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2日星期三

唐钧:福布斯刺痛了国人什么神经

  2009年《福布斯》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称"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时隔两年,中国媒体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说实话,对所谓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的消息,早有耳闻,但并未留意是谁家所为,也没有真把它当回事。因为国际上各种各样的研究多如牛毛、数不胜数,选取不同的指标,构成不同的指标体系,就会得出不同的统计结果,这应该是太常见的事。现在福布斯"二"了一下中国,不想却撞到枪口上了。于是,双方便要很认真地较一番劲。

  在社会经济领域做定量化的研究,尤其是做国际比较研究,因为各种影响因素太多,太复杂,所以常常只能用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将问题简单化、模糊化。但这样一来,最后的研究结果就很容易受到质疑。譬如,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用的方法就是:将"最高法定税率"去掉量纲再标准化后,以简单相加得出来的。这样的定量分析思路使问题简单化,也具有可操作性及可比性。但是,要找毛病,肯定也是一堆一堆的。现在的问题是,福布斯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它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分析这份"痛苦",窃以为它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其意义,至少有三:

  其一,福布斯的这项研究,并不是特别针对哪个国家的,而且用的都是同样的指标,同样的方法。从这一点看,应该说它是公平的。如果对此我们平心静气,是否可以这样推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高于其他国家,一定是各类税收中,至少有一部分"最高法定税率"要高出其他国家,所以才会得出这样的统计结果,以致被"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一下吗?

  其二,《福布斯》杂志是以"财富"和"成功"来吸引眼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其实是"替富人说话"的。试想,全都用最高法定税率来构建指标体系,其统计结果应该只与利润高的企业和富裕人士相关,而与中低收入者并无干系。如果说披露这"痛苦"含有打抱不平的意思,那显然也是"替富人说话"。然而,吊诡的是,中国的富人似乎对此并无反应,而不那么相关即不那么富裕的人倒先义愤填膺起来了。再问一个为什么?可能的答案是:面对最高法定税率,富人自有应付之策;而远远够不上最高法定税率的社会群体,则对他们面临的非最高法定税率有着切肤之痛―福布斯可能自己也没有料到,在中国它居然"替中低收入者说话"了。

  其三,其实在以"税负痛苦指数"的排序中,中国被"二",其意义也不大。但如果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一一分析各类税负,看看哪些比其他国家定得高了,哪些比其他国家高多了,再想想为什么我们要比别的国家高或高出许多……似乎这样做,对中国的发展更为有利。毕竟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都以30%的幅度增长,起码在不明白的人看起来,真有些邪乎。明白的人,包括在媒体评论中提及的专家学者,其实也都早就提出了关于税制改革的意见,这里不再赘述。

  因此提出一个建议,今后对国际上所有涉及中国的统计研究,是否都可以取这样的态度:不计较是否被"一"、被"二"乃至被"末",而是分析研究其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有没有启示,不管这种启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再说,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并不是第一次被"二",最有名的当然是GDP被"二"。中国政府也很清醒,一再强调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过,也没有人因为中国的GDP被"二"而出来质疑GDP统计"不科学"。还有人以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所以要将中国被"二"的过程作为一种"模式"高调出来……总而言之,近年来中国已经多次被"二",如今再被"二"一次又有何妨,大惊小怪有失大国威仪。

  由此联想到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中女嘉宾和主持人的一段对话,录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当主持人问女嘉宾为什么老用"二"来形容男嘉宾时,女嘉宾回答:"'二',从北京女孩口里说出来,就是你很可爱。"主持人旁白:"对,你就很'二'。"

  (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救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着有《中国社会福利》、《非营利机构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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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陈胜变了荆轲

  清末的安徽革命,与诸省有些不同。安徽的豪杰,很多跑到外地去,做出惊天事业,如合肥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桐城吴樾在北京行刺留洋五大臣,寿州孙毓筠在南京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合肥倪炳章于广州发动燕塘起义,合肥范鸿仙于江苏组织江浙联军,休宁程家柽于京师卧底肃亲王府……哪一桩不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

  反过来,皖省的革命,推动者中却有许多外地人。如今要说的,头一个就叫徐锡麟,没人不知道他。

  赴日"镀金"

  徐锡麟为什么会去安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徐锡麟联手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大通学堂。看上去顺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学堂,徐锡麟身为一府的教育主管,创办大通学堂,也算响应政府号召,足堪嘉奖。

  内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录,"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匿伏藏获之所",因为技术力量不够,"同志中无通驾驶术者"而作罢(也不知道他们原计划要怎么劫钱庄,还需要通驾驶术者)。既然搞不成窝点,徐锡麟就想鱼死网破了,"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

  他让陶成章帮他通知浙江各府党人同时响应。陶成章虽然人称"焕强盗",与王金发齐名,倒还没这么热血冲动。他力劝徐锡麟说:浙江并非"冲要之地",对周边地区辐射影响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

  徐锡麟听从了陶成章的建议,将大通学堂改成了大通师范学堂,姑且培养人才。想必在两人的讨论中,去安徽―暗杀―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时响应,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雏形。

  徐锡麟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一旦想好计划,马上丢下刚开学的大通学堂不管,一心盘算怎么去安徽起义。众人计议,最好能够进入陆军,掌握军权。大通学堂诸人,徐锡麟最大,已经三十三岁,陶成章也有廿七岁。然而徐锡麟说"不要紧",他找了个富商许仲卿捐了五万两银子,给光复会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与另一人是知府,另外还有两个同知。

  捐这个官不是为了"指省候补",那样任用太慢,而且也进不了陆军。他们捐官是为了让浙江巡抚寿山送他们去日本学陆军,因为朝廷其时极重留学生,日本回来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达此目的,光有官衔没用,徐锡麟又去求他的姻亲、前湖南巡抚俞廉三。他则答应帮俞活动浙江铁路总经理一职。俞廉三果然极力帮忙,不但帮他们说服寿山批准五人赴日学习陆军,还写信给驻日公使杨枢新,一力拜托。

  日本之行并不顺利。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怎么看这群人也不像留学生―一是年纪大,二是举止太土―便以"自费生"为由,阻止他们进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徐锡麟又拍电报给俞廉三,俞廉三又电浙江,请巡抚致电驻日公使,证明他们是公费生。王克敏又在体检上做文章,结果五个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锡麟近视得厉害。

  怎么办?陶成章等四人决定留下来学习法政或警务。徐锡麟倒不是不想留下来,但他的眼睛近视得太厉害,年纪又大,谁会取他?还是要回国。走之前,两位光复会大哥又讨论了一次。徐锡麟认为军权不可得,掌握警察权也不错。陶成章则认为要么直接统军,要么搞团体暗杀。两人说着说着争了起来,但也没争出个结果。

  影视和绘画作品中的徐锡麟,用艺术的手法,分别描述他浴血奋战和英勇就义的场景。

  安庆的外乡人

  徐锡麟筹资捐官,动用俞廉三的关系,赴日留学,回国候补,花了偌大本钱,当然不只是为了刺杀一位安徽巡抚。

  徐锡麟入安徽官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重点在于长江中下游的易手。这也是光复会的一贯主张。然而徐锡麟归国后的一系列举动,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确是在尽力实现入皖计划,如六月赴京,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徐锡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终日,无片刻之暇,大约安徽兵权或可到手",他还请托在日某位朋友学造纸币,以备将来起义成功发行军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锡麟又多有歧动,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试图刺杀练兵大臣铁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杀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疑之拒不见"。徐锡麟难道不知,这两次刺杀,一旦发动,不管能否得手,筹划经年的入皖计划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锡麟八月往武汉访俞廉三,跟他大谈要在北京开报馆,请谁谁谁当主笔,又致函友人,称打算在奉天组织一间垦务公司,"寓兵于农",资本需三十万至一百万。若说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迷惑外界,掩饰他入皖的目的,则徐锡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见浙江巡抚张曾�,明显也有不轨意图,否则以徐锡麟曾贿赂前任巡抚寿山的交情,寿山焉有不拜托张曾�看顾之理?可是张曾�居然跟袁世凯的反应一样,"疑之,拒不见"。

  徐锡麟屡次谋刺清廷大员,这才起程往安庆就职。但是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要去安庆谋夺军权,反攻江浙的样子。据吕公望回忆,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告别光复会诸友时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徐锡麟去了安庆,恩铭委以陆军小学堂会办之职。这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转过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锡麟便将妻子徐振汉遣回绍兴家乡。陶成章后来解释说,徐是因为"每月所入不过数十金",养不起妻儿才行此举。但后人大都认为他是在为行刺恩铭作准备,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陶成章记载,徐锡麟在安庆初时非常不如意,官场的那套礼仪他没学过,常常在觐见酬酢时出乖露丑,被同僚笑话,想按起义计划去联络安徽的新军,又因为"口操绍兴土音",跟新军弟兄鸡同鸭讲,无法像在浙东联络会党那样见效。因而徐锡麟郁郁不乐,"屡思归浙",在皖同乡都劝他不要着急,关键是上次张曾�不肯见他,两人势同冰火,回浙江也未必有什么好果子吃。

  幸或不幸,姻亲俞廉三在此时又伸出了援手。俞廉三与皖抚恩铭有师生之谊,前任浙抚寿山又是恩铭的连襟,故此在俞廉三来信"务加重用"的请托下,恩铭改派徐锡麟为巡警会办,加授陆军学校监督,还奏请朝廷,加徐锡麟二品衔,所谓"私恩",确实不可谓不厚。

  徐锡麟陡然蹿红,难免为安徽官场所嫉。便有人在恩铭面前说徐的坏话,大抵是在乡行为不端,曾经留日,不可不防之类的话。以恩铭与徐锡麟的连带关系,本不该对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锡麟豪燥决裂的做派,实在不像个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凯疑他,张曾�也疑他?当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后,徐锡麟谋升此职,恩铭没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没有让徐独当一面。

  这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徐锡麟谋划起义,此时能动用的力量,便是巡警学堂的三百名学员。这些学员均已成年,且每人配有一支九响的毛瑟枪,可算得一支武装力量。但徐锡麟只是巡警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学堂的"督办"即校长例由臬台兼任。清末军队、警察中,顶头上司最有权威,徐锡麟以会办的副职,要让学员听从,颇有难度。徐锡麟供述誓言必杀恩铭,亦必杀毓秀,便是这个道理。

  两个徐锡麟

  在后来的记载与回忆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徐锡麟,一个深谋远虑,打算利用安徽的地当冲要,做一番大事,他时常于星期日,约教员学生,驰马郊游,暗中窥察安庆地理形势,以谋大举。他密刊木质印信一方,文曰"江皖革命新军总司令印",并印就反清文告数千张,"先期暗结日本留学生、南洋革命党及内地宁皖党人"。

  而另一个徐锡麟,仍然深陷冲动狂热之中,似乎在安庆的使命便是博浪一击。他虽然带着巡警学堂师生四处踏勘,但直到起义,知道他用意的不过陈伯平、马宗汉等二三人。陈伯平拟就了《光复军告示》,他只是在告示后加上几条"杀律":

  "满人不降者杀。反抗本军者杀。乘机打掠者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仍为汉奸者杀。"

  虽然徐锡麟提前发难,有革命党人叶仰高在上海被两江总督端方拿获,供出有党人已打入安徽官场的原因,但是否真的需要如此仓促起事,颇可商榷。

  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二班,每班二百人,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再训练乙班。徐锡麟的原计划是"甲班学生训练期满,把这批毕业学生分发到各军警机关工作,从事秘密活动,联系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待机起义;等到乙班学生训练期满,再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发难",如今连甲班的训练尚未期满,安庆的新军也不能说联络妥当,而由秋瑾负责响应起义的浙东会党也未集结完毕。反过来说,虽然有人说此时恩铭对徐锡麟已经起疑,但从恩铭把缉拿革党之事仍然交托徐,又欣然参加甲班毕业典礼来看,他对这位老师、连襟联袂推荐的下属仍是"信之不疑",直到徐锡麟都在他面前掏出枪来,他还问:"会办持枪何用,岂要呈验乎?"

  因为恩铭要去总文案张次山家贺其母寿,巡警学堂甲班的毕业典礼又被提前了两天。五月廿六日毕业典礼,前一天下午,徐锡麟召集少数学生讲话。很明显,这些学生都是他平日的亲信。徐的讲话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全体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当披发缨冠而救……"而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辞,因为"说的是浙江土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太听懂。

  第二天上午,徐锡麟集合全体学生训话,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反覆数千言,慷慨激昂,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均不察其命意之所在"―也就是说,还有三个钟点便将举事,整个安庆城内,知道徐会办今日要杀官举事者,只有他自己、陈伯平、马宗汉三个浙江人,这,这有点开玩笑了吧?

  恩铭当然也不知道,他到了学堂,听到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通过臬台毓秀密禀说"徐道台不是好人,请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于是辞谢午宴,于是,他的死亡也就提前了。

  行刺成功,造反失败

  徐会办呈上学生手册,突然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个暗号。恩铭刚问了句"徐会办从何得此信",陈伯平扔上来一个炸弹,但没有爆炸。

  虽然一直不断有人向恩铭密告徐锡麟是革命党,但恩铭也许一直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如果造反是为了功名富贵,那么一个三十五岁的二品大员、受巡抚信用的红道台有什么必要造反呢?

  此刻容不得他不信了,徐锡麟一面说着"大帅勿忧,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面掏出了双枪。可是,徐锡麟是个大近视,距离这么近,他居然看不清恩铭的要害,持枪乱放一气,恩铭身中七弹,嘴唇、左手掌心、腰、左右腿都受了伤,但无一致命。徐锡麟子弹打完了,跑进内室装子弹,手下的巡捕背起恩铭往外跑,陈伯平追上来放了一枪,这一枪要了恩铭的命。

  徐锡麟装好子弹冲出来,发现恩铭已经不见了,只剩藩台冯煦还呆呆在站在堂上,似乎没回过神来。徐锡麟推了他一把:"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急急忙忙跑了。徐锡麟又去找毓秀,也已经踪影全无。

  徐锡麟抓住了顾松,问他如何知晓自己是革命党的秘密,顾松说,日本方面给会办的信都是用胶水黏的,有几封因为受潮,封口裂开了,我偷看了信,知道会办是革命党―就算信封胶水受潮无法可想,秘密信件就不能整点密语隐文吗?

  徐锡麟没有告诉学生今日要起义,只是派了一个人守住门口不让学生走,觉得刺杀恩铭后,一呼百应,自然学生们就会揭竿而起。他没想到枪声一响,场面大乱,一个人怎么拦得住汹涌的人流?大部分学生都随着省里官吏跑掉了。

  谁都知道起义首要夺取军械,但徐锡麟并没有派人事先控制军械所负责人,结果负责人带着钥匙跑掉了,巡警学堂学生虽然占领了军械所,地下室弹药库却打不开,能找到的枪弹互相不配合,战炮上也缺少机铁。

  徐锡麟倒是想到了派学生去跟六十一标的官兵联络,请他们进城来领子弹,共同举事,但这人明显派出太晚,占领军械所之后才出发,此时安庆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往来,信根本送不出城去。

  徐锡麟在军械所遇到了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未带军队,徐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义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利贞答应着走了。刘回去后立刻反水,组织巡防营向军械所冲锋,徐锡麟等无枪无人,力战被擒。

  陶成章说徐锡麟"动与人忤,然性慈爱人",真是没有说错。他不杀冯煦,轻信刘利贞,战事不利,陈伯平提议焚毁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他认为这样会导致安庆城"玉石俱焚"。

  此人自然极是汉子,在供词中承担了全部罪责:"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他们去的。"别人问他是不是受孙文指使,他坚称"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面对伦理方面的指控,徐锡麟说出了惊世骇世的一段话:"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他是在以种族规则为旗,与世俗伦理作战。

  伦理反过来要惩罚他。恩铭的夫人希望按照"张文祥刺马"的逆伦案例,将凶手剜心后再斩首。如果是别的家眷,也不见得有人理会。但恩铭夫人是庆亲王奕匡之女,有司不敢不重视她的要求。藩司冯煦念及徐锡麟的活命之恩,暗中指使刽子手先杀人再剜心。

  徐锡麟惨烈的死法,与秋瑾的被处斩一道,为上海中外报刊大肆报道。虐杀与杀女人,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最不能容忍的做法。清廷在丁未年一役大大失分,为四年后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行刑前,循例为死囚摄影一张以备案,拍完,徐锡麟说:"面无笑容,怎么留示后世?再拍一张!"但不笑的、笑的相片,都没有能留下来。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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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辛亥百年变局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围着火炉来聊一个这么大的话题。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谈房子、车子,很少来谈一百年,谈革命,谈宏大的历史变迁这样沉重的话题。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有那些轻松的话题,那么必将被那些沉重的东西压死。没有沉重的就没有轻松的东西。我们担负那些沉重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地生活得轻松。

  这个沉重不是我带来的,而是一百年中国的历史带来的,因为一百年给中国人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今天在承受着的。我们说房价很高、社会很不公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马路上塞车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具体,都很孤立,似乎是各个方面单一的问题,但是它们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问题,这个背后的问题不是今天产生的,而是一百年来、两百年来、四百年来,甚至更长的一千年来,造成的问题的总和。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过一本书在耶鲁大学等大学里作历史教科书,叫《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中国大陆也有中译本,但这个中译本只有薄薄的一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史景迁写的书这么差,跟我说想象的史景迁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发现了台湾
翻译的《追寻现代中国》,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删节后的一小点。因为史景迁的现代中国把起点放在1600年,终点放在2000年,他写了在这四百年中,中国人是怎样摆脱古代一步步走向现代这个过程。他写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们在大陆看不到,因为大陆的一本不会译后面部分,它只译到1911年,后面最重要的、写了两本多的都没有翻译。我看了那三本书,知道史景迁把现代中国的起点放在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满洲人入关前在东北做准备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从五四、辛亥以后开始的,他的时间尺度更大。

  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关于变与不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来变与不变》,是2010年2月写的,我在其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那么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发生,甚至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巨变,它也是渐变。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120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国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象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¼
�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ï
��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国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多多了。据官方统计,现在每年发生的都在十万起以上。因为
中国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为洒落在各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范围也未必轮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们还能安静地生活下去。这种环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12%,那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ã
��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å
��,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1905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国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权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1906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å
��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
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但是选举是真的。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比较认可的精英,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选举大致上符合当时全世界的选举惯例,我们考察英国、法国、美国的早期选举都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选,都有一个一步步开放的过程。美国的这个过程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妇女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600多年。当时的中国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é
��举,让中国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党人。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由国民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和后来由自称继承了孙中山遗志的共产党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党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党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们总认为局限是个贬义词,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
在我看来比无限革命要美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坏性的天才,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个比一个破坏性强。洪秀全只占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分封诸王,老婆就有36个,打进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杀了二万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这样的破坏性天才,中国几千年来都不缺,给中国带来的毁灭也是巨大的。中国缺的是建设性的人,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
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国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党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æ
��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当然,结果被逆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辛亥的话题,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为止也还是绝后的。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中国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走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中国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党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了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对整个中国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严复讲的"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
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我说,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国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¾
�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总结出人世间最精炼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时中国哲学的最高典范,这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经典表述。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打破这句话,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继续停留在古代。

  我们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120天当中,中国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着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国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国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国
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风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退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½
�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国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这样一来金融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é
��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国就处于这
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860年代中国向外国人学习造洋枪洋炮开始的,然后开办工厂,制造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纱织布,开办新式学校,开办出版社、报社、银行,这么一路过来所积累的文明基础。从辛亥前的中国到辛亥后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农业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农业国都是君主制,这种选择是正常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这样的制度与农业国家也许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国家都诞生在海洋文明国家,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跟当时整个中国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过头�Ž
�看,中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可以说是失败了。虽然在辛亥革命这一轮我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从民国变成了军国到党国,我们走了这么一条道路,从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们失败了。但是晚清以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成功了。这五样东西可以充分地标志当时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第一样是学校,从无到有,中国在1902年以前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旧书院,只读四书五经,完全是应付科举的。科举直到1905年废除的。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学校产生了,为什么慈禧下决心废掉科举?其中有一个背景,科举不废除,老百姓不愿意让孩子去新式学堂读书,跟科举制度不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的建议彻底废除了科举制。

  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国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的人都被商务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中国最早的教科书。所以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是特别的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话语体系最终都没有使用严复翻译过来的体系,而是使用日本转译过来的体系,如"干部、群众、政党、政治、逻辑、社会学……"这些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概念有许多都是日本转译的。严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用最古雅的话语对接西方文�˜
�。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经济学"是"计学","权力"是"群己群见",他独特的翻译可能更精确,但最终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包括教科书都是,但是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1922年,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国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1922年前后这个年代成熟的。我们今天回看中国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这半个世纪是最佳的,真正能成为这个民族栋梁�š
�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几乎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极少数尤为年龄偏小没有在1949年以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完成了很好的中学教育,在1950年代初读的大学,大部分后来又去西方留学,获得过学位。这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只举一个学校的例子就足够了,西南联大,它培养了许多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学上的,还活着的翻译家何兆武,自称是西南联大最普通的学生,经常在窗口听听课,他本来是学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终成就却在翻译上,他只是到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课堂外面去听过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够了。西南联大当时最好的就是可以随便听课,学文科的可以去听理科,学工科的人可以去听文ç
��的。西南联大出来最有成就的人都是离开了中国大陆才能取得最高成就的。两个在文科上顶尖的在美国,一个叫何炳弟,一个是杨连生。何炳弟的学术水平比余英时还要高一点,但他缺乏社会关怀影响力不如余英时。但何炳弟是世界顶级的,他研究三百年的人口问题,光地方志就看过2500种,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这些人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哺育了一个人叫邹谠,他的爸爸叫邹鲁,邹谠在大陆曾经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她是美国顶级的社会学家。西南联大出去的人里面当然也包括杨振宁这些人,还有在数理逻辑上成就非常大的王浩,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顶级的,我们今天绝对哺育不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人不行,而是整体的教育环境出问题了。要重建这样的环境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就是在教育上,在民国曾�»
�达到过一个巅峰状态。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中国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国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是当年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所代表的中国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一次次的打压、关门甚至杀人都没有改变整个格局。民国杀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没有改变民间报纸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我们谴责杀人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新闻空间依然是民间主导、官方为次,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这些党派报纸不是当时的主流,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

  在金融业方面,在国民党掌控金融之前,整个金融业都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从企业上来说基本上是民营企业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当时都称王的,这个叫"纺织大王"、那个人叫"棉纱大王"、这个叫"火柴大王",那个叫"化工大王"。那个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会就叫你什么大王,这些称呼的背后就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尊重与尊敬。

  从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讲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两个新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打回前现代去了。

  一百年我们走了一个轮回,1979年以后,又要请资本家回来办企业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了,但仅仅是生产力而已,还不是他自己。余英时先生十年前写了一篇小文章,他把20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让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出局,让边缘人掌握了权力,成为新阶级,然后摧毁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社会,我们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国要回到现代文明,余英时说在废墟上重建难度太大,"我不乐观"。中华民族在20世纪杀虐太多,流的血太多,死的人加起来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光是1950——1960年就死掉了四千万,抗日战争死了两千两百万,文革和内战又死掉很多人,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华�€
�就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之类的都是留日学生、知识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药包的都是这个民族最有学问的人。绍兴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学的一样手艺就是制造炸弹,汪精卫是留日学生的精英,写得一手好诗,又是一流的演说家、政论家,但他选择的行为是拿炸药包去炸摄政王,这事无论成败他都必死无疑,回来纯属意外,是清朝不愿意杀他。清朝不愿意杀人,所以它的下台也比较体面。我忍不住要赞美隆裕太后几句:隆裕太后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既能考虑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断然决定接受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要挟,也能顾全中国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安全,放弃统治权,接受一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退位安排。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这样,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如果è
��有也是在台湾,就是蒋经国,比她更体面。隆裕太后的这种选择就表明一个王朝有可能理性地、有体面地下台的,并不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定以流血告终的。

  以往我们看历史时,因为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个庸人,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个比较无能的人,但无能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为,有时候无为就是好,该无能无为的时候就要无能无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将决定历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台的选择本身还是不容易的。

  余英时先生接下来说了一句话:21世纪中国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题目就是重建中国的民间社会,重建被连根拔掉的那个民间社会,重建新的"商务印书馆"、新的"西南联大"、新的"南开中学"、新的"浙江兴业银行"、新的"大公报"……我们要更多的建设而不是更多的破坏,用更多的建设来开始民间社会新的道路,我们要对话不要对抗,我们不要暴力要和平,我们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我们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写的,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绍兴就出了四个——蔡元培、å
��锡麟、秋瑾、陶成章,绍兴很不简单,在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贡献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党人,还贡献了一个鲁迅。一个地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座城市,江苏南通几乎是张謇一个人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积极地介入历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秋瑾、徐锡麟、蔡元培他们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中国畸形发达的东西就是主角
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是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一点教训。

  「根据 2011年2月在绍兴南方书店讲座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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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辛亥百年,官方的纪念一定隆重,只是逃不出雷打不动的意识形态,跳不出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说到底,百年前的辛亥不过是现存权力的又一个消费品而已。消费主义通吃的时代,还有什么逃得出被权力消费的命运?

  百年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中国,陌生的共和制几乎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百年来这块土地是怎么消费它的?先是以北洋军阀十五年的方式消费它,接着是国民党二十二年的一党专政消费它,当然更是以六十二年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个时代的方式消费它,这六十二年可以被分成无数不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自己的消费方式,1957年之前是一段,1960年前后是一段,"文革"是一段(其中还可分位不同的几个小段落),1976年到1978年是一段,1979年到1989年是一段,1989年到1992年是一段,1992年到今天也可看作一段,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消费先辈曾经达成的民主理想。要成为民主社会合格的公民,我们还须锤炼,得来太易的果实我们肯定也享受不了,只有来之不易、千难万险得来的果实,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去呵护它、捍卫它
,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和热血来捍卫它。今天,我们要有忍耐之心,这种耐心不仅仅是对个人,对整个民族也是如此。中国人是受得起苦难的民族,我们五千年都过来了,一百年都过来了,六十二年都过来了,我们还怕什么?当然不怕了。对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也许并不是实现并享受民主自由果实的那一刻,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过程。

  不久前,有网友问我,"百年前的变法失败如果说是因为知识精英不靠谱,那今天的精英们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我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百年前变法的失败也好,宪政尝试与实践的失败也好,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精英的不靠谱",这样的解释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历史本身是很丰富、很复杂的,有很多的线索,并不是单一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找到历史的清晰脉络。至于今天的精英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见识主导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完成百年未完成的转型,首先要澄清谁是今天中国的精英,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就无法回答这个问号。其实,对精英的概念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也有不多的误解,我们往往把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较高学术地位、较大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把有钱或有什么头衔的人看做精
英,这是对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在我看来,精英就是具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同时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人。互联网上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编辑、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可能是厨师、司机、民工。"心灵鸡汤"于丹是精英吗?"共和国脊梁"倪萍是精英吗?如果按照前一标准,她们肯定都是,她们很有钱、很有名,能不"精英"吗?我给精英做的这个界定,关键词是负责任,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为未来负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不说年长的人,只说80后、90后,已经产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标准、学术标准划分都属于普通人,但他们符合我所说的几条标准: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愿意负责任而且有能力负责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ï
��整个中国或许有几千万,我认为,今天的这些精英们完全有能力和见识承担起这个时代变革的重任。

  我始终信奉和平转型的理念,这一点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和平转型需要很多的社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精英阶层,只有大批负责任的精英成长、成熟起来,理性的声音才有可能主导社会转型的每个环节,既能防止民粹主义潮流的裹挟,也能抵挡权贵主义的严密打压,在整个社会逐渐培育出一种温和、节制的氛围,为未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博弈、妥协创造前提,只有对话才能导向和平的社会变动,否则只能以暴力告终,不管是哪种形式。

  一百年前,当大清朝脱轨,新的共和取而代之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整个民族没有付出惨烈的代价,而是以相对较小的震荡、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历史巨变中心的几种主要政治力量都是相对节制的、温和的,无论隆裕太后、载沣和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他们,最终他们在那个时代找到了一种解决政治危机的新模式,这套模式就是对话、博弈、妥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对话、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完成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有之,不过血流成河的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说到底都是暴力决定。尽管隆裕太后、孙中山他们都是被动的,是被历史的、现实的逻辑推着走的。但是被动导致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全新的共和
制度安排。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问题,而是各方相互对话、相互妥协,许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过瘾,因为不彻底。而我觉得被动往往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蒋经国主动交出国民党政权,让台湾进入民主社会是主动,主动成分很大,但如果没有台湾朝野的民主呼声,前赴后继的努力,让蒋经国认识到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终选择了主动,主动的背后还是有更多的被动(更不要说国际的局势、美国的影响等等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愿意放下权力,鞠躬下野,哪怕是被动,也是了不起之举。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各方共同的努力与妥协,可以说,他们各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的历史就有了一次小小的进步。

  回望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既不能相信教科书,也不能相信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告诉我们的那些简单结论,我们应该相信经得起质疑、推敲、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的事实,回到历史的原点,在那里面找到百年中国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因为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只是某些英雄、伟人或统治者创造的,而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只有每一个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新时代,一个比辛亥年更加美好的时代,那个美好的时代不在今天,而在一个不远的明天,而这些改变不能将希望仅仅寄托在黄兴,孙中山、袁世凯和隆裕太
后他们的身上,而是要依靠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普通中国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历史。

  8月下旬,在北京"蓝色港湾"的酷热中,有读者问我,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我们还须忍耐多久?这是一个天问,当然不是一个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能跟读者分享我非常私人的看法。我说,站在2011年,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和平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迹象,从上流社会的举动看不到,在主流新闻媒体上看不到,似乎一点希望的曙光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愿意未来交在上帝手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相信人,我相信上帝。有朋友关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书评题目就叫《上帝在细节中》,在人的背后有上帝看不见的手,中国经历的所有这些苦难也许都是上帝在熬炼中国人,这个老大民族经历了几千年专制集权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磨合期,让它在历史转型当中几经折腾与纠结,一次次的绝望,甚至把它打入十å
��层地狱,而是突然之间把它带进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中国人可能还没有福分享受。正如一百年前,我们不是曾得到过这样的民主制度了吗?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百年了,民主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套用孙文遗嘱: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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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 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有无数的生日,北京城每天成千上万的生日,大家每天都在赶生日。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号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我看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 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作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穿透历史要有眼光,要有判断,如果拘泥于某ä
��些东西,就永远都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完全不是人按照主观意愿就可以完全操控的,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只死了几万人,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
�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是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我看到当时中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他们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进宫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国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文武,为了争夺王位,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爸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国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
�,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了。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湖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最流行的,覆盖ç
��最高的是白旗,白旗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有的像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救是一块白布,总而言之独立旗帜是以白旗为主。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地说一场雨就可以压垮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什么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可信度很高。粮食危机
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第二,粮食危机带来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东西。

  如果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 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国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
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讲到,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落到私人的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两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æ
��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的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杀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所以双方就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国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权制,这套制度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一共只有两种方式,或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是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凯虽是一世之枭雄,但他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知道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
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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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奉先:金日成父子与邓小平关系恶化始末

  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学术界关于朝鲜半岛历史似有两大显学:一是北朝鲜政权研究;一是韩国史论研究。但时移世易,风向亦趋逆转,中朝友谊亿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近20年来,当意识形态的光环逊位于国家利益,中朝唇齿相连的赞誉已成为一种传说,当年汗牛充栋、韦编三绝的金日成亲华爱华的历史文献,还能存留下来不失价值的,恐怕多是那些事儿因人论人因事论事的考证罢。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巴基斯坦,这个与中国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自中巴结盟以来,直到今天,与中国的感情远超于意识形态而全天候亲密友好,患难与共、知恩图报,不离不弃。

  这是很多人都很迷惑的地方。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何巴基斯坦是我们的巴铁?而同一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朝关系,曾经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为何到了今天却同床异梦,隔阂日益加深了呢?

  客观的说,提到这个课题,少不了谈及中国的曾经掌舵人邓小平与他们的情感变迁史。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就笔者考证所及,他无论在朝鲜半岛北方,还是南方,都曾受到人们的无比的尊敬。他一生也确实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也曾身体力行,为巩固与发展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精心培育的中朝友谊而不竭余力。

  他一生四次访朝,四次赴朝意义各不同。第一次去平壤是1962年,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不是中共中央主席),奉命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热情的款待。金日成单独会见了他,在与他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中建立了私人感情;第二次去平壤是秘密之行,那是1964年春天,赫鲁晓夫已经下台,苏共召开了三月会议,如何看待苏共的走向,是摆在各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问题。此次访朝与金日成交换意见,尽管分歧严重,但不足影响两国深刻的友谊;第三次访朝则是邓的再度复出,时间是1978年9月9日,是朝鲜国庆30周年,亦是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当时,金日成很重视邓小平的来访,活动中一直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更重要的是,在大型活动结束后,金日成特别提出,希望与邓小平单独会谈,目的�˜
�在中国领导政权交接之际巩固中朝关系。为此,在金日成的苦心安排下,邓在咸兴受到8万群众的夹道欢迎!1982年4月,邓和胡耀邦访问朝鲜,表明中国高度重视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定格为"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时邓小平已78岁高龄,亦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此后,两国关系日见微妙。标志性事件是中韩关系开始出现解冻与接触,不过,凡有较大的行动,中国给足朝鲜面子,邓小平都责成外交部主动向朝方解释与通报。

  1992年中国与韩国谈判建交前夕,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金日成权衡利弊决定最后一次正式访华,除北京外,还去了山东、南京。当时邓小平已辞去要职,因年事日高,早已不再会见外国客人,但对金日成访华仍是高度重视,他还是破例会见,以修补两国裂痕。

  没料到,会谈表面上取得是建设性发展,实际上关系更趋恶化。因为韩国当时是亚洲惟一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为了更好的解决台湾问题,决定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个消息对金日成是一个毁灭性地羞辱。

  金日成要面子更要里子,他不得不向邓强硬交涉:"既然你想和我们的共同的敌人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朝鲜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吗?"邓小平很强硬:"你们要是和台湾建交那么中朝则断交!"

  可以想象,两国关系恶化到何种田地。反对归反对,中韩建交摆上日程,势在必行。但如何向朝方通报,却颇费斟酌。中共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以转达总书记口信的方式,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的钱其琛前往平壤向金日成当面通报。钱见到金后,金态度异常冷淡与震怒。事后,扬言要在台北设立办事处等报复措施。金还指责中国"抗美援朝"是假,"保家卫国"是真。总之,金日成认为自己的国家被中国出卖和玩弄了。

  而韩国对邓的行动赞不绝口。自中国打开国门后,韩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黑猫白猫"理论,赞赏邓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道路,甚至有人还专门研究邓小平的理论著作。中韩建交后,卢泰愚总统访问中国,首先就提出希望拜会与请教邓小平的治国理念。

  至此,朝鲜对华关系一日千丈。金正日接班伊始,中朝关系更是雪上加霜。朝鲜人当时很难接受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及中韩建交事宜。金正日乃至扬言,一旦朝鲜爆发战争,周边大国将无一幸免。这到底是在威胁美国还是威胁中国?金氏对华关系,不言而喻!

  随后,报复出炉。1993年9月23日,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许多中国人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因为这次申奥,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会失败。可是在全国民众翘首盼望的时刻中国却失败了,而出问题的就是那个曾经声援支持中国攻打越南的朝鲜将关键的那一票报复性地投给了悉尼……

  尽管如此,金正日每次来中国正式或非正式访问,我们照样为他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要粮给粮,要钱给钱;同样,中国重要领导人访朝,对方亦是高规格万人接待,"中朝友谊万岁"呼声依旧响彻云霄。那架势,两国关系似乎仍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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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国寂寂:你所不知道的中美关系

  今天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学者卜大年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有些看法想找个地方说说,国内的论坛肯定是发不上去的,于是克服懒惰,翻到这里,又是注册又是登录的,只为一吐为快。

  老卜讲的比较全面,看来是个少有的明白人,可惜过于隐晦。

  中美到底是什么关系?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基于误判?如果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简直可以说得上是机密。但它又不是机密,因为这个答案,官方基本上无法形诸语言和文字,只能限于大家心知肚明。无奈大部分美国佬太认真,太不解风情,太不善解人意。有些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何说得出口呢?好在中国的老百姓好骗,包括很多上过一点学,对自己的判断力相当自信的人,一样也上当。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使很多人不爽,甚至严重不爽。

  认知国家之间的外交,首先要明确一个毫无疑问的原则:专制国家的外交,首先是为国内统治服务,然后是为专制集团的集体或个人的私利服务,就是不可能真正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服务。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很多看似奇怪的问题,就不奇怪了。

  西方民主文明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存在,是中国专制集团实现其统治和私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是中国专制集团宣传出来的假想敌。在很多普通中国人的意识中,包括在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意识中,也括在一般中国军人的意识中,美国好象随时要对中国不利,一直在背地里阴谋策划要侵略或者吞并中国。中国专制集团在这一个宣传上做的非常成功。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维持统治权力及与之相关的私利。中国政府和国家机器的存在,好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本国人民不受美国的侵略与奴御,这虽然可笑,但事实就是这样。

  中国的高层领导者,掌握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的人,其实并没有把美国当成敌人。对于最高权力核心来说,现在已经突破了终身制和世袭制,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无法终身掌权,更无法传之子孙,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位时牢牢把握权力,退位时如愿移交权力并保持地位和影响,至于要对美国怎么样,那不可能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以前毛先王在位时,他倒还真的对美国有点敌视,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没办法,中共衣钵来自苏联,而且当时斯大林对老毛在中共的地位有一定的影响力,老大哥又正儿八经跟美国死掐,那就只能选择"一边倒",联苏反美。二是老毛早有当"世界王"的野心(当然这也是他说不出口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这一点也基本上得到了公认),当"世界王"的办法,无非是斯大林死后,老毛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然后东风压倒西风。为什么要"压倒西风"呢?因为美英德法不可能尊其为"世界王",只能压倒,所谓"超英赶美"。既然要通过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哥,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争当"世界王",自然不能跟"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妥协。三是因为老毛是搞终身制,太子出事前也有意传位,因为前述两个原因他反美了,他下意识
的怕被美国收拾,就如同今天朝鲜的金胖子,他敌视美国是完全有理由的。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现在的权力核心敌视美国是找不到理由的。近些年来中美之间的纠纷,无论什么事,中国都是一种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很明显的。炸南联盟使馆,中国专制集团的主要精力用来制止和防止国内学生示威。王伟坠机,主要传言是中国捡了便宜,所谓借此机会获得了预警机技术。如此等等。从来没讲过一句硬话,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动作。除了抗议谴责,还是抗议谴责。

  具体到中国的整个专制统治集团来说,更不可能真正敌视美国。我们常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如果美国哪天发疯,丢几个原子弹把中国炸掉三分之一,中央把省部级官员全部叫到一起开会,讨论要不要打回去,结果必然是"算了","谴责一下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去开会那些人,他们的小孩、小蜜、家人、财产,大部分都在美国,怎么能打呢?就比如最近各种挨打的央视记者芮成钢,隐瞒连自己都是美国人的事实,帮着中共宣传中美对抗在中国骗钱。

  所以,中国并不想把美国怎么样。

  反过来看美国,实际上美国在很多场合还是针对中国的,或大或小的事。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难道美国不清楚中国领导层并不是真正针对美国,只是出于统治和权力、私利的需要巩吓、欺骗老百姓,真相是他们不但不针对反而最需要美国吗?难道连美国也被忽悠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美国佬也太不善解人意了。我想不可能。美国的情报能力不可能那样低下,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也不可能那样弱智。

  这不禁使我产生一种猜想:中国的专制统治集团跟美国是不是在演双簧?这里所说的美国,当然不是指美国整个国家,或许是一部分人,或许是某些势力、派系。

  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我是十分心仪的。然而我并不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文明的圣人。美国的制度好,似乎也并不能一概就能决定每个人都是好人,每个人都高尚,每个人都不会想着以不正面的方法获取利益。

  美国部分势力、部分人与中国专制统治集团唱双簧,共同欺骗恐吓压榨中国人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中国现在的专制统治集团就是美国变相殖民中国的代理人,只是这个代理人的自主程度很高,不由美国任命。

  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组照片,全部都是中国的曾庆红家族与美国的老布什家族的合影,内容主要是曾家的人在布家的农场游玩,关系之密切,令人震惊,完全不是所谓两国领导人交往的礼节范围。当时我设想到一个场景,很为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感到悲愤。那个场景是这样的:曾和布分别在前一天的最高安全会议上部署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与动作,第二天,曾就全家飞到布家,两家欢聚一堂,曾并代江向布致以至诚恭敬之意。这TMD都什么事啊!坑爹啊!

  所以我总觉得,美国、美国政府,也是很复杂的,不排除其中的某些人,甚至是大量的人,与中国的权贵统治集团有一腿,心照不宣地狼狈为奸,合谋欺骗、恐吓、压榨可怜的中国人民。其实,故意"误判"中国对于美国的真实态度,保持对中国的"防范"态势,时不时的刺激一下中国,不但是为中国"同伙"恫吓人民制造"美国威胁"的口实,同时也是美国自己维持军备的需要。个中曲折,只有当事之人清楚,一般人,包括专门的学者,只能从事实的迹象进行推测。

  中美关系这个问题,在两个国家养活的人,那可是大大的有。在中国,主要是宣传美国要打中国的,和准备对付美国打中国的。在美国,主要是研究中国到底要对美国怎么样、美国怎样应对的,和"防范"中国对美国不利的。总之是中国抗议不断,美国动作不断,却从不"擦枪走火",相当默契。

  老卜在他的文章中讲了一个观点:即使美国不干涉中国收回台湾,哪怕帮助中国收回台湾,中美关系并不会因此而改善多少。我深以为然。但是为什么呢?老卜没有讲。他不方便讲。

  所谓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中美之间演戏的道具,同时更是中共维持统治的一个工具。台湾实际上已经独立了,中共只是要求它不要到处宣扬,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它到处宣扬,会使中共的有关领导人被政敌攻讦,要其承担听任民族分裂的责任,有关领导人可能因此而丧失权力。中共也不是真要收回台湾。不说它收不收的回,最起码的一点,如果台湾哪天自己发疯回归祖国的怀抱了,中共要安置的"吃台湾饭"的人就是个大问题,包括对台部队、中央和各省各市对台工作部门及其家属,少说也得几十上百万人。军费按道理就要砍掉三分之一。那些军头们能愿意?

  中共本就没想收回台湾,又为何总说美国要阻止?

  美国明知中共不想收回台湾,又为何总说要阻止,并要经常搞些动作?

  演戏,演得再真它都是戏。

  中国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没有任何发言权,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是中国专制统治集团的高层人物。而美国与对华政策有关的利益集团影响或左右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专制统治集团与美国有关利益集团的关系那是好得不得了,没有矛盾,不需要改善,但是,使两国保持一定的虚假的"敌对"姿态是双方的重大需要,并且是长期的需要,这跟所谓的台湾问题、货币问题、贸易问题其实木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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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日星期日

傅国涌: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民国不是打出来,而是谈出来的、对话对出来的。如果说"剿抚并用、以抚为主"只是传统的老办法,那么,走到对话桌上,以和平谈判来解决政治危机,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办法,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辛亥时期的民谣《海上光复竹枝词》反映了当时情景:

  议事厅前颇认真,安排西捕辟行人。同居一国开和议,今日君民势已均。

  但和谈也非易事,紫禁城里的惊恐、保皇派的荒唐、立宪派的稳健、革命党的激进、北洋派的实用……这众多支流,在一片喧闹中各有目的却殊途同归,最终达成共识,汇入"共和"之河。

  保皇派的主张:以孔子后裔为帝

  在川西华县,小学生每逢朔望要向石印的慈禧太后、光绪帝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后来又要向着摄政王抱着六岁宣统皇帝的像行同样的大礼。

  1911年11月7日,以翻译《天演论》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留英学生严复写信给莫理循(发表于《泰晤士报》),充满忧虑地说:

  他们(南方革命党人)允许目前这个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还是干脆将其废除代之以中华共和国呢,还是他们相互战斗直到最后,而以一个中国的波拿巴为最终结果呢?现在没有人敢于预言……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宣统帝是个幼儿,在清朝陨落的时刻,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当时有人提出以孔子后裔为皇帝的想法。11月30日,张謇写信给汤寿潜:

  昨有美人詹美生来言:中国今日政体似尚以君主为宜。若不愿满人,何不举衍圣公,而总理为之办事?

  12月16日,日本公使伊集院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谈后出门,朱尔典追出来,刚接到英国外务大臣的绝密来电,要给他一看,其中说:"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已全无可能,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望即与日本国公使进行密商。"

  极力主张立孔子后裔为帝的是康有为。他在《救亡论》一文中说:"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在另一篇《共和政体论》中,他提出保留宣统为虚君,各省公推孔氏衍圣公为监国摄政王,"直出上谕,则汉人为主矣。若欲行总统共和,则称监国总统可也"。

  袁世凯对拥立孔子后裔之说断然否定,"此种荒唐论调实不值一笑;单纯可以拥为君主之族系人物,不但无从寻觅,容或有之,而废黜现今皇帝另立新主,其结果只是在实质上成为共和政体,且会惹起更多纠纷,无论如何,不能考虑……" 黎元洪接受英文《汉口日报》采访,记者问及康有为,他强调说:"康有为的事业不是我们的。"显然他不会同意康的这些主张。黄兴、孙中山他们不会同意,北洋军中廖宇春这些人也不赞成。

  严复的坚持

  严复作为南下和谈的各省代表之一,12月12日,从汉口过江,与当年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有过一席谈。

  北京《京都日报》12月23、25日接连刊登《严复与黎元洪之政见》、《唐黎会晤志略》,报道12日他们的师生谈。严复说中国人民程度不足,实行共和必多流弊。黎不便驳难,由孙发绪代答,"大致谓人民程度不足,由于无良政府以督率之,此次改革正欲增进人民程度,而期渐进于完善。如谓程度不宜于共和,亦未必即宜于立宪。况立宪政体君主万世一系,彼有何功何德,而能永享尊荣如此"。严复说:"我亦尝谓万世一系不合人群公理,但今日之事颇难为力。"孙说:"此事转移全在先生,先生为当代大儒,若著书立说启发国民,程度自然高尚;鼓吹共和政体,则共和政体自必早庆成立。"严复只是说:"谨受教,但鄙人此次南来,总期保全人民之幸福,凡鄙人所能为者,无不尽力为之。"

  严复一直坚持国人程度不适合共和,日后甚至提出了一个"共和女性"说,说共和属于阴类,共字又读"恭",恭顺而和柔之意,引用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他认为今日将这个名词尊为全国名号,岂非大谬。

  "民国"、"共和"的强大声音

  当时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共和。

  10月28日,苏州尚未独立,中学生叶圣陶日记即说:"从此以后……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11月16日,黎元洪对记者热情地谈到中国的未来,"描绘了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而建立的未来的联邦共和国" .

  在上海等地,许多以民国、共和为名的团体纷纷出现。

  不用说革命党人,不仅张謇、汤寿潜、程德全、赵凤昌这些立宪派,就是岑春煊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年轻一辈的孟森、雷奋、杨廷栋这些人。

  12月16日,上海租界巡捕在宁波路墙上撕下的纸条写着:"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该杀。"巡捕在山东路上也发现类似的纸条。唐绍仪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表示,"目前最堪忧虑者,在于各省对和谈真相缺理解,竟然妄加抵制。今晨以来,本人已接到恫吓信数封"。

  参与和议的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从武汉到上海,下船以后,"很多代表被……歹徒要挟,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党,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

  紫禁城的战栗与痛楚

  12月20日,凌盛仪在湖南听说,隆裕太后想要带着溥仪出奔,"无地可往,唯有痛哭而已"。这只是传闻,但当时确有人为溥仪避难联系过美国使馆。在袁世凯进京前,皇太后和皇帝请求在美国公使馆避难,11月10日,北京方面给诺克斯电报,主张允许请求。当日,诺克斯回电,如果其他公使馆不反对,他同意"暂时避难,如果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这是必要的话"。

  当年回国考取翰林院编修的留学生叶可梁,也从非正式渠道获得了美国使馆的同意:

  武昌起义后月余……我与义理寿联系过两次,十余日后彼告我谓美使馆已答应让出二等秘书宿舍给溥仪使用,并计划由天安门挖一地道直通东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凯的耳目。

  后来,当袁世凯大权已握,与内阁大臣联名上奏,要求顺应民心改定共和政体时,紫禁城再次经历战栗与痛楚。幼帝溥仪日后回忆,是一份密奏吓住了隆裕太后: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

  和谈代表唐绍仪的窘境与功绩

  清廷的牌几已出尽。12月6日,袁世凯在逼摄政王退位后独掌大权。整个朝廷的重心发生倾斜,战与和、退还是不退的主导权落到了袁身上,次日他决定派唐绍仪南下议和。

  12月12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致电内田说,自决定派唐为代表南下议和以来,对袁世凯的意向,外间传说纷纭。"闻昨日(清国)陆军部某人曾向青木少将秘密透露云:如此次交涉不成,或则乾坤一掷,断然废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体;或则效法罗马教皇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荣而置于虚位,不使其干预一切国政,二者必择其一,袁世凯对此已有所准备"。他将这些问题当面问袁,并说如果袁主张君主立宪,日本必尽量援助。袁回答,自己始终主张君主立宪。11月23日,罗瘿公写信向梁启超报告与袁世凯面谈的情况,袁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这首次出现的新名词,将君主立宪与共和捏在一起。

  此前的11月14日,袁对汪荣宝等资政院议员阐述自己主张君主立宪的宗旨和理由。但是,袁交给唐绍仪的方案"二十二条",已不是一般的君主立宪制,而是 "君主共和立宪制",这是袁与外交团商定的:

  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司法机关为独立,归裁判所管辖……

  当时,《申报》、《民立报》等报纸都曾刊登。这个独特设计在世界各国不曾有过先例。袁以为南方会同意这个方案。不料唐绍仪一到武昌,黎元洪他们提出的四点建议就是:推翻满清、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唐绍仪到上海,发现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也没有将这个方案拿出来讨论。

  12月20日,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第二次开谈。伍廷芳说:"我初亦以为中国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唯今中国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唐绍仪:"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

  唐绍仪南下前夕公开表示,政体改为共和也可,唯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回京罢议。他内心却是主张共和的,随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荣回忆,船至南京下关,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密谈许久,所谈内容虽不知,但看他们亲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荣写信给朋友:"此次会议,原为南方主共和政体,北方主君主立宪,故要开会彼此商讨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们的北方代表未到开会地点,在船上业已主张共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

  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次日,他电致北京内阁,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12月29日,南下和议代表之一许鼎霖给赵尔巽写信:"此次议和,实误于唐大臣过于胆怯。两次开议,皆存逆来顺受之心,是以革党得步进步,不至共和不已。"他还在资政院指斥唐绍仪,"何谓议和,直是送礼而已"。恽毓鼎甚至在日记中写下"唐绍怡之通匪卖国,令人发指"。

  而英文《大陆报》记者笔下的唐绍仪,"他冷静、充满人性、和蔼可亲,易于接近。当他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出席和平会议时,革命人士感到很高兴,他们认为唐绍仪是一个具有开明观点的、通情达理的、并非对革命毫无同情心的人" .

  双方各有目的,终于殊途同归

  其实不是唐绍仪软弱,关键还在袁世凯的态度。这一点,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就已说破: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

  12月21日,随唐南下的北方分代表范静生(源濂)在湖南共和协会欢迎宴会上说,"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共和。唯一国总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

  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知道唐持有共和党人的观点","袁世凯派唐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 1912年1月24日,他写信给威?伍?柔克义说:"12月里,我有几天呆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

  袁世凯未必有什么共和的信仰,但对清廷不放心则是确实的。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记录,10月15日,袁即派亲信密访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告诉美国外交官:"袁将到京,不久我们会有一个共和国,袁且为总统。"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记录,袁从一开始就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似乎令人猜不透,其实只有一条,他既要取而代之,又不想背上篡位的恶名。

  在唐绍仪之外,北洋军代表廖宇春南下秘密斡旋,如果不是出于袁世凯的安排,至少也是洞察了他的心机,否则很难理解廖如此大胆。廖宇春在秘密和谈时说:"中国人民无爱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统无血族之关系,一由君主无爱戴之价值。今民军进种族革命,而为政治革命,用意极为正大。"并直言不愿为清帝而战,只要袁世凯做总统。

  双方之所以顺利达成协议,是因为各自完成了主要的目标:对南军而言,要的是共和政体;对北军而言,要的是袁世凯为总统。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我见到袁世凯时,他小声对我耳语:"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电奏速定共和。

  共识形成,尘埃落定,清朝的命运决定了――退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

  共识下的双赢、多赢

  回看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但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最终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个底朝天,更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是相对节制的。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
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他们得以坐下来,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我们也有"痛打落水狗"的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开了一个好的先例。这个先例应当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后人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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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江:金三角势力大洗牌

  随着缅北金三角重新燃起战火,多支少数民族武装在中缅边境与政府军展开交战,这场号称当代世界最漫长的内战在目力所及之处,再也望不到尽头,而中缅国境线上越来越尖锐的武装对峙甚至是残杀,不论是於对峙双方还是中国一侧的民众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8月22日一早,距离中国云南边境几步之遥的南清兄弟大桥方向传出一声巨响,这座名为「兄弟」的大桥就此灰飞烟灭。在某个瞬间,有人看到整个桥面飘在天上,几十米宽的水泥路面在空中翻了几个滚,崩碎在那条分割中国与缅甸的破败河道里。强烈的爆炸余波令中缅边境两侧的建筑犹如撞倒的多米诺骨牌。在这个惊慌失措的早晨,百米外中国境内的市民们目睹了一切。

  当然,大桥并不属於中国,它位於缅甸的领土上。如果想从地理上形容这座桥的位置,可以有很多种说法:缅甸北部边缘、金三角北部边缘、中缅边境缅方一侧、金三角割据武装政权结合部、中国国门外100米、缅政府与金三角民族武装对峙前线等等,这取决於说话人的地缘政治观点以及领土立场,但现在,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大桥已经不存在了。

  当天中午,桥一侧的金三角武装组织「佤邦」发表声明,称这件惊悚可怕、难以想像之事完全是由老天爷的雷击引起,希望桥对面的人们不要误会,该声明的原话是:「仅仅是一起因天气原因引起的意外爆炸事件,与当前缅甸局势并无任何关联」。全文这就完了。

  如果仅从这份轻描淡写的声明看,人们或许可以断定:兄弟大桥的悲剧源於一束威力奇大的闪电及匪夷所思的连续轰击,直至将其击断。在这个东南亚的雨季,尤其是在变换纷乱的金三角地区,人们早已习惯这样的声明,因为这里的一切皆有可能。

  桥另一侧的缅甸政府军长官,可能对天公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桥下那几吨炸药本来是为他准备的。自从2009年8月闪电战击溃这里的果敢特区同盟军,打跑了盘踞在此数十年的「果敢王」彭家声后,缅政府军就取而代之驻扎在这里,与曾经彭家声的兄弟部队 「佤邦」――东南亚最强大的非政府武装――隔着这座兄弟桥武装对峙,桥下也就从那时开始多了几吨由劣质雷管串联的炸药。如今,果敢「兄弟」不在了――当然兄弟这个词在金三角也是可疑的――兄弟大桥的存在意义也迎来了天公的拷问。

  战事一触即发。大桥两侧的缅甸中央军和佤邦318旅这两支各自的精锐部队已经抵近到几乎能听清对方哼唱的周杰伦歌词。近两个月,随着缅北金三角重新燃起战火,多支少数民族武装在中缅边境与政府军展开交战,这场号称当代世界最漫长的内战在目力所及之处,再也望不到尽头,而中缅国境线上越来越尖锐的武装对峙甚至是残杀,不论是於对峙双方还是中国一侧的民众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兄弟大桥是个再直接不过的实例,它提醒我们,国境线上的人们如今看到的是怎样一副景象:一个战火纷飞的金三角。

  果敢投降了

  「祝掸邦总理身体安康,万事如意!」这是果敢特区主席白所成「归顺」缅甸政府后,在首次亮相的就职仪式上被人们广为铭记的一句话。甚至出乎白本人的意料,这句话令整个金三角都百味杂陈。

  果敢特区是金三角第一个整建制接受缅政府整编的武装自治特区,所谓接受整编也就是这里的人们常说的「投降」。一位反对向缅政府投降的原果敢同盟军官将白主席形容为「低三下四」,「你看,还要请安」他眯起一只眼睛对我说。

  两年前,正是当时的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的临阵倒戈,引缅政府军进入果敢,仅用3天就消灭了武力抵抗的果敢同盟军彭家声部。果敢族是缅甸对汉族的称呼,因此我每每在金三角听到「汉奸」这个词被用在这位处境尴尬的主席身上,甚至有人暗地里叫他白三桂。

  类似果敢这样,立身於缅甸国土之上,却不听「招呼」的特区还有很多,中缅交界的金三角地区尤甚。在这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135个大小民族散落各方,除了占人口比例6成的缅族居住在中心平原外,大量少数民族散落在缅甸四方的山林中。

  在与中国接壤的掸邦、克钦邦的大多数地方,缅政府的统治仅能停留在传真机上,而真正统治这些丛林山地的,是一块又一块自治武装群落、军人政权、利益联盟、民族主义是这里的通用规则,背靠大国的跨境民族武装则向来是这一地区最难招惹的存在,即便是缅甸政府军也不行。

  两年来,在金三角,果敢特区已经成为投降接受整编的标本。作为与中国接壤的特区,且是缅共残部(当年由中共一手扶植),又是汉族世居地,相对於其他背靠中国拒不投降的民族特区,果敢的归化有着难以言喻却非同一般的意义――妄想获得中国支持是徒劳的――这是缅甸政府希望传达出来的讯息。当然,白所成的尴尬处境可能并不在其列,因为这不免会令其他当权者做前车之鉴。

  金三角「民地武」问题向来被缅甸军方当作国殇。由於历史原因,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居於统治地位的缅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不融洽,缅甸历史上的军人政权对武力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有着持久的兴趣。这使得整个缅甸当代史犹如一部丛林版《战国策》,各民族间纷争不断,仇怨累累。

  在这个殖民地国家独立至今的短短63年历史中,不论是孟加拉湾畔的仰光还是金三角茂密的丛林,服装不同的军人把持了一切,如果一定要追溯最近一次缅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达成了什么共识,你一定会追溯到64年前。

  正因如此,金三角各民族大多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且长年致力於与政府军达成军事平衡,甚至不惜以军护毒、以毒养军。鸦片、海洛英为冲突双方提供金钱和武器,这几乎就是金三角的现实,一个世界第二大毒品产销地的枪火之源。在这里,如果有人告诉你「战争是和平的守护神」、「毒品是幸福的保障」等等,千万不要质疑其中的逻辑困难,因为金三角自有其逻辑,或者说逻辑困难从来不是这块纷乱之地的首要问题。

  是战还是和

  7月初,我到腾冲市境外接壤的克钦独立军(KIA)总部拉咱拜访,这里是目前战火最为激烈的地方,仅与中国一溪之隔。KIA情报部参谋长阿诺告诉我,由於先前1年的十数次谈判归於破裂,缅政府军此次的进攻是早有预谋的。

  这位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的少壮派军人给我看一张硕大的防区地图,「吃掉果敢是第一步,这截断了我们和佤邦的陆路交通,如果再吃掉我们,就要轮到佤邦了」阿诺停顿了一下,用手在佤邦地盘周边画了个圈,对於至今按兵不动的佤邦他有些纠结,「我们誓死不会投降的,到了一定时刻,我们会号召展开全面内战。」KIA是缅甸数十只民地武中第二大军事力量,仅次於他所说的「佤邦」,有近万人的武装。最近,他们还被推选为一个旨在抵抗政府的军事同盟的主席。

  自2009年果敢被攻克开始,围绕着投降还是交战,缅北金三角的政治权利洗牌就已经开始,往往,这种洗牌都伴随着背叛与杀戮,新的金三角时间开始了。

  2010年1月底,缅北第四特区(与西双版纳接壤)猛腊军秘书长敏安在晨早锻炼时,被两个蒙面人用冲锋枪近距离击毙在距离中国边境不远的东方大酒店门口,为了确保成功,蒙面人甚至对尸体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抵近扫射,才扬长而去。在那个难以想像的早晨,震惊至极的边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上前围观,任凭敏安弃尸在地,旁边还滚着他生前吃掉一半的苹果和手机。

  敏安生前主张投降,是第四特区「鸽派」的核心,主持参与多次与缅政府的谈判,而且即将「大功告成」。作为缅共余部,猛腊军镇守的地盘极为重要,几乎是另一支拒不投降的武装――佤邦的门户。敏安死后,虽有诸多猜测,但就如金三角的惯常,没有人声称对此事负责,从此也再无人提及投降整编。如今第四特区已经陈兵控制线,与缅军形成对峙,谈判早已破裂。

  第四特区内部关於是战是和的争议并不是孤例,即便在如今战火纷飞的克钦独立军内部,当缅军来临那一刻,支持血战到底的中央委员也仅有可怜的两人,其他人都倾向和谈,这还是一支以游击战而非�领地盘为己任的队伍。

  在如今缅北金三角各武装组织高层的会议室里,投降还是不投降,都是桌面上一个现实问题。历经60年的内战,今天如果说金三角诸少数民族仍然视自己为缅甸人,这一定是句场面话。现实的情况是,向一贯具有大缅族主义的缅甸政府投降,只可能是因武力上的差距,而不是来自仰光的民族向心力。

  7月下旬,我拜访了现任第二特区佤邦副主席的赵文光先生。他是金三角地区令人生畏的勇将之一,曾经是佤邦大战坤沙的总指挥官。我问他,虽然中国政府呼吁双方克制,但是不是缅甸政府军已经铁了心要用武力吃掉佤邦?他犹豫了一会,用略带气愤并戏谑的语气,「这个是奥妙,我们也不知道。」

  武装割据的诱惑

  「如果不交枪,民族武装将迎来子弹。」这是来自内比都的声音。

  自从2005年迁都离开繁华的仰光,缅甸建都偏远城镇彬马纳,这就犹如中国将首都迁到了庄浪一样匪夷所思。「彬马纳」很快被改名为「内比都」,新名字意味着「国王之都」、「皇族之都」,使得这块丛林山地就此有了一种庄严宏伟的幻觉。但相对於缅甸国内的政治局势,「内比都」这个称谓可能并不贴切,这是一个真正的「将军的国」。

  如今在缅甸国内,三军总司令大将丹瑞是最有权势的人,而非在大选中「获胜」的总理登盛。如果想掂量走强硬路线的丹瑞在内比都的分量,可能只有称重过她女儿大婚时覆盖全身的黄金才能一窥。2006年,这位姑娘佩戴着与其体重不成比例的黄金举行大婚,豪华奢侈的婚礼被秘密录影,发表在youtube上,引起人们对於军政府由来已久的愤怒。

  这并不能动摇丹瑞,更有传说称他已经在北京购置了别墅,这在东南亚传达的信息很多。「这已经不是几个和尚倒扣钵盂就能有所改变的时代了。」世居曼德勒的华人清做了一个翻手的动作。1988年,缅甸僧侣与军警发生冲突,他们倒扣钵盂表示谴责,3000人死於此次示威,将军奈温被迫下台,却仍然幕后操纵,直到另一位将军推翻了他。

  独立建国63年来,吴努、奈温、苏貌、丹瑞……一个接一个的将军上台,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清洗,他们的名字轮换之快可能让地区观察者都有些无所适从。这里也成为整个东南亚政变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推翻甚至处决前任成了例行之事,而很快,凭此上台的将军又被后来的将军推翻,有时,残酷的处决与清洗甚至包括前任将军的所有外孙。

  「到底谁是军阀?」谈到这个称呼,我拜访的很多金三角武装的高层都情绪激动,他们一般都这样反问我。对於他们而言,缅政府内部的这种残酷现实,令得金三角的枪炮也略显稚嫩,对於谈判解决问题,大多数武装头人并不抱太多的幻想。

  现实也是如此,每一个参与谈判的势力都得到了内比都同样的答覆:「一切都按照中央政府的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甚至是东南亚最大的非政府武装佤邦――他们提出了9条谈判意见――也只得到了1条答覆,就是「哪条也不行」。

  相对于参与谈判的缅甸中将耶明,民族武装们更怀念前总理钦纽。这名被缅甸国内戏称为「少数民族的总理」(当然,他也是一名将军),有着「务实派」的美名,主张与金三角少数民族谈判、友好。他很快被政变推翻。如今主持谈判的耶明中将是军事安全局局长,2004年,他的系统取代并清洗了钦纽权力基础所在的军事情报局系统。而就是这样,耶明仍然被国内「鹰派」军人指责为向少数民族妥协的「软蛋」。

  「我们参与了2008年新宪法的制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被分在特邀组,事实上每个组都有一个军代表,如果不经他们的认可,我们的意见甚至不能在全体代表面前公开说出来。」佤邦一位参与2008年新宪法制定的高层,对这种局面表示遗憾。有些民族武装甚至不派人参与新宪法的制定以示抗议,「去做那个游戏干什么?」一支没有到场的武装组织高层对佤邦的遭遇撇撇嘴。

  难以诉说的中国情结

  与汉语不同,在金三角,Wa这个字眼更多的是指佤、佤族、佤邦、佤联军等等。在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Wa这个字眼成了金三角一种略带忌讳的默契,对缅甸军人来说,它和不祥画等号,并不太愿意面对,而对很多反抗军,它可能又代表了希望或者归属感。

  自6月交战以来,虽然缅甸将军们已经派出大军,其中包括最精锐的中央军,分割包围了几乎所有少数民族武装,但提起盘踞在中缅边境上的「佤邦」,所有人都有些投鼠忌器。在金三角,如果说缅甸政府是名义上的共主,佤邦或许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带头大哥。

  自1989年缅共4.17哗变,佤联军继承了绝大部分缅共武装的建制,甚至连政权结构都和中共差相彷�。刻下,如果你在金三角发现了一个山寨版的小中国,别担心,你可能只是走进了佤邦的地盘。

  有人类学家考证,佤族是整个缅北地区最早的居民之一。在中国边地的史书中,近千年来,凡是提及这个居住在山顶上的跨境民族时,所反复使用的词汇只有几个――野蛮、凶悍、未开化。直至今日这个资讯化的时代,文教科学仍然不是这个民族的关键字。

  现实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的邦康人(佤联军总部所在地)都知道佤邦只有一个大学生,前佤邦名将李自如的儿子考上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除此之外,似乎55万人的佤邦再无其他。这里仍是那个100名孩子中只有1名小学毕业的蛮荒之地。

  在这个早年受毛泽东思想影响颇深的边境民族地区,效仿更近的中国而不是缅甸可能是最有效率的选择,且这种效仿有时候并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这也令缅甸当局难以接受。对於缅甸人来说,使用什么钱远不如你读什么书更重要。

  在曾经的中缅边防团情报军官张克华的一本自传中,这位老兵回忆了教导佤邦如今的一把手、当年的佤族少年鲍有祥读书写字、甚至是马克思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情景。如今,风云变幻,国共争斗再也不是金三角的主题曲,这位今人称「鲍总」的金三角强人,也早已告别红小鬼的过往,成了呼风唤雨的金三角霸主。在其家乡的老宅,至今仍然悬挂其父――一位知名的佤族头人――受到毛泽东接见时的合影。

  或许,对於一个曾经(或至今)饱受强大民族欺凌的弱小、落后的民族,佤族与中共的牵绊更多的是历史逻辑的必然,而非某个人的选择。而不论如今的鲍有祥是否还坚信共产主义,至少有一点他也无法改变,居住在中国境内的40万佤族与缅甸的55万佤族难以分割,佤邦的命运大多数时候也只能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佤邦也确实善於利用这种现实。

  对政府军来说,派出大军在中缅边境打一场现代战争,乃是一种充满忌讳又万分艰难的行动,需要做一番难以想像的外交铺垫和战争组织,在两国都有着大量「佤族」的地域条件下,尤其如此。更为不利的是,在佤联军的特点中,贪生怕死、轻易放弃并不显着。作为东南亚最强大的非政府武装,稍微有些许理智和常识的人都明白,小规模局部战争是收拾不下佤联军这支「大象」的。

  话说回来,拥有3万人的武装,要枪有枪,要炮有炮的佤邦,虽然对外声言绝不谋求独立、决不放弃谈判,但如果要说谁有实力真正实现民族独立,所有人都会投佤邦一票。最新的故事是,一直被怀疑却从未承认拥有导弹的佤邦高层,曾经回击一位言行强硬的缅甸军官,「你今天睡着了,明天不一定能看到金三角的太阳。」那位军官的住所位於距离佤邦百公里外的缅控区。

  因为佤邦的存在,各支金三角武装都懂得借力打力、捆绑销售的道理。例如:克钦独立军每次公开喊话都会提及佤邦,即便是无暇他顾、有心无力,KIA的发言人也仍会信誓旦旦的反复承诺:「如果佤邦遭到攻击,我们一定……」;在2009年果敢行将沦陷之前,即便是自己贴钱造枪造炮,老谋深算的「果敢王」彭家声也严格要求兵工厂生产的武器都要印上「佤邦制造」的字样。2009年8月底,我在果敢老街目睹了果敢特区的沦陷,当缅军敢死队冲过来时,他们经常能看到果敢同盟军与佤邦的旗帜呆在一起,当然也只有旗帜。

  有一次,我问佤邦中央政府秘书长李祖列,如果缅甸军队使用武力迫使佤邦投降接受整编,佤邦会怎样?他愣了一下,「我们肯定是想谈判解决……」停顿良久,他薄薄的嘴唇颤动了几下,「但如果缅政府……我们能怎么说呢?佤邦这么多部队,当兵的不可能说,我枪交给你算了。」

  独立王国的首都

  在佤邦首府邦康的惟一一家迪斯科舞厅里,我见到了岩龙。接近午夜12点,这位显然是世家子弟的青年带着6个女孩走了进来,伴随着节奏,他快速的在舞池中扭动着,看起来非常谙熟於舞步。他的两个保镖,显得犹如面瘫的病人。

  当然,在这个时间段能够平安行走于邦康大街上,都并非寻常百姓。由於战火的临近,佤邦政府已经发�宵禁,这令迪斯科舞厅老板一筹莫展。现实的情况是,晚间22:30分以后,佤邦的部队将在大街上巡逻,他们手持木棍抓捕那些游荡者,其中大多数是吸食毒品的瘾君子,这个时段出来「觅食」,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没有尽头的苦役――到山里修路,在佤联军的监督之下。

  光怪陆离的灯光让舞池犹如天外世界,一个夸张的跳跃动作后,岩龙腰间的左轮手枪被甩进了舞池,枪在地板上更为夸张的跳跃着。我相信,有那么一段时间,舞池中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抬起头张大嘴巴的DJ,而现场只有Bon Jovi还在声嘶力竭的吼着他的 It's my life.岩龙追逐着他的枪,显得有些笨拙,很快他大笑着把枪插回了腰间,看了看众人,瞬间,凝固的气氛又活跃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DJ则快速低下头继续打碟,没人再理会这个插曲。

  枪支的�滥并不意味着这里是一个无法之地,反而,这里的治安向来不错。我到达邦康的那几天,当地政府正在忙着处决两个中国来的犯人,他们因为打劫金店并残杀店主而获死。在这里显然没有引渡、律师等劳什子的问题,子弹接管了一切。这两个来自河南的青年显得垂头丧气,他们被人牵着在金三角的街市上游街示众,甚至还有人朝他们扔菜叶。一位金三角的大妈冲上来怒骂,「你们为什么这么残忍!?」 犹如一场时空交错的悲剧,可能颠覆了大多数人对於金三角的想像。我有时会觉得,这里的人们虽然已经跟上了现代社会的步伐,却更习惯於老旧的排场。五花大绑的青年被迫跪在地上,很快有人在人犯的名字上用朱砂打了一个X,这代表他死定了,而更多人等待着行刑,用AK-47.

  有时候,我并不能说出这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静止了下来。通过这里的当权者,还有那些满街跑着的进口吉普,你或许才会意识到,这个破败的有点像回到过去的金三角城镇,其实是个充斥着难以计数的财富的所在,也就能够理解,为何所有的武装组织都希望自治独立而不是给自己找一个亲爹,甚至是冒着与政府军血战的风险。

  回溯上一次金三角地区有人号召自治独立,还是海洛英皇帝坤沙。这位本名张奇夫的男子凭着手中数万人的部队以及享誉全球的近乎100%纯度的麒麟牌海洛英,打算建设一个「掸邦共和国」,实现掸族(傣族)独立的梦想。他几乎已经建成了,他本人甚至宣�当上了该国总理。但佤邦最终「吃掉了」他,一代毒王在仰光郁郁而终。

  而某种意义上,坤沙的事业被佤邦所延续。在邦康,号称「惟一见不到的人」的南佤军区司令魏学刚,至今仍然是美国情报局全球通缉名单上的「毒枭」,其悬赏金额已经与曾经的「坤沙」并驾齐驱,这使得他不得不小心谨慎,由於被卫星扫描到,他最近把一座新建的住宅送给了别人。目前看来,虽然佤邦发誓禁毒,但毒品仍然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冲突各方提供金钱和武器。

  近两个月的战事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已经显现,由於联合国粮食计画署被迫撤出了佤邦,这令得大量孩子无法得到每月22斤大米的助学补助,佤邦的辍学率如爆炸式的增长。

  「如果我们100个孩子,只有一个小学毕业,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指望?都去当兵?」一位邦康的老师对我说。

  沉默的邻邦

  在缅甸人看来,能否顺利解决金三角一众民地武问题,将是民族兴亡、国家发展所系的头等大事。对於这样的一个目标,没有中国这样的邻国的配合是不可能完成的。

  当民族武装吃着中国的大米时,缅甸政府军也同样手执着中国造之武器。中国的工程队伍造福着边境上的各派少数民族,也同样修建着缅甸军政府的新国都。某些时候,少数民族战士死于中国炮弹的瞬间,说不定就有缅甸军曹踩上了中国地雷,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少数民族武装的头人们在昆明医院体检的同时,仰光的将军们也纷纷在北京买到了豪宅,一切一如既往又理所当然,而直到有一天,某种东西偏离了它的发展轨迹,一切都不一样了。

  战火纷飞中,交战各方都在尽量的寻求中国的帮助。缅甸政府一方希望通过中国,绕道从背后打击克钦独立军,遭到了中国的严肃拒绝。这令KIA万分高兴。但当KIA试图到北京拜会中共高层后,接壤的云南省却对此表现出极为不满。「我们有我们的管道,但云南省可能不高兴我们这样。」KIA高层对我说。

  为了震慑,佤邦最近出乎意料的释放了自己的名将魏赛唐,由於贩毒和伪造美钞、人民币,这位在坤沙之役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被判监禁75年。在缅北,他以勇猛强悍的作战以及7个不同民族老婆而着名,现在,佤邦声明将他官复原职,并送往前线与缅军对峙。

  来自内比都的消息显示,军方第二强人貌埃在中央陆军学院发表讲话,决心以武力解决「民地武」问题,他被认为是军方内部大缅族主义者的代表,和很多金三角武装一样,他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认为缅甸军人应该学习毛泽东时代的八路军。

  显然,更多的人打算逃难。一位邦康高官跑到中国一侧重金请回几位银行职员,他们的工作只有一个――「数钱」。3天3夜的点钞后,这些钱被送往中国。说到其数目之大,用搬运工的话讲:「原来钱是这么重的」。

  中国仍在沉默。忌惮於这个地区的霸主,交战多方不约而同的都在重申中国的利益不容受损,保护中国利益是所有人肩负的神圣责任,更是为之�杀的理由。也许大家已经习惯了一个不语的中国。

  总之,一个新的金三角来到了,还是以子弹开始,在这方面,这里的世界一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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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沓:洛阳“性奴”案疑点

  本月22日,南都记者披露的河南洛阳"性奴"案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随后,记者纪许光在微博中透露,他被指责侵犯了"国家机密",并引起举国围观。本案是否还存在所谓的"机密",基于媒体的采访和洛阳警方的通告,24日晚我提出了一些质疑,因微博体140字的字数限制,质疑还不够充分,现扩展如下:

  一、地下工程浩大,李浩一人能够完成吗?工程是否原来就有?还是团伙作案所为?按报道所说,地窖有两个房间,除4米深的通道外,两个房间近20平米,由李浩一人晚间挖掘,清晨用摩托车载着编织袋运出小区,这要多久才能完成?通道还配有精美的台阶与扶手,如果仅仅作为囚禁"性奴"用,有这必要吗?该工程位于派出所旁和小区内,还有通风口,长年累月施工会不被发现吗?60厘米的通道,床等大件物品是怎么搬进去的?她们常年在地下生活,做饭怎么排烟?吃喝拉撒和洗澡怎么用水和排水?难道她们几年都不洗澡?那不成了"白骨精"?还能用来作为"性奴"和外出卖淫?报道又说起先是送饭后来可以在里面做饭,那就要有锅碗瓢勺、菜刀等工具,不怕她们用这些工具自杀或杀了李浩?

  二、起先说"性奴"房配备电脑,但不能上网,后来的通告又说是强迫她们进行网络色情表演,这不前后矛盾吗?如果按警方的通告所说,既然联通网络进行色情表演,难道她们不会用网络报警而甘愿被长期囚禁?

  三、先后有六人被囚禁地窖,发案时也有四人被囚禁在那里,李浩将她们作为"性奴",还在里面过夜,六人或四人对一人,只要她们用电线、电脑连接线、鼠标线、衣服、裤子等勒死李浩或绑住李浩,即可逃跑,为何还被囚禁几年?这一切仅仅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能解释得了吗?

  四、报道和通报说,李浩2年前购得地下室,经过1年时间挖掘,建好了囚禁用的地窖,但又说她们当中被囚禁的最长时间有2年,这不是矛盾吗?难道还在挖掘时就能用来囚禁?

  五、她们作为被害人,案发后获得解救,为何不对她们进行心理安抚而要将她们全部刑拘?如果说她们当中有人帮助李浩杀死了两位女子,在那种状况下,依期待可能性理论也可免责,退一步说,即使要刑拘,也不能将她们全部刑拘,因为当中有的人并没有参与杀人。特别是被李浩带出卖淫而报警的那位,她是两个月前才被李浩骗来囚禁,而那两位早在一年前就被杀埋尸于地窖,报案人不可能参与杀人,为何连她也要刑拘?

  六、本案发生后,如果仅仅是一个"禁室培欲"之"性奴"案,洛阳警方为何要将重点放在整顿小美容美发厅、小歌舞厅、小浴池、小旅馆、小网吧等"五小场所"?

  疑点太多太多。因此,我猜测,本案不仅仅是强奸、杀人案这么简单,刑侦直觉告诉我,这很可能是一个组织卖淫案件,在组织卖淫中,附带发生了强奸和杀人,且不是一人作案,说不定还有保护伞。希望能够澄清疑点,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链接:http://blog.qq.com/qzone/452598814/13172230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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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5日星期日

谢盛友:骆家辉有多少中国人血统

  我首先反传统,把"血统"这两个字拆开,即"血液"加"传统"。拆开来的目的是说明,骆家辉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但骨子里是美国人的传统。

  中国人的血液

  骆家辉(Gary Faye Locke,1950年1月21日- ),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是来自台山市水步镇长塘村移民家庭的第三代。骆家辉的祖父早年从中国来到美国时不会说英语,他找到了一份帮人料理家务的工作,以换取学英语的机会。根据媒体报道,骆家辉是在美国廉租房里长大的,父亲是中餐馆老板。

  骆家辉于1997年至2005年间担任华盛顿州第21任州长,是全美首位华裔州长。

  骆家辉当选州长,美国媒体的一个评论就是其姓氏帮了个忙,相当多的投票者不知道Gary Faye Locke"并非白人"。这个姓氏的"美化"据说是其父辈刻意的,骆家辉自己不评论、不直接否认。

  一个中国化的姓氏,在西方生活多少有些"不方便"。对谁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骆家辉曾经两次回到家乡广东台山祭祖。第一次是1997年,他刚刚当选华盛顿州州长,带着父母和妻子回到故乡,当时闻讯赶来的同乡有好几万人,人们从村口的公路一直排到了水步镇。第二次是2006年,据在场人回忆,骆家辉在祖屋里进厅入房、爬上爬下,用数码相机对祖屋里里外外拍个不停,并不时向在美国长大的夫人李蒙做手势进行耐心讲解。临行前,骆家辉专门前往祖父工作过的店铺参观,还掏钱购买了两个国产单车铃带回去留念。

  美国人的传统

  在央视《对话》栏目里骆家辉说:"作为华裔美国人,我很自豪能够成为驻华大使,回到祖先的家园。我最希望的是我的父亲还在世,他一定会感到很自豪。"忆起刚刚去世不到一年的父亲,流露出一股难以掩饰的遗憾。

  然而,除了对"祖先的家园"依稀尚存的眷恋以外,提起此次来到中国,骆家辉更多的是站在"一个100%的美国人"的立场上。"我要向中国人民展示美国的价值观。"骆家辉直言不讳。

  骆家辉一家人风尘仆仆飞到中国,既没有随从,也没有警卫,亲自拎着大包小包抵达北京,此平民作风被《光明日报》通过文章《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来批判,指他是表演给中国人民看,"暴露了美国以华治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

  央视主持芮成钢竟然在达沃斯论坛上这样提问骆家辉:"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

  骆家辉回应:"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我们领事馆官员还是大使馆的,也包括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坐经济舱。"

  由于美国价值体系的介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骆家辉被赋予了另一种形象和新的内涵。流淌着中国人血液的骆家辉,其实使用美国人的符号来传达西方价值,那就是独立人格和契约精神。

  如果说俭朴是中国人尊崇的美德,清廉是中华文化里的为官之道,那么,骆家辉有中国人的血统,相反,芮成钢等骨子里却没有中国人的传统;如果中国人都像芮成钢一样"当官就该摆阔,就该享受",那么现在的中国人反而丢失了中国人的传统。

  从背包喝咖啡到坐旅行车,坐经济舱,这些"规则"突出的不仅是骆家辉强烈的个人意识,恐怕更多地体现了美国人"官民"的一种契约。"官民"有约:我信任你能比别人做得更好,我才选举你;经过实践考验,若你没有能力或丧失了原先的能力,我就把你选下去。怎么样才算做得好,没有统一标准,最低底线是,你总不能一上台,权柄在握就挥霍我的现有资源。所以, "官" 在"民" 面前只好谦卑,不敢随意贪污"民"财,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弄不好被新闻监督,甚至被独立司法判刑坐牢。

  若"当官就该摆阔"是中国人的血统,那么骆家辉在中国人面前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馀力地展示自我,痛痛快快地丢掉这个"中国人的血统"。

  (文章来源:2011-09-22 刊登于台湾《旺报》,同日《中国时报》(电子版) 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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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中国当代的四大名将

  网友在《毛新宇没有错!人傻,有错吗?》后跟贴道:"向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大名将――毛新宇、张召忠、李双江、宋祖英致以革命军人的崇高敬礼!四大军魂万岁!"

  如是,我想到给"中国当代的四大名将"作小传,并附图(图片源于网络,本人未作任何加工)。

  毛新宇

  1970年1月17日出生于北京,是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和邵华的独子,是毛泽东的唯一嫡孙;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少将。――摘自于百度百科

  毛新宇,自幼酷爱书法,名作有"你知道的太多了"等。

  毛新宇,现已为少将、军科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名言有"建议每年的毛泽东的生日和去世日,都要设定为国家的法定节假日,让全国人民纪念毛泽东"、"大学要开设毛泽东思想专业,并且许诺,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分配前途一定会好"等,名著有《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来指导未来信息化战争》、《我爷爷发动文革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等。

  �召忠

  1952年生于河北盐山,中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评论家,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副军职,海军少将军衔。中央电视台《防务新观察》栏目节目主讲人、嘉宾――摘自于百度百科

  "张召忠教授又挺死一个。利比亚反对派23日再挺进攻陷卡扎菲大本营。而张召忠早前挺卡扎菲,称卡扎菲不会倒台的言论再次被网友翻出疯传网络"――摘自于百度贴吧 > 张召忠吧之《张召忠挺谁谁死言论再次风靡网络》

  据悉:有网友恳请他不要挺党、挺中国。

  李双江

  1939年出生于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中国杰出的的男高音歌唱家,著名的声乐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研究生导师,一级专业技术文职干部,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摘自于百度百科

  李双江的名作,有《达坂城的姑娘》、《红星照我去战斗》、《再见吧妈妈》等。他唱出了军威,使解放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让敌人闻歌丧胆,逃之夭夭。

  李双江,因爱子李天一驾无牌宝马车打人、寻衅滋事,被警方收容教养一年,而再度闻名,名遐网络、声震海内外。

  宋祖英

  1966年8月出生,湖南省湘西州古丈县人,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中国民歌第一天后"。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摘自于百度百科

  宋祖英的代表作,有《小背篓》、《辣妹子》、《好日子》等。

  其他,不能瞎说。你懂得。

  中国当代的四大名将,将彪炳青史、光照千秋、流芳万世、与世长存、永垂不朽!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9-22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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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毛新宇没有错!人傻,有错吗?

  外媒报道:发动文革为了消灭四人帮林彪? 毛新宇言论震惊民众获教职被质疑。文章云: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近日称爷爷发动文革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遭众网民及学者批评,对他以客座教授身份,应邀担任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教师也提出质疑。

  看罢,我顾晓军又要仗义执言了:毛新宇没有错!人傻,有错吗?

  错,是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的错。不管是野鸡大学还是什么大学,明知道毛新宇这样,还请他做客座教授干什么呢?进而,还让他担任什么法政系行政管理专业2011级新生班兼职班主任?以为这样,就可以长名气了是不是?可以多招生、发大财了是不是?如果我女儿在这样的学校,立马接她回家,连刚交的学杂费都不要了,赶紧走人。深圳不有个山木培训吗?不都培训那个?万一毛新宇也培训那个,连打官司的地方都找不到。是不是?

  因此,我说:毛新宇没有错!是社会的错。

  文章还云:41岁的毛新宇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也是解放军最年轻的少将,现在中国军事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他1988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22岁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党校攻读研究生……毛新宇出口总不离"我爷爷"。

  毛新宇开口闭口不离"我爷爷"有什么错呢?孩子不都这样?何况觉得有个值得骄傲的爷爷?社会难道可以禁止人家说"我爷爷"吗?

  因此,我说:毛新宇没有错!要错也是体制的错。一个孩子,给他把木头枪玩不可以了?为啥要让他玩少将呢?

  文章又云:近日毛新宇一文章受关注,他说:"最近我找到了确凿的文字证据,证明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始动机,不是为了打倒刘邓,而是为了粉碎四人帮、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毛主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在1966年,刘少奇实际上处于被排斥的状态,绝对不会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显然是继承人身份被写入党纲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就这?也能拿出来说事吗?这也不是毛新宇的错,分明是网友们的错。大家应该看到毛新宇的进步,看到毛新宇懂得找因果关系了……如果是你家的孩子,有这样的进步会不高兴吗?

  文章再云:大陆历史学家程巢父道:"这个毛新宇,脑子不清,毛泽东发动文革,他早就在最高会议上说了,刘少奇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哪像是一个政党在现代会议上的语言。四人帮后来成了毛的心腹,在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是怎么得势的呢,就是因为毛做后台……"

  而这,就更不是毛新宇的错了,而是这个历史学家的迂腐。谁规定一段历史只有一种解读?就你说得对?孩子就不能有孩子的想法?孩子的想法就一定不对吗?

  文章继续云:按毛新宇的思维:"你爷爷打右派是为了让胡耀邦给他们平反,闭关锁国也是为了让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不少网友对此发表意见道:"为什么我觉得这象娱乐新闻啊?'"、"每当网络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时,毛新宇就会出现"……

  这是外媒的错,更不是毛新宇的错。一个孩子希望引起大人们的关注,这难道不正常吗?

  文章依旧云:"毛新宇现在到处乱讲,实际上是出他爷爷的洋相,出毛家的洋相,出共产党的洋相,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孙子才给了他少将的待遇,过几天没准还把他提成中将。"……

  党呀党呀党呀党,这就是你的错了,是不?

  总之,毛新宇是没有错!人傻一点、孩子气一点,难道也有错吗?要错,这也都是专家的错、网友们的错、外媒的错、社会的错、体制的错……乃至于党的错。

  当然,总体而言是我的错:我没有教育好党,对不起中国、对不起世界、对不起读者们。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9-21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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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敦:温家宝离叶利钦有多远?

  近年来,常有人将温家宝比之中国的"叶利钦",近日更有文章指温家宝在大连谈"以党代政"、"党政分开",是"温的宣战书",温"要当中共真正的'叶利钦'"(详见《温家宝批"以党代政"透两大信息:老江病危 胡总失控 》)。

  那么,温家宝到底是是不叶利钦。要搞清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看看温家宝离叶利钦有多远就知道了。

  其一缺经验。

  叶利钦生于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布特卡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蹲地著名的"古拉格"集中营,家庭成分很不好。 30岁时加入苏联共产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党内渐露头角,1968年至1975年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建筑处处长;1976年至1981年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1981年至1985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成员。

  1985年4月起他领导中央委员会建筑处;6月至12月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建筑问题的书记;同年获戈尔巴契夫调任为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7年11月至1989年5月任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从地方小吏当主政首都的第一大员,典型的是从地方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履历比较完整。

  而温家宝的履历则相当简单,出身于小学教员家庭,出了校门就跑到甘肃搞地质,又被直接调到地质部门当副手,不久即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从此在高墙大内中再没有出来。比之叶利钦,温缺乏最基本的地方执政经验,尤其缺主政一部或一地的经验。

  这份经验的缺乏,在其后两人的作为中影响很大。起自地方的叶利钦,对苏共体制及社会问题自是亲身感受,拥有第一手资料,所以在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期间,能够直面问题,大胆改革,犹死不悔。这份经历中,叶练的是敢作敢为的性格和拯救乾纲的本事。

  而温则在大内当中战战兢兢,历任三位总书记,期间更经过六四的血雨腥风。虽然说可以对民间疾苦、社会问题有间接经验,就算本人有关心天下疾苦的情怀,对一切问题能感同身受,但所干所学所悟,终究是搁靴搔痒,没有实践经验,就算有些感悟,顶多也是纸上谈兵,更何况在他当总理之前,是否能纸上谈兵我们都不知道。且大内之内,主要练就的是阿谀奉承,看脸色行事,投机取巧的本事。经六四血雨腥风而不倒,可见温在这份主业上的本事,的确也练到了家,等其突然熬到总理宝座,天下皆惊,说明其官场术已至化境了。对照叶利钦,温练得的偷取乾纲的本事。

  其二缺担当。

  缺经验很重要,但就算有经验,有情怀,也还是不够的,还得敢于担当。一般敢于担当的人,青少年时就表现出一种敢于挑战、敢于破除禁忌的性格来。叶利钦的相关传记都记述过他青年时代的一桩事,叶亦曾偷偷爬入红军的军火库,在偷手榴弹时被炸伤。典型一个坏孩子。

  温家宝正好相反,虽然他也爱好体育运动,并且在日本访问时打过棒球,与中学生打过蓝球,与市民一起打过太极。但所有这些,都是在镜头面前有意为之的"亲民表演"或"个人秀",与红地毯上女演员们扭捏作态并无本质区别。所有关于温的传记中,也都把温写成一个家教甚严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当然,他可能也很淘气,只不过传记作者为"总理讳"没有写罢了。但从他的性格看,再淘气也淘不到叶利钦那种逆反程度。

  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在现实中,就是敢不敢于作为的问题。比如,叶利钦在莫斯科主政期间,以灵活大胆的作风著称,挑战当时僵化的党政机构,但此举激怒保守派,亦受到戈尔巴契夫本人的谴责。

  但叶利钦并没有因此收敛,而 是更加勇敢,1987年11月11日他批评戈尔巴契夫的政策而被免除莫斯科第一书记职务。1988年2月17日,又被进一步革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并于5月失去部长级职衔。

  至此,叶利钦与苏共关系陷于谷底,但他依然秉性不改。1989年3月,他以89.4%得票率当选苏联国会议员,重返政坛,并成为"民主反对势力"实际领导人。1990年5月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他当选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两个月后,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叶代表的"民主纲领派"提出改造苏联社会的一系列措施,但未获大会接纳,会议结束后他随即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结束近30年的共党生涯。

  如此绝决,请问温家宝有如此的担当和勇气吗?已经十谈"政改"的温家宝,言论涉及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但行动却永远是零。

  但比之当年叶利钦头上的苏共保守势力,身为当今中国第二号实权人物的温家宝,改革时机与改革环境,尤其是权力基础,要比叶利钦强得多了。

  天时方面,叶利钦时代并不比中国 当今拥有政治改革的更多意愿,现在中国全民渴望民主政治改革远远多过当时观望、迷惑的苏联民众。

  地利方面,中国30年经济改革积累的经济成果和造成的社会问题,都给政治改革积下积极因素。经济成果可以保证社会转型的成本负担,而社会问题彰显则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多处突破口和明确的道路选择。作为国务院总理,只要他愿意,随便选一个社会问题深入改革下去,都有可能突破体制藩篱。叶利钦当年就是这么做的,而不是像温自己那样强调的,非要从上面全总体上改。

  人和方面,温家宝已经坐拥近10年总理宝座,手下精兵强将如林,除中共最高层以外,省部级及以下的中共官员,大多数是支持改革的,尤其是那些平民出身的官员,急欲突破各种因血缘、裙带造成的权利壁垒,希望通过公平公开的竞争上位。而举国百姓,无不被腐败利益集团、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的现实弄得义愤填膺,政治改革只缺一位领袖,而不缺民心和社会条件。

  这样的形势,比如叶利钦那时身旁观望的群众不知强过百倍。但温家宝就是没有做,缺勇气,尤其是真正缺那种忧国为民的担当,大概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三缺清廉。

  这个问题其实余杰已经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中说得很清楚了。余杰说,当时作为高级官员的叶利钦,尽管在共产制度下享有"超级共产主义"的优越生活,但他和家人并未深陷到腐败体系之中。这就使得叶利钦在倡导改革的时候理直气壮,有充裕的回应政敌攻击的回旋余地。而温家宝家族早已参与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竞技比赛,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已经腰缠万贯,比起政治局的其他同僚的家族的腐败来毫不逊色。故而,温家宝与政治局的同僚们在利益上有着更大的纠缠,遂使得其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

  需要补充的是,温家宝不仅因此失去了真正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甚至反此道而行,将"政治改革"作为一个掩盖家族腐败问题、对抗政敌以此攻击的手段。这方面国内外已多有评论,几近定调了。

  其实最缺乏的,大概还有一份真诚。

  两下比较,谁都不怀疑叶利钦当年的真诚,但很多人都怀疑温家宝的真诚。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社会对于温家宝谈政改,有各种解读,或曰树立个人形象,如在深圳抢在胡锦涛前面先谈政改,风头出尽,令小胡难堪;或曰树立民主形象以掩盖家族腐败,如其子被爆搞私募凭内幕圈钱后,温又借胡出访之际发表纪念胡耀邦文章,撩拔人们对耀邦的记忆,以示自身为耀邦、紫阳传人。再如刘志军案发,其妻其亲信被传涉案,温在英国发表政改演讲;或曰推卸责任,如在美国借CNN大谈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成果将丧失,将中国经济及社会政策之失败,转推体制;或曰权力斗争,如是次公开批"以党代政",被认为矛头指向胡锦涛,同时趁江病危捞取政治分数......

  如此等等,各方评论所言或有不确,但大体上反映了民间及舆论对温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的背后,其实就透露出社会民众及精英人士对温家宝真诚之心的普遍质疑。

  一个还没有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其真诚在没有作为之前就被普遍怀疑,大概只说明两种情况:

  一是这个人物原本就不真诚,他的所作所为,本来就是演戏给大家看,每次演戏的目的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把群众当猴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更何况你天天演,重复演,一双破胶鞋有意补好几回,再傻的群众也看透了。

  二是缺勇气,缺担当,又不甘心沉沦。于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论,激起某种变化,然后静观待变,以图渔利。有了自己的小九九,希望把别人撺起来当炮灰,也就难怪显得不真诚了。

  行文至此,温家宝是不是叶利钦,其实也就有了答案了:中共肯定会出现一个叶利钦,但绝不是温家宝。未来中共的叶利钦,肯定是要以温家宝为反面教材,为靶子,来展现自己的勇气、担当和真诚的。

  到那时,那些现今的政改大话王们,大概只有小丑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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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我们普通人离杀人有多远

  一

  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在三个月之内,胡图族人杀死了大概80万到100万的图西族人,是三个月的时间死了将近100万人,凶器是一些大砍刀跟狼牙棒,这很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被忽略,但是又最残暴的一桩大屠杀。

  这个屠杀的发生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两族人是混居在一起的,他们很多就是邻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老师跟学生,是医生跟病人,是这样一个关系,是公司里面的伙伴、同事,学校里面的同学。一夜之间,政府告诉胡图族人说图西人是坏蛋,你们拿起武器,然后军人来了发武器给他们,去把他们统统杀光。

  这忽然间在你隔壁的,就坐在你身旁的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拿起了刀砍向了你的头,然后他们会怎么砍法呢?他们会把一个家庭的父母都砍死,而砍死的这些凶手里面包括一些女人。这个其中有一位胡图族当年的凶手,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后来回忆她怎么样杀死一个邻居的小女孩。她说既然她父母都死光了,我就只好把这个小女孩也解决了,要不然留下她,她不是更痛苦吗,我也是为了她好。但是她还记得那个小女孩被她的刀子砍下去劈她的头之前,那个惊讶的哀求的眼神。

  在这场屠杀里面还有大量的轮暴事件,这些轮暴事件有时候是这样的,是一群凶手逼着一个家庭,要这个12岁的小孩当着全家人的面去强奸他自己的妈妈。然后跟着把刀交给这个小孩,叫他把他全家人都杀光,只剩下他这个妈妈,然后他妈妈再在这个小孩面前被这些凶手一个一个去轮暴。

  为什么我们人类可以犯下这样的错误,当我们大部分人在面对这样的图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至少我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这场屠杀的教训就是原来非常平静,种族关系不算特别紧张,就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兄弟,你的好邻居,居然可以一夜间就变成这样一个残酷残暴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这几年来相当受重视,非常重要的着作《路西法效应》,副标题叫做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菲利浦・津巴多。这位作者现在是全世界心理学界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心理学家,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有名,是因为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一个实验,那个实验后来几乎没有人敢原样的重复再做的实验,就是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他去找了一帮志愿者都是一些学生,过来愿意做一个研究对象。这个实验基本上就是在学校的校园里面把一个教学楼改装成一个监狱,布置成一个监狱环境,然后这些来受实验的学生经历一个非常逼真的逮捕过程,还真的是有地方警察帮忙的一个逮捕过程,把这些志愿的这些学生抓进来。抓进来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些被抓进来的学生就成了囚犯,而另一些学生是随机的被选择当这个狱警,然后就关两个礼拜。

  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看在这两个礼拜之内,这些原来都是普通年轻有为的大学生、研究生的这些好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们,当他们有些人扮演囚犯,有些人扮演狱警之后,双方的互动会怎么样,这个环境跟这个制度又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结果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骇人,乃至于这个实验根本还做不到一个礼拜,就要被迫终止。

  后来成为全世界一个着名的新闻话题,无数的新闻媒体、电视剧、电影都曾经重复的演绎这个故事,而当年那个实验对他的所有的参与者,包括这位津巴多教授,对他们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响,固然使他们出名,可是也使他们一辈子背负一个良心上的罪责。

  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里面到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本书。这本书是这个实验结束了三十多年之后,这个教授才重新整理,根据当时的笔记写出来,而在这三十多年之间,他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可以回答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卢旺达大屠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其实要指出的一个主题非常简单,这个主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变坏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说他杀人,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去校园里面屠杀一些无辜的小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些坏蛋、这些坏分子他残暴不仁,他太没有人性了,仿佛我们把罪恶当成某种人的特质,我们把残忍当成某种人的性格。

  这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好像舒服一点,我们平常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治安的方法就是把少数坏分子隔离开去,知道有谁会犯罪,我们就先抓他。这以前讲犯罪学很讲究这点,就看什么人像是犯罪分子。可是呢也有一些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路径来探讨这个课题,这就是社会心理学。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讲法,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会变得很变态并不是这个人的性格特质的问题。相反的一个非常善良的平常非常温厚的人也可以是个凶手。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故事我们早就听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是一些情景,是某种的情景,某种的环境,某种的背景使得一个人为恶,使得一个人忽然堕落,堕落成为撒旦,所以这本书叫做《路西法效应》。路西法Lucifer,撒旦的另一个名字嘛。

  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觉得这本书很震撼的地方,就是这个研究是很有名的,很多人听过。但是我第一次这么仔细的知道这整个研究的过程。原来在1971年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你就会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些学生,这些原来很纯真的学生,怎么样忽然之间有人适应了囚犯,有人变成了魔鬼般的狱警。

  请记住这个年代,正好是美国六十年代火红年代之后没多久。这些学生全部都经过嬉皮士运动的洗礼,喜欢爱,喜欢做爱,反对战争,喜欢大麻,喜欢旅行,爱好和平,对所有的权威对所有的建制都抱着一种天然的反动跟不满。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变成那么顺从某种体制,比方说这个监狱的体制,那么顺从的扮演这个体制安排给他们的角色呢,答案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接着说。

  二

  我们今天继续接着说1970年代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的监狱实验,在那场实验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几乎所有人就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那么这个角色的安排是怎么样,我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他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首先所有的囚犯进到进到监狱之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他们要开始报数,就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啊,这样给他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这就表示从现在这一刻始你不再是你原来那个人了,你只是一个囚犯,你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而这个名字就表示,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跟人性,进入了这个体制之内。

  然后,这个几天的实验里面,他们反复的要求这些假装是囚犯的学生,不断的要报数说自己是几号几号,就是要加强他的印象,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甚至不是在做实验,你是一个真正的囚犯,你所拥有的不是一个有姓有名的东西,而是一个号码。

  另一方面,当狱警的那一帮,当狱卒的那帮学生又怎么样,其实他们很多一开始都特别厌恶做狱警,为什么?我昨天不是说了嘛,他们是很反叛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当囚犯要过瘾过了,而且他们觉得好端端的我跑来斯坦福大学念书,将来当狱警那多没出息呀。

  可是当他们穿上狱警的制服,当他们戴上让别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阳眼镜之后,他慢慢开始感觉到某种权威感来了,这个制服就开始使他改变。然后在一天之内,这个互动就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就是刚刚这些刚刚进来嬉戏闹闹的囚犯学生,饰演囚犯的学生们有时候会搞点小反叛,而这些狱警很迅速的就开始忘记了这只是个实验。

  他觉得你这么不听我的话,其实是对我的这个身份对这个体制的不尊重,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要好好镇压他们。到了第二天,这些饰演囚犯的学生就已经开始想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的镇压跟羞辱。这就让我马上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见到一些有微小权力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城管,他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那么凶暴,这并不表示他平时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亲戚好邻居,他可能也是。

  但是只是在穿上制服在某个情景之中,他觉得任何一点对他的稍微的言语的冒犯,对他的说法不同意的东西,他都会火冒三丈,他就会觉得你这是在挑战我跟我背后体制的权威。他把他自己这个"我"投射的太大,他也把这个体制延伸的太长到自己的身子上了。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最怪异的是连外面来的人都居然能够慢慢适应这个监狱的情景,比方说这里面他们来安排一个,装模装样做样的安排了一个上诉委员会。就是说这些囚犯如果对我们这个监狱有什么安排不当的地方感到不满的话,你可以提出申诉。然后在这个上诉委员会里面有一个囚犯,被其他的囚犯推举为代表,他居然在当时的日记里面记录什么,他说他很高兴,很骄傲,居然被我的同伴推举我为犯人代表。他似乎开始很认真的觉得自己真是个犯人,而且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能够得到狱友们支持的犯人。

  后来还有一天安排了家长、亲友会见日,那儿这就已经到了礼拜二的事,就是第三天,就有些父母可以被安排进来探望自己的子女。在这个探望过程里面太有意思了,你们知道美国人亲子一见面就有自然的拥抱,但在这个环境底下有一些父母居然看看守在旁边的那些狱卒说,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握手吗?居然去跟孩子握手。

  然后双方非常不自然的说话,而且在说话的过程里面,每次说到监狱对他们待遇并不太好的时候,这些狱警就在旁边"嗯",走来走去,中断他们说话。而有趣的是连外头进来这些家长父母也都居然不敢吭声,不敢反对,似乎很多人都很快的进入了这一个场景里面。

  只有少数几个犯人,比如说5486,他是拒绝投入的,他拒绝假装这是真正的监狱,他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都强调这是个实验室,但是后来很快的,因为狱警的加强压迫,他也很快投入反叛行动。当他投入反叛行动的时候,他就跟他其他的一些想要造反的狱友们就一起被残酷的镇压,他就开始逐渐的相信自己果然是个囚犯。

  例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叫416的犯人,他用绝食来抗议对他越来越残暴的那些家伙,那些家伙呢就用百般的性羞辱的方法来对待他。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位教授他就说到后来美国在伊拉克那些恐怖的监狱里面虐待囚犯是怎么回事,完全在这个实验里面就能够找到端倪。你很自然的会想性羞辱那些人,要他们脱裤子,要他们假装互相鸡奸。

  然后这些在这个实验过程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们这位狱长,装作典狱长的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有名的左翼教授,反战,搞越战大游行,学生们都很爱他,和蔼可亲,直到今天还老在抗议美军的种种暴行。但是当时他假装典狱长的时候,他完全无视这整个局面的变化,他不晓得这三四天里面已经发生一些超出控制的事情。

  他非常投入他开始恨这里面某些的囚犯,觉得他们太不合作,太不听话,他开始注意有些狱警表现的相当好,非常凶悍,虽然好像有点太凶了,太过分了,但是他就想法设法的不让那些想离开这个实验的学生离开这座假装的监狱。然后这里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最后当整个实验中断之后,这里面其中一个饰演狱卒的学生叫博登,他的日记说,当菲利浦向我透露实验将有结束时我高兴级了,但也震惊的发现,其他狱卒非常失望,不只因为我们原来要得到的实验研究的薪水减少,而且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们似乎很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呢,另外一个作风强硬的狱卒阿内特,他说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个是对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观察,留下来的犯人说,如果他们可以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愿意放弃他们的酬劳,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后来的会议里面,就是大家已经结束了这个实验,互相交流的时候,这些犯人仍然很痛恨不可相信这些狱卒。

  因为他觉得他们真是坏蛋,但是问题是他们就说我们其实不是坏蛋,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甚至这些学生里面有一些平常非常可爱,人缘非常好的学生,这时候也变化很凶悍。

  三

  我们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惨案发生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残酷的屠杀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坏蛋和凶手,我们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坚强意志。可是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有没有想过像纳粹屠杀,像南京大屠杀,像卢旺达大屠杀。如果把你丢在那些谋杀者的屠杀者的角色里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可能顺从,你会不会可能也投入其中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路西法效应》,它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使得我们变坏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这些情景有时候是来自于像我们昨天讲的制服、监狱的环境、某种规则、某种秩序。

  还有它是种群众压力,什么是群众压力?比如说像卢旺达大屠杀的例子里面,当你发现其他人都在这么干的时候,而你不动,你不干,你会担心自己会被人认为,我其实是同情这些图西族人的,我是不是和个胡图族人的胡奸呢?所以你觉得我也被迫要去杀人。

  而当你开始杀人之后,你就会觉得既然我已经杀了,那我只好继续杀下去,我甚至杀人有时候是为了帮助那些受害者解脱,反正他们迟早要死,不如我爽快的让他们死。我是对他们好,你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

  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例子,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念一些这里面一些片断。这本书里面《路西法效应》特别强调纳粹当年的环境,纳粹当年有一种人叫做纳粹医生,我们知道,纳粹医生事实上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种人,这些人平常就是很好的医生,他的主要的工作,职业伦理要求就是救急扶伤要救人命,但是当他被派到集中营里面的时候,他要执行的任务却是释放毒气或毒针,让那些囚犯一个一个痛苦的死去。

  他们进去的时候,一开始根据现在的调查研究,就说他们通常会觉得很困惑,这里的人怎么能够做的出这种事情呢?他们怎么可以受这样的痛苦呢?后来慢慢他会得出一个对自己来讲很合理的答案。这些囚犯现在住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在粪堆里面苟延残喘,我还不如给他一团毒气让他到天堂去,让他变得更好。慢慢的,这整个屠杀就变成不是屠杀了,而是一个有道完成的任务跟工作。

  你怎么样把这个其实很邪恶的东西执行好,就变成你最关心的问题,这就像思想家海纳・阿伦特讲的平庸的邪恶,就在这里,你开始失去自主的判断能力,你开始在做一起其实平常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因为你觉得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就等如有人让我去告密,我的伙伴里面有谁有什么反动思想。

  等于有人叫我去杀害敌方的某些某些人,我会把它说成我只是在一个组织里面,我这时候我被迫牺牲掉我平常某些信念,但是其实我是为了大局,是组织要求的,这责任并不在我身上。然后这里面就提到,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产生认知失调,行为跟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

  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这些人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或者当年的纳粹医生便觉得需要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作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和道德主张的事,简单的讲也许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在这个欺骗过程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当年那些纳粹的医生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人事之间,然而这道鸿沟,无法弥平。

  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分裂他难以弥合,所以他更需要去努力的让自己达到平衡,慢慢的你这个人,一个原来有自由意志的人,就逐渐被整合进了巨大、野蛮,而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一个集体产物。

  那么后来受到这个研究的启发,又有别的心理学家做过其他的实验,效果也很惊人,也非常着名。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米尔格伦实验,这是另一个社会学理学家做的实验。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找一帮学生,叫他们扮演老师,然后就骗他们说你们另外一帮受实验的学生呢,就扮演学生关在对面的房间里面。那儿你看不到他们的样子,只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里面那些扮演学生的那些受试者,跟你这个扮演老师的受试者之间有条电线,你这有个按纽,你一按那儿,他那边就会被电击,就会触电。那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就是你很简单问他一些问题,隔着这个扩音器问里面的学生问题,他答错了,你放电,他再错,这个电就更大一点。随着他错误的增加,这个电就不断的增强,达到450伏特的时候,他就会致命。

  找来几十个学生,做这个实验,其实所有的学生都在扮演外头按纽的那个老师,里头的那些学生都不会真的被触电,里头的学生是米格尔伦教授安排的一些演员,是假装触电在里面尖叫的。但是这些学生受试者,这些扮演老师的人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以为里面真有一个自己的同学在里面做实验,假装是个学生,然后我按纽他会触电。

  然后实验开始,一开始里面叫一下"哎呀,好痛"、"哎呀,好痒",没什么继续问答。问答下来随着答错的情况增加之后,这个电流不断加强,终于到了里面那些人受不了了,开始喊叫"我受不了了,赶快结束放我出去",到了这些时候,这些装老师的这些受试者怎么办呢?他会望一望实验室主管怎么办,这实验室主管非常冷酷的说,不用管那么多,没事的,继续。

  然后他继续,他通过扩音器对里面的被电到的学生说,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忍一忍很快就好,但是不行,那个惨叫声越来越犀利,直到最后他们甚至开始觉得我只要把电压调到450伏特让他一死了之,就结束这痛苦就完了。

  最后这个实验里面有2/3的受试者在短短一小时之内,都把电压调整到了足以让人致命的450伏特。当实验结束之后,他才知道里面没有这么一个同学,还好没有死人,但是在那一小时之内,这些原来善良的大学生,都准备好了要做杀人的准备。

  四

  也许大家看过一部电影,最近几年也很受欢迎叫做DieWelle浪潮(刚搜了下,暴风影音上有在线的),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美国中学的历史老师,他做了一个实验,跟学生们做,他怕学生不懂,为什么当年德国人会那么变态,支持纳粹党去屠杀犹太人。

  于是他就要求这个同学里面,这个班级里面开始组织一些的仪式、口号、手势,特别招呼方法,把人群分成内跟外,他跟我,我者跟他者,这时候慢慢慢慢,这个仇恨就在校园里面弥漫出来,慢慢一个非常独裁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出来。这些原来很天真可爱的中学生就出现了一群非常残暴的,有狂热信念的一群人,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师宣布我们教学结束了,大家现在知道了吧,纳粹是怎么来的,纳粹就是这么来的。

  从这个实验我们又可以说到一点,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这个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监狱也许不一定需要是个真实的监狱,我们也许就已经活在一个监狱里面,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许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预警,它在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放纵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要尊重某种的权威与秩序,我们整个社会多多少少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实验室。

  那这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自己都猜测不到的怪事,比如说这里面讲到,当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试验,就是另外一对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塔内,还有约翰?达利他们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跟纽约大学当教授,他们做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研究什么?就他们发现那时候纽约特别多的这种事情,就一个女孩当街被强奸犯追着来强暴,在40多个人的围观底下,这个强奸犯就把她拉上楼梯给干了,也有一些人是在上百号人的目睹的情况下,在街上被人砍的满身是血,边跑边叫,叫救命,就没有人去管他,这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这个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越是多人目睹罪案的发生,这些人就越不会介入跟帮助。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只有三个人在场,这三个人说不定就会上去摁住凶徒,但是人一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敢动,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不需要做什么,其他人会做,如果其他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人是一种服从的动物,我们人是一种群体的动物,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期盼,我们也总是希望满足其他人的期盼,于是这时候我们丧失自己的一个良知判断的能力。

  于是津巴多教授在这里面提出,我们人要怎么样改善跟强化自己的良知跟自主能力呢?必须注意我们一般处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离跟沉静的对立,犬儒式的怀疑跟投入式的参与之间的对立,那么这个对立我们该怎么来理解他的一个典型人物呢。这个人物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这里边讲斯坦福实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后来我们这位作者津巴多教授的太太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

  那这个克里斯蒂娜她当年也是一个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她在这个实验进行到礼拜四的那天晚上来看她的这个男朋友,也就是主持实验的津巴多教授,说你们这个实验搞的怎么样,然后她就说了,她说她进去这个实验室,假装的监狱,她首先惊讶就这个地方搞的还真像监狱,然后她在其中的一个休息室里面跟其中一个等待要值班的这个学生,也就是等待要去值班假装是狱卒的学生谈话,说这个学生又亲切又有礼貌,怎么看都是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

  后来她忽然发现,透过这个监视机的镜头发现,刚才跟她聊天这个好孩子,居然就是这个录像机的镜头,监狱实验里面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狱卒,然后她就发现这个人才不过几分钟,就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腔调,他正在大喊、叫骂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拨,后来这个克里斯蒂娜看着就哭了,她受不了,她大声谴责她这个男朋友,主持这个实验的教授津巴多,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这已经完全失控,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

  这时候津巴多教授被她一骂,才恍然大悟,一下就吓醒了,他发现对整个事情已经失控了,我已经太沉浸在这个典狱长的角色里面,我本来应该做一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没想到我也开始享受这个过程了。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值得研究了,这位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她就在想,为什么当时她的反映跟所有参与研究人都不同?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是礼拜四才进入这个研究状况,所以她是一个外来者,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局外人,她看这个局内的状况,当然会看的比较清楚,她的整个人也没有那么投入,所以人的某种相对抽离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津巴多教授后来研究,他不具有一种所谓英雄行为的人格,真正的英雄行为是指人应该对于邪恶情境具有抵抗力,这个抵抗力来自哪里,除了刚才说了一个局外人的心态,跟你平常能不能够常常的保持警觉的意识自己的环境,常常去抽离出这些局势之外,还要注意一个特点,就是这种人往往都是一个平凡人,这里面最后就提到大部分成为恶性加害者的人,和可以做出这种英雄之举的人,直接相比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是平凡人。

  就像《辛德拉的名单》里面的那个有名的德国的良心商人,或者卢旺达大屠杀,当时帮助狱卒的这些好心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平常不见得特别了不起,不见得特别伟大,他只是一些平常人,相对于平庸的邪恶,也有一种善良的平庸。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做了正确的事,却丝毫不以英雄自居,认为自己只是表现了何为正派,何以言行的共同感受,而这种人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对于他的情境具有一种敏感,他不会那么容易被他的情境屈服,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有一天自己变成一个凶手,就要做的事是让我们随时对自己的情境身边的环境,秩序所身处的社会或者机构保持一个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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