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帝国春运:一个冬天里的故事

帝国春运:一个冬天里的故事

庄礼伟

★ 鼓胀的火车车厢和汽车车厢,一垛垛饱满结实的中国人,沉闷拥挤的密闭空间,长长无声的白色尾气,冬天灰黑冰冷坚硬的大地。

★ 这里有我所见过的最丰富的睡姿,而鼾声和磨牙声的伴奏,让这些睡姿都具有了持久诅咒的意味。

★ 这是多年前的一段故事。我一直记得那列闷罐车里的气味和那些同胞们的睡姿。他们睡得像遭到各种恶杀的尸首,这也是当时最让我骇然和难过的情形。直到车门打 开,光线斜斜地灌满半个车厢,他们才跳将起来,奔向街道或田野,扑向自己的砖房泥舍、楼道门院,抱住自己分别已久的亲人。

★ 现在,春运又开始了。许多人都已在路上,或将在路上。我编了一条短信但一直没有发出去,因为是这么一句话:"春运春运,信春哥,有好运!"──有一点点玩 世,一点点不恭,有一点点吉祥,有一点点不如意。

【正文】

一 首歌里说改革开放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但春运的故事从来都是冬天里的故事。

鼓胀的火车车厢和汽车车厢,一垛垛饱满结实的中国人,沉闷拥挤的密 闭空间,长长无声的白色尾气,冬天灰黑冰冷坚硬的大地。春运,约40天的时间,逾20亿人次的交通输送量,挥不去散不掉乡愁别绪的可爱的中国人。

到 了年尾,在异乡的人们为了一盆炭火、一锅热汤,踏上了回乡路。他们必会回乡,因此处只是异乡。他们也必会返回异乡,因为远方是他们的梦乡。

回 乡的路对于这些旅人来说,最大的考验是对肺部的考验:沙丁鱼罐头般的交通工具,空气污浊的候车大厅,慌张赶车时的上气不接下气,都需要一个功能强大的肺。 2008年初大雪灾,颇有一些强人沿京广线在天寒地冻中徒步穿越灾区,成就了若干感人肺腑的故事。2009年有个撼人事件是"开胸验肺",而广州垃圾焚烧 厂事件,让一些周边居民都觉得有必要去医院开单验肺。春运回乡后,除了可以共享的天伦之乐,还有一鼎叫做"春晚"的鲜红火锅汤,其效果地球人都知道,那就 是"顶你个肺"。

我的肺叶孔洞中,有一小团陈年废气一直停留在那里,温暖的但又显然有害于健康的一小团陈年废气。那是多年前的一个腊月二十 九,为了急于赶到某个目的地,我跑到春运围城中的广州站,钻进了一列在描写古拉格群岛或纳粹集中营的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闷罐车。车厢里除了一个皮开肉绽的人 造革沙发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设施。

这车厢与其说是在运人,不如说是在搬尸。大家横七竖八、歪歪倒倒躺着,且因车厢里的黑暗而把眼睛瞪得如死 鱼一般,或已是灵魂出窍睡得口眼歪斜。这里面,有一字挺尸状的,有蜷缩着做冻毙状的,有摊开双手、弯曲双腿做十字架上耶稣状的,有像遭受了枪击而脸侧向下 趴着死去的,有像挨了一闷棍仰天张嘴却毫无气息的,有像服了毒药而面容可怖的,还有人很冷静,打坐着做小和尚念经状,脑袋做钟摆式运动……,总之,这里有 我所见过的最丰富的睡姿,而鼾声和磨牙声的伴奏,让这些睡姿都具有了持久诅咒的意味。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睡意或无法入睡。无论车厢里如 何黑暗,由于始终有几颗烟头在聚集、晃动,那个皮开肉绽的沙发仍然是整个车厢的亮点。那上面歪靠着或骑坐着六七个人,听说这个破沙发是这批人通过铁路上的 关系搬上来的,因此专享了这个沙发,但他们的女人们(这车厢里有一小半是女人)都蜷缩在人堆里,无权到这座奥林匹斯山上来,只能在地下的人堆里和他们搭 话。于是这一小撮人有了一点座山雕式的得意,并不睡觉,只是抽着烟彻夜聊天,聊他们的一点可怜的"关系"和牌局大排档出租屋里的粗野快活。这沙发、沙发上 披挂着的人体和通红的烟头,在车厢里躺卧的人堆中高高隆起,像一组革命红旗下奋进的工农兵群雕,也像一艘在一片浮尸中半沉的泰坦尼克号。

在 离这座奥林匹斯山有七八米远的一片"浮尸"中,渐渐出现了另一个社交中心,大伙睡不着,也开始议论异乡和家乡的种种事。我就在那群人当中,有打工仔知道了 我是文化人而居然落魄如此,落魄如此又如此安详怡然,遂引我为朋辈。那一夜,从不善谈的我分明有点健谈,渐渐在这伙人中从"九爷"的位置上升到"老雕"的 位置,一位打工仔把他的铺盖卷分出一大半让我垫垫腰,另一位打工仔递烟给我,于是我们那里居然也灯火通明,高朋满座了,弄得破沙发上那帮人讪讪地不时地朝 我们这边打量。

车到终点站,闷罐子门打开,我们才知道天色已亮,不过天空依然灰云垒砌环绕,如一大铁桶。车站外大街上,浮游着手拎过年之物 的人们。用以下这段话来表达我当时的感觉再合适不过了: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 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从白天 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 是多年前的一段故事。我一直记得那列闷罐车里的气味和那些同胞们的睡姿。他们睡得像遭到各种恶杀的尸首,这也是当时最让我骇然和难过的情形。直到车门打 开,光线斜斜地灌满半个车厢,他们才跳将起来,奔向街道或田野,扑向自己的砖房泥舍、楼道门院,抱住自己分别已久的亲人。

现在,春运又开始 了。许多人都已在路上,或将在路上。我编了一条短信但一直没有发出去,因为是这么一句话:"春运春运,信春哥,有好运!"──有一点点玩世,一点点不恭, 有一点点吉祥,有一点点不如意。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1月23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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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达士:《参 考消息》删改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原意

     陶达士:《参 考消息》删改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原意

     陶达士 2011年1月22日

     弗朗西斯・福山以《历史的终结》而闻名于世,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终点.
  
     但是1月19日《参考消息》报刊登了福山的一篇文章《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被删节后加上三个小标题"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中国不可能转向西方民主","美国模式越来越思想僵化".这显然和作者一贯的思想自相矛盾.
  
    人们一直在领教着中国被垄断的出版业和媒体的卑鄙手段,只是这一次比较拙劣露骨而已.因为篡改著名思想家的观点太容易被人们识破了.
  
    "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实际上作者只是说:"中国政府的质量高于俄罗斯、伊朗等独裁政权"
  
    "中国不可能转向西方民主"?实际上作者在描述了中共的作法和意图后评论说:"我对这一做法能否奏效表示怀疑";也就是说作者一贯的对于民主制度必然性的结论没有改变.
  
    同样,作者也没有说"美国模式越来越思想僵化",他说的是:美国体制"意识形态刚硬不曲";而大家都知道美国诞生于民主的理想,发展壮大于民主的不断追求和完善,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民所认同和学习,其意识形态当然也是越来越是"刚硬不曲".,在言论高度自由的美国,对于全社会而言的"思想僵化"是最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参考消息》删去弗朗西斯・福山这篇文章里如下重要观点:
  
    1 "中国政府则可以让上百万人搬离三峡库区,而几乎无需提供任何补偿 ".---这是说政府的蛮横无理.
  
    2 "许多农民和工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甚少,还有些人正遭受残酷地剥削。"---这是说人民遭受着不公平不公正.
  
    3 "有朝一日,在遭遇严重经济衰退、或更加腐败无能的领导人时,中国体制脆弱的合法性就可能受到公开挑战。"---这是对这种不公正局面的未来的预测.
  
  
    以下转载1月19日被《参考消息》删改的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在[括号]中蓝色的字是被删除了的原文.原文来自ET中文网.
  
    [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
  
    2011-1-19 《参考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17日
  
    (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21世纪头10年,人们对不同政治经济模式的看法发生了巨大逆转。10年前,在网络泡沫破灭前夕,美国占优势。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效仿,即便不是始终受到喜爱;美国的技术风行世界;稍加调整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被视为未来的潮流。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
  
     相比之下,中国发展顺利。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罕见地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眼下,许多中国人认为,安然渡过金融危机是中国证明自己的体制合理的一个机会,也是美国式自由理念不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的开始。国有企业重新吃香,北京选择通过国有企业来落实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许多中国人一度对美国的所有东西推崇备至,如今对美国的看法却更加细致透彻、更具批判性——一些人甚至接近于蔑视。如此一来,有民调显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中国人要比美国人多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什么是中国模式?许多观察人士随意地把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和新加坡一起列为“独裁资本主义”。但是,中国模式与众不同,其独特的治理模式很难描述,更不用说效仿了,这也正是中国模式无法输出的原因所在。
  
     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
  
     中国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这一点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投资建设机场、大坝、高速铁路、水电系统,以满足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印度是一个实行法治的民主国家,普通百姓可以反对政府的计划,因此,每项新的投资都会受到工会、游说团体、农民联合会和法院的阻碍;而中国政府则可以让上百万人搬离三峡库区。[而几乎无需提供任何补偿。]
  
     中国政府的质量高于俄罗斯、伊朗等独裁政权(人们经常把中国与它们归为一类),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觉得自己对人民负有某种责任。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不受民主选举的限制。但是,中国官员在压制民众批评的同时,的确努力了解[应译为:掌握to stay on top of]民众的不满,并就此做出反应,改变自己的政策。他们最关注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创造就业的大型企业,但当民众对低层级党员干部腐败无能的重大案件表示愤慨时,他们也会做出反应。
  
     中国政府常常对其所认为的民意反应过度,原因正如一名在北京的外交官所言,没有像选举或自由媒体那样的制度化办法来判断。比如去年,在中国渔船船长被扣押事件上,中国没有明智地与日本协商解决问题,而是使冲突逐步升级——似乎预计到该事件将引发民众反日情绪。
  
     中国不可能转向西方民主
  
     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中国在变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向民主转变,而且希望是在中国强大到构成战略和政治威胁之前如此。但这似乎不大可能。中国政府知道如何满足中国精英阶层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知道如何利用他们对民粹主义的恐惧。]这正是为何真正的多党民主很少得到支持的原因所在。精英阶层担心泰国民主中出现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泰国,一位平民主义总理的当选导致其支持者与权势集团之间发生暴力冲突。
  
     中国近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对一个仍自称走共产主义路线的国家来说颇具讽刺性。许多农民和工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甚少,还有些人正遭受残酷地剥削。]贪污腐败无处不在,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现状。在地方层面,政府与开发商勾结,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每年出现数千起社会抗议活动(经常是暴力抗议活动)来发泄被压抑的愤怒情绪。
  
     中国共产党似乎认为,它可以通过领导层更加积极地对民众施加的压力做出反应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是创建一个高质量的中央集权政府,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大多数独裁国家要好得多。如今,中国正把社会支出向被忽视的内陆地区转移,促进消费,避免出现社会爆炸。[我对这一做法能否奏效表示怀疑:对任何一个自上而下的问责体制而言,监控和回应底层发生的事件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有效的问责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民主——来实现。在我看来,这种问责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但有朝一日,在遭遇严重经济衰退、或更加腐败无能的领导人时,中国体制脆弱的合法性就可能受到公开挑战。 ]
  
     美国模式越来越思想僵化
  
     民主的优点总是在逆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如果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占优势的话[应译为:想要胜出的话],美国人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与误解。过去10年,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过于军事化、过于单边主义,只产生了一种不利于己的反美主义。在经济政策方面,里根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其最初所取得的成功,只带来了预算赤字、欠考虑的减税措施和不足的金融监管。
  
     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得到承认并解决。但美国模式存在一个远未解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适应性强,能够做出艰难的决定,并有效地加以执行。美国人以宪法的制衡原则为豪,制衡原则基于不信任中央集权政府的政治文化。这种体制确保了个人自由和私营部门充满生机,但现在却变得两极分化、思想僵化[应译为:意识形态刚硬不曲ideologically rigid]。目前,美国无意解决其面临的长期财政挑战。美国民主可能拥有中国体制缺乏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性,但如果政府内部出现分裂,且无力治理国家, 那么它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模式。[1989年天安门抗议期间,示威学生树立起一座以自由女神像为蓝本的塑像,来表明自己的热望。未来某天中国会不会有人做出同样的举动,取决于美国人如何解决自己目前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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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

冉云飞:变态维稳和民众维权的拉锯博弈

  一些媒体和网站都在评自己的"十大新闻",党产黄喉新华社的"十大新闻"依旧是一派大好,倘从他们所评的"十大新闻"来看,中国就是世外桃源、尘世乐土。但问题是,你就是到备受官方管制的网络上,也可以看到许多令新华社评功摆好的评选汗颜的内容和帖子。这也怪不得党产黄喉新华社,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愚弄民众、为统治集团的不当利益摇旗呐喊,因为它骨子里就是宣传机器而非什么媒体。宣传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披一层新闻的外衣,靠撒谎来达成推销其意识形态私货的目的,让你被愚弄被欺骗、利益被盘剥后还得感激它。此种伎俩纯熟到其流程怎么做,不少人一眼即知的地步,可是一些接受它单一信息灌输的人,依旧受着愚弄而不自知。

  若是在传统传媒垄断所有信息的时代,在中国这个铁幕国家,你就永远只有被动接受新华社的灌输和愚弄。好在有网络的存在,哪怕只是个备受GFW管制的半残废网络,也可以从门缝里看到许多与党产黄喉完全不同的风景。就我目力所及,就有一些网站和媒体,将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评为2010年度十大新闻,有的甚至位列十大新闻之首。如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被日本共同社以及日本国内加盟报社、电台、电视台的报道和社论负责人评选为2010年日本国内外十大新闻之一;2010年德国之声网站最受关注的新闻主题按照点击量排序、听众网友票选2010年重大新闻事件按票数排序,刘晓波获诺奖均为首选;45家香港中学21000多名中一至中七学生评选出中国十大新闻,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为十大新闻之首,得票率为78.1%.这样的评选样本固然是æ
��限的,但就这几家的评选,我们也能看出背后所深藏的社会意蕴。

  刘晓波获诺奖为什么被日本媒体评为十大新闻事件呢?如果你看到同是这些日本媒体把中日钓鱼岛事件评为国内十大新闻之首的话,就会理解他们在评国外新闻时为什么把刘晓波获诺奖当作十大新闻之一了。如果朋友们不健忘的话,一定还记得《南方人物周刊》对石原慎太郎的采访——把该周刊有关责任人因此采访而遭受惩罚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更深透地理解官方为何要整肃这样的访谈——在这个采访里石原慎太郎明白地说,他并不痛恨中国,只是痛恨独裁的中国。也就是说他并不反华,他只反共。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被日本媒体评为十大国际新闻之一里,我们不难看出石原慎太郎的看法在日本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一个独裁的中国,与日本发生战争的概率一般说来会高于民主政体的中国(从实际例证来看,民主国家之间多以谈判为
主解决双方的争端,而非动辄发动战争)。也就是说,日本关心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固然有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名声和中国官方的极力阻扰和"成全"的效应有关,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日本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希望中国能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有所推进。要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基本上是不关心的,除了少数有影响力的人如牧野圣修以外,仿佛中国的人权灾难发生在外星球,与日本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日本官民对中国人权灾难上的绥靖政策和没有底线的实用主义态度,必然给日本民众自身的利益也带来不测的后果。

  德国之声中文部,它作为报道中国新闻特别是被官方屏蔽的新闻之媒体,其听众和读者在价值观上有一定的趋同性——这同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法广等台的中文部是相似的——所以德国之声网站无论在点击量和网友投票上,刘晓波获诺奖都被评为该网站十大新闻之首,固然这表明了一定的民意,但从社会事件上的分析上,其意义有限。倒是45家香港中学的21000多名学生评选刘晓波获诺奖为十大新闻之首,更具社会风向标的意义。一来说明诺贝尔和平作为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在香港是有广大市场的,哪怕是在未成年人中,也证实了香港公民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复次,香港人深感大陆的政经环境与自己的利益一脉相承,有很多影响,所以特别关注大陆的民主自由进程,刘晓波获诺奖这种焦点性事件给了他们一个关注和表达的机会。�†
�者香港年轻人对大陆事务的关心,与更多的八零后参与维园烛光晚会一样,反应出香港年轻一代对自身所处环境并非冷感麻木,倒是可以折射出中共官方强力渗透香港社会各方面后,年轻人对北京政府某种意义上的疏离与反弹。这就像官方用尽所有下作手段阻扰与刘晓波获诺奖相关的活动,使得香港人自认为是中国人的认同感大幅下降一样,官方很难想像打压一个刘晓波会在香港会引来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如果说刘晓波获诺奖,官方无所不用其极的变态打压,以及民间并不因此停步的反抗,是变态维稳与民众维权的标志事件的话,那么像谭作人和赵连海事件、谷歌事件、李刚门等,入选德国之声和香港评选的十大新闻之列,这说明维权在新闻中的比重加大,既反应出中国社会官民冲突愈演愈烈,同时也可以看出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高涨。当然参与以上新闻的评选或者要看到以上的新闻评选结果,都必须翻越"网络监狱"亦即官方所说的GFW——当然亦有少量"搬运工"将此种消息转至不用翻墙的国内网站让民众看到,但一定不是特别有影响力的网站或者个人博客,否则会被尽快删除掉——但问题在于,国内能够报道的官方传媒,在报道网络流行词汇时,也不得不提到许多与维权有关的事件。

  《南方日报》在《中国网络2010年回眸:草根给力 神马都非浮云》一文中,引用了网民参与宜黄自焚事件时的诗歌:"爱围观,爱微博/爱鸭梨,也爱豆你玩,更爱/神马都是浮云的黑色幽默/我不是蚁民/我爸也不是李刚/我是2010中国网民/很给力"。围观和微博,都是表达公民意识的方式和工具,接下是议论自己的处境和对李刚门的调侃。紧接着记者回顾2010 年的大新闻也有很多维权事件,这说明墙内与墙外,虽然对刘晓波获诺奖之事报道完全不同,但普通的维权事件却有不少重叠之处,这说明变态维稳和民众维权的拉锯博弈,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态势。到年底钱云会惨案的发生,有继续演化的趋势,围观和调查,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和各路公民的自行参与,使得我们更进一步地看清中国各级政府信用的完全崩溃,中国社会的深层走向值得持ç
��观察。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7416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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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7日星期一

杨恒均:民主才是硬道理——谈谈深圳、重庆模式

  这次网友和我的互动中,更多的是提到近日炙手可热的"重庆模式",以及有人要用"重庆模式"来贬低的"深圳模式"、"广东模式"。

  "深圳模式":发展就是硬道理

  "深圳模式"是30年前小平同志首创的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是"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真实反映。自从建立了特区,短短20多年时间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高速发展的记录估计至今没有被任何一个城市打破。之后虽然陆续出现了"浦东模式"、"温州模式"等,可基本上都和"深圳模式"一脉相承,或者说,换汤不换药。这种模式的特点:讲究效率,相对开放的市场,比较自由的经济,加上政治上有限度的思想解放。

  应该说,"深圳模式"虽然没有推广到全国,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循着这个思路与方向在实施。深圳、上海与温州只不过走在全国的前面。然而,"深圳模式"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贪污腐败盛行,民众的不满日增,近几年经历了"民工荒"、买不起房到富士康跳楼事件,"深圳模式"渐渐失去了光环,"不缺钱"的"深圳模式"缺少了点什么,是公平正义,道德水平,还是文化与精神?

  而且,当我们站在改革30的十字路口,恍然悟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深圳模式"根本无法复制,谁也学不来,深圳只有一个。

  "浦东模式"也好不了多少,疯狂拆迁、胶州路大火、杨佳案、冯正虎、钓鱼执法、用高房价与对外地农民工的歧视保持上海的人种纯洁性等等,都让"浦东模式"成为花瓶一个。至于"温州",这些天大家提的最多的不是它的模式,而是那位惨死车轮下的钱运会……

  这些事件加到一起,人们不禁要问,"深圳模式"出了什么问题?是一开始就走错了路?还是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时我们却失去了方向?"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还是"硬道理"吗?经济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蛋糕也做大了,社会却越来越不公,民众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增加,部分底层民众的生活甚至不升反降?

  问题出在哪里?

  "重庆模式":民生才是硬道理

  难怪这个时候,"重庆模式"会横空出世,重庆的领导人薄熙来同志适时提出了一个口号: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

  按照推出"重庆模式"的智囊们的解释,"重庆模式"主要是指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以"唱红打黑"为主体的社会治安整顿和精神文明建设、公租房规划、户籍制度改革为标志的城乡统筹发展,和以建设内陆大开发战略高地为战略的包括重组国营、民营、外资三驾马车、优化经济结构等内容(来源:乌有之乡)。

  翻阅支持与主张"重庆模式"的智囊们的著作与发言,你会发现,他们始终强调的不是"重庆模式"中一些改善民生的经济措施,而是"(重庆模式)重在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设,是运用毛主席大公无私的思想对那具有'腐败性的传统文化'的又一次荡涤"(徐维国语)。

  "唱红打黑"、"重在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设正是"重庆模式"的精髓所在,也正是"深圳模式"所欠缺的重要一环。

  我们知道,"深圳模式"是在小平同志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之下"摸石头过河"建起来的,但那场"思想解放"绝对是有条条框框的,并不是没有底线的,当快要碰触到一些红线的时候,"思想解放"鸣锣收兵、草草收场、半途而废的。可以这样说,这么多年来,无论说到"深圳模式",还是"浦东模式"、"温州模式",我们满眼都是经济、市场、发展、效率,这些东西确实让大多数人富裕了,城市也发展了,国家也更强大了,但是,这些模式都不包括支撑人类最最核心的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内容。你什么时候听说过经济发展水平直逼世界最发达国家的上海与深圳,在文化、价值观与精神上有与中国其他地区有太大的不同?

  这就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深圳模式"的致命弱点,也是"深圳模式"难以为继,根本无法推广到其它地方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深圳模式"还是"浦东模式",都只不过是一种经济发展措施,一种提高效率、快速圈钱与积累财富的方法与手段,在政治与思想、精神层面,根本称不上一种"模式"。正因如此,当迅速崛起的"重庆模式"不但以其发展民生的经济措施,而且以其"唱红打黑"的政治思想模式挑战"深圳模式"的时候,没有一个像样的学者说得清"深圳模式"是个神马东西,更不用说奋起辩护了……

  汪洋的思想解放与温总理的深圳讲话

  看出"深圳模式"(或者"广东模式")这一致命弱点的显然有很多人,否则,三年前来到广东执政的汪洋书记,就不会一到广州就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汪洋书记看到了广东的困境,表面上是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其实是政治思想观念束缚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汪洋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就是要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广东各地出现了诸多体制改革,有东莞的"腾龙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思想解放依然是风声大雨点小。

  另外一位看到"深圳模式"存在严重问题并站出来呼吁的正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在特区建立30年之际来到深圳,提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提出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之后又在连续七次的讲话中促进政改、提倡普世价值。可惜的是,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民间,反映并不热烈。最后又是一个不了了之。

  我看到有一些知识分子竟然这样评价温总的讲话:这个时候高谈阔论政治体制改革,谈普世价值,谈民主自由与法治,有什么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公,普通人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拆迁自焚屡次发生、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等等,你不来解决,却奢谈普世价值?怎么能指望人家来呼应你?

  呜呼哀哉!殊不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所出现的那些问题,如果不是靠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靠回归到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又如何奢望某个领导人来施行仁政?希望某种在这个种变态与滞后的政治文化与思想框架下的修修补补来解决问题?

  "深圳模式"以致"中国模式"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有些人就认为这种模式错了,应该改弦易辙,这个没错,错在他们认为这个模式是学习世界先进模式学错了,而不是因为我们恰恰放弃了最应该学习的那部分造成的。

  这件事我已经说过多次,已经说累了。中国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促进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之后,就被叫停了,从那时开始,我们几乎全盘地吸收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后来又照搬过来市场经济,只要"发展"就好,只要"高效率"就要,这也没有什么错,"高效率的发展"无可非议,它让中国富强了,让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高。

  然而,在引进世界各国先进的经济模式与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我们摒弃了与此相伴相生的先进的思想与普适的价值观。什么自由民主与人权,我们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却只把资产阶级剥削人的方法,自由得允许权钱交易的市场单方面引进过来。绝对的权力加上绝对的自由市场,结果,我们看到的是,绝对的权力在绝对的自由市场里享受到全世界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及的"超级自由",一种损害民众人权,剥夺广大民众民主与自由权力的那种极少数人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深圳模式"的失败之处。

  如果你还不相信,那么睁眼看看周围的世界吧。如果说学习西方造成了贫富差距,你看看西方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的贫富差距更大?如果说,社会不公正是自由市场与普世价值造成的,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拥抱市场经济的国家比你我生存的社会滋生了更多的不公?如果说,经济高速发展就造成了高房价与民众看不起病,我忍不住又要弱弱地告诉你:知道我每年去澳洲几次干吗?我是去免费看病与买有政府补贴的药品的。因为我的收入不高,在那个国家,穷人看病是不要钱,买药有补助的,与此相反的是,大富大贵的人,以及工资收入较高的公务人员则需要掏自己的腰包看病买药……

  你想要社会公平,你想要公平正义,想要活得有尊严,有一条可走,就是用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缺了一条腿的"深圳模式"(以致推而广之的"中国模式"),可这条路涉及到彻底的思想解放,涉及到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并不好走,于是一些人转而寻求"重庆模式"。

  重庆的经济改革值得鼓励,政治模式则是一种倒退!

  重庆的薄熙来同志针对"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得到一些学者肯定,应该说,从单纯的经济发展与只讲究效率,到重视公平,关注民生,应该是一种进步,值得鼓励。可有一些"重庆模式"的支持者就此借机诋毁"发展是硬道理",则是不顾历史事实了,请问,没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发展,重庆用什么来关注民生?有些人不是至今都认为毛泽东是关注民生的吗,那么,毛时代的普通民众有几个是有隔夜粮与多余存款的?饿死几千万人不正是发生毛氏高唱与民同甘共苦的时代?

  重庆因地制宜重视民生的一系列措施值得鼓励,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系列经济改革是在一个老工业区的直辖市进行的,有专家认为,重庆"新经济政策"是靠政府"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支撑的,以庞大的国资为后盾,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产业大跃进模式。无论是全民社保、公租房项目,还是户籍改革,要长期运作下去,需要雄厚的资金。重庆模式是否能够持续是个问题,要推广到全国,就更成问题了。

  还有重庆学者指出,重庆模式不可复制和推广到全国,主要是因为重庆有薄熙来书记和市长黄奇帆这样的强势人物相互配合,新政是在绝对权威之下推动的。"唱红打黑"不是这个模式的附属物,而是灵魂与主导,没有"唱红打黑",那些经济政策也难以实行。曾应邀去过重庆三次的司马平帮先生认为重庆是"强人政治",有了强人才能带动人民做事情。薄熙来崇拜毛泽东,能整段整篇地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而毛泽东一生充满挑战但从未被任何挑战所压倒。(司马平帮)

  说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重庆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模式,这也是"重庆模式"从一开始就有别于"深圳模式"的。而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讲,"重庆模式"中的唱红打黑,以及薄书记的一系列做法,确实是文革毛泽东时代的缩小版。然而,迄今为止,"重庆模式"却在山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毛的文革却造成了全国性的灾难,原因何在?很简单,第一,"发展是硬道理"给中国以及重庆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否则,你何来廉租房与全民医保?鄙视"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庆,用什么来关注民生?其次,是重庆的规模,大家不要忘记,类似于重庆的模式在"南街村"与"大寨"这种地方都取得过局部的成功。但如果要推广到全国,绝对是天大的灾难。

  有人说,现在同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我们国家富裕了,如果再来一次人为的平均主义,来一次强权下的"公平正义",以及绝对权力主导下的"改善民生",普通民众都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不错,1949年时的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全民公有制确实让普通民众享受了几天"当家做主"的滋味,但后来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呼吁公平正义,都急于缩小贫富差距,但用什么方式方法,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不仅仅是一个手段与政策的问题。是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办法,还是用倒退的办法,这也不是重庆或者深圳等某个地方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重庆模式"从政治与思想层面来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倒退,而它的迷惑性就在于这种政治上的倒退同经济上的一些得民心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让很多人迷糊了。

  各位,历史上由皇帝老爷与掌握绝对权威的人布施仁政并在一个时期以及某个地区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事件,多如牛毛,结果只不过是你的祖先被一次又一次玩弄而已,中国也始终没有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汪洋2007年主政广东后,"广东模式"浮出水面,广东模式就是"深圳模式"的推而广之。很有意思的是,汪洋主政广东与薄熙来主政重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而两人都在主政的地区很"给力"的打造一种新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为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单单从这一点上讲,我对薄熙来与汪洋两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赞赏。至少,他们比那些为官一任只知道明哲保身、闷声发大财的官员要强得多。

  就因为这两位领导人的相似之处,我最近被反复问到的问题就包括:"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最大区别在哪里?是殊途同归,还是南辕北辙?

  我想,如果一定要指出两人营造的模式最大的区别,我就只好从自己切身感受出发。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让我们还是从政治入手。从政治文化的层面讲,一切"模式",归根结底涉及、处理与解决的始终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这个问题。无论是"发展",还是"民生",也说的是民众与政府的关系。

  我们说,薄熙来用"民生是硬道理"代替"发展是硬道理"获得了支持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强调的是"人"而不是"发展"。那么,我们不能只停留于口号,让我们深入看一下"重庆模式"中的"人"与政府关系。

  我想,最能突出的莫过于"唱红打黑",唱红是薄熙来提倡的,打黑更是政府强势主导的,一个"对付"的是普通民众,另外一个对付的也主要是以民众中比较强悍的"黑社会"为主。这就是重庆模式的本质:用红歌"教育"人民,用打黑对付不听话的少数人民。

  再看看汪洋主政广东的这三年,非常巧合的是,三年来,我大多时间都住在广州,对汪洋的新政当然是近距离观察。有意思的是,自从汪洋提出思想解放,到几乎每年一次与网友交流,以及每年两会等在各种政府部门会议的讲话,汪洋书记几乎从来没有直接面对广东民众"发号施令"过,更没有以任何方式要"教育"广东人民(当然包括我在内)。他一方面同网友平等交流,另外一方面却向官员声嘶力竭地灌输执政理念,他的很多讲话,都能够成为教育党员干部的经典(例如诸如"官员认为老百姓不听话,老百姓认为官员不像话"等等)。自始自终,汪洋始终避免扮演一个"教导"民众的导师角色,在广东的民间,你几乎听不到有人会提起汪洋如何如何,而在重庆,民众常常提起"我们的薄书记"……

  是的,有些深刻的东西往往就存在于表面,我自己这种漫不经心的观察恰恰揭示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最大区别。我已经说过,我对薄熙来与汪洋两位"敢为天下先"的领导人都很赞赏,我也很不愿意在这里加入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出"对与错"的评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下三十年的历史,至少在这个层面已经检验了"重庆模式"与"深圳模式"的优劣。

  毛泽东主政的前三十年,正是一刻也没有忘记用教育人民的方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用打击"阶级敌人"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唱红歌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为什么要唱红歌?因为统治者在骨子里认为民众太愚昧,需要教化、需要引导,于是用这种唱红歌的方式来统一思想,来改造文化,来纯洁民众的精神……只有民众的思想统一了,他们才能够集中力量为民众办大事,办好事!呜呼哀哉,历史残忍地告诉我们,有几个当权者在统一民众的思想之后,不是把民众像猪狗一样愚弄来愚弄去?

  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最大的成果是自由,普通民众先是获得了经营自留地的自由,包产到户的自由,做小贩的自由,又进一步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上的自由,又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层面,从而在民主与人权上,也有了前三十年无法比拟的进步。虽然,这期间也不停地有人想要统一思想,想要用某种口号与思想来束缚中国老百姓,但总体来讲,中国人在思想空间也获得了较大的自由。近几年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更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政府与官员不是用来教育民众的,而日益觉醒的民众反而有义务与责任来"教育"政府,教导统治者如何执政,如何为人民服务。我们原本以为由统治者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动不动就让人民去唱红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模式"的希望与出路:民主才是硬道理!

  从"发展就是硬道理"到"民生才是硬道理",从"深圳模式"到"重庆模式",中国的问题始终如邓小平所说,是一个左与右的问题,他主张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他也知道,最主要的还是反左。在中国,左是政治正确的,所以,"重庆模式"乍一推出,就罩上了"唱红打黑"的护身护,而"深圳模式"与"广东模式"得以升华的"思想解放",却躲躲闪闪,犹抱琵琶半遮面,至今也不知道要解放什么。

  其实,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到今天,人类发展到今天,"发展"早已不是硬道理,"民生"也不是硬道理。当今的中国,民主才是硬道理。所谓民主乃世界潮流,他包含的自由、法治与人权理念,也涵盖了"发展"与"民生"在内。"民生"重要,但却不能靠皇帝老爷来保证,更不能靠投机分子来弄几个便民措施一蹴而就。无论是"发展",还是"民生",决定权都应该掌握在民众手中,这就是民主的精华,也是发展不失去公正,民生不被忽悠的唯一保障。

  中国模式的出路与希望就在于我们拥抱自由、法治、民主与人权的价值理念,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听,其他的路要就是死胡同,要就是死路一条。民主,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杨恒均 2011-1-16 海口

  来源:杨恒均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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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6日星期日

黄鹤昇: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吗?

  中国共产党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维持统治,对秦始皇的暴政一直情有独锺。毛泽东就大言不惭地说他比秦始皇厉害几百倍,秦始皇只杀四百多个儒,他一下就杀了四百多万知识分子。如今中共尊孔扬儒了,对秦始皇这个政治污点不敢再加宣扬,但对秦始皇的"丰功伟绩"还是大加肯定的。这个"丰功伟绩"就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使大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思想有了凝集的基础。秦始皇还做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秦始皇真的对中国统一起着很大的作用吗?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去看看吧。

  早在秦始皇统治的三千多年前(距今已六千多年),神农氏已经统一了中国。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1这个记载,说明在神农氏统治时代,中国一直是统一的,后期的神农氏世衰,诸侯才作乱。於是有黄帝起来平乱,战胜了作乱诸侯,各诸侯都服从了黄帝的领导。根据这个历史记载,中华民族的建立,应该归功於黄帝。我们读历史都知道,黄帝联合炎帝,打败蚩尤,建立华夏民族,我们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而没有称为秦皇子孙,就是中国人都认为黄帝和炎帝是我们的始祖。

  到了尧、舜时代,中国已有很好的文官制度:中国分为十二个州,尧舜坐镇中央政府,有四岳官员管理四方诸侯,有十二牧管理十二州。舜帝还制定出奖罚分明的典章制度:"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偏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賳,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2史书还记载舜帝用二十二人做各部门的首长治理天下,这二十二人分工明确,各尽其能:命禹做水利部长,命弃做农业部长;命契做教育部长;还有驯化禽畜的部长、管文艺音乐的部长、还有监察(批评时弊、监督舜帝言行的官)部长、管军队的部长等等。有如此系统而明确的行政架构分工,现代社会也只不过如此。於是舜帝"谋於四岳,僻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
�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3我们试想一想,在四五千年前的舜帝时代,就有如此分工细緻、刑罚分明的典章制度。舜帝是不是在领导着一个统一的中国?史书早就记载,在舜帝时期,已经是"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0一0页)了,何待几千年后的秦始皇来"统一度量衡"?可以看出当时的舜帝,德高望重,"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4可见舜帝是多么英明伟大,中国人称他为圣人就不为过了。到了禹时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分为九州,其统治疆土相当於现在的中国。其行政区域划分相当明确,田地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哪些地该种植什么、哪些水该养殖什么都有明确的分配。"於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
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5可以说,在禹的统治下,五穀丰登,六畜旺盛,山坡有植,到处莺歌燕舞,天下太平。"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6我们不要小看禹这个"明度数声乐",这说明在禹时代,已有一套非常文明、非常完善的典章制度,在管理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方面面。我读《尚书。禹贡》,有一个很大的惊叹,就是禹的"九州",疆土辽阔,人口众多,他的版图,相当於现在的中国。在当时交通落后,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禹是怎样统治中国的呢?他靠什么来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靠什么使人民信服他,推他"为山川明主"的?若果说他没有一套完善的、公正的、行之有效的行政系统来管理民众,他是不可能坐稳中国来领导九州的。

  可以说,在三皇五帝时期,中国早就是统一的。在尧帝时,已制定历法,一年366日,以闰月正四时;到了舜帝统治时期,已经是"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见5注)。再以后有文字记载的"夏、商、周"三个朝代,其文明的典章制度更是辉煌灿烂。《诗经》、《尚书》对此都有详细的记载。《诗经》颂曰殷商的辉煌;《尚书》记载周朝的灿烂。我真不明白,为何要将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归於秦始皇一人?读中共编导的历史教科书,你会觉得怪怪的,好像没有秦始皇的出现,中国就国将不国,中国就四分五裂了?彷彿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大英雄。在我看来,他们如此歌颂秦始皇,就是贬低、割断自己的民族历史。把三千多年的中国统一历史不要,而将秦始皇捧为中国大统一的功臣。这种将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险恶、最无人性的暴君�
�为英雄的做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真的作出巨大贡献吗?

  早在秦始皇灭六国前,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大家都使用汉字,只是各国的书法不同而已。秦始皇灭六国后,规定全部按照一种书法书写,这就是"书同文"。我们试想:假如今天我们取消草书、取消隶书,规定只能书写楷书,那中国还有书法艺术的发展吗?秦始皇做的,就是箝制人们思想文化的发展。这个"书同文",可不是不同文化的"文",而是书写不同笔画的"文"。用当今大陆与港台使用汉字来作比较,就是大陆用简体字,港台用繁体字的区别。秦始皇做的,就是这么个工作,你说对中国大统一有什么贡献?又如他的"车同轨"。你的车不能造得太大也不能造得太小,一定要按照秦始皇规定的尺寸做。以我们今天有大车小车的情况来看,这是是非常愚蠢的。况且在古代多是泥路,车同轨,那车行走多了,车痕越走越深,泥路
很快就坏了。秦始皇不仅打破了交通工具的多样性,而且这一法规还极不科学。不难看出,这个"车同轨"对中国统一有什么文化思想的贡献?一点助益都没有。我们再来看他的"统一度量衡"。上面我们已举出舜帝时期早就有"同律度量衡",到了周朝,中国的算术已经有惊人的发展。周文王创《周易》,六十四卦,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算的公式是一样的,只是算法不同而已。在秦始皇灭六国前,各国使用的货币不同,有的将黄金视为最贵的货币,有的将铜视为最贵的货币,而且造的铜钱大小也不一样。秦始皇灭六国后,就把这一切以法律形式统一了下来。这项工作,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就如我们将一公斤换成两市斤那么一回事。秦始皇所做的,就是:你们以后不要什么十六两一斤了,就以十两一斤算吧。秦始皇所为的,都是在�‰
�人的文化基础上,做一些画蛇添足的工作而已,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科技并没有什么建树。据太史公《史记》的记载,秦始皇这些"丰功伟绩",都是他出巡时,叫那些书生搜肠刮肚,写成刻在石碑上的颂辞。他把他的政绩,描绘得天花乱坠,功盖三皇五帝,人民安居乐业,歌舞昇平,天下大同。实际上这些都是夸大其词的吹嘘之作,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来看看秦始皇在巡狩瑯琊山时,刻的石碑是怎么说的: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於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楫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7读了这些肉麻的讚词,你会有点似曾相识。这不正是当今中共吹嘘他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样的吗?所谓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成功"、"人民安居乐业、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之类的"丰功伟绩"。实际上只是自我吹嘘之作。秦始皇的统治若真的那么好,它也不会二世而亡了。对於秦始皇的暴政,汉代的贾谊早有总结,太史公也有记载,在此不加多说。

  秦始皇的唯一功绩,可能是在政治制度上有一个大突破:将以前的封建制度打破,建立"郡县"制的君主专政。这个"郡县"制,对中国的大统一思想文化是否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看。

  秦始皇灭六国后,不再进行封建分封制,採取"郡县"制的形式进行统治。就是说,他不再採周朝的封建分封诸侯建国,而是派官员到"郡县"去任职管理。这种行政管理架构,可以加强秦始皇一人独裁的权力,但说是中国统一的必要条件并未见得。黄帝以来的几千年,华夏民族都有一个向心力——天朝中国管理诸侯。天朝与各诸侯有一套完善的典礼制度在维系,没有人怀疑中华民族是分裂的,否则就没有人讲"夏、商、周"三个朝代了。也就是说,秦以前的夏、商、周,是採取封建制的形式来维系中华民族的,秦始皇是採取"郡县"制的形式来统治的。历史已告诉我们,由於秦始皇的残暴,他的统治维持到二世而亡。历史没有假如,假如说当年秦始皇灭六国后,他不是採取李斯建议的"郡县"制,而是回归周朝的封建制,重新分封,
将部分权力释放给他的皇亲国戚及功臣,他的江山,有可能至少可以维持四、五代,我看不会二世而亡这么短命。它的短命,恰恰就是坏在这个君主专政的制度上。汉武帝以后的君王,都採取秦始皇这个"郡县制"进行统治,可惜他们的王朝,没有一个延续是超过"夏、商、周"的统治年代的。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文明史划为五千年,以秦为分界线,刚好封建社会与君主王朝各一半:大概各佔二千五百年。封建社会才经历几个朝代,而君主王朝就换了二十几个。从保持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还是封建制度优於秦始皇的"郡县"君主制度;从维系一个民族命脉的文化、礼俗来说,秦始皇的措施对中华民族也没有什么贡献。他把人民当黔首,焚书坑儒,箝制人民的思想行为,极大地破坏中华传统文化。他的暴政,差点将中华优秀文化丢�¤
�殆尽,若不是二世而亡,诸子百家的学说就淹没了。他当时只准留下农政和医学的书籍,其他的都烧掉了。如果他的统治延续几代,中国很多优秀文化就失传了。到了汉初,汉高祖找来不少博士,在民间到处搜罗、编纂,才理出一点中华民族文化的命脉来。如此来看,秦始皇不仅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且是破坏中华民族文化的灾星,是民族的罪人。翻开中国的历史,没有哪个朝代的统治者,会站出来歌颂秦始皇的,只有中共,这个暴力政权,与秦始皇惺惺相惜,在教科书大捧他的"丰功伟绩",还出电影,将秦始皇捧为统一中国的《英雄》。

  註释:

  1《史记》中华书局出版,2005年3月第一版,第3页。

  2 同上书,19页。

  3 同上书,29页。

  4 同上书,32页。

  5 同上书,56页。

  6 同上书,60页。

  7 同上书,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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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为什么“散布谣言”不能轻易入罪?

  谁没有传播过不实消息?

  一个网名叫"红钻帝国"的青年,因在网上传播济南七月十八日大雨导致某地下商场死了人的"不实消息",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散布谣言"和"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这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中十分罕见,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一规定措辞不严,实际上很难统一执法。

  所谓"谣言",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不符合实际的传言",可是将传播谣言写入刑事罪名,却会产生很多问题。人都在社会交流中,就必然传递消息,消息大多并非亲身经历,而是看来听来的二手三手消息。所以,保证自己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传播不实消息"的人,是不存在的。大多数人在向他人转述时,至多根据逻辑合理程度或现实可能程度作出经验性猜测判断,但是谁也做不到保证"真实"。你不可能在转述以前都去调查确证,事实上有很多事过境迁已经无法确证,但我们还是每天都在传播。这里面,无疑有很多转述消息是"不实"之词,是在"传播谣言"。如果如此"传播谣言"就能入罪,每个人都可以抓起来审一审,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所以,很难在其他法治国家的刑法里找到"传播谣言"的罪名。"谣言"作为一种言论,不能因其内容"不符合事实"就能入罪。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并没有把内容"符合事实"作为受保护的先决条件,因为法律不可能对人要求做不到的事情。传播内容不符事实的消息,也是一种言论,原则上也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但是,这并不是说,任何言论都受法律保护,说话可以完全不负责任。有些发言者必须负刑事或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不属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那么,什么样的言论可以入罪呢?这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审视的问题。

  什么样的言论可以入罪?

  美国司法制度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探讨了很多年,可以给我们作一个参照。

  美国最高法院很早就在判例中指出,公民的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有些言论不在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范围内。言论是否受法律保护,要看其"时间,地点,方式"。最高法院的经典例子是,在坐了很多观众的剧场里大叫"着火啦",这样的言论不是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有可能被判为一种刑事犯罪,因为它会引起混乱,危及他人生命。那么,什么样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是不可以的呢,这很难预先一一列举,而必须就每个个案来考察判断,其标准是,此言论是否会引起"清楚和现实的危险"。

  就以在剧场散布"着火"这个"谣言"来说,喊的人是不是犯下了刑事罪,要根据具体案情。在这个例子里,"真实"是一个重要考量,如果确实着火了,叫喊着火即使仍然会造成混乱,但显然不能作为刑事罪来处罚。可是在复杂的现实社会,"真实"不是唯一标准。比如说,有人看到了冒烟,闻到了烟味,因此判断失火的可能性很大,他告诉旁人着火,可是事后证明并没有失火,这是不是犯罪?如果他没有得到确证就不能判定失火,就不能告诉他人失火,也可能贻误了帮助他人逃出火灾的机会,等于是法律捆住了公民帮助他人的手脚。还有,如果他身旁的人告诉他着火了,他是不是应该转告他人,如果转告他人而事后被证明是"传播谣言",是不是应该判他犯罪?

  从这样简单分析就能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逐渐建立何种言论受法律保护的标准时,为什么要谨小慎微,斟字酌句。事实上,建立"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标准以后,最高法院后来对这种危险进一步缩小范围,指出只有在言论可能引起"迫在眉睫"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法律才加以干预。也就是说,如果某言论可能引起社会不安等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并不是紧迫的,而是有一段缓冲时间,那么这种言论仍然是合法的,因为危险既然不是"迫在眉睫",就可以通过信息的公开和畅通,将危险降低甚至消解。

  美国最高法院发现,仅仅考察可能的后果,建立"清楚和现实的危险"的标准还不够。有些言论涉及公众利益,必须给这种言论以最大保护,有尽可能宽敞的空间。如果用"可能引起社会不安的后果"来约束它,就可能堵住了事关公众的有益信息的流通。在著名的沙利文一案中,黑人民权运动在报纸上散布的关于警方的信息是"不真实"的,但是最高法院认为,判决这种言论违法必须证明言论者一方的动机有"明显的恶意"。如果不能证明有明显恶意,这种言论即使不符合实际,也因为事关公众利益,必须允许表达,是合法的。

  如果言论对他人造成伤害,言论者有可能要负民事责任。在2001年的Amwey公司对P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拒绝复审,维护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Amwey公司在竞争中恶意散布谣言伤害同行公司,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动机,这种造谣竞争不能要求宪法和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法律保护的言论范围之鉴定,至少是可以操作,可以统一执法的。传播一种消息是否合法,关键不在其内容是否"符合真实",而是在于传播这种消息的后果,以及传播者的动机。如果传播不会引起立即的危险,没有造成对社会和他人的伤害,如果不能证明传播者有恶意诽谤诋毁他人的动机,那么,传播这样的消息就是合法的,就是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在这样的标准下,即使传播的消息内容不符合真实,或者不完全真实,或者真实性无法确定,传播仍然是合法的,不必担心警察来拘留你。

  该怎样尽可能减少谣言?

  现在再看"红钻帝国"的"散布谣言"案,此案暴露了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是,"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依法惩处。问题就在于,将"谣言"和"谎报"一词写入法律,这个门槛太低。如果你听说本地发生了矿难,你不可能下矿井核实以后才去请求救援。听到火灾矿难消息不确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第一时间做的,是赶紧传递这个消息,抓紧每一秒钟救火救灾。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自己从来没有传播过"谣言"。既然人人都可能传播谣言,却不可能人人被拘留,于是放过谁拘留谁就成了警方手里的处置权。这种模糊的法律,给了警方过于宽泛的处置权,属于"有毛病的法律"。

  如果我们有法律应该保障公民言论空间的观念,可以公正地说,"红钻帝国"在网上发帖,并没有形成犯罪,还不到需要政府来加以阻止和惩罚的地步。现在已经公开宣布,地下商场在大雨灾害中没有死人,可这是我们事后才"听说"的,我们采信了没有死人的消息。而"红钻帝国"在事件进行之中,听说了死人的消息,她采信了这一消息。她在网上传播这一消息,和我们此刻传播没有死人的消息,都没有造成对他人的实质性伤害,没有引起社会不安的立即危险,也不能证明有恶意的动机,那就都属于公民行使正当的言论权利。在这里,消息是否"符合真实"无关合法还是非法。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喜欢打听消息,喜欢传播消息,因为社会生活有这个需要。人不仅需要吃穿住,而且结成社会,需要信息。我们需要听和说,不让听不让说,即使吃得饱饱的,也会憋死。

  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是,如果你想要尽可能减少不真实的谣言,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造成一个信息畅通的环境,尤其是政府机构有责任及时公告真实情况。记得在美国9.11事件发生时,电视中市长朱利安尼以及如警方、消防队这样救险指挥不间断地发布公告和回答记者提问。而且他们发布信息的诚信历经过长期考验,能够取信于民。同时,新闻台除了新闻主播现场报道,也不断插入从民间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如录像、目击者描述等等。因此,在如此重大灾难前,没有"谣言满天飞"的现象。假如济南在突发灾害面前普遍出现不实信息流传,需要检讨的是,政府是否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而不是去处罚在灾难临头的刺激下传递消息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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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5日星期六

于建嵘:稳定压倒一切,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违法拆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很严重。

  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小平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

  作者是社科院教授

  原文刊于1月4日《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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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3日星期四

黄政钢:枪都发了,怎还不革命?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

  让农民起来革命,的确是一个问题。

  如果《让子弹飞》这部电影最后没有发枪后民众仍不起来革命的这个情节,那么这部电影只能归于闹剧一类;而反之,正是因为这个情节,成为全剧最为出彩之处。因为,这让我们再一次感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孤独。我甚至在想,不一定这部电影要有一个象现在这样的以劣绅黄四郎的死亡终结全剧的收场;如果让张麻子(张牧之)被他自己发给民众的枪所干掉,其实会让电影增色不少,因为这或许才更真实;才能更能让这部电影少些商业,而回归于思想。处理成现在这个样子,或许有影片审查方面的原因,但它把那个类似"娜拉出走后又该怎么办?"的问题提了出来,这也是一种成功。虽然,这比起革命者的壮志未酬,又逊色了些。

  这几日,我一直在想,虽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有了武器,却仍然无法解决革命的内驱力问题。发钱,是对被剥夺者经济利益的补偿,"夺回劳动果实";发枪,是解决革命的工具问题;但问题是,即使发给了农民钱和武器,是不是就能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自觉的革命者?

  《让子弹飞》就告诉我们,如果不解决农民精神层面的问题,光有革命的理论和冲动,是远远不行的。中国社会是典型地农民社会,而农民做为小生产者,据马克思说:"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虽然他们做为被剥夺者,但并不表明,他们就具备革命的天然冲动。而反之,在反动秩序的长期熏染之下,做为现实主义者的他们,对于现实秩序,虽然不满,其实是相信、认同和愿意维持现有秩序的;有时甚至会在不自觉地情况下成为了统治
秩序的帮凶和打手。俗话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至理啊!如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就写道:阿Q"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即使他们正在身受压迫、身受奴役、身受侮辱,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运命,无非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或者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两种。由于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够真正唤醒他们和武装他们的思想,那么这种"革命",只能是历史的再一次重演和反动秩序的一次延续。要让农民们真正起来革命,除非他们相信,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上帝真正死了(在《让子弹飞》中,如果黄四郎的替身杨万楼,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张牧之干掉;那么,这场由张主导的"革命"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因为,黄四郎的死亡对于农民而言,象征着支撑着农民信仰基石的权力拥有者对他们自我人身及精神控制的真正消失,而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农民的这种内心确认才会转化为革命的行动。虽然死的只是黄四郎的替身,但对农民而言却是致命
的——他们所亲眼所见的是,自己的老主子真的完蛋了),他们才会产生崇拜另一个上帝的新冲动。说白了,无非换了一个新主子而已。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的革命,革命者们将面临到一种非常惶惑和艰难地两难选择。一方面是在遭受着奴役和压迫,革命者应该有着解放民众的责任;另一方面却是在革命者为之奉献、流血和牺牲面前民众的麻木不仁和"看客"心态。要么如同鲁迅小说《药》中的如夏瑜般,以自己的血成为麻木群众疗病的偏方,不曾对黑暗秩序产生半点涟漪,奴才依然是奴才,主子依然是主子;要么如阿Q幻想中的那种以农民式的狭隘报复"革命"模式,也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结局,奴才将老主子干掉,取统治者而代之,自己成了新主子,又来奴役其它奴才而已。而且反抗者一旦掌权,会变本加厉的用权力来补偿过去的损失,堕落为更加恶劣的掌权者。于劳动者的处境,并无根本的改变。

  这样的革命,不要也罢!

  在这样的一种蒙昧思维面前,要打破这个旧世界,革命者必须要有一种殉道者般的虔诚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超脱;近代中国以来的无数次革命,无不以先行者的孤独、甚至被自己所拯救的力量所反噬而失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说群众没有觉悟,但是这种觉悟,又被包绕在农民的诸多纷繁芜杂地个体欲望中间,如粮食、如金钱、如女人、如权力之类,很多时候,革命最为坚决的反倒是一些被多数群众和统治者均为不耻的"流氓无产者"和"乡间痞子"(《让子弹飞》中是那个黄四郎手下的团练教头武智冲)一类的群氓和投机者;而真正"沉默的大多数",对于自己的解放,依然保持了可怕的沉默。对于自身灵魂的解放这一最为关键性地问题,却往往被许多光鲜和吓人的名词所掩盖,到最终却只能以闹剧收场。而真正的革命
者往往是孤独的,要么死于对手的子弹;要么,被这种虚拟的"革命洪流"所淹没和吞噬,很有可能死在自己人手里。因此,唤醒民众是革命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否则,只能让夏瑜辈为"人血馒头"多做些贡献。

  但是,问题又出来了。怎么才能唤醒民众呢?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但这"大的革命热潮",又该如何形成呢?毛泽东接着说 "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所以不难理解,张牧之为什么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砍下黄四郎的人头,农民是现实主义者,对于"革命热潮"的塑造,必须以革命欲望的实现甚至哪怕是暂时的实现为条件。如果不能以这种"恐怖现象"来满足农民对于颠覆旧秩序的血腥欲望和本能,农民对于革命的正当性—— 旧主子真的死了!就无法得到现实的真正佐证,从而也不能æ
��发起他们最为坚决的革命意志和热情。在《阿Q正传》中,阿Q也是见着革命"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方才产生革命的冲动)。毛泽东在随后又对这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作了解释:"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ï
��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然而,要形成一个"革命热潮",让这些当家作主的欲望实现其实都有待于革命者的宣传与发动。

  而宣传中的策略,又成为革命者们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这又让革命的正义性与正当性纠结在了一起,成为"革命"进程中一个让先行者们挥之不去的老问题。怎样才能把民众唤醒闹革命与闹革命唤醒民众,并不是一回事。所以,黄四郎的暴虐足以让民众起来革命,甚至把枪都发给了武器之时,"革命"却并未暴发;但,用了个假"黄四郎"在民众面前游街示众,并即使当众处死,让民众相信他们曾经的那个土皇帝终于死了时,革命这才真正爆发了!这又说明什么?张牧之的手法与两千年前陈胜、吴广起义时搞的那些个迷信手法,其实并无二致。姜文用"黑色幽默"一般地演绎,把革命理想的高远与现实复杂性、功利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除了"让子弹飞",还应该让拿枪的人懂得为什么要"让子弹飞"。虽然姜文有一种自恋般地"革命者"冲动,但他对于现实革命者的演绎,其实并没有错。或者说,那种现实魔幻主义色彩的表达,恰恰才是历史的真实?只是,在这真实里面,有着太多理想主义者的悲悯与彷徨,而其实,牛虻式的他们,在现实当中,在残酷地革命斗争中,也并无法成为"革命家"和领袖。

  好在张牧之最终没上井冈山。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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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2日星期三

罗宁:中国社会应忏悔周期性发生的人口大灭杀

  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中搜索到曾经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14次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尽管,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载并不完整。但是,记载中所述说的在战争、革命与社会动荡中被虐杀、杀戮、屠杀及其被饿死的人类数量之巨大、情景之惨烈,已经足以让所有的读到这些历史记载的人们惊心动魄,肝胆俱寒。

  为了使人们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印象,笔者对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的14次大规模人口灭杀事件中被灭杀的人类数量复述如下:

  1.秦末农民战争

  秦朝末年全国有2000多万人口,到汉初,损失了原来人口的70%.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50多年(前140-前87),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损失率达65%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许多城镇均被焚毁。

  6.南北朝混战

  北朝的北齐,辖有2000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刘宋辖有469万人口,到南陈灭亡时只剩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役民

  隋末至唐初,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到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8年。历时8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公元755年,全国有5292万人口,到760年,全国人口仅余1699万。损失率68%.

  9.黄巢起义及唐末之乱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

  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唐武宗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时,仅余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

  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11.元末混战

  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白莲教起义历时9年多。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全国人口为3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2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1亿人口。

  14.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其中只有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以后直到1911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3.4亿人。

  人们应该知道,以上各次人口大规模灭杀事件,除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外,完全都是在运用冷兵器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人类运用冷兵器对人类进行杀戮、屠杀,都是需要在人与人面面相对的情况下,用刀枪一个一个进行的。只是到了热兵器时代,人类对人类的杀戮、屠杀,才达到了人类不必面面相对的更为残酷的境界。如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瞬间就致使数十万人痛苦无比的丧失了生命,而飞行员却不过是坐在高空中的飞机里,轻轻的按动了按钮。因此,在冷兵器时代,人类对人类的杀戮、屠杀,决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何况对于数量多达数十万、数百万人类的杀戮与屠杀。并且,对于必然愿意维持生存,却只能有一次生命的每一个被灭杀的人类而言,还有什么比被灭杀更为痛苦、悲惨的事情呢?但是,在以往中国社会及人类社会
的生存发展进程中,人类对人类的大规模杀戮、屠杀,却依然在循环往复的不断发生。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因为拥有了生命,才得以在世界上生存的。但是,在人类当中,却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会突破来自人类内心的阻碍和人类社会的压力,只是基于获取生存利益的动机或某种观念,就执意要对同为人类的鲜活生命,冷酷无情、残忍无比的进行杀戮和大规模屠杀。因此,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中国社会及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历史的另一面,每一页上都写着血腥的"吃人"二字。

  我在《再谈除了人类,没有动物会相互大屠杀》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是会恐惧、厌恶、仇视并拒绝被杀戮、被屠杀的;都是渴望稳定幸福的生活,并愿意在和平的社会环境当中持久的生存发展的。但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当中,人类对人类的相互杀戮与大规模屠杀,却总是在循环往复的不断发生!人类为什么总是要做自己反对、他人也反对,全体人类都在反对的事情呢?所有的人类,所有那些惧怕被屠杀并不愿意自己被杀戮,却愿意去屠杀他人的人类成员,难道不应该扪心自问吗?你为什么要去杀人?你为什么要去屠杀那些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仅仅就因为他们是人类吗?仅仅就因为他们正在或者可能妨碍你获取可以维持生存发展的利益吗?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利益就去剥夺他人的生命,难道就是正当和必要的吗?"

  我在《社会动荡是比社会溃败更大的威胁》一文中指出:"对于在最近的一百多年来,已经饱受过社会动荡与革命之苦的中国社会成员而言,又有什么样的损害可以比曾经导致了数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的人头落地的社会动荡与革命所带来的伤害更为严重呢?我以为,没有了。所以,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能够给当今十几亿中国社会成员带来毁灭性打击和摧残的社会动荡及其革命,才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我在《改革与革命的优劣比对》一文中指出:"建立在人类对人类的剥夺、征服,甚至是杀戮基础之上的所有生命存在及其所获取的成功和胜利,都是反对人类文明的,都是践踏人类道德的,都是背叛人类的,都是以人类的恐惧、痛苦、不幸为内涵的。人类对人类的征服及为成功征服所进行的杀戮,永远都是人类的失败与耻辱。"

  然而,对于以上的观点,有不少的网友不以为然。一些网友相当直率表达了自己对爆发暴力革命的渴望;对社会动荡的呼求;对杀戮、屠杀所仇恨人群的期盼;对不惜用核武器大规模毁灭敌方甚至是同胞的热切。有的网友还直言不讳的指出:只有以血还血、以眼还眼,才是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和办法。应该指出,不少网友在言论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施用暴力的渴求;对于杀戮、屠杀被认为是敌对方人类的热衷与狂热,实在是令人心惊胆颤,不寒而栗。试想,如果由这些网友来主宰中国社会或者人类社会,包括渴求暴力的网友们在内,人类社会除了只能在遭受到极其惨重摧残的腥风血雨当中走向毁灭之外,还能有怎样的前景?

  有史以来,在人类社会持续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之间相互虐杀、杀戮乃至大规模屠杀的记载不绝于史书。血腥残暴、惨绝人寰、生灵涂炭、赤地千里、人烟断绝、百姓净尽的悲惨场景,总是会不断的反复出现,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社会不堪回首,却又真实而惨烈的生活内容。尤其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间,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人类之间相互虐杀、饿杀、屠杀的人类数量,已经比前数千年之内,惨死于人类暴力之下的人类合计总数还要多很多。

  事实上,呼求和渴望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不过是人类缺乏自信、理性、智慧、能力、勇气、远见和自制力的自卑、自私、怯懦表现;是对人类的生命、命运、安全、福祉、利益、前程极端不负责任的轻率、粗暴和不计后果的做法。尤其是在当代热兵器已经升级为核武及远程导弹层级的现阶段,更是如此。并且,凡是热切的呼求和渴望暴力的人们,从来都是不会率先去投身于暴力的。他们的努力,只是要鼓动、激励更多的他人去冲锋陷阵、去出生入死、去刀光剑影、去尸山血海的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梦想。因此,正如"玩火者自焚"的预言所表明的那样,呼求和渴望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者,如果获得成功,那么,人类社会除了在暴力施虐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生命代价之外,必将一无所得。尤其是因为施虐暴力或者遭受暴力损害
,而丧失生命的无数人类,他们在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中获得的只能是死亡。而那些曾经热切的呼求和渴望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爆发的人们,则除了会被自己所唤醒的暴力恶魔吓破胆之余,必然也会在失去控制的暴力施虐的狂风暴雨当中,灭亡于暴力。

  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从来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中国社会从秦末农民战争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周期性爆发的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当中,痛苦、悲惨的死亡人类不计其数,但是,中国社会却并没有因此而发生积极意义的根本变化,也没有因此而摆脱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会周期性惨重摧残的厄运。在周期性的反复付出了无与伦比的惨重生命、财富代价之后,中国社会所换回的只不过是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必定会在一定年限之后的再次爆发。所以,尽管时间在不断推移,但是,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会循环往复的毁灭中国社会的周期律却始终没有改变。因此,作为中国社会成员的后人,我们不能不痛苦发出苍天之问:难道周期性的遭受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的毁灭性惨重
摧残,就应该是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历史宿命吗?难道循环往复的遭受人口大灭杀苦难惨重摧残的中国社会,还不应该对人口大灭杀的屡屡发生进行忏悔,并从以往的悲哀中警醒吗?难道那些缺乏远见并热衷于呼求、渴望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爆发的怯懦之辈,还不应该良心发现,并早日改弦易辙吗?

  包括中国社会的人类成员在内,人类总是愿意不厌其烦的,无止境的不断赞美人类的善良与温情。这显然没有错。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人类这种并非真诚的赞美,只不过是为了粉饰、掩盖人类对人类及其其他动物的暴虐与残酷。并且,出于自尊与自卑混合并存的心态,人类总是愿意用掩耳盗铃、以叶障目的方式,来遗忘、回避和否认自己暴虐、残酷的秉性。所以,在人类自欺欺人的不能有效遏制、消解人类的暴虐、残酷秉性之际,人类所发起的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惨重损害,就只能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而这一点,应该正是人类不得不循环往复的遭受到人类的虐杀、杀戮及大规模屠杀的重要原因之所在。所以,尤其是曾经遭受过不止14次人口大灭杀的中国社会,更应当对人类暴虐、残酷的秉性,è
��行更为深刻的认识、反思与忏悔。由此,在中国社会及其人类世界,人类在暴力革命、战争与社会动荡中,对人类暴虐、残酷的进行虐杀、杀戮与大屠杀的历史,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终结。

  (转自《共识网》201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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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香港人为什么不疯狂买车?

  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是香港的2.5倍,但现在汽车数量却是香港的8倍多!700多万人口的香港,共有汽车约58万辆,而其中私家车只有不到四十万辆。而在北京,今年9月初机动车保有量就突破了450万辆。更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汽车总量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变化并不大,多年来年均增长率都在2%以下。而北京的汽车总量还处在井喷阶段,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将冲破500万辆大关。仅仅2010年一年,北京机动车增长将肯定超过76万辆,一年的增长就大大超过了香港的总量。

  这样疯狂的增长自然使首都成了"首堵",今年9月17日傍晚的"惊天大堵",终于惊动了国家最高层。当晚北京高峰时段发生了9个小时的大堵车,有网友戏称那一刻的北京是一个"立体停车场"。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预测,照此发展下去,再过一年多,北京的平均每小时车速将低于15公里,仅相当于骑自行车了。

  北京的车实在太多了!市政府祭出了限制购买汽车的狠招:12月23日下午,北京市公布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为治理北京市交通拥堵,从2011年1月1日起限量购买汽车,并用摇号的方式获取车牌。每年总额24万辆,每个月两万辆。

  用行政命令限购汽车,这一招治堵能否奏效?北京人买车就像买白菜,那香港人为什么不疯狂买车呢?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或许能为遏制北京汽车数量的疯涨提供点有意义的参考。

  香港人不买车主要不是因为用车贵

  香港人不疯狂买车,首先肯定不是买不起车。香港的人均GDP是北京的三倍,但车价却比北京便宜得多。以香港满街都是的保姆车丰田阿尔法为例,大陆卖56.88人民币的那款,在香港要便宜一半。

  我们常听到的另一个解释是说,香港人之所以不买私家车,是因为用车费用太高:购车要交重税、汽油中有重税、停车费高昂,一个固定车位一个月要一两千人民币。

  这种解释,有些部门是乐意听的,因为可以作为提高收费依据,把问题都推给收费太低。不过,以我在香港读书5年多的亲身体验和观察,香港人不疯狂买车的根本原因,并非用车成本太高,而在于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质量很高,公交出行非常方便舒适,大多数人并不需要买车。

  而北京人之所以疯狂买车,最主要原因也并非是收费不够,而是公交服务太差,市民不得不买车,以便将自己与糟糕的公共空间隔离起来,堵得再厉害也得买。

  以我求学的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为例,教授与副教授总共有12名,我发现有私家车的只有两位。香港大学教授的薪水属于世界顶尖之列,年收入在百万以上,并非是负担不起用车的费用,但大多数教授都没买私家车。我的两个硕士和博士导师,先后担任过系主任,他们俩至今没有私家车。这显然不是因为用车太贵所能解释的。

  香港公交的便捷

  香港的公交服务是如何让人们不需要买车的呢?

  首先是便捷。在香港,公共交通出行量占总出行量的90%,而地铁和城铁出行量达到公共交通出行量的40%.全香港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环地铁站500米的范围内,几乎所有常去的地方都有地铁到达,非常方便。中途换乘也很快,一般都在站内完成,很多是下车门对门就能换线。地铁口就有公汽站,出了地铁就能换公汽。

  而反观北京,我也曾经在北京呆过几个月,我就发现坐地铁换线路极不方便,换乘站太少,地铁各线路之间几乎没什么联系。一些地铁换乘站似乎也在挑战人的忍耐极限,从西直门站2号线换乘到13号线,经过数道楼梯后,上地面,再进楼梯和滚梯,距离长达千米。地铁出来换乘公交,有时候要走很远。

  另外,香港所有的公交场所,标识指示都很健全,非常人性化。到香港的第二天,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就独自出门买东西了,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是跟着公交的指示走,非常明确,一般不会迷路。

  不会太拥挤的香港公交

  有网友这样形容北京的地铁1号线、2号线的拥挤不堪:"带上车的是饼干,带下车就是面粉":"正装挤进去,三点暴出来"。

  这样的情形不会在香港公交中出现,尽管上下班高峰期,香港地铁人也非常多,但地铁公司的管理非常到位,为了防止拥挤和踩踏,在个别拥挤点会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分批放乘客进入地铁站。而在站台上,也是有秩上车,太挤了工作人员就会让你乘坐下一批。而高峰期香港地铁的发车间隔非常短,一两分钟就有一辆列车到达,拥挤的人群很快就得到了疏散。

  如果你是在香港乘坐公汽,更不可能像北京那样挤成相片。因为香港的公共汽车严格规定了人数,不允许超载。你可以在香港双层巴士车门边看见这样的标志:上层座位53人,下层座位21人,站位44人。如果你坐的是小巴,更不用担心拥挤问题,小巴不设站立位,所有人都有座位,绝不超载。

  还有,在香港乘坐公汽,不会像北京那样是一场战斗,秩序井然,文明礼让。比如公共汽车站,每个线路的公汽都会停在属于自己的那个固定的栏杆口边,司机会将车门准确地对准上车的栏杆口。不同的线路,上车口不同。在公汽站,大家只要顺着不同的栏杆各自排队等候就是了。

  北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一到公交站,就会发现黑压压的完全无序的人群,公汽也不按固定的车位停靠,车一来,一大群人都跟着车赶,然后拼命挤上车,场面非常混乱,令人望而生畏。

  乘坐公交,也能有尊严

  香港的公汽车况都很好,全是丰田、沃尔沃、铃木、锰钢等大品牌车。车厢干干净净,绝不会有什么破破烂烂的坏椅子出现。车里的冷气也开得足,这样不会让人觉得是挤在一个臭哄哄的闷罐子里。

  有了便捷、舒适、干净的公交环境,即使是衣着讲究的高收入人群,也不会觉得乘坐公交出行会弄坏自己的行头。

  公交司机的服务就更不用说了,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向司机问路,司机马上很专业地提醒我看他旁边的牌子:上面写着,开车时与司机说话,属于违法行为。但车一停,司机马上很有礼貌地回头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像北京那样出现售票员掐死女学生的事件,在香港是天方夜谭。

  我听到很多北京的朋友说起买车的原因,都会提到一个词:"尊严",认为在北京挤公交的过程中,很多人觉得挤掉了做人的尊严。我在北京的时候,几乎每周都会看到因挤公交而发生的争执甚至是打架,而我在香港5年多,仅仅只看到一次吵架而已,而且马上有警察到场调查。这可能就属于北京朋友所说的"尊严"问题。

  或许,要让北京人不继续疯狂买车,最重要的不是靠高收费,而是要让市民能坐上"有尊严"的公交。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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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0日星期一

刘诚:元旦央视高调唱红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2011年元旦,和谐中国以《东方红》开场。我没有看这台晚会——我对央视这样的喉舌型新闻媒体一向很少好感,据看过的朋友说,晚会动用了盛大的老战士歌队,大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唱永远跟党走,可谓杀气腾腾,火药味之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无出其右。著名左派教授张宏良兴高采烈地撰文大加称赞,欢呼毛泽东思想重又回到了中国政治的心脏,颇有"初闻滋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的颠狂意味,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当年范进中举之后发疯的场面。央视高调唱红之下,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有目瞪口呆:中国怎么了?执政党怎么了?总书记怎么了?温总理怎么了?中国是不是又要重回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了?

  元旦唱红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信号,引起各方政治力量强烈关注自在必然。在中国这样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元旦唱红不仅是一个晚会,它其实也是一个政治动作,只不过采用了文艺的形式,表明风开始向左的一面吹。用张宏良的话说就是:红潮终于从重庆刮进中央,刮到了中国政治的心脏。

  那么,在执政党第一喉舌央视高调唱红之后,中国会不会重现文革红海洋,至少像中国左派所幻想的那样,沾一点红海洋的红运呢?中国是就此向左转还是继续打左灯向右转呢?

  我注意到,首先这次红歌会,是在重庆唱红打黑之后。 十二月六日 至八日,刚刚当选军委副主席、明确了接班人地位的习近平到重庆视察,高调肯定了重庆唱红的做法,习近平将上任以后的第一站选在重庆,坊间有很多精彩解读,多数认为这是执政党十八大新老交接班前红二代的一次结盟。

  再往前看,元旦央视高调唱红还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宏大背景。三十年来,由于邓小平绝对短视的跛足的经济改革,中国权贵集团已经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在执政党操控的资本主义(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亦即官僚资本主义或者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背景下,将中国人民付出血泪代价创造的国民财富的绝大部分席卷一空。在最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邓改革本来就包括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进行到底的时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停下了改革的脚步(他们摸不着石头了,事实上也不想过河了),试图以"中国模式"为中国现状背书以使其固定化永久化,因而在事实上否定了政治改革的任何可能性。但政治在任何时候都带有浓重的流氓性,执政集团其实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并没有就此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完全关闭
,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敢。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政治体制改的的提法是"积极稳妥",并没有说完全不搞。"积极稳妥"的意思就是再看看。看什么?无非看他们精心包装出来的中国模式,是不是能够被中国人完全接受;看中国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是不是真的强烈,强烈到不改就要"造反有理"的程度?如果不启动政治改革不行,能不能慢一点改,或者假装改而实际不改,一晃又是好几年、直到我这一任平安交班?如果必须在政改和政权垮台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有无可能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既搞了政治改革,又不至于丢掉一党执政的对全社会的绝对领导权?还想看看国际上,是不是能够通过巨大的市场交换以赢得美国等西方民主发达国家的好感,多少减轻对中国模式的巨大变革压力?还想看看,除了金太阳的三代世袭式的社�¼
�主义,国际社会重返专制暴政的国家是不是能够再多几个,以改变披着中国模式漂亮外衣的专制暴政在国际上日落西山、孤掌难鸣、里外不是人的丑陋猥琐形象?中国权贵集团想看的东西太多,而他们认为留给自己好好看看的时间还有,因为局面还远没有失控,就算有越来越多的反抗(群体事件),他们手里握有巨大的财富,在巨大的高压之下再施以贿赂(对冒死反抗的群众贿赂),不信就不能将反抗的民众各个击破,因为这一招可谓一用就灵,已经尝到了很大的甜头。事实上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看,走一步看一步。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本质就是走着看。特别自邓小平去世以后,权贵集团一直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左顾右盼,对政治改革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江一任是看,胡温一任还是看。已经看过了几十年时间ï
��看过了几代人,可是他们还想看。他们看出了什么吗?似乎看出来了,因为他们忽然通过央视高调唱红表达了他们的结论,这就是向左走;因为执政党从地上重又捡起了一度丢弃的毛泽东思想!

  以上是这一次中央台高调唱红的两个背景。那么向左走,这就是他们经过长时间犹豫和观望之后找到的结论吗?在此以前,执政党一直在左顾右盼,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有时候利用右派打击左派(因为左派一直称他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求重回毛泽东思想,使他们没有办法招架);有时候又利用右派高唱普世价值要求民主自由来打击左派(因为比较左派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右派坚定地要求民主自由,实行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的宪政民主,这直接是要了执政党的命)。那么现在,与重庆模式高调唱红相唱和,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一定要重回毛泽东时代呢?我认为左派很可能高兴得太早了一点。理由如下:一、向左走是一步死棋,意味着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背叛。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不可能救中国,强行贯彻毛泽东思
想只能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灾难。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除了底层不开化的左派愚妇愚夫,重回毛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答应。以重庆模式为例:重庆自薄熙来主政以后,借打黑迅速积累起巨大的人望,成为政治明星人物,由一个政治权力斗争中落败者(京官沦为地方官)一改颓势,重新成为强势政治人物,连习近平都不能不急急忙忙予以笼络的封疆大吏。在薄治下,重庆人民是不是就一定有好日子过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重回红色意味着重回贫乏,不只是精神的贫乏,其实也将是物质的贫乏,重庆人民生活质量的下降是必然的。在重庆这样的红潮中,一个不跟上红色潮流走的人,一定是落落欢,与人群格格不入。大家都跟红歌走,只有你不信也不唱,不是彻底孤立又是什么?这样重庆人民实际上被红色狂热绑架了。一个被绑架了的�º
�,还有什么自由和尊严可言?这是第一层。就算农民交出了土地,大开绿灯支持重庆官府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家收了钱财,政府收割了财税和稳定,农民得到了想要的工作岗位,还可以住上廉租公寓,是不是就一定幸福万年长呢?答案还是否定的。重庆模式本来就是人治,也许因为领导人的品质和能力,有可能摊上一种比较好的人治,可是只要是人治就决无稳定可言,谁出来打保票都没有用。薄书记不可能永远不调走不高升,不调走不高升也不可能永远不退休,退休了怎么办?一旦他的继任者另搞一套,又怎么办?一旦他的继任者利用政府的无限权力大搞腐败你又怎么办?退一万步,即使薄永远主政重庆,可是一旦重庆模式在经济上难以为继,又怎么办?谁出来从头收拾旧山河,都是巨大的难题。所以在重庆模式下是决无稳定可言的,它ç
��发展和稳定建立在一系列并不可靠的假设之下,而这些假设随时都可能生变。重庆人民不要很久就会发现,辛苦建设起来的重庆模式,只不过是沙上的城堡,随时都可能在风浪里轰然倒掉,收拾烂摊子的痛苦甚至更甚于原来。小小的重庆倘且如此,举国重新回到文革毛体制时代又会好到哪里去呢?二、人不可能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历史也是。中国不可能重回文革,因为重回文革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重回文革要求有举国狂热失去理智的民众,要求较长时间的个人崇拜培养,要求领袖建立巨大的远远压倒现存一切政治人物的功绩和威望,这一切现在都没有。现有领导格局是一个英雄退场之后的无主(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都可以上)的平庸格局,谁要跳出来复制毛泽东无异于自找没趣,除了一群被人卖了还要帮着人家数钱的左
奴,决不会有多少人跟随。再说玩文革这步棋是一招险棋,弄不好要引火烧身(正如玩爱国这张牌是一把双刃剑一样,弄不好会伤及自身)——真要重回文革,无异于执政高层自己找死,愤怒的人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将遍于全国的贪官污吏统统抓起来,然后四出寻找必须为这件事负责的人并振臂高呼口号:"绞死国王!"如此甜蜜而血腥暴力的果实请君入瓮,现任和继任的共和国公仆们只怕没人答应,即使有这样胸怀也决无这样胆量吧。

  那么,元旦晚会高调唱红释放出了怎样的政治信号呢?我认为,复杂的现实常常具有一个简单的内核,无他,只为了平安顺利交班。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这台晚会应当是习副主席出场前的杰作。就是说执政党第四代领导群体正在让位于新一代领导集体(类似扶上马送一程),现在台前的第四代领导核心,事实上已经退居看守内阁位置,第五代领导集体的大戏已经开场。这是一向老谋深算的执政党高层在这个新旧交替而国内矛盾极其尖锐敏感极具爆炸性的非常时期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权宜动作。从这一台晚会开始,原有领导集体重在维稳,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新一代领导集体则通过制造向左转的强势姿态以攻为守(守而已,除了守还能有什么攻的动作?多年折腾下来民心丧尽,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有原子弹又能怎样,武装到牙齿
又能怎样,借你一万个老虎胆,也未必敢有人向人民扔原子弹)。除了论证接班的合法性,高调唱红还有两个作用:一是以高调唱红的迷幻剂给中国左派以幻相,你们看我们就要重回毛时代了;让工农联盟,让工人重新成为领导阶级,这样可使闹腾得很凶的中国左派暂时安静下来(先稳定一部分)。二是借此对国家总理七唱政改之后坚决要求实行宪政民主、要求启动政治改革的所谓右派势力构成强力打压态势,让你们暂时失去强势进攻的势头。这个党虽然极其固执不知变通恋栈权力到执迷不悟程度,但它运筹帷幄的狡猾灵活身段(权术)其实是足够的。这么做的底牌是明摆着的:时局到了这个时候,确保十八大顺利接班(平安交班、平安接班上位)才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符合新老两代领导集团的共同利益。

  基于以上理由,我的判断是:元旦央视高调唱红,只不过为了给第五代领导集体强势上位造势。现政权已经被中国现实逼上了向左不是向右不是的绝境,高调唱红只不过是因应复杂现实的一种权宜之计,并无长远指导意义。一切以确保顺利上位为重,一旦第五代领导集体顺利上位,再适时向空抛出一个民生的红绣球,稍稍缓和一下官民对立的激烈情绪(反正中国人贪小便宜是出了名的),然后一切照旧。

  由此看来,新一代领导集体上位仍然采取了在左右两大势力之间走钢丝的危险战略,并无过人新招。在实用主义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武器库里,一切都只是工具(连公有制、共产主义这些神圣大词都可以是工具,还有什么不能被用作维持统治的工具呢?),左派右派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要有利于维稳,即使是玩弄十四亿中国人于股掌之中也在所不惜,何况左派右派。到了某一个时候左派势力感到不满,还可以利用右派势力对民主自由的强烈要求给左派以狠狠打击,让它们甘拜下风,收敛起咄咄逼人的进逼势头。第五代的如意算盘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至少再玩出第二个十年。至于在这十年里,又将有多少中国人倾家荡产、死于非命,大可以忽略不计。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吗?没错。中国的专家和学者已经找到了一个新名词,叫作中国模式。这个新词好就好在有利于保持现状,只要有利于维持现状就可以支持政权,能延续几年就是几年,能传之千年万代那就更好,我猜想这才是元旦高调唱红的潜台词、第五代领导的活思想。

  中共以往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不就是这么书写的吗?

  2011年1月2日

  来源: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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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万物生长靠太阳

  ――刘晓波获诺奖的思想意义

  整部中国的政治历史就是皇权专制的暴虐史,从古到今,历代的封建皇朝,直至今天的共产党红朝,统治机器大多既残暴又恐怖,并且辅以东方式的攻心奴役,使得被统治者成为心服的奴才。

  专制统治当残暴到相当的程度必然会激起农民反抗和起义,中国历代的农民无数起义其结局,大多是出局,即使有成功者最终又都复归于专制的封建皇朝。中国的历史,按鲁迅的说法,是坐稳了奴隶位置与坐不稳奴隶位置的交替进行。且看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汉朝的黄巾军,晋朝的孙恩、卢循起义,隋末的瓦岗军,唐末的王仙芝、黄巢,北宋的梁山泊好汉,元代的白莲教、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清末的长毛、义务拳匪等等,无不如此。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在大陆夺取政权,其实质也是一场农民起义成功之后的朝代更迭,亦即中国的农民从坐不稳奴隶位置到坐稳了奴隶位置的立场转变。

  由此,"中国的历史是停顿的",西方学者如此评说。

  从思想史上讲,中国的思想是礼治秩序与逍遥无为的混合物,它无法为现代的宪政民主政治提供养料,在此类思想引导下,中国的国民只能是主-奴根性的集合体,是一盘散沙,是缺乏拯救的形而之下的苟活体,亦即没有足够阳光照耀着的阴性植物成长,先天精神营养不足,生存在信息相当封闭的自组织生命体系内,也就是人治的社会。

  说起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理念,是自古希腊和希伯来以来西方文明的巨大贡献,而中国文化恰如先天缺钙,诚如韦伯论述的,无法支撑起现代文明的大厦来。中国的图腾太极阴阳鱼所表示的就是如此,轮回运转,四面八方全都是均衡对称的,没有对称性的破缺之处,也就是自组织没有向前推进的方向和力量,缺乏进步蕴含。

  反映在民众抗击强权的斗争上,任何的革命和武装起义,都是需要精神原料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的历次农民起义,大多是采用平均地产的民粹主义,或利用道家文化,或是佛教文化,有的、更多的是靠巫术、方术、迷信。

  但是巫术、方术、迷信之类是一种原始的思维(列维-布留尔语),是人类历史早期的处于生存条件低劣境遇的思想形态,原始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一片混沌,"理念是作为沉睡在自然的外在性里的自在存在的精神。"(黑格尔:《精神哲学》)。沉睡着的原初形态的精神怎么能指引人们走上高级的社会形态?遗憾的是在中国,民众抗暴斗争所引用的原始思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延续,如法轮功所张扬的"真、善、忍"即是。

  原始思维必然缺乏民主和自由的任何含义,因为民主和自由是社会发展个性化的必然产物,而与中国文化价值核心的混沌一气的抱团合群的"天人合一"的方向相反。

  我们从法轮功的"忍"――这个字就反映出问题性质来,它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词典解释,它就是耐,把感情按住不让表现:(形声。从心,刃声。本义忍耐、容忍)《说文》 忍,耐也。――《广雅》又如忍事(以忍耐态度面对各种事情);忍容(容忍);忍顺(忍耐顺受;忍耐顺从);忍从(忍受顺从);忍羞(忍受羞辱);忍气(忍受别人的欺侮);忍垢(忍受污垢);忍丑(忍受耻辱);忍耻(忍受耻辱);忍痛(忍受痛苦) 抑制;克制,――纵观其实质是放弃个人的权益。又如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忍让:当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将你的右脸也转过去被人打。

  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忍性,就是奴性的表现,我们凭常识就可以判断出,忍心十足的人士是不需要,也不会热爱民主和自由精神的,正如这次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候所表现出的那样,练习法轮大法功夫的人士大多表现出冷漠无情,于己无涉,极力回避的态度。

  民主这个理念的价值就该对"忍"的否定,落实于个人权利之上,因为唯有一个个独立的具有权利意识的公民组成的社会,民众才会萌发民主的诉求。缺乏个人意识的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精神,中国国民的恰是如此,这也凸显了。国民的启蒙、引导和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所幸的是,在这个看似密封的铁屋子终于被外界的阳光所射入,从屋内发出了响亮的正义呐喊。今天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了刘晓波先生,以表彰他为中国的民主和平事业所作出的杰出成就,同时也是他对为人类进步事业,即精神性事业上的成就的表彰。

  在诞生过无数思想巨人的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称呼刘晓波为"哲学家",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刘晓波先生之所以拿出大无畏的精神来对抗强暴无赖的中共政权,确是以思想高深境界的练就来促成其行动的大无畏和精神的自由度。

  余杰就已看出了,刘晓波在道义价值上之重要性:早在十年之前,刘晓波便开始思考"拿什么来对抗中共"这个命题。他认为,"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然而道义巨人是需要由思想来指点的。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使得人们总是倾向于道德方面的考量,而偏失于智慧的力量。但是正如奥地利的《标准报》指出的:"中国如果想利用国民的智慧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富裕,中国就需要象刘晓波这样的自由思想者。"

  刘晓波深深地领悟到:"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

  为此,刘晓波先生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抗起这块道义的大梁。他扛起马克思的不妥协的批判旗帜并继承其实践精神,把探寻真理与进入地狱紧密联系起来。练就了思想高度之后,为了真理、为了自由,为了信仰,为了自我实现,那怕到了地狱的门口,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进去,他真诚地践行了思想的诺言,前后有四次投入了中共为他设下的地狱。

  巴斯卡说过:"人不过是芦荟,但却是有思想的芦荟。"人以头脑强大且以思想取胜的动物,而非动物般的行动的特长,人的价值就在于主体性意义,其终极之处就在于有头脑会思想,能够反思自身,这当然是西方人惯用的价值观。

  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人的进化历程并不呈现同一性,速度非均衡地分布在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之间,从而在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文明拉开了显著的差距,这样,人在与动物相比上,其优越性在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也是不相对等的。

  人的行动需要把欲望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须要三思而行之,而思考就离不开观念。"文明之间的差异不是人与人之间欲望的差异造成的,而主要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观念差异造成的。"(刘军宁)可见观念的重要性,对于从事民运的人士来讲,如何对待思想观念现状的立足点和态度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

  中国人性情之浅薄向来不以思想为重,做事凡以经世致用为至上,须立竿见影地体现出效用来。大凡从事革命工作的活动人士,更是偏重自身社会活动能力的强项出发,着眼于行动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孙中山在搞革命的时候曾说:"知难行易",强调凡事以行动为先导,这在当今海外民运界人士中也颇为常见,某些重量级的民运人物挂在口头上的常用套话,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实际的事情。"可是当事情的本义,它的性质,它的满足条件,它的来龙去脉还未搞得清楚的时候,怎么能够抢先去"做实际的事情"?怎么能够切实可行地开展实际的事情?正如动物的功能未能替代人的功能一样,这些恰是需要人们的头脑去思索的事情,为此思想的运用就具有了意义。一百年前,孙中山在革命成功之际及之后遇上了种种困境和难题,却未
能去作深究,结果革命的事业功亏一篑。可见,"行"的力量未必能替代"知"的力量。中国的"总设计师"有一句名言,改革的事情需要靠"摸着石子过河"的方式进行,那么如此怎能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呢?这么多年的"石子摸着"下来了,社会公正怎么越来越失偏了呢?

  当今中国的无数维权大众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在高捧着毛像符�去"讨公道"的时候,民主党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实际的事情",让他们走上民主之路?倘若屏蔽掉启蒙精神的光芒?

  二十年前,国人的民主精神一时受挫,变得纷纷游世起来,坐不奴才位置者急着又要想寻找合适的奴才位置坐稳,于是热捧起诗人奴才汪国真来。今天的大陆上,小沈阳、郭德纲、凤姐等低俗动物大行其道,颇受庸众爱戴。一位声称不喜欢读书的网络博客写手韩寒受到亿万国民热捧的时候,知识、思想的价值大幅贬值,视若粪土、草芥,张鸣教授评介说,"中国教授加起来影响力赶不上韩寒",这样的国民与其说是在诉求民主精神,还不如说,是在乞求救世主,寻求无聊。

  有位资深民运人士说,我们这些搞民运的人谋事太多,成事太少。理论太多,行动太少。我以为,这是皮相之见。须知,自从1998年以来,中国民主党的党员们已经在国内从事过了多项社会活动,直至今天,活动纷纷受阻收抑,都转入了地下状态,起码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深入有效的推进。这已经充分表明了缺乏思想而行动的难题。

  这与西方的情景进行对比,可知精神特质的差距有多大。

  法国大革命的兴起是与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奠基密切相关的,领袖人物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而不是军事行动的强人拿破仑・波拿巴;当法国拿破仑的大军开进德意志土地去执行奴役的时候,是哲学家费希特站立出来,他号召德意志人民拿出民族精神奋起反抗。当然,法西斯纳粹开始执政德国的时候,他们也懂得供奉哲学家尼采为精神导师。发动1968年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的领袖是哲学家马尔库塞、萨特和西蒙娜。

  马克思说过,当思想的闪电射入了德意志这块神圣的土地的时候,德意志人民就解放成为人。

  现今中国所幸的是,来自自由世界的道义力量给予了中国的精神领袖以极大的关怀。刘晓波获得诺奖,这就为中国的民运事业得到了自由世界的充分肯定,这好比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里边注入进了强有力的负熵信息,激化了这系统沉睡着的自组织,使得系统远离了平衡态,引起巨涨落。就好比在一潭死水之中注入了新鲜活水,激起了阵阵涟漪。

  因为民主事业是以多数人共同利益为主体的事业,这不是少数精英分子的我行我素,而是需要靠着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的觉醒,方可推行民主。国民素质的状况直接而深深地影响着、牵涉着中国的民主事业,当然近年来,中国的国民逐渐地懂得了维权和与权势抗争,声势浩大起来,这必定是大有进步的。但是,毕竟还是占少数,而更多的大多数人群,若用现代意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意识去行事的,还是有着相当的距离。当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国内维权人士,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或高举"共产党母亲"的横幅,去声张自己的权利,更有些维权人士,用跪在权贵们面前的方式在求饶,去渴求皇恩降临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是在搞民主的运动,还不如说是在破坏民主的事业。

  人是个积极活动的主体,具有能动性。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主体自身的完善。人的行事,并非像中国老百姓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庸俗的"做人"方式――去"适应环境"――去消极等待的实质那样,就会让"环境"自动变得好起来,不可能去幻想,让专制统治者自动地会放弃统治的宝座。习惯于合群抱团的多数人组成的群体往往具有很大的惰性,为此,国民的觉醒尤其需要思想启蒙,给予思想拔尖人物刘晓波的奖励无疑会产生震荡效应,犹如阳光普照万物一般。

  施卫江

  2011年1月4日 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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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钱云会告诉世界:中国进入了危机社会

  一边是老百姓不顾生命地维权,但一边却是权贵阶级的"维稳"。

  "维稳"这个词,早已成了中国特色,各级政府都把"维稳"当成了必修课,"稳定压倒一切"变成了政治任务,任何工作都要给"维稳"让路。在一些地方,"维稳"也成了被权贵阶级占领或绑架的公权力机构维护其权力利益的工具,成了权力滥用的最好包装。

  这么多年政府权力的滥用问题,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愈演愈烈。没有监督制约的政府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普通民众在政府权力的淫威下无休止地遭到践踏,为了自身利益,必然采取一些行动;要么是通过较为温和的方式如上访、发网帖,但当这些表达方式遭到粗暴对待时,民众则要采取暴力的方式。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便是以暴制暴。

  被权贵阶级占领或绑架的公权力机构,对于民众合理的权利诉求总是要扣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帽子,在稳定压倒一切这块招牌的掩护下,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所谓"闹事的民众",而对于民众为什么"闹事",则往往避而不谈。

  今天的中国式"维稳"的成本可谓是水涨船高。2009年高达5140亿。"维稳"也成了很多地方官员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把"维稳"与GDP增长放于同等重要地位的趋势。"维稳"和虚构的GDP一样,变成了官员的一项政绩。如果有一天"维稳"成了这个国家大书特书的所谓成绩,不知是对中国的讽刺,还是民族的悲哀。

  在很多地方,一旦发生突发群体性事件,各个部门齐上阵,采取各种方式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上访的民众,往往采取殴打跟踪截访等方式,前段时间披露的福建上杭县政府与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签押送访人员的事件,将被权贵阶级占领或绑架的公权力机构对待上访人员的野蛮、残暴、践踏公民人权与法律的斑斑劣迹,暴露无疑。公权被赤裸裸的市场化,黑监狱在全球民主法治的大背景下公然出现,并且是号称公仆的政府委托私人设立的!

  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方式违背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一个口口声声说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却用暴力的方式对待人民的诉求!过去,很多公权机构还可能对民众的利益诉求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现在则更加明目张胆的用暴力方式进行弹压。

  "跨省追捕"是"维稳"的一大衍生物,从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进京抓记者,到河南灵宝警方跨省追捕举报当地滥征地的公民王帅,从陕西渭南警方跨省追捕作家谢朝平,到宁夏吴忠警方跨省追捕王鹏,跨省追捕屡屡刺痛公民言论自由的神经,很多网民在论坛上发帖的时往往都喜欢附带写上"谢绝跨省追捕",害怕被以"破坏社会稳定,侮辱诽谤政府工作人员"的罪名而锒铛入狱。"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被公权力演绎的淋漓尽致。然而,也有不怕的,在博客中声明"欢迎跨省追捕"。

  有人问,不知道被权贵阶级占领或绑架的公权力机构,今后还会在"维稳"方面,制造出什么新的花样?是否真要把民众驯服成缄口不言的羔羊才肯罢休!然而,这种提问很快就有了答案。

  钱云会,浙江乐清市的一位村长,2010年12月25日上午被发现惨死在一辆大型工程车下。2004年,钱云会等因浙能乐清电厂的征地赔偿问题,带村民前往市政府讨说法,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两年)。但在2005年4月的寨桥村换届选举中,他仍被村民选为村主任,当选后仍不断带村民前往各部门对赔偿问题讨说法,直至被判刑。出狱后,钱云会仍是今年村主任的热门候选人。于是,他不能不被死。

  对于钱云会被惨死一案,虽然地方官确认该事故为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但民情汹涌,拒绝接受。连众多官媒也呼吁必须继续调查,查明真相,检视现实。并谴责官方打压维权访民已升级;暗示类似的事件有可能再发生。专家更明确指出,钱云会作为一名为民请命的老上访者,政府以截访、关押升级为制造车祸镇压,是政府专制大幅度升级的信号弹。

  然而,这种信号对维权百姓并没有阻吓作用,比如钱云会邻村的杨府山涂村,官商勾结,数万村民的土地被掠夺,谁举报和反抗,马上被拘留和判刑,黑社会出来打,而杨府山涂村村委会委员王胜方表示,虽然维权路一直艰难,但他已把生命豁了出去,不会因害怕丧命而停止多年来的坚持:"没办法,已豁出去了。为了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今后下一代靠什么来维持?我们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人口,将来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事业。没办法了,我们都是求生存。"

  所以,钱云会以被惨死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进入了危机社会。

  中国进入危机社会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故作高论,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这一点。钱云会的被惨死,告诉中国的全面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

  其中,政治危机是其它危机的根源。道理很简单,如果单纯是经济危机,哪个国家都会有,哪个国家都会相对容易渡过,美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危机都转危为安。如果是社会危机也可能通过培育中产阶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解决、使人们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如果是文化危机也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并配以体现人类终级关怀的宗教得以化解。这些危机的解决的政治前提是政治民主,没有政治民主,这些危机只能通过军队、警察等暴力来解决,而通过暴力化解的危机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

  政治危机主要包括制度危机、政策危机、政权合法性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于中国的制度,不论官方如何宣传其优越、有特色,都改变不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大联欢、大合唱场所的本质。

  即使没有既得利益这一层关系,两个关键性问题也解决不了。第一,专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权力不分立必然导致专制;一个人不能自己监督自己,一个政党自己不能监督自己,一个政府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既是人大代表又是市长,就不可能通过自己这个人大代表监督自己这个市长,只会给市长为所欲为加了一道防护栏。一个政党既是领导者又接受被领导之下政党的监督,只会使领导权无限膨胀。第二,自由的问题解决不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与专制,政治自由所具有的驯化权力的功能,严重萎缩乃至消失。政治自由是其它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政治自由的其它的自由就无从谈起,只是在权力者高兴是,作风民主了,其它的自由能给权力者装点门面;权力者不高兴,其它的自由也就被收回,权力一裸奔,其它的自由的遮羞布再也没有被
利用的必要。作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成了政党的喉舌,新闻机构难以独立,成为权力部门的下属机构,新闻自由形同虚设。权力与自由的关系永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权力多自由少,自由多权力少。权力与自由的多少最终取决于宪政,只有宪政在权力与自由之间划出边界,约束权力保障自由。目前,权力滥用没底线,对自由的破坏程度不断加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危机。

  因为权力是专制的,政策的制定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其政策制定出来会在传输的过程中失效。所谓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典型的政策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一是邓小平理论,其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三是科学发展观。其实这三个理论作为理论的色彩并不浓,主要还是三个不同的政策,或者说政治发展的理论政策。这三个不同的理论政策,一方面表明接班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表明前任的理论政策具有不足和缺欠。表面看来,通过三个理论政策化解了危机,实际上却是危机在接班人手中的传递,是把滚雪球般的矛盾传递。一个政策危机解决了,但更大的政策危机却出现了,一代人解决不了的政策危机不断地推给下一代。政策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维稳"的失败:据今年两会
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维稳"这个词本身就说明社会的一种状态: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尖锐激烈,官方的说法是需要"维稳"。目的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年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不仅矛盾没有解决,反而是愈加严重。如果说把大多数警力用在跨省追捕、控制上访人员、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上,那有多少警力算多?警力越多只能证明一个问题:社会动荡。作为暴力机器的警察,用政治术语来说是"专政工具",而专政工具对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滥施淫威。

  中国式"维稳",让矛盾更加激化,不仅没有迎来一些官方人士期盼的稳,反而是陷入了危机。民众对政府丧失了信任感,对权力者充满了憎恶甚至是仇恨。"维稳"危机的背后归根到底还是对权力没有任何约束,权力的授予来自于上级政府,民众成了一个在很多官员眼里类似于木偶的东西,形同虚设。政府的权力如果不能来自选民,那么作为政府人员则永不会对民众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权力的滥用,表明法律在国家体系中极其弱化的状态,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法律既不能有效限制政府权力,又不能在现实中真正做到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得时候,一张纸上空文成了对法律的最好注脚;对那些一贯打官腔的老爷们,都不如一块遮羞布。

  有人提出了"失败国家"这一概念,其特征是暴力横行,国民缺少基本的安全感;贪污盛行、制度形同虚设;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社会矛盾激化;无法有效控制国境,容易成为跨国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渊薮。苏联是失败国家的典型,中国处在失败国家的边缘。

  政权的合法性,表现在人民对权力的自觉认同和服从。如果人们对权力缺乏信任,对权力的服从来自于惧怕,那就是陷入了合法性危机。改革开放的30年,是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30年,也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30年,是权力不断腐败的30年,人们从过去的永远忠于党、信任政府变成不信任党不信任政府最后发展到制度与民、政党与民、官与民的严重对立。从"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到"鸿忠抢笔",从平其俊讲官话到徐光辉不让直播,从人为制造的灾难变成救灾升官,从邓玉娇杀官到钱云会被惨死,网民反应激烈,其对立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人们不再信任制度,不再信任政策,不再相信政府。

  问题的核心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滥用,它进入经济领域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政府被利益集团占领或者绑架,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它进入社会领域就会造成社会不公、非正义、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大量移民。它进入文化领域就会箝制人的大脑和灵魂,除了形成感恩的奴才意识之外不能形成民主自由意识。......

  钱云会被惨死,以及王胜方不惧被惨死,说中国已进入全面危机。这都是政治危机惹的祸,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以宪政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危机的后果不堪设想。

  来源:作者博客 20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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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险恶的用心,可怕的阴谋!

文章摘要:这种卑鄙的"欲擒故纵",包含着多么险恶的用心,显露着多么可怕的阴谋!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倘使不甘就此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就该预想到事情可能发展的趋向,就该及时制止他们将迫害延续,对这起事件予以彻查!

因锐评胡锦涛和温家宝,并拒绝明显带有凌辱性质的所谓"传唤",荷枪实弹的党国警察在去年7月3日晚包围了我的住处,我随后被"取保候审"至今。在残酷迫害面前,我被迫沉默着,可即使这样,迫害也未减缓,反而加剧。

前些天我在自己博客内转贴了几篇文章和报道,麻烦又来了。1月4日下午,我夫妇俩从外面回到所在的小区,看到3个便衣警察在我家附近踯躅。我夫妇俩便意识到,别说再写文章了,就是在廖祖笙博客内转贴别人的文字也不行。

果不其然,进家门之后,几位警察就谈到了我在博客内的转贴,也谈到了我年前写下的那篇文章,并从包内拿出材料纸,说是要给我做一份笔录。笔录刚开了个头,做笔录的警察接了个电话,又改口要我次日到警局去接受讯问。

去年我孩子遇害四周年的前一天,政法委的一位官员和一位分管综治的领导来我家找我谈话,我知道这是在施压,次日以散文的形式,写了篇悼念性的文字在网上发出,结果第二天就有几个警察登门,在我家给我做了一份笔录。

我孩子被电话召进已放假的学校,惨烈遇害;近年躲猫猫能死人、喝开水能死人、害羞能死人等怪事不断发生;去年警方"传唤"我,反复对我家人说只是给我做份笔录,结果我一去,就成了"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

诸如此类,给我夫妇俩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因此我们不同意到警局去做笔录,提出就像过去那样,要做笔录也好,哪位领导要同我们谈话也罢,均可在我家进行。几位警察表示了他们的无奈,说他们只能转达领导的意思。

上次我被警方"传唤",妻子看到我被他们关在"铁笼"内接受问话,并受尽其它形式的凌辱,心如刀割,这次态度坚决,表示就是我要去,她也决不同意。邻居听说了我的情况,也分析说警方的坚持明显不怀好意,劝我别去。

我妻子这次也陷入深深的愤怒和自责。这半年来,她为自己的家庭和亲人着想,每当我有写作欲望的时候,她就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甚至不惜和我争辩得面红耳赤,阻止我落笔。可到头来,迫害不但在持续,反而明显在加剧。

4日和5日,我哥哥多次接到公安局打来的电话,他们在给他施压,说我哥哥是我的担保人,要督促我到公安局去接受讯问。上次我进警局接受"传唤",被弄成"取保候审"。这次他们执意要这么做,不知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

当时我坚决反对让我哥哥作我的担保人,警方让我兄长签字具保,是背着我进行的。我的哥哥和我的妻子,都成了被无形捆绑的对象。弄出这种种频道,无非是要将一个作家逼成废人和活死人,最起码在"取保候审"期间搁笔。

6日下午,又有两位警察登门了,送来了这样一份通知书――

"泰宁县公安局取保候审传讯通知书

泰公刑传通字(2011)02号

廖祖笙:

你因涉嫌诽谤案,我局于2010年7月4日对你办理取保候审。现因案件侦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现通知你于2011年1月7日14时30分前到泰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受讯问。

经通知逾期未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被取保候审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特此通知。

泰宁县公安局

二○一一年一月六日"

我悲愤不已。我撰文谈论的多是百姓的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结果家破人亡,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竟是"国家机密"。创伤累累回到家乡,得不到官方的半点温暖也就罢了,竟要遭受进一步迫害!

还能再说廖梦君惨烈遇害校园事件,只是地方性的行为吗?这么多年来,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在这起惨绝人寰的血案中,不但伸进了公检法,伸进了媒体和互联网,伸进了坚持"不作恶"的谷歌,而且还不时伸进了我的故乡……

我夫妇俩剩水残山至此,悲惨得已是不能再悲惨,到底还要将迫害延伸到何程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给一个依法正常行使了表达权的作家强加"诽谤"的枷锁,逼其装哑巴,会不包含进一步掩盖血腥,甚至是要灭口的企图?

我在故土遭到的这些迫害,是中国法律犹如橡皮筋的又一铁证!北京作家余杰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世人也并未看到北京警方将余杰整成"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难道县级警察的执法水平比首都警察还要高?

<b>我一直是一个勤奋的作家,可在2009年,我在高压之下,全年就写了12篇文章,就这样,政法系统当时为了我的某篇文章,有时竟会登门几趟,来几拨人。但在2010年上半年,非常奇怪,竟然只有一个片警到我家里小坐过一次。

这便拉伸出这样的问号:若强加给我的罪名成立,那么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又该当何罪?他们将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打印了下来,看到我连篇累牍"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不及时有效制止,等我半年写下150余篇再制止?

莫非他们在对我廖祖笙施以迫害的同时,还要将我当作政治斗争的一颗棋子,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胡锦涛和温家宝没有容忍文字言说的胸怀――廖祖笙只是撰文评说了胡温,就被罗织了某种罪名,甚至因此就从人间完全消失?

这种卑鄙的"欲擒故纵",包含着多么险恶的用心,显露着多么可怕的阴谋!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倘使不甘就此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就该预想到事情可能发展的趋向,就该及时制止他们将迫害延续,对这起事件予以彻查!</b>

警方这次对我的不断"找茬",是否选得不是时候?"取保候审"至今,我就写了两篇文章,近期只是转贴了几篇文章和报道而已。说一千,道一万,这到哪去说也是针尖大的事,以此为由,要纠缠我到何等程度,才肯作罢呢?

我夫妇俩在遭遇人生大痛之后,相依为命走到今天,十分不易。我们还在呼吸着,这是否让有些已经欠下了血债的人寝食难安?担心天亮后要遭到清算?幕后操纵迫害的黑手,干脆点,不如让哪个警察来把我夫妇俩都枪杀好了!

苍天啊,睁眼看看吧:这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治下,给予一个忧国忧民、直言论世的作家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这就是中国的法律!这就是一个家破人亡的中国作家,正享有的天赋人权!

写于2011年1月6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636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oxun.com/hero/liaozusheng/

廖祖笙电话:(0598)7861331  13860527331  13799156861
廖祖笙邮箱:liaozusheng@gmail.com
廖祖笙住址:中国福建省泰宁县金乾水乡1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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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飞龙: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

  "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日本近代史学泰斗和田清先生

  唐朝大部分是乱世,用宋朝人的话说:"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以明朝人的话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 宋朝大部分是治世,用元朝人的话说:"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用明朝人的话说:"宋之富盛,过今(明)远矣。" 唐宋差距有多大?是乱世与治世的差距。

  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所以宋人宣称:"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2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与52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 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 "坊"是居民区,"市"指商业区。唐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的限制。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唐朝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而宋朝首都开封"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封闭与开放的差距。

  唐朝商用民宅不准起高楼,高大的只有皇宫及皇亲贵族的府第。而宋朝商用民宅都可以起高楼,民营的酒楼高得可以看到皇宫内部情况。唐朝长安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北宋汴梁是"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南宋临安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山外青山楼外楼"。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低矮呆板与高楼林立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闹灿烂。宋城在黑夜里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坚持着"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12小时与24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

  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是唐朝的2. 5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5的差距。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620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524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485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511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6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8亿亩。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6与8的差距。

  唐朝平均每亩约1.5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2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30%。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与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2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6至7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7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与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 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一千二百万缗。宋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八千万缗。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政府为解决财政窘境,杀鸡取卵压榨取得的。其中有大半是盐税,每斗卖最高达三百七十钱。而没改革前唐的财政货币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即使这样两者也相差近七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200与8000的差距。

  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740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2445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740与2445的差距。是粗厚与精细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为88万贯。两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与500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与宋朝的经济总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货币总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唐朝首都有140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440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与440的差距。是0与300的差距。

  唐朝进士登科者,每岁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每年多至五、六百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每年30与500的差距。在南方以福建省福州为例,唐朝223年间仅仅只出了进士36人,而宋朝202年间就出进士1339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6与1339的差距。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3000与100000的差距。

  唐朝的南方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笔下的南方竟是环境恶劣的"烟瘴之地",乃"蛮夷之乡"、"化外之国"。唐朝从始至终在南方长江流域没有一座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长江流域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 是"南方地恶"、"江南瘴疠地"与"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差距。是落后、贫穷与繁荣、富强的差距。

  唐朝的奴婢"律比畜产",宋朝的奴婢是"雇佣良民"。唐朝的佃农、奴婢是奴,宋朝的佃农、奴婢是人。唐朝的农奴像狗一样在市场和驴一起被买卖。"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买奴婢、马牛驰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他们没有人的自由只是主子的私有财产。"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他们没有翻身的一天,永远是奴。而宋朝的佃农有人身的自由,"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地主、商人、将军、官员。唐宋差距有多大,是畜产与良民,奴与人的差距。

  唐与宋更大的差距是人与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术只用于印制佛经而未用于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唐朝文盲多,没有多少读书人。宋朝的印刷术广泛用于传播知识,推广文化。所以宋时的中国人读书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对少。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是非学习型社会,宋朝是学习型社会。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宋时的中国人比唐时的中国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内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爱国。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说:"13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º
�更善感、更浪漫。13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视野,这又是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

  唐与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虽大,却保持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南宋虽小,却奠定了"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唐把中国逐渐的变成蛮夷,宋把蛮夷逐渐的变成中国。唐朝还没到一半就已经让西域、河北、陇右、山东等等这些本是中国传统文明固有的领土统统的蛮夷化。宋朝始终以强大的文明力量君临天下,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侵略着周遍蛮夷。辽国、女真、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等等无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给中国的广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价。

  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止是相差一倍、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大爆炸的时代。"钢铁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为革命?革命是创新,革命是巨变,革命是质变。唐朝与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所以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与近代的差距。

  唐朝与宋朝差距那么大,那些宣扬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顶峰的言论是多么的可笑!!!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文明被斩断了无数回,历史被阉割了无数次,崇拜野蛮甘愿做奴才的伪劣后代们怎么会知道?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正在学着文明、变得幽雅、懂得人权,身体里还流淌着伟大祖先血脉的中国人慢慢的会知道……

  来源:http://longyd.blog.hexun.com/19229026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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