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7日星期五

叶檀:失信爱国不可取

  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用阴谋论的逻辑,来为造假者、失信者辩护,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忌,却在现实中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概念股在美国遭遇滑铁卢,许多人在怒中国公司不争的同时,对于做空中国概念股的产业链深恶痛绝。

  发布报告、做空中国的主力浑水基金,受到中国国内许多人的攻击。由于该公司既发布研究报告、又做空相应公司,被认为兼做裁判员和运动员。

  来看一份典型的报道。

  据美国媒体披露,在每篇"浑水摸鱼"报告发表后不久就卖出这些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获得了超过10%的回报。布洛克凭借着会说普通话的优势,专门"拦截"中小型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计划,并与投机机构一同布局赚取可观利益。事实上,无论最新做空案例所披露的预先布局,还是布洛克对获利客观事实的直言不讳,都显示了做空中国概念股获取投资利益的策略性布局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利益获取链条日益系统化和公开化。目前,做空中国概念股似乎已形成了一条"产业链"。狩猎者主要有第三方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对冲基金等。在美国资本市场允许做空的制度下,他们先做空公司股票,然后曝光他们自己认定的该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发布该公司的负面报告。

  这种逻辑让人匪夷所思。当面临一项商业争端时,我们必须在规则的约束下行动,在规则约束下双方各自亮明观点,而不是在非理性的疯狂中划分敌我。

  面对浑水公司,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搜索他们的做空方法是否符合美国法律、法规;第二件事是分析对策,如果符合法律,则做空者发布的报告是否真实,如何不符合法律或者做空者有污点,则可通过法律手段维权;第三件事是善后,考虑怎么对投资者交待,怎么维护自己的信用,怎么完善市场监管体系。

  上市是以公开的信息让市场给企业定价的过程,信息的真实性是公司取信于投资者的惟一手段,也是投资者判断公司的惟一办法。这相当于特殊的交易,你给我信息,我给你估价。而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自2月以来,约40家中国公司或是承认自己存在审计问题,或是因审计问题被SEC或美国交易所暂停股票交易。与此同时,针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诉讼案数量激增,今年以来已发生近20起,占美国全部证券集团诉讼案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大型企业再爆造假丑闻,中国概念股将魂归故里。

  市场中阴谋论固然存在,但阴谋论不可走遍天下。以小小的浑水公司对抗中国概念股,对抗实力强大的保尔森基金,绝不是一场资深金融玩家的阴谋,而是初生牛犊的成名之战。浑水自身也有水浑之处,在市场各路人马的烛照之下,必须给予大众以交待。目前围绕嘉汉林业的对决战如火如荼,一切尚在未定之天。但浑水公司之举,对建立新的秩序,对推进中美联合监管,大有助益。

  在中国概念股中存在的微弱的民族主义色彩,在马云的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中大放异彩。

  作为阿里巴巴旗下重要的资产,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于今年5月26日获得央行发放的首批27家《支付业务许可证》,这意味着阿里巴巴向金融业跨出了一大步,他们能将电子商务与电子金融结合在一起。此牌照将使支付宝获得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估值溢价。

  利益到来之时,股权纠纷再次浮出水面。

  5月11日晚,雅虎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显示,阿里巴巴集团已将全资子公司支付宝的所有权转让给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马云和阿里巴巴18位创始人之一的谢世煌分别持股80%和20%,转让价3.3亿元。按照雅虎方面的说法,支付宝的转让并未得到阿里巴巴董事会及股东的批准,作为阿里巴巴大股东的雅虎只是在交易完成多时后,才于今年3月31日"被告知"的。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为了获得牌照避开规则雷区,雅虎默许了资产转移行为,否则很难解释雅虎反击的软弱无力。也许雅虎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获得第一批支付牌照,支付宝股权有了第二次转让,2010年8月涉及30%股权的第二次交易让支付宝彻底进入了马云控制的公司。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用传统的"协议控制"即通过间接控股控制支付宝的方式被一口否决。"协议控制"方案("VIE"模式),即成立纯内资的企业获取运营牌照,用外资公司通过相关协议(而不是股权)实际控制内资公司。

  对于雅虎与软银这两家外方股东而言,他们希望以协议控制方式支持支付宝获得牌照而不丧失控股权,对于阿里巴巴管理层而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劳永逸地解决股权纠纷,宁可在日后以长期分红权补偿两家外方股东,也不愿意重要资产被外方控制。因此,以法律为借口,避开协议控制的常规,就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商界另一位社会责任感受到诟病的传奇人物史玉柱对此拍手称快,通过微博表示:恭喜支付宝回归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年流水达2万亿元后,集团控股权如果仍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了。现在就该逼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向中国政府和企业卖部分股权,如果不卖,就该流氓点,所有新增业务不再放入雅虎和软银控股的集团公司,建议马云做个爱国流氓。

  爱国流氓一词震惊四座,史玉柱不愧争议人物,但被恭喜的一方显然并不领情,爱国流氓,再爱国,也是流氓,这显然与马云对外声明中打造的遵纪守法、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形象大相径庭。

  史玉柱不依不饶继续发表高见,表示支付宝涉及国家金融安全,法规不许外资持有,外资股东却迷信绕开中国法规,马云遵守契约精神提出依法转回国内获得牌照,给外资股东合理补偿。"卖国砖家"却精心设计:先制造3.3亿的支付宝超低补偿谎言,再批判马云侵占外资神圣利益,上升到道德层面。"帮外国逼马云交百亿天价补偿后,卖国砖家举杯愤青欢。"卖国砖家一词极具想像力,让一些自诩爱国的人士拍手称快。事实上,笔者并非第一次听到中国著名企业家有此观点,史玉柱不过是口无遮拦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在捅破窗户纸的同时,史玉柱还出卖了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诚信与契约规则,作何一个交易者都必须为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如果允许所有的人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撕毁规则,将在中国已经薄如蝉翼的诚信体制上,划上最后的句号。未来企业家将成为煽动者,在爱国、民族等等名词下,掩盖自己的失信与决策的失误,诚信体制将失去最后的堡垒。

  失信已经遍布各方,从研究机构到市场人士都深陷其中。

  最近一桩著名的案例将各方假借爱国与民族主义的疑似专利偷窃行为曝露于聚光灯下。据《财新》杂志披露,1994年,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刘修才回到中国继续从事研究,在购买了某项生物法制造长链二元酸专利技术后,进行改进,据刘修才介绍,其公司接下来耗资5亿元,摸索出生产高品质长链二元酸的技术,2004年5月,凯赛旗下的上海凯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一种正长链二元酸的生产方法"发明专利。2006年12月,专利获得授权。该月,凯赛完成第二轮投资,引进了高盛等投资者。

  但2010年6月,另一家公司瀚霖生物以中科院微生物所专利获权在先、凯赛生物专利不具备创新性等理由,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布凯赛生物的这一专利为无效。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时任山东凯赛副总、全面负责二期扩产项目的王志洲,出资80万元成为瀚霖生物占比0.5%的小股东。又过了一个月,王志洲突然从山东凯赛离职,现身瀚霖生物。此后,瀚霖生物又挖走了参与凯赛二期扩产的几名关键技术人员。

  一桩专利纠纷,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

  瀚霖生物在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的补充答辩意见中称,凯赛是美国独资企业,系国际风险投资,其背景和资金来源,决定了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新能源产业和新材料产业中,"很难像国有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一样,担负起相同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同年7月,光明网发表文章,把此事说成中美知识产权之争。同年9月出版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内部资料《每周知识产权舆情》,也特别引用《中国青年报》报道,指出凯赛为美资企业,刘修才是美籍华人。

  这是一种可怕的认知,暗示支持瀚霖生物就是爱国,而无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如何。

  就在凯赛生物上市前夕,收到来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由于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中科院微生物所在此控告山东凯赛两家公司和上海凯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侵犯其专利,瀚霖生物提出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申请,青岛市中院在未经审理的情况下,要求凯赛生物的三家公司停止生产。青岛法院雷霆万钧,被某法律人士称为"未审先判",给了凯赛生物最后的一击――专心从事研究十几年者走投无路,刘修才似乎回到美国为美国服务,他的十几项顶级项目可能花落他国,而获利者竭泽而渔后可能无米下锅。

  新技术的内生动力就此消失。

  并非多余的话,一母同胎的江波制药有限公司和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后者陷入专利纠纷,前者在美上市,而江波制药于北京时间6月1日凌晨停牌。根据该公告栏显示,停牌原因为T12,即有纳斯达克要求江波制药提供相关信息,符合标准后才可复牌。

  民族主义与爱国是激情的表现,却往往成为造假者与失信者的最后堡垒,他们躲入其中,似乎就能刀枪不入。当大旗被一再利用时,中国的市场诚信体制变得千疮百孔。

  来源: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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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咏红:中国社会成火药桶了吗?

  年轻的外来务工夫妇在超市门口摆摊,与当地村治保会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接着地方领导和救护车前往现场,当怀有身孕的摆摊妇将被送上救护车时,又有人坚决阻挠。这时,现场已经聚集起来的上百名愤怒群众开始向政府人员、警察投掷矿泉水瓶与砖块……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连续三天的暴力骚乱,从这里拉开序幕。

  这些年来,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新塘镇的事态仍值得引起各界高度警觉。这不是由于它的规模与持续时间更大或长久,而是由于骚乱的冲突点很小,但情绪快速扩散,而且滋事暴民不止针对公权机关和公务人员,还将砖块砸向无辜对象,包括社会车、路人,沿街的建筑和设施。互联网上,有民众贴出照片展示被石头击伤的四肢。据说,滋事者以四川籍农民工为主。

  无独有偶,本月6日广东潮州市也发生另一起群体性暴力事件。潮安县古巷镇的四川籍农民工因讨薪被挑断手脚筋,其同乡为此围攻打砸派出所,打砸社会车,攻击无辜路人。骚乱后,是古巷本地人组成自卫队打外地人,如今古巷的2万外来人口与6万当地人中,没有人是感到安全的。

  中国社会学者于建嵘曾经将中国的群体性世界,归类于泄愤性群体性事件与骚乱,两者的区别是在骚乱中民众攻击不相关的对象,例如与事件无关的商铺、路人。

  但换一种角度说,上述两次骚乱事件中的暴民是将目标范围从权力机关扩展到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幸间接负有责任的群体――即当地人,身份地位比他们高,物质基础要比他们优越,语言文化又有所不同的对立群体。

  看增城与潮州骚乱的演变,人们不免想起2008年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广东两地的骚乱――这两次骚乱的背后,也是异族间的族群对立与心理。

  让人不安的是,将怨恨从具体对象上升到更大范围的群体,并实施恶性报复的例子,最近似有增多。

  一些骇人的个人暴力行为,包括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在央视门口遭不明人士割鼻毁容;天津下岗职工因儿子患抑郁症等原因自杀,妻子与其离异,就朝天津市政府投掷土制炸弹,造成两人轻伤;江西抚州被拆迁户钱明奇对政府机关实施自杀式爆炸,造成三人死亡。至于群体性的暴力,除了增城、潮州以外,过去几天里,湖北利川市数千民众也因反贪局局长双规期间突然死亡,围攻市政府大楼。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最近连日发表文章,批驳所谓中国社会变得"动荡不安"的说法。该报昨天的社论将互联网视为有责任的一方,认为互联网放大了孤立事端的影响,加剧网民们对社会"动荡不安"的印象。上周六,该报也提出名人宣扬社会恐怖主义应被禁止,并指责一些名人加入了对仇官、仇警、仇富的鼓吹,宣扬社会仇恨,从具体的不公平事件中总结出"制度的罪恶"和"政府的罪恶","为社会情绪竖立宣泄的靶子"。

  诚然,上述评论有其客观性与合理依据。这正反映了中国复杂与不容许结论的特征。一方面,很多的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今天依然一片歌舞升平;另一方面,爆炸、骚乱的消息又越来越频密地刺激人们的神经。后者已经上升到足以影响全局的程度吗?也还没有。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情况在走下坡。创造当前歌舞升平条件的政府,同时也为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为常常遭到堵塞的民意表达渠道,为法治不彰负有责任。例如说,如果不是四川农民工的利益长期不受保障,使他们习惯诉诸"同乡会"这样的灰色组织来为他们"出头",增城骚乱的暴力化程度也许不会这么高。此外,城市光鲜的外表下,人心似乎变得冷漠。

  近期的一系列现象,再次凸显中国社会"燃点低、碰触点多"的脆弱稳定特征。脆弱的稳定,当然还是稳定,知识分子向前看的本能,很可能将现实想象得更糟,但是当权者难道没有不愿意改变的利益考虑与本能?在不夸大危机的同时,应该承认骚乱、爆炸如同盛世中出现了火药味,都是警告的信号。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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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5日星期三

殷啸虎:别把质疑当“谣言”

  毋庸置疑,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确有一些谣言的传播,扰乱了人心,影响了抗震救灾工作的正常进行。对这些谣言及时进行辟谣,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一些谣言的及时辟谣,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保证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但如果把所有对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的正常质疑,特别是对那些违法违纪行为的揭露,也都轻率地视作为"谣言",一概进行"辟谣",那同样会影响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事实上,"辟谣"已经成了某些人对待公众质疑的常用的"武器":当某项措施不当而招致公众批评时,一些人就会立刻出来"辟谣",指责批评者是"造谣";当一些腐败行为被公众揭露时,也会立即有一些人出来"辟谣";甚至当某些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的违纪、违法行为招致公众公开质疑时,也还是会有人"辟谣"。

  四川省卫生厅干部在灾区殴打志愿者的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公众的质疑,在事件发生5天后,四川省卫生厅的主要领导还在网站上"辟谣":"网上疯传四川省卫生厅干部在灾区殴打志愿者的传闻,纯属谣言。"好在四川省卫生厅及时发现并承认了错误,于当天深夜又发出通报,称事件已调查清楚,并拿出了处理意见。应当承认,四川省卫生厅的领导"辟谣",在主观上可能是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善意;但为什么在事件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就急于"辟谣"呢?看来,这还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在作祟。

  许多时候,在一些涉及公众切身权益的社会事件发生时,一些人已经习惯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手段来面对公众的正当质疑。对于来自公众的质疑,他们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一概以"这是谣言"应对之。比如,当有的公众对某部门收到的赈灾善款的有关情况表示出一点担心和质疑时,有人就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轻率地扣去"谣言又惑众"的大帽子,粗暴地打击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殊不知,乱扣帽子,暴露的其实是一种陈旧的

  思维方式和不良的作风;乱打棍子,打掉的则是法治社会中公权力接受社会监督的良好习惯。

  对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所从事的公共事务提出质疑,是公众的一项基本权利。公众质疑的目的,无非是要了解真相,要个"说法";而接受公众质疑,让公众了解真相,又恰恰是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义务。对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27条),同时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第41条)

  一些人面对公众的批评和质疑,首先想到"辟谣",但他们没有想到,有可能正是他们对公众批评和质疑的抵制,才促进了谣言的传播。谣言其实如同病菌一样,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能孳生。如果不能甚至不愿将真相公之于众,那就无疑是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最好的杀虫剂。要防止谣言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坚持公开透明;要防止谣言的传播,最好的办法是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对社会公众而言,质疑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对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而言,接受批评和质疑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品德。

  只有让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所从事的公共事务接受监督和质疑成为共同的社会习惯,只有当公权力能够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质疑权,种种谣言才会彻底失去孳生和传播的土壤,人们也才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如果轻率地把质疑当"谣言"予以打击,那是有害于法治建设的。

  (殷啸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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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谁的环球时报

  当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环球时报是萨达姆的环球时报,我觉得很多文字可以直接翻译给伊拉克外交部和宣传部使用。

  当埃及发生动荡、美国攻打利比亚的时候,环球时报是穆巴拉克、卡扎菲的环球时报,总在报道老百姓对北约的空袭忍无可忍,从不报道老百姓是不是对他们的政府已经忍无可忍。

  当台湾进行大选的时候,环球时报是国民党的环球时报。很多时候的主题就是"粗俗、鲁莽、问题连连的民进党",只要民进党做错了什么,高兴的哟,我都能透过文字看到编辑的笑脸,插一句,有一次看东南卫视播台湾的新闻,貌似是民进党执政的某县市发生了自然灾害,行政首长出现了疏忽,那个主播完全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在播。我觉得这么做,是在泯灭做人和做新闻的道德,国民党也不齿你。

  当美国共和党还在位的时候,环球时报是民主党的环球时报。当然,这么说也不是很对,应该是环球时报总是中国执政党和各国在野党的环球时报。其实这样不好,容易给中联部的同志们添麻烦。

  当西方夸中国的时候,环球时报是西方的环球时报,通篇都在转引世界各大媒体,一时间花团锦簇,和谐世界的幻影、崛起大国的意淫泛滥在这份报纸上。我完全可以想象今年七一环球时报的头版是什么,标题我都想好了,"外媒高度关注中共建党90年 评价成功之路全人类罕见""外媒盛赞:90年的大党史无前例前途辉煌""欧美记者感受建党庆祝活动 中国人对前途更有信心""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发来贺电 向中国学习成为热议话题",评论文章应该是"让中国人民告诉世界我们的选择""大党成功之道指引大国发展之路"。

  当西方骂中国的时候,环球时报又是中国的环球时报,通篇都是我国各学者、各专家,或者不晓得从哪个第三世界国家找点声音,一时间也是声势浩大,"我们的朋友还是遍天下",看不下去西方欺负我们的正义声音还是很多的,当然,主题就是"死不认错",错不在哥,错在你们嫉妒哥。

  我喜欢看报。

  我欣赏人民日报,有立场,有气势,有执拗,也有智慧,老子轻易不发言,一发言就是实在的,不需要看你"外媒""欧美记者"怎么说,我就是我,最大的我。

  我欣赏南方周末,有冒险,有思索,偶尔也有点矫情、做作、不接地气,不管怎么说,能引起人思考或者争辩的东西,总比随手一翻就让人感到疲劳要好。

  环球时报,我今天写它,说实话,有点"爱之深,责之切"的一厢情愿,也有点愤青一贯的"一脚踏上""一票否决"。但是,真的逼着我写这么多,是因为看了今天的社评"对批判的消化是机会也是风险",通篇文章思路混乱,结论混蛋,你要写这种文章,最起码的政治学常识要有吧,对党近期社会管理的最新精神要领会吧,用敌对阵营的话语来编制自己强壮的美梦,是多么滑稽,用一种貌似平等的姿态来打压另一种可能的思考,当了原告再当法官,其实只是一种可笑的霸道。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看了环球时报,我就想起这句歌词。越是党的喉舌,越要练好应对的本领,而不是黑白颠倒中制造着终究是笑话的笑话。

  转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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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是北洋政府以武力镇压群众运动的一场惨案,此后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这是国共两党最早联合进行的一次反帝反军阀斗争。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至今仍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段祺瑞,但无实据。傅斯年说是鹿钟麟,傅斯年在昆明对鹿钟麟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还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

有学者认为,此事件"帮了苏俄的大忙,归还中国领土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流了产"。

1926年3月,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后,同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

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

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临时执政令》则称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当场死亡47 人、伤200多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在内。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
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1].3月18日当日,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

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贾德耀内阁对三一八惨案引咎辞职,段祺瑞亦下令抚�.3月20日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张作霖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

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

201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3月24日是"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缅怀那些为揭穿真相、捍卫人权而牺牲生命的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了解真相有助于受害者及其家人来了结心事,恢复尊严,并为他们的损失取得一些补偿。揭发真相也有助于社会追究侵权行为实施者的责任。因此,捍卫了解真相的权利是人权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Navanethem Pillay)也指出,时至今日,酷刑、强奸、性奴役、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在许多国家仍一再出现,通过公开、独立和中立的调查来揭穿有关这些罪行的真相有助于实现正义,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以及防止今后继续出现类似的罪行。因此,她呼吁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了解真相的权利,以及那些致力于揭穿真相的人。

参考资料:

[1]段祺瑞面对死者长跪不起终身素食纪念刘和珍

http://news.163.com/06/0316/16/2CBNJJPF00011RL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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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4日星期二

石三生:广州孕妇孕育出国际事件

  不是看到广州市政府关于增城市"6.11"事件的通稿,还不知道一个小贩兼孕妇因不服从管理,竟然引发了一场轰动海外的大事件。单从多台警车被砸,就可知政府这一次又是不惜血本了,连装甲车都开了上去,着实让那些不法分子们大开了眼界的吧?那东东,传说是防弹的呢!相信通稿中所说的无任何人伤亡,就是多亏了这玩意儿吧?要不然,那么多的不法分子,又是瓶子又是砖头瓦块的,却未打中任何一个维稳战士呢?

  真不知那浙江温州的警察与法院们看了这则新闻,会做何感想?人家广州不法之徒那么多,连警察车都砸坏了若干,石头瓦块却都仿佛长了眼睛,就是不伤人;为何钱云会一案中,一个右手三指残缺的钱成宇,扔一石块,就打得维稳警察浑身是伤。不得不将其刑之以法呢?是警察太弱不禁风了?还是钱成宇真的练就了二指禅的神功呢?

  本是一场小小的争执,却导致政府不得不大动干戈,如临大敌。真搞不懂咱这大中国到底是怎么了?堂堂一个年近百岁的政党、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三个代表着最先进方向的政府,从何时变得连这么一点点破事都搞不好了呢?一个女人,挺着个大肚子,还要风里雨里的摆摊讨生活。就算占了占政府要道,有啥道理不能讲呢?为何偏偏要动手动脚的争执?那孕妇果然屁法不懂;治安员须是懂一点点法律法规的。别说咱文明的新中国还有啥子妇女儿童保护法,就算万恶的旧社会,谁不是从娘胎里蹦出来的呢?怎么就非得拉拉扯扯的搞争执?就算国法有似无,咱文明里,还有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吧?党和政府,不一直在尊崇孔老二孔大人的吗?

  这小贩违法,本来就是一张传票就能解决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偏偏被神武的警察之伴侣搞成了个国际大事件。政府只为了发动起那些装甲车,消耗的石油,都足够小贩忙乎若干年的吧?修修补补甚至再置换新式警车,得多少小贩缴税才能弥补啊?如此鼻子比头大的维稳,不他爷爷的纯属没事找事,乱弹琴?政府一个劲儿地号召民众不要理会非洲骚乱;可这公仆们自己,怎么千方百计地要学习突尼斯城管呢?那些乱摆摊的男人,你们该打就打,该像夏俊峰一般的判死刑就判死刑。谁让他们不学好,不去学做人杰、当公务员,偏偏要从事这些挤占政府道路摆摊讨生活的下流勾当呢?土匪占的道路都要交过路钱不是?可这女人,还是个有孕在身的女人,也能碰?

  啥狗屁普世价值不普世价值的?看到顾晓军先生又拿此事搞啥普世说,道:"普世价值论坛:美国城管踢不踢孕妇"。这不是扯淡?哪里用得着从那么老远取经啊!就咱新中国之前的社会,不也有好男不与女斗的祖训吗?不知道顾先生所在的南京人是如何?在俺们乡下,那些打女人的男人,统统都会被耻之为窝囊废呢。警察们高国人一等,这警察的狗腿子都是些窝囊废?咱中华再特色,有几个能如孙猴子一般,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呢?将心比心都不会了?连这么点小常识都要不远万里去取经?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也是咱新中国的新文明之所在。但再文明,再平等,也不能在体力上较劲吧?女人如果都上了战场,中国的男人还能会在家坐月子不成?广东离南海近,这老爷们不敢对越南人撒撒野,也不能拿自己国家的女人出气吧
?那些雄武的装甲车,在个破镇子上耀武扬威算个屁?咋不开到南海去?

  广州市政府搞这通稿也混帐,啥事儿都没有,它咋就搞成了一场大骚乱呢?治安战士果然是依法而为,新塘镇领导去劝说啥?果然没动手动脚,你还把人家拉上救护车,这不是明摆着是那孕妇"碰瓷",讹诈执法人员?果然没有角力,围观者就乱发脾气、大肆打砸,这不是说民众都成了些无事生非的歹徒?连梁山贼寇都知道路见不平一声吼;啥时候,人民怎么路见很平也乱打抱不平了?大汉民族的道德水平,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了吗?

  真是妙啊,新中国。一个小小的治安员竟然能将一个小贩占道的小事治理成轰动国内外重大新闻。如此维稳开销,不知胡主席知道了,会做如何重要指示?也怪了,所有这些重大的不稳乱象,石三生找到的源头,怎么都在光荣、伟大又正确的政府一方呢?所谓的头痛医脚的传说,难道真的很有效吗?可怜那华佗老儿,要是阿瞒头痛之时,只是建议在其足部割一口子,自己不会丧命,治世能臣也就不至于那么短寿了。

  来源:明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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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中越为何突现战争阴云

  据美联社报道,越南《Dat Viet Daily》10日刊登了一则通告,称越南6月13日将在其中部海岸附近某海域举行持续6个小时的实弹演习,并警告各种船只远离该海域。

  美联社文章评论称,越南此举显示是对中国的"回应",因为就在越南发布演习声明的前一天,中国指责越南非法进入中国领海、危及中国渔民生命,并要求越南停止这种行为。

  这是近期中越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纠纷以来出现的最新严峻事态,此举表明,越南方面有意加剧南海冲突的等级,并试图"火中取栗"。

  众所周知,中越之间已经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中越战争结束之后,在双方领导层的努力下,两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恢复了高层互访,并逐步将相互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双方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获益良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虽然不时发生小打小闹式的摩擦,但中越两国边境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稳定。

  其实,越南方面对南海的主权要求由来已久,但在晚近的20年里,中越在该区域的矛盾被掩盖在良好的政治关系之下。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内政局稳定,一直着意在周边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推进睦邻外交,不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海海域发生冲突,并力促各方理性看待既有的冲突关系,将它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主张通过外交和对话手段解决冲突问题。这在近期越南方面又在南海生事之后,中国的反应可以看出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与越南防长冯光青会晤,苦口婆心劝服越南从中越战略关系考虑,不扩大南海冲突。中国官方在对冲突进行反应时,字斟句酌,力图降低冲突的影响,不谋求进一步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与会的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也做出了缓和的姿态,强调反对第三国势力介入中越纠纷。

  那么,越南方面为什么"突然"蓄意加剧南海冲突,并在敏感区域举行军事演习,挑动南海争端的敏感神经?

  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越南高层新近大换血之后,在领土问题上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鹰派占据了上风。这不仅表现在举行军事演习上,也表现在越南对外表态层层加码,连以对华友好著称的越南总理阮晋勇也代表政府强烈表达了"越南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保护这个国家海域和岛屿的最强决心。"可见,越南领导层在此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也表明今后越南在南海冲突问题上不会轻易后退,必将继续保持强硬姿态。

  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被越南视作势力范围的有关国家,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影响力与日俱增。事实上,越南长久以来一直对华心存芥蒂并十分警惕,防范中国的势力扩张,因此,越南在南海加剧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牵制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的战略布局,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影响,维持其在地区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三是越南全面实行"革新开放",除了经济领域坚决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外,在政治领域它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意志倒退,导致中越两国在治国理政和发展模式方面的鸿沟加大,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变小。除了在经济上与中国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之外,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依赖性降低,与此同时与美国等西方价值观越来越靠近,比如普选制度的确立。因此,在南海争端中,越南无须过多忌惮中国的反应,而坚决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其国家利益,包括动用军事手段。

  四是越南认为中国现在深陷"维稳"思维,不仅对内将维持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而且在对外交往中,也将"维稳"作为重大战略目标,不大可能以武力手段反击外界挑衅。中国近年来积聚了大量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多发,国内局势随时可能陷入动荡,因此安定国内政局是其首要目标,而外部的武装冲突,很容易诱发处在火山口的矛盾激烈爆发,因此在涉及外交争端时坚持和平和对话,并且反对以武力相威胁。在确认中国"畏战"的前提下,越南无所顾忌地逐步升级紧张局势,甚至以区区小国敢冒战争风险在敏感区域进行军事演习。这摆明了是越南认定中国不会动真格。

  五是由于南海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其诸多岛屿也被地区很多国家视为领土,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动用武力手段,将会引起诸多国家反弹,中国将被指责为大国沙文主义和具有扩张主义意图,陷于群起而攻的被动境地。在越南看来,防范不够透明、发展方向也不够明晰的中国,是地区有关国家以及亚太大国的共同心愿。虽然没有人会赞成其做法,但从心里来说则未尝不是另一种想法。而其更深的考虑是,一旦中国动武,美国将不得不介入,导致南海局势复杂化、国际化,这正是越南所希望的。因此,对于越南来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进攻路线,逼中国亮出底牌,增强其在南海的话语权,甚至收获更多实际利益,不失为一项好选择。

  相反,中国在南海争端中,进亦忧,退亦忧。进则触犯众怒,引起更深的疑虑和戒备,同时中国能否承受外部局势的动荡,并保持内部安稳,也属未知之数;退则丧失重大国家利益,也将面临民意考验。正因这样,中国政府最可能的举动是,一方面在外交姿态上措辞或许更加严厉,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方面仍旧会谨慎,继续把自己关在和平的笼子里,动弹不得。

  正如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样,国际政治也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从一国在国际政治上的表现,也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在国内政治方面的真实状况。中国的和平外交,说到底是软弱外交的一种表征,而外交弱,则是因自身不强,或者底气不足。

  越南敢于动粗,是因为其建立了稳定的政治经济架构,得到了民众的由衷支持。

  对一个已经拉开战争架势的国家说,别玩真的,咱还是握手言和吧,只能说窝囊透了……

  转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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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2日星期日

佘开晓:“法”失畏严,官无宁日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法"失畏严,民无宁日》的文章,文中以培根的一句名言:人民的安全应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和歌德的一句名言:带来安定的两种力量是法律和礼貌来开篇论述,强调民间需要法律的重要性。今天,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官间也同样需要法律的重要性。

  今天,当我们去审视中国几千年社会秩序时,维系在它身边就是整个"奴才文化",是围绕一个当"主子"的历史循环。人民的幸福和安定如否,就只能寄托在上帝施给这位"主子"如何。这个"主子"的思想和理念,也就决定他的地位。当古代人民去思念"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时,其实,那一切只能去意淫,因为"人治"是不可以复制。今天,已走入现在文明的中国,不去寻找着"法治"的理念,有人却去抱着"毛泽东思想"不放,这种奴才意识,真是我们中国无法前行的绊脚石。

  当我们再去审视中国"人治"的轨迹时,它其实是一个威权退减的过程,当"主子"威信退减到一定程度时,也就是进入一个社会动荡期,然后在杀人立威过程中再重新确立"主子"的地位,中国历史就这样循环着。

  今天,当我们去沿着毛、邓、江、胡去看时,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新一轮社会动荡期。一个国家如果是把法律当作"人治"辅助工具时,社会将会随着"主子"的威信退减到一定程度,作为辅助工具的法律也就基本失灵了。因此,当姜女士说出:不要把法律当作挡箭牌时,这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生活在食物链下层的我们,在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的时,这标致着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每一个标致着的事件,都给下一个事件提供榜样。当中央以莫须有的名义在抓捕某人,以达到某种手段时,地方就会以几何级速度做同样的事。在处理一个公共事件时,实际上,已经向社会发出某种信息。当社会目光都在关注"安鼎园"、"李庄案"、"徐武事件"、"夏俊峰案"时,人们可以从这些处理事件中,会捕捉到很多信息。比如:李庄案,当全国最好的一批律师去阻击"李庄二季案"时,展现给世人一个整的感觉:公、检、法利用所掌握一切公权力,想让李庄入罪。在这里谁能感觉到"公正"二字?有人说,这次能阻击成功,是法治的胜利,我却认为这恰恰是法治的失败。大家想想:这件事,如果再发生我们普通人身上,谁有
这方面人力资源发动全国最好律师团去为你服务,这从又要耗费多少社会资源,谁能承受得起?我不想去举大多的例,现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神经病,弦到处绷得紧紧,这里不能触,那也不能碰。我不能他们证明什么,我只能说明活在公权力的他们,也是活在恐惧之中。

  其实中国人是最容易满足,我记得几年前,生活在农村的我,听说政府不但减免农民的农业税,种田反而有国家补贴,这件事执行后,所有农民都一个劲说共产党的好,说这是几千历史是头一次,那种感激心里真是溢于言表。中国领导者,应该为拥有我们这样国民感到幸运,他们不是一味拿着法律当着挡箭牌给国家惹麻烦。如今,当中国国民还在有大批上访者去寻找政府解决问题时,政府应该感到欣慰,说明他们这部分人还是相信政府,始终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被下面某些官员破坏了。如果中央的政策不赶快调整,整治下面这些官员。当某一天,下面百姓不相信政府,连上访的动力失去的时侯,那么,江西抚州爆炸的声会成为蔓延之势。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中,人民终于捕捉到这种信息:事情解决,如果靠法律途径来解决,一是繁琐,二是效果不大;如果闹起事来反而解决起来快得多,并且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地方官员害头痛的原因。发生我家乡的土地赔偿官司中,三年了,通过三级政府裁决都是一个调,无法让村民满意。我父亲最后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三级政府,当时法院不愿立案,没有律师敢接这个案,只读过三年书的父亲,只好自己写诉状,法院最终熬不过才接手这个案件。去年春节,我回老家,父亲对法院持乐观态度;我就给他打了预防针,在今天中国,他们本是蛇鼠一家,你不要抱大多希望。前不久,父亲果然打电话过来,一审判决已经败诉,现在在二审。他让我能不能通过媒体来关注这个事,给法院施加点压力。我说我们这个案件
,放在全国案情,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件,媒体也无暇顾及这么多,除非闹出一点大动静来,但这是我们无法承受之痛。最后,我说,你就当作输官司走完所有法律程序,留下案底,看能否等到翻案这一天。

  作为个体的我们,都有着生活底线,即时受到一定公权力的侵犯时,如果生存没遭到威胁,大多人都忍一忍就算了。但如果生存已受到威胁,已生活在痛苦与屈辱的层面时,一旦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袭上心头,并且在法律手段被堵死之后,通过报复所产生心理平衡将会大面积产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你再用法律作挡箭牌来阻止报复事件的发生时,一切都起不到什么任用作用。

  当一个社会发生针对政府频繁发生暴力事件时;当国民在这种事件所产生恶劣后果带来快意心理时;坐在庙堂之上官老爷们,你们屁股下面是否感受到深深的寒意。我劝你们,别过分迷恋你手中的权力,在一个不是"法律"至上的国度里,你我都是没有安全感。

  写于201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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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1日星期六

何继业:奥巴马的杀手锏

  本拉登被海豹突击队射杀,塔利班奥马尔生死未卜,世界级头号恐怖头头被从地球丄抺去,这不仅是美国和奥巴马的胜利,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和平人民的胜利。

  自从2001年美军攻占阿富汗后,拉登就沦落为行尸走肉,成天东躲西藏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对西方世界构成二次威胁,还连累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成为小布什刀下鬼,而反恐大旗的树起,使山姆大叔在根深蒂固的穆斯林中东地区名正言顺,从而顺理成章地迈进了另外一只巨足,从此,亚欧大陆飞地变成了星条旗飘扬的前哨,而人心不足的其他大国只能干瞪眼,集权统治下的阿拉伯民族则人心思变,终于迎来了今天中东北非的政治体制根本更迭,使美利坚的世界民主化战略得以在最不可能实现的地区实现。

  美国的伟大之处,主要在于有一套目前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从而使得人心所向与众望所归,世界上的孔雀与麻雀都情不自禁地流向美国,而由全体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和其组成的精英政府则能谋善战,特别擅长于审时度势顺天行事,结果出手往往都是事半功倍,而国家变得越来越繁荣富强,政治变得越来越开明完善,人民变得越来越自信自豪,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日新月异,从此形成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终于变成了今天独一无二的世界超级大国……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原则三种:共和国的品德,君主国的荣誉,专制国的恐怖,而专制政体的寓意就是:想要果子时,便把果树连根砍倒,采摘果实。本。拉登胆敢冒掉头之大不韪去挑战美国,其所作所为实际上和历史上的独裁者一样,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是想利用伊斯兰和基督教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摩擦,通过制造大规模恐怖活动,来树立自己及其基地组织在阿拉伯世界的龙头老大威信,当然他喜欢的果子在2001年时已采摘到手,不过始料未及美国的反击是如此强烈,随着小布什主导的世界反恐联盟的迅速形成和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迅速占领,本。拉登很快成为了丧家之犬过街老鼠,果子的美味还没细尝,便落得今天的死无葬身之地下场。

  地球上当然有一些人不愿意美国如此快速取得的战绩,比如卡老大、金老二和查老三等,因为他们和本。拉登是一丘之狢,当然**TV那些只会拆长城不会建大厦的砖家们,如叶**宋**张**赵**高**等等也不愿意奥巴马取得如此的成绩,他们翻来覆去多次研究后认定:"本。拉登死了比不死更有利用价值……,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会报复……,击毙本。拉登意义不大……,塔利班们都说――本。拉登之死能够鼓舞士气……"等等,实在让人笑破肚皮,御用阿Q们现在快变成相声大师了,明年春节联欢晚会应该让他们去露一露脸。

  其实无论黑老大或"红"老大都是势利眼,他们特别喜欢傍大款,利比亚卡扎菲就是一个例子,卡老大、金老二和查老三等无一例外,只是未曾料到,在这个醉生梦死弱肉强食的丑陋世界上,山姆大叔这种有钱有势的大款却有自己独特的为人处世风格与原则,作为具有自由浪漫与探索遗传基因的'五月花号'移民们的后代,美国人在许多方面的卓越表现,说明了他们不仅是上帝耶和华的忠实信徒,也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虔诚教徒,就犹如水火不相容的道理一样,代表公平正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代表封建专制的那些既得利益小集团永不可能握手言欢;于是,黑老大"红"老大们的态度也就由爱转恨,最终用愚蠢的语言或背后的动作来诋毁伤害美国及声誉,借此发泄自己的不满,有时像恋爱不成的男女会走极端一样,何况对象还是一个才貌�
�全的大款呢。

  因为反恐和围剿拉登,耗费了山姆大叔的太多精力和时间,使得过去几年世界上许多需要美国警察出手的事情一拖再拖,有些已经坐失良机;今天,人们不必去过多责怪美国,毕竟山姆大叔不是神仙,诚然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但未生出三头六臂,所以经常处处瞻前顾后,行动上常常拖泥带水,表现上是说得多做得少、心有余而力不足,倒象社区街道上一个七老八十带红套套的老大爷,有时甚至是老大娘,因此有关"大国责任,地球环境,人类未来,普世价值"等等人类社会急迫或重大问题,很多只能随行就市、公事公办——推给那个效率低下犹如鸡肋的联合国或者安理会草草了事去,所以,山姆大叔有点老态龙钟,难免真正不辱使命,而身强力壮的小山姆至今还未长成好莱坞银幕中那种优秀的硬汉警察……

  这段时间,地球大幕的闹剧此起彼伏,一会儿诺诺贝尔颁奖会上出现了空椅子,一会儿茉莉花在突尼斯埃及灿烂开放,这里卡扎菲的命运前途未卜,那里叙利亚也门街头冲突愈演愈烈,这一切验证了哲学先贤的预言——人类社会不可能是一潭死水,万物都是无时无刻运动和变化着的……据此,那些口口声声要'稳定压倒一切'的浑水摸鱼后的既得利益者,其实才是世界上最大不稳定因素制造和定时炸弹埋设者,"明知不可非要为"与"自欺欺人"下场都是一样,无非最终都是害人又害己,有先见之明和自知之明的航海人都会时刻清醒头脑和擦亮眼睛——该转向时就转舵,不能玩时就下课,不要等到大事不好后才去后悔莫及,毕竟区区乌纱帽与生命健康乃至国家民族利益相比实在是无足轻重,一世英名与万世唾骂你该作什么取舍?

  美利坚的十年反恐已阶段性结束,奥巴马获得了满堂彩,连任一届已近乎囊中取物,作为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合众国总统,要想在下一任期内再有所突破,下一步首当其冲定是反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专制主义,因为这最符合美国未来的世界战略与棋局,上面的极权政治头子将要开始自顾不暇了,黑色的梦魇可能会同他们不期而遇;有人不竟要问,既然历史车轮不可抗拒,那么这些极权头子们顺应一下历史潮流又有什么困难呢?其实善良的人们千万要明白一个道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既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也莫指望'混世魔王'都能够放下屠刀或立地成佛,因此身败名裂往往都是他们的唯一下场,能免于这条不幸人间定理的只有寥寥大器晚成者,当然前提是非罪大恶极也;今年的世界有点不太平,因此可以推测,2012的地ç
��将会更加精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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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0日星期五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是北洋政府以武力镇压群众运动的一场惨案,此后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这是国共两党最早联合进行的一次反帝反军阀斗争。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至今仍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段祺瑞,但无实据。傅斯年说是鹿钟麟,傅斯年在昆明对鹿钟麟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还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

  有学者认为,此事件"帮了苏俄的大忙,归还中国领土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流了产"。

  1926年3月,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后,同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

  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

  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临时执政令》则称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当场死亡47 人、伤200多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在内。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
,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1].3月18日当日,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

  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贾德耀内阁对三一八惨案引咎辞职,段祺瑞亦下令抚�.3月20日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张作霖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

  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

  201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3月24日是"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缅怀那些为揭穿真相、捍卫人权而牺牲生命的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了解真相有助于受害者及其家人来了结心事,恢复尊严,并为他们的损失取得一些补偿。揭发真相也有助于社会追究侵权行为实施者的责任。因此,捍卫了解真相的权利是人权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Navanethem Pillay)也指出,时至今日,酷刑、强奸、性奴役、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在许多国家仍一再出现,通过公开、独立和中立的调查来揭穿有关这些罪行的真相有助于实现正义,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以及防止今后继续出现类似的罪行。因此,她呼吁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了解真相的权利,以及那些致力于揭穿真相的人。

  参考资料:

  [1]段祺瑞面对死者长跪不起终身素食纪念刘和珍

  http://news.163.com/06/0316/16/2CBNJJPF00011RL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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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9日星期四

顾晓军:政党就该是个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由此,我想到:政党,其实就该是个壳。

  美国的政党,也许是世界上最松散的��只有大选时,才体现出来;在平时,没有太多的活动。而大选时,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也不过是两个壳,分别装着增加社会福利的倾向与坚持自由经济的倾向。

  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同样也是两个壳��分别装着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利益。我曾把他们叫工党与金党。同样,工党侧重劳工、福利,而保守党更侧重于资本自然调节市场。

  台湾,就更加简单了��绿营,代表台岛的本省人利益;而蓝营,则更多地站在大中国的角度思考与衡量。

  法国、德国及其他民主国家,亦大同小异��政党就是个壳,分别装着社会福利与自由经济,或曰福利与发展,即左与右。

  日本,是有代表性的。多年来是自民党一党独大,但自民党内派系林立;实际上其党已空有其名,而派就是那壳��装着不同的利益倾向。

  纵观以上,就政党而言:美国,是最先进的��平时松散,自然就节约成本;而大选时,代表福利与发展或曰左与右,由民众手里的选票决定:下届政府领着美国与民众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如果错了,再下一届的民意,自会以选票纠正。

  政党就该是个壳,还要求政党不能经营实体。这从台湾马英九竞选前,坚决处理完所有党产,亦可窥见一斑。为什么呢?你经营党产,你就是利益集团,而不是壳,是不是?

  纵观人类社会,所有不是壳、而是经济实体的,尤其是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实体政党,无不直接与间接地酿造本国或世界性灾难。

  希特勒政权,造成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政权,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萨达姆政权、本。阿里政权、穆巴拉克政权、卡扎菲政权、金家王朝政权……等,无一例外。所以,民主国家是从内心害怕中共的。

  希望中共能听得进我的教诲。如果认同"政党就该是个壳",就不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了,也没有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而如果不认同,就无法洗脱"利益集团"的光荣称号。别的不说,单全国的各级党校,一年要耗费掉多少纳税人的钱?是不是这么个理?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2011-6-9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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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8日星期三

刘晓:“万恶的旧社会”为何让“新社会”的人向往?

  在中国大陆再度掀起"红歌"、播"红片"的狂潮之际,一名网友却于近日在网络论坛发表了《不敢再播红片了,不然民众对旧社会知道太多了》的文章。文章揭示了"红片"所反映出的"旧社会"民众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福利,如可以抗议、可以自由办报纸、工人待遇高、没有强拆、学者可以独立做研究、有很多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福利性质的医院等。

  这名网友最后指出,"红片"再播下去,"以前的'万恶的旧社会'就要包子馅掉底了"。该文迅速被各网站转载,网友纷纷跟帖热捧,称"红片=哄骗"、"发誓一定要回到旧社会去"。看来,一直被几十年来中共对"万恶的旧社会"的不遗余力的宣传所蒙蔽的人们正在觉醒。

  根据对百度的搜索以及中共官方的定义,"旧社会"乃是与"新社会"相对,是以1949年中共建政为界,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分的政治学裁断。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旧中国"、"新中国"。狭义地说,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地说,还指1949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

  中共政府一直向百姓灌输的是:"旧社会"和"旧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新社会"和"新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中共视为"地狱"的古代王朝却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资料显示,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文化、学术、军事等也都是世界第一。更有西方学者表示,至少在18世纪,中国还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如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以及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蒸汽机的基本结构等,都是源于中国。毫无疑问,当世界尚处于朦昧时期时,中国早已进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期。

  有着如此高度文明的古代王朝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儒家"仁"、"礼"基础之上的,如果其政治统治是黑暗的、压迫的、剥削的、愚昧的、不义的,那么对于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又该如何解释?对于诸多外国人那充满了钦�的记载、对于古代中国百姓富足生活的描述又该如何解释呢?号称"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新社会",迄今可曾为世界做过如此多的贡献?可曾让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过?可曾让世界发自内心地钦�过?

  对此,为中共辩护的御用专家们或许会避重就轻言道:同清末的腐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相比,中国人民已经生活得非常幸福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因为这是一个足可以写就一本书的命题,本文重点就美国已故罗斯福提出的人所应有的"四大自由"来做比。"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

  先说言论自由。无论是清末,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就已出现,而梁启超等于1896年创刊的宣扬变法思想的《时务报》更是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实上,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袁世凯短暂称帝时期除外),而且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份子。当时的知识份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再如袁世凯,他对待百般谩骂自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是软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资五百大洋供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言论自由还体现在报刊杂志的自由出版上。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据说"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人家开"天窗"。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那个轰动一时的邵飘萍记者被杀案也是源于其通共,而被张作霖手下杀死。

  此外,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并不罕见。北洋政府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像中共那样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份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警察为4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1932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五分之一。

  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这也是知识份子能彰显个性的前提。

  自然,办报纸和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地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

  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彩。那时"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此外,仅重庆一地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141个。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

  至于中国人在上述时期是否享有了"远离贫困的自由",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因为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的过去。

  反观中共建政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一一扼杀,而且让民众对中共政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对于这样恐怖的政权,还是什么都莫说为妙。五十年代末中共制造的大饥荒,更导致4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而当今中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这样的政权"新"在哪里?这样的政权不才是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吗?这也就难怪"新社会"的人对于"万恶的旧社会"无限向往了。

  由上述对比可见,中国人要想拥有"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社会,惟有摒弃中共这个撒谎成性、残暴的、不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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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李光耀时代的结束与中国的尴尬

  北京最近又遭遇了一场尴尬:5月9日,在与中美战略会谈同时召开的一次中美智囊研讨会上,北京智囊俞可平表示,中国政府对新加坡模式非常有兴趣,理由是新加坡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治上一党长期执政。但新加坡大选后的政治变局却表明,中共心仪的新加坡模式不再受该国民众欢迎。新加坡首任总理、国父李光耀与二任总理吴作栋5月14日宣布离开内阁,辞去内阁资政一职。他们作出上述宣布是迫于形势,因为他们的人民行动党取得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

  李光耀退出政坛,使新加坡选举成为一场没有输家的选举。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热议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由于这"四小龙"当中有仨与华人有关,有人很生动地总结了三地华人政治特色:香港是港英政府治理,有自由无民主;新加坡是威权政治,无自由有形式上的民主;台湾虽然自由民主二者兼有,但草根特色太强。香港由港英政府治理,其经济成就让中国人不便寻找背后的政治原因,但台湾与新加坡经济高速成长的政治动因却是热门话题。因为两地都是华人(或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到了台湾政党第一次轮替以后,北京对台湾民主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学界也不再提"台湾民主化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对"新加坡模式"的讨论。

  北京青睐新加坡模式的理由也很充分:新加坡华人占四分之三,其国父时常提及东亚价值观和儒家文化——李光耀崇孔尊儒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曾去过山东泰安与曲阜,当地官员告知,李光耀先生经常到圣人之乡参拜孔圣并朝泰山,有段时间每年都去。2003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创立,与会者一致推举李光耀为首任名誉理事长,这表明国际儒学界对于新加坡成功实践儒家治国之道的赞赏与肯定。 于是国内一些学者尤其是儒学学者认为,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体现的正是儒家治国之道,是中华文明精华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咱们华人与西方文明扦格难入,但与自家祖产儒家文化总能水乳交融吧?

  尽管新加坡经验被解释得天花乱坠,但北京真正感兴趣的却只有一条,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继续保持一党执政。西方社会成天在嚷嚷"经济市场化必然会促进政治民主化",虽然未成为中国的现实,总不免让北京有点忧患意识,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怎么办?于是如何成功地取法新加坡模式就成了北京心中的头等大事。不断派遣各种官员代表团前往狮城参观学习。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始终在学习,而且形式上学得很认真,如新加坡经济起飞依赖转口贸易,中国则成为"世界工厂"。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政府鼓励外国投资、 提倡出口经济,高速发展电子金融产业;中国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头号引资大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电子产业暴跌,新加坡经济受挫,立刻将推动经济增长的目光转向了旅游服务业,并发挥地理优势,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世界首选的会议地点"。这一招非常成功,7000家跨国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营运中心,其中4000家将管理全球和区域业务的总部设在新加坡。 中国也照猫画虎地大力发展旅游业,几乎每个有点历史来头的县市都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只是效果不佳。

  但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政府的廉洁,中国政府几乎未曾学到什么。新加坡执政者在处理政府与资本及人民的关系上做得很不错,在亲商与重民之间实现了平衡。既重视资本的作用,注重发挥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功能,所谓"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的经验。但新加坡政府也很注重民生,从独立以来,政府围绕着"居者有其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社区建设、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义务教育等等。而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成了政治之癌,在资本与人民之间,几乎一边倒地选择了偏向资方,肆意剥夺工人权利,导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受到政府的肆意剥夺。至于社会福利方面,至今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干部享有的特权,民众的福利一直处在待建立过程
之中。

  北京心仪的新加坡模式,其实早已出现一些问题。尽管人民行动党在掌权的50余年当中,很好地履行了与人民之间的"面包契约",以经济发展作为确立政治合法性基础并取得选民支持。但新加坡政府的严厉控制舆论,尤其是不允许任何批评李氏父子的言论出现,人民宛如关在金丝笼里的小鸟,生活无忧但却没有言论自由。此外,李光耀俨然一位穿着西装的现代皇帝,隔代指定儿子当接班人这种权力世袭现象,很容易产生利益固化。如此种种,早在民间引起不满。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民心、民意、民情和民气都和以往大不相同。这当然不是新加坡独有的问题,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及参与愿望、网络社交媒体的作用等因素,几乎是今年北非、中东诸国发生变革的共同诱因。北京心仪已久的新加坡模式也不再适应ä
��天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了。从新加坡这次大选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民主理念与民生课题的角力,简单的民生诉求可以转化为对政治制衡理念的追求。新加坡《海峡时报》在政府面前如同婢女,这次大选后,该报前总编辑林廷龙终于敢说出:"我们(国家)尽管已经独立了46年,而今年终于庆祝21岁(投票年龄)生日了。"

  北京应该学习的经验其实不是业已成为昨天黄花的新加坡模式。此时此刻,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开始尝试为权力的和平转移构建条件,实现执政党与人民的双赢。无论如何,李光耀等两位资政的辞职虽属情势所迫,但毕竟不失体面,远比本??拉登、穆巴拉克等同代政治强人以荣耀始、以耻辱终,家族财产难以保全的结局要好得多。

  原载: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5/leekuanyew-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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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华:中国已经失去成为发达国家的机会

  话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该国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该国基尼系数是0.45;该国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该国在政治上没有竞争;它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参见黄亚生《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各位一定猜出来了,这说的是中国。

  我可以说你是对的,也可是说你是错的。要说上面这些特征,的确很符合今天的中国,但实际上它描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

  是的,巴西就是一个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把持了多年快速增长,然而充满杯具的是他在就要成为发达国家的当口,一下子就瘫痪了,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巴西的例子告诉我们,想要成为发达国家搞不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年均超过10%);该国政府非常强势,牢牢控制着社会;该国实行非常自由的市场经济,同时对外开放;在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下,该国的渔村一下子变成工业化城市;该国沿海的该国的腐败问题常被诟病,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日益成为问题;该国分配不公的现象不断恶化;该国学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腐败不是大问题,甚至说腐败乃是经济发展动力;该国银行系统烂帐很多,金融体系不健康……

  这难道又是说的中国吗?当然不是的,是印尼。一个国家保持长期的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好事,但并不能一美遮百丑。不但是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许多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有一种相当广泛的认识或观念,即只要一个国家长期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就认为一切都好了,这种认识或观念是被印尼危机所否决的。印尼在苏哈托政变成功之后,一直用强制的方法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而且也在二十多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全球许多国家都到印尼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印尼老百姓中的很多人从农业文明前期的渔村,一下子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前期。因此在这二十多年的统治时期,苏哈托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贡献太大了,全国都应该感谢他。但就是在这个高速发展、同时也是在以稳定为目标的二十多年里,政府没有清醒地看到印尼社会
积累的那些问题――特权集团的勾结、严重的贫富不均和腐败、金融机构的溃烂,等等。结果在全球化大潮中,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印尼在二十多年里取得的成果在几个月内几乎丧失殆尽,紧接着就出现冲突、暴乱,差不多几天之间绝大部分外资都跑走了。

  印尼,也是一个在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之际而轰然颓败的国家。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又岂止巴西和印尼呢?这两百年来的经济史就摆在那里,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真正成为发达国的有几个?屈指可数!

  放眼全球二战以后至今的六十年,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成为了发达国家(地区)呢?就是各位熟知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以及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北欧的芬兰、爱尔兰和冰岛三国。众所周知二战后芬兰是靠一个产业一个品牌就成为了发达国家,那就是电信业和诺基亚;爱尔兰则是靠软件产业发家的,它真正起步比较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真正腾飞、高速发展。至于冰岛,则纯粹属于弹丸之地,这样一个只有中国一个小镇大的国家成为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值一提,毫无借鉴意义。

  而像巴西、印尼这样在走向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功败垂成的国家则是数不胜数了,这其中包含了所有的拉美国家,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所有的非洲国家(南非除外),全都在走向发达国家的努力中失败了。

  我告诉各位,成为发达国家实在是太难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通往发达国家之路明显难于蜀道。你查看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很容易发现,世界上从来就是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是先进发达的,穷国和"发展中国家"永远是绝大多数。如果大家都是发达国家,这就不叫发达国家了。通往发达国家之路,必定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路,必然是极度凶险、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粉身碎骨之路――巴西、印尼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

  千万不要天真地以为中国靠着每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自然而然、按部就班地就会逐步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你从"巴西们"的失败故事中,从他们的历史经历中,随处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影子,许许多多的方面都是那样的似曾相识。中国真有那么特殊吗?强势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很特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就做了;高效率推进基建工程、高效率拆迁很牛?巴西也做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空前绝后?巴西、印尼等多得不得了的国家都做到了。成为发达国家他们都不行,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行?

  近十年来,本应是中国开创国际品牌,取得各种技术创新的十年,但是房地产毁掉了这一切。既然把钱投到房子里就能简单地、安全地获得暴利,哪个企业家还有心思去搞技术创新,搞世界品牌。没有技术创新、没有世界品牌,你就成为不了发达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都是从廉价劳动产业起家的,但他们成为发达国家的惊人一跃却是靠技术创新和打造世界性品牌而完成的。30年了,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中国,已经失去了成为发达国家的最佳机会,从现在算起再过十年,如果中国仍然无法取得突破,那么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将作为欧美人的劳奴而存在,尤其是作为美国人的劳奴而存在,永无翻身之日。

  来源: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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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5日星期日

江迅:中国公民参选基层人大热潮

  中国七月始在全国展开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作家李承鹏在微博上宣布自荐参选,获百万粉丝支持,助选团顾问包括于建嵘、冯小刚、韩寒,众多网络知识分子也参选,民众不愿意「被代表」,预测将有上百万独立候选人出现,为中国政治带来新活力。

  被称为「微博达人」的作家李承鹏,五月二十五日透过微博率先公开确认参选基层人民代表,此后,一股「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风」迅猛刮起,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和广泛热议。据不完全统计,仅新浪微博,五月二十六日至少有九人表明独立自荐参选;二十七日至少有十八人表明独立自荐参选;二十八日至少有三十一人表明独立自荐参选;二十九日至少有近百人表明,依法独立自荐参选所在地基层人大代表。长期研究中国选举问题的北京政治学者、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早在两个多月前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就预言,「今届基层人大直选,参选的独立候选人会比上届多十倍,估计会多达百万人」,此言可望成真,中国公民自荐参选基层人民代表,步入体制内参政议政,凝聚成一股政治改革大潮。

  网络名人投身竞选

  在这股微博上刮起的参选风中,有天涯小区商务运营总监梁树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夏商(夏文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助理五岳散人(姚博)、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杭州普通市民徐彦、梁永春、福州市民雁南飞(林斌),江苏常州市、浙江长兴县、湖北武汉等地都有博主、网民宣称将参选当地基层人大代表。广东深圳福田区的一位尚未足十八岁的刘若曦,也表明要参选区人大代表。他在微博上说,「今天,我离十八足岁还有十几天(今届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全国各地七月陆续开始――记者注),我征求了父母的意见,现决定参选区人大代表」。他们正寻觅选民联名推荐,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即可以推荐代
表候选人参选。

  「选择了我,就是选择你自己」,是李承鹏的参选口号。昵称「李大眼」的李承鹏,微博的认证身份是「时评人」、「作家」,在新浪微博拥有二百九十多万「粉丝」,人气极高。二十五日中午,他在微博上说,「本人将于今年九月正式参选人大代表,在户口所在地成都,组成参选班子,严格遵守我国宪法参选相关规定。此想法去年已微博公布,现思考良久正式参选,本人是合法公民,无任何势力操纵,愿为选区人民表达他们之合法愿景,监督政府,推动社会。恳请各界人士指点参选路径及办法。同意的举手」。是日晚上八点,这条微博已被转发近三千多次,评论二千七百多条。

  广东深圳,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半,李承鹏仍睡意朦胧,此前通宵达旦观赏欧冠足球赛电视。他从四川省成都来深圳,是受邀在书城签售最新力作《李可乐抗拆记》的。当接到亚洲周刊记者电话,问他参选的事时,睡意全无。他说,「在确认参选后,开始有点孤独感,但不出一两天,就有数十人自荐参选,看来许多人的想法是和我一样的。在屋子里众人感到很闷,我不小心触动了公民的一扇窗户,大家感受到一股新鲜空气,于是纷纷打开其它窗户。我有了些成就感」,「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中国公民的一大步。希望更多的李承鹏、夏商出现,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是真正强大的、智慧的」。

  李承鹏说:「我们虽然都是中国公民,但对选举选票却是非常陌生的。我其实是见过选票,那是大学时期,选票是和饭票一起见到的。那个中午,阳光灿烂得掉渣,我和几个同学在寝室打麻将赌饭票,输狠了的老大付帐时不小心扔出一�票,才想起皱巴巴揣了多日的选票。那选票长得跟饭票差不多,但盖的并非食堂的蓝印三角章,而是圆形大红章。我们不屑这些选票,等麻将告一段落才瞄清,选票上是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党委办主任。对于这么新奇的一个事物,大家一时纠结,除了在张贴栏宣布处分违纪学生时见过这两个名字,面目模糊。后来又打了一盘麻将,和了的人决定选谁。我和了,决定选校长,理由很简单,他给我们签发毕业证。」

  选票是最重要的饭票

  他说,他不是很好的选民。后来,他才逐渐意识到选票是最重要的「饭票」,人生没有比权利、比选票更重要的「饭票」了。二零一零年底的一天,他在微博上写了句「我要参选人大代表」。SOHO中国的老总潘石屹看到他的「参选」微博,立即发了多条微博,教他走什么程序会更好。他那条微博转发率特高,不一会就有八千多条。不过,不久他的那条微博竟然被「和谐」掉了。

  李承鹏说:「其实,我是个很温和的人,我只有生活主张,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天下大事,油盐柴米,我们只是讨生活而已。我只是行使一个公民很简单的想法。问题是,执政者连这都接受不了,刘萍这类事件发生,令我反而认真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建嵘也发微博鼓励我参选。我原本想低调,想安全些,顺利些,不想面临有"中国特色"的压力,选择时机再公布我的参选态度,于建嵘率先披露我的参选意愿,我不能不作确认。」

  他说,「被选举权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武器"。之前,我对《选举法》等法律并不熟悉,现在在学习宪法和人大代表选举法,发现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权利,我想实践一下,看看自己能否成为合格的人大代表。我以前是记者,现在是作家,应该说,对社会的底层还比较了解。我其实是个代言人,百姓有那么多想表达的,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平台」。

  韩寒愿站台助选

  据悉,李承鹏有了参选大纲,目标是「必须选上」,目前正组建助选班子,有学者、律师、文化名人组成顾问团,其中有学者于建嵘、导演冯小刚、作家韩寒,他们都愿意到成都为他站台助选。

  李承鹏将参选的是他所在的成都武侯区的区人大代表直选。他所居住的小区是知识分子、白领聚居的地方。他力求多多倾听选区居民诉求,希望能帮助他们与政府沟通。他将关注医疗、教育、农业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农业方面,农民种了水果、蔬菜,卖得很便宜,到了超市价格却很贵,政府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减少流通环节。关于这些问题,他都会有详细计划递交政府。他说,「这是一个浩大工程。我要代表人民说话。我们不外乎推动社会进步,普及文明。我们不只是要监督政府,更重要是帮助政府让选民、居民有更优质的生活,拥有应有的政治权利。政府与人民也不是对立的。微博能与选民很好地沟通,我也可以更好地接受选民监督。这事原本就不是洪水猛兽,只是有些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有点过度紧张。目前,没有任何
方面跟我打招呼,给我压力」。

  正在台湾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受邀从北京到台北参加学术活动。五月二十九日,他接受访问时说,今届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七月各地陆续开始,但现在已经极为热闹了。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作选举试点。二零一零年选举法修改,增加了一个章节,关于选举委员会的。其中有一条规定,选举委员会应避免人员冲突,要实行回避政策。选举由人大领导,但人大主任、副主任又都是代表,按回避原则,他们就不能「领导」这场选举,包括党委书记。要回避,就令当局不知该怎么办,必须回避,又不知该怎么回避。江西省新余就选择一个区作试点。

  李凡说:「没想到,随着社会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大。老百姓用尽一切所能用的办法,除了上访,除了围攻政府,除了法律诉讼,还有就是参选人大代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的试点,竟发生独立自荐候选人刘萍事件。」

  刘萍是江西新余钢铁厂的职工,二零零九年内部退休,几年来一直为带薪休假和享受加班工资而维权。这次区人大代表选举,刘萍觉得作为一名普通工人维权太难,于是就产生当人大代表的想法,她的想法得到很多市民和同事支持。刘萍说:「人大代表的权限是非常大的,可以联名罢免不合格的领导,联名提议检察院副检察长、法院副院长等。我的权利一直被侵害,我被代表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利用手中的武器,也就是选票来捍卫自己尊严。」刘萍的联名推荐人超过法定人数,但她最终没有进入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投票日前几天,刘萍遭警方约谈而「失踪」了,直到选举完才重获自由。此事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经过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当地官员不得不出面解释,可是质疑声依然不断。

  新华社报道说,依据江西省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选举工作指导组办公室透露,刘萍未被列为候选人,是因联名推荐她的人数不够选举法要求,共有十七人签名推荐刘萍作为代表候选人,其中五人不是选区选民,三人退出签名,二人在新钢选区查无此人,所以有效推荐的只有七人,没有达到法定十人以上的人数规定。不过,这种说法广遭质疑。

  深圳电视台支持刘萍

  李凡说,前几天他在深圳,电视台播出刘萍事件,先说了新华社的报道,最后播出一个画面:十五个推荐刘萍的选民的签名信原件,还说「经确认,这十五个选民符合规定」。深圳就不信新华社的报道。渝水区至少有四五个独立候选人,有的是上访人,有的是工人,他们遇到问题却无处申诉,于是就自荐参选人大代表。新余的渝水区开展试点,原本是关于选举委员会的,但当局没想到,竟出来一堆独立候选人。对此,中央都不知该怎么反应。全国一批主流媒体记者争先赶去新余采访刘萍,纷纷报道事件,令当局措手不及。这就像二零零三年换届人大代表选举,深圳、湖北和北京等地出来一大批自荐候选人,热闹异常,学者举办研讨会,零六、零七年换届选举,当局下了不准这不准那的规定,将选举控制住了,自荐候选人一个一个被去除
了。当局原以为今次换届选举也能控制,未料刘萍事件刺激了各地选民。

  李凡说:「网络公众人物参选人大代表,是合法、正常地行使公民权利,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进步。运用微博表态参选,表明中国百姓有政治参与的意愿,却没渠道参与,自荐参选成了重要渠道。到今天为止,中央对此没有说什么话。」

  原载《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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