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3日星期四

施卫江:我的人生感言

  孔老夫子说,50岁"知天命",意思为,人活到五十岁就知道了天地万物的全部道理,接下来,后半的人生该清楚明白了怎样去过。我想,这么认识可能是古人的自负,更可能是,古时候社会结构非常简单,人们的社会交往圈子狭小,书本知识十分有限,视野闭塞,所以,人生年过半百就自以为获得了对于宇宙人生的充分认识。

  当人类进入了21世纪时候,人们常说,是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今天,一个普通的高中生所能掌握的科技知识远超过了大科学家牛顿所拥有的,但是今天的学生即便学历达到了硕士、博士学位,也未必能寻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其实质是,一个人的学习速度远远抵不上知识、信息增长的速度,庄子早就悟道了:"生也有涯,知也�涯。"但与消极悲观的老庄道家不同的是,努力进取,"终身学习"的概念在现代西方社会深入人心,缘故在此。再说,现代社会中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很多,退休年龄也大为延迟,这样,人生的"老中青少"等年龄划分该重新评估,50岁的人士算来,正处于生命价值的旺季。

  昨天正好是我的五十岁生日,属牛的生肖,对于我来说,人生之路尚远未展开呢,我的"天命"之知,还在上下求索,生涯也在重新起步。我的前半个人生充满着坎坷和曲折。中国的算命学上说,属牛的人大多是大器晚成型。我年轻时候不相信这种"封建迷信",随着我的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我渐渐悟道了,"算命"似乎有些道理的,我的人生成才之路和成家立业看来只能是在后半生渐渐开展起来。这种发端于东方远古时期的玄学并非为现代西方的科技所能"理解"或是"覆盖",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和规则体系,两者不能简单地相互通约。正如Claude Lévi-Strauss说,远古时期人的原始思维远非能够为现代人所理解。今天的人们需要对古老的玄学保持谨慎的态度去理解,去重新阐释。

  人生如同棋局。我将社会生存竞争以及人生观与之整合过程比喻为陆战棋游戏,陆战棋的弈道是:使布阵和行棋上成全为"以强凌弱"的有利态势,使己方的强子(比喻指人的个性、能力上优点)不断吃掉对方的弱子(指人的弱点),同时得规避己方子力的软肋,以免弱子抗击强子,并且避免己方强子授以敌方弱子成"同归于尽"的局面。

  我自喻为陆战棋中的一颗重磅"炸弹",是枚颇有潜在价值的子力,但它的优势仅在于与对手的高价值目标如"司令"、"军长"等打交道时候体现出来,而忌讳与低价值的棋子如"工兵"、"排长"等相碰撞。悲乎!我的人生棋局的开局几乎全由他人强权来代办布阵的,我的生存空间四周被布满了最最低级廉价的"工(农)兵",这枚"炸弹"被勒令得与彼等大批量的"工(农)兵"去遭遇去相碰,去"打成一片"――改造世界观,为此差点为"无物之阵"(鲁迅语)所沦陷,乃因彼等尽为"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据说还配备有"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极其优先地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因为在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左倾价值体系里"费厄泼赖"应该是不可行的,这样就为彼等施展"同归于尽"的拳脚提供了大舞台。

  我投胎欠佳,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婚了,我的居所被判给我母亲所拥有,于是我成为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跟随着父亲到处去流浪,寄宿,漂泊不定,寄人篱下。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的上海,虽说是全中国最为富裕的城市,但是在市区的市民的生活其实并不好过,至少在居民住房的问题上,有数据表明,是最最糟糕的,人均住房面积长期位居全中国城市倒数第一名。在计划经济最为完善的上海,没有、也不容许住宅房屋可供出租,不存在房东房客的概念。这样的糟糕落实在我施卫江的份儿上,更是显得突出,这就是无屋子的流浪者窘况。我从三岁起到十岁止,过了多年的流浪生活,最终落户在上海滩上的苏北人棚户区里。在这种棚户居民小区里,居大多数户籍的是苏北籍人士,他们相当普遍地是以其粗鲁野蛮暴虐卑劣下流无知来塑造自
己的形象,即使是非苏北籍贯的棚户居民,也比较接近于此等品行,正如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德国人恩格斯所批判过的那样,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格拉斯哥的棚户区中居民,其品行和德性大多是相当的劣等,"总之,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而苏北籍居民恰恰是凭据着这等品行,惟其如此,方才为毛派的共党主子们所青睐,视作为"上上品"――是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是"大公无私"的,"大老粗光荣",该去"领导一切"。而我与我父亲二人,既非"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又非苏北籍贯,这样,在棚户区居住小区中成为了"少数民族"中的"异类分子",饱受欺凌。因为中共执政,向来有一套"民主集中制"的理念,以"群众"的名义来制约"一小撮"分子。更何况在上海这座城市,共产党执政理念中,还有一套潜规则的"性
政治",表现非常突出,"狮子型社会"(参阅拙笔:《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构建的女男性别压制笼罩在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中,而我的家庭户口中仅有男性公民二位:父亲和我,这样,更加成为了政治上的弱势者,加重了弱势份量。

  为论证"炸弹"与"工兵"之间的价值区别,我简要提供这样的信息对比:当我还是一位中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即在1976年的9月22日,混世毛皇刚去见马克思不久,我被共产党专政组织以政治的罪名抓捕坐牢,与此同时,许多与我同龄或接近年龄的男性邻居大批大批地去坐牢,他们是犯了刑事罪,如偷盗抢劫强奸斗殴等等。

  我饱受劣等品行者的欺凌和压迫,还不仅是在居住环境中,还在于学习和工作环境中,即我上学的小学和中学,再加上我在大学刚毕业之后进入工作的工厂,都是棚户区居民多数。换言之,我这颗"炸弹",在我的人生棋局的前半期,遭遇到的是大量的"工兵"。可是我的这些遭遇,即人生弈棋的开局,全都是由他人来为我操控办理的,我自己毫无选择的权利。

  进入了新世纪,我的人生有了新气象,因为我拥有了相当的自决权,于是我决定为我的人生重新投胎一次,我于15个月之前终于来到了自由平等之邦――美国。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我的人权有了保障,人生重新起步了,焕发出青春的光芒来。我的价值为美国的民运界所肯定,民运大腕王军涛评介道:"替天行道,乃知天命。"

  昨天晚上,在纽约法拉盛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办公室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高朋满座,欢聚一堂,笑声、掌声、欢娱声不断,大家为我的五十大寿举办了隆重的生日晚会。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愉快时刻,在吹生日蛋糕蜡烛的片刻,我的笨拙动作为好友高平先生瞧见,他看出了我缺少这方面的经历,这确也证明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欢乐过这样的愉悦场面,同时也表明了,我已经融入到新的社会,新的群体,新的生活之中。

  我的人生格言:我思想,所以我活得有意义。

  施卫江

  于纽约20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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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中共应尽早启动最低限度的政治体制改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江西抚州政府楼前三声爆炸,迎来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的大喜日子。成立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有很多巨大的成就可以自豪地加以回顾,但更应该总结教训,开拓新路,否则,很可能走上国民党的老路。

  中国共产党应该尽早启动最低限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能继续只打雷不下雨。只要设计好合适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并不会引发天下大乱。

  中国政改不必也不应该一步到位地实行西方式民主,而可以分三步走:限制官员个人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执政党自身的权力。

  前面一步改革可以为后面的改革创造基础,后面一步的改革可以巩固前面的改革成果。

  很多人认为政改道路应该相反:首先应该限制执政党的权力,然后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这在理论上"看上去很美",但可操作性很小,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却很大。中国动荡既不利于中国人民,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动荡中的人民会呼唤强者上台收拾局面,而原教旨主义者是最强硬的。我们应该在中国现有的社会环境中探索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而不应该把中国当做一张白纸,直接画上最新最美的图案。

  官员个人,尤其是各地各级党委书记的权力无限膨胀,独断专行,是中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在战争时期和经济建设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把手大权独揽的确能提高决策效率,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远远大于带来的好处。

  限制官员个人权力,不应该靠官员的自觉,而应该靠制度。应该实施官员"连锁问责制"。党委成员(包括党委书记)犯错,党委其他成员也应该受到一定的惩罚或降职降级处分。这可以迫使党委成员平时就相互监督,相互批评,相互制约;在对方屡教不改的情况下,还可以及时向上级(包括越级)或向社会舆论检举揭发。

  为了防止党委一班人相互勾结,共同腐败,或合谋对抗上级指示,可以明确规定:第一个向上级(包括越级)或向公众举报或揭露阴谋者可以减轻或免于处罚,甚至可以获得奖赏(提拔等)。

  这将使任何阴谋团伙都变得极不稳定。从此也无人敢向别人提出共同犯错或犯罪的建议,因为对方随时可能去举报,以换取自己的晋升。实际上一旦实行了这种制度,从此任何人都不再敢相信提议共同犯错犯罪者的诚意了,因为后者很可能是在"钓鱼"。

  党委内部的监督和制约,可以在坏事发生之前就生效,没有损失或损失很小,效率也高。现在通常的"流程"是:在坏事发生后,受害者终年上访、四处发帖,终于有新闻媒体报道,其它媒体陆续跟进,导致全国舆论哗然,最后引起中央高层震怒,派工作组调查解决、赔偿受害人。这不仅不能完全弥补受害者的损失,而且给执政党的形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冤情石沉大海,无数受害者及其后代和他们能够影响的人,构成了对党的执政基础最大的威胁。他们虽然沉默,但他们是干柴。

  应该坚决落实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明确规定重要决策必须经党委成员无记名投票表决。上级应该派员监督表决过程,保证表决结果充分反映党委全体成员的意志。也可以由基层党员、退休官员、社会贤达或新闻记者监督表决过程。监督者不介入表决内容本身,可以用代号代表具体事项,监督者只知代号,不知对应的内容。

  党委书记的投票权可以稍大,这既能体现党委书记的主导作用,又能使之受到党委绝大多数成员的制约。假设党委成员共有九人(包括党委书记),如果党委书记在投票时拥有三票,其他党委成员每人一票,那么,在投票表决时,即使只有三人支持党委书记的决定,另五人反对(票数为3:5),党委书记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三票使自己的决定得以通过(最终的投票结果是6:5)。这体现了党委书记的主导作用。

  但在绝大多数党委成员反对党委书记的决定时,例如只有两人支持党委书记,另六人反对(票数为2:6),那么党委书记的决定就无法在党委通过(最终的投票结果是5:6)。这体现了党委集体对党委书记的制约。上级可以通过微调党委成员,来轻松有效地控制下级党委。这对工作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党委书记被双规、空降新的继任者所造成的震动。

  中国的其它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应该进行类似的改革。

  中国现在"党""政"两强一体,做好事时,雷厉风行,效率很高,皆大欢喜,但如果决策错误,祸害百姓利益,却无人能够制约。面对强大的党政混合体,作为受害者的民众根本无力抵制,除非组织大规模抗议行动。如果受害者是少数个人,无法动员大量人员举行抗议,则往往选择实施暴力抵抗,他们或自残自杀,或袭击政府官员。这是中国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暴力事件急剧增多的根本原因。上级和中央忙于自己分管的事务,不可能接到民间举报就立即派人下去调查和纠正,因此不能依赖上级来进行日常的制约,更不可能奢望上级进行超前的预防性制约。

  因此,最好的制约办法就是党政两强拆开,即党政分开。党政分开不是党组织放弃对政府的领导,而是用党组织去监督和制约政府,利用其对政府官员的人事控制权力,实施对政府的控制。对党组织,只要求其保一方平安,不考核当地经济指标(GDP 等)。

  党政分开,首先是政府官员不再兼任党委成员(现在的通行做法是政府第一把手(市长、县长等)兼任党委副书记,部分党委委员也在政府里任职),其次是在财政来源上相互独立,党组织的财政直接由上级党组织拨付。

  党政两强分开之后,民众面对的不再是党政一体的超强势力量,而是两个相互牵制的强者(虽然不用 GDP 等经济指标考核党组织,但合理地、适当地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就业率和民众收入水平,也有利于保一方平安,符合党组织官员的政绩需求,因此政府对党组织也有一定的牵制作用)。这样,民众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

  在这个新的政治框架稳定之后,党组织对政府的制约手段,可以逐步从直接任免政府官员,稳妥地过渡到通过在人大中控制的人大代表,以人大为手段,间接地监督和制约政府。现在更换政府官员,虽然也会走人大程序,但实质权力掌握在党委手里。通过党组织控制的人大代表去制约政府,才真正理顺了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党政分开后,党的机构可以逐步和人大机构融合,例如党委书记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党委政法委书记担任人大政法委主任,等等(当然需要经过必要的程序)。简单地说就是:"党政分开,党人合一"。

  至此,第三步政改已经水到渠成。党组织在稳定地控制住人大之后,可以逐步放开人大代表竞选。党组织不应该把人大代表选举看做是很可怕的事情。党组织完全可以也应该派出自己的优秀党员干部,在平时就深入选民,为民众服务,积累民意,在人大选举时赢得当选。

  我们必须改变一个旧观念:"人大必然要站在党的对立面上的"。这一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人大不应该站在党的对立面上,而应该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党组织应该上承"天意",即领会掌握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方针政策指示,下接"地气",即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了解民众要求,然后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地人民的利益诉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自己控制的人大代表,利用中国宪法授予人大的巨大权力,以人大为手段,去督促政府实现党的宗旨和人民的利益。

  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新观念:"人大不仅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机构,也是中国任何政党获得执政权的渠道"。人民是无法直接行使权力的,人民必须委托政党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中国宪法规定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一个政党在人大中占据和控制多数席位,就是执政党。显然,只有树立了这样一个新观念,我们才能完全理顺党-人大-宪法之间的关系,从而名正言顺。如果始终把人大放在党的对立面上,始终把人大作为党组织必须提防的对象,那么党将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上,永远名不正、言不顺。党对人大最好的领导方式,就是党控制着人大的多数席位。

  我们不应该把"轮流执政"当做洪水猛兽。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新观念:"执政权是可以分解的"。执政权既有全国层面的执政权,也有地方层面的执政权。一地党组织没有把工作做好,人民群众在人大换届选举时把票投给党外人士,使当地党组织失去对人大的控制权,失去在当地的执政权,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这种事情的发生,可以像鲶鱼效应那样,使其它地区的党组织警醒,检讨自己的工作,改善自己的工作,重视人民利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努力为人民服务,从而使自己的执政权更加稳固。失去执政权的地方党组织,也会同样如此,从而在下次人大改选时,重新赢得多数席位。

  人民群众如果对当地党组织的工作不满,人大换届时除了选举党外人士,也会选举非党组织推荐的中共党员。只要人大里的中共党员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党外人士仍然占多数席位,那么中共仍然掌握着当地的执政权,不过是掌握在一群受到老百姓认可的中共党员和党外人士手里。这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整党,上级党委可以在这些党员中挑选党员,组成新一届的地方党委;还可以把既拥护共产党领导、又受到选民支持的党外人士,发展成为中共党员。

  中国共产党能在解放战争中以弱胜强、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包括"首都"延安。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更应该有这样的魄力。党中央不应该为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员买单,不应该为了勉强保住在该地的执政地位,而姑息犯错官员,失去人民的信任。人民的支持才是执政地位最根本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的大国,而不是一个只有两千万人的小岛。地方执政权的转换,不仅不会影响最高执政权,反而会因为其推动了各地各级党组织改善工作,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从而使党的全国执政权更加巩固。其中的辩证关系不难理解。

  人民可以自由选举自己信任的人担任人大代表,体现了人民对执政党的制约。做到这一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无数革命先烈的民主理想就基本实现了。

  中国的政改有没有可能进行?我们首先要改变思想观念,不要把执政党看做是铁板一块。党内存在着多种对立的力量,例如:有权力贪污腐败的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权力贪污腐败的多数普通党员和干部;有权力有机会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有权力但无机会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有权力有机会又敢于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有权力也有机会但不敢或不愿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等等。制约官员个人的权力,既能得到后一种党员干部的支持,也能得到上级和党中央的支持,他们至少不会强烈反对。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为了政权的稳固,他们也希望下面的官员比较收敛。

  前面的改革,如果能够显著缓和社会矛盾,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其成效将给予执政党以鼓舞和信心,愿意和同意在条件合适的地方和时间,逐步推动后继的改革。

  当然,中国政改的根本力量来自人民。我们应该对当下存在的问题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应该肯定党的每一点一滴进步,同时保持积极的、建设性的压力,不断推动党向前进。我们应该使用持久的、韧性的"挤"的方式,而不是突发的、暴烈的"撞"的方式,去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

  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上海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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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怀念蒋介石

  文抄公按:这篇文章三番五次被不同的人贴在博客中国。今年3月16日被一个叫蓝晶石的贴出,题为《颜昌海:为什么要怀念蒋介石?》,浏览者5743,献花者1281,扔蛋者11;最近6月9日,一个叫易申候的,在博客中国上再次转载此文,不知从哪里转来的,长了许多,而且显示原文的浏览高达86394次,评论266条;而这篇转贴的文章,才一天时间,浏览者5535,献花者1676,扔蛋者7.看来,中国大陆虽然左派声势高涨,但是读者怀念蒋介石的人也越来越多。

  蒋介石对大陆和台湾都有重大贡献,功勋难以湮没,值得所有的中国人怀念、追思,尽管他还有很多错误和不足。蒋介石是抗日英雄,是国家的功臣。蒋介石对1949年后台湾的建设和守卫也是功不可没,台湾民进党搞"去蒋化"遭到冷遇就是证明。

  蒋介石,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但几十年来,大陆官方谴责他是"卖国贼""人民公敌",说他抗日中推行不抵抗,使得一些歪曲的观念在大陆多数人的头脑中已经生根。重新审视历史,人民发现,是他领导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最坚定和最顽强的抗日民族英雄。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曾在一份批文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说与日本和谈的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其中可见其对抗战的决心与态度。

  蒋介石的日记被其后人全部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最近,蒋介石1917年至1945年的日记已对学者开放,从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人品超群的人。他如何修身,如何励志,也值得后人特别是青年人学习。蒋介石从1917年开始,几乎每天写日记,连续55年,不但记录政事,也有私生活。他的日记不但成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还成为人们认识他内心世界的重要入口。蒋介石心怀坦荡,日记中不但有他的功绩,也有他的败笔和寻花问柳的丑事。从他的部分日记,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愿意而且勇于向历史负责的人,他的内心是光明的。他思考的是中国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势力和地盘。这样一个有着伟大功绩,品德高尚的人,应该是中国20世纪的伟人之一。

  回顾中国几十年来,一些被誉为"伟大"的人物,他们有蒋介石的功绩吗?他们有蒋介石的人品吗?他们敢于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书写下来,留给后世评判吗?他们留下的只是是经过再三斟酌、高级秘书润色甚至代笔的文选,有些还是会议讨论的结果。他们不敢也不愿向后人负责,向历史负责。他们朝思暮想的是权力,他们把用暴力夺来的权力当私有财产,不但想守住权力,还想死后谁来继承权力。对比之下,蒋介石为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人物。

  蒋介石(1887年-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是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他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领导北伐,统一了中国,其后领导伟大的民族圣战抗日战争。

  由于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创建者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它四国为美、英、法、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亡国(或亡朝):其一是宋,其一是明。唯一没有亡国(或亡朝)、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就是中华民国。有经济发展、军事技术优势尚且败于蛮夷小邦并亡国(或亡朝)灭身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反侵略人物,都能被称为民族英雄,那么在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内讧连连、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领导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击败用坦克、飞机、战舰武装起来的工业大国日本,最终赢得胜利的蒋介石,怎能不是民族英雄!

  就二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大国,在欧洲除了苏俄,在亚洲除了中国,没有不亡国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而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中华民国领袖――中华民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反法西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又怎能不是民族英雄!

  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各式各样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割据势力,对如何扩大自己的私人武装与地盘向来是处心积虑,但对如何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维护国家主权、加强民族团结则缺乏热情,套用古书来说,就是"喜则连横抗上,怒则竞力相拚",完完全全是一盘散沙。当此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而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
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若不是民族英雄,那么,世界上还有谁敢称民族英雄?!

  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战时领袖和他拥有领导抗战的功绩,还在于他是那一场伟大抗战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他在"8.13"抗战中,曾数次冒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其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而这,在所有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遥坐衙内,指挥虎门销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可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亲赴前线的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更是民族英雄中的大英雄!

  中国军队正是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民族圣战,在一个极端贫困弱小的农业国家,中国军队凭借血肉之躯与顽强的民族斗志与强敌周旋,以冷兵器参与现代化战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由最初的空间换时间的非对称的拖延战,最后发展为逐渐对称的反击战。这支军队是伟大的,统帅这支军队的蒋委员长更是伟大中之伟大者。当时中国国民之抗战勇气不曾有丝毫之泯灭,当时中国军队之抗战勇气亦不曾有丝毫之泯灭,就因为中国还有陪都重庆在,重庆还有蒋委员长在。蒋委员长以坚强的毅力和决心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领导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率领一支四分五裂的军队实现一致对外的民族圣战,其功其德,翻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唯有他一人而已。

  对于抗战,大陆早年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吹的神乎其神,其实他只不过是拾蒋介石的牙慧而已。蒋介石在1937年12月17日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就表示:"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人人敌�,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之内国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抗战初期,蒋介石领导中国军队独立抵抗日本。被大陆吹得厉害的平型关大捷,仅仅是蒋介石领导下数十次较大战役的一部分,林彪歼敌不到1千,而国军歼敌8千5百多人。1938年4月,国军在台儿庄大胜,史称"台儿庄大捷",歼敌近1万2千人。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击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等国同时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成为同盟国成员之一。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蒋介石受推举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同盟国军队作战。1月4日,国军在长沙大胜日军,日军5万7千人阵亡,史称"长沙大捷"。

  1942年10月初,蒋介石敦促美国率先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各国陆续与中国复位新约,危害中国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蒋继任国民政府主席,并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责任。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前往埃及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举行开罗会议,主张"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会后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此时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蒋于翌日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宣示与人为善,劝勉国人不念旧恶,不对日本采报复措施。9月4日,蒋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

  1969年9月16日,蒋介石在阳明山遭遇车祸,身体状况自此大为衰退。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午夜十一时五十分,蒋介石因突发性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

  蒋介石坚忍不拔,在孙中山之后领导国民党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重建了中华民国。

  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是民族英雄。中共领导人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首次公开承认"国民革命军也是抗日战争的主导力量"。大陆民众更逐渐认识到国民革命军是在蒋介石领导下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主持制定并颁布了基于孙中山"五权宪法"理想基础上的1948年《中华民国宪法》。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称这部宪法是"比美国宪法还民主的宪法"。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湾人民至今怀念对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首先,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是蒋介石光复的;其次。建设方面除了土地改革、9年国民义务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政府刚迁台、韩战方酣的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蒋介石还支持妇女解放、废除养女制,对台湾的人权进步有很大贡献。当初若没有蒋介石保卫台湾,台湾可能已沦入铁幕,也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达与教育普及。蒋介石努力以台湾为中华民族复兴基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精华得以在台湾保存,未受毛泽东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

  蒋介石一生致力维护中华民国法统,不论是刚迁台的危机期或是之后的安定期,坚决反对台独和国际托管台湾,重视中华民国利益及台湾人民意愿,是真正的爱国者。

  几乎所有跟蒋接触过的中外人士都不否认蒋品德上的优点。蒋介石日记自1915年至1972年健康恶化为止长达57年之久,此等自律、有恒之功夫,连许多学者都佩服不已。

  西方史学界对蒋介石如此评价:"律已甚严"、"生活节俭",有"钢铁般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各种伟大优点,使他成为一个忠诚爱国的、不与人同流合污的和足智多谋的领袖,他百折不挠地决意保持其它国家的独立,不受任何外国控制,一心要为他宪政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中国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根据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原则,根据改朝换代后不用政治力量污蔑对手的中国历史学传统,再参考大量的国府档案,可以确认蒋的失败不只是蒋个人的失败,蒋的失败可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的重大挫折,共产主义的暴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牺牲了大批国共双方的菁英份子,这股逆流饿死了数千万善良百姓,这股逆流让中国社会倒退了几十年。最后,大陆不得不放弃了斯大林共产主义,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以致于虚耗了几十年后一切从头开始。

  现在,人民怀念蒋介石,就是对这段历史反省后的自觉行为,"往之不谏,来者可追"!

  来源: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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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三峡工程毁坏了立国根基

  二○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有条件地将三峡工程的一些不利影响摆到公开的媒体平台上。这条消息对中国民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惊。从一九九一年到二○一一年这二十年,中国老百姓常常听说的是「三峡工程防万年一遇的洪水」,「三峡工程照亮半个中国」,「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三峡工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建成」,「三峡工程创造N个世界第一」,「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百年的梦想」,「高峡出平湖,梦想成真」……这一系列的片面宣传,通过无数次的重复,灌输给了百姓。现在突然听到三峡工程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如移民安置问题、生态环境破坏、地质灾害频繁、长江中下游航运受阻、上下游供水矛盾等等,而且还是出自国务院之口,就像当年听到毛泽东的最亲密
战友和接班人林彪突然成了「大卖国贼」一样,简直难以接受。

  如何认识三峡工程

  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建设三峡工程的目标是防洪,发电,航运和南水北调,为了减少水库泥沙淤积,实行「排浑蓄清」的运行方式。其实三峡工程的目标是互相矛盾的,目标和「排浑蓄清」也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实现。从二○○三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的运行来分析,唯一能够实现的目标是发电,而防洪,航运和南水北调目标则无法实现,「排浑蓄清」也被二○○八年和二○○九年的向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正常蓄水位线冲击失败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一边是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大约每年二百亿元的发电收入),另一边是为此的付出:几百平方公里土地被淹没;超过一百四十万居民被迫搬迁,处于无出路的状态;近百种稀有和地区特有植物和动物种类受到灭绝的威胁;河流自净能力减弱,库区发生富营养化现象,水质污染,老百姓不能把三峡水库的水当作饮用水源;水库和上游河道的泥沙砾石淤积,重庆港被淤积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三峡库区及上游洪水威胁增加,百年洪水淹没线持续上升;地震、滑坡、岩崩地质灾害增加,近期内,巴东、巫山、秭归新城必须全部搬迁重建,部分公路桥梁也必须重建;泥沙砾石不断淤积增加,水库水位持续上升,波浪淘岸,新的滑坡、岩崩不断产生,三峡库岸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受水库影响,气候发生变化,蒸发增加,降雨模式发生变
化,极端气候出现更加频繁;受三峡水库水位人工控制变化的影响,海拔一百四十五米至一百七十五米之间出现动植物死亡的消落带,这一带将成为瘟疫和传染病流传地区……。三峡工程的利弊,孰大孰小?这本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三峡工程的决策错误有多大?

  一句箴言:「圣人出,黄河清」,于是有了黄河三门峡大坝。毛泽东几句诗词:「高峡出平湖」,又出了个长江三峡大坝。按照「高峡平湖」的原则,中国政府在三峡库区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处标出了红线。在红线下的居民为移民,移民安置在红线以上的地区�行。通过二○○三年来的蓄水实践证明,三峡水库不是平湖,而是斜湖。水库的水力坡度随着水流量的大小而变化:流量大,坡度大,流量小,坡度小。目前水力坡度基本和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预测的在二十年一遇洪水流量时的水力坡度万分之零点七一致。当二○一○年七月出现十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时,三峡坝前水位和重庆水位达三十八米。如果未来出现百年一遇的洪水,三峡大坝发挥防洪效益,动用全部防洪库容,坝前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水淹重庆是必然的结果。

  必须指出的是,泥沙组预测的水力坡度万分之零点七,是三峡水库形成后初期的状态,此时三峡水库处于严重淤积状态。而要让三峡水库恢复到冲淤平衡的状态,这个水力坡度必然要变大,向建坝之前的万分之二回归。否则三峡水库永远处于淤积状态,直至水库淤满为止。

  「高峡出平湖」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到底有多大?按照一位名叫伊文的网友的说法,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三峡工程毁坏立国的根基

  之前,笔者一直以为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是工程技术上的争论,而且也是致力指出技术上的一些错误,如过高估算了三峡船闸通过能力等。自从看到伊文的评判后,觉得很有道理。笔者认为,三峡工程毁坏的不仅仅是母亲河长江的生态系统,而是立国的基本原则。

  有人说,三峡工程经过全国人大代表审查批准,是民主决策的结果。根据李鹏日记透露的实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担心全国人大代表投票反对三峡工程,江泽民自告奋勇地到全国人大召开党员代表会议,要求党员代表投票支持中央的决定。最后全国人大三分之二代表表示同意,这和共产党代表比例基本一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是批准一个工程的必要条件,而一九九一年一月国务院是在无有效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情况下批准三峡工程的。国务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已经构成事实。

  用三峡工程当试金石,考验地方干部是否对中央政府忠诚。威胁地方政府官员,不许说出安置移民容量的真相,妨碍三峡工程决策者,就地撤职。

  干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撰写的独立性,强迫更改生态环境组的报告和报告结论,将弊大于利改为利大于弊。

  违反科学报告的审查程式,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人又成为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人,使审查失去公正性。

  利用社会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将三峡工程反对者抓入监狱,焚烧反对派意见的书籍,对反对派在政治上施加迫害,不让反对者有发声的机会。

  三峡工程审批之前,由中宣部组成「4836」办公室,组织大规模的宣传并审查有关三峡工程所有的稿件,包括社论、评论、通讯、专访、新闻等等一切文章。片面的宣传导致了错误的决策。

  暴力拆迁和征地始于三峡工程

  中国百姓现在憎恨暴力拆迁和暴力征地。而暴力拆迁、暴力征地正是从三峡工程移民开始的。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凌驾宪法之上,禁止移民依据法律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动用国家机器,将反对的移民抓入监狱。迫使移民走上刺杀移民官员的极端道路。

  中共又制定不合理的移民政策,为三峡移民子女高考加分,破坏「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现在,三峡工程的移民红线从原来的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二米。《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重点就是安置由此而产生的新移民和受滑坡威胁的居民。就像《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成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一样,这些移民就不再是三峡工程的移民,而是三峡(地区)的(生态)移民,他们的子女不享受高考加分的待遇。这对于三峡工程的新移民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现在正展开「正名」的抗争。

  中共对三峡工程的种种恶行,罪无可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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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2日星期三

叶檀:用民富国强驱逐国富民弱

  国富民弱还是民富国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富国强是公平、高效的发展路径,但现实中,中国走的是国富民强之路。这条路从民国开始一以贯之,所谓国富就是国家掌握财富分配权并最终掌握财富,所谓民强就是民众拥有新文明观与强健的体魄,梁启超的"新民"甚至文革中的"文化"革命,就是民强的极端实践。

  我们之所以走上国富民弱之路,根本原因在于对政府的无限信任和彻底依赖。

  政府掌握大宗财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年5月全国财政收入单月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34%,1到5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到4682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349.67亿元,增长32%.这比去年前6个月还多出3000多亿。虽然今年货币相对紧缩,企业赢得预期下降,显然没有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

  政府享受社会财富大头由来已久。引用一组公众耳熟能详的数据,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之低,财政收入增长之快,令人瞠目。

  国富是表像,实质是大政府。政府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政府所掌握的财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修建的基建工程需要几十万亿的资金,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也需要上万亿的资金,政府以占用财富的方式为大众服务,何罪之有?

  此论似是而非。政府在财富占用上具有钢性色彩,滚雪球效应的自我壮大过程,很难想像政府部门会主动下调运营费用,即便是中央提出也会在各部门、各地方的扯皮中消泯于无形。

  由于政府事无俱细面面俱到,导致公务员人数与行政成本节节上升。我国公务员报务考试人数说明了一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象地说明公务员铁饭碗再次受到追捧,而市场受高等教育人士冷遇。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指审查合格,下同),2009年为105万,2008年为80万,2007年为60万,2003年8.7万——7年间,希望通过"国考"成为公务员的人数,增加了将近16倍。

  公务员人数上升不仅占据了中国优质的人才资源,还使行行政费用大幅上升。根据胡联合等人的研究,按财政支出功能分,1978—2006年二十八年间,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费从52.9亿元快速上升到7571.0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行政管理费指数从100(本文所指各种指数均以1978年=100,以下省略)上升到3300,即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了32倍,年均增长率13.3%.同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从100上升到1334,增长12.3倍,年均增长率9.7%;国家财政收入指数从100上升到789,增长6.9倍,年均增长率7.7%;国家财政支出指数从100上升到830.7,增长7.3倍,年均增长率7.9%.从1978-2006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倍数比GDP、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倍数分别多19.7倍、25.1倍、24.7倍,行政管理费年均增长率比GDP、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é
�˜3.6个百分点、5.6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

  公务员太多、太能干,造成两个结果,一是行政效率低下九龙治水、八个部门治一头猪的现象层出不穷;二是公务员队伍自觉驱逐一切可能威胁到公务员队伍含金量的组织,比如NGO组织,或者把各个行会协会办成退休官员俱乐部,完成从入仕到退休之后的市场退路的一条龙体制。

  自成依赖、互相印证的结果是,NGO组织的脆弱使政府部门更加理直气壮地增加人手、增加拨款,眼皮子底下的现实就是如此。

  国富民弱导致官僚队伍庞大,寻租空间大增,衍生出的结果是在民间财富蛋糕中分配极不均衡。按照世行的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位居全球前列,必然导致治安成本上升,倒推大政府的出现。

  就目前而言,国富民弱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的内需经济的建设,近两年,刨除奢侈品之外的国内消费增长乏力,从今年一季度开始,随着汽车与住房消费的下降,消费增长疲态毕显。根据央行6月16日发布的二季度储户、银行家、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城镇储户过物价持续不满,房价过高仍是居民物价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74.3%的居民认为"过高,难以接受"。根据银联的统计数据,通胀上升时期,除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消费必然下降。我们口头倡导内需社会,但在实际上却以政府消费与企业消费取代了居民消费;以政府管控的企业投资取代了民间投资。

  国富的结果不一定好,民弱的结果一定不好。百年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内讧外侮,将中国捺入国富民强的既定发展轨道中,如今依然成为主流。而这一主流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观念不符,显然与公民社会的理念相背,显然与法治社会的原则悖离。有市场、有法治才有民富,有民营才有真正强健的民族。

  新民不在于观念,不在于灵魂深处的革命,不在于以颜色区分敌我,而在市场的产权基石。

  来源: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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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0日星期一

陈新焱:惟一一块没有防火长城的地方

  重庆"云特区"是中国唯一特批的"特别管理区",高墙内数据中心与国内互联网物理隔离,不经防火长城,通过专用光缆直接连接国际互联网。

  外商在这个"云特区"开展离岸数据业务,可以不经过国家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可以获得电信和数据营业执照,甚至可以对电信业务100%控股。

  想象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网络,没有绿坝,也没有防火长城,只要你愿意,几乎可以浏览任何一个想打开的网页,会是什么样子?

  在重庆,将有这样一个网络,纵横近10平方公里,它不与国内互联网相连,不经防火长城(GFW),通过专用光缆,从上海或者青岛,直接接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

  在这个特别的区域内,闲人一律免进。只有通过最严格的安检措施,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它的外围,是由绿色植物和铁栅栏组成的厚厚围墙。围墙之上,是密集的监控摄像头。要接近这片区域,大体和闯入美国白宫的难度差不多。

  围墙之内,是花园般的办公区,马路宽阔,绿草如茵,那些自由连接世界的上百万台服务器隐藏在一栋栋低矮的建筑物内,不分昼夜地运转。来自全球的海量数据在这里完成交换、处理、发送的全过程。

  这个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区域,有一个颇为拗口的名字――国际离岸云计算特别管理区。凭借这成片、大规模的电子硬件集群,重庆,这个偏居中国西部的内陆城市将在全球信息产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给部委出难题

  由于互联网监管制度等原因,中国内地在全球数据处理外包业务上的份额为零。

  重庆进军"云计算"的想法,大约起于期而至2010年10月。

  据重庆两江新区的一位领导透露,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重庆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彼时,"云计算"的概念正热。这项技术的出现被认为是继个人电脑、互联网之后"第三次互联网革命",它向人们展开了一幅美丽的图卷:在云时代,人们不再担心本地硬盘的容量大小和是否损坏,本地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也不再成为计算机应用的瓶颈。过去装在电脑机箱里的各个单独部件――存储信息的硬盘、处理信息的微型芯片、操控信息的应用程序――现在已分散在世界各地,通过互联网集成,供每一个人分享。通过云,可以实现运算资源的随时获取,按需使用,随时扩展,按用付费。就如同以前家家户户自己打井,现在有了自来水公司,在家开水龙头就可取水,而且,无限供应。

  正因为其巨大的商业前景,云计算已被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国家战略中。2010年10月18日,工信部确定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等5个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试点 (重庆不在此列)。随后,这几个城市都纷纷推出了各自宏大的"云规划"。

  据重庆经信委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在此背景下,重庆市经信委也提出发展云计算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想法迅速引起了重庆市领导的重视。

  然而,重庆的设想上报国家部委后,迎来的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决。

  重庆提出的想法是:打造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包括在岸的,也包括离岸的。

  前者不是问题,但是后者,在中国却几乎是空白――目前,欧美地区数据处理外包业务,40%在日本,60%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中国内地份额为零。

  这一方面与中国市场的发展滞后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颇为严格的互联网监管制度。

  按照相关规定,国外大型企业在中国开展电信和数据服务,必须经过国家关口局(也叫接口局,是负责与其他网络或者运营商的互联互通的端口)的信息检查,同时,中国的电信业务也不允许外资控股,这在客观上让一些外资企业"望而却步"。

  重庆要想设立这样一个云计算特区,等于是给国家部委出了一个大难题。

  但是,这个市场却巨大无比。进入21世纪后,全球资源争夺的焦点已经从石油、高科技产品和金融资金,延伸到数据资源的竞争。重庆市长黄奇帆曾公开表示,今后10年,全球数据处理量至少增加10倍以上,这意味着,欧美外包到亚洲的服务器,可能从过去的一百多万台发展到一千多万台,"这是重大的发展机遇,如果在新的市场格局中,中国内地的份额仍然是零,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破局之路

  与已经发展成熟的浦东和滨海新区相比,重庆的两江新区"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政策,我们如何赶上,甚至超过别人?"

  部委的否定并没有打消重庆的积极性,据两江新区一位参与方案制定的领导透露,为了说服他们,重庆经信委和两江新区的领导数次奔赴北京,解释重庆的构想。方案被否决,便回来重新讨论、修改,然后继续申报。

  据这位领导透露,国家部委最担心的,是信息安全问题;而重庆最终打动国家部委的,是两江新区的特殊地位。

  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是中国推进新十年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突破口,2010年5月初才被批准设立。成立之初,中央就赋予了其诸多"先行先试"的权利。

  成立一年来,这个新特区发展速度可谓惊人。以基建为例,2011年的投入就高达385亿,平均每天投入一亿多。几乎是两天削平三山头、一周推出一平原。

  这样的速度,既是为了迎接大项目的落地,也是为了弥补历史的欠账。

  在上世纪40年代,重庆也曾贵为"陪都",但在短暂的繁华之后,重庆便被划入四川,成为其管辖下的一个市,建设速度一直令重庆人抱怨不已。

  一直到1997年,为了解决大批三峡移民的问题,重庆得到了直辖的机会。从那时起,这个城市开始了看起来非常迅猛的发展。重庆直辖10年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解放后至直辖前48年的7倍。

  2007年,在重庆直辖市成立十周年时,它又成为了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三年之后,两江新区获批,重庆再次驶上快车道。

  从江北机场出来,一路上都是众多代表着这个城市心态的广告牌:"上海,上海"、"曼哈顿广场"、"国会山"、"到洋人街去"。从重庆最著名的景点――朝天门往后看,渝中半岛上让人窒息的高楼一座连着一座,不停地绵延生长。

  这个闷热多雾的山城只有快些,再快些,才能赶上那些已经现代化的一线城市。而这,也成为重庆拿下"云特区"的最重要理由。

  上述的这位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已经发展成熟的浦东和滨海新区相比,重庆的两江新区属于后来者。"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政策,我们如何赶上,甚至超过别人?"他反问。

  也正是这一反问,让工信部和国家安全部同意了重庆的设想。重庆的这个云计算基地,由此成为中国唯一特批的,高墙内数据中心与国内互联网物理隔离,不经防火长城(GFW),通过专用光缆直接连接国际互联网的"特别管理区"。

  据两江新区的一位领导透露,外商在这个区域内开展离岸数据业务,可以不经过国家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可以获得电信和数据营业执照,甚至可以对电信业务控股――哪怕是100%.

  重庆速度

  从提出建设云计算特区,到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批复,重庆用时不到半年。

  在重庆市此后对外公布的战略中,这一计划被打包成整合提升IT产业链的"云端计划"――"端"指的是重庆正在发展的各种终端设备,而"云",指的正是重庆正要打造的"云特区"。

  最近几年来,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趋势开始加速,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迎来了众多终端设备制造商。目前全球六大笔记本电脑品牌中的惠普、宏�、华硕等已经在重庆设厂,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和硕、仁宝等代工商和一大批零部件配套企业也开始进驻,使得一个笔记本电脑集群正在重庆形成。

  据重庆市政府测算,5年后,全球笔记本产能约为3亿-4亿台,而重庆将会占据1/3,也就是说,全球生产3台电脑就有1台是重庆制造。

  除了笔记本电脑,重庆在服务器、交换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产品上均有布局。上述的这位知情人士说,这些产业虽然渐成气候,但总感觉缺乏一个能统领全局的IT战略。"云计算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他分析道,云计算带来的最大机遇是数据处理业务的迅猛增长,重庆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发展云计算,意味着向产业链的上游再进了一步,"金融结算中心、智能城市、物联网等等,这些重庆之前力推的概念都可以装入云计算中"。

  也正因为如此,重庆市高层对这一项目的支持力度非常之大。

  据重庆经信委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在云计算项目获批之后,重庆成立了一个二十多人的云计算工作领导小组,市长黄奇帆亲自挂帅,组员们则从经信委、两江新区管委会等各政府部门抽调,专门推进这一项目。

  从提出建设云计算特区,到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批复,重庆用时不到半年。而在这一领导小组的推进之下,其招商引资的速度,更是让外界刮目相看。

  第一个进驻"云特区"的,是商务部下属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这也是国内唯一的政府综合性商务中心)。这个项目2011年4月初已破土动工,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斥资16亿。

  知情人士透露,这一项目的引进,得力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调任重庆之前,薄曾担任过商务部部长。

  5月份,两江国际云计算中心又迎来亚太地区最大的独立电信服务商――新加坡太平洋电信。根据协议,太平洋电信将投资1.5亿美元,建设离岸、在岸各一栋约1500个机柜的数据机房,约3万台服务器,并负责园区国际海缆的接入。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是太平洋电信继香港、深圳和天津之后,布局"云计算"机房的第四城。

  5月31日至6月4日,由黄奇帆亲自带队的重庆市政府代表团出访美国。考察,会见,演讲――整整5天时间里,黄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不停地向美国知名IT企业推销重庆宏大的"云端计划"。

  据当地媒体报道,重庆云计算产业已引起美国众多企业的投资兴趣,惠普、思科、易昆尼克斯等IT巨头均表示将参与重庆"云计划"建设。应黄奇帆之邀,思科总裁钱伯斯甚至还答应,将出任重庆市政府市长国际经济顾问。

  知情人士透露,招商的成功,除了一把手的直接推动外,也与重庆云特区采取的特殊制度有关――因为其保障了外商最关注的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同时又打开了中国数据处理的巨大市场,吸引力几乎让外商"难以抗拒"。

  他的话从侧面得到了印证。太平洋电信公司重庆项目负责人陈高峰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决定到重庆投资,数据特殊管理区的因素占到70%以上。在他看来,重庆建立的这一云特区,等于是将"保税区"的概念移植到了信息产业上来,"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直接连接海外的机房,这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

  先行者的烦恼

  摆在重庆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让费尽心力争取来的特殊政策"平稳落地"。

  一切看起来似乎很顺利,然而,挑战也同样存在。

  摆在重庆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让费尽心力争取来的特殊政策"平稳落地"。

  虽然,"云计算"这一概念在IT界已是常识,但是对普罗大众――包括力推这一项目的重庆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来说,依然是一门太过高深的学问。

  重庆两江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光就坦诚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对云计算"一开始几乎什么也不懂",边干边学。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重庆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方案。

  在同意重庆的设想之时,国家相关部委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作为限制条件,重庆必须保证,这个特区只是将数据传输到重庆集中处理后,再传输出去。而数据不检查的规定,也只针对跨国公司的国外业务,其国内业务仍需通过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同时,出于国家信息安全方面的考虑,相关部门将对数据特殊管理区内和区外的数据进行严格隔离,并保留对特管区内数据的抽检权。

  这些要求看起来简单,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重庆必须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规则。而且,毫无经验可以参照。

  目前,重庆已经公布了一些初步方案,比如,云特区将不与任何境内法人机构或个人发生经济关系,以此保证离岸数据处理的纯粹性;对离岸数据处理区与在岸数据处理区,将通过建立围墙、划分区域等物理手段完全隔离,以保证信息安全等。

  但是,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李光介绍,现在最难的,在于顶层设计――采取什么样的制度,设立哪些部门,招徕哪些人才,几乎每一项,都是一个重大课题,都需要从零开始。

  据他介绍,重庆一开始提出的规划是3平方公里,此后经过测算,又将规划扩大到了10平方公里;为了更好地制定方案,两江新区还专门前往新加坡的一个数码城考察,与对方建立了联系。

  而为了更好地了解云计算,政府组织了多次培训和学习。太平洋电信重庆项目负责人陈高峰有一次乘两江新区一位公务员的车发现,他的后座上放着一本云计算方面的书,很好奇,一问之下才知道,管委会领导要求公务员们人手一本,迅速了解相关知识,为发展新兴产业做好准备。

  按照规划,这个"国际离岸云计算特别管理区"将建在位于重庆北碚区的水土工业园区,在重庆市政府的构想中,这里将会是一个既适合工作,也适合居住的花园型工业园区,有步行街,有电影院、小吃街,还有一个七星级酒店。

  2011年6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从重庆市中心,原国民政府的行政中枢――上清寺出发,倒了两趟公交车,经过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这片工业园区。然而,所到之处,除了黄土,还是黄土。在这个主要交通工具为摩托车的小镇上,人们对这里正在酝酿的变化似乎一无所知。蒙蒙细雨中,只有起吊机在忙碌。"云计算中心不会到处开花,重庆不会在40个区县均摊,全国也不会在每个城市都布局,如果重庆把亚洲地区20%以上的数据处理外包业务集聚了,重庆就能成为'中国队',就可以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黄奇帆说。

  然而,就在重庆信心满满地进军云计算领域之时,全国各地的云计算中心已经遍地开花。以工信部确定的试点城市上海、北京为例,前者提出了"云海计划",准备在未来三年培育十家年经营收入超亿元的云计算企业;后者则提出了"祥云计划",力争到2015年,形成2000亿元产业规模。它们的野心似乎一个比一个大――上海声称,要打造"亚太云计算中心";北京则宣布,要建成"亚洲最大超云服务器生产基地"。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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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7日星期五

叶檀:失信爱国不可取

  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用阴谋论的逻辑,来为造假者、失信者辩护,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忌,却在现实中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概念股在美国遭遇滑铁卢,许多人在怒中国公司不争的同时,对于做空中国概念股的产业链深恶痛绝。

  发布报告、做空中国的主力浑水基金,受到中国国内许多人的攻击。由于该公司既发布研究报告、又做空相应公司,被认为兼做裁判员和运动员。

  来看一份典型的报道。

  据美国媒体披露,在每篇"浑水摸鱼"报告发表后不久就卖出这些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获得了超过10%的回报。布洛克凭借着会说普通话的优势,专门"拦截"中小型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计划,并与投机机构一同布局赚取可观利益。事实上,无论最新做空案例所披露的预先布局,还是布洛克对获利客观事实的直言不讳,都显示了做空中国概念股获取投资利益的策略性布局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利益获取链条日益系统化和公开化。目前,做空中国概念股似乎已形成了一条"产业链"。狩猎者主要有第三方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对冲基金等。在美国资本市场允许做空的制度下,他们先做空公司股票,然后曝光他们自己认定的该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发布该公司的负面报告。

  这种逻辑让人匪夷所思。当面临一项商业争端时,我们必须在规则的约束下行动,在规则约束下双方各自亮明观点,而不是在非理性的疯狂中划分敌我。

  面对浑水公司,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搜索他们的做空方法是否符合美国法律、法规;第二件事是分析对策,如果符合法律,则做空者发布的报告是否真实,如何不符合法律或者做空者有污点,则可通过法律手段维权;第三件事是善后,考虑怎么对投资者交待,怎么维护自己的信用,怎么完善市场监管体系。

  上市是以公开的信息让市场给企业定价的过程,信息的真实性是公司取信于投资者的惟一手段,也是投资者判断公司的惟一办法。这相当于特殊的交易,你给我信息,我给你估价。而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自2月以来,约40家中国公司或是承认自己存在审计问题,或是因审计问题被SEC或美国交易所暂停股票交易。与此同时,针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诉讼案数量激增,今年以来已发生近20起,占美国全部证券集团诉讼案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大型企业再爆造假丑闻,中国概念股将魂归故里。

  市场中阴谋论固然存在,但阴谋论不可走遍天下。以小小的浑水公司对抗中国概念股,对抗实力强大的保尔森基金,绝不是一场资深金融玩家的阴谋,而是初生牛犊的成名之战。浑水自身也有水浑之处,在市场各路人马的烛照之下,必须给予大众以交待。目前围绕嘉汉林业的对决战如火如荼,一切尚在未定之天。但浑水公司之举,对建立新的秩序,对推进中美联合监管,大有助益。

  在中国概念股中存在的微弱的民族主义色彩,在马云的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中大放异彩。

  作为阿里巴巴旗下重要的资产,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于今年5月26日获得央行发放的首批27家《支付业务许可证》,这意味着阿里巴巴向金融业跨出了一大步,他们能将电子商务与电子金融结合在一起。此牌照将使支付宝获得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估值溢价。

  利益到来之时,股权纠纷再次浮出水面。

  5月11日晚,雅虎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显示,阿里巴巴集团已将全资子公司支付宝的所有权转让给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马云和阿里巴巴18位创始人之一的谢世煌分别持股80%和20%,转让价3.3亿元。按照雅虎方面的说法,支付宝的转让并未得到阿里巴巴董事会及股东的批准,作为阿里巴巴大股东的雅虎只是在交易完成多时后,才于今年3月31日"被告知"的。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为了获得牌照避开规则雷区,雅虎默许了资产转移行为,否则很难解释雅虎反击的软弱无力。也许雅虎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获得第一批支付牌照,支付宝股权有了第二次转让,2010年8月涉及30%股权的第二次交易让支付宝彻底进入了马云控制的公司。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用传统的"协议控制"即通过间接控股控制支付宝的方式被一口否决。"协议控制"方案("VIE"模式),即成立纯内资的企业获取运营牌照,用外资公司通过相关协议(而不是股权)实际控制内资公司。

  对于雅虎与软银这两家外方股东而言,他们希望以协议控制方式支持支付宝获得牌照而不丧失控股权,对于阿里巴巴管理层而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劳永逸地解决股权纠纷,宁可在日后以长期分红权补偿两家外方股东,也不愿意重要资产被外方控制。因此,以法律为借口,避开协议控制的常规,就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商界另一位社会责任感受到诟病的传奇人物史玉柱对此拍手称快,通过微博表示:恭喜支付宝回归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年流水达2万亿元后,集团控股权如果仍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了。现在就该逼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向中国政府和企业卖部分股权,如果不卖,就该流氓点,所有新增业务不再放入雅虎和软银控股的集团公司,建议马云做个爱国流氓。

  爱国流氓一词震惊四座,史玉柱不愧争议人物,但被恭喜的一方显然并不领情,爱国流氓,再爱国,也是流氓,这显然与马云对外声明中打造的遵纪守法、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形象大相径庭。

  史玉柱不依不饶继续发表高见,表示支付宝涉及国家金融安全,法规不许外资持有,外资股东却迷信绕开中国法规,马云遵守契约精神提出依法转回国内获得牌照,给外资股东合理补偿。"卖国砖家"却精心设计:先制造3.3亿的支付宝超低补偿谎言,再批判马云侵占外资神圣利益,上升到道德层面。"帮外国逼马云交百亿天价补偿后,卖国砖家举杯愤青欢。"卖国砖家一词极具想像力,让一些自诩爱国的人士拍手称快。事实上,笔者并非第一次听到中国著名企业家有此观点,史玉柱不过是口无遮拦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在捅破窗户纸的同时,史玉柱还出卖了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诚信与契约规则,作何一个交易者都必须为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如果允许所有的人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撕毁规则,将在中国已经薄如蝉翼的诚信体制上,划上最后的句号。未来企业家将成为煽动者,在爱国、民族等等名词下,掩盖自己的失信与决策的失误,诚信体制将失去最后的堡垒。

  失信已经遍布各方,从研究机构到市场人士都深陷其中。

  最近一桩著名的案例将各方假借爱国与民族主义的疑似专利偷窃行为曝露于聚光灯下。据《财新》杂志披露,1994年,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刘修才回到中国继续从事研究,在购买了某项生物法制造长链二元酸专利技术后,进行改进,据刘修才介绍,其公司接下来耗资5亿元,摸索出生产高品质长链二元酸的技术,2004年5月,凯赛旗下的上海凯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一种正长链二元酸的生产方法"发明专利。2006年12月,专利获得授权。该月,凯赛完成第二轮投资,引进了高盛等投资者。

  但2010年6月,另一家公司瀚霖生物以中科院微生物所专利获权在先、凯赛生物专利不具备创新性等理由,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布凯赛生物的这一专利为无效。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时任山东凯赛副总、全面负责二期扩产项目的王志洲,出资80万元成为瀚霖生物占比0.5%的小股东。又过了一个月,王志洲突然从山东凯赛离职,现身瀚霖生物。此后,瀚霖生物又挖走了参与凯赛二期扩产的几名关键技术人员。

  一桩专利纠纷,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

  瀚霖生物在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的补充答辩意见中称,凯赛是美国独资企业,系国际风险投资,其背景和资金来源,决定了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新能源产业和新材料产业中,"很难像国有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一样,担负起相同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同年7月,光明网发表文章,把此事说成中美知识产权之争。同年9月出版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内部资料《每周知识产权舆情》,也特别引用《中国青年报》报道,指出凯赛为美资企业,刘修才是美籍华人。

  这是一种可怕的认知,暗示支持瀚霖生物就是爱国,而无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如何。

  就在凯赛生物上市前夕,收到来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由于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中科院微生物所在此控告山东凯赛两家公司和上海凯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侵犯其专利,瀚霖生物提出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申请,青岛市中院在未经审理的情况下,要求凯赛生物的三家公司停止生产。青岛法院雷霆万钧,被某法律人士称为"未审先判",给了凯赛生物最后的一击――专心从事研究十几年者走投无路,刘修才似乎回到美国为美国服务,他的十几项顶级项目可能花落他国,而获利者竭泽而渔后可能无米下锅。

  新技术的内生动力就此消失。

  并非多余的话,一母同胎的江波制药有限公司和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后者陷入专利纠纷,前者在美上市,而江波制药于北京时间6月1日凌晨停牌。根据该公告栏显示,停牌原因为T12,即有纳斯达克要求江波制药提供相关信息,符合标准后才可复牌。

  民族主义与爱国是激情的表现,却往往成为造假者与失信者的最后堡垒,他们躲入其中,似乎就能刀枪不入。当大旗被一再利用时,中国的市场诚信体制变得千疮百孔。

  来源: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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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咏红:中国社会成火药桶了吗?

  年轻的外来务工夫妇在超市门口摆摊,与当地村治保会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接着地方领导和救护车前往现场,当怀有身孕的摆摊妇将被送上救护车时,又有人坚决阻挠。这时,现场已经聚集起来的上百名愤怒群众开始向政府人员、警察投掷矿泉水瓶与砖块……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连续三天的暴力骚乱,从这里拉开序幕。

  这些年来,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新塘镇的事态仍值得引起各界高度警觉。这不是由于它的规模与持续时间更大或长久,而是由于骚乱的冲突点很小,但情绪快速扩散,而且滋事暴民不止针对公权机关和公务人员,还将砖块砸向无辜对象,包括社会车、路人,沿街的建筑和设施。互联网上,有民众贴出照片展示被石头击伤的四肢。据说,滋事者以四川籍农民工为主。

  无独有偶,本月6日广东潮州市也发生另一起群体性暴力事件。潮安县古巷镇的四川籍农民工因讨薪被挑断手脚筋,其同乡为此围攻打砸派出所,打砸社会车,攻击无辜路人。骚乱后,是古巷本地人组成自卫队打外地人,如今古巷的2万外来人口与6万当地人中,没有人是感到安全的。

  中国社会学者于建嵘曾经将中国的群体性世界,归类于泄愤性群体性事件与骚乱,两者的区别是在骚乱中民众攻击不相关的对象,例如与事件无关的商铺、路人。

  但换一种角度说,上述两次骚乱事件中的暴民是将目标范围从权力机关扩展到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幸间接负有责任的群体――即当地人,身份地位比他们高,物质基础要比他们优越,语言文化又有所不同的对立群体。

  看增城与潮州骚乱的演变,人们不免想起2008年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广东两地的骚乱――这两次骚乱的背后,也是异族间的族群对立与心理。

  让人不安的是,将怨恨从具体对象上升到更大范围的群体,并实施恶性报复的例子,最近似有增多。

  一些骇人的个人暴力行为,包括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在央视门口遭不明人士割鼻毁容;天津下岗职工因儿子患抑郁症等原因自杀,妻子与其离异,就朝天津市政府投掷土制炸弹,造成两人轻伤;江西抚州被拆迁户钱明奇对政府机关实施自杀式爆炸,造成三人死亡。至于群体性的暴力,除了增城、潮州以外,过去几天里,湖北利川市数千民众也因反贪局局长双规期间突然死亡,围攻市政府大楼。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最近连日发表文章,批驳所谓中国社会变得"动荡不安"的说法。该报昨天的社论将互联网视为有责任的一方,认为互联网放大了孤立事端的影响,加剧网民们对社会"动荡不安"的印象。上周六,该报也提出名人宣扬社会恐怖主义应被禁止,并指责一些名人加入了对仇官、仇警、仇富的鼓吹,宣扬社会仇恨,从具体的不公平事件中总结出"制度的罪恶"和"政府的罪恶","为社会情绪竖立宣泄的靶子"。

  诚然,上述评论有其客观性与合理依据。这正反映了中国复杂与不容许结论的特征。一方面,很多的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今天依然一片歌舞升平;另一方面,爆炸、骚乱的消息又越来越频密地刺激人们的神经。后者已经上升到足以影响全局的程度吗?也还没有。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情况在走下坡。创造当前歌舞升平条件的政府,同时也为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为常常遭到堵塞的民意表达渠道,为法治不彰负有责任。例如说,如果不是四川农民工的利益长期不受保障,使他们习惯诉诸"同乡会"这样的灰色组织来为他们"出头",增城骚乱的暴力化程度也许不会这么高。此外,城市光鲜的外表下,人心似乎变得冷漠。

  近期的一系列现象,再次凸显中国社会"燃点低、碰触点多"的脆弱稳定特征。脆弱的稳定,当然还是稳定,知识分子向前看的本能,很可能将现实想象得更糟,但是当权者难道没有不愿意改变的利益考虑与本能?在不夸大危机的同时,应该承认骚乱、爆炸如同盛世中出现了火药味,都是警告的信号。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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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5日星期三

殷啸虎:别把质疑当“谣言”

  毋庸置疑,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确有一些谣言的传播,扰乱了人心,影响了抗震救灾工作的正常进行。对这些谣言及时进行辟谣,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一些谣言的及时辟谣,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保证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但如果把所有对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的正常质疑,特别是对那些违法违纪行为的揭露,也都轻率地视作为"谣言",一概进行"辟谣",那同样会影响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事实上,"辟谣"已经成了某些人对待公众质疑的常用的"武器":当某项措施不当而招致公众批评时,一些人就会立刻出来"辟谣",指责批评者是"造谣";当一些腐败行为被公众揭露时,也会立即有一些人出来"辟谣";甚至当某些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的违纪、违法行为招致公众公开质疑时,也还是会有人"辟谣"。

  四川省卫生厅干部在灾区殴打志愿者的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公众的质疑,在事件发生5天后,四川省卫生厅的主要领导还在网站上"辟谣":"网上疯传四川省卫生厅干部在灾区殴打志愿者的传闻,纯属谣言。"好在四川省卫生厅及时发现并承认了错误,于当天深夜又发出通报,称事件已调查清楚,并拿出了处理意见。应当承认,四川省卫生厅的领导"辟谣",在主观上可能是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善意;但为什么在事件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就急于"辟谣"呢?看来,这还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在作祟。

  许多时候,在一些涉及公众切身权益的社会事件发生时,一些人已经习惯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手段来面对公众的正当质疑。对于来自公众的质疑,他们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一概以"这是谣言"应对之。比如,当有的公众对某部门收到的赈灾善款的有关情况表示出一点担心和质疑时,有人就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轻率地扣去"谣言又惑众"的大帽子,粗暴地打击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殊不知,乱扣帽子,暴露的其实是一种陈旧的

  思维方式和不良的作风;乱打棍子,打掉的则是法治社会中公权力接受社会监督的良好习惯。

  对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所从事的公共事务提出质疑,是公众的一项基本权利。公众质疑的目的,无非是要了解真相,要个"说法";而接受公众质疑,让公众了解真相,又恰恰是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义务。对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27条),同时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第41条)

  一些人面对公众的批评和质疑,首先想到"辟谣",但他们没有想到,有可能正是他们对公众批评和质疑的抵制,才促进了谣言的传播。谣言其实如同病菌一样,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能孳生。如果不能甚至不愿将真相公之于众,那就无疑是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最好的杀虫剂。要防止谣言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坚持公开透明;要防止谣言的传播,最好的办法是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对社会公众而言,质疑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对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而言,接受批评和质疑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品德。

  只有让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组织所从事的公共事务接受监督和质疑成为共同的社会习惯,只有当公权力能够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质疑权,种种谣言才会彻底失去孳生和传播的土壤,人们也才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如果轻率地把质疑当"谣言"予以打击,那是有害于法治建设的。

  (殷啸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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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谁的环球时报

  当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环球时报是萨达姆的环球时报,我觉得很多文字可以直接翻译给伊拉克外交部和宣传部使用。

  当埃及发生动荡、美国攻打利比亚的时候,环球时报是穆巴拉克、卡扎菲的环球时报,总在报道老百姓对北约的空袭忍无可忍,从不报道老百姓是不是对他们的政府已经忍无可忍。

  当台湾进行大选的时候,环球时报是国民党的环球时报。很多时候的主题就是"粗俗、鲁莽、问题连连的民进党",只要民进党做错了什么,高兴的哟,我都能透过文字看到编辑的笑脸,插一句,有一次看东南卫视播台湾的新闻,貌似是民进党执政的某县市发生了自然灾害,行政首长出现了疏忽,那个主播完全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在播。我觉得这么做,是在泯灭做人和做新闻的道德,国民党也不齿你。

  当美国共和党还在位的时候,环球时报是民主党的环球时报。当然,这么说也不是很对,应该是环球时报总是中国执政党和各国在野党的环球时报。其实这样不好,容易给中联部的同志们添麻烦。

  当西方夸中国的时候,环球时报是西方的环球时报,通篇都在转引世界各大媒体,一时间花团锦簇,和谐世界的幻影、崛起大国的意淫泛滥在这份报纸上。我完全可以想象今年七一环球时报的头版是什么,标题我都想好了,"外媒高度关注中共建党90年 评价成功之路全人类罕见""外媒盛赞:90年的大党史无前例前途辉煌""欧美记者感受建党庆祝活动 中国人对前途更有信心""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发来贺电 向中国学习成为热议话题",评论文章应该是"让中国人民告诉世界我们的选择""大党成功之道指引大国发展之路"。

  当西方骂中国的时候,环球时报又是中国的环球时报,通篇都是我国各学者、各专家,或者不晓得从哪个第三世界国家找点声音,一时间也是声势浩大,"我们的朋友还是遍天下",看不下去西方欺负我们的正义声音还是很多的,当然,主题就是"死不认错",错不在哥,错在你们嫉妒哥。

  我喜欢看报。

  我欣赏人民日报,有立场,有气势,有执拗,也有智慧,老子轻易不发言,一发言就是实在的,不需要看你"外媒""欧美记者"怎么说,我就是我,最大的我。

  我欣赏南方周末,有冒险,有思索,偶尔也有点矫情、做作、不接地气,不管怎么说,能引起人思考或者争辩的东西,总比随手一翻就让人感到疲劳要好。

  环球时报,我今天写它,说实话,有点"爱之深,责之切"的一厢情愿,也有点愤青一贯的"一脚踏上""一票否决"。但是,真的逼着我写这么多,是因为看了今天的社评"对批判的消化是机会也是风险",通篇文章思路混乱,结论混蛋,你要写这种文章,最起码的政治学常识要有吧,对党近期社会管理的最新精神要领会吧,用敌对阵营的话语来编制自己强壮的美梦,是多么滑稽,用一种貌似平等的姿态来打压另一种可能的思考,当了原告再当法官,其实只是一种可笑的霸道。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看了环球时报,我就想起这句歌词。越是党的喉舌,越要练好应对的本领,而不是黑白颠倒中制造着终究是笑话的笑话。

  转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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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是北洋政府以武力镇压群众运动的一场惨案,此后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这是国共两党最早联合进行的一次反帝反军阀斗争。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至今仍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段祺瑞,但无实据。傅斯年说是鹿钟麟,傅斯年在昆明对鹿钟麟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还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北京的防卫是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主要负责。

有学者认为,此事件"帮了苏俄的大忙,归还中国领土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流了产"。

1926年3月,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后,同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

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

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临时执政令》则称游行者"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当场死亡47 人、伤200多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在内。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
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1].3月18日当日,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

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贾德耀内阁对三一八惨案引咎辞职,段祺瑞亦下令抚�.3月20日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张作霖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

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

201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3月24日是"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缅怀那些为揭穿真相、捍卫人权而牺牲生命的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了解真相有助于受害者及其家人来了结心事,恢复尊严,并为他们的损失取得一些补偿。揭发真相也有助于社会追究侵权行为实施者的责任。因此,捍卫了解真相的权利是人权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Navanethem Pillay)也指出,时至今日,酷刑、强奸、性奴役、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在许多国家仍一再出现,通过公开、独立和中立的调查来揭穿有关这些罪行的真相有助于实现正义,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以及防止今后继续出现类似的罪行。因此,她呼吁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了解真相的权利,以及那些致力于揭穿真相的人。

参考资料:

[1]段祺瑞面对死者长跪不起终身素食纪念刘和珍

http://news.163.com/06/0316/16/2CBNJJPF00011RL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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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4日星期二

石三生:广州孕妇孕育出国际事件

  不是看到广州市政府关于增城市"6.11"事件的通稿,还不知道一个小贩兼孕妇因不服从管理,竟然引发了一场轰动海外的大事件。单从多台警车被砸,就可知政府这一次又是不惜血本了,连装甲车都开了上去,着实让那些不法分子们大开了眼界的吧?那东东,传说是防弹的呢!相信通稿中所说的无任何人伤亡,就是多亏了这玩意儿吧?要不然,那么多的不法分子,又是瓶子又是砖头瓦块的,却未打中任何一个维稳战士呢?

  真不知那浙江温州的警察与法院们看了这则新闻,会做何感想?人家广州不法之徒那么多,连警察车都砸坏了若干,石头瓦块却都仿佛长了眼睛,就是不伤人;为何钱云会一案中,一个右手三指残缺的钱成宇,扔一石块,就打得维稳警察浑身是伤。不得不将其刑之以法呢?是警察太弱不禁风了?还是钱成宇真的练就了二指禅的神功呢?

  本是一场小小的争执,却导致政府不得不大动干戈,如临大敌。真搞不懂咱这大中国到底是怎么了?堂堂一个年近百岁的政党、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三个代表着最先进方向的政府,从何时变得连这么一点点破事都搞不好了呢?一个女人,挺着个大肚子,还要风里雨里的摆摊讨生活。就算占了占政府要道,有啥道理不能讲呢?为何偏偏要动手动脚的争执?那孕妇果然屁法不懂;治安员须是懂一点点法律法规的。别说咱文明的新中国还有啥子妇女儿童保护法,就算万恶的旧社会,谁不是从娘胎里蹦出来的呢?怎么就非得拉拉扯扯的搞争执?就算国法有似无,咱文明里,还有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吧?党和政府,不一直在尊崇孔老二孔大人的吗?

  这小贩违法,本来就是一张传票就能解决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偏偏被神武的警察之伴侣搞成了个国际大事件。政府只为了发动起那些装甲车,消耗的石油,都足够小贩忙乎若干年的吧?修修补补甚至再置换新式警车,得多少小贩缴税才能弥补啊?如此鼻子比头大的维稳,不他爷爷的纯属没事找事,乱弹琴?政府一个劲儿地号召民众不要理会非洲骚乱;可这公仆们自己,怎么千方百计地要学习突尼斯城管呢?那些乱摆摊的男人,你们该打就打,该像夏俊峰一般的判死刑就判死刑。谁让他们不学好,不去学做人杰、当公务员,偏偏要从事这些挤占政府道路摆摊讨生活的下流勾当呢?土匪占的道路都要交过路钱不是?可这女人,还是个有孕在身的女人,也能碰?

  啥狗屁普世价值不普世价值的?看到顾晓军先生又拿此事搞啥普世说,道:"普世价值论坛:美国城管踢不踢孕妇"。这不是扯淡?哪里用得着从那么老远取经啊!就咱新中国之前的社会,不也有好男不与女斗的祖训吗?不知道顾先生所在的南京人是如何?在俺们乡下,那些打女人的男人,统统都会被耻之为窝囊废呢。警察们高国人一等,这警察的狗腿子都是些窝囊废?咱中华再特色,有几个能如孙猴子一般,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呢?将心比心都不会了?连这么点小常识都要不远万里去取经?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也是咱新中国的新文明之所在。但再文明,再平等,也不能在体力上较劲吧?女人如果都上了战场,中国的男人还能会在家坐月子不成?广东离南海近,这老爷们不敢对越南人撒撒野,也不能拿自己国家的女人出气吧
?那些雄武的装甲车,在个破镇子上耀武扬威算个屁?咋不开到南海去?

  广州市政府搞这通稿也混帐,啥事儿都没有,它咋就搞成了一场大骚乱呢?治安战士果然是依法而为,新塘镇领导去劝说啥?果然没动手动脚,你还把人家拉上救护车,这不是明摆着是那孕妇"碰瓷",讹诈执法人员?果然没有角力,围观者就乱发脾气、大肆打砸,这不是说民众都成了些无事生非的歹徒?连梁山贼寇都知道路见不平一声吼;啥时候,人民怎么路见很平也乱打抱不平了?大汉民族的道德水平,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了吗?

  真是妙啊,新中国。一个小小的治安员竟然能将一个小贩占道的小事治理成轰动国内外重大新闻。如此维稳开销,不知胡主席知道了,会做如何重要指示?也怪了,所有这些重大的不稳乱象,石三生找到的源头,怎么都在光荣、伟大又正确的政府一方呢?所谓的头痛医脚的传说,难道真的很有效吗?可怜那华佗老儿,要是阿瞒头痛之时,只是建议在其足部割一口子,自己不会丧命,治世能臣也就不至于那么短寿了。

  来源:明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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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中越为何突现战争阴云

  据美联社报道,越南《Dat Viet Daily》10日刊登了一则通告,称越南6月13日将在其中部海岸附近某海域举行持续6个小时的实弹演习,并警告各种船只远离该海域。

  美联社文章评论称,越南此举显示是对中国的"回应",因为就在越南发布演习声明的前一天,中国指责越南非法进入中国领海、危及中国渔民生命,并要求越南停止这种行为。

  这是近期中越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纠纷以来出现的最新严峻事态,此举表明,越南方面有意加剧南海冲突的等级,并试图"火中取栗"。

  众所周知,中越之间已经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中越战争结束之后,在双方领导层的努力下,两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恢复了高层互访,并逐步将相互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双方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获益良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虽然不时发生小打小闹式的摩擦,但中越两国边境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稳定。

  其实,越南方面对南海的主权要求由来已久,但在晚近的20年里,中越在该区域的矛盾被掩盖在良好的政治关系之下。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内政局稳定,一直着意在周边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推进睦邻外交,不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海海域发生冲突,并力促各方理性看待既有的冲突关系,将它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主张通过外交和对话手段解决冲突问题。这在近期越南方面又在南海生事之后,中国的反应可以看出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与越南防长冯光青会晤,苦口婆心劝服越南从中越战略关系考虑,不扩大南海冲突。中国官方在对冲突进行反应时,字斟句酌,力图降低冲突的影响,不谋求进一步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与会的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也做出了缓和的姿态,强调反对第三国势力介入中越纠纷。

  那么,越南方面为什么"突然"蓄意加剧南海冲突,并在敏感区域举行军事演习,挑动南海争端的敏感神经?

  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越南高层新近大换血之后,在领土问题上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鹰派占据了上风。这不仅表现在举行军事演习上,也表现在越南对外表态层层加码,连以对华友好著称的越南总理阮晋勇也代表政府强烈表达了"越南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保护这个国家海域和岛屿的最强决心。"可见,越南领导层在此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也表明今后越南在南海冲突问题上不会轻易后退,必将继续保持强硬姿态。

  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被越南视作势力范围的有关国家,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影响力与日俱增。事实上,越南长久以来一直对华心存芥蒂并十分警惕,防范中国的势力扩张,因此,越南在南海加剧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牵制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的战略布局,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影响,维持其在地区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三是越南全面实行"革新开放",除了经济领域坚决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外,在政治领域它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意志倒退,导致中越两国在治国理政和发展模式方面的鸿沟加大,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变小。除了在经济上与中国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之外,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依赖性降低,与此同时与美国等西方价值观越来越靠近,比如普选制度的确立。因此,在南海争端中,越南无须过多忌惮中国的反应,而坚决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其国家利益,包括动用军事手段。

  四是越南认为中国现在深陷"维稳"思维,不仅对内将维持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而且在对外交往中,也将"维稳"作为重大战略目标,不大可能以武力手段反击外界挑衅。中国近年来积聚了大量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多发,国内局势随时可能陷入动荡,因此安定国内政局是其首要目标,而外部的武装冲突,很容易诱发处在火山口的矛盾激烈爆发,因此在涉及外交争端时坚持和平和对话,并且反对以武力相威胁。在确认中国"畏战"的前提下,越南无所顾忌地逐步升级紧张局势,甚至以区区小国敢冒战争风险在敏感区域进行军事演习。这摆明了是越南认定中国不会动真格。

  五是由于南海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其诸多岛屿也被地区很多国家视为领土,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动用武力手段,将会引起诸多国家反弹,中国将被指责为大国沙文主义和具有扩张主义意图,陷于群起而攻的被动境地。在越南看来,防范不够透明、发展方向也不够明晰的中国,是地区有关国家以及亚太大国的共同心愿。虽然没有人会赞成其做法,但从心里来说则未尝不是另一种想法。而其更深的考虑是,一旦中国动武,美国将不得不介入,导致南海局势复杂化、国际化,这正是越南所希望的。因此,对于越南来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进攻路线,逼中国亮出底牌,增强其在南海的话语权,甚至收获更多实际利益,不失为一项好选择。

  相反,中国在南海争端中,进亦忧,退亦忧。进则触犯众怒,引起更深的疑虑和戒备,同时中国能否承受外部局势的动荡,并保持内部安稳,也属未知之数;退则丧失重大国家利益,也将面临民意考验。正因这样,中国政府最可能的举动是,一方面在外交姿态上措辞或许更加严厉,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方面仍旧会谨慎,继续把自己关在和平的笼子里,动弹不得。

  正如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样,国际政治也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从一国在国际政治上的表现,也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在国内政治方面的真实状况。中国的和平外交,说到底是软弱外交的一种表征,而外交弱,则是因自身不强,或者底气不足。

  越南敢于动粗,是因为其建立了稳定的政治经济架构,得到了民众的由衷支持。

  对一个已经拉开战争架势的国家说,别玩真的,咱还是握手言和吧,只能说窝囊透了……

  转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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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2日星期日

佘开晓:“法”失畏严,官无宁日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法"失畏严,民无宁日》的文章,文中以培根的一句名言:人民的安全应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和歌德的一句名言:带来安定的两种力量是法律和礼貌来开篇论述,强调民间需要法律的重要性。今天,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官间也同样需要法律的重要性。

  今天,当我们去审视中国几千年社会秩序时,维系在它身边就是整个"奴才文化",是围绕一个当"主子"的历史循环。人民的幸福和安定如否,就只能寄托在上帝施给这位"主子"如何。这个"主子"的思想和理念,也就决定他的地位。当古代人民去思念"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时,其实,那一切只能去意淫,因为"人治"是不可以复制。今天,已走入现在文明的中国,不去寻找着"法治"的理念,有人却去抱着"毛泽东思想"不放,这种奴才意识,真是我们中国无法前行的绊脚石。

  当我们再去审视中国"人治"的轨迹时,它其实是一个威权退减的过程,当"主子"威信退减到一定程度时,也就是进入一个社会动荡期,然后在杀人立威过程中再重新确立"主子"的地位,中国历史就这样循环着。

  今天,当我们去沿着毛、邓、江、胡去看时,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新一轮社会动荡期。一个国家如果是把法律当作"人治"辅助工具时,社会将会随着"主子"的威信退减到一定程度,作为辅助工具的法律也就基本失灵了。因此,当姜女士说出:不要把法律当作挡箭牌时,这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生活在食物链下层的我们,在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的时,这标致着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每一个标致着的事件,都给下一个事件提供榜样。当中央以莫须有的名义在抓捕某人,以达到某种手段时,地方就会以几何级速度做同样的事。在处理一个公共事件时,实际上,已经向社会发出某种信息。当社会目光都在关注"安鼎园"、"李庄案"、"徐武事件"、"夏俊峰案"时,人们可以从这些处理事件中,会捕捉到很多信息。比如:李庄案,当全国最好的一批律师去阻击"李庄二季案"时,展现给世人一个整的感觉:公、检、法利用所掌握一切公权力,想让李庄入罪。在这里谁能感觉到"公正"二字?有人说,这次能阻击成功,是法治的胜利,我却认为这恰恰是法治的失败。大家想想:这件事,如果再发生我们普通人身上,谁有
这方面人力资源发动全国最好律师团去为你服务,这从又要耗费多少社会资源,谁能承受得起?我不想去举大多的例,现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神经病,弦到处绷得紧紧,这里不能触,那也不能碰。我不能他们证明什么,我只能说明活在公权力的他们,也是活在恐惧之中。

  其实中国人是最容易满足,我记得几年前,生活在农村的我,听说政府不但减免农民的农业税,种田反而有国家补贴,这件事执行后,所有农民都一个劲说共产党的好,说这是几千历史是头一次,那种感激心里真是溢于言表。中国领导者,应该为拥有我们这样国民感到幸运,他们不是一味拿着法律当着挡箭牌给国家惹麻烦。如今,当中国国民还在有大批上访者去寻找政府解决问题时,政府应该感到欣慰,说明他们这部分人还是相信政府,始终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被下面某些官员破坏了。如果中央的政策不赶快调整,整治下面这些官员。当某一天,下面百姓不相信政府,连上访的动力失去的时侯,那么,江西抚州爆炸的声会成为蔓延之势。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中,人民终于捕捉到这种信息:事情解决,如果靠法律途径来解决,一是繁琐,二是效果不大;如果闹起事来反而解决起来快得多,并且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地方官员害头痛的原因。发生我家乡的土地赔偿官司中,三年了,通过三级政府裁决都是一个调,无法让村民满意。我父亲最后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三级政府,当时法院不愿立案,没有律师敢接这个案,只读过三年书的父亲,只好自己写诉状,法院最终熬不过才接手这个案件。去年春节,我回老家,父亲对法院持乐观态度;我就给他打了预防针,在今天中国,他们本是蛇鼠一家,你不要抱大多希望。前不久,父亲果然打电话过来,一审判决已经败诉,现在在二审。他让我能不能通过媒体来关注这个事,给法院施加点压力。我说我们这个案件
,放在全国案情,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件,媒体也无暇顾及这么多,除非闹出一点大动静来,但这是我们无法承受之痛。最后,我说,你就当作输官司走完所有法律程序,留下案底,看能否等到翻案这一天。

  作为个体的我们,都有着生活底线,即时受到一定公权力的侵犯时,如果生存没遭到威胁,大多人都忍一忍就算了。但如果生存已受到威胁,已生活在痛苦与屈辱的层面时,一旦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袭上心头,并且在法律手段被堵死之后,通过报复所产生心理平衡将会大面积产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你再用法律作挡箭牌来阻止报复事件的发生时,一切都起不到什么任用作用。

  当一个社会发生针对政府频繁发生暴力事件时;当国民在这种事件所产生恶劣后果带来快意心理时;坐在庙堂之上官老爷们,你们屁股下面是否感受到深深的寒意。我劝你们,别过分迷恋你手中的权力,在一个不是"法律"至上的国度里,你我都是没有安全感。

  写于201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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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1日星期六

何继业:奥巴马的杀手锏

  本拉登被海豹突击队射杀,塔利班奥马尔生死未卜,世界级头号恐怖头头被从地球丄抺去,这不仅是美国和奥巴马的胜利,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和平人民的胜利。

  自从2001年美军攻占阿富汗后,拉登就沦落为行尸走肉,成天东躲西藏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对西方世界构成二次威胁,还连累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成为小布什刀下鬼,而反恐大旗的树起,使山姆大叔在根深蒂固的穆斯林中东地区名正言顺,从而顺理成章地迈进了另外一只巨足,从此,亚欧大陆飞地变成了星条旗飘扬的前哨,而人心不足的其他大国只能干瞪眼,集权统治下的阿拉伯民族则人心思变,终于迎来了今天中东北非的政治体制根本更迭,使美利坚的世界民主化战略得以在最不可能实现的地区实现。

  美国的伟大之处,主要在于有一套目前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从而使得人心所向与众望所归,世界上的孔雀与麻雀都情不自禁地流向美国,而由全体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和其组成的精英政府则能谋善战,特别擅长于审时度势顺天行事,结果出手往往都是事半功倍,而国家变得越来越繁荣富强,政治变得越来越开明完善,人民变得越来越自信自豪,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日新月异,从此形成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终于变成了今天独一无二的世界超级大国……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原则三种:共和国的品德,君主国的荣誉,专制国的恐怖,而专制政体的寓意就是:想要果子时,便把果树连根砍倒,采摘果实。本。拉登胆敢冒掉头之大不韪去挑战美国,其所作所为实际上和历史上的独裁者一样,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是想利用伊斯兰和基督教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摩擦,通过制造大规模恐怖活动,来树立自己及其基地组织在阿拉伯世界的龙头老大威信,当然他喜欢的果子在2001年时已采摘到手,不过始料未及美国的反击是如此强烈,随着小布什主导的世界反恐联盟的迅速形成和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迅速占领,本。拉登很快成为了丧家之犬过街老鼠,果子的美味还没细尝,便落得今天的死无葬身之地下场。

  地球上当然有一些人不愿意美国如此快速取得的战绩,比如卡老大、金老二和查老三等,因为他们和本。拉登是一丘之狢,当然**TV那些只会拆长城不会建大厦的砖家们,如叶**宋**张**赵**高**等等也不愿意奥巴马取得如此的成绩,他们翻来覆去多次研究后认定:"本。拉登死了比不死更有利用价值……,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会报复……,击毙本。拉登意义不大……,塔利班们都说――本。拉登之死能够鼓舞士气……"等等,实在让人笑破肚皮,御用阿Q们现在快变成相声大师了,明年春节联欢晚会应该让他们去露一露脸。

  其实无论黑老大或"红"老大都是势利眼,他们特别喜欢傍大款,利比亚卡扎菲就是一个例子,卡老大、金老二和查老三等无一例外,只是未曾料到,在这个醉生梦死弱肉强食的丑陋世界上,山姆大叔这种有钱有势的大款却有自己独特的为人处世风格与原则,作为具有自由浪漫与探索遗传基因的'五月花号'移民们的后代,美国人在许多方面的卓越表现,说明了他们不仅是上帝耶和华的忠实信徒,也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虔诚教徒,就犹如水火不相容的道理一样,代表公平正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代表封建专制的那些既得利益小集团永不可能握手言欢;于是,黑老大"红"老大们的态度也就由爱转恨,最终用愚蠢的语言或背后的动作来诋毁伤害美国及声誉,借此发泄自己的不满,有时像恋爱不成的男女会走极端一样,何况对象还是一个才貌�
�全的大款呢。

  因为反恐和围剿拉登,耗费了山姆大叔的太多精力和时间,使得过去几年世界上许多需要美国警察出手的事情一拖再拖,有些已经坐失良机;今天,人们不必去过多责怪美国,毕竟山姆大叔不是神仙,诚然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但未生出三头六臂,所以经常处处瞻前顾后,行动上常常拖泥带水,表现上是说得多做得少、心有余而力不足,倒象社区街道上一个七老八十带红套套的老大爷,有时甚至是老大娘,因此有关"大国责任,地球环境,人类未来,普世价值"等等人类社会急迫或重大问题,很多只能随行就市、公事公办——推给那个效率低下犹如鸡肋的联合国或者安理会草草了事去,所以,山姆大叔有点老态龙钟,难免真正不辱使命,而身强力壮的小山姆至今还未长成好莱坞银幕中那种优秀的硬汉警察……

  这段时间,地球大幕的闹剧此起彼伏,一会儿诺诺贝尔颁奖会上出现了空椅子,一会儿茉莉花在突尼斯埃及灿烂开放,这里卡扎菲的命运前途未卜,那里叙利亚也门街头冲突愈演愈烈,这一切验证了哲学先贤的预言——人类社会不可能是一潭死水,万物都是无时无刻运动和变化着的……据此,那些口口声声要'稳定压倒一切'的浑水摸鱼后的既得利益者,其实才是世界上最大不稳定因素制造和定时炸弹埋设者,"明知不可非要为"与"自欺欺人"下场都是一样,无非最终都是害人又害己,有先见之明和自知之明的航海人都会时刻清醒头脑和擦亮眼睛——该转向时就转舵,不能玩时就下课,不要等到大事不好后才去后悔莫及,毕竟区区乌纱帽与生命健康乃至国家民族利益相比实在是无足轻重,一世英名与万世唾骂你该作什么取舍?

  美利坚的十年反恐已阶段性结束,奥巴马获得了满堂彩,连任一届已近乎囊中取物,作为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合众国总统,要想在下一任期内再有所突破,下一步首当其冲定是反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专制主义,因为这最符合美国未来的世界战略与棋局,上面的极权政治头子将要开始自顾不暇了,黑色的梦魇可能会同他们不期而遇;有人不竟要问,既然历史车轮不可抗拒,那么这些极权头子们顺应一下历史潮流又有什么困难呢?其实善良的人们千万要明白一个道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既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也莫指望'混世魔王'都能够放下屠刀或立地成佛,因此身败名裂往往都是他们的唯一下场,能免于这条不幸人间定理的只有寥寥大器晚成者,当然前提是非罪大恶极也;今年的世界有点不太平,因此可以推测,2012的地ç
��将会更加精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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