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0日星期五

谢盛友:语言是公民的权利

  笔者入选《书写德国新闻史,当代20人》[1], 阿克赛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出版集团(德国最大的报业出版集团,出版《图片》日报、《世界》日报等)派记者来采访,让我谈谈对中国和德国的新闻自由的看法。

  面对二十几岁的青年记者,我告诉他Reporter ohne Grenzen(无国界记者)近来公布的排名:2009年中国第168名,德国第18名;2010年中国第171名,德国第17名。如果我们相信无国界记者的评估,德国的新闻自由情况越来越好,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越来越糟糕。我不完全相信无国界记者的评比,但是,我至少相信一个是事实:在德国获得刊号是免费的,是向国家图书馆(Nationales ISSN-Zentrum für Deutschland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索取,而在中国是必须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德国,刊号的申请和获取比钓鱼证还简单,在德国钓鱼要办理钓鱼证,而且还要经过考试,获得证书后每五年还要经过考察审核,不然钓鱼证还会被收回。办报挺容易,一次性花30欧元到市政府注册,然后可以拥有记者证,天南地北到处跑,言论自由。

  但是,德国的新闻自由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说2010年12月,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社民党人蒂洛?萨拉青(Thilo Sarrazin)出版新书《德国自取灭亡》(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几个月后他成为百万富翁,仅靠这本书的版税,他就足足赚了好几百万欧元,可是他被从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驱赶出去,不过,他幸亏生活在德国,若在中国可能另一种命运。刘晓波就因为《Macht versinken: ein Memorandum an China》《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10月 2009年)被判11年有期徒刑。

  德国的美女新闻主播Eva Herman 由于说话不谨慎,而被开除职务,但是,在德国至少不会发生记者被殴打,而根据媒体报道,中国的王克勤等被警察殴打。

  德国宪法(基本法)第5条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

  (1)人人享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发表、传播其言论的权利并无阻碍地以通常途径了解信息权利。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和广播、电视、电影的报道自由。对此不得进行内容审查。

  (2)一般法律和有关青少年保护及个人名誉权的法律性规定对上述权利予以限制。

  (3)艺术、科学、研究和教学自由进行。教学自由不得违反宪法。

  但是,德国总统Christian Wulff(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在萨拉青事件发生后,却要求我们新闻记者写作必须有"质量标准"( Qualit?tsnorm für Journalismus),一国总统,如此言语,大大损害国家形象。德国的机械制造全球出名,原因是德国人有严格的质量标准,但是,如果德国每个记者的写作都按照一个标准,德国离"自取灭亡"真的不远了。

  中德言论自由有很大的区别,在德国你可以批评总统,在中国则不可以。

  根据12月4日法新社的报道,原《光明日报》总编胡占凡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台台长,他还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副主席,他曾发表一段重要讲话:"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党的宣传工作者上,而是定位在新闻职业者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胡占凡语录"出台后,国内网民通过微博、Twitter微博等平台讽刺,比如"有一些二奶,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为首长服务上,而是定位在反腐败上;有一些郭美美,没有定位在为红十字会涂脂抹粉上,而是定位在炫富上;一些观众,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接受宣传教育上,而是定位在观赏上,这都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还有"有些大使馆不把自己定位在气象研究员角色上,而是定位在大使上,这是严重的失职!""有一些人,没把自已定位在感谢国家上,而是定位在自已是纳税人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胡占凡同志没把自己定位在奴才上,而是定位在台长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看来,胡占凡和武尔夫都犯了"标准"错误。

  最后,记者让我给中德读者留下一句话,我思考了一下,说:"Macht bedeutet die Sprache der Machthaber, Sprache ist das Recht der Bürger.(权力是权力阶层的语言,语言是公民阶层的权利。)"

  只要有"最高指示"和"最高标准"的国家,其公民肯定失去语言的权利,差别只是多寡的问题。

  注释:

  [1] 入选理由:1999年9月9日以来出版发行纸媒月刊《European Chines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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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母亲王佩英》

已经看到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节目预告(http://v.ifeng.com/live/epg.shtml),播出时间已十分确切。
栏目全称:《东风康明斯凤凰冲击播:金龙鱼稻米油特约之冷暖人生》。
1月10日22:00~22:35,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首播专题节目《寻找母亲王佩英》
1月11日03:55~04:30和15:35~16:10重播《寻找母亲王佩英》。
网上实时观看《寻找母亲王佩英》:http://v.ifeng.com/live/#270DE943-3CDF-45E1-8445-9403F93E80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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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国雄:对于“转型”的质疑

  时下,政经文章, 言必称"转型";笔者论及时事,也曾人云亦云地嚷嚷"社会转型"。但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慢慢有点怀疑起来,中国社会真的在转型吗?

  转型,形态正在发生转变之谓。所谓"转型社会"或"社会转型",应该是指"由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如果说,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形态,那么,在经济形态上,按官方的口径,我们已"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已完成了经济形态的"转型",不存在所谓的"转型";在政治形态上,前有宪法为我们设置的"基本框架",后有吴邦国委员长的"六不"强硬声明;对外是"核心利益",对内则是"高压线",不允许所谓的"转型"。即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也只是既定社会形态的进一步"定型",也根本扯不上什么"转型"。

  当下的中国,如果硬要说"转型",恐怕也是方向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转型"。在经济形态上,国进民退,世人皆知;垄断企业,日益坐大,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市场经济有向垄断经济、权贵经济、特供经济"转型"之虞;在政治形态上,除了网络上防不胜防的言论呈滔滔之势外,许多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还仅仅是"纸上的权利",尚不能免于公权力肆无忌惮地侵害、剥夺;最可怕的是,阶层固化、权力通吃,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如果说,倒退也是一种"转型",这种"转型"难道是已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所追求的目标? 这种转型, 不要也罢。

  在这种情势下,想通过"温水煮青蛙"地完成所谓"转型",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不是粉饰,就是误导;不仅误国,而且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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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鼐:人民有了权又知道行使权才能算民主才不被野心家篡夺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提出要严肃整治吏治腐败,举国踊跃。

  毛泽东早年便认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这可以说完全总结了我国社会变革的的一大任务,更是改革开放的方向;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在共和国建国伊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谢觉哉,亦曾即提出过政权机关应在民主建政基础上施行民主监督制度,并且说"人民有了权,又知道行使权,才能算民主,才不被野心家篡夺"的话。吏治要有群众直接参与,这是中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首要在完善法治的法制化――以授权于民、更以治国治党治吏,才可能还社会的正义与公道――用中国传统文化说,也就是天理人道之。且反腐倡廉必须是全社会的事,尤其治吏是政治工作的根本;具体来说也是当前面临着的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换句话说,既得利益群体(主要为中国新生代贵族和社会精英)存在的问题,有些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就要求还权于民,让广大民众有真正的权利,可用法制的具体明文把持自己的权利,才有真正的民权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以使民众权益能有真正的保障机制,并依法来去行使权利;同时要重新认识西方社会,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否则,我们就走不出历史,重犯过去的错误。西化是历史的选择。

  人文一史。必须指出的是,民主是在相应历史文化条件上才成立地,对我们来说,民主在中国是西向观念、西方欧美国家的社会文化意识,也是这些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社会结果,离不开欧美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所谓启蒙,就是这些国家经过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通过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而发生的,更是以人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没有这个社会历史过程与文化,没有改变了原始人治社会以后的资本主义宪政政治――即现代法治的法制化权利政治,民主就是空话。而在中国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与欧美国家相差一个发展阶段的区别,中国民众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没有人权,从不讲人权,民主的根本问题在于首先要树立人(民)权。同时,这里边更有一
点,民主政治下即法治的法制化社会里,民众还必须要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使民间组织公开发展,更是我们要求政治改革的一大目的,也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文革中民众能集会结社、包括民有在民主栏等法定的地方写大字报等,和公开发表自己向政府部门申诉等基本权利这是中国特色的一大民主形式;)以及上街示威游行、罢工罢市等目的是反政府政治腐败现象,没有这些民众权利,政党与政府的腐败现象根本不可能遏制住。只有还权于民,真正做到毛泽东说的让人民监督政府,才有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共和国的未来!

  中国社会的传统,即原始的权力政治及其封建文化下,政治必然出现腐败现象的最大问题就是产生恶吏(霸),最后民愤民怨沸腾,引出成突发事件,甚至因此有亡国亡命之例(所谓官逼民反也即此因)。改革开放发展必然会出现民众维权,及有不法恶吏现像之,因为由人治再法治所决定、也是难免的。根本问题在党要管党,政要治吏!社会呼唤法治!一个大学教授信口雌黄,何以引发成一时国民的热点话题,很值得深思?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公共责任,以及其应有的品德操守和言行等;改革开放发展中为何引出所谓之第三次争论,问题就出在中国的社会精英,而非自民众!这是代言政治现象。毛泽东时代治吏是中国现代传统,媒体也曾有过呼唤,我认为说得很对!(所谓现代传统如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
素;党纪国法是治党治吏的根本,必须依法办事!)

  历史上皇权专制时代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在权力政治下一直沿袭至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出现民众维权,从而使官场腐败现象与恶吏不断浮出水面,成为耻闻!恶吏不除,国无宁日,世道岂能太平!中共面临的亦是自己内部的挑战,但东西方这方面都有极好的借鉴经验:这就是人治与法治!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媒体曾出现过对仇和现象的深入探讨,更是由人治而法治的必然现象;一言以蔽之,革命的改朝换代并没有从文化上彻底解决官场潜意识形成无形的潜规则,还是官文化与官本位,官权始终是中国社会的革命课题,即人权问题,中国社会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根本不讲人权,从来没有人权文化,而官场潜意识潜规则使之官在官场上只能为官言官,最终都会走向反面,引发革命的,这些我就不便多说了。

  中国既已宣布依法治国,就要完善法制,尤其是民权(即法权)!社会真有民权――有老百姓的权利,他们自己站出来说话,中国社会就面貌一新,我们才能说是实现了五四运动的先烈遗愿与中共革命初衷!这就在中国社会精英的努力,如发展民间组织,公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真正的民众还看精英和上层,有权能上街为什么呀?所以,在中国必须有人组织领导的,关键在成熟的中产阶级――这在中国现今就是社会精英阶层为代表,而他们也需要改革。事实证明,惟有改革开放才真正是中国社会的共识,才能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不改革中国社会没有发展,正如邓公生前所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而真正的民主尚还有待时日。

  这也是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认识五四运动要从历史文化上去看,不能割裂历史。中国社会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文化也是封建专制文化,所以,五四运动反封建专制与反殖民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挽救中华民族和国家于水火的进步运动,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及其人治政治使中国人民落后挨打,这样的事实历史上是明摆着的,所以五四运动是革命的。因为长期封建专制及其文化的统治,中国社会没有人权意识,从来不讲人权,既有其社会历史环境因素,也形成了文化被封建专制所征服,传统文化同样被封建专制化,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和政治中国才落后挨打。

  四五为什么值得纪念?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发出了民众的心声!至改革开放才让精英层逐步趋于成熟,尤其经过89政治风波与苏东欧国家突变后,人们思想也有了变化,国家、民族的发展必须有稳定局势和环境,民主在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是历史决定的,改革开放与60年的变革都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问题根本在于人。改革开放所最关键性的还是依法治国――以法治去解决治党治吏的问题。以人为本,人的因素第一,就要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法治的制度上真正遏止犯罪率。事实也表明,我们要在思想和组织建设(用人)上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法治与制度上真正解决问题。更主要的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树立人权,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权利,有个人所有权才有真正的人(民)权。

  郑海泉先生说得好:"科学发展观不但要准确地具体化,还要落实。人民对'党'是通过人和事来判定的,不是纸上写的,嘴巴说的。神化任何东西都受不住时间的检验。"只有依法治国,这是政治改革的根本。我们的落后就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落后,如果把它与启蒙联系走来,五四运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更为首要,这就是文化革命;当然和任何革命一样,革命就是不讲理性,失去理性的行为。中国社会与欧美国家不同就在文化上,没有人权,也就是没有民权,启蒙在中国就是要树立人权即民权,从而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破除迷信,改变千百年形成的官权。说到底,这是一场文化革命,是一场现代文化建设,五四运动因此是必须肯定的。

  勿庸讳言,改革开放中官吏腐败现象到了难以置信、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社会恶性循环规则也就在官场腐烂变质,不治吏改革开放不能发展了。同时以中共及其广大党员干部的既得利益而言,这是他们曾经付出过的努力结果,其既得利益和地位都需要他们的继续奋斗,并且使权力回归于权利,实行权利政治和完全彻底地法治,――换句话说,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有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中国社会才有真正的发展和未来,完成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与中共党的千秋永续业绩!

  思想需要逻辑思维,现代化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快餐"(或快速面),理论探索从来是严肃认真的,更需慎重从事与周密思考,现实中很多问题有时会反复多变,对我们可能甚至会是非常痛苦的感觉。欲速则不达。我已经退休,不想再写什么――这样以给自己一些空间,安渡晚年之;但我做了一件已经做过的事,我必须负责任,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我只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现在还没有人能就此问题站出来讲话――至少我未能发现;所以,我想把我过去所写的东西,全部整理一下,重新在网上发布,搞成一个文集吧,并以此告慰自己,了结我的心愿!

  大军网的意义我认为就在它是主流意识之外的民间网站,为不少人所看好的;中国社会传统特点就在中国有反对派,从来没有过反对党――这是历史决定的,国共两党都一样;毛泽东就曾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话,但也和蒋差不多,执政后不容反对派,他明白事实而以传统(即权力政治)来处置,造成历史上的反右和"文革";这也是长期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信仰(即思想,如儒教、佛教、道教等)的因素,亦即是中国人承认官逼民反而非造反有理之;尤其不能背弃伦理道德和信义,在党同伐异中不准反党叛党、成立反对党――它既是传统也为权力政治下之势所必然;而从中国现代传统来看,中国百年现代史实际上乃国共两党争斗史,可谓正是反对党的争夺战,由此谁说中国没有反对党呢!结果是谁也没有真正消灭谁,在台湾
省发生台独的时候,中共两党却开始握手言和,举世瞩目的是无论中外都关注着它的最终结果。而出于共和国60年后与改革开放30年的现实发展要求,我们一定要认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教训。

  但出于现实的状况,我认为,因此中国确需要一个大军这样的网站,它本身就是民间性的,何必讲什么民派呢!只要当好这个角色,也就流芳于世之!同时深入于社会反映情况,帮助民众们解决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与基层建立直接的联系,就是名副其实的民间网站;人民会看好的!这里所谓反对派指的是包括中共执政党在内的,我欣赏儒家邮报有人提出,他们当中有人也是中共党员身份,所以,反对派亦包括政党中不同认识在内,是社会客观存在的;但中国没有必要成立反对党,因为中国已有很多的党了,只是受其限制性,反对派站不起来,大军网就该是这样的网站。我说的只是个人看法,我是把大军网认定为反对派或不同观点看法可以在法治下同样发表自己声音的网站,即民间网站的!不是么?!然而,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中国社
会的现实,都要求我们让反对派在法治下享有同等的权利,尤其是人大与政协,更要有反对派的席位,使中国从过去的历史中走出来,实现毛泽东在延安就提出过――曾与民主人士谈话的著名"窑中对",也使反对派不至于成立反对党,因为反对派是永远都会存在的,在中国无论中共还是其他党派及全社会,都有一个面对反对派与不同观点看法的普遍规律问题,这是和谐社会与政治文明的必然!

  最后我找出了顾颉刚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以此作为结束语、并与大家共勉;顾先生说:"历来的政治、教育、文艺,都给圣贤们包办了,哪里容得下这一般小民露脸……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自体验自己的生话!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的历史!"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想大家对顾先生的话会更加地理解。尤其是建设全民的历史!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必须是全民社会。只有全民社会才是真正地法治的法制化社会,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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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鼐:从世界通史的中古史与西欧国家中世纪说起

  (一):《世界通史》里中古史、近代史与西欧国家中世纪及近代史的区别

  我提出中国没有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即封建社会的看法后,友人要我对封建社会作出明确地界定,并能具体结合于中国与西欧国家中世纪的历史说明一下。

  其实只用一句话便可以说明:即历史上封建主义社会大有区别。中世纪封建社会仅仅是欧洲一些国家的历史;换言之,既是西欧国家从奴隶社会过来,走向权利政治的法治社会史,更是它与其他国家分道扬镳,从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史。其他一些国家奴隶社会后,却还是以权力为中心地强人、强权政治的人治社会文化历史,始终无法摆脱强权强人的奴役统治。所以,中世纪完全属西方文化概念,为西欧国家才发生的社会历史现象。当然,同时要看到西欧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直接影响了全世界,也正是世界历史其意义之所在了。这一结论决不是我个人能提出的,但在21世纪有必要再重论;历史就是于回头路认识的专门学科;更是人类社会文化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史实记载与里程碑。尤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强大的驱动力!

  而且对我们来说必须明确地就是,西欧国家乃资本主义故乡,亦即马克思理论之源;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母体;甚至可大胆地预见性说,未来理想社会首先也将要出在西欧。因此我们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讲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等就要讲西欧国家历史,尤其是中世纪与近代史,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乃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地;更不是由任何理论可以产生出来的,而是人类社会文化历史不断发展的新阶段。

  为什么西欧国家会一直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面呢?这就必须从历史上寻找答案。我赞成有学者提出的历史有两次诞生:第一次乃是史实,即人类的社会行动,成为了历史;第二次是对历史史实的沉思,这沉思使"一切历史都会成为主观的"。而历史必需要沉思抚摸、客观评价和体悟,才显现为人的过程,这就是历史的生命力。事实上所谓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封建社会)的同时期,不仅中国、世界各国却完全没有过西欧这种历史文化文明发展:于11世纪,就有西欧国家开始主要在政治制度上逐渐地确立起人权意识,从13、14世纪及后便发生倡导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并很快遍历性地在西欧国家都有一定反映和表现,建立起以人权为基础的个人所有权私有制社会,走向于民主立宪分权制衡与法治地法制化下法律平等,及其实行议会制
等形式,至后能发展出全民公决地选举制度。实际在中世纪后期,西欧国家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着资本主义的社会雏型。

  可以说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历史,已经走在趋向于"文化向下,文明向上"的政治良性发展与不断进步之途,文化与政治双向出现着其他国家还根本不可能去想像的事情来。这与西欧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发展所分不开;其中基督教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统一的精神支柱,和西欧跨国家地最大的封建主——只有它中世纪就是西欧经济上跨国大地主,政治上亦为跨国地最大权力团体,教皇曾自称他有上帝所赋予的废黜帝王之权,更是西欧国家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这一点,恰与无神论者观点相反,宗教信仰使人们在精神道德上趋于理性化,起到过净化心灵与克服世俗上动物性的积极作用,成为人们战胜原始丛林态自然状况的精神武器,在人类社会初始历史阶段就有着无可代替地文
化文明上的进步性作用,人们有了未来地寄托和美好追求;同时,宗教也能使许多古代文化遗产不可能不通过教会而得以保存下来的。

  教会为了培养教士,扩大宣扬,兴办了教堂学校,仅管全部课程都贯穿神学内容,除此之外也得学习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自由七艺",使西欧国家最早有了实际上属于文化传播的学校,对传播人类文化有很大的意义,这是西欧国家中世纪社会与其他国家最大地区别之一,特别是在11世纪以后,由于工商业日益兴旺发达,市民对文化科学需要迫切,他们终于冲破教会的文化垄断,在一些城市办起不受教会控制的世俗学校——大学,不仅培养出社会人才,还成为社会上摆脱任何控制能独立生存的学术殿堂,这在人类历史上更乃划时代地。13世纪出现为反对贵族利益的"行会革命",使行会在中世纪就成为民间社会组织的雏型,是民间市民自发维权的行动。仔细研究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确有很多东西都是当时非�¥
�欧国家所不敢想像地,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经济生产方式乃逐渐形成并经过不断地改良和推进;一般过程中往往不会是十分明显性地,如原始社会自然解体成奴隶制,以及奴隶制再到封建制等,都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的,封建制过程上封建生产方式不断出现后,政治上经常还是奴隶制,而确定地社会性质区别就具体表现于文化政治的结果上,更由于文化政治及其历史发展不同而前途不同。中古时期传统政治是人类社会自然原始态发展的结果,体现于统治政权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方面:权力是绝对的!民众完全屈从于权力,这就是传统地政治文化。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及各个国家地区的条件都不同等,但一般情况下,国家(社会)性质却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发展中,毫无疑义,都是明显地、主要的,绝对性地。

  所以,中世纪(封建社会)一词只能适用于西欧国家,并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也是西欧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发祥地之独具历史文化。正如此,要看到在《世界通史》的分期上,就不能去采用西欧中世纪历史的这种划法,以示区别;近代亦有不同,各国与西欧国家也是完全区别的;中国史学界改称为中古史代替中世纪,来标示古代与近代之间的阶段;(根据教科书材料的有关知识——我是以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第1版;1972年11月第2版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为基础之;中世纪因袭大陆史学体系及其基本观点称为中古历史时期,应是很正确地;)乃为封建生产方式于全世界所不同形成、发展与衰亡史。"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见吴于廑:《世界古代史》总序)。

  历史发展不平衡乃客观规律。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或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事实上任何国家与地区的历史进程,都不会是一致性和相同地。中古史时期,拉美等地却还是原始部落或其部落下奴隶社会状态;非洲国家却遭受到殖民者最野蛮残暴、惨无人道的杀戮掠夺,长期被殖民统治所奴役下,殖民地是人类最野蛮的文化政治形式。仅管有人说马、恩、列着作中都明确运用了中世纪概念,把中世纪视作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时期;以政治上的人权既个人所有权看,史实求是地说,还仅只是西欧少数一些国家而已;封建生产方式在世界各地区发展始终极不平衡态,事实上以中世纪西欧国家封建社会衡量,很多国家其封建社会都是于近代后化的。而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正是西欧国家殖民主义为害世界的历史——更是惨极人寰,完全灭绝
人性地;话也得说回来,也正是有西欧国家人民的反对,人类才能取得反殖民帝国主义的完全性胜利。历史(社会主义)即文化文明,就是要改变人的动物性与人类社会原始野蛮状态,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简而言之,仅只需几句话就能足以说明:西欧国家中世纪(Medium Ae-vum,曾被人轻蔑地称之为gothic,意即野蛮时期)最终完成的封建主义,受基督教文化等历史影响,是以人权(个人所有权)为基础地私有制的私有化社会,后才能发展成为原始资本主义——大家都习惯于统称之资本主义;完整的封建生产方式带给政治上的变革,是西欧少数一些国家历史发展上所特有的;也是我们过去并没有过具体认识地,更是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时代的真实原因。当然,从世界范围去看,资本主义都是西欧国家历史文化的必然趋势,其他国家当时都不具条件。

  所谓中世纪,源于15世纪至后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们首先提出来的,因为他们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崇拜者,便将古典文化衰落后、至文艺复兴间称作中世纪;17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克利斯托夫。凯列尔在所他着的《世界史》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成了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时期;后即被西方学术界长期沿用至今。古代史一般包括的是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史;中世纪就是封建社会史;近代则为资本主义社会史;正如唯物史观所指出的:历史过程是社会经济结构有规律的向前更替。这种分期本身是较科学地;但非西欧国家历史文化发展则不同。

  世界通史用中古史代替中世纪,即指古代向近代史发展之间;则上承古史,下接近代,但它并非如西欧一些国家完全的封建社会史;因为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国都没有完成过西欧国家以人权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地私有化社会,私有制没有个人所有权,顶多是半封建奴隶制社会,也就是说,完整的封建社会必须包括政治上的变革在内,它是以人权既每一个人的所有权为基础地私有制普遍形式(社会化)的;不可否认其中文化(如基督教等)发挥的作用力;这也是我们必须有具体认识的。历史(更指社会主义,因其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后所发展的更高阶段)就是人类文化文明地发展史。西欧国家因有中世纪史,使其后近代出现原始资本主义的。

  就此观点上看,中国当时还处于弱肉强食的原始态社会,虽有过封建主义文化,没有发展成封建社会政治,所以,中国没有西欧国家中世纪封建主义及其文化(如基督教等历史),这一原因等造成了社会不讲人权(既无个人所有权),私有制也并非个人所有制,还是皇权统治下的奴隶制国有化。史实上封建制程度不一,无法统一标准来考量,于此意义上说,人权、既个人所有权与其基础上发展成个人所有制的私有化社会,才是中世纪封建主义特征,从而与奴隶制相互区别,更是西欧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中国至今始终没有个人所有权的个人所有制——私有制无保障,不利于社会发展,确为发展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而言之,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必须有每个人的权利,没有人权、既没有每个人的所有权,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
,就不能充分地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决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挥所有人的自觉能动性与创造性地努力奋斗,才可能成为光辉现实。肯定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非敌对行动,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地产物。

  西欧国家中世纪后期逐渐形成的城市职能,即其资本初始化的市场集中趋势雏型,也要求必须是以人权,既个人所有权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私有化社会的,才有资本主义形式的后续不断发展地可能;这即西欧国家中世纪史,至近代为原始资本主义史;所有这些更与西欧国家历史文化发展有直接影响;除此之外,世界各国还是半封建制或奴隶制的中古史。这是我对西欧国家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认识,历史上中国等一些国家的封建主义没有人权既个人所有权,只能是半封建主义。16世纪后资本主义史也属欧美史,世界各国则确实属"中世纪"历史的,即开始以西欧国家为参照的近现代化变革,或由半封建奴隶制、或殖民地奴隶制向西方社会过渡;形成半封建奴隶制半资本主义地近现代化一锅汤,实际这些国家的近现代难分,专制民主制搅成于ä
��体。也是近代史上西欧国家与亚非拉美中东欧国家所完全不同的事实;亚非拉美中东欧国家同时受到了殖民主义长期地野蛮侵略扩张和奴役,更是全世界人民反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至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

  15、16世纪中世纪后期于近代间,西欧国家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以前,人类已知的历史都有很大地局限性,首先就在地理认识上的局限。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辟绕非洲到东方的新航路,及麦哲伦等人完成环球航行等,才把中古史推向了近代,西欧国家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紧接着这种地理大发现后,便促发了商业革命与西欧一些国家向外拼命拓展的殖民扩张行径,"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与海外扩张相同的是宗教性地另一种精神的动力——宏扬基督教于世界;同时,西欧人文主义思想对欧洲人向海外发展,也起了积极地促进作用。资本主义以其全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现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后起而居上,从而取得了对非工业化农本国家的绝对优势�¼
�西方资本主义挟此优势向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实行血与火的猛然扩张与掠夺。《资本论》就是选择英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范的。

  西欧国家具备有征服世界的条件;所以,西欧中世纪最终把全人类都推进了罪恶与痛苦的深渊——所谓近代原始资本主义史,始终伴随着殖民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对亚非拉美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是历史性灾难和永远地痛苦。这是很多西欧国家现在也必须要认识的。当然,它一开始即遭到西欧人民的反对。

  但中古史、近代史与西欧中世纪、近代史相同的是时间——公元5世纪-16世纪前的中世纪时期,后为近代史——这与《世界通史》的中古史和近代史是相同的,也是西欧国家历史使世界历史被逼迫着发展地结果。例如中国近代史,就是反殖民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反半封建奴役专制统治的民主变革期,非资本主义史。

  我是经过长期研究后得出该结论,现亦受独思者对私有制与国有制观点所引发的。从历史上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包括世界上其他一些后发国家在内,比西欧国家晚了一个发展阶段,即没有中世纪及其近代。中国中世纪后期是近古代,还处在奴隶制向封建主义社会不断过渡态缓期,更没有资本主义。这即世界历史文化过程区别;更是私有制奴隶制封建制等、于国家地区及所有(人)权上根本区别。马克思就曾经指出:"在英格兰,农奴制事实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消灭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英国人口的惊人的多数,是自由的自耕农民,尽管这些自耕农民的所有权,还由封建的招牌隐藏着"(见《资本论》第1卷第905-906页)。

  肯定地说,就于西欧国家历史上恩格斯才指出:"在市民和封建贵族间的斗争背后是造反的农民,而农民背后是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他们已经手里举着红旗,口里喊着共产主义"。这正是西欧一些国家中世纪过来至后所出现的社会现象,少数人主宰却始终离不开绝大多数人——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世纪的世界性意义在于它用历史昭示;专制政治必然灭亡,已经走向自我埋葬的最终阶段。以人权为基础的平等自由民主的宪政权利社会时代,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历史表明:没有民权的社会是不行的。人类社会以人为本!人权就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未来与永远!在西欧国家早已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仅管实际发端于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思想解放运动等,但中世纪西欧就已经走向这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各国之路。最根
本的就在它确立了人权意识上法治地法制化社会体制。

  (二):近代史上西欧国家出现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引领着人类社会未来

  讲世界历史我想指出的是,在中世纪历史的文化成果之中,人们看到了不断诞生地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在引领着西欧未来;这当中包括后来的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欧新兴资产阶级派别派生出来之一。马、恩、列本人曾经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以说,马克思学说,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亦为西欧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当然,历史上也始终代表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也都是西欧国家历史文化发展产物,马克思学说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论着,亦不能离开西欧国家历史文化的演绎发展,这是理论上我们应该把握的事实。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且决不能脱离历史。

  中世纪历史还告诉人们,理论并非什么有那末或如此复杂神奇的东西,不是以理论去书写出历史的,而是历史发展产生出理论,创新着理论,理论更为社会即人类服务,决不能用理论去限制人们的思想、实践和社会发展。西欧国家中世纪曾有一个所谓经院学派现象,出现过很长时期,经院学派思想则完全与上述观点相反,使理论趋向于少数精英意识的主观方面上,一度完全脱离于社会客观现实与需要,甚至失去真实的价值。其最容易且一般难免地是、精英往往步入不顾实践与民众意愿的方向,最后造成事与愿违的严重恶果,为害社会发展;仅管这会是由当时一些现实所决定,却更一定要批判和予以高度警惕、及时防止地反动倾向。

  生活中人们都习惯于以我为原则的自然意识地生活,经常产生唯我为是的一些本能性行为,并不免会要去依向于强势为主,以适之而存的趋炎附势和"跟风走"地行为,乃传统的权力政治使然之,权力特殊性自然成立,这就必然造成很多非理性恶果,为害着整个社会却让人们无可奈何地,甚至不以为非之。自然意识只能是难免失去理性地原始态社会意识,决非是现代社会的进步意识——这是现代社会历史进化发展地本质。史实求是!历史决非以任何理论为进程的,还原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历史。西欧国家现代社会与其历史发展分不开。自中世纪就开始的权利政治与民主制议会道路是划历史时代的,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权力政治下必然出现的特权与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社会非常性的严重问题;经济发展亦能充分去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做到人尽
其才,物尽其用,在法治的法制化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正当权利与自由,自己能幸福地为社会不断创造性地劳动。这是西欧国家自中世纪就已经在发展的社会必然趋势,因而,在世界历史中一直能独领风骚。

  上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学术常识。读史使人明智。人类社会历史会有重复地相似,但历史决不是能复制出来的。橘逾淮则枳矣!上述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定义及其概念,我是以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发展事实结果认定的,史实求是!这决非欧洲中心论。只有中世纪这个名称才是欧洲历史分期里明确认定的,在西方史学界始终沿用至今。过去我们并不使用这个名称作为世界历史分期,改革开放后才出现。

  所谓中世纪历史即封建社会,只有西欧国家真正发生和存在过;其他国家中世纪都未能出现;世界大多数国家,是在近代才建立起个人所有权的个人所有制私有化社会地,从而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却与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过程完全不同,结果也不是在完整地封建社会里自然形成的,美日俄等国家就如此;西欧国家封建社会亦不是都一样,历史过程及其程度上并不相同。没有那个国家的历史会是完全相同的。应当说,除西欧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属半封建(农)奴隶制社会,或殖民地奴隶制半封建社会而已,如亚非拉美中东欧等国家;在至现代社会之前的近代,都不是有每个人所有权基础的私有制封建制社会。美国就没有过封建社会,而是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后来由新兴资产阶级所建国——主要以西欧国家移民为基础地,当
时北美"新大陆",已经成了从欧洲国家流放逃亡过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大本营(史称由英国首批到北美的移民签订组织"公民团体"之《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的历史性意义,就在于北美新移民中清教徒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成为主流);北美居民在开拓新生活的艰苦奋斗中,培育着一种勇于进取创造和个人努力提高的劳动解放性精神,在殖民地形成出一个完全新兴的美利坚民族。更没有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但美国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引领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因此,中世纪在世界历史上不具有普遍性,它不过是西欧国家历史,且产生出了原始资本主义与其殖民帝国主义,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历史上永远痛苦的大人祸。

  在世界近代史上,以西欧国家近代原始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史,虽然时期完全相同,非西欧国家都不能算资本主义史,人们永远忘不了很多国家则是被侵略扩张所奴役的殖民地历史,即反殖民帝国主义历史。所以世界通史不能按西欧国家历史分期,正是西欧国家历史,曾经一度完全隐瞒了西欧资本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

  周一良、吴于廑为主编的《世界通史》,是大陆史学界建国以来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仍然具有学术指导性意义与重要作用,它把世界历史分为上古史,中古史(即世界古代史)及近代史与现代史(也可称世界近现代史,指16世纪至上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世界现代史),事实证明是正确地分期,值得学术界肯定。当然,在世界通史上,西欧国家中古时期还是应称为中世纪的,因为这也是历史。

  但中古史与近代史除西欧国家外,可以说都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英国原始资本主义殖民地上产生的,与英国不同,属于现代资本主义。问题在于对封建社会的具体定义上,其中还包括殖民主义历史与殖民帝国主义。从思想学术上说,我们过去有很多结论都需要再认识再结论的。

  作为西欧国家中世纪封建主义,确立人权地个人所有权私有制私有化社会,是封建主义的根本标志,无疑地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至今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没有人权(民权)就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这正是很多后发国家长期落后的历史结果,包括过去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苏东欧国家历史及其剧变,肯定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上的认识,只能史实求是,用历史事实才能真正说明地,也是理论之树常青的生命力所在。

  中国近代社会是由自身封建奴役制王朝,遭受到西方殖民帝国主义侵略(二次鸦片战争)进入近代历史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史称百年耻辱,落后挨打是中国近代历史写照;确切地说,其落后更是文化思想束缚,长期实行传统政治帝国极权统治奴役制,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一部中国史,马克思说其在古代实行的却是皇家私天下"普遍的奴隶制"极权政治,士人则依附这种强权统治为皇帝奴婢,从来没有过自我意愿和人权观念,更没有真正的以民为本;有学者指出:据考古发现,可以说龙山文化就确立了王权高于神权,乃皇权神授;如以春秋时期中国就进入封建文化的话,则后至秦汉首先在世界上进入到大帝国时期——这即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各国封建诸侯被强权所灭,归于封建帝王皇家奴役制的帝国强权人治时代,至
近代后终引发出实质上以民主主义为基本思想特征的社会变革,更与西欧国家有关。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历史文化传承与传统上看,中国社会中古时期与西欧国家中世纪根本不同,中国没有过西欧国家中世纪封建社会,因而中国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历史证明,西欧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志,产生了马克思理论。战国时期最后秦始皇所统一的,不过是如同奴隶社会时期西欧古罗马帝国式事业罢了,汉以后使这种帝国主义奴隶制更为专制,文化也逐渐成为附庸,无法发展到西欧那种以人权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私有化社会,顶多为半封建奴隶制地所谓国有化社会,天下都属于皇帝的,人(老百姓)也是皇帝的子民,根本没有做人的尊严和权利,除少数皇家权贵以外,中国人都是奴才。历史上如此的帝国现象,正是原始社会解体后产生的强权(人)奴役制政治,不可能摆脱奴隶制
性质,绝大多数人始终是被奴役压迫的;更是奴隶社会强权(人)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以其雄霸天下,主宰世界为目的地,只是奴隶制稍有所改善而已。直到上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以武力称雄于世不可能了,但至今这种帝国现象还表现在很多地方,如以经济优势的金融帝国、高科技优势的产业帝国等等,即完全以占统治优势社会地位的霸道行为,没有权利政治下人权平等的国家或个人所有的基本权利(力)。上世纪60年代,中共领导下曾进行反世界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毛泽东就指出说,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坚决反对苏美两霸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向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王称霸;因为我们是受到帝国主义长期祸害至甚的国家,对霸权主义,殖民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深恶痛绝。所以,我们要对帝国主义有充分地认识,帝
制是传统政治自奴隶社会就有的现象。

  我们对历史究竟应该如何来看?现在对中国史学界确实是一大现实课题;其中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更需要学者们作出史实求是的公论。这里恕我直言,过去政治对学术空间有严重的影响,无法史实求是地。历史研究成果必须有自己的规范,不能只从政治上认识,并要有所区别。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等的再认识问题,更使我想起1949年5月,爱因斯坦曾发表了《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文章,他曾指出说:"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会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见《随ç
��》1991年第五期62页;吴澄:《厂甸买书记》)

  这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今天再读到他这些话,结合过去至今的历史,可以说已由实践所完全证明了,怎能不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由衷的佩服和敬仰呢!

  对于历史,以科学认识上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知道地球是圆的,人们可以互相往来,它带来了世界版图的变化。但这种地理大发现被西欧国家变成为掠夺新财富,发展资本主义的残酷历史,正是始于中世纪西欧国家的罪恶行径。尽管也加速了封建奴役制度向商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西欧中世纪历史上却没有殖民地史、与殖民帝国主义史的具体记载,这就因为过去的世界历史是以西欧国家历史、并由西欧国家所建立的。西欧国家主流学者曾完全抹杀了西欧国家这段罄竹难书的罪恶历史,而事实是永远无法掩盖得了的。但这在历史上,我们至今一直没有对此给予彻底地揭露。中世纪至后的近代,同时更是西欧国家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亦正是我们必须认识的。而西欧国家所谓的世界史,过去竟对此事实却始终没有专门列入史实课题正
本清源、进行彻底地清算,也是我要再指出来的。

  当然从历史上去看,哥伦布开辟了新航路,使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世界资源出现,促进了世界市场形成,且大量金银流入欧洲,扩大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从此以后,西欧国家走出了中世纪黑暗,开始以不可阻当之势崛起来,并在之后几个世纪里,成就了海上霸业;一种全新的工业文明成为世界主流,接着发生的工业革命,我们看到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巨大变化,但这却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历史的长期奉献与牺牲呵。

  人类社会以人为本。要看到历史上在西欧中世纪后期、近代之初,已出现完成封建割据向文化文明发展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人性化、人文主义历史进程的运动,新兴资产阶级不断地出现,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未来的思想源泉,这即后来代表新兴社会力量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等,其中,包括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因为他们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共产社会乃全人类理想,是马克思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作出的科学预言,鼓舞着人们为理想社会生活奋勇向前。所以,他们是与传统资产阶级所完全区别的。

  随着历史地发展与时俱进,可以说对无产阶级革命,历史早亦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正是理论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与时俱进,这将对我们的事业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发展的理论了,而历史不会回到过去那种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面临着历史的挑战,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思想理论创新与社会进步,是需要我们作出准确地判断和决策的。

  一言以蔽之,在学术上,任何理论都不能代表社会的实践与事实所证明;从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上经院学派现象中,我们都应该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这一点。所以,过去的理论概念必须回到现实去接受社会的检验,以克服理论的局限性。社科理论决不会是一成不变地;与时俱进,就更不能只停留于在过去的一些理论概念上。因此理论必须回到生活中去,回到社会实践中去,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力。

  准确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新兴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更是无产阶级的最终归宿——无产者成为有产者——这是《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过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可以断言,人人成为有产者,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始。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阶段,就是要使人人能成为有产者,共产主义也就是有产者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必具的基础;所以,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就是建立以人权、即每一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利政治下地法治社会,让权力回归于权利,党权回归于法权,执政权不是无限权,政权就是法权,法权就是人权,人权在中国也就是民权——有每一个人的权利,实行依法治国,使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只有这样,我们才
真正有可能不断地迈向于共产主义未来的理想社会。

  (2011年4月26日完稿)

  注:此文原标题《世界通史与西欧国家中世纪(封建社会)及近代史探究》,但确有文不对题之嫌,故改为《从世界通史的中古史与西欧国家中世纪说起》,特此说明。它不能在《求是论坛》见载原因可想而知吧,就在结尾我有这样的话:"准确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新兴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更是无产阶级的最终归宿——无产者成为有产者——这是《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过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可以断言,人人成为有产者,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始。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阶段,就是要使人人能成为有产者,共产主义也就是有产者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必具的基础;所以,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就是建立以人权、即每一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利政治下地法治社会,让权力回归于权利,党
权回归于法权,执政权不是无限权,政权就是法权,法权就是人权,人权在中国也就是民权——有每一个人的权利,实行依法治国,使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但我还是认为我说的没有错误,乃《求是论坛》之不是也!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学术论述,他指出那个社会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八个字来理解,共产主义时代决非无产者社会,只有人人是有产者才有可能的。而共产党这个名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马、恩等人都是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派政党,明确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想;更是共产党的前身,后来才称或被改称为共产党这个名称的。同时,历史事实始终证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过渡态阶级,一定会逐渐消失的,不说欧美等西方国家事实如此,我国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还存在和继续发展无产者,并使之成为一个未来地永远的阶级的。这是我坚定不移的看法
,完全由历史事实所证明的,更完全是正确地结论。

  张小鼐——于201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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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保罗:银行不能靠强势和做投机生意赚钱

  最近中行率先调高存量房贷利率,"使得"一些银行认为原来实施的所谓七折贷款处于盈亏平衡线之下,因此纷纷放出风声,要上调贷款利率以应对亏本的局面。

  俗话说在商言商,任何商家都有权确保自己的利益,都有权确保自己不亏本,银行也是商家,当然是可以也应该为了自己的利润而采取任何法律所允许的措施,来确保自己的利润,更有确保不亏本的权利。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任何商家都可以转嫁自己的危机和问题给客户,银行更是如此,它并没有权利将自己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客户,尤其是在金融并未完全市场化(也就是有着垄断地位)的时候。

  首先,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行调高房贷利率的幅度,未必对全部银行的七折贷款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使它们都亏损。更为具体地说,所谓商业银行长期存款成本约为3%,运营成本约为1%,营业税0.2%,三者相加接近4.158%,也就是接近七折房贷利息,貌似精确,其实并非是如此,其中的估计性成分非常明显——运营成本约为1%,就是一种估计。笔者以为,如果进行一个精密而透明的计算,非常可能发现:银行还是有利可赚,只是利润少了而已。换言之,所谓七折贷款处于盈亏平衡线之下,不过是某些银行要增加自己的利润而已。

  其次,即使银行有所亏本,也不能轻易地将损失转嫁给客户。道理非常简单,这就是我们讲究在商言商的精神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绝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公平交易。坦率地说,七折贷款利息优惠实际上是银行为了解决金融危机所可能造成的长期利率持续低迷而采取的措施,说穿了也就是陪着笑脸"引诱"人们来贷款,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马上就收起"笑脸"说,对不起,我不能做了,不然就会亏本了!这不是耍弄客户又是什么?当然这可能不是故意的。然而在客观上故意与不故意的结果都一样,都是有些"奸诈",只不过一个是故意奸诈,一个是不故意奸诈而已,而且在结果上都使客户产生了问题——使客户显然了非常被动的田地。就这种意义而言,也可以说是"使客户掉进了一个陷阱"。所以即使银行因此而有所亏
本,也应该注意到公平交易的精神是不可破坏的!有人估计,因中行调高房贷利率所造成的其它银行贷款利息打折的损失有700亿(笔者以为这只是一种估计,而且是明显偏高的估计),但是这种公平交易精神的价值绝对不止区区700亿。

  第三,应该承认,在中国大陆,目前银行与一般客户之间的关系并存在真正平等的商业关系——在银行和一般客户之间,银行有着绝对的强势,可是切不可忘记,中国金融迟早会完全对外开放,中国银行所拥有的垄断性优势迟早会失去,这是谁也不可能阻挡的社会发展趋势。虽然现在普通的客户在要求银行公平交易的过程中取胜的可能性并不高,可是绝大多数的客户会记住银行的这种出尔反尔的奸诈行为,且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反应——这就是不再和你做生意!因此我们可以预言,银行将会因自己的这种非公平交易行为所受到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银行应该有做银行生意的眼光和肚量。该赔的时候就应该痛痛快快地赔,要想在每一笔生意上都赚钱是荒唐的。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不讲什么盈亏平衡线、公平交易精神和扩大的700 亿损失,银行也应该为房贷利息七折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实际上七折优惠,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投机性的商业行为——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银行应该在推出这一所谓的优惠之前就应该考虑到各种风险,同时有公平合理的预案,而且将这一公平合理的预案,事先清晰地告知客户,而不能是在事后有生出一个"补救"方案,而且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补救"方案(因为它仅仅是补救银行自己而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一些银行因垄断而完全忽略了做为银行而必须遵守的操行,既然也做起投机性的生意,且仅仅是七折房贷利息就会有700亿的损失,这表明银行的投机行为已经非常严重。这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而言是不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这种投机性的行为是不是�¿
�一步的发展会不会引起美国式的金融危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最后笔者还想特别再提一下2006年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他也是一个银行家,而且是一个因为从事银行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唯一的银行家。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小额穷人创业贷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既使得大批穷人摆脱了贫困,自己的银行也因此而获利。可谓是鱼和熊掌兼得。笔者并不奢望中国的银行家都会成为尤努斯,可是却一直再想:中国的银行难道真的是不能少做一些投机性的生意,多做一些其它有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生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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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保罗:银行不能靠强势和做投机生意赚钱

  最近中行率先调高存量房贷利率,"使得"一些银行认为原来实施的所谓七折贷款处于盈亏平衡线之下,因此纷纷放出风声,要上调贷款利率以应对亏本的局面。

  俗话说在商言商,任何商家都有权确保自己的利益,都有权确保自己不亏本,银行也是商家,当然是可以也应该为了自己的利润而采取任何法律所允许的措施,来确保自己的利润,更有确保不亏本的权利。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任何商家都可以转嫁自己的危机和问题给客户,银行更是如此,它并没有权利将自己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客户,尤其是在金融并未完全市场化(也就是有着垄断地位)的时候。

  首先,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行调高房贷利率的幅度,未必对全部银行的七折贷款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使它们都亏损。更为具体地说,所谓商业银行长期存款成本约为3%,运营成本约为1%,营业税0.2%,三者相加接近4.158%,也就是接近七折房贷利息,貌似精确,其实并非是如此,其中的估计性成分非常明显——运营成本约为1%,就是一种估计。笔者以为,如果进行一个精密而透明的计算,非常可能发现:银行还是有利可赚,只是利润少了而已。换言之,所谓七折贷款处于盈亏平衡线之下,不过是某些银行要增加自己的利润而已。

  其次,即使银行有所亏本,也不能轻易地将损失转嫁给客户。道理非常简单,这就是我们讲究在商言商的精神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绝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公平交易。坦率地说,七折贷款利息优惠实际上是银行为了解决金融危机所可能造成的长期利率持续低迷而采取的措施,说穿了也就是陪着笑脸"引诱"人们来贷款,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马上就收起"笑脸"说,对不起,我不能做了,不然就会亏本了!这不是耍弄客户又是什么?当然这可能不是故意的。然而在客观上故意与不故意的结果都一样,都是有些"奸诈",只不过一个是故意奸诈,一个是不故意奸诈而已,而且在结果上都使客户产生了问题——使客户显然了非常被动的田地。就这种意义而言,也可以说是"使客户掉进了一个陷阱"。所以即使银行因此而有所亏
本,也应该注意到公平交易的精神是不可破坏的!有人估计,因中行调高房贷利率所造成的其它银行贷款利息打折的损失有700亿(笔者以为这只是一种估计,而且是明显偏高的估计),但是这种公平交易精神的价值绝对不止区区700亿。

  第三,应该承认,在中国大陆,目前银行与一般客户之间的关系并存在真正平等的商业关系——在银行和一般客户之间,银行有着绝对的强势,可是切不可忘记,中国金融迟早会完全对外开放,中国银行所拥有的垄断性优势迟早会失去,这是谁也不可能阻挡的社会发展趋势。虽然现在普通的客户在要求银行公平交易的过程中取胜的可能性并不高,可是绝大多数的客户会记住银行的这种出尔反尔的奸诈行为,且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反应——这就是不再和你做生意!因此我们可以预言,银行将会因自己的这种非公平交易行为所受到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银行应该有做银行生意的眼光和肚量。该赔的时候就应该痛痛快快地赔,要想在每一笔生意上都赚钱是荒唐的。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不讲什么盈亏平衡线、公平交易精神和扩大的700 亿损失,银行也应该为房贷利息七折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实际上七折优惠,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投机性的商业行为——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银行应该在推出这一所谓的优惠之前就应该考虑到各种风险,同时有公平合理的预案,而且将这一公平合理的预案,事先清晰地告知客户,而不能是在事后有生出一个"补救"方案,而且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补救"方案(因为它仅仅是补救银行自己而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一些银行因垄断而完全忽略了做为银行而必须遵守的操行,既然也做起投机性的生意,且仅仅是七折房贷利息就会有700亿的损失,这表明银行的投机行为已经非常严重。这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而言是不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这种投机性的行为是不是�¿
�一步的发展会不会引起美国式的金融危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最后笔者还想特别再提一下2006年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他也是一个银行家,而且是一个因为从事银行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唯一的银行家。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小额穷人创业贷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既使得大批穷人摆脱了贫困,自己的银行也因此而获利。可谓是鱼和熊掌兼得。笔者并不奢望中国的银行家都会成为尤努斯,可是却一直再想:中国的银行难道真的是不能少做一些投机性的生意,多做一些其它有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生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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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保罗: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很虚伪

  在历史上,中国人一直把西方看作是蛮夷,而把自己当做"天朝"。这一思想直到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才有所改变,开始逐步崇拜或相反,极端仇视起洋人来了,而到了文化革命的后期,却又非常滑稽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大讲起什么外国友人和使人要起鸡皮疙瘩的"友谊第一"起来。那么西方人又是怎样看中国人和中国的?这里简单地从澳大利亚做一个介绍,以飨读者。

  在义和团战争前,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概况地说就是:富饶而软弱。但是到了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人对中国与中国人的看法,则又增加了几个特点,这就是野蛮愚昧与落后贫穷。做为英联邦的澳洲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在当时,即使在澳洲的华人也是颇受歧视的。在19世纪中叶前,澳洲几乎没有华人,虽然有一些地质学家认为,澳洲曾经与中国大陆相连;一些人类学家进而认为,澳洲土人和中国是源自共同的祖先。史料记载,1848年,100个华人成年男子和21个男孩自福建来到悉尼,他们是澳洲牧场主特地从中国雇来作牧场帮工的。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最早来澳的华人。此后几年又有一些华工抵澳,不过人数不多,至1850年,在澳华人总共不超过1000人。然而总体上看,澳洲社会即使对在澳洲华人的态度也是非常恶劣的。19世纪中叶之后
在澳洲的很多地区,多次发生的排华运动以及排华法案的产生,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澳洲对于中国也是不友好的——它也是八国联军的一分子,至今在澳洲战争博物馆还保存着澳洲做为八国联军之一,入侵中国的许多纪念品。这说明直到今天,澳洲对此还是引以为荣的。

  澳洲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国际政治上的(或者说是外交上的)。当时由于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外交政策,西方国家在外交上开始纷纷承认中国。澳大利亚也顺应国际大趋势,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过虽然发生了这种政治上的变化,澳洲政治界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这种歧视,甚至于与澳洲境内的中国人的歧视还是严重的,即使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澳洲还发生过火烧中国餐馆的事件,澳洲著名的白澳主义者韩森,公开指责亚洲人移民,而澳洲前任总理赫华德,也甚至在媒体上公开辱骂在澳洲的亚洲人(其中主要是华人),要他们滚出澳洲,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20世纪80和90年底,世界各国都早已不能容忍种族主义,在澳洲社会政治界还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而且赫华德还能在不久就成为�¾
�洲总理,且一做就是两任,这说明了什么?大家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澳洲在国际政治上改变对中国看法,实际上还是从中国经济腾飞之后开始的。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飞速发展,澳洲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产品,同时也给澳洲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大量的中国学生和旅游者及其技术移民,给澳洲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而中国大量购买澳洲的资源,更使得经济发展滞缓的澳洲乐不可支。因此澳洲不再认为中国及中国人是贫穷的,而是"土得掉渣的国际大款"。为了经济利益,澳洲出现了"中国热"——即使在澳洲政府的网站上也公开地鼓催什么中国可以给澳洲带来商机。澳洲政治家于是前所未有地开放教育市场和旅游市场,放宽移民政策,而且为了经济利益,他们开始少说甚至不说那些中国政府不喜欢听的话,甚至还搜索枯肠地说些使中国政府喜欢听的话。可以这样说,历史上澳洲还没有如此谦卑地
"巴结"中国,澳洲的政客们甚至于还颇为滑稽地选出了一位会说中国话、有个中国名字的总理——陆克文。这虽不能说是180度的大转弯,但无论如何是以前绝对无法想象的。

  不过,即使是智商很低的人也心里明白,那些澳洲政客和商人"尊重中国"的真实原因。其实在澳洲,人们心目中最具有欺骗性的职业就是政客——他们的信誉比那些专卖二手车的掮客还糟糕。笔者的一位澳洲朋友曾经如此描述政客,政客就是非常出色的销售商,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原则,可以出售一切,也能够出售一切,只要有利可图。他们甚至于会毫不犹豫地出售自己的母亲,而且可以成功地出售他的母亲,然后拿着出售母亲的钱去酒吧逍遥自在,毫无羞涩地喝几杯啤酒!所以,这种政治家的"友好"实际上比那些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爱情"更为糟糕,而认为建立在这种"友好"基础上的"澳中友好"是可靠的真正友谊,且到处宣扬这种友好多么"伟大",多么"值得珍惜",恐怕已经不是"天真",而是真正的"傻到了家"!

  然而也应该明白,如果说所有的澳洲人对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友谊,那绝对是荒唐的——即使在19世纪中叶,澳洲各地发生排华事件的时候,都会很多澳洲人挺身而出,无私无畏地保护华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完全和澳洲人一样,值得也完全应该受到尊重,应该友好地对待中国人。为此他们遭到不少极端分子的责骂、污辱甚至殴打。可是他们绝对没有退缩。在历次中国社会重要事件发生之时,更多的澳洲人毫不犹豫地勇敢地走上街头,公开地表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他们才是澳洲社会的真正的良心和良知所在。正是这种社会良心和良知,才使得在澳洲的华人得以安全生存,才使得中国人与澳洲人可以和睦相处。而今天,富有这种良心和良知的澳洲人越来越多。他们才是中国也是中国人的真正的朋友。现在也许当你在澳洲的街上走着的æ
��候,说不定还会突然窜出一个衣着怪异的澳洲青年人,突然袭击你一下就逃走,因为你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不过这种纯粹的种族袭击事件无疑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澳洲人虽然与你素不相识,可是在街上相遇却会主动向你问好。今天如果你在澳洲开一家中国餐馆,说不定还会有一些下三滥来捣乱,可是在澳洲的中国餐馆还是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一趋势不可阻挡。

  放眼未来,谁也不能否认,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极其偏激的政客,再次掀起白澳主义的恶浪,建立在脆弱的经济利益基础上"中澳友好"关系还会摇摆,甚至于无情翻脸;一个具有中国人名字、最多连任两次的澳洲总理更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永远保障"中澳友好"。可是请绝对不要担心,就像《百万英镑》电影故事所揭示的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那样: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是"百万英镑"的绝对崇拜者——并非所有的澳洲人都会为了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而舍弃一切原则,出卖自己的良心。澳洲社会对中国人友好的良心和良知是澳洲社会的主流,这种良心和良知所铸造的基础,才会真正地决定着澳洲的未来,决定着中国人与澳洲人的真正和睦相处关系。无论是谁都根本不可能阻挡中国人与澳洲人和睦相处的历史趋势。

  本文发表于2010年2月20日《时代周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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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保罗: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很虚伪

  在历史上,中国人一直把西方看作是蛮夷,而把自己当做"天朝"。这一思想直到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才有所改变,开始逐步崇拜或相反,极端仇视起洋人来了,而到了文化革命的后期,却又非常滑稽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大讲起什么外国友人和使人要起鸡皮疙瘩的"友谊第一"起来。那么西方人又是怎样看中国人和中国的?这里简单地从澳大利亚做一个介绍,以飨读者。

  在义和团战争前,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概况地说就是:富饶而软弱。但是到了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人对中国与中国人的看法,则又增加了几个特点,这就是野蛮愚昧与落后贫穷。做为英联邦的澳洲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在当时,即使在澳洲的华人也是颇受歧视的。在19世纪中叶前,澳洲几乎没有华人,虽然有一些地质学家认为,澳洲曾经与中国大陆相连;一些人类学家进而认为,澳洲土人和中国是源自共同的祖先。史料记载,1848年,100个华人成年男子和21个男孩自福建来到悉尼,他们是澳洲牧场主特地从中国雇来作牧场帮工的。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最早来澳的华人。此后几年又有一些华工抵澳,不过人数不多,至1850年,在澳华人总共不超过1000人。然而总体上看,澳洲社会即使对在澳洲华人的态度也是非常恶劣的。19世纪中叶之后
在澳洲的很多地区,多次发生的排华运动以及排华法案的产生,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澳洲对于中国也是不友好的——它也是八国联军的一分子,至今在澳洲战争博物馆还保存着澳洲做为八国联军之一,入侵中国的许多纪念品。这说明直到今天,澳洲对此还是引以为荣的。

  澳洲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国际政治上的(或者说是外交上的)。当时由于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外交政策,西方国家在外交上开始纷纷承认中国。澳大利亚也顺应国际大趋势,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过虽然发生了这种政治上的变化,澳洲政治界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这种歧视,甚至于与澳洲境内的中国人的歧视还是严重的,即使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澳洲还发生过火烧中国餐馆的事件,澳洲著名的白澳主义者韩森,公开指责亚洲人移民,而澳洲前任总理赫华德,也甚至在媒体上公开辱骂在澳洲的亚洲人(其中主要是华人),要他们滚出澳洲,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20世纪80和90年底,世界各国都早已不能容忍种族主义,在澳洲社会政治界还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而且赫华德还能在不久就成为�¾
�洲总理,且一做就是两任,这说明了什么?大家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澳洲在国际政治上改变对中国看法,实际上还是从中国经济腾飞之后开始的。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飞速发展,澳洲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产品,同时也给澳洲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大量的中国学生和旅游者及其技术移民,给澳洲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而中国大量购买澳洲的资源,更使得经济发展滞缓的澳洲乐不可支。因此澳洲不再认为中国及中国人是贫穷的,而是"土得掉渣的国际大款"。为了经济利益,澳洲出现了"中国热"——即使在澳洲政府的网站上也公开地鼓催什么中国可以给澳洲带来商机。澳洲政治家于是前所未有地开放教育市场和旅游市场,放宽移民政策,而且为了经济利益,他们开始少说甚至不说那些中国政府不喜欢听的话,甚至还搜索枯肠地说些使中国政府喜欢听的话。可以这样说,历史上澳洲还没有如此谦卑地
"巴结"中国,澳洲的政客们甚至于还颇为滑稽地选出了一位会说中国话、有个中国名字的总理——陆克文。这虽不能说是180度的大转弯,但无论如何是以前绝对无法想象的。

  不过,即使是智商很低的人也心里明白,那些澳洲政客和商人"尊重中国"的真实原因。其实在澳洲,人们心目中最具有欺骗性的职业就是政客——他们的信誉比那些专卖二手车的掮客还糟糕。笔者的一位澳洲朋友曾经如此描述政客,政客就是非常出色的销售商,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原则,可以出售一切,也能够出售一切,只要有利可图。他们甚至于会毫不犹豫地出售自己的母亲,而且可以成功地出售他的母亲,然后拿着出售母亲的钱去酒吧逍遥自在,毫无羞涩地喝几杯啤酒!所以,这种政治家的"友好"实际上比那些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爱情"更为糟糕,而认为建立在这种"友好"基础上的"澳中友好"是可靠的真正友谊,且到处宣扬这种友好多么"伟大",多么"值得珍惜",恐怕已经不是"天真",而是真正的"傻到了家"!

  然而也应该明白,如果说所有的澳洲人对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友谊,那绝对是荒唐的——即使在19世纪中叶,澳洲各地发生排华事件的时候,都会很多澳洲人挺身而出,无私无畏地保护华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完全和澳洲人一样,值得也完全应该受到尊重,应该友好地对待中国人。为此他们遭到不少极端分子的责骂、污辱甚至殴打。可是他们绝对没有退缩。在历次中国社会重要事件发生之时,更多的澳洲人毫不犹豫地勇敢地走上街头,公开地表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他们才是澳洲社会的真正的良心和良知所在。正是这种社会良心和良知,才使得在澳洲的华人得以安全生存,才使得中国人与澳洲人可以和睦相处。而今天,富有这种良心和良知的澳洲人越来越多。他们才是中国也是中国人的真正的朋友。现在也许当你在澳洲的街上走着的æ
��候,说不定还会突然窜出一个衣着怪异的澳洲青年人,突然袭击你一下就逃走,因为你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不过这种纯粹的种族袭击事件无疑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澳洲人虽然与你素不相识,可是在街上相遇却会主动向你问好。今天如果你在澳洲开一家中国餐馆,说不定还会有一些下三

  滥来捣乱,可是在澳洲的中国餐馆还是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一趋势不可阻挡。

  放眼未来,谁也不能否认,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极其偏激的政客,再次掀起白澳主义的恶浪,建立在脆弱的经济利益基础上"中澳友好"关系还会摇摆,甚至于无情翻脸;一个具有中国人名字、最多连任两次的澳洲总理更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永远保障"中澳友好"。可是请绝对不要担心,就像《百万英镑》电影故事所揭示的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那样: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是"百万英镑"的绝对崇拜者——并非所有的澳洲人都会为了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而舍弃一切原则,出卖自己的良心。澳洲社会对中国人友好的良心和良知是澳洲社会的主流,这种良心和良知所铸造的基础,才会真正地决定着澳洲的未来,决定着中国人与澳洲人的真正和睦相处关系。无论是谁都根本不可能阻挡中国人与澳洲人和睦相处的历史趋势。

  本文发表于2010年2月20日《时代周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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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左新阵容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一千三百四十六
 
 
  中国国家毛左(男子篮球队)新阵容:
 
  领队:胡锡进。
 
  主力:孔庆东、司马南、张宏良。
 
  外援:韩寒。
 
  人物简介:
 
  胡锡进,中共党员,毕业于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现任《人民日报》主办《环球时报》总编辑。
 
  孔庆东,中共党员,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称醉侠,性情中人,常爆粗口,以"三妈"闻名。
 
  司马南,非独立学者,社会主义卫道士,中国伪科学代表人物。20世纪末因揭穿神功骗子而饮誉江湖,21世纪以捍卫毛泽东思想而再度行骗于江湖。
 
  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之教师,毛左笔杆子,百度的间接封杀对象。
 
  韩寒,消费文学作家,大五毛、伪民主旗帜、卧底……2010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之前列、2011美国《外交政策》"全球百位思想家"之86位。
 
  以上资料,均源于百度百科,略有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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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批判韩寒的《要自由》

  其实,韩寒完全没必要再《要自由》了。因为,他把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同胞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已解释成"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了。

  既然,韩寒的《要自由》出笼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好象预知这一切、一早就有"《环球时报》特意发表社论力挺,截止前两篇博文发表后,主编胡锡进盛赞韩寒的言论是'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社论起草人之一王文也宣称,韩寒思想'蜕变'将是对自由派人士的重大打击。同时,有反对者批评韩寒此番言论是'五毛'升级版,甚至称这是韩寒'和自由主义决裂的宣言'"等综述。那么,我就与中共及韩寒下完这盘"很大很大的棋"。

  韩寒道:"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

  顾晓军批:请问韩寒,如果是"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又怎么解释"人人生而平等"呢?韩寒的此言论,其实就是承认了分等级或等级制下的自由。这,不是民主社会的自由观,而是封建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谓的"自由"的自由观。

  顾晓军续批:韩寒,成功了,完成了从叛逆青年到中共政权合伙人的角色的转变,也成了让他钻营成功的这个社会的卫道士、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

  韩寒道:"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

  顾晓军批:替党说话。"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是韩寒在为中共歌功颂德。其意:一、中共还是讲民主自由的。二、暗指"人民代表大会"是合法的。其实,中共没有资格"返还"这样那样。民众,不是中共的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相反,政权的合法性,应该得到民众选票的承认;政党的合法性,应该是到民众选票承认的政权处去登记。这是民众与政权与政党之间的基本关系。而由一个政党垄断的诸如"人民代表大会"的机构,实质上是不合法的,所以才落到了"橡皮图章"的命运。

  顾晓军续批:什么叫"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苏共的失败,源于他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是违背人性、违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英、美等国不是一直在搞新闻自由吗?为啥至今没有垮台呢?

  韩寒道:"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顾晓军批: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且拿民众利益换自己与小团体的利益。然而,如果民众没有选票、政权没有合法性、一个政党凌驾于民众与国家及其他一切之上,会有"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吗?上个世纪60年代之初与80年代之初,不都松绑过吗?结果又怎么样了呢?经历过文革与"换二十年稳定"的人们,谁还敢寄希望于一贯出尔反尔的中共的松绑呢?韩寒这究竟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呢?

  韩寒又道:"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顾晓军批:韩寒的用心已昭然若揭――他在倡导:"作为交换的条件","不清算"、"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请问韩寒:是当政还是"执政"?如果是"执政",有选票吗?有能上能下的机制吗?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不清算"、"不谈……敏感事件"(知道广场母亲的感受吗)……你根本就处于无权谈论这谈论那的状态,又有什么资格交换呢?

  顾晓军续批:"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是不是连官员财产申报公示也不要了呢?那还有公开、公平、公正吗?

  韩寒道:"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

  顾晓军批:韩寒终于想进作协了,祝贺你的伟大进步!至于"品质",你有啥资格代表"我们这一代人"?就你的奴颜婢膝与用心的昭然若揭,我相信:是很多韩粉抛弃你的时候了,一如臭名昭著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

  韩寒道:"……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

  顾晓军批:中共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而且,韩寒预知了。然而,这不是有等级的自由吗?而有等级的自由,是自由吗?不!为了中华民族不再被"党殖民"、为了中国老百姓的真正的自由,我顾晓军、情愿失去我自己的自由,哪怕是步刘晓波的后尘,也在所不惜。

  结束语:韩寒这是在严重糟蹋汉语,怎么是《要自由》呢?这不分明是不要自由吗?

  战役总结: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是典型的反革命、反民主;而他的《要自由》,又是典型的不要自由。我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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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批判韩寒的《说民主》

  果然不出所料。自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的六中全会闭幕之际,茅于轼的新浪博客挂出注明"(作者 茅于轼的学生)"的《中国民主改革探讨》(实为反民主。说得是:中共出几人,进行全国投票,得票第一的当总统、第二的任议长,第三任副总统)之后,风浪一直没有停歇;而如今,韩寒的系列《谈革命》、《说民主》,又相继出笼了。

  显然,这是中共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刘晓波不在,由我顾晓军挂帅、并任主将,与中共及其傀儡进行思想与理论的论战。前几日,已分别著有《批判韩寒的<谈革命>》与《笑谈韩寒"反革命"》;今,再战韩寒的《说民主》。

  韩寒说:"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

  顾晓军批:你配合得很好。

  韩寒说:"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顾晓军批:现在中国的问题,肯定是体制问题。如果在奴隶社会,你韩寒若不是奴隶主,只配与普通老百姓一样――苦力的干活。如果在封建社会,无论你韩寒混得怎样,都必需孝忠帝王。如果在民主社会,有了出版自由,会有更多的80后能够自己出书、推销自己,也必然会挤占、分摊你的市场。而如果在社会主义,象你韩寒这样的公子哥,怕是根本没有你的份吧?也只有现在这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你韩寒才可能在官学商一体的书商的包装下出头,在《文坛是个屁 谁也别装逼》的反权威的伪装下走红,而后又站到体制的一边,煞似从国情出发《谈革命》、《说民主》,其实你是在反革命、反民主。

  顾晓军续批:韩寒是借体制成功了,便如他说过的那样"装逼"、为体制说话。试想:若韩寒今天还没有成功,他还会为体制说话吗?只怕是,他又要说"中共是个屁 谁也别装逼"了吧?

  顾晓军再批:农民、工人与知识分子的认识,当然不一样。但,根本的问题,是中共阻碍普世价值的传播,如封杀我顾晓军;并蓄意制造思想混乱,如推出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如此这般,也只能延缓"社会主义"的崩溃。因为,"认知"不是决定因素;民主是体制,象物资匮乏时期发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豆腐票……一样,人人都该有份。如是,又要你韩寒"寒心"什么呢?

  韩寒说:"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

  顾晓军批: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更好地遏制腐败(参见我的《反对党、反对派是遏制腐败的苦口良药》、《假如有反对党、反对派,唐福珍会自焚吗?》、《培养反对党、反对派,对民族负起责任》、《中国的问题就是一党之私》等)。如果靠现在的体制反腐败,只会越反越腐败。

  顾晓军续批:至于韩寒批发5毛的"国民素质低"等论调,已在《批判韩寒的<谈革命>》中批过。

  韩寒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

  顾晓军批:韩寒这是在偷换概念。"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不等于中共权贵集团;普通党员,只是裹挟的对象。中共权贵集团,就是用这种宝塔型结构的利益关系,控制整个中国方方面面的资源。退一步说:"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侵占了原本十三亿人可相对公平得到的利益,所以这种状况才必须改变。再说,中共也不是铁板一块,"八千万党员"中,也有强烈要求民主改革的,这就更别说"三亿的亲属"了。如果说中共"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那么,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也同样"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且很多是来自于中共党内。

  接上,韩寒又说:"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

  顾晓军批:这是混淆逻辑关系。中共坚持搞"社会主义"、坚持不给老百姓自由,难道这也是"人民的缺点"、罪过?

  韩寒说:"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顾晓军批:极其强大的一党制,不等于无党制。中共的党组织,深入到农村的村、国企的车间……等。再,中共连基层的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干预、控制,你难道不知道刘萍们被打吗?如是,怎么能说"等于是无党制"呢?只有没有意识形态要求、自然形成一大党,如日本的的自民党,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是无党制、以派代党。而中共,能放弃"共产主义"这块招牌吗?如果能放弃,那不就不是"只是一个名称"了吗?又怎么能说"体制只是一个名称"呢?

  顾晓军续批:人民,构成一个自然状态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的权利,由于历史原因,被一党控制了;而这个党,又找出种种理由,不肯把权利交还给人民。怎么会"人民就是体制本身"了呢?实际上,这个"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已如同入侵的外族、或曰帝国主义,所以我说"党殖民"――中国的老百姓,被中共殖民着。区别,不过是过去的殖民者,是外族、是帝国主义;而如今的殖民者,是本族、是一群以党的形式纠集起来的、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实际上只为谋取自己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本族人。

  顾晓军再批:如是,韩寒若不装碧,就该明白要结束一党制的道理了吧?

  结束语:民主的社会形式,在今后的人类社会中,会是一个很长的阶段;而从当今来说,则是个朝流。我不断理论民主,首先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但,同时也是为了中共,为中共摆脱卡扎菲们的下场、为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中国能保留一席之地。

  可,中共能懂、能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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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批判韩寒的《谈革命》

  哈哈,韩寒《谈革命》了。我是在中欧网看到的,题目叫《请莫要天真地相信革命》(因为落款处是"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吃不准是不是昨日的新文,就搜索了下,见中共的海外媒体共识网也是今天上的文,又见凯迪也有,且标明"韩寒最新博文",并有跟贴:"好/够清醒够实在/给中国崩溃论的人看看"、"好文!符合国情!"、"写的还是不错"……等,我想这脏活又得我干了,因为别人批不了,也未必敢批。

  第一个问题:"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韩寒的回答中有:"'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

  很明显,韩寒在扯谈!"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他们普遍觉得自由",这可能呢?我说别上街,就是网络上问一下,请问韩寒、你过去的博文是不是篇篇还在?哪去了?这就是没有自由。而你韩寒还是特殊关照对象,我顾晓军能上新浪首页与你辩论吗?不可能吧?我有自由吗?而公正话题――"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请问你作过调查吗?有问卷吗?有统计吗?什么都没有,怎么可以这样下结论呢?这是污蔑老百姓呵!

  第二个问题(韩寒话题三):"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韩寒的回答中竟然有:"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经中共普法教育,怎能说老百姓"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呢?老百姓,也许对出版自由没感觉,因为他们不需要出书,但,他们也看报。最多,是概念不同。而老百姓,是很喜欢宪法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呵!韩寒,是污蔑老百姓"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

  韩寒,你不过是个中学都读不下去、书商炒作起来的消费文学作家。上面说到,你连调查、问卷、统计……都不懂,你凭什么信口雌黄污蔑老百姓?《南都周刊》的"公知"叫你糟蹋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全球百位思想家"、《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等,全都叫你糟蹋了!

  你以为挂了几个头衔,就可以污蔑国人、老百姓了吗?

  第三个问题(即韩寒话题之四):"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这段就不引了(我将韩寒原文附于后),然,韩寒明显与中共一个腔调:"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

  一、两亿五千万贫困人口怎么产生的?中共体制产生的。二、美国贫困人口怎么解决的?民主体制解决的。韩寒是在以贫困人口说明中共体制存在的必要性,拒绝革命,这是荒唐!难道老百姓离开中共就活不下去吗?

  以上仅为其一。其二,韩寒在文中,明显挑拨中产阶级放弃革命,并用"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进行恐吓。

  我顾晓军说过:"不反对革命,不提倡牺牲"。因为,在今天、人们的认识、与49年前不一样;所以,未必会出现什么"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更多的,可能是所谓"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内的扔鞋、抢话筒……等等。

  韩寒,显然不懂装懂,替党说话。

  第四个问题(即韩寒话题之五):"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韩寒道:"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这是韩寒无知呢?还是该称你为扯谈王?中国,很明显的是党独裁、党专制。在《乌坎启示录(之四)》中,我又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党殖民"、与我们应该努力做到"去'党殖民'"。

  中国,可以不革命,但,中共要有意识、有决心、有时间表……地实行民主,把选举权还给民众。

  第五个问题(即韩寒话题之六):"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很显然,韩寒是在与中共合伙欺骗民众。韩寒,把民主变革、民主选举,化成了"选主席"。大家还记得我的《茅于轼是个伪民主》、《"疯子"顾晓军给傻碧方剑》、《茅于轼,你难道不是伪民主吗?》……以及《批判张木生》等吗?

  我批茅于轼,是因他在六中全会后、即在新浪博客挂出注明"作者 茅于轼的学生"的《中国民主改革探讨》。而那篇文,讲的就是韩寒的"选主席"腔调。啥也别说了,这是"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近日,我凭感觉、就乌坎事件写了《我在等着韩寒艾未未声援乌坎》等一系列文章。结果,东野长峥出手了,一篇《顾晓军:邀宠不成就撒娇――也说顾晓军邪炒韩寒艾未未》,影响很大。东野,如果你没有被收买的话,我可要把话说重点了:你,瞎了眼!

  最后,韩寒又扯到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上。我早说过:中共在三几、四几年,就在陕北搞过民主选举。三几、四几年时,陕北老乡的"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比现在高吗?如果是比现在高,那是中共的罪过――60年多越搞越糟了。

  我反对鼓吹革命,但,我更反对韩寒的《谈革命》或叫《请莫要天真地相信革命》。革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是叫嚣就能叫嚣成功的;同样,更不是韩寒反对、就能反对得了的。如果中国真的有一场革命,那么,无论中共及利用海外把韩寒的名气做多大,也阻挡不了这场革命的到来。相反,韩寒却会因此臭掉。

  韩寒,敢论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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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9日星期四

施卫江:老人跌倒:一个讹人的博弈?

  近年来,老人上街跌倒没人敢扶起,事件频频见闻于中国媒体,最近发生的"佛山女孩小悦悦被碾",更是将国人爱心的争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中国道德的二律背反:善的高扬与缺失

  是什么原因遏抑爱心的抒发,使得国人冷漠无情,事不关己,与世无争?人们热议,众说纷纭,而评论几乎都认定国人爱心低下,这个视角折射出中国式泛道德主义倾向,以为凡是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又凝聚为人性善恶,反映出儒家的套路,如此则使问题表面化、简单化。

  进而,将国民爱心低下过多地归咎于政府功能缺失,或其价值引导,则是人(人民)的主体性失落的表现,又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现代西方人常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其实,华人的冷漠在中国之外也广泛存在。譬如,笔者居住的纽约法拉盛,是华人集聚区,去年在这里的闹市地段发生了的中国女留学生姚宇被奸遇害案。当时墨西哥裔凶手当街抓住姚宇,欲拖往偏僻地段施行强奸,途中姚宇不停地高声呼救,曾有两三位华裔民众在一旁驻足围观过,但随即转身离去,事后从监控录像中还看到,案发时街上匆匆而过的有多位路人(华人可能性居多),华人经营的店铺许多还在营业,却无一人愿意解救或报警,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其心之冷酷,并不逊色于佛山小悦悦被碾的场景——当然不能归咎于美国人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吧。

  国人的劣根性是有着悠久的遗传史的,早已根植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对于今人来讲,不属于"新生事物"。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在《中国人的特性》中记载道,中国人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更有甚者的动有趁火打劫的心思;对于家人尽孝尽慈,却对旁人冷若冰霜。在鲁迅的笔下,看客是多么从容不迫和麻木不仁,鉴赏家则有的是玩赏他人痛苦的兴致。

  确切地讲,当今中国人的爱心阙如是基于执政者与民众之间持久博弈、长期磨合的结果,落实到今天具体的"老人跌倒失助"场景,则是由:政府、(欲)施助人、跌倒老人(连带家属)三方博弈的结局。人类社会是个自组织的系统,按系统论观点,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在功能上联系着的,并且互为反馈交流而成牵涉于一体。如同生物的进化,社会要形成一个乐善好施、知恩报恩的良善氛围,是个渐进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反之,若社会中的全体成员作为各自交互的主客体,已经达成某种平衡态,处在了稳定性结构中,从而协同化于运用低级德性的生存智慧,则表明了经久历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高扬善的代价:遮蔽社会正义

  今天国内传媒与网络上呼声高涨,声讨国人爱心冷漠,但若让这些声讨人士亲临其境,体验一下正义匮缺环境的严酷性,他们还会保持住在声讨时候的那种英雄主义气概吗?须知道:单纯高呼口号是廉价的,是属于愤青之举。

  当今国人普遍不愿意做好人,敢于扶起跌倒的老人,直接的主因还是慑于被讹诈,因为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人们目睹了不断上演的新时代版本《农夫与蛇》,大家都心领神会。讹诈案件能够成立,需要具备三项条件:缺少相关的证人,被施救老人(及其家属)图恶报,司法机关判决偏护于老人——这些全是根基于正义感的严重缺失!

  须知,中国的东半部是人口稠密地区,通常情况,在中国东部城市的大街上发生了一件冲突性事件,必定为众多过路人所瞧见,过路人想必会饶有兴致地来围观看热闹。因此,对于一场马路上的纠纷来讲,本来不应该有缺少见证人的场景,问题就在于中国的民众相当普遍地不愿意出面作证人,这恰是正义感严重缺失的症状,不能找理由说是担心遭受报复。因为出面做民间纠纷(而不是介入官民冲突!)的证人,一般是不会冒着风险的,并非如学者丁学良所说的,在中国许多出面为民办好事者都会遭遇到报复的情景。

  为着正义感,出面做证人,其道德要求,显然要比奉献爱心来得低。但是在正义感普遍匮缺的道德氛围中,作为道德评价的主体本身,即众多国人,其眼中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于是否献爱心上。

  中国某些老人之所以会以怨报德,乃出自于其一生所亲历的非正义遭遇。现今的老年人还原到他们的青壮年时期,也是曾经遭遇到种种不平等的"尊老"、"敬长"对待,时时会在心坎上打上"怨恨"的烙印,即在道德信息的储存库中储存了大量的"怨恨"信息。换言之,就是泡在人格尊卑有分、权利等级有序的传统文化酱缸中腌制,当漫长的腌制岁月历程终于渡完,挨到了老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羊与狼"角色互换,便开始以"过来人"倨傲,以"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婆"的姿态来对待现今的青壮年。中国文化基因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延绵不息。

  从事现象学社会学研究的M舍勒发现,"怨恨"正是现代市民伦理道德建构的动机缘由,也是由于"怨恨"使现代人的价值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现代社会中弥漫着"怨恨"的毒素,使得现代市民的伦理道德品味发生了扭曲。舍勒强调,人越是长期地被感受为受伤害状,从而引发了受伤害者的意志力使得情状转化,受伤害越是被感受为命运,报复感便愈是转化为怨恨。窃以为,中国式的怨恨"报复"往往是隔代的并且针对下一代的。

  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往往就是"潜规则"盛行,所谓潜规则,就是见不得文字、上不了台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种种人情世故,搞关系,结帮派,舞弊营私,通融迁就,乃至厚黑功夫之类都行。在社会学上讲,是一种特殊主义,讲究个人之间的交往血缘私情,否弃现代性的契约主义,是低级的德性,如见机行事,看风使舵,处事圆滑,投机取巧的城府等等,与康德的至高道义理想大相径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云:"道德行为的准则应该永远同时成为普遍立法原理。"

  中国的司法办案除了依明文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的一套,具有浓厚的人治特征。譬如,民事法庭办案总是偏重于调解程序;又譬如,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存在,统管各省市公检法机关,清楚表明着司法是为着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质,是"毛之于皮"的所属。

  中国潜规则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对于生命活力强者的高度压制,除了直接压制,并且还要拉拢弱者一起来参与,共同压制住强者,如老弱幼对之青壮年,女人对之男人,无知无识无德无良的大老粗对之知识分子(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毛时代,现今已经淡化),而弱者往往会心甘情愿为之,因为有了"铲平主义"怨恨情愫(孙隆基语)这样的国粹传统作为群体下意识的基础,以"稳定压倒一切"为价值核心的社会主义大厦自然牢固不动摇。盖因生命活力的强者,大多是"全心全意依靠"性的指数低下者,叛逆、反抗心思颇多。反之亦然,则倍受敬仰爱戴。

  在中国,老年人方对青壮年人做出讹诈,是一种只赢不输,或者说,赢多输少的博弈格局。当今人们都看到了,在多件讹诈案中,老年人方即使输掉后,也仅仅是赔礼道歉的损失而已。老人们一旦明白了自己所享有的某种特权,于是就得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必然会利用之。凡是出现了权利大小不平等者之间冲突的场景,就会诱使特权者发挥自己所长。当然,老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功能已经退化,一般言之,侵犯的本能衰弱,作恶的动机和目的不算强烈。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老人背后,通常都是有着家属的连带关系,牵涉着经济利益和名声与一体,人们可以看到在一些讹诈案子中,老人都是在家属的"启发"之下才提起法律诉讼的。所以,中国的司法实践偏向于老人,确切地讲,是对老人连带着其家属于一起的,总体的偏向性关
照。在此,非正义性是明显的。

  老年人与青壮年人相博弈,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非对称",在于使用于"争吵时间"的宽裕度上。老年人都是退休在家空闲着,日常时间对于老年人而言少有价值,而青壮年人则不然,几乎都是忙碌于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所以,一旦老人与中青年人一起被拖进纠纷之中,后者为时间所累,必定损耗多多,于是或许会做出一些让步来,这样就给老人方提供了可趁之机。

  这样的"博弈论"局面,无疑为老年人(连带家属)抢得"良机",也就是希冀只赢不输,或退一步讲,赢多输少的局势。既然社会的非正义为小人行径开了绿灯,一旦出现争吵的"好兆头",就是其得利的好机遇,为此,其对策就是积极主动地挑起事端,争当"碰瓷党"角色。

  当然,人的内心多少还是有着良心和正义的德性,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具有道德性的行为,因此,并非说,凡是老人都会走上"碰瓷"之路。因为内在的德性"气禀"人与人各不相同,所以,这里就有"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所思的是道德,他的居处,必然选择在有仁德之人所居的邻里。小人怀土,土是地利,小人只选择有利可图之地。《中庸》云:"正已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这是说,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等候天命的到来,而德性低下之徒则会采取冒险一搏,以妄求非份之念。

  一个正义充盈的社会需要有健全的公义来支撑,为此,公众内心的正义感是必须的条件之一。然而,当今中国社会所呈现的面貌恰是差劲。

  正义与善:谁更优先?

  社会正义的基点是:人人在人格和权利上都是平等对待,个人利益不应建立在牺牲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是中国泛道德主义的盲点,在动听的话语"尊老爱幼传统美德"下行使不法事情——这样的"善"是从什么逻辑前提出发的经过怎样的推理过程?难道就为了老年人,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青壮年人就不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吗?

  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认为,与"善"或"好"相比,正义更为基本。正义的首要性是绝对确保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正义观是从全局出发,高屋建瓴,统筹、综合、平衡、兼顾各个殊项的"善"或"好"。康德认为:"善恶概念不是先于道德法则而定义的,如果先于道德法则,那么,前者似乎就必定具有基础地位;相反,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在法则的意义上,正义(公正)就是需要确立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从"平衡"观出发,我们可以演绎,当一个人在与老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得知,该人的合法权利根本保障不了,那么该人怎么可以轻易地去行动,上前帮助扶起倒地的老人?这样的行事够得上"善"吗?尽管被极力鼓吹"爱"的人们指责为"冷漠"。

  中国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成语。如今中国频发老人讹人事件,恰是表明了中国社会缺失了某些基本的社会正义,由此对于个人权利的直接损害,而这种缺失并非可赖以呼唤人们的"爱心"来补救的。因为正义这个大前提缺失下,爱心越多,讹诈也就越多,正义越是偏失。一方面,即使有爱心者去扶起跌倒老人,但也不能够持续多久,另一方面,口是心非的"大爱"过热,反而造就了国人虚伪盛行。

  有鉴于人性的幽暗深处,敢于直面人生的西方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认定正义的重要性,并坚持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J·S·密尔把正义叫做"所有道德的主要部分,和不可比较的最神圣、最有约束力的部分",洛克认为,人的天赋权利比任何联邦所能僭越的权利都要强大。只要一个社会难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普遍地得以维护,或者说,只要社会不能及时有效地制裁和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就不仅会危及社会普遍正义要求的无条件性和权威性,而且还会削弱公民个体对正义信念及道义价值。

  西方的伦理学价值范畴系列中,"爱"、"善"、"好"与"正义"、"权利"是隶属于二种完全不同体系的价值观,西方自古以来始终在纠缠不休于这二大类型价值谁优先的问题,实际涉及的两大德性关系的问题,最终归结为神学信仰与公共理性谁优先的问题。

  我以为,现代社会推行市场经济,是市民利益交换的联合体(Gesellschaft),而不是传统社区内合群抱团的血缘共同体(Gemeinschaft)。具备市场经济活力的社会其征服自然界的生存、进而对抗外界武力入侵的能力必定大为增强,与市场经济伦理相匹配,使得本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成为日常社会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在此情景下,对待凝聚社群共同体德性的"神圣大序",如"大一统"、"国家至上"、"集体主义"、"义务论"、"动机论"、"道义目的论",以及对应的贤人政治、圣人样板等等必须予以脱魅、降价、降级,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发展起权利——责任伦理。但是作为人的终极关怀需求,人的神性,人的爱心,始终是有必要存在着。

  人心拯救:宗教信抑或道德模范?

  人心冷漠同样是个顽疾。除了正义之外,当今中国的道德建设还需要"爱",但不宜高调扬善,使之过多寄托于道德理想主义,高标的道德修养而无视现实可行性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儒家亚圣孟子提到在培养理想人格上须注重方法:"勿助长",但他何曾注意到,儒家的仁学指望于理性十足的自我,寄托于"人性本善",已经在揠苗助长了。《里仁》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的目标可否轻易达到?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知道,那个时代大搞"斗私批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反而开启了人性之恶的潘朵拉盒子,当年的教训好好反省过吗?今天的人们还会见到回光返照,余音绕梁。国内媒体近日来时常会刊登"尊老"、"献爱心"的模范,人们有理由怀疑:意义何在?

  M.勒认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道德趋势,在于每一个个体的道德力量的方向,而伦理学是应该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通过对价值和人心偏好价值的等级秩序的明察来确定他们的道德品味。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因而,"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为此,我们对照一番上海市文明委发出的《上海市民"七不"规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目标,看看有多大的差距呢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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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有缺陷的存在物,有着自持的罪性,人性总是有着向下坠落的强烈倾向性,因此人需要得救,需要超升,为此需要依靠上帝的牵引力量。但是中国人深信"英雄模范"有着"超我"的德性,单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足够了,这样就将人类自身锁闭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隔绝了外界有用信息之源,即上帝之爱,闭塞了人超越自然,通向至善的道路,拒斥神明影响力的"爱"的造化。如此,还原在物理世界观上,则使得一个人文的自组织系统缺失了"负熵"的引入,系统"增熵",趋向混乱,至少是难以"减熵",使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人性提升。如今国人注意到了自身的德性真情,即是也。

  若使人类处于开放之境,则建立起与上帝的互爱从而紧密联系上人与人之间互爱。正如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坦认为的,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都是作为主体与客体而确立起认识关系,这样就难保人们相互间的主体性存在,因为作为客体来认识往往置人以手段、工具的意义,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这样的认识就有失于公正。自我的目的性只能在主体性中得到保证和实践。人活着世上,要避免被人误解,只有依靠上帝,唯有上帝才把我当做真正的主体来看待,才能理解我存在的深处,知道我的一切,上帝对他的所有拥有物主体性的深切体验,以免于自身孤独和绝望为由,来保证他的拥有物——我免于孤独和绝望,这样我就有了"爱"的来源。当我的主体性被充分启动后,人进入了活生生的、开放式的自为存在,成为了"爱"的给予的源泉。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201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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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山林:平心静气,细看美国

  是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信仰自由,并向中国派遣大量传教士,花费大量人力及资金建立了众多的学校。人家派军队他派传教士,人家挣钱他投钱。这些学校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共13所。

  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

  庚子赔款中,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千多万两。后美国国会审核发现赔多了,决定将其中一半退还给中国。两国政府商定利用庚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胡适、梅怡琦、赵元仁、竺可桢都是庚款留学生。

  美国诚实地退还了多拿的庚子赔款,并在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而英法日等国却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去发展自己的经济了。美国认为多拿的肯定不是他一家,於是美国便向英法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著退还。最後,那些国家不情愿地陆续归还或免除了一部份赔款。

  一战後,在被认为是强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公约》里,几乎所有列强都牵涉其中,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瓜分了谁。相反,美国主导了关於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提出了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条约第一条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战初期,日本为保住在华实力,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美洲圈和苏联圈。其中,大东亚圈自然是日本的,美洲圈则是美国的,在此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被美国断然拒绝,要求日本停止对华的侵略!

  日本侵华後,美国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千万、1亿、两亿美元的贷款。然後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战争机器无法运转。美国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放弃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所掠夺的所有权益。

  珍珠港事件前夕,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如果维持现状就如同坐以待毙。於是决定发动针对美国的战争。如果美国为了利益,只要保持不干涉,或者只是口头上表示一下遗憾,劝大家克制。日本就不会去冒险打美国。

  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冈崎久彦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基辛格说:"美国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关系秩序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民族自决"。

  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成立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中国"抗日援中"。在31次空战中,以5至20架可用的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这群勇敢的美国小伙子。

  再来看看中共当年是怎样评价美国的吧: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民主颂》对美国是这麽评价的:"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於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後,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世界还有希望。"――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像征。┅┅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於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摘自《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反美人士们,感到惊奇吧,你们相信这是中共当年说过的话吗?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把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专属柜台"搬到展览现场,让国民牢记这个国家曾经的耻辱。他们还展览了当年对印地安人的战争,美国内战,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冲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国民,让他们去判断是非。这是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它展现了国家的自信与坦诚。

  美国是历史上总统遭暗杀最多的国家,共有8位。他们是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肯尼迪、杰克逊、佛兰克林,杜鲁门、福特、里根。其中前4位不幸身亡。但政府并未藉此搜缴武器,限制人民自由,大举实施维稳。因为美国人知道,这是民主的必然代价。民主的目的主要不是用来保护领导人,而是用来保护老百姓。

  1998年印尼排华,1200多华人惨遭屠杀,1000多妇女遭强暴。中共表示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在国内封锁所有相关消息。最後,在美国武力威胁下,印尼当局才收敛了迫害华人的兽行,事後印尼华人打出"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条幅。

  很多人为苏联解体唱挽歌。但殊不知,苏联7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包括对中国),对内镇压异己的历史。在冷战期间,它是以专制对抗民主的邪恶中心。而我们却把一个占领我们大片国土的国家视为同志加兄弟。把一个不但从未侵占过我们一寸土地,还帮助我们打赢抗战的国家视为敌人。

  如果你说中国不好,可能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说美国好,就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说不想做中国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如果你什麽都不说,只是悄悄把中国国籍变成美国国籍,你将会是一个成功人士;若你同时能献身于主旋律文化,教导中国人怎样才算爱国,你就是一个海外赤子了。

  真正的母亲不求孩子回报她,更不会强迫孩子天天唱歌赞美她;真正的母亲总是把好的东西省给孩子吃,而不是自己把好吃的全吃了,把残羹剩饭给孩子;真正的母亲为了保卫孩子可以献出生命,而不是老让孩子为自己去打架。真正的母亲听得进孩子的批评,不会孩子一骂她就把孩子关起来。真正的母亲只有一个。

  多少年来,它们一直把"西方国家"当做贬义词灌输给我们,它们告诉我们美帝是最坏的。但当我们长大後,却发现它们的子女在西方国家,它们的存款在西方国家,甚至它们的退路都在西方国家┅┅留在这里的,只有从小以来被洗脑被欺骗得不成人样的我们。

  反美朋友,你听明白了我的这番苦口婆心了吗?衷心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包括能明白真相的反美朋友。

  (本文略有有删节)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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