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良知的中国人

2009年11月26日星期四

林云海:不差钱，百姓存钱，公仆藏钱，人民送钱

　　百姓不差钱，把钱存起来了；

　　公仆不差钱，把钱藏起来了；

　　人民不差钱，把钱送兄弟了；

　　咱中国真的不差钱——差什么都不会差钱！

　　百姓不差钱

　　有名洋专家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解决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提高中国人的工资。对此央视主持人邱启明同志评论说："其实工资一直都在涨啊，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存钱，你发得再多，人家都存起来，不用。"洋专家一点都不懂咱们中国人，还喜欢不懂装懂，幸好咱们中国人从未打算要听他们瞎指挥。

　　公仆不差钱

　　国家攒了2万亿美元，意味着国内多印了14万亿人民币，很多人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人们不知道的是，广大公仆们在默默地做着贡献呢，他们把多余的钱都藏起来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成亿的藏，人多力量大，中国有几千万公仆，别说只是14万亿，就算再多一百倍，公仆们也能把它们好好地藏起来，保证中国不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人民不差钱

　　最近中国人民又送了100亿美元给非洲人民，说是"优惠贷款"，其实按以往惯例，这钱最终是不用还的，而且是"不会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也就是说，这钱其实是中国人民送给非洲人民的赠礼。拿100亿美元做赠礼，多大的手笔啊，你可以想像，中国人民有多不差钱啊！

　　回过头来再看所谓的"中国消费不足"，很容易发现那其实是个假问题，既然都不差钱，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所谓"中国消费不足"，体现的其实是中华民族艰苦朴素（百姓）、廉洁奉公（公仆）、乐善好施（人民）的优良传统，洋专家不懂可以理解，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不懂吗？

　　200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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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君:民主是恐怖主义

　　突然想写篇文章，应该很久以前就想写了，但碍于一些东西，始终没有动笔，文章就是民主远比独裁来得更可怕。这是个很深的题目，也必然有很深的内容，说真心话，写这文章的时候，心中有一半的空的，因为这好象在探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广大和深远。就因为话题之大，所以有些夹舌。

　　本来还不是想到这一层的，只因为上次坐火车，一个老头在和一个老师争论社会怎么赚钱，后面才说到民主和独裁以及专制。老头53，很牛的人。声音很大，老师多少显得畏畏缩缩。其实老师的想法是很幼稚的，但今天讨论的是关于民主的话题，所以不想针对这个老师来讨论了。

　　老头说民主比恐怖主义还可怕，前面一时没明白，后面一想，对啊！因为他控制更多人的思维和思想，只因为在所有人那里是善的，因为人都是喜欢善的，然后为了善去用一些手段，却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破坏性更大。但又说有破才有立，中国乃至世界何尝又不是在这种破了立，立了破的循环中前行的。这么一分析，精辟，对。中国之所以不民主，只因为保守的力量还很大，但如果中国13亿人，7亿人支持民主，或说潜意识里。那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我们要民主，然后就是会有人付出行动。那剩下6亿人，5亿人观望。因为中国是专制国家，所以不像共和国，是全民的事情与责任。在中国，国家的观念和民众对于国家的观念是很单薄的。就像封建时期一样，谁当皇帝又怎么样，我只管自己有田种。今天制度虽然有很大变化，封建变专制�
��但本身性质变化并不太大。所以中国人的思维还是明天谁当政跟我有什么关系，只要自己还有饭吃，只要他还是汉人。那么就不可能会有1亿人站在保守的位置了。那么这被"民主思想"控制的人或意识或潜意识中变成一股力量，与保守的力量必定会有冲突，而且会很尖锐。那社会生产是不是被破坏了，农业，工业是不是受到损害。答案是是，肯定是！这样一看，民主是不是变成了恐怖主义。

　　所以反过来一想，老头说的有道理。虽然老头很朴素，坐的和我一样是40多块钱就可以跑一千多公里路程的火车。这种火车在今天应该拉去回炉的。我坐过两次，冬天来了，晚上漏风，那不冻得死人。也就因为这样的价格。可想老头的身份和家资。但他谈的话也可以看得出绝对不是一般人。看得出他很正义。因为这个世道，只有正义的人正直的人才会坐这样的火车。53岁的人，有这么高政治觉悟，我在他面前都觉得有点汗颜。他如果受贿，收贿，绝对不坐这样的车，那气势，我相信，做个大市的某个重要部门的局长绝对没问题。他都说现在手上百多号工人，可见是个好人才会沦落到今天，才会坐这样的车。他以前若没当过官我绝对不信。

　　再说到民主，也就因为社会太多不公平，好官坐垃圾车，管那些穷得不能再穷的工人。好人得不到重用，坏人到处招摇赚骗还大把的钱花得心安理得，贫富差距如此拉得大，才会形成民主的温床。而民主其实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可以说他比恐怖主义危害大得多得多。因为恐怖主义无非就是制造一种社会恐怖气愤，说真的，得到支持的人很少，危害也就那么大，大不了死几个人，几十个人，最多百号人就算很恐怖了。可社会照样在生产，人民照样还是可以过日子的。可民主一来，那就不得了，如果像现在这样压得这么死，反抗力量那是相当大的。那就不是人民骂一两句娘就结束了的。一旦爆发起来，社会很严重的地区社会绝对会停止生产，人民，一部分人民会沦为难民，难民就会变饥民，饥民就会变暴民。暴民又会加入民主力量中去。颠
覆性的。

　　所以我说民主主义是恐怖主义，比恐怖主义还恐怖主义，但也必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只是希望今天政府当局，就是共产党，放明白点，明白这后头的力量是什么，不要真有个什么火星子引发了之后闹到这一步。

林云海:奥巴马同志可以晋升“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了

　　奥巴马同志的中国之行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和平。

　　奥巴马同志表示，他尊重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全国体制）、现有的政治文化（领导本位）、现存的政治传统（赢者通吃），他领导的美国无意强制中国作出任何改变。他认为，表达自由、宗教自由、接触资讯的机会、政治的参与等普世的权利不是美国独有的，中国现行的（全国体制的）政治制度、现有的（领导本位的）政治文化、现存的（赢者通吃的）政治传统同样可以实现这些普世的权利，事实上，中国众多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有识之士已经享有这些普世的权利了，那些与他坦诚对话的上海学子只是冰山一角。

　　奥巴马同志认为，越是能够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他建议，如果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有识之士能将社会的变强正确引导到支持中国现行的（全国体制的）政治制度、现有的（领导本位的）政治文化、现存的（赢者通吃的）政治传统上来，使得社会的强大对中国只有利，没有害，中国就最好不要限制互联网的使用，因为得到正确引导的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力量的来源，互联网越开放，对中国就越有利。

　　最后，奥巴马同志提了点小小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帮助美国加大出口。对此中方表示，如果美国的加大出口会危害到中国老百姓勤劳善良、艰苦朴素、忠心爱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很抱歉不能答应，而如果美国的加大出口有助于强化中国现行的（全国体制的）政治制度、现有的（领导本位的）政治文化、现存的（赢者通吃的）政治传统，让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有识之士欢欣鼓舞，中国将无任欢迎！

　　总的来说，奥巴马同志的访中是在友好、和谐、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中美两国就维护世界和平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各自共识。奥巴马同志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和平，为我们的繁荣稳定与和谐统一提供了重要保障，奥巴马同志不失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作为本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可谓名至实归了。

　　2009年11月20日

蔡铮:去韩国考察计划生育

　　2008年底，中国上饶市计生系统的官员们如全国各地计生官员一样，啥事没有，因为哄人多生他都不生，所以他们的计生任务提起三年完成 —今后一百年恐怕都没活干。但要装得很忙，装得国家没有他们就会一夜之间卵生出蝗虫般满地爬的孩儿。因此他们不能在家干坐着，于是决定出去"考察"学习外国该行的先进经验。可全世界就只咱伟大的中国正如火如荼地搞计划生育（越南也在搞，但只是鼓励只生两个），也只有中国的计划生育经验最为丰富，成果最为显著，30年搞下来已把中国30年后的社会发展全面崩溃搞定了，为此已得到了担心"黄祸"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口称赞。这些官员功德无量，得了上面的奖赏，钱多得花不完。上哪儿呢？众所周知，好玩好看的西方发达国家如法国都在想千方设百计引诱百姓多生多育，去不成。日本韩
国不错，且跟中国相近，人多资源少。小日本只如中国的一个省却有一亿三千万人，大韩国有如中国的一个地级市却有快五千万人。他们便决定去日本和韩国考察他们是怎么搞计划生育的 .这些官员逛了日本，又逛了韩国，吃腻了正宗的日本料理，可他们一路看到韩国电视上，报纸上，大街上到处都是政府鼓励国民多生多育的广告宣传。这些官员吃了一惊，这个经验可不能带回去，一带回去那饭碗就砸了 —— 不但砸了自己的饭碗，还把从中央到地方上百万计生官员的饭碗全给砸了。怎么办？花了几十万出去逛了一趟，总得有个交代吧。回国后他们就吩咐高手写了个创造性的报告。"（上饶）市计生系统赴日本、韩国考察报告2009-1-7). 报告中说：

　　"韩国制定了许多政策奖励计生户，如，进行手术避孕并持有节育手术证明的，优先获取政府公寓补助；只生一个孩子及证明的，男人可不参加预备军训练；纯女户享受国民健康保险和免费生孩子服务。农村地方公务员升职必须执行计划生育，像做述职述廉报告一样，做家族计划生育报告。"

　　"深度动员，齐抓共管。韩国通过电视、地铁站、剧场、列车、军队广播等载体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号召全体国民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韩国曾提出'只生一个，三千里国土也满员'的宣传口号和'生一个就好，生一个就够'的经典标语，制作过多期计生专题片。男人同样接受性教育和生育教育，国会议员、企业家、军人、政府公务人员参与比例不断提高。并且，发动宗教领导人向信徒宣传。通过宣传教育，形成共识，促使全国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看了这个报告让人以为韩国正全国上下都在忙着跟我国搞计划生育比赛，看谁"计划"掉的人多，看谁能得国际"计生"大奖头名！而实际上，2008年的韩国已经实施鼓励百姓生育政策十多年！

　　曾经实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现代国家全世界只有韩国，正在实施"一胎化"政策的全世界只有中国。韩国走在中国前面。韩战结束后韩国人猛生，满地都是孩子。60年代初，韩国不知是听信了美国主子的还是国内什么人哪根筋接的不是地方，全国上下搞起了计划生育，鼓励百姓只生一个，当然手段没有中国先进，没用绳子加刀子，主在宣传奖励，至多来点罚款。最先反对"只生一个"的是基督徒们。可韩国是强权政府，"只生一个好"的国策一定，反对声音全熄火，漫天遍地都是"只生一个好"的轰隆隆国家宣传。80年后50年代"超生"的一代的生育高峰过后，韩国经济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到了1990年其总和生育率降为1.59，1995年为1.65，明显低于2点1的更替水平。更让韩国政府恐慌的是，九十年代人们生活普遍提高后，迷信多子
多福的韩国人的年轻一代不愿意多养孩子——不愿多生是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的通病。而这时韩国人忽然明白，人口的生养并不为本国资源所限，这样"计划生育"下去不仅会导致韩国老无所养，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经济发展停滞乃至崩溃，而且会导致大韩民族绝种！韩国人民恍然大悟他们犯了个天大的自残自灭的错误！于是在96年韩国人口达4500万时，国家生育政策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从实施要百姓只生一个到启动鼓励百姓多生多育的新人口政策。可几年下来，"新人口政策"并没能逆转这种生育取向。韩国政府这时慌了，赶忙连续出台多种鼓励国民多生多育的政策。

　　2005年，韩国政府出台了"123 政策"，鼓励国民生育三胎以上，并为他们生育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孩子提供照料。

　　2005年底，韩国政府正式公布了"低生育综合对策"，从2006-2009年，投资7万亿韩元于提高生育率的项目。

　　2006年，韩国颁布了《关于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的第一个基本规划》，提出"2020战略"，为提高国人生育率，韩国政府在以后的5年内投入505亿美元鼓励国民多生。

　　2007年，韩国政府决定从2008年开始实施"免费生育"政策。（见"韩国人口政策及对中国农村人口政策的启示"）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就会赶上韩国。世界上只有韩国先于我们搞计划生育。两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有很多趋同之处。韩国已知错在改，确实有不少经验值得我国学习。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象韩国一样急转弯。时不我待，我们已经迟了，已经计划出了我国20年后无法应对的人口老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无法弥补的灾难，已经计划掉了我国30年后全面崛起并屹立于世的机会（关于这点，请搜寻易富贤，何亚福先生的专业论证）！

　　如何急转弯？

　　我们建议中央到地方的计生官员首先到韩国去考察考察，看过去十几年来他们是怎么搞"计划生育"的，问问他们为何那么大点地方，眼看就要5000万人了，还不赶紧劁人阉人，却还鼓励国民多生多养？考察回来千万别象上饶市计生官员那样，见的是大哈他闺女却说见的是大哈他死了十几年的老娘！也求计生官员们别一听要废除计划生育就担心这是要砸自己饭碗，赶忙不分青红皂白不遗余力地大叫大嚷反对。请放心，要鼓励国民多生多育，"计生"部门的工作多的是。只是从前是拿着袋子去装罚款，现在要拎着袋子去给人发钱；从前拿着刀子去劁人灭胎，现在是拎着袋子给人送保胎药。这活比原来的"杀生"工作繁重多了，干不完。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愿多生多育的文化一旦确立，几乎无从人为逆转。从前的"计生"的野�
�手段再也行不通，一切要从头学。好在韩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鼓励国民多生多育的经验。希望计生部门的官员赶快去韩国取经。

　　2009年11月23日

孔保罗:中国应该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吗？

　　应该承认，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中国，因此不断向中国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要求，例如人民币升值，扩大内需，增加进口等等。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一些知识分子也的确被"忽悠"起来，他们也认为人民币应该尽快大幅度升值，而且中国应该扩大内需。实际上近些年来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刺激中国民众以当前的储蓄消费的主张，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所声称的消费就是爱国，就是被西方经济学家"忽悠"出来的结果。其实造成西方社会的经济问题的关键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锅饭"，这个大锅饭和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实际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西方对中国的许多经济要求，实际上也就是要中国民众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中国
不应该也根本没有理由为西方的"大锅饭"买单。

　　1. 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何会遭遇困境？

　　无论是谁都不可否认，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性普遍地大大下降，虽然有个别战败国的经济发展有过一段辉煌。造成西方社会经济活力性下降的根源不在于新兴经济体的形成——不在于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社会经济的起飞，而在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如所周知，二次大战后，西方各国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应该承认，这对化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如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可是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当前的税收和相关费用实施救济的社会救济体系，它日夜不停地大量吞噬着资金（而且只要这种救济体系存在一天，这种吞噬就不会停止——它就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在2008年，欧盟国家社会保障的资金消耗，平均已经占到其GDP�
�30% 左右（由此可见这一无底洞之巨大）。

　　而由于西方社会保障本质上是一个救济体系，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并不是也不可能通过本身的运作来产生，更不可能来自慈善捐助，而只能是政府通过税费的收入了筹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各国政府的负担极为沉重。以美国为例，自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来，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路攀升。美国政府估计2008年度财政支出预算（2，9020亿美元）的52.61%（15270亿美元）直接用于社会保障。

　　但是政府承担还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这种负担主要还是由民众来承担的。对目前西方各国的税收做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其税收85%以上是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公司营业税。这里还是美国为例做一说明。根据美国政府估计，2008年度上述三项的税收将会达到24887亿美元，占整个财政年度收入26625亿美元的93.5%；其中尤以个人所得税为重，达到12466亿美元，接近整个财政年度收入的47%；如果将社会保障税费也计算在内则比例更接近82%（营业税仅为3149亿，占整个年度税收的11.82%）。由此可见西方民众税务负担的沉重。

　　如此沉重的负担，必定会使民众的实际购买能力的下降，而购买能力的下降自然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事实也正是如此——自西方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形成以来，西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就由快速增长变为长时期的、明显的低增长。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自1950年开始到现在，欧洲国家的GDP平均增长速度一般都没有超过2.7%.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指出，这种低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所消耗资金的增长大大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因此严重窒息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换言之，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如此消耗资金，则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不会如此缓慢——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可以否认：如果西方民众的税收负担即使平均减少30%，西方国家的经济就会得到极大发展，金融危机也就可以安然化解。所以造成西方国家经济问题的关键原因来自其内部，而不是外部。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2. 西方社会保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锅饭"

　　虽然西方社会保障精神有着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不过也必须承认，西方社会保障模式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不合理性除了表现在对于经济发展的桎梏之外，还表现在它缺少基本的社会公平性，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锅饭"，这种市场经济社会的"大锅饭"，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没有本质区别。这里我们以社会医疗保障为例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西方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模式是：政府通过向有可纳税收入的人士征收税费，再转给社会保障体系，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社会救济。这种救济是无需偿还的。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出现医疗费用支付困难时，我们都应该对他实施保障，但是我们是否需要救济富人？尤其是不是需要劫贫济富，对富人进行施舍？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让穷人救济富人是非常荒唐的。

　　如果我们对全部社会成员进行一个考察并不难发现：尽管社会上当前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承担全部医疗费用的富人比例并不高，不过这只是从一个静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则情况完全不同：

　　1). 如果是患有小毛小病，医疗费用不高，很多就业者在就医时就完全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承担医疗费用；除非是患有需要巨大医疗费用疾病。

　　2). 如果给与就业者一个支付医疗费用的缓冲时间，使之可以逐步地偿还医疗费用，而不是在就医时必须立即支付全部费用，那么可以在完全没有困难的情下，自己来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患者，毫无疑问会更多（即使需要较高的医疗费用）。

　　如果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再来看目前没有就业的人士（未成年人、大学生和老人），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未成年人及大学生中的不少人是未来的富人或中产阶级，虽然他们现在没有收入或收入极其有限，可是他们的未来是富裕的，只要他们今后就业，有了收入也是可以和现在的就业者一样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逐步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再例如老人，经过一生的辛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般都积累了一定的财产，没有财产的老人比例并不高。不过他们的财产无需也根本不可能带到天堂或地狱里去的。这种死不带去的财产实际上自然也是可以用来偿付他们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只要给与这些老人以一定的时间，他们也就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就这种意义而言，这些有着一定财富的老人也是可以自己承担医疗
费用的富人。

　　对于现在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地自己支付医疗费用、以及未来的富人和无需将遗产带到天堂和地狱去的老人，我们所需要给与他们的帮助是什么？是救济施舍还是全面援助——由社会保障体系借钱给这些人来支付医疗费用，使得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未来收入和身后遗产来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显然，全面援助是唯一合理的选择。我们实际上仅仅需要对那些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无力自己承担医疗费用的社会成员实施救济，而不是对未来的富人施舍救济。

　　可是非常遗憾，西方社会医疗保障并没有对患者加以区别，而是不加分别地都一律实施救济性保障。这完全不符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基本原则，更造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锅饭"，它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没有本质不同。

　　必须看到的是：这个"大锅饭"是极其巨大的。因为当前有就业收入因而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偿还自己医疗费用的人士，未来的富人和无需将财富带到天堂或地狱去的老人三者相加，所占的人口比重甚高，应该不会低于总人口的90%（因为患有需要支出巨大的医疗费用的疾病发病率不会超过10%）。

　　西方社会保障体系之所以会消耗巨大的资金，之所以是资金消耗的无底洞，之所以存在救济资金短缺，关键就在于这种"大锅饭"。由此可见，造成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大锅饭"，西方社会经济就不会出现今天的问题。

　　3. 建立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是西方社会的唯一出路

　　西方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失败，社会经济应该由国家严格控制而不是走完全而彻底的市场化道路。从技术上来看，这种理论是合理的。但是西方金融危机的产生根源并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本质上的，它实际上宣告了西方社会保障模式的破产，而不是市场自由经济的终结——就一定的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西方社会及其民众实际上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更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唯有挣脱这种枷锁，西方社会经济才可能重新恢复活力，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金融危机。

　　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预言：技术层面的加强监管，虽然是不可缺少的，可仅仅是在技术上加强监管，既不能化解金融危机，更不能从根本上恢复西方经济的活力，只能在一定的意义上推迟或延缓这种危机今后在的发生，或减小危机的规模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对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那么一个比目前金融危机更为巨大的危机——社会保障危机将会不可避免地降临。西方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在为此感到担忧不已。她们认为，这种社会保障危机比目前次贷危机更为惊人，在资金量上远远大于目前的次贷危机，是一个"超级次贷危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挣脱社会保障制度的枷锁是西方社会化解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发展活力的唯一选择。

　　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而且一直在非常地积极推动政府实施改革。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各国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争吵不休的一个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如何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降低税收而展开的。西方社会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快对保障模式实施改革，使之尽快地由无偿救济体系转化为成为既可以更好地实现保障宗旨，又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援助体系。

　　所以，西方社会不应该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自己的发展困境——这无疑就是要中国民众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为西方当前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阶级买单。中国也没有任何义务来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如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也是根本没有能力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的——如果西方不能挣脱不合理的社会保障模式的枷锁，即使中国为西方大锅饭买单，西方经济也不可能摆脱发展的困境。

　　救济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迄今不能建立全民的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根源

　　如所周知，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全民的全面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为什么中国迄今不能建立全民的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关键就在于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改革，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复制一个西方式的社会医疗保障的大锅饭，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社会救济保障体系，对每一个人都实施社会医疗救济保障——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海量的资金。

　　根据我们的估算，按照2008年的物价标准，社会医疗保障的实际资金需要每年在3万亿人民币左右。而通过社会医疗保障税费，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些资金的需求。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8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仅为3040亿元。另2009年上半年四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达到了６９６６亿元。以此推算，2009年中国社会保障的收入也就是在15000亿左右，其中医疗保障方面的资金最多不会超过3500亿。

　　中国知识分子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另外投资来解决医疗保障资金不足的问题。可是2008年中国GDP仅为30.0670万亿，政府财政总收入为61330．35亿元。可是这些资金完全用于社会医疗保障天下就会大乱。因为政府还有一系列的开支，例如国防、教育和日常运作等等。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实际上可以拿出的资金最多也就是总收入的10%左右——实际上2008年连10%都不到。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能力来承担中国社会医疗救济保障的资金全部责任。

　　所以，中国社会医疗保障走西方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社会保障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全民的全面的统一体系，医疗保障改革之所以到现在还未成功，根源就在这里，就在于一些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理解西方社会保障精神与保障模式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要在中国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锅饭。

　　中国一些民众对中国当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不满，因此责骂政府，这是有道理的，也是情有可原的。试问民众不怨政府还能怨谁？但是如果知识分子也只是像民众一样简单地发发牢骚，而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民族的悲哀——试问，如果专家学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官员是不是只能拍脑袋来解决问题？而如此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又怎么可能拍脑袋来解决？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锅饭，对现在和未来的富人以及中产阶级，在各取所需和各尽所能的社会基本公平和文明原则上，实施社会医疗援助保障，也就是：由社会保障体系贷款给每一个看不起不病的人士来看病，待他们产生还款能力之后再逐步偿还，还不起则无需偿还（相关的实施模式，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展开，请参见笔者的相关文章和书籍），就可以使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及其走向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更可以节约巨大的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任何一个贫穷国家，都可以立即建立起全民的全面医疗保障，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必要的医疗机会，实现在医疗面前人人平等。因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贷款"给人们，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而且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而言，还解决中国社会的严重的相对资金过剩问题——现在中国金融信贷体系有数十万亿人民币没有安全稳妥的流动出口。这些资金借贷给社会医疗保障，既解决了社会医疗保障的资金问题，又可以实现安全稳妥的流动，实可谓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要不要救济现在和未来的富人与中产阶级，不仅仅关系到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更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立即建立全民的全面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问题。更为确切地说，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要不要立即对全民实施全面社会医疗保障的问题，也是一个要不要建立全民的全面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问题——如果采用西方的社会保障模式，救济所有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中国和其它贫穷国家就根本不可能立即建立起全民的全面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而相反，如果对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阶级实施社会医疗援助保障，则既可以解决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同时也可以使全民获得全面的社会医疗保障。

　　毫无疑问，给与每一个人全面的医疗保障，是完全符合中国13亿人的根本利益的，也是13亿人的最大和最重要的福利（同时这是符合西方社会和西方民众的根本利益的）。这种根本的利益远远比救济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阶级更为重要。就这种意义来看，任何理性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否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不应该由全体民众牺牲他们的根本利益来为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买单，来为不合理等大锅饭买单。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让每个人以未来的收入实施自我医疗保障，的确是减少了某些人的"福利"。例如在中国，目前少数社会特权阶层占有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和费用。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实施社会医疗援助保障，这种"福利"自然而然地就会消失。因为任何人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疗保障，可是如果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都必须连同利息一起偿还医疗费用。不过这种"福利"的消失难道不是合理的吗？难道我们应该维持这种不公平的"福利"吗？�
�要认真地想一想，并不难做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所以，救济富人和中产阶级，尤其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基本医疗保障权益来救济富人和中产阶级，是极其荒唐的。认为中国民众应该为牺牲自己的基本经济权益，来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救济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阶级的大锅饭买单，更是无法使人接受的。任何一个理性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叶檀:钓鱼式执法远未了局

　　上海钓鱼事件以政府道歉暂告一段落，但此事并没有终结，继续向纵深发展。

　　寻求法律救济的一方声称受到威胁。11月12号，上海"钓鱼"风波的核心人物之一张晖的妻子收到一封信，写信者自称是钩头，希望张晖撤销对闵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诉讼。信中涉及张晖家人，如果此事属实，则属赤裸裸的威胁。在政府一方，开始针对黑车的大规模执法。11月9日，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宣布，上海自10月29日起展开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黑车"行动以来，已查处违法案件近千起。

　　可见，一方面是法律救济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则是道歉不情不愿，并以大规模的行政执法，彰显其打击黑车的合理性。

　　撇开法律问题不谈，就市场而言，对于黑车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看不到黑车背后的市场合理性，我们很快会看到黑车泛滥、政府打击、执法部门再次钓鱼、民众再次抗议的治乱之道。

　　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黑车之所以泛滥，有两大原因。

　　一是公共交通配套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由于城市扩张过快，轨道交通不敷所用，地铁到站仍需短途交通，但几千人的居住区只有一两条到居民区的公共交通，如上海康城小区，十年只有一条主要公交线，居住者抱怨不绝，因此造成黑车供不应求。

　　另一个原因就是出租车车价昂贵。以上海黑车泛滥的南汇浦东、闵行等地区而论，都是新发展、人口扩张极快的城市边缘区域，地铁必须与其他短途交通配套，才能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政府固然安排了出租营运点，但新近涨价后出租车起步费要12元，黑车车费起码便宜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天然的价格优势。出租车司机也是受害者，他们既要向出租车公司上交份钱，又要对付上涨的油价，油价上涨导致出租车涨价，使客流量明显减少，对这些规规矩矩的营运者是致命打击。

　　与公交车相比，黑车价格稍贵，但可以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出租车虽然能够提供点对点的服务，但与黑车相比在价格上处于劣势——正因为具有如此之高的性价比，使黑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对于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还有户籍要求，这使得外地来沪者无法成为合法的出租车司机，减少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也是黑车泛滥的一大原因。为什么对黑车的钓鱼执法专门瞄准外地牌照的车，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政府给一些行业设置了门槛，或曰"关系国计民生"，或曰"关系国家经济安全"，而现在给出租车行业也设置了门槛，笔者愚钝，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出租车行业会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也像资源领域一样，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行业——想来想去，惟一的理由是，出租车公司过于贪婪，体制过于僵化，食利阶层过多，连司机的微薄利润也不肯放过。

　　解决黑车有办法，治本之道就是放开出租车公司的门槛，允许个人司机注册之后合法运营，这是香港等地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如此一来，出租车的营运成本大幅降低，与黑车成本相差无几，也就有了市场的立足之地。政府退出出租车行业的利润分配之外，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问题，才能刨去出租车违法营运之根，也才能真正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

　　按照现在的行政举措，是以非市场的手段逼出违法之鱼，而后通过大规模整治抓几条鱼，又制造出诞生更多的违法之鱼的环境，甚至到极端处，以钓鱼式执法"逼良为娼"，突破了社会良知与道德的底线。

　　退一步说，即便黑车司机被整治得服服帖帖，由于这些黑车司机生计无着，上海又没有那么多制造工厂解决就业问题。可以断论，黑车没落之日，就是其他违法经营泛滥之时。原因很简单，人总要生存、吃饭啊。所以，我们看到钓鱼、黑车、黑车、钓鱼，没有穷期。就像城管整治小摊贩一样，惟一的好处就是解决了城管的就业问题。

　　法律法规的矛盾让很多人困惑，黑车所代表的市场内部的合理性，却被所谓的法规有意的忽视了。如果说合意性是以民生为根本，那么，黑车代表了市场与民生的深层次诉求：他们想获得公平的市场，想获得生存的空间。对于这样的诉求，我们绝不能以地方法规为遮蔽物，刻意漠视民众的需求甚至打压民众的需求。钓鱼式执法的存在，证明这种打压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法规可以与法治内在的精神极端冲突，法律可以在法律的名义下被践踏。

　　说得远一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核心是民生。在"民生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反复讲了衣、食、住、行是求生存和从事再生产的物资保障，强调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简单的道理，千百年不变。面对市场，别忘民生艰辛。只有黑车有渠道变成"白车"，才能彻底杜绝黑车。

　　注：曾与黑车司机聊过，外地小伙子，买了一辆低价车载客。最近打算卖车，因为成本太高，拉不来活，养不起车。另一个原因是打算蜇伏一段时间。大概是打击如此猛烈，让他难以消受。

　　2009-11-15 南方都市报

2009年11月22日星期日

谢盛友:中国哪能是美国的“对手”？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之前，由路透社授权国际权威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进行的民调显示，当要求受访者选择中国究竟是"盟友"还是"对手"时，56%的受访者选择了"对手"，仅有33%认为中国是"盟友"。益普索公关部表示，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既是"盟友"，又是"对手"；也有相同百分比的人认为，两者都不是。另有7%的受访者对有关的问题表示"不知道"。益普索公司这个民调是在2009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之间进行的，误差幅度在3.1%左右。

　　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让中国人相信，美国是中国的伙伴而不是对手。

　　中国哪能是美国的"对手"？所谓对手，必须力量相当，至少几乎相当，才能相互抗衡。

　　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成了一霸多强，美国明言其世界霸权地位不容挑战。在欧洲，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东扩，北约有时根本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在亚洲，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美国视中国似敌似友。尼克松之前的美国，清一色视中国为敌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崛起，综合国力提升，但是，中国要与美国相抗衡，言之过早。

　　毫无疑问，美国在中美贸易、反恐和朝鲜核武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当然是伙伴。奥巴马从2009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来，从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发展全球"绿色经济"、推动"无核化世界"以及加强反核扩散等一系列的战略性目标出发，不断鼓励中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和承担更多的责任，对美中关系倾注了政治热情。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争议性问题，例如对台售武、西藏与达赖问题、人民币汇率以及美中贸易逆差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当然是保持连续性、而不是变革性，这是民主国家必须这样做的。不过，奥巴马很聪明，他的中国政策做了某些姿态上的"调整"和技术上的"改造"，例如，奥巴马政府延后了售台武器的决定，但同时声明不会改变继续对台军售、以及对台海事务的干预性立场；奥巴马拒绝在访华前夕会见达赖喇嘛，但明�
�表示今后会继续在白宫会见达赖。这表明，奥巴马基本上延续了布什政府时代美国的中国政策的框架和细节。

　　一霸多强，奥巴马做事当然第一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二考虑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中美经贸杭州会谈刚刚结束，美国就宣布给中国进口无缝钢管加税99%.中国多名高层领导人多次不点名地指出，美国等国家针对中国产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台湾问题、朝鲜核武、阿富汗、南中国海"军事摩擦"，等等，美国都有全球战略的考虑，在这些方面，美国希望中国是伙伴，不是对手。

　　中国领导人历来强调，中国永不称霸，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追求富强，但不走西方帝国殖民扩张的道路。

　　要真正成为美国的对手，必须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的真正崛起，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而且能够输出价值，被人接受。

　　美国成为世界霸强，其政治思想框架就是"强权即公理"（北约扩张就是例子），中国走独立富强，如果要实现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就必须打破美国的"强权即公理"的国际政治思想框架，

　　哪一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大同之王道思想，能向他国输出，并被人接受，那时中国才是美国的对手。

呙中校:被世界遗忘的亚细亚孤儿——果敢

　　统治果敢二十年的彭家声禁毒有功，但他的「家天下」，排斥打天下的元老，埋下内讧祸根。果敢人自明代遗民开始，历经清朝、民国、共和国和缅军的交锋与拋弃，再次面对战乱逃亡。

　　果敢局势终于平静下来。八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开始强制遣散滞留在云南南伞难民村的近三万名果敢人。东风卡车、客运中巴，载着拖家带口的果敢人，驶往南伞口岸，也就是南伞人所说的「国门」。一些难民也主动要求返回，武警核查证件后放行。这是果敢难民开始大量返回的第一天，而不是有些媒体报道的八月三十日。

　　果敢，也就是缅甸掸邦第一特区。虽然据闻缅甸军政府宣布了掸邦第一特区政府新的人员组成，白所成任特区主席，虽然中国政府和媒体声称果敢局势已稳定，但由于新的果敢政府官员还没有一个人公开露面或讲话，让果敢难民忐忑不安。在「国门」警戒线外，仍有不少果敢人和大量中国商人观望。二十九日中午，在口岸附近作战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简称「果敢同盟军」）弹尽粮绝，一百多名士兵向中方缴械作为和平难民安置，其中不少是十五、六岁的娃娃兵。

　　果敢人说，那边不知有多少人被打死。从果敢逃出来的中国商人说，他们的东西都被抢光了。来自四川的商人说，他在果敢国门经营汽车轮胎，从南伞这边就可看到他的商店被撬被抢，「那可是一百多万（人民币，约合十五万美元）的货啊」。八月三十日，一百多户果敢华商聚集在镇康县政府（南伞为镇康县下属的镇，零五年镇康县城由凤尾镇迁移至南伞镇）门口，要求中国政府出面为华商的损失向缅甸讨要赔偿，一度与政府保安发生冲突。后来县政府开始登记华商姓名与财产损失，但一个贵州商人说「那有屁用」。

　　九月一日，虽然果敢战事已平息多时，难民村也被遣返一空，但是南伞气氛仍然紧张。警察随处巡逻，不让记者拍照。在银行和信用社门口，都有两个穿迷彩服的军人带枪守卫。南伞人说八八事件对南伞打击很大。因为零五年镇康县城从凤尾搬到南伞镇，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与果敢口岸对接，搞活边贸，发展经济。战前昆明输送到南伞的日用商品等，九成五以上是输往果敢。

　　南伞流传的消息与网上的差不了多少，强暴、抢劫、滥杀，但果敢那边情况到底如何呢？八月三十一日，很多果敢人和中国商人赶回去，就是想知道家里和店里的情况。八月三十一日虽然有大量难民赶回，但是中国商人回去的还是少，因此老街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开门，街上寥无人烟，车辆也很难看到。不少店铺的门上贴着「转让」的广告。这些广告不是在打仗时才贴的，也不是八八事件后才有的，而是在八八事件前就有人出售转让店铺。一些中国商人刚买下店铺就遭遇打仗，可谓损失惨重。

　　八月三十日晚上，老街的水、电、通信基本恢复，不过中国联通的信号要好于中国移动。酒店的有线电视可以看到中国各地的卫视，但果敢本地的电视节目没有恢复。据说果敢特区电视台也是被中国人承包下来的。晚上市面平静得让人诡异，感觉像电影里的末日空城。偶尔遇见两个当地的妇女，她们说打仗时没跑，一直待在家里，「他们打他们的，我们还要过我们的」。虽然没有正式的宵禁，但是当地人还是说晚上最好不要出去。

　　来自四川隆昌的超市老板急匆匆地从南伞赶回东城，发现他家超市的玻璃被流弹击破，后门被撬开，里面被抢掠一空。在双凤城的新农贸市场，一连几家卖食品杂货的店铺被撬被抢。老板说，中国有电视台记者来拍摄，但是就没看见他们播出来。果敢地方军开车巡逻到此，商人纷纷诉苦。胖胖的军官对他们说：「现在局势稳定了，你们要放开思想做生意。」

　　新农贸市场是政府军与同盟军交火的地点之一，附近还有未爆炸的炮弹。八月三十日这里才有零星小贩出来售卖肉菜，大的店铺都没有开门。猪肉十块钱（人民币）一斤，老板说与打仗前没什么差别。「但是没有人来买啊。圈养的猪还要成本。」老板一脸的愁眉苦脸。外面说老街物价腾贵，看来是贵不起来，毕竟还没多少人回来。车费有所上涨，司机说是因为汽油短缺。

　　来这里有六年的贵州小伙子说，死伤的中国商人有七八个，一个中国女商人中弹不治，他们都看见了。但他们也说不清被哪方军队打的。新农贸市场的路口就有一处路障和防御工事，战事结束了都没有人去搬开。路边有一栋即将完工的酒店，看起来不错，「这是老彭投资的，现在姓白咯」，一个中国商人说。「不管是老彭来做，还是老白来管，我们都希望这里安定。」从这里望下去，不远处是醒目的锦福大酒店与双凤城的地标——双凤塔。彭家声归隐贺岛时由掸族姐妹花喃嗳、喃娥相伴，双凤城也因此得名。

　　老街市是果敢最大的城市，除了最早的老街和新起的开发区东城、双凤城以外，还包括平掌、凤麟城、金象城、杨龙寨口岸和平城等小区，市政府驻老街平掌。老街市大概有七八万人口，但百分之九十是中国过来的人，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土生土长的果敢人则很难见到。在老街，个别店铺开始营业，公交车、三轮车也出来拉客。与冷清的新农贸市场相比，老街的老农贸市场显得比较热闹，蔬菜、水果、猪肉都有卖的。

　　在街上很少看到缅军。当地人说，地方治安由果敢同盟军接管，「老缅兵」只掌管重要部门如口岸、政府部门等，其余人马应该都开往佤邦那边去了。白所成的府邸与白家父子投资经营的百胜国际商贸城也是重点保护建筑物。「因为担心彭家的人会暗地反攻和破坏，百胜就是重要目标」，湖北仙桃来这里做服装生意的小谢说。百胜是白家与深圳商人投资兴建，白所成任董事长，其子白应能任总经理。

　　小谢的店铺在百胜里面，还存有几百件货，他想过去取出来。但发现百胜广场、门口，都是缅军重兵把守。他试图过去和缅军说说，但被缅军赶回来。「毕竟语言不通，没法沟通」，小谢说。

　　虽然大部分缅军都撤退了，但是缅军借此控制了重要部门，包括以前彭家所控制的口岸等地。彭家声的部队被打跑了，缅甸政府军与白所成等人掌握的果敢同盟军共同接管了果敢。果敢同盟军的前身是「果敢人民革命军」，由彭家声兄弟、杨茂良兄弟、白所成等人组成，后来脱胎成为缅共的四零四部队。八十年代彭家声退隐贺岛，一九八九年白所成再度联合各支武装，组成现在的同盟军，邀请彭家声出山任总司令。彭家声率先与缅甸政府达成停战协定，主张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并对国际社会承诺铲除罂粟，成为果敢的「民族英雄」。

　　在果敢人眼里，彭家声有胆略有眼光，一九八九年率先脱离缅共与政府军和解，九零年宣布铲除罂粟搞「替代种植」，给果敢人带来安定与繁荣，老街的市面开始急剧扩展。然而在果敢享受高度自治的时候，彭家声却没有眼光和见识，给果敢带来现代民主和文明，仍然搞「家天下」，结果引发果敢动荡。虽然同样是家长威权式治理，昆明的缅甸问题专家尹鸿伟认为，彭家声没有李光耀那样的现代意识，结果导致果敢这个汉人政权内斗不已，苟延残喘。

　　治理体制模仿中国

　　战前的果敢，不时可以听到和看到这样的口号：「坚决拥护和贯彻以彭主席为核心的领导方针。」现在老街的大操场上，以彭家声为核心的大幅宣传画仍然挂着，远远可见。果敢人是明朝遗民，保持着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彭家声治下果敢的治理体制竟也和中国内地一致，有县委书记和县长，下面有宣传部、公安局等，公安局下有派出所等等。为强化彭家声的精神核心，编印有《彭家声文选》，让大家学习……虽然仍享有高度自治，彭家声始终认为，与缅甸政府军队还是难免一战。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战竟然和果敢历史上的动荡一样，也是从内讧开始。

　　果敢每内讧一次，实力就削弱一次，而缅甸军在果敢的势力就扩张一次。九二年杨茂良兄弟搞政变，赶走彭家声，使果敢内外怨声载道。九五年彭家声在缅甸政府军支援下赶走杨氏兄弟，但是缅军借此控制果敢的重要山头。

　　尽管如此，缅军与同盟军也能相安无事，八八事件后缅军都不能轻易进入老街这边。「但八八事件到八月二十三日这段时间，白所成应该与缅军达成一个协定，白所成的部队在东城那边放水，缅军遂进入老街作战，直到二十四日夜间完全控制老街。」在果敢，与彭家声、白所成熟稔的广东商人赵先生说，白与彭的关系本来还是不错的。「白所成其实是很尊重老彭的，开什么会总是对老彭虚位以待。」彭家声逃亡后，曾宣布白所成、刘国玺、张德文、明学昌、魏超仁为「叛徒」，而在一些果敢人看来，白所成是「果奸」。

　　当然更多的果敢人越来越尊敬老白，白所成不但关心下属，而且体察民情，在果敢的威望已经超过彭家声。彭家声九零年答应国际社会铲除罂毒，但是一开始就遭到杨氏兄弟反对并最终叛乱，九五年重新掌权后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仍然无法有效控制。不得已，零一年彭家声辞去禁毒委员会主任之职，让白所成去负责。没想到白所成禁毒一呼百应，八个月的时间就铲除境内罂毒，零二年就让联合国去考察果敢的禁毒成果，比联合国提出的零五年的限期提前了好几年。「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是彭家声对世界所作的贡献，实际上这是白所成的功劳。」一名果敢人说。

　　果敢人对彭家的不满主要还在于彭家声大权独揽，搞「家天下」、世袭制。除了弟弟彭家富担任总司令掌握兵权、老五彭家荣担任老街市市长收取老街所有费税外，为架空白所成的政法部，彭家声让老四彭家贵担任执法处长，行使执法大权；为架空公安局长魏超仁，让侄子彭德均担任特警大队大队长；此外更直接让五十四岁的儿子彭德仁接管了军队指挥权，让三儿子彭德礼接替刘国玺担任财政部部长，二儿子彭德义（为国）担任同盟军一营营长、交警大队大队长，彭家各女掌管赌场……果敢的高级职位和权力基本让彭家占据。更让果敢上层人不满的是，彭家全面掌握了果敢经济等控制权，不让他人分羹，尤其是彭德礼担任财政部长后让果敢特区财政变成了彭家财政。对此有人向白所成抱怨，白所成说，「他老了，由他去吧」。

　　「如果彭家声搞世袭制，让他儿子接位也没什么，但是不该把这些跟他打天下的元老都搞掉。」赵先生说。「八八事件中，缅甸军政府提出要在特区部队安插指挥官，白所成也是不同意的，当时缅军还扣留了明学昌几个人。」八八事件前，老白的副司令被罢免，由彭的大儿子彭德仁接替，老白也没什么怨言，而且干脆辞去禁毒委员会主任这个虚职。不过据说八八事件后彭家声仍不放心，想进一步囚禁白所成，但果敢县县长明学昌提前得到消息，「挟持白所成投靠缅甸政府」。截至目前，白所成仍未露面或表态，政变内幕仍难以厘清。

　　一九五零年四月生于果敢红岩乡的白所成，缅共出身，与妻子李小所育有一子三女，儿子白应能，女儿白应琴、白应萍、白应改。

　　无论是白所成，还是魏超仁、明学昌、刘国玺等人，他们「叛变」不是没有原因的。「还好，果敢老百姓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老街市面几乎没受到什么破坏。」赵先生说：「那天晚上，附近一座楼上，有个女的在八楼下探，想看看街上情况如何，结果被缅军一枪给叒了。但我不认为他们是针对平民来的，因为在那种作战状态下，街上士兵对高楼上的动静是很警惕的。」九五年彭家声依靠缅军打回老街后，老缅兵在果敢偷抢强奸频繁，让果敢人痛恨不已，为此彭家声成立了「棒棒队」，专门打击那些作恶的缅军士兵。

　　在中缅夹缝中博取利益

　　「果敢夹在缅甸与中国之间，地位很特殊，但是缅甸对中国更重要，是中国进出印度洋的一个通道。」老赵说。在中缅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果敢也就在夹缝中博取利益。一方面，果敢承认缅甸的主权国地位；另一方面，又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中国对果敢不但提供物资供应，还进行大量援建，包括替代种植的甘蔗，都送到中国制糖。

　　尽管如此，果敢仍未能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和身份归属。在经济发展上，鉴于杨氏兄弟种植罂粟、贩毒而下台的前车之鉴，彭家声不敢再沾毒，但是却嗜上赌业。果敢蓬勃的赌场吸引了大量中国人，赌钱、洗钱、放高利贷、绑架中国公民作人质，而且通过互联网把赌博延伸到中国，对中国造成极大困扰。有人认为这也是中国对彭家声不满的原因之一。

　　虽然果敢主权属于缅甸，但是果敢人的身份至今仍是问题。果敢人名义上属于缅甸，但是在缅甸其他种族陆续获得缅甸国民身份时，果敢人要办缅甸身份证时却要被注明不是缅甸国民，这当然为彭家声所拒绝。没有身份，没有护照，没有国籍，他们只能在果敢周围一带有限地域活动。

　　果敢人虽然仍保持着汉族的传统，延续着中原的宗祠姓氏，讲着临沧地方的云南官话，跟随中国内地写着由繁入简的方块字，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甩在中原垂顾之外，对中原故土的依恋也逐渐被时间所稀释。清王朝册封了杨姓土司管理果敢，但还是将果敢让给了英属印度殖民地，果敢人成了化外之民；中华民国自身贫弱，难以顾及这里，反而在二战后遗留了一批国民党残兵败将，而这些国民党残部最后也被中华民国拋弃；共产党时代的毛泽东一度想在这里输出革命，派出大量「知青」，但在缅甸政府的抗议下，这些知青也被丢在那里自生自灭；七十年代末邓小平的政策毫不犹豫拋弃这里，果敢也开始走上一条种植罂粟的「毒路」；九十年代这里开始铲除罂粟，搞「替代种植」，但国际社会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几十年来，果敢人虽
然不停抗争，却仍在延续他们祖先——明末遗民的悲歌，逐渐沦为亚细亚的孤儿。

　　果敢战事的这几天正是汉族人的盂兰节（鬼节），老街的菜市场上也开始售卖纸钱冥财、香烛等祭品。果敢人同中国内地人一样，给先祖们烧香送钱，希望祖宗们保佑平安，孤魂野鬼们不要侵扰。三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随南明皇帝逃亡至此，落地生根，但动荡和逃难的悲情始终相伴，身份的模糊与国籍的缺失让他们无从依归。几百年过去了，果敢人仍然在逃亡的路上……

蔡铮: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为亡国之策

　　03年和今年我都回过红安老家。老家新生人口的锐减让我吃惊。我所在的小村，没有一家生育两个孩子的，还有些到了40岁根本就没结婚。许多青年都外出了，从此没再回来。农民外出，都是勉强维生，更不可能多生育。新生儿的锐减使村里几乎没了小学生。七十年代本村有小学初中（一至七年级），学生最多时达300人。03年回去，村里小学（一至四年级）只十几个孩子。前两年，孩子不到十个，小学只好撤销，并到镇上。村里人2000年捐款建的两层楼的学校就空在那儿。小学生锐减，部分原因是农村人移入城市了，但最根本的是计划生育太成功了，成功得过头了！这种现象决不只发生在我老家，而很可能在全国大范围内发生。

　　以前大家都以为农民在猛生，但那是八十年代。在过去的十来年内，凡是有农民流入城市的农村的出生率恐怕都在大幅下降。现在有三种因素在限制国民的生育：

　　第一是城市化导致的自然生育节制。

　　我国正在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养育成本的高涨必将使许多人自愿选择少生。生活优越的因养育成本提高，工作繁忙不愿多生；生活贫困的要挣扎维生无法多生。城市生活的快节奏等因素都会限制城市人口的生育。中国也将如许多发达国家一样，城市人口的再生率将出现自然负增长。

　　第二是"农民工"的不安定生活导致其生育不足。

　　在过去十几年间，我国有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流入城市，有的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被称为"农民工"）。这些人在数亿之间。这些"农民工"许多是女性，她们多数处在生育最佳时期。因为工作不安定，生活条件限制，许多人的生育受到影响而无法多生多养。

　　第三是国家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国家限制生育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完整，30年来积累的限制生育的高招越来越多，还在黑天瞎地全力以赴地限制国民生育。还是老一套，不让农村人多生，不让城市人生两胎（独生子女结婚的除外，少数民族除外）。因为国民生活的变化，现在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容易且收效奇特。

　　我国的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出生率的锐减有待2010年的人口普查加以核实，但任何会数数的人看看自己身边人的生养状况恐怕都会感知近年来出生率的锐减 .

　　现在的中国不是八十年代的中国。那时的中国80%人口在农村，现在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只有30%左右。我国正在迅速城市化，只是因为我国现行人口统计方法上的谬误导致人口统计显示农业人口（人口统计按户口所在地算）还占国民人口的大多数。过去30年内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施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老一套，根本不理会国家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未来发展需要。

　　从国家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限现状分析，我国现在需要的不是限制生育，而是要适当地鼓励生育两胎以保证国家目前及今后至少1：1 的人口再生率。国家现在允许独生子女结婚的生两胎，但有多少人愿生两胎？许多人原来以为农村人在猛生，但如今我国还有多少"农民"？还有多少农民愿意多生？许多农民，即使没有强制生育限制，也会因工作生活的变化而不愿或不能多生。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公民自愿的"计划生育"正在使政府花钱费力操办的"计划生育"变得毫无意义。

　　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更改—-也许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从限制生育到鼓励某些群体（如独生子女结婚的）多生，否则我国的发展将难乎为继。但我国的"计划生育就是好就是好"的过度宣传太深入人心了，如今很多人还转不过筋来，不明白为啥现在我国有13亿人却还要鼓励某些人多生，正如许多人不明白五几年我国只有5亿人却要限制多生一样。许多人只坚信我国人越少越好，越少国内的人均资源就越多，国家各级政府的负担就越轻，人均收入就越高。他们根本没意识到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适度的人口增长（至少不能有太大的人口萎缩！）。至于人均资源问题，只是在闭关锁国时一国的国内资源才为该国国民来均分；全球化的今天及今后，在开放的世界系统里，强大的国家将会均分全球乃至宇宙资源，根本不受本国的资源限制！

　　我国很多有远见的学者早已意识到现行的人口政策正在为国家未来制造难于逆转的灾难，已经在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但许多反对现行计划生育的声音被压制，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八十年代被定为一项"长远的基本国策"，凡是反对"既定"国策的都要压制，正如建国初我们的基本国策是鼓励多生，反对多生的声音要被压制一样。本人怀疑，庞大的计划生育官僚系统的官僚们反对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最为积极。这到不是因为他们过时的认识，而是因为他们可能丢失饭碗。

　　保持人口适度增长是国家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计划生育政策曾经抑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度增长。但过去10来年的计划生育可能已经走过头了，正在导致我国人口在未来50年后的急剧萎缩。如今对人们生育的强制限制，加上我国城市化，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生育节制，双管齐下，必将使我国的出生率大幅下降。虽然现代医疗的发展使我国人口的总数还在不断增加( 30年代50年代的人很多还健在 )，但决定我国30年后的社会发展的是现在的新生人口。现在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正导致人口再生率出现大幅负增长，使人口再生根本无法满足未来社会发展需求。可怕的是一代人一旦错过生养下一代劳动力的最佳时间就无从弥补。30年后，我国人口严重老化，劳动力严重短缺，劳动成本急剧升高；消费不足，经济运转链条断裂，社会负担过于沉
重等将使我国承受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制限制生育的恶果。没有人可以预测我国的麻烦会有多大，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我国这样的激进的限制生育政策，没有国家有如此大的人口基数，没有国家有我国这样的特殊发展状况。所有预言21世纪为中国人的世纪的人都忽略了中国人口老化因素，都是在忽悠中国人。中国人自己忽略人口老化而大谈成为世界最强最富之国都是在痴人说梦。

　　现在我国许多只养一个孩子的家庭过得很舒服，因为该养的没养，许多家庭会有很多结余，而整个国家因为该养的没养，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社会财富也因此有许多结余。现在我国良好的人口结构使国家发展左右逢源，大家都正品味着过去30年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甜蜜果实，殊不知，带来现在甜蜜果实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正在为国家未来制造无法解救的灾难，它可能导致30年后国家发展的全面崩溃，正成为亡国之策。

　　2009年11月18日

2009年11月18日星期三

罗修云:中国人喜欢存钱？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精英"，会借助某个媒体突如其来地冒出一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雷人话语，如若不信，鄙人信手拈来一例：

　　2009年11月9日，英国经济学大师、伦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波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消费不足，解决这个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提高中国人的工资。这话本来不错，但央视新闻频道在播完这则消息后，主持人邱启明却直接作出以下评论："其实工资一直都在涨啊，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存钱，你发得再多，人家都存起来，不用。"

　　邱主持此语一出，立马便引来一片骂声。这也莫怪人家"口毒"，实在是你这个邱主持说话太离谱。在邱主持看来，中国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不喜欢花钱；或是中国人个个都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个临死前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的严监生，小气得不愿意多花一分钱！邱主持这话简直像是对饥肠辘辘、食不果腹的人说 "何不食肉糜"？不把人家问得啼笑皆非，无以作答才怪呢！

　　我想，邱主持说出与实际状况相隔万里之遥的话来，原因无非有三：一是邱主持嘴勤腿不勤。作为主持人，他能说会道，舌绽莲花，口吐珠玑，口才出众，乃毋庸置疑，但他身居闹市，养尊处优，难免双腿很少涉足那些偏远贫穷的地方，故而眼中所观，尽是达官贵人、款爷大腕；耳中所闻，皆为荣华富贵，流金淌银，哪见什么缺米少油、家徒四壁、债台高筑乡下穷人？哪闻吃了上顿没下顿、患病无钱医治、孩子无钱辍学的特困家庭的呻吟呢？缺少调查研究，便看不清"浮云遮望眼"的"庐山真面目"；便无法了解许多中国人真实的经济状况。二是邱主持家境宽裕，衣食具足，顺风顺雨，小日子过得挺滋润挺惬意，也就无法体验到捉襟见肘的老百姓存钱的无奈心境；三是邱主持虽然对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心知肚明，也知道许多中国人囊中空
空，将鸡屁股里面"吐"出的几个小钱存起来是为了应付太多的后顾之忧和不时之需，但骨髓里的"代表"情节迫使他为了"保持一致"、"弘扬主旋律"，而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究竟邱主持属于哪种情况和哪种心态，当然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不过，依鄙人的善良之心，我愿邱主持是属于第一种情况。

　　鄙人虽也早早加入了城市人的行列，但我是从田埂上走来，至今我的双脚丫子仍带着泥土的芬芳。农家人出身的我，深知农家人的实际生活状况，明了农家人为什么要存钱的道理。上周末，一位我醴陵老家的村支书来我家做客，闲聊中，我问他那个有3215户农家的大村，究竟有多少家农户说得上真正脱贫、衣食无忧，有楼房有小车有存款并且经得起一点"风浪"？他说：真正能从容应对"风浪"，或者说盖房子、生大病、两个以上孩子上学什么的不需要借钱的富裕农户，也就10户的样子；能做到四季不缺柴米油盐、一般性的红白喜事不需借债的农户，大概占20%的比例。醴陵市乃全国著名的"瓷城"、"烟花鞭炮之乡"、"防水材料之乡"，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湘北湘东，也算是富庶之地。但从这位支书透露的情况来看，醴陵的"中国人
"，除了那10家"大户"，其余3205户人家都不能不存钱哦！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纵是存了几个钱，只要一人"金榜题名"，便会让其债台高筑；只要一人动个大手术，便会让其家徒四壁；只要盖栋像样的楼房，便会让其掏空几代人的血汗积蓄……为何农村的男劳力都强忍"空巢家庭"之痛，抛家离舍独自在外艰苦打拼挥洒汗水？为何农村那么多女孩都编造着一个个美丽的谎言，掩盖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出卖身子的实情？这难道不是导源于生活的压力？

　　再回过头来看城市吧，吾辈在省城长沙的主流媒体做了20余年的记者，说句不怕朋友笑话的大实话，连我这个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也没有真正脱贫，一个稍大的"风浪"袭来，便会导致我的家庭摇摇欲坠，四壁透风。为让自己和没有工作的夫人安享晚年，我用自己多年绞脑汁的积蓄买了一个铺面，结果因开发商不讲诚信，导致拥有包括我在内的260余位业主的商场全面瘫痪，颗粒无收。我现在亟需存钱，可是无钱可存，每月几千元的工资很大部分需用来供养两位重病在床的老人，想买一套面积稍大的住房也成了遥不可期的事儿。邱主持所谓的"工资一直都在涨"，也太过缺乏现实语境。"金融风暴"袭来，中小企业首当其冲，不少企业减薪裁员，很多地方都暂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明明没有涨工资，你邱主持却言之凿凿称"工资一直在�
��"，叫人听了嗤之以鼻算便宜了你，向你扔块砖头你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君不见，城市的街头巷尾还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上访户、流浪汉？城市的菜市场还有多少人在检菜叶充饥？

　　其实，不管是农村的"中国人"还是城市的"中国人"，都有着太多太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不要以为中国人都达到了你邱主持这样的生活水准，真正称得上有钱的人只占"中国人"总数的20%，大多数的人都不得紧手紧脚地过日子，都不得不为应对家庭不期而遇的"大事"而存钱。据我个人之见，"中国人"中，至少有五个群体属于穷人：一大批下岗工人、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一大批小门店老板、一大批在职的打工者（月光族）及绝大大多数的农民。况且，"中国人"中的中产阶级队伍，也因股市及房市不断下套使其财富缩水而日渐式微。一言以蔽之，眼下80%的"中国人"，都面临入托、升学、就业、住房、养老、看病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随便动一动梛一挪就得花钱，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并没有跟上来。处在金字塔中层以下的草民阶层，
每天要唱的歌就是"活着不容易"！

　　邱主持身在有影响力的大媒体央视，面对亿万观众说话时，总还得转动一下肩膀上的那个"机器"，让自己的话语和实际生活有个八九不离十，诸如"中国人喜欢存钱"之类的阙词，因其大谬不然，从此可以休矣！

　　来源：http://bbs.voc.com.cn/topic-2129234-1-1.html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64.htm

2009年11月17日星期二

牛刀:中国一半白领可能在未来两年的通胀中破产

　　过度负债而收入下降，是2009年中国城市居民白领家庭的基本趋势。近日，本人走访了上海、北京两大白领集中的城市10多户今年开始有房贷的家庭，七成家庭月供比例超过家庭收入的五成；生活成本本来只占三成，但最近水电油气全面调价增大了成本，提高了不少；所以，每月积蓄不到一成，旅游、购物等消费大为减少。

　　按发达国家的白领收入月供比例，房贷月供占家庭总收入的30%比较合适。中国城市白领家庭超出合理月供比例的40%，风险系数正在加大。

　　从今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增加幅度来看，中国住房按揭贷款从2003年的3329亿元，至2009年9月末，加上行公积金贷款已经突破4万亿，贷款增加数以年均75%的速度增长。从总量来看，美国的住房按揭市场发展50多年，其住房贷款余额也不过在3万亿左右，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刚发展不到十年，其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就达到3.3万多亿元，加以公积金住房贷款7000多亿元，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

　　现在来看，假如CPI上涨3%，住房贷款月供比例超过50%的家庭，每月就开始发生入不敷出，不仅积蓄没有了，还将开始负债。对他们来讲，要么增加收入，要么降低生活质量，要么继续啃老。但是，在生活成本处于上升通道时，是没有办法降低的。如果银行再加息2%，那么，今年买房的年轻白领，断供将成为常态。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首次发生的经济现象，其后果不亚于美国的次债危机。

　　在调查中，我还发现一种十分有害的心理。有的认为，如果发生通货膨胀，至少收入会增加吧。抱有这种侥幸心理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况放在美国，那是没问题，美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一发生通货膨胀足以让资本家加薪。但是，在中国不行。加薪这条路实际行不通。因为在这个时期，正是政府在加税的通道运行。中国的企业税赋很重，如果再给员工加薪，那很多企业会关门大吉。

　　还有一种心理也是盲目乐观，那就是如果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掉。可是，你的房子是在房价泡沫最严重的时候购买的，只要央行宣布加息，许多房子房价要跌去30%至50%，首付款都跌没了，你还怎么卖？当回收流动性的时候，大量的囤积在炒家手上的住宅会爆发性的投向市场，有价无市的局面很快形成。还怎么买房子呢？

　　中国住宅市场是严重畸形的市场，已经埋下了足以颠覆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巨大隐患，导致资源错配，资产价格猛涨，产业结构型矛盾加剧，社会购买力被高房价吞噬殆尽，再印钞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明年加薪无望的家庭，应该采取措施，将大房子换成小房子，小房子改为租房，手上留一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来源：经济参考报

史记：80后本纪

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见高等学校之分配，

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本硕相继，寒窗数载，二十六乃成，

负债十万。觅生计，背井离乡，东渡苏浙，南下湖广，西上志愿，

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烛达旦，十年无休，蓄十万。楼市暴涨，

无栖处，购房金不足首付，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随抑郁成疾，

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寻医保,

不合大病之规，拒付，带病还。服鼠药自尽，遇赝品未果.

友怜之，送三鹿奶粉，饮之，卒

陈志武:经济转型需改变“收入比”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基础设施一投再投。

　　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难？在我看来，与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比过大有关。

　　国家收入的"大饼"是如何分的

　　如果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1995年的基数是100，到20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的"饼"然后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国家收入相当于多少"居民收入"？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一下，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比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大。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作为参照系数，19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

　　消费难是因为财富升值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家中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怎么分配的。据统计，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到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在民间的配置结构，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资产性财富升值收入。但是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工资的上涨是最主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

　　"收入比"决定国家喜欢在重工业"一投再投"

　　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前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因为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来源：南方日报

2009年11月15日星期日

尹鸿伟:香港迪士尼困境

　　星条旗飘扬在"美国大街"上空，打扮成卡通形象的男男女女在游客中间开心地表演和游戏，在包括米老鼠、白雪公主等迪士尼形象演员前面，永远有许多人在排队等候合影。

　　香港迪士尼乐园自2005年9月开业以来，这样的场景天天都在上演。尽管地处中国的香港，这个不折不扣的美国文化乐园一直令许多人如痴如醉，但是该乐园开业第一年吸引560万游客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与很多人的期盼不太一样，香港迪士尼乐园并没有给香港带来多大的好处，或者说当初它不来对香港也不会有坏处。对比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地的迪士尼主题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是全球规模最小的一个。令人不解的是，它从未透露过游客年度人数及变化情况。"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陈允中在2009年10月表示，该乐园的游客人数一直低于预期，而游客们也抱怨其服务欠佳，游乐设施太少，且乐园规模过小。

　　事实上，持有香港迪士尼乐园57%的股份的香港政府一直承受着来自立法会和社会舆论的沉重压力，后者抱怨政府在一个业绩低于预期的商业项目上投资过大。

　　"不平等条约"

　　2005年，占地126公顷、耗资35亿美元的香港迪士尼帮助美国娱乐业集团华特迪士尼公司在中国顺利登陆。此前，"迪士尼"已在美国、法国和日本开了多家乐园，并且已经形成众所周知的投资战略：利用主题公园建立品牌知名度，然后销售其他产品：电影、电视剧、玩具和服装等。由于香港的特殊历史及特别政治待遇等因素的存在，开始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主题公园会慢慢变成一个投资泥潭。

　　"因为'非典'的袭击，那时候香港经济非常萧条，大家都被这个项目感动了，觉得迪士尼这样的国际大公司都还能够看得起香港这样地少人少的小地方，香港肯定还有希望，同时大家对迪士尼公司的经营能力和道德标准几乎没有怀疑。"陈允中说。

　　相关资料显示，在此前所有相关项目中，迪士尼方面只投资了24.5亿港元，还得到23亿港元商业贷款；而香港政府除了一块在大屿山岛填海所得价值40亿港元的土地和一系列配套基础设施，还为该园的建设投入了32.5亿港元股份和61亿港元债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香港政府其实投入了约90%的资金，却只拥有57%股权，合约非常不平等，而且随后亏损越大，其损失也越大。"陈允中说，"其实整个谈判香港政府是有意作了巨大让步，甚至甘心一直吃大亏的，我们甚至称此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或'卖国条约'。"

　　陈允中还表示，按照有关的约定，香港政府只能在门票收入中分成，而相关产品销售收益全部归迪士尼，目前游客数量少，门票收入也少，香港政府肯定要亏大头，但是相关产品销售却不一定会亏，但那却与香港政府无关了。

　　香港的一名资深新闻记者说："很难想象以前香港政府是怎么样与美国迪士尼谈判的，这样明显吃亏的合同他们都敢签，之前那些每天在媒体上标榜自己水平高的香港经济学者们好像也没有及时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来；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当初相关谈判官员有腐败行为的线索，但是至少我们认为香港政府官员的谈判水平太低了，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个项目被人家吃定了。"

　　"换一个角度说，在香港投资的国际企业很多，值钱的大品牌也很多，但香港政府偏偏对迪士尼做出了大量的照顾和让步。"陈允中说，"这里面实际上透露出香港政府好大喜功，急于出政绩的心态。与有着多年赢利经验的国际大企业谈判，香港政府显然力不从心，所以合约上虽然是大股东，但其在迪士尼的经营、人事和财政权方面都插手不了，全部被公司方面掌控。"

　　他同时表示，迪士尼方面肯定也不愿意看到游客少，门票收入低的情况，因为自己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其聪明之处在于把更大的风险以合约的方式甩给了香港政府，无论是以前的建设还是将来的继续投资，香港政府实际上已经被香港迪士尼"绑架"了。"香港许多立法委员对此非常不满，一再指责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投资有失误，甚至要求停止与迪士尼的合作。但是香港政府一再强调'合约精神'，认为必须重合同、守信用，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合约本身就是不理智下形成的。"

　　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之下，香港迪士尼乐园在2005年9月热热闹闹地开张了，香港本地、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摩肩接踵而来，大有挤爆之态势。人们都以为在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和让游客开心之后，它将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渐渐对香港迪士尼乐园"地方小、项目少"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一些不满，这样的负面口碑不断传开，尤其许多曾经也到过日本、美国和法国的游客，更容易对此进行比较，结论都是对香港迪士尼表示失望，这样的情绪一度"传染"了许多人，使他们改变了本欲前往香港的计划而改飞别处。

　　"在开业之初，我们曾经对香港迪士尼乐园里的'血汗工厂产品'等一系列环保问题和劳工权利保障问题提出过质疑和抗议，并且促进了它的让步和改变。"陈允中说，"但是当时很少有人会料到，'迪士尼'在其他地区早已经轻车熟路的运行方式竟然会在香港遭遇了'滑铁卢'。"各种不利的情况不断在产生负面影响，不过，香港迪士尼开业以来的具体经营情况外界一直无从知晓，甚至包括大股东香港政府及肩负责任的立法会议员。

　　"主题公园回本期较长，一般需要10年以上；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开幕至今只有4年，近年业务增长稳定。"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炳松则说，"展望前景，港珠澳大桥将于2015年通车，这将有助吸引更多内地人流及车流访港，对我们的业务发展也有利。"

　　除此以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在早期还被政府允许拥有"治外法权"，即其内部出现治安、消防等情况，香港警察都不得擅自入内处理，而是由其保安人员自行解决，只有经过乐园方面同意，香港警察才能进入执法。

　　"这样的情况好像香港有个'迪士尼租界'，大家对政府当初愚蠢的合约签署都感到很气愤。"陈允中说，"还好，在香港各界的批评、监督下，这样的情况已经明显转变，至少迪士尼区域的管理方式不再像旧中国的上海租界了，香港的法律在那里也得到了公平执行。"

　　"美国文化"不火热

　　香港迪士尼一直坚信自己仅仅是初期在营销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没有直接面对因面积太小和缺乏具有重大吸引力的景点和服务而遭受的诟病。在遭遇了第一年业绩令人失望的情况后，香港迪士尼乐园才在其主题公园开设背景介绍课程，以便向内地的游客更好地介绍米老鼠和唐老鸭。其高层人士对媒体公开宣称：中国人对迪士尼卡通人物不够熟悉，这是乐园在首年运营中未能实现吸引560万游客目标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不是与这个品牌、这些卡通人物、故事或主题一起长大，你就不太清楚自己正走进什么地方。"香港迪士尼乐园行政总裁安明智曾经如此表示。2006年，为帮助中国内地游客了解迪士尼卡通人物的背景故事，香港迪士尼乐园拍摄了些"游览前"的图片和影片，在游客游览前展示。

　　来自广州一家旅行社的年轻导游陈小姐则认为："就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局不利的情况来看，除了'地方小、项目少'的主观原因，还有美国人高估了中国人、亚洲人甚至香港本地人对美国文化迷恋的程度，美国人必须清楚其他地方的人不可能完全和他们一样。"

　　为了赢得中国内地游客的欢心，除了把汉字"福"倒挂，香港迪士尼甚至从2008年春节期间让米奇和米妮老鼠换上了特别的红色服装，还前所未有地塑造了一位穿着吉祥的丝袍，围着一条超大腰带的"财神爷"卡通形象，再加上"寿星"和"福星"，然后让演员们不断在乐园里活动，轮流与惊喜的游客合影。显然，如此修订营销策略，目的是要让这个典型的美国主题公园显得更具中国特色。

　　但是，迪士尼的受欢迎程度一再落后于香港本土的竞争对手海洋公园，一直没有成为香港的旅游尖兵，其文化形式及活动内容甚至遭遇了香港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说："首先是香港在迪士尼开幕前就有的批判运动，市民有所认知，尤其政府跟迪士尼签了不平等的合约有损香港人的利益，所以对迪士尼反感；其次香港好玩的选择太多，而迪士尼门票那么贵，一般家庭不可能常常负担得起，不是求婚与重大庆祝是不会去的。"

　　她表示，根据法国、美国与欧洲方面的一些研究，迪士尼真正赚钱的不是主题公园，而是文化与消费产品，还有外围旅游与旅馆的服务，迪士尼乐园在世界所有地点都赔钱，香港也不例外，唯一赚钱的是东京迪士尼，因为它是日本方面独立拥有与经营，已脱离了迪士尼管理层的控制。

　　陈允中则说："财政失败和文化不认同使香港迪士尼的旅游项目不能成功，甚至变成烂摊子，说到底还是它的吸引力不行。如果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相信香港不会选择与迪士尼合作了。"

　　扩建计划艰难出笼

　　香港迪士尼乐园面临着亏损额进一步扩大的困境，美国华特公司不得不在2007年同意豁免其两年的管理费用，并推迟收取期间的特许权费用。

　　"没有人愿意看到香港迪士尼遭遇困境，无论美国华特公司还是香港特区政府，还包括迪士尼的游客。"陈允中说，"所以大家都在思考，都在想办法，都希望乐园能够走出泥潭，目前都把希望寄托在乐园的扩建上。"

　　"全球的迪士尼乐园都是透过扩建以发展业务，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亦不例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炳松说，"香港特区政府与华特迪士尼公司双方股东均认为，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需要扩建以取得长远成功。"

　　2001年，美国华特公司在东京迪士尼开设了第二个公园迪士尼海洋乐园；2002年，在巴黎迪士尼建设第一个主题公园10年后，巴黎迪士尼影城开业。由于在其它地方有过成功的战略实验，无论是出于事业扩张，还是出于救急，扩建似乎都成为香港迪士尼的不二选择。

　　但是扩建计划的谈判并不顺利，甚至一度被搁置。作为拥有该乐园57%股权的香港政府初期并不同意香港迪士尼方面提出的计划，并声称不会继续投资这座难以盈利的游乐园，而后者也丝毫不相让，于是这项计划就一直拖延下来。

　　2009年初，香港迪士尼突然宣布将裁减30名帮助规划和设计新公园的"幻想工程师"，理由是"扩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迪士尼总部还不断放出有意在上海再建造一家主题公园的风声，而上海方面也始终认为迪士尼项目对上海服务业发展甚至带动GDP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些自然让香港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事实上，自从与迪士尼合作以来，双方不断发生争执的消息就被好事的香港媒体不断传播、放大。

　　"由于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所以大家后来都已经清楚这里面涉及香港特首的水平和责任问题。"陈允中说，"以前投资建设乐园是董建华在任，而现在是否继续投资则是曾荫权的难题了，尽管香港政府做事情需要立法会批准，但是特首本身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陈允中说："现在面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香港政府不愿意继续投入，那么以前的所有投资都将成为泡沫，其将背上巨大的财政债务，还要面对大量失业人员等许多难以想象的问题；如果继续投入资金，谁又能保证一定会让香港迪斯尼免除厄运，或者说谁知道多长时间能够改变目前的窘境呢？"

　　在对扩建工程的融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香港立法会在2009年7月通过了美国华特公司和香港政府针对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扩建计划的财务安排。华特公司愿意在5年内分期为此项扩建计划融资35亿港元，但香港政府表示不会向扩建计划投入新资本，而计划将相当一部分现有贷款转换为股份，以维持大股东的地位。该计划完成后香港政府的持股比例可能将从57%降至52%，其涉及资金规模约62.5亿港元。

　　作为对新项目的回报，迪士尼公司前所未有地同意从2008~2009年度起，每年披露乐园营运及财政表现的主要资料，当中包括乐园的入场人次及财务表现的主要数据，提高乐园营运透明度。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官员表示，扩建后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将增设3个新主题区，分别为"野矿山谷"、"迷离庄园"和"反斗奇兵历奇地带（暂定名称）"，占地约为现有主题公园面积的23%，扩建计划的成本为36.3亿港元，新主题园区将提供超过30项游乐设施，令乐园游乐设施总数增加至超过100项。这些项目将在未来5年内即2014年底前分阶段完成，如此园区总数将达到7个。

　　"扩建后公园生意会略为好一点，但不会好很多，法国的经验也是这样，财政上香港政府是输定的了，签了不平等合约还能怎样办？"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说，"但是其对环境破坏会更大，也会对土地使用规划带来负面的影响。"

　　迪士尼将在上海再建一家主题公园的消息在2009年1月初得到了认可：计划投资240多亿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即将兴建，中美股份分别为57%和43%，其规模可达香港迪士尼的3倍，最早2014年对外开放。

　　无论香港还是上海，都把2014年当作一个工作时间表。当然，对于大量的中国内地游客而言，目前进入香港的手续仍然很麻烦，旅行成本也非常高，比不得随时可以自由出入的上海。不过陈允中说："上海政府不能过分乐观，因为迪士尼纯粹是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项目，而且游乐项目更新速度缓慢。应该注意到香港迪士尼的前车之鉴，否则上海将成为下一场投资灾难的主角。"

　　来源：南风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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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渊洁: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可能是1亿

　　在如今中国的13亿人口中，少年儿童只占3亿。成年人占10亿。

　　现今正值生育高峰的80后，随着经济生活的大幅提升，生育率大幅下降。据说，光是北京现在就有50万单身80后。祸不单行，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80后不育不孕率高达20%，就是说，每5个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笔者揣测这和手机辐射的关系最大。一般人的手机都放在身上，距离睾丸和卵巢最近。

　　如此看来，指望正值生育高峰的80后承担起为民族繁衍的重任，是不可能的。笔者预测，10年后，中国应试教育将被出生率大幅下降终结，到那时，教育将成为买方市场。

　　今天的3亿少年儿童，在20年后将承担繁衍民族的责任，但是依据经济越发达出生率越低的规律，3亿少年儿童成人后能繁衍出1.5亿后代就是伟大的胜利，而且那时中国肯定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生活极其优越的民族，出生率肯定下降。再加上3亿少年儿童中男女比率严重失调，只怕届时推出一妻多夫制，也难以缓解人口下降，因为一夫多妻可以增加人口出生率，一妻多夫起不到这个作用。还有，80后的不孕不育率达五分之一，90后00后的这个比例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100年后，中国人口可能只有1亿。也可能等不到100年。

　　对于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后边，接踵而来的将是人口危机。

　　从长远角度看，中国房地产价格只会降不会升，只剩下1亿人口了，房价能不降？

　　我在《皮皮鲁总动员》里有一句话：任何事情都是由好坏拼插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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