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4日星期二

石三生:广州孕妇孕育出国际事件

  不是看到广州市政府关于增城市"6.11"事件的通稿,还不知道一个小贩兼孕妇因不服从管理,竟然引发了一场轰动海外的大事件。单从多台警车被砸,就可知政府这一次又是不惜血本了,连装甲车都开了上去,着实让那些不法分子们大开了眼界的吧?那东东,传说是防弹的呢!相信通稿中所说的无任何人伤亡,就是多亏了这玩意儿吧?要不然,那么多的不法分子,又是瓶子又是砖头瓦块的,却未打中任何一个维稳战士呢?

  真不知那浙江温州的警察与法院们看了这则新闻,会做何感想?人家广州不法之徒那么多,连警察车都砸坏了若干,石头瓦块却都仿佛长了眼睛,就是不伤人;为何钱云会一案中,一个右手三指残缺的钱成宇,扔一石块,就打得维稳警察浑身是伤。不得不将其刑之以法呢?是警察太弱不禁风了?还是钱成宇真的练就了二指禅的神功呢?

  本是一场小小的争执,却导致政府不得不大动干戈,如临大敌。真搞不懂咱这大中国到底是怎么了?堂堂一个年近百岁的政党、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三个代表着最先进方向的政府,从何时变得连这么一点点破事都搞不好了呢?一个女人,挺着个大肚子,还要风里雨里的摆摊讨生活。就算占了占政府要道,有啥道理不能讲呢?为何偏偏要动手动脚的争执?那孕妇果然屁法不懂;治安员须是懂一点点法律法规的。别说咱文明的新中国还有啥子妇女儿童保护法,就算万恶的旧社会,谁不是从娘胎里蹦出来的呢?怎么就非得拉拉扯扯的搞争执?就算国法有似无,咱文明里,还有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吧?党和政府,不一直在尊崇孔老二孔大人的吗?

  这小贩违法,本来就是一张传票就能解决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偏偏被神武的警察之伴侣搞成了个国际大事件。政府只为了发动起那些装甲车,消耗的石油,都足够小贩忙乎若干年的吧?修修补补甚至再置换新式警车,得多少小贩缴税才能弥补啊?如此鼻子比头大的维稳,不他爷爷的纯属没事找事,乱弹琴?政府一个劲儿地号召民众不要理会非洲骚乱;可这公仆们自己,怎么千方百计地要学习突尼斯城管呢?那些乱摆摊的男人,你们该打就打,该像夏俊峰一般的判死刑就判死刑。谁让他们不学好,不去学做人杰、当公务员,偏偏要从事这些挤占政府道路摆摊讨生活的下流勾当呢?土匪占的道路都要交过路钱不是?可这女人,还是个有孕在身的女人,也能碰?

  啥狗屁普世价值不普世价值的?看到顾晓军先生又拿此事搞啥普世说,道:"普世价值论坛:美国城管踢不踢孕妇"。这不是扯淡?哪里用得着从那么老远取经啊!就咱新中国之前的社会,不也有好男不与女斗的祖训吗?不知道顾先生所在的南京人是如何?在俺们乡下,那些打女人的男人,统统都会被耻之为窝囊废呢。警察们高国人一等,这警察的狗腿子都是些窝囊废?咱中华再特色,有几个能如孙猴子一般,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呢?将心比心都不会了?连这么点小常识都要不远万里去取经?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也是咱新中国的新文明之所在。但再文明,再平等,也不能在体力上较劲吧?女人如果都上了战场,中国的男人还能会在家坐月子不成?广东离南海近,这老爷们不敢对越南人撒撒野,也不能拿自己国家的女人出气吧
?那些雄武的装甲车,在个破镇子上耀武扬威算个屁?咋不开到南海去?

  广州市政府搞这通稿也混帐,啥事儿都没有,它咋就搞成了一场大骚乱呢?治安战士果然是依法而为,新塘镇领导去劝说啥?果然没动手动脚,你还把人家拉上救护车,这不是明摆着是那孕妇"碰瓷",讹诈执法人员?果然没有角力,围观者就乱发脾气、大肆打砸,这不是说民众都成了些无事生非的歹徒?连梁山贼寇都知道路见不平一声吼;啥时候,人民怎么路见很平也乱打抱不平了?大汉民族的道德水平,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了吗?

  真是妙啊,新中国。一个小小的治安员竟然能将一个小贩占道的小事治理成轰动国内外重大新闻。如此维稳开销,不知胡主席知道了,会做如何重要指示?也怪了,所有这些重大的不稳乱象,石三生找到的源头,怎么都在光荣、伟大又正确的政府一方呢?所谓的头痛医脚的传说,难道真的很有效吗?可怜那华佗老儿,要是阿瞒头痛之时,只是建议在其足部割一口子,自己不会丧命,治世能臣也就不至于那么短寿了。

  来源:明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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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中越为何突现战争阴云

  据美联社报道,越南《Dat Viet Daily》10日刊登了一则通告,称越南6月13日将在其中部海岸附近某海域举行持续6个小时的实弹演习,并警告各种船只远离该海域。

  美联社文章评论称,越南此举显示是对中国的"回应",因为就在越南发布演习声明的前一天,中国指责越南非法进入中国领海、危及中国渔民生命,并要求越南停止这种行为。

  这是近期中越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纠纷以来出现的最新严峻事态,此举表明,越南方面有意加剧南海冲突的等级,并试图"火中取栗"。

  众所周知,中越之间已经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中越战争结束之后,在双方领导层的努力下,两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恢复了高层互访,并逐步将相互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双方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获益良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虽然不时发生小打小闹式的摩擦,但中越两国边境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稳定。

  其实,越南方面对南海的主权要求由来已久,但在晚近的20年里,中越在该区域的矛盾被掩盖在良好的政治关系之下。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内政局稳定,一直着意在周边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推进睦邻外交,不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海海域发生冲突,并力促各方理性看待既有的冲突关系,将它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主张通过外交和对话手段解决冲突问题。这在近期越南方面又在南海生事之后,中国的反应可以看出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与越南防长冯光青会晤,苦口婆心劝服越南从中越战略关系考虑,不扩大南海冲突。中国官方在对冲突进行反应时,字斟句酌,力图降低冲突的影响,不谋求进一步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与会的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也做出了缓和的姿态,强调反对第三国势力介入中越纠纷。

  那么,越南方面为什么"突然"蓄意加剧南海冲突,并在敏感区域举行军事演习,挑动南海争端的敏感神经?

  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越南高层新近大换血之后,在领土问题上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鹰派占据了上风。这不仅表现在举行军事演习上,也表现在越南对外表态层层加码,连以对华友好著称的越南总理阮晋勇也代表政府强烈表达了"越南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保护这个国家海域和岛屿的最强决心。"可见,越南领导层在此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也表明今后越南在南海冲突问题上不会轻易后退,必将继续保持强硬姿态。

  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被越南视作势力范围的有关国家,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影响力与日俱增。事实上,越南长久以来一直对华心存芥蒂并十分警惕,防范中国的势力扩张,因此,越南在南海加剧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牵制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的战略布局,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影响,维持其在地区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三是越南全面实行"革新开放",除了经济领域坚决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外,在政治领域它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意志倒退,导致中越两国在治国理政和发展模式方面的鸿沟加大,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变小。除了在经济上与中国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之外,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依赖性降低,与此同时与美国等西方价值观越来越靠近,比如普选制度的确立。因此,在南海争端中,越南无须过多忌惮中国的反应,而坚决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其国家利益,包括动用军事手段。

  四是越南认为中国现在深陷"维稳"思维,不仅对内将维持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而且在对外交往中,也将"维稳"作为重大战略目标,不大可能以武力手段反击外界挑衅。中国近年来积聚了大量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多发,国内局势随时可能陷入动荡,因此安定国内政局是其首要目标,而外部的武装冲突,很容易诱发处在火山口的矛盾激烈爆发,因此在涉及外交争端时坚持和平和对话,并且反对以武力相威胁。在确认中国"畏战"的前提下,越南无所顾忌地逐步升级紧张局势,甚至以区区小国敢冒战争风险在敏感区域进行军事演习。这摆明了是越南认定中国不会动真格。

  五是由于南海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其诸多岛屿也被地区很多国家视为领土,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动用武力手段,将会引起诸多国家反弹,中国将被指责为大国沙文主义和具有扩张主义意图,陷于群起而攻的被动境地。在越南看来,防范不够透明、发展方向也不够明晰的中国,是地区有关国家以及亚太大国的共同心愿。虽然没有人会赞成其做法,但从心里来说则未尝不是另一种想法。而其更深的考虑是,一旦中国动武,美国将不得不介入,导致南海局势复杂化、国际化,这正是越南所希望的。因此,对于越南来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进攻路线,逼中国亮出底牌,增强其在南海的话语权,甚至收获更多实际利益,不失为一项好选择。

  相反,中国在南海争端中,进亦忧,退亦忧。进则触犯众怒,引起更深的疑虑和戒备,同时中国能否承受外部局势的动荡,并保持内部安稳,也属未知之数;退则丧失重大国家利益,也将面临民意考验。正因这样,中国政府最可能的举动是,一方面在外交姿态上措辞或许更加严厉,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方面仍旧会谨慎,继续把自己关在和平的笼子里,动弹不得。

  正如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样,国际政治也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从一国在国际政治上的表现,也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在国内政治方面的真实状况。中国的和平外交,说到底是软弱外交的一种表征,而外交弱,则是因自身不强,或者底气不足。

  越南敢于动粗,是因为其建立了稳定的政治经济架构,得到了民众的由衷支持。

  对一个已经拉开战争架势的国家说,别玩真的,咱还是握手言和吧,只能说窝囊透了……

  转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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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2日星期日

佘开晓:“法”失畏严,官无宁日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法"失畏严,民无宁日》的文章,文中以培根的一句名言:人民的安全应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和歌德的一句名言:带来安定的两种力量是法律和礼貌来开篇论述,强调民间需要法律的重要性。今天,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官间也同样需要法律的重要性。

  今天,当我们去审视中国几千年社会秩序时,维系在它身边就是整个"奴才文化",是围绕一个当"主子"的历史循环。人民的幸福和安定如否,就只能寄托在上帝施给这位"主子"如何。这个"主子"的思想和理念,也就决定他的地位。当古代人民去思念"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时,其实,那一切只能去意淫,因为"人治"是不可以复制。今天,已走入现在文明的中国,不去寻找着"法治"的理念,有人却去抱着"毛泽东思想"不放,这种奴才意识,真是我们中国无法前行的绊脚石。

  当我们再去审视中国"人治"的轨迹时,它其实是一个威权退减的过程,当"主子"威信退减到一定程度时,也就是进入一个社会动荡期,然后在杀人立威过程中再重新确立"主子"的地位,中国历史就这样循环着。

  今天,当我们去沿着毛、邓、江、胡去看时,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新一轮社会动荡期。一个国家如果是把法律当作"人治"辅助工具时,社会将会随着"主子"的威信退减到一定程度,作为辅助工具的法律也就基本失灵了。因此,当姜女士说出:不要把法律当作挡箭牌时,这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生活在食物链下层的我们,在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的时,这标致着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每一个标致着的事件,都给下一个事件提供榜样。当中央以莫须有的名义在抓捕某人,以达到某种手段时,地方就会以几何级速度做同样的事。在处理一个公共事件时,实际上,已经向社会发出某种信息。当社会目光都在关注"安鼎园"、"李庄案"、"徐武事件"、"夏俊峰案"时,人们可以从这些处理事件中,会捕捉到很多信息。比如:李庄案,当全国最好的一批律师去阻击"李庄二季案"时,展现给世人一个整的感觉:公、检、法利用所掌握一切公权力,想让李庄入罪。在这里谁能感觉到"公正"二字?有人说,这次能阻击成功,是法治的胜利,我却认为这恰恰是法治的失败。大家想想:这件事,如果再发生我们普通人身上,谁有
这方面人力资源发动全国最好律师团去为你服务,这从又要耗费多少社会资源,谁能承受得起?我不想去举大多的例,现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神经病,弦到处绷得紧紧,这里不能触,那也不能碰。我不能他们证明什么,我只能说明活在公权力的他们,也是活在恐惧之中。

  其实中国人是最容易满足,我记得几年前,生活在农村的我,听说政府不但减免农民的农业税,种田反而有国家补贴,这件事执行后,所有农民都一个劲说共产党的好,说这是几千历史是头一次,那种感激心里真是溢于言表。中国领导者,应该为拥有我们这样国民感到幸运,他们不是一味拿着法律当着挡箭牌给国家惹麻烦。如今,当中国国民还在有大批上访者去寻找政府解决问题时,政府应该感到欣慰,说明他们这部分人还是相信政府,始终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被下面某些官员破坏了。如果中央的政策不赶快调整,整治下面这些官员。当某一天,下面百姓不相信政府,连上访的动力失去的时侯,那么,江西抚州爆炸的声会成为蔓延之势。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中,人民终于捕捉到这种信息:事情解决,如果靠法律途径来解决,一是繁琐,二是效果不大;如果闹起事来反而解决起来快得多,并且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地方官员害头痛的原因。发生我家乡的土地赔偿官司中,三年了,通过三级政府裁决都是一个调,无法让村民满意。我父亲最后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三级政府,当时法院不愿立案,没有律师敢接这个案,只读过三年书的父亲,只好自己写诉状,法院最终熬不过才接手这个案件。去年春节,我回老家,父亲对法院持乐观态度;我就给他打了预防针,在今天中国,他们本是蛇鼠一家,你不要抱大多希望。前不久,父亲果然打电话过来,一审判决已经败诉,现在在二审。他让我能不能通过媒体来关注这个事,给法院施加点压力。我说我们这个案件
,放在全国案情,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件,媒体也无暇顾及这么多,除非闹出一点大动静来,但这是我们无法承受之痛。最后,我说,你就当作输官司走完所有法律程序,留下案底,看能否等到翻案这一天。

  作为个体的我们,都有着生活底线,即时受到一定公权力的侵犯时,如果生存没遭到威胁,大多人都忍一忍就算了。但如果生存已受到威胁,已生活在痛苦与屈辱的层面时,一旦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袭上心头,并且在法律手段被堵死之后,通过报复所产生心理平衡将会大面积产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你再用法律作挡箭牌来阻止报复事件的发生时,一切都起不到什么任用作用。

  当一个社会发生针对政府频繁发生暴力事件时;当国民在这种事件所产生恶劣后果带来快意心理时;坐在庙堂之上官老爷们,你们屁股下面是否感受到深深的寒意。我劝你们,别过分迷恋你手中的权力,在一个不是"法律"至上的国度里,你我都是没有安全感。

  写于201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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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1日星期六

何继业:奥巴马的杀手锏

  本拉登被海豹突击队射杀,塔利班奥马尔生死未卜,世界级头号恐怖头头被从地球丄抺去,这不仅是美国和奥巴马的胜利,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和平人民的胜利。

  自从2001年美军攻占阿富汗后,拉登就沦落为行尸走肉,成天东躲西藏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对西方世界构成二次威胁,还连累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成为小布什刀下鬼,而反恐大旗的树起,使山姆大叔在根深蒂固的穆斯林中东地区名正言顺,从而顺理成章地迈进了另外一只巨足,从此,亚欧大陆飞地变成了星条旗飘扬的前哨,而人心不足的其他大国只能干瞪眼,集权统治下的阿拉伯民族则人心思变,终于迎来了今天中东北非的政治体制根本更迭,使美利坚的世界民主化战略得以在最不可能实现的地区实现。

  美国的伟大之处,主要在于有一套目前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从而使得人心所向与众望所归,世界上的孔雀与麻雀都情不自禁地流向美国,而由全体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和其组成的精英政府则能谋善战,特别擅长于审时度势顺天行事,结果出手往往都是事半功倍,而国家变得越来越繁荣富强,政治变得越来越开明完善,人民变得越来越自信自豪,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日新月异,从此形成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终于变成了今天独一无二的世界超级大国……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原则三种:共和国的品德,君主国的荣誉,专制国的恐怖,而专制政体的寓意就是:想要果子时,便把果树连根砍倒,采摘果实。本。拉登胆敢冒掉头之大不韪去挑战美国,其所作所为实际上和历史上的独裁者一样,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是想利用伊斯兰和基督教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摩擦,通过制造大规模恐怖活动,来树立自己及其基地组织在阿拉伯世界的龙头老大威信,当然他喜欢的果子在2001年时已采摘到手,不过始料未及美国的反击是如此强烈,随着小布什主导的世界反恐联盟的迅速形成和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迅速占领,本。拉登很快成为了丧家之犬过街老鼠,果子的美味还没细尝,便落得今天的死无葬身之地下场。

  地球上当然有一些人不愿意美国如此快速取得的战绩,比如卡老大、金老二和查老三等,因为他们和本。拉登是一丘之狢,当然**TV那些只会拆长城不会建大厦的砖家们,如叶**宋**张**赵**高**等等也不愿意奥巴马取得如此的成绩,他们翻来覆去多次研究后认定:"本。拉登死了比不死更有利用价值……,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会报复……,击毙本。拉登意义不大……,塔利班们都说――本。拉登之死能够鼓舞士气……"等等,实在让人笑破肚皮,御用阿Q们现在快变成相声大师了,明年春节联欢晚会应该让他们去露一露脸。

  其实无论黑老大或"红"老大都是势利眼,他们特别喜欢傍大款,利比亚卡扎菲就是一个例子,卡老大、金老二和查老三等无一例外,只是未曾料到,在这个醉生梦死弱肉强食的丑陋世界上,山姆大叔这种有钱有势的大款却有自己独特的为人处世风格与原则,作为具有自由浪漫与探索遗传基因的'五月花号'移民们的后代,美国人在许多方面的卓越表现,说明了他们不仅是上帝耶和华的忠实信徒,也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虔诚教徒,就犹如水火不相容的道理一样,代表公平正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代表封建专制的那些既得利益小集团永不可能握手言欢;于是,黑老大"红"老大们的态度也就由爱转恨,最终用愚蠢的语言或背后的动作来诋毁伤害美国及声誉,借此发泄自己的不满,有时像恋爱不成的男女会走极端一样,何况对象还是一个才貌�
�全的大款呢。

  因为反恐和围剿拉登,耗费了山姆大叔的太多精力和时间,使得过去几年世界上许多需要美国警察出手的事情一拖再拖,有些已经坐失良机;今天,人们不必去过多责怪美国,毕竟山姆大叔不是神仙,诚然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但未生出三头六臂,所以经常处处瞻前顾后,行动上常常拖泥带水,表现上是说得多做得少、心有余而力不足,倒象社区街道上一个七老八十带红套套的老大爷,有时甚至是老大娘,因此有关"大国责任,地球环境,人类未来,普世价值"等等人类社会急迫或重大问题,很多只能随行就市、公事公办——推给那个效率低下犹如鸡肋的联合国或者安理会草草了事去,所以,山姆大叔有点老态龙钟,难免真正不辱使命,而身强力壮的小山姆至今还未长成好莱坞银幕中那种优秀的硬汉警察……

  这段时间,地球大幕的闹剧此起彼伏,一会儿诺诺贝尔颁奖会上出现了空椅子,一会儿茉莉花在突尼斯埃及灿烂开放,这里卡扎菲的命运前途未卜,那里叙利亚也门街头冲突愈演愈烈,这一切验证了哲学先贤的预言——人类社会不可能是一潭死水,万物都是无时无刻运动和变化着的……据此,那些口口声声要'稳定压倒一切'的浑水摸鱼后的既得利益者,其实才是世界上最大不稳定因素制造和定时炸弹埋设者,"明知不可非要为"与"自欺欺人"下场都是一样,无非最终都是害人又害己,有先见之明和自知之明的航海人都会时刻清醒头脑和擦亮眼睛——该转向时就转舵,不能玩时就下课,不要等到大事不好后才去后悔莫及,毕竟区区乌纱帽与生命健康乃至国家民族利益相比实在是无足轻重,一世英名与万世唾骂你该作什么取舍?

  美利坚的十年反恐已阶段性结束,奥巴马获得了满堂彩,连任一届已近乎囊中取物,作为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合众国总统,要想在下一任期内再有所突破,下一步首当其冲定是反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专制主义,因为这最符合美国未来的世界战略与棋局,上面的极权政治头子将要开始自顾不暇了,黑色的梦魇可能会同他们不期而遇;有人不竟要问,既然历史车轮不可抗拒,那么这些极权头子们顺应一下历史潮流又有什么困难呢?其实善良的人们千万要明白一个道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既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也莫指望'混世魔王'都能够放下屠刀或立地成佛,因此身败名裂往往都是他们的唯一下场,能免于这条不幸人间定理的只有寥寥大器晚成者,当然前提是非罪大恶极也;今年的世界有点不太平,因此可以推测,2012的地ç
��将会更加精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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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0日星期五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是北洋政府以武力镇压群众运动的一场惨案,此后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这是国共两党最早联合进行的一次反帝反军阀斗争。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至今仍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段祺瑞,但无实据。傅斯年说是鹿钟麟,傅斯年在昆明对鹿钟麟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还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

  有学者认为,此事件"帮了苏俄的大忙,归还中国领土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流了产"。

  1926年3月,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后,同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

  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

  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临时执政令》则称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当场死亡47 人、伤200多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在内。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
,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1].3月18日当日,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

  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贾德耀内阁对三一八惨案引咎辞职,段祺瑞亦下令抚�.3月20日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张作霖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

  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

  201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3月24日是"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缅怀那些为揭穿真相、捍卫人权而牺牲生命的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了解真相有助于受害者及其家人来了结心事,恢复尊严,并为他们的损失取得一些补偿。揭发真相也有助于社会追究侵权行为实施者的责任。因此,捍卫了解真相的权利是人权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Navanethem Pillay)也指出,时至今日,酷刑、强奸、性奴役、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在许多国家仍一再出现,通过公开、独立和中立的调查来揭穿有关这些罪行的真相有助于实现正义,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以及防止今后继续出现类似的罪行。因此,她呼吁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了解真相的权利,以及那些致力于揭穿真相的人。

  参考资料:

  [1]段祺瑞面对死者长跪不起终身素食纪念刘和珍

  http://news.163.com/06/0316/16/2CBNJJPF00011RL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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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9日星期四

顾晓军:政党就该是个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由此,我想到:政党,其实就该是个壳。

  美国的政党,也许是世界上最松散的��只有大选时,才体现出来;在平时,没有太多的活动。而大选时,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也不过是两个壳,分别装着增加社会福利的倾向与坚持自由经济的倾向。

  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同样也是两个壳��分别装着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利益。我曾把他们叫工党与金党。同样,工党侧重劳工、福利,而保守党更侧重于资本自然调节市场。

  台湾,就更加简单了��绿营,代表台岛的本省人利益;而蓝营,则更多地站在大中国的角度思考与衡量。

  法国、德国及其他民主国家,亦大同小异��政党就是个壳,分别装着社会福利与自由经济,或曰福利与发展,即左与右。

  日本,是有代表性的。多年来是自民党一党独大,但自民党内派系林立;实际上其党已空有其名,而派就是那壳��装着不同的利益倾向。

  纵观以上,就政党而言:美国,是最先进的��平时松散,自然就节约成本;而大选时,代表福利与发展或曰左与右,由民众手里的选票决定:下届政府领着美国与民众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如果错了,再下一届的民意,自会以选票纠正。

  政党就该是个壳,还要求政党不能经营实体。这从台湾马英九竞选前,坚决处理完所有党产,亦可窥见一斑。为什么呢?你经营党产,你就是利益集团,而不是壳,是不是?

  纵观人类社会,所有不是壳、而是经济实体的,尤其是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实体政党,无不直接与间接地酿造本国或世界性灾难。

  希特勒政权,造成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政权,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萨达姆政权、本。阿里政权、穆巴拉克政权、卡扎菲政权、金家王朝政权……等,无一例外。所以,民主国家是从内心害怕中共的。

  希望中共能听得进我的教诲。如果认同"政党就该是个壳",就不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了,也没有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而如果不认同,就无法洗脱"利益集团"的光荣称号。别的不说,单全国的各级党校,一年要耗费掉多少纳税人的钱?是不是这么个理?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2011-6-9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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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8日星期三

刘晓:“万恶的旧社会”为何让“新社会”的人向往?

  在中国大陆再度掀起"红歌"、播"红片"的狂潮之际,一名网友却于近日在网络论坛发表了《不敢再播红片了,不然民众对旧社会知道太多了》的文章。文章揭示了"红片"所反映出的"旧社会"民众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福利,如可以抗议、可以自由办报纸、工人待遇高、没有强拆、学者可以独立做研究、有很多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福利性质的医院等。

  这名网友最后指出,"红片"再播下去,"以前的'万恶的旧社会'就要包子馅掉底了"。该文迅速被各网站转载,网友纷纷跟帖热捧,称"红片=哄骗"、"发誓一定要回到旧社会去"。看来,一直被几十年来中共对"万恶的旧社会"的不遗余力的宣传所蒙蔽的人们正在觉醒。

  根据对百度的搜索以及中共官方的定义,"旧社会"乃是与"新社会"相对,是以1949年中共建政为界,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分的政治学裁断。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旧中国"、"新中国"。狭义地说,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地说,还指1949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

  中共政府一直向百姓灌输的是:"旧社会"和"旧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新社会"和"新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中共视为"地狱"的古代王朝却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资料显示,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文化、学术、军事等也都是世界第一。更有西方学者表示,至少在18世纪,中国还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如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以及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蒸汽机的基本结构等,都是源于中国。毫无疑问,当世界尚处于朦昧时期时,中国早已进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期。

  有着如此高度文明的古代王朝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儒家"仁"、"礼"基础之上的,如果其政治统治是黑暗的、压迫的、剥削的、愚昧的、不义的,那么对于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又该如何解释?对于诸多外国人那充满了钦�的记载、对于古代中国百姓富足生活的描述又该如何解释呢?号称"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新社会",迄今可曾为世界做过如此多的贡献?可曾让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过?可曾让世界发自内心地钦�过?

  对此,为中共辩护的御用专家们或许会避重就轻言道:同清末的腐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相比,中国人民已经生活得非常幸福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因为这是一个足可以写就一本书的命题,本文重点就美国已故罗斯福提出的人所应有的"四大自由"来做比。"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

  先说言论自由。无论是清末,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就已出现,而梁启超等于1896年创刊的宣扬变法思想的《时务报》更是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实上,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袁世凯短暂称帝时期除外),而且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份子。当时的知识份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再如袁世凯,他对待百般谩骂自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是软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资五百大洋供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言论自由还体现在报刊杂志的自由出版上。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据说"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人家开"天窗"。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那个轰动一时的邵飘萍记者被杀案也是源于其通共,而被张作霖手下杀死。

  此外,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并不罕见。北洋政府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像中共那样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份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警察为4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1932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五分之一。

  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这也是知识份子能彰显个性的前提。

  自然,办报纸和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地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

  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彩。那时"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此外,仅重庆一地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141个。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

  至于中国人在上述时期是否享有了"远离贫困的自由",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因为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的过去。

  反观中共建政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一一扼杀,而且让民众对中共政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对于这样恐怖的政权,还是什么都莫说为妙。五十年代末中共制造的大饥荒,更导致4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而当今中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这样的政权"新"在哪里?这样的政权不才是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吗?这也就难怪"新社会"的人对于"万恶的旧社会"无限向往了。

  由上述对比可见,中国人要想拥有"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社会,惟有摒弃中共这个撒谎成性、残暴的、不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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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李光耀时代的结束与中国的尴尬

  北京最近又遭遇了一场尴尬:5月9日,在与中美战略会谈同时召开的一次中美智囊研讨会上,北京智囊俞可平表示,中国政府对新加坡模式非常有兴趣,理由是新加坡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治上一党长期执政。但新加坡大选后的政治变局却表明,中共心仪的新加坡模式不再受该国民众欢迎。新加坡首任总理、国父李光耀与二任总理吴作栋5月14日宣布离开内阁,辞去内阁资政一职。他们作出上述宣布是迫于形势,因为他们的人民行动党取得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

  李光耀退出政坛,使新加坡选举成为一场没有输家的选举。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热议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由于这"四小龙"当中有仨与华人有关,有人很生动地总结了三地华人政治特色:香港是港英政府治理,有自由无民主;新加坡是威权政治,无自由有形式上的民主;台湾虽然自由民主二者兼有,但草根特色太强。香港由港英政府治理,其经济成就让中国人不便寻找背后的政治原因,但台湾与新加坡经济高速成长的政治动因却是热门话题。因为两地都是华人(或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到了台湾政党第一次轮替以后,北京对台湾民主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学界也不再提"台湾民主化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对"新加坡模式"的讨论。

  北京青睐新加坡模式的理由也很充分:新加坡华人占四分之三,其国父时常提及东亚价值观和儒家文化——李光耀崇孔尊儒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曾去过山东泰安与曲阜,当地官员告知,李光耀先生经常到圣人之乡参拜孔圣并朝泰山,有段时间每年都去。2003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创立,与会者一致推举李光耀为首任名誉理事长,这表明国际儒学界对于新加坡成功实践儒家治国之道的赞赏与肯定。 于是国内一些学者尤其是儒学学者认为,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体现的正是儒家治国之道,是中华文明精华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咱们华人与西方文明扦格难入,但与自家祖产儒家文化总能水乳交融吧?

  尽管新加坡经验被解释得天花乱坠,但北京真正感兴趣的却只有一条,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继续保持一党执政。西方社会成天在嚷嚷"经济市场化必然会促进政治民主化",虽然未成为中国的现实,总不免让北京有点忧患意识,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怎么办?于是如何成功地取法新加坡模式就成了北京心中的头等大事。不断派遣各种官员代表团前往狮城参观学习。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始终在学习,而且形式上学得很认真,如新加坡经济起飞依赖转口贸易,中国则成为"世界工厂"。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政府鼓励外国投资、 提倡出口经济,高速发展电子金融产业;中国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头号引资大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电子产业暴跌,新加坡经济受挫,立刻将推动经济增长的目光转向了旅游服务业,并发挥地理优势,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世界首选的会议地点"。这一招非常成功,7000家跨国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营运中心,其中4000家将管理全球和区域业务的总部设在新加坡。 中国也照猫画虎地大力发展旅游业,几乎每个有点历史来头的县市都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只是效果不佳。

  但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政府的廉洁,中国政府几乎未曾学到什么。新加坡执政者在处理政府与资本及人民的关系上做得很不错,在亲商与重民之间实现了平衡。既重视资本的作用,注重发挥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功能,所谓"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的经验。但新加坡政府也很注重民生,从独立以来,政府围绕着"居者有其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社区建设、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义务教育等等。而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成了政治之癌,在资本与人民之间,几乎一边倒地选择了偏向资方,肆意剥夺工人权利,导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受到政府的肆意剥夺。至于社会福利方面,至今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干部享有的特权,民众的福利一直处在待建立过程
之中。

  北京心仪的新加坡模式,其实早已出现一些问题。尽管人民行动党在掌权的50余年当中,很好地履行了与人民之间的"面包契约",以经济发展作为确立政治合法性基础并取得选民支持。但新加坡政府的严厉控制舆论,尤其是不允许任何批评李氏父子的言论出现,人民宛如关在金丝笼里的小鸟,生活无忧但却没有言论自由。此外,李光耀俨然一位穿着西装的现代皇帝,隔代指定儿子当接班人这种权力世袭现象,很容易产生利益固化。如此种种,早在民间引起不满。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民心、民意、民情和民气都和以往大不相同。这当然不是新加坡独有的问题,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及参与愿望、网络社交媒体的作用等因素,几乎是今年北非、中东诸国发生变革的共同诱因。北京心仪已久的新加坡模式也不再适应ä
��天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了。从新加坡这次大选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民主理念与民生课题的角力,简单的民生诉求可以转化为对政治制衡理念的追求。新加坡《海峡时报》在政府面前如同婢女,这次大选后,该报前总编辑林廷龙终于敢说出:"我们(国家)尽管已经独立了46年,而今年终于庆祝21岁(投票年龄)生日了。"

  北京应该学习的经验其实不是业已成为昨天黄花的新加坡模式。此时此刻,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开始尝试为权力的和平转移构建条件,实现执政党与人民的双赢。无论如何,李光耀等两位资政的辞职虽属情势所迫,但毕竟不失体面,远比本??拉登、穆巴拉克等同代政治强人以荣耀始、以耻辱终,家族财产难以保全的结局要好得多。

  原载: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5/leekuanyew-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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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华:中国已经失去成为发达国家的机会

  话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该国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该国基尼系数是0.45;该国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该国在政治上没有竞争;它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参见黄亚生《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各位一定猜出来了,这说的是中国。

  我可以说你是对的,也可是说你是错的。要说上面这些特征,的确很符合今天的中国,但实际上它描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

  是的,巴西就是一个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把持了多年快速增长,然而充满杯具的是他在就要成为发达国家的当口,一下子就瘫痪了,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巴西的例子告诉我们,想要成为发达国家搞不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年均超过10%);该国政府非常强势,牢牢控制着社会;该国实行非常自由的市场经济,同时对外开放;在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下,该国的渔村一下子变成工业化城市;该国沿海的该国的腐败问题常被诟病,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日益成为问题;该国分配不公的现象不断恶化;该国学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腐败不是大问题,甚至说腐败乃是经济发展动力;该国银行系统烂帐很多,金融体系不健康……

  这难道又是说的中国吗?当然不是的,是印尼。一个国家保持长期的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好事,但并不能一美遮百丑。不但是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许多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有一种相当广泛的认识或观念,即只要一个国家长期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就认为一切都好了,这种认识或观念是被印尼危机所否决的。印尼在苏哈托政变成功之后,一直用强制的方法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而且也在二十多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全球许多国家都到印尼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印尼老百姓中的很多人从农业文明前期的渔村,一下子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前期。因此在这二十多年的统治时期,苏哈托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贡献太大了,全国都应该感谢他。但就是在这个高速发展、同时也是在以稳定为目标的二十多年里,政府没有清醒地看到印尼社会
积累的那些问题――特权集团的勾结、严重的贫富不均和腐败、金融机构的溃烂,等等。结果在全球化大潮中,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印尼在二十多年里取得的成果在几个月内几乎丧失殆尽,紧接着就出现冲突、暴乱,差不多几天之间绝大部分外资都跑走了。

  印尼,也是一个在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之际而轰然颓败的国家。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又岂止巴西和印尼呢?这两百年来的经济史就摆在那里,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真正成为发达国的有几个?屈指可数!

  放眼全球二战以后至今的六十年,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成为了发达国家(地区)呢?就是各位熟知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以及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北欧的芬兰、爱尔兰和冰岛三国。众所周知二战后芬兰是靠一个产业一个品牌就成为了发达国家,那就是电信业和诺基亚;爱尔兰则是靠软件产业发家的,它真正起步比较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真正腾飞、高速发展。至于冰岛,则纯粹属于弹丸之地,这样一个只有中国一个小镇大的国家成为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值一提,毫无借鉴意义。

  而像巴西、印尼这样在走向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功败垂成的国家则是数不胜数了,这其中包含了所有的拉美国家,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所有的非洲国家(南非除外),全都在走向发达国家的努力中失败了。

  我告诉各位,成为发达国家实在是太难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通往发达国家之路明显难于蜀道。你查看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很容易发现,世界上从来就是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是先进发达的,穷国和"发展中国家"永远是绝大多数。如果大家都是发达国家,这就不叫发达国家了。通往发达国家之路,必定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路,必然是极度凶险、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粉身碎骨之路――巴西、印尼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

  千万不要天真地以为中国靠着每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自然而然、按部就班地就会逐步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你从"巴西们"的失败故事中,从他们的历史经历中,随处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影子,许许多多的方面都是那样的似曾相识。中国真有那么特殊吗?强势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很特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就做了;高效率推进基建工程、高效率拆迁很牛?巴西也做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空前绝后?巴西、印尼等多得不得了的国家都做到了。成为发达国家他们都不行,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行?

  近十年来,本应是中国开创国际品牌,取得各种技术创新的十年,但是房地产毁掉了这一切。既然把钱投到房子里就能简单地、安全地获得暴利,哪个企业家还有心思去搞技术创新,搞世界品牌。没有技术创新、没有世界品牌,你就成为不了发达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都是从廉价劳动产业起家的,但他们成为发达国家的惊人一跃却是靠技术创新和打造世界性品牌而完成的。30年了,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中国,已经失去了成为发达国家的最佳机会,从现在算起再过十年,如果中国仍然无法取得突破,那么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将作为欧美人的劳奴而存在,尤其是作为美国人的劳奴而存在,永无翻身之日。

  来源: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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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5日星期日

江迅:中国公民参选基层人大热潮

  中国七月始在全国展开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作家李承鹏在微博上宣布自荐参选,获百万粉丝支持,助选团顾问包括于建嵘、冯小刚、韩寒,众多网络知识分子也参选,民众不愿意「被代表」,预测将有上百万独立候选人出现,为中国政治带来新活力。

  被称为「微博达人」的作家李承鹏,五月二十五日透过微博率先公开确认参选基层人民代表,此后,一股「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风」迅猛刮起,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和广泛热议。据不完全统计,仅新浪微博,五月二十六日至少有九人表明独立自荐参选;二十七日至少有十八人表明独立自荐参选;二十八日至少有三十一人表明独立自荐参选;二十九日至少有近百人表明,依法独立自荐参选所在地基层人大代表。长期研究中国选举问题的北京政治学者、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早在两个多月前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就预言,「今届基层人大直选,参选的独立候选人会比上届多十倍,估计会多达百万人」,此言可望成真,中国公民自荐参选基层人民代表,步入体制内参政议政,凝聚成一股政治改革大潮。

  网络名人投身竞选

  在这股微博上刮起的参选风中,有天涯小区商务运营总监梁树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夏商(夏文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助理五岳散人(姚博)、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杭州普通市民徐彦、梁永春、福州市民雁南飞(林斌),江苏常州市、浙江长兴县、湖北武汉等地都有博主、网民宣称将参选当地基层人大代表。广东深圳福田区的一位尚未足十八岁的刘若曦,也表明要参选区人大代表。他在微博上说,「今天,我离十八足岁还有十几天(今届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全国各地七月陆续开始――记者注),我征求了父母的意见,现决定参选区人大代表」。他们正寻觅选民联名推荐,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即可以推荐代
表候选人参选。

  「选择了我,就是选择你自己」,是李承鹏的参选口号。昵称「李大眼」的李承鹏,微博的认证身份是「时评人」、「作家」,在新浪微博拥有二百九十多万「粉丝」,人气极高。二十五日中午,他在微博上说,「本人将于今年九月正式参选人大代表,在户口所在地成都,组成参选班子,严格遵守我国宪法参选相关规定。此想法去年已微博公布,现思考良久正式参选,本人是合法公民,无任何势力操纵,愿为选区人民表达他们之合法愿景,监督政府,推动社会。恳请各界人士指点参选路径及办法。同意的举手」。是日晚上八点,这条微博已被转发近三千多次,评论二千七百多条。

  广东深圳,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半,李承鹏仍睡意朦胧,此前通宵达旦观赏欧冠足球赛电视。他从四川省成都来深圳,是受邀在书城签售最新力作《李可乐抗拆记》的。当接到亚洲周刊记者电话,问他参选的事时,睡意全无。他说,「在确认参选后,开始有点孤独感,但不出一两天,就有数十人自荐参选,看来许多人的想法是和我一样的。在屋子里众人感到很闷,我不小心触动了公民的一扇窗户,大家感受到一股新鲜空气,于是纷纷打开其它窗户。我有了些成就感」,「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中国公民的一大步。希望更多的李承鹏、夏商出现,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是真正强大的、智慧的」。

  李承鹏说:「我们虽然都是中国公民,但对选举选票却是非常陌生的。我其实是见过选票,那是大学时期,选票是和饭票一起见到的。那个中午,阳光灿烂得掉渣,我和几个同学在寝室打麻将赌饭票,输狠了的老大付帐时不小心扔出一�票,才想起皱巴巴揣了多日的选票。那选票长得跟饭票差不多,但盖的并非食堂的蓝印三角章,而是圆形大红章。我们不屑这些选票,等麻将告一段落才瞄清,选票上是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党委办主任。对于这么新奇的一个事物,大家一时纠结,除了在张贴栏宣布处分违纪学生时见过这两个名字,面目模糊。后来又打了一盘麻将,和了的人决定选谁。我和了,决定选校长,理由很简单,他给我们签发毕业证。」

  选票是最重要的饭票

  他说,他不是很好的选民。后来,他才逐渐意识到选票是最重要的「饭票」,人生没有比权利、比选票更重要的「饭票」了。二零一零年底的一天,他在微博上写了句「我要参选人大代表」。SOHO中国的老总潘石屹看到他的「参选」微博,立即发了多条微博,教他走什么程序会更好。他那条微博转发率特高,不一会就有八千多条。不过,不久他的那条微博竟然被「和谐」掉了。

  李承鹏说:「其实,我是个很温和的人,我只有生活主张,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天下大事,油盐柴米,我们只是讨生活而已。我只是行使一个公民很简单的想法。问题是,执政者连这都接受不了,刘萍这类事件发生,令我反而认真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建嵘也发微博鼓励我参选。我原本想低调,想安全些,顺利些,不想面临有"中国特色"的压力,选择时机再公布我的参选态度,于建嵘率先披露我的参选意愿,我不能不作确认。」

  他说,「被选举权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武器"。之前,我对《选举法》等法律并不熟悉,现在在学习宪法和人大代表选举法,发现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权利,我想实践一下,看看自己能否成为合格的人大代表。我以前是记者,现在是作家,应该说,对社会的底层还比较了解。我其实是个代言人,百姓有那么多想表达的,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平台」。

  韩寒愿站台助选

  据悉,李承鹏有了参选大纲,目标是「必须选上」,目前正组建助选班子,有学者、律师、文化名人组成顾问团,其中有学者于建嵘、导演冯小刚、作家韩寒,他们都愿意到成都为他站台助选。

  李承鹏将参选的是他所在的成都武侯区的区人大代表直选。他所居住的小区是知识分子、白领聚居的地方。他力求多多倾听选区居民诉求,希望能帮助他们与政府沟通。他将关注医疗、教育、农业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农业方面,农民种了水果、蔬菜,卖得很便宜,到了超市价格却很贵,政府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减少流通环节。关于这些问题,他都会有详细计划递交政府。他说,「这是一个浩大工程。我要代表人民说话。我们不外乎推动社会进步,普及文明。我们不只是要监督政府,更重要是帮助政府让选民、居民有更优质的生活,拥有应有的政治权利。政府与人民也不是对立的。微博能与选民很好地沟通,我也可以更好地接受选民监督。这事原本就不是洪水猛兽,只是有些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有点过度紧张。目前,没有任何
方面跟我打招呼,给我压力」。

  正在台湾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受邀从北京到台北参加学术活动。五月二十九日,他接受访问时说,今届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七月各地陆续开始,但现在已经极为热闹了。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作选举试点。二零一零年选举法修改,增加了一个章节,关于选举委员会的。其中有一条规定,选举委员会应避免人员冲突,要实行回避政策。选举由人大领导,但人大主任、副主任又都是代表,按回避原则,他们就不能「领导」这场选举,包括党委书记。要回避,就令当局不知该怎么办,必须回避,又不知该怎么回避。江西省新余就选择一个区作试点。

  李凡说:「没想到,随着社会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大。老百姓用尽一切所能用的办法,除了上访,除了围攻政府,除了法律诉讼,还有就是参选人大代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的试点,竟发生独立自荐候选人刘萍事件。」

  刘萍是江西新余钢铁厂的职工,二零零九年内部退休,几年来一直为带薪休假和享受加班工资而维权。这次区人大代表选举,刘萍觉得作为一名普通工人维权太难,于是就产生当人大代表的想法,她的想法得到很多市民和同事支持。刘萍说:「人大代表的权限是非常大的,可以联名罢免不合格的领导,联名提议检察院副检察长、法院副院长等。我的权利一直被侵害,我被代表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利用手中的武器,也就是选票来捍卫自己尊严。」刘萍的联名推荐人超过法定人数,但她最终没有进入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投票日前几天,刘萍遭警方约谈而「失踪」了,直到选举完才重获自由。此事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经过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当地官员不得不出面解释,可是质疑声依然不断。

  新华社报道说,依据江西省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选举工作指导组办公室透露,刘萍未被列为候选人,是因联名推荐她的人数不够选举法要求,共有十七人签名推荐刘萍作为代表候选人,其中五人不是选区选民,三人退出签名,二人在新钢选区查无此人,所以有效推荐的只有七人,没有达到法定十人以上的人数规定。不过,这种说法广遭质疑。

  深圳电视台支持刘萍

  李凡说,前几天他在深圳,电视台播出刘萍事件,先说了新华社的报道,最后播出一个画面:十五个推荐刘萍的选民的签名信原件,还说「经确认,这十五个选民符合规定」。深圳就不信新华社的报道。渝水区至少有四五个独立候选人,有的是上访人,有的是工人,他们遇到问题却无处申诉,于是就自荐参选人大代表。新余的渝水区开展试点,原本是关于选举委员会的,但当局没想到,竟出来一堆独立候选人。对此,中央都不知该怎么反应。全国一批主流媒体记者争先赶去新余采访刘萍,纷纷报道事件,令当局措手不及。这就像二零零三年换届人大代表选举,深圳、湖北和北京等地出来一大批自荐候选人,热闹异常,学者举办研讨会,零六、零七年换届选举,当局下了不准这不准那的规定,将选举控制住了,自荐候选人一个一个被去除
了。当局原以为今次换届选举也能控制,未料刘萍事件刺激了各地选民。

  李凡说:「网络公众人物参选人大代表,是合法、正常地行使公民权利,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进步。运用微博表态参选,表明中国百姓有政治参与的意愿,却没渠道参与,自荐参选成了重要渠道。到今天为止,中央对此没有说什么话。」

  原载《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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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4日星期六

雪珥:美国排华法案130年祭

  2011年5月26日,美国参议院及众议院联合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美国国会为130年前(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已于1943年废止)道歉。如果此议案能通过,则将成为美国于1988年、2008年分别就二战时迫害日裔、奴隶制下迫害黑奴的第三次"国家道歉"。本报专栏作家雪珥今日回顾美国排华法案的历史。

  1868年7月2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

  黄龙旗与星条旗同时飘扬在白宫的旗杆上,中美两国将在此签订《天津条约续增条约》。

  代表中国签字的大清代表团团长,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卸任不久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聘请美国人充当自己的外交使节,这是大清国对外开放中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一大创举。因此,这一条约又称为《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前往各国,或愿长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两国政府对移民"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踌躇满志的蒲安臣能够预料到,这将打开华工蜂拥入美的闸门,他却无法预料到,这也将开启纠葛中美百年的一场梦魇……

  美国欢迎你?

  《蒲安臣条约》是"美利坚帝国"的一块重要基石。

  以国务卿西华德等人为代表,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坚信,美国只有通过"脱欧入亚",以商业力量,向太平洋全力扩张,最终与中国建立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才能奠定美国的大国和强国地位。打开日本的大门、收购俄罗斯的阿拉斯加等等,都是这一向中国靠拢战略的步骤。《蒲安臣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被美国内战中断的这一进程,开始继续推进。

  时任美国总统亚瑟与西华德一样,坚信美国财富和势力的扩展,有赖于对华贸易及大批旅美华工。此时,美国正在大力兴建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十分需要华工的力量。

  当亚瑟总统向华工表示欢迎的同时,华工却已经在美国政治中正在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词"。联邦政府及企业家们,坚信美国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及更为广泛的劳工阶级,却认为华工正在"撕裂"美国,应该限制华工入境。

  双方的理由,首先都是因为中国人太勤劳了,而且也太廉价了。

  自从加州发现了金矿后,几乎全世界都掀起了到美国淘金的浪潮,而外来劳工中,以爱尔兰与中国为最多。两者不同的是,爱尔兰人是拖家带口移民,图的是"落地生根";而中国人则是单枪匹马打工,最后会返回中国"落叶归根"。更令美国人吃惊的是,这些单身华工不仅能干"男人活",而且也做那些缝补浆洗、烧饭做菜等"女人活"的工作,除了吸毒(鸦片)、赌博和嫖娼之外,几乎别无消费。

  淘金者们最初是相安无事的。但随着表层金被开采殆尽,淘金逐渐向地表之下深入,华工的"价廉物美"优势就充分显露出来,雇主们喜欢雇佣廉价并且安分的华工。在这场"工作机会"的争夺战中,以爱尔兰工人为主体的白人劳工,虽然在市场上不占优势,但他们大多数已经入籍美国,手中的选票能够在这个"民主社会"里转化为政治压力和经济效益。

  虽然从华工身上获得了大量的税收,但加州政府最后在白人劳工的政治压力下屈服。州议会立法,向非美籍矿工征收高额"执照税",州最高法院也判定,华人无权在法庭上对涉及白人的案件作证,这等于剥夺了华工的法律自卫权。

  华工们被迫离开矿区,进入别的行业,在受到了企业主热烈欢迎的同时,也激发了业内其他劳工的嫉妒和仇恨。美国雪茄烟制造业劳工,就在1859 年成立了"人民保障同盟",专门抵制大举进来的华工。

  劳工阶层的对抗行为,并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热火朝天的美国铁路网可以吸纳大量华工。《蒲安臣条约》签订后,每年都有上万名华工获准进入美国,大多数都投身铁路工地。

  太平洋铁路工程的一名承包商,日后在国会作证时说,他一开始"对中国人也抱有偏见,不太愿意用他们",但铁路工地人手不够,只好雇佣华工试试,结果令他十分满意,华工们不仅能保质保量地完成本土劳工们的任何工作,而且日工资只要求1美元,且食宿自理,本土劳工却要求1.5美元的日薪,并且另行提供食宿费用。这位承包商明确表示,今后他一定继续雇佣中国人。

  华工的价廉物美,赢得了美国企业主阶层的广泛欢迎,企业主们成为日后对抗排华法案的中坚力量。但是,华工的廉价也拉低了劳工阶层的工资,美国劳工组织认为这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对美国穷人产生了巨大压力。

  法律拉锯战

  1870年,美国"横贯大陆铁路"修建完毕,被《蒲安臣条约》带入美国的大量华工,开始成为美国"阶级斗争"的第一靶子。

  铁路贯通后,并没有立即给西部带来繁荣昌盛,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筑路工人大量失业,而便捷的交通又带来了东部的过剩劳工及廉价商品,立即造成西部劳工供给过剩及产业结构调整,更多的工人下岗。祸不单行的是,原先作为加州支柱产业的银矿,开采量急剧下降,而持续干旱也令农场劳工加入了失业大军。

  一片萧条之中,极能忍耐的华工,却通过不断压低工资,依然如鱼得水。那些因种种原因无法雇佣廉价华工的企业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打击下,也开始加入排华的大合唱中。随着经济危机在美国全国的蔓延,排华开始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之一。

  围绕着华工问题,美国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抗日益尖锐,并最终以最美国式的方式,体现到了法律斗争上。

  法律的拉锯战,最初是低层面的。地方议会制定些歧视性的法令(如征收特别税等),而华工们则在美国雇主们的支持下,进行挑战。华工们如果"依法"不能出庭作证,雇主们便亲自代劳。

  排华势力很快就从更为根本的立法层面,进行反扑。加州议会通过了州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公司不得雇佣中国人或蒙古人; 除了作为对罪犯的惩罚外,任何州、县、市或公共工程不得雇佣中国人。但这一条款,很快被联邦巡回法院判定违宪。

  以企业主阶层为核心的"反排华"力量,展开反击,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认定,各地议会的任何排华立法,都违反美国宪法中对"正当程序"的要求以及"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也违背了民权法案禁止歧视任何人的规定,同时,也触犯了中美条约中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并直接挑战了《蒲安臣条约》中"自由移民"的规定。

  这是一个值得中国研究者思考的细节: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惯常被认为是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主要"不平等"之处,但是,这种不平等,究竟是存在于条文本身,还是源自于执行能力?当大清国终于有能力"走出去"之后,利用条约享受最惠国待遇,保护自己权益,也成为主流。而那份被后世列入不平等条约行列的《蒲安臣条约》,实实在在地成为抵制排华立法的中流砥柱。

  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各州议会今后不得擅自通过任何排华法案,只有美国国会才有权力为限制外来移民而进行立法。华工问题在凸显了美国的"阶级斗争"之后,也成为检验"中央"(联邦)与"地方"(各州)权力界限的试金石。

  1876 年7月开始,美国国会两院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华工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这个委员会从10月份开始,传召了大量证人在国会进行听证。听证过程依然是美国式的"阶级斗争"的反映:绝大多数企业主、农场主,尤其是大企业、大农场,都坚信"聪明、精细、迅捷"的华工是最优秀的劳工,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白人劳工、小业主等,则成为主张排华的主力。双方都采取了请愿、抗议等街头政治方式,表达各自的诉求,但排华势力以"民意"为根基,更为声势浩大。

  1879年,在排华势力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十五旅客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抵达美国的船只,每次所载的中国旅客不得超过15 名,如有违反,将对船主处以每一超额乘客100 美元的罚款以及6个月的监禁。

  大清政府对这一法案高度重视,向白宫提交了严重抗议。白宫也认为此法案不利于美中贸易及美中关系,最终,总统海斯以违反美国宪法和《蒲安臣条约》为由否决了此项法案。

  暴力威胁

  尽管美国未能立即通过排华法案,但各地的排华事件却越演越烈。

  1871 年10 月24日,因一名叫Yut Ho的华人女性的绑架案,引发洛杉矶华人帮派持枪火并。结果殃及池鱼,1名警察受伤,1名当地的白人工人Robert Thompson被流弹所杀。当晚,数百名白人暴徒持械围攻唐人街,官方最后确认18名华人被杀,也有人估计被杀人数为84人。他们大多数被绞死在街头电线杆上,有一具尸体甚至被剥光了裤子、指甲也被拔出。数百人被赶出家园,数万美元被窃。警方逮捕了27 名暴徒,但最终予以轻判。

  1877 年7 月22日,旧金山工人集会,声援铁路工人罢工。集会中,与会者殴打一名过路的华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救走了华人后,与会者失控,开始攻击唐人街,并向全市蔓延。事态迅速恶化,政府不仅召集警察,并且立即动员"民团",发放枪支弹药以供自卫,甚至还派遣了海军军舰。旧金山成为美国"阶级斗争"的"热战战场",美国政府用武力强行镇压了骚乱。这也是排华运动与工人运动纠结在一起后,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事件,华工已经被美国本土劳工看做是"资本家的走狗"。

  外交斡旋

  白宫虽然否决了排华的《十五旅客法案》,但围绕华工的政治分歧,令白宫如坐针毡。政治是一种妥协的游戏,而在美国式的体制内,更是如此。对排华势力硬顶,既不符合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也不符合美国总统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利益。一边是汹汹的"民意",一边是神圣的宪法精神及国际条约,海斯总统所能做的,就是设法通过外交努力,获得中国的谅解与支持,以修改《蒲安臣条约》的方式,部分满足排华势力的要求。

  海斯总统提名密执安大学前校长安吉尔出任访华特使,与中国讨论《蒲安臣条约》的修改事宜,双方最终于1880 年11 月17日签订了条约,史称《安吉尔条约》。

  在《安吉尔条约》中,中国政府做出重大让步,同意美国政府对中国移民进行规范、限制或暂缓引进,但不可绝对禁止;美国必须在采取此类限制行动前,提前告知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有权就相关立法的措辞提请美方关注;条约重申,中国人在美国依然享有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应尽力保护在美华人。

  对于这一条约,斯威夫特认为:"它揉合了国会的各种意见,将华人移民问题列入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中。"这一条约实际上也为美国立法排华扫清了道路。

  但是,中国在这一轮外交斡旋中,并不能说是失利。同时签订的,还有另一份有关商务的《安吉尔条约》,美国同意逐渐取缔鸦片贸易,与其他国家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鸦片贸易的关税等。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大清国全力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愿意在移民和华工问题上让步,来换取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对中国的更大支持。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年访华的前总统格兰特,以私人身份为中日之间斡旋因琉球归属问题而起的纠纷。可以说,自此开始的中美关系,西华德和蒲安臣倡导的"合作"占据了主流。(参阅雪珥著作《绝版恭亲王》)

  《安吉尔条约》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在打开了立法排华大门的同时,也刺激了美国工业界赶在国门关闭之前吸纳华工的紧迫感。条约签订当年(1880年),华人入境人数为9600多,次年就达到了1.8万人,而在排华法案正式通过的1882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3.95万人。

  排华法案

  经过两年多的政治博弈,1882年,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提交的排华法案,并最终通过了两院的表决。

  李鸿章闻讯,立即派遣郑藻如到美国,提交抗议,认为这一法案违背了《安吉尔条约》。郑藻如提出,法案的20年有效期绝对难以接受,5年则比较合理;法案中所限制的"熟练劳工"一词,容易产生歧义,有可能危及制鞋商、烟草商、洗衣店主等《安吉尔条约》所允许入美的华商;法案中单独针对华人的登记及身份证明等手续,也违反最惠国待遇。

  美国国内的"反排华"势力,也积极游说总统亚瑟。在多方压力下,亚瑟总统行使了否决权,其公布的否决理由是:20年的排华期限太长、单独要求华人登记违背最惠国原则、该议案可能导致亚洲反美情绪并影响美国外贸。

  经过一系列的幕后折冲,排华势力同意缩短法案的有效期,从20年改为10年,亚瑟总统随即签署,这份名为《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案》于1882年5月6日正式生效。但中方提出的其他意见,均未被采纳,郑藻如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强硬抗议,但木已成舟。

  这份排华法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10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包括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和矿工。如私运华工入境,每私运一人,船主将被处以最高500美元的罚款和1年监禁;

  二、非劳工的华人入境,须持有中国政府所发的英文护照,内载本人详细信息,并经美国驻华领事查验和签名盖章。但美国税关人员有权在海关检查并拒绝持证人入境;

  三、不准中国人取得美国国籍,嗣后美国新制定的法律不得与此冲突;

  四、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都应驱逐出境。

  这份法案创造了两项美国纪录:第一次立法禁止一个种族进入美国,第一次立法排斥一个种族加入美国国籍。

  法案生效后,在3年时间内就有超过5万多华工被迫离开加州或被迫害致死。1884年,国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加强了对《排华法案》生效前入境华工的驱逐,并将《排华法案》适用于一切华人、包括已经获得第三国国籍的华人。

  血腥屠杀

  《排华法案》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潘多拉盒子,针对华工的暴力行为,似乎被注入了兴奋剂,日益严重。

  1885年,在怀俄明州的石泉(Rock Springs)煤矿,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杀。

  华工是从1875年起进入石泉煤矿的,与别的地方不同,在这里,华工与本地矿工同工同酬,并没有以"低价"抢夺白人的饭碗。但是,随着石泉煤矿产量的降低,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工人的整体薪酬水平下降,白人们便将愤怒转移到了华工身上。

  1883年,当时美国最大的工人组织"劳工骑士团"开始在石泉矿区大力发展,不少白人都加入了这一"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但是本分的华工们"觉悟"太低,居然无人入会。"劳工骑士团"组织罢工,华工们拒绝参加,资方自然大喜,用华人顶替了那些罢工者,照常生产,这显然令"劳工骑士团"的诉求泡汤。因此,"劳工骑士团"将驱逐华工作为取得针对资产阶级斗争胜利的基本前提。

  机会很快就来了。1885 年9 月2 日上午,两名白人矿工怀特蒙和简金斯来到六号矿坑,发现自己的矿位被同矿坑的2名华工占据了。这个矿坑共有4个矿位,分配给他们4人。这本是很正常的小纠纷,4人争吵之后,2名华工被痛打一顿,送回住所疗伤。

  毫发无损的2名白人,却也返回住所,高呼"白种人集合"。下午2点,150多名白人聚集起来,其中半数携带枪支,包围了唐人街,不由分说就开始烧杀抢掠。华工们四散奔逃,最后,有28人被杀、15人重伤,财产损失高达14. 7 万美元,震惊全美国。

  这是一起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警方随即逮捕了16名嫌疑人,但因为华人不能出庭作证,最后,16人全部无罪释放。

  随后,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劳工骑士团"说服政府,限令华人在限期内离开。经过严密的计划,驱逐行动在11月3日开始,所有的华人被武装人员押解到码头,然后送往远处的火车站,他们的财产被剥夺,损失高达10万美元,其情形与日后纳粹分子掠夺犹太人极为相似。

  "劳工骑士团"在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难以说服政府和企业主以特别手段驱逐华工,但却赢得了当地工人的支持。1885 年9 月,"劳工骑士团"连续举行反华集会和示威游行,并要求所有华人必须在11月1日前离开。限期过后,只有150多余华人离开。

  为了应对危机,西雅图政府下令民团进入武装戒备,联邦政府也派遣正规军赶来,准备镇压"劳工骑士团"的任何骚乱,联邦法庭则逮捕了"劳工骑士团"设立的专门组织驱逐华工行动的"十五人委员会"。但他们获释之后,继续活动,于次年2月7日再度向华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华工们乘坐下午1点的"太平洋皇后"号轮船离开。

  在"劳工骑士团"武装押解华人们到达码头后,西雅图警方予以阻止,法院随后向华工们颁发人身保护令,并派遣民团对华工进行武装保护。次日,当民团护卫着华工们返回唐人街时,遭到暴徒攻击,民团开枪还击,打死2人,局势恶化。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立即宣布戒严,数日后,美国总统克利夫南宣布西雅图进入紧急状态,随后调派军队入驻。在军队的保护下,华工们最后还是被全部转移。

  1887年,在俄勒冈州的考夫,一个由7人组成的暴徒团伙,其中最小的一个年仅15岁,屠杀了31名华工,劫掠了价值4000~5000美元的金子。其中4名暴徒被警方逮捕,一人转为控方污点证人,其余3人被控以谋杀罪,但最后全数被无罪释放。出庭作证的一位当地工人George Craig感慨说:"如果是这么多的白人被谋杀,陪审团就一定不会宣布被告无罪。没有人在乎中国人。"

  即使在《排华法案》下,华工问题依然是美国历届政府的烫手山芋。一方面,在美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下,政府不得不屈从于手握选票的排华势力,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发展也的确离不开华工,更离不开庞大的中国市场。而且,美国毕竟是法制国家,即使排华,也只能依法办事,绝不允许"民愤"的自由宣泄。因此,在整个排华历史中,美国政府经常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以保护华人免受暴力攻击。吊诡的是,这一事实常被当时的美国民族主义者及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们所忽略。

  1943年,在二战的硝烟中,美国国会通过《麦诺森法案》,废除了《排华法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表示:"国会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案》,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要采取这种早就应采取的措施,以纠正过去对我们朋友不公正的行为。"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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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滨:二十二年后…六四,居然还是这样生猛

  前几天俺一直搞不明白,内蒙古有人闹事搞动乱,该抓就抓,该杀就杀呗,就跟镇压西藏新疆叛乱那样,快刀斩乱麻,多给力!反正有的是维稳费,不花白不花。 没想到闹事刚刚开始,党中央就服软了,居然满足了闹事者的要求。 这跟我党的一贯方针不大协调哈。

  西南在闹旱灾,好几条滔滔大河早已变金光大道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都成茫茫大草原了,很多人恶毒攻击我党,说那是三峡大坝惹的祸。结果呢,党中央居然一反常态,承认三峡工程的负面效应,首次表态,"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党什么时候学会了自打嘴巴?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几天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这就是全国各地有几千名干部和群众联署了一份强烈要求公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茅于轼、辛子陵的请愿书。按理说党中央对群众的这种革命要求向来是大力支持的。 可这一次我党却装聋作哑,拒绝聆听群众的呼声,至今反革命分子茅于轼、辛子陵仍在逍遥法外。 俺真担心革命群众一怒之下会做出"草泥马裆中殃"那种傻事来。

  今天一看日历俺突然明白了我党最近身段很软的奥妙,原来又要到六四啦。六四是我党的大忌。 以上这些事情,本来我党都是要很严肃认真地处理的,但由于发生在错误的时间,以至于我党不得不放低姿态,做出很谦虚很诚恳的样子来,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温暖,怕的是六四再出大乱子。

  六四都二十二年了,这些年来我党领导我国人民奔小康,建设特色社会主义,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了。按理说我党对二十二年那件事的态度应该是越来越牛才对。 可事实恰恰相反,我党对那件事居然越来越没有信心,对六四的评价是一年比一年软。 据说最近又在私下和天安门母亲商讨赔偿一事了。过了二十二年,六四居然还如此生猛,岂不太荒唐?

  那一年发生的事,说透了就是一个既不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也不是中国国家主席,只不过是一个军委主席的家伙,居然威逼着中共的领导核心,中国的国家领导,顶着天下的压力,做出了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的决定。 虽然后来他的后代们否定这种传说,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写了个回忆录,原原本本地记载了他这一功德。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 六十二年前毛泽东打开了国民党贪污腐败的死结,缔造了新的王朝,辉煌一时,但他晚年却结下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死结,把党和国家推到灭亡的边缘。他死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大智大勇,帮助共产党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死结,否定了毛泽东,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但贪污腐败又卷土重来,引起民愤。 他邓小平血腥镇压了学生运动,却结下六四这个死结。 二十二年过去,六四这个死结至今无人能解,无人敢解。 说如今这些在台上的人都是一群废物,一代不如一代,一点也不知进取,确实不冤枉他们。但仔细想想,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各个朝代,一开始不都是凶猛无比,后来不都是某一个死结打不开,就彻底完蛋了吗?

  前几天俺在做一项海归和海不归的研究,无意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国内的红歌唱的越凶,国内的"官二代"往国外跑的就越猛。 以前的官二代出国留洋,大多一读完书就回去做官,经商,发大财。 现在的官二代,一出来就不回去了。 为什么呢? 原来现在国内当官的个个都想在海外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有风吹草动,赶紧逃出国。 所以官二代必须留在国外随时接应。 其实并不只是贪官们这样做,即便是清官,也都在想着给自己留后路。 所谓"裸官"就是这个意思。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在我党广大干部中流行着一种末日心结,大势已去,大厦将倾,险象丛生,好日子也许撑不了多久了。  那所谓的经济繁荣,所谓的GDP世界第二,都是假象。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拿那么多廉价劳动力,以牺牲环境做代价,�¶
�耗那么多能源,制造出那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都能使经济象吹泡泡一样蓬勃发展起来。但一旦环境和资源被彻底破坏和枯竭,一旦能卖的土地被卖完,一旦贫富悬殊到了大款们都不安的地步,吹起来的泡沫,到了临界体积,随时可以破灭。 等那一天到来,社会动荡,天下大乱,老百姓拿所有的官员是问,就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一样可怕。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你都会相信,二十几年前老邓的白猫黑猫论,先富论,不争论都已经被实践和事实证明是扯淡。 继续那样搞下去,中国一定要完蛋。

  我几乎已经相信国内的老百姓早就忘却六四了。因为中国人是世界最健忘的一个民族。 尊重历史、求公道,似乎只是外国人的专利。 一有人谈到追究以前的罪孽,国人就只会用"冤冤相报何时了"轻轻带过。 "南京大屠杀"中死了那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为那建立一个国耻日。人家日本鬼子侵略别国挨了原子弹,还搞了个"原爆日"。 昨天俺在网上用英文和中文搜查了"六月四日"这个关键词,结果发现这一天在历史上唯一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就是中国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 看来国人即使想忘记那件事,世界人民也不准许。 我们今后想关起门来当阿Q都很难了。

  几天前有一个叫姆拉迪奇的69岁的老家伙在塞尔维亚被捕。他被控在16年前参与并指挥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造成了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据说有8000多名穆斯林男子被杀死。 俺仔细阅读了那个事件的资料,发现姆拉迪奇真的有很好的记忆。 他杀那8000穆斯林男人,是为了200多年前当地穆斯林大规模屠杀波黑塞族人的一场杀戮报仇。 一场动乱,就使8000多名无辜的穆斯林男子为他们祖先200年前的罪孽而丧生。 这狗日的还真干的出那种事情。 去年俺看到一位海外官二代在网上扬言:都说共产党要完蛋了吗?现在还没有一点迹象哈。 如果共产党300年后完蛋,好啊! 那时俺都沤成了灰,还怕谁?

  所以,现在国内维稳,还不怕杀更多的人。但人们的记忆却很难杀。 以前国人的记忆确实有点问题,可现在都有计算机啊。 再想忘掉历史,那可能吗? 谁说天朝还有300年的好日子?今后十年二十年中,谁能保证中国就不出乱子了? 谁能保证维稳经费只要一直上升,中国就真能永远稳定了? 谁能保证西藏、新疆、内蒙的那种恶性动乱就不再发生了? 谁能保证那每年二十几万的"群体事件"就不会连成一片,闹得个天下大乱了?你以为有可能把全国青年男子都编进38军吗? 你以为只要有足够的坦克和机枪,就可以让全国老百姓永远当顺民吗? 万一有个闪失,动乱之中,老百姓再跟文革那样抄家、打砸抢、把党的干部都拿来游街示众,怎么办?这阵子全国都在唱红歌,其实真要是再来一次文革,谁怕谁啊,你以为现在的老百姓还跟40年前
一样好骗啊。

  六四的作用,就是让党和人民都看清楚了一点,这个党不过就是太平天国农民进城,做着"老子打天下、坐天下"的旧梦而已。他们和中国历代任何封建王朝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站在一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为了维护他们的一党私利,就必须对人民使用武力,即使杀光天下百姓,也在所不惜。六四不过是一个封建王朝再次亮出了他的屠刀。 但我国的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对人民挥动屠刀的次数越多,那个朝代离终点就越近。 所以,尽管今天大家捞了很多的钱,还是很不放心,还是越来越人心惶惶。 "末日心结",就是这样来的。

  但很多人,包括天朝的帝王将相们都明白,要天朝再多撑些日子,让天下再安定一些时光,有一个好办法,这就是打开六四这个死结。 六四这个死结一打开,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起码我党的官员都可以名正言顺一点。 这就跟当初邓小平打开毛泽东的文革死结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问题是,谁敢打开六四这个死结?

  想当初毛先帝尸骨未寒,华国锋就敢把毛泽东的老婆、侄子和亲信统统都给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一律安个罪名,批倒批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有谁敢骂他华国锋叛党叛国吗? 他死后,他的坟墓居然修的比老毛的还宏伟,谁敢放个屁!  邓小平刚刚第三次出山,就推翻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硬是找出毛泽东的一大堆错误和罪行,抹去老毛虚假的光辉,让他恢复一个平常人的真面目,有谁说邓小平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吗?  那么,今天,二十二年过去了,换了两代领导人,怎么就没有谁敢于对邓小平的过错说不,给六四平反正名,把共产党的那段丑恶给洗清呢?  这难道比毛泽东推翻蒋介石,华国锋粉粹四人帮,邓小平否定毛泽东更困难吗?  都二十二年了,六四居然还是这样生猛,满朝的文武百官居然谁都不敢碰,真是一群酒å
��饭袋,一群草包,一群唯唯诺诺的马屁精,一群毫无建树的废物! 是这个朝代的气数已尽了吗? 还是江山真的要改了?

  来源: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p=5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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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日星期四

黄章晋:他们为何声讨茅于轼?

  茅于轼被起诉,画像被老工人们在脸上红笔画上叉,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些痛恨茅于轼的人,无论是曾呼风唤雨的高干子女,还是退休的平头百姓,今天都是六七十岁的社会边缘人,处于人生存在感和价值感的最低潮。

  对这些人来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全在毛的时代,人生最值得回忆的无数个美好时刻,也大都在毛的时代。对他们来说,茅于轼否定的不是毛这个人,而是他们这一代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九斤老太太的现在永远不如过去,是一种普遍心理,只是在今天,它或许比任何时代都更强烈。对中国这一代老年人来说,随着企业改制、城市改造、农村空洞化等一系列巨变,他们以往全部的社交关系、价值归属、情感纽带、道德载体、文化寄托,随着他们熟悉的旧世界的完全解体,被完全粉碎肢解。

  有什么可以对抗巨大的心理失落,有什么可以对抗孤独,有什么可以安置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可以慰籍自己的心灵?

  在没有宗教,没有社区,没有组织的精神真空里。惟一可以拥抱的,也就是过往的回忆,一种以毛为符号的回忆。集体赞美过去,怀念过去,这是他们唯一的集体的精神纽带。

  其实,热烈拥护毛怀念毛的人,多数并不当真愿意回到过去,有谁会真的完全忘记当年的匮乏,有谁会忘记当时的严酷。但现实或许更残酷,对他们来说,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毛的是与非,而是自身的心灵。对他们来说,毛这个符号,其实是一种宗教需求。

  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只有具备极为强大的内心,才有勇气去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一生,去怀疑自己的全部判断,否定一生曾经的全部荣耀和骄傲。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存在可作为工具的思想资源;就中国文化传统来说,中国人多的是自我调和精神,而从来缺少那种跟自己过不去的直接逼视内心的批判精神。

  即使是在被誉为最有批判精神的德国,完成对历史的批判和反省,也不是全民集体转变的方式,而是以在代际之间形成巨大观念鸿沟的方式。就像我一位朋友,爷爷是死于东线的党卫军,奶奶曾参加奥运会,老奶奶至死都拒绝与后代谈论任何历史话题。

  所以,评价毛是怎样的一个人,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对另外一些人,那些一生成为毛的试验悲剧的人来说,它是个感情问题,信仰问题,人生价值问题。两种话语不可能对接。

  拉长时间看,没有必要为这么多人崇毛而担心,毛作为一代人别无选择的的精神支柱,随着那一代人的逐渐凋零,他的评价问题,终将回到本该有的位置上。

  崇毛现象,部分还可与崇儒、尊孔之类的热潮一并观察,因为中国本土的既有精神资源确实如此乏善可陈,所以,任何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精神资源,都会有一大票人去挖掘墓中古尸,重新涂脂抹粉,以为今日纷乱中国的精神圭臬。

  乌有之乡也好,新儒家也好,都是为了精神取暖而猬集在一起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放火,就让他们守着那堆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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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借鉴台湾二二八补偿六四受害者家属

  根据媒体报道,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前夕,"天安门母亲"成员透露,中国安全部门首次表示愿意向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一些受害者家属提供经济补偿。这是22年来的第一次。

  安全部门提出的方案中没有提到公开调查和司法程序,而这正是受害家庭22年来所要求的。

  大陆可以借鉴台湾二二八补偿六四受害者家属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于1947年2月底发生的大规模民众反抗政府事件,及其后3月至5月间国民政府将派遣军队对台湾人民进行一连串镇压的清乡事件,其中包括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军队镇压平民、当地人对新移民的攻击,以及事件初始时少数族群间的冲突等。

  随着1970年代后半兴起的党外运动、1980年代的自由化,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连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间人士捐款设计建筑完成,碑文中呼吁:"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

  台湾实行民主化以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开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任首届董事长。

  中华民国现任总统马英九于2006年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并代表国民党道歉认错。他表示将二二八纪念日降半旗,甚至将二二八视为国殇也不为过。

  1997年2月28日,台北228纪念馆于台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内开馆。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成立,作为南台湾二二八历史研究之据点。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届满六十周年,国家级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原台湾教育会馆)正式揭牌成立,并于2008年2月28日开馆营运。此外,握有最多二二八第一手史料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亦开始逐步公开予民众和学者进行研究。

  《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

  1995年4月7日公布「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同年10月行政院成立「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秉持物质补偿与精神抚慰并济之原则,受理228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此外,更积极透过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回复受难者名誉、真相调查与实地访察等事宜,以抚慰受难者及家属之心灵创痛,促进台湾社会查明与�解真相,以落实平反,归还台湾社会公平与正义,带来真正宽恕与永久和谐。

  壹、组织架构

  228纪念基金会由政府依法设立,以「财团法人」性质接受政府委�处理228事件,组织架构包括决策部门及执行部门,说明如下:

  一、董事会:为本会决策部门,董事由行政院遴聘之,由学者专家、社会公正人士、政府及受难者或其家属代表13人至19人组成,其中受难者及其家属代表不得少於总额3分之1.董事均为无给职,任期为2年,但连聘可以连任。董事长由董事中选任,於董事会担任主席,自本会创立以来已历任7任董事长,现任董事长詹启贤先生系2009年9月就任。

  二、监察人:基金会设置监察人3人,由政府指定具有主计、审计专长的公务人员兼任,均为无给职,掌理基金、存款之稽核,财务状况之监督及决算表册之查核等。

  三、执行部门:基金会设置执行长1人,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同意后任命,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并综理会务。此外,置副执行长、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若干人,依工作性质划分为3至4个部门,执行各项会务工作。

  自本会创立以来已历任7任执行长,现任执行长廖继斌先生系2009年9月就任。

  贰、会务运作

  228事件的处理,分物质赔偿与精神抚慰两个层面,自1995年以来,会务运作的概况如下:

  一、核发受难者赔偿金:228事件受难者赔偿金的审理及核发是基金会成立初期的重点工作,董事会会根据法律的授权订定赔偿金的审理程序及核发标准,按照受难的程度对受难者或其家属发放赔偿金,最高限额为新台币(以下同)600万元。自1995至2006年为止,本会审理通过的228事件受难案总计2,264件,其中「死亡」类案件680件、「失踪」类案件179件、「其他」类(包括监禁、受伤或名誉受损等)1405件。受领赔偿金的人数(包括受难者本人或受难者死亡后的家属)总计9,420人;赔偿金由政府编列预算支应,总金额约72亿。

  二、教育推广及真相研究:教育推广方面包括:架设网站、发行会讯、编印教材、制作影片(《伤痕228》、《台湾百合》)、补助教材着作及相关文宣活动;真相研究方面包括:出版《228事件档案史料�编》(2002)、《2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2006)、编纂《228事件辞典》(2008)、举办学术研讨会(1997~2009)、进行口述历史访谈以及理受难者分区座谈会等。

  三、抚平历史伤痛及回复名誉:为了抚平历史伤痛,本会每年於2月28日办理中枢纪念仪式,恭请总统发表谈话;举办佛教及基督教仪式以抚慰受难者及家属受创心灵;探访年迈受难者、遗孀及中低收入家属并致赠抚慰金、设置遗族奖助学金、安置受难者遗骸。此外,为了回复受难者名誉,於重大庆典由总统亲颁「回复名誉证书」给受难者或其遗族,并将受难经过制作「处理报告书」,刊载於政府公报。

  四、促进族群和谐:为了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二二八活动以达族群和谐及台湾和平的目的,本会不定期举办纪念音乐会、史料或美展、发行纪念套币(50周年)及邮票(60周年)以及办理各类艺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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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局首次愿意用钱了结“六四”


  维权群体"天安门母亲"5月31日发表公开信,透露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于2月下旬"两代会"召开的前夕,找到居住在该区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某户难属,进行私下沟通,交换意见,在"六四"血案发生20多年后,第一次提出愿意赔偿受难家属的损失。在这封公开信中,撰写者,也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丁子霖呼吁,当局不能只想"用钱来了结"六四"",而是应该在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的前提下与受难者家属群体展开谈话,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方式谈"六四"问题。

  德国之声从一名"天安门母亲"的成员了解到,中国当局从今年2月份召开"两会"以来,曾经3次与一"六四"受难家庭进行接触,提出愿意在"只针对个人,不针对群体的前提下"对受难家庭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这名成员称,在"天安门母亲"组织内部会议期间得知该受难家属在与中国当局接触的过程中提出赔偿300万元人民币的建议。中国当局对此并未作任何表态。受难家属同时提出,仅仅用钱无法解决问题,中国当局应该派官方代表与多名受难者家属进行谈判。

  "天安门母亲"之一徐珏于22年前在学潮中失去了长子吴向东。多年来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出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针对中国当局这种只谈钱,不谈其他的做法,徐珏并不认同:"你不给我们讨回公道,光说你要多少钱。难道我们死掉的生命就是可以用钱就抵挡的了吗?难道这不是对死人和对我们亲属活人的一种人格侮辱吗?"

  徐珏认为,经济上的补偿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局必须能够承认错误,还"六四"死难者家属一个公道。

  鲍彤:用军队镇压老百姓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性质

  时值北非阿拉伯国家反独裁的民主运动进展不断,中国当局也加强了对异议以及反政府人士的打压力度。然而就在此时却传来中国政府有意对"六四"死难者家属进行赔偿的消息,在当年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的眼中, 这虽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此事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意义:"因为过去凡是涉及天安门就是反革命。凡是同情天安门受难者就必须从机关里面清理出去,因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你不能同情反革命。现在提出补偿, 那就是说,错在政府。"

  鲍彤指出,从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做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后从来不会提出补偿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当局愿意考虑赔偿的态度要和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共同看待。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于今年3月17日投弃权票,没有阻碍联合国通过制裁利比亚政府的1973号决议就已经表明,中国政府开始就动用军队镇压人民的行为有所反思。

  中国政府多年来将1989年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镇压示威抗议群众的做法称为"果断的正确决定".鲍彤指出,中国当局表示愿意赔偿的意愿证明当年的这一说法已经不再成立,但比给个别受害家属赔偿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承认当年用军队镇压老百姓是非法的,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性质的:"能够把这一点肯定下来,我觉得,中国就有希望了。那时,不仅是没有大天安门,而且每个省、每个县、每个市、每个乡都可以从此免于遭受小天安门事件的镇压。"

  据徐珏介绍,正如每年"六四"将近一样,中国当局已经派人到她家中提前通知她不许祭奠她死去的儿子,也不许她随意外出。同时,她证实这是1989年以来第一次传来中国当局愿意赔偿"六四"死难家属的消息。徐珏认为,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这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某种进步。但是相关的谈判应该在光明正大的环境中举行。政府可以就"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出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由简入深,逐步解决问题。而赔偿,无疑是这三步中相对最为简单的一步。

  作者:馨月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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