以使在一定时间内(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为14年)能够通过垄断该技术而获利。工业革命的两项关键性技术，阿克莱特的纺织机专利申请于1769年7月获准，瓦特的蒸汽机专利证书于1784年4月æ
��到。专利是一种知识产权，是产权的一部分。因此，推动工业革命的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技术后面的产权保护制度。

　　1835年一位英国作家写道："英国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阿克莱特和瓦特的功劳比纳尔逊和威灵顿更大。"纳尔逊指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之魂"的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Nelson)海军上将，他在1805年10月指挥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战胜法国、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威灵顿指威灵顿公爵(firstDukeofWellington)，是他指挥英国陆军在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这两位都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英国人认为"阿克莱特和瓦特的功劳比纳尔逊和威灵顿更大"，但阿克莱特和瓦特能够对英国工业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却有赖于包括英国专利制度在内的产权保护制度。

　　英国的产权保护制度，依赖于从《大宪章》开始的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王权的限制和逐渐发展起来的宪政制度。英国经过"光荣革命"，"议会的崇高地位、中央(议会的)控制财政事务、限制皇权、司法独立(至少脱离王室而独立)以及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应地建立起来了。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最终，"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使英国雄霸世界"。(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2页)

　　四、中国经验：回归现代文明还是自创新路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1839年，中英双方因鸦片问题而产生了碰撞和冲突。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广州。18日发布禁烟文告，责令外国鸦片贩子三日内必须呈缴鸦片并签署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若有再贩，"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由于鸦片贩子不配合，21日林则徐派兵封锁商馆，断绝饮食供应，迫其就范。到25日，大部分烟贩屈服，只有英国人仍然坚持。在林则徐下了最后通牒后，28日他们终于屈服，同意交出鸦片，但拒签保证书。

　　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林则徐的做法完全正当，中国有权这么处理鸦片贩子。林则徐提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也完全合乎大清官方的思维方式和通常做法。但是，英国人却强烈抗议。英国人的逻辑是，一个人犯了法，必须经过合法的程序进行审判，根据其行为触犯法律的程度给予恰当的处罚。注重程序，是英美普通法的传统。基于"正义需要一个严格的程序来实现"的信条，在英美法系国家，审判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又严格的程序过程，无论是从法官的选任到陪审团成员的选择，一直到法庭上辩护双方的激烈争辩，都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认为只有在此条件下的审判才是正义的。这种观念后面的逻辑是，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否则政府的行为极有可能是任意和武断的，个人的权利无法保障。而"人即正法"，未
经合法审判、未定犯罪轻重就被处死，显然有违英国人看重的程序正义的原则，所以他们不可能按此要求签署保证书。从更深层次去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经合法审判不得被逮捕、监禁及被剥夺生命，这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从《大宪章》以来就形成的传统。而"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做法明显与之冲突，所以英国人是不能接受这种做法的。由于英国人拒签保证书，林则徐围困商馆、断绝饮食，这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以政府的名义担保，让英商交出鸦片，这又涉及在华英国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问题，为日后中英冲突埋下隐患。

　　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实颇为复杂，绝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清，这里姑置不论。我们所需深究的，是英国人将"shallenjoyfullsecurityandprotectionfortheirpersonsandproperty"这一句话写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上的逻辑，以及这一逻辑后面的重要历史启示意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寻求自强之道，但因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偏差——其中最大的认识偏差就是看重"船坚炮利"之类的科学技术，而对制度的关键作用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制度建设要以保障和促进个人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和财产权)为旨归缺乏认识。

　　如果以汤因比的文明观来看，晚清以来的自强运动，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是追求器物层的现代化；甲午战争失败促使反思，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追求制度层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追求国民精神层的现代化。五四以后的中国一度迷失，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提"四个现代化"，但显然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仍是偏重于器物层的现代化，对制度层和精神层的现代化重视不够；在制度层的现代化方面，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促成了经济制度的现代化，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仍有许多路要走。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的萌生、发育、成长、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民众权利的扩展。英国的政治权力，从大趋势看，自1215年以后，逐渐从国王手中转到议会手中；议会有贵族院(上院)和平民院(下院)之分，通过议会改革，政治权力逐渐从上院转移到下院。在选举权方面，从一小部分人享有选举权，到逐步放宽选民的财产限制，到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到妇女享有选举权，直到18岁即享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可以看出，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演变，其实就是政治权力逐渐下移，或者说政治权力逐渐由民众掌握、民众权利不断扩展的过程。可以说，社会的进步，终极的体现是普通民众权利的扩展。民众权利的扩展是社会良序发展的根基，如果历史发展有规律，那么这可以�¯
�是第一规律。凡是循此规律者，社会必会健康发展；与此规律背道而行，社会发展必遭挫折。

　　观察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也可以验证这一规律。60年分成了较明显的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世界文明发展经验——社会进步首先要保护民众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造成的。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有"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的表述，这至少说明那时是承认私有财产权的。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私有财产权逐渐被剥夺，及至养一二只鸡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是包括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惨剧。可以设想，如果私有财产权不被剥夺，这样的惨剧是不可能发生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其基本经验就是重新回到承认和尊重产权的道路上来，从家庭联产�‰
�包责任制，到民营经济的发展，到2004年修宪将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到2007年通过《物权法》，中国经济成长中的健康因素，无不与产权保护密切相关。历史经验早已昭示，市场经济的成熟要以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权为基础，不保护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公民人身权利方面，前30年由于没有公民人身权利保护的制度化力量，导致很多人受到伤害甚至因此遭难，改革开放之后，痛定思痛，重建法制，但离真正的法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追究当前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可以发现还是人身权、财产权保护不力的问题。由于财产权保护不力，地方政府强行侵占、剥夺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时有发生，已引发社会的深重担忧和强烈不满；许多人对财产安全不放心，将财产转移海外，造成资产大量外流；城市居民房屋被拆迁、农村居民土地被征用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自焚、流血的悲剧因此不断上演。在人身安全方面，尽管2003年的孙志刚案促使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但近年因媒体披露而广为人知的普通公民在派出所、看守所、收容所遭遇"非正常死亡"的死法还是触目惊心，有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洗脸死、摔跤死、喝水死、骷髅死、针刺死、激动死、鞋带自缢死等等耸人听闻的名目，这些实际上都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体现。归结起来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š
�不稳定因素，基本上都是公民权利没有保障而引起的。

　　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到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遵循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扩展民众的权利，中国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经验或模式；而解决当前社会存留的问题，中国也要回归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经验，通过保障和扩展民众的权利使社会得以良序发展。

　　来源: 《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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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晓平:美国为何不侵略加拿大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句话在我们的耳边萦绕了几十年，我们一直有个印象就是美国人会打到中国来，让中国人再做一次亡国奴，然后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抢夺中国的资源，置中国的百姓于水火当中。如果你仔细推敲的话，发现这里面的漏洞很大，甚至根本就不合乎逻辑。

　　放下前面的故事不表，我们暂且为美国描绘另外一个蓝图。美国的北部与加拿大全面接壤，从我们家的车库开车进入美国的领土总共也就是四十五分钟时间，可以说近得像是从天安门到八达岭长城的距离。那我们看看到底是加拿大肥，还是中国肥。加拿大的领土和中国差不多大，地下原油的储量仅次于沙特排世界第二位，而且各种矿产十分丰富，很多地方都没有勘探。那地上呢，淡水资源，森林资源，野生动物资源，跟中国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说起军事力量跟美国，甚至跟中国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美国人只出动装甲部队就能把加拿大给占了，让加拿大人当亡国奴，语言和文化又相通，管理起来很方便。加拿大连原子弹也没有，连吓唬美国人的筹码都找不出来一个，美国人要是把加拿大占了，要比不远万里去占中国方便、容易、成本
低。那有人会说，加拿大总共三千万人口，占了以后奴役谁去啊。那真是太简单了，美国人只要在中国贴个告示，上面写着：诚招赴加拿大工作人员，无须签证，自愿自费前往，工资每小时3美元（美国加拿大最低工资的一半），支付一半工资算是够奴役别人的了吧。不过我敢相信，愿意去被奴役的中国人一定挤破脑袋，你看看现在的农民工进城拿多少钱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包括那些偷渡的非法移民，每个人的成本都要十七万人民币，而且他们很多都是冒生命危险来到的加拿大。

　　如果按照我们过去的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是十足的傻瓜，舍近求远，放着加拿大这块肥肉，偏要找那些费劲的事去做。或许还有人会认为，加拿大本来也是美国的小兄弟和傀儡，对于美国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加拿大人应该饱受美国人欺负才对呀。那你随便找一个加拿大人问问，哪个美国人敢欺负你，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和外交哪一点上面吃了大亏了的？包括台湾在内，美国人奴役过台湾人吗？国与国之间为了商业利益难免会产生冲突，那是商人之间的事情，就像是台湾进口美国牛肉和农产品问题，估计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也会有，最终人们是可以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的。没听说美国因为贸易上的问题拿原子弹来威胁别人的，也没听说某个国家是因为没有原子弹而在商业谈判上面失利的。中国有原子
弹，但是在商业上面总是钻到美国人设的圈套当中，从来没听说中国拿原子弹吓唬人家一下就把局面给扳回来的。况且，即便是拿原子弹来威胁成功了，贸易上损失的是钱，生产原子弹本身也要钱，或许发展武器的成本要更高一些。

　　因此，我们很多的概念都是被政府误导的。真正坏的美国人才是真正拥护独裁政府的呢。因为这样他们只要是搞定（或者是耍弄）独裁政府就足够了，这样只需要对付一头，由这个独裁政府再去奴役本国的人民，岂不是更加方便了。就拿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外汇政策来讲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中国人这些年来给美国充当了廉价劳动力，美国人没有打进中国来奴役中国人民，而是我们自己人奴役我们自己人。每一个外贸公司一对一地和美国人贸易谈判都是当仁不让，没有让美国人占便宜，这并不是我们手里有原子弹，而是自由贸易美国人不能强迫任何人做生意。但到了国家宏观层面呢，我们在国家的大帐上面吃了亏，我们表面是看是美国人欺负中国的出口企业，实际上是愚蠢的政府帮助美国人压榨中国的工人。做生意的谁不想多赚钱，
谁让我们的政府不能好好保护我们的呢？如果我们能够自己保护好自己，要你政府干什么。真正能保护我们的是政府的智慧，没有智慧空有原子弹你又不敢用，等于白花那么多的钱发展核武器。就连朝鲜在六方会谈问题上都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说不谈就再也不谈了。再看看周边的其他国家，日本、越南抢占中国的海岛，印度占领我们的边界。还说原子弹能吓唬万里以外美国呢，就连百公里以外的邻国都吓不着，如果能吓到别人，那为什么还不作为？不知道中国人还有什么可以为了拥有原子弹而洋洋得意的。

　　因此，我认为现代的战争只和理念有关系，和掠夺资源没有关系。比如美国人打伊拉克，并没有免费地把那里的原油拉到美国来，如果这样美国的油价至少要降一降了，可惜这些年反而升高了许多。即便是美国打仗是为了资源，那中国有什么可以抢的？除了人多还剩下什么资源？人还要抢吗？看看美国大使馆排的长龙，几百块钱的签证费两、三分钟就给废了，然后再交几百块钱再接再厉。要是我，哪个国家给我拒了，保证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去。

　　要想强国不是把别人弄死了自己就自动强了，中国的发展需要的是合作，使大家共同强大。美国人的所谓亡我之心是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民众的。美国人向全世界推广的是一个自由交换的理念，尽管美国人处处为自己着想，为了自己利益这样很正常，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做才对，这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美国人的施舍。如果说美国人推广民主，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是为了削弱中国的实力，实在是找不出来理论的依据。如果我们说专制的举国体制可以凝聚我们国家的力量，这话倒是不假，但里面有一个假定大家忽视了。那就是举国的行为一定要是正确的，如果是错误的，那情形会更糟糕。在中国这种专制的体制下我们怎么去论证正确性呢？

　　其实强化自己比坑害别人更重要，提高自己的智慧才是防止别人欺负自己的利器。而让有智慧的人和有思想的人进入中国的决策层才是根本，实现这一点，唯有实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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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海外作家如何维权

　　三月十五日，韩寒、沈浩波、李承鹏、慕容雪村、贾平凹、刘心武等五十位作家以"这是我们的权利"为题，发文集体征讨百度，声讨"百度文库"未经他们授权上载了他们的作品，百度已堕落成窃贼公司，因此"面对偷走我们作品的窃贼，我们应当站到一起，义正辞严地警告他：住手，这是我们的权利。"（《讨百度书》）。继而，双方开始谈判，不料谈不拢。于是，五十位作家乃写信的写信、表态的表态，甚至威胁可能去示威或采取集体诉讼云。（新华报业网，2011-03-29）

　　二流作家需要工会

　　我从来没听说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或者卡夫卡属于哪个作家协会。君特。格拉斯和赫塔。米勒都曾在班贝格当过驻市作家，今天才想起来，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属于哪个作家协会。

　　我所在的德国上弗兰肯行政区，仅一百万人口，但是，那些二流、三流作家凑到一起，竟然四千多人。上弗兰肯行政区作家协会创建于1969年，它基本上是一个作家工会，加入协会者，可以享受"艺术家"社会保险（Künstlersozialkasse ）。德国是全民社保国家，艺术家保险的保费要比其他保险公司的优惠很多。

　　行笔到此，我做数学计算：一百万人口，四千多作家。若按此比例换算，中国十五亿人口，应该六百万作家，若每人每年出版一本书，那么中国的文化市场是多么的丰富。我再换算一下，若六百万作家，给他们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那要花费多少农民工的血汗。

　　所以，中国就不是六百万，而是六千多作家，很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

　　德国政府鼓励文艺自由创作，因此，1983年把艺术家社保纳入德国的法定保险系统。

　　在德国，Künstler und Publizisten（艺术家、新闻记者、作家、时事评论员等）就是一个独立的"老板"，艺术家社保者在退休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方面，享受法定保险相同的待遇，而只需交纳一半的保费。按照德国的法定保险规定，上述法定保费，雇主和雇员各缴纳一半，在艺术家社保系统里，雇主的那一半由政府承担。也就是说，作家、艺术家自己给自己打工，而在社保方面，政府又成了他们的"老板"。

　　笔者在经营餐馆之前，曾享受艺术家保险。要进入这个系统，需要经过一整套的申请和审核过程。（另文详述）

　　德国作家协会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保护作家的权益，比如当某某作家与出版社发生纠纷时，往往需要作家协会出面说话和声援；此外，德国作家协会还是一个"感情交流"机构，通过这个平台，这些二流、三流作家们自己相互沟通、相互取暖，也凭借这个平台与国外的作家"发生关系"。

　　鉴于如上情况，已经回答了为什么海外华文写作"阴盛阳衰"，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妻子依靠丈夫的社会保险。

　　在海外坚持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没人给他们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为什么还需要和存在那么多华文作家协会呢？我想，这些"空架子"，基本上起着"以文会友、相濡以沫、提携后进"的作用。也就是说，海外的华文作家协会基本上是，"写稿佬"（香港话）自己相互取暖的机构。海外中文作家，若不加入当地居住国的作家协会（哪怕是二流三流作家），中文写作者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

　　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需要情感，更需要心灵相通的在精神上相互搀扶的兄弟姐妹。因此，漂泊者常常借助文学，来表达自己在异域的情感和经历，他们的写作，尽管逐渐形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但是，基本上还只是流散对故土的眷恋（忆苦），或对所在国风光的写实（思甜）。

　　到了异国他乡，在中外文化的比照中，若你不谙熟居住国的语言和文化，你就很难感受到中外文化的差异。只有感受差异，才能回望"自己"，反思"自己"，在回望和反思当中又进一步发现"自己"。中文作家中，高行健、白先勇、赵淑侠和龙应台，在差异文化中，善于比较和发现"自己"，因此，隐秘生命的魅力，就表现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里。

　　高行健学习法语出身，八十年代末定居法国，白先勇和龙应台都是西学出身，是学英美文学的，赵淑侠则留学欧洲，学美术设计。他们的共同点是，谙熟居住国的语言和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中，激活"自己"，寻求一种自我的文化归属。

　　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家协会

　　上次在维也纳开会，遇到国内来的中国最大刊物的总编辑，我问他："国内现在还有按月支薪职业作家吗？"

　　"废话！不领薪水，能叫作家？再说，枪杆子笔杆子，我党什么时候放弃过？什么时候说过要放弃？"

　　王蒙说，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是实现人民的包括作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与革命的人民化（大众化、工农化）。第二，革命政党也极其重视文学在发动革命、动员人心方面的作用，这种重视是无与伦比的。第三，有苏联的榜样。第四，通过作家们的革命化来实现全国人民的革命化。第五，作协给广大作家的服务也是无与伦比。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发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1]

　　王蒙从来不认为，文学界是一片光明神圣，他从来不认为，作家们都比政治家更懂得政治，他反而认为，作家应该反过来影响与带领政治家。身份不一样，思路不尽一样，用语也常常不一样，一点也不奇怪。王蒙认为，一个潜心写作的作家，不可能是危险人物，不可能是颠覆势力，不可能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政治投机丑类。文艺问题的是非得失，只能通过从容的讨论即文艺批评来解决，而且往往一时难于得出结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史上的未决公案永远多于所谓定论。越是强调是定论，越有机会某一天被搅个人仰马翻。（同 [1] ）

　　我找出中国作家协会的（百度）名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作协是一个独立的、中央一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现有团体会员39个， 个人会员6128人，基本上荟萃了我国文学界的人才精华。其主要任务是：组织作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果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健康说理的文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发现和培养各民族文学创作、评论、编辑、翻译的新生力量，促进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增进同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同胞中作家的联系，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代表中国�½
�家参加国际文学活动。反映作家的意见和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等。

　　（作者谢盛友You Xie ；曾用名：谢友；笔名：西方朔、华骅，是一个用中德文双语写作的记者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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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ＧＦＷ的前世今生

　　标题的GFW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GFW是局外人起的绰号，它的真实称呼并非如此，但"GFW"也确实如实涵盖了这一在中国一贯隐晦而模糊的概念。

　　时间表

　　1998年9月22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研究，决定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建设。

　　1999年4月20日，公安部向国家计委送交金盾工程立项报告和金盾工程项目建议书。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1999年6月，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成立，局级事业单位。

　　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法轮功妨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

　　1999-2000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多年的方滨兴调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

　　1999年12月23日，国务院发文成立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任组长。其第一下属机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已经成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取代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部际协调小组，对"公安部、安全部、保密局、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以及信息产业部"等部门的网络安全管理进行组织协调。

　　2000-2002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总工程师、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0年4月20日，公安部成立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2000年5月，005工程开始实施。

　　2000年8月19日，大纪元时报创刊。

　　2000年10月，信息产业部组建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

　　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2001年，方滨兴"计算机病毒及其预防技术"获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排名第一。

　　2001年，方滨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信息产业部"在信息产业部重点工程中出突出贡献特等奖先进个人"称号，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部、人事部等联合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2001年1月19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成立，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6楼。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上海分中心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中央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2001年4月25日，"金盾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

　　2001年7月，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批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国家计算机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胡铭曾、方滨兴牵头。

　　2001年7月24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分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4号。

　　2001年8月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组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缩写CNCERT/CC.

　　2001年8月23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新组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组长。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提供"互联网交换服务，互联网骨干网华东地区数据交换，数据流量监测与统计，网间通信质量监督，交换中心设备维护与运行，网间互联费用计算，网间互联争议协调"，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04号。

　　2001年1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开始兴建。

　　2001年12月17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湖北分中心成立。

　　2002年，方滨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信息安全首席科学家。2002-2006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主任、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升迁后任其名誉主任。

　　2002年1月25日，报道称："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日前开通并投入试运行，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吉通等4家国家级互联单位首批接入。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正在进行之中，近期可望成为第五家接入单位。"

　　2002年2月1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新疆分中心成立。

　　2002年2月25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贵州分中心成立。

　　2002年3月20日，多个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省级分中心同时成立。

　　2002年9月3日，Google.com被封锁，主要手段为DNS劫持。

　　2002年9月12日，Google.com封锁解除，之后网页快照等功能被封锁，手段为TCP会话阻断。

　　2002年11月，经费6600万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阻断系统"（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处置系统）项目获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云晓春排名第一，方滨兴排名第二。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李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网络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网格计算研究部杨广文有参与。

　　2003-2007年，方滨兴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

　　2003年1月31日，经费4.9亿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005工程）获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方滨兴排名第一，胡铭曾排名第二，清华大学排名第三，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四，云晓春排名第四，北京大学排名第五，郑纬民排名第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参与。

　　2003年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工程竣工。

　　2003年7月，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更名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2003年9月2日，全国"金盾工程"会议在北京召开，"金盾工程"全面启动。

　　2004年，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规模网络特定信息获取系统"，经费7000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年，方滨兴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方滨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5年，"该系统"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建立了互相镜像的4套主系统，之间用万兆网互联。每套系统由8CPU的多节点集群构成，操作系统是红旗Linux，数据库用的是OracleRAC.2005年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就已经建立了一套384*16节点的集群用于网络内容过滤（005工程）和短信过滤（016工程）。该系统在广州、上海都有镜像，互相以十万兆网链接，可以协同工作，也可以独立接管工作。

　　2006年11月16日，"金盾工程"一期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其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计，处理中国公安管理的业务，涉外饭店管理，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等的工程"。

　　2007年4月6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机房楼奠基，位于康桥镇杨高南路5788号，投资9047万元，"……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的国家级重大项目，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分中心，它是全国互联网信息海关，对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担负着重要作用。"

　　2007年7月17日，大量使用中国国内邮件服务商的用户与国外通信出现了退信、丢信等普遍现象。

　　2007年12月，方滨兴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2008年1月18日，信息产业部决定免去方滨兴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誉主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职务，"另有职用"。

　　2008年2月29日，方滨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徽省代表。

　　2009年8月10日，方滨兴在"第一届中国互联网治理与法律论坛"上大力鼓吹网络实名制。

　　机构关系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安管中心）是原信产部现工信部的直属部门。

　　安管中心与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互联网应急中心）是一个机构几块牌子的关系。比如方滨兴简历中"1999-2000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任副总工"与"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的成立时间两种说法就有着微妙的矛盾。实际上几个机构的人员基本一致。安管中心下属互联网交换中心与国家互联网络交换中心是不同的机构。各安管中心省级分中心一般挂靠当地的通信管理局。

　　安管中心的主要科研力量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定会兴盛"方滨兴当博导有一批学生的哈工大以及关系良好的中科院计算所，这两个机构是那三个国家信息 安全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后还在不断吸引人才并为安管中心输送人才和技术。在方滨兴空降北邮之后，往安管中心输血的成分中哈工大的逐渐减少，北邮的逐渐增多。

　　CNCERT/CC的国内"合作伙伴"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光芒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反垃圾邮件中心，是个没有实权的空壳；国家反计算机入侵及防病毒研究中心、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是公安部、科技部麾下；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是国新办势力范围；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心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机构，同样直接支撑CNCERT/CC.

　　CNCERT/CC的应急支撑单位中民营企业最初领跑者是绿盟，后来绿盟因其台谍案被罢黜，启明星辰取而代之。而安管中心具有一些资质认证、准入审 批的行政权力，这可能是民间安全企业趋之若骛的原因。不过，民营企业并未参与到国家信息安全的核心项目建设中，安管中心许多外围项目交给民企外企做，比如 像隔离器之类的访问限制设备外包给启明星辰以作为辅助、备用，或者在与他们在网络安全监测上有所交流。

　　GFW与金盾没有关系

　　敏锐的读者从时间表应该已经看出这样的感觉了。实际上，GFW与金盾就是没有关系，两者泾渭分明，有很多区别。

　　公安系统搞网络监控的是公安部十一局

　　GFW是"国家信息关防工程"的一个子工程，直接上级是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信息产业部是政治局亲自抓的国防工程。这个工程主要监测发现有害网站和信息，IP地址定位，网上对抗信息的上报，跟踪有害短信息和及时进行封堵。 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吴邦国等多次视察该工程"国家信息关防工程"包括 "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工程代号为005.还有国家信息安全016工程等等，GFW主要是舆情情报系统的工具，而金盾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工具。GFW的总支持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长春，和张春江、江绵恒最初的主要需求来自政治局政法委安全部610办 ；而金盾的总支持者是公安系统的高层人士，主要需求来自公安部门。GFW主外，作网络海关用；而金盾主内，作侦查取证用。GFW建设时间短，花费少，成效好；而金盾 建设时间长，è
��费巨大（GFW的十倍以上），成效不显著。

　　GFW依附于三个国家级国际出入口骨干网交换中心从CRS GSR流量分光镜像到自己的交换中心搞入侵检测，再扩散到一些放在ISP那里的路由封IP，位置集中，设备数量少；而金盾则是公安内部信息网络，无处不在，数量巨大。GFW的科研实力雄厚，国内研 究信息安全的顶尖人才和实验室有不少在为其服务，比如哈工大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计算所 软件所 高能所 国防科大总参三部 安全部9局 北邮 西电 、 上海交大 北方交大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 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 信产部中电30所 总参56所等等；另外几乎所有985 211高校都参与此工程 一些公司商业机构也参与某些外围工程项目如 Websense packeteer BlueCoat 华为 北大方正 港湾 启明星辰 神州数码也提供了一些辅助设备 中搜 奇虎 北京大正 雅虎等等参与了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ç
�Ÿ 在某些省市级的网络机房里，接入监控的部门就五花八门了，有安全、公安、纪检、部队，等等部署的设备也是五花八门 正规军 杂牌军 洋外援各自为战

　　而金盾的科研实力较弱，公安系统的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信息网络安全研发中心、国家反计算机入侵与防病毒研究中心都缺乏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2008年8月成立信息网络安全公安部重点实验室想 与哈工大的重点实验室抗衡，还特意邀请方滨兴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不过这个实验室光是电子数据取证的研究方向就没什么前景，而且也没什么研究成果。GFW之父方滨兴没有参与金盾工程，而工程院里在支持金盾工程的是沈昌祥；实际上那个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单很是有趣，沈昌祥自然排第一，方滨兴因为最近声名太显赫也不好意思不邀请他，方滨兴可能也有屈尊与公安系统打好关系的用意。

　　GFW发展和状况

　　GFW主要使用的硬件来自曙光和华为，没有思科、Juniper，软件大部为自主开发。原因很简单，对国家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方滨兴在他最近的 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一直强调"信息安全应该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何况GFW属于保密的国防工程而且GFW没有闲钱去养洋老爷，肥水不流外人田。李国杰是 工程院信息工程部主任、曙光公司董事长、中科院计算所所长，GFW的大量服务器设备订单都给了曙光。方滨兴还将安管中心所需的大型机大订单给李国杰、国防 科大卢锡城、总参56所陈左宁三位院士所在单位各一份。所以GFW为什么那么多曙光的设备，GFW为什么那么多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力量，为什么方滨兴成为 中科院计算所和国防科大都有显赫的兼职，为什么方滨兴从老家哈尔滨出来打拼短短7年时间就入选工程院å
��浮宫？就是因为方滨兴头脑灵活，做事皆大欢喜。

　　网上有人讽刺GFW夜郎自大，事实上这是盲目乐观，无知者无畏。GFW的技术是世界顶尖的，GFW集中了哈工大、中科院、北邮货真价实的顶尖人才， 科研力量也是实打实地雄厚，什么动态SSL Freenet VPN SSH TOR GNUnet JAP I2P Psiphon 什么Feed Over Email 算什么葱。所有的翻墙方法，只要有人想得到，GFW都有研究并且有反制措施的实验室方案储备。比如说：串接式封堵 采用中间人攻击手段来替换加密通信双方所用的没有经过可信赖CA签名保护的数字证书网关/代理间的证书协调，在出口网关上进行解密检测也就是所谓深度内容检测 七层过滤 HTTPS 是需要认证的。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时，服务器端提供CA证书，但有些实现也可以不提供CA证书那么对于不提供CA证书的服务器，防火墙处理很简单，一律屏蔽掉另外检测默认的CA发证机构，如果证书不是这些机构（Verisi
gn、Thawte Geotrust）发的，杀无赦就是在客户端与服务器端进行https握手的阶段，过滤掉一切无CA证书或使用不合法CA证书的https请求。这一步是广谱过滤，与服务器的IP地址无关。

　　GFW主要是入侵防御系统，检测-攻击两相模型。 所有传输层明文的翻墙方案，检测然后立即进行攻击是很容易的事情；即使传输层用TLS之类的加密无法实时检测，那种方案面向最终用户肯定是透明的，谁也不 能阻止GFW也作为最终用户来静态分析其网络层可检测特征。入侵检测然后TCP会话重置攻击算是干净利落的手段了，最不济也能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查出翻墙方 法的网络层特征（仅仅目标IP地址就已经足够）然后进行定点清除。如果是一两个国家的敌人，GFW也能找到集群来算密钥。GFW是难得能有中央财政喂奶的 科研项目。那些在哈工大地下室、中科院破楼里的穷研究生即使没有钱也能搞出东西来，现在中央财政喂奶，更是干劲十足了。GFW什么都行，就是P2P没办 法，因为匿名性太好了，既不能实时检测出来，也无法通过静态分析找到固定ç
��、或者变化而可跟踪的网络层特征。就这样也能建两个陷阱节点搞点小破坏，而且中科院的242项目"P2P协议分析与测量"一直都没停。什么时候国外开学术会议还是Defcon谁谁发一篇讲Tor安全性的paper，立即拿回来研究一 番实现一下，已然紧跟学术技术最前沿了。不过实际上，即使GFW这样一个中国最顶尖的技术项目也摆脱不了山寨的本性，就是做一个东西出来很容易，但是要把东西做细致就不行了。

　　不过可能有人就疑问，为什么GFW什么都能封但又不真的封呢？我的这个翻墙方法一直还是好好的嘛。其实GFW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GFW从性质上讲 是纯粹的科研技术部门，对政治势力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GFW内部有很严格权限管理，技术与政治封装隔离得非常彻底。封什么还是解封什 么，都是完全由上峰决定，党指挥枪，授权专门人员操作关键词列表，与技术实现者隔离得很彻底，互相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封禁比如 封freebsd.org封freepascal.org（可能都联想到freetibet.org），或者把跟轮子的 GPass八杆子打不着的"package.debian.org/zh-cn/lenny/gpass" 列为关键词，都是那些摆弄着IE6的官僚们的颐指气使，技术人员要是知道了都得气死。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讲一
个 立足国情的原则，说："主要是强调综合平衡安全成本与风险，如果风险不大就没有必要花太大的安全成本来做。在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就是确保重点的，如等级保护就是根据信息系统的重要性来定级，从而施加适当强度的保护。"所以对于小众的翻墙方式，GFW按照它的职能发现了也就只能过一下目心里有个底，上峰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方式所以也根本不会去封、GFW自己也没权限封，或者知道了也懒得再花钱花精力去布置。枪打出头鸟，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目前的状况是对于敏感数据能通过封锁基本上就是安全的，否则就被过滤掉了，对于庞大的网络数据用人来分析是不可能的，敏感数据只能基于过滤技术根据数据流里面的一些特征来发现，目前的解密技术对于庞大数据流量和加密技术想使用解密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加密æ
��据流没有可识别的特征，过滤技术就不会有任何记录和反映，因此过滤技术是无法真正实现网络封锁的，因此必需加入新的参数，它们选择了量，即保存你的一段时间的数据。现在的破网方法用的比较多得是动态网，无界，花园，等等，由于接点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和可知的，因此保存一段时间的数据就有了意义，由于使用破网软件的人很多，不可能人人都抓，可以根据量来区分出重点，和经常使用破网软件的人，当然你可已通过代理来连接这些可知接点来解决这个问题，破网软件也提供了这样的方法，但是通过代理联接可知的接点的请求还是可能被截获的。

　　方滨兴一个人把GFW崛起过程中的政治势能全部转化为他的动能之后就把GFW扔掉了。现在GFW是平稳期，完全是清水衙门，既没有什么后台，也无法 再有什么政治、资金上的利益可以攫取，也无法再搞什么新的大型项目，连IPv6对GFW来说都成了一件麻烦事情。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感慨道："比如说Web 2.0概念出现后，甚至包括病毒等等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扩散，再比如说IPv6出来之后，入侵检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协议都看不懂还检测什么……"GFW 一直就没有地位，一直就是一个没人管的萝莉，国新办、网监、广电、版权、通管局之类的怪蜀黍都压在上面要做这做那。所以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 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首先强调一个机制，"需要宏观层面，包括主管部门予�»
�支持。"所以，想解封网站，不要去找GFW本体，那没用，要去找GFW 的上峰，随便哪个都行。而ISP就根本跟GFW没关系了，都不知道GFW具体搞些什么，起诉ISP完全属于没找到脉门。

　　不过GFW现在还是运行得很好，工作能力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唯一害怕的就是DDoS死撞墙。GFW的规模在前面的时间表里也有数字可以估计，而且 GFW现在的网站封禁列表也有几十万条之多。网络监控和对MSN YMSG ICQ等IM 短信监控也都尽善尽美。GFW在数据挖掘和协议分析上做的还比较成功多媒体数据如音频 视频 图形图像的智能识别分析 自然语言语义判断识别模式匹配 p2p VoIP IM 流媒体 加密内容识别过滤 串接式封堵 等等是将来的重点不过GFW也没有像机器学习之类的自组织反馈机制来自动生成关键词，因为它 本身没有修改关键词的权限，所以这种技术也没必要，况且国内这种技术也是概念吹得多论文发得多实践不成熟。现在GFW和金盾最想要的就是能够从万草从中揪 出一小撮毒草的数据挖掘之类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è
��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提到"舆情驾驭核心能力"，"首先要能够发现和 获取，然后要有分析和引导的能力"。怎么发现？就靠中科院在研的973课题"文本识别及信息过滤"和863重点项目"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监控"这种项目。 金盾工程花大钱搞出来，好评反而不如GFW，十一局的干警们脸上无光无法跟老一辈交代啊。公安系统的技术力量跟GFW没法比，不过公安系统有的是钱，先游 山玩水吃喝一通，然后把剩下的税金像冲厕所一样随便买个几十万个摄像头几万台刀片几十PB硬盘接到省市级网络中心，把什么东西都记录下来。问题是记下来不能用，只能靠公安干警一页一页地翻Excel.所以说，虽然看起来GFW千疮百孔，金盾深不可测，只是因为公安部门比起GFW来比较有攻击性，看到毒草不是给你一个RST而是给你一张拘留证。反而是GFW大多æ
��时候都把毒草给挡住了，而大多数毒草金盾都是没发现的。

　　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范式

　　在轮子闹事被取缔之后，轮子组织仍然在从四面八方进行各种手段的宣传，而且逐渐依靠上了各种境外背景。境内的宣传活动很快就被公安和国安清理掉了， 然而从境外网上而来的大量网络宣传让从未有过网络化经验的中央无所适从、毫无办法、十分着急。这些东西对中央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安全威胁，为这些威胁又发生在网上，自然国家网络安全就被提上了首要议程。适逢信息化大潮，电子政务概念兴起，中央下决心好好应对信息化的问题，于是就成立了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 组。我们可以看到，首批组成名单中，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占了大多数席位，而且其第一下属机构就是处理安全问题，第二下属才是处理信息化改革，安全需求之强 烈，可见一斑。正是这个时候，一贯对信息安全充满独到见解的方滨兴被信产部的张春江调入了
安管中心练级。方滨兴对信息安全的见解与高层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不谋而合。 一个方滨兴见解的集大成概括，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说："一定要有一个信息安全法，有了这个核心法你才能做一系列的工作。"国家信息安全体系的首要核心就是以信息安全为纲的法律保障体系，通过国家意志――法律来定义何谓"信息安全"。信息安全本来是纯技术、完全中性 的词语，通过国家意志的定义，将"煽动…煽动…煽动…煽动…捏造…宣扬…侮辱…损害…其他…"定义为所谓的网络攻击、网络垃圾、网络有害信息、网络安全威 胁，却在实现层面完全技术性、中立性地看待安全，丝毫不考虑现实政治问题。这样既在技术上实现完备的封装，也给了用户以高可扩展性的安全事件定义界面。对国家安全与技�œ
�安全实现充满隐喻的捆绑，对意识形态与信息科学进行牢不可破的焊接，这就是方滨兴带给高层的开拓性思维，这就是方滨兴提出的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范式。

　　这个话语范式是如此自然、封装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网络化发展出现了怎样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给他们带来巨大麻烦和沮丧的GFW竟然是本来应该为网民打黑除恶的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几乎所有网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网上某处的一亩三分地修剪花草对于国家来说竟然是网络安全攻击事件；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那个看似立竿见影的防火墙实际上具有怎样强大的副作用、会给互联网发展带来怎样大的伤害；几乎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到，使用GFW这样专业的安全工具来进行网络封锁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面对网络化这样变幻莫测的景色无法忍受，就只能用眼罩封闭住眼睛。在讨论网络化的中文理论文本中，摆到首要位置占据最多篇幅的便是网络。

　　安全和网络威胁。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下属机构便是处理安全问题。这样，在网络本身都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在理论上对网络进行种种限制和控制；在网络仍然自发地成长起来以后，便在文化上对网络进行系统性妖魔化，在地理上 对网络中国进行闭关锁国。更严重的是，在根本不了解技术本质和副作用的情况下使用国家信息安全工具，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把玩枪械。在维护安全的话语之 下，决策者根本不知道使用GFW进行网络封锁就是在自己的网络国土上使用军队进行镇压，切断网线就是在自己的网络国土上种蘑菇。

　　更悲哀的是，GFW的建设者们大多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在签订保密协议之后就无意识中投身党国事业滚滚长江东逝水。像云晓春这种 跟着方滨兴出来打江山的，方滨兴倒是高飞了，云晓春们就只能鞠躬尽瘁干死技术，在安管中心反而被王秀军、黄澄清之辈后来居上。而当初在哈工大跟着方滨兴的穷研究生们，最后也陆陆续续去了百度之类的公司。GFW面临与曼哈顿工程一样的伦理困局。科学本是中立的，但科学家却被政治摆弄。技术工作者们只关心也只被允许关心如何实现安全，并不能关心安全的定义到底如何。他们缺乏学术伦理精神，不能实践"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旦发现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的准�ˆ
�。结果就算他们辛辛苦苦做研究却也不能造福民生，反 而被扣上"扼杀中国人权""纳粹帮凶"的帽子，不可谓不是历史的悲哀。这种话语范式浸透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话语之下，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火墙，但中国的网络建设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网瘾治疗产业链，但中国的网络产业却只会山寨技；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但在互联网上却听不见中国的声音。

　　GFW已经实现了人们的自我审查，让人们即使重获自由也无法飞翔，完成了其根本目的。现在即使对GFW的DDoS的技术已经成熟，然而推倒墙却也变得没有意义，只能让公安系统的金盾得势，更 多的网民被捕，最终新墙竖起。这一切都出自意识形态化现代性与网络化后现代性之间巨大断裂，以及"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这种致命的讳疾忌医。

　　结语

　　一部GFW简史同时也是中国网络化简史。网络化既是技术变革，也是文化变革。网络文化这种"有害成份"无法分而治之，因为网络化的技术变革与文化变 革是一体的；后现代的网络文化也无法与现代的意识形态文化进行同化，因为两者分属不同的范式。网络的确是意识形态完全的敌人，因为网络多元化文化要求取消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但意识形态不是网络的敌人，事实上网络没有敌人，因为网络只有解构对象。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与网络化发展趋势两者只能选择其一。实际情况是，执政者选择了前者，而把大刀挥向了Web 2.0.于是网络用它一贯调侃的风格模仿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如下讽刺："我们对你陈旧的政权概念和意识形态烂腌菜毫不感兴趣。你无法理解在人类网络化的历史潮流之前宏大叙事为何而消解，你
也无法理解国家和民族概念为何将分崩离析，你无法改变你对互联网的无知。你的政权无法成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其实， 《2009匿名网民宣言》只是过早的预言，cyberpunk式的谜语。

　　然而，无论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和压迫，即便中国网民的眼界已经被成功禁锢，中国的网络还是以它自己的方式适应种种压力顽强地发展。无论有多么强大的GFW或者金盾，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网络仍然在以意识形态完全不能理解的方式走向后现代蓝海，自成为无限空间之王。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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