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6日星期二

何亚福:计划生育是不道德的

  计划生育的利弊得失一直中国人口学界和社会各基层争论的焦点话题,从资源、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等各方面支持计划生育的一方和反对计划生育的一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其实强制性的计划生育除了面临学术层面的质疑和诘难其本身也是不道德的。

  首先无论打着怎样动听的旗号,政府推行强制计生是把人口当成负担,推卸应尽的社会责任并且杀鸡取卵式的压榨人口红利而把危机留给后代的错误之举。政府在收税收费搞基建的时候把百姓当成摇钱树,从来不嫌人多,但在发放福利、普及教育的时候又希望人口越好越好,恨不能减少到零。当政府把民众当成负担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负担,中国机构臃肿政府不担心,"三公"消费冠绝全球政府不担心,房价高、房费高、医疗昂贵政府不担心,但政府却惟独担心老百姓自己多养个孩子,这样的"公仆"是不道德的。

  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人口要消耗资源所以要控制人口的增长,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所消耗的资源都不是免费获取或者是国家无偿提供的而是按照市场价格获取的,即使新出生的人口会享用一点政府无偿提供的有限服务,但在将来婴儿成年后其缴纳的税收做出的贡献也远远超出社会曾经给予他们的资助,政府无权强制民众靠减少人口的方式去节约资源。

  更离谱的是计生委某官员竟然跑到联合国气候会议上说什么中国的计划生育减少了人口,降低了全球碳排放为全球环境做出了贡献云云,请问计生委的各位官员,你们的公车在排放含碳废气,你们出国考察在排放含碳气体,你们吃喝玩乐也在排放含碳气体,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感到愧疚惟独把婴儿看成是罪魁祸首?

  实行计生的一个理由是中国人太多了,其实中国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排名在70多位以后谈不上太多。很有意思的现象,认为中国人太多了的人总认为别人是多余的,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多余的,认为中国人是负担的人,总认为别人是负担,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负担,鼓吹中国人应该减少的人总是希望别人减少,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减少,那些认为中国人口过剩的人从来都是认为别人是过剩的,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过剩的,希望减少他人腾出空间来让自己过上舒适的生活这倒和纳粹的生存空间理论有点相近,所不同的是纳粹是希望减少异族对外扩张扩大生存空间,而计生鼓吹者是希望通过自残自虐减少自己的同胞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某种程度上还不如纳粹。

  计生支持者们很多时候显得非常有爱心,比如每当网上出现"虐猫""虐兔"一类的消息,他们口诛笔伐群情激愤,格外关心那些被虐的小动物,处处显示出自己人性的一面,但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所谓"超生"的婴儿及超生的孕妇则是另一幅面孔,心硬如铁,冷漠无情,对于不时出现的强行绝育、强制堕胎乃至出现母子双亡的人间悲剧毫无怜悯,甚至恶语相向,不去谴责施暴者却对受害者落井下石,不爱惜同胞的生命却满腔热忱的关爱动物(那些小动物和人类一样也是要消耗资源的),这种前后矛盾的行径充分暴露了计生支持者的虚伪和道德评判方面的双重标准。

  在现在越来越注重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的社会环境下,生育权作为私权范畴应由民众自己决定,继续推行强制计生政策强行剥夺亿万民众的生育权,是不光彩、不道德、不明智的。

  来源:《公民》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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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陈季冰:新司法解释想把《婚姻法》变成《公司法》

  指责《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或"《婚姻法》新司法解释")是在试图"离间"婚姻,也许有点过头。但它通过对婚前财产的"明晰"界定将男女之间的结合变得像合伙开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确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司法解释把《婚姻法》朝《物权法》或《公司法》的方向大大地拉了一步。

  如果你认为这是尖刻的讽刺,那是对我的冤枉。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并不想避讳这一点,它称此次解释主要是要解决《婚姻法》与《物权法》的衔接问题。

  由于事关每一对夫妻潜在的切身权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一经公开,便自然而然在全社会引发了空前的争论,而且它衍生出来的新问题至今仍在持续发酵。例如,南京市地税局就敏锐地从中嗅到了"商机"——据报道,它将对夫妇一方在另一方的婚前房产的产证上加名征收3%的契税。这事成为近日街谈巷议的热点,人们普遍担心,原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各地政府税务部门都像南京市地税局那样,更愿意做与人民讨价还价的生意。

  仅从夫妻两方面对家庭财产的权利的角度来审视,我认为眼下社会上激烈争辩的两种对立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各自的逻辑缺失。这里不便赘述这些观点,但我想要强调两点:第一,对"新司法解释明显偏向于强者因而不公正"的批评,我是不能同意的。在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法律的确应当对弱者施予额外保护,但这种援助主要应当来自政府和社会,而不是强迫其他个体去实施。一个贫困人士应当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恰当资助,这是善法;但假如一个穷人仅仅因为他贫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还(或少还)他欠另一个富人的钱,我丝毫看不出这样的法律有利于公平正义。第二,那种"只要有真情就不必在乎房产证上写不写名字"的道德呼吁,是更加不可取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积极虚无主义"(相对于把人和社会都想象得一无是处
的"消极虚无主义")态度,它把人性幻想得比真正情况高尚得多,并借助这种幻想逃避可能出现的矛盾。按照这种逻辑,所有的事关契约的民法(比如《继承法》)都是不必要的。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强烈反对这次的《婚姻法》新司法解释。说老实话,我很怀疑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们自己根本都没有搞清楚《婚姻法》追求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

  我不是法律业内人士,但根据自己的10多年婚姻经验,我认为,作为一种规范人际关系的法律,《婚姻法》追求的最高目标显然不应当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所谓"权利"和"公平"。因为说到底,在一桩基于感情结合而非金钱交易的正当婚姻中,夫妻双方的付出和收获是很难用"公平公正"来评价的,这里包含了大量不可量化的情感成分。在我看来,《婚姻法》更多地应当向社会传递某种价值导向,即鼓励适龄男女慎重结合,组成家庭,并鼓励婚姻家庭的稳定与持久。这是由于,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婚姻家庭之稳定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关重要。基于此前提,因离婚而付出适当代价是理所当然的。简言之,《婚姻法》应当促进夫妻双方更好地融为一体,而非保障和鼓励他们在婚姻内"各顾各"的权利。但显而易见的是,《婚姻æ
��》司法解释(三)与这种理想全然背道而驰。

  当然,随着社会财富以及人们对它重视程度的增长,家庭财产问题确实日益复杂。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及,我们对此不能假装没看见,相信最高法也正是顺应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吁,才会出台上述"与时俱进"的新司法解释。但问题在于,就像政策有明确的指向性一样,任何一部法律,都只能解决一个核心的社会规范问题。如果不切实际地指望用《婚姻法》来解决财产问题,那就必然导致目前这种乱象——从最近两周以来房地产市场上的不正常骚动来看,法律的变动非但没有成为引导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指南,反而使人茫然无所适从,这还不包括它给原本和睦平静的婚姻中平添的不快、猜忌甚至裂痕。照此逻辑进一步推演下去,如果一对夫妻中的一个人月收入2万,而另一个人月收入只有2千,那么前者就有权利主张:一旦离婚,在分割共同è
��产时他(她)应该占有绝大多数。如此一来,则《婚姻法》就真的可以被《公司法》完全取代了。

  如果有些富裕者确实对未来的婚姻及配偶缺乏信心,那么他(她)完全可以到政府的公证部门去做婚前财产公证。当然,这需要他(她)支付一笔不小的额外成本,但婚姻是奠定一个人一生幸福的最重要的基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人生最大的一次"赌博"(只是赌注不是金钱,而是感情和幸福)。我们都知道,任何赌博都是有风险的,既然一个人既想要得到婚姻的好处,又不想冒损失财产的"风险",那么社会让他(她)支付这点成本又何尝不是天经地义?

  现如今,《婚姻法》为了帮助这些婚姻怀疑论者省下这个成本,却轻率地背离了它本应鼓励稳定而持久的婚姻的根本目的,实在不知道最高法院那些法律专业出身的饱学之士是怎么想的!

  写于2011年8月25日,发表于2011年8月26日《新闻晨报》,略有删改。见报标题:婚姻法新解过于强调了经济理性;链接: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1-08/26/content_6432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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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骁骥:最糟糕的税收政策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最近发表了一篇论及收入再分配的文章,里边提到了人们在参与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向下看"的心理效应。

  这种心理效应建立在两个货币试验的基础上。在第一个试验里,实验者被随机给予一定数量的美元,然后,每个人被告知有两种再分配的方案,一是自己获得额外的一美元,二是所有人共同减少以部分所得,为美元数量最少的人增加两美元,以达到总体收入的平衡。结果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最不愿意拔一毛而利天下;在第二个实验里,拥有随机货币量的实验者获得了额外的两美元,但他必须将这两美元给予比自己收入较高或较低一级的人,结果再次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更愿意把两美元给收入比自己高的人而不是最穷的人。

  文章作者把这个现象归结为一种对落入"最贫穷阶层"的恐慌。一个倒数第二穷的人,他并不会与社会收入链最高端的人比较财富,反而会往下看,与社会最穷的人比较财富,从而寻找自身的安全感。大胆点说,一个社会的次贫穷阶层最不希望再分配政策缩小他们与最贫穷阶层的差距,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实际收入,也给他们造成了恐慌的心理。

  再进一步推论,一国的税收政策最应该考量的就是该政策对次贫穷人口的影响。那么,中国的城市次贫穷人口收入在多少呢?新个税法规定,凡扣除三险一金后月实际收入低于3500元人民币的人都不用交税。即是说,实际收入在3500元之下的,就是处于在再分配链条最末端的人。放在前文提到的试验里,他们可以被划归到"最穷的人"之列。

  但问题是,试验里"倒数第二穷的人"在现实中是谁?这个问题太难准确回答。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实际月薪只有三千的人固然过得紧巴,但实际月薪一万的人,一定会感觉自己更有钱吗?假设他们把每月比收入三千的人多挣的六七千块悉数存进了银行。那么,一年后,其存款大约有七八万,十年之后,大约七八十万,还不够一套四环外房子的首付。和月收入三千的人一样,他们的命运也只能是望房心叹,唯一的区别在于,收入上万的人在这十年中敢于购买稍贵一些的衣服,进稍高档一些的饭馆,多看几场国产电影。如此而已。有舍得花钱的人兴许会动用这笔存款买辆车,但买车并不代表脱离了贫穷。美国的不少流浪汉也开车,还不一定只开日产车,但开车的流浪汉本质上始终是流浪汉。此理放之中美皆准。

  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次贫穷阶层"的收入范围或许会非常大。不少月收入在一两万的人(特别是有家庭的夫妻)会发现钱完全入不敷出,因而整天抱怨。一帮整天抱怨自己收入太少而同时又需要缴纳个税的人,大概就相当于试验中那个最不愿为穷人慷慨解囊的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新税法施行后,据统计将有6000万人免缴个税,实际交税人数为2400万人。姑且信这个数字吧。然而,2400万人中,又有多少是属于本文所说的"次贫穷人口"?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在月收入3500至20000元的人群中,新个税法为他们减少的缴税从105元到480元不等,相当于他们每个月能多下一到两次不太高档的馆子。这笔钱,聊胜于无而已。

  而往收入金字塔的上方看,月收入五到八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的税制依旧没有太大变化,并且税额稳中略有上升。虽然如今民间"仇富"心里颇重,但我不得不说,向富裕阶层征税过重,只会减少实际的税收。经济理论中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告诉我们,当对富人的征税比例超过一定临界值的时候,富人们(这里指靠个人劳动致富的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避税、甚至逃税。中国的税收之"重",不仅鞭子落在穷人身上,也落在了富人身上。所不同的是,穷人无法规避税收,但有钱人在发现自己的财产权受税收侵害时能够采取措施规避,并且,如果这个过程需要寻租的话,他们也付得起那点租金。

  再者,新税法施行后,由于纳税人数减少,国家预计全年税收会减收1600亿。一目了然,税收最大的寻租者,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因新税法而减少。通盘考虑,目前的个税改革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最贫穷阶层是否因此受惠还是个未知数;压力很大的次贫穷阶层依然是缴税的冤大头;富裕阶层缺乏安全感,纷纷避税;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在减少。写至此,我猛然想起经济学者R.J.巴罗在一篇探讨美国上世纪90年代税制改革的文章中描述过他认为最糟糕的税收政策:"如果一项政策使得富人们的情况变坏,但又没产生什么税收增加,从而对穷人没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你认为这项政策怎么样?"巴罗万不可能料到,这句话问出二十年后,离他半个地球远的中国居然磨磨唧唧答应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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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陈独秀与胡适的后援力量

  早就有人说过,"五四"那一代思想巨人的产生有当时东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这固然没有错。我更想强调的是,当时的中国也为胡适、陈独秀、鲁迅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我们对"五四"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今天回过头来看"五四"时代,第一,要把"五四"放回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大环境当中去,而不是孤立地抽出来,把几个思想家、文学家的言论抽出来做文字分析,如果这样,我们就很可能将"五四"游离于当时的基本史实,变成我们想象中的"五四"。特别是要把"五四"放回到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去看。这是我们以往做得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对"五四"当时的经济了解多少?对当时的社会了解多少?我们最了解的是当时的思想方面的东西,而且做做了过度的阐释,特别是从林毓生以来,几代学者几乎把"五四"的思想文本解读得淋漓尽致了,但是这些解读,大致上属于文本解读,哪怕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也只能停留在文本中。但是历史不是逻辑。历史是建立在对
客观事实的基本尊重上面,离开了客观事实,最完美的逻辑,也只是纸上的逻辑。我对历史学有一个基本判断,历史学有两个层面:第一,是建构基本史实;第二,提供基本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学,大部分属于后者,都是在提供解释。

  对于建构基本史实,老实说,最近这一百年做得并不好。所以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理解,包括对"五四"的这个时代的理解,很多的基本史实都没有把它呈现出来。而大谈特谈这个人当时说了某一句偏激的话,过激了。比如说,鲁迅说的不读中国书;胡适说的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说的废除汉字,陈独秀说的绝不容反对者有商量之余地,等等。其实,这不过是其中的片言只语,反过来看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这些人,恰恰都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胡适一生都沉浸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乐趣当中。

  第二,就是我们不能把"五四"仅仅局限于几个思想界的先驱、代表人物,局限于受到特别关注的那些文本,而要放大眼睛,去看当时的整个时代。我想举个例子,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其中最有典型性的就是1919年6月11日被捕那次。我不说陈独秀被捕这件事本身,只说他被捕之后,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方面做出的反应。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看清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目,可以回答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够产生陈独秀、胡适这些人。肖雪慧老师多年前提出一个说法,"民主的后援力量",其实就是鲁迅讲的"天才的土壤"问题,在他自己的时代,这样的的土壤是具备的。

  当陈独秀被北洋政府抓起来,社会各界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各自的反应。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等,这些高校的教授们、学生们,全国的学生会、北京学联、包括一些中学都做出了及时的反应,他们发表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如果说他们是同类,物以类聚,臭味相投,算不得意外,那么,那些跟陈独秀没有这种知识上的连带感、思想上的认同感的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呼吁就更值得我们留意了。我特别注意到,当时为陈独秀呼吁释放的一个团体,中华工业协会,他们的通电发表在6月25日上海的《时报》上面,这些人平时也许并不关心文化思想的问题,通电里面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不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
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这段通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与陈独秀并无私交,也非同类,只是仗义执言,不愿看到再次激起风潮。另外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有好几个跟陈独秀在政见上并不相同的人,岑春煊、田桐、章士钊这些人,也都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公开为他说话。

  更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反对白话文的桐城古文家们马通伯、姚叔节等人,他们并不认同陈独秀搞文学革命,推广白话文,但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们竟然也出面说公道话,肯定陈独秀的学问人品,并不因观点的分歧而冷眼旁观,乃至落井下石,相反却伸出了温暖的援手,公开要求政府保释这位同乡。这一点令胡适感念不已,一直到了1925年,他还在给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其中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他虽然抓了陈独秀,但是他是保护着陈独秀,陈独秀在监狱里90多天没有吃多少苦。步军统领王怀庆要求把陈转到步军统领衙门,他不肯。实际上保护了陈,否则后果难料。吴炳湘是安徽人,当时的安徽同乡会都为陈独秀的事出面奔走。过了近十年,时局改变之后,世人还记得吴炳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大公报》报道说:"吴于五四运动,应付学生,甚得体要,学界中殊佩服其手腕。"

  综合当时方方面面情况看,当然还有新闻界,各种不同政治背景的报纸,上海的,北京的,天津的,都是站在陈独秀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1919年的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正是那样的土壤才产生了"五四"那些思想先驱。一个历史人物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一定是从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陈独秀被抓起来,是北洋军阀眼中的敌人,可是社会的各方面,包括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也能出来为他说话,并且也有机会公开为他说话,他们就是"五四"一代思想先驱的后援力量,或者说构成了产生他们的土壤。

  胡适一生相对没有经历大的波澜,只有一个时期,他曾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也就是1929—1930年间,这个阶段,他因为在《新月》杂志发表的文章得罪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许多地方党部纷纷要求逮捕胡适,但是国民党并没有真的去抓胡适,他们只抓过罗隆基,也只是关了一天而已。但当时胡适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在《新月》与国民党的冲突中,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他的后援力量在哪里?胡适的后援力量不光在那些跟他一样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新知识分子当中,也在银行家、企业家和许多旧知识分子当中,徐新六这些银行家,张元济、蔡元培不用说了,还有一些写古文的,在前清拥有科举功名的人,他们都是站在胡适一边的。他们都同情胡适,许多人通过个人方式,写明信片,当面找他,或者通过朋友转达,或者直接写信,胡适收å
��了很多信,现在还保存了不少,我相信保存下来可能只是一部分,这些信基本上是两种内容:第一种,非常善意的劝说胡适要收手,再做下去,可能有危险,希望他保全自己,从长计议。另一种,也是大同小异,叫他注意分寸,最好是离开上海,到北京去,因为北京可能更安全,北京远离南京,我觉得这些人,无论是1919年公开为陈独秀说话的人们,还是1929-1930年为胡适的命运担忧的人们,他们未必都是跟胡适、陈独秀有一样的政治主张,一样的思想观念,但是他们提供了陈独秀、胡适们生存的土壤,成为那个时代陈独秀、胡适的后援力量。是跟胡适、陈独秀有一样的政治主张,一样的思想观念,但是他们提供了陈独秀、胡适们生存的土壤,成为那个时代陈独秀、胡适的后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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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中国政府在利比亚的外交失败

  卡扎菲虽未被擒也未身亡,毕竟已成昨日黄花,他再怎么负隅顽抗,都无济于事了。等待他的将是上审判席,以反人类罪的罪名接受审判。

  利比亚重建问题随之浮出水面。今天(9月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上,中国也派员参加了会议,不过是以"观察员"身份与会的。这被前中国驻利比亚大使秦鸿国阐释为"这正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利比亚新政权采取'不主动'的外交立场"。

  说的很对很好嘛。自年初利比亚战事肇始,中国政府一直就秉持着"不主动"的外交立场。中方从未向利比亚反对派表达过口头上的支持,更未提供实际上的援助。冷眼卡扎菲屠杀反对他的民众,旁观利比亚国内血流成河。

  直到反对派攻占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赶走卡扎菲后,中国政府以前对利比亚反对派的"冷脸"才开始挤出一丝笑容,8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国一贯重视利"国家过渡委员会"在解决利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其保持着联系。希望未来新政权采取有效措施,凝聚各派力量,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并致力于开展政治经济重建,使利人民早日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比之前令人听了耳朵起茧的"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之类的空话,马朝旭的新表述显然更具实际意义,如同一根伸向利比亚反对派的橄榄枝。

  不仅如此,现在中方又向前进一大步,派员参与了此前一直拒绝参与的"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利比亚之友"组织源自利比亚问题联络小组,该小组于今年3月29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上成立,目的在于对利比亚采取的国际行动进行政治协调,并与利比亚各派建立联系。但中国为避免给外界造成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的印象,一直拒绝参与这些会议。

  好比一个人在社会上,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很忌讳言行不一的。在对待利比亚反对派的问题上,相比法英等国的态度鲜明始终如一,中国随事态变化而改变自己态度的做法令人观感非常不好。

  很显然,中方态度的转变是利益使然。此前网传利比亚反对派表示"将用石油惩罚中国、俄罗斯的不支持"。现在看来并非无穴之风。

  不用考虑欧美因素,仅从利比亚反对派的角度出发,按照简单的人情世故,在石油合作上优待支持自己的国家而冷落甚至惩罚不支持者,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早些时候,利比亚反对派就打出横幅向中方传达了他们的意思:我们未来的关系取决于我们当下的关系。这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难道那些旁观者还奢望获得同等待遇么?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外交部今天(9月1日)发表声明宣布,俄罗斯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现在利比亚行使权力的政权。俄方希望两国以前签署的条约和相互之间应该承担的义务继续有效并得到履行。

  从俄罗斯的表态中,大约可以知道关键时刻北极熊又把中国龙卖了,而它的利益也因此可以得到保证,至少不会受损太多。

  至此,联合国五常中只有中国尚未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的政权地位。这令人莫名其妙,难以解释其背后的外交战略:如果中国真的"卓尔不群"不愿"同流合污",那么又何必与利比亚反对派组织"全国过渡委员会"接触,并派员参加"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如果中国还在讨价还价,那么随着俄罗斯的反水,孤身一人以抗国际社会还有何有力筹码?

  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谢亚静日前指出,利比亚的政治局势一旦稳定,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将为中国企业提供巨大商机。在我看来,谢司长的话固然不错,但应该是梦呓。因为,利比亚的战后重建不是非得中国不可,倒是中国真有点离不开利比亚的丰厚石油。

  回顾这大半年来政府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表现,真是令人对中国的外交感到失望。法英是道义先锋,分享胜利成果时也理直气壮,而中方呢,恰恰相反,既不斥责卡扎菲屠杀民众,不给反对派任何帮助,在参与利比亚重建问题上也吞吞吐吐,给人的感觉是干啥都不光明正大,都猥猥琐琐。

  外交大失败,又一次把自己的阴暗面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身为一名中国人,被这样的政府代表着,我感到害臊,无奈!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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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日星期四

孙盛起:生命凋谢,拷问冷漠的灵魂

  几个充当"俄国奸细"的中国人被日本兵绑赴刑场,众多中国人纷纷嚷嚷地围观,他们的表情或木然,或好奇,或欣欣然仿佛观看一场精彩的大戏……当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时,心中无限愤懑,他终于明白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东亚病夫",既因为国势衰微、国民身体孱弱,更因为国民的愚昧无知,于是他断然弃医从文,以期用笔这把投枪刺激国民麻木的神经,唤醒国民的良知与血性。

  百年后的今天,国势民智早已今非昔比,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和鲁迅当年所见极其相似的一幕却依然在我们的身边不断重演,假若先生在天有知,除了痛骂,他的愤怒恐怕无法再用语言表达。

  嬉戏生命,恶语杀人

  曾几何时,跳楼这一残酷的自杀行为竟然成了某些人眼中比看电视剧还要过瘾的"现场直播"。

  成都某酒店6楼的窗台上,一个女孩正试图跳楼轻生。从女孩坐上窗台,直到经警方和消防官兵劝说,女孩放弃轻生念头随警察离去的近5个小时里,楼下的围观者起哄声不断,有人高呼"快跳",有人拿手机拍照,有人打电话呼朋唤友"快来看热闹",甚至有人弹起了吉他,用冰冷的、令人作呕的琴声和歌声为跳楼者伴奏,而当女孩爬回窗内时,在冷漠的看客因为没有看到"精彩"的一幕而发出阵阵惋惜的嘘声中,有人竟然像怒斥中国足球打假球似的高叫"假打!"

  沈阳某街区,一女子爬上楼顶欲跳楼,几千人就像观看歌星的演唱会一样争先恐后地围观,致使交通堵塞。为了一饱"眼福"和不错过那刺激的瞬间,人们拿来了望远镜、马扎、饼干、矿泉水,大有不看到那血腥的一幕誓不罢休的架势,急不可待的"要跳就快点儿跳"的叫喊声更是自始至终不绝于耳。就连中午吃饭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舍不得离去,记者采访一个"坚守岗位"的中年妇女,她的回答是:"就挨点儿饿吧!万一我回去吃饭这当儿她跳下来了,那我这一上午不就白等了?"

  海口,一年轻男子在人们"你要是不跳,就不是男人"的鼓噪怂恿声中跳楼身亡。

  柳州,一年轻女子在人们"这么丢人现眼,你还有脸活吗"的讽刺挖苦声中跳楼身亡。

  长春,一中年男子在人们"娘们儿,量你也不敢跳"的嘲笑激将声中跳楼身亡。

  上海、武汉、广州……

  面对即将凋谢的生命,围观者的言行丑陋不堪、令人发指!

  由于生活的压力或者感情的挫折,有些人一时情绪失控选择轻生,这时候旁人的抚慰劝说至关重要,也许人们的一句良言善语,就能使其情绪稳定从而挽救一条生命。然而很多围观者却在这生与死的"舞台"上扮演着冷酷无情甚至杀手的角色——对意欲轻生者嘲讽、调侃、辱骂、怂恿,致使其"鼓足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在变相杀人吗?可以说,有些跳楼者不是死在对生活的绝望中,不是死在自己的万念俱灰中,而是被那些看客的冷漠和恶语杀死的!

  见死不救,为虎作伥

  在兰州某市场,隔一条马路有一个铁路桥洞。那天,一18岁女孩回家时从桥洞经过,被三个歹徒堵在桥洞里。歹徒对女孩搜身,没有搜出多少钱来,就逼迫女孩摘下手上的戒指,可是戒指戴得太紧,无法摘下,歹徒竟残忍地扭断了女孩的手指。然而手指断了,皮肉依然连着,戒指还是无法摘下,于是丧心病狂的歹徒隔着马路高声叫喊,让一个卖肉的摊主把剔骨刀拿过去一用。胆小如鼠、血性尽丧的摊主竟然如奉旨一般,一溜小跑把剔骨刀恭恭敬敬地递到歹徒手里。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市场里近百人的注视之下,在可悲可耻的卖肉摊主的帮助之下,在女孩撕心裂肺的哀求之下,歹徒凶残地剁下了女孩的手指,然后踱着方步扬长而去!当报社记者采访那个卖肉摊主时,那个帮凶竟然恬不知耻地谎称,他并不知道那些人要干什么,还ä
��为人家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呢!

  在武汉一繁华街道,曾发生过一起血案:一个年轻人因女友提出分手而失去理智,手提木棒追打女友,最终将女友棒杀。这起案件也许很"寻常",但是案件的过程、路人和围观者面对生命的消失无动于衷的冷漠,却令人震惊异常——当可怜的女孩哀号着向路人求救时,没有人挺身而出制止行凶者;而当女孩欲钻进路边的商铺躲避时,店主却纷纷将女孩推出门来。对女孩的惨死,那些店主罪责难逃,说他们是为虎作伥绝不为过。

  几年前,甘肃省渭源县发生的丧尽天良的丈夫七十八斧劈杀妻子的惨案震惊全国,当时县公安局长、干警、司法干部以及全体村民都在现场围观,制服恶徒解救被害者应该是轻而易举,然而所有人都为自己找到了不能施救的"充足"理由,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恶徒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不紧不慢地将被害者劈得血肉模糊,看客们良知丧失、心冷如冰到令人无法置信的地步!事后记者采访那个公安局长,问他当时为何不施救时,此人竟然说"为了保护现场"。保护正在杀人的现场,岂不是"保护"恶徒完成杀人?呜呼,这是怎样的混账逻辑!无论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作为现场指挥者,他都在客观上成了为虎作伥的帮凶!

  鲁迅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而他所憎恶的麻木得失去了血性和良知的看客却依然"健在",这是我们的耻辱,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正义和仁爱,是一个人起码的良知。围观生命的凋谢,冷冰冰置他人生死于度外,笑嘻嘻从别人的死亡中寻找刺激,甚至恶语杀人而后快、为虎作伥以保平安,如此的善恶不分、冷酷无情,其心灵必定已经荒如沙漠,人性必定已经消失殆尽。如果——如果这些人还有灵魂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你们那冷漠的灵魂,难道连一丝羞耻都没有残存吗?

  有学者指出,如今民间心灵的荒漠化,已经成为一个和解决人口温饱一样严峻的社会问题,因此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有义务认真思考:怎样拯救这些冰冷荒芜的心灵?

  作者E-mail:sshq909 (at)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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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衍:共产主义大楼

  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安化楼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东南二环内,中介公司挂出的这栋大楼的出租屋价格远远低于周边楼盘。年轻的租客心急地想着,只要薪水提高就尽快搬出这里;一些与这栋大楼相伴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则盼着在某天早上醒来,能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末,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3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破土动工。

  关于公社大楼,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这样回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的描绘:"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如今在广渠门内大街边显得落寞的安化楼,正是3座公社大楼之一,它曾经承载过意气风发的"首都和全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盼。

  已经85岁的徐钦敏老人始终觉得,那是一种叫信仰的东西。

  他的儿女在这里长大,从这里离开;他的老伴儿在这里衰老,在这里去世。半个世纪过去了。

  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北官厅大楼与福绥境大楼,一个已拆迁,一个面临拆迁。

  安化楼也正在老去。它的墙皮已经斑驳,老式的木框窗户上净是碎裂的玻璃,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就将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早被人称作老徐的徐钦敏仍然守在这座大楼里,并不时向远道而来的探访者描摹楼里不为人知的历史画面,以及他内心"从未泯灭的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公社大楼的设想诞生于那个高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年代。那时候,金诚才30岁出头,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刚刚带着家人从上海迁往北京。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公社大楼的设计者之一,他本来的任务是和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赶来的建筑师们一起,支援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十大工程"。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金诚回忆,"十大工程"之外的这一特殊建设任务由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自负责。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金诚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捧着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开起了"一个又一个务虚会"。

  "要把职工特别是妇女从繁琐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投入生产,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户就不用开火做饭了。"

  "职工们都上班去了,孩子谁管呢?最好把幼儿园也盖在大楼里。"

  "虽然一切有供应,针头线脑总需要的吧,最好每层有个服务部。"

  ......

  坐在位于北京西南二环外的家中,已经85岁的金诚精神状态并不好。他得过脑溢血,说一段话后便要大喘几口气,但他依然清晰地记起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熬夜讨论是经常的事"。

  金诚说,起先设计人员对这种综合楼的模式,心里也没底,"开始我们建议,能不能先搞一个三四层的小综合楼做个试点,成功了再成批复制。"

  综合楼的方案上报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看后非常赞赏,表态说,"要搞就搞个大的嘛!"方案随即改为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大楼作为试点,再向全市推广。

  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根据同一张标准图相继开工。由于"宣武区底子最薄",计划中位于白纸坊的公社大楼则没有动工。

  在崇文区,安化楼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工程"。

  在老徐的记忆里,为了盖这座大楼,区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崇文区建筑公司,附近仅有的23路公交车站也特意将站名从"广渠门"改成了"安化楼",甚至有人传说,"大楼是用人民大会堂的下脚料盖成的"。

  在最终建成的3座公社大楼里,安化楼的体量居中,建筑面积为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型,主楼9层、附楼8层,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入门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门口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大厅有两根大红柱子,地上铺的是红花方砖。

  大楼的内部设计同样寄托着设计者们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待,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主力户型是不设厨房的两居室,层高达3米2.

  附楼的一二层是托儿所,三至八层为单身宿舍,也可以改为旅馆。主楼一层大厅是大食堂,大楼的最高层则被规划为俱乐部,"将来可以在这里跳舞、开会"。

  金诚还记得,每户的厕所都预备安上浴缸,在北京民宅中从未使用过的电梯也被专门从上海引入,但因为"怕把人养懒了",特意设计为三层以下不停。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

  从一开始,公社大楼就成为老百姓向往的对象。"好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那样的楼房啊。"徐钦敏回忆道。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回忆小学老师对公社大楼的遐想:"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史铁生则坐在台下"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还暗自庆幸:"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打那以后,史铁生便常常和伙伴们爬上尚未拆除的城墙,坐在草丛边张望那"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的公社大楼,"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书馆,哪是餐厅",有时候也会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块洗澡"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更多时候,他们会把推土机假想成"鬼子的坦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工地,然后缠着看守工地的老头问,"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

  安化楼破土动工的时候,30岁出头的徐钦敏已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的厂长,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施工的地方经过。对于这座大楼,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

  徐钦敏本是江苏农村的放牛娃,1938年就参加抗日,参军后在部队学了文化知识。后来在河北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过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带头喊口号。

  他相信,阶级斗争的意义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工厂做领导, "一心奔着共产主义干"。

  尽管心怀憧憬,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这样的大楼,过上"共产主义生活"。

  在那个没有高楼和电梯的年代,关于大楼是高干楼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一回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在这楼住啊?她说,我们都没敢进去看过。我说,你干吗不去啊?她说,人家说原来这个楼是高干楼,我们哪敢进啊,我们不敢进啊。"已经80多岁的王守恒是当年房管所派驻在安化楼的水暖工,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拍着大腿回忆道。

  事实上,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就地拆迁户、住房拥挤户和换房户。但搬进安化楼也有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能负担得起小间4元、大间5元的每月房租。而当时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79岁的老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得,当时换房站问了好多街坊,"好家伙,平房变成了楼房,谁不愿意?但一听房租,就都不言语了。"

  显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住进这座共产主义大楼的。

  姚瑞云是1961年搬进大楼的,她的老伴儿是当年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设计的衬衫苏联人都喜欢"。76岁的张青也是楼里的第一拨儿住户,老伴儿在百团大战时还当过杨尚昆的警卫员。

  老人们说,楼里的老住户还包括那时候崇文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北京小学的校长和同仁医院的医生。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王守恒老爷子摇着扇子补充道,"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怕招反映。"

  后来,老徐也如愿以偿地获得搬进大楼的资格。他用花市大街上30多平方米的平房换来了三楼西侧一间8.7平方米的单身宿舍。

  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大楼迎来了新住户,却没有迎来崭新的共产主义生活。

  3座公社大楼相继建成时,人民公社热潮已近尾声,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金诚清楚地记得,一次去石景山区开会,市里的一位领导告诉他"气候要变了"。史铁生也发现,"顿顿吃炖肉"这句话说了没多久,便"老也吃不上炖肉了"。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0年11月,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报告批评了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

  安化楼不得不在装潢上打了折扣。每户的浴缸并没有安装,原本计划的4部电梯也被减为两部。

  因为房租较贵,安化楼过了三五年才慢慢住满,而多数的两居室单元都是两家合住,共用一个厕所。直到今天,大楼里好几口人挤在一间房的情况仍不鲜见。

  事实上,大楼设计之初,金诚等工程师的想法是"夫妻俩人舒舒服服地住两居室,孩子长大了就送到单身宿舍去"。

  史铁生最终也没有走进那座北官厅大楼。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金诚回忆,在3座公社大楼中,只有最先竣工的西城区福绥境大楼曾有过很短的集体大食堂生活。这座大楼里有一位叫张瑞祥的老住户,他记得自己的母亲曾经在大食堂工作过,而这位已经去世的老妇留给儿子关于大食堂的唯一记忆是,"谁也吃不饱,管分饭的人就像大耗子,把好吃的先偷吃了"。

  在安化楼里,大食堂最终没有出现,幼儿园也无从办起,只有九层的俱乐部短暂地开过,但在1964年前后也被租给了一家医疗器械厂办夜校。

  "公社大楼不是不合理,只是太超前。"金诚曾经这样评判自己当年遵循"大集体、小自由"标准所设计的作品。可是这位老人发现,时间不断推移,按照"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生活"设计的大楼却似乎离快步向前的时代越来越远。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3座公社大楼建成后,曾有几位同事住进了福绥境大楼,但后来就相继搬出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厨房"。

  而安化楼的居民从搬进来的第一天开始,便只能在门口支个煤炉子生火做饭。一到饭点,整个楼道便充斥着浓重的烟雾,有时候还会形成明显的分界线。

  "走路都要这样,就像电视里教的火灾逃生。"徐钦敏弓着背演示,"楼道里的墙全都熏黑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了1964年。那时候北京已经有了煤气灶,房管所便在每层各辟出了3间房当做"公共厨房",大家也就此过上了一起烧水做饭的生活。

  具有"集体主义"意味的是,每个公共厨房只有一个水表,水费要按照各家的人头均摊。而值日牌则挂在灶台上方,各家轮流做清洁。到周末还要每户出一人,进行大扫除。

  楼道狭长,做一次饭往往要来去好几趟。老人说,冬天时端着菜从厨房到房间,菜便凉了。但在那个物质匮乏同时纪律严明的时代,人们对大厨房生活,并无怨言。

  日子继续过下去,厨房像是放大镜,映着大楼里的历史变迁。

  "文革"期间,厨房成了批斗的地方,小将们把"走资派"关进厨房,"打出了血"。过去并肩做饭的邻居开始相互回避,"生怕对方是黑五类"。

  改革开放后,楼里住户日杂,年轻一代宁愿在阳台摆个桌子放电磁炉也不愿走进大厨房。附近的房屋中介业务员说,要是安化楼房间里能有厨房,房租起码高上500元。

  老徐隔壁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进楼,那时轮班值日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值日牌不知道被谁丢进了垃圾桶。大厨房甚至成了楼道战争的主战场:有人烧水丢了水壶,有人撞见自家煤气灶被别人拧开做饭,还有人做了锅红烧肉,肉还没熟,一错眼珠连锅都被端走了。

  大厨房里按人头收费的公共水表,更是最大的麻烦导火索:交水费时少报人头,在厨房里玩儿命用水,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家的洗衣机推到厨房。

  为了缓解居民的怨气,2008年,房管所停用了公共水表,改为在厨房里的公共水池安装了一字排开的水表和水龙头,供各户自用。共住一个单元的两户人家也分了表,在墙上用红油漆刷上房间号,再标上"大"和"小"加以区分。

  然而换了水表后,一些水龙头被挂上了密码锁,另一些阀门则层层包上了塑料袋,还有的住户索性把自家的水龙头卸下来,再把水管封死,"还不是怕别人家偷自己的水"。

  公共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刺鼻的味道。厨房的地面被油垢覆盖,踩在上面有明显的黏稠感。蹲下身,角落处能找到一些指甲盖大的蟑螂,仰着身黏在油垢里。

  "现在厨房可比厕所脏多了。"正在做饭的老徐把苦瓜扒拉进锅里,低着头说。

  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老徐记得,大楼里最初的时光,不是这个样子的。

  "老主任在长长的过道里喊一句,扫除啦!你就看吧,一个个儿的人头都从门里冒了出来。"他把热好的苦瓜放下,带着浓厚的江苏口音模仿起当年李秀梅喊人的样子。

  那时的广渠门内一带,还只是成片的菜园子和乱葬岗,但大楼里似乎别有洞天。

  楼里的孩子们拿电梯当玩具,刚把他们送到九层,一开八楼的门,便又在那儿候着了。但也有孩子会因为楼太大且各层长得都一样而迷路,便抱着书包蹲在楼道哇哇大哭。

  大人们则喜欢聚在九层的活动室里下棋,除了围棋和象棋,还经常玩一种从苏联传入的克朗棋。每逢国庆节,楼里楼外的街坊们便都上到九层,"那天安门的烟花,看得真真儿的"。

  但这份平静的时光为期不长。"文革"中,住在楼里的红卫兵小将们将大字报贴满全楼,连各家的凳子也不放过。姚瑞云记得,自己年轻时在上海照相馆拍的漂亮照片被烧毁了,每层都有的5盏大型玻璃吊灯也被砸烂。很快,楼里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被揪了出来,其中还包括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撕碎了。"徐钦敏回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大楼里的人互相之间开始不闻不问,谁也不敢接近谁。"

  做厂长的老徐没有躲过那个年代。在单位里,人们在他身前点上火堆,烤得他浑身冒汗;往他打仗时留下子弹的胯骨猛踹;带着他游街,有时候走到安化楼附近,楼里的小孩就跟在后面看热闹。

  邻居们说,老徐的大儿子当时才12岁,因为不堪学校里同学的辱骂,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自杀。在牛棚劳教的老徐疯了一样地赶回家,当街拦了一辆大公共,送昏迷的儿子去医院。但孩子最终也没有醒过来。

  安化楼不只出过这一条人命。五层一个被认定是"黑五类子女"的小伙子,跳楼而死。另一个女孩子,也从楼上一跃而下。

  上世纪70年代末,老徐获平反。80年代末,老徐退休。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楼里的下一代也长大了。

  一个叫狗子的孤儿靠给小卖部搬货维持生计,后来帮人贩卖水果,再后来自己开了运输公司,搬离了安化楼。另一个老徐从小看大的孩子,靠在旧货市场卖古董买了一幢楼。

  老徐曾经对他们说:"你们99%不如我,只有1%比我厉害,就是会捞钱。"

  10年前,大楼对面的平房群变成了一个叫"富贵园"的高级住宅区,房价节节攀升。但安化楼仍然属于房管所的公房,不允许买卖。

  一些老住户搬进了对面的小区,但离开的人从不放弃楼里的公房,给房管所交的租金每月100多元,但转手租出去却是十几倍的价钱。如今,楼里三分之二的住户都是二道或三道租客。

  "现在楼里的人就像是山药蛋。山药蛋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互相不挨着。"老徐叹气道。

  没人说得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楼道里挤满了旧纸箱、拖把,以及舍不得扔的破家具。原来两辆自行车能并排通过的大楼道,如今已经容不下两个人错身。据说,1998年安化楼大清理时,总共从楼道里拉走了100多车垃圾。

  "这破庙似的楼从来没人整修过,房租倒从5块钱涨到了100多。"大厅里,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老爷子已经摇着扇子抱怨了半天,正跟旁边蹲着的一个二道租客念叨,"不对,华国锋的时候落过4块钱。"

  "为什么落啊?"年轻的租客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为什么落,我哪知道为什么落?你告诉告诉我,现在物价为什么涨啊?"

  老爷子合起折椅,拍拍屁股扭头就走,"放炮完毕,走人!"

  老徐则在一旁闷头看着报纸。他订了5份报,每天看,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跟不上形势"。

  他眼看着,大楼明明是公房,却被一些租户私卖出去,到房管所托托关系就能转让出租权。他也想过调查一下,"举报他们",但最后还是觉得算了,"到头来枪口还是对着我自己"。

  想不通的还有国家大事,"当初号召我们打倒大地主刘文彩,可现在那些'地主',比刘文彩大多了。"

  因为怕自己"得了精神病",老徐还曾特意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老徐,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建议他"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我们离死都不远了,还管这些干嘛呢?李主任你说呢?"老徐站了起来,问旁边的李秀梅。

  "早被淘汰了,还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李秀梅看有外人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20年前就已经退休,她还是保持着每天下午给老住户们分发报纸和信件的习惯。7月末,她还组织了一次楼里老党员的集体活动,每个人为党的生日写一句祝福。

  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了我

  老人们偶尔会聊起,当年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早在2001年就在危房改造中被爆破拆除。据说,爆破在夜里进行,许多搬走的老街坊都专程回来跟老楼告别。出乎意料的是,大楼竟然有一个角没有炸掉,后来又用铲车铲了3天才拆干净。老人们执拗地认为,这是因为建大楼的材料是"全中国最好的"。

  从2003年开始,位于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也传出了拆迁的消息。有人说拆迁是因为大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安全隐患,也有人说是因为"影响了白塔寺的风貌",但更多的被拆迁者则相信,真正的原因是金融街的北扩。

  如今的福绥境大楼里还剩下不到30户的坚守者。狭长阴暗的楼道里,很多房间已经被砌上了红砖,彻底封死。大楼旁的福绥境小学,如今也被并入官园小学。这座大楼甚至被人们叫做"鬼楼",一到周末就有学生们到空荡荡的楼里去"探险"。

  去年,这座早已不在新闻中出现的老楼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以这栋大楼为蓝本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主题是将其改造为专为"蚁族"群体而设的青年旅社。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翻新的公社大楼里专门设计了一个发泄室,以及一个党支部办公室。

  "我希望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做一点东西,而福绥境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我把它当做改造原型。"设计者胡伟楠这样解释他的初衷。

  不过他也表示,在金融街北扩的背景下,这个方案也许只是"又一个乌托邦"。

  正是因为这个作品,胡伟楠已经被一家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相中,而他将要投身的设计项目,是一个高端别墅群。

  关于福绥境大楼的故事,安化楼里的老人感同身受。大楼建成时,周边还是土路,现在已经变成了被称为"第二长安街"的两广路;楼旁的坟头和菜园则变成了每平方米售价4万元以上的商业住宅区。

  老人们抱怨,曾经是地标的九层大楼,如今只是个"矮胖子楼",跟环境和时代都格格不入。

  王守恒记得,自己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问她家住哪儿,她都会大声说,"安化楼啊!"到了孙辈,小外孙女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带朋友进楼了。

  尽管大楼门前的公交站牌上仍保留着"安化楼"的站名,但它的确正在被人们遗忘。一个年轻的租客说,打车回家,总要告诉司机师傅"去富贵园小区对面"。

  偶尔,这座大楼也会被人想起来。北京奥运会前夕,灰色的大楼被刷成了粉色。前几年,一部葛优主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也在大楼里取景。谈起在这儿取景的原因,李秀梅轻声说:"破呗。"

  去年,一位建筑师曾经探访过这里。离开之后,他在一篇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这一切消失,他们最不容易调适的,将不是房价、房租、平米数,甚至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优越感,将一去不复返。"

  黄昏时分,斜阳笼罩着安化楼,拖出了长长的影子。

  大楼老了。

  门前多了一个可供轮椅通过的无障碍通道,电梯不再是三层以下不停,外墙贴上了"大楼容易造成外墙灰皮脱落现象,敬请此楼及附近居民不要在此停留"的告示。

  设计大楼的人老了。

  金诚伤感地说,能一起聊天的老同事越来越少,"前一天打完电话,后一天也许人就没了。"当年具体分管安化楼设计的建筑师叫张念真,已经在去年去世。

  大楼里曾经的年轻人也老了。

  王守恒的耳朵上已经戴了助听器;李秀梅的老伴儿去世了,陪了她很多年的狗也在前年老死了;徐钦敏的妻子去年死于突发脑溢血,他自己也曾写好一封遗书,要求死后将遗体捐给医院或护士学校做研究。

  晚上7点,老徐准时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前一天蒸好的鲤鱼,坐在写字台前吃晚饭,并时不时地扭过头,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

  这个狭小的房间从来没有装修过,墙壁是蜡黄色,窗户玻璃裂了缝,墙上的钟也已经停掉不走。电视机顶上,摆着老两口的合照。

  1960年底的一天,意气风发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徐钦敏带着他的妻子、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一张木板床搬进了公社大楼。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相信,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本版图片由张嘉妍摄)

  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31日 12 版)

  来源:中国青年报

  链接:http://zqb.cyol.com/html/2011-08/31/nw.D110000zgqnb_20110831_1-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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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正在过大关

  ——底层沦陷与上层逃离

  8月19日,前苏联解体20周年之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谈到苏共解体带给我们的借鉴时,他说教训之一就是千万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对党的建设要加强监督。(2011年8月22日《南方日报》)

  中国经营报在反思大连PX项目时说,东亚国家大都是国家主导型的快速推进工业化发展模式,需要大量投资,所以政府和资本方结成的联盟,很容易把企业员工和民众的利益忽略了。在中国国内,政府和企业的沟通都很畅通,但是二者和民众的沟通都不怎么畅通。这就是大连PX留给中国社会的反思。这个也许可以作为"疏远群众、亲近资本"的一个注脚。

  资 本在权力的庇护下应该日子过得很舒坦,但吊诡的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底层沦陷和上层逃离并存现象。三联生活周刊曾引用《纽约时报》在报道印度获 得板球世界杯冠军的文章中说:印度上层阶级追求的就是让自己远离印度——远离印度的人群、灰尘、炎热、贫穷、政治、管理和其他一切显而易见的东西。"上层 远离"现象不仅在印度,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仅远离贫穷、混乱,远离日益恶化的水和空气,远离不够宽松、自由、公平的投资环境,也 远离趋向恶化和对立的阶层关系,甚至还有一种"祼官现象"或者"祼商现象"——全家远离,一人"留守"。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三十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务部负责人称,去年中国大陆投资移民该国人数占全部投资移民的62.6%.福布斯中文网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称,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中国的富有人群把移居海外作为自己的人生向往。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南方日报》8月17日报道,中国首部华侨华人研究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8月15日发布。蓝皮书显示,留学生不愿回国发å
��,中国富豪移民海外,中国财富流失他国现象已比较严重。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恐逾450万,对比当今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4543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

  中 国正面临着"人财两空"的困境。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是一直嫌人口太多吗,多一些人移民海外岂不更好?中国不是嫌货币超发太多吗?移民者带走大量货币有什 么不好?问题是,移民者多属社会精英,而且他们带走的不是货币,是真正的财富——他们在竭泽而鱼的发展过程中,将大量社会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破坏了 ——这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财富。同时,不讲规则、不守法律、不讲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发展逻辑,把人间一切美好的规则和人心也都破坏了。这,不也是社会最 重要的财富吗?

  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上层在刮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

  胡德平先生在提到许多民企老板赚了钱就向外国移民、置业时说,很多民营企业家也表示还是在中国市场赚钱最容易。但是一考虑财产和人身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移民海外。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发展的环境不利,它就会选择走。

  为 什么权力庇护下的资本却没有安全感?一考虑到财产和人身需要就要选择移民海外?这是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条件下,由于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使社会必然 滑向权力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陷阱而无以自拔。制度经济学上"分粥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靠选拔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来分粥,众目睽睽之下都难以避免滑向腐 败深渊,不受监督而又资源无限的政府权力,以及直接投资经济的裁判员兼运动员双重角色,更难以指望其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夜者。更何况,官员任期的短暂 性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短期行为和政策的多变性更加令人眼花瞭乱,今天你还是权力的宠儿,明天换一任领导你就有可能成了权力的弃妇!权力之手不断洗 牌、翻搅、调戏资本,权力与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与资本之间、权力与权力ä
��间,既彼此依赖和勾结,又彼此利益冲突甚至敌对。今天此权力是财富的保 住伞,明天彼权力就成了财富的敌人。权力还是那个权力,只不过掌管权力者可能换了人。凭借权力,可以一夜之间鸡犬升天;也因为权力的虎视眈眈,你也可能一 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坠入赤贫。前几天和一位某报著名调查记者聊天,说到某南方城市,一个开发商刚刚盖好一楼盘,工作人员马上被一帮流氓打出去,这帮流氓将楼 盘换了个名称就卖光光!地方公安根本不立案!

  为了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润,一些权贵资本的劫掠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上抗国法、下坑民众、中间则践踏和破坏一切道德与规则。全家人怀揣外国护照,一见风声不对或者权力失势,立即逃之夭夭,留下一个百孔千疮的大地,和沦陷在水深火热中的底层民众。

  权贵资本的劫掠形式多种多样:行政垄断、行政管制、借土地矿山的"集体化国有化"混水摸鱼,等等,不一而足。任其发展,权力和资本只会成为劫掠自然和百姓的掠夺者和"刮地皮的",剩下满目疮痍的大地和败坏的人心给底层和子孙后代。

  杨 锦麟先生微博说:某地见某退休高官,他主动谈及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刻,可见即使在高层,对几乎已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权贵资本结合现象, 认识是深刻的,也知道任其坐大,影响深远,但老人家长叹了口气说,都明白,都了解,只是力不能及啊!力不能及之语,极具震撼力,至少当时我听了之后,感觉 震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新锐作家、社会活动家刘思宇则提到台湾立法委员洪秀柱上大陆微博,感觉受不了:"希望通过微博了解这个社会,只用 了两天,就没勇气再看下去。太多太多的事情骇人听闻,太多太多的事情让人悲痛欲绝。这个社会里见不到的'仁义礼智信'信仰,甚至没有'伦理与道德',公平 和正义在这里都是愚蠢的行为,无法理解。"

  我们受不了也得受,谁叫你生在中国大陆?谁都不行动,只能等着中国这艘船一起沉没。11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呐喊:改革正在过大关。今天的中国,仍然正在过大关。11年 过去,这个关隘更明晰了:我们要过权贵资本的大关。权贵资本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掘墓人。遏制权贵资本,不能寄望于自上而下的管制,管制越多,权力越大,腐 败的空间也越大。况且,权贵资本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事实上也在消解法律和中央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也。民众更不能对权贵资本作壁上观,看 戏一样看他们在台上你死我活地厮杀!须知,他们的战争,炮灰都是美丽的自然环境和逃无所逃的普通百姓!

  普 通百姓的个人力量固然不如国家领导人大,但是,群起而为的曝光和媒体运动却能够使黑幕一点点暴露在阳光和监管者的眼皮底下,从而使权贵资本有所畏惧、有所 收敛,恶行得到惩罚和遏制。黑暗最怕的不是权力,而是阳光。眼下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扒粪运动",让阳光和公开化来洗涤污垢和罪恶。

  2011年8月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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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有感于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

  昭雪,以终审判决的方式

  从当初写关于王佩英的第一篇文章《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到创作关于王佩英的摇滚乐《王佩英》、《为信念而死》,一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若非2011年7月下旬在香港与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谈起王佩英,我竟不知就义41年后的王佩英已于6月9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彻底昭雪,撤消了1970年、1980年的判决书,被终审判决无罪。回大陆后查阅消息发现,在6月22日的《中华工商时报》第五版,记者李锡铭发出了《张大中母亲四十年冤案终昭雪》的消息,并透露北京高院院长在院长办公室亲自把终审判决书交给王佩英之子张大中,且院长致歉。随后,在2011年7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最后一页,判决书被公开发表出来。紧接着,就是傅国涌、贾康等人,如我一样激动地在网上将此消息转告公众。

  王佩英与遇罗克等人,都是在1970年1月27日被一起杀害于北京的。这个活了55岁的母亲,最早被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王友琴深入研究,并于两年前公开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文章题目是《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大陆这边在2010年有了真正的"动作",曾经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的独立制片人胡杰做摄影,《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做采访,而后王佩英的儿子张大中在2010年3月27日邀请了500余人在北京公开纪念其母,刻录DVD光碟,自印书籍,广赠社会。《炎黄春秋》2010年5月号杂志刊载郭宇宽长文《寻找王佩英》,随后《纽约时报》、《凤凰周刊》、《中国经济周刊》、《中国青年》、《往事微痕》等媒体,持续介绍王佩英。互联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各人纷纷评论、转载,博客、微博�€
�网刊、论坛等,皆对王佩英持续关注。2010年12月,张大中更因反思文革、继承直言精神、推动民间慈善,被《看历史》杂志等媒体推举为"国家记忆"2010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最终得票数仅次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樊建川。

  从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15个月一晃,彻底昭雪王佩英之事进展得如此顺利,公道讨得如此有品格、有影响,确实令人振奋。中国冤假错案当然非仅此一例,由于个人境况不同,努力程度与运用方式不同,太多案件也就随风而去,直到被人们彻底遗忘,就像从未发生过一般。但像张大中这样,一方面做着企业(甚至还成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另一方面又为其母的历史冤案不计代价地奋斗到底,着实少见。我注意到《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今年3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国美涅槃》一书,写的虽多是各厉害人物的商界恩怨,但涉及到张大中时,则将"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列为单独的一章,且是最后的压轴之章。张大中为母亲讨公道,已不再仅仅是以家庭本位来考虑,而是将其作为一股民族精神,传之四海,甚至成立"王佩英慈�–
�基金会",又向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捐资百万,就是要以其母为线索,指向文革大潮之本质,激励国人痛作反思,让那个黑暗时代不再卷土重来。

  纠正过去,启示当下

  将终审判决书交到张大中手中的人,是北京高院院长池强。我看过他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他说:"任何案件出来,如果司法不公,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谁都有权力去监督。我们要重视人的尊严问题,要重视公平正义的问题,要让案件审理来得明白、快捷,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原事实真相,打公正的官司,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司。我们要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社会要发展,就要有规矩,司法公正就是社会秩序的指向。"且不论别的案件在他管辖之下做得如何,单说王佩英这个离世41年的文革冤案,他能有这么诚恳的表态和行动,确实值得一赞。但凡在位者做得不错的,我都勇于承认。本来我对中国的司法环境很没信心,尤其是司法不独立却要做到司法公正,靠的已不是制度力量,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突破。我欣赏池强在处ç
��王佩英一案上的表现,确有道德光芒。

  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网友在转载王佩英被彻底终审昭雪的新闻时,直接把这说成是"母凭子贵",张大中有钱嘛,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又是全国工商联执委,还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呢?云云。我不特别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承认在中国要夺回尊严与自由,实力确实很关键,强大的公民个体是干成大事的基础。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事情本质,只看表象去了。须知,王佩英一案,是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普通女子,基于国家灾难而向最高独裁者吼出下台的喊声,而后遭受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迫害,直到这个人被杀掉,留下七个子女无人看护。此案不但是冤案,而且是正义被邪恶扼杀、光明被黑暗吞噬的有挑战极权意味的案件,王佩英乃是那个时代最有种、最决绝的英雄。

  王佩英一案非常极端,她不像张志新那样到死还认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在那个年代,她甚至以宣告退出中共来表达绝望,还在广场、街道等处张贴大量传单,当众高喊"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别人被公审者称为"气焰嚣张",她被称为"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即使放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说你看到中国有那么多的灾难,你认为这是统治者失职,搞独裁,欺骗人民,然后你要求退党,你去广场、街道发传单,支持党内改革派,要专制者下台,还高喊要打倒他,你很可能就被"颠覆罪"给拿下了。这样一个如此特殊的王佩英,在就义41年之后被终审无罪,不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纠正,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宁可遭受磨难和刑罚,也要讲真话,让统治者不再高高在上地沉迷于自欺欺人,而要迫使他们æ
��视人民疾苦,痛作改革,这样灾难才会降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大中、池强在今天能把如此敏感的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已是奇迹。

  还我真相,还我公道

  我听过最毒的话是,有人把王佩英当成"疯子",说她像泼妇骂街那样疯狂攻击伟大领袖,竟然还有人说她是"圣女",简直想吐。说这话的人,没看过《我的母亲王佩英》这部纪录片,没读过《王佩英评传》这本书。在我看来,王佩英是铁了心要殉道的,不是出风头、发神经。她受过天主教熏陶,也曾为中共地下党付出一切,中共建政后她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放弃一切来当个普通人,在幼儿园带孩子,而后当清洁工。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看到当时的政府一直在拼命掩盖自己,并且内讧连连,从高层权力斗争,一直发展到全社会疯狂的阶级斗争,她就不会那么凛然地站出来。王佩英说过的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就是:"河南是饿死了人的。"她甚至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做到了"抛家"的地步。如果她想活
命,只要低一下头,兴许就能躲过一劫。但她扛住了,心一横,宁死不屈,结果就成了以死殉道的英雄人物。

  转过头来说张大中。他当年拿着母亲的1000元抚恤金,辛苦创业,越做越大,是邓小平经济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先富起来了,甚至还奋斗到有了政治头衔,确有几分体制内人士的色彩。但是,又有几个人在财富上做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愿意去冒政治风险,一定要重新触碰敏感的文革问题?多少人富裕起来以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别提父辈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了。又有多少人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进而扭曲、遮掩、逃避旧事,巴不得离那些N年前的事越远越好,以求"政治正确"。但张大中不这样选择,他选择还我真相,还我公道。他为母亲平反而奔忙,绝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成为亿万富豪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1970年他母亲被杀以后,他就没忘记为母亲平反而到处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终于,1980�¹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王佩英平反了,这就是《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

  然而,那一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是打圆场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他要的是彻底昭雪。多少年来,他不但在奔忙着,也同时在做文革研究,据我所知,阅览无数的张大中的水平,至少称得上是研究文革的"准学者"。在当今传播手段和大众接受途径多式多样以后,来自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王佩英这个具体的人,重新走进一般民众的心里,让人们在心灵深处去同情、理解、赞赏这个人,吸收其勇气精华,反思罪恶时代的种种成因,挽救社会矛盾激化背后的汹涌危机,这何尝不是"救心"之举?一张白纸,再盖个红章,是今天之于昨天的胜利,是民族精神没被埋没和压垮的胜利,这才是1968年林昭血写遗书所说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证明中国人的脊梁纵然会在某一黑暗时刻被压断,但终有一天还是会硬朗地�Œ
�直起来,表明这个民族并非全是懦夫和奴性,更有勇士和公道。

  警示今后,勿蹈覆辙

  历史总在循环着相似的苦难,多少人为了美好未来而发出震撼先声,因其受罪,却也无怨无悔,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许还会如此。人类历史和国家历程,一直都是这样循环着,但有这一个个英雄的参照,就会警示今人与后人,防止再蹈历史覆辙。王佩英一案的胜利,不仅在教育着当政者、抚慰家属,也同样在教育着民众、激励冤民,而且是以最具说服力的法律诉讼方式,这是让人最服气的有效手段。由于人人立场不一,现在和以后也同样会有骂王佩英的人,王佩英不会因为在死后41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无罪而停止备受攻击。我认为这很正常,就像有人看到美女不敢去承认,说这是跎屎,被玷污的其实不是美女本身,而是说这话的人,因为只有当他自己仅仅是这个认知水准并心有所想的时候,才会有如此肮脏的言辞。民众自己如何å
��思,是个人头脑里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靠自己来觉悟的,谁也强迫不了。

  中国需要平反的事情实在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香港我就见到一批五七学社的老右派,他们至今还在为1957年的事情愤愤不平,反毛者甚众,出版、演讲,盼望得到社会认同和公正评价。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尚且如此之多,至于当今民众为生存而维权受压,如圈地、拆迁等平常事,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如此看来,有魄力解决王佩英一案的池强等辈,任重道远,未来的法治之路更需要无数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有志青年。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在重复着打倒又建设、建设又打倒的历史,如此周而复始,有时甚至还呈现历史倒退的局面。就像韩寒所言,拿90年前的中国言论开放程度,来衡量今天的言论钳制状况,许多人是要被笑死的。就像王佩英一案,别看终审判决无罪,可"百度百科"已删去"王佩英"词条,《王佩英网站》被封,许
多关于王佩英的文章或新闻被不断删掉,我曾上传一些《我的母亲王佩英》的图片和歌,也被一一和谐……

  连法院都终审无罪的人,在网络世界却被一一抹去痕迹,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究其缘故,恐怕还是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有的是自我阉割,有的是被迫整容。好在经过一阵阵砍杀之后,网络尚留片甲,只要人们愿意去了解,同样能够将王佩英的形象与精神刻进他们的内心。遮,是绝对遮不住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能无远弗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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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忠康: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

  各位网友:毛泽东辩护士章立凡先生的大作《〈中苏密约〉文本真伪考》终于在香港《开放》八月号上发表了。在他只有3700字的作品中,有将近2000字都是他人材料和注释所堆砌的,而剩下一千多字的个人论述中,也大部分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重复。看过这份作品之后,人们会产生疑惑:这是一个专家学者写的还是一个言之无味却强词夺理者所写的文章?!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小人得志便猖狂",当《开放》编辑金钟先生向章立凡先生约稿,准备为他发表文章时,他那手舞足蹈的高兴劲立即表现了出来。他相信《开放》一定会登他的文章,就马上给我们发信说:"无兴趣与您继续作无意义的争论,但金钟先生来信沟通,于是决定就作伪文件的来龙去脉作一考证……""金钟先生邀我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文(日后您会看到的,这里就不赘述了)。"他还以教训的口气要我们好好学习他发给我们的材料,说"随手附上一束关于中苏条约的研究论文及档案译本,望好好学习。日后听您谈学习心得。"想不到我们这些被中共党文化洗了六十多年的脑,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后的七老八十的人,还要接受章立凡先生的这套"贫乏谎言的再教育"束缚,不然的话,他就对我们破口大骂,他骂我
们"找抽","被社会唾弃的人","这辈子的罪白受了"……在章立凡发给我的信中,那更是恶语伤人,脏水四溢,称我是"逻辑混乱,言不及义""心智昏聩"的"脑残人士"。而我所写的文章则是"只是为了不断制造文字垃圾,制造得越多,留下笑柄也越多"东西而已,只有像章立凡那样充当毛泽东的辩护士,才算是像样的作品。

  我本想为此事作一了断,不再回应。但是细细一想这不是又为章先生找到了许多口实吗:朱先生这下子"沉默无言"了吧,"蔫"了吧,"无法回答"了吧,"退却"了吧,"心虚"了吧……于是我又提起笔来写了这篇文章《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用理性来说服这个狂傲之徒。我准备把此稿投寄给《开放》,看看他们会不会刊登?在我印象里,香港回归后很快在变化,这"一国两制"好像在向"一国一制"迅速过渡,曾是融汇全世界普世价值的国际化都市香港,许多报刊媒体越来越变得像共产党的喉舌和工具了。我不知道《开放》杂志是不是中共在香港地区的喉舌和工具,仅以这次而言:《开放》杂志是月刊,每月出一期,七月号刊登了铁流的文章《中苏特别条约曝光》,其实这篇文章是我所写,有人却冒用铁流的名
字发表,经过质疑,《开放》编辑答应更正向作者道歉。八月份的《开放》上才能刊登这些更正和道歉,或者再以朱忠康的名字把文章重新发表一次,发表时可以加上编者按语。然后是章立凡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对我引用的材料提出伪证的质疑,他的文章应该在《开放》的九月号上才能刊登出来。如今却是在八月号上刊登用"朱忠康"名字发表《中苏特别条约曝光》一文,同时又发表了章立凡的一篇文章《〈中苏密约〉文本真伪考》,对朱忠康文章中所引用材料的真伪提出异疑。这样《开放》挽回了面子,他不用如此麻烦了:既要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又要向作者表示赔礼道歉:一份香港刊物竟向一个小人物道歉多丢人现眼!如今不但可以避免,而且还从"暗箱操作"过渡到"明箱操作"进行一次性完成。于是《开放》不得不令人怀疑�®
�是不是也从一份公开公正公平的讲普世价值的民主刊物,向着中共的喉舌和工具转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

  我曾写过一组《用事实说话》文章,它由两部分组成:一组是《用照片说话,揭开惊世罪恶之谜——公布〈中国同胞的地狱〉〈日本战犯的天堂〉照片集》;另一组是《用文件说话,揭开惊世罪恶之谜——公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文章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后又发给了网友,于是其中的一篇用《文件说话》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命运。先是《开放》七月号上以铁流名字发表此文,标题为《中苏特别条约曝光》。为此我向《开放》提出质疑,要求澄清。《开放》以实事求是精神表示更正和道歉。就在我们双方交流之际,冒出了一个章立凡先生,来信指出我引用的材料是伪证,并以共罪论谴责说:"必须谴责一切卖国行为,同时谴责屏蔽伪造历史;但以伪造历史文件的方式来谴责,相当于以伪证伪,把自己降低
到作伪者的同等地位……"章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这段话的意思说卖国行为可恶要谴责,伪造这份材料的人也很可恶要谴责,而引用这份假材料的人也同样的可恶要谴责。也许章先生可以反驳称他没有说过此话!是我自己按上去的!但是请问"把自己降低到作伪者的同等地位"不就是与和作伪者一样可恶吗?章先生的这段话真可谓是一箭三雕。章的"共罪论"证耍了个花招:汉奸卖国贼不怎么样,揭发汉奸卖国行为的人也不怎么样,都是半斤八两!而在章立凡先生的眼里,可能汉奸卖国贼不算什么,可恶的倒是揭发汉奸卖国贼的人,因为他们用假证揭发别人汉奸卖国贼的行为。

  这样章立凡先生的假面具真面目终于暴露无遗,原来他想用这篇文章把毛泽东的汉奸卖国贼行为一笔勾销,变成一个英明伟大的领袖。章先生的腔调与中共官方的论调是何等"相似乃尔",不愧为被操控的五毛分子。在他的"以伪证伪"这句中有两个"伪"字,这前后两个"伪"字可谓是大相径庭完全不同的概念:前一个"伪"字,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协定》是"伪"的,一是指把伪材料取来作"伪"证的人;而后一个"伪"字,就是一个真的人被作"伪"了。也就是说原本英明伟大的领袖——被伪证者作伪后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章立凡像耍魔术一样,竟把毛泽东大汉奸大卖国贼行为说成是别人给他伪造的,当然那饿死四千万人的罪行也不是他一手造成的,而是"国策"不是阴谋。相反我们所有揭露毛泽东滔天大罪的人倒变成了
有罪的人。

  为此我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他进行了驳斥。他又来了第二封信,我对他这种学霸文痞式争论进行了驳斥。当他来第三封信时,我不理睬他,他却对支持我的两个网友发起了攻击,一方面他称我"沉默"了"理智"了,不是像第一封信里指的那样"心虚"了。另一方面又大骂他们"找抽","被社会唾弃的人","这辈子的罪白受了"等脏话,给人印象这不是有修养的历史学家,倒像个嘲骂别人的地痞流氓。他还把寄给我们的材料教训我们要好好学习,并要向他汇报。我们这些被中共洗了六十多年的脑,至今已经醒悟,难道又让我们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样,去"接受贫乏谎言的再教育"吗?

  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怎能忍受如此对待,于是我又不得不提起笔来作了回应。他又骂我是"逻辑混乱,言不及义""心智昏聩"的"脑残人士"。而我所写的文章则是"只是为了不断制造文字垃圾,制造得越多,留下笑柄也越多"东西……这究竟是在为《协定》真伪争论还是在进行一场打架的对骂?

  现在我要对他的这篇文章作一次理性的回应。

  首先我要为"引用"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引用网上的材料可不可以?章的文章大量引用了沈志华和栾景和的文章,都是正确的,而我引用网上的文章就是不正确的,难道他引用的文章比网上材料更可靠吗?

  第二、网上的材料有真有假,我们这些网民怎么知道有些是假的呢。就像消费者在商店超市不小心购买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我们究竟谴责谁?难道要谴责不知情而无辜的消费者?而章立凡现在做的就是把消费者摆在与出售假货者同一地位来谴责,甚至与生产假货者一起来谴责,这公平吗?章立凡不去找制作伪材料和发布伪材料的单位和网络,却找我引用者纠缠不止,甚至以共罪论证,这公平吗?

  第三、今天是信息化网络时代,它拥有强大的优势和众多的网民。而中国的网络又是受中共当局严格控制的部门,任何一两个敏感词组都逃不过层层过滤和筛选。我相信经过严格筛选后侥幸存下来的材料呢?还是相信个别专家学者教授的研究成果呢?我相信网络上的材料,哪怕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正确。何况还没有确定这份材料是真是假。

  现在我们再来理论这个《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这个《协定》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签订前两天签订的,即1950年2月12日签订的。章始终回避这个问题,却大谈2月14日公诸于众的这份《条约》及当时签订的几个附加协定,而他所引用的材料也是签订《条约》时的情况。章立凡应该举证12日那天毛泽东和斯大林没有签订这份《协定》的证据来,如毛泽东周恩来去外地参观去了,他们去串亲访友去了,以证明这一天不可能签《协定》的。

  章立凡是用想当然来论证《协定》真伪的,第一封信中说如果有这协定,那是"完全背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及中国国情"的,"足见伪造者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是"荒诞不经"的。此谬论被我驳得哑口无言:当时二战之后,冷战开始,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两大军事集团。欧洲德国分裂为东西德,亚洲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国出兵一百多万,核大战迫在眉睫。专以斗别人的两个好战分子坐下来签订《协议》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怎么不可能呢?

  在理屈词穷情况下他又搬出了人口理论,称毛泽东说过"人多好办事""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说毛泽东决不会订减少一亿"人口"协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言而无信"的人,他的所有摆在台面上的正确的话都是对别人而言的,而他自己则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整风运动中,他刚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两个星期之后,已经在"暗箱作业"准备反右运动了。

  而对于在大跃进运动中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类浩劫,章立凡先生竟还为毛泽东的罪恶开脱,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是国策错误,而不是预定的阴谋!"把毛泽东好大喜功,一心想当"马克思加秦始皇"暴君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为毛辩护说是"国策"错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而且竟是从五七冤民儿子的嘴里说出来的。

  现在我们再来论理这份《协定》,它究竟有没有签订过?是不是存在过?回答这个问题最权威的是签订此条约的当事人。可惜这些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即使他们还活在世上也是没用的,因为双方已经在《协定》第十九条上写明:"协定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既然见证人不能开口,我们只能让档案文件来说话了,只要能翻出这份文件来,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但是数十年以来,政治家们从合纵到连横,从冷战到热战,世界格局在变,形势在变,中苏两国从蜜月期很快走到了对立动武的地步,就说明了这种瞬息万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领导者和子民们无不都在干着有利于本身的事情,于是见证时代变迁的档案材料也就经历着不同的命运。

  我们可以把档案材料的遭遇列出几种可能性来:

  第一种可能:这份《协定》正如章所说根本没有订立过,现在网上公布的是伪造的赝品。

  第二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签订过,网上公布的是真的。

  第三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签订过,但是原档被销毁了或是弄丢了。所以沈志华先生没有找到这份档案,并不表示未曾签订过此协定。我们知道斯大林办公的地方不单单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有两套住宅),他还在近郊孔策沃别墅和远郊祖巴洛沃别墅里办公过,各处都有存放他档案的地方。1953年3月2日斯大林中风,5日死亡。死后内务部长贝利亚就把斯大林家里所有物品都搬走一空,不知去向。他不是为物品而来,而是为档案而来。许多档案都是成包成包地烧毁,因为这些档案也记录着这些后继者们过去助纣为虐的记录,他们不想把那些丑事暴露在别人面前。

  斯大林死后,继承者的政治斗争加剧,先后有许多人轮番下台,贝利亚被处决,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被赫鲁晓夫打成反党集团,最后赫鲁晓夫也被赶下了台。每一次党内领导人的更迭,首先都要把不利于自己的档案销毁。所以沃尔科戈诺夫曾指出:"他(斯大林)去世后,其私人文献遭到不止一次的清洗。"(转引自《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一书第80页——新华出版社出版)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实际就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套住宅,可以想像饱经几度沧桑的住宅,留下的还会有什么?

  第四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存在,只不过没有被中国学者找到。因为苏联过去的档案多如山海,它们不是集中放在一个地方,而是散落在各处。在苏联有许许多多档案馆,除了现在放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外,过去还有人民委员会、党中央、政治局、国防部、外交部及其它部委的档案馆。而各加盟共和国也建有档案馆,甚至下面还有档案馆,如乌克兰政治局档案馆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一份目标档案,犹如是大海捞针。

  第五种情况:许多档案还没有公开公布,一位中国通的苏联外交官叫列夫多斯基,曾在中国工作了十年,先后担任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驻北京总领事、驻沈阳总领事,与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打过交道。退休后专门从事苏中关系、苏美关系问题的研究。他在《斯大林与中国》一书中曾写道:"由于新闻检查和长期保密的档案文件虽已开放,但有限制,而许多档案文件迄今仍未解密……"此书后面还附有翻译陈春华所写的《译后记》,他说:"近年来苏联档案虽已开放,但开放的并非全部。许多档案对俄罗斯学者也有限制,而对外国学者根本不开放。""'冷战'结束后,这一题目需要根据不久前才解密的档案文件作全面研究和重新认识,而许多文件现在仍不对研究者开放。这不仅指苏联和俄罗斯档案馆,而且也指外国档案馆。"

  像这样一个苏俄外交官要弄清一个问题搞到一份真实的资料都很困难,那么沈志华先生就这么容易把中苏绝密的档案资料都搞到了手,难道都是全面的都是正确的吗?

  章立凡提供的沈志华先生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集来的材料,难道就都这么可信吗?中苏的档案是不是都全部收集了?有没有遗漏的?有没有还未曾公布过的?有没有已经被销毁的?

  其实有没有这份《协定》章立凡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是有的,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吧了。

  我们知道毛泽东访问苏联之前已有两批高级代表团进行过互访:1949年1月2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肩负秘密使命出使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直接会谈,为了保密,他化名为安德列耶夫,在那里一直呆到2月8日。接着这年夏天刘少奇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于6月26日秘密抵达莫斯科,8月14日刘少奇带着百名苏联专家离开莫斯科回国,刘少奇在苏联呆了将近五十天。此时中共尚未建立政权,但已经与苏联在做秘密交易了。所以当毛泽东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时,许多事项早就准备就绪了。当毛泽东于1950年2月17日离开莫斯科时,他已经在苏联呆了两个月。中共两个领导人在苏联呆了超过百日之久时间,难道仅仅只签订这几份表面文章的条约吗?

  章提出十九条《协定》的母本是来自1947年5月《哈尔滨协议》十三条、1948年12月《莫斯科协议》七条和1949年12月26日《中苏协定》十三条等等,"这三个文件的共同特点,即发布者均为国民党官方'中央通讯社',消息来源据称都来自国外,均无可质证的同时期证据材料,实际上只是冷战时期常见的宣传品而已。"章先生承认这是冷战宣传品,但没有说这些材料是真还是假的,而且前两份材料还被台湾学者引用过,可见十九条《协定》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它脱胎于其它三个协定的。

  于是章立凡先生的论点已经处于十分荒谬荒唐的地步:他一口咬定十九条的《协定》是不存在的,但是《协定》的母本《哈尔滨协议》十三条、《莫斯科协议》七条、《中苏协定》十三条倒是存在过的,而且十九条是十三条的"扩展本"。章立凡可能会说我没有说过这些都是真的啊,我说的是这些是冷战时期宣传品,是国民党官方"中央通讯社"和来自国外的消息,在章的眼里这些都是不可靠的。那么请问中共喉舌和造假机器制造出来的消息就这么可信吗?中共中央权威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期间每天刊登的粮食亩产十多万斤,三年饿死了四千万人是自然灾害,五七年反右不是党开展整风运动引起的,而是右派向党进攻造成的,连章的父亲粮食部长章乃器也在进行着反党反社会主义,而章立凡竟相信造谣机器的喉舌,却把有着普
世价值的自由世界新闻报导称为冷战宣传品,章立凡充当毛共辩护士是否太露骨了吧!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确签订过这份协定,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敢不敢写,写了之后,可不可以出版。那些《红太阳的陨落》、《墓碑》、《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不都是在境外国外出版的吗?何况此《协定》属于高度机密文件,在大陆谁敢捅这个被中共《保密法》紧紧捂着的《协定》,只有国外媒体才敢于做出这惊天动地的事来。最近7.23动车撞车事件的发生最能说明问题,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事故刚发生不久,伤亡人员尚未全部救出前,中共就出动大功率工程车进行了切割、砸碎和掩埋工作,进行着毁尸灭迹工作。配合这项犯罪行动的还有曾被毛泽东称为"阎王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不使这件丑事在党的生日蒙羞,几次下达禁�»
�,不许记者进入现场采访,不许新闻媒体公开报导。许多媒体不得不纷纷撤下已经排好的版面,用开天窗的方式进行无声抗议。

  在暴政如虎的体制下,只有像章立凡先生那样的应声虫和中共辩护士们才能活得自由自在,当然谁想发表《协定》真本,其后果可想而知。台湾学者张玉法在《中国现代史》一书中曾引用过《哈尔滨协议》和《莫斯科协议》,章立凡听说这位作者还健在,他就确信如果他的书再版的话,"上述引文不会保留"了。章立凡说这番话时,简直像是一种隐形杀手的威胁,为了使"上述引文不会保留",他们将会采用除了变相的暴力专政手段外,可能还会采用流氓地痞的手段。从中共对待7.23事件中的态度中,也可窥见中共在推行党文化时的专制和粗暴!

  章立凡先生为了辩证一件历史事件材料的真伪,锲而不舍斤斤计较。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大跃进期间饿杀4000万中国人只不过是国策的失误,而不是毛泽东蓄意的阴谋。这是我第一次领受到毛派人物为消灭毛泽东罪证的辩护,如果按章的逻辑推理,五七的反右运动只不过是毛泽东的"阳谋",而非阴谋也。毛泽东在建政后开展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运动,也都是国策而非毛泽东的蓄意的阴谋了!

  令人惋惜的是充当辩护士角色的人竟是五七受难者的儿子。可见,中共的党文化教育不但能把杀人魔王日本战犯改造成人,把毛泽东的受害者变成毛泽东的辩护士,还能把杀父、杀夫的仇人家属和谐到一笑泯恩仇的地步。这是中共洗脑和驯服教育结出的硕果,不啻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次奇迹。但是历史又告诉我们:凡是拥毛崇毛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刘少奇最早歌颂,最先崇拜,林彪举得最高,喊万岁喊得最多,他们也是受害最深下场最惨的人。

  如果章先生真的具有历史学家的客观和良知,他应该把曾被篡改涂抹伪造过的中国近现代史,来个正本溯源返璞归真,把千千万万件曾被颠倒过的历史再次颠倒过来,还其本来面目,那将是国家之幸事,人民之幸事。

  20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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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7日星期六

信力建:卡扎菲为什么倒在金正日前面?

  毋庸置疑,卡扎菲这次是玩完了。据英国广播公司24日报道,利比亚反对派首次提出方案,称如果卡扎菲放弃领导权,他可以获得离开利比亚的安全通道。与此同时,反对派又表示,如果卡扎菲的支持者抓获他或者将他击毙,可以获得赦免。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贾利勒在巴黎的会议上承认,他们仍然不知道卡扎菲的下落。贾利勒24日还表示,反对派将悬赏捉拿卡扎菲,无论卡扎菲是生是死,均将给予举报人200万第纳尔(约合167万美元)的奖励。无论怎样,作为一代枭雄的卡扎菲这次是被彻底打翻在地再无翻身的可能了。

  卡扎菲对自己这一结局一定感到很委屈——他治理下的利比亚多富裕呀:利比亚从1951年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变为2009年人均GDP16114美元,其富裕程度是中国的四倍,在非洲为第一富国。在他任内,曾首先将石油收入的50%分给各家各户,然后再做国家预算;在利比亚剥削是不被允许的,店铺不允许有雇员,只能有参与分成的合伙人;国家输水工程惠及之处,那里的牧民就可以变成农民,农场、房屋和拖拉机无偿赠送;利比亚缺劳力和壮丁,就吸引邻国难民来效力,只要给钱,他们就忠心耿耿,更不要说自家部落的利益连带群体了。"而且,利比亚是高福利国家,全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国内治不了的病,就送到外国治,病人分文不出;一户只能有一套住房,多余的谁住就归谁;国家对粮食、糖、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在利比�º
�,大多数家庭都有小汽车。在城市里没有大型公交车,只有十几座的面包车和出租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利比亚也在积极改善百姓的住房条件。在首都的黎波里和全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正在建设数万套的安居住宅工程,这些住宅作为保障性住房由政府出资建设。由于项目还在建设中,政府还没有制定详细的分配计划。但是相关官员介绍,成立家庭之后的利比亚人均可以向政府申请住房,这些房屋将由符合条件的家庭以十分低廉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获得。在通信方面,在利比亚使用固定电话进行国内通话是完全免费的,手机话费价格也非常低廉,目前利比亚手机覆盖率为103%。听到这个数字您不用困惑,利比亚目前使用的手机号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人口总数。在利比亚时常看到利比亚人手里拿着两个手机来回换着打。在利比亚一些è
��人比较集中的广场、街道行走,竟然没有一位城市流浪者或乞讨者,这可以算是世界奇迹,这与记者长驻的埃及情况截然不同。如今,利比亚人或许已经真正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所有这些经济成就比起那个每人每天 100克左右粮食缺医少药没有手机的朝鲜而言,真是奇迹。可为什么先倒下的是我,而不是那个金二?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帝王在临死驾崩前,把将要即位的太子叫到病床前,面授治国之道。在讲述如何驾驭群臣之后,开始传授治民的方法,大概意思就是:要管好老百姓,不让他们造反,最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始终处于温饱线附近,因为,假如老百姓太穷了,揭不开锅就会去揭竿,但如果老百姓过于富足,没有了物质之忧,就会要求更高层面的东西如平等、权利等,也会闹事,因此,让老百姓整天为吃穿奔波,将大部分时间在忙碌吃和穿的过程中消耗掉,国家才会安宁和稳定。太子深得治民精髓。从此,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基本就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每天为下一顿的吃穿早出晚归,为自己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而邻居只有一辆山寨自行车而自豪,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奢谈人权自由公正。数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被圈在
这座物质围墙里面,像勤劳的蚂蚁,像温顺的羔羊。

  金正日对此显然也心领神会。在他治下的朝鲜老百姓食不裹饥,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个男人家只要有两袋大米就可以娶三个媳妇,但贫困不是问题,政府只需偶尔给百姓发两斗大米,百姓就对国家感激涕零,感恩怀德,感深肺腑,感慨激昂,感天动地了,自觉自愿团结在金正日周围,多么感天地泣鬼神的画面哦!而卡扎菲显然就差劲了,如上所述,在利比亚,国民实际上是非常富有的。卡扎菲将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福利,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每个家庭有两个出口留学的免费指标,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三辆汽车。与中国老百姓相比,这不仅是中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中的中产阶级,不仅是白领,而是白领中的白领。可是卡扎菲就没有像中国皇帝们一样想过:你让老百姓都富了,走出了物质
围墙,他们没有了物质追求,美女因为数量限制又不能按需分配,他们不想人权自由公正这些东西又去想什么呢?你又不能给每个民众造一条宇宙飞船让他们都去探索太空。

  此外,金正日的狡猾与冷酷也不是卡扎菲能赶得上的。这主要体现在对待核武器的态度上。

  这次多国部队所以能放开手脚对利比亚实行无微不至的空袭,最根本原因是卡扎菲主动放弃了他那原本已唾手可得的核武器。曾与美国、欧洲纠纷不断并执着追求核武器的卡扎菲,2003年12月宣布放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决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美国以萨达姆-侯赛因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攻打伊拉克的当年,利比亚在美国等国际社会的制裁下举旗投降。利比亚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引爆泛美客机,接着又开发核武器,此后国际社会一直将其视为定时炸弹,不断向其施加压力。利比亚拆除并破坏了10多处离心机和铀浓缩设施,并将核武器原料铀等25吨材料运往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基地。大约用了3年时间完成这个过程。利比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内战后,国际社会在决定是否介入的问题上便没有太å
��的风险。因为卡扎菲已经没有核武器了。

  金正日多精呀,知道原子弹是自己手中唯一一张与西方叫阵的王牌,所以打死也不愿放弃。早在2009年6月13日电朝鲜外务省"受委任"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朝鲜核试验的第1874号决议,并宣布在"与美国开始全面对抗的情况下",采取3项措施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这3项措施是:新近提取的钚将全部实现武器化;开始进行浓缩铀作业;朝鲜将把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封锁视为战争行为,并将采取坚决的军事对应措施。声明说,朝鲜将"以报复对付制裁,以全面对抗对应对抗"。当前的对抗"从本质上说首先关系到朝鲜的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问题,是朝美对抗问题,而不是和平与安全问题"。声明说,朝鲜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是为了对付美国的敌对行为而采取的"自卫措施","没有违反任何�›
�际法"。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对这次卡扎菲的倒掉,朝鲜在8月22日就得意洋洋地表示:"'利比亚的弃核方式'证明了西方国家的另一种侵略方式,他们先用所谓'保障安全'和'改善关系'的糖衣炮弹迷惑对方,使对方解除武装,然后发动军事袭击。"

  不过,话有说回来,金正日虽然有这些比卡扎菲"高明"的治国理念和手段,但他也明白:这些东西只能保证他不会在卡扎菲前面倒掉,要想靠这些小聪明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基本上还是缘木求鱼——这不:最近他就不惧长途跋涉地去俄罗斯寻求帮助去了。

  鲁迅《捣鬼心传》有云"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此言可遗赠金二。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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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大宽:重评袁世凯

  一:题引

  今年恰逢民国百年,也说说民国的那些人。

  通常说起民国,最多被提及的应该是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以至现在逢年过节什么的孙老还是会被请去广场做客。如果说孙文算是民国的"亲爹",那第二任总统就该算是"继父"。无奈这个继父名声一直不好,甚至背着"窃国"的骂名。平心而论老袁这么些年有点冤。论文治武功,项城都可以说是不世出的人才。以致被后世所诟病的两大罪状,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说是在历史的岔道口没看清楚路。

  袁世凯从根本上说是个出色的旧官僚,从底层一点点爬到国家元首的位置。中国自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必有过人之处。如果因为一个大错而将其一生否定,实在有失公允。袁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且非常聪明的人,这点非常难得。智慧和聪明是两码事,有智慧的人能做好大事,聪明的人能做好小事。能同时有这两个特点的人,堪称人杰。袁的聪明和手段曾将他带向辉煌,但他却也最终栽在自己的"手段"上,真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早年间也曾纠结于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颇有些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后来逐渐明白,英雄生于一个时代,天生具备一些性格因素,在那个时代摸爬滚打,磨练自己,最终有能力改变时代;而一个时代,又为这些英雄提供舞台,成就他们,并被他们改变。二者之间本就是相互作用,很难分开来看。这也是我为何不喜欢马列主义史观的原因。在那里,一切都是必然,全然抹杀了人的个性,似乎只要精确分析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推导出下一步历史如何发展一样。尽管从宏观上看,马列史观还是没错的,但那也要以三五百年为一个单位去考察,而且不免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在一个人短暂有限的生命中,想要靠马列史观预测历史的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试想,如果孙中山在清廷驻英使馆被秘密
处决,如果摄政王载沣一念之差将前来暗杀的汪精卫斩首,袁世凯在朝鲜被日本人抓到,如果胡长保没有替毛泽东挡那颗致命的炸弹,如果希特勒在一战的前线被一颗流弹击毙,历史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么?

  历史的宏大总是被语焉不详的记录,而具体的所思所为所言却被淹没在这宏大之中。每个被记载的人都看起来面目僵硬,甚至有些还会被脸谱化,全然体会不到那是一个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体。那些被历史记住的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他们的一生无比有趣,经历无比丰富,生活和内心不可能像书中记载的那样干巴巴。他们其实与你我一样,会身陷困境,会迷恋姑娘,会吃喝拉撒。在他们的眼中,天也是蓝的,草也是绿的,他们也曾如你我这般鲜活。其实,翻开书,去探究只言片语背后的故事,才是读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二:袁氏起家

  民国初年的历史初读起来就是一笔糊涂账,牛人太多,你唱罢来我登场。通常,历史上记载的这类人物个个都像奥特曼似的,一出场就会打小怪兽。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导演和编剧的现实生活一定不会是这样子的,"人,生而牛逼"是一件一直听说却从未见过的极端不靠谱事件,再拉风的人生也是要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一般说起袁世凯,通常世人对他最早的印象就是小站练兵。但一出场就被西太后钦点操练新军,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袁家祖上读书做官,祖辈四兄弟皆中功名,袁甲三甚至做过曾国藩的同学,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又和李鸿章一起办过安徽团练。袁世凯幼年时正值项城闹捻军,袁氏家族修堡寨防止捻军来抢地主家余粮。小袁同学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寨子里,看惯了真刀真枪的砍杀,骄矜胆大也就是情理之中。等到小袁七岁时,被过继给叔父袁保庆做子嗣,生父袁保龄则一直受李鸿章器重,官至二品,结交到不少如刘铭传、丁汝昌这样的高级将领。作为如假包换的官二代,一般说来花钱大手大脚,倒也能结交到不少朋友。不过小袁同学运气实在不错,仗义疏财竟然还笼络到了二十多岁的落魄秀才徐世昌,从此收为谋士。有时读史书不得不感慨,牛人们真的是从年轻时就扎堆出现的。从刘邦青年时聚集起来的班底,到朱元璋从军营带走的那一小撮人,再到青年
毛祖结交的朋党,那些年轻人在当时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甚至是落魄苦逼,谁能想到数十年后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

  少年袁世凯也是想过要考取功名,走父辈祖辈老路的。无奈实在不是考试的料,屡考不中。但要是就此认为袁世凯不学无术那就大错特错了,袁属于那种典型的"非考试型人才"。尽管连清末名士张骞都教不会这个学生写八股,但好在人家课外书看得多,兵书时文读起来没日没夜,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仗着家里有背景有关系,安排一下工作是没问题的。1881年,怀着"考场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悲壮心情,22岁社会青年袁世凯,以本科毕业之龄,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

  第二年6月,袁世凯随吴长庆率领的军队入朝平定"壬午之乱",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吴长庆曾跟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想必是从小看着小凯凯长大的。自家叔叔大爷,照顾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个侄子还聪明伶俐办事靠谱,属于提拔的起的。三年后,吴长庆辞世。这时候人才在小公司任职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袁世凯一跃成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当时朝鲜实际掌权的是闵妃,袁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远不是后来那个胖子的造型。据说两人还有一段私情。都是年轻人,谁还不犯点生活作风错误。这段私情必然是不能写入正史的,不过既然连日本史学家兼袁世凯在朝鲜的跟屁虫佐藤铁治郎都一口咬定,再看看小袁后来在朝鲜收沈舜泽的婢女,此事恐怕也并非子虚乌有。另外插一嘴,袁虽然花,但谁能�ƒ
�到后来的"洪宪皇后"竟是他17岁迎娶的原配夫人?比比同时代的其他领袖,袁几十年不离不弃,我们又相信爱情了。

  不过光凭女人缘当然不可能有他后来的成就。袁世凯在朝鲜治军还是相当有一套的。部队嘛,都是大小伙子,军营里漫天飞舞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撒出去的大兵调戏个把姑娘也是常有的事,驻朝的军官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这个袁项城,绝不手软,连自己的马夫都因为这类事给斩了。做他刀下鬼的还有主将吴长庆的厨师。连老大的人都敢杀,这种人想要训练出一支军纪不严战斗力低下的军队也难。至日本人侵朝时,袁的部队力敌日军,战斗值远高出当时普通的中国军队。当了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仗着年轻力壮,大小政务一手抓,颇有当年劳模朱元璋的风采,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那一年,袁26岁。看着现在满街啃老的26岁青年,不得不感慨,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袁世凯前后总共在朝鲜呆了12年。这12年间,日本完全无法染指朝鲜。肿么样,有没有点袁崇焕守辽东的意思?直到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酝酿已久,一万多人扛着大炮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过来抗清援朝,袁才傻了眼。不过在绝境中他也没少了好主意,请求叶志超派兵围住皇宫,让日本人干瞪眼。无奈叶志超一边打点行装准备跑路一边回信"别理我,烦着呢",那就神仙也没办法了。袁一生手腕甚多,每逢绝境总有良策,恐怕也是从小不读迂腐之书的缘故吧。

  三:小站练兵

  尽管在朝鲜表现不俗,不过毕竟是在小公司,人才少,回到大清就不同了。你一个科举不第无奈投军的毛头小子,谁把你当回事啊。不过袁世凯之所以是袁世凯,就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要说小站练兵,得先从大清军队私有化讲起。军队本应该是国家所有(不许联想),怎么到了清末军阀们都各个拥兵自重了呢?要说大清第一支成气候的私有军队是曾国藩的湘军。太平天国起义年间,八旗军没有丢了中国历史上末世军队的优良传统,把"不堪一击"这一技能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一时半会还看不到技能冷却的趋势,半壁江山拱手送人。朝廷不得不令民间办团练。当然了,朝中有人好办事,作为朝廷命官的曾国藩操练起军队来自然是得到了清廷的大力支持,湘军势力也不断做大,最终平了天平天国之乱。只是,军队聚起来难,解散就更难了。百十来万上过战场砍过人的家伙,一下失业散落到民间,朝廷又一时制造不出那么多就业岗位安置,只能等着再被造反了。不过曾国藩也是明白人,怕朝廷觉得自己拥兵自重,分了不
少势力给李鸿章和张之洞。但不管怎么分,也都还是私人军队,一时解散不了。这时候军队尽管实际上私有,但基本还是听中央政府调遣的。当然,作为另一支优秀的末世军队,湘军淮军毅军也没丢掉老传统,战力急速下滑,甲午一战全线溃败。朝廷当然是捉急的,好不容易有点能打仗的军队了,还是这个德行,外敌又打到家门口了,肿么办?木法办,再建一支新军吧。于是就着手准备在小站编练新军。

  这时候恰逢有志青年袁世凯从小公司调任到总部,自然对这一新开设的前途光明的部门很有兴趣的。当然,公司的高层领导也是要结交的。因为在朝鲜出差期间工作出色,李鸿章对袁世凯颇是赏识。小袁也会来事,早请示晚汇报各种马屁拍的领导心花怒放。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荣禄,也是相当欣赏袁世凯。本来嘛,工作出色又会来事的员工谁不喜欢,加上又是公司急需用人之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早在光绪十二年十月(1894年11月),胡燏芬就已经受命开始编练定武军了。原本人家屁股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应该就没袁世凯什么事了。相传小袁那时重金买通赛金花,从王修直那里得兵书一套,李莲英也从中帮忙,让袁世凯在慈禧太后面前句句说的都是老太太爱听的,再加上在朝鲜有带兵的经验且出手不凡,甚至还帮朝鲜训练过"新建亲军",比广西按察使胡燏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愣是把人家给PK掉了。

  乱世英雄,手里一旦有兵权,就算蛟龙入水再也不回浅滩了。新军编练,朝廷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枪炮足量供应。袁世凯带兵也确实有一手。作为从底层爬上来的官僚,对军队恶习是相当熟悉,所以每次发饷都亲自监督营官。由此看来,基层工作经验是多么重要。纵观历史,真正能做成事的,都须熟悉底层官僚是在制度内怎么个玩法。那些身居高位却整天凭空想象的,终究会见识什么叫人民群众的智慧。以袁多年的工作经验,深知一盘散沙的军队到战场,除了给对手平添胜率和经验值之外毫无作用,于是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抓一抓,在军营里特别强调士兵的绝对服从意识。这样一支军队的战力在当时的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当然如果只做这些,也不符合他老谋深算的工作作风,个人势力也是要培养的。有次袁视察士兵操练的时候赶上下雨,手下赶紧给领导撑伞,被袁呵退。士兵看到老大跟他们一样站着淋雨,心里的感动真是乌央乌央的,啥也别说了,跟着老大好好干吧。再看看今日有些领导让手下给撑伞还自我感觉良好的熊样,顿生感慨:没出息的玩意。其实人民群众要的并不多,能给个公平,他们就能卖命干。新军士兵出操前,也要训话:"咱们吃谁的饭?""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咱们给谁出力?""咱们替袁宫保出力!"至于手下的军官嘛,生于乱世,跟着袁宫保能打胜仗能活命,封赏也舍得给,自然没有生二心的道理。所以即使后来袁世凯被开缺回原籍,全国上下也依然只有他能调动北洋军。

  四:镇压拳乱

  先说一句:如果有人认为义和团是革命行为不是暴乱,请自行阅读相关文献书籍,基础教育工作不打算在这篇文章里做。至于想争论袁世凯镇压拳乱是反动举措的高中以上学历者,请将鼠标移至屏幕右上方那个小红叉,并轻轻点击。

  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能带大军的成功官僚,只要有钱有政策,他想守哪块地,对手就休想染指。

  当时山东的拳乱非常严重,袁世凯手里的兵又是有限的,要是换个草包"处处有匪,处处增兵",齐鲁大地就算被折腾死了。所幸当时山东来了个好巡抚,百姓才得以安宁,生灵才免遭涂炭。

  袁在山东平乱,颇有如今"维稳"之风。先是发公告予以取缔,当然了,公告是没用的,要是有用还要手下的军队干嘛。不过公告一发,算是确立了义和团在山东为非法组织的性质,法理上占了优势,动起手自然就方便许多。毕竟1898年11月,朝廷发谕令,效仿平定太平天国的举措,责成四省办团练,义和团在当时还是个合法组织,不方便镇压。(其实现在"维稳"也是一个道理嘛,先要招告百姓,你们虽然按照宪法有集会自由的权利,但这次是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不一样,再闹事就别怪国家机器很黄很暴力。)之后再发一篇告示,说如果你们真的是扶清灭洋、爱国的话,那么天津前线更需要你们,你们赶紧上天津前线,谁不去的话那谁就是伪团,需要开刀镇压。发过公告后就是设兵丁盘查,取缔非法集会,悬赏群众举报,挑动群众斗
群众,稍有常识的官僚一贯都用这个手法,不足为奇。能让人称奇的是袁宫保与义和拳大师哥们的那顿鸿门宴。

  话说袁项城换走草包巡抚毓贤走马上任后,就请义和团的几个大师哥赴宴。席间袁宫保要几位大师哥当场表演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希望能开开眼。当然他是不信的,当然大师哥们也是没这个本事的,所以理所当然的大师哥们都被洋枪打了个透心凉,估计死前特后悔来吃这顿饭。首恶已死,拳民们也知道此人不好惹,于是一行人马卷铺盖走人,在哪不是混嘛。其实说实话老袁这招挺缺德的,但如果仅凭这点小聪明,那也就不是他袁世凯了。大师哥被打死后,拳民们也是相当愤怒,发誓报仇也是情理之中的情节。不过一想到那近万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怒气瞬间就消了,纷纷表示情绪稳定。加上之前的种种措施,义和团之乱在山东破坏是最小的。

  政治正确,兵力调配得当,手段高明,软硬兼施,未杀得滚滚人头,对社会破坏小。总之,做的滴水不漏,不由得你不暗暗佩服。

  五: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袁世凯一生最受后人病诟的就是两大罪状:窃国称帝,签订二十一条。

  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评价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人支持他复辟,全盘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意如此,非原文)想当初年幼无知,还真相信过,现在想想,图森破乃义唔了。纵观袁世凯一生,最痛恨的国家就应该数日本。从二十多岁在朝鲜跟日本作战,直到晚年被迫签订二十一条,真找不出哪个阶段他对日本满怀友好之心的。再说了,为了称帝签这样一个条约,那称帝接手这个烂摊子不是脑子坏掉了么?而且,已经坐上国家元首位置的人,面对这样的条约,总归是要顾忌身后骂名的,袁还没有路易十五那种"哪管死后洪水滔天"的气概。其实《建党伟业》里说的还算属实,袁是在被逼无奈愤慨不已的情况下签的,而且真正签署的和日本最初提出的还是有差异。

  如果没有日本,1914年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会是舒心愉悦的一年。欧洲那边一战开打,列强们都无暇东顾了,外部压力骤然小了许多。经过最近两年的文攻武斗,各方政敌也基本被扫平,至少近期内是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民元国会被搞垮了,"大总统"权力扩张,一些法规制度逐渐被制定出来,动荡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眼瞅有机会走上正轨了。可偏偏上天不想让袁世凯过好日子,欧洲战事一起,日本就对德宣战。倭人们没胆子打到欧洲,但借宣战之机欺负中国的胆子他们还是有的,而且大得很。于是乎五万多日本远征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要从德国人手里抢夺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当时驻守青岛的德军大部分是德国海军,对于陆战不管是训练还是装备都差了日军一大截。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还是不辱盛名,硬是抵抗了两个多月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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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历来的传统就是胃口越喂越大,从一战到二战历来是这个样子。占了胶东的日本不甘扼守一隅,1915年1月18日,正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全部条约有5号,共计21款,所以习惯上被称为"二十一条",并勒令中国政府必须完全保密。现大抵概括每一号内容如下: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2.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4.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这些条约中,有些是日本实际已经在中国取得的权益,只是之前没有正式文件确认。真正最恶毒的,是第五号的七款。其实这第五号,本是"建议"条款。根据曹汝霖的回忆,当初赴日本游说疏通的有贺长雄报告说,日本的政治元老们根本就不知道有第五号。而且这二十一条也没有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完全是大隈重信内阁私自采取的保密行为。日本人向来有"争功"的传统:大隈内阁为了争功炮制出个二十一条,不过好歹还把第五号列为劝告条款,不抱太大希望;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则更进一步,极力促成这第五号。除了武力威胁,日本人也没忘记怀柔政策,妄图双管齐下。只是这些怀柔政策仅限于"保护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帮助取缔革命党活动"的程度,万没有看出有支持袁称帝的意思。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外交危机,稍不留神,不是大兵压境就是丧权辱国,将重蹈甲午之覆辙。常年混迹于官场的"老油条"袁世凯打太极的功夫甚是了得。他给当时中方谈判代表陆征祥下达的指示就是"拖",拖得越久,就对中国越有利。毕竟要花时间搞清楚日方底线,而且这样的密约一旦有机会被透露出去,英法列强也不会坐视不理。谈判桌上慢条斯理的背后,是一连串紧锣密鼓的秘密外交行动。重金收买的日本间谍,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这些人一刻也没闲着,兵分两路,一方面打探日方底线,一方面悄悄把消息透露出去。1915年2月13日,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泰晤士报》就刊登了有关的社论,引得西方列国哗然。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国际压力却是日益�¢
�大,气急败坏的日本人终于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如果48小时内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袁世凯

  如果觉得两国交涉之事太过难于理解,不妨换一种表达:

  有天一群看上去像拆迁队的人端着AK-47冲到老袁家,要拆了他家的客厅和主卧。老袁在家翻了半天,能用于搏斗的除了菜刀就只剩下擀面杖了。于是老袁一面跟拆迁队嬉皮笑脸打哈哈,一面安排儿子联系拆迁办,又让老婆去天涯上发帖。终于,儿子打听出其实只要拆了主卧就行了,天涯上也是上万的回帖声援。这时拆迁队也怒了,说一个小时内不让我们拆了主卧就把你家连根端。没办法,一家老小也只能接受现实。

  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不管怎样,城下之盟还是签了,不过对比最终签订的条约和日本最初提出的条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最凶残的第五号被废除;第四号被删除,改由中方自行声明,多少保全了一些面子;无限移民和日商课税"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

  而签订的内容,有很多也被袁世凯以各种手腕破坏掉。想在中国租地购地的日本人发现中国的土地市场像是中了邪一样,一寸土地都买不到,因为他们不知袁有密令,对于胆敢卖土地给日本人的国民一律按叛国罪论处杀无赦。日本移民渐渐发现一走出附属地,生命就有危险,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暗中派了帮会盯着他们随时准备找茬。被请来当顾问的日本人,也觉得政府一直也没顾得上问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本来就没打算理他们。至于日本当时在山东的权益,本已是即成事实,无力改变,唯有接受。

  "创巨痛深,引为惭憾,以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招侮,事非旦夕。"—袁世凯

  弱国外交,平心而论,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另外必须要说的是这时候的革命党人。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如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人,尽管在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上,日夜面对被捕杀的危险,非但不趁机发难,更是号召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在美的黄兴写信给冯自由,让他转劝孙文"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不趁国难谋利,这是何等的胸襟大义。纵使功败身死,却也名耀青史。呜呼,读圣贤书者,当如是也。而卖国之父中山樵此时却正忙于与日本签订比二十一条更苛刻的《中日盟约》以求获得日本支持。政治操守,人格品行,高下立现。

  六:窃国者乎?(上)

  事情还要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说起。

  其实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已经发动过若干次起义了,每次都被当地的政府军镇压。但这次武昌起义却是政府军所为,只能从外地调兵镇压。10月14日,朝廷下诏,命袁世凯任湖广总督,节制诸军,平息叛乱。鉴于1908年的时候,袁世凯曾受朝廷欺负,以患有足疾为名被开缺回原籍,这次老袁傲娇了一下,说老子脚还没好,不干。朝廷再催,老袁说没钱,出不了兵。最后逼的隆裕太后孤儿寡母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朝廷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再不开工就不厚道了,10月25日,袁命段祺瑞、冯国璋奔赴前线。革命军遇上北洋六镇,被叮咣五四的一通修理。段祺瑞深谙主意,把革命军吓消停了,便隔岸观火起来;而冯国璋却不明就里,拼死卖命,至11月27日,冯国璋手下军队已经攻克汉口汉阳,武昌唾手可得,袁老四生怕失去革命军这支最重要的�­
�码,急电令冯国璋停止作战,由此也可以看出老袁身后段、冯二人的手段高下了。老袁拦住冯国璋后,转身又跟朝廷说:军费用完了,给钱,不给钱这仗没法打!这下龙椅上的孤儿寡母可傻眼了:上回就把私房钱都搭上去了,现在从哪变出白花花的银子啊。这期间朝廷里有一帮主战的大臣们不断非议袁世凯平反不力,袁滑头干脆上折子,动员这些个王公大臣们凑军费。这下那帮叽叽喳喳的老头子们全老实了。那帮王公大臣们其实是有钱的,从祖宗开始,捞了两百多年了,再怎么没落,搜遍北京城的深宅大院,凑几年的军费是不成问题的。但很显然,这帮善于捞钱的货没有毁家纾难的觉悟。毕竟天下不是自己的,捞回家的库存可是自己的。于是乎,纷纷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示为天下苍生,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所以说,"腐败让政权æ
��稳定"这话虽不假,不过也只用于太平年间,到大厦将倾之时,呵呵,你懂的。

  革命党这边,热情奔放的干革命,起义了这么多次,终于眼瞅要成功了,可这老袁一来,鼻子里明显能闻到成功的味道越来越远了。看来,中华之内,能够"驱逐鞑虏"的,唯有项城一人。早在1911年11月8日,被糊里糊涂推选为"大元帅"的黎元洪就写信给袁世凯,推举袁为大总统,袁见信笑而不语。12月2日,各省代表商议,如袁反正,则公推为大总统,袁继续笑而不语。12月9日,黄兴复电,表示如袁投奔革命,举为总统。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随即电联袁世凯,强调自己"临时"的身份,随时准备让位。1912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再次强调,清帝退位即解职。孙与袁之间,颇有点类似刘邦项羽约定的"先入关者王之"。孙这个先入关者,实力不如人,尽管心里一百二十个不乐意,也只能拱手将王位让与袁世凯。天ä
��本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说袁公"夺权"或者"另立政府"尚有情可原,这"窃国"之罪恐怕是有点冤枉他了。以今观古,难道能说项羽是"窃国"吗?秉笔写史,历史轮回耳,不宜做诛心之论。

  "革命"期间纷纷宣布独立的省份大抵上都是"墙倒众人推,起哄凑热闹"的。待到中央政府重建之时,自然会乖乖回到祖国的怀抱,重新沐浴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形势到这个份上已经很明显了,两边的命运全在袁世凯手里。而袁世凯倒向革命党人,也是意料之中。"养寇自重"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如果效忠清廷,再怎么功勋卓著,也是人臣;而倒向革命党,终结气数已尽的满清,那自己可就是开国之君,与权臣不可同日而语。

  老袁一辈子善用手段,即使他已经决定推翻清廷自己坐江山,也不会玩什么跟革命党人兵合一处然后杀回中原这种评书里听起来很过瘾的把戏。用"凑军费"的理由让朝中主战的大臣们闭嘴后,他就开始给寡妇隆裕做思想工作:你看吧,仗是打不下去了,可咱们不打那帮革命党就要打到紫禁城来,到时候您老不想学前朝的崇祯爷去"自挂东南枝"吧?现在全国各省也独立的差不多了,玩不下去了,不如体面一点自动退位吧,趁着我这把老骨头还在,给你担保退位后的优待费,那帮革命党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与此同时,又暗令冯国璋部兵变威逼,段祺瑞率领北洋军诸将领向孤儿寡母发出了逼宫通电,电中甚至扬言要率北洋军上京,终于吓得最强硬的良弼和溥伟也统统闭嘴,举双手支持共和。自始至终,袁老四都不愿意撕破老脸,始终
在双方之中斡旋,把黑锅全部推给部下去背,不得不感慨其手腕之高明强硬,干净利落。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

  两千多年的帝制,就这样被袁世凯终结了。没有血流成河,没有火光四起,没有鸡犬不宁,就这样平静的终结了。倘不是袁世凯,换做第二个人,燕赵之地,怕是免不了一场兵灾。

  按理说,袁世凯逼退清帝,革命党应该按事前的承诺推举袁为大总统。但要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真是让人浑身上下的别扭。按照辛亥年间的政治设计,中国本来是要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即大总统有至高权力。等到革命党要交出权利时,突然舍不得了,加之又不信任袁世凯,非要搞"内阁制",即大总统是虚君,真正的权利由内阁掌握。这事平心而论孙、黄干得有点太理想化,怎么能幻想让手握重兵的枭雄袁世凯甘心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呢?再者说,中国历史上开国的皇帝个个雄才大略,哪里会有一开国就做虚君的道理呢?袁世凯心里也别扭,毕竟逼退清帝的是自己,却要接受孙、黄所立的法统,从他们手里接过"大总统"一职,真是万分不甘心。

  不要小看这个"法统"问题,这可是政治继承中最关键的问题。《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纪纲是也,通俗地讲就是法统。继承了一个法统,就要在这个法统的框架内行动,不得逾越,而袁,很明显是想自己另立法统的人。且看今日之政坛也是这个德行,每一任领导人上台后,都要提出一个"思想""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玩的都是法统之争。立了法统,才能算得上"一代",不再是前任的延续,不必再受前任政策的制约,可以拉起一票人单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常常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调侃嘲笑,领导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的缘故。有句话说的好,中共历来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深以为然。而对
袁,这个"法统"问题,对他后来的称帝之殇,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管怎样,溥仪退位,孙中山在南京宣布解职,参议员随即于2月15日全票选举袁公继任。但这时袁世凯所担任的,还是个"临时大总统"。善了个哉,本来想逼宫后承清廷之命,开国会自立为"大总统",不曾想到头来只是个孙中山的接班人,还是个"临时"的,另附诸多限制,这算是白忙活了。

  在当时,论全国范围内的声望,袁还在孙之上。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许多人不服,章炳麟就曾说过"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袁世凯就任后第二天,孙中山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确立了"责任内阁"的政府组织原则。3月13日,袁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3月29日,组阁完成,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职。至此,经过短暂的混乱,新朝初建,南北统一。无论怎样看,袁当这个"临时大总统"都算不得"窃国"。乱世江山,有力者居之。

  七:窃国者乎?(下)

  孙解职后,并未出任新政府官职,而是开始了全国巡讲,宣传他那套革命理论。革命党人大多数被安排到新政府中无关紧要的衙门,甚至孙、黄也被袁世凯建议去实业救国。新政府虽然是组建起来了,内部运作却是一团混乱,莫要说袁本人,就是袁手下的重臣谁也不听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话,搞得唐只干了三月不到就挂印辞官走人。总理走了不要紧,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需要在十个月内召集国会。对新召集国会,袁世凯和革命党都是相当有兴趣:袁需要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革命党则想要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新国会仿效美国,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各省和海外有固定的席位,共有274人。众议员席位则依据各省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既然有了议会,就必须有政党。想要入朝做官,不加入一个党派是不行的。一时间中华大地大大小小的政党遍地开花。唐氏内阁解散后,宋教仁光荣下岗。于是这位老兄高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开始了轰轰烈烈建党伟业,最终于1912年8月25日在同盟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在随后的大选中,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参众两院841席中的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股东。高层方面,唐绍仪和赵秉钧也都被说服加入国民党,真可谓是盛极一时。

  国民党选举获胜,依法应由作为党首的宋教仁出任总理并组阁。袁对宋并非在一开始就动杀机,本是想先加以笼络,如果能相处安好自然是最好不过的,如果实在不能为我所用,再除掉不迟。一上来就想着杀人,那是麻匪,不是政坛老油条的做事风格。袁虽有心重用宋,但继唐绍仪后出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可是有点坐不住了,如果等到宋教仁到京城入阁拜相,就没他什么事了。可能是知道了袁本有除掉宋教仁的腹案,赵秉钧就自作主张的张罗起这事来。但这个笨蛋事办得太不利索,找了个失业军人当杀手,杀手行刺完后也不知道保密,要不说业余选手靠不住呢。事情败露后,警方本着替杀手界清理门户的想法,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笨蛋雇这么个杀手办这样大的事。一路上查,终于查到赵秉钧头上。一般说来出了这类事情,就算是受
袁指使,自己死扛下来就好了,后台老板铁定是不会动真格处罚你的。可这个笨蛋竟然宣称是"受上意",那就活该你倒霉了,最后也未得善终。真是活活笨死的。

  宋教仁案至今仍是民国著名的疑案之一,学界也一直没有定论,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孙中山陈其美密谋主使的。如果当真是袁世凯下的暗杀令,以老袁一辈子做事滴水不露的风格,警察全然是没有机会查到赵秉钧头上的。但不管是谁的主意,这帐算是妥妥的记在袁世凯头上了。但换一个角度看,既然这事能一路查到内阁总理的头上,没有抓几个无证电焊工当替罪羊,可见当时司法还是相对独立和公正的。黄兴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一直主张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宋教仁遇刺案。但近代的职业"革命家"普遍法制观念淡薄,都觉得法律不是挡箭牌。等孙中山3月25日从日本回来,一怒之下,要来个"二次革命",起兵讨袁。当时国民党高层,除戴季陶附和起兵外,大多像黄兴一样主张走法律渠道。当时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政治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
,袁投鼠忌器,多半不敢背负主动开战的恶名。

  当时虽然全国表面统一,但实际仍是各地割据。国民党所掌握的粤赣皖三省是全国最大的藩镇,袁也有意趁着镇压"二次革命"之机在全国内削藩。既要用武力压制国民党,又要让对手先开第一枪,为此老袁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先后将江西部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和皖督柏文蔚免职,又大捕地下党,同时军队也是步步紧逼。终于,7月12日,李烈钧公开布檄反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这时国民党尚没有自己的军队,能够调配的只是慕义投靠的新军,和一些当兵吃饭的杂牌民军。加之补给不足,军纪不整,战斗力着实有限。不足两个月,孙军一败涂地,孙中山本人被迫远走日本。其他军阀,有些像蔡锷一样被解职,剩下的如黎元洪张勋阎锡山张作霖唐继尧等人,在袁恩威兼施之下,也暂不敢有二心。如此看来,"二次革命"真是帮了
袁世凯一个大忙,袁公只赚不赔。

  武力平定"二次革命"后,袁发通缉令,对人不对党,只通缉孙文、黄兴、陈其美等"匪首",对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只因当时国民党仍旧是国会第一大党,袁世凯如想自我扶正,从"临时大总统"变为"大总统",还需国民党议员手中的选票。由此看来,选票真是个好东西啊,(呃,不能说得太细,此处省去八千字)。当时袁世凯自我扶正面临一个先选举还是先立宪的问题。主张先立宪的人认为如果没有一部宪法,选举出来的"大总统"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主张先选举的人则认为立宪为大计,不可操之过急,当务之急是先选出总统,将国家带入正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两派意见之争早在孙文主政期间就有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和"宪法会议"里也是吵得不可开交。经过"二次革命"袁世凯权柄徒增,自然是倾向于先选举
,选上大总统后在操控立宪,而"两会"也在袁的压力下变为附庸。

  4月6日,国会开"总统选举会",选"大总统"。其实袁此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二次革命"本就是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意气用事,很多党员并不认同,被平定后袁也没有难为国民党议员,此为一"恩";藩镇已削,国家大体统一,军队和国家实权全在袁手里,此为一"威"。如此恩威并重,竟还是在第一次投票中没有获得法定当选票数,使袁大为惊讶,也意识到自己专权招致不满。但事已至此,于"里"于"面"不正式当选袁都不甘,袁再一次使出自己的"聪明",暗令组织流民、地痞、流氓、乞丐甚至妓女,组成"公民请愿团",围攻国会,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一定要选出大总统。此一事,民间流传诸多艺术桥段,个个描绘的绘声绘色。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袁果然当选。在袁看来,这次只不过时自己生平使用过的无数手段之一,并ä
��足为奇。却不料在他人看来,实在太过不堪。诚如唐德刚先生的评价:"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一生聪明,却最终因为这份聪明,身败名裂,为后世病诟百年。

  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诚如是焉。

  今日回首,重看那段历史,会发现那时国会尚不是橡皮图章,有其尊严。那些围攻国会的流氓乞丐,至少是看的见的肮脏。而如今动辄"全票通过""一致赞成"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仔细想来,真可谓是百倍不堪于当年。

  "大总统"被选举出来后,果然得到列强承认。偌大的一个中国,也算是有了一个"话事人"。既然选举完毕,就该着手制定宪法了。1913年10月,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所谓的"天坛宪法"。有趣的是,这部"天坛宪法"对袁的约束,竟更甚于"民元约法"。然而袁只有兴趣做大总统,对于"宪法"一类的东西,是没有兴趣的。所以"天坛宪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纸空文。不过袁跟其后的领导人比起来,还算厚道,至少没有让人甩着《宪法》打内阁总理的嘴巴子。

  大位既正,理所当然的要搞一搞"三反五反"之类的运动,打击一下"走非袁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上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未逾月,11月4日便宣布解散国民党,勒令国民党机关三日之内一律解散,国民党议员一律上缴议员证书与徽章。一夜间,国会中半数议员遭解职,这国会就彻底瘫痪了。其后袁授意熊希龄组阁,史称"熊氏内阁"。后经各省代表召开的"行政会议",袁指定成员参加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以及一些列运作,一部完全符合袁世凯意图的《中华民国约法》终于在1914年5月1日问世。臭名昭著的"大总统终身制"和"父传子"也存在于这部新宪法。

  至此,袁世凯权利到达顶峰。但若说是"窃国",也太冤枉他老袁了。辛亥革命后,天下未稳,能够占据河山的本来就是袁,而非孙。袁逼退清廷后,若执意全灭革命党,不肯接受"中华民国"这一称谓,恐怕"民国"在历史上也就是个短暂存在的地方割据政权。如此一来,遭苦的还是天下苍生。袁接受民国的称谓,放弃做开国"国父",不论怎样讲,数万生灵免于涂炭。至于后来上位后专权独裁,平心而论,他做过的哪件事后来的独裁者没有做过呢?只因其接受了孙、黄所立的法统,便谤之为"窃国",未免有失公允。

  八:黄粱帝梦(上)

  在说袁世凯"帝梦"之前,非常有必要简单讲述一下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记得早年间求学时,政治老师为了论证中国为何不能搞议会政治,常拿民国初年的中国举例,说那时是议会政治,中华大地乱象丛生,如若再回代议制,必国将不国。少年时竟深信不疑,足见天性愚钝,绝非早慧少年。民国初年议会和政党的形成发展,有大把的专著论述,恕不赘叙,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来看看。尽管大多数著作都基于马列史观,读起来索然,但对于搞清楚民初国会的来龙去脉,还是大有好处的。

  民国初年,中国精英阶层几乎一致认为,必须以西方为师方能救国。当时尽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已经是精英阶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具体政见上,还是有非常严重的分歧。那些各怀政见的政客们组成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经过迅速的改组合并等一些列"毁党,造党"的活动,最终有实力在国会和国民党抗衡的是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些政党里聚集了一批清末民初了不起的人物,黎元洪、张謇、章太炎、梁启超,个个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也因为政见之争,分属不同派系。本来嘛,"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就是自古未尝有之事。若是利益之争,各方互相妥协还是有望达成一致的,但政见之争就复杂得多。各方都觉得自己手握真理,不愿按他人的意志行动,加之国会议员中又多是固执的老朽,所以每次国
会开会,场面那叫一个热闹。

  民初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共有议员841人,史称"八百罗汉"。看这个称谓就知道,那些议员个个都不是善类。按当时规定,在议会内打伤人不违法,所以每逢说不到一块,就动手好了。经常是会开着开着,就有人私自把会场当成擂台,直接开打了。武林高手过招,不比流氓打架,拼的是轻功内力暗器。鉴于会场太小,轻功施展不开,众高手们纷纷在内力和暗器上苦修。那时文案用品尚是文房四宝,没有什么钢笔圆珠笔中性笔。石质的砚台,铜质的墨盒,拿在手里运足内力,都是相当趁手的家伙,抡起来效果一点不比板砖差,而且好歹是文具,骨子里都透着那么股有文化的劲,合身份;带着铜帽的毛笔,随手丢出去当飞镖也是相当好使。经常就某些重大问题开会讨论过后,会场一片狼藉,不堪入目。难得啊,这么多文武双修的罗汉议员
,上哪找去?现在台湾泥轰棒子们的议会打成一锅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每次看心里都冷笑:到底是番邦属国,至今还拿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烫剩饭。到后来,迫不得已,国会内砚台一律用螺丝固定在桌子上,毛笔也都拴上铁链。打架打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千古奇观。

  当时仿照欧美确立的议会政治,放在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议员而无选民"。当时的议员,大多是旧官僚,抱着入朝做官的想法参加议会。年轻的读书人,没了科举,想要入朝也只能竞相加入各政党,期望有一天能成为议员。民初毕竟去古未远,想让那些老官僚搞清楚"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实在太难为他们了。别说那时,纵使是今日,又有多少肉食者搞清楚了呢?

  这还只是议会里的乱象。因为革命,没了中央政府,"本省人不得任本省督抚"的回避制度完全被破坏,地方军阀纷纷坐大。这些人,长期在本省任职,势力盘根错节,在感情上又容易被当地人接受,终于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军阀。中国帝制两千余年,不论现代人评论封建制度如何腐朽,但很多配套制度还是非常适合中国集权社会的,毕竟这些制是度付出了无数鲜血才发展出来的。君不见即使是今日,各省大员也是调来调去,并且不得由本省人出任,跟当初的回避制度无二。

  京城里政客们抡胳膊打来打去,地方上军阀们操枪杆打来打去,搞得中华大地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一时间民怨四起,莫要说那些前清遗老,就是普通国民也有"民国不如大清"的感慨。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好,都很有默契的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不适合民主,唯有继续走专制一条路。袁世凯在国内忙着抓权当正式大总统,孙中山则跑到海外建了一个"中华革命党"。光听名字这个党好像还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但要是仔细研究一下其中的各项规定,就知道这个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该党的所有高级干部均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直接指派。而且,每个党员入党前必须宣誓:"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怎么样,有没有立刻联想到"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
的章程……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每个党员入党时,不单要宣誓,更要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曾在孙文身边效命的居正回忆起孙公关于"中华革命党"的著名言论: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卧嘞个去,谁能想到国父曾有如此言论。公然叫嚣"应该盲从我",根本就是"句句都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水平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个"中华革命党"都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政党。"国父"一生未掌军权,可以说是他之不幸,也可以说是他之大幸。倘若让孙公手握大军,八成也会搞出个独裁政权,到时哪还有他当今之盛名,恐怕早被骂死了。还好当时他无兵无将,国民党内大佬如黄兴、李烈钧、汪精卫等人对孙这套寡头政治也没兴趣,使这个"中华革命党"未能成气候,最终不了了之。

  九:黄粱帝梦(中)

  孙中山在日本搞独裁政党,袁世凯在国内也没闲着。自从他当上正式大总统,并操办出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国会后,便积极着手准备称帝的事宜。在称帝这件事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袁手下的僚属大都是前清旧官僚,几乎没有长期生活在西方,见识过西方民主社会,学贯中西的人才。因此,他们大抵也不知道,纵使是在英美国家,议会制也是经过长期发展才日趋完善的,哪有一引进中国马上就能适应并发生作用的道理呢?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政治生活习惯、各种传统,并且衍生出配套的制度,都需要时间。在一个古老的国家,新制度要想扎根,总是要经过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社会结构改变,动荡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阵痛期"。但如果因为害怕阵痛期,或者以阵痛期为借口,拒绝改变,甚至开倒车
,最终都会落下千古骂名的。呃,别紧张,也别瞎联想,我说的是老袁。

  既然袁世凯和他手下的幕僚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民初的混乱后,深信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想要恢复中华,还需要独裁。尤其是全国上下都在抱怨"民国不如大清",甚至连"国父"都回头搞独裁去了,更是坚定了袁世凯废民主复专制的决心。在袁世凯及其幕僚的心中,专制就等同于帝制,称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历史上,武将做大、入朝拜相、逼宫受禅、称帝篡位,这一套把戏几乎变成标准化流程了,魏晋宋齐梁陈,一篡六朝,全是这个德行。因此在袁氏集团看来,此次老袁称帝,也只不过是历史重演。那些人的认识水平仅限于此,做出称帝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史家不宜做诛心之论,将袁氏称帝写得罪大恶极。袁公眼光受历史局限,在历史的岔道口上没有看清楚方向。当然了,要说袁世凯称帝没有私心,那是
打死我也不信的,毕竟黄袍加身登九五之尊,这诱惑太大了,非大圣至贤是不足以抗拒的——而公等真相信这世上有大圣至贤么?

  尽管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当上正式大总统,实权在握,但经过几年议会政治的折磨,他还是发觉这大总统跟皇帝还是不一样的。当初国会乱象丛生,处处掣肘,指望这样的国会"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不靠谱的。即便是一手操办起来了一个御用国会御用内阁内阁,自己也还是要受宪法的制约。更何况,乱世中若无一个强硬而高效的政府,任由议员们久拖不决——试想,让清末的那一批主战派和主和派没个主心骨,互相攻讦;或是让各省军阀代表推诿责任,厚己薄彼,这国家还有无宁日了?在袁看来,所谓的"帝制"和"共和"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只有哪个更适合中国。而在他犹豫不决是否要做皇帝的时候,一连串的机缘巧合又逐步把他引到这条不归路上。呜呼!天命也。

  更改国体这么大的事情,舆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袁公手下有个著名的杨度,一篇《君宪救国论》写的入情入理,今日重读也不得不佩服杨老理论功底着实扎实。要说袁运气也真是不错,大洋彼岸的古德诺适时写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著跟杨度相呼应。要知道民国初年知识精英在认识上几乎都有崇洋的通病,因此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议人、当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古大爷的话是有相当分量的。说到这个古大爷,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要说到他手下带过的一个中国博士生,恐怕没几个人不知道——顾维钧是也。袁府内,袁家大公子袁克定更是卯足了劲窜捣老爹称帝。尽管大总统也能传位给其子,但毕竟不保险。老爹要是当上皇帝,他这个太子就做的稳稳当当了。这个袁家大公子知道老爹最在乎日本政府的态
度,竟搞出一份假的《顺天时报》每天给老爹看。别小看这份假报纸,它可是对袁世凯下决心称帝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徘徊在岔道口的人,霄壤之别,往往始于一念之差。袁世凯死前留下遗言"他害了我",普遍被认为是说袁克定欺父误国。胡适先生(或者说是吴彦祖先生?)教育我们,"他害了我"是四个字,换成网络语言两个字足矣:坑爹。尼玛如假包换的"坑爹"啊!!!!

  具体称帝的过程,实在是演绎过无数次的老套路。无非是手下人承意,组织各地上表劝进一类的把戏。不过既然是民国了,国民代表大会也是要开几次的,筹安会更是投主子所好,组织"公民请愿团"。袁假意推却一番,然后无奈的表示:"不是我要做皇帝,是全国人民选我做这个皇帝。"用发哥在《建党伟业》里的台词叫做"国民拥戴,感慨莫名。"每次看到这种无耻的话胸中脏话都不断翻腾:谁TM拥戴你了!谁TM选你了!要点脸不会死啊亲!!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即中华帝国皇帝位,年号"洪宪"。

  现在的史书写到袁世凯这一段,总免不了强调一句,说袁世凯称帝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其实这种说法相当的不靠谱,也不符合史实。当时激烈反对称帝的仅限于精英阶层,对田间地头的农夫农妇或生活在城市中的贩夫走卒来说,国家还是要有个皇帝才像样子,如今没了皇帝,各路诸侯打来打去,苦的还是百姓。甚至的当时的士兵,哪管共和还是帝制,既然投军,只管服从上级,好好打仗,争取活命就是了,所谓信仰对当时的普通人实在是太过飘渺。这话还真不是信口瞎说,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李宗仁的回忆录。

  数千年的帝制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可能通过一两次革命就改变的。是时中国有四亿人口,真正反对袁称帝的到底有多少,暂无据可查。单凭拍脑门子瞎猜,恐怕怎么也不会超过四千万吧。也就是说,当时全国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只可惜,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通常被淹没在历史中,能留下声音的往往是一小撮人。

  十:黄粱帝梦(下)

  袁称帝前,是有认真考虑过风险的,毕竟这么大的事情,不可不查。只是帝制在中国大地气数已尽,苍天不垂。袁世凯也没想到自己一称帝,各方矛盾一下全集中在他身上了,众叛亲离,连原先的亲信都要么公开反对要么消极不战,真的成了"寡人"。

  舆论方面,杨度《君宪救国论》写得已经足垂青史,谁知一山更比一山高,梁启超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竟把老杨和古德诺大爷驳了个灰头土脸,败下阵去。现在官方历史书总把梁启超归为保皇派,其实是非常不妥的。梁老一生并不特别保某一派别,他只是坚持认为,国体一旦确定,断无轻易更改之理。因此从帝制改共和他反对,从共和改帝制他照样反对,总之就是两头不讨好。可想而知如果梁公活到中共建政,肯定是第一批被三反五反的顽固分子。

  舆论上被人骂骂没什么大不了的,搞议会政治的国家,元首被人骂实在正常不过的事情,老袁玩了两年也多少习惯了,郁闷的是文臣也不陪他玩了。袁为了称帝,先搞了个筹安会,筹备各项事宜。结果筹安会没闹腾几天,时任袁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就撂挑子走人了。要知道,徐世昌从二十多岁还是落魄秀才时就跟着袁大总统混,到头来竟弃袁而去。老袁很忧伤,一边抹眼泪一边念叨:徐卿,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袁项城么?徐相国一走,李经羲、张謇、赵尔巽一干人等也都歇班了,文臣里只剩下一帮废柴了。

  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文臣歇班虽然让人很忧伤,不过政务天才加劳动模范袁世凯同志还勉强应付的过来。可是手下的武将离心离德不听调令可就彻底要人老命了。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忙于政坛,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早已告老还乡,手下替他带兵掌握北洋旧部实权的是"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两人。一起打天下的老伙计们掌权后离心离德,实在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再常见不过的事情。铁杆般的定律岂有为袁大总统谋个例外的道理?更何况在正位之后,他起用陈宦,忙于削藩,将虎狗驱离各窝,另掌他军,段统冯部,冯统段部,将两人的得力干将通通发配封疆,对二人防心甚重。二次革命平定之后,段祺瑞、冯国璋和袁的关系已经变得像70年代林彪同毛祖一样。袁名义上还是北洋旧部的最高领袖,不过只是个精神领袖,大é
��分指挥权都落在了段冯的手里。他俩有强烈的反帝制动机。作为民国开国元老,就盼着大总统任期届满自己也上台爽一把,出生入死不就盼着这个嘛。结果现在老大要当皇帝,自己永远都只能是个打工仔,换做是谁也不会服气。冯国璋反袁就更有趣了,除了有想当国家元首的小算盘外,还有面子问题。冯听闻有共和改帝制的传言后,特意跑到北京找袁世凯核实。袁安慰他,说这是没有的事,不要听风就是雨,要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云云。冯信以为真,出京后四处替袁辟谣。结果刚辟完谣,北京那边竟然要登基了,自己一张老脸往哪里放?于公于私,叛袁都是必须的。

  另外,段冯的叛袁,都和那位大太子袁克定有莫大的关系。二次革命后,段祺瑞已经开始不再对袁言听计从,袁克定竟然怂恿自己的老爹启用王士珍替代段祺瑞。可想段知道后能有多生气。冯国璋跟这位大太子就更合不来了,甚至公开称袁克定为"曹丕"。有这么个儿子,老大登基坐殿数年后归西,哪还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如此看来,搅黄袁氏帝梦的最大功臣还真是非克定莫属。不过要段冯公开起兵,他俩是没有这个胆子的,带着士兵去打军队的缔造者,怎么听都是一件极端不靠谱的事情。对他俩来说,最多也就是不听调令,心里祈祷赶紧出来个什么人把老大结果了,自己坐收渔利。

  这个人还真不负重望,松坡将军蔡锷终于闪亮登场。松坡将军在"云南讲武堂"有没有个叫张牧之的手枪队长,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手下有个相当NB的学生,名叫朱德。能教出朱同学的老师,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这样的人物老袁是不会放归到地方上任其做大的,硬是把他困在北京干了三年经界局督办,后来还是在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借道日本跑回昆明。此时的昆明,经过蔡锷老部下唐继尧多年的经营,已经网罗了一批反袁人士。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通电,要求取消帝制,并限袁二十四小时内给出答复。

  蔡锷造反,西南不稳,并没有太出乎袁世凯的意料。那个时候,封疆大吏们隔三差五的反对一下中央不是什么新鲜事,况且云南地处偏远,实力又不济,怎么也构不成心腹之患。那支护国军,起兵的时候才号称有九千人。联系数千年来发兵讨贼必夸大其词的优良传统,恐怕实际上也就五千上下。就这么点人,竟还兵分三路,更加过分的是三路人马连个主帅都没有。用这样的部队对抗八万九千人的参战袁军,怎么看都是去作死的,难怪老袁没把他们当回事。但就是这么支护国军,竟然稀里糊涂的把护国战争打赢了,只能说帝制天命如此,气数已尽。

  蔡锷在川南就被陈宦挡住了。小陈显然没有要为主子彻底剿灭护国军的觉悟,加上手下的北洋军也不是非常听话,只求把蔡锷从自己的地盘打走就行。于是兵力多于蔡锷三四倍且装备精良的北洋军,有一搭没一搭的打防守战。现在书中记载的川南战斗的惨烈,多半是夸大其词。就那么几千人,装备也跟不上,竟然还打了一个多月,最终获胜,如此战斗能惨烈到什么程度?恐怕护国战争一个多月的伤亡,都赶不上后来国军在淞沪会战中一上午的伤亡。关键时刻,员工消极怠工,真是害死老板啊。

  湘西和滇桂方向也差不多,不过湘西战场更有趣。在那里统领北洋第七混成旅的,是袁世凯的好基友唐天喜。小唐唐本是戏班里唱豫剧小旦的,细皮嫩肉面容娇好。在袁世凯还是小袁的时候,便对此君一见倾心,收为"同志",颇受宠幸,就连去朝鲜出差都带着。哎,看看人家青年袁世凯,泡妞搅基两不误,而且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正事办得也牛B,比北斗那帮整天叫嚣的家伙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至北洋时期,唐天喜升任陆军第三镇标统,成了袁世凯的亲军卫队长。护国战争枪声一响,听说外面有人要打自己的达令,小唐唐便死缠烂打领了兵奔赴战场,算是为爱情而战吧,尼玛可歌可泣啊!!镇守湘赣的是老袁手下难得的一名忠臣马继曾,原本由他镇守,湘赣防线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古人有云,那啥无情,那啥无义。作为那啥加�‚
�啥的唐天喜,彻底无情无义了一把。仗还没开打,就被湖南军副司令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给收买了,临阵倒戈,第二天就带队偷袭北洋军西方向第一路司令官马继曾,逼得老马兵败自杀。

  马继曾一死,湘西就算是丢了。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一仗没什么大不了。可有些时候周围的人在观望,谁赢他们就帮谁,这种仗就万万输不起。不幸的是老袁偏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丢掉的湘西,这一下引起了骨牌效应。他这个大皇帝,要是没有小唐唐,再多拿些银子犒赏部下,鹿死谁手还真是未尝可知。至于用什么"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之类的话来证明袁氏必败,大可不必理会。这类屁话多半是获胜者为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掌握了话语权后给自己脸上贴金,潜台词就是"你看,我获胜了吧,所以我就是正义的一方,你们都要服从我,不然就是邪恶的一方"。试问元蒙灭宋,满清入关,国共内战,胜利的一方何谈正义?

  基友的叛变给了袁世凯很大的打击,死前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嘴里还念叨"天喜反了"。尽管前线失利,举国汹汹,但要说他这个洪宪皇帝完全当不下去了,却也未必。毕竟手中兵权尚存,收缩兵力守住京畿重地,任那几千人的护国军一时也推翻不了他这个王朝。而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本来也就不是他的地盘,即使不独立也不受他的控制。不过比起今日出动战机轰炸平民的卡扎菲,或是将坦克开上长安街的邓公,他这个洪宪皇帝还算是底线尚存,人性未泯。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退位,结束了83天的洪宪王朝。顺便插一嘴,辛亥革命也是闹了83天,种种巧合和偶然,让历史读起来更加有趣。

  做不成皇帝,想退而求其次的继续做大总统,袁公这时候也真是糊涂到一定地步了。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自行免职。类似的电文不断发来,连陈宦、汤芗铭都叛变了。随着帝梦的破灭,袁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一切都该结束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不再,那个如日中天的权臣已不再,那个平衡各派稳住全国的总统已不再,那个山呼万岁的皇帝已不再。为权利,为野心,为国家,为皇权,他燃尽了所有的生命和心力。终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辞世。临死前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前半句是大实话,而后半句,难免有些嘲讽之意吧。料想老袁若是看到日后之格局,定会冷笑不止。

  中国人总讲"盖棺定论",似乎人一死,就可对其一生做个评价了。但若要真正评价一个在历史上留名的人物,却应该真实的了解他平生所为和他所处的环境。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史书记载袁世凯,皆是骂名。其实也不必太过奇怪,袁后的掌权者,不管是黎段还是国共,且不论其真正制度如何,所打的都是"共和"的旗号。打着这个旗号,无论怎样贬低妄图称帝的袁世凯,政治上都是正确的。而那些人,为了表明自己强烈的政治正确性,也不惜将各种或有或无的罪名扣到袁世凯头上。更有文人投其所好,极尽贬低之能,实在是其心可诛。

  公正的说,袁这样一个出色的旧式官僚,非大贤大德,也非大恶不赦,比较中肯的评价应该是个"乱世枭雄"。不幸的是他正好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自己没有眼光和见识开创共和,帝制又再也走不通,这才是他最大的悲剧。然而他的一生,爱惜民生,从不轻易将国民卷入战火,也不曾为一己一党之私出卖国家。比起后来的孙毛,还是有着相当的政治操守和底线。甚至是称帝,谁敢说后来的孙毛没有这份野心呢?只是,胜者王侯败者贼,那个退了位的洪宪皇帝,只是一个背负着骂名、众叛亲离、任后世评论、在绝望中死去的老人。

  棺木已盖,尸骸已埋。愿这黄土埋葬的专制从此绝迹于中华大地,愿历代先贤为之奋斗的共和,长存人间。

  十一:后记

  这篇文章本是应小蛇君之约,写给他所建读书小组的读书笔记。民国史一直都是我想读想写却又不敢轻易涉及的题材,因为实在太复杂了,各个事件都挤在一个时间段发生,彼此又千丝万缕互为因果,怎么能交代的清楚?连历史教科书上民国史的内容都是支离破碎,净是一些片段,很难串起来。本打算写个两三千字的,动笔后发现想要把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长度就完全控制不住。再后来索性敞开了写,发个连载,这么长的东西一下子看完还是会很累的。写到这个程度,就很难讲是那一本书的读书笔记了,毕竟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把好多内容混杂在一起才写成这篇文章。大抵的史料观点来自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当然自己也夹带了不少私货。唐先生的这本书写的无比有趣,很多史料都直接来自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亲属。只是
写的太过随性,常常跑题,每逢想起什么话题就洋洋洒洒的一大篇,读起来感觉有些凌乱。另外,《民国春秋》和《剑桥中华民国史》也都是不错的读物。至于李宗一先生的《袁世凯传》,仅当做史料看还是可以的,史观实在无甚可取之处。如果觉得正史太过枯燥,那就去翻翻蔡东藩的《民国演义》,民国题材上等的历史类小说,蔡老"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绰号绝非浪得虚名。

  这篇文章得以和诸君见面,还要特别感谢小蛇君。若不是他再三催促,懒惰如我者,恐怕是不会有动力提笔写出这么多文字。码字的过程中,也屡次跑到他家蹭烟蹭茶。甚至写完初稿,自己蒙头睡觉,一大篇东西丢给他,蛇君除了校对外,还有诸多补充,着实辛苦。在此特地谢过。

  尽量想要写得轻松一点,也尽量想多写一些细节,让脸谱化的人物看起来更像一个真实的人。想要用两万多字写清袁世凯,恐怕是挂一漏万。袁镇压二次革命时如何统战,孙袁蜜月期两人如何长谈(放在今日恐怕又会被北斗那些人诋毁为"搅基",哈哈),国会如何召集又如何解散,税收财政军费借款,还有奇闻轶事,等等这些,随便哪一个展开了都能写出一本书来。

  有人问我为何喜欢民国。在我看来,尽管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力非能与今日并谈,但那却是一个"立人"的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时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那时的青年敢于走上街头直面国家机器,如今的青年却热衷于飙车泡吧;那时的教授敢对抗政府,现在的学者却大多努力附着于体制;那时文人办报纸骂政府,现在网上写点东西都会被和谐;那时的执政者尚有底线,学生游行军警大多只做阻拦,段祺瑞枪杀学生后终身食素斋戒以忏悔,今天却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呵呵,跑题了,说到学生运动,那恐怕是要另写一篇才能说得完了。总之,对一个田间农夫或贩夫走卒来讲,当下真要胜过民国万倍;但作为一个读书人,能生于民国,真是莫大的幸事。

  对于所有看完此文的朋友,以及分享评论的朋友,我表示十二分的感谢。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全然没有受过任何历史训练,写历史类的文章,全是野路子,心里其实是非常没底的。倘若此文能够博君一笑,那我便也知足了,如果竟能让诸君读罢有所获,那我更是觉得荣幸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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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性与晚清宫廷

  自1898年到北京,这个叫埃蒙德。巴恪思的英国爵士长期生活在中国,曾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英国驻华外交官,1944年死在中国,身后留下一本惊世骇俗的英文回忆录手稿,在尘封六十八年之后,中译本以《太后与我》为名首度在香港出版(王笑歌译,新世纪出版社)。巴恪思在书前誓言记录的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夕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之间"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当时慈禧已是七十老妪,却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药才能满足其需要,多次细致入微的性生活细节描述,明代小说《金瓶梅》的场景也不过如此。

  在他的笔下,晚清宫廷,从慈禧太后、王公贝勒、达官贵人到太监、宫女、伶人,过的都是淫乱污秽的生活,男女之间还算是正常的,更多的是男与男、女与女、人与兽……许多王公、贝勒、大臣、将军榜上有名,他本人也癖好同性恋,只有与慈禧太后例外。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及他的儿子载伦、载振,差一点取代了光绪帝的"大阿哥"溥儁,贝子溥伦,肃亲王的次子,大学士荣庆,将军张勋、姜桂题……在他笔下都是同性恋,慈禧太后甚至要微服密访他们常去的浴室,亲眼看他们淫乱。

  慈禧让太监、宫女称呼他为洋侯,给了他很高的待遇,而他利用慈禧的宠爱,游走于王公大臣和男宠之间。在大量不堪入目的性描写间歇,他也记录了慈禧与他的一些闲聊,1903年的一天,慈禧问起他是否读过她最近的诏令,把革命者沈荩在宫外鞭笞而死。"今年是我的幸运之年,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我会下令为我明年十月的七十大寿举办庆典。处死沈荩,我也非常犹豫。然而他是第二个康有为,我别无选择。你们外国人认为我残暴,却对他的挑衅一无所知,我不得已才对他极端处置。"这一记录为沈荩之死提供了新的材料。当沈荩惨死之后,西方人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 当年9月14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面谕å
��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这则报道与他的回忆科研相印证,特别是语气。巴恪思记录,慈禧死前不久与他说过:"我不信任袁世凯,此人虽能干,却不择手段。""或许我该启用张勋,我唤他是我的'巴狗儿'。"他说,辛亥年袁世凯重返朝廷,要他修改《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为袁评功摆好,每年可得到3500英镑直到他死

  虽然巴恪思的回忆录因为缺乏其他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无法完全采信,但不可忽略,这位英国人提供了观察晚清宫廷和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新视角,他的视角主要是性,特别是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权贵们的性癖好,他们在怪异的性生活中寻求刺激,飘飘欲仙,乐在其中,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朝代正在陨落,荣华正在逝去。性的背后是政治,性和政治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说,他记录的性事不无夸张和荒诞,晚清宫墙内外的骄奢淫逸、残暴、迷信则是是毋庸置疑的。二十年后,当军阀孙殿英掘开慈禧的墓穴,打开棺木, 那干瘪丑陋的尸身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他禁不住叹息说:"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原载《新京报》201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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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宗锦:婚姻包裹下的经济计算

  新近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给广大民众提供了高房价、高离婚率下的热议话题,也使法律专家对这一"用法律手段解决道德问题"的司法能动举措争执不休。从去年公开征求意见到近日公布实施,该解释所面临的主要批评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价值;二是女权主义。

  第一个方面的批评理由认为此解释吹响了"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将资本逻辑进一步贯穿到家庭内最重要的房产,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同居共财"家庭财产制。

  在一个对当下不满的社会,人们常会将视线投向域外或者过去。这几乎构成中国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主要理路。不过,在此问题上,我总怀疑基于传统的理由只是对渐行渐远往日时光的浪漫想象。

  《礼记。昏义》中有中国婚姻最古老最典型的定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由此可见,婚姻目的只在于宗族延续和祖先祭祀。这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并非个人或社会的。在这种婚姻模式下,家产属于家庭而不属于个人,个人(尤其是女性)意志常因家庭之名而湮没。

  但此模式在现时代遇到严峻挑战。首先是社会结构变迁方面,例如1950年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之所以宣示婚姻自由,其实与多年战争导致的地域、身份方面的剧烈流动性直接相关。今天城镇化历程、陌生人社会等特点同样也使得从前的同居共财模式难以维继。

  其次,随着教育普及,女性普遍外出就业,使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婚姻模式下,甚至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婚即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也相当困难。父辈一代离婚率低,并不在于法律上障碍,而在于社会条件约束。而当下的高离婚率,恰恰是世易时移而非法律发展的结果,由此引发的种种纠纷,实际上也成为司法机关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

  再次,在婚姻意识形态方面,强调爱情的"爱侣型婚姻"成为婚姻理想并得到法律认可,例如婚姻法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标准。这使得婚姻着重点转向个体的生命感觉(例如性、爱情等)。而当这些感觉难以满足时,至少那些不指望通过婚姻来获取安全的精英女性更倾向选择独身。

  因此,批评此解释将家庭资本主义化的观点也许应首先回应,在社会越来越资本主义化,平等趋势势不可挡,个体越来越重视生命感觉的情况下,婚姻家庭是否可能依旧建立于"同居共财"之上?

  第二个方面的批评理由主要是认为此解释对女性不利,尤其对全职太太、农村女性等议价能力较弱的女性不利。的确,在现代领域,男人多从事技术性的、管理性的工作,女人多从事非技术性的、服从性的工作,这样的性别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在城市化过程、教育就业等各方面也都存在着种种男女不平等状况。因此,这方面的批评其实体现了男女不平等背景下人们对女性处境的忧虑。

  不过,仔细考察此解释中争议最大的房产条文,实际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此前默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当下默认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这一规定并未排除一方父母为夫妻双方购买房产的选择权,也未排除此房产经夫妻协商而改为共同财产的选择权。同时,此条款不仅可能使男方获益,也可使女方获益。尤其,考虑到独生子女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女方在婚后得到父母财产的机会并不比男方少。

  同时,由于房产占财产比重越来越大以及高房价的现状,很多年轻人的婚房实际上透支了双方父母的养老金,而在高离婚率的不确定因素下(资料显示女性提出离婚更多),假如离婚即可分走一半包含对方父母积蓄的房产,那似乎显失公平。实际上,此解释虽然对房子等迫切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并未改变照顾女性的婚姻法基本原则。

  (仝宗锦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法学硕士。研究领域为法律史、法律理论、比较法与宪法学等。)

  来源: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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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这几年,常有演艺、体育界人士以隐私、名誉受侵为由,将媒体诉至公堂,但诉讼请求却大多被法院驳回。各地法官阐述判决理由时,非常偏爱使用"公众人物"这一说法。例如,"唐季礼诉《成都商报》案"的判决就称:"公众人物较之普通人具有更高的新闻价值,……新闻媒体为履行其社会舆论监督职责,可以对公众人物的行为进行适度报道。""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的判决则说:"媒体行使舆论监督过程中,公众人物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明星私事属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行使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并无不当。"

  按照上述判决,演艺、体育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对媒体曝光其隐私、批评其言行的行为,负有适度容忍义务。问题是,如果明星们都得承担这类"义务",那么,权力更大、公共性更强的政府官员,是不是也应被视为"公众人物",并容忍相应的批评之声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何还有那么多"跨省"追捕,而媒体在官员提起的诽谤之诉中,又会屡屡败诉呢?其实,"公众人物"并非本土产物,若想界定这一术语的含义,必须追溯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审理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改写美国新闻史的案件

  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社论式广告,打算为蒙冤被诉的民权人士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募集律师费用。广告描述了美国南方肆虐的种族歧视现象,不点名批评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打压民权人士与示威学生的行为。但是,由于审查者把关不严,广告部分细节并不符合事实。事后,蒙市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在当地法院起诉了《纽约时报》,即"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

  一审期间,双方律师围绕几项法律争议,进行了激烈辩论:首先,报纸批评警方的行为,是否直接构成对警察局长本人的诽谤?其次,如果报纸只有极少内容为"不实陈述",是否仍属故意侵权?由于本案法官有种族主义倾向,陪审团也全部由白人组成,法庭最终认定广告构成诽谤,要求时报赔偿沙利文50万美元。上诉失利后,南方各地官员陆续对时报提起诽谤之诉。临近崩溃边缘的时报不得不上诉至最高法院。由于时报是上诉方,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后,案名变更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1964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以9票对0票,维护了媒体批评官员的自由。威廉。布伦南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指出,在美国,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就像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官员作为"公众人物",行使的职能与公共事务密切相关,批评官员就是参与公共讨论的形式之一。因此,除非媒体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官员不得提起诽谤诉讼。因为"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这份意见气势恢弘,尤其是那句"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成为日后被频繁引用的经典判词。

  最高法院的上述立场,对美国报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数十年中,新闻界在"美莱村屠杀案"、"五角大楼文件案"等事件中大显身手,揭开政府一系列决策内幕,并在"水门事件"中迫使总统尼克松下台。在这些事件中,最高法院都援引"沙利文案",对新闻界给予宪法支持。可以说,"沙利文案"改写了美国的新闻史。

  新闻人的反躬自省

  最高法院1964年审理"沙利文案"期间,安东尼。刘易斯正好是时报驻华盛顿的"跑线记者",专门负责与司法事务有关的报道。虽然他当时才刚满37岁,可在新闻圈内,却早已声名远播。

  刘易斯毕业于哈佛学院,1948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他布局谋篇、驾驭文字能力极强,擅长设置悬念、以点带面、娓娓道来。1955年,他因报道一起海军雇员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事件,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这名雇员也因这则报道成功复职。这段故事,后来被改编为电影《海军共谍案》。1963年,刘易斯又因对最高法院事务的出色报道,再度获得"普利策奖"。

  刘易斯既精于新闻写作,也是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语言平实、通俗,很少使用深奥法理或晦涩术语。即使遇到专业名词,也会在正文中举例释明,非专业读者不会觉得有任何理解障碍。

  "沙利文案"30年后,刘易斯终于推出与此案相关的作品:《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与《吉迪恩的号角》相比,这本书没有就案论案,其视角更为宽广,时间跨度也更大,它以"沙利文案"为叙事主线,串接起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涵盖了独立战争、制宪会议、南北战争、罗斯福新政、两次世界大战、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与事件。书中既描述了美国建国之初的残酷党争,又涉及最高法院的人事变迁与判决内幕,完美刻画了美国法政人物群像。这其中,既有霍姆斯、布兰代斯、沃伦、布伦南、布莱克等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有汉德、格法因等下级法院法官,还包括韦克斯勒、查菲、米克尔约翰、比克尔等著名律师、学者。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当中ï
��不少人是刘易斯的好友,书中许多素材都来自作者与他们的通信、访谈。而与本案判决有关的第一手材料,则由判决意见主笔者布伦南大法官亲自提供。

  尽管刘易斯本人就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简单站在媒体立场上,渲染绝对的新闻自由。在介绍完"沙利文案"来龙去脉后,刘易斯结合本案后续发展,对现代媒体的角色、伦理,进行了全面反思,甚至是自我批评。比如,为什么"沙利文案"之后,起诉媒体诽谤的案件仍越来越多,标的额也越来越大?为什么媒体与政客、名人对簿公堂时,陪审团甚至广大民众,却宁愿支持权贵?最高法院为保护"公共讨论",降低了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规格,可是,一位女明星的酒后口角,与"公共讨论"又有什么关系?有必要动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去保护八卦小报的胡编乱造么?

  刘易斯指出,现代媒体的权力、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新闻人太把自己当回事,仿佛自己发布的不是新闻,而是真理,如此一来,媒体的所作所为,反会招致公众反感。他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无羁地讨论公共事务,而非只为媒体一家服务。所以,言论自由并不是由媒体一家独享,而是取决于广大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否则的话,媒体独享某种自由到什么地步,这种自由所受的威胁,就达到什么程度。这些反思性内容看似与案情已无太大关联,却恰恰是最有价值的点睛之笔,对最近正因《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而蒙羞的新闻界,亦不乏深刻警示。

  言论自由不是西方甜点

  阅读本书后,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法官之所以降低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规格,是因为"公众人物"主要是政府官员,允许人民批评"公众人物",更有利于推动公众、媒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可在前文提到的国内案件中,相关概念更多成为装饰判决书的"西式甜点"。当原告是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时,舶来理论就不见踪影了。这到底是对"公众人物"的理解不同,还是我们的法院"欺软怕硬"呢?

  也许有人要说,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沙利文案"的裁判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关规则对中国没有意义。但是,这些人可能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同样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第四十一条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对人民如此,对新闻界亦然。一个成熟的民主政府,就应像书中一位法官所言,容忍"一个不断找茬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所不在的新闻界"。

  以本书为引,广大读者有理由结合国情,对更多现实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比如,对"被害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侮辱、诽谤类刑事案件,是否应对诉讼程序、证据规格与定罪标准进行严格限制?在民事案件中,是否应明确规定,当国家机构起诉媒体或公民侵犯名誉权时,法院可以驳回其诉讼请求?或立法禁止国家机构提起名誉权之诉或诽谤之诉?是否应将国家工作人员纳入"公众人物"范畴,当他们因职务行为受到批评而提起侵权之诉时,法官是不是应适用更加严格的判断标准?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是法律人与普通公民的共同使命。

  (作者系该书译者,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

  来源: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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