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守道:卡扎菲问题

　　眼下，利比亚局势成了国际新闻的热点。近十个国家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通过的1973号决议，组成联军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对利比亚政府军实施空中打击，阻止利比亚政府军对平民使用武力。此前，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1970号决议，对利比亚及其领导人卡扎菲实施制裁，制裁内容包括：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禁止卡扎菲本人和家属及其亲信、高官出国旅行；冻结卡扎菲家族以及有关人员的海外资产；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卡扎菲武力镇压平民的行为，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处理。制裁的严厉程度前所未有。如果是别人，见到这样的决议，受到这样的制裁，也许会心惊胆战、手脚发软的。但卡扎菲不愧为一条硬汉，对此不屑一顾。面对强敌，没有帮手，却毫无惧色，誓言抗击到底，并且向全世界宣告自己将取得æ
��后的胜利。

　　联合国安理会之所以作出这样两个决议，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以及欧洲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认为，卡扎菲动用军队和招聘外国雇佣军对本国平民进行大规模、有系统的武力镇压，造成严重后果，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及相关的国际公约，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必须严加制裁，必须视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利比亚强制设置禁飞区以保护平民。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鼓捣得出来的。它的出台，不但必须得到安理会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的赞成，而且不会被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反对。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对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这就表明，中国政府赞成对利比亚实行制裁，不反对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实际情况是，所有15个安理会成员国，没有一个国家旗帜鲜明地用投票的行动帮卡扎菲说话。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如果此说不谬，那么，由此推断，卡扎菲堪称当今世界失道者的典型。

　　我们不妨看看卡扎菲其人。

　　卡扎菲1942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1964年进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5年，卡扎菲组建"自由军官"组织。1969年9月1日，卡扎菲发动"九一革命"政变，从王室手中夺取了政权。政变之后，以他为首的12名军官组成革命指挥委员会，行使立法和行政双重职权。当年12月仿照外国制订了临时宪法。1971年6月，卡扎菲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将别的政党一概取缔。1973年卡扎菲发动"人民革命"，以"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取代"革命指挥委员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建立"不要政府、不要党派、不要议会、不要军队"的"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同时撤销各级地方政府，废除全部法律。以指示治国，以枪炮治国。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这个国名，虽然含有"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字样，但其实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国家领导人不是民众选举产生。卡扎菲对马列主义也没有多少兴趣。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没有宪法和法律。照理讲，没有法律就不存在违法、犯法的问题，但利比亚的监狱和囚犯并不因此而减少。1977年3月2日，卡扎菲又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自称"革命领导人"。至此，卡扎菲击败了所有公开的和潜在的对手，成了主宰利比亚的铁腕强人，连续执政42年。卡扎菲的儿子全都位高权重，其中长子穆罕穆德控制着利比亚的通讯业，次子赛义夫掌控"卡扎菲基金会"兼任卡扎菲的发言人，三子萨阿迪任特种部队司令，四子穆阿塔西姆任国家安å
��顾问。

　　卡扎菲特立独行，敢为天下先，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卡扎菲是一个造反高手，反政府专家，世界级的草莽英雄。他通过反政府的方式起家，又通过反政府的方式集权，直至取消"政府"。他无权时反政府，掌权后也反政府。卡扎菲掌权以后，积聚了巨额财富。联合国安理会1970号决议公布以后，卡扎菲家族在美国和欧盟被冻结的资产就多达500多亿美元。国内的资产，更是多得难以估计。卡扎菲如此巨额的财富，用马克思的话说，"浑身都流着肮脏的血"，是不算过分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欧洲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同时掀起一片对卡扎菲的讨伐声中，国际上不乏支持卡扎菲的人。这些人对卡扎菲的对、错、善、恶、有罪还是无罪一概不谈，只谈克制、停火。这些人认为，卡扎菲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最�«
�领导人有权处理本国的内部事务，外国不得干涉；利比亚是一个主权国家，外国武装不能入侵主权国家。不过，这些人对卡扎菲的支持，基本上都停留在口头上，无非是发出了一点与上述国际组织不同的声音而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谁挺身而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把对卡扎菲的支持付之于真枪实弹的行动。这种只说不做的做法，很有点口是心非、眼高手低的味道。对卡扎菲来说，这些声音无异于水中月，画上饼，望梅而不能止渴。这些声音，对卡扎菲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局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和不干涉他国内政，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公约，当然应该遵守。但国际上还有人权公约，也必须遵守。保护主权不能成为践踏人权的挡箭牌。支持卡扎菲的这些人显然低估了道义的力量，低估了安理会的权威，更低估了利比亚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意志。

　　卡扎菲向何处去？利比亚向何处去？这好像是一个问题，不少"专家"口无遮拦地在纷纷评说。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卡扎菲必定会被利比亚人民所抛弃，并被送上道义的审判台。而利比亚将顺应人民的选择，走上繁荣富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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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美国的法院在争什么？

　　一

　　最近，美国举行中期选举，许多中国人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在我们看来鸡毛蒜皮的事情，比如，妇女堕胎，同性恋的性行为，学校举行课前祈祷，竟然会成为美国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焦点？在我们看来，同性恋能不能结婚，屁民的婆姨选择在什么时段流产，是三个月前还是三个月后，犯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电视上辩论吗？电视上为什么不播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比如言论自由，比如群体事件，公民维权上访等，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比"学校里能不能讲进化论"，"鸡奸算不算犯罪"更重要？

　　这些疑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都不难理解，但仔细一想，你就会发现：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美国人早就解决了。比如中国人望眼欲穿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二百多年前就由合众国的开国之父们通过制度摆平了。方法很简单，就是：建立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地方自治。再要简单地说，就是：一人一票。言论自由，群体事件，公民维权上访等更是不成问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

　　你当然可以推己及人，认为美国人的法律是虚伪的，规定了不等于能执行。但实际上联邦法院在几十年的司法审判中，曾几次将烧国旗视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予以保护。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最高法院更是破天荒地裁定：国防部认定的"绝密"不能成为干涉新闻自由的理由，"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这种做法不会为我们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下级法院的新闻禁制令就这样立时失效。

　　对于这种判决，中国人当然不会理解。其实，正如1989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在判完国会山下烧国旗一案后说的："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允许你烧，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烧它呢？"因而，如果你现在还是要问，美国人为什么不在选举期间争论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你：堕胎、同性恋就是他们认为的"重要事情"，而我们认为的"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早就解决了。

　　文明没有高下，但有迟早。我们和他们不在一个时间维度里。

　　二

　　上海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是美国资深法律评论员、记者杰弗里。图宾写的。是书以生动的笔调叙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1990—2007年间，在堕胎、言论自由、种族平权、同性恋、政教关系等议题上的观点交锋和立场变化。在追述最高法院近17年来重要判决的同时，作者还以列传的形式给我们描绘了伦奎斯特、奥康纳、罗伯茨、肯尼迪、斯卡利亚、苏特、布雷耶、托马斯等大法官的个性、理念与成长经历，并生动阐释了大法官们的个人偏好、政治立场与判决意见间的关联，尤其是大法官的任命与美国政局变迁之关系，让一些中国人看了很失望。他们说，天哪！我们原以为美国是天堂，但看了最高法院判决的内幕，觉得也不过如此；尤其是看到，围绕大法官的提名两党展开的政治斗争，以及这�º
�大法官在审理一些关乎"意识形态"的"大案要案"时，总是站到各自的政治立场上打分，惊呼：这不和我们一球样么？甚至还有人拿美国司法的政治化，来论证中国司法政治化的合理性，说，你看，既然连美国最高法院这样的神圣机关都不能超然于政治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哪家法律能做到司法独立呢？言外之意是：不要争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实际上，法治追求的目标不是与政党政治绝缘，而是限制政府，保障人权。由普通公民主导的民主制度也从来不敢宣称自己是完美的，倒是一些独断专行的国家喜欢标榜自己"伟光正"。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判之所以不能摆脱两党的意识形态纷争，与美国最高法院在联邦框架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在分权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大有关系。

　　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后履任的。因而总统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能够顺利实行，总是希望把支持自己政治立场的法官送到最高法院。但这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是总统线上的人。因为总统只有提名权，最后的确认要经过参议院的多数同意，而大法官的任职又是终身制的，除非有重大的渎职行为，要启动国会的弹劾程序外，总统并没有罢免权。这样，一个总统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任期内没有一次提名的机会。他在四年或八年内都得面对"先皇"留下来的大法官。

　　好不容易熬到一个大法官老死或自动退休，总统逮着了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他也不敢把己方中那些持极端主张的人提上来。原因很简单：假如你是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你把那些宣扬种族隔离，禁止妇女在任何情况下堕胎的人提上来，不用说对立党派的参议员，就是自己一方的参议员也未必会给你投赞成票。退一步说，即使支持总统的参议员占绝对多数，总统也有把握他们都会投赞成票，处于少数的一方是不是就完全无计可施了呢？不是。2005年乔治。W.布什获得连任后，想任命一批极端保守的法官进入最高法院。那时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已经占了多数，位居少数派的民主党人就扬言他们要启动"阻挠议事法"（filibuster）。

　　所谓"阻挠议事法"，就是通过"冗长演说"阻止正在审议的议案或提名交付表决。这是美国参议院的一项特殊议事规则，目的在于给少数派留下一道最后抵抗的程序。因为根据参议院历来的规矩，只有所有的参议员都发言完毕才能将某项议案交付表决。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发言，这项议案就永远没有表决的机会。直到过了预定的表决期限，或对方实在不胜其烦，宣布放弃某项议案为止。你也许会问：假如碰到一个"流氓参议员"，不管你有多重要的议案，他就是没完没了地占着话筒，岂不是再好的议案也别想通过了？不会的。因为根据规定：发表"冗长演说"的议员，可以吃饭，可以喝水，但不能坐下，更不能离开大厅，一旦离开就被视为放弃发言权，其他议员就可以乘机投票，立即表决，"阻挠议事法"即告失败。

　　鉴于这种严厉的规定，身体不好的议员即使对某项议案深恶痛绝，也不敢轻易发表"冗长演说"。不说别的，单是不让上厕所一项，就使好多人望而生畏。因而历史上采用这种极端手段阻止表决的议员并不多见。但也不是没有不服输的人。1955年，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科尔宾为了封杀一个征税法案，在参议院讲台上连续讲了26小时15分钟。相比之下，另一位参议员Strom Thurmond的成绩就稍微差一些。1957年，为了对抗民权法案，这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老汉一连讲了24小时19分钟，讲到最后实在没什么可讲的了，就在讲台上念电话号码本。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你是在启动一项程序，讲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把时间占住就可以了。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中，一位叫麦克。格拉弗尔的参议员，为了支持本案的主角艾尔斯伯格，宣布他将启�Š
�"阻挠议事法"，就是在参议院的讲台上朗诵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为此，他事先看了医生，因为要保证站着念文件30个小时，必须要有好的身板。除此之外，他还在裤子里装了一个大的小便器，以保证尿液不会流到国会大厦的地板上。

　　由此可见，这项程序的设计者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想阻止"多数"挟人数之威通过一些让"少数"绝对无法忍受的法案，于是就设计了"阻挠议事法"；同时他又想阻止"少数"滥用"阻挠议事法"干扰"多数"正常议事，于是又附加了相关的条件，使得滥用者必须支付高昂的身体代价，比如憋尿，两腿发软，因站立太久导致的头晕眼花等。

　　因而不到万不得已，少数派不会使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如果眼看这种激烈的对抗就要发生了，双方都会寻找一个折中的方案来避免。民主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能妥协。2005年春，民主党人之所以放话给布什，目的正在于让布什妥协，不是真的想使用"阻挠议事法"。如果真的想使用"阻挠议事法"，就用不着事先放话了，到时候兀地来个"冗长演说"，不正好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么？布什当然也明白民主党人的心思。随即成立了一个由14名中间派参议员组成的协调小组，负责解决双方的分歧。最后达成共识：让那些晾了很久的保守派法官尽快接受投票，无论是进是退，都该从速表决；作为回报，共和党也不再提出修改"阻挠议事法"的规则。

　　三

　　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些被提名的大法官到任后的审判，一般都不会使任命他们的总统大跌眼镜，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性很强的案件时，大法官的判决都基本上与任命他们的总统立场一致。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些大法官是为了报答"明主"的知遇之恩，故意讨好才这么干的？我认为不是。如果说他们的判决与总统的立场是一致的，那是因为他们秉持的政治理念本来就是一致的，并不是做了大法官后才一致的。但同时我要说，人是很复杂的，人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人是会变的。有的大法官在提名时是保守派，但随着社会潮流的变化，最后却变成了自由派。1950年代的首席大法官沃伦就是这样。1953年艾森豪威尔提名他时，曾认为他是一个铁杆的保守派，但令艾森豪威尔惊讶不已的是，没过几年，沃伦就变成了自由派，而且是那种激进的自ç
��派。以至一生阅人无数的艾森豪威尔，晚年哀叹道：提名沃伦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奥康纳与肯尼迪本来都是共和党人，他俩都是由里根总统提名为大法官的。在2000年的布什诉戈尔案中，他们也都坚定地站到了共和党一边，驳回了要求在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的请求，最终把布什送进了白宫。但在舆论的批评声中，他们都渐渐转向了自由主义，尤其是在关塔那摩俘虏案中，作出了与布什行政分支大相径庭的判决。在由奥康纳撰写的多数意见中，她以严厉的措辞批评布什政府："战争状态并不是开给总统的空头支票"，"即使在海外为国而战，我们也必须恪守自己在国内秉持的法律信念"。

　　因而，你不能拿美国司法的政治化来论证我国司法政治化的合理性，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美国司法的政治化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宪政框架下展开的政治博弈，双方都得遵循同一游戏规则；而我国司法的政治化来自一个单独的执政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也不过是庭审会议的召集人。如果一个案件他处于多数的一方，就由他亲自或指定一位大法官撰写法院意见；如果他处于少数的一方，则由多数方中资历最深的大法官亲自或指定一位大法官撰写法院意见。首席大法官在所有的判决中都只有普通的一票，并没有指导意义；而在我国，一个"政法委书记"的电话就可以将法院的判决立即推翻。

　　不错，在审理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案件时，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从来不取决于每一位大法官的智力、人品和专业水准，而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持的立场。用图宾的话说："在最高法院，意识形态的差异高于一切"。但美国人理解的"意识形态"和我们说的"意识形态"也不一样。我们说的"意识形态"是指统治者强加给全社会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包括概念、原则与世界观等；而美国人说的"意识形态"只是指一种政治哲学或价值立场，本身并无褒贬之义。不是说自由的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保守的就是腐朽的，反动的。

　　一般来讲，保守派更多地强调一种既有价值或传统秩序，因而他们反对堕胎、同性恋，支持死刑和公民个人持枪，向往小政府、低税收的"小国寡民"状态；自由派则相对倾向于变革，因而赞成堕胎、同性恋，反对死刑和公民个人持枪，要求扩大联邦政府权力，建立"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两党虽在一些基本价值方面没有大的区别，比如在言论自由，游行集会自由，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方面，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但在对待既有价值的态度上，两党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民主党因相对倾向于支持变革，因而被冠以"自由派"的美名；共和党因相对倾向于维护传统，因而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但实际上，人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他的思想、观念是很复杂的，比如有的人中间偏左，有的人中间偏右，有的人时
左时右。你怎么概括它？就依我而言，假如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我想我大体上属于自由派；但在扩大联邦政府权力，反对公民个人持枪方面，我又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你说我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四

　　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也不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就拿两党争论的焦点"堕胎"来讲，一党宣扬"选择权至上"，一党宣扬"生命权至上"。"选择权至上派"支持堕胎，认为妇女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因而禁止堕胎就等于合法地侵犯女性的生育选择权和隐私权："生命权至上派"反对堕胎，认为孩子的生命一旦在母体内形成，再要无节制地堕胎就等同于杀婴。你说两派谁对谁错？

　　正因为此，无论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中，还是1992年的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中，两党的法官都极其难为。他们争论的核心，不是该不该保护女性的健康，孩子的生命应不应当得到尊重，而是在妇女根本不想且无力抚养的情况下，能不能堕胎？如果能，选择在什么时段？手术前要不要通知丈夫？没有丈夫的怎么办？在罗伊案中，布莱克门大法官认为应以三个月为期。他指出，在怀孕最初三个月，胎儿尚未成型，堕胎对孕妇一般不会造成伤害。在此期间，堕胎的决定和施行"必须取决于孕妇主治医生的医学诊断"。但三个月过后，各州就可以对堕胎实施限制，因为这时法律保护的重点已转移至胎儿利益，而非女性权利。在凯西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再次以5﹕4的票数维护了罗伊案的判决，并认为女性在堕胎之前不必通知丈夫。因为这个国�®
�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如果法律要求她们请示丈夫，那么和变相阻止她们堕胎没有区别。但反对的人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以三个月为期的划分方法已不合时宜，越来越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孕婴在妊娠初期就可以在体外存活。既然现代科技为宫外婴儿的存活提供了更多保障，那么婴儿的生命体征是不是就应当从受孕的那一刻算起？

　　你看，尽管堕胎是两党乃至全国各族人民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你能从中看出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来吗？这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吗？堕胎之前要不要通知丈夫？丈夫反对怎么办？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即使你真的认为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你也可以捍卫你的真理。捍卫的方法不是背过领导嘟囔两句，而是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或游行集会要求总统或州长下台，甚至以身试法求得司法解决……如果这些手段你都嫌麻烦，最简单的是你手里有选票。因为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四年一换，众议员是两年一换，参议员是六年一换，你随时可以用你的选票换掉你不喜欢的"党员干部"。只是有一点，你得搞清楚：你在这么做的时候，别人有可能在反着做。因为你有一票，别人也有一票。

　　因而，无论在众议院、参议院，还是联邦最高法院，两党都不要想灭了对方。不管时势如何变换，两党的态势永远是此消彼长，而不是你死我活。历二百年而不逾。用姑苏女子林黛玉的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党中的任何一党都可以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的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只是不要忘了，当东风你在呼呼吹的时候，西风也在呼呼地吹；而且根据美国的现状，这种吹是真的吹，不是抱个花瓶当喇叭地吹。既不是东风领导下的南北西风合作制，也不是西风领导下的东南北风合作制，而是东南西北齐动员，大家一起吹。因为它的宪法创立者认为，如果四种风中有一种风是领导风，即使你说得再甜蜜蜜，也只能跟着领导吹。比如，让东风领导西风，西风就只能跟着东风吹；如果东风领导着西风，但对
西风说，为了咱们二风的团结，我也跟你往东边吹，你说是谁领导谁？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ima/archives/37826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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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宗恕:“低调”种菜

　　为确保供应安全的绿色食品，特供农产品基地应运而生。

　　那个叫"海关大棚"的地方

　　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环绕四周，五名保安把守……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提醒，很难找到这个名叫"海关大棚"的地方，更难以知道这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海关大棚"全称是"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余亩，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

　　知情人士透露，基地已与北京海关合作十多年，这里出产的瓜菜只供给北京海关。每周一、三、五早上北京海关的厢式货车来基地拉菜，一次拉过去的蔬菜最少也有数千斤。"海关大棚"只是众多政府特供食品基地中的一例，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而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

　　这些特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安全"。2011年5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进入到戒备森严的"海关大棚"。

　　从"海关大棚"大门口进入，绕过花坛，可以看到一座外观酷似别墅的接待大厅。透过落地玻璃大窗，近处是一口鱼塘，远处绿色满目，果园里桃树、梨树已经挂果。

　　基地里六十四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每座大棚入口处其实就是一间工人房，里面有简易床铺和凳子。墙上挂着一张"蔬菜生产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的告示板，技术提供方是顺义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标准化办公室。

　　东西两组大棚之间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中间是一条能通行中型货车的水泥路，供平时运输蔬菜之用。除个别工人来自东北外，其他都是当地村民。通常，一个工人负责照料四座大棚，只要人不在，大棚一定上锁。

　　业界曾一直流传菜农从来不吃自己种的大棚菜，原因是这些菜是农药灌出来的，化肥催出来的。而在"海关大棚"，工人们拍着胸脯保证――肯定没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绝对放心！"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海关大棚"的采摘工人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条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就直接咬了起来。

　　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一色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未过安全期的，哪怕烂在地里也不会采摘"。"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大路菜。"该基地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谓大路菜是指黄瓜、茄子、西红柿、笋瓜、豆角、圆白菜、空心菜、油菜等普遍食用的蔬菜。"我们种什么，他们（北京海关）就要什么。"

　　特供，不仅在北京

　　事实上，"海关大棚"只是特供食品一例，特供食品不仅存在于北京，也不仅涉及果蔬。

　　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一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一律进机关食堂。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他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吃饭时，同行的人就透露该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拥有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相比陕西等地仅种瓜菜之外，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的做法更加高超。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年前开始，基地就雇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专门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

　　如果没有条件自辟菜地，建立特供基地，要职部门也会尽可能选择可靠的食材提供商。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分布于全国的103家曾入选北京奥运绿色产品提供商后发现，除当年特供奥运之外，部分企业与政府部门至今关系密切。

　　曾是北京亚运会、奥运会及两会禽蛋提供商的北京留民营新世纪养殖场的孙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北京市委派的专家到场里对水源、饲料和空气检测达标后，他们的产品就开始与北京市政府部门等直接对接，特供中央首长，至今已有十年，饲料及饲养条件都不同一般。而另一家食用菌企业北京绿兴特合作社曾在2008年与市政府机关下属一事业单位有过两三个月的专供合作。

　　主产鲜鸡蛋的山东临沂市三益禽畜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管刘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从2004年开始与当地一些政府机关合作，每年供应两三百吨。同是山东，生产咸鸭蛋的微山湖荷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家怀说，他们主要为国务院某局特供鸭蛋，合作已有10年。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汪经理透露，除供市场外，每周还给湖北省委机关食堂送一次鹌鹑蛋，每次几十件，已经送了三四年。

　　同是湖北，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的桥米部分以团购形式提供给省政府、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部门。桥米是湖北京山县独产的大米，质量上佳。

　　而远在东北的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主产越光大米，越光米素有"世界米王"的美誉。该农庄负责人姚成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越光大米因口感好，质高量低，深得政府部门信赖，三年前，部分产品特供辽东本地政府及商检、海关部门，且与北京有关部门有过合作。

　　低调的基地，高调的产品

　　特供体系由来已久。建国之后，"特供"始自一份报告。中共中央转发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供"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羡慕的词语。

　　2007年，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曾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到的《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电子版第四篇"管理"中有如此记录，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的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

　　与很多特供基地低调运行相反的是，近年很多特供产品正成为特供产品提供商的"卖点"。

　　2007年8月27日，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发表的一篇题为《副区长王忠海就特供农产品情况进行调研》文章提及，"设施草莓、波龙堡葡萄酒、平汤渫、白灵菇、'卓辰'排酸牛羊肉、宏利肉鸭、长阳葡萄等一批农产品被国家机关选为特供产品"。南方周末记者从房山区有关部门得到了证实。

　　也是这个月，"投资北京"网站在一篇题为《八十亩地：北京波尔多》的文章中说，波龙堡葡萄酒当选为2008奥运会候选用酒、政府机关特供酒。

　　"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是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巨山农场隶属于首都农业集团，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西邻八大处公园，北倚香山，东望玉泉山。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一位浸淫特菜生产多年的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政府机关食堂外，一些官员家里吃的蔬菜瓜果也来自顺义区顺沿特菜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是北京市有机蔬菜种植的典范，不仅国家标准委员会授予该基地"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且国家高层也曾到此视察。

　　上述人士透露，他们生产的蔬菜每周向外边送一次，一共14个品类，约几十斤，其中有十种大路菜，比如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笋瓜、圆白菜、空心菜、油菜，还有三四种只有在高级西餐厅或酒店里见到的"特菜"，如小樱桃、黄秋葵、宝塔菜花、紫甘蓝。"迄今为止，该基地产品未检出任何问题。"上述人士说，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而区县农业、质检等部门隔三差五地取样化验，确保不出任何闪失。

　　另外，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何时下种，谁育的苗，哪天定植，谁打的农药，打了多久，采摘安全期是哪天，谁采摘等等，一一记录在案，以备查询。"

　　南方周末记者所拿到的一份《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年度考核表》显示，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中，"任何一个关键控制点不合格，即取消其特需资格"。

　　为方便"特供"农产品质量监管，2002年9月，北京市农委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级别相当于正处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特供产品更是施行淘汰制度。2004年7月5日，北京市农委专门下发《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该办法第八条说，市特需中心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实行动态管理，组织专家每年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虽然特供产品要求严格，但受访菜农仍希望能被选中。"一旦入选，既是荣誉，也是资本，日后的产品不愁销路。"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 实习生 张晴 祝杨 沈念祖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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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重庆卫视是公共电视吗

　　日媒体报道，转型后的重庆卫视收视率大跌，甚至必须裁员减支。

　　今年1月，重庆卫视将黄金时段全部用于播出红色文化，以打造全国第一个"红色频道"；3月1日，宣布不再播出商业广告，以建设"主流媒体，公益频道"为目标。

　　对于重庆卫视的转型，重庆官员称："由政府主导，而不再由市场主导，就充分体现了公益性。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广播电视经营体制，例如英国的BBC、美国的PBS、日本的NHK等，国家禁止这类公益电视机构播放商业广告。"重庆的目的是要"祛除商业文化浸染、革掉低俗文化侵袭"。

　　重庆卫视的收视率大跌引起对于所谓公益性和商业间矛盾的讨论。人民网说："以收视率论高低同用金钱衡量人是一样的，不全面。重庆卫视作为第一个提倡红色文化的电视台，更多承载的是精神文明建设，收视率的下滑也反映了目前社会正需要提倡这种红色精神，简单的认为重庆卫视改版失败是不正确的。"

　　确实，以收视率来衡量电视台或者任何文化创作，是不全面的。各国公共电视的收视率也常常确实不如商业电视台，但这并不减低其价值。那么，什么是公共电视的价值？答案当然就是"公共"。然而，公共并不等于政府主导。

　　以节目内容来说，英美日或者台湾地区的公共电视，并不是宣扬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政令或者主旋律的文化，而是更多地呈现一个社会的多元性，尤其是那些比较弱势的声音，所以，公共电视有更多文化性节目，更多深度报导。尤其，因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公共电视常常是对政府政策的批判者，或者与主政者价值是违背的。

　　例如在美国，PBS一向比较具有自由派的价值。几年前，美国共和党的教育部长质疑PBS在儿童节目中传播同性恋观念，因为这是不符合共和党的价值的；但对PBS来说，同性恋本来是这个社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一向符合PBS的理念。

　　而台湾唯一的公共电视台──公共电视（PTS），相比于一般商业台，其新闻部门最关注台湾社会运动，也在网络上设立公民新闻平台报导各地社区和社会运动。固定的栏目如"我们的岛"是关注台湾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公共电视可以说是对政府最具批判性的电视频道──虽然其董事会是由政府提名。

　　这更是问题的关键了：公共电视节目的多元与批判性，来自公共电视的运作机制。国外公共电视的财源部分来自国会拨款或者独立基金（其他财源则是来自公众捐款），但是内部营运并非由政府主导，而是由专业者。公共电视的运营必须维持相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才能确保其所追求的公共性不会沦为党派性。

　　重庆卫视与公共电视的争议，其实是整个当前中国许多问题的缩影。

　　公共与国家看似都是对立于市场的概念，但公共与国家绝非等同的概念。公共性是要调和市场社会中的私人利益，但公共性又不能为国家所吸纳，反而是要代表民间社会与国家对话，所以公共性必须有内在的多元性和外在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

　　国家常常以"公共"之名来主导经济和文化生活，但如果缺乏真正的公民参与和独立性，"公共"就只是一个空壳。所以，如果只是政府主导，千万别说这是"公共"。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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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本拉登毙命，主旋律哭灵

　　五一劳动节，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半夜突击劳动，击毙了全球头号恐战主义愤子乌萨马・本・拉登。消息传来，他在红朝的空餐主义愤子喽罗们，比死了爹妈还难受。央视国防军事频道总监张欣发微博赞叹："作为一个亿万富翁，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与强权叫板，非要过野人的生活，拉登图的是什么？拉登是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当然，主旋律媒体将本・拉登尊为争执局第十号肠胃，也不是什么秘密。９・１１恐怖袭击发生时，正有一个十四人的红朝媒体代表团在美国访问。看到世界贸易中心倒塌的电视画面，来自央视的几位成员拍手叫好。气愤的美国人，声称非常时期有碍接待，请代表团立即打道回府。不知忠党爱国张欣好同志当时是否在内？

　　革命好同志张欣其实语焉不详。本人给他作点补充。追根溯源，本・拉登走向极端，并不是从对抗美国开始，而是从对抗苏联开始。拉登不当富翁，是去阿富汗打央视老板幼年时的外国养父苏联空餐党，他是在抗击红色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走向极端的。

　　世界上的问题缘分复杂，并不是红愤愤们盯着美国就能解决的。

　　故事要回到三十年前。１９７９年，穆司令世界出了三件大事。一是年初的伊朗革命，巴列维国王被推翻，鲁霍拉・霍梅尼在伊朗建立了一个教权至上的体制。二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３月里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埃及是人口最多、军力最强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不打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战争就基本熄火了。第三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人们现在往往只提塔利班，忘了阿富汗在塔利班之前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里介绍几句。

　　１９７８年４月，阿富汗公产党――正式名称是人民民主党――鼓动少壮军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阿共的领导人，想来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但是，大概没有学习过在东方落后国家更有现实意义的毛择东思想。老毛说，中国革命靠三件法宝：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一支党所领导的军队，还有一件法宝叫作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阿共显然没有吸取这第三件法宝的经验，他们控制首府喀布尔后，立即开始屠杀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招致宗教势力和地方氏族势力的全面反叛。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阿共政权，苏联只得出兵，于１９７９年年底侵入阿富汗。

　　这下在穆司令世界惹起轩然大波。这不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红军进入阿塞拜疆，那时消息闭塞；如今家家有电视，每个穆司令都知道，无神论者正在侵略一个衣似蓝国家，这还了得！西方基督徒好歹还算"经书民族"（People of the Book），和穆司令一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无神论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于是，志愿者从各穆司令国家赶赴阿富汗参加"圣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拉登被沙特阿拉伯招募了去阿富汗发放资助"圣战者"（Mujahideen）的经费。后来的"基地"组织，就是从发钱时的人头登记开始的。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令驻美大使向美国政府捎话：三到四个星期，苏军就能结束阿富汗战事。他们低估了穆司令的抗争决心，也低估了美国的反应。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在该年２月被爆徒杀害。已经被激怒的美国总统卡特，决定对苏联全面反击。

　　中国当时也坚决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此还抵制了１９８０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中国现在算是在１９８４重回奥运会（美国洛杉矶），其实本来可以提早四年的。中国还为"圣战者"提供了大量武器。美国的武器是为工业民族设计的，对中亚农民而言，远不如苏式武器简单易用。于是，由美国和沙特出钱，让阿拉伯国家向中国购买苏式枪枝，再转送给"圣战者"，巴基斯坦则出人指导训练。中国武器走向国际市场，就从这一买卖开始。

　　甚至中国的牲口也上了阵。阿富汗是山地，路难走，气候恶劣，运枪炮只能靠骡子。但美国的胖骡子娇生惯养，适应不了，没走几步就趴地上了。还是咱们的四川小骡子，耐劳耐寒，跟着游击队爬山涉水，为"圣战"不惜英勇牺牲。

　　当时，虽然美国和本・拉登都在支持阿富汗游击队，但两者并没有接触联系。

　　苏联再强大，也挡不住美国、中国和穆司令世界的联手对抗。经过八年漫长战争，１９８７年，苏联新领导戈尔巴乔夫宣布撤军。这是老邓提出的改善中苏关系三条件之一（这条有关中国西部安全，另两条是有关南部安全的越南撤离柬埔寨，有关北部安全的苏联减少边境驻军）。两年后，老邓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握手言欢。老邓以战逼和，至此，为改革开放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

　　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让本・拉登相信：超级大国并不可怕，"圣战者"的信仰，终将战胜先进武器。

　　随后，１９９０年８月，伊拉克突然袭击，占领了科威特。已经回到沙特阿拉伯的本・拉登向王室建议：他可以召集各国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组成部队，防备萨达姆的可能入侵。这类难以控制的私家军队，当然很难为政府接受。沙特宁愿请美国帮忙。这下激怒了本・拉登，他认为异教徒美国人的脚印亵渎了穆司令的圣地。从此，本・拉登开始暴力攻击美国。

　　为什么本・拉登对美国驻军沙特如此愤怒？他是基本教义派，其大原则有两条。第一是穆司令的土地不能由外人"占领"，这包括犹太人撤出巴勒斯坦，美军撤出"麦加和麦地那两处圣地间的土地"（本・拉登与王室闹翻后对沙特阿拉伯的称呼），西班牙退出安达卢西亚，俄国撤出车臣等北高加索穆司令地区，印度撤出克什米尔，中国撤出新疆，等等。第二是穆司令国家的统治者失去美国的支持后，真正的信徒将推翻他们，建立按教义行事的美好社会。

　　显然，本・拉登的梦想是不可能成功的。穆司令世界之外，他反对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大国，虽然当前以反美为主。穆司令世界之内，本・拉登看得上眼的只有塔利班，他反对一切政府，不管当家的是总统还是国王。换句话说，本・拉登是现存政治秩序之公敌。反完苏联壮了胆，他转向反美国；如果能反完美国，胆子更壮了，他还会反其他国家。所以，不但美国要灭了他；其他有点脑筋的政府，明里暗里，都会说"灭得好"。本・拉登被击毙，不但美国年青人一片欢腾，西欧各国和日本、俄国的政府首脑都表态支持并祝贺。甚至阿拉伯世界也出奇平静；只有控制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指责美国继续"毁灭政策"，"挑衅衣似蓝和穆司令"。

　　本・拉登不可能成功，但他确实取得了很大影响。１９７９年三大事件所造就的名人里，他的影响甚至超过霍梅尼。霍梅尼讲到西方，慷慨激昂地抨击西方生活方式之堕落，特别是两性关系的随意。他曾流放法国，想来见识过法国人的风流。霍梅尼习惯称美国为"大撒旦"。我们汉人可能以为"大撒旦"就是仗着拳头大，到处干坏事。但在《圣经》和《可兰经》里，撒旦其实是个引诱者，是利用人性弱点，引诱信徒偏离上帝的指导。他是歌德诗剧《浮士德》里，以还你青春和一夜欢乐的许诺，换取老博士灵魂的那类魔鬼。霍梅尼使用这个称呼的更重要一面，是要求信徒抵制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电影，不要被美国生活方式所改造。

　　三十年前，受霍梅尼和伊朗革命的鼓动，穆司令极端分子搅得阿拉伯世界周天寒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那些打着现代性旗号、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世俗独餐国家，特别是复兴社会党掌权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极端分子杀西方人、杀官员、杀基督徒、杀教师、杀美容店店主和雇员、杀电影院院主和雇员、杀歌手、杀运动员、杀外贸商人，the list goes on and on ……。特别是对男女生共同上课的公立学校的教师，被杀后还要吊在树上，直到被太阳晒成人干。在极端分子看来，这些学校引进了西方生活方式最堕落的一面――男女关系的随意。

　　所以侯赛因・萨达姆在１９８０年９月攻入伊朗，从源头上打击这股复辟中世纪的狂潮，得到了诸多阿拉伯国家鼎力支持。

　　霍梅尼抨击的是西方人之为西方人，这让很多穆司令都觉得难以接受，他们并不反对西方的音乐或电影；本・拉登至少在公开讲话里，并不在乎西方人在西方国家内做西方人。他攻击的是西方的政策。本・拉登同样鄙视西方生活方式，但他有精明的一面，他的号召，首先突出穆司令的土地归穆司令，美国不要干涉穆司令国家的"内务"；他挑动的是觉得自家土地被入侵、自家资源被掠夺开发的受害者情结。他的号召，更容易激发穆司令的共鸣。甚至还不止是穆司令；某些非穆司令国家里，同样有类似的受害者情结。红朝主旋律媒体敢把本・拉登当作十号肠胃来恭敬，原因之一正是他在红朝有着相当广泛的革命群众基础和爱国青年基础。

　　本・拉登可以被消灭，但在当今的大国政治国际框架之内，如何吸收穆司令世界因没有一个中心大国而四处弥散的受害者情结，将是国际政治的长期棘手问题。今年的"阿拉伯之春"将穆司令民众的愤怒集中到本教的统治者，但今后难免有其他政治风潮。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c94f7732ef5ab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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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国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国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军一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党军队消灭解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２０００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党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党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党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泽东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
�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整风"是共产党的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党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党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ã
��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国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
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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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è
��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
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泽东是要借助文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泽东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
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
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杀"。中国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fab2b1e49e07d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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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乌鸦:官逼民反，为什么民死也不反？

　　换句话说：一个政权腐朽、专制、堕落，其统治阶层都对该政权前途没有信心，纷纷把自己的妻子送出国，可是为什么 它还能维持生存，老百姓怎么不反呢？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些年了。有时候觉得自己找到了那个答案，可过两天又觉得这个答案不靠谱。问题太难了，比解码自己所暗恋的女生的心思都难。可是不论问题如何难解都要去寻找答案，就像尽管姑娘心深似海，都要放马去追一样。

　　黄同志错在哪里？

　　读《黄长烨回忆录》的时候，这份疑惑达到了最高点。黄同志作为党内高干、金日成大学校长、主题思想奠基人，他获取信息的能力，对劳动党统治状况的了解，绝对要高于普通的朝鲜民众，甚至要高于大多数的劳动党人。那么他对于朝鲜时局的判断，应该更准确，更具可信度。

　　读他回忆录，你会发现，他在90年代中期就感觉这个政权要支撑不下去了（90年代朝鲜发生大饥荒）。然而荒谬的是，朝鲜政权直至今日依然存在，甚至马上就要完成第三次权力转移，金三世已经粉墨登场。

　　黄长烨关于朝鲜局势的判断被冷酷的现实击碎。他错了，可是他错在哪里了？

　　最关键的错误：他知道的太多了！！

　　黄长烨作为劳动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可以接触到大量丰富的信息，因此他可以了解朝鲜整个国家面临的深刻困境；黄长烨作为劳动党内高级干部，可以接触到金氏家族内幕，因此他了解这个家族是多么腐朽无能；黄长烨作为朝鲜领导人，经常出访国外了解外部世界是什么样子，中国搞了改革开放，南韩国富民强，因此他会有一个对比，知道朝鲜现状的不持续。

　　可是！普通民众不知道这些！！

　　普通民众接受信息的渠道非常简单：官方的宣传以及自己身处的小环境。即使自己身处饥荒之中，他们也无法知道这种饥荒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即使对现实有所不满，大多只可能是针对自己接触最多的基础党干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洗脑，对金家的崇拜没有那么容易动摇；更不要说去接触国外世界，进行比对了，也许只有诸如开城或者中朝边界的居民会有这种对比，但是，他们选择了逃北，而不是去推翻金家政权。

　　乔治・卡林的学说

　　伟大的联邦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乔治・卡林始终认为联邦得不公平核心问题在于信息的不公开，这便是所谓阶层信息不对称原理。联邦社会最大地不公平便是阶层对信息占有的不公平。这是一个浅显而令人深思地判断。

　　乔治关于联邦的判断，也能很好地用在解释朝鲜问题上。

　　朝鲜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统治阶层掌握了大量真实全面的信息，却选择了遮蔽。普通民众只能通过自己的周边获取零散破碎的真实信息，然而这些真实信息又淹没在官方虚假宣传的海洋里。

　　由于没有迁徙自由，普通民众很难对全局进行考察；由于没有通信自由，普通民众也无法远距离交换信息；由于没有结社自由，零散的真相自然无法凝聚集体行动。

　　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按照上面的分析，看起来金家只要牢牢掌控舆论，那么独裁政权就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了。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没有永久的帝国，再严密封闭的帝国，总有一日要崩塌。可是这种崩塌是怎么产生的呢？关键依然在于"信息"！

　　雷蒙斯有句名言：通过真相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人一旦接触到真相，那么他就再也无法回头去相信虚假。一个民众一旦认识到独裁统治的真相，那么他就无法再去真心相信官方的宣传（当然可以虚伪地应付）。而且真相是会传染的。

　　没有完美的民主政体，同理，也没有完美的极权政体。极权政体控制再严密，依然各种缝隙，没有通信自由，但是民众之间依然会有口耳宣传；没有迁徙自由，但是总不能阻止民众探亲访友。真相就可以通过这些缝隙缓慢渗透，当然这种渗透是缓慢的，渐进的，但是总有水滴石穿那天。

　　改革为信息传播提供便利。一个独裁政体不可能存活在真空之中，它必然要和别的国家交往，它必然和别的国家边境接壤。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起源于"改善经济"），它很可能会有限的开放边境，进行一些商贸往来。这种开放的边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真相就是从这样的窗口里，吹入铁牢之内。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极权政体的崩塌往往是突然的、出乎意料的。因为真相的传播，反抗心理的滋长都是在地下进行，外界的观察者也许能够观察到这种微妙的变化，却无法统计测量这种变化到了何种程度。一旦这种反抗公开化，那就是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决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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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把监督权交给消费者

　　"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毒豆芽"等等又接踵而来。近来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丑闻的频频被曝光，甚至引发了温家宝总理关于我们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到何种程度"的怒斥。

　　当然，道德滑坡是根子上的原因。但道德滑坡的原因说来话长，而且道德重建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使命，并非短期内有可能立竿见影的，而杜绝恶性食品安全事故却是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并见到成效的。因此，当前全社会都在反思：食品安全屏障为何屡屡被突破？监管到底缺失在哪儿？把好"入口"安全关该有哪些突破？

　　很显然，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来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全无改善的事实，已经让绝大多数国人懂得一个道理，在市场经济和开放多元社会的条件下，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运动式执法是注定不会有多少成效的。眼下许多人转而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监管不利、甚至监管腐败，要求政府提高食品的准入门槛，问加大对相关监管部门的问责。

　　这无疑是对的。，新华社4月18日的一篇报道揭露了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严重的"马后炮"监管问题，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下述触目惊心的事实――现行体制下，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要依靠上级返还的收费罚款来"解决"，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执法为利"。例如，山东某县质监局一位食品审查员曾多次向记者反映基层监管问题："现在的财政供养机制不是很顺，收费罚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约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资福利就从收费、罚款中出，这样的监管能没漏洞吗？如果说之前曝出的上海出租车运营是'钓鱼执法'，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养鱼执法'，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该这位食品审查员甚至还举例说，执法中即使发现造假也不
能罚死，罚太狠了，下年找谁收钱去？本来罚10万元的现在罚1万，企业交了"保护费"，焉有不放之理？这样的怪象下，监管人员快与违规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了……而且据说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

　　于是，舆论纷纷将呼吁的焦点集中于提高政府监管的效率和廉洁程度上。

　　然而，我认为，即便给各级政府监管部门配备再多的人力物力，对他们给予再严厉的监督，要指望这些尽心尽责的公仆们替全国消费者万无一失地把住食品安全的每道关，恐怕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期望之一。如果企业没有强烈和紧迫的自我监督的压力和动力，那么中国的食品安全（乃至其绝他大多数产品质量问题）是不可能的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的。而这种压力显然主要来自消费者自己，没有什么人比婴儿家长和厨房主妇更加痛恨三聚氰胺和"瘦肉精"了。

　　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很少食品安全丑闻，并非那里的政府特别能干和廉洁。真实的原因在于企业实在不敢冒这种险，因为其成本往往是不堪承受的。一般来说，在西方国家，企业，尤其是像食品企业这样的事关国民身体健康的企业，一旦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它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为自己辩解或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倒不是说政府会用行政命令强行关闭它们，政府的确会课以重罚，但那对企业来说通常并不足以致命；关键是各种消费者权益组织的无穷无尽的索赔官司，特别是媒体的持续曝光等，使企业今后不可能再有任何市场生存空间。因为企业根本犯不起错误，于是就非但不敢主动坑蒙拐骗，还必须克勤克俭地时刻进行着自我检查，以防疏漏。

　　而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的所谓监管往往恰好相反，它的首要指导思想是把消费者排除在监管力量之外。正如本月初《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报道中援引中国政法大学学者王涌所指出的，"在每次公共安全的危机之中，每每看到的就是拙劣的作秀、严厉的信息控制和舍卒保帅的问责惩处。表面文章做足，制度内在的毒瘤依然顽固，然后悲剧不断重演――这就是中国式监管模式的宿命。"他认为，食品安全监管本身必须设有最终的问责机制。

　　我的期望值则更低，我以为，政府监管部门其实并不需要做得更多或更好，它只要停止或哪怕稍微放松一些对媒体和各类社会自发组织的不遗余力的"监管"，中国的食品安全顽症就算不能迎刃而解，也至少会痊愈一大半。当然，我也知道，做到这个其实是最不容易的。想象一下，像三鹿和双汇这样的企业，有多少层级的政府千方百计地想要和正在设法保全它们？请不要误解，我在这里主要并不是指几个贪腐官员。实际上，在现有的体制下，三鹿和双汇正是政绩的重要源泉，我们怎么能指望它们轻易倒掉呢？

　　说老实话，眼前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极其官员可能并不会像老百姓期待的那样利用这次机会对食品安全领域作一次彻底的整顿和改进，而是利用社会上下要求加强监管的绝好机会变本加厉地设租寻租――不是吗？是上级和老百姓授权我来加强监管的，我手里的那张食品安全质量许可证的含金量当然就高了……

　　因此，真正有效的一劳永逸的办法只有一个：那监督权还给消费者自己，而媒体和各类消费者组织就是他们的代表。

　　写于2011年4月19日，本文系我应约为《新京报》撰写的该报2011年4月20日社论，有删节。

　　见报标题：防"养鱼执法"，把监督权交给消费者；链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4/20/content_2227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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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开晓:我被“约谈”后的回复

　　我是1995年毕业于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现已升级为武汉商学院。因1995年工作分配无着落情况下，1996年被逼南下打工。到现在为止，打工过的企业不下十个，呆得长的企业也有4年多时间，短的将近一个月；在这之中，自己曾经两次想做点事，但开局不利，只折腾两三个月被逼迫停止。

　　我是99年结的婚，2001生一子，2006年，结束了居无定所，选在毗邻珠海的坦洲镇中澳新城而栖。一家三口，虽不富裕，但也其乐融融。虽说生活中时时遭到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地沟油这类食品侵扰，在这避而不及的遭遇中只能自我解嘲：眼不见不净，活着一天，就好好享受一天，我知道生命有一半是没办法掌握在我的手里。因此，当我父母想我再多生一胎时，我思之再三，在如此不安全的社会环境，多一个家庭成员，只会给我多一份恐惧。因此，我只想一家人能健康过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虽是出生于农村，但背景有点特别，祖父早年毕业于黄浦军校，为抗日作过贡献；49年解放后，被投入监狱，不到三年，死于狱中，死时42年；丢下小脚祖母，11岁父亲和2岁多的姑姑。一家三口，靠我年幼的父亲撑起这个家，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父亲还遭到阶级斗争的压迫，虽然，他只读过三年私熟，凭他的聪明才智，在地方一带享有很高声誉，但由于社会束缚，一直走不出社会。

　　我是在这样社会家庭成长起来的，在感情上，我是不可能对共产党能发出内心的爱，因此，读书时，从未有如此热心过想入团或入党的政治活动。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说，我又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带的受益者，才使我走上大学殿堂，也为我后面打工生活，有了可靠的保证。这也是说，社会的进步同时带来了我个人和家庭的进步，这点是我必须承认。真因为社会进步，才能带来家庭的进步，才促使我对中国开放所带来的弊端，进行批判，目的也使中国能健康发展。

　　08年，由于失业在家几个月，闲时写写文章，可能在网络上有一些影响，被邀请到一些博客圈，到09年之后，因工作占用时间多，文章只是偶然写写，大多转载一些别人文章，因为经常被删，自己也丧失写博热情，大多时间看别人的写的东西。

　　我一般不大喜观QQ聊天，只是偶而为之；有一次被网友介绍加入博友中国群，这个群的群员大多还是比较理性，能促使中国民主转形，但也有个别愤青。在这个群里，我也了解很多信息，当然，我也转贴一些东西，当然，我也说过很多愤青话，也就把他作为对社会不满喧泄口吧！

　　我曾经写过一篇《对中国未来局势分析》文章，谈过中国目前有三股力量在互相胶着，一是人心思变；二是人心思乱；三是人心思稳。我的观念是：中国高层能"稳中求变"，和知识界"变中求稳"对接起来，才是中国最好的出路。到现在我仍然不会改变我的观点，我不知道这是否象《人民日报》所说"异质思维"能否包容。我知道中国宪法35条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我知道"法律不是挡箭牌"，因为宪法其中也有规定：伤害政府也可说你诬陷颠覆国家政府罪。

　　今天，我再次声明：

　　（1）我不会加入什么组织活动去串联，去推翻或声援什么东西，对于政治，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我只喜观当一名观众，但不愿渗入进去。

　　（2）对敏感时期，我不会发表任何看法，不刻意去渲染什么，只当一名旁观者。

　　（3）由于目前网络敏感多多，说"独裁"敏感，谈"民主"更敏感；说"利比亚"敏感，谈"朝鲜"更敏感；说"毛泽东"，谈"孔子"更敏感；说"重庆"敏感，谈"西藏"更敏感；说"五四"敏感，谈"六四"更敏感；说"药家鑫"敏感，谈"李庄案"更敏感；说"十八大"敏感，谈"法轮功"更敏感。现在又没有规定那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谈，没有参照物，只能靠运气。也就是说被网管删除是敏感，没被删除就不敏感，也就只能这么捉摸了。

　　（4）至于，我的文章和言论能不能颠覆国家政府，我想中国共产党有7000多万党员，掌握社会全部公权力，又增加那么多维稳经费，我一个草根阶层，连我的儿子我都很多东西颠覆不了，何况于国家政府。如果连这点自信没有，那么这维稳不是我的问题，应该是你们的问题。

　　（5）对于我爱不爱党和爱不爱国，这是感情问题，感情是发自内心，是无法勉强的。我爱不爱党，党还在那里；我爱不爱国，国也在那里。不能说我"不爱"，那是一种"颠覆"。

　　（6）我籍贯在湖北，我生活在广东。我对生活十几年广东有着很深感情，对汪洋总书记，在我个人感情上，我还是带有更多偏爱，相对内地来说，媒体还是相对开放，行动还是比较自由，这也是我对中国改革还抱有希望原因。

　　写了以上这么多，不需要你们调查，我就基本已经透明了。我的手机号码和QQ号及家庭住址都给你们，现在已经在你们监控中。我知道：你们希望国家稳定，其实，我何尝也不是那么想的呢！只是稳定不稳定已经不是掌握在你我的手里。

　　2010年4月30日 佘开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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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风云突变――中国突然再次刮起了妖魔化文革和毛泽东的政治旋风

　　最近，中国大地突然刮起了再次控诉文革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政治旋风，其中有三件事情最为引人注目：

　　第一，李庄案律师团以复辟文革为武器，一举打垮重庆公诉方，致使三年来轰轰烈烈的重庆唱红打黑运动遭受到重大挫折。最近，重庆公诉方认真准备将近一年，声称如同铁板钉钉一样证据确凿的李庄案，在李庄律师团挥舞"文革复辟"的大棒之下，居然连一个回合都没有顶住，就以主动撤诉草草收兵，默默接受了失败的结局。李庄律师团在当年曾经参与审判"四人帮"的两位法学泰斗带领下，4月19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重庆是"文革重演，时光倒流"，4月20日开庭第一天就以辩护词的形式，发表了指责重庆复辟文革的政治宣言，随即便宣布休庭一天，4月22日一开庭，重庆公诉方即刻宣布撤诉，还没等目瞪口呆的全国人民反映过来，李庄案便以律师团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整个右翼精英阶层都沸腾了，许多右派大佬激动得泪流满面，忍不住振臂高呼："重庆的天终于又蓝了！"

　　由于李庄案是重庆打黑的标志性案件，李庄案的失败，标志着重庆打黑很有可能将会如同全国各地打黑一样，结果只是抓捕了黑社会几个头头脑脑，作为"警匪讼"三位一体的社会基础，并没有被铲除，甚至没有被触动。李庄案之后，虽然重庆的红歌仍然还在唱，但是那歌声中却已经开始流露出些许的失望和凄凉。

　　右翼集团在李庄案上轻松获胜的主要原因，除了他们自己总结的诸如"只有各界圈子的精英参与，并没有真正一线的工人、农民参与"等因素之外，其中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以妖魔化文革相要挟，李庄首席辩护律师就说："中国的乱世，民间往往会出很多朱元璋类的厉害角色，而体制内的公子哥们，都会被天街踏尽公卿骨。"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就是说一旦发生文革，所有官员就会被尽数杀光。这种威胁确实产生了极大作用，那位首席律师在离开重庆的告别书中就声称，胜利应该归功于"体制内人的坚守"。不仅"体制内的公子哥们"遭遇到妖魔化文革的威胁，甚至直接威胁到了主政者个人头上，那位首席律师的话就是证明："小蒋的积德，蒋家后代，可以享用多年。"这里的"小蒋"是指蒋经国，能够轮到用蒋经国来威胁的人，恐怕当今中国没有几个，究竟是在威胁什么人，估计大家都很清楚。

　　其实，这个律师团是第二次与薄熙来进行较量了，第一次是2003年的刘涌案，出面"捞人"的也是这个律师团，带头大哥也是现在这同一个人。当时肆意残杀无辜的黑社会老大刘涌被判处死刑后，这个律师团风风火火奔赴辽宁"捞人"，到达后只是轻轻松松一个法律意见书，便解除了黑老大刘涌的死刑判决，那个法律意见书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和现在的李庄案完全一样，其实就是四个字――文革遗风，认为判刘涌死刑属于文革遗风。如果大家有兴趣上网搜寻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几乎所有黑社会重大案件的背后，都有这个律师团的身影，这个律师团几乎变成了黑社会的法律顾问团，这个律师团走到哪里，黑社会就胜利到哪里。这个律师团无往而不胜的根本法宝，就是手里挥舞着"文革"这个政治紧箍咒，无论这个紧箍咒戴在哪个官员头上，都足够这个官员头疼一辈子，何况这个律师团的成员，在北京几乎都有政治背景，就连现在那个阶下囚李庄，其合伙人的老爷子神色一变，连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都会吓得直达哆嗦。虽然地方官员是黑社会的克星，但是这个律师团却是地方官员的克星，只要能够固守住妖魔化文革这条底线，他们就有把握把所有地方官员踩在脚下，地方官吃黑社会，他们吃地方官，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政治生物链。

　　而维持当今中国这条政治生物链的社会基础，就是妖魔化文化大革命。只要能够固守住妖魔化文化大革命这条政治底线，无论各地怎么折腾，哪怕是折腾到重庆模式那个程度，也照样能够轻轻松松地踩在脚下。这不，李庄案一出，重庆"体制内的公子哥们"纷纷反水，昨天还是口口声声十分爱戴的"薄书记"，今天就变成了独断专行的"那个人"。李庄律师团成功唤醒了官僚集团内部许多人共同的阶级意识。

　　重庆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了此前我们的那个政治判断：妖魔化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和国内沉船派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尖刀！并且是最为锋利的一把尖刀！现在，在他们认为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便再次祭出了这把尖刀。如果我们不能化解这把尖刀，中华民族将会不可避免地最终毁于这把尖刀。

　　第二，茅于轼在财新网发表辱毛长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对毛泽东的辱骂、诽谤、泼污、造谣达到了30多年来登峰造极的地步，语言之恶毒，内容之下流，可以说是创下了30多年来非毛反毛辱毛之最。发表辱毛文章的财新网是属于《浙江日报》下面的财新传媒集团，该集团总编辑就是最受美国推崇的中国女士胡舒立，该女士的著名观点，就是认为"呼吁实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是蛊惑人心的文革余孽"，该集团顾问包括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保育钧，以及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徐泓等。由于《浙江日报》是党报，作为党报下面的媒体发表侮辱开国领袖的文章，会给人以特别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

　　特别让人感到极不寻常的是，茅于轼对毛泽东的辱骂和造谣，已经远远超过了政治批判和道义否定的程度，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肯定属于刑事犯罪――如果把茅于轼辱毛文章当中的毛泽东换成天皇的名字，放在日本肯定属于刑事犯罪；如果换成英国女王的名字，放在英国也属于刑事犯罪；如果换成耶稣的名字，放在美国、以色列等国家也属于刑事犯罪；如果放在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甚至有可能是死罪。茅于轼作为一个文化人，懂得文明社会的法律和规则；作为一个中国人，更加懂得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爱戴深情；特别是在全国人民大唱红歌的背景下，如此肆无忌惮地辱骂诽谤毛泽东，肯定具有极大风险，作为理性人的茅于轼，绝不会主动去冒这个风险；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一个八十多岁的理性人茅于轼，在此时此刻跳出来辱骂毛泽东呢？这才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斯芬克斯之谜。

　　第三，众多海内外网站刊登了香港吴康民发表的某领导关于文革讲话的报道。这个香港人吴康民，究竟是真有亲身经历还是大脑幻觉，人们无法确定，但是，无论这件事情是实际发生的，还是大脑幻觉产生的，或者干脆就是主观编造的，至少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精英集团要再次掀起否定文革和毛泽东的政治浪潮，以此来唤起中国官僚集团、资本集团和专家集团共同的阶级意识，恢复改革初期那种精英集团同仇敌忾的政治状态，以应对中国大地正在兴起的红色大潮。

　　现在，由重庆开始的大规模唱红歌运动，已经唱进了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和所有部委机关。按照茅于轼他们的说法，如果再这样唱下去，当年教主吩咐的20年之后重评毛泽东的计划就会落空，中国不仅不会彻底否定毛泽东，并且还会重新选择毛泽东。而在西方资本集团和国内沉船派看来，中国可以选择任何道路，就是不能选择毛泽东的道路，因为中国选择毛泽东，将是他们必然灭亡的历史灾难！

　　所以，他们在30多年之后再次祭出了妖魔化文革这把政治尖刀，这是他们最为锋利的一把尖刀，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把尖刀，这把尖刀再被打掉，他们就会两手空空地走向历史反面，彻底被历史所淘汰。

　　怎样看待文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摆脱目前危机、实现世纪性崛起的第一道历史大坎！

　　一场拼死的政治大搏杀，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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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政治风云突变？文革遗风猖獗！

　　4月28日，乌有之乡发表了张宏良的文章《风云突变――中国突然再次刮起了妖魔化文革和毛泽东的政治旋风》。

　　张宏良是敏感的。但是，张宏良本身，就是文革遗风。

　　我先领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张宏良的文章。

　　张宏良的文章，用超过一半的篇幅，谈了李庄漏罪案的撤诉事件。然，他不改文革遗风，云里雾里指责李庄的律师团，甚至扯到了"曾经参与审判'四人帮'的两位法学泰斗"。如是，他也没点名。张宏良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要往"捞人"上扯。

　　李庄的律师团，究竟是不是"捞人"呢？

　　我以为：中国政治，就是黑箱政治、黑箱操作；因此，中国的司法诉讼，也不会干净到哪里去。问题是，作为民大教授的张宏良，应该懂得：这个问题，首先该谈的是��办李庄漏罪案合不合理、合不合法？而不是李庄漏罪案律师团，过去干过什么、政治目的如何？

　　其实李庄漏罪案的撤诉，就是��上面也看不下去了，如我在《释放艾未未的舆论准备出来了》中所说："上面的政治，要求下面的司法公正"。

　　张宏良的文章，又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谈了茅于轼最近的一篇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张宏良说："……如果把茅于轼辱毛文章当中的毛泽东换成天皇的名字，属于刑事犯罪；如果换成英国女王的名字，放在英国也属于刑事犯罪……"。然而，张宏良忘了��如果英国女王发动反右，把多少万人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再发动文革，让多少万无辜挨斗、死于非命……那么，该受到审判的，首先不是写文章的茅于轼，而是那个被假定的"英国女王"。

　　对于茅于轼，我不是没有看法。我总觉得：这个老茅，政治上没有什么大错；错，也是文字把握问题。他的错，在于"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论。在这�论下，他在经济上给政府出得点子，总是极右的。

　　张宏良文章的第三部分，谈到了被接见的香港吴康民。然，没有实际内容，我就不说了。

　　由上可见，张宏良依旧是文革遗风不改，空洞无物、逻辑混乱，喜欢政治、喜欢帽子、喜欢给人定罪、喜欢压制别人言论。

　　其实，张宏良自己就是"中国特色"的"言论自由"的牺牲品。不信？可以找找看��除了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等少数左派网站，张宏良还有多少发声之地？即使有几个，也不会比我顾晓军的命运好到哪里去。

　　压制言论，是中国一贯的特色。当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是一天天在改变、一天天好起来……但是，自邓玉娇事件后，又开始在收紧。到今年2月，已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今年2月以来，不仅言论自由被收紧；人身自由，对于一些人来说，也成了奢侈品。如冉云飞、腾彪、李天天……等。上月初，艾未未又失踪了，并引发了国内网友与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

　　以艾未未为例，失踪不就是去"接受组织审查"了吗？不就是"进学习班"了吗？不就是"把问题搞搞清楚"吗？

　　而这些，不就是文革遗风吗？不就是文革遗风猖獗吗？

　　中国的问题，不是应该讨论谁反对毛泽东？谁反对邓小平？而是应该讨论毛泽东做得对不对？邓小平做得对不对？对在哪里？错又在哪里？引以为戒！

　　唱红歌成风，肯定是不对的。历史的东西，有人愿意缅怀，不是不可以，而应该属于个人行为，不能进行倡导。如果能倡导，那么，我们能不能大兴满风或元风呢？让满族人或蒙古族人，抬高一个社会地位？

　　国人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一定要有保证。不能停留在宪法上，而应该实实在在地落实在我们的身边，看得见、摸得着。这是任何一个政府与执政党，最起码的，应该、也必须做到的。做不到，对不起人民，应该审视自己。这样的道理，也是应该人人都懂的。

　　我不知道张宏良是否经历过文革？是否喜欢"接受组织审查"？是否喜欢"进学习班"？反正，我是经历过文革，我不喜欢"接受组织审查"、不喜欢"进学习班"。谁喜欢，可以自己先试试。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5-2～3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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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读《红太阳的陨落》

　　毛泽东原来是一座神，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揭露，慢慢地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些人把他看成神，对他的任何评论都是大不敬。如果说他也有错误，那是万万不容许的。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永远是不容分析，不许正视，不可评论的一尊神。他们永远看不到毛泽东控制不住自己而流口水，连说话都说不清，跨不上汽车而不得不请人把他抬上去，他长期卧床而腿肚子又细又弱。幸亏更多的材料的发表，我们能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得到了许多新的印象。他无非是一个人，虽然他的智力过人，但是免不了陷入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规律。他不能突破规律，而是被普遍的规律所限制。他根本不是神，对他的一切迷信将会逐步消退。

　　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对三年灾荒责任恐惧的反应。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记录。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他毫无道理地反对彭德怀的批评，生怕彭德怀会夺了他的权，不顾已经暴露的左倾祸害，继续更严厉地往左偏离，不许人说真话，搞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导致大饥荒。为了逃脱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他想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对手，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打算把自己的权力在他死后交班给自己最可靠的人，江青。在他的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推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权力欲望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用
最大的代价去追求权力，以至于他的权力本身因此而削弱。

　　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原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但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资产或无产根本不相关。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大部分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种无原则的斗争最后把他自己也毁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迷恋于阶级斗争。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他清除了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陶铸。又利用林彪斗倒了刘少奇。到后来对林彪也不信任，想搞掉林彪。最后连周恩来也要反，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几个亲戚，江青，毛远新，王海荣，和极少数几个家丁，像张玉凤等。如果毛泽东不那么相信阶级斗争，而是以和为贵，搞团结，他死的时候绝不会那么孤独，虽然有三年灾荒的责任，他作为开国元勋，还能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可见毛泽
东是被自己的阶级斗争毁坏的。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多次教训江青要团结，他只看见江青到处斗人如何糟糕，但是江青只不过是他的一条狗，叫她咬谁就咬谁。他自己到最后也没有放弃阶级斗争。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在所不惜。每次搞运动都有人自杀（他杀就不去说了）。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人，大多数是社会知名人士，对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有许多还是毛泽东的朋友。这些人自杀毛泽东完全知道，但是他丝毫没有同情心。三年灾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大部分是帮助他打江山的贫下中农。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痛心。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孙维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杀。他毫无怜惜之意。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原来他在神坛上，他的人性的兽欲方面谁也不敢说。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之后，这些事一桩桩被暴露。其冷血性无与伦比。其心理的阴暗实在叫人吃惊。大家都说，毛泽东有超高的智慧，没人学得了。但是更没人能学的是他的冷酷无情，没有起码的人性。

　　从现在揭发出来的细节看，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使得党内人人自危，人际关系极不正常。一切事务都围绕一个"权"字。什么国家的团结，人民的利益，统统都放到脑后。国家的几个领导人成天想的是一件事对谁有利，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权如何。没有任何人敢于冒犯毛泽东，一个国家的事完全变成了毛家的私事。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的种种事态，现在一件件都摆清楚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怎么变成了革命的大字报，几个大学的造反小将怎么被呼来喝去被利用的，在武汉王力被打，和以后的天安门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的背景，谁是516分子，为什么要整516，何以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一切外人根本看不懂的事，其实就是毛泽东消灭政治对手的策略。他心里很清楚，但又不便说清楚。文革中许多重要的事情请示他，他总是模棱两可，叫别人去猜。因ä
��他的真正目的是见不得人的，他的心理非常阴暗。一个国家由这样一个权力无边，又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领导人指挥，一直走到了经济和政治双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原来许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器中的权力，为无产阶级争利。现在这场骗局被完全戳穿了。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虽然身体完全不行了，但是脑子还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谁？在他心目中只有江青最可靠。所以决定让江青接班。但是他也明白江青结怨过多，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所以让华国锋协助江青。毛泽东一面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但是还说：有事找江青商量。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总之没有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江青或毛远新何德何能，凭什么能担任国家主席之职？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泼妇，丝毫没有远见卓识，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的审判把她定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判刑死缓，是极其公平的。毛泽
东居然想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毛泽东的家天下如何维持。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毫不相干。

　　1971年林彪出事后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认为林彪为了夺权误导伟大领袖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林彪死了这场毫无道理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停止了。各处地方都在落实政策，解放原来反林彪和反文革的人。当然，因为反林彪而被处死的人已经不可再生。可是毛泽东因为林彪出事而心情极端压抑，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健康再也没有恢复。一国的领袖其心情和百姓的心情极端相反，面对同一件事百姓兴高采烈，领袖闷闷不乐，真是百姓的极大不幸。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首先整顿了梗塞了的全国铁路系统，使其能够正常运作。然后整顿各级政府中的派性，消除互相对立的情绪，并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抓一部分坏头头，从而使政府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生产明显恢复，各项指标转为上升，全国人民感到有了邓小平，形势在好转，破碎ç
��国家有可能恢复正常。可是毛泽东想的和百姓的利益无关，只想着自己的权能不能保住，江青能不能接班。邓小平几次和江青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决定搞掉邓小平。这就是1976年毛泽东临死前的批邓运动。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处处和人民相对立的人民公敌，就是因为他被权力的迷信所控制，丧失了起码的理性。

　　权力欲彻底毁掉了毛泽东，使他完全丧失了正常思维，把国家的事看成了自己一家的事。虽然他知道江青不得人心，说"不出三五年必将腥风血雨".但是他无法摆脱这个局面。他已经疯狂了，被阶级斗争搞疯狂了。让江青接班是他仅有的最佳选择。他之所以欲置周恩来于死地，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周会臣服江青。他本来的理想是让周恩来协助江青掌权。但是周恩来无法和江青合作。江青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共产党在建国时期涌现无数英雄人物竟没有一个能够及得上一个泼妇。毛泽东之昏庸和他极高的智力相结合，把中国搞成一个不成为国家的"国家".在毁坏国家上他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无人能及得上他的百分之一。

　　越来越多的资料解密，文革这场闹剧的来龙去脉越看越清楚了。毛泽东是了不起的，能够把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一个个斗倒，消灭。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党，杀人就是目的。而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如果他胆敢有丝毫对毛泽东的不敬，他死后所有的亲属都会遭遇更悲惨的命运。毛泽东整刘少奇就是一个例子。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下令抢救，要等党代会通过决议，把叛徒特务工贼内奸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选择在他ä
��十岁生日的那天当面宣读给刘少奇听，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毛整死的高干无一是经过审判（哪怕是走形式）正式处死的，都是让他们慢慢地在孤立无援的极端隔绝的状态下，受够了一切痛苦再死掉。毛泽东极其痛恨周恩来，因为百姓拥护周远胜于拥护毛。但毛又无法整掉周恩来，因为这个国家内内外外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周活着的最后几天中，病痛极度地折磨着他。毛泽东乘这个机会翻出了几十年前写的批评周恩来的文章，用尽挖苦，讽刺，刻薄的语言，叫人当面念给周恩来听，以增加周的痛苦。这一过程是需要精心设计的，是耗费精力的。毛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这方面。

　　拿斯大林和毛泽东比，斯大林杀的人比毛泽东杀的多。解放前井冈山肃反杀了十几万人，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我说不清。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这主要是毛泽东的主意。以后在文革时搞清理阶级队伍，三反五反，杀过一大批。具体数目从来没有公布，估计不超过二百万人。除此以外没有大规模枪毙人。饿死的三千多万不是直接杀害的；整死的，自杀死的，武斗死的都不是毛泽东直接杀的。而斯大林实实在在处死了几百万人。但是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抵抗希特勒的军队并取得胜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反观毛泽东，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扩大解放区，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泽东放着日本人不打，打自己的小算盘，准备胜利后摘果子。他确实做到了。可是解放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生灵涂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达五千万之众。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二战结束给世界带来和平。战败国德国，日本，都变成了民主文明，繁荣幸福的国家。唯独中国这个战胜国却陷入内部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造成人类史无前例的生命损失。

　　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对一般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处死，而同样叫他们经受极大的痛苦才杀掉，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无一不是在就义前叫他们受尽了罪才把他们杀掉。毛泽东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艺术，全部被否定。可移动的古董，绘画，雕刻，统统烧掉砸碎。对不能移动的建筑物则推倒，把美丽的电影明星剃光头，让无知的群众用一切办法侮辱她们。把对社会最有用的知识分子一个个打倒，甚至逼他们自杀。把宣扬善的宗教领袖关进监狱，甚至干脆杀掉。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通过文
化大革命他的这个目的确实做到了。痛苦的极大化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所给予人民的礼物。

　　毛泽东不但做到了在国内制造痛苦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他鼓励在东南亚搞武装革命，制造死亡。在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尼，尼泊尔，斯里兰卡，都有武装叛乱。他死后三十多年的今天遗留问题还有一大堆。印度的毛派有独立的武装，拥有两亿贫苦群众的拥护，但是三十多年来贫困问题丝毫没有改进。因武装斗争每年死亡上千人。印度的中央政府拿他们没办法。搞得最惨的是柬埔寨。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遵从毛泽东的教导杀人无数，成为全世界近代史中杀人比例最高的人类灭绝案。这就是毛泽东功盖天下的事迹。这一连串事迹也说明一个问题。他的理论非常具有欺骗性，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至今还有人高举他的牌子做事。究竟他的理论是对是错？道理很简单，改
善人们的生活要靠发展生产，靠人与人斗怎么能变富。所有遵从毛泽东理论的人，也许斗得很开心（被斗的人可倒了霉），但是摆脱不了贫困。无一例外。

　　但是毛泽东又是幼稚的，他绝没有想到最后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一个真正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在身边，剩下一批狐群狗党。最后他信赖的人，只剩下后来被判刑的四人帮。大家吹嘘毛的高瞻远瞩，其实毛是鼠目寸光。他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怎么能想到自己会变成孤家寡人。最初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亲密战友都被整得众叛亲离。毛泽东到死神智都非常清醒，但是是在非常孤独，失望，没有前途，没有同志和朋友的状态下死去的。他绝没有想到自己辉煌的一生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毛到死也没有丝毫的自责或后悔。毛死后华国锋和叶剑英抓捕了四人帮，最高法院审判了四人帮，把他们判了刑。但是四人帮的头头，这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大家每天用的钞票上印着。中国的这幕滑稽剧现在还没有真正谢幕。不过毛泽东
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成为一个普通人，在剥离一切神象外衣的条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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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祖咒：千万不能上艾未未的当啊

　　千万不能上艾未未的当啊

　　来源：中国时报

　　作者：左小祖咒

　　他在中国是屈指可数的、值得我钦佩的一个拥有政治家头脑的艺术家，无论如何，我们姑且不谈他的政治观念如何，艾未未的人格和勇气在今天无人可比。 在这件事上，他的很多名人朋友们，或者是曾经得到过他帮助的绝大部分人至今仍然没敢放一个屁，怕在这片土地上不好混。 由此可以推断艾未未事件将是一个分水岭，在以后的五或十年之中敢说真话的人将会更少。

　　艾未未先生和我认识至今有18年，那时我还不到25岁，他也刚刚过了35岁，我在北京东村，他刚从纽约东村回来。 这18年之间我们不是那种断断续续的交往，是平均每个月都要见上次把面，吃顿饭吹吹牛的那种关系，在一起经常相互取笑对方：怎么交了你这么一个酒肉朋友？ 艾最大的特长就是 好吃 无度，不是在艺术上。 一切油炸的、红烧肉、酱肘子、甜品都是至爱，如果巧克力就更好了。 反正他现在被关进去了，估计是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我就落井下石吧。 至于吃，即便这些年他得了三高之后我也没有见他少吃过。 我们之间的感情全全 依赖 于食物，这是很人性的，在这种特殊时期讲人性可是个技巧呢！

　　虽然我们相差十来岁，可是我们还有一个相同的重要经历：他幼年随被打倒的父亲艾青在新疆石河子流放，受尽那种嫦娥奔月式的对食物依恋的痛苦；我呢，小的时候由于家境原因父母把我送到苏北乡下的外祖父家读书，聊起来跟他的情况一样，比如早上起来的时候鼻孔里都是黑黑的，因为前天晚上煤油灯熏的。

　　无从接招的玩笑

　　艾未未是个看不惯底层老百姓受到不公待遇的主儿，早年他在美国的十二年也是这样，拍了很多美国政府的不靠谱照片到处发表，制作成其他形式的东西在纽约街头乱贴，他跟纽约街头的黑人很熟，跟艾伦． 金斯堡这些诗人们都有私交，经常和这些主儿在一起嚎叫堕落的美国之类。 前年他在北京办了摄影个展，看到了很多他在美国拍的血不拉碴的冲突照片，也有他的朋友们姜文、冯小刚、陈凯歌，谭盾等在纽约苦闷挣扎兼性欲旺盛的照片。 他跟我说过他在美国的很多乱七八糟好玩儿的事。 可见艾未未即便不在中国他也是这样，搞得政府头疼。 他是个好心人，但有时也很刻薄，真正能接受他的调侃式聊天的人很少，有些人跟他在一起只能苦笑，因为他的玩笑实在让你无从接招，尤其在他出大名之后，很多需要他的人只能忍着，他的口无遮拦也得罪了当局者。 他也调侃过我写了一大推鬼哭狼嚎的歌，说：那能算音乐吗？ 摇滚歌手都是脑残，崔健不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整天就想着泡妞儿、喝酒、打架，咋不去打警察啊？ 他喜欢杨佳，不是说警察打了杨佳的鸡鸡，主要是杨佳后来杀了几个警察。 这样说我不是绕着法子建议中国政府释放艾未未，政府也可同样不费吹灰之力地搞臭他，再把他踹出来，比关着强多了。 关得越久艾未未的历史地位会更高，你们可千万不能上艾未未的当啊！ 反过来再说：你们抓他干嘛？ ！

　　艾同志你有点过分

　　政治是严肃的，这是我一直不喜欢政治的原因，如果政客懂幽默的话是不会抓他的，政客也是开不得玩笑的。 胡主席和温总理这两位同志还是不错的嘛，人民不能像要求耶稣那样要求执政党，他们毕竟不是上帝。 尤其这些年，中国政府像一个二奶一样对于艾未未这样的人付出了巨大的忍耐，虽然我是老艾的朋友，或者有人认为我不地道，刚落井下石现在又来闷倒驴，我认为艾未未同志是有点过分的，中国政府才最应该值得同情可怜啊。 你艾未未何必呢？ 再说中国从上到下都是个烂摊子，造假是主业，各个产业链之间没有诚信良心可讲，现在有几件东西吃得放心？ 百姓被奴惯了，不懂民主，所以也不能民主的，在追求公平的道路上搞大了， 自然 就会上瘾，上瘾就会逞能，逞能政府就看不下去，这是必然的。

　　不要相信你听说过的事儿。 但是有一件事中国政府做得极其不好，这件事切实地发生在艾未未的身上，我在现场，2009年8月12号艾未未在成都安逸158旅馆被警察打的事儿。 我作为小弟陪同他去的成都，到了首都机场我才知道我们这次不是出去喝酒，而是给一个叫谭作人的人作证，谭作人是调查5・12地震中死难学生名单的调查者。 当日子夜艾在成都旅馆被包围被打。 通常艾出门喜欢叫上我，一个是我能 照顾 他，二是和他能玩到一块儿。 事后艾在慕尼黑个展前在德国 医院 里做的脑部手术。 在手术之前和之后成都警方都没有承认他们打了艾，赖帐是无耻的，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普通公民身上就不一样了。 艾很少跟我提这件事儿，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 这是我认为的艾和中国政府的「近代史」的个人结怨之一。

　　真正的朋友

　　他知道我不喜欢政治，也不喜欢讨论政治，同时他也知道我是另一个杨佳，如果谁招了我，我一定会给他一个说法，如果他对不起我的朋友，我也一定会给他一个说法。 艾未未是我真正的朋友。

　　在他被捕的前三天，领我去华夏陵园看了他早已给自己买好的墓地，并指着不远处的秦城监狱跟我说：在监狱里，我是不会自杀的。

　　201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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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民之伤，民之泪

　　行政对菜价的强力打压，终于产生明显效果：菜价暴跌，菜农哭天无泪，一些青菜被迫丢弃。有关部门表态帮助农民卖菜，但他们解决这一问题时的能力，显然不及当初打压价格时生猛。

　　我询问了家乡的情况：化肥比去年上涨20%多，种地成本大大增加。所有菜农全部亏得血本无归。今年严重干旱，我家里的那点土地已经浇了几次水，且不说这些成本有多少，这仍不能阻止粮食减产的大趋势。我父母的估计是，今年要减产30%以上，浇水少的，减产会更多。在我的故乡，一个最直观的结果是，往年卖粮食的，今年都不敢卖了。

　　但是，物价上涨无火如荼。农民的收入低，根本无法维持。在我的故乡，60岁以下的人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基本的生活。

　　母亲对我说："如果不是你们兄妹三个都有工作，我和你爸都去打工了。"

　　……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

　　即使到了这个时刻，当我坐下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我仍不能控制自己的悲伤……不能自抑……

　　我的父母亲已是60岁以上的人……

　　在我的故乡，那么多如同我父母亲一样的人，在外打工，甚至逃荒要饭。在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后，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依然在亲历苦难。我无意对歌舞升平的氛围添堵，只是想说，在一个遥远的我很熟悉的地方，那里的情况与电视画面中的情景，是有天壤之别的。

　　在中国，基层的农民很难有话语权，他们的利益诉求无人问津。鲜有人代表他们说话，包括那些被冠以农民代表的人。农民被高度边缘化。没有人有求于农民，因为，权力是衍生而来，与他们无关，因此，权力持有者无需讨好农民，最多给他们来一点生动的表演，安抚一下他们悲凉而无助的内心。

　　由于至少制度性保障，粮价、菜价上涨，中间商、距离权力最近的人，获利丰厚，农民只是赚取最微薄的一点；当粮价、菜价下跌，中间商、距离权力最近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农民受损最重。

　　民之伤正在于此。

　　农民所遭遇的问题，不仅仅是民生问题，当他们虽勤劳一生而心无所归之时，粮食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当民生话题不断引起一些人越来越强烈的反感时，我不得不从一种很理性但也很冰冷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

　　我想说的是，一切因都将收获对应的果。

　　蔑视民生的结果必然是被民生所蔑视。

　　如果说，2010年三季度后的粮价、菜价快速上涨，经过这次组合拳的打压还能有效的话，那么，在下一个时间点，几近用尽的行政力量，又将如何应对更疯狂的物价上涨呢？

　　中国3月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已经高达惊人的75.81万亿元，这是一切物价上涨的根源。

　　如果不对货币的供应量加以控制，任何对物价的所谓打压，只能是以牺牲一部分民众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民众的利益，而不能真正做到公平。打压菜价如此，加息亦如此。2008年上半年6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倒闭的情景正在被复制。靠高利贷维持运转的民营企业在加速走向困境，至于那些靠借美元债务维持的企业，更是在快速走向不归之路。

　　尽管，都知道抑制货币迅猛的供应是唯一有效的选择，除此之外的一切手段都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但庞大的政府主导的投资已经全面铺开，货币供应又怎么可能受到抑制呢？

　　当75.81万亿元的数字公布出来，我第一次感动了强烈的震撼，同时，升起对货币高速贬值的本能的厌恶。

　　我担忧的不是个人购买力的下降，而是我们这个庞大经济体未来的命运，因为，以上所有的这一切因素和大家都懂的因素，都在指向一个方向，一个结局。这是作为趋势研究者比较痛苦之处。提前看到了结果，而无任何改变之力。很多人说我悲观，可是，如果您也看到了趋势的演变，就会知道，我已经是何等的乐观！

　　中国能够实现自我救赎的唯一路径是藏富于民，只有藏富于民，民众才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内需屡拉不动的根本问题，消化过剩的产能。只有藏富于民，才能弥补保障缺位留下的巨大缺口。只有藏富于民，中国才能真正具有实现自我修复和抵御未来危机的能力，才能真正保持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这也是近年来我一直苦苦呼吁的原因之一。

　　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无话可说了。

　　有关部门还在为个税免征额的问题讨论，在讨论中把时间继续后移。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对民众不是一种施舍，而是权力者自己实现自我救赎的修补性方式。

　　在物价持续飞涨，继房价之后，房租又连续上涨的现象让无数人心神难安的情况下，有关部门还在盯着工薪阶层一点可怜的工资不放手，他们在个税起征点上的吝啬和冷血，让我感到难以遏制的愤怒。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写过："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时的比例，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把起征点定为24600元以上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于沦入两年不到起征点标准就显得过低的困局。"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把个税起征点正式由之前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而2006年1月1日时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9.88万亿，现在已经是75.81万亿元！民众都能切身感受得到，现在3000元的购买力远比不上2006年1月1日时的1600元！

　　而当下，竟然还在为3000点的所谓起征点提高而苦苦讨论。有关部门担心由于个税起征点的提高（确切表述应为免征额的提高），影响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这是最可笑的一个借口。把财富直接留到民众手中，是没有任何损耗的，而征税再用到社会保障的过程中的巨大损耗，哪里会有直接藏富于民、惠及民生更有效率？

　　虽然，我越来越觉得无话可说，越来越不愿意讲话，但与很多人一样，我的心不是静止的，我的血也不是冰冷的。有关部门不要把民生当作一种施舍，这不仅是一种可耻的无知状态下的情绪错位，更可能将自己推向绝境从而丧失解决问题的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机会。

　　民之伤，不仅仅是民之泪。

　　愿苍天垂怜弱者！

　　于2011年4月30日

　　来源：http://shihb.blog.sohu.com/171823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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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洋奶粉涨价多少信用就值多少价

　　洋奶粉涨价，自4月以来部分品牌提价10%.媒体发出惊呼，在发改委纷纷约谈国内企业，洋�粉顶风作案，底气何在？

　　洋奶粉的涨价理由颇具本土特色，声称受成本上涨、配方改变等因素推动。但媒体采访的业内人士指出，即便不涨价，洋奶粉的毛利率在60%左右，成本上涨的理由根本说不通。

　　洋奶粉之所以顶风涨价，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内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极度恐慌。

　　2011年3月，海关总署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八成以上的国内消费者认为，国外奶粉质量优于国内奶粉，大部分消费者选择购买国内生产的进口奶源奶粉或通过网购等方式购买国外原装奶粉，甚至越来越多的国内乳品生产企业，为适应国内消费需求也开始使用进口奶源，导致对进口乳制品的需求居高不下。报告指出，当前洋奶粉已垄断一线城市市场，洋品牌已占据国内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80%以上的份额。而我国近2000家乳企中，规模较大的200家企业30%在亏损，其余1800家规模较小的企业绝大部分亏损、甚至停产。

　　洋奶粉层层进逼的过程，就是国产奶制品安全信用节节败退的过程。

　　据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马莹透露的数据，截至2010年11月底，中国奶粉进口总量达到37.06万吨，进口奶粉已与国产奶粉平分秋色；预计到2011年，进口奶粉的市场占有率有可能超过50%，国产奶粉的市场份额进一步被蚕食。今年1月10日，在中国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与全产业链模式研讨会上，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马莹再次披露，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前，国产奶粉的市场占有率达60%，而到2010年，进口奶粉已经与国产奶粉平分秋色。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刘佩智委员作大会发言时透露，三鹿事件后的2009年，我国乳制品进口由12.06万吨猛增到59.7万吨；高端婴幼儿进口奶粉所占份额接近90%.今年春节，由于内地客蜂拥到香港扫货，香港迎来罕见的"缺奶"春节，一些药房店主表示，由于货源紧张，他们提升了部分热销品牌奶粉的价格，从二三成到一倍以上，仍无法抵挡扫货客流。香港的缺奶春节，是对内地奶制品质量的黑色控诉。

　　拜三聚氰胺所赐，洋奶粉已经彻底拥有了中国高端奶粉市场的定价权。

　　国内的消费者并非不爱国货，但市场信用已经影响到生存质量。三聚氰胺事件刚消停，两年后蒙牛、伊利的A股股价恢复常态，迎来了双汇瘦肉精事件；瘦肉精事件未了，蒙牛再曝中毒事件，榆林榆阳区食安委公布的检测结果显示，出事的蒙牛奶并未检出致病菌，但没有解释学生不适的原因，暗示臆症集体发作遭到媒体炮轰。此外，墨汁粉条、毒素腊肉等等，让消费者如坐针毡。不要说到香港扫货，只要能力所及，就是到北极扫货，中国的家长们也会义无反顾。

　　处于食品安全恐慌之中的中国消费者，正在给食品信用最高的溢价。这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规则，洋奶粉价格上涨，并非成品上升或者利润下降，而是在收获信用溢价，试探中国消费者愿意为信用支出多少。只有信用食品获得了高额溢价，中国的企业才愿意付出成本打造信用体系，如果信用一文不值，企业就会视信用如弊屣，从这个角度说，洋奶粉涨价刺激国内企业，未必不是好事。

　　一个市场的质量底线是食品与药品，都与生命息息相关；一个社会的秩序底线是公平的法律，两大底线受到挑战，社会也就失去了安全边际。

　　面对洋奶粉涨价有两种做法：或者斥责国外乳制品企业趁火打劫、顶风作案，游说政府部门约谈国外乳品企业，让这些企业打消涨价的念头；或者加强制度建设，在制度上让造假者付出终身难忘的代价，从文化上让全民族对普遍的失信进行深刻的反思，对民族的诚信刮骨疗毒，从市场上对于信用给予高价。只有三管齐下，才能治愈造假顽疾。否则从上到下的造假者将食髓知味，从历史到食品，无处不假。

　　笔者坚定地支持后一种做法，并且，正是出于爱护民族品牌的本心，希望为洋品牌涨价放行。无论国货洋货，都应该享受同样的信用溢价；无论消费者贫贱富贵，都应该有起码的安全保障。

　　来源：2011-4-30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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