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7日星期三

谢盛友:贪官外逃是“生命保险”

  赖昌星案子的一些法律基础

  中国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是什么?一般人的理解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具有普遍约束力;……

  当一个国家的强制力无法保证"法"的实施,怎么办?比如罪犯外逃,那么只能国与国之间签约(备忘录)引渡。引渡将逃犯的审判权合法地让渡给另一个州、国家或政府(Legal surrender of a fugitiv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another state, country, or government for trial.)。

  2011年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国政府关于赖昌星回国依法接受审判的立场十分明确。马朝旭说,赖昌星是中国司法机关通缉的厦门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案发后潜逃加拿大多年,我们对加拿大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

  2010年中国和加拿大经谈判签订的"关于打击犯罪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已将其中的关于赃款分配协议纳进启动轨道。所谓赃款分配协议(agreement on the sharing of the proceeds of crime),就是双方对未来在加拿大境内查到的中国逃犯,无论是贪官还是经济犯罪分子所得的金钱,缴还中国的比例而达成的协议,可有二八开,三七开,五五开之分。

  2003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署生效。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项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性公约。公约确立了通过促进国际合作,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宗旨,为各国开展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公约规定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它措施,将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妨碍司法等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公约要求所有愿意遵守该公约的国家在法律上采取协调措施,以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与腐败行为、打击洗钱等非法活动、简化引渡程序、扩大引渡范围。公约还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保护那些在法庭上提供对犯罪团伙不利的证据的证人,并向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财政等方面的援助。

  2000年12月,联合国宣布成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Anti-Corruption Convention) 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有效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第58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签字。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包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在内,1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各国还谈判达成了《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ProtocolAgainst the Illicit Manufacture of and Trafficking in Firearms, Their Parts and Components and Ammunitions)(简称:《枪支议定书》(Firearms Protocol))。其目的在于通过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等小武器的活动,加强国际社会在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合作。2002年12月9日,中国政府签署了《枪支议定书》。

  "远华"走私大案主犯赖昌星,潜逃加拿大12年,终于在7月23日被加拿大政府遣返中国,在北京一下机即被中国有关方面逮捕。

  1999年8月,赖昌星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以普通游客的身份与妻子和三个孩子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初逃至加拿大的赖昌星,有加拿大华文媒体对他的生活这样描述:赖昌星尽管亡命天涯,仍在温哥华西57街斥巨资130多万加元(近800万元人民币)购入一幢连花园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豪宅。 据说赖昌星多次出入温哥华唐人街和西区百老汇街的赌场豪赌,每次赢钱,必定奖赏赌场员工,尽显豪客本色。

  国内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迫使怀有政治偏见的西方人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不过,实事求是地讲,12年来,加拿大的相关法律并没有什么变动,倒是中国的法律经历了一个趋向完备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讲,赖昌星的遣返,应是国内法制完备化的胜利。

  赖昌星毕竟是国内出去的,他的出境程序,中国方面有解释的全权。内地说他的香港通行证不是合法颁发,香港方面因此吊销了赖昌星的居民身份。香港回归前是英联邦成员,加拿大也是,联邦成员的居民可以免签证相互走动。赖昌星凭着这一优惠进入加拿大。如果他的香港居民身份是"假"的,那么他去加拿大就是"非法入境",加拿大政府可以将他遣返中国。

  以上是7月23日赖昌星终于被遣返的法律基础。

  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专业委员会委员的马国华认为,赖昌星一旦遭判无期徒刑,两年后就会转为有期徒刑,最高20年。

  德国军火商施赖伯判八年

  与赖昌星一样施赖伯也是外逃到加拿大,被引渡回国。不同的是,施赖伯具有加拿大国籍。施赖伯(Karlheinz Schreiber),1934年3月25日出生于德国Petersdorf.2010年5月在德国被判8年有期徒刑。

  施赖伯被引渡,完全是德国调查部门坚持的结果,这是德国国家检察院完成的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关于施赖伯案子的追诉年限,当时德国法学界也争论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派别的法学家对于追诉年限有不同的理解。奥格斯堡检察院院长赖恩哈特?内梅兹在本案开庭之后依然坚持将行贿罪名也列入起诉书中,尽管法院认为已经过了追诉年限。

  施赖伯案子,法庭程序所关注的重点并非某笔生意的政治责任问题,而该案的核心是偷税漏税问题。施赖伯接受了资金,本应为此缴纳税款,但却并没有这样做。这是法庭关注的重点。

  施赖伯是基民盟政治献金丑闻的关键人物。他的罪名是,通过银行的伪装账户,将军工企业提供的数百万筹金分给了德国的一些政界人士和工业界人士。但是,在德国,施赖伯只是因为偷税漏税等罪名被送上法庭。

  施赖伯是德裔加拿大人,早年曾在西德的情报部门工作过,后来经商,主要从事国际军火生意。做这种生意,使他与德国和加拿大的政界人物都有密切往来。在德国和加拿大,施赖伯都为政党的筹款出过大力,但后来他的名字却与政治丑闻紧密相连。在德国,1999年闹出"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献金丑闻"成为前总理科尔的一个污点,而施赖伯是这起丑闻的一个主角。

  在加拿大,则有"空中客车事件"。施赖伯在德国受到多项指控,包括诈骗、行贿、逃税等。由于他已经获得加拿大护照,并坚决留在加拿大,因此德、加两国政府为他的引渡大费周折。德国方面早在1999年就提出了引渡要求。2004年,加拿大司法部长Irwin Cotler命令他向德国政府归案,但施赖伯为了能留在加拿大而不断上诉。加拿大最高法院和安省上诉法庭先后做出判决,同意引渡。

  中国贪官外逃仍然是"生命保险"

  中国与德国国情不同,施赖伯只被判8年有期徒刑,赖昌星如果没有逃离中国,早就被枪毙了。最近,中国就处死了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

  根据我个人的法律知识判断,中国绝对不会判赖昌星死刑,不管是为了派系斗争还是司法的国际接轨,北京都会"安排"赖昌星继续"活着"。

  贪污,如果出逃北美,即使抓回来,至少能保命。逃到国外后,弄不好还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

  赖昌星案有它的特殊性。特殊之一,赖昌星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不会讲英语。如果赖昌星有本事将自己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与加拿大律师的法律知识结合起来,他很可能在法庭上再次逃过去。因为没文化,他只能靠钱雇律师。当钱用完后,律师不肯再为他花时间―庭讯时律师都懒得出庭,居然在德国通过视频辩护,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新论据,只是老调重弹―赖昌星就完了。

  特殊之二,赖昌星的妻子也是没文化的,因不习惯国外生活,早几年已经带着孩子回国。如果中国贪官跑去美国,老美比较宽容,办事要有结论至少十年八年,等要遣送回国,子孙可能己成了美籍华人,打官司又有另外理由。如果老婆孩子成了加拿大或美国的公民,打官司时就有家庭团聚的人道考虑,不遭遣返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我的总结:廉政治国是强盛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治国60多年,如今,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有一条不会改变,那就是:廉政,是治国强盛的根本。

  据有关资料显示,十多年来中国有148名高官因腐败落马。据权威人士估算:中国每年有上万亿被贪,还有上万亿被吃喝嫖赌。有关资料显示,每年国家流失最少1万亿地(资源)租,流入到利益集团或个人口袋。不少省均有数百人贪官携巨额赃款外逃。据南方某报透露:一个地级的副市长在澳门赌博一次就能输掉4000万;国企营业额的百分之二被贪官挥霍。贪官不仅存在于党、政、工、青、妇、团、人大、政协、公检法、国企,而且早已严重的渗透到部队、学校,甚至省级纪委书记也成为阶下囚,范围之广层次之高令人发指。贪污受贿数千万甚至一二个亿,腐败案值触目惊心。

  马英九日前在"治国周记"中表示, "廉政署"开始正式运作,这是台湾第一个专责肃贪、防贪、反贪的公务机关,它与其它犯罪调查机关最大的不同就是,"廉政署"不办任何其它的刑事案件,只办公务员的贪渎案件,"廉政署"的成立可以说是民众多年来的期待。

  全世界给整治腐败开的药方无非就是:高薪养廉、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

  连苏联老大哥俄罗斯也通过了旨在高薪养廉措施的《反腐败纲要》,提醒公务员不能逾越那条红线,不需要因为待遇不足而去靠贪渎来赚外快,让他们养成清廉自持的习惯,以至于做到"不愿贪"。但是,最根本的是,必须有新闻监督,使得他们 "不敢贪"。第三,司法独立,法令周延、没有漏洞,让想要贪渎的官员没有机会,而且透过贪污治罪条例的规定,对于触犯贪污罪的公务员提起公诉,可以判刑,吓阻公务员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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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说说中国民主派的对手与对策

  中国民主派的第一个对手,是官方。批判专制与权贵,是中国民主派的长期的首要任务。现今的专制与权贵,指中共;然而,专制与权贵又不仅仅是指中共。即使一觉醒来,中国实现了民主变革,权力也不会自觉地走进笼子里去;因此,中国民主派的第一个对手,将依旧是官方。这,亦将是长期的、不变的、首要的。

  中国民主派的第二个对手,是5毛。5毛是通俗叫法,严格地说应该叫:伪民意。伪民意,是为利益而被人驱使的政治间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5毛又分:小5毛(通俗意义上的5毛)、大5毛(化解危机的、收获大利的5毛)、政治间谍(隶属于中共或隶属于中共内部各派及其他背景的)。这些人,不是政治家,却是政治的经济人,他们依附于权贵、收获利益,破坏中国的民主进程。

  中国民主派的第三个对手,是毛左。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两个时代。毛左的核心,是前朝的遗老遗少;而毛左的基础,一般是改革开放中失去利益或没有获得多少利益、而又认识不到及没法理解:之所以获得的利益较少,是因为改革开放没有真正打破毛时代建立起来的专制与权贵的制度。毛左,是中国民主派的天敌,但不是劲敌,所以对付毛左,不必花太大力气。

  在我《为什么中国民主派要分派》一文之后,网友来自山沟跟贴道:对老百姓的祸害程度从小到大依次是:党内派、极端派、权贵派、糊涂派、伪民主派。党内派囿于自身利益,保卫肉骨头;权贵派祸国,极端派殃民。糊涂派似是而非,混淆视听,上当者以青年人居多,如《独唱团》;伪民主派隐藏更深,伪装更强。党内派、极端派、权贵派的危害是明显的,容易识破,不易蒙蔽民智。糊涂派、伪民主派的危害是隐蔽的,对民智的戕害是长期的,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没有看过网友来自山沟的文章,但觉得他不多的几次跟贴,次次都极有水准。我把中国民主派分成七类(或者说派),而他把后五种的祸害性说得清清楚楚。依他的顺序、反过来说,对老百姓的祸害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伪民主派、糊涂派、权贵派、极端派、党内派。

  我赞成来自山沟的排序,所以我把伪民主派归类于5毛,作为中国民主派的第二个对手。

  糊涂派,其实分真假糊涂。对真糊涂,不该作对手;其类似于毛左,若花力气,也该排在毛左之后。而假糊涂,实际上就是伪民主派,不过是给他们留面子。

  而权贵派,则可归类到官方中去。我们不能因价值观相同,就可以姑息他们;即便我们原谅他们,他们也不会容忍我们。他们是官方的帮凶,他们拿什么"精英主义"来吓唬我们。其实,精英主义虽起源很早,但真正形成于西方贵族中,是贵族用以抗衡皇权的武器。从这点上讲,精英主义是追求民主的。而权贵派反用精英主义,让它成了官方与他们"多吃多占"与掠夺老百姓的理由。

  来自山沟说,他是从邓玉娇事件中、开始追踪我博文的,想来他也赞成"老百姓的主义"。我注意到:在列举"对老百姓的祸害程度"中,他唯独没有说中国民主派的左派与右派。显然,左派不在"祸害程度"之列,是因为左派就是百姓本体。那么,为什么右派也不在"祸害程度"之列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权贵层层分包经济,根本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所以就不存在"强调把尊重资本市场自身规律放在第一位",实际上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右派。

  极端派,一般是右派中的极端分子,而不会是左派的极端分子。通常,民主派的右派,已把左派看成是一种极端;若再极端,就要极端到毛左中去了。那么,为什么右派会出现极端分子呢?因在社会现实中没有形成市场,右派就仿佛是虚拟的,想表现自己的存在,往往以极端的言论表达。在现阶段,左派与右派没有什么可争的,所以不要去对付他们。而于极端派,希望他们不要太多的表现自己,抢镜头事小、招老百姓骂也事小,而分流社会对官方、伪民意的讨伐则事大,除非其本意就想转移视线。

  于党内派,要积极争取他们,一般不要把他们作为我们的对手。

  整理一下,中国民主派的左派与右派,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中国民主派的对手:一、官方,包括民主派中的权贵派。二、伪民意,包括大小5毛、政治间谍、民主派的糊涂派中的假糊涂。三、毛左。而争取与可宽容的对象,则该依次为:党内派、极端派、糊涂派中的真糊涂、毛左中的基本群众等。

  而这,应该就是――中国民主派的对策。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8-16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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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放债的不急,欠债的急啥?

  外媒报道:多国紧急磋商防止周一全球股市崩盘。其曰:从8月5日下午开始,美法德意西等国领导人密集电话沟通,讨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以及美国主权信用降级问题,力争在周一全球股市开盘前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全球股市崩盘。

  其实,美法德意西等国领导人着哪门子急呢?如今,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在西方其他国家也放了许多债……如果全球股市崩盘、全球倒债,损失最大的是中国,又不是你们西方,是不是?

  当然,中国借出去的钱,不是中国官员的,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但,改革开放30多年,老百姓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把钱让官员们管;结果,把钱管没了、泡汤了,官员们总得有个交代吧?而一般的交代,是蒙混不过去的;往深处追究,就是体制问题。看看《伦敦警察当街射杀29岁男子引骚乱》与《官方否认温州动车事故存在失踪者》,大家就全明白了。

  民主不民主,就看尊重不尊重生命、就看自由不自由、就看公正不公正、就看是否摒弃暗箱操作……中国的政治与体制,也该跟趟了、跟上世界政治与体制的这一班车。

  如果中国的政治与体制,不跟上世界政治与体制的这班车,就象当年世界上有个强大的法西斯德国,全世界经济能好得了吗?能够安然发展吗?

  所以,西方完全可以别太使劲,而使劲地向傻不拉几的中国官员借钱,越多越好;反正,也不准备还钱,就等着倒债嘛!是不是?

  等到拿掉了法西斯德国,再开始二战后的重新建设嘛!

  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不错,经济模式也不算最好嘛!比如,资本市场,就是建立在透支明天的基础上的嘛!年轻时花下半辈子的钱、这代人花子孙后代的钱……也不能算是很公正的嘛!尤其是那"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思维吗?

  所以,我说世界经济推倒重来有何不好?不要以为革命就一定不好。没有英国贵族们的革命,哪来民主?"非暴力""告别革命"等,也是要区分对象、也是要有度的。

  老百姓,才是真英雄!看看《多国紧急磋商防止周一全球股市崩盘》的跟贴吧:

  "让暴风雨来的猛烈些吧,让该来的都来吧!"、"防止崩盘就是要股市从暴跌转为连续阴跌"、"股票下跌肯定能跟国际接轨,还接得准时,到位"、"'梅花'没怎么影响到沪市,明天的股市飓风看对沪市有何影响!"、"再暴跌50%如何?"、"关注"、"美股患病,A股吃药"、"新一轮寒流开始了"、"房市何时崩盘啊?我期盼!"、"支持崩盘……。支持者顶……狂顶……又一次危机来到!"……

  看到了没有?中国老百姓、中国人民群众,并不怕死!

  放债的不急,欠债的急啥?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8-8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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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康乐:温州动车事故让我怀念起墨子的兼爱精神

  墨子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哪里有难,他就去哪里。比如他曾经走了十天十夜,去见公输班与楚王,平息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

  墨子提倡兼爱,平等地爱每一个人,无论他从事什么,只要是个人,他都爱,孙中山先生评价说:墨子的这种爱,就是耶稣的博爱精神。而我想补充的是:这不仅是耶稣的博爱,也是佛陀的慈悲心,普爱众生,普度众生的精神。墨子的这种爱,是人类的最高情怀。

  而墨子的一生也完全在实践自己的主张。他对待自己很苛刻,蓬头垢面,每天亲自从事农耕劳作,讲究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专门历人,毫不利己,被毛泽东评价为是一个比孔子高明得多的圣人,一个劳动者。

  如果铁道部能学学墨子的这种兼爱精神,这种侠骨柔肠,也就不会这么马虎,把乘客的生命当成儿戏,以致酿成如此重大的车祸。酿成车祸后,还一心想着早点通车,并不把救人放在第一位。铁道部啊铁道部,你最缺的,就是这种爱心了。

  铁道部的官员啊,多少钱财被你们挪入私囊中,以致设备不行,软件不行,对员工的培训与关怀乃至报酬也不到位,这都是私心太重,不能爱人的结果。

  这个时代,大家都应该学学墨子的兼爱精神,更要学学墨子的侠骨柔情,以及他是如何为天下百姓做事的。

  他干的可全是实事。

  附录:

  墨子以其大智慧征服了公输班(即鲁班)与楚王,制止了一场不义的战争。从中可感受到墨子热爱天下苍生,以天下为己任的那份情怀。见下文:

  公输班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班。

  公输班曰:"夫子何命焉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籍子杀之。"

  公输班不悦。

  子墨子曰:"献十金。"

  公输班曰:"吾义固不杀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公输班服。

  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

  公输班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

  公输班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欲窃之。此为何若人?"

  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班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班。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班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班诎,而曰:"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

  子墨子曰:"吾知子之所以拒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

  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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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中国高铁犹如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

  7月23日,中国高铁在甬温高架桥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惊魂一刻》。就在那一刻,中国高铁粉碎了国人对铁路安全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就在那一刻,中国高铁自吹自擂的所谓引进消化、自主研发、完全拥有自主产权的喧嚣不攻自破;就在那一刻,中国高铁试图拿下国际高铁合同的壮志雄心灰飞烟灭。

  然而在此,笔者不想再絮叨耳熟能详的诸如立地掩埋车头、击碎车身、迅速宣布已无生命迹象的种种疑惑,以及一切抢救只为尽快通车的匪夷所思的行政命令。灾难至今已有十日,除自我否定的雷击说,官方仍没有一个真实的、客观的、让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公布于世。但是这一切,与中国高铁另一类似定时炸弹式的灾难性隐患比起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了。这颗定时炸弹究竟是什么呢?

  西欧国家的高铁,都是有砟(即小石头子垫底)的,只有德国做了一段10公里的无砟整体道床实验。专家认为,列车在有砟道床上运行时速300公里没有多大问题。原因是,有砟道床轨枕上的铆钉将钢轨铆住,防止了钢轨的胀轨或缩轨,另一方面,高铁运行时产生的巨大前冲力,将钢轨整体向后拉,这时小石头子会卡住钢轨吃掉前冲力;而无砟整体道床是靠压在钢板下的弹簧来抵消应力。弹簧能否消除因温度变化而产生的钢轨伸缩与弹簧的钢材有关,更为严重的是,巨大的前冲力,都落在弹簧上,很可能使弹簧崩裂。那么中国高铁道床弹簧的钢材有多高的强度,又能维持多长时间?中国相关部门未给出任何科学结论。专家认为,任何钢材在不断应力作用下,都会弹性疲乏。一旦产生弹性疲乏导致龟裂,就可能断掉,钢轨便无法稳定,会导è
��可怕的结果。这是一个远比断电或几节车厢出轨要严重得多的致命隐患。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风险,德国的无砟整体道床始终处在一种实验阶段,没有正规运行。而中国高铁竟把德国无砟整体道床这一实验品正式投入运行到全国高铁线路上。可以预见,一旦弹簧钢材质量不过关,一旦弹簧应对不了由温度变化而产生的钢轨伸缩,一旦巨大的前冲力崩裂了无砟整体道床上的弹簧,时速300多公里的高铁会立刻脱轨,凌空飞起。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难怪一位离职的前高铁工程师声称:"我这辈子出门都不愿意坐高铁。"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在博客里写道,他在前几天金话筒颁奖仪式上见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感觉王勇平当时很疲惫、很焦虑,他向王勇平坦言,最担心高铁如果塌陷、动车如果碰撞出轨怎么办,该如何应对?王勇平回答说,我也是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啊!

  我们从以上三位具有特殊身份背景的人对中国高铁安全极度担忧来看,中国高铁的确存在着极大安全隐患,他们早已心知肚明,那么可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高铁出事是必然的,不出事是偶然的呢?

  但笔者在此,多么希望中国高铁再不要出轨了,不要再载着无辜生命驶向那不归之路了!

  2011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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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6日星期六

时寒冰:无主之悲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天下的所有权是非常明确的,正如《 诗经。小雅》中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天下归于皇帝,但凡贪污腐败,均被视为对皇家财富的不法侵占和对皇权的伤害,被统治者严厉惩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家庭,深知官逼民反的原因,《明太祖实录》中记录了他的总结:"昔在民间时,见州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

  因此,为了维护皇权,朱元璋痛杀贪官污吏,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比如,挑筋、阉割等法外酷刑,对于民愤大的贪官酷吏,则找技术精湛之人当众对其剥皮,而后填充上草等,制成人体标本,置于官府内。朱元璋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天下是他的,贪污就是抢占他的,惹百姓愤怒,就是要动摇他的统治根基。

  到了清末,哪怕最腐败透顶的时候,也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因为天下归于满清贵族。所有权非常明确。在财政最紧张的时候,清政府不得已允许买官卖官,即"捐纳"。

  由于天下的归属权非常明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朝的卖官制度还是相当令人感慨的(参考阎崇年先生的考证):

  其一,所有待售官职一律明码标价,公开竞争,童叟无欺。比如,1774年(乾隆年间)规定:四品道员银16400两,四品知府银13300两,五品郎中银9600两,五品同知银6820两,六品主事银4620两,七品知县银4620两,八品县丞银980两等。

  其二,卖官收入统一交户部,而非个人腰包。

  其三,所售官职很多都是虚职,并没有实权。比如,中央级官吏,像吏部(相当于组织人事部)的官员由于涉及官员的考核、任免等核心问题,严禁"捐纳",以保护官吏队伍的"纯洁"。至于四品道员以上的官职,由于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严禁"捐纳"。地方上,则严禁总督、巡抚、布政使这类官职的"捐纳",只有道员、知府、知县以下才可以。

  其四,卖官有严格限制。比如,只有战争、河患、灾荒、开荒、海防等五项才可以"捐纳"。

  相比之下,中国某些时期的卖官泛滥,与清朝相比其实是自惭形秽的:暗箱操作、所买之官皆是实职、钱落入个人腰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因为,所有权明晰这个基础不复存在了。

  一个惯常的说法是:所有权属于人民。如果人民直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即官员来主政,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并且,在重要问题上,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问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不能实现时,就成了一个虚化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当官吏的产生、监督和罢免,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时,所有权归属这个前提实际上是空置的。

  由于所有权悬空,就意味着,皇帝不再是一个,而是变成了一个集合体。任何人,都不再把普天下之物视为自己的财富,而是通过掠夺、侵占的方式,转移到自己名下,据为己有,或者为了安全直接转移到国外,如此,才被视为是真正归自己了。同样,在国与国的博弈中,当私利与民族之利纠缠在一起,又有何胜算可言?

  这是这个时代与王权时代的区别。

  因此,很多强势者都在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的掠夺行为寻找一个美丽的借口,在这个旗帜之下,行强盗之事。看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历史,那些暴君、刽子手,无不是打着差不多的旗号为非作歹的。从斯大林到齐奥赛斯库,从萨达姆到金日成再到红色高棉的恶魔们……

  那些以人民为旗号的人,所做之恶往往都是罄竹难书,因为,在所谓的为人民的旗帜之下,任何反对者,都被上升到了人民敌人的高度,或者栽赃陷害、彻底搞臭,或者借机虐杀,而在这种口号下的杀戮,就相当于把邪恶变成了捍卫正义的行为,是可以没有任何底线的。敢于讲真话的张志新烈士,正是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被惨无人道的虐杀、凌辱的。而那些被愚化的所谓人民,在大部分沦为奴隶时,也有一小部分成为作恶者中的一员。

  为什么中国某些时期的贪污腐败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行?并且,更疯狂地将所收刮之财富转往国外?正是所有权空置的必然结果。所有权空置,意味着,普天下的资源、财富其实是无主的,这种现状是助长腐败之风肆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同样,普天下的人也是无主的,他们的权利由于失去诉求和表达渠道,沦为被掠夺和凌辱者。

  《时代周报》2011年7月28日刊发的《多舛铁道部》一文中,披露了这样的内幕(本段原文引述):"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越来越多,刘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这是无主时代的必然结果。由于所有权空置,即便是像刘志军这样的人,也不得不通过抓阄的方式,来选择中标者。由此导致两个恶果:高铁事故频发;惹恼抓阄中失利的人。

  在这种机制之下,即使有个别官员不作恶,想为民众办点实事,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他不能敛财就不能升迁,甚至不能守住自己现有的职位――现实中,一些廉洁的官员往往更容易被栽赃陷害,因为廉洁能干的人反而被贪官一族视为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干部选拔、任免机制的金钱化、家族化,加速了社会的堕落和腐败的蔓延。

  我认为,只有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才有法制,才有廉政的可能(我强调的是可能性):

  一种是王权时代,所有权非常清晰和明确,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充分的法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与有限的民主(广开言路,积极纳谏)。

  一种是在民主机制之下,民众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各级官吏,并通过这些代理人,行使权力,使得普天下这个所有权的归属,变得非常清晰,即属于每一个国民。官吏或者议员,只有尽心尽力为民众服务,才能获得选民的任何,延续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机制下,法制、民权、民生、民富、环境、保障等等,必然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任何有利于民众的东西都是奢望。改革在政府领域的推进,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民众权利与政府官员权力的对接,让民众决定一切,从而,彻底解决所有权空置这一根本性问题。而改革在经济领域的推进,等于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发展,必然造成财富分配机制的畸形――这几乎是所有权空置之下的必然结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言: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此所谓忠言逆耳。

  无主之悲,悲于所有权的空置,也悲于一个时代的堕落。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屹立于世界之巅,也曾经历无数苦难,近百年来的屈辱史,流淌于我们的记忆深处,让我们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疼痛。中华民族要想复兴,需要解决所有权空置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每一个公民提升自身素质。试想,在一个很多人为了牟取私利,甚至不惜在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质伤害同胞的环境之下,在一个很多人为了方便积极去行贿的大环境之下,还有什么问题能够推进呢?从自我做起,坚守良知和道德底线、维护正义、敬职敬业、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不做行贿、欺诈、造假之事,让这个日益恶劣的环境慢慢别再如此加速度地滑下去。

  一切从做好自己开始!

  草于2011年8月2日

  来源:http://shihb.blog.sohu.com/1801220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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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怀常:愤青——中国人思维缺陷的典型代表

  缺乏思辨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总体思维能力,造成思维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和情绪化,简称"四化"思维。表面化是缺乏思维的深度;片面化是缺乏思维的广度;简单化是缺乏逻辑,推理简单;情绪化是缺乏理性。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的语言和行为也会变得偏激、肤浅、浮躁和非理性。而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愤青现象则为中国人的这种思维缺陷树立了众多的典型。

  愤青的定义

  中国的愤青现象在国内已经成了常见的、普遍的现象,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不觉得奇怪。而在国际上,中国的愤青现象已蜚声海外,甚至成了一些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其中以美国人对于中国愤青现象最为关注。

  愤青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以说,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其内涵作一个界定。过于笼统的和模糊的概念没有讨论的意义,但是给愤青这个概念作一个明晰的定义并不容易。

  有人说原始的"愤青"概念,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有激情,有想法,不满现实,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言论胜于行动。并说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毛泽东、华盛顿是愤青,鲁迅、李白、苏轼都是愤青。

  这样的概念界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定义中愤青的特点也正是青年人的特点,愤青等于青年,大家都是愤青,这个概念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至于那些历史伟人,他们是全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偶像,绝不是只属于愤青的。有的人辩解说,愤青也非常有理性,那就更没意思了,有理性就不是愤青了,愤青指的就是非理性的人。所以有些人认为自己是愤青,其实他不是愤青。有些人天天骂愤青,其实自己也是愤青。

  既然愤青的话题这么受人关注,说明愤青和普通的青年相比,肯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笔者作出的定义是: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简单化。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人家究竟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

  二是思想偏激,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如主张战争、复仇,主张对外交往要强硬,要大力发展军事,声称愿意为国战死沙场,或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三是标榜爱国,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民族主义很正常,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情。但极端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及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则是劣等的,对于劣等民族,可以蔑视、欺压甚至杀戮。极端民族主义曾给世界带来惨痛的灾难和教训,我相信,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极为少见的,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愤青有此种倾向,他们会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天生的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愤青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

  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才是愤青。即使按照这样一个严格的定义来看,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样的青年太多了点,这也正是值得担心的问题。最严重的愤青已被人讽之为"粪青",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谩骂取代思索;用扭曲晦暗的阴谋心理解读社会。

  愤青很"愤"

  愤青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环境上来看,是时代造成的。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备受欺凌的弱国,站起来的中国人很希望赢得外国的尊重与承认。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里,中国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各方面都很落后。这引起了部分中国年轻人的不满,特别是在遭遇西方国家的批评和指责的时候,更容易愤怒不平。再者,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往往越是极端的、奇怪的言论和行为越会受到关注甚至是吹捧。愤青绝不是青年人的主流,但依靠互联网的放大作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互联网时代,其影响将会小得多。

  从个体来看,中国愤青现象之所以风起云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中国具有有利于愤青生长的土壤,那就是中国人普遍的思辨力不足。部分青年不善思辨、缺乏理性,思维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一些愤青的行为及思维。愤青的"愤"可以分成两个方面:针对中国人的和针对外国人的。对于中国人,愤青很容易给别人下"汉奸"的结论,一个中国人,如果他吹捧中国,就被认为是爱国;如果他批评中国,或是称赞外国,那就被认为是汉奸;如果他说美国的好话,那就被认为是替美国说话的"鹦鹉"。他们的逻辑就是如此简单。

  鲁迅写过一篇杂文《论辩的魂灵》,通过引用一些话语,讽刺一些中国人的荒唐逻辑。虽写于八十多年前,却是当今不少愤青思维逻辑的活生生的写照: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种话现在仍有许多中国人在说)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摘自《鲁迅全集》第三卷)

  某日笔者在网上见到某网友发帖谈到中国社科院2002年作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另一网友留言道:"不想在中国呆着就滚出国去别在国内丢人现眼,不过我估计你也没那个能力出国。没本事就知道嗷嗷叫的人连狗还不如!"有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汉语是低级语言",引起了很多人的谩骂,有人说:"你说汉语不好,你是中国人吗?美国是你爹啊,你这个汉奸!"这种论调与鲁迅先生笔下某些人的论调何其相似!这么多年了,还是如此,笔者不能不为之悲叹。

  当有人说美国的优势的时候,就会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又是自说自话,因为人家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天堂,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完美的。这个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

  我们再看针对外国人的"愤"。愤怒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批评。他们不仅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感觉被批评是非常丢脸的事,甚至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笔者觉得,如果是一些不尊重的行为,包括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北京奥运圣火在很多国家传递时受到干扰、一些国家的公众人物发表污辱中国的言论等,对这些事情中国人愤怒是正常的。对于这些事情,不仅是愤青会愤怒,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愤怒,不愤怒才不正常。但是对于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正常的、客观的批评,只要不是恶意污辱和诋毁,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虚心地接受。比如对于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的批评甚至是指责,包括经济发展、民主建设、环境保护、人权维护等方面,如果是客观的,我们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批评能够促使我们重视并改正这些问题。

  笔者在网上曾见某网友留言:"西方人就是喜欢对中国人指手画脚。中国现在的地位高了,有些外国人就不高兴,然后就造谣。"笔者以为,新闻的生命就是批评和揭露。中国人应该有心胸接受、包容别人的批评。没有必要反驳,更不必反咬一口,说别人也屁股不干净如何如何。你也可以批评别的国家呀,我们对西方的批评还少吗?

  在互联网上对外国的攻击与谩骂除了情绪的宣泄,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更不会对外国人产生什么影响,影响的反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声誉。埋头做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比口头上的攻击与谩骂有用得多。美国挨的骂不少吧,前总统小布什到很多国家访问时都会遭到抗议,但美国人不会在意,因为他们自信。

  "爱国贼"更可怕

  愤青的"愤"不仅对自己、对社会弊大于利,而且很容易被人利用。有人说,利用网民的愤怒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多少网络炒家和所谓的策划公司正是利用部分网民这种简单化、情绪化的思维进行炒作,他们编造事实、制造舆论,挑逗网民的愤怒情绪,引起大众对某人或某事的关注,来达到某种个人或为名或为利的目的。而愤青正是这些炒家最喜欢利用的人群,他们最容易被操纵、被忽悠、被蒙蔽、被挑逗。

  愤青的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他们认识能力的不足,难以全面地、深刻地分析问题,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比如,对中国面临的危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与经济形势等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或是太片面、太乐观、太悲观,他们所希望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往往是不可行的、欠考虑的。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国家容易被人轻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别人的言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对于生活中的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愤怒、生气、不高兴,并不能让别人尊重你。中国越是想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很可能越得不到尊重。尊严来自于实力,当我们的国家强大之后,自然就会获得。尊重不是要求来的,情绪化的叫骂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愤青有激情、有理想,爱国爱民,固然有他们可取的一面,但是只会愤怒而缺乏智慧与理性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一腔激情办错事,有史以来屡见不鲜,这是愤青要尽量避免的。美国人的关注与担心也许并非是多管闲事。

  鹰派不等于愤青。鹰派是一种强硬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而并不是情绪化的结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主张与敌人硬碰硬,看起来挺英雄,结果是失败。而在抗战时期,我们一开始不可能全力与敌决战,否则用不了几个淞沪会战规模的战役,就会被打败。最好就是拖延,把决战的时间往后拖。国民党、共产党都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按照愤青的思维,那么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抗日战争也会失败。

  爱国有错吗?正有"爱国贼"一说。电影导演姜文在谈到他的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过度的爱、缺乏理性的爱就是害。家长溺爱孩子,就是害孩子。爱国也需要智慧,否则就有可能害国。

  注:本部分曾载于《中外书摘》杂志第六期,原题《愤青:中国人"四化思维"的典型代表》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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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贱客:毛泽东和林彪恩怨始末

  林彪在温都尔汗坠亡已经整整四十年。出于复杂的原因,关于林彪,这四十年仍然是迷雾漫天。一个战功盖世的军事天才,一个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接班人,最后沦落到居然要乘机叛逃,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这个标志着文革实质性破产的事件到底玄妙何在,它到底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意义,为什么有人对这个事件讳莫如深,要说清楚这些,不能不细究林彪和毛润之的关系。

  一、井冈肇始

  翻阅林彪的履历,可以毫不含糊的说,林是毛润之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第一嫡系。林彪21岁从黄埔四期毕业后,经北伐和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火箭般蹿升,24岁就当上军团长独当一面。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红军三杰。能够从一堆人才中脱颖而出,固然有黄埔背景,见识过人的帮助,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润之不遗余力的栽培和提拔。

  毛润之当年在井冈山,立足未稳,无以自恃,在党内和军内都亟需培植自己的势力。林彪正是毛润之着力培养的第一嫡系。上井冈山前,林彪资历尚浅,跟留法派、留苏派都扯不上关系,背景简单,和朱德、王尔琢之类已经成名的人物比起来,实在是拉拢的好苗子。而林彪也没有辜负润之的慧眼,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表现突出,战功卓著,已经表现出名将的派头。

  年轻时候的林彪涉世未深,恃才傲物,对于润之用心良苦的提拔和拉拢还不是很感冒,经常干出些让润之难堪的事情来。比如多次写信给中央,要求离开井冈山打游击。惹得润之破口大骂:你这个娃娃,懂什么!对于润之一生极其得意的"四渡赤水"之役,林彪也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向中央写信,公然要求剥夺润之的指挥权:"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对此,润之一直牢记在心,认为这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之后,林彪不堪在润之的羽翼之下无所作为,一心想到陕南去打游击,为此甚至多次抗命不遵。毛润之为此盛怒不已,大骂"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私家兵",更把林彪调往新成立红军大
学任校长。

  事实上,尽管这个时期的林彪屡逆龙鳞,但是毛润之正值上升期,眼光和胸怀非建国后可比,加上对林彪性格的了解,并没有改变林彪在其心目中第一门生的地位。如红军大学校长的职位,实际上颇有学孙文任命蒋中正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意味,红军大学的学员,建国后混得最差的也是中将——作为校长的林彪,掌握的可不是一般的资源。

  当然,林彪和润之关系牢不可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共产国际圣旨,为毛最终度过张国焘的分裂危机、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林育英因病去世时,毛润之亲自为其抬棺。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区区3个师的编制,林家兄弟就居其二,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师政委,从中可以看出,林家两兄弟对于润之的重要性。

  卢沟桥事变后,润之立即把林彪这只猛虎放归山林,林的115师旋即在平型关建功,大壮共军声威。但是林彪乐极生悲,路过阎锡山防区时被阎部队误伤,从此落下一生都未治愈的病根。对于林彪的受伤,毛润之大为紧张,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王牌再冒任何危险,润之将林彪送入苏联,一去五年。直到延安整风才回来。

  延安整风,本质和文革无二,可谓我党历史第一次长时间、大面积的黑打。毛润之打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大旗,以历史审查、上纲上线、连坐株连等清洗手段,开创了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的先河,彻底肃清了党内残留的反对势力,扯起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虎皮,树立了最高领袖的独裁威权,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为其后旷世浩劫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的种子。在这次黑打中,出力最大的刘少奇、康生、彭真等人迅速蹿红。林彪则受到特殊的保护,在长达四年的整人运动中,基本超然世外,备受呵护。唯一闹过的笑话就是"证明老婆是处女"。起因是林彪老婆叶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被人告黑状,为了证明老婆的清白,林彪被逼在政治局会议上痛下保证。这个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例子,充分的说明延安整风实为"延安整人"。运
动一结束,林彪就被派往重庆参加国共和谈。

  二、旷世功勋

  毛润之在八年抗战中,明里喊口号,暗里练精兵,当蒋介石千辛万苦用血本换来对日胜利时,共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此时的毛润之还不具备全面叫板的实力,谁能抢到日本人留下的东三省这块大肥肉,成了决定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润之虽然和日本人打仗不积极,但是抢地盘一向是不遑多让。日本一投降,1945年10月,老毛迅速调集全党精英,让林彪拉起十几万人的队伍跑步进入东北。

  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十余年,工业基础已初具规模,再加上关东军百万人马遗留的武器装备,东三省的重要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和毛润之的当机立断不同,蒋中正则吃了苏联人的大亏。苏联人占领东北后,蒋中正还天真的寄希望于缔结新的中苏条约,顺利接收东北。等到发现斯大林真实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中共入主后,才慌忙不迭的调兵遣将,但是先机已失,断难再来。中共的人马入关后得到了关东军遗留的大批武器,迅速抢占了大量地盘,再加上林彪出关,如蛟龙入海,得云致雨。

  林彪入东北,犹如韩信平齐国。都是靠偏师而定全局。初入东北,东北局书记彭真因为和林彪不和,令得润之痛下决心,调高岗辅助林彪,林彪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在军事上的天才开始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经过初期在强攻四平的短暂失利,林彪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歼灭大批国军,肃清了中小城市的国军力量,在一年内就将东北军扩展至50余万,此消彼长,共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反超国军。1947年5月后,林彪率军转入反攻,连续发动秋季、冬季攻势,将国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互相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内,东北解放区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到1948年8月,距离林彪入东北不到3年时间,迫使国军三换主帅,通过吐故纳新、招降纳叛,林彪麾下的东北军已经如魔术般的扩展至103万之巨,论装备、论战斗力,都已无可匹敌,成为共军席卷天下的强力资本。1948年11月,林彪发动辽沈战役,全歼国军关外力量,国共内战形势开始逆转。

  林彪主政东北期间,尽管大部分时候都遵毛润之的旨意,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名将派头也不小,比起红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11月,毛润之要林彪在锦州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决战,而林彪的意见完全相反,放弃锦州,避免决战,电报来往,毫不让步。润之拗不过林彪,被迫同意。1946年4月,四平攻坚战进展不顺,毛润之头脑发热,电令林彪死守,号称"要把四平变成东方马德里"。而林彪守到五月,即先斩后奏地放弃了四平,并在电文中毫不讳言的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这种以下犯上的话,放在建国后,必死无疑。在内战的关键时刻,毛润之和蒋介石相同的地方在于,都很自负,都喜欢乱指挥,不同的地方在于,毛润之最终采纳了正确的意见。这和他建国后的小肚鸡肠是有天渊之别的。或者说,并不是前后ç
��毛润之有何不同,而是权力让人只能共患难难以同富贵。

  1949年3月,林彪率领改称第四野战军百万雄师入关南下。一路望风披靡,势如破竹,过长江,取武汉,迫降程潜,围歼白崇禧,解放大西南,直达海南岛。成立中南军区司令部,共军空军亦脱胎于林彪麾下的14兵团。当此之时,林彪下辖六大军区,统军超过150万,从北到南,席卷宇内,威振四海,论军功,共军将领实无过其右者。韩信之功,莫过如此。

  三、朝鲜辞将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每一个新王朝开始都不会缺少的剧目。白天资治通鉴晚上极乐宝鉴的毛润之当然对此很熟悉,所以,建国伊始,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杯酒释兵权。将领们在党和政府之中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名分,自然也就对国家事务不享有发言权。1952年毛将各大区的书记调进中央,各大行政区不久之后也被废除,加强了中央集权。林彪的四野最为凶悍,自然难逃削藩。润之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明升暗降,解除了林彪实际的兵权。

  朝鲜战争的爆发,彭德怀领兵入朝,让林彪的地位进一步滑落。在其后的官方宣传中,为了配合林彪的"叛国"形象,把逃避朝鲜战争说成了林彪的畏首畏尾的罪证之一。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捏造。

  林彪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朝鲜战争的,但是并非是畏战怕输。林彪作为一个眼光老辣、经验丰富的将领,对于斯大林想让中国当炮灰、润之又急于向苏俄献媚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在1950年10月6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含蓄的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赢美军很难说。和润之烂漫得有些天真的豪情相比,林彪的话应该说非常有自知之明,朝鲜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润之战意已决。见情势难以扭转,林彪又提出来,即使要出兵,也要"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尽管这些后来证明是"上策"的建议未被采纳,林彪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仍然为朝鲜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期入朝的军队,é
��是四野的班底,加上自己在东北的辉煌战史,对指挥人选,在外人看来,除了林彪难寻其二。林彪自己也是这么认为,他先是抽调13兵团在河南的38和39军,在广东刚完成海南作战的40军星夜调往东北,和已在东北的42军组成入朝的第一梯队。继而未经润之许可,以口头命令的形式抽调自己的嫡系邓华、洪学智等出征。从这些动作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做好了挂帅入朝的准备,即将入朝的部队,也一直是把林彪作为负责人向他请示报告工作的。

  但是所谓天威难测,林彪的这些举动,恰好犯了刚刚坐稳天下的润之的大忌。军队直接听命于将领,圣上的位置哪里坐得安稳。本来就对军内山头急于削平的润之极为警觉,如果说之前还有一丝让林彪出征的念头,至此则断然不可。润之决意拿下林彪,急召已经被赶往大西北搞建设的彭德怀。润之在军委的会议上谈到挂帅人选时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林彪对此只能苦笑。他后来在自己的批注中说毛润之经常"捏造一个你的观点,再来反驳这个观点"。跟随润之几十年,弦外之音,不难明了。林彪至此之后借坡下驴,称病辞战。从此韬光养晦直到庐山会议。其中不得已的苦衷,庸人实在难以明了。毛对此事终究心中有数,所以日后绝无因林彪"称病"而怪罪予他,反而因林彪深体圣意,配合默契,而恩宠日隆。1954年林彪重新开始担任实职,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1955年补任弼时与高岗之缺,与邓小平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

  四、庐山风云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在党史上是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拙作《蝴蝶的翅膀中》我已经谈过,润之本来给会议定的基调是反击赫鲁晓夫,顺带反极左,扭转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错误。但是不想彭德怀忍不住搞了个万言书大骂润之,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润之为人,向来死不认错,对罪己诏那是极端鄙视,认为承认错误那是亡国之君才干的事情。对于错误,他的做法是,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哪怕这个错误更大。于是,庐山会议左没有反成,反而变成了反右,一条道走到了黑。

  由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也就成了有些人认为林彪构陷彭德怀的来源。事实上并非如此。

  建国后林彪曾经的副手高岗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的争权中失败,被逼自杀。这个事件让林彪深刻体会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对于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捭阖之术进一步臣服。在庐山上目睹太祖以一己之力对抗全党,全党却无不臣服的盛况后,更加顺从以求自保。他意味深长对放炮的彭德怀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是没野心。"这句话,明里是骂彭德怀,实际上是对太祖自视天下第一、功归自己过归他人的精辟论述。彭德怀公事上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私事上乱说润之选妃,实在是犯了政治幼稚的大忌,尤其是说到个人崇拜,这个可是戳到了润之的痛处。润之正在苦心积虑的想挖出党内的赫鲁晓夫,避免自己身后被清算,不想你彭德怀跳出来了。所以彭被打倒已属必然,跟
林彪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相反,全赖林彪没有落井下石,彭德怀才没有在庐山上死得更惨——起因就在于毛批彭,翻出长征时期的老账,把林彪写给中央,要求将红军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的事情说成是彭德怀的蓄意指使。林彪完全可以默不作声,消除这件事情对自己的不利,但意想不到的是,林彪公然表态:"会理会议我写的信彭德怀同志事先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为彭解了围。在万马齐喑的庐山,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林彪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操守,没有完全达到一个职业政客需要的两面三刀。

  庐山会议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由于左倾政策不仅没有扭转反而变本加厉,使得大跃进造成的惨烈后果随即爆发,1959年11月河南信阳就发生了饿死三十万人事件。其后几年人祸逐渐扩大,形成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人民饿殍遍地,尸横遍野。党史承认的数字在1000万,但根据我党一贯的作风,真实数据翻几倍都不止。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太平时期中国最骇人的非正常死亡数量。

  五、文革激荡

  前面说过,刘少奇是在延安整风时期靠神化毛润之起家的暴发户。他可以说成也"毛泽东思想",败也"毛泽东思想"。1956年毛辞去国家主席垂帘听政之后,刘少奇登上党内二把交椅,权势炙热。刘是当年"剥削有功"的提出者,在治国的思路上和其搭档邓小平有极大的相似。应该说,玩权术他不是润之的对手,但是为政治国确实远超润之。随着权势的巩固和治国理念的分歧日益严重,毛刘两个主席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把大跃进的错误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爆了党内积压已久的不满,叫好声连连,少奇在党内的人气和威望空前高涨。刘少奇甚至忍不住当面指斥毛:"人相食,史书上要写你我的!"这份良心,对于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免显得苍白而无力。当毛润之正承受着党内外批评的压力时,林彪及时的挺身而出,在大会的发言中说:"事实证明,我们目前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从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这种雪中送炭临危救主的行动,如同给润之打了一针鸡血,极大的扭转了形势。润之对此大加赞赏,感激零涕。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润之已经下定了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他对林彪说,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要拔掉这棵戴着国家主席头衔的大树,难度实在不小。润之又一次祭出了群众运动的法宝,展开二次"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这件大事,党内没有周恩来,军内没有林彪,那注定干不成,毛重点拉拢的目标正是二人。林彪对此心领神会,坚定的站在了最强者一边。1964年,就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日益公开化的时期,林彪在军队内大搞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不遗余力地树立毛的权威,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以实际行动做了政治表态。

  毛经过几十年党内斗争的洗礼,加上个人的天才发挥,建国后权术运用日见出神入化。惯用的手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再拉一派,两派全倒。辅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纵横捭阖,百战百胜。这一次也不例外,在拉上周公和林彪后,1966年,毛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在此之前,毛通过成立直接隶属于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组,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等手段,已经彻底架空了刘少奇,刘连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的权力都已经失去,周公甚至直接通知刘,不必再接待外宾,在家休养。刘对于文革怎么开展,朝向那个方向完全茫然无知,根本没有想到杀身之祸正在朝自己一步步逼近。最后迫于无奈向毛作检讨,自己抹黑自己,毛还把检讨散发全党,极大的羞辱和挫败了刘的权威,刘的没落已经是指日可待。

  林彪在搞垮刘的过程中无疑是起了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但是当时的党内,周公带头,落井下石者众,等着向最高权力献媚,夫复何言?当时最高决策在毛,具体事权在周公,林的作用,更像是个与身份严重不相称的应声虫,成天喊着一些"一句顶一万句"的干瘪口号。名将之耻,正是极权之害。

  作为毛最得意的门生,林彪对于毛整倒刘少奇的手法再熟悉不过。毛发动文革后,林彪第一时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如此见识,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说,从林彪的日记看来,太祖的每一次阴谋,都被他提前识破,不愧为太祖的好学生。但与公开的附和截然相反的是,林彪私下对于毛的整人做法并不认同,他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 .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掀起 "打倒刘少奇"高潮中,林彪随口说到: "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这些言论可以看出,
同为毛门下走狗,文革中林彪和江青、罗瑞卿之流在人品上还有有很大的差别。林是委以虚蛇,敷衍了事,江、罗等是死心塌地、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六、登峰造极

  刘少奇殒命开封之后,毛论功行赏,摇旗呐喊的林彪火箭般的上位。成了终名义上的第二把交椅的副统帅,抵达人生的最高峰。但是林彪对此并不踏实,在突然接到周公的通知接他返京时,极度犹疑。林彪之所以担心,理由不外乎有二:第一,他知道毛并非要主动推他上位,而是因为少奇倒台后急需一人弥补权力真空,小平既然已和刘少奇陪葬,自己上台才成为一时之选;第二,毛发动文革之势已成,急需纤夫拉纤,江青虽然号称得力,但毕竟是"旗手",党内军内毫无根基,玩玩花架子可以,但出死力不行,还须号令军队的林彪出马,政府已经瘫痪,没有军队的参与,文革没法玩下去。

  即便如此担心,但既已被绑上了贼船,断然没有掉头的可能。林彪登峰造极之时,杯具也拉开序幕。

  在彻底搞垮刘少奇、邓小平后,毛润之决意要踢开碍手碍脚的政治局和官僚系统,用中央文革小组全面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个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躲在背后发号施令的第一副组长,由于具体事权皆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林彪事实上完全被架空,在很多事情上仅有圈阅的权力。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解,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当然,林彪之所以成为文革的旁观者,这和他本身的抵触和有意的躲避有关。毛润之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并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也就是那个二十多年不理朝政ç
��万历。正因为如此,林彪死后,毛想抓他的把柄也成了难事,被迫不伦不类的把孔老二搬出来,批林批孔。这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笑事情。

  后世有人居心叵测的把林彪和江青放在一起,并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天大的笑话。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毫无共同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林彪是江青上台最大的拦路虎。的确,在扳倒刘少奇上,林彪和江青都是受益者,但也仅此而已。林彪所代表的功臣集团和江青所代表的文革集团在权力的分割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文革集团的大后台无疑是润之。在拙作《微妙的平衡》中,鄙人已经系统分析了所谓的帝王心术。毛润之的治党策略,一以贯之,就是两个字:平衡。扶弱抑强,以便随时为自己保留最后仲裁之权。党的派系问题自创建之初就存在,顽疾难除,尾大不掉。润之建国后为了削除党内、军内的诸多山头,对于派系的权力平衡煞费苦心。渗石头,掺沙子,挖墙脚,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对于圣意的把握和
贯彻,文革集团最彻底。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替毛润之实现对党政军权力的绝对操控,牵制其他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靠裙带和笔杆子起家的人,对于毛而言,可谓非常可靠的棋子,因为他们从政的根基一如浮萍,离开了毛,就豪无立足之地。江青在后来被审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因而,功臣集团从骨子里看不起文革集团。江青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颐气指使,不仅事实上夺取了掌舵文革的大权,更在润之的授意下,快马加鞭,把对林彪掌握的军队系统的渗透作为主攻方向。江青多次直言不讳的要求林彪为其在军内安排要职,皆遭到林彪拒绝。

  对于林彪而言,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军队势力上,那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林彪通过多年政治斗争的洗礼,深深的明白,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陈伯达自延安跟随毛,前后33年,最后3年政见稍有不同,即遭抛弃。毛甚至定性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田家英作为毛的秘书,服侍其近20年,仅仅因为对毛醉心于权术而秉公进言,竟然不明不白自杀身亡,对身边的人刻薄寡恩至此,何况他人。林彪深知自己能够保全性命于乱世,并非真是他的红歌唱得好,而是掌握着军队的大权,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如果文革集团的势力再渗入军队,林彪就根本上丧失了政治上讨价的筹码,只能沦落为第二个刘少奇甚至高岗。林彪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说白了,就是对毛润之掺沙子图谋的强力反击。林彪本来å
��对文革的扩大和深入不满,再加上洞悉了毛妄图夺权制衡的把戏,更是由衷抵制。随着和江青矛盾的公开化,林彪和毛润之亮底牌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

  七、分道扬镳

  1969年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事件标志着毛林数十年的政治师徒关系的终结,拉开了两人对决的大幕。

  由于毛润之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一贯的自以为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导致中苏关系最终破裂,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之间剑拔弩张,几近开战边缘。10月,毛主持政治局会议,为了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紧急疏散。林担心苏军利用和谈之机,进行突袭,便紧急指示北京驻军要加强战备,防止偷袭。总参值班的阎仲川在向部队传达的时候,拍马屁心切,擅自将这几条指示合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毛见到后认为这次越权的行为是对自己的统帅权威的挑战,震怒异常。虽然当时没有挑明,但对林猜忌之心自此加重。

  1970年8月二次庐山会议,成为了毛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事情有两个起因:一是关于"天才说"的争论;二是国家主席的设置。

  在起草大会的报告时,作为经办人的文革新贵张春桥其实已经摸清了毛润之的意图,秉承圣意,在报告中关于"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 "天才的"的3个字删除。根据就是赫鲁晓夫也用过这一修辞,毛不齿赫鲁晓夫,自然不愿意和其同列。但是与会者并不了解,这一举动让早就已经对文革集团不满的诸公自以为抓到了把柄,群起而攻击张春桥。林彪带头炮轰,言辞激烈。陈伯达还编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为理论根据为林彪讲话撑腰。其后,发言升温,陈毅、汪东兴等人高调附和,要求将反毛的"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但是张春桥深藏不露,非常狡猾,他不说这是圣意,任你攻击。把引蛇出洞这招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些攻击意见汇ç
��成后来成为罪证的"六号简报",惹得毛润之龙颜大怒,认为这是附和林彪和自己作对,指斥众人"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个鸡毛蒜皮大小的副词,居然引发了这么大的政治风波,我党政治的诡异,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张春桥的报告中,还根据毛润之意见,建议取消宪法中国家主席的设置。这个意见毛润之之前已经在多个场合吹过风,但是很多与会领导人并不明白其中奥妙,导致党内的分歧依然十分严重。很多人甚至认为毛又在玩劝进的把戏。那么毛为什么不设置国家主席呢?

  1966年毛以"考虑国家大计"为由,以退为进,辞掉国家主席,把刘少奇抬了出来。干掉刘之后,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占此位置。否则,自己发动文革的目的在外人看来岂不成了龌龊的主席位置之争?但是毛也不希望第二个人重蹈刘少奇的覆辙,出现一国二主,再与其分庭抗礼,所以干脆丢弃。

  但是一贯顺从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罕见的坚持,第一次唱上了对台戏。他这样做本人认为有三层考虑:一是作为接班人,实际的职位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甚至排在诸多政治局委员之后,名不正,言不顺;二是毛林关系已经出现缝隙,林彪尚若不坐实国家主席的位置,在和上升势头迅猛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缠斗中恐怕越发不利;三是此举也是要试探毛的真实意图,若毛已决意要下手,国家主席位置之争可谓一个风向标,毛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

  林彪的坚持,引得一堆不明就里的党内大佬支持,他们倒并非是支持林彪做国家主席,而是借机表表支持毛做国家主席的愚忠,顺路反张春桥一伙。林彪的号召力大出毛润之的意外,因而受到严厉批评和疯狂反击。毛使出敲山震虎的路数,先是逼林身边的吴法宪、叶群、邱作会等人写检讨,同时,派出周公暗示林彪也应该写检讨。毛这种招数一如当年在庐山对待彭德怀、刘少奇一样,黑字白纸的逼你自污之后,组织上再来定性,怎么玩你都可以。但是有了彭、刘的前车之鉴,林彪当然不干,无论老毛怎么软硬兼施,同意手下的人写检讨,但自己死活不做检讨,不给任何把柄。无奈之下,8月15日,毛润之开始南巡,一路上多次召见沿途封疆大吏谈话,制造舆论。在谈话中,润之大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二次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党内
"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的表态,预示着政治大风暴即将到来。

  八、殒命外蒙

  毛对各个地方大员秘密讲话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传到了林彪耳中。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林彪意识到决裂来临,不免有些沮丧,他甚至对身边人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是,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儿子林立果却沉不住气了,私下里搞了个5.71工程,意图先下手为强,为国除害。坦率的说,这小子的还是有一定见识的,整个5.71工程纪要写的挺好,对润之的认识也很到位。但是政治谋杀毕竟不是写文章,准备不密,谋事不周,注定了5.71工程的失败。而事败后挟持林彪出逃,在南下广州和背上苏联之间犹疑不决,更是败笔。当然,至于林彪是在什么情况下上了飞机,当时机上的情况又如何,如今还属于秘密,这个不便于猜测,有待历史档案的进一步解密。个人倾向于认为,林彪对于武装反叛,或许å
��不知情。以其雷霆万钧的统军手段和无人能敌的影响力,如果真的要在国内另立山头,分裂中央,对抗毛氏,恐怕波尔布特的下场就是毛最终的结局。

  林彪意外的殒命,过程诡异,至今仍有诸多不可理解的细节。周公第一时间得知林彪出逃,致电大喊:"林副主席只要回来,无论降落到那个机场,我都亲自去迎接!"这句话,我倒相信是真心的。毛林之间的纠葛,外人不说,周公作为国相,恐怕最为了解。林彪和周公之间没有历史纠葛,相交虽然不至于亲密,但也绝非对手。当年,毛把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头衔强加给周公,意图把逼死国家主席的恶名留给周公。林彪识破后,在刘少奇专案组的简报上批了一句:"向卓越指导专案工作的江清同志致敬"。这个批示极度高明,明里是在吹捧江青,实际点明了事情真相,为挂名专案组长的周公解了围。

  所以,在文革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周公和林彪实际上有相同的处境。万事顺从,只求自保。但是伴君如伴虎,在无边无际的权力面前,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无怪乎周公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竟然当着众人,失声痛哭。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同属勋臣阵营的两人,实际上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周公之悲,悲的不是林彪,而是自己。他知道,即便自己树大根深,民望甚厚,下一个,也该轮到自己了。

  后世有人认为林彪自毁英明,死得难看。其实和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羞辱而死的下场比起来,林彪的结局好很多了。他用最后奋力的一搏,给予了毛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对于毛而言,惯用的路数是搞臭搞脏后,四两拨千斤,一举剪除。林彪激烈的反抗模式,难以解释的死亡,大出毛的意外,让一向诡计连连的他也乱了方寸。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亲密的战友",全军的统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国者,这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交代?

  九、余音未了

  对于毛而言,林彪之死,只能算得上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惨胜一方面,固然除掉了心腹大患,一方面,却发现这个大患就如跟随自己几十年的影子,清除之后,自己也形单影只,命不久矣。

  建国后林彪韬光养晦,善于揣摩圣意,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师夷之长以制夷,处处依附毛,要找出批判他的缺口实在是难上加难。尽管毛迫于无奈把孔老二搬出来一起上纲上线,但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其中的纰漏和荒谬,难怪有人把这场运动说成是"批零批空"。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林彪之死是文革破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因为,从此开始,党内、军内、国内,广大在运动中自残的群众终于开始认识到,这样的革命是个什么的本质。毛的威信,随着接班人的所谓"叛逃",受到空前的打击,从此再也难以恢复。当他想树立王洪文的时候,就连许世友这样的铁杆粉丝也认为不妥。所以毛生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身后的结局,所以才会对华国锋、张春桥等人感慨万千地说,将来你们几个的命运恐怕只有天知道,弄不好
交班问题会搞得血雨腥风。可即便是太祖看好的过渡人物华国锋,也看出了这样蹩脚的安排不过是为江青和毛远新铺路,倒过头来反戈一击,彻底扫灭了毛的余孽。

  从上面的口水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在建国后的历次腥风血雨中,充其量就是个被毛利用的明哲保身的帮凶,算不上主谋。那么为何林彪的黑锅至今背着?

  小平在建国后虽然在历次腥风血雨的斗争中和林彪有过摩擦,但是都不是生死之争,也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小平三起三落,对于毛本质之认识,仇恨之刻骨,和林彪不相上下。但是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一向是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林彪死后,小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连连上书检讨,划清和林彪周公等的界限,表明心迹。面临无人可用的毛正需要启用新的势力制衡声望如日中天的周公。对于小平的表态很在意,明确表态要把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这才有小平的二次复出。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也算不得什么污点,自保策略而已。但是若要给林彪平反,小平这段历史就难以解释。这是其一。

  其二,有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造成的动荡先例,小平对于毛的评价投鼠忌器。毛享国既久,所作所为,无不以党之名,毫不夸张的说,毛就是党最大的神主牌。此旗若倒,则幻象必灭,流毒必播,党建国三十年来所犯错误,着实难以实话实说。群众一朝觉醒,则天下人心所归,未尝所知。小平组织中人,深知保毛就是保政权,保自己。故而轻描淡写的来个了"七分功、三分过"的定论。而林彪事件作为毛造就的最大的党史脓疮,客观上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死结,断不可揭。一旦揭开,毛也就没有成为腊肉的必要。

  今人再说润之林彪,难免会拿出刘邦韩信来对比。程式如此相似,唯有年代的错觉。这两千年,中国是否仍在原地踏步,看客自鉴之。

  本文参考书目:

  王明《中共五十年》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吴润生《林彪与文化大革命》

  冯治军《林彪与毛泽东》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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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日星期二

野泉:发自己的声音

  出书了,五年出了三部散文集。朋友拿了我送的书,用羡慕的口吻说。

  其实,这不是什么大事。当今出书的人多了。我心里想,没有说出,只是笑笑。

  对啊,出书的人虽多,但能发自己声音的却不多。朋友翻了几篇,认真地说。

  发自己的声音,就是说写出的文章,是自己的心里话,有个性,文如其人。这还真的不敢当呢。我虽然写,或者说我用我笔写我思,怎么想就怎么写,但从来就没有想过"发自己声音"这句话。

  不过,认真回忆一下,自己自从事创作以来,确实是在发自己的声音。我写我的亲人,他们的爱滋润着我,感动着我,这发的是自己的声音;我写我的过去,那些人,那些事,曾经让我受益,甚至至今还刻骨铭心,这也是发的自己的声音。当然,更多的是写当下,如发表于《雨花》的《淮安府衙。窦娥冤。冤案》、《杂谈擦屁股》等,发表于《扬子晚报》的《同志退位》《给野草正名》等,发表于《北京晚报》的《陷阱年代》《名人的哭泣》等,发表于《山西文学》的《谁叫他们不幸没生在中国》等等,等等,都不单单就事写事,还针砭时弊。

  文章有用。有用于感伤的,有用于消遣的,有用于传道的,有用于励志的,还有的则用于为国为民的……就作品而言,虽然感伤的往往动人甚至深刻,选个适当的时刻伤感一回,有助于人生柔韧。但是,我们毕竟不能把哭当歌,或者整天地哭;听雨有趣,赏晴岂止一个趣字?"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李大钊语)人生总是要有一股子正气啊锐气的,要有一种不断提升自己向上的精神,要有终生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而呼喊的无畏啊。

  日子基本上说来有三种过法。一种是民以食为天,另一种是的"我思故我在",最后一种就是神圣的日子。我还没有想追求过最后一种日子,故不去议论。对于第一种过法也没什么可说的,人们的思想发展最终都会看到这种过法的弊端。总不能够人类文明最终的发展就是为了吃而活着,这当然也包括衣住行等几个物质生活方面。没有物质不能活着,但是活着却不是为了物质。人的超越性最终逼着我们超越于动物的生活追求,不愿意苟同于动物一类。麻烦最大的是第二种过法。这种过法,种类繁多,包括各种哲学及宗教思想的活法,各抒己见,五花八门。而"我思故我在"则强调一个在生活经验中的自我意识系统的抽象性。就是在过日子中我们要有思想,我们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可以说是我们翱翔蓝天自由生活的两只翅膀。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范仲淹的名言。这句名言对那些希望找个"说话的地方"、像秋菊那样"要个说法"的人来说,就隐含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的意义。范仲淹的这句名言和他的另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为世人所千古传颂。

  从古至今,不仅忠贞爱国之士,即使那些正直有良心之人,发的也多是自己的声音――为百姓疾苦而奔走,为民族兴盛而呼号,为社会正义而喊叫。战国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唐代杜甫感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些声音体现的是民生。到近代,当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之时,各阶层的仁人志士,更是一腔热血地为国。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应祸福避趋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问,去留肝胆两昆仑"……无论他们成败与否,他们的爱国之情都将彪炳千古。

  作为平凡人,发出我们的声音同样非常重要,是所谓"匹夫之有重于社谡也!"上海大学的教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改变了建国以来"默认"了的"撞死了活该"的交通规定,加速了交通法规法制化进程;北京三博士就"孙志刚"案上书全国人大,从而改变了城市收容管理的相关措施;河南一农民发现本省关于农业税改革的条例与国家政策有矛盾,从而上书使河南人大重新审议农业政策。当我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悄然改变的更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国家的文明民主进程。

  是的,写作,是创造声音。发自己的声音就像曾经因路见不平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说一句公道话,因为相信善良会给弱者带来希望,会让自私和不公熔化。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甚至没有人要求我这样想,惟一的理由是为了自己的心能经得起拷问,在夜深人静时能拥有一个舒坦平稳的梦。

  这个拷问者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良心。

  发自己的声音,尽管有类似于袁成兰900多字一篇小杂文《梅花奖舞弊案随想》,却触怒了一位小小文化局长,而被告上法庭的事;还有记者和记实作家因文字被抓之事。然而,时代进步了,却会因此引起全社会谴责。如今舆论环境跟"过去"比,有时真觉恍若隔世。现今网络报刊杂文随笔,比50年前的"放毒"、40年前的"影射"、30年前的"反党"……都要大胆和赤裸裸得多,并且汗牛充栋。作者们畅所欲言,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记不清在哪看到的了,一位中国作家向日本作家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日本作家听完后问:"你们当时干什么了?"这位中国作家无言以对。是的,全国只有一个声音的时代已经结束。

  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发自己的声音属言论自由的范畴。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关键,借由言论,人民得以影响政府决策。

  子产是郑国主持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当时郑国有些人喜欢到地方学校去闲游,在那里议论朝政。有个叫然明的高干对子产说,"毁掉这些学校怎么样?"

  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这些学校呀?人们早早晚晚到学校去,在一起议论我们执政的好坏。他们叫好的,我们就继续坚持;他们厌恶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呀!怎么能够去毁掉呢?我听说过要尽力做善事以减少怨恨,而没有听说过以威权来防止怨恨的。为什么不能立即制止议论?这就犹如堵塞大河一样,导致大决口必然对许多人造成伤害,这是我无法挽救的。不如开个小口子让水畅通,不如把大家的议论当作治病的良药。"

  子产不毁乡校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42年,距今已经2552年了。子产的这些话拿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著名的古代史书《国语》里有段名言:老百姓的嘴巴,如同秀美的高山大川,肥沃的平原湿地,可以生产财物器用,供应吃穿。因为,让老百姓畅所欲言,就能显现政事的善恶好坏,就能发扬美政、德政,抛弃恶政、苛政,就能发展生产力。言论自由是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容忍"所不可或缺的。著名学者茅于轼呼吁:"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

  发自己的声音,不仅要有责任、良心,还要深入思考。如果我们带着责任和良心去深入地思考,当城市在无限扩张,土地一片片收缩时,便不会跟着别人叫嚷什么金碧辉煌;如果我们带着责任和良心去深入地思考,当城市将流浪汉小商贩赶得无家可归时,我们就不会跟着报纸欢呼什么卫生城的创建成功……

  当然,这样的作品可能因某种原因而不能上某些报刊。然而,这样的声音里却深含着我的勇气和真情。

  作家应该是民族的良心是社会的神经是人民的代言人。让我们每个人都发自己的声音!

  作者电子信箱:jjhacz at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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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中国列车误点到达?

  列车正点到达

  《列车正点到达》(Der Zug war pünktlich)是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Heinrich Theodor B?ll,1917-1985)的著名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写于1948年,发表于1949年。读者可以从主人翁安德烈亚斯(Andreas)中找到伯尔的影子,伯尔年轻时被征召入伍,在军中服役,曾被美军俘虏,后释放。六年战争生活的种种经历,成为伯尔早期创作的主要题材。

  战后,伯尔除了在科隆大学研究语言与文学外,还当过木匠和人口统计员,因此对下层人民的生活较为熟悉。这部小说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处理手法,均超出了一般的意识形态思路。安德烈亚斯虽是纳粹士兵,但对法西斯并无认同,在他心目中"任何死亡都是谋杀"。

  在小说里,安德列亚斯坐火车返回波兰前线,当时德军正在全线崩溃,回到作战前线就意味着死亡。他的旅程象徵着从生命到地狱,是绝望和死亡的挣扎。车轮每滚动一圈,便意味着带走一部份生命。

  安德列亚斯在车厢里坐着,想着"不久"这个词,因为他不久就要死去。"不久"这个词,像一粒子弹一样钻到他身上,几乎是不知不觉地,穿过他的皮肉、肌理、细胞、神经。钻进去,终于钻到一个地方,挂住,炸开,撕开一个致命的伤口,引起血流如注……生命……痛苦……。是谁创造了"不久"?安德列亚斯不可操纵自己的命运,被挂上这趟通往"不久"的列车。

  在车厢里他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纳粹战争狂,有麻木的随波逐流者,有精神崩溃的人,也有好心肠的人。

  小说的高潮发生在一个傍晚,安德列亚斯和几位同伴在一个小镇下了车,到一家妓院过夜。这家妓院是一个地下抵抗的据点,安德列亚斯遇到了波兰姑娘奥丽娜(Olina),她是地下抵抗战士,表面职业是妓女,她靠出卖自己的肉体而刺探德军的情报。但是,两人的相遇,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既改变了他,也改变了她。安德列亚斯并不知内情,只是以临死真诚的祷告,打动了这位准备置他于死地的波兰姑娘。他们相爱,她也把自己的一切秘密讲给他听。最后,奥丽娜决心帮助安德列亚斯逃出死亡的魔掌。

  小说的高峰是安德列亚斯的忏悔。随着火车接近终点,死亡逼近,安德列亚斯忏悔。作者写道,"现在,他想,终于是我祈祷的时候了。我这一生的最后第二夜决不在睡眠中度过,决不迷迷糊糊打瞌睡度过去,不拿白酒去玷污它,决不让它虚度。我想在需要祈祷,尤其需要忏悔。人们要忏悔的事情那么多,像我这么不幸的一生,也有许多事儿要忏悔。"他忏悔当年在法国酗酒,醉得像一头野兽,他忏悔骂过学校的老师,骂过教堂的传教士,取笑过同袍士兵。他忏悔夜深入静天寒地冻的夜晚,拒绝过一位又冻又饿的妓女,并把她推到水沟里去。安德列亚斯恳求神饶恕他。忏悔给他带来新的生命,他不但不恨那些在火车上嚷嚷"实际上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的人",而且还为他们祝福,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愚蠢。

  伯尔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辞中说,安德列亚斯的忏悔,不是单纯一个认罪与不认罪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谁是凶手"或"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责任问题,而是,透过忏悔,让读者看到实实在在的灵魂对话。忏悔,不是简单的善和恶的斗争;忏悔,实际上搭起"悔"和"改"的桥梁:悔过去的罪,改未来的生。

  在一个息息相关的社会里,面对灾难,我们的灵魂是否安宁?如果我们不能安宁,那就说明我们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心安理得,那就说明我们的良知毁灭了。

  伯尔用自己的小说告诉读者,人间大爱与宗教信仰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样每个人都有权利面对自己肉体的死亡。小说结尾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把你带到哪里?未来的生命!"表明作者相信,人死后重生,新的生命开始。故事中特别安排教会与国家和战争的关系,小说家提醒读者: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条生命都必须得到体恤。

  列车误点到达

  伯尔是德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不是简单的"废墟文学"代表,他的伟大在于,他用小说让德意志反省:我们需要重建家园,而不是重建江山。"列车"到达终点,江山易位,政权更迭。江山"易改",家园不变。普通人需要的是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权力者需要的才是江山。所以,"废墟文学"基本是同一个命题:德意志重建家园、治理家园。

  满载GDP的中国列车开始误点,7.23温州动车追撞悲剧的发生,我们能不能反省一下,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治理的是家园,还是治理江山?

  我们先不追问"谁是凶手"或"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责任问题,我们欠缺的是,透过心灵实实在在的对话,我们需要通过忏悔,搭建"悔"和"改"的桥梁:悔过去的罪,改未来的生。

  误点的中国列车,请你干脆停一停,等一等,载上每一个有自由和尊严的中国生命,链接整体中国人的良知和道德,不要让江山变成危楼,不要让GDP脱轨,更不要让家园坍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平安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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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裸替不肯当特务,韩寒该清醒了

  女裸替不肯当特务,韩寒该清醒了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一千一百三十九

  邵小珊成名,是因为在《夜宴》里当章子怡的裸替。然而,当你知道她是特务,你会怎么想?

  随你怎么想吧,请看她昨日冒死发的微博:

  "邵小珊的认证微博:你妈逼我无奈想出国吧,他们的找我谈话说什么人才不能外流,你们他妈的这么对待人才,怪不得人才都在国外!去你大爷的!7月31日 22:46 来自新浪微博"。

  "回复@毛嘉陵:不喝也这么想!压抑这么多年了!快崩溃了!//@毛嘉陵: 喝酒了?反正老子出名也是自己折腾出来的,你们当时想压没压住,老子活到今天没靠过你们!你们就别指望以后老子做事向着你们!人家美国法国也不是傻子!你们想隐瞒我接着免费用也用不下去!动什么别动温饱,否则跟你丫死磕!7月31日 23:25 来自新浪微博"。

  "今天我跟荷兰使馆的人谈恋爱,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想让我害荷兰使馆的人啊?这么多年我被你们迫害成这样我都没低过头!我他妈的告诉你们,你们是畜生,我不是!我就是不会为了钱为了个人安全去害人!死也不做婊子!今天 00:00 来自新浪微博"。

  就这些吧,别的真不敢多引用;想看,找《大陆女演员邵小珊冒死揭被迫做中共间谍黑幕》及《称被逼做中共间谍的邵小珊:我仅仅是个裸替吗》。

  邵小珊是一个悲剧。其悲在于,特务看上她了,想要她也当特务,而她却不愿意当。

  邵小珊又是一个喜剧。其喜在于,豁出去了,不怕死了(我喜欢不怕死的"野小子",如山寺仙妖、李天天。我讨厌"风度男人",如韩寒、某特务)。不怕死往往会峰回路转,"两军相逢勇者胜",讲得就是比不怕死;真不怕死,可以叫假不怕死立马胆怯、现原形。

  以我的眼光,邵小珊就要峰回路转了,就这么"你妈逼""你妈逼"的干下去,没有人胆敢明着投毒。

  透过邵小珊,我看到了韩寒。韩寒该清醒了,我说什么他自己明白。

  特务,在电影里是英雄,在生活中都是狗熊――无论国共,有几个特务有好下场的?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2011-8-1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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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温家宝为何要撒那弱智谎?

  温家宝为何要撒那弱智谎?

  芦笛

  7月28日,温家宝赶到温州,视察事故现场。有记者问:过去有重大灾难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但为何这次事发后第六天才到温州?阿温答曰,此前他卧病了11天,因此无法在第一时间赶来。话音未落,网民即迅速贴出温家宝在事发后参加国事活动的大量照片与视频,证明这位"负责任的大国"总理欺骗公众。一时间"影帝"的名声再度鹊起,不过这次影帝不光是作秀,更蒙上了诈骗嫌疑,彻底discredit himself.

  温家宝为何要这么干?微博上有人说,温家宝再笨也不至此,盖他是总理,当然知道自己日日生活在镁光灯下,媒体天天替他发表起居注,要诡称生病立刻就会被揭穿。因此,他其实是效法当年的赵紫阳,跑到广场上去微言大义。他说的"病",其实是政治病,意思是中央诸多掣肘,他身不由己,无法当真正的爱民总理,彻底查清这事故,云云。

  我觉得此说不能完全排除,虽然另一说也有道理。网上有人推测,嘉宝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是因为他低估了强烈的民意反应。以死亡人数而论,在我党眼里,这也确实算不上什么大事故,因此温只派了他的副手前往温州,自己留在北京。不料舆论反应之强烈远远出乎他的意料,因此他不得不亲身去一次,以作亲民秀,并洗清自己。

  此说的缺点,是未能解释温家宝何以会撒出如此弱智的谎言来。他就是再蠢,也不至于到农家女张爱培的地步吧?当年"周恩来的私生女"艾蓓写了本书,说她妈死前,好总理曾到上海医院秘密探望。官媒不旋踵就把旧闻登出来,说周恩来那天正在北京从事什么什么官方活动。我于是感慨道:小张要去冒充高官之女,何不找上深居简出的陈云,却偏偏挑上出镜率最高的周某?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嘉宝。若他那真是撒谎,前提假设就是此人蠢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其实这两说并不互斥,可以综合起来:阿温当初确实觉得事故不大,没有必要自己跑一趟,但强烈的舆情反应,使得他意识到:现场作秀的好时机又来了,但此动议遭到上司与同僚的强烈反对――他们早就腻透了阿温的亲民秀了,觉得他以他们为代价作滥好人,是一种廉价的背叛行为(其实阿温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大僚们痛恨他可能更胜于右愤们)。爱你喂,经过一番折腾,阿温还是终于去了,并抛出那谎言,故意让人戳穿,以显示他的苦衷。

  此说当然只是猜测,毫无求证可能。爱舔的左棍看了,必然要诬之为"阴谋论"。当然是阴谋论,因为那阴谋集团从来把黑箱封得死死的,让人连推理破案的出发线索都没有。只有下流左棍,才会不去要求那阴谋集团把黑箱打开,反而谴责任何胆敢怀疑党中央真诚无私、清廉如水的别有用心的狂徒,指责他们不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你就是民科,就是文科,就是唱衰,就是不实事求是,就是反对开明专制。"

  但此说却与嘉宝近年来一贯的怪诞而不合群的表现相一致。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作秀肯定不是集体策划的结果,因为他在海外高调鼓吹"民主",在国内即被消声。真理部对他的屏蔽手段,与对其他异议人士的手段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实质之差(也就是部份屏蔽)。若他的作秀是集体决策,则绝不会有这种怪现状出现。如所周知,中共那种黑帮会最讲究的就是,无论内部怎么狗咬狗,对外一定要口径一致,"暴露内部分歧=叛党"。如今二把手却屡屡失控发言,需要中宣部使用并州快剪刀时时修剪,在党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不但说明他那些讲话事前未经集体审阅批准,而且说明中央四分五裂,以致那发言虽然引起了其他人的不快(否则也就不会修剪屏蔽了),却也奈何他不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假说与他近年来的表现完全一致。若此说为真,则这次的现场秀更令他的同僚切齿衔恨,因为那跟老赵20多年前一样,完全是直接卖人,而此乃那黑帮会最大的忌讳。

  这不是说阿温真是什么改革派,他又面临着当年紫阳的危险。不是这么回事。前段维基解密披露,阿温家也是个贪污家族,世上岂有想要民主改革的贪官?他也没有什么危险,盖我党已经极大地弱化了。这弱化,不是说党不能控制民众,恰恰相反,党仍然保有镇压民众的坚强决心与强大能力,人民与党仍然是鱼肉与刀俎的关系,而是说党失去了控制它自身的能力。阿温混到这个份上,只要不采取危及集体的剧烈措施,完全足以自保。而同志们都知道,无论阿温说得有多漂亮,多慷慨激昂,都不过是演戏而已。虽然令人不快,却也无大妨。为此去大动干戈,反而可能激化党内矛盾,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他也快鞠躬下台了。

  那么,阿温何苦要惹大众不快去作秀?以我小人之心度之,他与中央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他比较敏感,情知大厦将倾,又远比他人好名,想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所以要在任期最后两年里,逮住任何一个机会猛烈作秀,留下历史性证言,让后人读史时看到此处扼腕叹道:唉,if only中共中央那些昏官听了他的逆耳忠言,则国家民族也就可以逃过这一浩劫了!遂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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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31日星期日

孟男:对于这样一场地震,我感到很矛盾

对于这样一场地震,我感到很矛盾

孟男 @ 2011-3-12 18:37

对于2011年3月发生在日本的这样一波强烈地震和其牵动的一系列巨大灾难和变故,我所感到的矛盾有些特殊,已不再是"既感到庆幸,因为他们是日 本人;又感到同情,因为他们也是人类"这样的矛盾,因为这种的情绪似乎容易化解,对我来说着实已不再是难题和困扰了。

前几天才刚刚在无意间发现一个很不错的网上资源,那还是由搜索罗素的"为了爱、知识、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的名言开始 的。(http://www.abolitionist.com/bertrand-russell.html)在那里,我得以领略很多思想者对 于人类苦难的理解。(对语言理解的挑战方面也很有意思。)当我把那些思想者对人类苦难的剖析和现实中活生生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很多问题和答案便显 得更清晰了,这是一种特殊而深切的快感,继而也是我所感到的矛盾之一。(希望但不指望有人能够理解,我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语言表达能力的有 限。)

对我来说这矛盾还是很清晰的:身处灾难中的人们所经历的痛苦和我在灾难的刺激下发展心智的快乐之间的矛盾。

在那个网络资源中,有美国诗人、教育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这样一句话:"If we could read the secret history of our enemies, we should find in each life sorrow and suffering enough to disarm all hostility." 我着实喜欢,尝试翻译一下的话就是:去了解我们的敌人不为人知的身世,我们会发现那些生命所经历的痛苦和煎熬足以使我们的敌意和仇视土崩瓦解。

我想这是真正的同情,真诚质朴而坚强,它不会被先入为主的仇视和偏见蒙蔽住双眼;同时它也是智慧的象征,因为仇视和偏见往往是出于无知,出于无根 据的傲慢,出于对他人的误解。

我是很理想化的(也在尝试摆脱过于单纯的理想)。我不觉得日本人和中国人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日本所处的那块土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在那里,人 们的生存环境是非常严峻的。我的看法是:就像在一个在充满辱骂和暴力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容易受到不良影响从而形成不健康的行为模 式一样,长期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的日本人很难屏蔽灾难和痛苦给他们的身心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在痛苦面前通常是脆弱的,为了摆脱痛苦,脆弱便 时常转化为暴力,和对其他个体的攻击,似乎这样便不再痛苦了。Arthur Schopenhauer有这样的话:"……the agony of the devoured animal is always far greater than the pleasure of the devourer."――"被吞噬的生命所遭受的痛苦总是比吞噬者所感到的快乐更强烈。"我不知道"吞噬者"或"施暴者"是不是总会收获快感。如果是,为 什么?

似乎严重跑题了。一言以蔽之:我能理解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选择同情,既同情他们严酷的生存环境(当然现在日本国的发展水平领先我们很多,虽说自 然环境依然暴虐),也同情他们的罪过。那艰难的环境是属于日本人的,而那罪过其实是属于全人类的。我有什么理由不同情日本人,不同情所有人呢?叔 本华还有一句话:"Suffering by nature or chance never seems so painful as suffering inflicted on us by the arbitrary will of another."――"来自自然和客观事件的灾难似乎从来都没有来自同类的肆意而无理性的加害更使人痛苦。"如果没有对其他个体(注意是"个体"而不光 是"人")的同情,痛苦和灾难便会传递下去,甚至会变得更强烈。

我想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既感到庆幸,因为他们是日本人;又感到同情,因为他们也是人类"已不再是我的情绪,已不再困扰我。他们只是苦难的人类的 一员罢了,没有什么不同。

* * *

再稍稍转变一下角度。

在中国,在网上,我看到了更多为日本担心和祈福的声音。地震没有震到我,而这本应自然的震后社会现象却有些触动到我了。日本震后,在中国按说还应 该出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的,然而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牵挂和同情。我没有资格去赞赏别人的正义和善良,也没有资格以我的价值标准给别人的行为贴上 "正确"的标签。我只觉得很温暖,没什么过多好说的。

接着便是我感到的矛盾了:身处灾难中的人们所经历的痛苦和人们在灾难的刺激下发展心智的结果之间的矛盾。

如此惨痛的一场自然灾害,却给了很多人思考和拷问自身良心的机会,给了很多人发现自己在仇视与同情之间犹疑徘徊的矛盾心理的机会。为什么我会有这 样的矛盾?我该如何选择我的态度?有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肯多想一想,如果再多想一想,就能发现新的答案、新的自己、新的世界。我很珍视这样宝贵的 机会。只是如果这样广泛的社会思考非要以一部分人的深重灾难和痛苦为契机的话,这便是我感到的矛盾了。Aristotle曾说:"We cannot learn without pain."――"没有痛苦我们便不能前进。"我想他只是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我们会不喜欢,但它仍是事实。进步是有代价的,仅此而已。

其实我觉得善良和同情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也不该有太多的必要因为发现了善良和同情便写一篇这样的文章。这些字应该是很多余 的。

* * *

再稍稍转变一下角度。

在牛博网上看到兰小欢先生的新博客文章(http://www.bullogger.com/blogs/shafa/archives /376156.aspx),很简短:"以前知道,猪啊狗啊的会在地震之前躁动不安嗷嗷乱叫,本次日本地震让我知道,还有一种动物是在地震之后才躁动不安 嗷嗷乱叫的。中国的悲哀之处在于,虽特产这种动物,却并不稀有。"

牛博网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部落,不过这次出现这样的声音还是让我感到了一些不适和难过。如今的中国,很多人不过是还没有接触过更理性的思想,还没 有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何必已"猪啊狗啊"的来影射呢?我自问曾经十分无知,自知仍然十分无知,也就自觉不去说他人无知。

* * *

我想这就是我目前的认识水平,也是我在这个夜晚所剩余的体力和能量可以支撑和表达的认识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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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伍元:为何不对死难者来一个基本的道歉?

  为何不对死难者来一个基本的道歉?

  作者:宫伍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终于出面了,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4天后,他要求,要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

  但我们认为,只要求下属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本身就不"真诚"。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这些事故"暴露出部分地方、部门和单位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安全责任不落实、防范监管不到位,制度和管理还存在不少漏洞,教训极其深刻"。一句话就将责任推向地方,推向部门,推向单位。

  这些"地方、部门和单位" 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要问,作为一国总理,这些人都是在你的领导之下,您的责任在哪里?您为何不能像菅直人那样,先给全国人民,给遇难者一个出于为政者基本道德人性的道歉。如果温总理自己不带头向全国人民道歉,作为百官之首,又何以号令百官,能真诚地检讨他们的责任?

  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与面对"天灾"如汶川地震2小时后就飞往灾区的表现相异,温总理及其治下的国务院在"人祸"面前的表现,往往滞后的令人生疑。比如同样是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2008年"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后,也是在第3天,温家宝才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在全国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全面落实生产领域安全防范措施等"。

  两次安全会议的措辞内容也几乎相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对比一下。这种几乎相同的两次会议,透射出的形式主义,除了让人感受到官僚主义的冰冷、麻木之外,毫无人性的感动可言。

  两次会议最大的不同,是3年前的会议有这样一句话:"要深入排查安全隐患,不留死角,不留后患,防患于未然。"结果大家看到了,3年来频发的铁路事故,说明"死角"不仅留下了而且更多:"后患"不仅频出而且越来越以更加怪异惨烈的方式出现;地铁电梯突然倒退,飞弛的地铁门突然打开,亦说明"防患于未然"顶多是官僚们会议上的一个措辞。

  更令人觉得讽刺意味浓厚的是,当温家宝以国务院总理身份亲自出席京沪高铁首发式,力挺因其属下刘志军腐败案而陷入包围的高铁发展计划后,京沪高铁却不争气,号称代表中国科技前沿的钢铁之躯脆弱得连毛驴都不如,竟然禁不住一场雷雨。自首发式后,温家宝就一声不吭,沉默的让人不解。他大概没想到,连老天都对这种浮夸的"高铁大跃进"看不过眼,下点雨就把他的"秀场"弄成了落汤鸡。

  一方面事故频出,一方面仍一意孤行发展高铁,我们不知道平时显得特别注意"民意"的温家宝,为何到了关键时候,却总是致民意于不顾。我们不知道,温家宝在"人祸"方面的迟钝,是否与他治下大力发展高铁,怕被人诟病有关。

  与以往一样,又有可疑的声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愤怒、遇难家属的苦痛,在为此次温家宝国务院会议的"果断"叫好。这种奉命捧场理所当然地遭到网民的怒喝:"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给自己树立形象":"天灾衬托了你的英明,人祸却暴露了你的无能":"4天之后才看到你的'英明',令人齿冷"……

  愤怒的声音说明,已经不会有人提望这次国务院会议之后,会有什么令人拍案大叫痛快的结果了。其实冰冷的官场权术已经将结果早就昭示于天下:2008年"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后,迟至第二年5月底温家宝为了衬托所谓的"问责制",才对事故进行处理,给予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记大过处分,给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记过处分,责成铁道部向国务院做出深刻检查――都没有责成他们向全国人民道歉。

  既然当初二年后还是要给刘志军一个处分,说明这类事故铁道部永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为何今天不断然先给现任铁道部部长一个追责,先向人民群众"交待"一下?

  甬温事故说明,刘志军因腐败下台,但新来的大概也不是什么能人。温家宝迟迟的不问责,只能说明,这个政府在选拔官员方面,并没有本质的进步――问责只会立马儿彰显这一点。

  要说温家宝政府没有什么"进步",也太过苛责。这次会议比上一次,多少"进步"了一些,要求下属向人民有个"交待"。为何有这个进步?大概是在温家宝自己看来,如此无能,都有些"交待"不下去了的难堪吧。

  当温家宝将4万亿计划变成了以高铁为核心的大跃进,进而变成利益大分赃,上至中央高层家属,下至铁道部干部,个个拿着利刃,你一块我一块,将民脂民膏放进自己的荷包时,我们隐忍了,因为谁让我们无法选出一个自己的总理呢。

  当温家宝开动机器,将经济发展演变成了14万亿的大印钞票,造成物价飞涨,房价暴涨时,我们隐忍了,谁让那个领导我们的党将治理经济的权力交给一个根本不懂经济的总理了呢。

  当温总理的儿子用在开曼群岛开设的公司,在中国大搞私募,狂卷数百亿甚至上千亿时,我们还是隐忍了,因为在您的治下,"我爹就是王法"已经成了大小官太子们公然炫耀的口号,法治的权力不归于我们。

  但当温家宝赖以夸耀政绩的"高铁线",变成"腐败链",最终成为百姓的"死亡线",又一次近百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成为温家宝政府贪腐有招、治国无能的祭品之时,当这个政府为了尽快通车以抹去罪责,无视残骸里的生命而强行清理现场时,我们出离愤怒了。

  这类毫无人性的举措,难道你温家宝不知道?没有你的命令,没有你领导下的国务院甬温事故救援处理机构的命令,谁敢无视生命而下令结束搜救?

  温家宝,当你跑到日本灾区,以日本首相菅直人的无能来衬托你的亲民,再现你在以汶川地震中的高大形象时,你断断没有想到,当你今天面对这场国内"人祸",你的表现比起菅直人当时的鞠躬道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你没有一个基本的道歉,只能说明:或许菅直人真的无能,但他在第一时间的鞠躬道歉,说明他作为一个政客,还不缺少基本的"道德血液"、"责任良知"。

  而你,这个面对房价高涨只能无能地要求商人要"流敞道德血液"的"亲民总理",你作为执政者的"道德血液"又在哪里呢?

  封建皇帝遇有重大的天灾人祸,也不会将全部责任推向下属,自己还要下个"罪己诏"什么的,承担一些责任。号称现代政党中共国务院领导人,面对如此人祸,却连个"对不起"都不说。比较于发达国家政府内阁面对这类事故往往下台的现实,连日本人都笑了。

  温家宝,你的人民做人都不幸福,何谈做鬼。

  收笔之际,看到戴晴评论温家宝的一段话:"温家宝的讲话,全都是大话和空话,最漂亮的大话和空话。类似的话,比这个还大,还空,还漂亮的话,他都说了很多次了。这是又给民众认识自己的总理的一个机会。"看来,民主人士也看透了温总理的面具了。处处把"以人为本"挂在嘴上的温家宝,终于因为处处"以人民为道具"来衬托自己的形象,在真正需要他"以人为本"时,却在人祸面前干起了推卸责任的勾当,而自我暴露,这大概也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

  究其原因,是说谎的成本太高,说一句谎要一万句谎话来圆场。而情急之下急于卸责,就自我揭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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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当中产成了愤怒的小鸟

  去年的时候,一位我尊敬的兄长向我描绘蓝图:"当高铁全部铺好以后,这个速度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从北京出发,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在6个小时内到达。整个国家成了一个棋盘,这对中国的改变会有多大?"这两天再看他,脸上的表情已经让我不忍提起这个话题。

  酝酿这篇稿子的时候,一个朋友在MSN上问我:"请教:各种失望无助怎么办?"

  这两个朋友,都被各种调查机构归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他们被"723"动车追尾事故深深地震撼了。

  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举国震惊,但中产阶层表现出更多的是义愤,他们会给自己孩子买更好的奶粉,去趟香港也不是什么难事。"地沟油"等各种有毒食品出来的时候,他们隐隐有担忧之色,但更好的餐厅可以规避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还可以理性地探讨问题,在各类愤青言论中,中产阶层扮演者温和理性的角色,他们既对出身的那个阶层抱有同情,也对政局持有尽量的理解,这个阶层实际上是社会的一道减压阀。

  7月22日,41人殒命京珠高速的大客车,我看到各类声音只是惊呼了一下,公路上的车祸太多了。但当7月23日,动车追尾脱轨,我看到一个人群的表情写着失望和恐惧。

  动车,是中国速度的象征,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旗帜,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复制,整个中产阶层,没有人能逃得了动车。但这只是浅表的原因,更深的,是一个人群对动车背后的问题所产生的恐惧与迷惘。

  中产阶层在中国是干什么的?他们都买了房子,对房价的飞涨嘲讽居多愤怒偏少,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开车跋涉千里送去私下募捐的帐篷,他们不相信红十字会,他们在社区竞选业主委员会,他们在社区论坛组织小区维权,开着私家车淡定地上路表达诉求。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这个世界会慢慢变好,重要的是耐心。但两列动车,和他们的理性建设性之梦追了尾。

  媒体人石扉客讲他的故事,他年逾七旬的父母,7月11日坐高铁去沪,那天火车没出任何问题。但一想起前后数天,京沪线上的火车都是故障连连,一直到这次温州又酿出追尾灾难,他就不寒而栗。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触手可及,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这次动车灾难对中产阶级是一次空前的震撼,他们本来是这个国家的稳定器。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强大,他们还没有形成庞大而稳定的阶层,只是表现出了少年时期的中产价值观。这个阶层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推动中国逐渐进步,同时保持理性,使它缓慢但有效地转型,改变一个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命运危如累卵,这个阶层表现出了沮丧、无助、愤懑和缺少安全感。由于表达能力突出,善于使用传播工具,这种情绪具有强大的传染性和破坏力。

  近日也巧,接触了各种人,有生活艰难的农民,有城市贫民,有遭到地方政府伤害的老板,还有正在迷惘的中产,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阶层,内心都有对一切不确定的恐惧。

  这样集体爆发的中产阶级之怒,去年有胶州路大火,中产阶层最发达的上海第一次展示了他们的实力,那次事件的进程,在悲伤的气氛中展示了中产阶层的理性的力量,所有民众以及政府都被这种理性震撼,也让我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新势力的出现。但这次动车,让我目睹了中产阶层的另一面。

  朋友谢勇说,这次车难,最直接后果是触发了中产之怒。

  我以为,这才是"723"动车事故中最严重的"次生灾害"。

  来源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pancaifu/detail_2011_07/29/8040213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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