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日星期四

茅国雄:推荐《民主之澜》

  看过《开国大典》油画的人,一定记得站在毛泽东身后的那个银髯飘拂的老者—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吧。3月7日, 正值北京两会召开之际,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中央台八套)在黄金时段19:30以每晚三集的强度推出以张澜为中心人物的28集电视连续剧《民主之澜》。电视剧虽未终结,但已生颇多感慨:

  1.              第一次从头至尾以民主党派人士(除张澜之外,还有黄炎培、罗隆基、章伯均、梁漱冥)为全片的中心人物、以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为全片的主题;

  2.              以往只有共产党领袖人物才配享用的片头、片尾的气势、氛围、主题曲第一次给了民主党派人士;

  3.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4.              这部电视剧与其说是故事片,还不如说是一部精彩的政论片;但是她的理念远比《河殇》、《大国的崛起》更为进步、更符合世界历史潮流;

  5.              将出自剧中主要人物、尤其是民主党派人士之口的言论集锦下来,远比《XX 宪章》振聋发聩;

  6.              巧妙地将张澜的名字嵌入片名:《民主之澜》,寓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7.              开播在两会之际,纯属巧合?

  8.              会不会像《走向共和》一样,遭到封杀、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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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隐匿转基因稻米信息长达一年

  农业部隐匿转基因稻米信息长达一年;绿色和平要求立即停止其商业化进程

  北京,2010年3月26日:中国农业部在昨天给绿色和平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函中表示,已于2008年12月24日召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会议同意发放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对于此关系到13亿人口主粮的重要信息,农业部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并未有丝毫公开,绿色和平对此深表震惊和遗憾!

  “中国农业部,作为决定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与否的最主要决策者,竟然隐匿此信息长达一年之久,致使中国13亿民众对这一与己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全然不知情。”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说,“如果农业部允许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自己的主粮变为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中国民众也将成为第一个直面转基因主粮潜在危险的民族。”

  在转基因水稻的长期安全性和其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都尚未明了的时候,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无疑会将中国的主粮置于危险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公开的范围,第九条“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望》新闻周刊在2010年第6期的专题报道也指出,“在转基因稻米能否商业化生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稻米是中国人一日三餐的主食,更有数亿农民以种植水稻为生。对于这一事关自己切身利益和健康的重大决策,我国公众应该知晓一切信息,”罗媛楠说。“在这场讨论中,应该有更多来自公众的声音,以及环境保护、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的公正意见。”

  部际联席会议召开一年之后,农业部于2009年11月底才披露已向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发放生物安全证书。此后,“转基因水稻是否应该在中国被商业化种植”问题在媒体、专家及公众等社会各界引发了激烈争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是否安全?转基因水稻是否会污染我国的传统品种?目前正接近商业化的转基因水稻品种都涉及国外专利,一旦商业化,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否会遭受威胁?而我国公众是否将必须为碗中的每一粒米给国外生物技术公司缴纳专利费用?

  “这些问题都和公众的生活与健康密切相关。然而,与民间的热烈讨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部向民众公布的相关资料却一直非常有限,”罗媛楠说。《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发表的评论,形容此过程为“羞答答的政策静悄悄的出”。

  绿色和平于十天前“3.15消费者权益日”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目前已经在湖北和湖南两省发现了非法转基因大米的出售,而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已经发现湖北省有非法转基因水稻种植现象。罗媛楠说:“这为此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监管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绿色和平建议相关政府部门重新评估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食品安全、环境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的长期影响,并且将相关评估结果及时、清晰地向民众公布,在商业化的关键环节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绿色和平同时建议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现代生态农业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选择技术这些已经被证实行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上,从而真正实现强农惠农以及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媒体联络:

  刘  晨   媒体主任  电话:+86-10-65546931-118   手机:+86-139 1107 3894

  罗媛楠   发言人   电话:+86-10-65546931-159    手机:+86-139 1003 1754

  绿色和平是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动积极的改变,保护地球环境与世界和平。我们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拥有超过280万名支持者。为了维持公正性和独立性,我们不接受任何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的资助,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的直接捐款。www.greenpeac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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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9日星期一

施卫江:富豪族与太子党

  当今中国的大部分财富正快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突显社会正义的严重性。这些少数人是谁呢?无外乎中共的高干子弟,八旗子弟太子党是也。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陆财产过亿的富豪91%是高干子弟。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底,�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两万七千三百一十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千�百二十人,其中,有�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四百五十余亿元。考证�些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无疑地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灰色收入所得的综合。

  而普通的老百姓收入是多少?根据全国总工会第六次职工调查所获资料分析,2008年7.75亿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只占GDP的29%,平均年收入仅为11277元。

  另据资料显示,如今出�了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向,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不断遭到侵占。1994到2004年10年�,中小企业和个体�生存环境恶化,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消失;相反,垄断行业侵占有了全民的有限资源,它�只是权力的衍生品。

  多年从事财富榜的胡润说:"中国财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向富人集中。2004年以来,个人财富达到10亿以上的人数大幅增加,当年资产达到10亿元的巨富我们只找到了100个,而今年仅我们找到、在榜的就有1000人。"

  福布斯富豪榜也显示,近年来中国富豪上榜门槛不断抬高。2009年,中国大陆400名富豪的上榜门槛,从2008年的12.2亿元跃升到历史高点20.5亿元(约相当于3亿美元),前40位富豪的身家全部达到70亿元(约10亿美元),而2008年只有24人达到这个标准。

  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占据了亿元�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当然,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中国富豪财富积累时间超短,暴露出其财富来源的路径问题。胡润说,在国外,挣一个亿的财富,平均需要15年时间。把1个亿变成10亿,国外需要10年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3年,比在国外短得多。中国千万资产以上的富裕人士平均年龄39岁,亿元资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整体上比国外年轻很多。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财富报告中说,中国"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者,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皆知的富人。"

  快富,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生财富涌流效应,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往往是自身打拼的结果;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财源的公平性、合法性问题。经常泡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滚的北京一家不愿具名的融资公司的副总经理说,据他观察,在北京,除了正常创富获取巨大财富外,主要途径是由"三种人"构成: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从事采矿等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富人的年龄集中在35~55岁之间。他甚至认为,富人的圈子里依靠勤劳致富的不过30%.

  有不少重要资源掌控在官员及其家属和代理人手中,变权钱交易为掌控资源,比如土地、道路、电信、能源、矿产、金融等稀缺资源。

  权贵们所专享的致富特权正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随之中共元老的宝贝公子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上被提升到法定接班人的位置,中国全面进入了太子党时代。在中共新政治局中,中共元老的后代占据的位置不下七个,尽管党魁胡锦涛没有将自己看中的接班人李克强安排到关键的位置上,也没有像他前任那样树立起新一代的领导核心。

  尽管招牌上赫然写着"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可是这里绝对是"党天下",官场上的权力较量只谈党性至上;尽管党徽上标志有醒目的"工农联盟"图案,但是这里永远是"家天下":打江山者坐江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党得政,党徒享通;一人得官,子孙升迁。党票即是谋私的通兑券,官位更是独享厚禄,当然须及时使用,过期则作废,于是争先恐后地在各自的任期内倾力享尽富贵荣华、奢侈豪华。可是党徒人数毕竟众多,利益的摊子分得太大,为此还需要分权,欲谋取大利益者,光有党票尚嫌不足,还须有太子公子八旗子弟的显赫身份。盖因中国的人权,绝非天赋的,而是人为的,严格划分等级,森严井然可怖。

  文革初期,卑微的青年工人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写出了震撼人心的《出身论》,挑战中共当局的统治邪念。他指出了,按血统出身来定性阶级成分的荒谬、定出高贵低贱的悖理、定论革命与否的反动。今天在我们看来,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谬论,无非都是为共产党专制独裁炮制出来的谎言,可是到了今天,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血统论的余热依旧虎虎生威。不是吗?只需考量一番,国民财富的分配现状就足以得知。

  这样的现状,使得全体国民的人生尚处在起跑线上,贫富贵贱就顿见分晓,完全排除了公平的竞争和正当的二次分配补偿。

  于是中国社会就呈现出"马太效应":富豪者越盛,而赤贫者越穷;太子党飞黄腾达,农民工含辛茹苦;有多少的青年才俊只是出身卑微而被埋没,而高居官堂之上尽多的是庸碌无能之辈。

  如今官场上的裙带之风越演越烈,不仅是中央高层领导上演太子党的戏法,而且蔓延到了地方上的各级官场,买官卖官的、抄袭论文的,作业和考试由秘书代笔的有之,甚至干脆买卖学位的。更绝的是,有些年轻的80'后刚刚从学校中毕业出来,稚气未脱,就纷纷乘上了"直升飞机",踏上了领导工作岗位,好不炫耀,成为了一道"官二代"的风景线,他们算是"祖上有荫",借助于父辈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快速便捷地踏上仕途。相对于富二代的"飙车"而言,"飙官"之景色更为丑陋而显眼。

  温家宝在应付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记者招待会时候,口口声声喧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具体措施呢?如何面对社会现实呢?温大人的答复无非就是在做戏:避实就虚,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于美国纽约法拉盛

  20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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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用法律保障新闻来源

  谢盛友:用法律保障新闻来源

  很痛心地阅读如下新闻:

  2010年3月7日上午,北京市西直门南大街“国二招”宾馆,湖北省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大批记者涌入。

  开放会议结束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进入贵宾厅接受央视《小撒探会》节目的专访。节目录制中,各路记者皆在等候。

  专访结束后,湖北团召开新闻发布会,李鸿忠出席。此间记者的提问,大多是关于湖北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省长李鸿忠则主谈湖北各种优势、发展势头良好等等。

  11时21分左右,发布会临近尾声,工作人员正欲送省长离开,《人民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离场。在场的其他记者对此没做什么反应。

  两分钟后,李鸿忠折返回来,直问刘杰:“你是哪里的?”

  刘回答:“啊?”

  李又问:“你是哪里的,请问你是哪里的?”

  刘杰回答:“啊?人民日报的…”

  话音未落,李鸿忠接着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

  李鸿忠一把拿下了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众记者当场无言,女记者刘杰红了眼圈……

  3月7日下午,有湖北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录音笔还给了女记者刘杰,但未表示任何歉意。

  提供德国保障充分的和可靠的新闻信息来源的相关法律,希望对国内同行有些帮助。

  德国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53StPO)及383条(383ZPO)分别规定:报社、杂志的编辑人员,可以如同律师、医师及神职人员等,拥有“拒绝提供资讯来源”的拒绝作证权,以及不得扣押涉及上述资讯来源的文件之权利。这两条被认为是保障新闻信息来源秘密的“守护神条款”。保障新闻自由的第一步便是要保障“新闻信息来源自由”。因为提供信息者会“信赖”媒体不会泄露信息来源才敢提供资讯,所以,“编辑秘密”正是使媒体有机会提供社会大众发现真象的机会。这种新闻信息来源秘密的保障,才是防止一个民主社会不会沦入专制、独裁的最好方式。

  写于2010-3-14,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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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上访得罪获刑?

  前几天在人代会上,有位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广西副主委刘庆宁发表他的"高见",提案为:希望修改《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方案中列出了20种信访行为应受刑罚:有其中之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情节严重的3年以上7年以下;情节特别严重的,7年以上15年以下。

  这20种可能导致坐牢的行为包括:到禁止信访地方走访多次或有严重后果的(以下各项均有"多次或有严重后果的"定语,从略);未经批准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地区、广场等重要场所或重大活动期间的主要场所,非法聚集、滞留、围堵出入口、游行、示威或者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信访时采取呼喊口号、打横幅、穿状衣、出示状纸、散发上访材料、静坐等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滞留、占据信访接待场所;信访时采取自伤、自残、自杀、跳楼等手段相要挟的;信访时无理取闹、扰乱工作秩序……的;不依法在指定地点上访的;信访听证终结上访,又违反……(详见国内各媒体)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秩序向来是人治的传统,而非西方式的法治型。中国式的人治是具有宗法色彩的,十分讲究地位等级辈分的尊严,所谓"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凡是人伦的治理都是单向度地从上对下进行判罚、制裁、动刑,而下层黎民百姓从来不享有权力对于上层官僚进行管束。尽管是人治传统,而刑法却向来十分发达,但是"刑不上大夫"。

  现今中国的信访制度,本质上说,依旧是人治传统的反映,因为它是依托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宪法基础上,其推行务须在"三个代表"思想的集中指导之下。换言之,信访本身只是一束"毛"而已,须粘贴在一张"皮"之上,方被认可,才可容许实施之,而这张"皮"的实质就是维护当权者的既得利益,美其名曰:"维护社会稳定"。所以"毛"与"皮"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其矛盾在本质上是无法调和的。

  当权者之所以认可民众有信访的权利,主要还是"民本主义"的反映,而不是出于领导同志的恩惠,更非现代民主的理念。凡是头脑清醒的中国当权者都会知道"水可载舟,亦可履舟。"的肤浅道理。所以,能将官与民的矛盾缓和在适可的范围里,对于官僚专制政权的"长治久安"是大有益处的。

  从人道主义角度讲,信访制度的存在是必须的;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也是可取的。因为中国的百姓还是留存有一点点起码的讲公德的场所,要不然,将老百姓本来已经微乎其微的权益,再进一步地被剥夺殆尽,则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可是,现今中国的老百姓却愤怒地听到,这位叫"刘庆宁"的副主委大人的提案是说:凡是上方、信访者都得严加看管,动辄就得犯罪。这样将老百姓逼上了绝路!真如老子所云:"损不足以奉有余",大大背离了天之道!

  上方者当然需要亮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的。其程序、其方式无非就是打横幅、发材料、举标语、喊口号、静默坐等等,这些行为在民主社会都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再正当不过了,可是在这位刘庆宁大人眼里,却是十分的惹眼而刺眼,似乎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坎,惹得他气急败坏地跳将起来,疾呼:"扰乱信访秩序罪!"――在此,倒可以折射出其人的专制独裁心态。

  诚然,我们不否认,上访者的利益诉求并非全都是合情合理的,有些上方确有大闹情绪的过火行为,有些上访者在方式程序上有欠缺。但是大家知道,中国本来是刑法森严的国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齐全得很,足够覆盖各种事件和案例。在集党政军于一身,集公检法于一体的官僚专制体制里,这些执法起来只会如火如荼、雷厉风行,而不用担心短斤缺两、三心二意的,何苦须要画蛇添足地再增加一项"罪行"呢?

  再说,号称是"公仆"的中国各级官僚们,你们本来是靠人民的血汗养育着的,由百姓的纳税钱款中领取工资,理所当然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真细致地听取群众来访的意见反馈。即使上访群众中,有不合理的诉求、不明智的行为,也应当虚心地接待,耐心地解释,何必要大动肝火地增设"罪行"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当今社会之所以涌现大批大批的上访群众,就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正太多太多,大大激化了的社会矛盾都集中到上访这条狭路上,因为没有民主与法制的正常通道。要解决社会不公,根子上当然是需要制度的改革。

  可是胡温政权已经向世人明确表态,制度是万万改不得的。不是吗?我们不必听其口号响亮,只看其行径:遏制《08宪章》,封杀网路,严控媒体,重判刘晓波,恐吓异议人士,关押记者和律师,截住上访人士,私设黑监狱,等等。

  专制政体不变,信访、上访的困境将永久存在下去!

  美国纽约法拉盛

  20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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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和谐社会的一个根本前提

  2009 年1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亲临德国秘密警察"档案馆",她强调,秘密警察档案的公开,是增进人的和解,而绝对不是带来更多的误解和仇恨。

  用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用语来翻译,那就是"和谐社会"。

  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Staatssicherheit 的缩写)正式名称为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成立。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也有翻译成"史塔西"。成立宗旨是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警察,负责�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Wilhelm Zaisser是第一任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很快就被Erich Mielke 取代。1950年至1989年之间,安全部管辖有十七个监狱,约九万一千名正式聘用的探员,十七万五千名位在民主德国国内的正式的通报合作者,即著名的 "IM",另有两万名"IM"通报合作者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以东德国家安全部共拥有二十八万六千名合作探员,情报网非常绵密、而且有效。一旦东德国家安全部确认某某人的政治意见,他们会用低调的压力逼使当事人辞职、逼使学生终止学业。虐待等
等酷刑是罕见的,一旦使用,东德国家安全部会迫使当事人转变成安全部的通报合作者。

  1991年12月29日,德国通过了"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资料法"(Stasi-Unterlagen-Gesetz , StUG)。德国公开秘密警察档案的第一天,万人涌入档案馆,他要看看"到底谁出卖了我";她想知道"为什么他把我关进监狱"。出卖人或被出卖的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除了警察、高官、高干外,也有"良心知识分子",也有平时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邻居,甚至家里最亲的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

  东德国家安全部遗留下3千9百万份秘密警察档案,如果一本一本连接起来,足够180公里长。

  由于德国通过了"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资料法",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申请阅读有关自己的档案。至今档案馆已经收到两百八十万份申请。

  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六十年代初就被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门盯上了,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极力支持被前东德驱逐的作家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并且公开批评修建柏林墙。现在,前东德国安部关于格拉斯的档案被结集出版。凯?吕特尔(Kai Schlüter)《瞄准君特?格拉斯-东德秘密警察(Stasi)档案》(Günter Grass im Visier - Die Stasi-Akte)一书3月19日在莱比锡书展上亮相,格拉斯本人向公众介绍了这本书。

  今年82岁的格拉斯,在随后的座谈中,说他当时完全了解自己的危险处境:"我们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找到了乐趣。我们有意激烈地讨论了前东德和联邦共和国之间关于抒情诗在发展上的不同点,之后我们就想象,监听者在试图解密我们的对话时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当然我们也不只是朗读文章,我们还会喝点红酒。当朗读结束的时,可能还要喝上点来自西部的,或者是东部的杜松子酒。"

  尽管如此,这种跨越柏林墙的秘密会面始终受到东德秘密警察的影响,特别是对前东德的参与者来说可能非常的危险。不过,东德国安部对格拉斯却是鞭长莫及。他被认为是危险的挑衅分子,在西部精英人群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并且与最高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对于那些官方框架下的活动,比如魏玛学院在六十年代举行的两德会谈,或者晚些时候80年代的两德文化协定,格拉斯都忠于自己的立场,毫不留情的批评东德的国家专制。格拉斯说:"我支持(两德)文化协定,但是我反对只在简单的层面上达成一致。也就是说,我们给你们送去合唱团,或者交响乐团。这很简单。但是我也在考虑,让那些持批判态度的人也能与其他国家交流。"

  德国前总理科尔由于"政治献金"困扰,他向柏林行政法院提出抗诉,要求封存有关档案。2001年7月4日科尔胜诉,法院判决:档案馆必须重新加密封存有关科尔类人物的绝密档案。

  根据该判决,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资料法规定,个人有权使用影响其生活和隐私之国家安全秘密档案,并且基于确保及促进国家安全机构活动之历史政治评价及司法再评价,允许公共和私人机构根据本法使用上述档案资料,但是,该法同样规定,使用个人档案必须无损他人之合法利益。科尔胜诉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档案,若非经合法程序取得或未经当事人同意,向媒体公布其档案,便侵犯了个人隐私,是违法的。

  如何反思东德历史,如何评价它,尤其如何评价东德国家安全部,一直是个争议话题,直到目前,人们还为此争论不休。

  人们常常把东德的日常生活描绘成专制制度下的和谐社会,一个由家庭、工作和业余时间构成的和谐社会。目前公布的安全机关的档案文件证明,东德国家安全部触犯人权及相关法律是他们工作的核心,是家常便饭的事。

  大多数德国人强调,我们必须不断反省历史,保持警醒,唯有这样才能防止历史被歪曲或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来使用。

  中国何时公开文革档案?何时公开六四(二十年前那场运动的)档案?公开这些秘密档案,才是保证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之一。

  写于201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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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8日星期日

论坛:我的公司终于倒闭了

  郎咸平说,这几年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环境的恶化,很多人因为投资环境的恶化,投资不赚钱,转而把钱都投入到了房地产和股市,而投资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税收过高。

  我以前没有深刻了解过这句话,但是自从我去年8月开了个小公司后,我深深地理解了。我的小公司艰苦地支持了半年后,于今年3月份倒闭了。

  因为跟一个大公司比较熟,有点关系,因此想做它们的经销商,卖点东西。于是2009年8月份成立了一个小公司,准备赚点小钱。

  帮这家公司卖东西,并不需要转手产品,因为是进口免税的,所以帮他们卖出去之后,这家大企业直接返佣金就可以了,比如说,大企业给我的低价是10快钱,我卖到客户那里是12快钱,那么大企业直接返还2块给我。简单说来就这么个道理。

  同时,我还在外地发展小经销商,我跟他们结算的方式就和大企业跟我结算的方式一样。

  于是,从2009年9月份开始到2010年3月,半年的时间,我的公司收入10W,也就是开票额10W,其中返还给小经销商6W,我自己的利润4W.但是一旦除去 了税,我突然发现,我完全是给国家打工了,我完全被国家税收给压垮了。

  算一下,10W的收入,营业税是5.5%=5500元;扣除6W返给其他经销商外,我的利润是4W,那么25%的所得税=10000;我的公司因为太小,根本不用员工,所以我也不用租什么写字楼,当时的注册地址是我家,房产税半年是2500元;公司账户的钱小于10W,银行每个月的账户管理费是80,半年是480;根据税务规定,报税的必须是会计人员,而我又不是,所以又得请个会计公司做账,每个月500,半年是3000;暂时不算买税控机5000多和网申使用费等。

  那么,总结一下,从2009年9月到2010年3月,我的实际利润是40000元,我交的税费是5500(营业税)+10000(所得税)+2500(房产税)+480(银行管理费)+3000(会计费)=21480!!我剩下的净利润仅仅18520!!!税费率53.7%!!!

  这还没算刚开始5000多的购买税控机的费用,每年网申的使用费等等,经常跑税务局,公司还要年审……

  原来我一直在给国家打工!

  我的公司终于倒闭了,我终于明白郎咸平说的投资环境恶化了,我终于明白什么是"苛政猛于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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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淼:“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解放军”是一句废话

  按:2010年初至今,西南大旱,灾情日甚,以至于人将干渴、地已绝收,而媒体之报道、政府之行动,似乎因两会等故,已显滞后。根据一般规律,今后一段时间,恐又将出现政府履行其本来职责、而小民已感激涕零之场景;恰翻得旧作一篇,系2008年地震之后所作,其中看法,亦我此刻所欲表达。故再贴此处,与诸君议。

  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种种官方的和官方许可的纪念活动都如火如荼地进行起来。有讲座,有图片展览,有观影,有捐款捐物……气氛是令人感动的,至少有那么一些。我想,在公开语境下的任何内容中,这样的几句话是少不了:"感谢党""感谢政府"和"感谢解放军"。对于从废墟中救人、排着长队捐助和一群公民统计死难学生的数字之类行为,我甚至觉得流泪都愧对这种尽心;唯独对于上述的几句话和由此产生的种种行为,我不但泪腺感到吝啬,甚至头脑中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荒谬。注意,是荒谬,不是和谐。假如你觉得这很和谐,我只能说不是你感觉和谐,而是你已经被成功和谐。

  什么叫做感谢呢?感谢就是别人对你做了一件有利的事,而后你礼貌性地说一句谢谢,并且对这个人心存善意。如果进一步上升到感恩的高度,所谓的"恩",就不再是等价交换,而是超额的、不计回报的付出,对此一种行为的感谢才可称之为"感恩"。譬如说,父母的养育,可称大恩;自然对人类的滋养,可称恩赐;朋友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可算施恩……但涉及到党、国家和政府这几个主体,我以为是无"恩"可谈的。

  据说在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后,有许多灾民躲进了体育馆,一边免费地披着毛毯吃着汉堡,一边对着镜头大骂政府救灾不力。而且体育馆里好像既有犯罪、又有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出现。对比之下,地震后的四川,就连坍塌的公路沿线都有写在包装箱纸板上的"感谢某某",镜头面前一片人间温暖,到处"情绪稳定""生活秩序井然"。难道说美国人是不懂得感恩(从而缺少人生智慧)的人吗?还是他们个个都铁石心肠、自私透顶,丝毫不"体谅政府的困难"?而这些看似懂得了感恩的四川民众,确实能够反映出某种制度或某个国家的所谓优越性么?Air ball,真是离题万里。

  我的父母给予我许多关爱,是他们的自愿;自然对人类的滋养,并不求任何回报;朋友的拔刀相助,虽能日后"还人情",其实是没法要求等价衡量、收支相抵的。作为一种人生的智慧,或者说做人起码的修养,说一句谢谢、心存一分感恩,乃是理所当然。但执政党、政府和军队则不适用于这一逻辑,因为逢灾救灾、无灾安民,是其本当的义务,不是"庄严承诺",而是"天经地义"。政府及主导它的政党收了税金、获得权力,用其供养军队,是欠了我们的债,所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于天经地义的事说谢谢,难道不是一句废话?美国灾民对于美国政府欠债不还的行为,在CNN上骂几句娘,难道不是美国政府活该?

  2008年5月末,我在都江堰所见闻过的上百位普通市民,也都忍不住大骂当地的"贪官污吏",忍不住抱怨不公平的房产补偿政策,忍不住对豆腐渣建筑咬牙切齿,忍不住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担忧……这些"贪官污吏"不也是政府中的公职人员么?豆腐渣建筑不也是政府监管审批的么?政策和未来的生活保障,不也是政府的行为产物么?就是这样的救灾,就是这样号称"全力以赴"的救灾,尚远远未到让人满意的地步;可就在这样的时候,仅仅是地震后的一个月,轰轰烈烈的"表彰大会""英雄事迹报告会"就吹响了光荣分赃的号角。那些本该因为贪污腐败、豆腐渣校舍和救灾不力遭受追究的官员,其斑斑劣迹忽而一夜之间被淡化、被有选择的遗忘了,剩下的只是对将要到来的"梦幻般的奥运会"的期待,剩下的只是"中国加油"和满地被è
��在脚下的国旗,剩下的只是背后控制不同言论的暗箱操作。事隔将近一年,死亡学生的数量从七八千人变成了不足六千,在数字里有一两千人变得"活"过来了。然而据肖雪慧先生讲到,地震至少造成四川7000间校舍的倒塌。在一个正常上课的日子,哪一间校舍会倒塌得如此空旷、如此温柔,以至于平均独独掩埋一个不幸的冤魂呢?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怀疑,当艾未未等志愿者自发组织民间调查时,还遭到了种种粗暴的干涉和压制;当谭作人打算依政府总理"一定彻查"的精神而自行调查时,却以种种罗织的罪名被关押判刑了!这是否正常,我说不清;是不是在还债,明眼人一看皆知。此种情况下,心存感恩,恐怕还为时尚早吧。

  岂止如此。如你我所知,中国民众的税负在全世界都算偏高,可不但没有福利国家国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关怀,而且往往连可称作合格的公共服务都得不到。在这个国家,若没有有钱有势的爹妈亲戚,没有"认识的人",就难免公职人员的拖沓和白眼。在这个国家,奶粉中长期掺入工业原料的厂商,可以得到质量监督机构的"免检"。在这个国家,校舍在地震中倒塌,露出来不足成年人小拇指粗的钢筋,可以被政府"科学鉴定"为不存在质量问题。在这个国家,一群叫做"城管"且本无执法权的人,公然被教导要"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地行使国家暴力。这似乎还不够。在这个国家,人均教育经费比不上一个非洲穷国乌干达,医疗公平度全世界倒数第一,而公款吃喝、公车耗油高居世界第一。在这个国家,贫困线的标准尚
不足非洲最赤贫国家的80%,却要举国不计成本地兴办一届所谓"梦幻般"的奥运会。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终于稍稍做出了一些它本该天经地义般地做出的举动——调集人力物力全力以赴去救灾——的时候,我们竟然要对它感恩了,我们若不感恩竟然就被怀疑人品有问题了,我们说两句批评的话竟然就要破坏所谓"安定团结"了——甚至它的最高权力机关要暗示甚至要求一个"感恩"的主题,这难道不是对感恩的强奸和侮辱么?请问,我们有什么恩非得对它感,凭什么要把"感恩的心"留给一个还债都拖拖拉拉的政府呢!

  以上的常识和推论是基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基础。你可以说中国"国情特殊",必须"反对军队国家化","不搞三权分立"。但宪法中总写着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吧。中国式的民主就算再先进、再高尚,也不能脱离"对纳税人负责"这个起码的底线,否则岂不当真成了"Democrazy"?退一万步讲,你很犬儒、很无奈地坦言,中国现在是个威权且不民主的国家(这个说法一定会让官方的发言人非常不满),可政党的"长治久安"还是要靠民众上缴"税利债费"维持,还是要靠民众种粮食、盖楼、做小蜜啊。谁听说过一个政党(在它看来,政府是它的下属部门,军队是它的枪杆子)能够有本事"养活13亿人"的呢?当然,当然,当然,当然……我当然明白,主子总是有权力,可以随时要奴才对它感恩戴德;可这样一来,它叫嚣的"公平æ
��义"宪法里列出的"民主自由",又是些什么东西?我对性工作者没有偏见,但拜托你们,当了婊子就别再立贞节牌坊了。否则我们这些"算个屁"的小民,如何能安安稳稳地做好奴隶,为大爷们建设"和谐盛世"呢?

  这种奴隶,不做也罢。——事实上,只有先学会含蓄、学会节约过分的感激之心,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臣民的身份,学着去做一个公民的。

  2009-5-11于北京

  修改于2010-3-21

  来源:人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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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6日星期五

廖祖笙:逼走谷歌中共向全球认罪

  中共从中国大陆逼走中文谷歌的同时,以特有的方式在全球面前写下了一份认罪书。中共日前向全球公开认罪:它在罪错的道路上泥足深陷,无法面对谷歌为其整理的劣迹斑斑的账簿,同时也承认外界对其限制网络自由的指控。

  中文谷歌反对极权,决定不再对搜索结果进行审查,中共旗下的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赤裸裸地进行威胁,说工信部有权吊销谷歌中文网站的执照,并有办法屏蔽谷歌在中国的全球网站。谷歌避走香江,中共逼走谷歌就此宣告得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前段时间还在极力狡辩,说美方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影射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违背事实、损害中美关系,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这话仍萦绕在世人的耳际,党国逼走谷歌,谎言即不攻自破。

  倘使中国的互联网果真是开放的,那么党国也就不会向谷歌施压,要其将一部分搜索结果给隐藏起来,也就不会有逼走中文谷歌这样的事在中国大陆发生。中共逼走谷歌等于向全球公开承认,它确实在倒行逆施,限制网络自由。

  谷歌只是一个享誉全球的搜索引擎,它不是工信部摆弄的木制品,不是共产党豢养的中宣部,它没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共掩盖各种见不得人的劣迹,它的职能就是把搜索结果客观全面呈现出来。它强大的搜索功能令中共栗栗危惧。

  互联网浩如烟海,人世间形形色色的罪恶在互联网中会被曝光和记录。谷歌坚守"不作恶"的信条,不为极权统治列功覆过,只将搜索结果全部摆在你面前,至于孰是孰非,交给你自己来判断,而中共害怕国人得出自己的判断。

  中共踏上了不归路。它所控制的谎言传播工具在搜索功能强大的谷歌面前,相形见绌,微不足道。国人通过谷歌这一忠实的窗口,能了解到专制恶棍的杀人、整人和抢人,能知道它在实行各种迫害……中共无法面对这面照妖镜。

  于是中共恼羞成怒,非要摔碎这面照妖镜而后快。中共逼走谷歌,等于直接承认许多令人发指的事情,它确实干过,它无法面对它的过去和现在,它不敢想像它还会有将来。在如潮的谴责面前,它已无力澄清和反驳,它认罪了!

  但它认罪的态度恶劣。它先声夺人利用手中的各种舆论工具和伪造的网络民意,为自己的压制网络自由百般狡辩。它不检讨自己再次犯下的罪错,反而气竭声嘶斥责和谩骂谷歌。老态龙钟的中共,在此恶性事件中没有任何成长。

  在一个名叫"中国"的村落之内,有个名叫"中共"的老男人在裸奔,他恼怒地嚷嚷:是啊是啊,是俺逼走了谷歌,谁叫他把俺的疮疤撩给人看?俺是村长,在俺村里俺说了算!俺逼走了谷歌,能怎么着吧?俺是村长俺说了算!

  写于2010年3月26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于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350天!)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oxun.com/hero/liaozu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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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2日星期一

张天潘:只会屏蔽,才是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重庆公司总经理沈长富说,建议屏蔽网络不良用语,如3Q、bt,还有�、�等生造字,青少年长期接触这些网络语言,会产生不好影响。(3月9日《重庆晚报》)

  首先,我们并不知道网络用语怎么就成了不良用语,其次,这些网络语言,怎么会成产生不好影响,以及会产生什么不好影响,这些问题是第一条件反射的质疑。然后再仔细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长期存在的粗暴式解决问题的思维,而正是这种思维,对我们这个日益开放和进步的社会,构成了潜在的不良影响。

  网络语言伴随着网络在中国从无到有,从有到成为最基本的生活一部分,因此,不知网络语言,甚至可以称之为新时代的"文盲"。这些词汇的流行,没有任何人的幕后推动,往往都是一些网友自发创造或者新阐释出来后,即可风靡开来。

  从语言学上分析,网络语言有几个明显的特征,比如多是单音节、词汇重叠、读音缩减,如"华丽丽""酱紫""范跑跑""怕怕" 等等,还有大量的"啊""啦""哈"等语气助词与在线、短信聊天常用词,而"3Q""orz""�""呆呆"等字母、数字组合与古词新用,就是利用初级语言的谐音或者象形语言特征,十分方便交流,以及形象有趣,这些特征,从网络走下社会,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或者思想的变化。

  当然,也很有人对于这种网络语言,缺乏欣赏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是糟蹋了文化与语言美。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文字,其身上被赋予的各种象征与文化,都是后来人为添加与外在,它从人类发明或者使用文字的第一天起,本身就是为了交流沟通而存在的,而且一直在不停地变化着。就算这种生造字,存在着一些不良的文化伤害,也应该由语言学自身进行反思,来不断规范促进其改正。

  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生造字的社会背景,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的增加之下的创新性变化。

  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种多元化的,包容性的,其中文化的开放性是最为活跃的领域,不能想象,没有开放性文化的社会,是一个开放、有活力的社会。

  哲学家、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论述到,开放社会是好的社会,封闭社会就是不好的社会。那么,开放社会有怎样的特征?按照波普尔的归纳,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这样的社会,是多元的、法制的,实行民主的。而这些受网民推崇的生造字,不正是零星的变化与进步吗?不能想象,没有开放性文化的社会,会是一个开放、有活力的社会。而且,文化的传承,需要的是一种引导,乃至是一种接纳,老一辈主动学习新生事物的意识,有这种态度,对于文化的代际传承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算这个代表更够证明开头的几个疑问,也不能构成屏蔽的手段的应用。只会屏蔽的粗暴式解决问题思维,对于扼杀文化与新生事物,是效果显著的,这才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不好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屏蔽犹如一堵看不见的墙,它把这个社会割裂了,形成了一种封闭性的社会,而只会动不动提屏蔽的人,正是这个开放社会的敌人!

  屏蔽是消极的,正如鸵鸟政策一样,而且网络时代,什么是可以真正被屏蔽的呢?在冰冷的技术手段之下,带来的只是会反感与死气沉沉文化钳制。正视才是积极、应有的态度,开放社会,我们需要更多的包容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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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海:中国真的能够启动消费吗

  中国真的能够启动消费吗?论述这个话题前,笔者想就近十几年来,每逢年初的三月两会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些热议的老话题谈起。所谓老生常谈的话题无非是:医疗、教育、住房、反腐、相差悬殊的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主任张维庆真言:"收入分配问题我年年听到,都快二十年了,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呢?"

  那么又何止一个收入分配问题一谈二十年呢。上面所列举的医疗、教育、住房、反腐等热点问题,哪一个不是一谈就是十几年呢?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办事能力、办事效率竟然这么差,可以说绝无仅有了吧!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国家面积大,人口众多,事情难办吗?还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无能?难道真是这样吗?可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凡是对国家、对政府有利的事,譬如名目繁多的涨价、调高税率、增加税种、取消优惠政策等便会雷厉风行,绝不隔夜,甚至不惜采取半夜鸡叫的方式,而且堂而皇之地打出与国际接轨的招牌呢;每当老百姓按着国际标准,要求行使权利,争取利益的时候,政府就搬出中国特色的牌子,要求人们认清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要体谅国家的难处。

  看来政府决非无能,也决非没有效率,那要看解决的问题对谁有益。以上每个热点问题都热了十几年,今年提出要"启动消费",按常识判断,有谁会信?

  以上从历来解决问题的时间跨度上判断,今年政府"启动消费"也不会立竿见影。

  那么中国"启动消费"怎么就这么难呢?要从深层次探讨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到中国的社会制度上来。众所周知,中国是个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就是国家实行公有制,这样的社会制度,这样的国家政体,只能造就国富民穷的现实。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中国最能体现国富民穷的现象。一切社会财富掌控在国家手中,掌控在各级政府手中,具体说来,掌控在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既各个垄断集团手中。社会财富源源不断被各个垄断集团攫取,造成了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现象,并且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造成两极分化的巨大反差。

  如果从字面上看,公有制似乎会给所有国民带来富足,其实不然,公有制的最大弊端就是那个"公"字,它的含义非常微妙,扑朔迷离,边际难以把握。中国的社会财富若按公有制解释是全体国民的,但它又不是每个具体的国民的。正因为这样,就个体每个国民而言,就很难分享到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可是既然有了成果,就必须得分享,作为个体的国民分享不了,那只能是那些所谓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或曰既得利益集团)代表作为个体的国民来分享。这样以来,只能是有代表资格的人(或曰既得利益集团)享受了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成果,由于一次一次作为个体的国民享受不到应该分享的成果,就会变得越来越穷,社会的贫富差距就这样越拉越大,于是乎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级别差距便泛滥成灾,愈演
愈烈。由于老百姓手里没钱,又没有足够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启动消费,难道不是一厢情愿的天方夜谭吗?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三十年了,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国家富足了,国力增强了。但与此同时,又产生了不少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阻碍了经济发展的道路,要想使得经济改革的成果保持下去,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只有政治体制改革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才能改变国富民穷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只有彻底改变了国富民穷的现象,中国消费才能真正地启动起来。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盛世景观能否实现,要看执政党到底有无诚意,有无魄力。中国的希望就在执政党的诚意上,就在于政党的魄力上!

  201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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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廷军:中国又进步了

  两会开得热热闹闹,媒体和代表们热情洋溢地表示,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又向前进了一大步,去年的成就那么多,今年的承诺那么好,多么让人鼓舞、兴奋和感动啊!可是,什么是民主和人权?你感觉到了吗?

  对人来说,土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从来都是安身立命之本。土地问题处理的好坏,也是任何一个时代兴衰的晴雨表。房子是个当下全中国人民都关心和必须关心和不得不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就选个土地和房子结合的小角度――拆迁来感觉感觉吧。

  对比才有感觉,我们看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于建嵘教授在我们祖国宝岛台湾碰到的事情。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于去访问,给了他和台湾的老百姓聊天的机会,于很兴奋。

  演讲完之后,接待方派了一辆车,于说到什么地方,他们就送到什么地方。于很有趣,他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

  答: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

  问: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

  答: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于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

  答: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于再问: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

  答: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于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

  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有些不耐烦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啊!

  但是于还是不甘心,还要问: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

  台湾百姓答: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看了这则真实的故事,大家做何感想?祖国的例子就不用举了,面对拆迁的那么多压力和无助,是我们祖国宝岛台湾百姓无法理解的。书上和会上说,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不知道拆迁是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如果这是生存权呢?

  这么问不符合主旋律,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在发展权的范畴研究。

  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是,当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时,社会将打破"报禁",也就是打破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限制。解除报禁无疑是民主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已经开始奔4000美元了。那就等着吧,中国在进步。

  陈志武曾说,进入近代史以来,过去这么多年,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在思考国家的命运,都要以救中国作为最高使命。我想问,我们救中国,到底最终是为了救谁?

  他很欣赏胡适早年说过的一句话:"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

  不知道这个思想符不符合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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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铮:计划生育政策有点傻

  前言

  本人了解了一下我国的人口发展状况,冒了一身汗,发现计划生育已使我国大祸临头。可国人多还处在"计划生育就是好"的宣传的集体催眠状态中,对计划生育埋下的定时炸弹无知无觉。本人忍不住再叫几声。如果你醒着,就披衣而起,去了解一下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和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看你是否还能睡着;如果你还睡着,就继续睡吧。

  把人当麻雀灭

  我国的专家们曾把麻雀列为五害之一。因为麻雀太多,且跟人争吃稻谷小麦。既然专家们说麻雀是害,那就灭害吧。于是全国发起了灭麻雀疯,许多地方把灭麻雀多少当做政绩。各地一时间人们举着棍子,敲锣打鼓,满天地追打麻雀。麻雀被灭了无数。好在不久我们英明的政府就明白麻雀吃粮食,更多的却是吃害虫,原来是我们的朋友。但伤害已经造成 .从前麻雀如云,现在我们很少看到麻雀。倒不仅是我们人为地扑灭它们而导致麻雀减少,而是到处砍树,施用农药,使麻雀无以生存。

  我国的计划生育是把人当麻雀,当苍蝇蚊子老鼠跳蚤之类的害来灭。那计划生育"流出来,打出来,就是不准生出来"的誓把胎儿灭掉的勇猛有股"对敌人就象秋风扫落叶"的劲头。由政府鼓动的全民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孩子如此残酷消灭的劲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

  全民大灭麻雀只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很快就认识了错误并加以改正。可灭自己人,一灭30年,还越灭越来劲。一大帮人还把灭人当成了职业,不让他们干是要砸他们饭碗,他们决不善罢甘休,忙跳出来千方百计证明中国人就是害,这灭人是一个长远国策,该世世代代动用国家资源灭下去;中国人灭得越多中华民族就越富强,不灭就会人口爆炸,中国就会在人口爆炸中灭亡。

  公元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美国有个叫天堂之门的小教派39人集体自杀。解剖发现其中6名男子去势(自宫)了。这个小教派相信地球就要毁灭再生,他们必须在地球毁灭之前腾出来,自行离去,到另一个层面去永生。他们都很体面地死了,尸体被火化了。他们死后这么些年,地球上除了有几场战争,几场海啸,地震,还是一如既往,大家哭的照哭,笑的照笑。

  我国极力推崇计划生育的人跟天堂之门的信徒的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相信人口发展会导致人口大爆炸,导致人类资源枯竭,导致饥荒,战争,将把人类导向毁灭。为了挽救人类,挽救地球,我国就先不先地灭起自己的人来了——强制国人少生少养。他们相信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活下去,才能活得更好。

  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自炫的就是我国为人类减少了几亿人,这是我们对世界气候的巨大贡献,官员们 甚至建议将通过减少自己国家人口对世界环境作贡献的办法向全世界推广。虽然这只是在那个会议上讨价还价的说法,但反映了一种与天堂之们信徒们同样的思维。当中国官员把消灭自己国民当做丰功伟绩来向世人炫耀时,很多国家恐怕都希望中国政府再接再厉,把中国人灭到一个不剩,这样中国对世界环境气候的贡献就更大了!

  人类关心气候是为了让地球上现在活着的人和未来更多将活着的人能活得更好,而不是通过消灭人口来让地球变得更为易居 . 把地球上的人灭光或灭掉一半,地球住居环境最完美又有什么意义?我国的发展也是一样,目的是让国民能活好,并能替换再生,未来的国民也会活得更好,发展目的不是把国民消灭一大半,让那一小半活下来的生活更好。

  人多有人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途径;我们必须寻找这独一无二的发展途径。我们没法模仿寡民小国的发展方式,寡民小国也没法跟我们比。我们人多不仅是个负担也可以是个优势。人消耗资源,需要人管理,但通过教育,个人掌握技术后,他可以创造财富,可以保护资源,成为社会管理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给社会创造的财富只会比他消耗的多。人不仅仅是国家的负担,他同时可以为国家挑起负担。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贸易的战争中,国家通过教育和有效组织管理,可以使每一个国民都成为国家强有力 的战士,而不只是国家资源消耗者。我们不能犯傻,只从敌对者的角度看待我们的人多,从而被他人催眠,从而迷信只要我们把人搞到少而又少才好。寻找我们自己人多的发展途径需要时间,但我们肯定会找到人多的发展途径;�€
�过大量消灭自身人口来谋求发展是民族自杀。

  现在我国许多老百姓还处在"多生就是害"," 计划生育就是好"的宣传的集体催眠状态中。尽管人们的生存状态改变了,社会发展了,新的环境已经使我国人口再生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听说要废除计划生育,那些还处在催眠状态中的会大吃一惊:这样我们国家不就会一下变成26亿人口,再变成52亿,人口不就爆炸了,国家不就毁灭了!他们根本不知我国现在面临的不再是人口迅速扩张导致人口爆炸的问题,而是人口老化,人口急剧萎缩可能导致的国家不能正常运转问题。

  韩国为何熄灯一夜,鼓励国民回家"造人"?

  今年一月,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推出每月熄灯一晚的计划,以便让员工及早回家"造人", 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被"计划生育就是好就是好"的国家专制宣传集体催眠了的中华国民打死也不明白为什么韩国人这么发疯。 他们人多得已经爆炸了—-就中国一个地级市那么大,顶多能养活1000万人的地方,人口已经4800万,怎么还要鼓励国民多生多养?

  韩国搞计划生育走在我们前面,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但没有中国那么激烈。他们只提倡生一个。 96年,预见到国家会遇上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麻烦, 韩国废除了控制生育的政策。但让韩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废除了计划生育,新一代国民根本不管国家需要,也忘了传宗接代的义务,还是不愿多生。人口再生远不足完成人口替换,可预见的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将会严重威胁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正常运转。为了挽救这一危局,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国民多生多养的政策。熄灯让人回家"造人"就是鼓励生育的一个小招。

  人们原来以为东方人坚信多子多福,相信传宗接代,所以大家只会多生。而事实上,中国文化圈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波,台湾,香港的出生率都世界最低之列。城市化导致的生活空间狭小,生活成本增高,生养成本增高,经济发展导致的人们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更多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整体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婴儿死亡率越高,只要条件允许,人们就越是多生),妇女工作机会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都导致生育率下降。东方国家对后代教育的重视恐怕是这些地区的出生率低于西欧富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地方人口再生不足可以通过从大国引进移民解决。如新加坡,香港都可以通过引进移民来保证社会正常运转。我国却不能。不是没人愿意来,而是因为我国届时人口缺口太大,把几个上亿人的国家的青壮年都引进来都解决不了问题  .计划生育使我国每年少生替换人口五六百万。要知道,美国一年也就生四五百万,日本一年也就生一百多万。

  2015年后我国的人口再生将成为严重问题。中国要保证正常替换,2015年以后,必须每个育龄妇女生育2.3个 .就是说要70%的妇女需要生两胎,30%的女性需生三胎。少数女性还会选择独生,或者结婚了也不生,或者只生一胎。一个妇女不生,就得有一个妇女生四胎以上。现在及今后的中国,有多少人愿意生三胎以上?

  如果说八十年代我国必须计划生育,到了2000年,1991年到200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出来,凡是有点知觉的就该满头冒汗,该呼吁赶快废除计划生育。我国出生人口在这10年间出现了剧减,从91年代两千多万到2000年的近1400百万,最少的1999年只出生不到1200万,且男女比例失调日趋加剧。这样的出生状况敲响了未来人口急剧萎缩的警钟。这10年间,我国少生替换人口6000万左右。没有任何道理我国1999年只出生1150万人。而这已不仅仅是计划生育强行限制生育的的结果,而部分是人们生活方方式改变后自愿选择少生的结果。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在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后尘,中国的生育率也必将和这些地方一样持续自然下降,不可逆转。

  计划生育走在我们前面的韩国已经知错在改,走了回头路,为我国提供了前车之鉴。可我国政府为何对此视而不见?还要继续"按既定方针办",继续在人口问题上南辕北辙,动用国家资源来限制国民生育,继续加剧未来的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灾难?

  2015年修改婚姻法,提倡一妻多夫?

  很多国人接受的是计划生育就是好的宣传,又饱尝了人多之害,亲尝了计划生育就是好的结果,还没看到计划生育的恶果,所以听说要废除计划生育,就毛发直竖,不暇思索地坚定捍卫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得不承认,实施计划生育是中国人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表现。建非常之功必须有非常之举。在80年代,我国农民刚分田到户,粮食基本能自足,农民所见的是人多力量大,因而生育愿望非常强烈。又正值六十年代中后期多生的一大帮人进入生育期,我国的生育势头非常可怕。现在看来,当时如不计划生育,八十年代中后期可能连续多年出生3000万人,国家承受能力可能受到考验。但到了90年代,出生率严重下降,我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我国却还按"既定方针办",继续计划生育,就有点傻了。

  计划生育计划出了三大问题。

  第一是对我国所有杰出人士加以半数宰除的问题。我国的计划生育开历史先河,对全国通过各种途径选拔出来的杰出人士, 如大学生,体育精英等都强制限生一胎,而落选的人却可生两胎。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杰出人士的有序集体半数宰除,是弱种灭族的奇招。这种逆向淘汰导致的中华民族种族弱化的负面影响将延续千年。

  第二是导致我国未来的人口严重老化和人口急剧萎缩。这是为我国未来的经济熄火釜底抽薪,为我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埋下了一棵定时炸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崩溃。这问题至少会缠绕中国大半个世纪。

  第三是男女比率失调问题。我国90年后男女比例长期严重失调,这失调的比例,多出的男性人数,在人类历史上又是史无前例。这是计划生育计划出来的又一成果。这会导致许多不可预知的社会问题。问题会持续一代。

  在此只谈男女比例失调问题。1989年到2009年的20年间,我国每年短少100万左右的女孩(最多的年份少140多万)。这即意味着2015年后至少20年,我国每年大约六个当婚的男子就有一个找不着对象。国以家为基础,数千百万的男子找不着对象,成不了家,不仅仅是个人口再生问题,也是个社会稳定问题(当然不老实的青年国家可以用子弹和大牢伺候,但这不是解决办法)。

  如果男女比例失调只延续三五年,或者每年出生的男性多出个百分之五,问题也可自行消解。可这失调持续20来年,男性每年多出一百来万,男性多出比例持续多年达百分之二十,问题就大了。最好解决办法是让青年们去别国娶媳妇。可去别的国家娶,一两亿人的国家的适龄女性都会被娶光了,要知道,一亿多人的日本九十年代后每年也就只出生五六十万女性。 南往越泰菲,北去俄日韩,往哪儿哪儿大半男青年都得打光棍,人家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不说不成,就是真的成了,各国都会跟中国为这个打仗。为了世界和平,为了我国社会稳定,看来中国政府2015年得出台新的婚姻法,准许一妻多夫。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计划生育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

  主张计划生育的不知道为此做好计划没有?

  猪思维指导下的计划生育

  很多人由于受了同胞众多之苦,就都希望中国人少一点 ,好象人少了许多问题就不存在了。大家一谈到中国的问题,不管是看病难,出门难,上学难还是空气污染等等 都推到中国人多上。好象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在人多,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就是减少我国人口。而不知问题实际出在人性上,出在教育上,出在知识传播上,出在社会组织管理上,而根本不在人多;任一我们怪罪于人多的问题都存在于人口稀少的国家,有的比我国要严重得多;许多问题,就算我国人少到只有几万,只要人没有效地组织起来,管理不当,仍将存在。而国人忘记了正是这人多,我国才发展得这么快;正是这人多,我国现在世界上才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

  当许多智者在为大幅减少中国人口寻找理论依据时忘不了说英国几千万人却控制了全世界,日本不足中国人的十分之一却打得中国如何如何,言下之意是(你中国)人多不好,人少才是正道。但英国到哪里去了呢?靠边站了,让位于美国。美国如果只有两千万人,它不可能称雄世界。日本呢,也要靠边站了,让位于中国。最后世界各国将各就各位 ——–各国地位最后将由其人力资本和国家总体资源和资本在世界的排序来决定。一个小国靠垄断一时的某种技术,靠一时超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管理手段,或者无人能敌的先进武器等称雄的时代过去了。历史不会后退,历史只会前进。

  今后占世界人口很小比例的国家不可能再称雄世界。 称雄世界的只能是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民调显示很多人害怕中国的真正原因。他们不是怕别的,怕的是中国五倍于他的人口!怕的是中国曾是世界第一,中国有与美国相当的自然资源(关于这点,有不同看法的请去仔细研究一下),有不太弱的民族基因和群体智商基础,有上进好强的民族精神,有善于学习的民族传统,如果中国能把国民通过教育都变成超出美国的人力资本,中国超越美国只是个时间问题。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如历史上许多寡民小国成为第一一样,纯属巧合。

  如今美国跟中国比就好象一个拿着机关枪的人面对五个拿着土铳的。美国想的是,要是中国一人一挺机关枪,我岂不完了?你中国想要一人弄挺机关枪不难啊。他们得赶紧增人才能稳操胜券。中国的智者(简直就是间谍),看到的却是美国一人拿条机关枪,我们五个人都斗不过他,得出的结论我们赶快把自己也弄成一个人,赶快计划生育,多快好省地把人弄掉一大半。这些智者也许不知道,中国跟美国比唯一的优势是有超越美国的绝对人口基数,消灭自身人口是在给自己"去势"。阻止中国成为第一的唯一办法是大量减少其人口(计划生育正在做这个),让你教无可教;分裂其国土,减少你的自然资源;弱其民智(计划生育只许相对杰出的人生一胎正是为此目的)。中国的计划生育从某种角度看,是在通过自残自杀来让美国放心 .中国ç
��计划生育要告诉美国的是:别怕我们,我们正在按你的意思办,正在灭中国人;智商高的我们已经大加剿除,搞掉一半了;一百年多后我们的人口比你还少。

  有人说,我中国就只要6亿人就够了,管他美国10亿人,印度20亿人,跟人争什么第一, 他们人多负担重,我人少负担轻,国民人均资源就多,国民平均生存空间就大,我们就过得舒服。这是典型的猪思维: 只要我们舒服就够了,不管别的。按这种猪的思维,中国人越少越好,6亿都太多,干脆把自己计划到6000万甚至更少。我国人少了人均资源就更多了,人均生存空间就更大了!中国人就越过的舒服了!不幸的是, 这个世界弱肉强食。你睡着不动,长得膘肥体壮,不跟人家争斗,别人就不惹你了?醒醒吧,被计划生育就是好的宣传催眠了的同胞,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豺狼虎豹;猪只是被吃的。

  2010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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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声明》

  《一零声明》

  不做小白鼠

  未经本人授权,本人不被任何个人(包括我的父母)及组织加入任何伟大实践、有益探索等等实验之中;未经本人授权,本人不被任何人及组织所代表。

  在经充分风险说明及本人授权之情况下,本人愿意接受、加入任何个人及组织所进行的任何伟大、有益、平庸乃至渺小之实践、探索等等实验之中。但既使本人已做出授权,仍不妨碍本人对任何个人及组织以及所进行的任何伟大实践、有益探索等等之事的质疑、反对之权,质疑、反对之权为本人始终并绝对拥有,对任何个人及组织之任何授权都不意味着此两项权利的放弃。

  本人所做授权只能代表本人一己之意,不代表本人之子孙后代,更不代表他人,任何人不得以本人已做出授权为由要求本人之后代尊从或做出相同授权。本人自认不如刘伯温,无能也不能以此时此情代替后代做出任何有关未来之判断及授权。本人自信本人之后代智商胜于本人,自信本人之后代有能力根据彼时彼情做出明智判断合理授权,哪怕授权于白人小子或黑人大叔。同理,本人自信本人之智商不输于本人之长辈,本人有权也有能力根据此时此情做做出明智判断合理授权。任何个人及组织不得以本人之长辈在N年之前已做出任何授权为由要求本人继续尊从或做出相同授权。

  本人坚信:人的发展一代胜过一代,社会的发展一蟹胜过一蟹。为避免过时之判断、授权妨碍民族、国家、社会之发展,本人认为应至少每五年争取一次公民授权,而且应是直接授权,以维持授权常新,使之合时合理,并由获得此授权之人负责伟大实践、有益探索等等之事,但质疑及反对之权为公民所绝对拥有,五百年不动摇。

  本人认为任何个人及组织以公民为实验对象所进行的任何伟大实践、有益探索等等之事,唯一合法及合乎人类伦理道德的途径便是争取公民授权。自认不需获得并时常争取此种授权之人根本就是"秦始皇-溥仪"综合症患者,而藐视此种授权之组织更就是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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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共产主义的最高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简单一点说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学校里的马恩教育告诉我人类的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当新的生产力出现时必将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同时又说人类社会有一个最高组织形式――共产主义。设想,当"最高"组织形式的生产关系 ――共产主义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遇,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就此自我了断来适应最高的组织形式,还是最高的组织形式最终 "被发展"进入后共产主义时代或是XX时代?如是前者那生产力"不断发展"就是错的,如是后者那共产主义的"最高"头衔就是错的。我个人认为"最高"是错的,在自然科学中没有最高之类的头衔,也没有哪位科学家将自己的理论冠之以最高形式、终极真理之类的称谓,而在社会科学中却出现了"最高",社会科学同样是科学,最高形式、终极真理之类的还是留给宗教比较合适。因为人类的社会人类的一切包括人类本身都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今天的最高会被明天的更高所超越所替代,更快更高更强不仅是体育精神同相也是科学的精神。

  从发展的角度看最高便是结束,意味着停止意味着没有了发展余地,如果人类或是人类社会不再有发展,最高的组织形式又有什么用呢?接下来干什么呢?原地踏步等着人类的亲戚老鼠发展出人类的智慧同人类一道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吗?从进化的角度看最高更是灭亡的开始,这个星球上曾经的最高最强的位于食物链顶端的霸主――恐龙,今天只剩下一块块的化石。假设一千年或一万年后共产主义实现了,那一千万年或一亿年以后呢?人类还要遵循1848年创立的最高的共产主义吗??在时间面前狂妄的称自最高妄想万世都是可笑的,地球已经有45亿年的年龄了,未来的时间更是漫长,人类从地球诞生之初的简单有机物一步步进化到今天的现状,谁能限定人类的未来在哪里?人类的社会也好,人类本身也好,如果满足于最高的XX之类的YY,那最终会被自然进化所淘汰的,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才自然的真理。

  退一步说,共产主义是可以达到的,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最高的组织形式也是可以和谐共处的,可是为了与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相匹配会不会引发鸟笼效应,导致一系列的最高出现?譬如Y是生物学的最高理论,YY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高点,Y+YY是古往今来全人类中最不世出的最伟大的人,YY+YY是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最高形式等等。

  上帝创造了人类而马克思规划好了人类的终极未来,人类是不是太幸福了?如果马克思所说的是真实的,那么人类将从上帝那里开始到马克思那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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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的牛奶问题》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进入共产主义,人类的生活将会是怎样?马恩的书中批资的赞革命的不少,但具体谈共产主义下人类生活的却没有,也话是我没看到?不过乌有之乡看了很久了,批资批"特别是"文章一篇接一篇,而讨论共产主义下人类生活的文章倒真是没看过。记得以前书本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还有 "物质、精神文明极度丰富",说起来惭愧,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了,这便是我对共产主义的全部了解。"尽"的极限在哪里?"需"的边际又在何处?谁来判定掌握?太模糊太笼统了,更不用说民族、国家、宗教、社会、家庭、婚姻、犯罪等等这些问题了,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如果回避,那共产主义就天堂化了,没有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很希望在乌有之乡看到这方面的文章,不破不立,破之余也希望有乌友为共产主义立一立。

  以上扯了这些大而化之的问题,下面谈点具体的问题,也就是本的题目《共产主义的牛奶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了不是一两天了,写出来,抛砖引玉与各们探讨。

  "一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这是牛根生先生的口号。一斤奶,早晚两餐就解决了,不算多,对身体又好,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我觉得一天一斤奶的确不算多,是一项合理的需,再说总不可能共产主义比社会主义还不如吧?现在我们就按这一天一斤奶的需来算算结果会是怎样?全国13亿人,一天就需要13亿斤牛奶,奶牛的产奶量我们就取个高的数字一天50斤且全年无休(中国荷斯坦奶牛一年产奶305天,产奶量到6500-7500公斤),算下来就需要奶牛2600万头,而这2600万头还只是处在产奶期的母牛,要维持奶牛种群的繁殖就必须按100:8(母:公)的比例饲养208万头公牛,而一头母牛从一岁后开始产奶到五六岁时被淘汰,产奶年限只有五年,也就是说要维持奶牛种群的产奶量必需每年更新五分之一即每年要有520万头的小牛补充进母牛当中,这样算下来奶牛的的总数至少也要3328万头以上(产奶量和相关数据来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view/35359.htm)。奶牛种群的日均采食量按20公斤计算(相关计算公式来自百度http://zhidao.baidu.com /question/83278597.html),那一天就得6点656亿公斤的牧草和饲料,一年下来就要2396亿公斤也就是2点396吨的牧草和饲料,中国的牧场能负担的起吗?而这还仅仅是一天一斤奶的需,如果再加上粮食 、鸡蛋以及猪羊等其它家畜水产的按需分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人的食物,人的一切最终的来源都是土地,中国的耕地牧场能负担的起这些吗?我们再来引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全世界都跟着中国求解放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地球面积虽大,可除了温带亚热带适合农作物生长其它地方又能长出多少农作物来?现在虽说这不是问题,但这是因为有贫富差距有货币,限制了穷人的消费需求,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了,总不好意思再说允许一部分人先按需分配起来吧?怎么也应该人人平等从人人一天一斤奶做起才对吧?到时地球的资源能负担的起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吗?

  再譬如说家用车,现在的美帝都能做到家家户户有轿车,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总不可能比现在的美帝还不如吧?中国13亿人按三口之家一辆车计算就得4。3 亿辆车,还不算政府公务车以及其它客货车。这种规模的汽车保有量一年得消耗多少钢铁 、橡胶 、石油,得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推而广之,全人类都达到共产主义的水平会给地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把按需分配的需定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单位一只车轮,一天一两奶,以维持共产主义社会的可持继存在(用存在而不是发展一词是为配合"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有发展便无最高,既然到了最高自然再无发展余地),那美帝国内的人民大概是不会求解放的,国内的先富起来的还有公务员之类的肯定也是不会有兴趣的;而"一天一两奶强壮中国人"似乎有点恶搞共产主义之嫌,再说牛根生先生肯定会反对一天一两奶的,连我也反对。

  以上还只是举了食、行两方面的两个简单的需,真正的食与行不可能只是牛奶与轿车就可以解决的,如果算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需一个地球够不够?

  共产主义的牛奶问题是我对共产主义的存疑而非打倒,虽然我不信共产主义,但我不反对别人信,爱信谁信谁去。此文发到乌有之乡也不是为了踢场子,而是我一直有看乌有之乡的半月刊,知道这里高人多,还有教授一级的乌友(说句题外话,不知教授发论文是否也象在乌有之乡发贴子一样多),发在这里是为了探讨、求解。三个臭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期待在乌有之乡的半月刊上看到共产主义可持续存在的解,最好是针对细节谈具体问题的,有一句话不是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嘛。另外如果是象钱先生写的那种亩产上万斤和利用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科普文章就免了吧。

  矛盾,共产主义的最高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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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三:从一项调查的结果说起

  据今年3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王庭大,在某市的两所中学、两所小学的学生中进行了一项理想职业问卷调查。结果出来后让他为之"无语,哽咽"。因为结果显示,在9个可选择的职业中,科学家竟排在第七,紧随其后的是农民、工人。9个可选择的职业调查结果依顺序如下:企业家,歌星影星,中间估计为公务员、律师、医生、记者之类的,排在最后三位的是科学家、农民、工人。

  我们这位"可敬的"王庭大委员还就此事发出颇显幼稚的疑问:"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青少年对科学研究不感兴趣,长大了也不愿当科学家,那我们的国家怎么能发展,中华民族怎么能振兴?"

  其实王大委员应该去问问我们的胡总书记和温总理,问问他们俩,为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领导、培育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们都不愿意去当"科学家、农民和工人了?。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赫然入眼的是第一章总纲中的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说得多好听,多正确啊!再看看《序言》中的一句话:"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所谓"宪法"即国家大法,总纲第一条即"开宗明义"。但现在中国的现实中,我们却看不到一点儿所谓"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样子,甚至连影子都不见了。对此,在尚未结束的"人大""政协"会上,却鲜有"代表"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问几个"为什么"?

  如今的中国社会,寄托着中华民族振兴希望的"花骨朵"们都不屑于去当什么科学家、农民、工人了。这种结局是谁造成的?是怎么造成的?当政者难道就一点儿不清楚,不知道吗?其实他们心里比谁都更明白,只不过他们不敢说也不能说罢了。因为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们一手制定的政策,得自于他们继承已久的制度,他们是这个制度和政策的最大利益获得者。

  在离宪法大纲越来越远的所谓"改革、发展"的路上,前些年我们看到的是那么多的"下岗工人",这几年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相比之下科学家的日子就算是不错的了,起码日常生计是有保证的,还不至于为了一日三餐去玩儿了命的打拼,或沦为社会底层的"蚁族"。

  翻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历,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受伤最大,利益损失最大的就是过去所谓的"领导阶级��工人,甚至现在连农民都排到了工人阶级的前面。不是吗?看看上面的调查结果就一目了然了。说得简单点儿,农民再苦、再穷,回到老家还有几分地,几间房,当然北京近郊区的农民不在此列。可城里的工人呢?他们除了赤裸的双手,微薄的工资和头上新的三座大山,还有什么呢?钱没有,买不起房,地没有盖不了房,这就是现在中国工人阶级的真实写照。

  我们的温总理,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口口声声说要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连财产都没有,哪来的收入?骗谁呢?这可比本山大叔的"忽悠"大多了,要是让海派清口的当家人波波编个小品出来,估计也能轰动半个中国。上面那位政协委员一个劲儿地替科学家叫屈,说什么"全社会都要关注科学技术、关注科学家!"连种粮食的农民都没人当了,科学家,包括我们的总理书记吃什么呢?早都饿死了!还惶论什么"必须适当提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要让科学家成为最受尊敬的人"呢!

  至于上面调查中名列第一位的企业家,我想多半指的是如今炙手可热的、富豪频出的房地产开发商。何以见得?皆因现在政府支出的财源中,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地的收入。据北京市财政局向北京"两会"递交的报告称,去年北京土地合同收入932亿元,实际完成土地出让金收入494亿元,为2008年和2007年总和。2009年,土地合同出让收入占到政府财政收入2026.8亿元的46%,卖地收入暴增3倍以上。不仅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均如此,整个就是一"房地财政"的典型代表。

  这些年,政府依靠卖地从老百姓手里搜刮了不少银子,而这些地原本就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当然也包括那些打小就生活在城市乡镇的所谓"城里人",尤其是那些既无权又无钱的草民。难道他们就没有权利在城市中谋求一块安身之地吗?除了政府的搜刮民财,还有那些黑心的房地产开发商,又在工薪阶层本已被政府"房地财政"伤透了的心上又狠狠地插上一刀。早几年是屯地不盖房,说是盖房不如屯地等着土地升值来钱来的快。后来又琢磨出什么"捂盘惜售,买空卖空,假按揭"之类的鬼把戏来敲诈百姓。赚得钵满盆溢还嚷嚷没挣着什么钱。

  2月4日北青报上有篇报道名为《八成房地产商拖欠税 藐视社会责任和民生》,说得是北京市地税局曝光的35家欠税企业中,涉及房地产及相关领域的企业多达29家,占到总数八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去年一线城市的房价同期相比几乎翻了一番,楼市高烧,开发商大赚。

  再看看2月12日《�望》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标题:中国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房地产成主要财源。文中披露,在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单中,前10位超级富豪中有5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3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领域;前40位巨富中,有19人从事房地产投资。榜单制作者胡润告诉记者,在百富榜上榜的行业中,房地产超过制造业、金融与投资业,高居第一。而"房地产业确实是中国富豪们的主要财富来源。"一位网站运营人曹忠杰问道:为什么土地、煤炭业等垄断资源在国外很少是私人致富的领域,而在中国却快速成就了一代财富者?据该刊记者的访谈记录,不同人士对财富群体较普遍的评价只有六个字:

  "有追求,无信仰"。按胡润的说法,"更多富人还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甚至缺少慈悲之怀和荣辱之心,作奸犯科。"但同时富人在政治诉求上愿望较强烈,很多人想方设法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目的是为了给自己镀金,或方便继续聚集财富,或增加保护自身财富的筹码。这又是当今政坛的一个缩影,成为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有力佐证。

  最后,我还想引用两句王庭大委员为证明科技兴国说的话:是杂交水稻成为满足中国粮食需求和促进世界谷物生产的"金钥匙";是载人航天成功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可我想知道的是,您这把科学家手中的"金钥匙",在这30年中开启了中国多少农民发家致富的"脱贫之门"?而那艘成功载人飞天的神舟,又让多少中国工人阶级的成员圆了他们心中安居乐业的梦想?

  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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