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业:书的情缘

　　清理旧物，换新书橱，又遇上了要处理许多旧书（这大约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了，下一次就是在我死后由别人来清理了），把它们堆放在门口等待收荒者来拿走时，却延误了下来，我不忍心啊！这一天没有拿走，我看着它们一天，就引起不少联想与思绪，越看越想，越是舍不得分别啊！

　　这一本本蒙尘的旧书，它带给我的是一个个难忘的故事，一段段美好与心痛的回忆，它引起我浮想联翩：我从小爱书，童年时（上世纪四十年代）要是能得到一本书，那是十分难得从而十分珍爱的，除不多的几本课本外，更盼望能有一本有趣的课外书，在识字不多时更想有画本之类的书，那时，是见书如见宝。记得在初中时（1947-49年）曾读到过一本《中学生》杂志（叶圣陶编），真爱不释手，其中有一篇作文题为"我想当级长"。那时家里能翻到的旧书，我都要去翻腾出来看看（不管是否能看憧，先认下去再说，因为它总是给我打开了一扇新门）。那时，文化落后，识字的人很少，也很珍贵，就连有字的纸也要敬惜，"敬惜字纸"就是一句古训，更难有随便丢弃的书，我也就养成了爱书的习惯：爱这一扇扇门给我一片片新的天地，一�¸
�个未知的世界。我这一生几十年来，每到一个地方有机会时首先就要去光顾那里的书店、图书馆（这些地方往往是当地的一个标志与亮点，如新华书店，成都的就在当年最繁华的人民南路广场，如我们县城[阆中]的就在东门口，好气派啊！）那时多渴望有自己的一本一本的书啊！我养成了收藏书的爱好，到中学毕业时（1953年）已收藏有自己读过的教科书之类的书。到了离开家乡要（步行）外出求学时带不走许多书，我竟抄写了一册书摘珍藏（这个手写硬封面'红光'日记本，一直就在我身边），这是第一次轻松地与爱书告别。

　　后来大学四年（1953-57年）我分秒必争如饥似渴地读书，有许多心爱的书，但却无钱买呀，只能很少地，选了又选地买下几本好书，多是数学方面的名著，多数就只能靠手抄了，这样也慢慢地积下了一两箱书。谁知到毕业离校前夕，竟被错划为右派，这贱民的身份，还能带那么多书吗？我只能尽力精简去许多书，也表明我告别"白专道路"，这是我第二次与心爱的书痛苦地告别，但我仍然留下了满满一箱子书啊。

　　后到了重庆四十二中学，重庆的枇杷山图书馆也曾是我常去与响往之处，那时（1957-59年）一有空闲就带上干粮去美美地坐上大半天，这一天天气如何、有什么事发生？全然不知，只留下了书中的难忘！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被无端加码下放农场劳动，我心爱的书因无地存放而丢失了许多（当时连我这个人都无处存放，何况我的书啊！

　　在这文字大兴的年代，视书文为危险品，早些处理掉吧，眼不见心不烦啊！1963年被迫回原籍时，已注定此生与书无缘，就更得处理掉许多好书，这是我第三次泣血与爱书告别，但也留下很少的几册书与心爱的读书笔记，其中有严栋开老师的编写的讲义《群与代数方程式论》（此书留到现在）。

　　时光必然地到了疯狂的文革年代，书与罪几乎等同，书是少得可怜，人都疯了，不是饿死就是斗死，谁还读书啊！此后总体上我虽与书告别，但也有几本可以看的马列著作与红宝书之类的书。文革抄家时，无知的居民红小兵把我的数学外文书与笔记抄走后，我又去据理要了回来，这些劫后复生之物，保留到现在，也是历史的鉴证物了，后来出于实用也购买了几本土建方面的书，与子华婚后，她虽做零工但却也爱书，只不过没有条件读书吧了，到有了小孩后，我们给孩子一本一本买了小人书，订了《少年报》、《儿童文学》、《少年文艺》、《集邮》等，每期他们都争着读，读后都一册册保存好，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总算是对书的一种怀念吧！……。终于等到了1978年的改右，我恢复业务到阆中师范校任教，这时保存的几本数�­
�书居然竟成了珍贵与骄傲之物，后又渐渐买回一些我曾失去过的书，数学名著就是我的最爱：如《古今数学思想》（M.kline著）、《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亚历山大洛夫著）、《代数学》（范德瓦尔登著）、《数学手册》、《现代数学》、《统一的现代数学》、《数学教育学》、《数学思维学》、《数学概观》、《希尔后伯特》、《趣味数学》、《数学小丛书》……，以及各种数学史书（其中有在重庆古旧书店淘到时的商务1９３７年版的李俨著《中国算学史》……等等，这时我还订了《文摘报》（光明日报办）、《新观察》，《数学通报》、《数学通讯》、《数学教学文摘》（后改期名为《数学教育文摘》，从它的试刊起我就收齐了的）等，后来有了木工朋友朱华礼给我做的专用书架，这使我异常地高兴，就是这个书架跟着�ˆ
�从阆中到德阳近三十年直到今天才换新的。我又千方百计地旧书摊上淘得一本本好书……这样几年下来到我离开阆中时（1987年）已有了上千册藏书，迁到德阳时还是忍痛割爱，又丢弃了大量的杂志与教本，这就是我第四次不得不选择性地与一些书告别了。

　　到德阳后由于工作与学术活动交流，我的资料与书籍大量增加着，几乎常常不得不清除一些不用的书籍与手稿。这时我又继续订有杂志与资料，有《数学教育学报》（从创刊号开始）、《数学教育文摘》、《文摘报》、《杂文选刊》、《散文选刊》、《炎黄春秋》、《南方周末》、《随笔》……等，还有友人赠送的许多报刊如校刊与台湾出版的《古今艺文》，还有南开同学会编的《时文便览》。以及关1957年那事的若干专著如《思忆丛书》等以及著名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如焉》……还有一个来源便是收有我发表文章的书刊，也越收越多，除数学与教育方面的外，还有杂文、散文与诗歌。可惜很多好的报刊订不上如《同舟共济》，有些杂志如《方法》不久又突然停刊，深以为憾事。退休后的晚年我们也很少外出，有许多时侯我与子�
�就在家中读书，真是："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锄'！常常同背一首诗、同谈一本书、同忆一段情，争论一个字词的读音与写法，往往弄得打赌，这也是晚霞中一道光采。到2004年迁居时又只好清理掉不少过期之报刊，这些我都是连续收藏得十分齐的，这又是一次大大的忍痛割爱，这就是我第五次不得不又与一些书告别。

　　这次，2009年，算为已是第六次大清书了，如今，书已是越来越不值价，这不仅是"读书无用论"的一次又一次流行（每次都有其新的背景与来头），读书的人越来越少，物欲横流、道德消失，心中没有了神圣，没有了信念，也就没有了敬仰的书。更是由于时代变迁，新的信息出现，纸印的书也渐退到次要地位，加之印刷品商业性泛滥与政治性利用，无用的、令人作呕的印刷物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值钱，'字纸'早就不值得'敬惜'了。当初千方百计得到的一本本书刊，如今真是"一文不值"，望着这一堆堆整套整齐的旧书，我不禁大笑起来：哈哈，真有趣！不过还是尽可能地保留下一些可作为纪念与回忆的东东，就让它们伴随我到死吧！（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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