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7日星期日

谢盛友:三代国学大师的师生情谊

  章太炎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章太炎(1869-1936)的,恐怕不多。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学大师,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胡适说:"太炎先生是中国最后的朴学大师,自己虽然不是他的弟子,却受其影响最深。事实上,在章太炎所有的弟子和学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旧学上完整承其衣钵,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章门弟子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黄侃、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周氏兄弟,他们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或是共产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研究传播者。学生们后来的发展,已和老师的思想渐行渐远,然而,鲁迅却引用章太炎的话为老师正名,"(先生)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章太炎出生于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学家传。幼年受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是汉学家)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外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

  1902年章太炎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牵合孙、康二派的关系。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

  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入狱三年。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

  章太炎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宿怨甚深,其时吴稚晖正在国民党中任着高官。吴在1936年1月《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的文章,吴说:"从1924年到今,我是在党里走动,人家看了好像得意。他(章太炎)不愿投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好像失意。我若此时去同他相打,终好像我仗势欺人。今后他也大名鼎鼎地在苏州讲学了。党里的报纸也甚赞他的读经的主张了。说不定他也要投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来,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那末,我也准备着鞋皮候他。"

  章太炎终究没有去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也没有投在青天白日旗下,章太炎先生下葬时依然用的是五色爻(象征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五色旗)裹尸。章太炎先生逝后,国学会师生遵先生遗愿,决心把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继续办下去,可是吴稚晖此时在南京扬言:章氏国学讲习会既不是大学,又不类研究院,未经立案,应予封闭,并拟向当局提出。国学会全体闻之气愤,朱希祖、汪东、潘承弼、金毓黻、孙世扬、诸祖耿、徐复等二十人联名,致书吴稚晖,由朱希祖、汪东二先生送达。内有"如封闭学会和杂志社,当一同到南京与吴决战"等语。最后,吴未敢行事。(详见沈延国《章太炎在苏州》,载《追忆章太炎》第401页1997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章太炎之孙章念驰说:"我祖父一生呢,没有投到青天白日旗下面。他一生自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遗民,中华民国是他致力于推翻清政府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他非常忠诚于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当时的五色旗。"

  章太炎逝世,章门弟子十人联名呈请政府国葬,由朱希祖先生领衔,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沈兼士、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诸先生次之。国民党政府曾发布"国葬章太炎令"。

  朱希祖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朱希祖(1879-1944)的,恐怕就更少了。但是,学历史的,若不知道朱希祖,的确不应该,尤其读中国历史的,若不知道朱希祖,那非常遗憾。可以这么说,朱希祖是中国文史分家的第一人,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第一个在大学文科中创建历史系,并首任系主任。

  朱希祖(逖先)是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于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研习历史。1906年阴历5月,章太炎先生出狱,孙中山先生派人迎接,东渡日本,主任《民报》笔政。是年8月,国学讲习会成立,章太炎为主讲人。朱希祖于这一年开始从太炎先生听课。1907与鲁迅、钱玄同等人正式受业于太炎先生门下。

  章太炎的对朱希祖的评价是"逖先博览,能知条理"。

  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于1920年到欧洲留学,先在伦敦大学学院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1926年10月,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

  朱希祖与傅斯年,朱希祖是老师,傅斯年是学生。在众学生当中,傅斯年是颇受朱希祖青睐的好学生。在傅斯年毕业两年后,朱希祖还在别人面前赞扬这位学生。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受蔡元培之聘,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月,朱希祖受聘为该所特约研究员。

  1929年夏,中研院史语所迁至北平,朱希祖聘傅斯年在北在史学系兼课;傅斯年聘朱希祖在史语所兼职。由此,他们从师生关系变成了同事关系,并且还互为领导――在北大史学系,朱希祖是主任;在史语所,傅斯年是所长。

  朱希祖是著名的南明史专家,所以,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傅斯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仰仗朱希祖的。同时,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长,朱希祖在征集文物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这在史语所这两年的年度报告中均有记载。至于傅斯年,在北大这两年的课自然也是十分叫座,很受学生欢迎。

  ……

  荀况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比喻学生可以后来居上,超过老师。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看看这三位国学大师,他们的师生关系好像大家庭里的兄弟关系。他们,师生不但心理相容,而且心灵互相接纳。

  师生关系,若没有这种真挚的"家庭"情感,也没关系,只要师生在人格上平等,就行。可怕的是,师生关系堕落成"博导"和"被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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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江泽民“逝世”代表什么?

  媒体上有评论员说:「香港亚洲电视闯祸,这回,要么亚视死,要么江泽民死。」这位评论员根本不懂中南海权力运行的习惯作法。1997年香港回归,那些评论刊物照样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因为中南海有些人需要这些刊物,因为有些消息新华社、《人民日报》不方便发布,只好通过香港媒体释出,以稳固发布者的权力地位。

  你说,我说的不对?再等一段时间,若中共高层不「惩罚」香港亚洲电视,那我说的应该是对的。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之前还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享有此殊荣。

  那么,江泽民「逝世」代表著什么?中国领导人面临世代交替,2012年10月党代会上,即将易人的党政军最高级职位也许不会少于70%.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中共党史,只有一次,即2002年和平实现了领导变更,其它各次权位变更都在混乱或暴力中进行。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从政治局常委会最高权力位置中退下,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由第四代领导班子胡锦涛接任。至2003年第10 届全国人大,胡再继任国家主席,而江则留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第16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9名成员中,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和李长春等6人与江关系密切,有评论认为他们形成了「上海帮」。

  江泽民「逝世」的消息,说明中共高层争权夺利刚从后台走上前台。江泽民的政治势力除「上海帮」外,还有薄熙来。江泽民一直在暗中帮助薄熙来,这才让他几乎打倒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们。江泽民为什么这样大力帮助他?因为江泽民欠薄一波一个人情。

  当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在给邓小平的信中,举报江泽民父亲是汉奸的秘密,邓小平在薄一波的劝说下,放了江泽民一马,而这是江泽民跪求薄一波帮助的结果。江泽民没有忘记对薄一波的承诺,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从县长,一路提拔进政治局,成为中央领导人。

  胡锦涛希望李克强接班,成为下届国家元首,被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势力阻止了。但是,谁都知道,李克强、薄熙来根本与习近平疏远,2012年10月中国领导世代交替,权位过渡现在刚刚开始粉墨登场。

  江泽民「逝世」意味著中南海真的需要稳定,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主张对不同意见持更宽容的态度。社论说,不压制批评的声音,中国才能获得社会稳定。

  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到什么程度,没人可以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2012年10月之前,党内派系权力重组已经启动。

  (作者为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

  文章来源:2011-07-14 刊登于台湾《旺报》,同日《中国时报》(电子版) 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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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中国利率之路更艰难

  ――中国央行罕见数小时后突然加息0.25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中国央行)6日晚决定,自2011年7月7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也是就在当然0时之后、7日已经开始实施这个新利率来。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调整。

  本次央行加息将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存款1万元存一年利息增加25元

  据央行各档次存款利息调整情况,除活期利率没有变动外,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期限的储蓄存款利率分别加了0.25个百分点。

  假设一位银行客户有1万元存款,按加息后的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期储蓄存款利率计算,在客户存满相应期限之后,利息比加息前分别增加多少呢?我们帮这位客户计算了一下,利息增加了25元。

  加息后仍未跑赢通胀1万元存1年贬值200元

  如果将1万元存入银行,按现在一年期定存3.50%计算,一年后的本金和是10350元。按5月CPI上涨5.5%计算,将这10350元用于日常消费,仅相当于一年前的9800元,比当初存入的1万元贬值200元。

  CPI上涨速度远高于存款利息上涨速度,即使央行加息,存款也不是战胜通胀的好工具。6月份中国CPI可能超过6%.

  加息后5年期房贷利率破七百万贷款月供增119元

  据统计数据显示,从数据上看月供每月增加的数额不大,以百万贷款额计算,每月增加的月供为119.59元。第二套房增加的月供为134.96元。但是已经数次加息的叠加影响逐渐出现。

  有分析认为,从2010年至今,央行已经连续12次执行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较少加息。本次加息对市场的影响将比较大。过去一年 来已经加息多次,虽然前几次加息的直接影响都不明显,但是逐渐将出现叠加效应,给市场的影响将逐渐由量变到质变。利率的上调效果逐渐将明显。

  2010年10月前购房的消费者大部分执行的是基准利率的0.7倍,即使是09年前的购房者也大部分在这期间已经和银行重新签订贷款合同续存期 基准利率0.7倍的贷款合同。也就是说,2010年10月前大部分购房者在2011年前享受的贷款利率是当时基准利率的0.7倍也就是:4.16.

  本次加息以后到明年1月1日就需要执行今年3次加息的影响,也就是需要执行7%的0.7倍=4.9.贷款100万20年,就需要支付的月供为6544.44,而在2010年需要支付的月供为6144.44,上涨了400元。今年剩下6个月时间,中国可能还有二、三次加息。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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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我看中共这个政权

  我看中共这个政权

  黄鹤�

  中共这个政权,是什么样的政权?有人说,它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为什么说它是专制独裁政权呢?这是它的制度所决定的。

  中共这个制度,他是师法俄国列宁式的建制而来的。即在工人队伍中建立党的组织,以党领导来指挥、控制人们的行动。列宁推翻俄国二月革命政权以后,建立所谓的"苏维埃政权",其政权架构,就是以党组织来建立的。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一个党组织,由党书记做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而各部门的要害部分又由骨干党员把握。这样一层层控制,一直贯彻到党中央。最后就形成一个政党,一个声音,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专制政治局面。列宁这个建制,其实就是军队化组织。所谓的军队组织,就是一种命令式的组织,他容不得你有半点意见,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军官的指挥。共产党员,加入这个组织后,都要宣誓效忠的。党章的条文,就如宗教里的教条、军中的军令一样,每个党员必须绝对服从。这样从党中央到最底层的党组织,一层层,都有一个党书记控制,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党书记说了算。他以这个党组织原则来组建政府,这就出现专制独裁政权了。

  所谓的专制独裁,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地方绝对服从中央。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直线领导,从个人到组织,从部分到整体,从地方到中央,一条直线领导,从旁边是不能生出歧议和力量的,一切都要由党来控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的衣吃住行,都由党掌管。这就像一个军队一样,最高指挥官一声令下,下面各级都得执行。这种政体,造就整个社会像一架机器运转。个体是螺丝钉,附属於党这架庞大的机器,党员干部掌握着机器的要害部门,人民群众就只能任这架机器宰割随它运转了。

  这就是列宁式的建制组织形式。有人会说,这种组织形式虽然非常严密,但他的党章有少数服从多数,只要多数党员反对你,你就得下台。这样不也可以保证政治向良性发展吗?其实,这种看法太天真了。这种组织,他作为党的领导,他是最清楚的,只要党的核心干部听他就行了。所以,在他掌权的范围内,就拼命培养他的亲信,打击异己。这样,这个领导选拔干部,就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只要你与我关系好,不管你是阿狗阿猫,蠢才或庸才,我都可以提拔,因为我要保证这架党的机器听从我的指挥,我就得提拔听我话的人。反过来说,如果出现有不听从领导人的党员干部怎么办?那就斗争,把他赶出党内或打成反党集团予以消灭。这就是共党内斗非常激烈的一个因素。

  党的领导人消灭了各派势力以后,他就得到了绝对的权威。各种歌功颂德、拍马屁的就上来了,伟大、英明的领袖就出现了;红太阳、大救星就光照人间了。这时,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声音,一个步调。没有任何异议的声音,也不可能有异议的声音。全国人民就这样盲目地跟随着领袖走。贫穷、�饿、落后、愚昧、野蛮都还不自知,还在认为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因为一切信息都由党控制,民众不可能得到另一种信息作为参照进行判断。毛泽东时代,朝鲜金日成时代都是这样形成的。

  列宁这个军事化组织形式,它的特点就是要培养一小撮人来维护领袖的权威。但是,领袖不可能长命百岁,一旦夭折了,新的领导人上台,问题又出现了。

  新上任的领导人,他接管的都是旧班子。也就是说,都是前领导人的人马。这帮人都忠於前任,但不一定忠於新任。如列宁死了以后,斯大林上台,列宁那帮人马,不一定忠於斯大林;毛泽东死后,毛的人马不一定忠於邓小平。於是,内斗就展开了。斯大林用肃反的方式干掉他的大量对手,残酷镇压;邓小平用分化瓦解的方式干掉了他的对手。原来大家都是党的人,最后则成为反革命、反党集团的代理人。所谓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与黑社会的帮派内斗没有什么两样。

  有人会说,你说的都是老黄历啦。江泽民不是顺利将政权转交给胡锦涛了吗?胡温政权就抓一个陈良宇坐牢,也没有斯大林、毛泽东那样乱开杀戒,文明很多了。其实,说这话的人只看到表面内容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实质的形式。中共政权这个列宁的组织形式根本没有变更,它还是那套军事化组织。说穿了,这个组织形式,就是要控制人的一切行为,党,还是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现在好像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自由,种田的有种田的自由,实际上,你要想发财,想富起来,不依靠党成吗?党,控制着国家的一切生产资料,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实质是归共党所有),各种垄断性企业由党控制;他一直在做着与民争利的工作,那一个有盈利的行业政府就插手控制,由党领导坐享其成。党既是博弈者亦是裁判者,行政权、司法权、话语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与毛泽东打天下坐天下的时期不同的是:他现在内部不用斗得你死我活了,而是分赃的方式大家各得好处。这就是党坐天下到分赃天下的必然过程……我们现在看到,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根本是骗人的东西。那套规则不改,共党领导一切的形式不变,你增加多少内容都没有用。我们在这里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看中共的反贪污腐败。

  中共有完整的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政法机关,若官员犯罪,由政法机关调查、审讯、法判就行了。为什么它反不了贪污腐败呢?因为那个政法机关,都是由我党的书记领导的,就是说,你这个市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属於我市委书记的领导,我要撤谁的职就撤谁的职,我要�谁的官就�谁的官,我掌握着你们的命运,若果我贪污腐化,你敢去查我告发我吗?在你还没有查到我的罪证之前,我早就把你打倒了,撤你的职或是给你一个罪名抓起来了。可见这个防止领导犯罪的机制效能是非常低的。中共本身也看到了这点,但他们如何改革呢?在党内设立一个"纪检委"。而这个"纪检委"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就等於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党书记领导这个"纪检委",你如何纪检书记呢?这个"纪检委"只能是抓小虾,老虎的屁股摸都不敢摸。中共发现"纪检委"也不行了,又成立了什么"反贪污局",还是旧瓶装新酒,这个"反贪污局"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反贪污腐败还是反不下去,而政府的机构越设越多。

  可见一切症结都在这个权力机构,他要一党独裁领导,一切都要他说了算,不许外人说他半句闲话。他如何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绝对不可能!

  所以,中国的弊端,全来自这个制度。政府官员要政绩,要贪污,他就搞开发区、搞房地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所以你平民百姓就得搬迁,就得把土地让出来给党国家;党认为尔等平民百姓不服气,想造反,他不仅有政法机关,还成立武警部队,又生出一个国保机构,层层压你,看你还敢乱说乱动吗?三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他不是放松了党的领导,而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这个列宁式的组织架构,他的特点就是要造就一切行动听指挥。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成立党的组织,由党来领导各个部门。我们看到,以前的人大、政协,说是党的花瓶,有几个所谓的民主党在那里表演,但党连这个面子也不要了。如今人大、政协都是党的人做第一把手;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包产到户,乡镇政府进一步松散,如今党又加强了组织。党员干部到处充满各个部门。现在的乡镇干部,比以前多得多,共产党也承认,加入他们党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外资企业也有党组织。你知道共产党国家为什么剥削人民是最严重的吗?资本主义国家是少数资本家剥削大众,而共产国家是几十个党员干部剥削一个民众。一个人剥削你十几人还可以让你有条活路走,几十个人看着你的饭碗,你连骨头都被他们肯光了。人民群众靠劳动发家致富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多的党员干部窥视着你的财富,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人民所谓的安居乐业是不可能的,那帮无所事事的党员干部就是要靠管理尔等民众吃饭的,他要从中生出管理费来。中共的层层盘剥你是怵目惊心的,因为党的干部太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很多怪现象:世界不是无战事吗?为什么党老是宣扬军事力量如何强大呢?原来党的军官要吃饭,要发家致富,就要制造事端,天天说要打台湾,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事情越多,军队的拨款就越多。为什么说中共中央下令国民产生总值要翻一番,人民就要遭殃受罪?因为各级政府,要做出政绩,使国家每年产生总值达到10%的增长。地方官员发现,搞房地产既可以个人捞到好处,又可以快速提高政绩。於是各地方政府纷纷出笼,大搞圈地运动。多少人在这个圈地运动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就是那个政府组织形式架构所决定了的:政府官员只对上一级党领导负责,而不须对民众负责。因为决定我命运的是上一级领导,而不是尔等民众。

  这种列宁式的组织架构,因其组织性特别强,将人的力量扭在一条线上,其发生的能量是非常可怕的:做革命党的时候残酷杀人;做执政党的时候贪赃枉法。任何制衡、反对的力量他都消灭在萌芽之中。有人说,像三峡大坝这样大的工程,有大量移民、环境大破坏等等重大问题,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听听反对的意见或暂缓建坝计划呢?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专制独裁政体上:大凡独裁者都好大喜功,他们都想建造伟大的工程以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个中共中央、国务院老是想建设跨世纪的伟大工程,刚好水利电力部掌握着国家大笔资金,他要把这笔资金投放出去,做出成绩,向党中央交代。而党中央的头头们也可从建设中得到利益分赃,三峡工程一提出,正合党中央之意,他那会听得进反对的意见?可以说,三峡工程一提出,中共中央就决定要建的了。后面所谓的可行性论证,只不过是装门面而已。记得三峡工程还没有上马前几年,国内某女士写文章反对建坝,她说还有几年时间,或许会发生什么变化,让中共放弃建坝。她低估了独裁者的傲慢与一意孤行。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共产党人的毅力是坚不可摧的,他们哪时候听过人民的声音?

  这个专制独裁的政体,它造成下级要迎合上级意志的现象:个人,要向上级溜�拍马、输送利益,个人才得以升官发财;部门、集体,要创造成绩以示邀功,部门、集体才得到国家大量拨款支援。有人说,中共的特务很厉害,�满全世界。你知道中共的特务为什么这么多吗?党,要靠秘密警察来维持政权,他每年拨很多钱给这些单位,若果这些单位今年用不完这些钱,明年党和国家就拨不了那么多钱了。若超支,有所谓的成绩出来了(发现了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没有,他也要捏造一些出来),以后党拨款更多。那么这些特务机关,他当然要用尽这些钱,这些钱用途,当然要有个交代。所以他们就用来发展特务组织、�置线人和卧底,收买策反反对人士。年年发展,组织越来越大,最后就是全世界都遍布中共的特务。中国现在兴行一个职业,叫做五毛党。党政府�用他们写短讯为政府歌功颂德,反击反对者,一条短信五毛钱。这些五毛党,就是党用钱发展起来的。各行各业都在突飞猛进:航天业的卫星不断升天,军队的战斗机、导弹不断隆响,国保和武警维稳不断取得胜利――等等。甚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也不断增加。真是全国大好山河一片红。到了年终总结报告的时候,写上"在党委的领导下,取得如何如何的伟大成绩。"因为人人都知道,是党为我们创造职业,党可以给你做什么,禁止你做什么,他时时都可以发出"政策"。这个"政策"不是法律条文,但它比法律还厉害。你知道党年年讲"依法治国"为什么没有效果吗?实际上是由他这个党组织形式所决定的:你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然是"政策"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

  有人会说,共党这个列宁式的组织原则,也不是一无是处吧?你看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得多快?没有共产党这个强有力的组织,中国人民能拧成一股力量,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吗?又如四川汶川大地震,党组织人们救灾工作既迅速又有效率。没有哪个国家政府,能像中国这样发生能量和有效率的。说这话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个国家的发展,要以人民安居乐业为依据,国家经济发展得越快,人民的生活压力越大,这就不是好事了。在国家发展的财富分配中,大部分都是你们党人拿走了,人民大众得到的是很少的一部分。这就说明你这个国家的组织机构有问题了。说到底,就是你这个执政党有问题了。为什么经济的发展,总是造就你们大富大贵,而人民既一天天烂下去呢?又如上面提及的汶川大地震,你看到共党救灾很有力,但是你不想想,假如在地震没有发生前,他的地方政府没有贪污腐化,建楼用的水泥、钢针都很好,那个地震可能就没有造成那么多楼房倒塌,也就没有死那么多人。我们看到震后政府的大楼完美无损,而学校的大楼都倒塌了。这就说明,你这个党组织预先就埋下害人的东西,但造成死人后,你既跳出来说要救人。这种事,共产党是做得屡见不鲜的。如共产党说旧社会农民没有土地,他就号召穷人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可是农民分到土地没有多久,他又收归国有了(实际是收归共党所有);如他说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他就要人民让出居住地、耕地来搞开发区、搞房地产,从中贪污发财。

  而这个列宁式的组织形式发出的能量,也正是中共迷信暴力治国,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原因。他们发现,那个地方没有党组织,他的指挥就不灵了。党组织一出现,立刻就有成效。他这个组织形式,最能显现眼前的效果,而弊病往往被隐蔽。那个地方一出现暴乱,党一出击,暴乱就被平定了。那里有事情不能解决,党领导一个批示下来,就搞定了。当权者屡试不爽,非常有效,他在位时,是不愿改革这个制度的,因为这个权力他运用起来太有效率、太得心应手了。而一旦失去权力,不在其位,其才尝到列宁式这个组织形式的苦头,没有人听他的了。这就是做共产党人的悲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一些所谓有"头脑"的共产党人,在位时就拼命捞钱,捞够了好退休;有的就拼命把他的子女、亲朋狗友拉进官场,以确保其身后的荣华富贵。而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为什么只有失势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少数退休的官员呼�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位的不提改革,不讲改革。那个列宁式的体制,你一掉进去,就身不由己,不仅整个身体要听从党的安排,连灵魂都要出卖给它(向党旗宣誓为党奋斗终身)。所以共产党人总是在列宁式这个体制内轮回:文革时被毛泽东打倒整死的中共高官们,他们的后代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他们忘了他的父辈是怎么死的。现在在位的太子党们,那个不叫嚣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一党专政,永保红色江山万年长?这个列宁式的政体,其带来的权力欲望实在太诱人了。

  我们对中共这个政权寻根问底的追踪,就会看到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形式决定着内容,形式不变,中国不可能有希望,人民不可能有未来。就如现代的方程式赛车,结果是必然的。何谓方程式?即它有一套规则定死在那里:道路规定有多宽?要转几个湾?车规定那种型号?都要规定死的。你只能在这个游戏规则中走,超出就犯规,就受到惩罚了,甚至会车毁人亡。中共政权搞的就是这么个东西。我们别听信他那美丽的谎言,什么"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等等。实则他制定的那套形式,早就决定着他的作为,他要为他自己做主,人民只不过是他的垫脚石而已。有人很天真,希望共产党自己能改革,将中国推向民主发展的道路。你也不想一想,他坚持那个形式不变,还是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不变,他能改良吗?就是说,他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得加强党的组织,也就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社会每一个角落都要有党的组织控制着社会的个体。他的"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不都是假话了吗?这就如那个方程式赛车的游戏规则没有变,路,还是规定的那条路;车,还是他驾驶的那辆车;走到哪里你要转弯,你不能不转,他在路两旁筑着高高的围墙,你跑出去就车毁人亡。所以指望共产党来改良他自己,那无异於缘木求鱼,根本不可能。我们来判断中共是否真正改革,只看一条就够了:只要中共还说"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变",只要他还说"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是假的。你要加强党的领导,只能是社会每个角落都有党组织,都由党书记来领导,还是回到我们前面分析的状况中去。

  所以,中国人民早就预言:"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要想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有革掉那套形式――改变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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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薄熙来、李克强功成身退

  恳请薄熙来、李克强功成身退

  先谈薄熙来吧。

  2001年以前,薄熙来在大连市主政期间,把全市的邮筒都刷成红色,是那种鲜红色,很触目惊心,后来可能是受到中央的压力,后来又悄悄刷回了绿色,因为中国的邮政法规定,中国大陆的邮筒必须是绿色的。

  薄熙来主政大连期间,曾在大连市内,选拨了两次女交警、女骑警,要求的身高都是一米七以上,体型模样比较养眼的。尤其是大连公安局的女骑警,骑的是从香港运来的高头大马,非常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目光,每当女骑警一出现,无数的本地人、外地人蜂拥而上,争着拍照、合照留影。而女骑警的主要制服之一,就是鲜红色的。

  2010年薄熙来主政直辖市重庆市,重庆公安局又面向全市,选拨了一批女交警,身高模样同样比较养眼;她们有一套主要警察礼仪制服,也是鲜红色;媒体报道是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亲自设计主抓的,但李扬心中很明白,这是薄熙来的意思,他特别喜欢鲜红色,而且喜欢女警察身着鲜红色警服;鲜红色给人类的联想,首先是鲜血的颜色,而女警察给男人的联想,首先是有权势的性,这是人的普遍心理。

  薄熙来在文革中殴打过自己的父亲,而他的父亲薄一波,则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打倒,薄熙来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批斗其父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在文革中,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毛主席、党中央要比家人亲,为了维护毛主席、党中央,甚至可以出卖、或者杀害自己的家人;李扬年幼的时候,就是这种冷血情感,现在看来不正常,但四十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都会承认当年和李扬一样。但人总是要成熟的,薄熙来后悔打过父亲,这种悔恨折磨着他的心理,为了减轻负罪感,他认为这是毛泽东的罪过,所以在家做个小布人,写上毛泽东的名字,经常发狠地用针扎小布人。江泽民通过情报组织,催眠调查出这一事情后,曾劝告薄熙来一句话:"在中国,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在仕途上是没有发展的。"

  薄熙来是有政治抱负的人,所以开始在表面和形式上,转成拥护毛泽东,希望让人们认为他是左派。现在薄熙主政的重庆市,又开始唱"红歌",就是文革前后的"革命歌曲"。薄熙来很喜欢"红色"。而且,薄熙来还有个心理障碍,就是性虐,其实性虐不是罪,也不是错,它只是一种性行为的享受过程的一种,尤其是施虐的人和受虐的人在一起时,那种惊心动魄的性爱,确实使人回肠荡气。但薄熙来性虐的程度,有时超过可以忍受的范围,甚至咬掉了一个女模特的乳头,这件事一直被海外媒体报道,也一直被他的政敌们攻击,但直到2001年时,薄熙来也没解决此事,这说明他的政治敏感度不高。如果薄熙来成为中共中央常委,那么他交往的都是名女人,如果再出现性虐严重的事件,会不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受伤的名女人灭口?!

  薄熙来的信念就是做个人生的强者,他这一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建立,源于文革时期的坐牢经历。薄熙来因为在狱中有一股高干子女的脾气,结果被狱中的狱霸一顿打,并教训他,人要凭什么立世。薄熙来记住了,相信这是真理,并很感谢狱霸对他人生的启蒙,不仅一直要做人生的强者,而且不允许别人杀了这个狱霸。江泽民很不理解他的这一思维,而李扬比较理解,在中国这样人吃人的社会,你不吃别人,别人就会吃你,根本没有人性可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所以,薄熙来的仕途之路,没有脉脉含情,只有刀光剑影,在大连市、在辽宁省、在商务部、在重庆市,所到之地的各级领导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薄熙来,要么被薄熙来打倒。如果说薄熙来在大连市主政时,还是逐渐掌权的,公务员们已经有点适应他的霸道,那么他在辽宁省、重庆市时,则绝大多数领导,都有一个和他较量的过程。2010年的重庆市"打击黑社会"运动,通过枪毙一批黑社会,抓了一批官员,对上至中央、下至全国舆论,触动很大。这二十多年的从政经历说明,薄熙来不会温柔操作政治手段,树敌无数。

  那么薄熙来这样屡战屡胜,是因为他的能力过于强大么?不是!是江泽民一直在利用情报组织,暗中帮助他,这才让他打倒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对手们。那么国家元首江泽民,为什么这样大力帮助他?因为江泽民欠薄一波一个人情。当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在给邓小平的信中,举报江泽民父亲是汉奸的秘密,邓小平在薄一波的劝说下,放了江泽民一马,而这是江泽民跪求薄一波帮助的结果。江泽民没有忘记对薄一波的承诺,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从一个县长,一路提拨进政治局,成为中央领导,并亲自参与薄熙来的政治斗争,利用情报组织,打倒了薄熙来的政治对手们。如果没有江泽民暗中保护,钢硬的薄熙来早就被抓起来了。

  再说李克强。

  中共中央十七大以前,海外反共网站媒体经常刊登,醒目的文章标题,《李克强不当常委,谁当常委!》,这是一种铺天盖地式的信息轰炸。李扬当时看到这些文章时,只是感到奇怪,中国这么大,中央领导们这样多,为什么李克强就一定是常委呢?而且,这些海外反共网站,都是中国大陆政府屏蔽的,非常反感的网站,支持李克强的的势力,为什么要在政府反感的海外网站大肆宣传?现在李扬明白了,因为李克强在中国大陆,没有政治根基,要想通过正规的组织渠道上位,有点困难,所以走个捷径。

  前几个月,李扬在海外网站《文学城》,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李克强达成妥协,温家宝支持李克强接任总理,而李克强保证成为总理后保护温家宝的家人;文章讲得有模有样,令人比较相信。但李扬思考很久后明白,温家宝的意志被强奸了,面对这种造谣文章,温家宝还不能申辩,因为文章不是李克强写的,温家宝没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只能回家暗中运气、生闷气。这种造谣文章,以支持李克强为主,一会代表这个中央领导,一会又代表那个中央领导,把这些文章汇拢下来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们都支持李克强。但李扬相信,如果写这些造谣文章的人,一旦被中央领导们抓住,不死也得扒层皮。如果中央领导靠在海外的造谣文章,夺取权力,那么中国政府今后的执政之路更加光怪陆离。

  现在都在流传前国家元首江泽民病重,或者去世的消息,这个时候,应该是江泽民不能表达自己意志的时候了,但恰恰在这种时候,海外出现大量的造谣文章,说是江泽民支持李克强出任下届全国人大委员长。造谣文章已经无所顾忌了,谁都知道江泽民一直在暗中,对现在的国家元首胡锦涛下绊子,更不喜欢李克强,而胡锦涛希望李克强接自己的班,成为下届国家元首,这一政治举措,被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政治势力阻止了。李扬太了解江泽民了,他不仅狠,而且有点凶残,在和胡锦涛近十年的明争暗斗中,他希望把胡锦涛的手下,都送进监狱,怎么可能可能支持胡锦涛的手下,出任下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呢?!

  而且,李扬告诉大家,所谓的团派,根本就没有这种政治势力,胡锦涛上任初时打团派牌,是因为他无兵马可调,只好鼓动起中共青年团系统的效忠,以利于他打下执政的基础,当胡锦涛坐稳权位后,他马上开始在各个系统招集人马,为我所用。所谓的"团派",只是李克强无中生有的造势,为自己的仕途之路摇旗呐喊罢了。

  海外还流传一个消息,说是胡锦涛为了让李克强提前接任国务院总理,在中国政府层面大肆调查、宣传现总理温家宝家族的腐败,希望搞倒温家宝,让地位越来越不稳的李克强接任总理,把生米做成熟饭。当家不闹事,贵为国家元首的胡锦涛,耳根子软,别人一真心哀求他,他就立场动摇,往往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如果温家宝在任届快期满前,被搞倒了,中共中央是否会推举李克强接任,这是疑问一;温家宝都快退休了,搞倒他,这样做是否合适,这是疑问二;如果温家宝突然下台,会不会引起骚乱,会不会波及胡锦涛的权位,这是疑问三。李扬一直怀疑,胡锦涛会不会在最后时刻,走错棋。

  李克强在元首胡锦涛的大力提拨下,经历几个地方任职,除了留下玩人的美誉外,没看到李克强在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干出什么政绩。而李克强、薄熙来一直瞧不起习近平,这两个领导在下届出任常委,那么习近平的主要精力,就得放在人际关系、政治斗争中,就不能很好地服务国家和人民,就没有精力放在政治改革上,那么习近平就可能成为亡国之君,这就是中国大陆面临的现实危险。李克强不断暗中下绊子,薄熙来公开顶撞习近平,这可能是下任国家元首习近平,要面对的一种常态。李扬深表忧虑。忍不住提醒习近平一句,要以历史为鉴,要以华国锋为鉴,万不可心存妇人之仁,坏了你的千秋大业。

  胡锦涛、江泽民拼命推举李克强、薄熙来,这种心情,李扬能理解,政治关系中就包括着个人利益,但凡事总要有个度,适可而止,不能强迫国家利益为个人利益服务。对下届政治局委员、常委,有投票权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二、三百人,李扬希望这些领导把握好自己神圣的一票,保护了国家利益,就等于保护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要千方百计地避免前苏联崩溃的历史,在中国大陆重演,因为有的中央领导的最大执政水平,就在于逼得人民无路可走。对有些情报人员,试图利用催眠术,改变这些有投票权的共产党员的思维和决定的行为,中国政府要坚决打击。希望国家元首胡锦涛的党内民主,真正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李扬

  2011年7月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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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伪民主人士的三个标准

  识别伪民主人士的三个标准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一千一百一十三

  把《拿什么贿赂你》贴出去,就见到了网友庸人不自扰的跟贴。在外的路上,想了一下,识别伪民主人士应该至少有三个标准。回来,重看了一下跟贴,他说的是"伪大师"。其实,识别"伪大师"并不重要,其不过就是招摇撞骗罢了;而伪民主人士,则是要祸害国家与青年的。

  以下,谈谈识别伪民主人士的三个标准:

  一、看他如何评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与中共?以上四"核心",实际上,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利益人群。如果说其中某一个好、或两个乃至三个好,都只能说明:仅是他个人的看法,或其中有利益关系。而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好,乃至中共也好,那么,他必然是个伪民主人士,而且还很可能是中共在网络上的特务。

  二、看他在突发事件、特殊情况……等中的表现?无论在突发事件、特殊情况或其他什么非平时状态的面前,网络上总会形成一种主流民意;这主流民意,一般是对的,极少数不一定对。即使对待极少数不一定对的,正常的做法是不说话。而如果对待主流民意,无论对不对都以"疏导"的方式对待,那他必是伪民主人士,且肯定是个特务。

  三、看他对待去留与对大陆的态度?如今"官二代"、"富二代"及其他人,都拼命地朝外跑。不跑的,是没钱或缺乏生存技能。说爱国、不走,也主要是没钱与生存技能问题。而如果一个人早出去了,现在却回大陆到处乱窜,那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特殊目的,必然是伪民主人士,且肯定是特务。

  简简单单、信笔写来,仅供网友参考、对照身边各色人等。

  在中国民主社会到来之前,识别伪民主人士及特务是件极为重要的事。如网友发现疑点,亦可写成短文交流,只要文中有"顾晓军",一般我都能见到。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2011-7-14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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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病危和传死,谁放的风 谁最受益?

  江泽民病危和传死,谁放的风 谁最受益?

  作者:英特纳

  近日,亚视一则乌龙报道,让中共前总书记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人物。关于江泽民是否病逝及此消息反映出的中共权力争夺,各方评论不已,在此不再赘述。本文感兴趣的是,江泽民之病危以及传死,到底对谁最有利?

  一、"传死事件"对胡锦涛有利吗?

  有阴谋论者在网上传播,说"散布江泽民假死讯是胡锦涛派系的政变演习"。这种说法虽然可笑,但也有人深信不已。原因在于,假如江泽民真的去世了,在权力上的最大受益者的确是胡锦涛。

  执政九年多来,胡的保守天下共知,保守的胡当然希望以体制的保守来保守自己的权力。所以在江这个太上皇健在时,胡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江彻底离去时,他亦希望一权独大。

  虽然中共号称现代政党,但中国传统专制文化仍然根深蒂固,且越来越成为中共赖以执政的资源。这一文化背景的现实效应,会在江泽民病逝这个问题上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江健在,则各派系仍然稳固,江不在,则立即重新站队。分崩离析最大的,就是江系人马。其中多数会立即投向胡锦涛阵营,以求加官进爵。少数江系痕迹太深者,会依附王储习近平,以图来日。另一部分观望派,成分比较复杂,即有墙头草,也有火中取栗者,也有希望变革者,这些人都希望中共出现变局,这股力或会依附温家宝,为第三势力站脚助威,以便在乱局出现时,或趁火打劫,或因势利导。

  但如果江没有去世,则这一切皆是空谈。胡不仅不能收上述之效,反而在江"传死事件"中承担部分责任:一则连这种局面都控制不了,突现能力之弱。二则谁都可以借机把"传死事件"的幕后指挥之罪栽在胡身上。

  虽然江泽民已是昨日黄花,但残枝犹在,影响犹大;虽然江泽民当年改革魄力略有不足,但作为有个性的第三代核心,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还是拥有一定程度的开明评价。身上的种种符号,还是胡不敢掉以轻心的权势人物。以胡的谨慎和弱小,这一乌龙事件必令他兢战莫名。

  总之,江的死而复活,最被动的是胡。

  二、六月下旬即有人传"江泽民去世"

  江此次得的什么病,病危到什么程度,这对外界都是个秘密。综合各类媒体消息,此次江得病应当十分严重,时间应当至少在六月初开始,至六月下旬病情恶化,七一前后进入病危状态。

  江去世的消息,最早并非7月6日香港亚视节目传出。早在6月23日,就有人在海外博讯网博客上发布消息称,"据北京的消息透露,江泽民昨天死亡。这是北京高干医院301医院的人员透露的。"博主名叫周亚辉,常在博客上发表支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言论。按他的说法,早在6月22日江已去世。

  接着6月26日,周亚辉又发表博文《江泽民死亡的政治意义》,说:"让我们团结在自由民主派领袖人物温家宝的周围,向胡锦涛团派发出最严厉的声音,谁不搞自由民主改革,谁就滚下台!"有人因此认为周亚辉是温家宝派系在海外互联网上的发声器。

  显然,周亚辉的号召只是一厢情愿,他也肯定不是温家宝的传声筒――温家宝没有低级到在互联网上放风还要贴上自己标签的地步。如果周真的是来自中共高层的传声筒,他的作用也至多是在混淆视听,如果非要给他一个派系背景,他也顶多属于温的反对者而不是支持者。最大的可能,周只是不明就里的"民主愤青"而已。

  那么,在六月中旬到七月头一个星期,江病重期间,谁最活跃呢?

  三、有人"闻鸡起舞"

  其实搞清江"传死事件"对谁最有利很容易,只要检索一下江病重期间谁最活跃即可。

  九大常委中,胡锦涛的活动最少。2011年6月21日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结束后回到北京,除了见苏旦总统,期间就处理一件事:全力应付中共90大庆。唯一的特别之处是活动减少。但从应付90大庆这件事来看,胡减少外出活动也可理解。

  吴邦国也很简单,最忙的就是去新疆考察了一趟,期间见了几个国家的议长,并在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此外就是参加中共90大庆。亦无特别之处。

  贾庆林也无特别。除会见外,最大的活动是在7月1日至2日,到辽宁大连调研。其他的活动,除了参观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展外,就是政协内部的会议和事务。继续参政不议政,乐哉忧哉,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

  至于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则各安其位,除了考察,就是会议。其中周永康有个特别行踪:2011年7月4日-5日期间,周永康在上海进行考察。网上有人报料,周永康去上海是其实是专程安排江泽民到北京治疗的事宜。报料称,据上海市委重要官员透露,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在周永康的保驾下转院回北京继续治疗。此说法是否确当,有待考证。

  唯一比较活跃的是温家宝。在6月下旬到7月6日江泽民病危这段时间,温的活动之频密,出镜密集程度,都远超往日。这些举动甚至引起网民的注意,有人就在推特上评论说温好像在"借机起舞"。也难怪人们会有这种感觉。此前,温由于受困于家属和亲信涉刘志军腐败案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没有高调活动了。尤其是6月15日丘小雄被贬消息放出后的那几天,除了给日本的小学生写了封信,温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活动。再就是6月17日突然跑到北师大出席首届免费师范生毕业典礼,如此反常,表明自己政治存在的象征意味浓厚。

  另一个引起人们猜疑的问题是,江病重病危这样的事情,中共常委应当是作为头号大事来对待的。而温家宝则不然,又是出访,又是考察,又是签单,又是讲话,不仅到欧洲大谈政改赚得人气,还召开国务院会议大谈反腐。总之一句话:受困于大秘丘小雄身涉腐败丑闻事件的温家宝,突然通过连番动作高调突围,加固了权利堤坝。

  6月20日,温家宝出席全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部署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交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称:"本届政府任期内基本实现两保险制度全覆盖。"

  6月22日,中央国家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总理温家宝会见与会代表并讲话,并提出"四点要求"。

  在出访欧洲之前,温家宝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宣告"成功遏制国内通胀、抑制价格压力",被外国记者评为"中国总理的自我表扬"。

  接着,温出访欧洲。6月25日上午,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散步,搞了个所谓的"多瑙河畔散步外交",欧尔班陪衬了中国总理的"亲民"形象。

  6月25日温家宝访问英国,据法新社报道,"让英国外交部惊讶的,是温要到英国文豪莎士比亚故居朝拜",温欣赏歌剧的姿态,给自己平添了几分"高雅",又一次彰显了他与其他中共常委的距离。6月26日,温家宝在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的致辞。

  6月27日,英国皇家学会学会颁发给温查理二世国王奖章,理由是温倡导民主自由。受此激励的温家宝发表演讲,向西方世界表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与以前不同,温的这次演讲,国内新华社进行了全文播发,一字未删,显示温的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家族亲信腐败丑闻的影响,反而更加稳固。

  尤为重要的是,温着重说明了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我在新华网在线交流时,收到网民来帖40多万条,手机信息11万多条,页面访问量近3亿人次。"如此自降身段,"自我表扬",不知是担心西方政客对他不了解,还是有意提醒国内的政治对手,自己拥有不可轻视的民意力量。

  高调访欧收获如此之多,大概是那些批评温"欺骗国际社会"、"挟洋自重"、"绑架民意"的左派人物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6月28日,在第六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上的演讲,并在会后与德国总理共同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面对德国总理对中国人权的批评,搞出个"耳机故障事件"。

  回国后,6月30日又马不停蹄地出席了京沪高铁通车运营仪式并乘首发列车的活动,对受刘志军腐败案牵连的高铁计划,高举高抬,一时间给人以时光倒流,刘志军复出的感觉。

  在亚视传出江泽民去世的头一天,也即7月5日,温家宝总理又到辽宁考察。

  另外,6月22日到7月6日(亚视传"江泽民去世"当天),还召开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如此忙碌之间,多点站位,多方表态,四面出击,八面玲珑,不管是有意无意,在江病重病危、中共高层乱做一团之机,温家宝已经通过连串动作从腐败危局中杀出了一条光明之路,处处彰显了他的权力地位之稳固如常。

  有人因此认为温的连串动作是趁江泽民病重有意而为。持此看法的人认为,纵观这几年,中共高层九常委中,温家宝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的能力最强,比如胡锦涛出访,温趁机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每当党内斗争胶着,温就适度放出政改话题;每当胡锦涛真的发怒,温又适度沉默。这样的事已反复多次,都说明温善于应变的特点。

  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也反映出民间社会对温家宝的另一种看法。

  四、谁放的风?

  江去世的消息是谁放出的?从媒体披露的亚视内幕运作报道看,作为一个窗口级的电视台,亚视如果没有得到足以让他们认为是确切的消息,他们是绝不会轻易报道的。可能的解释是,要么,向亚视提供消息的,是来自中共最高层的超重量级管道,这个管道的地位足以使亚视高层确信,江去世的消息是真的;要么,亚视受命于中共最高层某一特别重要的力量或派系,这个派系或力量事关亚视的生死,只能听命而不能抗拒。

  不管提供消息的是什么人,但这个人或管道,一不可能来自江泽民派系。因为这种消息对江的权力布局最不利。其次不可能来自胡锦涛派系。若江死,胡的正确做法应当是立即公开死讯,这对胡最有利;江不死,则必须千方百计地抢救。放假消息只对胡不利。三是不可能来自李长春、刘云山的宣传系统。相反,"传死事件"直接受伤的正是李、刘的宣传系统,说明他们不仅控制不了消息,而且对眼皮子底下的香港媒体的异常举动事先都丝毫不知,花了好几百亿的"大外宣"计划等于无用。十八大话语权中,李长春明显输掉一阵。

  至于其他人,明哲保身还来不及,哪里有时间去玩这种火中取栗的把戏。

  其实是谁放的风,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中共现在已经被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所包围所分隔,就算最高层的那九个都不愿意行险放风,他们也不能完全驾驭底下的马仔。这些马仔只要是见到对主子有利的事,有时不用主子吩咐,甚至背着主子,主动向境外报料的可能不是没有。因为对主子有利就是对自己有利,有时主子不愿意,他们先把事办了,裹胁主子的情况也是常有发生。

  当然,如果你实在想搞清是哪一股势力放的风,那就再过一段时间,看火中的栗子都到了谁手里,你就明白了。这个栗子是什么,当然是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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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4日星期四

何清涟:三亿多“中产阶级”为何消失了?

  最近,北京又让世界看到了这个国家非常混沌的一面:全国人大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 元之后,高达三、四亿之多的新兴中产阶级突然缩水为2400万人。按照中国物价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刚够维持低水平生存,在省会城市也很紧张。因此,这一结果意味着98%以上的中国人仍然贫穷。这幅图景与此前不久全世界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将超过美国那幅繁荣富足的中国景象简直成了冰火两重天。

  富裕与贫穷,这两幅图景的主要画工都是中国政府,人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幅是真实的呢?

  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怕比较

  征税起点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之后,纳税人数由原来的8400万人左右减至约2400万人。认真解读这一结果,意味着"富裕"的中国有约6000万人的月收入在2000~3500元之间,其余93.8%的人口除1.5亿每天消费水平在1美元(6元人民币)以下的穷人之外,大部分人月收入在600元~2000元之间――600元是中国政府为农村低保人口设置的低保金。

  这一数字与中国在援助非洲及拯救欧洲经济时所展示的富裕极不相称。而且也与另外几组数字呈矛盾状态:一是与全国用"皇粮"供养的人数不相称。全国由财政供养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4000万加上事业机关人数,有多个估算,大致在7000万~8500万人之间,以此减去2400万人,即使这个中国收入最为稳定、让小百姓羡慕的群体也有一大半人的月收入未到3500元。二是与2010年高达29748元(3650美元)的人均GDP极不相称,粗略估算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为9亿左右,其中8.7亿多人的收入竟然都低于人均GDP水平,只能说这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

  "中产阶级"数量的迷宫

  最重要的是,每月收入3500元(约650美元)的人口只有2400万人,让全世界的一个颇为热闹的研究课题与媒体话题――"中国中产阶级在持续壮大、中国已形成橄榄型社会"一下漏了气。

  这里且不谈早几年那些充满期望的数据,如美国著名的麦卡锡全球研究院(MGI)2006年预测的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将高达2.9亿人。只谈近两年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数据。

  2010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以每天消费2美元为下限,加上世界银行的"全球中产阶级"20美元日消费上限,在此范围内,即成为"亚洲中产 阶级"。按此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不过,亚行将中国中产阶级又划作"底层""中层""高层"三类。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他们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这一报告中的数据受到中国国内普遍质疑,因为即使将那3亿多底层中产剔除,中国还有5亿多名实相符的中产阶级。所以中国国内媒体大呼中国人"被中产了"。

  大概是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数量与标准上还不够混乱,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在亚发行公布中国有8亿多中产阶级之后的三个月也来凑热闹,提出对中国中产下定义需要一个硬指标,即年收入1万~6万美元。文章称,以此为标准,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超过3亿多,大于美国的总人口数。

  中国政府与官方学者认为中国有多少中产阶级呢?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调查结论称,6万元~50万元是界定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在2009年称:中国中产阶级已占总人口22-23%,并且将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按此计算,中国此时至少有3亿5000万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年收入在6万以上。

  中国在贫穷与富裕之间飘忽的原因何在?

  但就在中国政府准备核实个人收入准备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年收入6万至50万元的3~4亿中产阶级突然消失了,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中国人仅剩下2400万人。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的中国,在总人口当中,居然只有不到2%的人能够承担光荣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职责,其中的少部分人还成为成为世界奢侈品市场的消费支柱――这些人当真是"任重道远"哪。

  只有以下三种解释能够粗略说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是中国政府以往对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严重估计不足,极度夸大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而外国那些研究机构本来就是雾里看花,所公布的数据无非是跟着中国官方的调门凑热闹。

  二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经济与灰色收入。既然是"灰色"的,这些钱自然会被漏统,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可以在阳光下晾晒的国民收入表上。按中国现在的物价水平,月收入3500元在中等城市仅够生存。从实际购买力来看,要加上为数不少的灰色收入才能支撑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购买力。

  三 中国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些人的财富远远超过外人的猜测数量。这从以下数字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共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四分之一。但按胡润统计,2010年中国千万富豪只有96万人,如果这一富豪群以千万元级占主体,其消费很难将中国变成全球坐二望一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并吸引全球超1/3的奢侈品牌来中国开店。

  看来中国仍然还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其中任何一件事情的真相,需要花费极大精力。

  来源: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7/mid-class-dis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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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
�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版次:TM05 版名:南方评论 历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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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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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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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2日星期二

贾明:正确认识江泽民

题记:在向各位推荐这篇小文之前,必须首先声明,我没有为江公关的意思。只是想让大家抛弃成见,正确认识江、和他的那个时代。以此文送给不了解江、不了解江时代的人们。

1:文艺青年江泽民

1986年年底,上海。抗议学生们在与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的对话中,质问他,你知道"民有、民治、民享"是谁说的么?

"林肯。葛底斯堡演讲。"江回答道。然后他就用英文把葛底斯堡演讲的全文背了一遍。

不仅如此。当了国家主席之后,一次和学生的交流中,他给学生们背了《滕王阁序》。

我认识的同龄人里面,貌似没有能同时背这两个东西的人。对于六七十岁的老人而言,这种人就更稀有了。温宝宝尽管喜欢背诗,但是估计也背不了这么多。

众所周知,江会弹钢琴,会拉二胡,会弹夏威夷吉他,他还会唱戏,会用意大利文唱《我的太阳》。他还会一点写诗,我觉得他的诗比我见过的一些中文系教授的诗要好。如果他不是去当官,这家伙基本上就是一个文艺青年。

奇葩的是,这个文艺青年的数学还很好。教他数学的顾毓秀教授是当时中国的顶级科学家,而据说江当时数学成绩在全班排名很靠前。如果不去搞政治的话,凭借扎实的学识和文艺青年的风度,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魅力四射广受学生欢迎的教授。

可惜这个文艺青年不但好好学习科学知识,还玩起了政治。他不到20岁的时候就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反对日伪统治,作为地下党,他20岁出头就开始领导学生上街和国民党对着干,解放之前,他还曾经护送他的地下党同志离开上海――这是多么老牌的特务啊。

说上面这么多,我的意思是,不管你对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得承认,他是一个牛人。

现在不少同学都很年轻,江是在2003年左右下台的,对于标准的90后来说,江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最多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中学生,江究竟做了什么?有什么意义?这些他们可能并不清楚。

如果不去了解江做过什么,仅仅是因为厌恶某党或者某政权而泛泛的去批评江,我觉得用江最著名的一句话可以回答他们: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2 1980-1990那些被遗忘的岁月

那么,江到底干过什么事呢?要说这个,我们就必须说明白,在江之前,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这么说吧,如果郭美美童鞋穿越回1980年的上海,走进一家馆子,拍出一叠1980年版十元大钞,得意地说,有什么好吃的尽管上吧。请问她能吃到什么?

答案是她啥也吃不到。因为她没有粮票。

如果她在广东的姘头穿越过来给她送了一沓粮票,请问郭美美童鞋能吃到什么呢?

答案还是她啥也吃不到,因为她的姘头给她送的是广东省粮票,而上海的馆子只收上海粮票和全国粮票。

那个时候,买什么都要票,买粮食要有粮票,买自行车要有自行车票,买手表要有手表票,买布要有布票,买肉要有肉票,买油要有油票,买豆腐干要有豆腐干票。想吃瓜子?只有过年才发瓜子票。总之在那个年头,钱真的不是万能的。

这种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经济体制叫做计划经济。那么计划经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恳请大家把接下来的内容看完,理解1980-1990年间发生了什么,不单有助于让大家理解江干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理解,为什么1990年的前一年会发生那么大一件事情。这一部分有点长,如果你真的没有耐心,可以直接跳到底下的第三部分。

我们接着来讲计划经济是什么。比如说,现在有100个人,这些人需要吃饭也需要穿衣,那么这100个人里面就要有人织布,有人种田。如果种田的人多了,那么衣服就少了,大家的衣服就不够穿,如果种田的人少了,那么粮食就少了,大家就要饿肚子。

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怎么解决多少人穿衣服,多少人种田的问题呢?市场经济的办法是,想种田的种田,想织布的织布。种田的有了粮食就会 和织布的交换布,于是就既有饭吃又有衣穿。如果种田的人多了,那么粮食换的布就会少,来年一些种田的人就会改行织布。总之,大家总会知道多少人织布,多少人种田是合适的。

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觉得市场经济太麻烦了,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个计划者事先安排好多少人种田,多少人织布,生产完了再统一交公由计划者分配,既可以省去交换的麻烦,又可以消除粮食生产太少饿肚子的风险,何乐不为?

所以在计划经济里面,计划者会安排好每个人该生产什么,该拿多少粮食和布。分配粮食的就是粮票,分配肉的就是肉票,分配布的就是布票。不干活的郭美美自然啥也不该得,这样看起来确实不错。

当然这也仅仅是看起来不错。真的运行起来,计划经济的问题就大了。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是靠织布换粮食为生,那么他就得保证他织出的布的质量,如果布质量不 好,他就换不到粮食。但是在计划经济里面,因为布是交公的,质量不重要,所以"计划布"很可能没有"市场布"质量好。

一个经典的故事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苏联,中央收钉子是按重量算的,所以某家钉子工厂只做最大号的钉子。这里面误的事可就多了。

1978年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政治问题随着毛的死,四人帮的倒台,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毛左,就是乌有之乡那帮人的祖先们已经彻底的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人可以不唱红歌,总不能不吃饭吧。

1980年,中国的经济就像一个破旧的吱吱作响的机器,虽然能生产点东西,但是看着就觉得悬。但是真正打破这个机器,谁都不敢――毕竟大家都指着这个机器吃饭呢。

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人也要修理这个破机器。他们是用了直接推倒重来的方式。美国的天才经济学家萨克斯和施莱福都参加了这个过程。后果大家都知道了,俄国经济崩溃,私有化的好处全被寡头获得,而俄国直到5年后人均GDP才赶上改革前。

顺便说一句,施莱福的老婆也参与了私有化的过程,大赚了一票,以至于俄国政府最后把施莱福的单位哈佛大学告上了法庭,哈佛最后赔了俄国几千万美元。

这是后话了,中国的官员显然不打算这么干。他们采取的策略,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争论"。典型的邓氏实用主义。

具体到修理计划经济这个庞大的破机器的时候,中国的改革者们想出了一个天才的方法――价格双轨制。

注意,价格双轨制是理解1990年前一年发生的事情的关键。

我们还是拿生产钉子的工厂做例子。计划经济里面,国家会按计划以一定价格卖一批钢给工厂,工厂按计划做出钉子以规定的价钱卖个国家,赚的钱一部分买原料,一部分发工资。

双轨制是什么意思呢?双轨制的意思是工厂还是要按计划生产钉子卖给国家,只是有一点不同――工厂多生产出来的钉子可以自己卖。

国家不给工厂更多原料,要钢铁自己买,国家也不给工厂更多的工人,要工人自己雇,国家也不管你最后做出来的钉子卖给谁,你爱卖给谁就卖给谁,赚的钱,你可以发给工人让他们去市场上买别的工厂额外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不就是市场经济么?

价格双轨制就是这样一种混合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体制。这样做的好处是旧的体制暂时不会被打破,而又会带来市场经济才有的好处:灵活高效,资源配置合理。

但是价格双轨制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政治的一个经济的。

学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中国人脑子里面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而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就是造反。

一点都没错。邓的改革目标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道路。邓就是要把共产党变成带路党,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就是中国的头号带路党。

但是要把一个被马克思主义洗脑洗了几十年的党变成带路党,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说这是市场经济,那个时候可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伟大的词,他们找了一个委婉的词――商品经济替代之。

总之因为存在反社会主义的嫌疑,这个事情在党内吵得一塌糊涂,如果你觉得这个政治麻烦也不算什么,那么下面这个经济上的麻烦就是真麻烦了,因为这个涉及到腐败。

双轨制体系下,计划商品和市场商品的价格是不同的。通常计划内的商品要比市场上的商品便宜得多。如果有人能用手上的权利将计划内的商品卖到计划外,就能发大财。这种方法有个名字,唤作"官倒"。

很显然,对这种有利可图的事情,共党的官员们是不会放过的。一时间,全国官倒之风盛行,邓的儿子本人就是全国最大的官倒公司的头头。

官倒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这种反对不仅是道德上的,也是技术上的。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有两块,市场经济一块,计划经济一块,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官倒把这 两块搅和在了一起,既破坏了计划那一块的稳定,也破坏了市场那一块的稳定。这理所当然的引起了这两派人的共同愤怒。

解决官倒的根本办法不在反腐败。腐败短期内是反不掉的,只能等待让市场经济的那一块成长彻底取代计划经济。这需要时间。

正在关键时候,当政的赵在搞"物价闯关",失败了。货币贬值,全国物价飞涨,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加上文革之后政治气氛松动带来的民主化思潮,加上党内对市场经济的质疑,以及加上经济上各方对"官倒"腐败的不满,对改革的反动力量形成了一股合力,最终刮起了一阵飓风。发生了"六四"。

从大尺度上看,"六四"的产生更接近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所必然带来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很大,但是比苏联的休克疗法带了的危害还是要小些。也许很多年之后,历史才能更温和和公正的评价这件事吧。

3从壮丁到带路党领袖

其实我写这篇就是想指桑骂槐,我想说的话在第二节已经说完了。但是我不能欺骗大家的感情,我只能接着往下写。

风波之后,不但学生元气大伤,共党这边也非常惨。赵下台已成必然,而赵的大热接班人人选胡启立也因为立场问题被迫下台。李虽然有功,但是人民不服,不能当老大,选来选去,邓从远离风暴中心的上海抓来了江。

江对这次升迁毫无准备,完全就是一个壮丁。江甚至没有什么中央工作的经验,他只在北京当过几年官而已,如果不是出事,老大这个位置将和他毫无关系。他在过 两年就会退休,他甚至已经谋划好退休后要去交大教书的事情。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储君,不是每个都上了台,但是江是唯一一个没有储君经验就直接上台的老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江刚刚上台的情景。他的同事身份都比他低,但是资历都比他老,在中央的根子都比他深,是不是服他的气还很难说。他的身后虽说有邓的支持, 但是邓本人在风波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能给他多少支持很难说,而他手下一个可信任的下手都找不到。可以这么说,他的身后就是万丈深渊。

而在他的身前,则是一片激战后的废墟。街上已经没了学生和坦克,但是双轨制带来的问题还在,价格闯关失败带来的物价飞涨也还在,人们对改革的质疑与日俱 增,而中国又遭到了国际的制裁和抵制。这完全是一副烂摊子,这比他交给胡的那个摊子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无论遇到多少麻烦,改革是不会错的,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不会错的,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的伟大目标是不会错的。所以继续推行市场经济是不会错的。

但是这个事情在党内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大家可能很简单的以为那个时候事情是邓说了算的,其实陈云当时的实力也很强,而且陈云是保守派的。这几年是1980-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最慢的几年。江的困难,可想而知。

推进改革已经艰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以至于邓本人在北京讲话已经没人听了,他必须拖着接近90岁的苍老的身躯,坐火车从北京到南方,一路走一路说一定要改革,他的讲话只有南方和上海的媒体发表,北京的媒体一概不登。这就是有名的"南巡讲话"

中国人民最终还是识货的,邓的讲话得到了民心,改革得以继续。

光杆司令的壮丁江必须找帮手。既然他只有在上海工作的经验,所以他大概也只能在上海找他的嫡系手下,这也就是传说中的上海帮的由来。这是逼的。

现在,有了帮手,有了方向,该江做事了。

他做了很多事,比如搞科教兴国,比如支持军队建设,比如废止了军队经商的行为,比如增强了中国的国力和世界地位,等等等等。

但是我不打算说这些,我只想说他在任上做的三件影响深远而又被人忽略的大事。

第一件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件叫"企业所有制改革"第三件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错,就是在毛邓三中整得大家欲仙欲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句听得大家耳朵冒油的话,其实诞生的历史还不到20年,甚至比一些读者的年龄都要小。在这里,中共第一次明确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地位,双轨制被淘汰了,带路初步成功了。

企业所有制改革则意味着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允许国企股分化,这是实际上是对中共传统上赖以为生国营经济的动摇。这是一件重要而了不起的事情。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里面只有一句话是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句话实在太反动太具颠覆性了,以至于它必须用这样一种漂亮的方式说出来,还要搭上另外两句废话,才能掩饰这种颠覆。

传统上说,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是共党特有的阶级性,而三个代表完全颠覆了这种阶级性。可以这样说,这句话说完,中共就是带路党了。

不信你去问问你身边的党员,他们的想法可能是 1想当官 2想发财 3想玩女人 4想实现个人价值 5想报效祖国和人民中的1-5种 但是他们基本上不会有想法6:实现共产主义。

有人会问,这三条不就是说了三句话么,有什么用?

很多人都喜欢说中国的问题是体制问题,那么这三句话就意味着三个重要的体制改革,第一个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第二个改革是对资本属性的改革,第三个改革是 对人力资本的改革。每一个体制改革的背后,就意味这一些原来不能做的事情现在能做了,就意味着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的机会,中国就离资本主义又进了一步。

这三句话是中国近20年来高速增长背后的支柱。

将中共彻底的变成带路党,让后来的胡无事可做,这是属于江的伟大成就。

4江和中国的辉煌时代

有人赞扬江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国,有人说他仅仅只是做到了他应该做的而已,只是个守成之君,不值得表扬。我对于江的看法,如下: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他们比很多别的国家的人民都要勤劳,都要肯吃苦,都要聪明。有这样的人民,即使中国现在穷一点,问题多一点,从长期看,这个国家必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只是中国耽误了太长的时间,美国从1800年开始崛起,而中国真正开始好好干活不过就是这三十年的事情,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国家都在折腾。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强大的过程中,这个民族在富强的过程中,必须解决一个又一个复杂的问题。

从负面的角度看,中国存在无穷多的问题,但是从正面的角度看,每解决一个问题,中国就要比现在更好一些。只是解决问题需要很多时间,这不是一代人的事情。

对于中国的老大而言,他的任务是尽可能多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所有问题。欲速则不达,要有耐心。

江接收中国的时候,比他将中国交给胡的时候,问题要多,钱要少。江在属于他的十几年里面解决了他应该解决的问题,他是一个成功的老大。

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老大就是好老大,所以江是一个好老大。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人共同的荣耀,江在这个过程中,居功甚伟。

江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说的吗?江是一个牛人。

来源:多维博客 http://blog.dwnews.com/?p=14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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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1日星期一

谢盛友:“李登辉”的两岸意义

  1994年,我访问台湾时,正好发生千岛湖事件,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4月9日批评中国共产党"像土匪一样"。李登辉至今说了很多废话,但也说了一些实话。

  李登辉因国安密帐案遭起诉,日前在出席台湾团结联盟募款餐会上,李登辉说,身为一个总统,应该想到的是国家和人民,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就去推动,但是要怎么执行,这种细节他从不曾多问。李登辉还说:"我不相信白白的布,会被染到变黑;就算人世间已无公义,但我相信还有上帝存在"。"我相信就算我李登辉死了,台湾人还有很多个李登辉,千千万万个李登辉,会继续为台湾的民主打拚"。

  李登辉的第一句话很实在,因为公义的意义在于,为恶是要遭到惩罚的。当我们以上帝为我们德性之本的时候,便以他为圣洁;若我们从他处理世人的观点来说,我们便以他是公义的,他是一个公义的主宰;他一切的律法,无不圣洁、公正、和良善。

  李登辉的第二句话更有意义。李登辉提醒我们:虽然一个为恶的人受到惩罚,但为恶的人不会只有一个,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而且还会假借著神圣的口号继续为恶,人们必须随时警觉,引以为戒。

  现在李登辉自己本身终于被起诉了,正提醒了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要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心:为恶之人必遭惩罚。我们相信公义的上帝,因为他处事没有偏私,审判力求公正;他从不处罚无辜,也不放纵罪人。

  台湾有人认为,起诉李登辉是"政治追杀",同样,全世界有更多的人认为,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企图强奸一名酒店女服务员的案子,是"政治追杀"。

  是否"政治追杀",现在很难确定,我们留给历史,留给上帝。马英九否认他在幕后操纵这些司法的进行,并说他"一向绝对尊重司法,并极力维护司法独立空间,不介入个案也不干预个案"。

  国安密帐在2003年就已经终结了,因为陈水扁当年需要借重台联党的力量稳定政局,检方高层连李登辉都不准传,让这件原本该在八年前就可查清楚的案件,延宕、空白多时。沉寂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成立了一个特侦组,所以重启调查。

  李登辉毕竟是中华民国自1947年行宪以来,首位由公民直选产生的第一位公民直选总统,也是第一位出生在台湾本土的总统,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二名遭起诉的卸任元首。

  陈水扁和李登辉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虽然是民主选举,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如果说国家元首不受监管、不受监督,或者监管不严、自己自制力不强的话,同样可以犯罪。你曾任国家总统,又怎么样,贪污犯罪,照样要接受刑事起诉。

  李登辉被起诉,是侵占公有财产罪,虽然法律规定是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重罪,但是,自1935年1月1日公布、同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刑法》即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典" 第63条规定,年满83岁的老人犯罪,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本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减轻其刑。

  不管李登辉这个案子将来进展如何,是否判刑定谳,但是,像卡恩一样,这个案子是公开进入法律程序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法治意义。

  几乎在李登辉案子的同时,大陆"释放"了艾未未。中国大陆的法治糟糕在于,"逮捕"和"释放"有时并没有公开进入法律程序。

  艾未未的被拘留,北京当局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艾未未有地址、有住家、有工作单位、有正当的职业,公安无视于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而随便拉人,随便拘留人,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不允许的。而对艾未未的"假释",也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根据新华社6月22日发表的英文电讯稿,遭到监禁的中国著名异见艺术家艾未未已经获得假释。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的话说,艾未未获得假释是因为"认罪态度良好和身患慢性疾病"。艾未未在回家时对等候他的记者们表示感谢,但是他说,根据假释条件,他不能再多说。

  回到千岛湖事件,当年在台湾大学座谈时,法律系的同学问,到底两岸的法治差别在哪里?我一时无法回答,于是搪塞:"北京的判决书是用简体字写的,台北的是用繁体字写的。"

  有点伤感,如今北京对艾未未却什么"书"都没有。"李登辉"的两岸意义在于,这个案子成了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岸法治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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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郭美美会不会又是炒作?

  郭美美会不会又是炒作呢?(我已等了很久,可就是没有人提出如是的问题;于是,我就不得不站出来说道说道了。)

  究竟会不会又是炒作?郭美美事件之起因的细枝末节,已经较难查考了;然,我总觉得她――很像贾君鹏、很像凤姐、很像兽兽……

  如果又是炒作,那么,郭美美为何要触敏感的"反腐"呢?可以这样理解:反炒、手法翻新,只有充分利用社会情绪,才能形成最大的轰动效应。

  许有人会说:这不给党难看吗?我说:不,党希望这么炒,因"反腐"掩盖着更大的腐败��体制腐败。

  从现代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凡非民主的社会体制,都是产生腐败的最好土壤。因只有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

  如是,在今春花开花落、独裁者像多米诺骨牌样一个个倒下、中共90寿辰……这样的背景下,党为什么不能玩一把"围魏救赵"呢?还记得在钱云会事件中、我指出:于建嵘的"窃童",是替党转移民众的视线吗?

  于上,党已于2011年7月5日、通过海外网站发布的《与宣传部合作,把新浪微博打造成引导舆论的利器》一文中勇敢地承认了:"于建嵘先生就比较理智,他上次使用微博拍摄乞儿的事,一下子就能化解钱云会事件带来的危机"。

  又道:"李承鹏有三百万粉丝,不是我们推荐,他能有那么多粉丝?三万也不会有,但既然我们推荐了,你有了这么多,你就要珍惜,你的发言就要有分寸。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控制所有的意见领袖"。

  党还道:"……他们只要不涉及体制,不谈民主与体制改革,只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就事论事……不要触动政体与北京的根本原则与利益,把握住这个红线……"哈哈,党差点儿卖了韩寒!韩寒名言:"谈体制��认为不重要"。

  党"交代":"对姚晨、刘翔这种娱乐与体育明星比较喜欢,在比较严重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明星来引导舆论……对一些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明星都是我们培养的,能不听我们的话?"

  如是,又怎能不怀疑郭美美是炒作呢?会不会、是党主导的一次花样翻新的、培养"愚乐"新人的炒作?

  如果,今日广大网友们的、反腐败的激情被利用,而明日郭美美却成了范冰冰样的巨星,那才是网友们的最大的悲哀。

  顾晓军名言:在集权体制的社会中,任何偶像、名人、专家……都是独裁者包装的、用以欺骗与愚民的、具有各种美丽光环的草包。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7-7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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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欧华纸媒的发展前景

  在写这篇论文之前,我在问我自己:在欧洲到底有哪些中文纸媒?谁在欧洲办中文纸媒?他们为什么要在欧洲办中文纸媒?谁在欧洲读中文纸媒?谁在欧洲写中文纸媒?在欧洲将来还会有中文纸媒吗?

  纸媒(Print media),这里指传统的报纸和杂志,在欧洲的存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

  王韬(1828~1897),创办第一份中文报纸《循环日报》,他还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1870年,王韬回到香港,但他并未埋进书堆里做学问,而是与友人集资买下一套英国印刷设备,创办了《循环日报》。 [1]

  "外来"纸媒

  《星岛日报》是由东南亚华侨富商胡文虎于1938年创办的中文报章,总部于2006年7 月4日由九龙湾宏光道一号星岛大厦,迁往香港筲箕湾东旺道3号星岛新闻集团大厦,另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地均设有分部。在2004 年,胡文虎女儿胡仙把《星岛日报》股权卖给由"烟草大王"何英杰孙何柱国的泛华集团,后易名星岛新闻集团。

  《星岛日报》 (欧洲版) 于1975年创刊,每星期出报6天,分销网覆盖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及匈牙利共 12个欧洲国家。《星岛日报》(欧洲版)每天报道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消息,及有关中国大陆、香港和东亚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娱乐消息。

  《欧洲日报》创办于1982年12月16日,属台湾王惕吾之《联合报》的子报。该报以中文繁体字在每周一至五出版,每天二十多个版面除刊载当地华人社会及法国、欧洲新闻外,侧重报道台湾及中国大陆、港澳消息,读者为法国及周遍国家的华人。2009年年8月31日起宣布停刊,惜别华人读者。[2]

  《欧洲日报》停刊后,以法国为总部的中文大报惟有《欧洲时报》。《欧洲时报》创刊于1983年,为中文日报,读者对象是旅居欧洲的华人、华侨,还有在欧洲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派驻欧洲、北非各国的外交、商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一些研究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现状及发展的外国汉学家、爱好中国文化和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等。《欧洲时报》每周出版五天。周一、周二、周三、周四16版周末20版。版面设有:要闻版、环球焦点、法国新闻、欧洲新闻、华埠消息、大陆新闻、大陆广角、大陆经贸、港澳消息、台北传真、东南亚新闻等新闻版面。另辟有:体坛风云、医疗卫生、博览、环球多棱镜、古今轶闻、文摘选萃、长篇连载、欧陆游踪、生活指南、法律常识、家庭与妇女、影视娱乐等副刊。

  《欧洲时报》从来没有明确持牌人(出版人)的问题,只是模糊强调《欧洲时报》是旅欧华侨华人自己创办的一份华文日报,其宗旨是竭诚为旅居欧洲各国的华侨华人和社团提供服务,及时报道他们所需要的各类新闻,努力发扬中华文化和民族优秀传统,维护欧洲华人社会利益,提倡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促进和发展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旅法、旅欧华侨、华人的团结与共同繁荣,认同"一个中国",冀望台湾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本土"纸媒

  "本土"纸媒分为"非上架"报刊(报纸和刊物)和"上架"报刊。"非上架"报刊没有正规发行和销售的渠道,主要是华人社团创办的会刊,向会员报告会务活动情况,兼有针对性地刊登一些法律知识和生活常识。

  华人社团创办的会刊,比如旅法华侨俱乐部的会刊《简讯》,奥地利华人总会的《奥华》(后改为《欧华》),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的《华侨通讯》,西班牙西华总会的《西华之声》,匈牙利华联会的《欧洲之声》,荷兰华侨总会的《华侨通讯》,俄国的《侨报》(已停),西德华侨协会的《德国侨报》(已停)、德国法兰克福印支华裔联谊会的《中华侨报》(已停)等等。

  在欧洲,"非上架"报刊还有俄国的《中俄信息报》,中俄双语,只出了五期(90年代初,已停)。《路讯参考》,(杂志型)。《龙报》与上海新民晚报有过合作,在圣彼得堡出版。《莫斯科华人报》(已停)。《莫斯科晚报》(已停)。

  荷兰的《中荷商报》,《华侨新天地》。德国的留学生刊物《莱茵通信》(已停)、《新新华人》(已停)、《欧华导报》。意大利的《欧华联合时报》。西班牙的《欧华报》。葡萄牙的《葡华报》。奥地利的《多瑙时报》。匈牙利的《中华时报》。比利时的《华商时报》。乌克兰的《乌克兰华商报》。罗马尼亚的《旅罗华人》。希腊的《中希时报》。瑞典的《欧华天下》。爱尔兰的《华人报》。捷克的《捷华通讯》。斯洛伐克的《中欧华报》。

  "上架"日报或期刊以营利为目的,正规发行,而且销售渠道畅通,除了固定订户外,销售点分布在欧洲各大火车站飞机场市中心的书报亭。

  1999年9月在德国班贝格(Bamberg)创刊的《本月刊》(European Chinese News)是欧洲第一份在"本土"诞生的营业性"上架"中文杂志,拥有独立刊号ISSN 1616-6647和欧洲商品编码4195108802505.

  《本月刊》一上架,立刻引起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先后被德新社(Deutsche Presse Agentu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街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柏林《日报》(Die Tageszeitung)、《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以及RTL、BR、n-tv 、Sat1、NDR等电视台专题介绍和报道。

  《本月刊》拥有两千多固定订户,发行18000份,分布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瑞士等欧洲12个国家,欧洲各大图书馆和大学汉学系均有收藏。《本月刊》一共60页,50页文字,每期大约十万字,其他10 页为广告版面。《本月刊》版面包括:本期专题、热点追踪、中华扫描、欧陆扫描、天下华人、社会生活(刊登随笔、小说、散文、杂文等。)、保健养生、法律资讯、财经焦点、读者服务等。

  2001年11月,《本月刊》是唯一的一份中文纸媒,参加了科隆第一届国际媒体博览会,谢盛友作为出版人应邀到会发表演讲。[3]

  欧华纸媒与欧华作协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会员是支撑欧洲华文纸媒最有力量的一群作家和记者。

  著名作家赵淑侠女士创建的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于1991年3月在巴黎成立,标志着欧洲华文文学由散居到联合的状态转变。大部分华文作家早在离开故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华文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在冷静、睿智的文化观照中表现出勃勃生命力。在两种甚至多种民族文化的对比、渗透和参照里,他们的创作也有着多种文化思考、糅合的特殊品质。现任会长俞力工(奥地利),副会长朱文辉(瑞士)、李永华(捷克)、谢盛友(德国),秘书长郭凤西(比利时)、副秘书长麦胜梅(德国)、丘彦明(荷兰)。目前有会员80余人,分布于22个国家。

  现任美国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暨世界诗人大会主席杨允达博士也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会员,他协助法国侨领苑国恩创办了《龙报》,这个消息传到王惕吾那里,王惕吾想高价收购《龙报》,苑国恩不肯放手,因为《龙报》发行人兼社长这顶桂冠在台北政坛很吃香。杨允达最后协助老朋友王惕吾在巴黎创建《欧洲日报》,创刊时王惕吾女儿王效兰亲自到巴黎坐镇。杨允达从1982年12月16日至1983年12月31日担任《欧洲日报》的总编辑。王效兰因为《欧洲日报》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军官职等勋章"。

  在欧洲,几家日报均是"外来"纸媒,这些日报之副刊主要依靠欧华作家支撑。《欧洲日报》副刊连载赵淑侠的多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深受欢迎。可惜,《欧洲日报》副刊于1992年6月停刊,是王效兰决定停的。《星岛日报》(欧洲版)1994年至1996年曾设"欧华大地"副刊,谢盛友(华骅)是当时的主要作家之一,每周发表散文或随笔一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张琴曾在2003年至2005年两年间,担任《欧洲时报》西班牙特约记者,并在《欧洲时报》连载长篇著作《异情绮梦》。

  "本土"纸媒中《欧洲通讯》是比较早的刊物之一。1971年10月谢芷生与胡祖庶在德国海德堡尝试性地印发了《欧洲通讯》试刊,以油印纸合订方式综合报道了保卫钓鱼台运动的最新发展情况。试刊在海德堡留学生中分发后,《欧洲通讯》试刊在海德堡出了两期后,创刊号于1971年12月问世。

  《欧洲通讯》的成员很快扩展到40多个人。其中德国的新成员有谢莹莹、俞力工、廖文男、胡祖庶等,《欧洲通讯》于1981年出版最后一期后便结束了其历史任务。最后一期的评论结束语是"马克思撒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

  《欧洲通讯》停刊后,俞力工成为《西德侨报》(后改为《德国侨报》)的一个主要撰稿人。《德国侨报》自 1972年7月第1期到2004 年8月,共发行270期。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作家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比如赵淑�、俞力工、龚慧真、麦胜梅、王双秀(笔名施仙)、莫索尔、朱文辉(余心乐)、杨玲、谢盛友(华骅)、池元莲、赵曼、邱玉、谭绿屏、黄鹤升等。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前任副会长张筱芸1994年11月开始担任《德国侨报》主编,直至2004 年8月停刊。

  《瑞士侨讯》(不定期出版)2002年10月创刊,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颜敏如 2003年12月至 2009年9月担任总编辑。朱文辉是该刊的发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赵淑侠在第23期(2010年5月)的《瑞士侨讯》发表了《模范母亲》一文。

  《欧华》杂志由胡元绍先生于1991年创办,创刊时名为《奥华》杂志,后更名为《欧华》,1995年停刊。俞力工和常恺分别担任过总编辑。

  李震在匈牙利担任《中华时报》主编。

  德国的留学生杂志《莱茵通信》1987年4月创刊,2005年2月停刊。谢盛友1995年至2001年担任《莱茵通信》副主编和莱茵笔会秘书长,1998年至1999年担任《留德学人报》主编。谢盛友1999年 8月创办《德国导报》(后改名《欧华导报》)。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黄雨欣2000年至2001年担任德国留学生杂志《柏林通讯》(后改名《新新华人》)编辑部主任,主编是崔峤。《新新华人》从1997年开始,2004年底停刊。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杨允达、穆紫荆、高蓓明、文俊雅是欧洲《本月刊》的主要撰稿人。

  《捷华通讯》半月刊筹办开始于1998年10月9日"旅捷华人联谊会"的一次会议,10月16日形成初稿,1999年2月25日第一期才正式出版。至今总共已经270期。1-5期,主编是现任欧华作协副会长李永华,6-270主编是陈学东。2006年5月之前,发行人是李宝成,之后是唐云凌。李永华在该报刊发表散文诗歌、新闻、节日社论、文化活动通讯、人物特写等。

  旅居西班牙的张琴是当地报纸《华新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资深记者莫索尔(欧华作协前任会长)也在常在该刊物发表报道。

  中文纸媒在欧洲发展前景分析

  欧洲著名媒体人托马博士 (Prof. Dr. Helmut Thoma )说:"钓鱼人撒下的饵不一定要受到钓鱼人的喜欢,而一定要受到鱼的喜爱。" ("Der Wurm muss dem Fisch schmecken und nicht dem Angler." )[4]

  出版人是钓鱼人,文章是饵,读者是鱼。纸媒的发行量取决于饵,取决于好文章,提供饵者是作家和记者。

  一个纸媒报人决定出版发行一份刊物之前,作为钓鱼人的他首先要寻找自己的渔场,看看那些鱼在哪里生活,也就是分析读者对象。以德国为例,根据联邦统计局2009年12月31日给出的统计资料,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79 870人,来自台湾的有4 670人。显然,这些数字是指在德国拥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至于已经入籍德国的中国人不包含在里面,能阅读中文纸媒的人还包括来自香港、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华人,还有在德国的汉学家。

  "上架"日报或期刊以经济行为来考量和操作,日报或期刊需要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申请一个刊号。在德国,ISSN刊号的获取是免费的,主管单位是德国国家图书馆。

  拥有ISSN刊号的刊物,德国各大图书馆每期收藏。"上架"报刊的目的是上架被销售,因此,以营利为目的报刊,需要正规发行。在中国,报刊的发行渠道是邮局,在欧洲则完全不同,由纸媒发行代理公司代理。要进入销售渠道,即被"上架",日报或期刊就必须拥有欧洲商品编码(European Article Number,EAN)。拥有商品编码后,报刊则可以上架,分布在欧洲各大火车站飞机场市中心的书报亭销售点。欧洲商品编码原来只是欧洲范围内适用,而现在已经是全球范围内产品交易的商品代码。为了适应读码器辨认的需要,这些代码又被做成人们熟知的条形码。通过读码器的辨认,可以轻松地知道货品来源、库存量等信息。

  EAN有8位数字和13位数字两种,13位的组成是这样的:国家代码(前3位)生产商代码(后4位)。国家代码和生产商代码由EAN各国总部具体发放和管理。

  在欧洲,纸媒发行代理公司可以代理英文、法文、德文等任何纸质出版物,即既代理销售书籍,又代理销售日报或期刊,并根据合约,届时结算。但是,对于中文,欧洲纸媒发行代理公司只代理销售中文日报或期刊,不代理中文书籍的销售。

  比尔。盖茨于2005年10月26日在接受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Le Figaro)记者采访时指出:"五年后将不存在纸媒。"[5]

  比尔。盖茨断言"五年后将不存在纸媒",五年后的今天,纸媒仍然存在,为什么?

  不过,比尔?盖茨的断言是有根据的。根据德国Bitkom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47%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上网最重要,然后依序是:电视、岳母、洗衣机、纸媒......。[6]

  但是,根据德国ONLINER ATLAS在2010年7月9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同样还有28%的德国人不接触、不使用网络。[7]

  根据IBM SPSS于2010年在德国做的一项民意调查,54%的14岁至64岁的人每天仍然读纸媒,而一个星期才读一次的只占8%.[8]

  根据美国Washingtoner Pew-Forschungsinstitut于2009年3月22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就信息获取的手段和方式,在美国的居民通过网络的数量2008年第一次超过通过纸媒的。在美国,2008年纸媒企业解雇了10%的新闻记者,2008年纸媒企业的广告收入比前两年减少23%,报纸期刊的发行量也降低4%,降至每天只有大约4千8百万份(48 Millionen Exemplare)。[9]

  德新社(dpa)2010年4月22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37%的民众在不久的将来愿意通过屏幕阅读报纸和书籍,哪怕是超过60岁的民众,也有31%愿意接受电子报纸和电子书。[10]

  欧华纸媒是欧洲华文文学的载体,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载体,比如网络。随着科技发达,传媒形式多种多样,发表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但要永久留存,还是要靠印刷出版的。

  对于在欧洲的"上架"中文纸媒来说,今后可能走两条道路。要么全部内容改成电子报纸或电子期刊;要么就是期刊的期数压缩,改成文集出版。由于欧洲代理公司不代理中文书籍的销售,在欧洲的中文期刊,今后可能不断扩大"每期专题"和"热点追踪"的版面,而逐渐取消其他版面,慢慢过渡到"一期一书"。面临网络的压力,期刊的间隔会逐步加长,即月刊会改成双月刊,双月刊改成季刊。当一本月刊变成季刊,就是一本收录深度分析文章的文集,就是一本书。但是,不明持牌人的中文纸媒,显然是国家政府出资,只要政府存在,该纸媒就会存在。

  相反,在欧洲的"非上架"中文纸媒,其前途就很乐观。世界上只要有阳光和雨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协会。在欧洲只要有七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协会,并且可以在初级法院登记注册,税务局审查通过后还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协会的中文会刊,只要协会存在,会刊就存在。

  参考文献:

  [1] 西方朔:王韬与《循环日报》,载欧洲《本月刊》,2010年10号第17页。

  [2] 杨允达:我和《欧洲日报》,载欧洲《本月刊》,2010年10号第20页。

  [3] 科隆第一届国际媒体博览会(Die erste Spezialmesse für internationale Medienvermarktung und internationale Kulturbeziehungen.)链接:http://www.imh-deutschland.de/page/index.php?rubrik=0006&id=0037

  [4] 托马传(Dieter Wunderlich:Buchtipps & Filmtipps,Helmut Thoma,65779 Kelkheim,Germany,2006.)链接:http://www.dieterwunderlich.de/Helmut_Thoma.htm.德文原文如下:Die Verachtung der Massenkultur hielt Helmut Thoma für undemokratisch. ?Der Zuschauer darf sich seine Regierung w?hlen, also auch sein Fernsehprogramm?, r?sonierte er 1990 im ?Spiegel?。 ?Ich wundere mich auch hin und wieder über die Wahl, aber der Wurm muss dem Fisch schmecken und nicht dem Angler.?

  [5] 比尔?盖茨:"纸媒将结束。"(Bill Gates beschw?rt das Ende der Papierzeitungen:Networld / 26.10.2005 / 18:47.)链接: http://www.golem.de/0510/41255.html.德文原文如下:Bill Gates von Microsoft hat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r franz?sischen Zeitung Le Figaro auf die Frage der Journalisten, wo er di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in fünf Jahren sehen würde, unter anderem das baldige Ende der Print-Presse vorausgesagt: Seiner Einsch?tzung nach würden schon in fünf Jahren, bedingt durch die rapide Verbreitung des Internets in Privathaushalten, 40 bis 50 Prozent der Medien online konsumiert werden.

  [6] 民意调查:什么对德国人真的重要。(Umfrage: Was Deutschen wirklich wichtig ist.)链接:http://www.kreiszeitung.de/nachrichten/deutschland/umfrage-deutschen-wirklich-wichtig-zr-812259.html

  [7] 28%的德国人不使用网络(28%Prozent nutzen das Internet nicht.),载2010年7月9日Fraenkischer Tag, 第6页。

  [8] 您经常读报纸?(Wie h?ufig lesen Sie Zeitung? )链接:http://de.statista.com/statistik/diagramm/studie/81127/umfrage/haeufigkeit-zeitung-lesen/

  [9] 美国民意调查:网络打败报纸。(US-Studie: Internet schl?gt erstmals Zeitung.)链接:http://www.computerbase.de/news/allgemein/studien/2009/maerz/us-studie-internet-schlaegt-erstmals-zeitung/

  [10] 屏幕阅读时尚。(Bildschirm-Lesen kommt in Mode.)链接:http://www.magnus.de/news/umfrage-37-prozent-wuerden-magazine-und-zeitungen-am-bildschirm-lesen-817480.html

  写于2010年10月26日(比尔。盖茨断言5周年),德国班贝格

  作者简介: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现任欧洲《本月刊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董事长,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原载于中国大陆《华文文学》2011年第2期(4月号),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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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毛泽东切断中国国家法人和概念

  两岸人都在筹备和庆祝百年庆典,中华民国百年庆典筹委会的苏进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作为辛亥革命100周年来庆祝,共产党人将它视作资产阶级革命。"苏进强还说:"人民共和国的庆祝,很可能会比我们的隆重,因为他们更有钱。"

  媒体报道说,北京对台北百年大庆没有提出什么大的抗议,尽管中华民国在北京眼中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中华民国"对于北京统一阵线的拉开,仍然具有利用价值。

  关于"中华民国"国号

  关于更换国号故事的一个版本(《黄炎培日记》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记载):"夜,在毛主席住处颐年堂小组讨论……年号改从公元(一九四九),但不禁用(三八)"。此处"三八"即指中华民国纪年的"民国三十八年"。

  次日又有如下记载: 午,周恩来、林伯渠邀餐六国饭店,会集征求人民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下应否去掉原稿简称中华民国一个括弧。

  此前,《共同纲领》草案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写法,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写上的。黄的日记过于简略,另一当事人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的秘书)曾详述午宴上关于国号问题的讨论:

  当日出席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孝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但轮到第三位发言时,形势很快逆转:

  清进士周致祥说,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司徒丙鹤:《司徒美 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辑,第三十页)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

  1965年,毛泽东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1949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19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问题等。

  那个时候,毛主席身边的周善培(浙江诸暨县人)向毛旁敲侧击地说:"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于是,共产党把中华民国这个招牌砸掉了。

  毛泽东砸了"中华民国",可能是出于私心考虑,他本人可能想当中国的"华盛顿"。美国人对华盛顿和国父的理解,国父应当具有以下功绩:其一,组织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其二,建立了国家管理运行制度。其三,建立了一套价值体系和对外政策。从以上三方面来看,华盛顿被人们称为美国的国父。

  中国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明显不具备这些条件,至少说他们不具备完全的条件,所以,中国至今没有国父。

  关于"破旧立新"

  "立新"不一定要"破旧",这是毛泽东直死不明白的道理,这是蒋中正死前就明白的道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一路打来,一路输于共产党,直到败退台湾时,蒋还不明白为什么。

  1966年,毛择东在中国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破坏。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

  根据蒋中正的日记,他痛定思痛地想:我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据说他在阳明山训练那些年轻的军政干部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处处打不�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比我们厉害?他从答案当中去寻求怎么样去对付共产党的一些灵感。

  当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他找到一个重要的灵感,那就是你们破坏中华文化,那我就要�兴中华文化。

  当我们这代人在大陆几乎花百分之百的时间去读毛语录的时候,我们同一代的台湾人都拼命地读《四书》、《五经》,他们在学校里读一本书叫做《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这本《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简单的说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里面一些重要篇章抽出来的。

  在老蒋先生统治台湾的时候,他很重视中华文化,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另外就是在社会上看到的,就是谈中华传统文化那些文字、文章非常非常多,乃至当时广播跟电视节目里面也经常在讲这些东西:"忠孝节义"或者"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八德"等等。

  在台湾长大的我们的同龄人,应该说大量时间是浸润在中华文化的这些价值观里面,它对人格塑造各方面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

  我们这代(50后、60后)中国人的营养不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它表现为一种严重的信仰混乱。我们被切断了中国传统,我们拒斥现代文明。当我们这代人在中国建设大舞台上,扮演主角时,中国的建设就更加错乱了。难怪,孔子像进退天安门,这些时间,比我们翻阅一本《论语》的时间还要短。谁敢说,这个民族不错乱?谁敢说清楚,这个民族信仰什么?

  传统的中国人最讲究礼仪,我们这代人不讲了;传统的中国人尊老爱幼,今天的中国人不爱了;……。

  被切断的中国传统,还能被重新连接起来吗?

  毛泽东挺"伟大"的,至少他的"教育"很"成功"。当你跟80后、90后留学生对话时,你立刻会发现毛泽东的"成功"。他们一会儿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骄傲,一会儿要西方人给中国信心:你们美国、欧洲国家建国几百年,我们中国才60年。

  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挺喜欢划等号的,一会儿把中国与五千年划等号,一会儿把中国与中共划等号。很悲哀,70后、80后、90后比我们这代人更加错乱。

  "神圣罗马帝国" 一般视为德意志第一帝国,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王国统一日耳曼地区到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末任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为止的德国,一般视为德意志第二帝国, "德意志第三帝国"(Deutsches Reich),也是后来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正式国名。

  二战,德国战败,战后分裂成了东西德,但是联邦德国宪法法院 1956 年 (vgl zB BVerfG, 1956-08-17, 1 BvB 2/51, BVerfGE 2, 266 (277),1973 年 [BVerfGE Bd. 36, 1-37 (LT1-9) BGBl I 1973, 1058] 和1987 年 [Bd.77, S.137,150,154,160,167] 先后判决:德国的国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德意志(第三)帝国。

  中国的国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哪里?

  中国的宪法法院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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