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谁说中国军力是“纸老虎”

　　路透社2010年3月9日发表题为《中国军力是强大还是纸老虎》的文章，该文对中美军力进行对比，并声称虽然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不断上升，但要想和美国"叫板"，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文章还写道，尽管中国近年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技术进步，但要把尖端技术整合到巨大的军事队伍中，中国还面临很大问题。除自主研发能力受限外，欧美对于中国的武器禁售也让中国的军事发展和其他国家相比被划分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德国史料记载，1896年，李鸿章到德国访问，是汉堡商会主动邀请的，目的是想和中国多做生意。出乎预料的是，李鸿章要求拜会俾斯麦，德皇帝颇为不快，但又无可奈何。李鸿章向俾斯麦请教。俾斯麦建议李鸿章："反朝廷是不行的；兵不在多，哪怕只有5万人，但要精。问题不在于把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而在于你是否能把这个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如地调动他们，使他们很快地从一地到另一地。"

　　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信里的也有记载："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李鸿章当年有两个无奈：他的军队是纸糊的老虎；哪怕是纸老虎他也无法自如地调动。

　　笔杆子说枪杆子是纸老虎，十有八九是天花乱坠；你想一想，枪杆子的真正实力，

　　怎么可能随便让笔杆子真实地知道？ 如果枪杆子果真被言中，那这枪杆子十有八九就是纸老虎。

　　以下的"《明镜》周刊事件" ，我经常是在论述新闻自由时喜欢举的例子，但是它也可以说明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纸老虎胡扯。

　　1962年10月10日，《明镜》周刊登载了一则封面故事Bedingt abwehrbereit，详细分析了德国与北约组织的军事实力，这篇文情并茂的专论，仔细地评估了在德国境内完成的一个重大的模拟反击华沙公约入侵的演习 （代号 Fallex 62 ），也报导了整个演习的过程，沙盘推演与反击计划，最后导出一个结论：北约及德国的军事实力绝无法抵挡华沙集团的凌厉攻势，且在美军由西欧以外地区派遣第二波军力到达前，整个西德就会沦陷。果然，文章登出后，全国震惊。当时的德国总理阿登纳对这一泄密行为感到震怒不已。 不少民众投书认为，原来政府一贯宣称德军与北约军力强大，只是政府的文宣而已。

　　当年德国笔杆子Conrad Ahlers确实获得可靠的信息来源，所以他的《德国军力是纸老虎》一文令当时德国国防部长施特劳斯（Strauss）十分恼火，请求联邦检察官以涉嫌泄密及通谋外国开战罪嫌搜索《明镜》周刊社，检察官遂率员对位于汉堡的明镜周刊社之办公室及档案室，共七楼，总计170个房间进行搜索，且扣押大批档案、文件，甚至羁押杂志社的发行人和几位编辑，最后还对这些人提起公诉。

　　人家说你是纸老虎，你如果不是纸老虎，就用不着大动肝戈，你看当年毛泽东骂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人家是真老虎，美国人还在那里偷笑暗乐呢。

　　路透社说中国军力是纸老虎，近期至少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向中国销售军火："你看，你都是纸老虎啦，还不赶快添加一些真老虎真装备真技术！"

　　美国对台湾的64亿美元的军售，欧洲很眼红，于是呼吁解除禁运的声音再起。

　　欧盟现行的对华军售禁令始于1989年，当年6月27日，第41届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首脑会议通过《关于中国的声明》，内容包括停止各成员国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并实行对华武器禁运。

　　欧盟内部取消对华军售禁令的呼声一直存在，欧洲议会2004 年以来多次表决，多次失败。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2005年，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大力推动下，欧盟内部就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展开了激烈辩论，但由于美国施压，取消对华军售禁令仍告败。2008年，欧洲议会投票表决继续维持军售禁令，理由是"北京帮助了某些卷入非洲冲突的武装和团体"。

　　实话实说，军售解禁，欧盟内部程序极端复杂。

　　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是最高决策机构，是由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共同参加的首脑会议。在《里斯本条约》之下，欧洲理事会正式获得欧盟机构的地位，跟欧盟理事会分开。

　　由阿什顿担任的"欧盟统一外长"，理论上将统筹外交大权，但她实际可支配的行政资源，又不得不依赖于相当强势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欧盟27个成员国要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取得一致，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

　　即使欧盟内部能解决，美国对欧盟也会施加压力，这将使对华军售解禁更为遥远。

　　写于2010年3月13日，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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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动员社会车辆解决我国“春运”困难的建议

　　开放和动员社会车辆解决我国"春运"困难的建议

　　每年春运，我国交通问题多多。农民工为城市建设辛苦了近一年，春节回家过年，为一张车票发愁，即使搞到一张票能回家了，但在路途中的状态，完全没有尊严和愉快之感。农民工是为我们整个城市作贡献的，因此，城市应该动员一切力量来保证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才符合情理。因此，我认为，春节前后，每个大城市应该开放和动员社会车辆，在春运工作中发挥积极的辅助作用。我们可以试想，上海在春节前后期间，如能动员组织5000辆20座以上的客车，对缓解火车压力可起多大的作用。如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车辆不够，也可以组织私家车参加春运（这绝对不能称"黑车"）。这些社会车辆帮春运，向乘客只收成本费，不必向政府缴税。这样也可减轻农民工回家过年的经济负担。

　　今年在广州已试点的春运期间乘客凭身份证购票、上车的措施，部分解决了"黄牛"的倒票问题，但给乘客带来了更多的麻烦，车辆拥挤状况没有改变多少。当然，这种试点明年还可进行；但我建议：明年春运，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可以动员组织社会车辆参加"春运"工作。这至少可解决附近省市的农民工的返程交通问题，让铁道部腾出力量解决远程客流问题。

　　动员组织社会车辆参加"春运"，一定会有种种困难和问题。但我认为，我们与其将大量的人力花在主要是维护卖票、上车的秩序上，不如再多化一点力量，放在挖掘社会资源，把存量盘活上面，双管齐下也许效果更好。我深信，我们现在的政府管理部门完全有这样的组织能力。当然，开放和动员社会车辆解决我国"春运"困难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三、五年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我国"春运"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了。

　　袁士龙

　　（王恩多代表选区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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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山西疫苗案最让人担心的是什么？

　　腐败到哪里，哪里的市场机制就会荡然无存。

　　山西疫苗案显示贪腐官员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借用行政权力，获取垄断收益。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发生在事关人命的疫苗行业。2005年年底，山西省疾控中心成生物制品配送中心，选择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万的私营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卫），包装成卫生部部属企业。为了获取垄断收益，他们以行政资源垄断市场，赚取高额差价，使免费疫苗与廉价疫苗失效。有百名儿童或死或残。

　　结果让人痛心疾首。良知者的申诉与媒体艰苦卓绝披露黑幕的努力，调查权却落入自肥者手中，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卫生厅这些重要的利益参与嫌疑部门，成为告知公众真相的部门。

　　在2010年山西疫苗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后，山西方面的态度是，对于关键的指控全盘否定，而承认了鸡毛蒜皮的枝节违规。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巨宪华在3月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经调查，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主任栗文元在负责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进入山西疫苗市场的问题上，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山西省疾控中心聘任销售方法人代表田建国为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违反了相关的人事管理规定。按照协议，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应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栗文元曾违规将其中27万元购买小轿车个人使用，调查组介入调查后已纠正。"对于华卫时代公司的收入只字不提，对于疫苗的调查用了多长时间、具体由何人调查语焉不详。

　　明智的人不会信任这样的调查结果，深刻的不信任撕裂了社会。

　　不出意料，北京华卫公司然关掉配送中心的大门，拿钱开溜。他们负责山西疫苗的经营管理、负责山西疫苗的合格从2006年1月1日起，直到2007年10月15日失踪；贪官在国外逍遥，留下一地鸡毛。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在2009年12月以53岁未的大好年龄提前退休，一家三口游居澳大利亚至今未归。

　　山西疫苗案是经典的官员贪腐案，权力部门借助疫苗收取垄断权力溢价。从报道来看，如果没有山西卫生厅李书凯先生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原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的导演，如果没有上级部门一再将调查权授予被调查者，不可能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令人担心的是，对于山西疫苗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为治恶疾吃下毒药。

　　人们关注的是北京华卫是没有多少资本的民企，人们关注的是官员与私企勾结的腐败利益链条，认为私企是罪恶渊薮。事实上，权力者找民企站在前台获取权力金绝非第一次。如张荣坤的福禧投资之于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华丰家电贸易部之于原广东发展银行韶关分行行长官有仁，这些民企公司、总裁不过是前台木偶人，被后台的贪腐官员提线操纵。如果没有对权力的约束，官员的傲慢与贪腐将愈演愈烈。山西等地国企大回归，将使官员越来越傲慢，权力越来越值钱。

　　正因为类似于三聚氰胺、地沟油等事件频发，清官戏越演越热，民众期望包公再世，甚至出现在法院门口击鼓鸣冤要求法官升堂之事。中世纪场景重现于当世。正常的市场需要法律确定边界，山西疫苗案自上访调查之始，走的都是行政体制内部的调查约束机制。而法律成为聋子的耳朵，对于与疫苗案相关的民事诉状，既不受理，也没驳回。缺乏法律维护的社会秩序必然有替代品，黑社会横行，媒体报道，受害儿童家长举报人收恐吓短信 "再闹砍断腿，不闹给10万"。

　　官员权力的兑现，使得民企成为官员权力的象征，这些失去市场品格的民企不过是行政权力的狗腿，却让所有的民企蒙羞；而行政体系内部的循环式惩戒方式，则让法律�入地狱，成为屏风上的精致刺绣，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正因为对于民企与法律的失望，民众可能更呼吁青天，更呼吁国企，这些经济与文化上的诉求，将致中国的市场经济于死地。

　　注：写此文支持王克勤与中国经济时报。

　　来源：2010-3-25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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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韩峰是个好干部？

　　在讨论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原局长韩峰的"日记门"事件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两种对立的声音：一是所谓官方"措辞严厉"的"严查"之声，二是相当一部分人为韩峰"喊冤叫屈"的"声援"之声。就后一种情况而言，"韩峰是个好干部"就是最好的明证。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法得知"局长日记门"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据此做些分析。因为这一事件暴露了人们对一些问题认识、容忍的态度。这就是受贿二十多万、玩过五六个女人、工作就是吃饭陪酒喝醉的局长仍然称得上是一个好干部。

　　说韩峰是个好干部，我们大可不必来一番狂批大批，这种说法是如何如何之不可理喻，如何如何之荒谬绝伦，而应该仔细想想，导致这种声音出现的社会土壤与孕育根基何在？如此做想，无论是对于加强领导干部的管治，还是加强廉政建设，都大有裨益。

　　说韩峰是个好干部，我们不免生发诸多疑问：在反腐倡廉成为举国上下前所未有的共识，在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情形之下，为什么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敢说韩峰是个好干部？为什么被主流、正统观念所不容的"腐败干部"在一些人的笔下或者心中竟然成了"好干部"？为什么这种声音能够为相当一部分人所认同，并且身体力行为韩峰鼓与呼？说韩峰是个好干部，这一"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

　　说韩峰是个"好干部"，如果深究下去，其寓意深远，我们不妨逐一揣摩之：

　　说韩峰是个好干部，这说明"好干部"自在人心！有道是，公道自在人心。社会对领导干部的"好"与"坏"自有其评判标准。对于党政官员的好与坏，官方习惯于给出一个标准，或者是对某人盖棺定论，然后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广为传播。这就是官方所认定的"好干部"或者"坏干部"。虽然官方有一套认定标准，然而，谁是好干部，谁是坏干部，人心都有杆秤，民众自有其评判标准。好干部在哪里？好干部由谁来评判？韩峰是个好干部这一说法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人们完全可以抛开官方的一套认定标准，而做出一个简单的二元划分：好干部与坏干部。实质上，这一做法正在挑战党对干部的认定标准，也是对干部管治与干部作为的严重不满与极度质疑。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我们高度注意！

　　说韩峰是个好干部，这说明民众心中的好干部标准已经降到最低限度！说韩峰是个好干部，党绝对不会答应，"人民"也绝对不会答应。那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被官方视为腐败分子，在一些人的眼中却是"好干部"呢？到底是我们党对（好）干部的要求高了，还是人们对（好）干部的要求低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忽视民间的这种声音，我们必须要反思这种声音，为什么人们说韩峰是个好干部？为什么人们现在不按照党的标准、法律的标准、正统的标准来想问题？为什么民间的这种声音会得到原来越多的人的响应与支持？如此一来，如果党的标准高了，那是不是真的高了，高到大家都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个人修为有限，还是环境使然？社会为什么会降低好干部的标准？是人们的认识退步了，还是残酷现实使得
人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说韩峰是个好干部，这说明要寻找这个时代的"好干部"还真的好难！像韩峰这样的干部都可以称为"好干部"，可想而知，要寻找这个时代符合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是何其之难？！我们的干部都怎么啦？！在大众心目中，党政干部的形象都已经大大地被异化了，都已经纷纷远离了共产党人的宗旨与要求。因此，要找寻真正的好干部，恐怕只能是鸡蛋里挑石头了！这样说，或许会伤害一些真正的好干部，但是，如果从韩峰是个好干部这一逻辑出发，我们还真是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共产党人所期待的好干部都难以找到、无法找到、或者压根就找不到之时，大浪过去，最后剩下的如果只是像韩峰这样的好干部，你能说，寻找这个时代的"好干部"容易吗？！

　　说韩峰是个好干部，这说明现在的腐败情形真的非常严峻！在如此严峻的腐败情形之下，在前腐后继、应者云集的腐败分子的汪洋大海之中，韩峰只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屁孩"一个。单单就目前公开的韩峰日记而言，相当于那些巨贪、大贪、巨腐、大腐而言，韩峰或许真的算不了什么！所以，才有人会说，"韩峰是个好干部"，韩峰应该"宽大处理"。人们只是用"韩峰是个好干部"这一通俗说法道出了一个大实话，韩峰只是领导干部腐败这张大网中被网住的一个小虾而已！韩峰的所作所为，在那些大虾们看来，充其量也就是雕虫小技，可谓不可同日而语也！韩峰是个好干部，其又道出了多么简单的一个道理：现在的领导干部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再也不是简单的亡党亡国的高层论调了。更严
重的问题在于，长此以往，当人们逐渐习惯领导干部的小贪小腐之后――所谓韩峰是个好干部，总有一天，人们也会逐渐习惯领导干部的大贪大腐，人们对腐败也就会麻木不然――恐怕现在很多人就是这种感觉，其后果可想而知！

　　说韩峰是个好干部，这说明我们面临的反腐之路是何其漫长！既然反腐形势如此严峻，那反腐任务也就势必异常艰辛。韩峰被冠之以好干部，其言下之意就是相当一部分干部都已经无法达到像韩峰这样的"好干部"的水准。如果按照反腐的逻辑序列来说，反腐首先就应该是重点反他们，等将这些人彻底反完了，再来整治韩峰这样的好干部，那将是何等悲壮的情形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恐怕说韩峰是个好干部还真是没有言过其词。诚然，现实往往不会这么做。由此可见，我们所面临的反腐任务是何等的艰巨，我们所面临的反腐的道路又是何等的漫长！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后）

　　2010年3月10日早上九点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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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云海:在美国，是国家要感谢你，在中国，是你要感谢国家

　　2008年奥运会，美国一位游泳健将拿了8面金牌，当时的美国总统第一时间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感谢他，而不是让该运动员来一番感谢国家的声泪俱下的煽情表演，为什么？皆因美利坚合众国是个人主义国家，好比一个大舞台，全赖台上的一个个个人舞出各自的精彩而精彩，那位运动员拿下8面金牌，给美利坚合众国争得了荣誉，完全是他个人爱好、个人选择、个人努力的结果，国家当然该感谢他。

　　中国就不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集体主义国家，好比一个大棋盘，上面的每个人都只是一枚棋子，棋子只能接受挑选，而不能凭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不然你再努力都是徒劳，都要被扼杀，因为你在搅局！国家在亿万人中选出了周洋，以国家之力雕琢她，展示她，让她能够参加2010冬奥运动会，国家对她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恩，成全之恩，她拿不了金牌是对不起国家，拿了金牌又忘了国家，就是令人发指的忘本！

　　国情不同，在美国，是国家要感谢你，因为国家沾了你的光，在中国，则是你要感谢国家，因为你承了国家的恩。不但体育领域是这样，在其它所有领域都是这样，比如，美国的首富比尔・盖茨，他可以感谢任何人，就是不需要感谢国家，而如果换了是在中国，他早就得在每年的两会上当花瓶尽义务了，因为他在中国能当上首富必定是国家支持的结果，国家让他当上首富，他岂能不投桃报李？

　　在美国，国家需要感谢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因为国家因他们而富，而强，是一个个个性飞扬、天资招展的个人的崛起、腾飞谱写着美利坚合众国不落的绚丽神话。而在中国，则是各个领域（或说"各条战线"）的成功人士需要感谢国家，因为他们是因国家而富，而强，在这些成功人士的成长过程中，无不有过受国家特别关照的经历，生意场上的潜规则就不说了，就说中学盛行的"快班"、"慢班"之分吧，其中的快班就是国家集中优厚资源向尖子生倾斜的产物。至于国家对运动员的专门培养，就更是将这种特别关照发挥到极致，在普通中国人成为名符其实的"东亚病夫"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成为金牌大国，自然全是"全国体制"的功劳！

　　周洋夺冠后得意忘形，真当了自己是象美国运动员那样全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将国家的栽培之恩丢到了爪哇国，只想着"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真以为自己有毛有翼可以自己飞了。国家体育局长斥责她，说她得冠军"首先要感谢国家"，说得再正确没有了，然而，就这么一句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实话，却招来了部分网民的狂轰滥炸，这除了说明这部分网民愚昧，还能说明什么？

　　下面是一些愚昧网民的愚昧表演。

　　"当她荣耀加身的时候，身边突然多了那么多该感谢的人；可是当她默默无闻训练的时候，是她的父亲用那辆旧自行车载着她一路风雪……"

　　评：当她默默无闻训练的时候，她已经在享用国家特别提供给她的体育资源了，不然，你以为随便哪个中国人都能享用那些资源的啊？当她默默无闻训练的时候，如果她就已经有国家干部的待遇，天，那中国的运动员岂不也成特权阶级了？因为中国运动员的任务是为国争光，所以他们就该成为特权阶级？这可真够雷人的！

　　"没有爹妈，哪来国家？你不是你爹你妈生的吗？"

　　评：没有爹妈的爹妈，哪来爹妈？照这位网民的逻辑，周洋好应该最先感谢她那个最古老的祖先，然后再一代一代感谢下来，一个都不能漏，看她的爹妈排到第几位！

　　"接力的时候某些官员看见中国没得冠军，立刻把周洋父母晾在一边，连人家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等后来改判了，中国是冠军了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到处找周洋的父母！我真的是太佩服中国官员的势利眼了！太高了。"

　　评：没得冠军的运动员只是普通运动员，普通运动员的父母难道不是普通人吗？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对待普通人，不是很正常吗？这位网民这么愤愤不平，追根溯源，他其实也是在为运动员们没能成为特权阶级愤愤不平吧，因为如果运动员们成特权阶级了，那么运动员们的父母自然也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能等闲视之了。

　　"扯淡！百善孝为先！"

　　评：扯谈！知遇之恩，再造之恩，成全之恩，全是国家给的，周洋得冠军就该先感谢国家，这跟孝不孝有什么关系？再说吧，周洋把自己的父母推到风头浪尖，才真正是不孝！周洋把自己的父母推到风头浪尖，能感动屁民，能感动国家吗？感动屁民有屁用，倒是惹恼了国家，她的父母能得到的好处就得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周洋后来要改口，把父母排到最后，国家看她懂事，才会多给她父母好处，这才是孝，OK？至于孝与善的关系，拿周洋这个例子来说，之前的不孝（惹怒国家，让父母受损）是善，之后的孝（讨好国家，让父母得益）是不善，所以，所谓"百善孝为先"，纯属狗屁！

　　"两会最虚伪的官员"

　　评：说这话的网民才是世界上最虚伪的网民，他们一边膜拜金牌，陶醉于金牌给他们带来的所谓民族自豪感，一边对金牌的真正制造者――国家官员嗤之以鼻，硬是将"全国体制"在其中起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决定性作用赖个一干二净。其实，只要想一下印度同为发展中国家跟人口大国，为什么它有着比中国好的国民体质却没能象中国一样成为金牌大国，就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官员居功至伟了！

　　从不忘本的角度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条战线上的周洋们都是应该首先感谢国家的，同样从不忘本的角度讲，屁民们是无理由要欣赏周洋们的成功的，因为周洋们的成功正是建筑在屁民们的沦落之上，问题就这么简单，那些不知所谓的网民就少来些愚昧的表演吧。

　　201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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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志华:究竟是谁给了学校预收学费的底气

　　大足城南中学设有小学部，小学升初中必须报名参加素质测试，上线才录取。报名要缴2050元，不缴就无法报名，即便是该校小学部的学生也不例外。（4月4日重庆晚报）

　　预收学费，城南中学是有底气的，谁叫人家是"大足最好的中学之一"呢？家长们虽然千般不愿，但又能如之奈何？不交吧，便意味着不能报考这所位居最好之列的学校，所以最终只能落得个半推半就"被自愿"。令人窝火的是，仅仅"被自愿"还不行，你还得满脸享受状地签订一份自愿合同书。

　　今年的两会上，关于教育的议题可谓是热得发烫，大家对于教育的关注也是日甚一日。城南中学敢于"我的地盘我做主"，究竟是出于何种因由？学校明目张胆地敛聚钱财恐怕站不住脚，因为城南中学是一所股份制学校，可以按照规定收取学费。那预收学费是为了赚取那几个月的利息吗？学校预计要招收1000多人，每人2000元，累积起来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也许确实存在这种考虑，但恐怕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据悉，学生如果在升学考试中考到前200名，押金不但可以全额退还，还可以全免学费。从这一点来看，学校表现得相当阔气，断然不会为了区区几两银子而出此下策。同时，如果参考成绩达标而不就读者，学校将会扣留相应数额的违约金。综合看来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学校在争抢优质生源以保将来的升学率。一方面是学校在挖优秀学生，另一方面则是家长们挤破了脑袋。正因为如此，学校假日大面积补课、三人共用一张桌、家长们的"被自愿"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按照规定，报考者每人必须缴纳2000元的学费押金方能参加考试，这无异于一场残忍的权利褫夺。学校，本应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方净土，现在却变得充满了各种机关暗算。2000元，对有的人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对苦难家庭而言无异于一场劫难。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尖利事实会在一些家境贫困而又成绩优异的孩子心中投射下何等浓重的阴影。卢梭曾经有言："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最伟大的手段。"相比其它方式，教育对于社会的改变是温和而又根本的。这一点必须有个先在条件，那就是教育本身的公平。城南中学的行为，无异于对教育公平的最大嘲讽。上学不是春运坐火车，无需提前"订票抢座"。

　　虽然明知这种做法是霸王条款，但家长们也没有办法，甚至有人在2009年秋季就"捷足先登"地为孩子缴了这笔押金。说到底，所有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教育的评价机制上。素质教育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成绩论英雄"的现实依然存在。面对记者的追问，学校老师坦诚相告："不补哪里得行？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到时成绩比不上去，能放心么？"高高的升学率、良好的口碑，这便是城南中学敢于"老虎嘴边拔须"预收学费的底气。这底气从何而来？其实并非缘于自身，其中的功劳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或者干脆说是整个社会。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温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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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我们还算得是一个中国人吗？

　　―― 纪念蒋介石逝世35周年

　　4月3日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80岁生日，德国人为这位"统一总理"庆祝生日。事实证明，科尔是一个顽强的奋斗者，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科尔在1987年的政府声明中就曾经如此表示，"对我们而言，德国政策也意味着使民众互相接近，因为他们本就属于一体。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我们国家统一的意识。"

　　今天人们重温科尔1989年12月19日在德累斯顿的发言，那番讲话曾让民众们欢呼不已，令人难以忘怀。科尔："请允许我在这个富有传统的广场上说：我的目标依然是，在历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国家完成统一。"

　　科尔从来不动摇，而是坚定不移地追求两德统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首先必须赢得欧洲和美国的支持，而欧美当时正心情复杂地观察着德国的发展。而更为必要，同时但也更为困难的是获得苏联的同意。1990年2月，科尔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在为时两个小时的交谈之后，他自豪而又满意地宣布："我今晚向所有德国人宣布一个无与伦比的消息。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我一致认为，德国民众拥有唯一权利，决定是否在一个国家中共同生活。"

　　1990年8月，人民议院宣布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符合宪法。德国统一的日子被定在了1990年10月3日。

　　从科尔我想起蒋介石，他们都是民族统一的国家领导人，不同的是，科尔的德国统一是在和平年代，而蒋介石的中国统一是在战争年代。近代中国，蒋介石是唯一完成统一大业的中国人，而且至今是唯一同时统治过大陆和台湾的国家领导人。

　　根据中央社报道，为纪念蒋介石逝世35周年，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率党务主管前往桃园县慈湖陵寝谒灵，典礼简单隆重。

　　我们年轻的时候，从历史教科书里认识的蒋介石，都说他是一个卖国贼，根本没有抗日，课本和考试中引用最多的是蒋介石的原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用蒋介石的原话来证明一个逻辑：蒋介石容忍日本侵略，是卖国贼。

　　我读的历史书从来没有告诉我，蒋介石还讲如下积极抗日的话："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国闻周报，第13卷，第 28期，1936年7月20 日）

　　蒋介石在1932年5月9日发表《雪耻救国之道》的演讲，其中讲道："我们的国家民族既遭了这样空前的耻辱，我们还不同越王勾践一样去卧薪尝胆，求雪国耻，我们还算得是一个中国人吗？……"

　　蒋介石还说："一个人生下来，当然有一个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耻，不知耻的人，就是没有人格，不配做一个人。""自己腐败，懒惰，颓唐，浪漫，畏难苟安，祗顾个人权利，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以及党的耻辱，完全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毫不关心，这样的军人，如何还能够雪耻救国呢！所以我们要觉悟，要反省，别的不必责备，自问是否可以对得住自己。"

　　1939年蒋介石在重庆开设党政训练班时曾经提出以下问题：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做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党？ 这些问题的提出，看出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弊病是了解很深的。他也迫切希望改造国民党。

　　蒋介石在大陆为什么没有时间和机会改造国民党？而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读过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本书，该书影响我们这一代人对蒋介石的整体认识，也影响着整个大陆社会对蒋介石的评断。

　　一个统一过中国的领导人，肯定不是人民的公敌，真正的人民公敌倒是蒋介石说的"腐败，懒惰，颓唐，畏难苟安，祗顾个人权利"。

　　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4月25 日，蒋介石携子蒋经国离开溪口故乡。这一天蒋经国在日记中满载离愁别绪：

　　"……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以蒋氏闻名的溪口，也正成为浙江一大旅游热点。据溪口风景区管委会新闻办主任纪红深说，溪口以蒋氏父子故居为代表，正在打造民国第一镇。且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游客摩肩接踵、逐年增多。旅行社已发展到十几家，每年接待游客600万人次，多于周庄一倍。连蒋介石爱吃的千层饼，都受到游客追捧。

　　据台湾观光局的统计，中正纪念堂作为三大热门旅游景点之一，也是大陆游客游台湾的必到景点。凡蒋介石、宋美龄生前住过的地方，或以他们为名的风景名胜，都受到大陆游客的青睐。

　　对蒋介石的认识，曾经的讳莫如深到如今遍地开花，他所受"待遇"从冷到热，形象也日渐丰满、客观。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所幸。历史学者杨天石说，"现在是研究蒋介石最好的时候。"

　　（声明：以上不是一篇文章，是我读书时整理的一些笔记。）

　　2010年4月2日，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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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志华:究竟是谁给了学校预收学费的底气

　　大足城南中学设有小学部，小学升初中必须报名参加素质测试，上线才录取。报名要缴2050元，不缴就无法报名，即便是该校小学部的学生也不例外。（4月4日重庆晚报）

　　预收学费，城南中学是有底气的，谁叫人家是"大足最好的中学之一"呢？家长们虽然千般不愿，但又能如之奈何？不交吧，便意味着不能报考这所位居最好之列的学校，所以最终只能落得个半推半就"被自愿"。令人窝火的是，仅仅"被自愿"还不行，你还得满脸享受状地签订一份自愿合同书。

　　今年的两会上，关于教育的议题可谓是热得发烫，大家对于教育的关注也是日甚一日。城南中学敢于"我的地盘我做主"，究竟是出于何种因由？学校明目张胆地敛聚钱财恐怕站不住脚，因为城南中学是一所股份制学校，可以按照规定收取学费。那预收学费是为了赚取那几个月的利息吗？学校预计要招收1000多人，每人2000元，累积起来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也许确实存在这种考虑，但恐怕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据悉，学生如果在升学考试中考到前200名，押金不但可以全额退还，还可以全免学费。从这一点来看，学校表现得相当阔气，断然不会为了区区几两银子而出此下策。同时，如果参考成绩达标而不就读者，学校将会扣留相应数额的违约金。综合看来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学校在争抢优质生源以保将来的升学率。一方面是学校在挖优秀学生，另一方面则是家长们挤破了脑袋。正因为如此，学校假日大面积补课、三人共用一张桌、家长们的"被自愿"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按照规定，报考者每人必须缴纳2000元的学费押金方能参加考试，这无异于一场残忍的权利褫夺。学校，本应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方净土，现在却变得充满了各种机关暗算。2000元，对有的人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对苦难家庭而言无异于一场劫难。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尖利事实会在一些家境贫困而又成绩优异的孩子心中投射下何等浓重的阴影。卢梭曾经有言："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最伟大的手段。"相比其它方式，教育对于社会的改变是温和而又根本的。这一点必须有个先在条件，那就是教育本身的公平。城南中学的行为，无异于对教育公平的最大嘲讽。上学不是春运坐火车，无需提前"订票抢座"。

　　虽然明知这种做法是霸王条款，但家长们也没有办法，甚至有人在2009年秋季就"捷足先登"地为孩子缴了这笔押金。说到底，所有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教育的评价机制上。素质教育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成绩论英雄"的现实依然存在。面对记者的追问，学校老师坦诚相告："不补哪里得行？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到时成绩比不上去，能放心么？"高高的升学率、良好的口碑，这便是城南中学敢于"老虎嘴边拔须"预收学费的底气。这底气从何而来？其实并非缘于自身，其中的功劳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或者干脆说是整个社会。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温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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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加强对民间团体组织的监管

　　政府应加强对民间团体组织的监管

　　笔名：宕子

　　http://news.sznews.com/content/2010-03/01/content_4423243.htm

　　昨日（2月28日）是元宵佳节，本该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王先生却痛失爱子。一场网友自发组织的“民间”越野赛车比赛终酿祸端，造成一死三伤。此项比赛是由民间团体组织的娱乐性活动，还是在相关部门审批备案后进行的体育竞技比赛，也就成了此宗事故的焦点问题。（3月1日《深圳晚报》）

　　人最可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的逝去总是会给人们带来难以抑制的悲伤，愿死者的地天之灵安息！然而，这个喧扰的世界绝对不会因为死者的离去而停止运转。死者已已，可生者却还得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并处理好死者的善后事宜——尽快从悲伤和这些烦心而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对于生者而言，是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的第一要务。

　　对于这次事故来说，笔者认为，到底是民间团体组织的娱乐性活动，还是在相关部门审批备案后进行的体育竞技比赛，未必就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管是民间团体组织的娱乐性活动还是体育竞技比赛，政府都应该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冲突的框架、机制或平台，使该事件能够尽快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这对于生者和死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的慰安。

　　人生的不确定性太多，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测或不可操控的。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可能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危险，增强个体的风险和自我保护意识固然很重要，但当不可预测的悲剧性事件发生时，帮助当事人或与其有关的不幸的人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就上述事件来说，禁止民间团体组织的可能带来危险的一切活动，限制民间团体组织的发展，甚至于取缔民间团体组织，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那是相当不理性的，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如果政府在民间团体组织的管理上缺位，或当民间团体组织在开展活动过程中产生各种不可预测的人际冲突时，政府不能提供一种权威且合理的解决框架、机制或平台，当事人则可能将陷入一种无休无止的人际冲突之中，正常的生活秩序将全部被打乱，同样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如果在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当中，民间团体组织活动的参与者或组织者的权利、义务、责任都得到了比较明晰且合理的界定，那么，将会降低处理善后事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大大地节约个体或社会为这类事件而付出的处理成本，不但当事人本身，整个社会都将因此而受益。

　　民间团体组织的繁荣和发达，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石，也是公民社会成熟的表征，政府应该支持和鼓励民间团体组织开展各类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活动，并为其搭建一个制度性的活动平台——一方面，要降低民间团体组织的审批成本，减少其审批手续，从而使大多数民间组织能纳入到政府的监管范围之内，因为如果审批成本太高或审批手续繁难，将使它们转入到地下状态，反而不利于政府的有效监管；另一方面，就是要出台相关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以解决民间团体组织在开展活动中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这样，政府的责任也就尽到了，余下的，如增强风险或自我保护意识等等，则是公民们对自己应负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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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承业：春天的闲话

春天的闲话（三则）贺承业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并答记者问时说：“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太阳的光辉是太阳赐予人类的，而公平正义却是要靠人类自己起来奋斗、争取与创建的。

《趣说右派的划、处与改》
当年划了上百万右派，可却是用了“号召大呜大放，许下了言者无罪的神圣诺言后，转眼就不认账”的公开无耻手段，最后不得不公布一个可有可无任其解说的‘六条标准’，而由稍有机会获个小权的人任意划出来的！此后的长达二十多年的层层加码，无需法律、无需手续与审批，任其作牛马的处置，拖到二十一年后，被迫无耐，来一个不明不白的、不阴不阳的几乎全部‘改正’，却同时宣布整个运动正确，并宣布改正时仍是那‘六条标准’，此后又经三十多年，对这一切仍没有一个明确说法，不仅如此，还虽不公开却越来越加码地封堵，禁止对这一血泪历史的回忆与探讨，这是为什么？这说明什么呢？

《今年春天无其它，但闻一片广告声》
打开网络电视、新闻报纸，走上街头景区，时时处处，但见：以铺天盖地、无所不在、上下喧嚣、无处不有的各式各样、花样翻新的广告文化为代表的文化污染已是到了无法避开的时候了！连两会也为其所染矣！这告文化，说白了，就是欺骗文化：花言巧语使尽浑身解数，让人相信与就范，用莫两可的语言，以不负责任，不直接杀人为底线。老家民间有一俗言说：杀死人要偿命，而骗死人却不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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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父亲给我留下一道题

　　我出国留学前，回家看我爸爸。那年，我一踏进亲切的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年迈的父亲。爸爸明显老了很多，他一向挺直的身躯有些佝偻。爸爸看到我，苍老的脸上一阵惊喜："啊，小友，你回来了，肚子饿了吧，我去为你烧点饭吃。"说着，他老人家竟然下了两行老泪。我不由一阵心酸，长这么大了，还是第一次看到爸爸流泪。

　　我的父亲很平常，他与我相处的日子不多，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父亲从小教导我：忘记你帮别人做了什么，记住别人帮你做了什么。我永远记住父亲给我们的家训：诚信、诚心、诚恳。于人，诚信；于己，诚心；与事，诚恳。人生做到这六个字，就体现其人生价值。

　　我的爷爷和他的弟弟们，当年跟随蒋中正北伐，我的父亲在1949年以前曾任国民党政府官员，在文革时惨遭迫害，那年我十二岁，大队书记到我家里来说，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决定，要把我父亲从海口揪回来老家批斗。我母亲哀求说："你们把他关押在海口，那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在父老乡亲面前羞辱他？"

　　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去把那位革命委员会主任杀了。母亲阻拦我说："委员会主任行的一切，上帝会审判他！"

　　当我读到杨佳拿刀袭警的新闻时，心里很有感触，当年若不是我妈妈的阻拦，我是第一人，杨佳才第二名。

　　我母亲在文革时，选择了一种她认为是最完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离开家乡，到德国来留学，那夜我与父亲对话。

　　我："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实在太远了，我只想读书！"

　　父："文化大革命只是耽误你们这一代人，其实毁害人最深最久的是《进化论》，你到德国读书，你能搞懂，为何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么伟大？"

　　带着父亲留给我的思考，1988年我坐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西德巴伐利亚自费留学。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到了2009年，我在思考法德能和解，中日为何无法和解的问题，也就是思考我父亲留给我的作业：阿登纳为什么伟大？

　　阿登纳是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理，1949年73岁的阿登纳主张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时，尽量保持独立和与伙伴国的平等关系。如果没有阿登纳和戴高乐（de Gaulle）带领法德和解，当今的法国德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欧洲也不是现在的欧洲，世界恐怕也是另一个样子。

　　德法之间在上半场相互厮杀攻打，在下半场中结下仇怨，那是一个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德法之间在加时赛中终于破除了那个圆箍。和解，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裁判。

　　为了思考阿登纳，我在读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 1969） ，我终于明白，人都犯如下四种罪。这位德国哲学家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纳粹德国）罪过问题》（1946） 中把罪过分成四类：

　　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审判这种罪过者是法院。

　　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胜利者（如果独裁政权被打倒）。

　　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自己的良心。

　　第四种是形而上学罪过，指的是不能尽自己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审判这种罪过者是上帝。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种罪过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前二者属于公众领域，后二者则属于私人领域。而前面三种罪过，很容易理解，很难理解的是形而上学罪过。根据德文原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去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同样有罪。

　　今天，2010年 3月24日，是我父亲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再读雅斯贝尔斯，我终于懂得一点皮毛，哪怕做到诚信、诚心、诚恳，我还是罪人。人的一生只做两件事：做自己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包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但是人缺乏智慧判断以上两样事情，应该改变的事，你却包容了，就是一种犯罪。

　　爸爸，关于阿登纳，我也懂得一点皮毛，他和戴高乐之所以伟大，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裁判。我们中国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裁判，国共的问题如此，两岸的问题如此，中日的问题也如此。

　　爸爸，你在天国保重！

　　写于2010年 3月24日，纪念父亲逝世20周年，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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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柏林墙:大跃进简史

　　大跃进可谓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惨剧，短短三年时间便造成了三千万以上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由于我党为人一贯低调，从不宣扬自己的功绩，多数中国人对此事知之不详。今人在谈到毛时代"亩产万斤"、"文革"之类的荒谬事件时，总是一笑置之，觉得前人太过愚蠢。其实等你了解了 "愚蠢"的细节，可能会发现今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聪明。

　　在说大跃进以前，有必要先谈谈始作俑者毛泽东。老毛这个人其实从来就不安分于只做中国的国王，而是打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他眼里最多只能算是迈向下一步成功的垫脚石。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毛时代流行的雷人口号，什么"解放全人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地球管理委员会"、"地球统一计划"，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只是在开玩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狂人的野心，老毛的性欲很强盛，只不过是能力不足而已。正所谓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1950年斯毛金三人联手策划了朝鲜战争，不料遭到了美帝纸老虎的强力阻击，折腾了两三年也没能把人家赶下太平洋，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计划也因此宣告流产。毛泽东痛感中国还没有跟美帝叫板的实力，决心掀起一场社会主�¹
�建设风暴，在极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超级强国，"大跃进"正是由来于此。

　　在毛泽东的眼里，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军事力量体现出来的。当时中国的军工主要靠苏联支援，这个援助当然不是白给的，要用真金白银去换，而中国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无非就是农产品了。为了把全国的农产品控制在自己手中用于出口换取工业，53年我国开始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农民不管种出多少粮食，自己只能保留三四百斤左右，刚够解决温饱，剩下的要统统卖给国家，用于保障工业需要和对外出口。这成了日后大饥荒的重要伏笔——当你宣称自己亩产万斤时，吹这个牛逼是要上税的。

　　光有粮食统购统销制还不够，我国的部分农民觉悟低不爱国，私藏粮食瞒报产量，跟国家大打游击战，中国有三四亿农民，政府自然应付不来。为了解决收不到粮的问题，同一时期毛泽东又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说通俗点，就是把若干农民集合为一个"公社"，共享生产资料，平摊劳动成果，每天按时上田，定点回家，还不准自己搞副业，你要是自己在家里养一只鸡，那就是搞资本主义，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对毛泽东而言，合作化有两大好处。首先毛泽东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合作化代表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是共产主义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合作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将统治者的权力延伸到了农村的每个角落，把农民、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都牢牢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曾一语道破天机，说人民公
社好，"便于领导"，甚至放言要"把六亿人口的饭管起来"。合作社不仅让征粮问题迎刃而解，也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跃进打下了基础。

　　要说这生产力有所提高吧，实际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更不要说是打了水还得献给方丈了。失去了竞争和奖励机制，农民的劳作积极性大大下降，到最后形成了某些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的奇观，农副产品产量一落千丈，例如福建省56年生猪数量减少20%，砖瓦数量减少27%，蛋类下降一半，茶叶产量仅有30年代的50%.入社需要上缴所有的生产资料，农民也不傻，知道自己的财产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些人干脆砍掉自己的果树杀掉自己的牲畜，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全国掀起了一阵生产资料破坏大潮，按刘少奇的话来讲："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加入公社之后劳动时间大大提高（这也是毛泽东提高ç
��产力的方式之一），农民怨声载道，说入社不如去劳改，劳改还有星期天。一方面每天遵从公社的安排按时下地，一方面又没有劳动积极性，结果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每天都在田里混日子。

　　既然农民这么讨厌合作化，那不入社行不行？毛泽东很清楚这之间的矛盾，曾有言："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一方面表示入社全凭自愿，一方面却又给合作化下了指标，要求在57年底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入社，并且将完成程度和官员的乌纱帽直接挂钩。如此一来下面的官员别无选择，只能逼迫农民入社，各个地区奇招百出，威胁说"加入公社就是跟毛主席走，不加入公社就是跟蒋介石走"，再一指旁边正惨遭批斗的富农，稍微明白一点和谐社会真谛的人都会乖乖屈服。万一遇到刺头怎么办？好说，出动民兵把人抓回来喝茶，先进分子轮番上阵，促膝长谈三天三夜，看你丫挺不挺得住。说实话，这还算是文明的了，那个年代法院这种东西比现在更可有可无，只要手上有权，个个都是土皇帝，区区几个农民想跟政府斗ï
��那你还不是自寻死路？到58年初，某些地区的合作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的要求，达到了85%，到58年底全国农村基本都实现了合作化，远比毛泽东预想的要快，这让毛泽东精神抖擞，也充分体现出了专制体制相对于民主的优点：办坏事效率高。

　　我国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合作化"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属于没抓到问题的重点。合作化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有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自愿的叫合作化，非自愿的只能叫集中营。有人甚至说毛泽东的公社化运动就是农奴制，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当时中国农民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被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尤其是我党当年靠打土豪分田地收买人心，这才没过几年就把地全部收回去了，可谓空手套白狼的经典案例。农民在公社的强制要求下进行劳作，多余的粮食被强制收购，58年后更是连迁徙的自由都没有，而且一般的农奴制还没说是一下饿死全国百分之五的人口这么有才的。联想59年在西藏搞得轰轰烈烈的消灭农奴运动，就会发现共产党与西藏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变态农奴制与传统农奴制之间的冲�ª
�。

　　不光农民反对合作化，党内也有一小撮官员向毛泽东开了炮。1955年全国各地乱象浮现，副总理邓子恢紧急叫停，把浙江省的合作社砍掉了1.5万个，引得老毛大怒，说邓子恢的做法"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将邓子恢一脚踩翻。为了对付这类反动分子，这段时期老毛可没闲着，各种政治运动搞得风生水起。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57年的"引蛇出洞"，充分展现出了伟大领袖的政治智慧。57年上半年的时候，毛泽东屡次摆出姿态，说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要知识分子"百花齐放"、"言者无罪"。要不怎么说书生天真呢，马上迫不及待的出来针砭时弊，还以为自己碰上了当世æ
��君，一个个感激涕零。不过这老毛狡猾狡猾的，大鸣大放的场所只限定于部分大字报和座谈会，从中选出一些比较和谐的言论登在报纸上，让众人来了个内部交流、自娱自乐。到了6月12号，情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右派"最猖狂"，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这反右斗争就像搞合作化一样是带指标的，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中有1%到10%的右派，既然伟大领袖说了10%，下面的人绝对不敢只抓9%，不够的凑也要凑出来，最后500万知识分子中有55万遭了殃。这些人中有97%以上在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可惜很多人不是死就是精神失常。

　　55年的肃反运动也是如此，毛泽东指示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约百分之五"左右，你少抓一个都不行。毛泽东不光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也受到过他的特别关照。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在工业上的投入过大，忽略了民生和基础建设，在56年时写了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标题是很给老毛面子的，但老毛只在后面批了三个字：不看了。"骂我的为什么要看？"直到58年全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欣喜之余仍对周怀恨在心，心说要不是这孙子捣乱，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早就跨上新台阶了，于是旧事重提，向周发难："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57年刚反完右，这个"右派"的帽子谁也戴不起，周不得不一次次的作自我检讨，而且将这次教训铭记在心，日后成了打酱油专业户。这一波接ä
��波的运动为中国带来了足够的政治恐慌，从此领导人不敢忤逆毛泽东，知识分子不敢指出问题，老百姓不敢表达不满，只能任人摆布，否则随便一句牢骚都有可能被当成罪证，毕竟老毛的指标不是那么好凑的，老百姓不小心翼翼，官员们就会小题大作。这既为强制推行合作化创造了条件，更为日后的大跃进铺平了道路。

　　这么一来前期准备都已做好，只等毛泽东一声令下，千万螺丝钉组成的社会主义战车就可以发动起来了。1957年底，毛泽东前去苏联出席莫斯科会议，到场的有几十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取代赫鲁晓夫。毛泽东要想管理地球，除了得消灭美帝以外，也不能让苏联人永远骑在自己头上。斯大林挂点之后，这新上任的赫鲁晓夫又是跟美帝修好，又是裁军，又是削核武器，又是搞修正主义，又是破除个人崇拜，以老毛的观点来看，此人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叛徒，不得人心的软蛋，早就有意取而代之，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毛泽东在会上显露出了赫鲁晓夫所没有的霸气，大谈核战争："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
�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全场哗然。毛泽东在会上一边拐弯抹角的削弱赫鲁晓夫的威信，一边在众小国们面前装出副老大哥的样子，极尽傲慢之能事，无怪乎赫鲁晓夫日后评价说："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振臂一呼，可以成为新的武林盟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诸小国既不想要苏联老大哥，也不想要中国老大哥，更不想要核大战， "解放全人类"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而且很容易被人当成神经病。毛泽东只觉得是自己的影响力还不够，倍感挫折，前思后想，问题还是出在中国国力太弱上： "（苏联）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60年时亦有言："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57年末时赫鲁晓夫说要在15年内让苏联的水泥、钢铁和粮食产量赶上美国，毛泽东一听，小伙子有创意，立刻跟进，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仅仅一周后�¼
�《日人民报》便正式推出了"大跃进"这个口号。不过，赫鲁晓夫的意思是在15年后要让苏联赶上57年的美国，毛泽东的意思却是要赶上72年的英国，两者的牛逼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如此深爱军工，大跃进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炼钢。5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535万吨，大约是苏联的十分之一，毛泽东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是高标准严要求，在57年底提出要在五年内让中国的钢铁产量翻到1000万吨。这个年增长率14%的指标已经很不切实际了，要知道我们现在的GDP才保八争十，但毛泽东还不满足，58年初他又放话：明年1000万吨，后年1700万吨，"世界就会震动"。到了58年6月，毛再次提高指标：今年年底，钢铁产量就要达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倍！很不幸，毛泽东这个人中专学历，常年以自己数学挂科为傲，他的苏联在华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曾说，毛对经济"一窍不通"（由此也可理解他为何如此痛恨知识分子），他对炼钢的认知，确实只有"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这么简单。55年时邓子恢说合作社
数量只能翻半番，毛泽东一口咬定要翻一番，最后的结果是翻了一番还不止。既然合作社可以做到，钢铁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有钢就有钢"。

　　毛泽东一个中专生不懂炼钢就算了，他手下的冶金部长王鹤寿做得更绝，提出59年就要3000万吨、60年就要8000万吨的宏伟计划，毛泽东听"专家"都那么说，自然欣喜若狂。刘少奇当时有句话道破了我国官员一贯的虚弱本质："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就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经过历次运动，毛泽东身边的人早就不敢替他泼冷水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搞两年就会"的马屁精，毛泽东在这些人的撺掇下，胃口越来越大。56年的时候毛泽东曾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才过不å
��两年，毛泽东便改口道："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

　　这边毛泽东定了指标，你谁敢不完成？58年中国正式进入疯狂的全民炼钢时代，1/6以上的人口参加了这场闹剧，就连外交部的院子里都搭起了炼钢炉。但这炼钢还要考虑很多问题，不是光靠人海战术就能搞定的。首先是原料，铁矿从哪里来？鉴于当时农民普遍已经入社，"便于领导"，干部们一声令下，浩浩荡荡的队伍就上山找矿去了。业余矿工到底效率有限，不能满足需要，干部们灵机一动，又想出一个天才的主意：钢铁回收。把什么公园的铁栏杆铁链子，居民家里的缝纫机水管锅碗瓢盆之类的，凡是能看得见的铁制品，统统扔到炉子里重炼一遍。你说什么，这是胡闹？只要能保住乌纱帽，谁他妈管这么多！煤炭产量跟不上，燃料不足怎么办？还是老规矩，先发动人上山砍树，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树砍得七七八八了还是跟不上社会主ä
��建设日新月异的步伐，于是又把目光落到了居民家里，一切木制品甚至房子，都可以用来作为炼钢的燃料，一把荒唐火，把农民的财产烧了个精光。你说什么，农民有不满？"交一把镂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根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炼钢还需要炼钢炉，造山寨炼钢炉需要大量砖头，除了拆居民房，干部们又想出一个主意：拆古城墙。问题是，这种土砖窑搭配劣质燃料，根本就满足不了炼钢的条件，一个个缝纫机扔进去，出来的全是铁疙瘩，导致了巨大的浪费。就这么拼了命的造假，还是满足不了毛泽东的要求，这样只剩下最后一招——放卫星了。这"放卫星"如今是吹牛逼的意思，在毛时代却是个褒义词。那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毛泽东立刻就对这个能体现国力的东西着了迷，放话说我们也要抛卫星，要抛就抛个大的，抛个一两万斤的。后来可能觉得这样太不低调了，于是改口说可以先从一两千斤的开始——苏联的卫星重83.6公斤。当年这牛逼吹的，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新华社58年10月29日报导说，河南600万人齐上阵，日产133万吨铁，10.3万吨钢。按照这个速度，河å
��人民努力小半年便可完成全国的炼钢任务了。广西一个小县日产钢铁20万吨，另一个县出动7万多人，19小时采煤60万吨，接近57年全国的日产煤量。58年还没结束，1070万吨的指标便顺利完成，毛泽东一时兴起，索性又改成了1200万吨。

　　钢铁产量都大跃进了，那农业产量也得跟上啊，不然毛泽东拿什么东西出口换设备？三千万国人用他们的生命，吹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成本最高的牛皮：亩产万斤。这亩产万斤还不是随口胡诌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当时全国各地发明了各种奇特的种植方法，例如"密植"法，过去一亩地里撒一两斤种子，大跃进时却要撒一两百斤，结果一斤粮食也收不到，种子统统烂在了地里。还有的地方在肥料上作文章，说粪便经高温熬煮更能发挥效力，于是架起一排排的锅来煮大粪。看过金坷垃广告的人都知道，"三米以上两米以下，藏着让庄稼一百年都用不完的氮磷钾"，当年我国也讲"土地深翻"，以便让根系长到地下数米"吸收养分"，安徽提出一般田挖三尺，高产田挖六尺，卫星田要深翻一丈，男女老幼什么活都不干，就光在
那里挖地，挖出来的土拌上肥料再埋回去，"产量至少翻一番"。万一上级领导来检查怎么办？那就把几亩地的粮食移到一亩地里，摆个造型蒙混过关。这么粗糙的手法不可能没有人看破，但是谁又敢说出真相呢？

　　"放卫星"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或许都只是一出不可能发生的闹剧，但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却有它的必然性。大跃进那个年代不仅"插红旗"，还要"拔白旗"，批评、撤换那些产量不达标地区的官员，光是丢掉乌纱帽都算走运的，要是一不小心给你整个反革命出来，那你以后的地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头可断血可流，党票万万不能丢。毛泽东定个100的指标，你最低限度也得吹个105吧，问题是万一某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官员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会抬高指标，你之前就属于吹牛不合格，必须重吹一次，这谎言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税的场合，人们反而吹得越起劲。俗话说树多生杂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员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们不贪污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
还拼着老命种地一样不现实，问题并不出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他人不仅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57年时《日人民报》的总编邓拓仅仅是没有及时发出老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辞职，河南省书记潘复生曾要求毛泽东降低河南的粮食征购量，结果被下放到了西华农场，换上来的吴芝圃则是一号科幻大王。在这种环境里，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早就发配到边疆劳改去了，毛泽东身边剩下的不是软蛋就是阴人，他自己又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逼，简直是无敌了。

　　亩产万斤看似荒诞，其实真把现代人放到那个环境里，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势一片大好：《日人民报》登满各种喜讯，个个有图有真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丰收曲》里，河南某公社当场从一亩地里称出萝卜28万斤，更有毛刘周邓四人在农村指导工作的画面；当时的人民英雄钱学森则写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只要能充分转换光能，亩产就不止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再增长"二三十倍"。从媒体到领导到专家全都这么说了，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各地照搬那些卫星大户的种植经验，即使亩产没有提高，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们只会以为是自己太笨，还羞于说出口一样。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一言堂社会，只要官方开动宣传机å
��，任何假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真的。

　　前文说过，在粮食统销统购制度之下，收成越高，向国家上缴的粮食也就越多。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大约为4000亿斤，由于公社化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及大炼钢铁对农业的影响（当时青壮年都上山砍树挖矿，秋收时庄稼一片片的烂在地里，妇女留守公社，因此被人讥为"人民母社"），59年产量已经急剧下降到了 3400亿斤，60年下降到2870亿斤。但征购指标却是水涨船高，57到58年为920亿斤，58到59年为1125亿斤，59到60年为1214亿斤，在这种情况下，饿死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而且越是穷折腾瞎扯淡的省，死亡的比例就越高。农民当然不可能乖乖交出性命攸关的粮食，征购工作遭到了巨大阻力。饥荒的报告一份份丢到了毛泽东面前，而毛泽东这时正沉浸在盛世崛起的幻觉指中，当然不愿意相信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他认为所谓的
"饥荒"是农民缺乏觉悟的表现，实际上是不愿意把粮食交给国家所找的借口，下令开展"反瞒产反私分"运动，将粮食征购和反右挂钩。各地干部面对上级催粮如催命，只能组织"逼粮队"去农村上演血腥全武行。以河南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为例，实际产量1191万斤，上报产量4610万斤，征购指标1200万斤，比该公社的总产量还高。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社员不仅一粒粮食都不能剩下，还得倒吐几口出来，最后36691名社员死了三分之一。除了饿死以外，其中还有一千多号人是因逼粮被活活打死或者自杀身亡。

　　在饥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农民选择了逃荒要饭。但那个年代农民就是想进城都不容易，毛泽东知道他们小农阶级意识浓厚，不肯为伟大祖国奉献力量，影响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因此一直反对农民进城务工，到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将中国人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这两个等级，形成了制度性的歧视。大跃进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讨饭，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逃荒农民称之为"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流"，社会上掀起一片批判之声，说这些人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白天要饭晚上下馆，城市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农民口中的"饥荒"也就成了用来骗饭的谎言了。农村出了那么大的事，城里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见言论封锁足以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通知下来之后ï
��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农民封在家里等死，导致了各种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类悲剧的发生。无论是饿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杀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个大跃进的牺牲者，无疑是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基层干部对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然是了解的，但专制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所以面对农民和政府之间相矛盾的利益诉求，这些人会站在哪边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中国是讲人性没人命，你做个良心人士不仅对大局毫无影响，说不定还把自己搞成了劳改犯，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存活率连农民都不如。套一句爱国青年常说的话：这社会就是这样，既然不能改变，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去适应吗！反正横是死竖也是死，当然是死农民不死自己。讽刺的是，许多国人的目光只能看到这些基层的执行者，而看不见背后那些决策者，最后基层干部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仅被老百姓看成十恶不赦的魔头，还被上层当成了替罪羊，搬到前台供民众泄愤。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但没人追究，反倒成了大英雄、大救星，至今还以水晶宫主的身份
被后人膜拜着。

　　农村这边饿得连埋尸体的力气都没有，毛泽东那边还是捷报频传：征购形势大好，收粮任务提前完成，明年可以争取超额征购，出口计划提前完成，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发来贺电，开口就是管中国要粮食……我靠，这粮食是泛滥成灾啊，老毛都不知该如何处理了，"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再过八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诸如此类昏话，层出不穷，甚至还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自绝后路。但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跟毛泽东一样昏庸，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份万言书，列举大跃进工作中的种种失误。这份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相比中华大地上实际发生的惨剧而言，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毛泽东还是对彭德怀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
批判，罪名从反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到反党反人民、里通外国、组建军事小集团、生活太简朴肯定是装逼等等，甚至翻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说彭德怀抗日太积极，消耗了我党用来内战的有生力量，"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在饥荒蔓延的同时，庐山上却在酝酿新一波的反右倾运动，除了彭德怀本人以外，少数敢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人也纷纷遭到清洗。剩下的聪明人见势不妙，立刻掉头转向，例如柯庆施、薄一波最初带的都是批判大跃进的材料（这种所谓的"批判"，是在承认大跃进已经取得光辉战果的前提下，不痛不痒的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完全是走过场，其内容不会比如今的两会更不和谐），一见彭德怀被放倒，连�¤
�组织人写赞美大跃进的材料带上庐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做得更绝，他在庐山的情况传出去之前就把彭德怀的意见书下放给了四川各级官员，要求众人写读后感，之后以此为依据抓人，将老毛的绝招"引蛇出洞"活学活用到了极致。

　　毛泽东本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清理掉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便可以继续"高速跃进"，但人们就是再害怕政治运动，也不能因此就活活饿死。庐山会议结束不过两个月，各省终于到了牛逼再也吹不下去的地步，第二轮大炼钢已经是无心更无力，城里人终于也体验到了饥饿的滋味（由于我党采取保城市不保农村的策略，所以城里的情况远不如农村严重），各地农村迟来的死人报告一份份的送到了老毛面前。面对再也掩盖不住的事实，毛泽东开始感到空前的压力，整过无数人的他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力，不敢承认自己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只能想法设法的推卸责任，接连推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和"苏修逼债"两个谎言，不了解农村情况的城市居民自是信以为真。实际上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提出要提供援助并让中国延
期还款，问题是此时毛泽东已和赫鲁晓夫交恶，而且这帮苏联佬还悍然攻击我党的总路线，妄图干涉我国内政，老毛自然不会吃这嗟来之食，反而打肿脸充胖子，提前还清了外债，"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这确实是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老毛还要求干部们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表示不吃自己最爱的红烧肉，让纯朴的中国人民感动得涕泪横流。老毛确实是没吃红烧肉，但却迷上了西餐，61年时老毛的菜谱包括意式奶猪、咖喱牛肉、奶油鸡、鸡蓉鲍鱼汤、黄油鸡排、生菜大虾等几十道西菜，对当时的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

　　倒是之前跟着毛泽东一起发高烧说胡话的刘少奇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1962年终于忍无可忍，在七千人大会上脱稿讲话，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番讲话引动了毛的杀机，但也引起了与会干部的强烈共鸣，尽管林彪和周恩来仍站在毛这一边，但此时已是大势已去，民意终于到了再也无法靠阶级斗争压制的地步，老毛只能被迫接受刘少奇的纠偏方案。刘少奇也绝对不想跟毛泽东翻脸，两人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讨价还价，主题是"如何在不损害伟大领袖威信的情况下停止大跃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不断有人在饥饿中死去。为了不削老毛的面子，刘少奇对大跃进做了冷处理，"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大跃进依然不容置疑光辉正确，不承认错误，但也不继续犯错，假装从来没�œ
�发生过这回事，反正谁也不准批判老毛，更不能追究他的责任。至于彭德怀这帮人，绝不平反——老毛最害怕的就是"反攻倒算"。

　　饥荒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是包产到户，让农民搞自留地，二是放弃高指标。双管齐下，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可以克服别的主义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难。老毛对包产到户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农民有了自留地，对合作生产毫无兴趣，集体田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其实只是留了个空壳而已。实际上在刘少奇纠偏之前，各地就已经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书记曾希圣之前也是执行大跃进的狂热者，导致安徽成为重灾区，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转向了包产到户，为了避免激怒老毛，换了个名目叫"责任田"。曾希圣的责任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庆施的反对，曾将其硬顶了回去，之后老毛亲自出面批判，曾希圣阳奉阴违，
我行我素，这无疑让老毛无法接受，在七千人大会上痛批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撤了曾希圣的职。而刘少奇只想把大跃进停下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其它方面对老毛尽力迎合，因此冲上去给曾希圣补了一脚，大谈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把罪过全部算在曾的头上。吴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内虽然也是饿殍遍地，但他们俩的下场就没有曾希圣那么凄惨，直到文革时才栽在红卫兵的手上。

　　从表面看，大跃进已经悄悄结束，社会重新走上了正轨，实际上背地里却潜藏着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经济决策队伍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成了新的领头羊，老毛的发展计划被全盘否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党内的官员对大跃进是知根知底，已经不值得老毛依靠，党外却还有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对上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官方的宣传下仍然坚信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开始转移工作中心，狠抓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和个人崇拜，而刘少奇仍不知大祸临头，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众，将在大跃进中力挽狂澜的刘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脚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文革闹剧，此乃后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有言，近代的几次大饥荒并不完全是源于食物短缺，而是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主要的饥荒都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即便是在那些非常贫困的民主国家。"我国抗战八年死了不到两千万人，大跃进三年便死了至少三千万，可见专制暴政之害，有时更甚于外敌的入侵。如今五十年过去，网络上有反日的反韩的反美的反民主的，但极少见到有人会去反思大跃进的，我党也不乐于让人们讨论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就像毛一样听不得任何批评。酿成悲剧的土壤并没有消失，死难的同胞却没有纪念日，几乎被人彻底的遗忘。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5528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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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可:“美国梦”的幻灭及其解读

　　"蹭破和暴露了这个国家不知如何医治的刺痛的伤口"

　　美国的软件工程师约瑟夫·斯塔克，一个普通的技术工薪族，在遗书中回顾他的一生和他所生活的美国社会时写道："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在我一生中，从未有过一个政客就与我这样的人有关的事投过一张票或者想到过我的利益。就此而言，他们对我或我不得不说的任何东西没有一星半点的兴趣。"〔1〕清醒、冷峻，浸透了醒悟后的深深的憎恨、鄙弃。

　　似乎是残酷的人生玩笑，约瑟夫·斯塔克终于赢得一次机会，让美国政府与美国的富人们聆听他对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包括资本主义法制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指控。斯塔克一生都在这个被描绘得充满"自由"、"民主"和"机会"的国家寻找机会、成功的机会。这是他以及无数象他一样的美国人、非美国人的"美国梦"。不过，为了获得一次"被聆听"的机会，斯塔克耗费了一生的时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10年2月18日，斯塔克抛下妻女和一纸遗书，驾飞机撞击了位于德州奥斯汀市的美国联邦政府国内税务署大楼。浓烟烈火中燃烧的税务署大楼随即唤醒了美国人对烈火中坍塌的世贸大楼的记忆。如同坍塌的世贸大楼一样，斯塔克选择撞击的目标具有象征性。德州大学的珀得赫泽教授说，从政治动机和行为方式看，这是"9·11"事件的翻版。〔2〕然而，为"斯塔克事件"定性或贴上标签，远比包装"9·11"事件来得困难、棘手。

　　"9·11"事件使得美国政府祭出"反恐怖主义"的大旗，对内恐吓挟持本国民众，对外箝制国际舆论，伙同以美国军工联合体与石油财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借机发动了对外扩张掠夺的侵略战争。反之，"斯塔克"在美国则具有颠覆性的内向爆破的摧毁力量。

　　斯塔克似乎撕裂了美国社会。从美国联邦政府到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从专家学者到底层百姓，围绕着"斯塔克"、"斯塔克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驳难、攻击，展现了公开的分歧、敌意、对立和分裂。它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层面展开：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及其党派选民之间的分歧、纷争、对垒；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以及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同借助网络广泛传达的美国基层社会民意的分裂、对立。前者属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后者则对现存的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构成挑战。英国的独立思想库"德莫斯"的资深学者理查·本杰明说，斯塔克"蹭破和暴露了这个国家不知如何医治的刺痛的伤口。"〔3〕

　　斯塔克既然蹭破了美国"不知如何医治的刺痛的伤口"，解读斯塔克也为解读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解读："刑事犯罪份子"、"恐怖主义份子"、"英雄"

　　《美国政治家》2月18日的报道说，斯塔克事件一经发生，评论家们、政客们、警察当局就纷纷忙不迭地为这一攻击寻找标签，"专家们辩论如何描述（这起）暴力"。〔4〕美国官方显然审慎地考虑了贴"标签"的社会效应。奥市警察局长举行新闻发布会说，这是一起单宗的"犯罪行为"。〔5〕美国国土安全部说，不相信这次撞机是恐怖主义行为。〔6〕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说，"它看来不象是"恐怖主义。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被通报了此事，显然批准了这一说法。〔7〕

　　德州大学的法学教授鲍比·切思尼认为，如果斯塔克活着，他很可能被控犯有谋杀、企图谋杀和毁坏公物罪。〔8〕

　　美国政府对斯塔克事件的解读随即遭到美国社会不同方面的质疑和反对。分别在《迪昆》杂志和"奥特网"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的标题是：《斯塔克不是恐怖份子？为什么只有穆斯林们被称为"恐怖份子"？》。〔9〕位于奥斯汀的一家专攻国际风险管理的全球情报机构（Stratfor）认为，"斯塔克"确切地符合《美国爱国法》的恐怖主义定义。〔10〕强烈的反弹来自美国社会的阿拉伯族裔或信奉伊斯兰教族裔。美国的美利坚-伊斯兰关系协会发表声明，反对以种族、信仰划线界定"恐怖主义"，反对华盛顿在对非穆斯林的暴力行为使用"恐怖主义"标签的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认为白人斯塔克的行为属于恐怖主义。〔11〕

　　美联社2月23日报道：《德州飞机攻击激起关于恐怖主义标签的辩论》。〔12〕紧接着斯塔克事件，就"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我们决定把对我们国家的攻击冠以别有用意的词'恐怖主义'"为题，《新闻周刊》在该杂志的采编人员内部进行了三天的辩论。多媒体总编辑凯茜·琼斯概括出"美制标签"的二分法：所有本土的爆炸者、抗税者、幸存论者、分裂份子同以爆炸、绑架抗议在战争、贫穷、个人自由、激进左翼运动、右翼分裂份子等问题上的美国政策的美国人团体属于：孤狼式的美利坚攻击者；以爆炸、枪击抗议美国政府的所有外国人团体、外国人属于：恐怖份子。〔13〕

　　那么，刑事犯罪同恐怖主义的分别何在？《美国政治家》报道说："恐怖主义通常被描绘为一种被用于促进政治目的的非法的暴力行为。"〔14〕

　　那么，斯塔克以暴力反抗他认为是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法制以及虚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何以是"刑事犯罪"？美国政府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战争"促进" 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何以不是"恐怖主义"？

　　《新闻周刊》的调研记者麦克·伊西科夫说，"当你向联邦调查局询问他们如何对待国内恐怖主义团体时，他们变得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国内恐怖份子同政治异议者之间的界线经常可以是一条模糊的界线。"《新闻周刊》网络版编辑德文·高顿说："联邦调查局对这条模糊界线羞羞答答，媒体同样如此。"〔15〕

　　德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珀得赫泽认为，"将该行为界定为恐怖主义会导致'令人忧虑的政治后果'"，因为它会导致对表达类似于斯塔克那类反政府的见解的人施行"言论自由限制"。〔16〕珀得赫泽教授的忧虑也许是有根据的。然而，"刑事犯罪"也会导致"令人忧虑的政治后果"。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在第一时间下令最初刊登斯塔克遗书的那家网站删除相关网页；《脸谱》则关闭了斯塔克的支持者们的网页。

　　斯塔克也许未曾料想身后会再次遭遇他生前所指控的美国的"民主谎言"和"法制陷阱"。这是一个标榜"政治民主"的国家，不存在"政治犯罪"，斯塔克因此被政府定为"刑事犯罪"，但它又确实指控"政治犯罪"，例如"恐怖主义"，而且会导致"令人忧虑的政治后果"。这是一个标榜"言论自由"的国家，对外，这个国家的政府伙同"谷歌"网络公司的资本家们刚刚合演过蹩脚双簧，挥舞着捍卫"言论自由"的旗号杯葛他国政府；对内，发表反政府的见解的人则会遭遇"言论自由限制"，政府不保护反对政府见解的"言论自由"。斯塔克生前已有体会："在这个国家，宗教裁判所如今依然健在。" 这便是美国资本主义法制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斯塔克一生都在试图走出这个怪圈。他一生尝试，一回回碰壁，最终醒悟："（�¾
�国）所有的法律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为富人，一种是为他以及象他一样的穷人……"

　　将斯塔克解读为"刑事犯罪份子"不妨是包含政治动机的举措。２００８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人朱利安尼的政策代理总监约翰·艾乌仑说："当反联邦政府的愤怒之火被点燃的时候，它会在我们中间引发动荡。"〔17〕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追踪仇恨团体情报项目的负责人普图克先生说："如果罪行根本上是受到意识形态驱动的一种政治罪行，比起一个生活一团糟的疯家伙冲周围人开枪的枪击案，它就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18〕据此反推，将广泛存在的具有深刻社会根源、阶级根源的一种社会现象曲解、曲判为"刑事犯罪"，也就抹煞或掩盖了该现象背后的社会政治内涵及其社会意义。这是一种蓄意为之的社会舆论误导，意在涂抹和遮掩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现实，避免唤醒或激发被剥削
阶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意在维护美国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虽然这个国家的政府总是竭力在他国社会内部挑起各种事端。这是美国资产阶级"去政治化"的政治学的一部分。"反恐"是帝国外向扩张的面具，"刑事犯罪"是帝国内向"维稳"的面具。美国资产阶级无意开辟"反恐"的国内战场，因为激活穷人对富人的阶级斗争将恶化"这个国家不知如何医治的刺痛的伤口"，将会导致令美国资产阶级感到真正"恐怖"的"令人忧虑的政治后果"。

　　同美国政府以及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对斯塔克的解读截然相反，更大的反对声浪来自美国民间。美国主流媒体ABC新闻2月18日的报道说："互联网上，似乎很多人不同意（'犯罪份子'、'恐怖份子'之说）。"〔19〕资产阶级主流媒体的报道一片惊呼：《约瑟夫·斯塔克被欢呼为美国"爱国者"复兴的英雄》（ABC News）， 〔20〕《约瑟夫·斯塔克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脸谱〉群体支持国内恐怖份子》（CBS News），〔21〕《神风飞行员受到反政府群体的欢呼》 （New York Daily News） 等。〔22〕英国《第一邮报》2月19日报道说，美国《生意圈内人》的编辑以"神经病"形容斯塔克的遗书受到读者的强烈批评，"这是一个信号，表明美国此刻所处的状态。读者留言，诸如'类似的事情只是刚刚开始。我不同意这人的反抗方式，但我完全理解他ç
��挫伤'，反映出令人吃惊的同情心态。"〔23〕

　　一些人通过互联网成立了斯塔克支持者团体。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的艾米利·沃特斯发起成立的斯塔克支持者组织在《脸谱》关闭其网页之前已达到两百多人。

　　斯塔克驾机撞楼那天早晨贴在T35网站上的遗书，在联邦调查局要求该网站撤除之前，阅读点击已达两千万次左右。据该网站管理人员麦伦说，在撤除后的几分钟之内，该公司网站遭到三千来封电子邮件的"轰炸"，要求将其重新贴出。互联网上，斯塔克的遗书及相关新闻纷纷被不同的网站、博客转载，一些页面点击阅读日以万计，一些页面后登录了数以千计的读者评论和留言。一些人在自己的博客贴出相关文章。"他献出了生命使其他人能够聆听他。我读了他的整个遗书，的确满心赞同。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撤掉它……也许他们就是不想让他的话唤起别人觉醒。"〔24〕"这里有如此多的令人惊悚的真理。"〔25〕"他认识到了许多人终其一生所知道的东西。"〔26〕"他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感受。……大体上，他所说的无疑是对的。长期
以来，苦干的普通美国人在华盛顿被代表，总体上华盛顿的政客们代表的仅仅是大企业财团。"〔27〕"我们都身受斯塔克的痛苦。" 〔28〕"糟糕的是他没有组织他的美国同胞们共同反抗这政府。"〔29〕"富人说他是傻瓜，穷人称他是英雄。"〔30〕 "他是对的。他死了，我难过。"〔31〕沃特斯写道："终于有一个美国人起而反抗我们的违宪的专制政府。"〔32〕来自圣迭戈的工程师格瑞格·莱尼翰写道："约瑟夫·斯塔克，你是一个真正的美国英雄，我们需要更多的象你这样的人进行斗争。"〔33〕德州人泰勒·布瑞顿在《脸谱》上写道："他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而牺牲的。"〔34〕"他配得上一座纪念碑。"〔35〕"约瑟夫·斯塔克对许多人而言是英雄。他做了许多人梦想做的事，毫无疑问将有许多人追随他的足迹。"〔36〕

　　解读："右翼"、"左翼"、"既不右也不左"

　　当代美国，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垄断了美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他们共同鼓吹资本主义，分别鼓吹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笼罩了美国社会的的意识形态领域。"'左翼'和'右翼'时常被用作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同义词，或用作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同义词。在美国国内，民主党一般被视为中左混合体，但美国之外的许多左翼则视其为右翼。"〔37〕因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异端"、"邪说"，类似于无神论者及无神论在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所处的境地，属于敌我矛盾，已被排除在该社会的政治序列之外。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鼓吹资本主义。共和党鼓吹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有限政府；鼓吹财政保守主义，主张削减社会公共服务，主张政府退出工业、金融行业；反对累进税制。它拥有从大金融财团、大企业到小业主在内的资产阶级的支持，眼下正在猛烈抨击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介入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增大公共开支等政策。民主党鼓吹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由政府介入调节的自由企业制度，认为政府应在调节贫穷和社会不公方面扮演角色以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它吸引了社会中下阶层的注意力，但在党内也集结了亲商派别。

　　奥巴马政府打着"改革"的旗号、打着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医疗保险的旗号上台。它试图推行的"改革"实质上不过是将穷人们集体捆绑起来端上大保险公司、大医药公司的餐桌；但资产阶级更喜欢分食"自由""独立"的个体，保守的共和党一派认为此事应属于大保险公司、大医药公司同保民或患者之间的"自由" 博弈，涉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美国保守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编辑部作家写道："当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民主党国会试图扩张华盛顿的税权，并在表面上为了所有美国人的福祉大幅增加开支的时候，联邦政府权力及国家债务的数十年扩张遭到了攻击。"〔38〕

　　斯塔克事件适逢其会，同美国因金融危机爆发进入经济衰退之后社会上广泛蔓延的反税的"茶党"运动汇合，立刻被导入了美国国内的政党斗争、社会斗争。"约瑟夫·斯塔克驾机撞击位于德州奥市的国内税务署大楼之后数小时内，美国的政治圈子就开始发疯地折腾揣摩何种意识形态激发了他的行动。……他是保守主义恐怖份子还是自由主义恐怖份子？"〔39〕美国的评论家说，党派之间的"相互指控比事实飞得更快。"〔39-1〕

　　自由主义的民主党阵营立刻将斯塔克同保守主义的反税的"茶党"运动挂起钩来，指出斯塔克攻击美国税法，仇恨大政府，纷纷谴责斯塔克是"右翼"保守主义抗税份子。自由主义的大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其编辑部大牌作家凯泼哈特的文章，其中警告说："斯塔克对他认为不公正并对其经济无保障起作用的一种制度感到愤怒。以同样的愤怒而行动的极右翼存在着极端因素。这一点，在他们进一步深入到对联邦政府及国家走向有着合理关切的一个更广泛的运动中去之前，必须指出来。"〔40〕

　　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一派则将斯塔克推给民主党阵营，谴责斯塔克是"左翼"恐怖份子，指出斯塔克仇恨大企业、大保险公司，仇恨华尔街，仇恨共和党的布什政府，反天主教会等等。奥斯汀电台主持人琼斯甚至声言这次撞机是"（民主党）政府策划来'妖魔化茶党运动'的"。〔41〕

　　立场中立的人，如英国《卫报》的博客文章所标示的那样，认为斯塔克"既不右也不左"。〔42〕他们看到，在斯塔克那里，"奥巴马总统同布什总统一样坏。上台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同（下台的）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一样腐败、一样漠视民生。这个政治制度被操纵。它不能经由正常的途径予以改进或改良。'暴力……是唯一的解答。'"〔43〕他们看到，斯塔克左右开弓指控整个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谴责和否定包括美国资本主义法制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和抨击包括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在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强力冲决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樊篱，远远超出了美国资产阶级"左翼"或"右翼"的边界。斯塔克确实"既不右也不左"。他无论如何不属于美国资产阶级阵营。

　　斯塔克被欢呼为"真正的美国英雄"。他以暴力反税、以暴力反剥夺接续了美国的历史传统，不过，却具有新的时代社会内容。反税的黑人演员威思利·斯那波斯就斯塔克事件意有所指地反问："我想（反税抗税）甚至在早期的殖民地居民与英国人那里就是个事，有什么新鲜？"〔44〕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定居者反抗他们认为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税法，当代美国人也反抗他们认为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税法。但时转势移，剥夺与反剥夺，镇压与反抗，已经易手。当年北美殖民地定居者，接过英国资产阶级早期同英国贵族阶级斗争的口号"无代表权不纳税"，起而反抗那时已成为宗主国统治者的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今日美国的斯塔克及斯塔克们，又接过北美殖民地定居者当年反抗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口号"无代表权不纳税"，起而反�Š
�本国社会内成长坐大的新的剥削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即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直面美国资产阶级同包括白领工薪阶层在内的美国劳工阶级之间利益对立、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殖民地时期，波士顿地区蔓延开去的茶党运动，以"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区隔北美殖民地定居者同殖民主义宗主国英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分界，促进了英殖民主义帝国的裂解和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当代美国的斯塔克及斯塔克们所展开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则区隔被剥削的美国劳工阶级同美国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分界，促进美国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分裂或裂解。

　　当美国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左翼"和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极力撇清同斯塔克的干系，纷纷将斯塔克"驱逐"到对方营垒去的时候，美国基层社会的普通民众却激情地欢呼他们的"英雄"，骄傲地将"斯塔克"高举为本阶级的战斗旗帜。斯塔克，显而易见，属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外被漠视的阶级，属于美国的劳工阶级，属于美国的穷人。"他激起的不是恐惧却是反叛。"〔45〕

　　解读："逃税者"  、"恨世者" 、"恪守正当原则的好人"

　　斯塔克事件顷刻间将斯塔克放置在美国社会的高强度聚光灯下，斯塔克的身世、家庭、社会圈子、政治倾向、工作经历、为人处世、性格癖好、幸与不幸，被媒体、被各方人士从各方面予以曝光，给予不同解读。

　　斯塔克被某些人指为"逃税者"，因为逃税，所以反税。他们从斯塔克的遗书或政府部门的记录里扒梳斯塔克同美国联邦政府税务部门近三十年的历史恩怨。他年轻时曾同一些人研究美国的税法、税制，试图探究美国的税法为何以各种名目给予某些机构诸如"鄙俗、腐败的天主教会"等等各种莫名其妙的"豁免"，使之富得流油而无须纳税。他们萧规曹随，以身试法，结果碰壁。他曾失业一年无收入，政府课税却穷追不舍；虽有理由申诉却因衙门与"法制"交互作用而错过"法定"时限，不得不再赔上万把美元讨个"说法"。他曾因拖欠千余美元税款上了联邦政府的黑名单而不得注册创业。他因之被指为试图钻法律"漏洞"，是个"逃税者"。

　　反对者诘问："我们看到象盖特纳一类的家伙们没有纳税却被委以政府职位，而美国的'斯塔克们'却因其税负被逼到绝望。这是出了什么毛病？"〔46〕美国政府总是劝说斯塔克那样的美国人：纳税是"公民义务"；但斯塔克在遗书中指控，失业者被追逼纳税，因贪腐而破产的华尔街资本家们却得到美国政府七千亿美元税款的救助，"这是我的钱"，取自无数象"我"一样拼命苦干、挣扎求生的工薪族的血汗。斯塔克发掘的显然不是美国法制的"漏洞"，而是美国资本主义法制劫贫济富的"双重标准"，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真相。

　　斯塔克也被某些人指认为"恨世者"。他恨国税署；恨共和党的"傀儡总统"；恨民主党议员们一边马不停蹄地伺奉大资本家们，一边坐在国会里"代表"民意年复一年地辩论低收入阶层的医保"危机"；恨大企业、大财团敲榨盘剥"愚民"等。他抨击美国的"法制"是陷阱，指控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完全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之上"。一言之，他恨美国的资产阶级，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

　　"恨世论"者指点说，斯塔克是人生失意者，而人生失意或不幸可以导致恨世。他出身穷困，历经磨难，年轻求学时曾以面包抹酱渡日；后来两度试图创业或因法律设限或因税务部门杯葛而未果。他离过一次婚，有过婚姻不幸。

　　不过，斯塔克看来不是"雅典的泰门"，盲目地将自身不幸和世间邪恶抽象地归罪于金钱的腐蚀力量。斯塔克对他所生活的美国社会有着更深入的认识，理解造成他或象他一样的劳动者困顿不幸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他在遗书里自述，在他工作的地区，资本家们在一线联手剥夺劳动者，三、四家大公司勾结起来大幅压低他或其它象他一样的工人的工资；他体验到，资本家们的"傀儡"政府在二线假手"税制"苛酷敛财，从挣扎求生的工薪族身上剥下第二张皮；他看到，普通纳税人的钱经过"傀儡"政府之手通过"刺激经济发展计划"、借助"反恐"战争与军购、通过政府订单等各种手段又流向资本家们的钱袋。钱袋子撑持着印把子，印把子维护着钱袋子。美国资产阶级将穷苦人"恨世"引导归结为个人原因，而斯塔克或斯塔克们却认
为其生活困顿源自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剥夺，归因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对剥削阶级怀有"阶级仇恨"。

　　斯塔克被一些人涂抹得灰暗阴冷；但在了解或接触过斯塔克的人们中间，斯塔克身上的色调温暖明亮。斯塔克是当地社区乐队的吉它手。朋友们说，他温和友好，平时不大谈论政治。邻居说，他是一个"好邻居"。同他有过合作的工作伙伴说，他是个拼命工作的人，"他的生活就是工作"。〔47〕〔48〕女儿说，他是个"好父亲"。斯塔克出事后，《洛杉基时报》的记者采访了别居加州的斯塔克的前妻津格·斯塔克。津格说："他是个好人。是的，被税务署搞得灰心丧气，但，是个好人。……他恪守正当的原则。他确实是这样。"〔49〕

　　美国资产阶级及其媒体已经习惯于将穷苦人的"仇富"、"恨世"称作"犯罪"并从个人失意、犯罪前科、酗酒、心理疾患、精神病史诸多角度加以解读炒作。斯塔克也许令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或主流媒体失望。美国的法医精神病学家崴尔纳感到不解的是："我没有发现它（驾机撞楼）属于精神疾患。问题就在这里。它是理性的。"〔50〕

　　这个撞击联邦政府大楼被美国政府定为"刑事犯罪份子"的人，较之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社会丑闻缠身的精英们，竟然如此"干净"，如此"好人"，近乎无懈可击，难以发挥。资产阶级主流媒体显得压抑而低调，只有来自美国底层社会的声音大声疾呼："一个普通公民被逼上了绝路"。〔51〕

　　"我们—人民基金会"创始人鲍勃·舒尔茨相信斯塔克纯粹是被政府逼到绝望的地步。他说："政府惯常被指违反宪法……当你为之向他们呼吁的时候，他们还无视你。这就足以将许多人逼到一起而且发起，你知道，某种运动。"他说，虽然他只是提倡非暴力的抗议，但他能够理解斯塔克的动机，并说它是一种运动的反映，不同于他曾看到过的任何运动。〔52〕

　　斯塔克：拒绝曲解，拒绝误读

　　斯塔克似乎已经预见到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将如何解读其人其事或类似他这一类的人和事。他在遗书中说："这些日子，任何真正支持那条原则（'无代表权不纳税'）的人都可能被贴上'怪人'、叛徒和更坏的标签。"不过，对已经决意反叛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人来说，资产阶级主流社会预制的这类"标签"已无意义。他立意自我剖示，与此同时剖示他所生活的美国社会。他在遗书中回顾自己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五十多年走过的人生历程，与之相对应地反省追溯了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美国社会的认识及其演变。就人生历程说，他经历了靠个人奋斗致富的"美国梦"的幻灭；就精神历程说，他经历了资本主义"自由"世界、"民主"社会的"美国梦"的幻灭。

　　同无数出身于美国中下层社会的年轻人一样，斯塔克梦想靠自己拼命工作、刻苦奋斗改变命运，掌握命运。资产阶级亿万富翁们"白手起家、创业致富"的故事，早已撒播四面八方，深入人心。资本主义社会鼓励这类神话。斯塔克的"美国梦"并非源于侈望暴富，却始于对赤贫的恐惧。他难以忘记年轻求学时比邻而居的退休老太太，丈夫原是钢铁工人为资本家干了一辈子；老来却一无所有，靠社保金吃"猫食"维持生计。斯塔克企望自己能老有所养，梦想成为"独立"的工程师，梦想创办自己的软件公司。他拼命工作，没日没夜，每周干到上百个小时。政府照税法收割，多年下来，他赔上了四万多美金外加十年的退休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梦想自办公司，法律为难他这一类的人，"我花了近五千美元'零钱'和上千小时为此写信给
或许能听我说话的任何一个参议员、众议员、州长……没人听。他们对待我全象是我在浪费他们的时间。"结果泡汤。九十年代，加州的经济大萧条又一次吹跑了他的退休金；接着是"9·11"，接着金融危机。

　　斯塔克不再是蓝领的钢铁工人，而是白领的技术工薪族，用西方资产阶级"去政治化"的政治术语说，已经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然而，一次次地奋斗，一次次地被"剥光"抛回到起点，抛回到他原本所属的打工谋生的劳工世界。美国的税法总是"惦记"他这类的人，公司法总是冷待他这类的人，官府总是"依法治理"他这类的人，经济危机总是伤害他这类的人。他最终也无法摆脱钢铁工人般的命运。那本是属于一个阶级的命运，属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包括普通技术工薪族在内的劳工阶级的命运。"中产阶级"的斯塔克或斯塔克们距离"低收入阶层"的劳工世界更近，距离亿万富翁们的世界更远。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爬上资本主义社会金字塔尖的资本家行列，不过是资产阶级乐于散播的神话。

　　伴随奋斗、挫败、不断奋斗、不断挫败的人生历程，斯塔克逐渐认识了美国社会，认识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税制、法制、政客议员、国会、政府、政治体制、"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地认识到"他们同我们"有着分界、有着成系列的"双重标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态度也走过了从虔诚地盲从到质疑，到抗辩、到愤怒、到鄙弃、到绝望幻灭、到觉醒、到反抗而且暴力反抗的路。摆脱了资产阶级锻造的精神锁链，劳动者便获得了精神解放。斯塔克的遗书是精神解放宣言。向美国社会传播精神解放并展开暴力反抗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实际行动，不啻是一次政治地震，顷刻间震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

　　在美国社会上下激烈争辩、分歧解读斯塔克的时候，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左翼"同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为之互相指控不休的时候，美国资产阶级营垒中也很有人读懂了"斯塔克"，并深表忧虑，呼吁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放下党派之间的口水战，关注已经浮现的或潜在的酝酿中的社会事变。

　　集结了一干美国精英诸如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瑞契、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等的保守主义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在所办刊物《美利坚》上刊出了美国学者利·海瑞斯就"斯塔克"而撰写的文章《必须予以关注……》。海瑞斯写道："它（斯塔克的遗书传送的）是一种痛彻肺腑的绝望的呼喊。企图针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而利用斯塔克以得分是一种极度缺乏严肃性的症侯。同样轻浮的是，当许多美国人已经把斯塔克欢呼为民间英雄的时候，仍然企图把他作为单个的怪人加以打发。他所写的和他所做的的确已经触动了其他许多美国人心灵里一根深沉的极度扰动的和弦，而这些美国人，或对或错，都类似地觉得一直受到他们被教来去热爱和信任的国家的欺骗和出卖。

　　今日美国，有着其他很多的已经抛弃了美国梦的约瑟夫·斯塔克们，很多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抱希望、对任何人的意识形态不予信仰的斯塔克们。越来越多地，象约瑟夫·斯塔克一样，他们看到唯一的解答在于暴力。这些男人和女人们，如同亚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中以自杀了结其失望人生的威利·娄曼，必须予以关注。

　　……我们正坐在无法借轻微颤动和偶然喷发而适当测度其最终爆破威力的火山上。"〔53〕

　　关注威利·娄曼一样的美国男人和女人们，就是关注美国的"刺痛的伤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伤口"来自资产阶级对劳工阶级的无情剥夺造成的劳工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造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造成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阻止"伤口"继续恶化，势必要求美国资产阶级停止剥削和掠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要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命。要求美国资产阶级将剥削和掠夺掌控在劳工阶级能容忍、可接受、不造反的范围内，以便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正是社会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致力的方向。但斯塔克和斯塔克们看到，华尔街和上市公司诸如通用汽车公司的资本家们因其自身的贪婪腐败而造下"难以想象的罪过"，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将数千亿美元税款送去救助这些"恶棍"的当口，丝毫不能阻止他ä
��继续分发"花红"或驾着上市公司的飞机去渡假。劳工阶级无法依靠资产阶级的自律或道德更新约束其剥削与贪腐；奥巴马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左翼"政府更无法靠"期望"约束它的老板。

　　斯塔克也曾期望和尝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制框架或行政框架内从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政府那里讨回"公道"，一生尝试，一生失败。他由此醒悟，"编造法律和实施法律的正是同一伙恶棍"，政府只是"傀儡"："这个政治制度被操纵。它不能经由正常的途径予以改进或改良。'暴力……是唯一的解答。'" 斯塔克从此也就同"威利·娄曼一样的美国男人和女人们"区别开来，同以"猫食"默默度日的邻居老太太区别开来。娄曼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里枉死的冤魂，生计无着，走投无路，稀里糊涂，束颈就死；斯塔克却是明白冤屈由来、执意不甘屈死而誓死相拼的厉鬼，扯破"忽悠"，追索孽债，追索"公道"。

　　美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智囊们或许并不真正关注"威利·娄曼一样的美国男人和女人们"的枉死。枉死的娄曼们不会造成"犯罪"或"恐怖"。他们关注的是斯塔克，以暴力反抗明确地伸张其经济与政治诉求的斯塔克，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呼应的斯塔克。他们真正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象约瑟夫·斯塔克一样，走上暴力反抗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

　　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再次凝视美国的"刺痛的伤口"，发布预警，但依旧没有救药，"不知如何医治"。解读斯塔克，看来是美国资产阶级依然未能完成的课题。

　　解读：斯塔克的一般意义

　　美国公民驾飞机撞击美国联邦政府国税署大楼，以暴力反击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与此同时，精神解放宣言播散到美国各个角落；由此引发了激荡美国社会的巨大反响，导致了对同一国内事件的两极分裂的社会解读；所有这些合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斯塔克"。"斯塔克"，同"9·11"一样，成为当代美国重要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社会事件。

　　"斯塔克"暴露了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即美国社会存在惊人的贫富悬殊和制度不公，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劳工阶级实行经济剥夺和制度化的政治权利剥夺，由此激发被剥夺者的反抗。反抗或者表现为社会抗议运动，或者表现为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激烈的个人暴力反抗并得到基层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呼应。资本主义的美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峙。

　　"斯塔克"剥掉了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幌子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伪善面纱，展示了"自由"、"民主"、"人权"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面貌及其阶级属性，使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所谓"普世价值"剥落油彩而破相。

　　"斯塔克"指证了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表明即便在美国本土不合理、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正在受到被剥削阶级的挑战其中包括暴力反抗。它显示出人类追求建设一个彻底消除剥削和压迫的新型社会的努力没有终止，历史终将朝着符合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方向继续发展。

　　"斯塔克"提供了一个窗口，借以观察影响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某些相关因素。斯塔克一生遭遇的几次大的经济挫折分别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加州经济大萧条时、"9·11"时以及近来的金融危机期间。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苏东解体，美国政府大幅裁撤位于加州的军工设施，造成大批工人失业。"9·11"打击了美国经济，金融危机则将美国拖入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七十年未遇的经济衰退。"9·11"与其后不久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实质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产品。美国的中东政策受到国内军工联合体与石油财团利益的驱动，反之遭受了中东极端力量的相对回应，由此驱动了美国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更大规模的扩张掠夺。通过阿、伊战争，军工联合体从政府手中获得战争订单，石油财
团攫取了伊拉克油田，旷日持久停不下来的战争与日益增长的军费支出作为政府的公共开支通过税负转移到美国社会中下阶层身上。因之美国的反税运动不仅包括了右翼选民，也涵盖了反对缴税支付对外战争的左翼选民。〔54〕美、英帝国主义国家从来都是通过对外扩张掠夺输出其国内社会矛盾，一旦向外输出国内社会矛盾的渠道受挫，影响或恶化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其国内各种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便迅速激化、恶化。

　　"斯塔克"提示了同政治理论及政治实践相关的常问常新的问题供人思考：面对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斯塔克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白领，但他基于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生的生活体验和对美国社会的理性分析，走上了自发的暴力反抗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道路，象他自己说的，做了之前很多人已经做过而且之后很多人会继续做的事。个人暴力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剥夺或社会不公是"刑事犯罪"，比如斯塔克；千百人暴力反抗经济剥夺或社会不公是"群体性事件"，比如中国的通钢事件；一个阶级暴力反抗经济剥夺或社会不公则是社会革命，是社会历史的新的起点，比如俄国十月革命。个体的暴力反剥夺、反社会不公，向集体的暴力反剥夺、反社会不公，向阶级的暴力反剥夺、反社
会不公，演变升级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如何认识和把握与之相关的那些条件，因势利导，使之向着对本阶级有利的方向转化？据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保守主义基本教义派的资产阶级右翼同自由主义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左翼之间的分歧，即关于如何"消解革命"的分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剥削阶级内部则形成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派"同"非法"的"暴力革命派"之间的分歧，即关于如何改造现实社会的分歧，也因此国际共运中曾出现了一次次的左倾、右倾的路线之争，也因此在建政之前中共内部出现了一次次的左倾、右倾的路线之争；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持续右转则会投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左翼"的怀抱。改良还是革命？过去有、现在还继续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解答。

　　"斯塔克"是一面旗帜，召唤和鼓舞美国的被剥夺者、被剥削阶级向着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展开暴力斗争、暴力反抗的旗帜。"斯塔克式反抗"具有两大鲜明特征：它明确宣示其反抗的阶级属性从而同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抗争区别开来；它明确宣示暴力斗争是终结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统治的唯一途径，从而同任何试图"改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左翼"或共产主义运动的"右翼"区别开来。正是这些对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美国小布什总统在阐释恐怖份子"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时候留下一句"名言"：因为"他们恨我们的自由……"美国资产阶级以"他们恨我们的自由"之名将美国民众拖入美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掠夺的侵略战争。而今，斯塔克或斯塔克们明确宣示痛恨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以及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却难以将"我们同他们"的对外战争克隆为"我们同他们"的国内战争。因为，"我们"在美国国内已分裂成"我们同他们"。"我们同他们"的国内战争是美国剥削统治阶级同被剥夺者、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是"这个国家不知如何医治的刺痛的伤口。"美国政府与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对"9·11"事件无休无止的高调炒作以及伺机而动见猎心喜的亢奋，映照着他们对"斯塔克事件"的极其压抑ç
��低调处理，指证着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难言之隐。这是"斯塔克"的美国意义。

　　"斯塔克"是一页试纸，美国社会的各种人、各党派、各阶级纷纷在上面留下各自的"色斑"印记。

　　"斯塔克"是一页史书，记录了二十一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斯塔克"，对中国而言，是一面镜子，映照了同资本主义"接轨"后中国社会的现在与未来；对贩卖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中国"假洋鬼子"而言，他们可以在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美国资产阶级阵营里发现各自的精神教父。

　　"斯塔克" 是挑战，永恒的挑战，不管对美国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只要剥削和掠夺者存在。

　　"斯塔克" 是警钟，对资产阶级是警钟："我们正坐在无法借轻微颤动和偶然喷发而适当测度其最终爆破威力的火山上"；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都是警钟：斗争，属于现在；和谐，属于未来。

　　2010，3，29

　　摘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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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满神州:中国政府危险的民族政策

　　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按照苏联模式实行"民族自治"政策。首先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去鉴定中国的民族及其划分，使用的是非常细化的原则来尽力增加"少数民族"的数量。

　　第一阶段，即从195O年到1954年，就鉴定了38个民族。其间，除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朝鲜、满、瑶、黎、高山等原先公认度较高的各族外，又确认了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傈僳、侗、东乡、纳西、拉古、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27个民族；

　　第二阶段是从1954年到1978年，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么佬、布朗、讫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为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后改为毛南）、哈巴等16个少数民族；

　　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0年。1979年确认了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985年9月改"崩龙族"为德昂族，1986年6月改"毛难族"为毛南族。其间还对许多族体进行了重新划归。

　　直至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前，56个民族的划分才宣告正式确立。中国政府的民族划分和制造工作，历时40多年，发现了很多史书中从未记载的民族。实际上，很多的"民族"在史书中只是简单记载为"蛮族"，"土人"，等。在明代政府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加强了这些族群的汉化，所以，很多"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汉族是接近的，只是经济水平较低，并保留有一些以前的习俗。实际上，我们应该加速这些民族和汉族的融合，而不是把他们细分，使他们和汉族这一主体民族区分开。汉族本身也是数次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如北魏孝文帝的南迁和汉化，西北地区的民族杂居，以及南方汉人和当地土著的融合（见复旦大学研究成果）。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古代的鲜卑，契丹等民族，虽然他们曾经有自己的国家，但最终融入了汉族或其它�‡
�个主要民族。可见，民族的形成和消失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必要去做如此"科学"的鉴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去固定下来。我们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即和平的融合过程，而把这些稍有差异的民族融入主体民族。

　　此外，这种政策依据的是血统论，即考察某一地区人口的血统，如果与汉族有差异，即视为另一民族。对其后代的定义也采取血缘继承方式，即汉族的后代是汉族，蒙古族的后代是蒙古族，满族的后代是满族。这与中国历史的趋势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中国历史的传统重在文化的认同，只要你认同汉族的文化，不问血统，即为汉人。历史上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军，首领立功之后，会被皇帝赐汉姓，归化为汉人，并被视为荣幸。南方汉人也是通过文化的认同基本上同化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就连文化上极为独特的犹太人在移居中国后也被同化为汉人，而犹太人在其他地方，却未被同化。这可能是我们更注重国家，文化上的认同，而不看血统和宗教。这正是我们强大的同化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将一个族体的生存方式和一块边界明确的土地，以及在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内的政治上的自我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地族属意识就被导向了这样一些政治追求：要求在一块更大的土地上实行自治；要求提高已经实行自治的地方的行政级别，比如民族乡希望升格为自治县，自治县升格为自治州，直至自治区还想升格为行政特区，乃至独立的共和国；一个少数民族假如被分割在不同的自治区、州、县之中，那么，它的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就会强烈地要求结束这种分割状态，构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在已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人们会要求"真正的自治"，对本族人担任了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各级官员中本族人的比例是多少，自己的上司是否是外族人等等变得十
分敏感，而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点就是，将实行自治的地方纯粹看作是本民族所有的，从而想从这块土地上将外族人全部驱逐出去；最后就是尽力地为本族人在各个方面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

　　所以中国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际上强化了这些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这56个民族中，绝大多数从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或地方性的政权。现在，他们拥有了自己的"自治"机构。中国政府通过对居住人口的民族成份的细分，并根据其聚居地，划分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政权（从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到自治乡），并任命这些少数民族的人为政府的首脑。虽然，中央政府会任命汉人为党的第一把手，但他只掌握任命权和军队，但不直接参与政府的运作。所以，中国政府其实在组织上和人才，执政经验上培养了一个民族的地方政权。一旦中央政府的权利削弱（如动乱），或共产党的权利得到削弱，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就有可能要求更多的"自治"，甚至独立。前苏联崩溃后，分裂成众多的国家，就是前车之鉴。

　　现在，中国近一半的领土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中的西藏，新疆最近出现了危险的独立运动。这多少说明了我们民族政策的一些问题。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会走上前苏联的老路。这在当今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增长，汉族人口比例急速下降的趋势下，更令人担心（见易富贤的博客）。很多和汉人通婚的少数民族的后代也会登记成少数民族，以享受优惠政策。这些人应该不会有独立倾向，但在几代之后也很难说。

　　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改变这种人为的民族细分政策，而鼓励淡化民族划分。民国政府的策略值得借鉴，即把中国人粗略划分为"汉满蒙回藏"（我们可以适当增加几个），然后鼓励其他民族归为其中一个。把"汉族"改名为"华夏族"，并鼓励中国人认同这一民族而归化之。我们应鼓励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并给予一些经济上的优惠。所有和"华夏族"通婚的夫妇的后代，都是"华夏族"。几代之后，"华夏族"的比例应该占到绝大多数，从而使中国向单一民族，即中华民族的方向发展。这是符合中国数千年来民族融合的趋势的。

　　应该承认，我们应保存一些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因为他们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遗产。但这些文化的传承，不一定需要其对应的分立的民族。其实可以借鉴现有一些传统节日，如"端午节"，让"满蒙回藏"民族的一些节日成为全国节日，即让"华夏族"去继承中国所有现有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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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透视“网络黑社会”

　　何谓"黑社会"？中国《刑法》中只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词，而无"黑社会"。《长江日报》评论员刘敏认为，"组织"和"社会"相差很大。刘敏说，"法律隐含的判断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尚未达到黑社会的程度，是向黑社会过渡的雏形或初级状态。"

　　何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中国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基本相同，都与联合国公约中的"有组织犯罪"极为接近。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的唯一不同是：司法解释把"保护伞"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要条件，而立法解释则将"保护伞"规定为或然性条件。

　　中国是否存在"网络黑社会"？笔者认为，近期中国官方媒体的结论有失严谨，大有取代"司法审判"的气势。媒体披露的网络公关活动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犯罪，尚需司法机关缜密调查分析。"打黑"不是"黑打"，不能以"打黑"之名打击异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有论者分析，官方媒体报道"网络黑社会"是为政府进一步整肃互联网造势。我认为这是误读（misinterpretation）或过度解读（overinterpretation）。原因很简单，当局无此需要。此类误读源于对中国官方媒体的不信任。事实上，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绝大多数新闻人还是希望提升专业素养。

　　目前看来，官方媒体披露的"网络黑社会"不过是某些网络公关公司的无序运营，称之为"网络黑社会"有夸大其词之嫌。另外，笔者怀疑，这次媒体曝光本身就可能是一次企业公关运作。笔者支持政府整饬网络公关市场，但反对以此为借口阻碍网络信息流动。

　　作为传播学者，在下一直密切关注网络舆论调控动态。2006年6月30日，我在《博客网》上发表了"天涯社区有'职业写手'？"的评论，简要概括了"职业写手"的五个特征。我个人的判断是，有组织地操控网络舆论的做法由来已久。

　　近期官媒曝光的只是商业领域的"网络公关"。其实在政治生活中，此类"网络公关"也十分活跃。当然，从全球范围看，更高层次的舆论作业是跨越国界的。我们接触到的部分信息乃至舆论，很可能是某些组织特制的"产品"。鉴于此，法国于1997年成立了"经济战争学院"来帮助企业抵御信息攻击。

　　无论各国政府承认与否，在当今时代，传媒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政治学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雷（Antonio Negri）曾告诫世人，"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遗憾的是，当局和世人对传播系统的认识都相当肤浅。

　　据披露，中共当局近期关闭10万网站，措施之严厉实属空前。没错，列宁说过，新闻媒体是社会革命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传播学者更清楚，信息是社会进化的重要推力。但执政者必须明白，在信息时代，信息流量过小同样会导致社会异动。阻碍信息流动是反科学、反人权的历史倒退，必将导致天怒人怨、民心向背。

　　中欧新闻网2010年3月16日首发　　http://www.cenews.eu/?p=2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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