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30日星期二

冯仑:真实的台湾很中国,很现代

  台湾是一个很中国、很现代的一个地方。如果说形象比喻,它像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但平时却素面朝天的样子,你不经意之中会忽略她,但你仔细停留下来你会非常喜欢她。相当于说一个青春靓丽,但是平时不怎么打扮,她穿的是很普通的衣服,因为你到台湾第一眼,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房子、街道,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你停下来仔细的看,她稍微一"捣持",你眼前一亮。

  台湾很中国,但他还很现代。所谓很中国就是你会感觉文化是完整的,不像大陆的这几十年的变化,文化很断裂。我们这一百年,大陆这边的文化不断在撕扯,价值观很破碎很断裂。

  官不聊生 人民安心

  台湾是法制和民主的一个环境,所以它的媒体是什么,只说坏的不说好的。媒体把坏事件作为好新闻,狗咬人都是好新闻,所以他只说坏的。你想,如果我们这的媒体光说好的,那个媒体光说坏的,你可不是看来看去就觉得台湾很闹心么。但是他跟美国是有点像,美国比如说一个校园枪击案,一下子能报好几篇,什么都说,但我们这可能一看,不利于维稳,它就不说了,那你看见的都是和谐社会。所以由于媒体这样的特点,就造成了一个大众的误判,你会觉得台湾怎么那么乱,选举谁攻击这个,谁骂那个的。但你仔细一想,他因为媒体不断的说,带来了几个特别跟我们这的不一样的,一个是说这种独立的媒体背后实际上是一个言论权利的表达问题,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受到充分尊重的,所以他才吵的这么厉害。

  第二,媒体对官员的监督很厉害,所以官不聊生。我跟他们讲一个故事,谁家里要是当一个部长是个愁死人的事。我们这说要提拔你当部长,全村都送礼,同学都在庆祝,晚上还要喝酒祝贺。但他那不一样,一旦你被选举当部长,首先就比较愁,全家人都得讨论,多数家里人不愿意当部长,为什么?媒体天天盯着你,你只要干一点坏事,就报道你,你要不干坏事,比如你的小孩,今天上学,开车去的,开什么车,立即就报。然后就看你这个车和你的收入匹不匹配。因为他的财产是透明的,你的财产够不够买这个车。这样的话,对官员的监督非常厉害,就保证他廉政,保证官员系统的廉洁。

  还有一个,你会发现它跟美国有点像,所有社会不好的东西,都是他媒体自己揭露的。美国人在伊拉克虐囚,不是伊拉克举报的,也不是中国人举报的,是美国人媒体自己举报的。网上所谓的泄密,都是自己说的。你反过来想,他敢自己说,谁都可以说,结果社会的健康,所有的弊端、弊病都不断的被自己挑破了说,所以这个社会是很健康的,所以他是官不聊生。官员受制于媒体,另外受制于法律,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保护了其他的人。相对来说,我们这是不是比他好呢?那很难讲,因为这件事情不能比。但,如果我们的媒体也这么开放,我相信大家对身边的看法都开始改变,一个是媒体性质,一个是客观效果。

  正因为这样,台湾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台湾人的判断能力都特别强。你想天天都是媒体说的什么事都有五六种说法,那你怎么办,只好自己判断了。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声音去宣传,其实大家没有判断力了,你都是跟着媒体走了。所以台湾一方面是吵吵,但是另一方面,中产阶级、选民和老百姓都特别独立,都特别会判断,而且没什么影响。不像我们这主要是统一说法,大家都没这么多的想法,最后造成一个没什么改变的社会。

  礼义廉耻 身体力行

  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其实台湾没有刻意的去做太多的事情,它就是自然的一种延续。比如说,我们在49-76年这一段,实际上有意识把这些文化,涉到另外一个轨道,特别是文革,就是要把它彻底改革。台湾没有,它就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几千年下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它就是这么下来的,所以礼、义、廉、耻都是台湾从小的教育。当然台湾在现代化以后,最近有一本书叫《我们台湾这些年》,里边也讲到了,大概也是在GDP从3000美金到8000美金这段时间是社会矛盾蒸发的这段时间,台湾人也开始一种价值混乱,究竟这个传统要不要。另外对于一些物质性,在台湾也有一个物质的过程,在这个时候它就提出了价值重建,实际上是国家价值重建,实际上就是重新确立新的国家的一个价值观念,这套国家的价值观念就继承了中国�š
�传统,同时也去了意识形态化。

  台湾还有一个事,在讲到文化上,在早期台湾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泛意识形态化。台湾的意识形态当时是三民主义,到哪都三民主义,烟盒上都写三民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写科学发展,哪都得写,马路上面全是。蒋介石去世后,台湾有一段意识形态化非常的厉害,蒋经国后期逐步的叫意识形态空壳化,也就是说,只有上层少数人在讲,大家老百姓已经不讲了。那么到后来呢,蒋经国以后这些年,实际上,政党只有政策没有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说起来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政党和理论体系,一种理论体系是服务于一些政党的意识形态,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了。现在都是政策,民进党、国民党都是政策上的差别,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大的差别,国家观念没有什么差别,像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一样,他们都是在自由民
主前提下的一些差别,所以这些东西逐步就变成了一个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多样化的文化,但他基本上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核心的道统,以及生活形式、生活方式、交往模式等。

  我举个例子,比如"孝"字。在我们这,基本上"孝"都是到父母病的时候才觉得是要"孝",父母没有病的时候每天行礼都不行。我昨天刚到我父母那,也没有说鞠个躬之类的,行礼是没有的,来就是挺孝顺了,然后吃个饭聊聊天。我们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人,说我路过家里,我要去看一看老母亲,要不要一起上去一下?我们说都办事,走半道上怎么想起这个?他说因为路过,我应该去看一看,我说那行吧,结果到了家里先给母亲鞠个躬,然后问寒问暖,到底有什么事,没有了,然后他介绍我们这些朋友,最后再去拜别。我就觉得这个恭敬程度,这给我们很大的震撼,这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孝,并不是说在嘴上的礼数。所谓礼义廉耻,第一个礼,就是一些仪式,彼此表示尊敬,表示一些尊卑、高低这样一些程序性的事。比如说
我作为一个董事长,在大陆的感受和在台湾感受不一样,在台湾感受董事长是一个很大的事,他那个尊重,因为他们礼义廉耻的训练,他就非常尊敬,包括开门、鞠躬,完全的一套程序。比日本人当然没有那么严格,但是认真程度让你感觉到很感动。从整个中国文化上来说,在台湾是自然延续下来的,另外,政府的教育给予一个强化,然后国民本身的身体力行,这样的话你会觉得非常舒服,什么都是有规有矩的。

  大陆人喜欢说大事 台湾人乐于聊小事

  关于说到80后,我觉得台湾不怎么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呢?有一件事你们可以看一下,龙应台写的一篇叫做《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大陆人是大宏观思维,一说就是80后一代人,每个人都操心这么伟大的事,台湾人净想小事,净说小事,为什么呢?

  我有一次去台湾,和王石,很多人,上公共汽车都老问统一的事,台湾人说我们不研究这事,我们都不关心这事,怎么你们全讲都是大事,革命统一,国家民族,我们这说的全是吃喝玩乐,然后上班挣钱。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民主社会,很简单,领导人任期是一定的,再坏八年,时间一到就下台了,我就熬八年呗,另外一个我平时又能骂他,我还能不选他,这是根本,他再坏也就这样了。另外还有法律在管他,能坏到哪儿啊,所以,大家不研究这事。那剩下的时间干什么,研究自己,比如台湾玩香,小事小闹,焚香成为雅趣,雅式生活;台湾玩饭,台湾饮食做的很好;弄茶;研究土布怎么能做成有意思的衣服,天天说的全是小趣事,这是龙应台讲的逻辑,我仔细观察了,我很赞成的确是这样。在欧美你会发现没有人谈大事,大事没
什么可谈的。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到现在资本主义,欧美没有政变的。为啥,没动力,你政变啥啊,你该骂你也骂了,你也可以选举啊,他要干坏事法律也起诉他,再坏几年他也下台了,没有人干这个事。相反你看非洲专职很厉害,老有政变,为啥?你不政变他老也不下台,而且还不让你骂,法律又管不了,所以大家一急就想另一种办法,。所以差别就在于,我们这的人呢,老研究大事,所以才研究80后,操这心。实际上真的不应该操这心,哪一代人都被看不起过,但是看不起他的人都死了,最后我们长起来了,一样他躺在地上也得尊敬你。没办法,现在社会哪一代都是这样,我读书的时候上边的人也老看不起我,那现在他都不在了,他还说啥,我该说他了,我怎么说他他也没着。同样中国大陆现在又是很多人宏观思维,老去说这些大
事,这有什么可说的。

  年轻不迷茫叫年轻人吗,年轻不困惑叫年轻人吗?你20岁不困惑,80岁困惑那是国家的悲剧。如果15岁20岁不困惑不迷茫,社会没有新的选择,就不可能有新的出路。它因为困惑、迷茫,他有新的选择,有新的出路,社会就进步了,对不对?所以20岁困惑,30岁还有点迷茫都可以理解,但50岁、80 岁还迷茫,然后还稀里糊涂的,基本上这个社会是比较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担心年轻人迷茫,我们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60、70岁的人还迷茫,比如对于社会、改革、国家、前途,他还很迷茫。但是他又有很高的地位,又管很多事,这才是我们的不幸。所以我们年轻人迷茫和困惑是社会进步的起因,如果50、60 岁的人,位高权重的人还迷茫是社会的不幸,我们应该更关注50、60岁的人千万别迷茫。

  作者:冯仑,来源: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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