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良知的中国人

2011年3月23日星期三

狄马:现代战争打什么？

　　在冷兵器时代，将士的勇猛顽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为在冷兵器时代，人们所使用的武器都差不多，无非都是些刀枪、棍棒和长矛一类。因而不论在东西方，你常常会看到这样奇怪的现象：那些文明程度高的反而打不过文明程度低的。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又亡于日耳曼人，宋始终无法统一辽国，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落后的女真人，女真人又亡于比它更落后的蒙古人。中国人常以华夏文明的正统自居，可等满人的铁蹄一到，也就只能剃头留发。为什么这些落后文明会征服先进文明？因为在工业革命以前，也就是冷兵器时代，战争主要靠的是勇气和蛮力。那些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头脑虽然发达，但身体相对文弱，无论骑马还是打仗，都不及落后民族迅猛。但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火药发明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这个被称为
"热兵器"的时代，那些文明程度低的再要打过文明程度高的就很难了。不信，你看1900年的中国，八国联军仅18000人就能长驱直入，直捣北京，迫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女士"西狩"。数十万八旗军哪里去了？

　　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古希腊的德摩比勒隘口。波斯国王薛西斯为实现父亲的遗愿，统领百万铁甲兵士，发誓要踏平希腊。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他的300勇士迎战于温泉关口。他们凭借地形优势，用手中的长矛和利剑与敌人展开肉搏。最终在没有援军，没有后勤补给的情况下，硬是挡住波斯大军数月，毙敌两万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故事。可你想一下，假如把这三百勇士放到海湾战争期间的伊拉克，放到科索沃战争期间的南联盟，他们能挡住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精确制导导弹吗？

　　抗日战争被认为是自近代以来，我国在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中赢得的唯一一次胜利，但这场战争赢得好"悬"。战争初期我国的武器装备显然不如日本，因而只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办法"迟滞"敌人。什么是"迟滞"？说到底就是打不过，只能慢慢拖延日军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用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话说就是"苦撑待变"。为什么一个自称"天朝"的泱泱大国，到头来竟然被一个蕞尔小国打得东躲西藏？因为人家自明治维新以来就锐意改革，变法图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企图凭借政治、军事上的优势称霸亚洲。可他们昔日的"老师"――中国，政治上实行独裁，内战连绵不绝，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因而单从士气而言，国民党军中不乏一批舍生忘死的忠勇之士，八年抗战仅殉国的将领就达二百多位，就
是明证。但无奈国力贫弱，打仗再勇敢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被动退却的局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形势才为之一变。狂妄的日军这时要面对的是比他在军事上更强大，政治上更先进的国家，因而没撑几年就投降了。

　　你当然可以说，文明没有高下，不论何种文明，只要拥有尖端的武器、全新的装备就可以打赢战争。可问题是，落后的文明怎能制造出尖端的武器和全新的装备？即使像苏联一样拼了老命，把老百姓日常用度的钱都搜刮来发展核武器，最终也会因国力耗尽而灭亡。现代社会的每一项重大发明都不是单个人苦思冥想的结果。它需要不同领域的人在相对开放的制度下分工协作。因而像互联网这种信息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只能出现在美国，不可能出现在苏联，更不可能出现在古巴和朝鲜。因为互联网的诞生需要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和权益公开的政治环境，以及千千万万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信仰、不同目的的人的平等参与，这几项条件苏联、古巴和朝鲜都不具备。因而"互联网之父"就只能让给美国了。

　　你也可以说，人种没有优劣，不管什么国家，只要有一批懂军事，懂高科技的军事人才和科学家就可以打赢战争。因为尖端的武器、全新的装备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可问题是落后的国家、独裁的制度能培养出创新的人才吗？即使有这样的人才，它能让你充分发挥吗？爱因斯坦不是德国人吗？最终却因为犹太人身份和反战立场被驱逐到美国，成为推动美国制造原子弹的重要物理学家；另一个对原子弹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费米，是意大利人，因为持反法西斯主义立场和妻子的犹太人血统，受到墨索里尼政权的迫害来到美国，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还有一个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本来也是一个犹太人，但拜天所赐他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如果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他还能主持制造原子弹吗？随
着历史档案的解密，我们现在知道，在美国投放原子弹之前，纳粹德国也已经着手制造原子弹了，但由于好多重要的科学家被驱逐，留下来的也只是消极应付，最终没能造成。这样，"原子弹之父"也只能让给美国了。

　　当然，你还可以故作伟人状，用湖南口音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可在现代战争中你哪能见到"人民"的影子啊！除了不可避免的误伤和自愿充当"人体炸弹"的"人民"外，战争只针对军事目标和武装人员，这是国际公认的惯例。因而在海湾战争期间，当中国观众随着中央台军事评论员的解说，打算看一场伊拉克人民头缠羊肚子手巾，怀抱地雷，往地道里跑的怀旧片时，失望之极。因为战争没有朝美帝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方向发展，倒是在最后，我们看到一群伊拉克男子用绳子拖着"巴比伦雄狮"、"复兴社会党总书记"萨达姆的铜像，后面跟着一群伊拉克婆姨用臭鞋猛抽"总书记"的经典画面。

　　当然，要说"人民"对现代战争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对。因为在现代民主国家，总统虽然是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但宣战和媾和的权力却在国会。因而在这些国家，我们可以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军队，而决定战与不战的却是"人民"。那种靠住在"人民"家里，把军队和老百姓捆绑销售给战争的做法是一去不返了。道理很简单，战争是要花钱和死人的，而花的钱都是老百姓自己挣的，死的人都是老百姓自己生的。因而你不能只是叫两声"大伯"、"大娘"，给人家担个水、劈个柴、扫扫院子就让人家交出自己的钱粮和儿子。二战期间，美国人迟迟没有参战，原因就是宣战的议案在国会通不过。纳粹和日本就嘲笑说，让美国佬在国会里吵吧！等他们吵完了，我们的仗就打完了。可这些失去理智的战争狂人恰好忘了民主制度的一个特点：
一旦争论完毕，他们就知道他们该怎样做了。因为争论使他们明白了，如果任凭法西斯在世界各地烧杀抢掠，那么由开国元勋们创立的制度文明和宪政体系将毁于一旦――而在目前人类所能拥有的文明体系中，只有这种制度下的法律才能保证他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有这种制度下的法律才能保证他的生命尊严不受糟践，只有这种制度下的法律才能保证他和他的后代们享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公民拿起武器捍卫的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一个高耸入云的虚假共同体，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权利。如果他要这个国家放弃抵抗也可以，但那样就等于同时放弃了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财产和法律。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制度本来就不保护它的人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乡都没有一寸土地是自己的；他在自己的国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定居都要有户籍部门的同意，不然就会被随意打死；他在他居住的城市和乡村虽说有几间房子，但只能住70年，71岁的时候他就得另买一套住宅――即使在这70年之内，他也得随时准备迎接政府的推土机和拆迁队雇来的流氓地痞，否则就只能抱上汽油瓶自焚――那么，当战争袭来时，我为什么要保护这个国家？给外国人当奴隶和给本国人当奴隶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清朝末年，英国和清兵在广东海岸为了鸦片大打出手，两岸清国民众站着瞧热闹。每有清兵被火炮击中，或兵船开花起火，民众即鼓噪取乐。英国绅士于船上观战，大为不解，问翻译，翻译曰：这个国家不以它的民众
为重，它的民众亦不以这个国家为重。抗日战争期间，伪军的数量高过日本正规军的数量，有论者归结为"中国人不爱国"。其实一个政府要人爱国也没错，只是这个国要有值得爱的东西。譬如有盗寇来犯，家长要全家人奋力抵抗，誓与家园共存亡也没错，只是这个命令只能针对你的家庭成员，如果我只是一个临时的房客或被雇的奴工，平常也吃不饱穿不暖，而且经常被打骂关押，那么强盗来犯时我为什么要拼死抵抗？难道被你打死和被外国人打死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吗？其次是这个家要有值得保卫的东西，比如金银财宝或贵重的家电、信物。如果家中别无长物，就像陕北说书里唱的：风扫院子月点灯�房顶上开个黑窟窿�吃饭照出个人影影�睡觉枕个草捆捆�这个家还用得着保卫吗？难道贼会偷走贫穷、疾病和死亡吗？

　　因而，现代战争说到底，是一种制度与另一种制度的较量，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对抗。一个大国想要迅速崛起，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崛起以前要弄明白，崛起以后干什么？是恃强凌弱，输出革命，以更强大的经济力量对抗人类普世文明，还是内修德政，外结友好，以更充裕的钱财与更人道的政治护佑他的子民，促进世界的和平？如果是前者，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戏唱，只是得量力而行，这个"力"就是，你得拥有世界最尖端的武器和最领先的装备，你的军事人才和科学队伍都得是世界一流的，你的人民都心甘情愿为你的战争舍出钱财和儿子。简单概括，就是你得拥有比目前的美国更文明的制度，比英国更完善的法律――否则就是缘木求鱼。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相反，你的国防军都是用来对付老
百姓的；你的武器都是从别国购买的，装备都是人家淘汰下来的；你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根本培养不出创造型人才，更别说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了；你国内的老百姓对各级贪腐官吏恨不得食肉寝皮，更别说毁家纾难帮你打仗了；如果是这样，我看就只能深挖洞，广积粮，先种好自家的院子，再徐图举事不迟。如果目的是后者，当然是好事；但这事的悖论在于，如果一个国家真的想推恩四方，保民而王，实行仁政，那么它就不会叫喊着要"崛起"了，你几曾见过卢森堡、挪威、瑞士这些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嚷着要"大国崛起"了？

　　2010年9月16～22日草就于饮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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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腐败”真相

　　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总是在教育人民，蒋介石统治时期腐败透顶，特别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称之为"贪腐"代表。但人们在检视历史真相的时候，结论并非如此。

　　检视历史真相，有许多方法。比如参观历史遗迹就是方法之一。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南京总统府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观去处。

　　老南京都知道，总统府在汉府街。如今，门牌号码是长江路292号。

　　环顾四周，许多高楼拔地而起，总统府显得非常寒酸。好在道旁的林荫树还保存完好。此处对于大陆人来说，即使没来过南京也绝不陌生。使它闻名中外的是一张拍摄于1949年4月24日的照片，总统府门楼上站着一群士兵，红旗在蓝天下飘扬。翻开毛泽东诗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如配有照片，必定是这张。大门上"总统府"几个字在1960年代被铲掉了，如今又补了回去。

　　1927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以及下属的行政院、参谋本部和主计处在这里办公。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第16师团部盘踞于此。汪精卫伪政权的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等都设在院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政府居于大院中路；东花园里有社会部、地政部、水利部和侨务委员会；西花园有主计处、军令部、总统府军务局、首都卫戍总司令部。这么多机构挤在这个院子里，说明当时的机构比较精简，吃皇粮的官员不多。

　　如今政府机构臃肿，恐怕连其中的一个机构也放不下。

　　走进总统府大门，眼前是数十米的笔直走廊，两侧有礼堂、外宾接待室、总统休息厅及参事处、文官处等。走廊尽头，后院里有栋西式楼房，以林森的号命名为"子超楼"。别看貌不起眼，当年是国民政府的中枢，总统办公室就在楼内。

　　蒋介石的办公室在二楼119，副总统李宗仁在对面118房间办公。据说，李宗仁看见蒋介石就躲，极少来上班，而蒋委员长则天天报到，从不缺席。1949年蒋介石下野之后，李代总统才经常来总统府，依然在老屋子里上班，从来没有坐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去。蒋介石的办公室只有30多平米，靠墙几个文件柜，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所用家具极为普通，远不如当今一个政府部门副科长的办公室阔气，办公面积也远不如当今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

　　蒋介石上班的"子超楼"办公楼只有一部老掉牙的电梯，嘎嘎作响，恐怕很少有人敢乘坐。1940年代末期，上海国际饭店的电梯已经相当先进了。据说，蒋介石从来不坐电梯，走上走下。电梯是给来访的老先生们准备的。三楼会议厅，在这里召开过许多次重要的国务会议。会议桌上摆放着普通的兰花茶杯，墙上挂着孙中山写的横幅"推心置腹"。在大会议室，墙上交叉挂着国民党的党旗。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下，挂着他手书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孙中山毕生的理想。

　　在教科书的教育下，大陆人的思维定式中，国民党四大家族贪赃枉法几成定论。只要提到蒋介石政权，头脑中第一个印象就是贪污腐败，铺张浪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人民公敌，吸血鬼，没有一个好东西。看到蒋介石的办公室之后，这一指责站不住了。在历史遗迹面前，一目了然，想骗也骗不下去了。假若人们思维更开阔一点，将之与当今一个乡政府的官衙进行比较，问题就更大了。

　　当然有人说时代在进步，但乡政府比总统府进步到豪华无比的程度，就无法解释。

　　若说进步，早在1980年代，台湾比大陆进步得多，就是现在，台湾的国民所得也是大陆的数倍。蒋经国去世以后，他在台北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设备家具之简陋令所有参观者感动。现在，蒋家第四代已经完全退出政坛，他们需靠自己努力工作才能谋生。对于蒋家的一些孤寡老人，台湾政府不得不定期给予一些补贴。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不喝酒，不抽烟，连茶都不喝。随着时间消逝，指责蒋介石本人及其家族贪污腐败的声音，已不大听得到了。

　　早在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最终，是陈伯达在内战中完成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这种说辞，系完全捏造，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

　　关于当时四大家族的财产，历史上有记载的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 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它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而这些，又是当时左翼报纸常见的文章，类似这种文章都是猜测和估计之辞，没有半点具体的证据。

　　二，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有载：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但是，这也是日本战前常见的攻击国民政府的老一套资料，类似的材料多如牛毛，曾经大量提供给汪伪用来攻击国民政府。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证明。

　　三，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其实，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中央进行汇报。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介石曾经三次下野。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介石也无法随意使用。这些在著名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详细的大量资料证明。

　　那么，四大家族的"腐败"，到底真相如何？事实可以为证。

　　先看蒋家。蒋介石的清廉已有了结论，那么就看其妻宋美龄。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自1991年赴纽约定居后，只有一次问起外甥孔令仪："钱够用吗？"孔令仪回答说，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过问金钱之事。宋美龄初时与小外甥女孔令伟同住长岛孔家老宅蝗虫谷，房子是大姊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买的；孔令伟1994年过世后，因长岛住宅太偏僻，冬天下雪不方便，孔令仪便劝宋美龄搬往曼哈顿住，但所住公寓为孔令仪大弟令侃名下所有，因此宋美龄在纽约并无房产。而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现南京路）附近。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实际上，宋美龄借住的纽约长岛住宅，在几十年前由孔家购买时还是非常便宜的。该孔宅1998年被拍卖，也不过卖了3百万美元。

　　蒋方良是蒋经国的夫人，也是蒋家第二代最后谢世的人。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蒋方良从当年的副厂长夫人，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苏联乌拉山区的简朴习惯。1988年1月13日，她陪伴了53年的丈夫蒋经国永远离开了她。在蒋经国去世后的岁月蒋方良的生活更为不堪。由于蒋经国素来清廉，素来没有什么积蓄。她仅仅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和回白俄罗斯探亲都不能成行。

　　蒋方良在1992年接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回答说，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二位市长惊叹不已。

　　再看陈家。四大家族中的"陈"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他们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和特务情报，是CC派的头。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５千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陈立夫在1950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时，请求出国，并找孔祥熙借了两万美金，在纽泽西州办了一个养鸡场。夫妻俩自己动手，喂食、捡蛋、清理鸡粪。还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陈立夫在家中自制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亲自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火灾几乎烧光了他全部的劳动成果。陈立夫毫不气馁，重头再来。他一面养鸡，一面研
究传统道德，著书立说，直到1969年才再度回到台湾；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2001年2月8日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他曾开玩笑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本家把我列入四大家族（四大家族这个名词是陈伯达发明的）。如果我那么有钱，还用得着到纽泽西养鸡吗？！"

　　三看宋家。宋家比孔家和蒋陈二家都要好一些，主要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本都是商人出身。宋子文还算一个外交家，孔祥熙则是单纯的商人。宋子文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档案，都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由于当时宋美龄，蒋方良等人还没有去世，宋家要求其中17箱的机密文件保密十年，禁止民间人士阅读。随着二位老人的去世，这些资料为美国方面全面解密。资料中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会计制度极为严格，这种签名非常严谨，绝不可能作假。从遗产分割书来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他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经过20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20年内美国房价升值大约7到8倍），除去税收以后不过400多万美元。虽然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富人，但和当前被揭露出的一些大陆高官的财富相比，却不成比例。

　　四看孔家。实际说起来，孔家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势力强大；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20年；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从后世看来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时间。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账面数字就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就达700万元。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9.18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得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8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此时，国家财政形式艰难到了无以形容的局面。由于抗战开始几年，中国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全面封锁，沿海重要城市也大多被日军占领，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而国民政府此时要维持一支400万的军队，还有数以千万的逃往大后方的中国难民和大小的政府机关的职员，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局面。孔祥熙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战时经济制度，虽然到了后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法币也几乎成为废纸，但是中国的经济在抗战中始终没有垮掉。中国几百万军队虽然粮饷不足，但是仍然始终保持必须的供应，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战。到了1944年由于孔祥熙几次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当时美军在华建设了几十个机场，费用都由国民政府垫付
，耗款上亿）和希望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引起美方人员的厌恶。后在1944年，要求蒋介石让孔下台。孔于1945年辞职，从此不问政治。1947年秋，孔夫人宋霭龄在美病重，孔祥熙赴美照顾，就此在美国居住十多年之久。

　　而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赚取了巨额的财产。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界，收入也颇丰。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经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担任公职的时均是国民政府经济最为困难的期间，各国援助抗战的资金都是杯水车薪。孔就算有心贪污受贿恐怕也找不出这份钱来。1945年滇缅路开通，美国开始加大援华力度的时候，孔已经下台，根本没有大额贪污的机会。

　　有人诬陷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在孔祥熙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最终，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而且这些存户中，大部分是侨居美国经营商业的华侨，且都在美国居住年代很久。由于美国金融界有保护每个储户隐私的法律和传统，所以当时没有透露具体每个储户的财产数。不过，这5000万的存款中当然包括孔祥熙，不管孔家占5000万中的多少比例，都说明其绝对称不上巨富。……

　　了解到这些真是事实后，大陆人还能相信政治和历史教科书吗？！

　　转自颜昌海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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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1日星期一

陈有西: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文革"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甚至堂堂宪法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取这一惨痛教训，改革三十年既是经济改革的三十年，也是法制建设突飞猛进的三十年，法律条文迄今大致完备，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惟此，今年"两会"中，吴邦国委员长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如何从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转型，即如何从法制向法治转型，则是新时期朝野达成共识的攻坚目标。

　　这一新时期的重点，已经是以法律规范公权力。以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权。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法治思想的交锋也变得复杂起来，也有一些不和谐音符。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就跟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侧目，也令人深感向法治转型的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只是一时口误，但表现出的某些官员的潜意识，则令人担忧。它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政府需要法律时，法律就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屣。即法律是单向的，只用来约束百姓，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如果这样把法律道具化，显然，当事人眼里的法律已无任何神圣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功利性地利用法律。

　　这也就不难理解，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在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的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近日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同样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抛弃的人治观念。善法之治中的法治，法治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也无法抛弃的生活方法。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一句话，只有当对法律的信仰能够深入官员的骨髓，能够在官员心中生根，法治才可能在我们国家生根，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即便是罪犯，其基本权利我们的国家法律也是一体保护的。即使追究其刑责，也是依照法律框架进行的；追究的工具、保护的工具，都是已经设定的法律，而不是让相关法律靠边站。一种行为，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都不能用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不止是无视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两会"宏旨而扬言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是冲口而出：诸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诸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诸如"与政府作对就是恶"，诸如"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前途是光明的，但现实也是严峻的。要想把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治，要想向法治体系顺利转型，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是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的确如周光权委员所称，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才能让整个国家按规则有序地运行，也才能让每个人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法治国家，法律至上，刘少奇主席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陈有西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5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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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

谢盛友:中华民国在哪里

　　新年钟声敲响，突然间想起，祖辈奋斗的中华民国2011年一百岁了。中华民国，早就不是秋海棠了，摇摇晃晃，竟然也一百年了，今天在哪里呢？刚刚通过的欧盟议案，欧盟所有国家只承认台湾，并不承认中华民国。

　　小时候，中华民国在"水深火热"中。上小学的时候，课本里告诉我们，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台湾同胞吃不饱穿不暖，只好吃香蕉皮。而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社会主义蜜缸里。但是，写教科书的大人忘记告诉我们，海南岛本来盛产香蕉，为什么我们连香蕉皮都没有。

　　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是纳粹德国时期的宣传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德文：Man muss eine Luege nur oft genug wiederholen， damit sie zur Wahrheit wird. ）在中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至少不与时俱进。在中国，戈培尔的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讲，因为某些谎言一开始就是真理，然后重复一千次一万次。

　　长大了，中华民国在引号里。大学毕业后担任翻译，不久后帮助中国科协筹建中国科技翻译家协会，在筹建工作中我读到一份新闻出版署的文件，应该是翻译守则之类，其中有一条，五十知天命，仍记忆犹新：翻译要杜绝政治错误，比如，台湾一定要写中国台湾；中华民国一定要加引号 .

　　后来啊，中华民国在台湾。1995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于母校康乃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题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讲，突破性地提出 "中华民国在台湾"。李登辉聪明过人，既有"中华民国"，亦有"台湾"，其意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承认中华民国当前处于台湾的现状。

　　这么聪明的李登辉，也有人感到不爽，反对者统独皆有。统派反对者的主要论点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是自我放弃大陆的主张，将中华民国自限于一台湾，自贬国格。独派反对者的主要论点为，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并不存在，是幽灵国家，"中华民国在台湾"将台湾贬为幽灵国家之一省，自贬国格。

　　国际人士，不懂中文，更不懂中文引号，也不在乎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是在哪里，经常将"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混淆。据说，不少人甚至把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寄到中华民国总统府公共事务室。

　　陈水扁解方程：中华民国在中国，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国。这样的一元多次方程，反而给对岸中南海说因得果：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台湾的东西，是不适合中国的东西。难怪，中南海和陈水扁都统一了口径：台湾不是中国人的东西。

　　2010年11月12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支持给予中华民国免申根签证待遇，申根签证国家共有包括西欧，北欧，东欧与南欧的二十八个国家，其在外交上都不承认中华民国，只承认台湾。在欧洲议会眼里的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

　　现在呢，中华民国在哪里？2010年保钓四十周年纪念，我问老保钓如何看待中华民国。答案是，中华民国已经是历史。在德国问题研究所里，我小声问一位老前辈："中华民国今后是否会奥地利化？"老教授回答："中华民国早就奥地利化了，问题是中南海如何看。"

　　有一点谁都敢肯定，中华民国书写历史，将留在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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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海归，海不归，是一个伪问题

　　我把清末民初的海归称为第一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设计者。

　　第一代海归，像傅斯年、朱�、胡适他们在欧美的经历，获得的最大财富恐怕不仅仅是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

　　第一代海归不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立法领域除旧布新，也就是说，他们参与国家这台机器的设计，孙中山就是清末著名的海归，第一代海归共同创建了共和。有一些资料显示，北洋政府的高官大概70%都是海归。

　　我把五十年代初的海归称为第二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制造者。这一代海归以钱学森为代表，他们的使命感和命运都化成了血液，融入了祖国的"科技强国梦"。1950初期，中国的一切都百废待兴。当年的2500多名海归，最终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科技兴盛紧密结合，注定他们要放弃舒适的欧美生活，用他们的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来完成他们的海归使命。但是，他们只是机器的制造者，第二代海归根本没有资格和能力参与机器的设计。

　　我把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的海归，称为第三代，这一代海归是机器的操作者。这一代海归，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与上两代海归无法相比，他们只是操作机器，服务国家，谈不上制造机器，更谈不上设计机器。

　　能够保持中性，熟练操作机器也不错。可怕的是，缺乏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沦为工具。这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不但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且被机器奴役。

　　第三代海归，尽管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但是缺乏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反而不如本土的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国内不少自由主义者头脑清醒，进言社会和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是第三代海归的"不美"，甚至耻辱。

　　为什么说"海归，海不归，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你是海归，还是海不归，根本的问题是，看你有没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如果你具备了，归与不归，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这些海不归没有耻辱感。

　　我们这些高考恢复后上大学的人，当年有一本帐，多少农民多少年的收入，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直至读完四年后毕业。如今，我们有没有觉得亏欠父老乡亲什么？现在留而不归，家乡的建设，我们尽过多少力？

　　留而不归，是否服务当地社会？讲融入，也得有耻辱感。耻辱把我们的权利和义务"逼上梁山"。有一个自由安定的环境，让我们经商赚钱，我们好好纳税了吗？除了尽义务外，我们有奉献吗？当地残障小孩的读书问题、养老院问题、本地的公益性团体和体育俱乐部，我们参与多少？奉献多少？参与和奉献，又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和心态？

　　第一代海归"知耻近乎勇"，所以他们同样做到"力行近乎仁" 和"好学近乎知" .我们呢？不管海归还是海不归，都缺乏自身的羞耻感，很难"知耻"而"勇"，往往堕落成"取利"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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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快评：利比亚战况

　　悉：法出动二十几架战机及核航母舰战斗群，兵分两路进入利比亚东部班加西；美英舰艇发射了上百枚巡航导弹；莫斯科对外国军事介入利比亚表示遗憾……

　　为此，我顾晓军仅代表个人发表快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17日晚通过的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支持美英法军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卡扎菲控制下的利比亚，是阿拉伯世界最强硬、最专制的国家。打击卡扎菲的势力，遏制反人类的行为，维护反对派的生存权，是任何一个懂得正义的大国应尽的道义与责任。

　　所谓民主，不是传道，而是形式，本质是保护自由、人权、公正。任何文化冲突论、特色论，都不能剥夺其国内民众要求民主的权力。

　　民众所反对的政府腐败、社会不公和政治专制，如同每个人的自由一样，是天赋的权力，谁也无权剥夺。

　　谨祝美英法军节节胜利，消灭卡扎菲！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2011-3-20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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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君：先写着

　　很久没写文章了，有写文章的冲动，但顾虑重重，且这一顾虑就顾虑了我几年。因为曾经写文章被抓过，很是忧心重重，想到那晚父亲给我送来晚餐，跟牢饭差不多，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父亲是个理想很大的人，但不务实，空有一身理想，且属于幻想派。社会总是现实的，父亲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双眼满是沧桑。虽然很多是自己可以改变的，可父亲从来没曾想过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性格，不过也很正常，若是改变了，岂就不是他了。但看到父亲满眼的悲伤和悲凉，家中的处境，让我实在狠不下心去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怕死，怕无缘无故从地球上消失了，因为敢说真话，而且大声的说，总是会得罪说谎话的，而且说谎话的人如此多，刺痛他们的结果我还是能够掂量出来的。我还年轻，也许人活到50岁了，叫50而知天命，反正人生就这样了，无所谓，可我担心害怕。换句话说我还没娶老婆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女人是什么味道还没尝过呢！当然我指的是我的女人。当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怕伤害到我身边的人，朋友无所谓，因为朋友，终究和我是两个独立的人，我怕伤害到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那就会让我很犹豫了。

　　但人生来就是要做些事情的，死，哈，不好意思，死过三回。所以有时候也看开了，正因为人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才有这样的胆量。刀架在脖子上还是害怕的，但真正有勇气的人就要直面自己的害怕。不过我还是很犹豫，会因此牵扯到我爱的人，这是令我最犹豫的地方。我害怕她们受伤，害怕她们受到伤害，那样我会很心疼，心里骂："你这个傻瓜"。其实还有一个忧虑，哎，但凡做什么事情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牵扯。因为文章就是思想，会影响别的人，怕会影响别人的思想。不过时间久了想法就变了，时间是个怪东西，可以改变很多，比如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性以及想法。想，乱伦文章都有人写，黄色更是泛滥。我的文章比起这些来总是要好上很多的，总不会我的文章写出来会有更多的人想到造反或者只想着和女人去发生关系。轼君杀父的文章也有人写，想起和诸位大侠相比，小小本人实在是差得很远。所以比敢写了。再说任何事情总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不可能一步完成的，所以我就先写着吧！不过最近一直只是为此事纠结，问了很多朋友，尤其有写文章而得罪当局的人，问写什么类型的文章。杨银波告诉我主观还是客观，不过这篇文章里面把杨银波的名字署上去应该不要紧。无事不可对人言，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把这样的事情发表出来，众所周知，也当是种尝试吧！什么都要尝试的，望不要怪我。他说主观客观，说了一大堆。我觉得很受用，于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主观上我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客观上我看不惯这个社会，总觉得信仰上有些东西冲突，所以我属于对于政府而言叛逆的人，但不是叛反的人。我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人民，忠于为人民谋实事的人。自然就反抗那些喜欢在妓女床上叫嚣着的官员和令人很不舒服诸如文强之类的人。

　　所以要写。但人要冷静，要心平气和，一时情绪充过脑顶，奋笔直书终究是情绪在作怪。心平气和才是真正的持久。先写着去吧！谢谢杨银波，谢谢唐，我的挚友。谢谢卢，帮助过我的人。多谢各位支持，让我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刺心，望发表此文，谢谢。

2011年3月19日星期六

周国华:“抢购盐”事件昭示的公共危机意识缺失

　　2011年3月16日，随着日本大地震尤其是核危机进入第六天，几千公里外的中国大地突然刮起了一股抢购食盐的风潮：短短的十几个小时里，所有超市中的食盐被抢购一空，含碘的食盐更是人们抢购的首选，以前论袋购买的食盐，陡然见到一箱箱购买的！

　　如果你是在17日才醒悟过来的话，已经晚了，面对的肯定是空荡荡的货架。幸运点的或许还可以买到一点海带、榨菜之类的产品，有甚者，把目光投向了酱油、腌制品等。

　　一副世界末日就要到来的样子！

　　股市上，"云南盐化"被牢牢地封在涨停板上。有聪明的投资者顺着公司的投资轨迹，马上找到了有控股盐业的其它上市公司，如"双环科技"，而资本市场上的嗅觉比狼的嗅觉还要灵敏，这只股票也是在瞬间就被推向了涨停的位置！

　　官方的反应这一次比较及时：电视中、网络上不断有辟谣、解读的新闻，但还是挡不住人们无穷的担心。

　　这是非常典型的公共危机爆发的特征，目前局限于对于食盐的误解与抢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日本核危机的持续恶化（甚至顺利解除以后），一系列围绕核危机的话题与恐慌会在某些特殊的时间点上一触即燃。如果没有很好的事先意识与应对预案，将会再次引发一次次的社会动荡乃至公共危机。

　　关于海水产品的危机，已经到来，类似于"宁波海鲜大酒店"这样的饭店，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可怕的是这些往往是"断链条式"的反应——只要在危机对象产业链上的某点上一有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引发全民的过激反应。

　　特定的危机往往来的突然，然而也不是绝对没有规律可循，笔者认为重大公共危机中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不可小觑：

　　一是信息的"非理性解读"。像这次日本福岛核危机中海水污染对中国海域的影响，就被非理性地夸大了，并相应产生了一系列逻辑简单的错误联想。人们想到的第一点就是将来海盐肯定不能吃了，没有想到其实还有可替代的其它盐类如矿盐、井盐等；也没有了解中国的海盐产量只占总量的20%左右，并不占大头；还有就是没有意识到人体每天对于盐分的吸收是非常稀少的，6克足矣，要屯那么多的盐干吗？

　　二是在特定氛围下民众意识的"整体休克"现象。对于一些非常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如果由每个公民独立做出判断的话，往往是比较客观与真实的。但在惊恐、怀疑、动荡等恶劣社会环境下，相当部分的民众在缺少独立思考氛围的情况下，自己的思维往往被"耸人听闻"的内容"劫持"或"绑架"，由此没有办法做出理智的判断与行动。譬如这次的日本福岛核危机，在气候条件决定了不可能（明显）影响我国的情况下，很多人还是被强烈的恐惧情绪所主导，强迫性地认为自己迟早要被波及到，就是一种正常思维的"休克"现象。

　　三是被动式的"跟风行为"对每一个人都有杀伤力。由于民众之间的智力、知识、见识与信息等有着巨大的差别与不对等，必然造成了很多人的盲从与跟风。很多的农民就搞不清楚盐与核辐射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们也并不知道核辐射的厉害。但买不到盐的后果每个人都是非常清楚的，这就造成了这些人被迫去做自己内心不愿意做的事情。即使一些非常清醒与理智的人，也有被迫加入荒唐行动之中的情况出现，尽管他们如此行动的原因与其他人截然不同！

　　四是利益群体或个人的"兴风作浪"会导致社会的整体恐慌。因为几乎每一种社会危机的爆发，都会有一些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而且这种机会来得异常快捷，获利的空间也极为巨大，因此对于这种机会的把握就极为重要，稍纵即逝。如果这样的获利机会在惠及个人的同时也泽及大众的话，倒也无可指责。但在重大危机到来的时候，那些潜在的获利者往往见利忘义，刻意夸大某些事情的负面影响，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去放大负面的效应，最后得到自己短时获利的目标。相信这次的日本核危机，有些机构在股票市场上就运用了这样的手法；也有一些个人（如网络卖家）也加入到制造恐慌的队伍当中：一位朋友电话告诉我一个极端的案例，有人原来1.8元一袋买来的食盐，转手就卖18元，整整高了10倍！（3月17日淘宝上5袋、10袋地�´
�买食盐的也很多）。

　　……

　　还有一些其他的典型表现，作为政府与个人其实在危机当中都有自己的重要责任：政府的主要职责最重要的是及时、全面地公开信息与采取行动，"捂盖子"的行为已被无数次证明是最愚蠢的行为；而作为个人来说，"获取真实信息"与"用常识思考"是最基本的两个方面。关于政府与个人对待危机的具体对策，本文就不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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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滨：中东革命太给力我党开始吃不消

　　利比亚人民的民主革命势如破竹，直捣卡扎菲老巢，卡大叔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中东局势，超出所有人的料想。这对于欧美到底是祸还是福，目前还看不出个头绪来。就连本拉登都看傻了眼。最直接的麻烦，就是油价大幅攀升。但有沙特增产，油价的疯涨缓和了一点。至于以后就很难说了。搞得不好，沙特也卷进去，全球经济必将再次衰退，甚至引起大萧条都是有可能的。这一次中东革命，我党表面上很镇静，但内心里也吃不消。所谓内紧外松，就是这么一回事。茉莉花造成了维稳费用飙升，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便衣打手们都要频频加班，身体吃不消。更吃不消的，还是那些实实在在的损失。

　　第一、数百亿美元打水漂。我国在中东和非洲多国有不菲的投资。就拿利比亚一国来说，这几天媒体上在大张旗鼓地歌颂政府出动海陆空从利比亚"撤侨"的伟业。我说这是瞎扯淡，骗小孩子的。我国什么时候在利比亚那个国家有过侨民了？俺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有谁谁去利比亚侨居的。从报纸上那些照片一眼就可看出，那些被撤出来的都是些中国工人，而不是拖家带口的侨民。所以这叫撤工，不叫撤侨。那些工人到利比亚去做什么？支援革命？打黑工？做奴隶？非法移民？搞政庇？都不是。他们是正经八百去利比亚参加中国工程公司的建设项目的。说起来心痛。据报道，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一大批中国公司在利比亚有数百亿美元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雇了三万多中国工人。革命爆发后，工地的大型设备被抢，工程陷入瘫痪，我国工人生命财产堪忧，自身难保，公司不得不放弃利比亚的项目撤回全部人员，海外业务遭受巨大损失。中建全资子公司中建八局是利比亚班加西岗得富和哈德拉新城两万套地产项目的总包商，一共十家公司分包，中建八局属下二公司、四公司、青岛公司、天津公司和土木公司，另外，还有青岛建设集团、北京国都集团、南通海门、万年�成和云峰等10家公司，上万人参与项目建设，投资金额数十亿美元。目前后期装修的大宗材料几乎全部进场了。撤离之后，中国建筑在班加西的项目将面临巨大的损失。这仅仅是中建一家公司，在利比亚的中字头公司就至少有10家。中国铁建是海外业务合同签约金额成长最快，海外工程最多的上市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是中国铁建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非洲市场的开拓，签约了利比亚沿海线铁路项目和南北铁路项目，签约金额近40亿美元，这些工程都处于大规模建设之中，还未交付使用。利比亚西线铁路，正线公里是由中国铁建所属的中土集团公司、铁四院、铁五院、十一局、十四局、二十三局承包的，2010年4月17日开工，合同额8.05亿美元，工期36.5个月，目前也泡汤。这次利比亚大撤离让中铁建2011年海外业务面临巨额亏损，未来损失是否得到赔偿还是未知数。这有很多因素在内。利比亚革命成功后是否能很快稳定住局面，新政府对旧政府签署的合同是否认账，新政府是否能凑集起经费来持续那些项目，这些都是未知数。现在就连利比亚会不会有个新政府都还是个问题。没人赔偿这些损失，那由谁去当冤大头？

　　第二、经济损失还是小事。反正损失再大，"两会"也不会把谁传去听证，也不会有谁丢官。政治上的损失却是无法估量的。我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没有一个盟友，这是不争的事实。中东革命后，我党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将更加孤立。中东革命无论是否符合欧美传统观念中的民主自由或普世价值，都是人民推翻独裁暴政的人民革命。人民的意志就是一切。今日的中国社会和中东革命前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中国的茉莉花虽然不开，但中东人民革命后，世界上的独裁专制政体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得人心。前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在美国砸下重金的宣传攻势叫一场中东革命全部泡汤了。特别是卡扎菲大叔拿出六四血洗天安门为他的血腥镇压辩解，让我党颜面丢尽。几天前北京便衣人员对外国记者大打出手，更让这些挨打的记者回国后下决心让我党难堪。这都是党以后要面临的尴尬。今后我党无论在时报广场花多少钱打广告，人家只要在大幅广告旁贴上一副小小的中共警察殴打平民百姓和记者的照片，一切都昭然若揭。

　　第三、政治上的损失毕竟是集体的。反正如今人人爱的都是钱，没有谁还爱我们那个党。个人的损失才是真正的痛。这一次中东革命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让日后世界上任何政权使用血腥手段来"维稳"越来越难。笔者不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会出现"茉莉花革命"。但日后这种革命一旦发生，我党如果再次大屠杀将面临什么结果呢？请诸位细读一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月25日的关于制裁利比亚的A/HRC/S-15/2号决议和2月26日安理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那里面有一条是要查封卡扎菲和他亲属的所有在海外的资产。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往联合国都是对某国实行经济制裁。即使有对某个独裁当政者制裁，也放过其家属。这一次连家属都不放过，这就使卡扎菲即使把财产转移给后代都不可能。党每天都在骂美国，但我党高官的后代大都在美国。中国一旦再次出现血腥镇压，"官二代"在海外的资产都要被查封。对他们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里写着："urgently dispatch an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to investigate all alleged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to establish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of such violations and of the crimes perpetrated， and where possible identify those responsible"。这就是联合国要调查卡扎菲当局的反人权罪行。这项调查的结果将如何处理呢？要" refer the situation in th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since 15 February 2011 to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这就是把2011年2月15日以来的利比亚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往联合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或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罪行时动用过国际法庭。这一次国家领导人卡扎菲没有屠杀一个外国人，他屠杀的是本国人民，联合国要调查他的罪行，这就开了一个先河。我国政府以往遇到这一类事情都会照例抗议说这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或"人权高于主权"。但这一次却没敢吭声。为什么呢？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同卡大叔划等号了。所以这两项联合国决议是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有了这一先河，以后任何国家的政府要是大肆屠杀本国人民，联合国都可以参照这一先例，把残暴的专制当局送上国际法庭审判。2月28日，美国飞机和军舰已经在利比亚附近待命。欧美正在商讨在利比亚上空建立禁飞区的可能性。这个联合国的新做法让以后任何试图用武力镇压本国人民的独裁者都要考虑及其严重的后果。看来，西方各国是拿定了主意要"干涉"利比亚的内政了，而且这是世界主要国家包括我国在内所认同的。但笔者认为把卡扎菲送交国际法庭审判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倒不是担心他会溜掉，而是担心在他被送交审判之前已被愤怒的民众活活打死。

　　所以，当我国那几个发言人得意洋洋地对茉莉花革命冷嘲热讽时，也许他们在想，反正儿女都送到美国去了，存款都打入瑞士银行了，革命一来俺大不了一溜，去美国享福。再不，跟卡扎菲的众多幕僚们一样来个行为艺术―当场叛变。现在他们也许要慌了。搞不好连自己后代的海外资产要被查封，更可怕的是要被国际法庭追究刑事责任。到那个时候，他们想一睹茉莉花之美都不可能了。等待他们的，只是冷艳的金达莱。

　　世界上有很多政党和政客下台后都有机会东山再起。只有一个国际上曾经很流行的一个政党一旦被赶下台就再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卷土重来了。是什么原因呢？

2011年3月18日星期五

刘革学:低廉的著作权，沉重的稿酬税

　　中国人税负之重，在世界上居于前列，而稿酬税即是一个人所诟病的税种，对知识分子是一个严重伤害，对创新创造是一个巨大的制约。

　　解放初，我国是没有稿酬税的，那时老舍等作家出版一部作品，所得稿酬可以在京城买一处四合院，而且不用缴税，大多数作家生活过的很好，真心赞美社会主义。

　　后来，改革开放了，鼓励创新了，尊重知识分子了，却出台了稿酬税，有识之士创作一部作品，出版一部作品，十分艰辛，得不偿失，而所得的寥寥稿酬还要缴纳高额的稿酬税，这个税不但可恶，而且可恨，与变身为人头税的个调税一样应该废止。

　　举例来说，一个人用5年时间，创作出版了1部著作，付出的成本无数，所得大约15000元人民币。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已经是很不错了，很多书的稿酬只有几千元，甚至是负数（自费出版）。15000元稿酬要缴纳多少稿酬税呢？按照现在的税法，稿酬及非经常性劳务报酬扣除标准仍然执行1980年的个税起征标准，也就是说扣除800元，纳税金额是15000-800=14200（元），税率为14%，应缴税额为14200X14%=1988（元）。如果分解到每个月，则此人的收入和缴税分别为15000/5X12 =250（元）和1988/5X12=33.13元，也就是说，他每个月收入250元，还要缴纳33.13元的税，这样的话，他不饿死也要赔死！稿酬税很不合理，有人曾想拒交，但出版社告诉他，这是直接扣除的，所有人都一样，没有办法。

　　一个白领，每月收入5000元，这已经较高了，按照现在的个调税，扣除生活费标准为2000元，他每月需缴纳个调税（5000-2000）X20%-125=475（元）。在大城市里，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时代，这2000元很不经花，也许只够自己吃穿的消费，却没有赡养、抚养和购房的能力。上有老，下有小，现在每个就业人口赡养、抚养人口在2个以上，随着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及老龄化的到来，赡养、抚养人口系数还会增加，房价飞涨，所挣的钱根本不够花，还要缴纳个调税，而且是从工资中强行直接扣除，没有商量，令广大工薪层悲愤而又无奈。大多数人达不到这个收入水平，蓝领的月收入则更低，月薪1000-2000元的比比皆是，按照国际标准，实际上处于贫困水平。

　　中国的个税其实是工资税、人头税，大款、老板、有着巨额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的人可以不交税，税法规定年收入12万以上的自行申报，是否申报取决于他们的自觉性，大多数人并不申报，或不敢申报。有的老板通过做账将巨额收入隐藏起来，达到避税的结果，贪官也从不申报贪污受贿金额，而工薪阶层、著作权人、打工者则被强行扣除，而且凶狠无比。

　　个税已经不合理，稿酬税更不合理。比较一下，可以看出稿酬税的实际税率远远高于个税，起征点远远低于个税。如此低的稿酬，如此高的税收，谁还费心费力去老实创作？职业作者能够拿到高稿酬的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只能业余创作，或者以丰补歉，用科研经费、工资、赞助补贴出版著作。如果靠稿酬谋生，那样中国大多数作者都得饿死、赔死！

　　个税当及废止，稿酬税更应尽快废止，它不仅不公平，还深刻地伤害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这个荒谬的税种，何时寿终正寝？期盼着那一日早日到来！

　　201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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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革学:教材出版侵权合法？

　　在网上看到某作者辛苦十多年写就一部作品，被出版社印制教材使用，可是多年未得分文稿费，很是气愤，很是纳闷，最近自己也遇到此类事情，才窥见其中部分不公真相，现予以披露。

　　某著名教材出版社未经我授权编选使用了我的作品，已出版发行数年，我在网上阅览时无意中发现，便去电查问此事，可是，反复交涉，很不顺利。对方称按照法律规定，教材可以不经作者同意就使用他的作品，稿酬付给著作权管理中心，要直接付给作者个人，要走流程，需要时间。我说：你欠我的钱，却还给了别人，说还了，这合理么？你们说以前不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现在作者找上门来，还推三推四，这是何道理？我不是不允许你们使用我的作品，也未追究你们侵权责任，未提过分要求，该支付作者的稿酬还不办，这事明明白白，还这样难，实在说不过去！我很气愤！

　　我质问这个法律规定是否合理，也质问有关的出版社是否合适。你们用作者的作品，并标明书名、出版单位，怎么就联系不到作者？而且，宁愿付给著作权管理中心、作家协会，而不痛痛快快付给作者，是何道理？而且你们付了没有，付了多少，这些钱被谁拿了，怎么花了，作者毫不知情，也从未收到，怎么就证明你们合法地使用作者的著作权益？如果我销售了你们的图书，把书款却给了我的朋友，或者某某管理中心，你们干么？

　　他们声称事涉稿酬税，比较复杂，更引起我的气氛，稿酬税这个极不公平的恶税，对你们来说那么重要，而作者的权益，就这么不重要？你们保护这个利益，那个利益，但作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你们能逃脱责任，逃脱良心的谴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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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的政改舌苔：空空荡荡

　　看完温家宝记者招待会后，心中良久不能平静，除了温家宝在我等心中党内改革派的形象彻底破产了以外，对中共的最后一丝奢望也荡然无存。

　　会前，虽然关于温家宝的种种传闻，家族腐败也好，做秀也罢，也多有听说或从墙外看到，相关报道或揭密弄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但内心还是报着一种善意说服自己，以为那些说法，或是政敌的构陷，或是敌对势力的诬蔑，或是夸大的谣传。他多次谈及普世价值，政治改革，不是做秀，而是良知的涌动，自去年深圳谈政改之后，党报的嚣张以及他的突然缄默，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党内斗争氛围。我们认为，他是无奈的，温家宝之于中国，仍然是民主的一线希望。及至茉莉花革命兴起，有人呼吁以温家宝记者会上谈政改为号，推举温为领袖，将革命引向新阶段，很多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同时，也为他捏把汗。不知受此影响，他还能不能谈及政改。等到CNN记者提到政改话题时，全世界都瞪大的眼睛，看温家宝怎么说。但看过昨天的记者会后，反复咀嚼他谈及政治改革的言论，越品越不是味，他哪里是改革领袖，根本就是一个会说漂亮话的戏子。他的言辞，证实了他的"影帝"身份。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一、空论政改的中学教员与推卸责任的大国总理

　　[温家宝]我认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2011-03-14 11：41：22]点评：近乎于陈词乱调了，说了等于没说。没什么新意，至少共产党一直是这么说的和做的，做的够不够是另一个问题。在如此重要的中外记者会上，一个大国总理拿出中学政治教员的水平，实在是让身为该国国民的我，不好意思。

　　[温家宝]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　[2011-03-14 11：41：41]点评：这也是陈词乱调了。但温家宝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点，已经引起外界的部分反感。有论者说，他这段话的意思，是拿政治改革来当挡箭牌，推卸责任，其实并不是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是在把经济发展中的失误甚至失败，归罪于他人。是不是这样的，诸君自己品味。我原先是不信这种观点的，以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对照温执政以来社会越来越溃败的现实，又不能不由得倾向于这种分析。

　　二、行政体制改革也可以反腐，为何不做？

　　[温家宝]第三，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2011-03-14 11：42：42]点评：仔细检索了一下，从2003年温家宝的第一个记者会开始，他就强调"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此后，这一点一直贯穿他政改谈话的始终。以前我深信他是认真的。但今天仔细想了想，温家宝执政以来，具体搞了哪些制度"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除了一个虎头蛇尾的"政务信息公开"外，制度建设乏善可陈，社会治理大为倒退，因言治罪死灰复燃，文字狱大兴其道，可说是六四以来最为黑暗的时刻。执政第9个年头了，身为一国总理，如此承诺只留于口头，具体行动上却失信于民。别人说他做秀，也就不奇怪了。其实这一点与政治改革关系不大，因为他说的是"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而不是"让人民批评和监督党"，属于典型的行政体制改革范围。温曾以"九死不悔"的表态获赞于媒体，又以民主改革形象示人，在改革方面，应当是以见�插针、滴水穿石的功夫倾力而为。政府归他管，他不搞，其他8个人也不好越俎代庖；他要搞，其他8个也不好横加干涉。很多方面，包括反腐机制建设，完全可以以行政改革之名有效推进，但他实际又做了什么呢？拿官员财产公开来说，温家宝是中央政府总理，让党员公开财产，可能他力不从心。但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言，让各地政府首脑及中央部门官员公布，总是他可以要求的吧。不能全部搞，先搞试点也可以啊。搞不了地方，国务院内部搞搞总可以吧。国务院李王回张等副总理反对，你的办公室总可以搞搞吧。实在秘书们反对，你家里总可以搞一下。现在外面议论那么大，为什么刻意回避？温家宝那么在意自己的形象，如果自身是清廉的，一定会想法设法消除外界对他家族腐败问题的质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自己及家属的财产。可他就是不公开。这一点很让人不解。有评论说，"他说别人腐败，其实他就是腐败集团的总头子。"起先以为这是毛左们的造谣。现在看来，不是总头子，也大概是大头目了。否则，他为何屡树清廉形象而不得，大概这一点是无论如何树不起来的。所以他只有树民主改革的旗号了。

　　三、九年民生，弄成了民不聊生

　　[温家宝]第四，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们不仅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逐步减少分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的不公，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做到所有这一些，都必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2011-03-14 11：44：47]点评：这几句话，也几乎是中学政治课本上的。搞民生，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胡温上台就开始喊。结果呢，民生弄成了民不聊生，公平弄成了公然平地，正义弄成了正在起义。教育成了产业，连人大代表都居然喊出农村孩子不要上大学的荒唐言论。医疗也成了产业，老百姓看病的一部分钱，据说就买了温家宏处理医疗垃圾的单。更不用说房价了，九年来年年调控，越调越涨。连老百姓都说，"不怕开发商耍混，就怕温总理调控"。

　　四、"民众素质低不能搞民主"的另一种表达

　　[温家宝]第五，要给每个人以受教育的机会，充分发挥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精神。因为只有人民有积极性，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我们已经在县和不设区的市实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市以上以至中央，我们还实行的是间接选举。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当中实行了差额选举。　[2011-03-14 11：48：56]点评：温说得最出彩的话，也是最反映内心深层真实想法的话。我一开始听到，以及初读时，也被感动了。但越读越不对对劲，最后终于读懂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这句话看似跟前面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大有勾连。其实他前面那些话，表面上是谈教育的权利，其实不过是一种包装，他的中心意思，还是中国人受教育不够，素质不高，不能搞民主的意思。类似的观点他其实早就表述过， 2003年11月23日，温家宝在美国回答华盛顿邮报记者问时说："我们在县、乡和不设区的市实行的是普选人民代表。在省和设区的市以至中央，实行间接选举。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中国很大，人口很多，经济不发达，发展又不平衡，在现阶段不可能在高层开展直接选举，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文化素质就不够。"当时这个说法受到了海内外的批评，于是他学聪明了。上次跟学生谈民主时，也是先谈读书。这次又是先说受教育的机会，好象是在谈一个权利，其实在变相表达在他看来"民众素质低不能搞民主"的观点。

　　五、是谁 "需要一个过程"，才能"相信群众"？

　　[温家宝]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要相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也能管好一个县，这需要一个过程。　[2011-03-14 11：49：15]点评：这一句里有点新意。越读越不能不佩服温家宝的确是个言论高手。初读这句话时，我们会有温家宝相信群众能管理好自己这个基本感觉。"但是要相信群众能管好……这需要一个过程"这句话里没有主语，应该是他有意隐去的。显然，他要表达的是，"有一些人"还不能像他一样"相信群众"，需要给那些人一个过程。如果加上主语，就比较明确了，即"但是要那些人相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这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是温的高明之处。哪些人？当然是指胡锦涛等人了。温如此煞费苦心，字斟句酌、含沙射影地把不相信群众的责任，归到了胡锦涛等他们的身上。这就是温这句话的最大新意。

　　六、 "党的领导"很滑头：点了题，也撇清了自己

　　[温家宝]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谢谢。　[2011-03-14 11：50：09]点评：最后点题了。要"党的领导"，这个关键点一下子把温家宝自己与那些要推举温家宝做"中国茉莉花革命"领袖的呼吁，撇得一干二净。再加上他前面以中国特殊论来谈中东革命，婉拒茉莉花的言论，我们可以基本判定：温家宝这次谈政改，还是只想得民主改革派的名头，不想沾民主运动的包。

　　总之，温家宝这次谈话，除了费尽心思地影射别人外，核心基调其实与吴邦国的"不搞"说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巧言令色，空洞无物，根本就是为了说政改而说政改，给自己贴标签的用意太浓。他亮出了自己的舌苔，空空荡荡之外，假如有物，也只剩下虚伪了。政改最终沦为个人秀，民族大义最终被玩弄，对于温，对于中共，我是彻底死了心了，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要"茉莉花革命"而不要"茉莉花改良"了。政客们如此微言空义地糟蹋改革，也难怪民众们心寒了。

　　［亚当之果2011年3月15日］

茉莉花革命与公民人格塑造

茉莉花革命与公民人格塑造
“启蒙是现代民主的基础”——瑞士人权学者托马斯・佛莱纳

茉莉花革命，她既是一场街头的民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公民主体人格的塑造过程，也就是说，她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茉莉花”革命可以让群众通过由启蒙式的运动方式来获得自我启蒙。民主党全委会的顾问洪哲胜先生从事台湾民主运动大半辈子，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来到民主党全委会总部作过多次演讲，传授民主运动经验，他把自己的斗争经验心得归纳为“公民运动”和“群众自救的组织方式”等理论，这些给予我们以很多的有益启示。
今天，展开中国的茉莉花行动需要开拓更加深层而广阔的公民活动空间。我们坚信，在中国，有良知的、尚未彻底泯灭良知的国民多得是，这样就有了“自救”的可能，首先让有许些良知的公民觉悟起来吧，一场称之为社会正义的自我觉醒运动可以开展起来，这可不是中国古人空乏的“致良知”心性之学，或是无担当的“格物格心”之说。
如何进行之？人权是人类启蒙观念的反映。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公民运动是从讲真话、讲人权开始做起的，它的根本宗旨是唤醒被专制独裁摧残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第一步的运作就是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所在，由此唤起公民的意识。《七七宪章》公民运动对于推动苏东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中国人不妨采取中国特色的方法：洪哲胜说我们要让人民学会识别好事与坏事，鉴别好人与坏人。我们的普通百姓每天至少要对你身边的共产党员作一次露齿的微笑，也就是微笑的时候尽量张大嘴巴把你的牙齿裸露出来，并且尽量带动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邻居一起来参与；进而，当你在与中共党员讲话的时候，尽量把脸转成侧面的来进行，即不要正面直接面对着他讲话。我坚信，只要大家持之以恒，形成一个崭新的社会风尚，在不远的将来，社会面貌必定会大有改观，最终由量变到质变，社会实现转型。
假如你的亲朋好友之中恰有共产党员，那么你不妨推心置腹地与他/她谈心：当一名共产党员，混日子多少年了到了你这个份上，须讲过多少违背良心的话？你做党员的生涯中作出了多少违背良心的事情？倘若你不幸地恰是一位中共分子，那么你实在是该忏悔人生，拷问良心：在我的一生中已经做出了多少对不起人民群众的事情？还将须要做出多少的缺德事情？！
这做法对于中国专制独裁的整个统治系统而言，必定是个釜底抽薪的好办法。中国的营私舞弊、特权腐化、两极分化、声色犬马、暴虐无常，等等，集中表现为权力的毫无制约，权力来自于服从，盲目服从又来自于社会群体对于权力的过分迷信和信仰，现在让我们动摇其信仰的基石。
倘若有共产党员分子对你的做法发泄不满，那么你不妨答之：共产党员不是号称说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吗？我只是对你表示十二万分的钦佩而已！
生命诚然可贵，人，活着总是要考虑自己的生命，可是为了自由，人有时候不得不把生命豁出去，因为自由的价值更高级。为了社会的正义，为了人权，为了明天更多的自由，人又不得不放弃当下的自由，于是就需要勇敢者站出来，大声疾呼，敢于担当勇士，勇于向不合理社会进行抗争。可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鲁迅先生如斯说。尤其是在共产党暴政的高压之下，中国的男子汉都缺失了阳刚英武，阴盛阳衰之气充斥着中国的社会。正因如此，中国当代具有男子汉特质的勇士方显特别的珍贵，我们应该对待我们的勇士该像稀世珍宝那样，尊敬他，安慰他，崇敬他，爱戴他。
如果你是个胆子小小者，没有胆量去“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么你不妨跟在勇士后头行事也不算太糟糕，起码不要去嘲笑他、愚弄他、告密他，助官镇叛，尝鲜“人血馒头”，那种缺德的事情实在是有损于道德人格的。
也许，你的正义行为致使你的实利受到了一些损失，譬如，没有了“五毛”的奖赏，但是你在人格上却完美起来，在你的内心之中树立起一个较为庸人高级些的道德律令，可以使得你亲近于上帝，为使你在来世得到灵魂的不朽。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施卫江撰稿
                                             2011年3月13日

全委会继续游行誓当茉莉花后援

被茉莉花革命惊呆了的中共当局，设置重重关卡防止3/13的茉莉花锭放，反证了茉莉花革命的进步意义。作为最坚强的中共反对派组织，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一以贯之地声援中国的茉莉花散步行动。为响应以“三个代表”为代号的第四轮“茉莉花集会”的号召，为同步策应国内的茉莉花行动，为抗议中共当局恐惧于茉莉花革命而非法拘捕大批异议人士，美国东部时间3月12日晚上10点正（北京时间3月13日上午11点），全委会第四次在纽约时代广场聚集，与两岸三地的民众一起，参与中国茉莉花行动。在前三次茉莉花行动的基础上，步步升级，这一次的茉莉花革命行动已将活动城市和地点扩展为全球范围内的48个城市，在两岸三地，以及远隔重洋的纽约市同步举行。
民主党全委会在共同主席王军涛的率领下，全委会执行长王天成、人权活动人士吕京花、美东地委的办公室主任张玉红、副主任李世勤、东北部主任彭咏言、美东宣传部副主任施卫江、党员王礼进、瞿品丰、沈韵贤、张敏、章荣、郁燕峰、张成亮、陈学咏、王晓青、曹晗、朴海雄、陈阳、龚晓麟、从桂萍、徐国鑫、姚兴芳、蒋小岚、孙储明、孙德林、董新、林娟、中国社会民主党联络部部长曾大军，以及民主党友人Gary，Ceily，等多人，一起来到时代广场上，参与了茉莉花革命游行集会。
与会者来到广场上，高举起各种革命标语和茉莉花图片，以及最近被捕异议人士的照片，马上吸引住了周边众多游客的眼球，纷纷上前围观、声援和鼓励，大家在“广场喇叭”吕京花的引领下，反复高唱民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不断高呼口号：Freedom China! Democracy China! Human rights China! Down down Hu Jintao！ Down with CCP! What we want: Freedom!
三月中旬的纽约，已是鲜花锭放的季节，地球北半部人们的激情和活力在渐渐释放出来。在民主党党员们昂扬的斗志鼓舞下，广场上游玩的各种肤色的游客中，有许多都被激发起革命的激情，参与到民主党的口号声中来，有一位游客手持白色的鲜花作为茉莉花的象征参与到游行队伍的行列中，兴高采烈地拍照留影，连维持广场秩序的警察也为民主党的意志毅力所感动，非常愿意为民主党的游行示威保驾护航，来自墨西哥的政论作家专门为民主党全委会的游行活动摄制了长篇的录像，他表示回国后将会多多作宣传。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时报广场第四次茉莉花行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MFyjaft13E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宣传部施卫江报道
                                     2010年3月13日于纽约

抢购食盐所折射的国人自私

　　据说食盐的疯狂源于日本的核电站爆炸，可遭受核辐射威胁的日本人还没疯狂，远隔重洋的国人到是先疯了起来

　　先不说食盐能不能防辐射，就算能防辐射，做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再一步证实国人的自私自利

　　假如食盐真的能防辐射，你囤积一堆，束之高阁，自己是高枕无忧了，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因为你疯狂囤积而没买到食盐的同袍要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想怀抱着吃不完的食盐，坐在阳光下的躺椅上悠然的欣赏着那因没有食盐而遭受辐射的同袍的痛苦惨状呢

　　就你这种疯狂的举动，你就没资格说自己爱国，连同胞的死活都不顾，何来的爱国，你也就跟没资格打着爱国的口号去嘲笑在核威胁下的日本人民

　　当然，你幸灾乐祸那就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了

　　加碘的食盐真的能放辐射吗？我估计还没等防住辐射，你就碘过量先了

　　你觉得辐射污染海水，可能污染到食盐加工，呵呵，海水因杂质太多，国内的食盐基本上都是井盐了，能买到海盐也算你运气

　　估计这疯狂到了最后，就像那位老太太。当各色人等在超市疯狂抢盐的时候，一老太太镇定自若，闲庭信步似的自顾自的悠闲的选购别的商品。一抢的满头大汗的仁兄见到后甚是纳闷，问：大娘，你怎么不买盐啊。老太太莞尔一笑说：非典那年抢的盐还没吃完呢

　　2011-03-17

　　作者：Stanley

南方周末：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不止是无视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两会"宏旨而扬言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是冲口而出：诸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诸如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诸如"与政府作对就是恶"，诸如"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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