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7日星期三

刘瑜:苏东剧变——二十年之后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中国人的无限叹息,不仅因为那些"社会主义兄弟"纷纷做了社会主义的逃兵,也因为接下来的十年,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如今又过了十年,我们的"前社会主义兄弟"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对这个地区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苏东"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中亚、外高加索等更精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纽带消散之后,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了。

  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以《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民主排名来说,苏东各国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几国排名靠前,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称为"完全民主",捷克的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各国(比如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类型——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里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这斯坦那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了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卡扎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要不是06年去世,估计现在还在台上。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的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因此也格外努力,04年欧盟的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这些国家民主化成果的肯定。欧盟是不对亚洲国家开放的,这斯坦那斯坦自然也少了民主化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说,中东欧各国其社会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接受民主也比较顺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民主化更象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套上了民主的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历程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过程非常痛苦,大多数在转型初期经历负增长。虽然有些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经济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另一些国家则很久才突破瓶颈,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GDP到2005年左右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地同时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其它"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基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只需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这个观点的推论就是,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市场经济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å
��果中国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经历的震荡应该会比苏东当年小。

  虽然历经痛苦,苏东国家大多还是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正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纷纷开始从谷底走出。中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左右。虽然不如中国,但考虑基础不同(比如俄罗斯、波兰人均购买力GDP在中国的3倍左右,捷克、斯洛文尼亚甚至在4倍左右),可比性有限。更具有可比性的是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中东欧各国90年代都历经负增长,但近十年4-5% 的增长率远高于80年代1-2%的增长率,说明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阵痛,但中长期来看,其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时代。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拖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GDP已在两万美元左右,而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两千美元左右。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就是说,市场化未必是民主化的原因或者后果。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特别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也就是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比较。多年以来,人们惊叹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同时哀叹苏东"休克疗法"的失败。问题在于,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一个休克疗法统而论之有失确切。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如果对比苏东内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甚至越休克疗法的越发展迅速。要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审判,"对方辩友"都可以找出反例,所以与其一棍子把"休克疗法"打死,倒不如说各国都要
因地制宜。甚至有可能,相比改革透明性、公正性、法制程度、经济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巨变之后,还有不得不回顾的一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地方,89年苏东剧变基本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初很多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下台后受到报复。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20年后回头去看,共产政体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名字都不换,大多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比如莫尔多瓦共产党01年以来连续三次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波兰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波兰的第三大党;匈牙利共产党运气差点,由于拒绝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没有赢得议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曾经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崛起为第一大党,不过后来由于普京的排挤而风头消退,但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和最大反�¯
�党;捷克共产党89之后拒绝改名,至今仍是捷克第三大党;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虽然改了名字(民主党),但"领导班子"和政治体系在巨变前后几乎没变;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仍然是重要政党。这些情况的推论就是,如果中国面对民主转型,只要共产党及时调整党纲,不但不一定会被人民唾弃,反而可能在换个马甲后卷土重来。那种认为民主转型一定会带来流血、内战、你死我活的社会动荡的看法,从苏东来看,并不成立。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剧变下结论太早,今天试图去做任何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比如俄罗斯(俄罗斯民主在普京时代严重倒退,几乎已是不争事实),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颜色革命),历史之有趣也正在于此。还有一点也是显然的,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抵抗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原载于南方周末,有删节,这是完整版

  刘瑜。2010年中国骄子青年领袖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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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唯三:从旧北京的八大胡同到新首都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

  最近北京警方的一系列行动格外引人注目,其一就是查封了包括天上人间在内的四家所谓顶级的娱乐场所。

  据5月20日央视《新闻1+1》报道:4月11日:捣毁组织卖淫团伙,抓获150余人。4月29日:抓获涉嫌卖淫嫖娼团伙14个,违法犯罪嫌疑人174名。5月2日:打掉朝阳区涉黄场所10家,抓获涉嫌卖淫嫖娼人员92人。5月4日、6日:连续打掉两个卖淫嫖娼团伙,抓获各类违法人员28人。5月11日: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截止到目前,北京市公安局在411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共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违法活动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取缔招嫖画廊256家,抓获涉嫌组织介绍,容留卖淫以及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

  天上人间早有耳闻,但在我等平头百姓眼中,此类场所不过是解放前妓院等烟花柳巷的又一现代升级版而已。令人不解的是,北京警方的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始于4月11日,而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已经是5月11日的事了,这中间足足间隔了30天。照理说扫黄这种事儿不可能一点儿风声都传不出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嘛!更何况"警匪一家"的传言也并非是莫须有的空穴来风。这其中必有蹊跷,也必然隐藏着什么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当然了,一个共产党员所知道的秘密,十个老百姓也甭想问出来。

  "天上人间"坐落在北京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内,在夜总会爱好者口中奉为是一个"美女如云"且充满奢靡气氛的地方。这次对天上人间的查封行动,被央视大牌白岩松誉为"向某种特权来进行坚决的挑战,并且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概念"。挑战,来自于共产党的专政机关,但白某所说的"某种特权"来自何处何人?他却说得模棱两可、不清不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个法律严明、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下,倒是可以这么讲讲。但在一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知法犯法的国度,老是空喊这句话就显得有点儿可笑又可悲了。试想今天的中国,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别说是人人,就连那些个拥有"某种特权"的人之间都做不到。官大一级压死人,所谓的"挑战"更得看跟谁了!

  什么是特权?特权是指只有少数人、党派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包括其成员才能享有的权利。放眼今天的中国,有哪些人?什么党?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权利呢?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特权的产生,根源于封建传统制度。众所周知,北京是个古都,又号称天子脚下的京城,封建传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不管是明、清的帝王将相,还是后来上台执政的这个党、那个党,都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天下"或是"党天下"的统治地位而不得不仰仗封建专制的那套玩意儿来作为看家宝。

  回想北京刚解放那阵儿,共产党为了彰显其有别于封建王朝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之区别,进城后头几件事儿之一就是彻底端掉北京的妓院等淫秽场所,尤其是京城有名的八大胡同妓院。此事一做,大快人心,京城百姓拍手叫好。要说那时候的北京社会生活环境,大概才能说是"零容忍"。

  有位对北京青楼史颇有研究的陈一鸣先生,在他那篇《那徘徊在青楼间的灵魂,八大胡同的隐痛和隐私》的文章中,这样剖析道:"按现代商业定义,八大胡同可以叫做——以性交易为中心的,集娱乐、餐饮、住宿、会议于一体的综合物业,配套设施也相当齐全"。而如今的京城内外,类似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那些个豪华夜总会,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丝毫不弱于当年的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的妓院之所以名闻京城,得于它们的档次在当时的北京首屈一指。100多年过去了,它们的后代――"天上人间"等继承发扬者以更高、更先进的档次在中国现代青楼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而它的执笔人不是别人,而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它所领导的政府官员们。

  我们不妨先读读上述陈先生文中的一段话:"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确实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政府、周边服务行业等等诸多人士。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相比之下,今天"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豪华夜总会的生物链,同样有夜总会老板、夜总会服务生、假扮服务员的"有偿陪侍小姐"、各类VIP客户,台湾黑道"四海帮" 管理人员、政府监管机构(公安、税务)、周边服务行业等等。与之不同的是,今天的"小姐"们早已倚仗小平同志那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远离了生物链的最底层,脱贫致富,率先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据媒体透露,"天上人间"小姐的工资待遇为基本收入日薪500元,且完全归本人所有。另外,视个人意愿及工作努力情况,勤奋者最高日薪可达人民币3000元~5000元不等。难怪原天上人间第一花魁梁海玲2005年死于非命后,警方在她的房产内竟清理出高达1000万元之巨额遗产。从1995年起,梁海玲在"天上人间"干了有10年之久,平时还要豢养两个小白脸,每人每月2万。再加上梁自己每月的不菲开销,由此算来"嫁的好还是不如干的好"啊!

  今天看到一则报道,说北京市政协今年4月开始在本市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3万余名一线职工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偏低,仅相当于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7%.其中在石景山区的20家企业进行的调研显示,90%职工月工资在1000到1500元之间,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导致员工流失率很大,一家企业2008年在四川灾区招收的104名员工现在只剩下1人,有的餐饮企业员工流失率达到78%.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的工作换来的是什么?是高强度的劳动,低水平的工资。怪不得这次警方行动中查抄的不少小姐都具有高等学历,且不乏专门研究床上功夫的研究生。这真是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当年服务于八大胡同的妓女生存环境和生活待遇,比起现在"天上人间"小姐来也多有逊色。如南城的百顺胡同里,现存有一个满是西洋风格、作为妓院设计的二层小楼。除了底层阔大的天井以利于嫖客挑捡妓女外,顶层的小房间一般也就8~10平方米,勉强搁下一床一桌一梳妆台。这样的小房间大约有10到20间,各个房间面面相觑,估计隔音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如果小凤仙、赛金花再世去过"天上人间"的话,一定会被那儿豪华的装饰风格,美女如云的奢靡氛围,震撼的高档进口音响所震慑、折服,大发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之感叹。

  陈一鸣先生文中对妓女的成长过程有这样一段叙述:过去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期望她们成为"高学历专业人士"。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妓院老板还是不懂得真正的成本核算。还要什么自己培养啊!那些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招来即用多划算啊!犯不着自己掏腰包为她们买课本、请老师传音解惑。如今早就是社会化的教育体系了,君不见中戏、电影学院、舞蹈学院出来的这些女孩子,哪个不是能歌善舞、能拉会唱?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手机》中,不就有一段中戏的女学生晚上集体去娱乐场所做"陪侍小姐"的镜头吗?只要晓以高工资、高待遇还怕找不着
高学历的高等有偿陪侍小姐吗?请看"天上人间"2009年度面向全国有志女青年们招聘启事中的摘要:职业:模特商秘;年龄:18~26周岁之间;性别:女;身高:净身高170CM以上;形象:形象好,气质佳;工资待遇:基本收入标准日薪500元(身高175cm以上者日薪600元);工作经验:工作经验不限,只要你形象优秀,上进心强,对于没有夜场工作经验的,我们进行详细耐心的培训,一直到你完全掌握!最后是令人眼前一亮的生活待遇:住宿条件为北京高档公寓,2人一间,人均面积宽裕,员工床位均为单人席梦思,配备宽带,每日有厨师烧菜,保姆清洁,每晚上班有专车送达公司,在北京城员工宿舍中我们的住宿条件100%是NO.1!,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我说为什么北京城里盖了那么多高档公寓?搞得房价那么高!原来是要为这么多的小姐提供这么好的居住条件啊!有人说,北京这次这么一抄,弄得小姐们都住不起高档公寓了,没准北京的房价该降了。当然此为戏说,不得当真。不过从有关查抄报道的事实来看,却有不能不让人产生些许联想。仅5月11日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的一晚,就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据称,北京市公安局在411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共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违法活动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取缔招嫖画廊256家,抓获涉嫌组织介绍,容留卖淫以及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这才是北京夜总会、歌厅、发廊等总数中的一部分,如果要真是来个全城戒严大搜捕的话,估计就远不止区�Œ
º1132人了。想当初民国初年,北平娼业犹胜前朝。最兴旺的1917年,光注册的妓院就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到了抗战时期,北平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据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回忆,19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那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我们再来看看"天上人间"的经营状况,便可知道为什么时隔百年之后的红旗下的首都,竟会涌现出这么多打着"有偿陪侍"实为高级暗娼的小姐。

  北方新闻网披露,"天上人间"夜总会注册于90年代初,企业性质为境外独资,法人代表叫林美凤。但奇怪的是这位林美凤从没来过中国一次,而其实际掌控人是一个颇有背景,绰号为"空心大佬"的"假洋鬼子"覃辉。覃辉何许人也?早年在武钢倒腾过铁矿石,后来发现"天上人间"夜总会是个不错的赚钱买卖就盘下了它作为"龙翔"之地。1999年,覃辉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自己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时,工商登记上的出资额为195万美元。但纸上的数字当不得真,因为据业内人估计"天上人间"当时的年利润至少有2000万~3000万元,而且绝对称得上是一头真正的"现金奶牛"。要不覃辉如何能在2003年6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将当时惟一一辆标价888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728一举拿下。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给覃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他借助这一交际场,结交了大量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而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为其日后的"事业"巧妙助力。大量权势人物是哪些人?银行行长们有几个不是共产党的干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在"天上人间"这类风月场合表现发挥得一丝不挂、淋漓尽致。

  咱们老百姓别看挣钱不多,但每月扣除三险一金后超过2000元的部分均要缴税,差一毛钱也不行。就连工薪阶层吵吵了多年的上调个税起征点,征税部门到现在都不肯答应。可看看人家"天上人间",据说从成立至今一直"亏损",因此就免交了全部营业税。有人曾查阅了北京工商年检的资料,发现这家国内驰名的夜总会2001年度净利润仅为4.86万元;2002年度,利润总额为42.76万元;到了2003年度,竟成为亏损148.13万元的企业。至于以后是不是一直亏损,只有天知道了。但细想一下,一个一年收入多少亿的京城著名夜总会竟然连一分钱的营业税也交不上来,谁能相信呢?只有那些被钱买通了的税务部门才会死心塌地地相信,才能心安理得地容忍这样大的税收漏斗堂而皇之地摆放在国家税务总局的门口。试问,连小姐们开的车都在30万元以上,
那夜总会的大老板们能做活雷锋干这种赔本买卖吗?无非就是做做假账假,弄出个假亏损偷税漏税罢了。一叶知秋,从天上人间即可得知目前中国的税收部门腐败的程度有多深。可互为佐证的是,近年来北京市多名地税官员落马。如上个月刚刚落马的原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北京市地税局"老臣"、常务副局长苏文权,再加上海淀区地税局原副局长熊晓京、丰台区地税局原局长许飞等人。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不知有关部门能否就此事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中,有句警世恒言叫作"万恶的旧社会"。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中不光充满了"穷人的血泪恨",还记录了千千万万穷人家的女儿被卖到窑子、妓院中任人糟蹋、蹂躏的血泪史。陈一鸣先生曾对解放前妓女与妓院的关系作出了如下的梳理:一是卖身给妓院,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二是"自混",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根据史料的叙述,绝大多数卖身给妓院的妓女,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在第一次接客前,妓女要喝"败毒汤",从此终生绝育。下等妓女,女孩常常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如解放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就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
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比起卖身的妓女,自混的妓女也好不到哪儿去。辛辛苦苦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许多中外作家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过妓女的内心世界,如法国的雨果、莫泊桑、中国的老舍等。老舍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中,就写了一段妓女发自内心的自白:"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装说我爱,说我愿意跟他一辈子。我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了,还起了誓;没人接受。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陈一鸣先生对此评价说:《月牙儿》心理描写的真实性恐怕要超过某些妓女自我的描摹。好吃懒做,虚伪麻木,势利无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纵观中外文学大师在自己作品中对妓女的描写,无一不对一个个被侮辱、受伤害的妓女形象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妓女也是人,她们之所以堕落于烟花风尘,是险恶的社会环境和万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正如雨果所说的20 世纪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些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的文学大师们,通过笔下人物的悲惨身世和遭遇,为我们展示出她们的灵魂、苦难和内心斗争,从而达到了透视人性和批判社会的相当深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

  北京是新中国文化、经济中心,更是英明无比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这块儿地界生活着不少文化人,包括许多有名的作家。虽然如此,却鲜见他(她)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现实生活中种种新生的丑恶势力和丑恶现象进行批判和鞭挞,多见的是对上面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曾经有人为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愤愤不平,你怎么不看看现在中国的作家中,有几个能象鲁迅那样敢于面对现实的罪恶而仗义执言,敢于直视社会的弊病而奋笔疾书,敢于关注民生的疾苦而不说假话,敢于撕破皇帝的新衣而疾恶如仇。

  解放前,八大胡同是块藏污纳垢之地,罪犯、小偷、毒贩、骗子、赌徒无不钟情于此。但对于妓女来说,最可怕的还是警察和黑社会,被这些人敲诈、欺凌乃是家常便饭。到了今天,进出"天上人间"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还有所谓"罪犯"光顾的话,应该不是一般的刑事罪犯了,而是大权在握各级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小偷估计进不去的不多,窃国殃民的"大偷"倒是有经常去那儿消费的可能。毒贩嘛?在娱乐场所出现很正常,截至2004年6月时,北京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就已超2.6万人,吸毒人群呈增长态势。据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前五月,北京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七百八十七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共九百名。缴获各类毒品二百二十一点五千克,同比增加二点一倍。中国娱乐圈儿里吸毒的丑闻时有传出。别说是那些衣着光鲜的导
演、演员、歌手什么的涉毒吸毒,就连公安干警涉黑涉毒丑闻也不新鲜。2006年,沈阳市现任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沈河分局原局长曲月福、现局长张保华在公开场合集体消失,一起国内罕见的公安干警涉黑涉毒丑闻内幕由此被揭开。

  有趣的是,时年51岁的张保华,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有党校大学学历。按说党校教育出来的党员,应该更出色、更优秀才符合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招牌吧?恰恰相反,他不仅没有做到"三个代表"所标榜的那些骗人蒙人的玩意儿,而是跟毒品贩子称兄道弟、打成了一片。据有关媒体报道,2005年的某日,大毒贩宋鹏飞过生日时,广邀各路人马齐聚广州庆贺。在被邀之列的沈河分局局长张保华,拿着宋鹏飞为他们预订的往返飞机票,也带着手下飞抵广州赴宴。酒宴上,喝多了的张局长端着酒杯走到宋鹏飞面前,一边敬酒一边称:你就是老大,你说放谁就放谁,你说抓谁就抓谁。此时,一个混在敬酒队伍中的人拍下了这个场面。公安部上层看到后,大为震怒,开始彻查沈河分局从而牵出本案。

  至于说到令妓女感到最可怕警察和黑社会,今天就更没什么说的了!"天上人间"在覃辉接手经营后,请的就是台湾黑道"四海帮"的人来担当所谓高级管理人员。而覃辉早年得罪过公安人员的传闻,起因则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有一位北京市高级警官到"天上人间"喝酒享乐。结果喝的洋酒是假酒,这下可不干了。警察是什么人?何况还是位"高级警察"。没曾想当他表示不满发火后,竟被这家夜总会的保安扣起来暴打了一顿。此事几乎酿成警方与"天上人间"的冲突,"天上人间"还为此歇了业。不过,覃辉不久又通过关系重开张,但他自知与公安从此还是结下了"梁子"。在一个警察与黑社会一家亲的时代,如重庆市前不久被整肃的公安系统即为一例;在一个警察与贩毒分子相互勾结的时代,中国经济一派"繁荣娼盛"成为老ç
��姓酒后茶余的笑料话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一鸣先生在谈到旧中国政客对妓院的影响时这样说道:"妓女等级依照男性社会等级而定,对北京妓女"行业标准"影响力最大的人,是权力体系中的老爷们。他们爱好文艺,高级妓女就一定得善于附庸风雅"。此话即使放在今天,也未失其极具某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天上人间"这类娱乐场所能在标榜"五讲四美"的共产党党中央的眼皮儿底下活得这么好,这么滋润、长久?这就要对"天上人间"等所谓的高档夜总会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当然也不是我等草民能做到的事情了。但有一点是不容涂抹的,那就是今天的权力体系中的各级老爷们,以及攀附在他们周围的那些寄生虫和寄居蟹们的欲望和需求,造就了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名门夜宴"们。是今天这种社会制度上的缺失和弊端,给了这些高
级嫖客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

  我很想当面问问北京市的市长刘琪,作为一市之长你知道北京有多少娱乐场所是干干净净、不带一点儿黄的?也许刘市长是从当年被撤销了的冶金部转任北京市长的,长期干惯了黑色岗位就对黄色的东西麻木不仁、见黄不黄了。更可笑的是那位央视白大主持人岩松同志,在说到这次北京警方扫黄行动时提出了一个很雷人的说法,说北京"这座城市自打2001年开始就承担着向北京奥运冲刺巨大任务,又是首都,因此保奥运是平安的第一大理念"。言外之意是黄多了不怕,只要能保证奥运平安召开就OK了。他还为这次大规模的扫黄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说北京"这座城市正是进入到了一个后奥运周期,进入常态管理的时候,依然是对很多现象是零容忍"。什么叫"常态管理"?那之前北京的十多年是不是就属于"非常态管理"了?"常
态管理"时就要扫黄、禁毒、查赌,"非常态管理"时就用不着提什么"零容忍"了。这是什么逻辑?我想请教一下白大主持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管理,是应该靠严格的法律制度呢?还是靠你说的什么"常态"之类的玩意儿?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位号称功勋卓著的北京市公安局前任局长马振川,15岁入公安学校,从最底层的户籍警干起一直干到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北京市总队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并于今年1月底辞去公安局局长职务,荣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川在北京公安系统干了大半辈子,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公安。不说是"人才难得",起码也算得上是共产党中的"人才"了。他1991年最早的官阶是宣武公安分局副局长,及至2001年9月后就已升至市公安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就是在他的管辖治理下,"天上人间"们得以"可持续发展"起来,并灵活运用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同时在具体实践中给予了很好的结合。诚如他们在招聘启事中所说得: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有马振川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对北京的娱乐场所、歌厅、发廊等服务领域进行"非常态管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女青年们何愁无卖身之地!白岩松说的"这个环境已经在消失了,所以该改行的恐怕要改行……"之类的大话、谎话也就蒙蒙那些少不更事的孩童,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能不能当真。当制定法律、法规、制度的人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的时候,谁还能相信这个社会中会有公平、正义、民主和光明的力量来维护着亿万民众的平安家园。

  北京真正取缔妓院和妓女卖淫活动始于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许,当封闭妓院的决议在北京市第二届人代会上通过以后,市长聂荣臻下达了封闭妓院的命令,由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同志任封闭妓院的总指挥。当晚20时,罗瑞卿率2400余干警,出动37部汽车,开始执行任务。行动前,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得到开会通知。会议宣读了封闭妓院的命令,会后他们全部被关押起来。行武出身的罗瑞卿,对付手无寸铁的妓院老板还不是小菜一碟。史料中是这样描述那次扫黄行动的:"对于妓院和妓女,罗瑞卿采取的是层层包围的方式,先封锁各胡同路口,再分别封锁各妓院大门。进入妓院后,公安人员遣散伙计,驱逐嫖客,把所有妓女都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顷刻间,八大胡同生态圈土崩瓦解"。1950年�š
�《新中国妇女》对此曾盛赞道:"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距离新中国、新北京的第一次扫黄已经整整过去了60年。这60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制度的演变到经济活动的改革,从山川风貌的迁移到人文历史的传承;但又有许多东西始终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既有人类文明的精华,也有糟粕。在许多学者和社会学家眼中,八大胡同曾经是旧中国的最佳缩影,它的变化最能表现出一个社会的阴晴冷暖。如果说60年前的扫黄,扫的是旧社会对妇女的摧残压榨,对人性的蹂躏践踏;但今天的扫黄扫的又是什么呢?难道在今天新中国的首都,仍然有那么多的年轻女子甘愿遭受蹂躏和摧残?一个号称代表了人类最先进、最优秀的党领导下的政府,怎么又会让八大胡同那样的龌龊之地在首善之都"死灰复燃"?

  当年的共产党一夜之间敢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从火坑中解救出1290个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今天的共产党,一个月之中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抓获涉嫌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而对"天上人间"等所谓顶级的娱乐场所的处理只是来了个"停业整顿"。从"全部封闭"进化到"停业整顿",你说这个社会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

  记得北京的妓院被扫除后,著名戏剧家洪琛还导演了一部以黄树卿、黄宛氏的罪行和旧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为了体现党的政策对妓女们的感化教育作用,特邀八大胡同教养院中的30多名妓女参加了演出,该剧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参加演出的一些昔日妓女,有数人日后考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西北艺术学院,从此献身于祖国伟大的艺术事业。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如今千辛万苦考进艺术院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自愿投身于卖淫事业,只能说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这个社会制度的设计绝对有问题!这个执政的政府为此能说自己一点儿责任没有吗?如果有,怎么没见有人出来向老百姓谢罪或引咎辞职呢?

  自古以来,世间万物皆有所变。历史在前进,潮流在更新,物质在丰富,文明在提高┅┅,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维持黄色生物圈生态平衡最基本的功力——金钱和性欲。从旧北京的八大胡同到新首都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演变、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具有善良人性,对丑恶势力深痛恶绝的人们能悟出一点儿什么来呢?

  2010年5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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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三:谁能代表中国纳税人的权利?

  近来国内有关房产税的议论纷纷嚷嚷,好不热闹!一方唱罢,另一方又登场献技,整成了一出活报剧。

  今天的中国青年报刊发了署名梁发芾的文章,叫《房产税不能绕过纳税人同意这一关》。文中大谈了一通所谓"中国纳税人的权利",称"征税必须得到将要负担此项税收的纳税人的同意,这应该是征税中最首要的问题"。说"征税意味着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侵害,是要求私人无偿地向政府让渡自己的财产权,而私人合法的财产权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看来,这位梁先生是不同意贸然开征什么"房产税"、"物业税"的。按他的说法,如果政府要求私人向政府让渡他们的财产权利,就必须先得到他们的同意。否则,就是一种抢夺和没收。他在文中强调指出:"将房产税的征税依据由现在的条例升格为法律,由立法机关进行讨论,根据人民代表(也可以说是纳税人代表)的意见,来决定是不是向居民住房征收房产税(或者叫做物业税)。由人大立法产生的房产税法,至少从形式上说,满足了纳税人同意这一起码的要求"。

  梁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愿望是不错的,理由也是满充分的。唯一不足的是,

  他恰恰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即现在的中国谁能代表纳税人的权利?

  以目前中国之现状,简单地用人民代表来充当纳税人的代言人是个毫无意义的话题。尽管人民代表一词已面世多年,但这些代表的"生产过程"是否透明、健康?他们的来源、组成是否公正、合法?在我等草民心中是要大大打个问号的!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随便找个什么人问问他,知道是谁代表了他自己的权利?我敢肯定地告诉你,答案一般都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虽然有名义上的选举权,但从来就没有能够真正使用这种权利的权利。

  在一个封建传统历史悠久的国度,在一个当年被储安平先生讽为"党天下"的政治环境中,民主永远只会是一块"遮羞布"。我承认今天的中国,比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了不小的"进步"和"改革";我也不否认今天的中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有"自由"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是在57年反右时早就给打成右派了。话虽不假,但水分太多。一些话不是不能说,而是看你能在哪儿说。许多话不是不敢讲,而是看你敢在哪儿讲。

  举个例子,北京一个饭馆的包间里一帮老同学或老朋友在聚会。推杯划盏之间说什么的都有,有骂共产党、骂政府的,有骂单位领导、贪官污吏的,还有骂社会乱相、经济丑闻的。不管你骂得多狠多难听,哪怕在座的人中就有共产党的干部都无所畏惧。这种现象如今很多见也很普遍,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所拥有的一点儿"言论自由"。但你别忘了这只是在一个很小的私人空间里,一小撮熟人之间的"言论自由"。且多是发发牢骚、泻泻私愤罢了,对当政的权利机构形不成什么实质上的威胁或是危险。只要中国不再来次"文化大革命",这种"言论自由"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可如果你胆敢组织个什么党,或是经常举办个政治沙龙之类的玩意儿,那你就要小心了!很快会有国安人员约你喝茶、谈话,更保不齐哪天你就突然"失踪"了。就连
互联网上的联合签名都会让当局惶惶不可终日,谁知道哪天哪月虚拟的东西会变成现实?那可不得了!

  有个场景想必大家不会陌生,北京某区某事业单位选举区人民代表,选票一人一张,多了也不给你。选民们按科室排好队,遵照上级事先已经定好的候选人名单在指定的位置上划√就OK了。至于√前面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跟划√的人没有丝毫关系。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她。一切显得是那么得简单有序,那么得统一和谐。多么神圣的权利啊!多么集中的民主啊!这权利是谁给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给我们的,它是那么的来之不易!那么的求之不得!那么的冠冕堂皇!那么的"┅┅总是有理"。谁料一位选民赶上那天心情不好,偏偏没按往日的程序走,在非指定候选人后面划了个√。这下可把单位领导急坏了!上面交代的政治任务走了样可咋办呢?赶紧又组织各科室重新填写选票,并对全体同志们说,千万不要再划错了!否则你ä
��回不了家,我也无法向上面交差,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啊!

  上面场合很多人都遇见过、经历过,见得多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习惯了就省得给党,给领导们添麻烦,惹事端。习惯成自然嘛!有关中国老百姓享有的各种权利名义上不少,但真正能落实到实处的未见得多。究其原因,是制定这些规则、条例的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他们打着"三个代表"的幌子,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却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如这些年主管住房建设的那帮官员们,把好端端的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市场搞了个乌七八糟、乌烟瘴气。还美其名曰: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根支柱。"

  不错,自打房改以来房子就变成了可以流通的所谓"商品"。一些不良开发商如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任志强之流,把房子当成了专为"富人"祭献的供品。他们一面鼓吹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日益增长的"刚性需求",一面利用政府赐给他们的开发特权,吃里扒外、欺上瞒下、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强取豪夺。全国的房价咱就不说了,就说北京的房价,这几年在党中央、温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是噌噌地往上窜,把京城百姓的可支配收入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就这样也没见那些自称代表人民的代表们站出来为老百姓说几句公道话。哪怕你冲着住建部的大门放个屁,也算是间接为老百姓出了口气啊!

  再看看这些年流行的什么"听证会",被老百姓诟为就是一"涨价会"。咱也不知道都从哪儿找的那些参会代表?基本上跟每年的各级人代会代表一个熊样,照本宣科、照样画押、照方拿药、照章点头。有几个真能表达民意的?真敢替老百姓说话的人也站不到那旮沓去,早给你送出国门了。

  另外,在有关国计民生的住房这个事儿上,报纸、电视是天天讲,月月说,就是没见那些个记者、官员、人大代表们去采访北京真正缺房住、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穷人"和"夹心层"们。拍拍他们真实的住房现状,把他们请到电视屏幕上,听听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最好让他们当着胡总书记跟温总理的面,把郁积多年的心里话全都说出来。不过他们敢不敢实话实说咱就不敢打保票了。我要是能去肯定敢实话实说,但我保证不了电视台到时能实景实播,谁让咱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呢。

  有时我在想,过去上面老是告诫下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现在这些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们,对北京的住房现状做过细致深入、全面系统的调查吗?他们对北京的住房市场的真实情况到底又了解多少?你不要跟我说人均已经达到了多少平米,也别和我忽悠什么政府今年准备在保障性住房上又加大多少投入。在拥有北京市户籍的前提下,我只想问你们几个能相对准确的数字:

  一、北京现有的住房市场中有多少盖好售出但一直空置的房子?

  二、北京有多少早就盖好但尚未售出的房子?

  三、北京有多少拥有两套、三套以上房子的家庭?

  四、北京有多少真正需要改善现有住房条件的家庭?

  五、北京有多少一个人占有一套及两套以上房子的人?

  六、北京大多数工薪阶层、夹心层能承受与之收入、贷款能力相符的房价到底是多少钱?

  以上六组数字的统计,对庞大的政府机构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他们想去做、真去做。咱们国家在60年大庆时,不是连阅兵方阵中士兵在多少秒里走几步都能算得精精准准,分毫不差吗?希望你们在住房这件民生大事上,也拿出那种认认真真、准准确确的调查精神来。如果有了以上六组或更多组的准确数字,我想那些忽悠、诈骗老百姓的开发商以及被他们买通的官员、学者、专家们的谎言就都不攻自破了。同时,对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行业政策、法规时也会有极大的帮助。至于房产税应该对谁征?怎么征?征多少?也就不言而喻了。一句话,由绝大多数自住型的纳税人来裁定房产税的归宿是个不错的选择!

  纳税人的权利不是空口说出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由某些人所赐予的,更不是能被某种势力所代表。这种权利是要靠纳税人自己去争取,但愿中国人民能看到这一天。

  2010年5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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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多数政党的“多数”问题

  一个政党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中的这一论断,是我们党从80年奋斗中得出的一个真理,是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记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走向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最大多数人是人民的主体。能否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衡量一个政党进步与落后的社会价值标准。对我们党来说,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仅关系着党的发展壮大,而且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不仅关系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而且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

  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拥有了更好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时刻记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有决定性的因素",永远做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忠实代表,真诚地全心全意地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1]

  政党的产生与政党组织形式

  党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纠结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执政,执政为了公众利益,当然也为这些人自己的利益。[2]

  "党"、"�"在古代是两个字,现在"党"是"�"的简化字。从黑,尚声。本义:晦暗不明。"党"指集团时,在古代一般只用于贬义。

  中国政党政治开始于宋朝。《论语》曰:"君子群而不党";以党为不良之名词,故世多以党为戒,后汉始有党禁。宋以前之党,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皆非政党。宋仁宗时,始有朋党之议;欧阳修著《朋党论》,谓惟君子有朋;盖已明于君子执政,必多集同志以行其政策,不必以朋党为讳矣。

  古时的党与现在的党大同小异。古时党有集团、纠集的意思,可以是名词,如党锢之祸、阉党、东林党等,这与现在的党派有些相似,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纠结起来的一批人。可以是动词意思,就是团结、纠集,如党同伐异。

  17世纪以后,欧洲国家也产生了政党,并在后来逐渐演变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其中,以英国、美国为代表,形成了两党制;以法国为代表,形成了多党制。在20世纪,以苏俄共产党和德国纳粹党为代表,又产生了组织严密的专政政党。

  法国学者杜瓦杰(Maurice Duverger , 1917 - )将政党基层组织分为三大类:细胞(cell)、俱乐部(cacus)、支党部(branch)。

  "细胞"以又称小组、苏维埃。以"细胞"为基层组织的政党通常不以赢得议会选举为目的,而是志在推翻现状政治秩序。执政后通常垄断政权,组织深入整个市民社会的所有领域,贯彻政党意志,对社会实行彻底统治。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例如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阿尔巴尼亚工人党、二十世纪90 年代以前的中国国民党等。

  以"俱乐部"为基层组织的政党以赢得各级议会、地方政府行政首脑职位之选举为目的,组织最为松散,平常没有规律的组织生活,干部以志愿工作者为主,从事选举募款与政纲宣传。例如美国民主党、共和党。

  以"支党部"为基层组织的政党,其情况介于上面两类之间。党基层组织有较为规律与严谨的政治架构,干部为常业专职人员,负责选举募款与政纲宣传。但支党部并不全面渗透到市民社会。例如日本自民党,日本共产党,欧洲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政党,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华民国各政党等。[3]

  非竞争性政党体系,包括无党制与一党专政。前者主要是欠发达而不存在有意义的政党,由部落派系执政的部分非洲国家,或者军事集团执政的国家(如缅甸),和中东若干由王室专政的国家,如沙乌地阿拉伯与阿联酋。后者主要是实行马列主义而由工人阶级先锋队执政,并将执政权写入宪法保证,因而不存在其他任何合法政党,或者仅存在不以竞选为目标的议政党派的国家(如苏联)。[4]

  竞争性政党体系又可区分为威权主义一党制,优势一党制,两党制,两党半制,温和多党制,与粉碎多党制。

  威权一党制下存在竞争性选举,但执政党借由限制他党竞选资源与权利的方式,例如严格管制他党宣传活动,严格审核他党候选人资格,有时甚至采取正当性可疑的压制性手段,确保个别单一政党长期执政,即连续当选国家元首或议会制下的政府首脑与多数议席。比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优势一党制下存在较为公正的竞争性选举,也存在着有实力赢得较多席次与地方政府首脑的政党,但由于选举制度或特殊国情,导致个别政党长期执政。比如1955 年到1990年代的日本自民党。

  两党制指政党体系由两大政党组成,两党皆有相近的竞选实力可以组成政府。其他政党没有获得足够选票支持组织政府的实力。通常国会选举实行纯粹的单一选区制容易导致两党制,称为杜瓦杰定律,比如美国与英国。

  两党半政党体系由两大党加上一个长期存在规模中等的第三党组成。两党半体系下,两大党往往都不足以各自掌握过半议会席次,而必须与第三党协商组成联合政府。三个政党通常正好代表民意的左、中、右三股势力。联邦德国是两党半体制的典型。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CSU)两者都无法单独组成政府,因此德国自由民主党虽席次不多,却长期保有选择左右两派的权力。两党半体系通常是选举采行单一选区制配套比例代表制的产物。所以德国人说,战后其实是自由民主党在执政,因为它跟哪个联合,哪个党就可以执政。

  多党制分为温和多党制与粉碎多党制。温和多党制政党体系由三个以上总数有限的,有实力取得国会议席的政党组成,没有任何两个政党能长期掌握政府组织权,其政府必为联合政府。但由于具有规模的政党相当固定,故联盟模式也相对稳定。代表性案例是以色列。粉碎多党制由三个以上,数量不固定且政党存在不稳定的多个政党组成,党派联盟模式较无章法可循,政治情势常常陷入混乱。相当多实行竞争性政党制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粉碎多党的特征,局势动乱往往以军事政权或威权体制告终。比较典型的粉碎多党制国家或地区有俄罗斯和香港。[5]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其俱乐部都不发达,社团不可能发达,社团不发达,公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社团慢慢发展下去,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众,也就慢慢成为了政党。

  德国的政党是民养,进入议会后才获得财政补贴。哪怕是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乡镇,也有很多很多的社团。这些社团的费用全部是民资的,社团成立时有章程,章程若被内政部、税务局通过,社团得到的捐款就被免税。一个社团的成员一般都是志同道合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舍得出钱。志同道合者,大家是朋友,如何使用、如何管理这些共同的钱财,也很容易达成谅解,所以发挥最大效益。

  德国民养社团民养党派,促进俱乐部发达、社团发达,形成根本意义上的政党文化。

  2009年9月的德国联邦议院(Der Deutsche Bundestag)选举,投票率是战后最低,仅70,78% .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写为SPD)得票为二战以后的最低点,仅23%.全德国人都在怀疑,社民党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人民"政党。

  德国多数政党及其代表的利益

  为了简单说明问题,人们把利益比喻成两头奶牛,政党对待奶牛的态度基本形成了政党的路线和政策主张。

  社民党认为,德意志村里一个专业户拥有两头奶牛,不公平。应该把一头奶牛没收了,由村委会管理,安排人饲养和挤奶,得来的收入全村人(那家专业户除外)分享。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红色社会党SPD(社民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现存的最古老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政党之一。一般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ADAV:德语: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建立于1863年5月23日,莱比锡)为德国社民党的前身。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合并成德国社会工人党。由于1890年秋天开始实施的反社会主义法,德国社会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一年后,在艾尔福特通过了艾尔福特宣言。由考茨基撰写的党纲拒绝了改革主义,并且向马克思主义倾斜。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是一位具备政治智慧的政治家,他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872年,那年他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员。从1878年起,伯恩斯坦就作为社会民主机构的私人秘书在苏黎世工作。1888年,由于来自普鲁士的压力,他被驱逐出瑞士来到伦敦,并且和恩格斯开始有了密切的联系。

  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伯恩斯坦出版"社会民主"的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标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 的文章,这些文章导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伯恩斯坦还在1899年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一书。该书与考茨基和李卜克内西的观点有强烈的冲突。

  伯恩斯坦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实现的(工人会逐渐争取到权利,因此他们痛苦的根源就会消失,同样革命的基础也会消失)。伯恩斯坦明确提出放弃暴力革命 .

  社民党来源于工人运动,起初更加明确社会主义性质 (现在依然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社民党把社会正义作为它的一个主要政见。经济应该发展,利益应该公平分配,因此公民才能更好的享受社会福利。同时,社民党认为一个强大而重视社会福利的国家才能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一个充分满足下一代需要的财政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为了不同的人群能够获利,社民党历来不断提出改革议题,比如富人税收政策的改革。在社会政治上,社民党致力于民法,开放式社会和公民参政上,它们是自由、正义和团结的基石。

  社民党代表工人的利益。

  全村只有一户人家养了两头奶牛,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德语缩写为CDU)认为,应该让奶牛专业户好好地养牛挤奶,卖牛奶得来的钱,分一半给村民。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黑色保守党CDU(基民盟)。基民盟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大的政党之一,党员成分主要是企业主、农场主、职员和知识分子。传统上是一个天主教、男性的政党。

  基民盟的前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于1945年7 月成立的天主教中央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在德国西部地区(巴伐利亚州除外)和柏林建立了基督教民主党地方组织。1950年10月在戈斯拉尔(Goslar)举行第一届联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基督教民主联盟,首任主席是康拉德?阿登纳。

  1990年10月1日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汉堡会议中心举行合并党代会,西德总理、西德基民盟主席科尔和东德总理、东德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合并后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正、副主席。

  基民盟1947年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德语:CSU - 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结成姊妹党。基社盟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基督教保守主义政党,代表颜色与基民盟相同,为黑色。基社盟以基督教社会主义为指导,奉行基督教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保守"此处指:保留基督教价值观,保留传统、自然的事物。基社盟的党员70%-80%是基督教徒,并且大部分为大企业主和中高级职员。

  基民盟基社盟代表着一些大财团、大银行、大企业、庄园主、独立经营的小业主的利益。

  对于那两头奶牛,自由民主党(德语: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缩写:FDP)认为,这样长期下去,德意志村还是无法永续发展,所以主张,一半的奶钱积存起来,由村委会管理,足额后买头公牛,与母牛交配,生小牛,奶牛一代一代相传下去,德意志村也可以一代一代发展下去。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黄色自由党FDP(自民党)。

  1948年12月12日,德国自由民主党正式成立,是由9个1945年形成的自由党合并而成。而这9个自由党则是从1933年被纳粹取缔的德国人民党(DVP)和德国民主党(DDP)的残存份子而组成。自由民主党的首任主席Theodor Heuss,原来曾是DDP成员,后来又曾成为DVP成员。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原东德地区的部分自由主义政党组织也加入进德国自由民主党。

  1945年后的自民党黑色保守党基民盟将与黄色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自民党1949年至1956年、1961年至1966年、1969年至1998年联合执政过,因此成为德国至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在战后的重建和70年代的经济起飞,自民党对德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德国议会中,自民党是最为旗帜鲜明地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党,该党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对于德国是机会多于威胁。自民党明白德国是一个依赖出口的国家,因此主张提高德国中小企业在全球化下的竞争力,改革纲领的核心目标是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主张简化各种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改革劳资关系的传统。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目前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福利名目繁多,自由民主党主张将它们合并成单一的国民补助金,同时推广各种靠资本运作的私营福利实体,比如商业养老保险,补充甚至逐步取代目前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捍卫和扩大个人自由"是自由民主党的根本目标,进而提出了"更少国家,够用就好!"的口号,力求减少国家对公民的自由和私人生活的干涉。自由民主党支持各种扩大个人
自由的社会改革方案,提倡教会要完全被排除在国家体制之外,各个政党应该和宗教团体保持相当的距离。国家反过来应该保护各种支持基本法和民法、尊重民主秩序的宗教团体。

  自民党代表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的利益,并且非常注重教育。

  首先自民党力求加强学龄前教育。从四周岁起儿童就应该强制接受语言能力测试,从3周岁开始到学前班其间,每个孩子都有权免费在幼儿园得到一个位置。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各种形式的外语教育。普及全日制小学,推行12年制义务教育,也是自民党教育方针之一,主张对高等教育收取学费,用来支持学校建设,主张废除对科学研究起限制作用的法律,加强德国作为高科技国家的地位。

  左翼党(Die Linke)指责,德国搞的都不是社会主义,一户人家拥有两头奶牛,太不公平,应该全部没收,把奶牛卖了,得来的钱全村人(那家专业户除外)分享。这样的主见和政策慢慢演变成一个紫红超左党Die Linke(左翼党)。

  德国的共产党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 PDS),它的前身为"(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 SED),即原东德的共产党。

  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瓦解,柏林墙倒塌,同年12月中旬东德共产党改名为SED-PDS ,1990年 2月4日正式改为PDS.两百三十万的共产党员,95%退出,只有少部分的党员从新组成PDS.民主社会主义党一如既往继承德国共产党、工人党、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社会民主党等的光荣传统。以维护工人的权益为政治诉求。对于东德共产党的改名,当时政界学界各有各的看法,批评者认为"换汤不换药",支持者认为,有勇气改名,将来总会有改革和改变。

  PDS后来跟社民党的极左派联合,先是组成劳动和社会公平党(WASG),后合并入左翼党(Die Linkspartei 或 Die Linke)。左翼党成立于2007年中期,是目前德国的第三大党。

  左翼党代表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政治

  1999年,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出版了《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6]

  在广泛比较和分析当代世界民主政体的基础上,归纳出并系统阐述了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其主要观点如下:

  多数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又称威斯敏斯特模式。多数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者统治,排斥少数;多数裁决,少数服从多数。当人民的意见不一致和利益发生冲突时,由谁来裁决和根据什么原则来裁决?多数民主论者的答案是"人民的大多数",因为多数统治的政府同少数政府相比较,更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而且更接近民主的理想。多数民主实行多数统治,而少数则处于在野反对的地位。多数民主适用于同质性较强的社会,主要有英国、新西兰和英国的大多数前殖民地。在政府结构和权力配置上多数民主具有以下10个主要特征:

  1、行政权集中于一党和微弱多数的内阁

  2、内阁统治

  3、两党制

  4、多数与非比例的选举制

  5、利益集团多元主义(Pluralism)

  6、单一制的与中央集权的政府

  7、立法权集中于一院立法机构

  8、柔性宪法

  9、无司法审查

  10、中央银行由行政控制

  正是为了使民主更好地运转起来,利普哈特在总结协和式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与多数民主形成对照,共识民主在政府结构和权力配置上有以下10个主要特征:

  1、大型联合内阁的行政权力分享

  2、行政与立法权力制衡

  3、多党制

  4、比例代表制

  5、利益集团合作主义(Corporatism)

  6、联邦制的与权力下放的政府

  7、强大的两院制

  8、刚性宪法

  9、司法审查

  10、中央银行独立

  利普哈特认为,共识民主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分享,其标志性特征是包容、交易和妥协。瑞士、比利时和欧盟是共识民主的典型例证。[7]

  林肯有一个政治信条:你可以暂时蒙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久地蒙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能永久地蒙骗所有的人。

  一个政党想上台执政,就必须具有暂时"欺骗"多数人的能力,不管是简单多数还是绝对多数,只要规则定下来,大家先遵守规则,然后才大搞文宣,进行"欺骗",当然"欺骗"得越多越好。靠什么来获得多数人支持呢?

  欧洲的政党越发达,越面临利益代表性问题,而该问题的症结又在于中间阶层的衰落和"问题群众"的扩大,从而加剧了"问题政治"的发展。政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把尽量多的人拉入党内,党员多了,目的还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力。

  任何政"党"都只能代表一些人(一方)而不是所有人的利益和主张,人们为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和政策主张和积极参政议政,舍结社组党,别无它途。政党政治意味着公民可以在不同的党派之间进行选择。党只能是代表一方的,全面代表与"党"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以党称全与以偏概全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

  沉默中伪造的多数

  为什么世界上有些政党能够公开地声称,该党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呢?本文的核心问题就是阐明,多数和少数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多数人的利益是如何被代表的。

  德国著名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2010)提出沉默螺旋理论(The Spiral of Silence)。沉默螺旋理论指出,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的意见是少数时,他比较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害怕被多数的一方报复或孤立。

  一个具体的人,如果他处于"少数人"的位置上,一般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怕暴露自己的"无知",怕被人家攻击,因为按人类惯例,往往是多数代表正确。处在"少数人"的他,为了不冒犯多数,而被批评和孤立,在公开场合他往往采取"沉默"的态度。然而,社会上每个具体的人都象他这样想,都保持沉默,那么,"沉默"就在这些自认为是"少数人"中"螺旋",这样循环往复的结果是,错误地认为"少数"(实际上是多数)的人都三缄其口,而真正的"少数"被衬托为"多数",这个 "多数"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少数。

  "多数"伪造成功。[8]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经常阅读到"全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句子,这里的"全国人民"到底是什么概念?全体中国人的总和?如是,又是如何具体地统计出来的?如果不是统计出来,"全国人民"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全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句子现在还有。

  2010年1月3日,发行量一直低迷不振的《人民日报》对外宣布,从即日起,凡通过人民网阅读《人民日报》数字版的网友,均要重新注册交费方能在网上阅读《人民日报》。

  举国上下成千上万的文章,都是一样的一个题目:"人民网要收费,全国人民不答应。"

  这些文章的作者凭什么代表"全国人民"呢?因为全国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沉默。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命题。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全国人民"都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呢? 就"蒋介石消极抗日"这个命题,为什么"多数人"都形成这样的观点?这个"多数人"真的是多数吗?

  根据沉默螺旋理论,若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人家会认为你"无知",因为"全中国人"都知道,蒋介石"不抗日",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若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人家会认为你"无理",无理取闹,因为官方主流媒体都认为蒋介石不但"不抗日",而且是"人民的公敌"。全中国人在政治学习中都读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若你说"蒋介石积极抗日",那么你将遭受一系列的威胁:你研究生考试的政治将不及格;你的升迁就会遇到麻烦;你的工作位置难以得到保障,等等。[9]

  你为了跟大家一样,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保持沉默。人采取沉默,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同意"。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1650年发表的《The Elements of Law》一书中就指出,人保持沉默时,往往表示了认可。但是,霍布斯却没有看到人性的普遍弱点,人怕被孤立、人怕被理解为"无知"、人害怕失去,所以,在沉默中表达的"同意",是一种"伪同意"。

  由于你保持沉默,你就变成了"多数"的一员,你的利益就被代表了,执政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党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社会上还总有一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少数",因为这些人对被孤立没有那么强烈的恐惧,这些人就是社会"多数"观点的"少数"挑战者,他们就是打破沉默螺旋的人。[10]

  写于2010年5月,德国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2001年07月23日第一版)

  [2] 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

  [3] Maurice Duverger :Les partis politiques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1951 - dt. 1959

  [4] Maurice Duverger :De la dictature (über die Diktatur), 1961

  [5] Maurice Duverger :Sociologie politique (Politiksoziologie), 1966

  [6] Arend Lijphart:Patterns of Democracy: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1999)

  [7] Arend Lijphart:Thinking about Democracy:Power Sharing and Majority Ru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2007)

  [8]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ffentlichkeit als Bedrohung. Beitr?ge zur empirischen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Karl Alber, Freiburg/München 1977, ISBN 3-495-47352-1.

  [9]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Die Schweigespirale. ?ffentliche Meinung - unsere soziale Haut. 6. Auflage. Langen Müller, München 2001, ISBN 3-7844-2835-5.

  [10]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ffentliche Meinung. Die Entdeckung der Schweigespirale. Ullstein, Frankfurt/Berlin 1989, ISBN 3-550-06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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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5日星期一

“胡星斗案”法官获任庭长,折射中国司法改革新动向

  ychy hao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中层干部改革落下帷幕,一次任命32名正副庭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为历史罕见。通过对一些细节的分析,或许从中能够看出中国法院改革的某些新动向。

  首先,大兴区人民法院院长马来客担任院长半年时间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改革,不禁让人想探寻马院长其人。马来客,原任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80年代末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科班出身。2009年12月空降来到大兴法院。此次中层干部改革是否有上层的授意让人不得而知。

  第二,此次大兴区人民法院中层干部改革规模之大,任命人数之多,使该院中层干部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新任命的庭长除部分人外,以近年来新招录的硕士研究生为主,其中不乏过了试用期刚刚被任命为法官的新人,非北京籍贯的占到一半以上,中层干部由60后为主体变为以80后具有法学硕士学位的人员为主体。这一举动使该院的干部素质、职业环境、学术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和提高。

  第三,亮点之一,著名学者胡星斗状告北京新网公司案的审判长赵玉东在此次干部改革中获任庭长。胡星斗因在网站发表不同观点的言论,被网站封杀,遂将网站起诉,并最终获胜。该案主审法官赵玉东的判决书被喻为"极其罕见"的"创造历史的判决"。赵法官因此险些辞职。此次获任庭长昭示着中国法院改革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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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需要选择方向的十字路口。过去的那种只注重依靠出口创汇,不惜耗尽资源,不顾环境污染,极力压低工人工资的被人称为"世界血汗工厂"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穷途末路。中国经济要向纵深发展,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规律。那么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笔者以为,政府必须实现如下四个目标。

  一、 摒弃对GDP的崇拜    笔者以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崇拜GDP的政府,这一观点并不为过。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地崇尚GDP呢?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中国人极为好面子的心理应当占据相当大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复杂因素所致,中国政府梦想通过一些激进的、捷径的发展模式创造出能够震撼世界的亮点,以此希望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认同。于是加速经济发展便成为政府当务之急的一种手段,而经济发展的快与慢,通常情况下,用GDP的增速可以很直观地表现出来;长久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把GDP高低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硬性指标,因此,全国上下均以GDP的高低为马首是瞻,为了取得靓丽的GDP,地方各级政府唯GDP而GDP,岂顾耗费资源,岂顾污染环境,甚至不惜建立世界上的è
��汗工厂等等。在地方政府的官员眼中,这些与中央看重的GDP相比可谓无足轻重,耗费资源、污染环境、建血汗工厂只能保住他们的乌纱帽,至于对子孙后代如何交代,经济能否持续发展,那就不是本届政府所考虑的事情了,地方政府在积极崇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今后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如果不彻底摈弃对GDP的崇拜,仍不按客观规律去办事,中国经济就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二、 彻底放弃与民争利做法

  不容置疑,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在与民争利。这从我国国民收入在国际上排名可见一斑,我国排名甚至远远低于一些非洲的国家;而政府的税收,竟连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高速增长,苛捐杂税种类繁多,堪称世界之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老百姓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相反竟使得东西部、南北部的区域经济,穷人与富人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上已然形成少数寡头盘踞的利益垄断集团,而且他们正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或影响力裹挟、绑架中国的法治和中国的经济。诸如此类,均跟政府与民争利有着直接的关系。国家富足了,强大了,可是人民却并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相对来说,老百姓反而更加贫穷了,以至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最终导致成国富民穷的怪现象。国家一边跟百姓争利,一边喊着要
激活内需,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大有顾左右而言它的嫌疑?政府通过名目繁多的税费征收,甚至不惜与既得利益的垄断集团捆绑在一起与百姓争利,百姓的收入占GDP连年下滑,与此同时百姓还要顾及居住,子女上学、就业、保险、顾及随时随地失业以及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更多储蓄,今后生活一旦发生大事小情,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这样的国情下,老百姓还怎敢放心地去消费,中国的内需又怎么能拉动得起来呢?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命题,却不知政府及其智囊团为何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呢?总之一句话,如果政府继续秉持与民争利的行政理念的话,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健康发展之机。

  三、 充分利用税收缩小贫富间的巨大差距

  一个国家正常的贫富差距的状况应该像个橄榄状,两头小,中间大。即中产阶级应该是橄榄的中间,富人与穷人应该位于橄榄的两端。而目前的中国,富人攫取的社会财富竟高达90%以上,穷人则占据社会人口一半以上。这样的一个极为异端的社会结构,极大地遏制了国民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不仅如此,同时还埋下了社会矛盾激化导致动荡的隐患。众所周知,成熟发达国家的税收对象是富人阶层,一般大众则通过政府向富人征收的高税赋而享受较高的社会福利待遇。总之政府是通过高税赋达到高福利的目的。然而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的纳税主体不是所谓的富人阶层,而是广大的工薪阶层,相对而言,中国的富人阶层还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违法的渠道避税,而中国的税率又不尽科学合理,因为它没有拉开富人与工薪阶层的税率差别
,因此中国税收似乎对富人而言可谓无足轻重。这种极不合理又不公平的现象将给社会带来极度的隐忧,这股怨声载道、不满愤懑的暗流不断地在消磨啃噬着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不仅如此,众所周知,中国的税赋可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政府通过实施高税收的政策之后,社会应有的福利却没有没有跟上去,出现了只收不出的怪象。就连住房、就医、就学也要实行产业化、市场化,政府在一些公益领域极端地不作为,因而在中国人头上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在这种趋势下,无奈的中国老百姓便拼命地把辛苦赚来的那点钱存到银行里去,可是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又出现了负利率。总之,中国难道老百姓是两面挨耳光,左右不是,举步维艰。尽管中央高层一再提出让老百姓拥有合法的财产性收入,让中国老百姓有尊严地生活,让中国老百�§
�能够分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成果,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中国老百姓所谓的财产性收入增长了吗?中国老百姓分享到改革开放的大蛋糕了吗?中国老百姓到底是不是有尊严地活着呢?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这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那么在这样一个既不合理、又不公平、还受压抑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积极性又从何谈起呢?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的生力军没有了积极奋进的动力,试问这样的国家经济又会好到哪儿去呢?

  四、 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启动内需拉动经济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按理说消费潜力巨大,为此许多国家都把消费押宝在中国人身上。可是不知为什么似乎中国政府却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中国政府拉动经济始终靠的是投资和出口。似乎国内不存在消费的意愿和动能,在中国政府的眼里,只有外国人才有消费意识和消费能力,只有外国人肯消费、会享受,而中国人只知道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不愿意消费,不肯消费,甚至不会享受。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消费极为疲软的现状,似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说政府只是看到了消费疲软的表象,而没有把握消费疲软的实质根源。那么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存不存在巨大的消费潜力,对此连外国人都看得明白,中国普通大众也心知肚明吧,难道唯有中国政府处在众人皆醒我独醉的状态吗?如果谁那么看就太小瞧
了中国政府。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中国老百姓消费意愿又极其低迷,这的确是一个摆在世人面前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才会闭上眼睛,跳过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而去开拓外国市场为外国人服务,即使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外国卖得足够贱,中国的制造企业只赚取那么一丁点的可怜的利润也在所不惜。可是人们想不通,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给国人增加工资收入,对国人加大补贴与福利待遇,使得中国的老百姓真正能够有财产性的收入,真正能够分享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带来的巨大蛋糕的份额呢?只要中国人手里真得有了钱,减轻了巨大的后顾之忧的中国人难道还不会消费、潇洒吗?笔者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宁愿把商品极其低廉地卖给外国人,也不愿卖给国人自己呢?其实仔细想来,就不该有此等的困惑,�¯
�致如此现状无非一是政府在与民争利;二是政府企图通过低工资扩大就业人口的基数,以力求社会的稳定,达到执政者长治久安的目的。可是,谁都相信,一旦中国人摆脱了消费瓶颈,中国真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到那时,政府即使不靠出口拉动经济,我们仍然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消费大国,只有平稳的、强大的、可持续的的内需消费才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0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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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谁劫持了我的博客和邮箱?

2010年6月28日,我的谷歌博客被删除,博客和邮箱共用的帐户被禁用,我向外披露了这一消息,要求谷歌给出合理的解释。29日,我的谷歌博客被恢复了,登录帐户时被要求重设密码,进入邮箱后,我看到邮箱内有来信说――

"廖祖笙:您好!

我看到您关于Google博客的投诉,我联系了相关的人了解情况。

1. Google从来没有由于您博客的内容关闭/删除您的博客。

2. Google临时关闭您的博客是因为您的帐户被劫持,这可能导致您的博客、邮件被删除或者修改,所以我们临时禁止您博客邮箱的登录。

3. 我们临时关闭您帐号的同时给您发送了SMS。当我们发现您用您经常登录的IP登录时, 我们会让您通过SMS验证重新设置密码,然后您就可以继续使用您的帐号。

4. 我们人工设置让您的博客现在可以访问,但是您仍需要重新设置密码。

5. 今后请注意网络安全。

谢谢!

我没法确保这个邮件会发给谁,所以不能使用真实身份,请见谅。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和我联系。"

我对上述这封来信的解释仍心存一些疑问,即便"Google临时关闭您的博客是因为您的帐户被劫持",这里面也衍生着一个问号:谁劫持了我的谷博博客和邮箱?答案在我的心里,在你的心里,在大家的心里。我们被劫持已久!

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公然剥夺后,我陆续在海外的服务器上创建了50多处个人网站,但创建一处,迅即就被封删一处。这只看不见的黑手伸得确实够长,不但能伸向国内传媒,伸向公检法,而且能伸向海内外的互联网!

我要为我惨烈遇害的孩子鸣冤,我要表达我的所思所想,已是非得"出国",一天天翻过网上那面"伟大的墙",就这样也还得不时遭遇着那只看不见的黑手。我怎么就家破人亡了?我怎么走到这步田地了?我到底干什么了我?

在遭遇这种种之前,我不就是爱说话,天天在报纸上和博客内念叨了中国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吗?此外我犯了谁的哪样"天条"了?是谁令我唯一的孩子那般惨烈消亡?是谁将我逼到了这境地?是谁还在将迫害延伸?

"Google临时关闭您的博客是因为您的帐户被劫持",这意味着我即使在被墙的谷歌开设了这样一个博客,这个博客也再无绝对的安全可言,"被劫持"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再发生。劫持者在害怕什么?劫持者在试图掩盖什么?

"今后请注意网络安全",我已是小心翼翼至此,我还能怎样"注意网络安全"?"祖国的花朵"就读的母校不是一向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可我的孩子只是被校方召回"拿毕业证"而已,就那样惨不忍睹地遇害在校内了!

下个月的16日,就是我儿廖梦君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4周年。4年了,4年了啊!虐杀无辜的狂徒在上上下下的蛇鼠一窝之间,还能逍遥法外!这4年来持续不断地删网文、删博客、删网站,到底掩盖住了什么?

我爱的祖国,我为之奉献了青春为之奉献了许多心血的祖国,您能否告诉我,在何处可以真正找到让正义得到伸张的平台?祖国无语,祖国也默默地流泪了。我的博客和邮箱被劫持又算得了什么?就连我的祖国,也是被劫持了!

劫持我的博客和邮箱,劫持我的祖国,劫持我的同胞……是同一劫匪!这个劫匪是这般的凶狂,它何止是放任杀人凶手逍遥法外,何止是让我可怜的孩子死不瞑目了眼看就已是4年时间,它连军警也劫持,它劫持我十几亿的同胞!

翻过网上那面"伟大的墙",一年365天,每天都会看到我的祖国和同胞在悲鸣,在哭泣,在呼救……看看国内的"权威"传媒,每天都是"莺歌燕舞"、"一片祥和"……真相和掩盖之间,劫持和被劫持之间,是冰火两重天。

劫持者将走向何方?被劫持者将走向何方?这样的问号在不断盘旋。"和谐"是"河蟹"的代称,我不知劫持者和被劫持者之间,怎么去和谐。他们不是如此强大吗?可悲可叹,他们却怕了,竟会怕了一支笔,甚至是一个博客。

写于2010年6月29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45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oxun.com/hero/liaozu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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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不再写作政论、时评的声明

我累了,从昨晚到现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累乏。我已是处在取保候审的阶段,而且候审的时间是一年。我一直感觉到文字其实改变不了什么,还会给相关方面造成我在"侮辱"、"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错觉,因此我决定今后不再写时评、政论,改写散文或散文诗,希望读者们能理解。

廖祖笙

写于2010年7月4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50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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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oxun.com/hero/liaozu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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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8日星期一

巩胜利:金融海啸,中元变值箭在弦上

  2008年9月15日,美国爆发近100年来、美元史上最严峻的金融海啸;今年5月10日,欧洲元区又发生其自诞生以来10年多最大债务灾难,这可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100年不遇的历史契机。美元、欧元、中元(及人民币)全球有近一半、30亿人口使用的这三种货币,美元、欧元相继遭遇灾难,中元似普天一支独秀,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正需要从经济发展的战略战术上进行重大调整和完善,到了中国货币需要面对全球经济进行升级、转换、走出去的关键时期——这是任何国家由贫穷到崛起都迟早要走的一步。现在,中元及汇率调整来到历史最最尖端的关口,采取行动而不会有太大损失,变其大略又得意益于中国与世界未来,尤其正当全球各国、几乎都希望中国允许人民币再升值、何时升值的关键之际,世界、人文、历史真乃天地合一的�œ
�佳时期。5月25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随后证实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汇改是事关中国改革大局的重要问题。

  美元金融海啸,已经让全球各国不堪忍受负重,美元21世纪以来一直贬值不断,现在欧元又发生最严重的债务危机。欧元由最初期上市流通初期的0.8几欧元兑换1美元,到峰值时期的1欧元兑换近1.5美元,再到现在的1欧元兑换1.2美元左右。这是全球最富裕区域、这两大主流货币美元、欧元历史转换的非常重要历史时期。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头,只有全球15亿最大人口使用的中元还没有遭遇全球或区域性大"危机"。调整中元与美元、欧元的价值、汇率及战略格局,是中元能与"三元鼎立"匹敌、制衡、立于不败之地的全球性重要环境的建树。

  而2010年中期,可能是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21世纪以来最低潮时期。中国,也是近十来年才聚焦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财富时期。中元(及人民币),已经不是与全球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中国一国公民使用的一种货币了,它除了要当然考虑13亿中国人的感受、实践国家的崛起和财富以外,还要给中国以外的众多国家、贸易伙伴带来当然的利益和财富。欧盟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而2010年前5个多月欧元兑人民币已下滑14%(见2010年5月19日《南方都市报》C16版《欧洲动荡是人民币汇率调整良机》一文),不管是美元还是欧元贬值,对全球这"三元鼎立"货币,都是中元历史的、发生变化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这也意味着中国货币理顺国际国内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可能重启一揽子贸易伙伴货币为参照来管理人民币,如同调整好与美元、欧元货币中的优势一样。如此一来,因欧元疲软,人民币兑美元无需做太大浮动就回归"自然法"。当前中元盯住美元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自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的实际汇率上升2%,中元不是国际货币,外国人持有非常有限,不可能像美元、欧元那样爆起爆落。

  中元的这种历史性调整利率、汇率之后,中国货币的整体环境将发生60年至今、不曾有关的重要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是距全球的"法制国家"——"市场经济"更近了一步,是与当今世界最主流货币美元、欧元有了"共生态"的更切实"融合"缓解、不冲突的环境。诚然,中元的利率、汇率的调整,绝不可能一撮而就,还需要"计划经济"转轨而成"市场经济"审时度势、继续前行……

  与美元、欧元一样,中元同样是决定了中国未来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尽管美元、欧元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病魔和弊端,但中元的"毛病"远比美元、欧阳都来的更多、更难以治疗。如果未来世界注定是这美元、欧元、中元的鼎立"天下"的话,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是前50年那样的国略、货币等那样的历程和立于世界了,因为今日中国已经大于天的融入了这世界,中国货币同样需要融于美元、欧元这个大世界。

  到2010年5月低,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拥有美国国债也超过9000亿美元;5月中国出口又大幅创纪录增加48%……5月以来,欧元又创下10年新低,这些都为审时度势的弹性中元提供了千载难逢重要的契机。倘若过了美元、欧元的历史最洼地时期,中国人民币汇改、变率、国际化等等,又要怎样衔接、变更、与美元、欧元"三元鼎立"于未来全球天下?人民币和大自然的天气一样,冬天了温度太低需要调节气候,夏天了温度太高需要调节高温,一个能调节、适应、环境气候变化的货币,才是人民币更健康的国家货币。

  金融海啸,不管是升值或贬值,人民币适应全人类弹性的温度、价值、大自然等的变化比任何都重要,而此时、此刻、此历史时期是人类延绵至今的最极限时期。过了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这历史档口,什么货币才可以与美元、欧元历史的行驶下去?未来世界需要美元、欧元、中元的"三元鼎立"世界吗?中元,能与美元、欧元一道承担起全球化这"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责任吗?

  6月10、16日以来,从美国联邦政府到美国立法"两院"都发起了对人民币升值的新一轮攻势(包括印度、巴西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由于人民钉死美元的先前受人之柄,从2005年7月份到2008年9月之间,中国曾寻求、允许人民币逐步升值,也一度放弃了人民币钉死美元的做法。但2008年9月15日以来,因美国为标志的全球金融海啸全面爆发,中国又立刻回到人民币"钉死"美元的原机制,美国因此认为人民币汇率有可能被低估了40%……中元钉死美元,俨然已经历史五年多过去。现在,美国立法机构力图从美国法律上来寻求对人民币制定"游戏规则",使美国政府也无法回避和让步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于6月26、27日的G20各国首脑峰会上对中国货币施压。而中国人币民也需要改变一直没有升贬值"游戏规则"的常态做法,中国要未雨绸缪,防患于
如欧元霎那僵死的未然。现在公元2010年中期,若错过了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的重要历史时期和最低潮关头,那么中国中元(人民币)调整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更加兀立而尖端,那么中元历史性厘清与美元、欧元的价值关系、货币利率就可能成本就会更加高昂,中国走全球化之环境之路可能就越发崎岖?中元之路,能与美元、欧元来完成"三元鼎立"的共赢历史使命吗?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见解、疑问、版权使用等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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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朝鲜大换血,是因为血已坏死

  据海内外6月7日电报道,朝鲜第12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7日在平壤举行,会议决定免除金英日的内阁总理职务,并选举崔永林为内阁总理。与总理同期被免除职务的还有三位副总理以及一些部级官员。

  根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出席了当天的会议。会议是根据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提议,决定免除金英日的职务并选举崔永林为内阁总理的。崔永林是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责任书记,此前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会议根据金正日的提议,选举张成泽为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是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此前他是国防委员会委员。

  这次非常时期的会议还免除了郭范基、吴寿勇、朴明鲜的内阁副总理职务,并免除了轻工业相李州五、食品日用品工业相郑延科、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朴学先的职务,同时任命康能洙、金乐熙、李泰南、全河哲为内阁副总理,任命赵炳柱为内阁副总理兼机械工业相、韩光复为内阁副总理兼电子工业相、安贞秀为轻工业相、赵英哲为食品日用品工业相、朴明哲为体育相。

  朝鲜在这个时候更换了一揽子包括政府总理、三位副总理、以及关系到民生食品、盐、体育、日用品、轻工业等领域的负责人,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的根源无奈,是想极力挽回、维持由货币崩盘而造成的巨大金融混乱、政令不畅、无法控制的残局。但这种混乱已动摇了朝鲜赖以维持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根基,现在朝鲜又与韩国处于50年不遇的非常时期。可以预见的是:2010年又是朝鲜的一个非常难熬的峥嵘岁月——国际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也锐减)亏空,货币依然无头苍蝇一样东凸西凹,农业更加青黄不接,中国总理还允诺将"端平"朝韩间有关"天安舰"这碗水,但金正日是个"玩火者",危卵倾国之下,还有什么可以做……

  谈到"天安舰"事件,"博客中国"上作者锦王文章一针见血的说,在中国一年又一年做出"负责任大国"的承诺声中,在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避免局势紧张升级"的呼吁声中,在中国给予金正日这个反复无常的独裁者越来越高的外交礼遇和援助之后,北朝鲜不仅拥有了核武器,有了越来越先进的导弹,并且还在悄悄地到处扩散,现在又公然以偷袭的方式击沉了"天安舰"。凡此种种,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到底体现在了哪里?难道一定要让北朝鲜把核武器扔到他们的韩国同胞头上?难道一定要等到金正日把核武器和导弹扩散到伊朗和缅甸?中国这个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才不再重复什么"呼吁各方冷静克制,公正阳光……"这样一类拉偏架、忽悠人、黑社会般的外交辞令怎样增加一个负责大国的60年ç
��"话语权"?

  谈到"救死"朝鲜一事,在最新一期新加坡《联合早报》上,中共中央党校付编审邓聿文发表文章赫然指出:"中国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对于北朝鲜金氏政权的支持。究其原因,这个封建世袭的专制政权迟早要垮台,朝鲜半岛迟早要被南方所一统。届时,如果因为曾经大力支持过金氏政权而尴尬地被排斥在半岛的统一进程之外,甚至被统一后的朝鲜半岛视为民族公敌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有最更是将朝韩两国分峙与中国和台湾相比较,统一大业人心所向,正义之举人心向背,谁能阻挡?

  ﹡巩胜利 :著名独立中国问题学家,财经、社会类评论家。其经济、社会类尖端文章,在海内外广泛发表。代表作有:《中国"春运":暴富了谁?掠夺了谁?》《21世纪:生生死死"新经济"》《中国党政军退出市场经济领域》等。其《来自中国彩电第一品牌的内幕》一文,引发中国1998年6月上海"长虹"股票强烈震荡,《全球911绝对防略》《撩开美国NMD的面纱》《对话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穷人到底有多穷》等等,分解了中国社会和世界经济的一些重大、根源问题。在国际媒体《财富》《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及《欧洲时报》等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震动的论述,也在中国最高层《国内动态清样》《改革内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等广泛发表过独家前沿的经济、社会类评述、论著。作者的ä
��些前沿文章,反应了国际、中国社会的一些尖端问题而著称,引起中国最高当局强烈关注,也引起国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强烈关注,被称为"具有驾驭中国语言文字与事件的最可怕功力"。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专家,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客座教授,是从事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著名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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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现莉:财政收入全球第二,社会保障全球第几?

  内容提要:我国今年的财政收入有望成为全球第二,这是一个让政府官员们深感兴奋的成果,但如果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气不能受到民众的遏制,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全球的名次将继续会一直处在"不好意思"公布的状态。

  * * * * * * * * *

  原任卫生部部长,刚调任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高强的一番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中国政府本身的开支水平,与全世界很多国家比较,并不太高。一是我国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要低,二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很多国家相比也比较低。"

  但时过不久,来自地方政府的几则丑闻,还是狠狠地打了高主任一记响亮的耳光!

  继长春市公安局花费近3万元,购买笔记本电脑被曝光引起各界议论后,很快有网友在云南省政府网上发现:昆明市纪委一次购买上千件办公设备,花掉近700万元;昆明市财政局一次采购服务器4台、台式机68台、笔记本电脑8台,花掉近58万元;

  另外,昆明市劳动教养管理所,添置茶几、沙发、老板桌若干,成交价是54.8万元;昆明市公安局"巡逻及运兵车"24辆,丰田柯斯达20座标配(柴油),成交价:104.26万元,每辆43万多。

  几天前,山东省粮食局孟局长,还有粮食局两位副局长及3位处长,在济南市舜耕山庄贵宾楼6688客厅的餐饮消费账单也被曝光,餐费是1000元/位的标准,12人总共1.2万元。一壶"日照雪青"260元,一盒软中华118元,一瓶34度白趵精品198元。加上矿泉水、醋饮,以及其它零碎消费,这顿饭总共吃掉1.481万元。

  ――账单登记的宾客名字为粮食局,百分百属于公款高消费。

  与这些频频爆出的政府"豪华采购"、"天价餐"事件所显示出的政府奢侈相比,社科院一份人才报告显示,百万蚁族,蜗居在城中村,过着连农民工都不如的生活。二者之间如此的不协调,是中国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的又一征兆。

  更让人寒心的是,面对这些对任何民选政府来说都是天大的耻辱事件,我们的政府官员却不思如何进行整改,而是极力用所谓的"业务需要"为由来进行辩护,看来,只有粮食局的官员不好意思以此做借口了。

  众所周知,公车也是"业务需要",但公车私用现象却比比皆是。即使真是业务所需,是否就必须如此奢侈?如此滥花民众的血汗钱,事先是否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可惜,在我们的政府官员们看来,"屁民"们根本就无权过问这些问题的。在这些丢脸的事件被无意中曝光后,也只是不得不用"业务需要"来搪塞一下而已。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其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行政管理费用的绝对支出为52.9亿元,占行政总支出的比重为4.71%。到2003年增加到了4691.26亿元,增长了88倍,而同期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倍和21.97倍。

  要知道这部分行政支出并没有包括预算外支出,从1996年到1999年,预算外支出都占到了行政总支出的一半。

  进入21世纪后,预算外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数还是在逐年提高。虽然无法确切知道预算外支出中,究竟有多大比例属于行政支出,但可以肯定,它是行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03年开始,仅通过预算的行政成本支出,基本上就占了财政支出的20%。据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叶青透露,每年仅公车、公宴、公房、话费,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总的行政成本占比,在30%以上。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的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之高,更是一目了然。

  以2003年为例,中国这一数字为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

  但相应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却极为吝啬!

  据统计,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2%,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在30%以上,甚至有些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是用于社保方面的。

  在OECD国家,卫生费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并且,几乎都在70%以上,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制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88%。

  而在中国,这部分有限的支出,有多少用在了政府官员以及垄断行业的管理人员身上、又有多少用在了真正的底层民众身上?虽然我们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老百姓的感受是真实的,教育、医疗、住房,日益成为压在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是明证。

  政府本身并不生产任何物质财富,它的所有开支都来自于民众的税收,在中国,它还来自于民众先前劳动的积累,譬如,土地出让金,以及国有企业的收入等。

  之所以把这些财富交给政府,是为了让它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跟民众把钱捐献给NGO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如果一个NGO把如此高比例的捐款用于自身开支,那么,它很快就会失去社会信誉,资金来源断绝而无法存活下去。

  有所不同的是,政府则是利用强制力,把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在民选政府体制下,政府的胡作非为还有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而在中国,政府的运作向上级负责,虽然也会向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但由于广大民众与"人民代表"之间是隔绝的,这就导致他们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所有见不得人的龌龊行为,都害怕暴露在阳光下。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都会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尤其是牵涉到财政的收入、支出上公开透明化,这本来就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最方便、最有力的反腐手段。唯有此,才可能提高政府和官员的公信度,才能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

  而中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寻找借口是简单的,但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财政部的统计数字现实,我国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有可能超过8万亿,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收益等,将达到10万亿的规模,有望成为全球第二。

  ――这是一个让政府官员们深感兴奋的成果,但如果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气不能受到民众的遏制,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全球的名次,将继续会一直处在"不好意思"公布的状态。

  来源:博客中国20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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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谷歌博客被删除――给谷歌的公开信

2010年6月28日,我写下《加入过中共是我毕生的耻辱》,又题《黑帮再庞大也仍然是黑帮》,将文章发送到海外传媒。文末提供了两处相关阅读的链接,一处是我的旧文《树倒猢狲散的中国共产党》,一处是《作家廖祖笙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声明》,这两处链接指向的都是我的谷歌博客相对应的文章。

约一小时后,域名为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的廖祖笙谷歌博客竟不知被什么人删除了。当我试图登录邮箱和博客共用的帐户,将日前备份好的博客资料予以恢复时,网页显示"帐户被禁用",已无法登录该帐户。

至此,我家破人亡后已被陆续封删博客4个,个人网站50多个。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在虐杀学生的惨案发生后,不但能令国内传媒噤若寒蝉,令公检法形同虚设,还能伸向海内外的互联网,并且似乎已能伸向"不作恶"的谷歌!

中文谷歌避走香江之后,我曾为谷歌在中国大陆受到当局的恐赫与压制鸣不平,先后为此写下了《共产党堕落成流氓党的又一铁证》、《正义的法槌会对新纳粹敲响》、《逼走谷歌中共向全球认罪》、《中共搭台唱戏抹黑谷歌》等一系列文章。而今,我的谷歌博客居然被删除,帐户被禁用。

若是黑客窃取了我的帐户密码,应也还无法做到帐户被禁用。这些文字算是我写给谷歌总部的公开信。我有大跌眼镜之感,希望谷歌能公开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另外顺便告知大家:我的邮箱liaozusheng@gmail.com目前帐户已被禁用,在该帐户恢复使用前,请读者们不要再往这个邮箱内发送邮件。

中国大陆作家 廖祖笙 专此敬上

记于2010年6月28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44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oxun.com/hero/liaozu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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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7日星期日

袁剑:超级熊市,我们准备好了吗?

  2010年01月12日,中国央行"意外"调高准备金。第二天,沪深股市以大跌报收。

  绝大部分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下跌,而是确证了一个超级熊市的正式来临。它意味着,从上证指数达到6124点的2007年10月份算起,中国股票市场将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超级熊市周期。如果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的话,那么,日本1989年地产泡沫崩溃之后的股票市场,将是中国证券市场未来最有可能的历史镜像。在1989年年底到达38915点巅峰之后,日本股票市场一直处于反复震荡,不断寻底的过程之中。然而,谁都不会料到,日本这一寻底之旅竟然长达20年之久,至今仍不知底在何方。对应于这一长期熊市的,则是日本经济深陷泥淖,一筹莫展的经济低迷。对于日本经济这种几乎类似于植物人的现象,大多数论者将其归结为地产泡沫或者日元升值,这显然是对复杂历史的一种轻率的学术简化。以一种�›
�加宿命的角度看来,所谓日本奇迹在1989年之后所遭遇的"悲惨世界",与其说是日本特殊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一个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过程中必然要承受的普遍命运。而其中蕴含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教益则是:一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在其转型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多么令人生畏的挑战。不幸的是,无论是从还是从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的一般命运,还是从中国高速增长本身的内部逻辑看,2010年的种种迹象显示:今日中国与1989年的日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换言之,在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及政治变革的新的转型时期。较之前面三十年的转型,这个转型的复杂与困难程度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泡沫式增长

  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通胀,而是中国延续了20余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种以高投资、高消耗,高外部依存、低权利、低福利为本质,以追求GDP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造成了高昂的代价。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严重通胀,实际上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消耗以及成本压缩已经达到极限。此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晰:要么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改进增长质量并立即着手解决一系列棘手的政治及社会问题;要么接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不可避免的硬着陆。这是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被一个规模更加宏大,更具有震撼性的故事抢走了眼球。200
8年秋季肇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困局变得异常模糊。外部需求的瞬间坍塌不仅神奇地浇灭了中国的通胀之火,也使中国模式自身的严重缺陷穿上了最好的防弹衣。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中国模式的隐患所在,试图给经济降温并在温和的增长环境中实现转型。但突如其来的危机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议事日程,转型之路被迫中断,并迫使他们祭出最激进的反危机措施。虽然在整个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结构调整,以免重蹈覆辙,但蛰伏于体制之中的GDP冲动,显然找到了最佳的宣泄时机。结果,信贷之火熊熊燃起,资产泡沫四处泛滥。在2009年,据说改革十分成功的中国银行业,故态复萌,一年之内放出的贷款的竟然高达十万亿之谱,而其创造出的货币也达到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峰�€

  在2009年年中,我曾经说明(参见《跑步进入泡沫经济》一文),在一个经济体逐渐成熟,原有增长路径受到阻碍的转型时期,要想维持原有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是最为便宜的办法(生产率的提高显然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增长速度的降低、实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发财欲望的高涨,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都具有最强烈的制造泡沫的冲动。有史可鉴,几乎所有的大型泡沫都暗合了这种历史背景。最为切近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及1980年代的日本地产泡沫。而2009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则疑似这一黑色历史的又一个经典案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泡沫经济的某个阶段。其突出的信号是,中国股市已经在2007年10月达到创纪录的6100点,这比2006年年初的1200点足足上升了5倍有余。由于中国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的有某种程度的防火墙缘故,在随后的股市崩溃中,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进入高位盘整并有逐渐回落的趋势。及至危机爆发,由于信贷的快速扩张,中国股市开始从低位迅速反弹,而房地产市场则更是像注射了兴奋剂一般,从高位掀起了一轮极其狂热的价格博傻。由于房地产在地方政府GDP竞赛以及地方政府融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这使得中国房地产泡沫聚集速度较之其他经济体更为迅猛ã
��与官方统计数据所呈现出的温和与理性不同,在短短一年之中,中国所有重要城市房价实际上暴涨了一倍之多。无论是从房地产作为投资品必须满足的租售比指标以及作为消费品必须满足的房价收入比指标看,还是从房地产投机者的亢奋情绪以及诸如空置率等其他指标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已经达到相当危险的水平。一个与地产泡沫密切关联,但颇富中国特色的信贷泡沫,则是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制造的。保守的数据显示,数以千计的地方融资平台去年一年的贷款总量为3.8万亿,不仅占到去年新增贷款的40%,贷款余额更比2008年年初暴增2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价格已经高度泡沫化的土地收入作为还款基础的。在全球都在迅速去杠杆化的2009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却以其特殊能力加倍杠杆化。这显然是泡沫
侵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种中国形式。诸多专家在讨论中国房地产风险的时候,大多以中国房地产投资居民部分的低杠杆率安抚我们,但如果考虑中国地方政府疯狂的高杠杆率,这种安抚就多少具有麻醉的意味了。也正是这些地方平台,相当程度上支持了去年的主要投资,也支持了去年的经济增长,。

  一年多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下来,中国M2/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不管如何解读这一数据,但有一个事实恐怕十分明确:在当下,中国经济领域内充斥着巨量躁动的货币,它不是转为强大的通胀压力就会变成可怕的资产泡沫。更糟糕的情形则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

  很显然,2009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独特而强劲的表现,绝大部分是依靠泡沫堆砌和支撑的。这与次贷危机以及日本1980年代日本地产泡沫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各级政府对GDP在政治上的高度依赖因而对推动泡沫经济情有独钟,这个泡沫的潜在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上述两个。

  它不仅不能说明中国确实具有某种特殊能力,反而更加清楚地凸显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脆弱性。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在这个时候,所谓中国模式却在全球受到了最隆重的膜拜。而正是凭着轻松实现的高增长和这种廉价恭维所激起的幻觉,很多人不仅以为中国又回到2008年之前的黄金时代,甚至全球也进入了中国时代。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悄悄地走入了泡沫经济的晚期。顺便需要提到的是,普遍的乐观情绪从来就是泡沫经济的一种典型征兆。去年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参见"跑步进入泡沫经济")曾经设问:泡沫之后呢?看来现在是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本意是要维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刺激政策,却将一个正要消退的资产泡沫瞬间撑到了极限,虽然并不是太意外,但却让中国经济管理者顿失腾挪空间。他们赢得了时间,但却可能已经丧失了空间。

  2010,旧增长的终结

  在加入世贸之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度过了一段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种集体记忆被一群视野及立场都非常可疑的经济学家逐渐培育成了一种牢固的迷信:中国具有某种特殊的高速增长能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仍然可以不付代价或者付出很少代价来继续这个增长神话。反应在宏观经济管理思维中,这种迷信就变成了:我们仍然处于某种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小心翼翼的调控,我们就能继续实现又快又好的增长,并且在快速增长中实现向好的增长的转型。在这里,一个没有明言但却非常清晰的优先秩序显然是:速度在前,质量在后。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及社会稳定对于速度的高度依赖也迫使经济管理者选择这样先后秩序。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最高管理者已经强烈意识到转型的急迫性,容易看到,对于这种转型,中
国的最高管理者不仅是诚实的而且是认真的。然而,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乐观估计,总是驱使他们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在尽可能高的速度中转型的最佳时机。换言之,他们希望在不牺牲任何潜在增长速度的战术环境中实施战略转型。这就导致了在宏观调控中,增长速度的阀门总是被开启到最大限度并以此作为条件去寻求好的平衡。然而,时移世易,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当今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可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普遍的估计和假设。在刺激政策实施了短短一年之后,中国就立即出现了强烈的通胀征兆和巨大的资产泡沫,便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的一个明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以过去的显然过于乐观的假设来进行宏观调控,就可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游戏。

  以一种更加谨慎和悲观的视角看来,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已然发生了重大转折,所谓"战略机遇期"很有可能已经变成了战略挑战期。那种低通胀低泡沫、高增长的黄金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回到我们中间了。只要我们不是被疯狂意念占据了灵魂的赌徒,这种转折图景就清晰可辨。

  支持中国在前面一段时间中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历史条件无非如下几端:由政治压制及人口红利共同作用下的低价格劳动力;由政府权力垄断所形成的低价格资源和环境;由全球市场扩张所带来的高市场需求,由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所推动的高投资。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推动黄金增长组合的基本因素,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而这些因素消失和减弱的速度也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回想一下投资者们的注意力是如何从低廉的中国制造一夜之间移到大宗产品市场的所谓中国价格的,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或许,从GDP的构成观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的看清这个格局。

  事实上,我的推测是,中国的资源消耗在2007年已经达到瓶颈状态。

  作为前一阶段推动中国高速增长主要因素的外部需求,一直被寄望甚殷。但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势头逐渐减弱,尤其是作为主要外部市场的欧美市场深陷泥淖的时候,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维持某种稳定局面已属不错。如果真的以为金融危机不过是一场短期危机,外需将在危机之后迅速恢复,恐怕就过于天真了。实际上,2009年令人同情但显然具有赌博性质的刺激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一厢情愿的假设之上的。但结果相当令人失望,外需的恢复仍然遥遥无期。有必要清醒意识到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成熟经济体也同样处于重大而艰难的转型期,外需的疲软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果转型不顺利,失业问题所引起的政治压力增大,中国的外需甚至有可能恶化。当失业问题依然是民族国家内部的责任时,自由贸易的确存�œ
�某种难以克服的悖论。在日本199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之时,最新一轮全球体系扩张也处于高涨时期,这对于出口导向的日本来说,多少算是找到了一个漂浮于危机之中的救生筏。而这一次,同样出口导向的中国,却遭遇了一个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双重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

  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如果希望继续维持令人难以割舍的高增长,恐怕就只能寄望于内需因素。高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强大的支持因素。2009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反危机中成就"一枝独秀"的奇观,正是由于中国政府重新拿出了这个传家宝。在去年,投资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了令人讶异的90%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超高的投资率之所以得以维持,乃是因为在政府"合作"下,企业将大量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超低成本,加上全球化红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使得过度投资勉强满足了盈利的基本法则。但显见的是,在中国社会逐渐苏醒,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受阻的时候,无论成本的削减还是市场的需求都对这种高投资率模式构成严峻的考验。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虽然还有余地,但投资高峰恐已过�Ž
�。在1990年代突然失速之后,日本用公共财政滥建基础设施,以至于搞得很多机场门可罗雀,但仍然无法将日本的增长拔出泥潭。这提醒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可以大幅度提高增长速度的论调不能过于当真。至于那些真以为政府一支持,就能搞出一个革命性的新兴产业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想法,可能就更接近买彩票中大奖了。

  如此,在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中就只剩下消费可以依恃。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印象:中国存在严重的消费不足,因此,只要更大规模的启动消费就可确保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然而,这很有可能是消费率过低所引起的一种错觉。真实的情况也许是,消费率过低并不是消费本身太低,而是投资率太高的缘故。投资率降下来,消费率就自然升高。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经验和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的消费一直相当稳定的增长。在一个奢侈品消费已然全球第二,在年轻人疯狂购买远远超过他们收入水平的住房的地方,说消费不足,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严重背离。希望以政策刺激以带动消费爆发性增长,从而填补投资和外需的空白,恐怕过于夸张了。在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急剧扩大贫富差距。但这并不是短期
可以轻易改变的现状。

  以上种种莫不强烈提示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转折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硬要将经济增长速度拔高到以前的水平,就必然以泡沫和经济体系的严重混乱为代价。宏观调控不能变魔术,不能从无变到有,它只能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范围内起作用。大大超越这种潜在能力所实施的政策刺激,与大量服用激素何异?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出现的超级信贷泡沫,正是由于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并因此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所引致的。就给定的约束条件而论,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们已经在战术上做到最好。但最好的战术如果是建立在错误的战略假设上,那结果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之初,速度的急剧下滑是中国经济最为迫近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两种风险与我们都同样接近
。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急速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通胀上升及泡沫即刻破裂的风险。这大概就是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真实底蕴所在。就在当下,各类媒体上还充斥着所谓"二次探底"的看上去颇为"专业"的言论,似乎中国经济真正复苏过一样。事实是,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重症监护室。一个依靠高强度货币强心针维持着的经济体,何来真正的走出危机呢?一旦拿掉强心针病人究竟是死是活,恐怕谁都不敢赌这一把。危机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其实真正需要担忧可能不是经济的所谓短期的二次探底,而是经济增长的长期下降趋势。棘手的是,在病人生死不明的情况下,高强度货币激素所吹出的泡沫和通胀并发症都已尾随而至。如果不紧货币,不仅泡沫会越吹越大,通胀也可能很快成为脱缰野马。2010年三、四æ
��份的数据已经清楚的显示了这种趋势。显然,这不是现行政治及脆弱的社会体系能够承受的。但如果紧货币,则泡沫可能立即破裂,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增长也可能突然失速。这种后果也同样是政治上不能承受的。吊诡之处在于,这种迹象在最近几个月的数据同样有所反映。在货币增速以及信贷仍然处于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滑落态势,很可能证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已经骤然下滑。对于传统宏观管理智慧而言,这的确有点疑难杂症的味道。有论者根据通胀上升迹象判定,当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迹象。但种种迹象显示,在产能仍然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通胀并不是需求引起的,而更有可能是成本的刚性上升推动的。而其中诸多成本(比如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等等)的上升都是长期趋势。需要提到的是
,房地产泡沫在城市化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了城市新移民的长期预期成本,这本质上是一种去城市化。在产能大量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出现通胀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主要基础资源已经达到国内瓶颈。比如铁矿石、原油等基础原材料的需要大量进口,但其定价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正是2007年出现的情况。在上一轮上升周期中,经济增长了多年之后方才出现通胀,而在这一轮,仅仅一年就出现了明显的通胀苗头。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判断。在去年,我曾经对中国经济作出三种可能假设(参见:"为中国的未来做好准备")。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挑到了最差的那一签。而成本长期上升趋势的开始则幽灵一样翩然而至。

  在今天的中国,放眼望去,两边都是政治悬崖。于是,维持现状呆着不动就变成了最好的宏观决策。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中国宏观调控如果不是完全失去腾挪余地的话,空间也已相当逼仄。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2007年初开始从紧,到2008年年底突然大幅放松,再到2010年年初重新从紧,宏观调控方向的高频反复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难以驾驭,宏观调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到现在,它可能终于要停止摆动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将2010年年初调整准备经当做长期熊市开端的原因所在。没有猜错的话,在今后一段时间中,中国的宏观调控将处于动辄得咎的狼狈处境。或者换句话说,对于现行政治机器得以有效运转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调控可能已经无能为力。而在这背后,隐含着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困局则是:中国过去三十�¹
�赖以高速增长并勉力维持着社会平衡的体制潜力已经被消耗殆尽。或者,它宣布了这样一种中国式治理模式——用经济增长代替政治及社会变革,正在走向终结。在2010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领导者的确正在逼近一次极其痛苦的历史选择。

  中国管理当局拔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本意,是希望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财富基础并为这种解决赢得更多的时间。这种逻辑相当容易理解也相当值得同情。然而,同样容易理解的是,经济增长并不能取代政治解决方案。解铃还需系铃人,政治的问题最终还必须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在当下中国,这种战略中隐藏着的一个最为深刻的悖论乃是: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惜一切追求速度)本身就是制造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渊薮。既如此,与其拔高增长速度引发经济混乱,不如坦然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这一现实,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上调控经济并辅之以最低限度的政治及社会解决方案。这可能是打破当下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或许,这反而能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政治
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和谐的环境。窃以为,中国的政治家甚至应该以最坏的经济情境作为执政假设。较之于如何宏观调控等等技术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在历史的转折处,如果政治家还像技术官僚一样着眼于短期和技术思维,甚至成为这个专家那个专家的木偶,则可能雾失楼台,铸成大错。无论作为中国奇迹的招牌还是作为政府控制能力的关键来源,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都是相当令人尴尬和痛苦的。而主动戳破泡沫直面更低的经济增长,更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但这总比再次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好。有必要特别提醒一部分加大刺激论者的是:美国人可以滥发货币,那是因为美元引起的通胀可由全球分摊,但中国这样做,其后果就只能由中国人独自承受——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但无论�˜
�继续从紧,还是重新放松,抑或如当前这样维持现状,我都倾向于认为:一场大型的且症候复杂的经济调整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以此为开端,在高速奔跑了30多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又一个极其艰难和痛苦的转型时期。也因为这种基本面背景,中国资本市场也将进入一个超级熊市。

  即将降临的超级熊市

  如果我们将2010年作为中国转型元年,那么在这一年,我们第一个将要遭遇的重大经济事件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

  到今天为止,大概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房地产不存在严重的泡沫。分歧仅在于:这个泡沫究竟是以软着陆的方式逐渐被消化,还是以剧烈的方式破裂。前一种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必须像过去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这大概是中国房地产的死多头们(他们大多是中国特殊论者)借以自我安慰的唯一可靠的逻辑。但诚如前述,中国经济不仅很难重现黄金时光,而且极可能遭遇长期的中低速增长时期,其间出现大型衰退的风险也不是小数。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升幅度,非但大幅超越当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远远超越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如是,中国目前这个超级地产泡沫如欲平稳收场,大概就只能依靠怪力乱神的帮忙了。在迄今为止的金融史中,对大型泡沫的悲惨结局心存侥幸者,几乎从来就没有如愿
以偿。于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后一种可怖前景就变得愈发清晰起来。鉴于这个泡沫延续的时间已经如此之长,规模已如此之大,我们相信,这个泡沫实际上已经处于极端脆弱的状态,任何轻微的刺激就会导致破裂。不管是货币政策哪怕稍微的收紧,还是一小撮机敏的投机者的率先抛售都可能导致这个死亡螺旋的启动。一如气球被吹到极致接近破裂的那一刻。除了那些对金融市场波动缺乏基本教训的人(可惜的是,中国房地产投机人群中充斥着这种鲁莽的博傻者),任何熟练的投资者都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的疯狂拉升感到恐惧。一般而言,这是一个价格上升周期的末端信号,也是价格操纵者宰割羊群的饕餮季节。所谓欲让其死亡,必先让其疯狂。疯狂者的行动逻辑如此简明而又无可辩驳:明天会有更高的价格。

  而更加强烈的信号则来自于我周围那些持有大量房产的朋友们。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之后,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凭借非常有限的投资经验,他们以为房价在盘整之后,仍然会像过去一样持续上扬。在其中,参杂着这样一个赌注:从以往中国经济管理者在房地产调控中屡屡表现出的投鼠忌器,他们打赌管理当局会再次放松货币政策。不过在我看来,在目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再度实施货币刺激,导致的经济混乱与通胀压力将是巨大的。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除非中国经济管理当局一味蛮干,否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再度放松货币政策的概率几乎为零。中国的房地产参与者经历了一个牛市,也仅仅经历过一个牛市。这种痛快的财富增值经验是如此片面而又偏执,以至于更像是受到了一种
幼稚信念的麻醉。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泡沫的崩溃总是在大多数投资者处于这种精神麻醉中悄然开始的。当我们做着去天堂的梦的时候,却跑在去地狱的路上。

  诸多信号让我们确信: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在2010年春天见顶,而其正式开始破裂的时间应该就在2010年的某一天。2010年的春天对于房地产投机者而言,可能是一个极其美妙的季节,但这一年的终局却可能成为埋葬他们梦想的一个巨大坟场。接下来我们唯一要谛听的就是,泡沫最终破裂的那一声凄厉的巨响。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中国银行业,城市居民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将构成沉重打击。从中国各类银行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补充资本的迹象来看,他们似乎对此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过,这种打击可能远远不是目前静态的所谓压力测试所描述的那么乐观。不必讳言房地产泡沫崩溃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沉重压力。作为旧式增长方式的一个标志性行业,房地产一直是中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而其之所以被称之为"旧式",乃是因为其中充斥着低效率,隐含了太多的剥夺,带来了太多的社会分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个行业才产生了那么令人羞愧的巨富——一种典型的中国特产。一言以蔽之,目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对市场经济财富价值观的嘲笑和扭曲,对社会带来的整体贡献远远小于他们对社
会的破坏。这样一个负效率行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所谓支柱行业,简直就是中国的国耻。通过紧缩、萧条乃至对房地产巨富征收惩罚性税收,以清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重新塑造其健康基础,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面相。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之时,就是中国经济新一轮转型开始之日。泡沫可能加深困境,而更大的困境则可能加速转型。只有在这样一个积极乐观的辩证法中,已经沦为害群之马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才具有稍许正面意义。

  作为中国一系列资产和借贷的评估挂钩源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公司及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破坏将是广泛而深刻的。而重新修复这些资产负债表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这干脆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中国新的转型时期的第一个艰难使命,就是消化和吸收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后遗症。无疑,这也将延长中国这一次转型的时间并放大其困境。出于这个理由,我们确信,房地产泡沫将是把中国资本市场打入熊市的关键推手之一,同时,它也奠定了这个熊市之所以为熊市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

  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的另外一个长期趋势,也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不断上升趋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中国各级政府极端畸形的亲商主义增长战略,大量成本从企业当然也从政府内部转移到了中国社会。比如,环保成本、比如对劳动力价格的政治压制、比如通过土地征收对农民及城市居民的剥夺,比如通过低利率向大型国企输送利益所造成的对储户的剥削,比如通过各种财政优惠及退税所导致的公共福利的降低,凡此种种,都使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及外资企业,向中国社会转嫁了大量成本。这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份额日趋降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份额节节攀升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转移成本从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和政府的盲目投资,成为传统增长模式高投资,高增长循环得以维持的一个中国式条件。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个时代正在成为过去。近几个月在中国沿海频繁发生的有组织罢工
(这在中国这个事实上不允许罢工的地方是相当罕见的),表明中国社会不但已经苏醒,而且开始反制(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将劳动力价格上升完全归结为所谓劳动力短缺简单的供需逻辑)。将偷偷和强制转移出的成本,重新放回应该放的地方,不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其他转型目标多少还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那么这一点则在现在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转型时期,企业成本的长期上升以及在某些阶段的大幅上升,将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企业过往损益表中那些不真实的利润将被清除。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断成熟及全球市场扩张势头的减弱,都将导致需求的疲软。两相夹击之下,企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公司的频繁破产都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趋势,数量不断扩张的中国上�¸
�公司当然不会置身其外。要言之,在调整收入分配已然成为新转型时期的时代主题的时候,作为上一个增长阶段主要受益者的中国企业将被迫让利,以前被列入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将会更多的流向劳动者,流向社会,并作为维护基本社会和谐的成本。有鉴于此,在2500点惊呼股市已达历史估值底部的分析师们,实在应该被划分为可爱的纯粹经验主义者。

  显然,在未来一个时期,影响中国股票市场估值的因素并不止于成本上升一端。一如前述,新的转型时期,是中国经济日益成熟的一个时期。所谓成熟,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增长速度的显着降低。无法对这个速度的具体区间作出估计,但它应该显着低于前面三十年GDP平均9.8%的增速。这对那些体量已经足够大动不动市值就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型中国公司来说,尤其是一个噩耗。如钢铁、地产、石油化工、以及主要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国有银行等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代表性行业,将逐渐失去增长动力。易言之,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高成长将成为如烟往事。在未来十年,如果经常听到这类公司增长速度突然大幅降低甚至亏损的消息,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而作为产能清除的主要对象,我认为相当数量的公司可能惨遭淘汰。那些今天还在为中国�"
�筹公司的低估值百思不得其解的人们,很快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会为这些巨型的僵尸公司买单。道理异常简单,今天10倍的pe,当明天股价下降一倍时,其pe可能还是10倍。就我们的视野所及,中国相当大一部分上市属于此类。这意味着,中国股票市场股价不断向下调整的压力将非常沉重。黄金十年的戏剧刚刚开场,却已戛然而止。投资者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那些行业发育尚不充分,或者真正赌对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抑或确实凝聚了超人智慧的公司。只有这些公司才能突破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限制,而获得大幅成长的机会。但在我看来,这些公司少得可怜,因而也很难支撑中国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人们有必要记住,在增长速度显着降低的时候,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非常剧烈。一批公司的消失,会是这个熊市剧本的主要剧情�¹
�一。

  社会和政治环境因素由于太过复杂无法被纳入分析框架,因而经常被分析家排除在外,不予考虑。但嘲讽的是,社会和政治环境经常是影响市场中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社会及政治都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情况则更是如此。以官方论述,中国下一个阶段转型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很清楚,这不过是一个更复杂过程的委婉表达。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极端扭曲,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原始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衡。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还是高投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分化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在这样一种博弈中,政府越是要追求增长的速度,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就越是必要,就越是深重。原
因无他,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为了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权利的弹簧实际上已经被压缩到极致。所以,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义乃是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舍此,无以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逻辑非常清楚:只有在权利与权利博弈基本平衡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好的经济增长,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福利改进的经济增长。也只有在这样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的。在这个意义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不是一个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微观问题,是草根者的公民权利的落实问题。然而,权力与权利博弈从来就不是平静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从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视域观察,权利与权力不断激烈博弈直至恢复平衡,达到社会和谐的过程,正�˜
�中国政治及社会体制的重造过程。其艰难、复杂、惊险的程度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过程将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过程相互叠加,这就可能激发出一连串难以预料的链式反应,并开启风险或者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之门。毫无疑问,在下一个转型阶段,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重要基本面的社会及政治环境背景,极可能具有高度不稳定及低能见度的基本特征。由此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及经济波动,将可能更为频繁。这一点,与1990年代的日本相比非常不同。日本在经济下滑以及泡沫破裂时,社会贫富差距极小,政治体系也具备足够弹性以吸纳各种冲击。而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日本恰成两极。显而易见,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一长期调整将处于更加动荡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之中。尤其需要提到的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型
几乎同步开始的。次贷危机之后,无论是更多自由的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更多福利的欧洲资本主义实际上都遭遇了重大挑战,这种挑战不是那种成长之中的烦恼,而是那种逐渐衰老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全球体系中所激发出的各种冲突离我们并不遥远。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前景将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出来。对中国而言,更为麻烦的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挫折所带来的价值体系的空前混乱。在经历了三十年的"以美为师"模仿阶段之后,突然之间,老师也变得令人生疑起来。很清楚,中国的出路只有在自己的困境中独自寻找,或许,这才是所谓中国模式真正开始孕育之时。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之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各种观念的冲突与辩论将会相当炽烈。具体到中国资本市场,现在看上去确定无疑的功能定位都可能成为争吵的话题。所�°
�转型风险所导致的基本面不确定,莫此为甚。

  及于此,从前被奉为经典的买入持有策略很有可能成为引发投资悲剧的陷阱,而那些适应了新一轮转型背景更加另加灵活的投资策略则将成为赢家。如果从100点到6000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前面三十年由于市场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年,新一轮转型周期带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将是一幅反复挣扎的新图景。就其时间之长,动荡之频,突围之难,恐怕只能以超级熊市概括。当一众股市宣传家还在鼓噪6000点甚至8000点的时候,6000点已然成为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墓碑,凋零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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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被“逼上梁山”的中国汇改

  2008年9月15日,美国爆发近100年来、美元史上最严峻的金融海啸;今年5月10日,欧洲元区又发生其自诞生以来10年多最大债务灾难,这可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100年不遇的历史契机。美元、欧元、中元(及人民币)全球有近一半、30亿人口使用的这三种货币,美元、欧元相继遭遇灾难,中元似普天一支独秀,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正需要从经济发展的战略战术上进行重大调整和完善,到了中国货币需要面对全球经济进行升级、转换、走出去的关键时期——这是任何国家由贫穷到崛起都迟早要走的一步。现在,中元及汇率调整来到历史最最尖端的关口,采取行动而不会有太大损失,变其大略又得意益于中国与世界未来,尤其正当全球各国、几乎都希望中国允许人民币再升值、何时升值的关键之际,世界、人文、历史真乃天地合一的�œ
�佳时期。5月25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随后证实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汇改是事关中国改革大局的重要问题。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全球发出汇改的第一次公开声音。

  6月20日,中国央行发言人阐释:一是"中国汇率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二是"增强汇率弹性"。但这能解决中元60多年的沉疴烂账和朽掉吗?就是一时解决了对中元的G20"声讨会",但明日复明日全球性经济的"均衡"、"外汇顺差"又怎样解决?

  自2005年7月中国第一次汇改,到2008年8月因金融海啸废止;到2008年9月重回钉死美元,再到此次2010年6月20日再启汇改……

  「核心一」:美国要求中国的汇改指标,中国肯定、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达到;中国的汇改脚步,何时能达到与中国的经济总量、步伐匹配同步、与主要主要贸易国家均衡等,这是一个宏大、系统而漫长的过程。但中国货币先行、彻底退出钉死美元的机制,倒是中元走向国际化的可行、切实关键的重要一步。接着,汇改中国需要耐力、公关力、理论与实践的国际建树,中国国家智库和民间独立知识智库、国际力量来推广中国的汇改主张与步伐,使中国就美、欧中国货币汇改博弈能取得相对的均衡,让国际社会了解、理解中国的脚步、措施和面临的难题及下一步的期望。否则,与美国"两院"打烂账、持久战"你攻我防,我攻你防"等等,那么损伤的可能只有中国的货币大略,但这是一场况日持久、远非三、五年、十年等就能解决的中
国的国际及经济环境的角力问题。否则,中国经济出状况了,对全世界经济也是一场不容小觊的灾难!

  「核心二」:2010年6月24日,也就是在G20集团领导人加拿大第4次峰会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再次一方面用"胡萝卜"的方式说:"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采取积极、建设性态度,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平稳发展,而不要把人民币问题政治化";言下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拿到G20上去,来诉诸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的辩解道:"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造成中美经贸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结果,人民币汇率的升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都60年了,怎么今天才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来源?!

  「核心三」:在21世纪今天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包括全球第一强大的欧盟、还有近500年历史的英国和曾经风靡全球的英镑、以及全世界所有的任何国家,美国依然是全球货币、汇率至今唯一的"裁判员",且没有任何国家、任何货币能够取代这种"裁判员"的绝对地位。

  A)汇改为何重回"钉死美元"?

  美元金融海啸,已经让全球各国不堪忍受负重,美元21世纪以来一直贬值不断,现在欧元又发生最严重的债务危机。欧元由最初期上市流通初期的0.8几欧元兑换1美元,到峰值时期的1欧元兑换近1.5美元,再到现在的1欧元兑换1.2美元左右。这是全球最富裕区域、这两大主流货币美元、欧元历史转换的非常重要历史时期。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头,只有全球15亿最大人口使用的中元还没有遭遇全球或区域性大"危机"。调整中元与美元、欧元的价值、汇率及战略格局,是中元能与"三元鼎立"匹敌、制衡、立于不败之地的全球性重要环境的建树。

  而2010年中期,可能是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21世纪以来最低潮时期。中国,也是近十来年才聚焦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财富时期。中元(及人民币),已经不是与全球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中国一国公民使用的一种货币了,它除了要当然考虑13亿中国人的感受、实践国家的崛起和财富以外,还要给中国以外的众多国家、贸易伙伴带来当然的利益和财富。欧盟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而2010年前5个多月欧元兑人民币已下滑14%(见2010年5月19日《南方都市报》C16版《欧洲动荡是人民币汇率调整良机》一文),不管是美元还是欧元贬值,对全球这"三元鼎立"货币,都是中元历史的、发生变化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这也意味着中国货币理顺国际国内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可能重启一揽子贸易伙伴货币为参照来管理人民币,如同调整好与美元、欧元货币中的优势一样。如此一来,因欧元疲软,人民币兑美元无需做太大浮动就回归"自然法"。当前中元盯住美元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自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的实际汇率上升2%,中元不是国际货币,外国人持有非常有限,不可能像美元、欧元那样爆起爆落。

  B)中国汇改是什么目标?

  中元的这种历史性调整利率、汇率之后,中国货币的整体环境将发生60年至今、不曾有关的重要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是距全球的"法制国家"——"市场经济"更近了一步,是与当今世界最主流货币美元、欧元有了可能的"共生态"、更切实"融合"、缓解、不冲突的环境。诚然,中元的利率、汇率的调整,绝不可能一撮而就,还需要"计划经济"转轨而成"市场经济"审时度势、持久的继续前行……

  与美元、欧元一样,中元同样是决定了中国未来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尽管美元、欧元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病魔和弊端,但中元的"毛病"远比美元、欧阳都来的更多、更难以治疗。如果未来世界注定是这美元、欧元、中元的鼎立"天下"的话,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是前50年那样的国略、货币等那样的历程和立于世界了,因为今日中国已经大于天的融入了这世界,中国货币同样需要融于美元、欧元这个大世界。

  到2010年5月低,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拥有美国国债也超过9000亿美元;5月中国出口又大幅创纪录增加48%……5月以来,欧元又创下10年新低,这些都为审时度势的弹性中元提供了千载难逢重要的契机。倘若过了美元、欧元的历史最洼地时期,中国人民币汇改、变率、国际化等等,又要怎样衔接、变更、与美元、欧元"三元鼎立"于未来全球天下?人民币和大自然的天气一样,冬天了温度太低需要调节气候,夏天了温度太高需要调节高温,一个能调节、适应、环境气候变化的货币,才是人民币更健康的国家货币。

  金融海啸,不管是升值或贬值,人民币适应全人类弹性的温度、价值、大自然等的变化比任何都重要,而此时、此刻、此历史时期是人类延绵至今的最极限时期。过了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这历史档口,什么货币才可以与美元、欧元历史的行驶下去?未来世界需要美元、欧元、中元的"三元鼎立"世界吗?中元,能与美元、欧元一道承担起全球化这"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责任吗?"货币自由兑换",不是美元、欧元的专利,中元的未来也当然是这样的国家货币。

  C)中国汇改要改变什么?

  中元变值大概要分两个重要步骤来实施:(凸)、要完全脱离钉死美元的做法、不再回头,美国政府已经公开表示"钉死美元"是"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达到认定标准"的重要因素(见2010年6月4日《日本经济新闻》题为《美商务部长骆家辉表示 美难以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报道),中元汇改成盯住一揽子国际货币(大概是13种国际货币);(凹)、形成具有"弹性"的中元汇率机制,通常汇率"弹性"一词,是说中元汇率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区间差,就是更大的"空间",这"空间"必定是最大与最小之间形成。美国及其商务部长骆家辉在谈及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重大差异主要指:⑴人民币汇率体制必须改革;⑵人民币不能与美元单一挂钩方式运作;⑶商品市场的价格不能由政府一手包办,如国家发改委什么价格都
一管到底;⑷党、政都不具备管理市场经济、产业;⑸加入WTO这九年,中国只是"微略修改了政策",还面临很多课题。美国联邦政府商务部(也就是美国审查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主管机构)部长骆家辉认为:当前,很难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需要花很长时间。

  截止北京时间2010年6月22日16时20分,美元兑中元(及人民币)报6.8099 元,低于盘中高点6.8215元,但仍高于周一(21日汇改第一天)收盘水平人民币6.7976元。人民币走软令很多观察人士措手不及,央行早些时候将美元/人民币中间价定在汇改以来最低水平6.7980元,低于周一的6.8275元。中间价的单日变动幅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按照中国央行是次"增强汇率弹性"的游戏规则,中元兑美元汇率在7.0000到6.0000之间则可能是一段时间内所增加"汇率弹性"空间,也可能是中元至今60多年最大的"弹性"。但中元成"自由汇率"、WTO缔约国规定的"货币自由兑换"(见2004年《时事资料手册》4第79页《美国判断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美国商务部6项判定之"1"项、以及《欧盟判定市场经济低位的标准》之第6项之"汇率转换依据市场汇率确定")还差
千万里之遥,可能要中国20、30年、或更长时期"汇改"才能做到的事。如果中国不做货币、汇率的根源性彻底变革,那么汇率和货币自由兑换,可能成为欧、美及近40个"高收入国家"长期要挟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未来中国又绝无可能就这"一根稻草"放弃或决绝。

  6月10、16日以来,从美国联邦政府到美国立法"两院"都发起了对人民币升值的新一轮攻势发出最强音(包括印度、巴西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由于人民币"钉死美元"的先受人之柄,从2005年7月份到2008年9月之间,中国曾寻求、允许人民币逐步升值,也一度放弃了人民币钉死美元的做法,但2008年9月15日之前,以美国为标志的全球金融海啸全面爆发,中国又立刻回到人民币"钉死"美元的原机制,美国因此认为人民币汇率有可能被低估了40%……中元钉死美元,从开始到放弃再到钉死,俨然已经历史五年多过去,又回到"钉死"的原处。现在,美国立法机构力图从美国法律上来寻求对人民币制定"游戏规则",使美国政府也无法回避和让步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于6月26、27日的G20各国首脑峰会上对中国货币施以国际、各国的方略压力。而中
国人币民也需要改变一直没有升贬值"游戏规则"的常态做法,中国要未雨绸缪,防患于如欧元霎那僵死的未然,需要制定货币、汇率游戏的规则来运行。现在公元2010年中期,若错过了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的21世纪最低潮和最低成本的关头,那么中国中元(人民币)调整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更加兀立而尖端,那么中元历史性厘清与美元、欧元的价值关系、利率关系就可能成本就会更加高昂,中国走全球化之环境之路可能就越发崎岖?中元之路,能与美元、欧元来完成"三元鼎立"的坦途、共赢的历史使命吗?

  在一种国家货币问题上,美国是寻求内外法律(包括美国两院、G20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一揽子根源解决,而中国先是无奈的拖延、再是不得不变、没有任何国法战略游戏规则之下("中国货币委员会"只是空有其名,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是最最有广泛发言、决策权的最高机构却从来没有任何"声音")被推着"变革"(中国所谓的任何"改革"从来都是一党下方权限的一种过渡,从来都没有以"法律"公民"举手"的规则来推进),中国与美国的使用策略与处世方法形成鲜明、天地差别的对比。对货币、汇率上的问题,动用了国家"两院"的立法与法律、国际法、国际事务的所有可能,是今后国际社会的常用手段,用战略、智慧、知识等广泛所有的较量,一己中国官方怎么承受得了?看来,中美就中国货币、汇率这一与发
达国家兼容的难题还要3年、10年、20年……年复一年、持久的斗争下去。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见解、疑问、版权使用等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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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江:求见中央巡视组

  广西上访民众要见"中央巡视组",这意味着他们先要闯过由广西公安、特保、保安、当地干部组成的层层防线,从4月27日开始,这场围绕着"求见中央巡视组"的拉锯战,在原广西国宾馆――南宁市西园饭店大门前旷日持久的上演了。

  中央巡视组来了

  "要人治,不要法治!"教授秦远富在距离大门几米处声嘶力竭地喊着,炙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疲惫的气息,访民们机械地跟着山呼。"错了,喊反了。"不少话已出口的访民马上反应过来,他们提醒秦远富。秦愣了愣,"都被你们逼成神经错乱。"他指着大门里面的政府工作人员抱怨。门里门外一片笑声。

  在南宁市近日令人窒息的桑拿天中,访民们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对峙已经在接近30度的高温中持续了7天,围绕着南宁市西园饭店大门,"我要进"和"不许进"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当事双方惟一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已汗流浃背、精疲力竭。

  事件因4月底的一则新闻而来。27日,作为当地党报的广西日报刊登了中央第二地方巡视组到广西巡视的消息,其中提及"将听取干部群众有关情况的反应",随即当地各媒体也争相跟进报道,这给了广西众多的访民们一线希望,这群经年申冤却弄得灰头土脸的人们抱着这样一个想法――"看来这回中央重视了,钦差来了"。大批群众从广西各地蜂拥而至。

  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中,相比于各地的纪委,中央巡视组更有民声。自从1996年,中纪委六次全会作出 "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以来,"中央巡视组"制度已经历时15年,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等案件的部分线索,就是由巡视组在巡视中发现的,因此在民间享有"钦差"之美名。

  "人家中央的钦差哪有时间慢慢看你上百页的材料,要做到直观清楚。"一位柳州的老访户这样教导自己的同乡。为了迎接中央巡视组,这些访民甚至为自己的申冤材料编制了目录和页码。在市中心,一位复印店的老板眼皮都不抬的复印着,装做什么都没看见,他显然不想惹来麻烦。他这次的主顾都是来自柳州被侵吞了国有资产的工厂职工。

  27日一早,南宁市郊外的沙井镇,访民刘慧萍告别了自己的家人。她10岁大的女儿问:"你又要去上访了吗?"刘慧萍和这个镇的数千女性一样,被以"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为由剥夺了所有福利和土地,其中也包括政府的征地款,不少妇女已经为此上访20余年。"我觉得这回是有希望的,中央的人都下来了"前段时间,她刚刚从北京上访回来,却毫无所获。

  几天之内,中央巡视组驾到的消息已经在广西上访界传开了。4月28号一早,几十名上访者穿过星光大道,直接进入了西园饭店,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这个"最佳园林式单位""绿化先进单位"。这些手握厚厚申冤材料的人们选择了安静地跪在11号楼前的空地上――报纸上刊登的"中央巡视组"驻地。"人家在上面开会,不要吵啊!"保安过来警告他们。"会有人过来吧?""好好跪着,人家打开窗子就能看到咱们",这群膝盖着地的人小心翼翼的互相提醒着。

  当天的太阳终于滑落,好运没有降临在这些人头上。"走吧走吧,巡视组下班了"接近18点,公安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将他们撵出了西园饭店。断续跪了一天的访民十分费解,为啥自己就没遇见巡视组的人呢,难道巡视组的人不吃饭不拉屎不成?"中央的人住在10号楼,你们跪错啦。"一个内线传来信息。人们追问他,"你能有我知?我之前在这里做卫生!"这位访民斩钉截铁地说。

  不许乱来!

  "不要乱来啊,不许跪!"维持秩序的信访干部吆喝着。上访群众们高声回应:"不要脸!不要脸!"十数名特保冲过来打算扶起跪在大门口的访民,却发现这是个颇为艰难的任务――大多数跪下的访民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几个胆子大的干部过来扯这些下跪老人,老人哭喊着、叫骂着向后退着。有一个老人在人群后大叫着,"我看你们都不得好死,我问你们,你们为谁的利益!"这已经是5月3日之后的故事,此时的西园饭店大门内外堆积了两群人,他们隔门对峙,决不妥协。

  每一次,人群都最终会被压缩到人行道上,让开西园饭店的大门。"我们要见中央巡视组!"访民们一遍又一遍地喊,这时特保们又会冲过来,耸起胸肌,双手背后,排成人墙挡住他们,直到他们不喊。5月的南宁,天气变得更闷热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急躁地推开一名年轻特保,她斥责道:"你没有阿婆吗,你还知道尊老吗!"之后,她从两名肌肉很发达的特保中间强行穿了过去,二人只能侧身让路,相视苦笑。

  大多数时候,这些前来申冤的人们都安静的坐在便道沿上。跪拜并不能持续多久,原因之一是他们也觉得跪在那非常难受。"跪着很累的,我带了止痛药。"68岁的上访者梁美丽是个农民,她跟随众人反复下跪要求进入11号楼面见中央巡视组,但几天下来,这被证明是"不可能"。

  在这群面带愁容,衣衫不整的人中,有一个农妇名叫李秀琴,他应该是这个场合中年纪最大的人了,90岁的她只是安静的跪着,她的丈夫是曾经的战斗英雄,而她在东沟岭的家现在却被人暴力拆迁了。有人拿出准备好的毛泽东画像,这很快就被收缴了,又有人举起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头像,同样的结果。

  几天中,如果访民们只是在路边发呆,警方也就任得他们呆在那,与在门外地上喘着粗气的人们一样,维持秩序的警方也希望得到休息,他们的底线是保证访民们不会冲进西园饭店。当地政府同时安排了4个人在西园饭店大门口的传达室内接访,5月5日之前这里甚至竖起了"中央巡视组"的牌子,但自从访民们认出这4个人都是广西当地的信访干部后,这块牌子没多久就消失了。

  "你是中央的吗?"

  "我是中央巡视组联络员"

  "我不相信你"

  "你信得过就交(材料),信不过就走喽。"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会出现很多次,由于长年来问题得不到解决,广西访民对当地信访干部抱有不信任情绪,大多数交涉因此变得毫无意义,人们只能又回到路边。很多人举起了自己打印的大号"冤"字,一位来自沙井镇的不识字的阿婆,长时间举着反转的 "冤"字,但她眼神坚定而愤怒。很快,由于天气闷热,人们手中的"冤"字头顶的宝盖头往往被汗湿褪色,变成了一个个的"兔"字。

  "你有尊严,我就没尊严吗。"6日,一位公安和几位老人争论起来。"你没尊严,你是家丁!"一位老年妇女骂道。"你为老不尊!"这公安说。"你是家丁!"众老人骂。很快,双方被隔离开,"解放军子弟兵,有些警察是家丁!"访民们齐声高喊起来。这种情况让公安们无可奈何。

  在混乱中,寻找负责人也是一个难点,访民李燕军拉住人墙中一位看起来像是领头的特保,他拿着对讲机且穿着与别不同的T恤衫,上面写着"攻无不克","你不是头吗,你能管管(我们)吗?"李燕军扯着他,"什么头,光头!"这名特保回绝道,他确实留了个光头发型,对话到此就结束了。

  僵持中,人们唱起歌来。由访民彭海清领唱的各种歌曲基本是从革命歌曲改编过来,只是把其中的"鬼子""反动派"改成了"腐败官员""狗黑官",他们寄希望于能被院子里的"中央巡视组"听到。"天上铺满星,上访到北京,中央知道了……"彭海清悲戚又悠长地唱着,一些人跟着哭了起来。

  由于没人能见到中央巡视组,门外的访民们将希望寄托于运气,当每次有高级轿车从西园饭店内开出,访民们就异常激动,写有"中央巡视组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标语牌被举了起来,"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他们喊。

  尾声

  "这不公平,是不是。"仁和村的黄翠娟抱着1岁两个月的外孙,这是个遗腹子,他的妈妈生前曾经上访,却至死没能给自己讨回公道,由于这里的外嫁女性都被剥夺了各种福利,因此这个1岁两个月的孩子至今没有户口,他成了西园饭店门外最小的上访者。除了吃和睡,他还什么都不会。

  5月7日发生的事情让黄翠娟不敢再去西园饭店了,因为听说很多之前几天前去跪求中央巡视组的访民都被当地公安抓了起来,8号的西园饭店门外变得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访民终于开始遵守这里的秩序――先到传达室领号。

  "他们夜里到家里去抓人,只有我女儿在家,他们就走了。"刘慧萍庆幸道。"我女儿说我妈妈不在,她当时吓坏了。""我不给他们开门,把狗拴在门里,他们在外面呆了一会就只能走了"访民张伟明证实当时的时间是夜里1点前后。

  但部分访民就没那么幸运了,10余名曾经到过西园饭店的访民被处以拘留。7日一早9点40,上访教授秦远富在距离西园饭店大门还有10米的地方被推进了警车,访民刘慧萍在旁边的福建派出所看到了他,他哭了,"我冷"他说。很快,有人在看守所找到了他。

  "反正就是不接待"曾经的中央委员、广西总工会主席岑国荣,如今也成了上访者,他称自己也被"踢来踢去"很多年,"我就数着,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77次不接待我了,我这么老了,到死的时候我要把这个次数写到自己的悼词里。""就告到死呗"和他一起的原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苏礼峨笑着说。

  11号,南乡村的访民沈叶珂给记者打来电话,她焦急的说,"找不到了,我现在找不到了。""你找不到什么了?"我问她。"我妈不见了,被抓去不知道哪里了,她都55岁了"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抓我们,这次的事本来中央是好意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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