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武铉的遗书写道：
受惠于很多人，却让很多人因我而受难，往后将还有承受不完的痛苦。剩下的余生只会是别人的累赘。
健康不很好，所以什么也不能做，就连书也读不下去，字也写不成。
不要太过于悲伤，生和死不都是自然的一个形象？
不要道歉，也不要埋怨谁，都是命。
火葬了吧。然后在家附近的地方立个碑就足够了。这是酝酿了很久的想法。
这遗言中，透着一股佛教的气息，有着佛家的素养。而在我们国家，共产党为了标榜自己是新生的科学的组织，禁止党员参与宗教，从而使党员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清洁自己心灵的机会。
近年来，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声势日渐高涨，反腐败斗争的成绩一年比一年斐然。然而，党风政风民风总体上却未见根本好转。经济越发展，道德越败坏。因为人们没有从根上去寻找自己，从而使自己迷失在"饮食色"里。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徳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后才有礼。"礼"这个东西，是忠信不足的产物，而且是祸乱的开端。从中国的官场来看， "徳"已丧失殆尽，"道"就更不用提了，早已入古。有人说，我们有很好的纪律，好的管理制度和党章，不需要宗教照样能管理的很好。可是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和良知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用法律条例理出来，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等一一建立起挂钩关系？除了'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谁能做到呢？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执掌这样的公正天平呢？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社会管理成本哪个高哪个低？2008年11月29日央视《新闻1+1》中透漏，政府一年三公费用可能接近九千亿，这仅仅是公务招待公车费用，以及我们所谓的公务考察费用。而让"上帝"来管理呢，当然，我们不用付费的。
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然而什么是"正"？难道就是我们的那些官员吗？在毛泽东时代，或许还可以那么想一想，因为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现在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别说那特权阶层了，即使是特权阶层推出的"榜样"，比如雷峰这样的典型，也没了太大的感召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优势地位的特权阶层，不可能长期主动自觉地自我抑制。而且中国的集权管理模式使得社会管理组织和影响力资源的分布又为特权阶层掌握，特权阶层不仅有足够的意愿也有足够的能力与可能性把社会资源分配向本阶层倾斜，并且对平民阶层对他们的监督，一直采取打压欺骗和拖延的办法，消弱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和谈判地位，使得平民阶层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方面的处于不利地位，无法组织起来对抗特权阶层。
中国提出的"依法治国"是正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然而法律只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手段，是对极度偏离正常轨道的危害社会行为，进行一种事后的纠偏。法律强制不仅不能及时处理，而且其社会成本往往也非常高。特权阶层是法律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中国的民主监督和新闻自由还不充分完善的今天，法律对特权阶层自身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如今特权阶层已经有极端化的倾向，几乎所有的制度、法律和政策，都是在特权阶层的带头破坏之下归于无效。法律监督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替代日常监督的，而中国的民主监督和新闻自由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对于有着深厚的封建历史底蕴的国家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提倡"以德治官"就有了其意义。中国是资源短缺的国家，特权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利益分配平衡的关键是特权阶层的自我约束。提高官员的道德素养就势在必行，可是简单的道德说教和口号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怎么办？那就让上帝来帮助和提携我们的官员吧。
对比于卢武铉的跳崖，看中国某些贪官的厚颜与负隅顽抗，让人嘘唏不已，更显示了"以德治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建议设5月23日为中国官员的"良心发现日"。推卢武铉跳下悬崖的，不是政治对手，是他内心未泯的善良。凭此，足以让我们说一句话来表达对于贪官的愤恨，那就是：良心迷失的贪官们，跳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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