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理:赵本山敢拿政府官员开涮吗？

　　据一篇博文《赵本山在台湾"卖丑"，再显"艺德双痞"》介绍，赵本山最近在宝岛台湾演出，除了大陆的官媒与官家评论大事吹嘘外，台岛内与海外的评论却骂声一片。

　　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赵本山小品体现一贯的对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患者的讥讽嘲笑，有违基本的社会道德伦理。节目内容被斥之为恶俗、粗俗，赵本山被斥为"艺痞"。联想到赵本山2007年在美国演出也遭遇类似的"滑铁卢"，我们不能不思考，赵本山怎么专干此类讽刺弱者的营生？

　　艺术可以有讽刺吗？当然有。但是，大凡真正杰出的讽刺艺术，它绝不是只会以讽刺底层弱势者为能事。

　　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到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从西方各大小电视台以揶揄嘲讽政治人物为主题的时政脱口秀，到小布什在伊拉克被扔鞋子后相关电子游戏马上风靡网络，……

　　经典讽刺艺术绝大多数都是将讽刺的矛头对准强势阶层、政治权力与社会制度，即便像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也讽刺过阿Q以及底层的茶客、酒客、看客，但却是同情多于嘲讽。

　　中国大陆时下的以赵本山为代表的讽刺艺术，怎么专门对准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患者等弱势者呢？赵本山难道就不会讽刺权力吗？难道就不知道讽刺权力更具戏剧性，更能吸引观众、引发好评？也不是的。

　　只把鞭子打在赵本山身上，似乎也不公平，1996年春晚，赵本山就对那迟迟不给乡村修路的官僚主义挥过"三鞭子"，但即便这样的最终以好县长来修路为结局的讽刺小品，最近也看不到了。

　　这就如同张艺谋，虽然也拍出《一个都不能少》、《活着》这样的现实主义力作，但也会秉承权力旨意，导演符合"主旋律"的奥运开幕式，迎合权力意志，拍出赞美残暴专制的影片《英雄》一样，赵本山其实也只是一个善于看风使舵的艺人罢了。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别的国家（就是现今的港台地区也一样），不管什么讽刺艺术，都可以随随便便就把政治权力当做当然的讽刺对象，而在中国大陆却不行呢？

　　――不难想象，如果赵本山的小品，以"我是局长"、"我地位与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算个屁啊"、"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这个记者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老纠缠这个问题"、"躲猫猫"、"喝水死"、"跨省追捕"、"自焚抗强拆"等等鲜活材料为小品题材，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为什么赵本山小品讽刺农民、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患者（在中国大陆）不会有人抗议，而只要讽刺权力，就马上会有人干涉？那答案只能是：在中国大陆，比起农民、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患者，权力者的心态其实更脆弱！

　　但是，权力者从来都应是强势群体的――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一样，在中国大陆，权力者掌控的各种资源比其他人，比其他国家（地区）的更多，为什么还会如此脆弱？

　　借用"中青论坛"上的一个精彩段子来形容，那就是：

　　他拿着枪，你买把水果刀就算凶器；他日夜宣淫，你下载个黄片就算流氓；他大发横财，你摆个摊就算违法；他住高楼别墅，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他开动各种机器，大张旗鼓吹牛、撒谎那是宣传，你上网发个帖也是"诽谤领导"、"诽谤ZF"要跨省追捕。……

　　我在想，他这么牛X，为什么还如此恐惧？

　　是啊，"他"既已这么牛X，到底又在恐惧什么呢？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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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中国贪官的查处率只有百分之一

　　我曾经计算出中国的腐败黑数即没有被查出的腐败金额占99%，即实际的查处率只有1%「注1」，当时（2007年）是这样计算的：世界平均的腐败额占GDP的3%，假如中国是世界的平均腐败程度，那么应查出的腐败金额为7000~8000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出的腐败金额仅为74亿元，约占应查出的1%，所以说腐败黑数为99%.还有另外一个算法，2006年中国查出的商业贿赂为37亿元，2005年查出的官员腐败74亿，两者有重合之处，因为在中国商业贿赂往往与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有关；就算两者不重合，官员腐败加商业贿赂总共111亿元，而学者计算，中国2004年权力寻租13800亿元，查出的仍然不到1%.

　　2009年中国的GDP约为33万5千多亿人民币，按照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额占3%计算，中国的腐败金额约1万亿，实际查处1百余亿，腐败黑数也是99%.

　　另据测算，我国2004年全部的租金价值包括灰色收入为56952亿，占GDP35.64%「注2」，照这样算，那中国就不是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额占GDP3%，而是其十多倍，中国的腐败（包括灰色收入，在发达国家灰色收入皆视为腐败）黑数就是99.8%.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注3」，或者，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约4.8万亿元「注4」，由此计算，中国的腐败（包括灰色收入）黑数约为99.77%.

　　假如中国的腐败黑数真是99%，而且被查处的腐败人数与未查处的腐败人数是按官职正相关的（即按官职大小有同比例的腐败人数被查出），那么可以推算出腐败官员的数量。按照201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2009年共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由此可以计算出实际涉嫌腐败的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总数为26万4千余人，其中厅局级2万余人，省部级792人。而目前官方公布的在职县处级官员50万，厅局级5万，省部级2400，那么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比例为48%，厅局级40%，省部级33%.

　　上述比例数据至少反映了两个情况：第一，目前中国官员的腐败比例为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第二，职位低的官员腐败率比较高，职位高的腐败率比较低。

　　当然，如果中国的腐败黑数是99.8%，而且如果被查处的腐败人数与未查处的腐败人数是按官职负相关的，即官职越高，被查出腐败的几率越低，那么，前述的两个结论都不成立。可以计算出实际涉嫌腐败的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总数为122万9千余人，其中厅局级10万余人，省部级4000人，比官方公布的各级官员总人数还多。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估算目前中国在职官员的数量：一般的厅级市有处级单位120余个，加上临时机构20余个，保守计算每单位正副书记、处长10个，那么一市共有处级官员至少1400人（报纸上称阜阳市共有处级干部2000多），全国共有地级市282个「注5」，因此仅地级市就有40万处级干部。有报道说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10.4万「注6」，占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的16.8%，由此可知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有近62万人，加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数据，全国共有事业单位125万个，职工3000多万。一般70%的事业单位在县处级以下，加上有些事业单位已经转制，全国处级以上事业单位约10万个，处级干部至少100万人，其中包括上千家大学中的处级干部约20万人。国有企业的数量近年来锐减，目前央企仅有一百多家，其他大中型国企数
千家，处级干部约20万人），全国应有处级干部约182万人。由此计算，中国（处级）官员的腐败比率可能超过60%.

　　2010-7-4

　　注1：胡星斗.中国腐败的治理.http://www.huxingdou.com.cn/graft.htm

　　注2：高辉清等.2004年我国租金价值5万多亿.改革内参，2006-11-10

　　注3：王小鲁.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财经.2007.5，总186

　　注4：王小鲁：4.8万亿元隐性收入探寻者. 第一财经日报，2007-6-18

　　注5：根据2003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

　　注6：崔士鑫.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达到10.4万人.人民网，200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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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鱼保罗预测：中国足球将于结束一党独裁后方可出头

　　章鱼保罗预测：中国足球将于结束一党独裁后方可出头

　　2010-07-12

　　章鱼保罗今日通过其发言人作出一项惊人的声明：中国足球将于结束一党独裁后方可出头.

　　同时声明，中国大陆媒体上的如下报道是假的，是在大陆国保警官和宣传部官员强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假采访记录：

　　2010年7月11日华商晨报：章鱼哥"答记者问"拒猜中国足球

　　2010年7月11日长江日报：专访章鱼哥：只为混口饭吃 拒猜中国足球

　　前天夜里，几位蒙面大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水族馆里劫持了章鱼保罗，把它带到了一个秘密处所，用威胁的口吻说："按照上级的明文规定，在世界杯期间任何人不许议论中国足球，因此，章鱼保罗必须马上签署一份预先准备好的"记者专访"，在其中要"拒猜中国足球".

　　蒙面大汉自称是大陆的国保警官和宣传部特派员，同时还威胁说章鱼保罗在他们眼里"只是一道菜，可以随时可以把你炖了".然后强行在此"记者专访"上按上所谓的手印.

　　如众所知，有八只爪的章鱼一族从没有在文件上按手印的习俗，因此，受来自大陆的官员强迫按下的"手印"无效，是虚假的，是大陆官员违反"人权宣言"所作出的下流所为.特此声明强烈谴责.

　　借此机会，为中国球迷遥望一下中国足球的未来，发现中国足球已经在专制制度下瘫痪多时，中国足球界官员腐败，假赌毒盛行，乌烟瘴气弥漫；上千万球迷虽民怨声载道但也被排除在治理之外，上亿民众瞠目结舌且束手无策；实在已是彻底的无可救要；不结束一党独裁的落后统治方式必无出头之日.特此向中国球迷郑重宣布此一预测，并表示深切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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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御用专家是“血汗国家”的吹鼓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没有过高。这些专家们从来都是睁眼说瞎话的，他们从来不考虑中国独特的"费大于税"收入，也不考虑占GDP14%以上的官员腐败，更不考虑中国全面欠缺的社会保障。

　　据有关资料，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年年升高：1994年为10.39%，2008年上升至19.99%；如果算上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等各项收费，政府每年实际收入大约占当年GDP的30%左右。此外还有政府经营性收入。

　　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当前美国、日本包含社保在内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5.5%和26.4%.但是人家的社会保障水平比中国内地高得多。中国内地几乎全面缺失。

　　二可器《俄罗斯经济为什么快速超越中国》：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盛洪《垄断行业掠夺了多少财富》：可以发现，只要一个产业存在垄断，全社会，包括国库和消费者，每年就可能有数千亿元的收入被侵夺；十个垄断产业就会转移走数万亿的收入。这相当于我国一年GDP的若干分之一，也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收入的不小份额被垄断部门侵夺。这部分巨大利益，按照垄断部门的内部规则分配。

　　地震局公布近14亿元事务预算，用于预报预测仅270万（2010-06-30新京报）我估计地震局公布这个预算，是想多要点钱来"搞预报"：你看，预报经费这么少！但14亿元都养了人，养了官，而且是不事预报的人和官，养着这些人干什么？

　　江西抚河唱凯堤决口，政府官员承认堤防大部分没有达到标准，原因是缺乏资金。政府真的没钱吗？最近有消息爆出2009年抚河市政府花了4450万装修市委市政府接待宾馆贵宾楼，并投资2.2亿建造抚河市文化生态名人园，连抚河大道的景观工程都都花了3000万，而唱凯堤B标和C标加固工程只需300万即可。

　　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体制，税收再高也没个够，而且总是以"保障不足"或"投资不足"为由加重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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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为什么租房者对于房租上涨毫无抵抗力？

　　房地产市场观望的结果，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房租上涨，让收入水平不高的租房者成为直接受害者。

　　6月30日，链家地产公布上半年北京住宅租金情况显示，2010年上半年全市套均租金2792元/月，同比上涨18.5%左右。其他一线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房租也纷纷上涨，特别是进入5、6月以来，租金涨幅大约在20%.租金与就业、与收入直接挂钩，按理不会脱离实体经济的整体环境狂涨，令人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租房客对于房租急剧上涨毫无抵抗能力？

　　最重要的原因是，去年货币发行量过大与一直以来的高房价收益，光打雷不下雨的房产税，让很多手拥数套房的投资客拥有比较充足的现金流，不必急于套现，而租房收益避税办法极多。

　　房租大涨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反映。我国现有房产交易中有25%以现金进行交易，完全没有金融杠杆，说明有一些投资客坐拥巨额现金。当投资客不需要为房产融资与持有成本发愁时，就会以悠闲的心态坐地涨价。另一些需要承担融资成本上升的投资客，在交易量急剧下降时，可以通过提高租金让租客承担自己的融资成本。

　　房租上升则房价租金比下降，房价租金比下降表明房产投资价值提升。2009年以来，中国城市房价持续上涨，租金却停滞不前，国际上公认的房价租金比的上限是300，而中国中心城市的这一指标一般都在400以上，有些房价畸高的城市超过600甚至达到1000以上。

　　不过，通过向租客转嫁成本挤压泡沫的效果有限，就算房价租金比下降，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仍然高不可攀。有网友曾经算过，南京雨花台区豪华装修的最高租房价格是3000元/月，房屋130平方米。计算下来，每月每平方米租金为23元，年租金为276元，按照5%的收益率，资产价值相当于276/0.05=5520.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以5520元/平方米购买该房，则出租收益为23元/平方米，年收益率为5%.笔者继续计算，房租增加到3500元，则每年每平方租金为312元，如果年收益不变，则购买该处房的价格应该为每平方米6240元，现在一线城市中心城区还能找到如此便宜的房价吗？

　　房租大涨也是我国大城市溢价过高的表现。为什么大城市生活成本如此之高，大家依然趋之若鹜？原因很简单，我国存在全球第一的大城市溢价，所有的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都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相应的机会也多，相比而言，机会成本下降。那些拥有户籍的城市贫困阶层，可以享受大城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较高的养老保障，也不愿意离开大城市。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十之八九流入美欧，即使留在国内的也绝大多数在大城市创业，并不会也不甘到二三线城市，这并不是学生本身的觉悟问题，而是机会成本与社会资源综合考量下的理性选择。

　　房地产投资客提高房租，就是享受大城市的红利的表现。如果中国不能破除户籍藩篱，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做到全国统一，如果社会资源依然通过行政手段源源不断流入大城市，那么，大城市的溢价将越来越高，不是通过房租就是通过养老等方式表现出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对于租房者缺乏最起码的法律保护。德国、加拿大等国对于租房者有完善的法律保护。以德国为例，有一半家庭租房居住，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租房者权益受到严格保护，房屋承租人对房屋的各项权利属于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根据德国民法的相关规定，房东非经过诉讼途径，不得强迫房客搬出。如果法院判令房客搬出，在法院设定的合理迁出期限届满前，租赁关系也一直存续，房客仍然享有合同和法律规定的对房屋的各项权利。一般情况下，房东在出租后3年内不得将租金涨幅超过20%.即使有正当的理由想提高租金，也必须经过房客的同意。如果房客不同意，房东只能提起诉讼，而不能自己强行提高租金。

　　在国内，租客毫无法律保障，面对节节上涨的房租，或者选择用脚投票，或者只能忍受再忍受，成为无奈一族。

　　作者是财经评论员

　　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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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人 :文强死后狂喜的恐怕不单单是百姓

　　文强被处决后，重庆不少人走上街头，通过横幅、标语等行为艺术表达自己的喜悦。

　　前些时一位县委书记被抓后，也有人当街燃放鞭炮以示庆贺。这使我突然想到文革时代的群众大游行，伟人一有新指示，群众就上街庆祝，有时庆祝新思想的问世，有时庆祝什么取得伟大胜利。

　　如果再向历史的深处上溯，就会发现更多类似的现象，比如，某青天为民作主，除去了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或者土匪恶霸，就会有百姓们制作百姓旗或者万民伞之类的东西，高呼青天大老爷，送往官府，以示感激。

　　说中国人没感恩的因子，纯属胡说八道，中国人最善于感恩，不过此种感恩属于单向的，比如，子感父恩，夫感妻恩，民感官恩，官感圣上恩，父夫官圣对子民的感恩也会有所表示，他们的表示只不过是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表面文章。

　　因此，对于重庆人的这一举动，笔者丝毫不感到奇怪，奇怪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此种感恩文化竟然没有丝毫的进化。

　　百姓们高兴可以理解，文强之死毕竟为本地除了一害，但是，还有比百姓更高兴的人，百姓也就不明真相了。

　　中国人讲究喜怒不形于色，喜怒形于色者被人斥之为不堪重任、轻狂浮燥之徒，会被有风鉴人物能力的官爷们所否决，能进入官场者多是城府深似海的面无表情者。

　　文强一死，肯定有比屁民更高兴者，但因他们拥有喜怒不形于色的官场必杀技，因此，屁民们是看不出来的。

　　官场是张大网，上下左右丝丝相连，每一位官都是网中的一环。文强身居厅级高位十几年，作恶多端十数载，要说上峰不知道，那是瞎话。

　　上峰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时刻把握下属们的一举一动，搜集这些情报，一方面是工作上的需要，领导要随时掌握下属动态，考察下属能力，另一方面就是看看下属对自己是否忠心，是否会对自己构成危胁，正因领导有这方面的需要，因此，就出现了大量耳目为领导服务。

　　明太祖有次禁止官员娱乐，有位官员于百无聊赖之际，悄悄与家人打牌娱乐，当天就传到朱皇帝耳中，第二天上朝，朱皇帝明知故问，并拿出了当他们玩时丢失的一张牌，该官员自然叩头如捣蒜。

　　汉朝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准备葬具，中有假的刀枪剑戟，就被张汤查获，结果张汤以周亚夫欲地下造反之罪名给法办。这样事例不胜枚举。

　　如果说隔级领导对下情有所不知的话，还情有可原，顶头上司对直接下属所作所为一无所知，那就绝对有背常理。形成上级不了解下级的情况的唯一解释，就是上下级有亲密的利益联系，或者，下级有更硬的官系在更高层，于是大家相逢一笑，就开始把酒言欢。

　　文强在最后一次见到辩护律师宣东时，说了一句充满意味的话："即使我死了，有些人也会想起我。"联想起文强当初落马后，接受审讯时的另一句话："要死大家一起死。"----这些值得警醒的话语，在提醒我们，一个人死了，并不能就此天下太平。

　　事实上，文强留下的这些话，也曾引起舆论和公众的广泛关切，人们一直在关注这话的背后真相。

　　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起他？按照他的心理思维，至少有这样几种人：

　　一种是他曾经关照的人，而现在依然没有丝毫影响的人，这其中到底是官员，还是亲友，还是老板，不得而知；另外一种可能是他的"恩人"和"靠山"，也就是保护伞，毕竟是受之有愧，心底不安；还有一种是他圈子里的人，没有被"拔"出来的人。

　　现在文强死了，死无对证，一些人自然狂喜不已，不过，外人是无从得见的。

　　百姓们喜是一时的，因为产生文强这样的贪官的土壤仍旧存在，因此一个文强倒下了，后续的文强也就会接续产生，百姓们还没从处死文强的喜悦中回过神来时，新的文强就开始行动了。

　　重庆对警界大换血不久，就有一位涉黑官员倒下，就说明了一切。

　　中国历朝都有青天，汉有强项令、宋有包青天，明有海青天，清有于成龙，这些青天大老爷对官场一阵猛扫，都会赢得百姓一片赞叹，但赞声还未绝，新的灾难就又光临了。

　　而那些暗中狂喜者，他们才是笑到最后者，因为，中国有刑不上代夫的传统，一劫是件小概率事情，据专家学者论证，中国贪腐官员受到惩处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一，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身处官场的时间也就几十年，那些躲过一劫之官可以说再受惩处的概率，更小到百分之零点几，他们从此可以含笑到老、含笑九泉了。

　　文革时代人们称伟大领袖为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到了江青那里就成了满面红光，到了省一级就成了有点健康，你看，官越大就越光荣正确，同理，反腐越往上，也就反不动了，因为人家越来越光荣正确。

　　因此，中国的反腐多是半拉子工程与定点清除工程，反不到者永远正确，反到者自认倒霉，难怪有些受处贪官多是口服心不服之辈。

　　面对这一现状，笔者也是个嘴皮分子，笔者的还不如那些用横幅标语、鞭炮等行为，表达喜悦之情者，只能在此胡言乱语一番，人家的行为艺术还能为领导脸上抹光，笔者的这番言语说不定就敏感起来，直至被封杀了事，白费一场心血。

　　但你不言我不言，大家都这么希里糊涂的过下去，将来灾难来临时，真的就没人为我们言语了。

　　几千年来，都这样子过来，中国人再也不能这样稀里糊涂，否则，灾难就会无穷无尽，在一个自新能力强的社会里，多难可以兴邦，在一个散发臭气的污水坑里，多难不但不能兴邦，多难甚至可以灭种。

　　来源：博客中国 201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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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一个靠女子担当脊梁的民族是阉割的民族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喜欢一人仰望星空，总喜欢把那几颗最亮的星星想象成中华民族的几位英雄女子。

　　中华民族历朝历代都不缺少坚守良知，舍身取义的民族脊梁，屈原、岳飞、袁崇焕、文天祥、谭嗣同等，血性男儿是最为杰出的代表。

　　可是近百年来，中国的民族脊梁竟然多是女子！

　　她们是秋瑾、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

　　百年中国虽然也出了不少反抗暴政，质疑强权，勇于说真话的良心男儿，可在当局的威逼利诱下，绝大多数良心男儿都选择了沉默、屈服，或"低头认罪"。

　　不为当局威逼利诱所动，在淫威和刑罚下仍坚持已见，不向暴政弯腰，宁死也要捍卫良知正义的真英雄，则多是女子。

　　遇罗克因为自己的良心文字被当局枪杀，但如果当局在狱中给他"悔过认罪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很有可能就不再"坚持己见"了。

　　上述几位英雄女子，在狱中都拥有无数次"悔过从新，暨往不咎"的机会，可她们都不为所动，为了良知正义，毅然决然走上万众喊杀的刑场。

　　那是一种真正的硬骨头精神，是百年中国最缺少的稀有品质！

　　一

　　秋瑾

　　自1984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去杭州西湖西冷桥畔祭拜鉴湖女侠。鉴湖女侠就是秋瑾，我生平第一首诗就是写给她的。1984年早春写的那首《西湖凭吊秋瑾墓感咏》，迄今仍铭记在心：

　　须眉男子应堪羞，西子湖边吊女流。

　　鉴湖巨星坠碧土，血染丹青举国忧。

　　龙泉鸣壁恨何在，宝刀岂肯觅封侯。

　　堪叹湖畔痴心女，何不郎前挂吴钩。

　　......

　　秋瑾出生于书香世家，婚后变卖首饰，东渡日本，去那个"一夜间崛起的帝国"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在留学日本期间，秋瑾结识了很多爱国志士，参加了救国组织"光复会"，后并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

　　学成归国后，任大通学堂督办，把这所新式学堂改造成救亡图存的基地，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举行推翻满清王朝的起义。起义消息泄露后，秋瑾被捕，两天后在浙江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

　　秋瑾不但是一名前无古人的爱国志士，还是一位前无古人的杰出女诗人。她的诗像燎原烈火，照亮了专制中国黑暗的夜空。诗中透射出的豪情壮志，连豪放派词坛的泰山北斗苏轼、辛弃疾也无法与之比肩。

　　1907年7月15日，是秋瑾的受难日。她死前的绝笔是：

　　"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瑾临刑前唯一要交待的后事，竟然是请求免除女子临刑剥光衣服的惯例，全身受刑。

　　那时中国官场的良知还未完全泯灭，不少官员还残存最后一点人性。主持审讯秋瑾案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多次和上司抗争，为秋瑾鸣冤。秋瑾就义后，知县李深感"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无时无刻不在承受良心的谴责，三个月后不堪忍受巨大的精神痛苦，自杀身亡。

　　不仅李忠岳良心发现，当时中国的改良、革命、中间三大政治力量，都众口一词抨击清政府杀害女侠的暴行，最终迫使清政府向民众让步，把走狗主凶浙江巡抚、绍兴知府免职。

　　......

　　二

　　林昭塑像

　　和秋瑾相比，中华圣女林昭的悲剧更深一层。

　　林昭一样出生于书香世家，上世纪五十年代江苏省的高考状元，进入北大后任校刊《红楼》的主笔和编委会员。因为相貌文静秀丽，又写得一手好诗，被同学老师戏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那场天良丧尽的反右运动，把曾经和睦友爱的同学异化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

　　林昭的可悲之处就在于置身非人世界却不肯泯灭良知，不识时务站出来为一名因为说了真话而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同学鸣不平，和那位同学一道被划为右派，被判劳教三年，成为众人不耻的"阶级敌人"。

　　在那个万马齐喑的疯狂岁月，林昭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1960年春，林昭因病回家乡休养。

　　林昭回到故乡苏州后，依旧不肯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力，并筹办针砭时弊的杂志《星火》，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林昭再次因思考惹祸，在1962年底被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三年后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专制暴徒因为心灵肮脏的缘故，对于年轻貌美的女子总要留条"洗心革面"的生路。尤其是象林昭这样美而且惠的绝代才女，冷血恶棍多么希望她能屈服在他们的淫威下，任其玩弄宰割啊！

　　林昭不愧是中华圣女，让那些两条腿禽兽的肮脏愿望，一个又一个落空。

　　为了让林昭屈服，狱卒对她施加了灭绝人性的残酷折磨。林昭在血书上写道：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不仅如此，狱卒还把身患重病的林昭，交给急于立功的冷血女刑事犯打骂侮辱，把她身上的衣服撕成布条，掐得她满身伤痕，大片大片的头发被拔光。每天要把她如此"批斗"至少两个小时。

　　但林昭依旧没有屈服，用频繁的绝食、自杀，表示抗争，并且从没停止发出正义之声。狱中没有纸和笔，她就用自己的鲜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下二十多万言对暴政的控诉文字：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每当我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使我条件反射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以后，确实被摧残殆尽了"。

　　"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们的善良、单纯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加以煽动，加以驱驶，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与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力时，就遭到空前未有惨毒无比的迫害、折磨和镇压。"

　　"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了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作奴隶的同时，但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

　　"...... ......"

　　当那些禽兽狱警试图强暴她时，林昭拚死反抗，平时把裤子和上衣缝在一起，需要方便时在裤裆处剪开一个口，随后又马上用针线缝上......

　　在"肮脏的希望"一个个破灭后，那些管理干部们终于脑羞成怒，向上层专政机关报告了林昭的"极端反动"和"抗拒改造"。

　　专政机关宣判林昭死刑。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改判的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决，随后毁尸灭迹，年仅36岁。

　　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向其母亲索要5分钱子弹费。

　　林昭被刽子手枪杀后，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份媒体为她鸣冤；和五十年前秋瑾遇难的社会反响有着悲剧性的强大反差！

　　两相对比，中华文明在半个世纪内倒退了多大的距离？

　　人性泯灭，公道丧失，整个社会麻木和疯狂。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但只是"衣冠冢"，尸体至今不知所在。

　　随后的几年，在去西湖的旅程中，我都要绕道苏州，在灵岩山祭奠林昭之后，再去西冷湖畔祭拜剑湖女侠。每次触摸林昭的墓碑，我的眼眶总是溢满了泪水，说不清是为林昭流泪；还是为我们的民族流泪。

　　三

　　张志新塑像

　　林昭虽然在狱中受尽了令人发指的虐待，但还能拚死保持住最后一点尊严；同为女人的张志新则在狱中受尽了惨无人道的凌辱。

　　在林昭惨死的明年，张志新因向同事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关进监狱，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头发几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强奸、轮奸无数次；终致精神失常。

　　在丧尽天良的迫害凌辱下，张志新仍然拒不认罪，一次又一次发出良心声音，抨击个人迷信，对"三忠于"和到处跳"忠字舞"极端反感。

　　"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

　　"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

　　"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因始终坚持自己无罪，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监狱因此提出了死刑报告。1970年5月，经毛太阳的侄儿毛远新亲自指示，张志新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改判死刑。

　　1975年4月4日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临刑前，因害怕她当众喊口号，四个冷血壮汉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她呼喊挣扎，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

　　至于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说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有一说是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有揭开。

　　了解张志新的悲剧后，我真诚希望中国的女子尤其是漂亮女士，永远也不要过问政治，中国的政治对女人来说太......

　　四

　　李九莲

　　如果说暴政凌辱了张志新女士的身体；那么无辜弱女子李九莲则连尸体也逃不了被凌辱的命运。

　　李九莲，原赣州市第三中学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文革后成为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副团长，1969年2月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工人。

　　1969年2月27日，她给当兵的男友信中，讲了她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些越轨看法：

　　"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秃一样......."

　　李九莲男友居然把情妹的情书交给了部队领导，意图立功受奖？

　　百年中国为何盛产这样的男人？

　　1969年5月15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判刑五年，林彪倒台后被释放，但仍按五类分子对待。

　　1974年，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张贴了要求平反的大字报，立刻轰动了全赣州市，并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人们纷纷写大字报支持李九莲。

　　同年4月19日深夜，赣州地委将李九莲秘密逮捕，押往兴国县看守所。

　　1975年5月，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另有40多人因替李九莲说话被判刑......

　　李九莲再次入狱后，宁死不屈，受尽折磨。其间，她曾绝食72天以示抗议。监狱强行给她注射葡萄糖，李九莲稍有知觉，就将针头拔下，以至于不得不捆住她的双手......

　　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下面的诗句：

　　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的啼出血来，

　　又有何用？

　　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

　　还能得到一声回响，

　　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

　　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

　　因为在服刑期间拒不认罪，李九莲被监管干部栽赃"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丧心病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公然为'四人帮'鸣冤叫屈"的莫须有杀头罪名。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三万人的公判大会。李九莲身穿黑色囚衣，脚戴镣铐，颈插长牌"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五花大绑地被按跪在主席台上。她的嘴巴里塞着一块竹筒，防止她喊反动口号。游街示众后，年仅31岁的李九莲，被押到了西郊通天岩刑场......

　　更具悲剧意义的是，李九莲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和她划清界线，在她入狱后三年没有看望过她一次，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连死后也拒绝为其收尸，任尸体在荒野暴弃数日。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面前，连至亲之人都把她抛弃了，人性倒退到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

　　李九莲的尸体最后被一位退休老光棍看上了？老混蛋居然割下她的性器管，拿到家去猥亵。

　　五

　　钟海源

　　钟海源是一名小学教师，因出于正义和良心的召唤，为一面不识的李九莲鸣冤叫曲。1976年被抓进监狱，判刑12年。在监狱里，她仍继续宣传李九莲无罪！

　　她不只一次，二次，而是数十次地与看守辩论。每次都遭受严刑拷打，但即使嘴巴被打出血，头发被揪掉一大把，还是拒不改口。最后，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声援李九莲的"反动口号"。

　　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罪名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钟海源听完死刑判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她平静地说："跟你们讲话白费劲，我们信仰不同"，说完，昂首离去。

　　4月30日早晨，钟海源在死囚小号里，从从容容吃完生命中最后一顿饭：4个小馒头，一碗粥，一碟小菜。她坐在地上的草席上，一口一口慢慢吃着馒头，细细咀嚼，边吃小菜，边喝粥，把所有的饭都吃的干干净净。

　　之后，她拿出梳子，梳好了长发，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一疙瘩，穿上一件挺新的花格呢短大衣，安详的样子让人不可思议。

　　又是五花大绑，又是监狱里批斗，又是揪头发，弯腰低头，又是挂大牌子游街，又是背后插一个斩牌，又是用绳子勒住喉咙，又是一长串威风凛凛的车队......

　　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住着一位高干子弟，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最好能从活体上取。他说女肾比男肾好...... 医院通过部队领导转告行刑的一位副营长，不能一枪打死，要留活体取肾。

　　于是钟海源在死前被野蛮活体取肾！

　　钟海源的遗体却没有暴弃在荒郊野外，而是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走，供医生们作解剖标本......

　　六

　　黎莲

　　生平不详（她的遗像也找不到），目前的资料中可以找到的仅仅是她做过红卫兵，读过中学，1970年被枪决时18岁，有一个在部队服役的男朋友。

　　被活体取肾的还有少女黎莲：她和李九莲一样，给在部队服役的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判死刑，1970年被枪决时年仅18岁。

　　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半尺长的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然后匆匆往里面塞上一团药绵，纱布，来不及缝合就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同时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也许只有文革中国才会干出"为了给高干治病"，把无辜弱女子活体取肾的野蛮兽行！

　　七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欲哭无泪，呼唤苍天，永远不要给女人过问政治的机会。

　　我也呼唤中国男人，勇敢承担起自己挑战邪恶，匡扶正义，坚守良知的责任，不要再让文弱女子替代你们抛头颅洒热血了！

　　一个靠女子担当脊梁的民族，是阉割的民族！

　　在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表决通过把"国家主席"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时，在场的代表只有一个女人坚持不举手。

　　她就是共和国女将军----陈少敏！

　　来源：博客中国 201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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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大幅增持日本国债是往枪口上撞

　　总有一些蹊跷的事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上演。

　　最近，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对日本国债的热忱，正在一个个新高中呈现。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新买入日本国债再创新高：7352亿日元，该数字超过今年1―4月的总和（5410亿日元），而前4月中国对日本国债购买量（5410亿日元）却是比2005年全年多了一倍以上……尤其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最严峻的5月加快了购买日本国债的步伐，使得今年前5月增持日本国债总额超过1.27万亿日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投资者对日本国债的追捧，使得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路走低，截至本周四晚间（7月8日）该收益率持稳在1.10%……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并非中国购买日本国债的全部。因为日本公布的数据只考虑交易发起国。英国《金融时报》举例说明这一点：假如一家中国投资者通过伦敦的某家经纪商购买日本国债，那么这笔交易将记在英国名下。由于英国通过中国渠道购买日本国债的可能性较小，中国购买日本国债的数额可能还要大。

　　日本国债的风险，要远远超过美国、欧元国的国债！可以说，是全球所有发达国家中风险最大的！

　　日本债务危机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它比欧元国更为严重！现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安全临界点是60％以下。而根据IMF、标准普尔及渣打银行的数据，当前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14.3％，远超过希腊的120%！超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两倍多！

　　标准普尔在今年1月已经调低日本的国债级别。

　　日本债务危机随时可以引爆。只是，华尔街的投机大鳄们在等到引爆它的时机而已。

　　中国兴致勃勃地往枪口上撞，无疑将对猎人产生更大的诱惑力。

　　2010年6月21日，我在《两房退市：一个醒目的标志》一文中写道：如果中国继续以某种条件换取人民币不升值，日元接下来将遭狙击，人民币对日元将间接升值……再接下来是东南亚。于是，有关部门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犹如剧本，从开始起，结局就定了。

　　中国增持日本国债，有三种说法：

　　其一，出口原因。根据国外一些外汇分析师的分析：中国对日本国债的需求，很可能是推动日元走强的因素之一。自今年初以来，日元兑欧元累计升值20%以上。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如果中国是基于自身出口的因素，用这种方式力托日元，无疑是蠢到家的选择。一方面，这种推动力非常小（日本国债主要持有人是日本国内的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国际投机大鳄们一旦展开狙击，日元将以比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更快地贬值！――这一狙击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狙击与否的问题！

　　其二，政治原因。有媒体评论说："中国突然大量增持日本国债，本意是给日本民主党投下政治信任一票，希望能够在中日关系上有新进展，但鸠山由纪夫上任半年多便在日本右翼和美国连手打压下尴尬下台，而新上台的菅直人则一改过去亲华姿态，义无反顾地跟着美国走，反复宣扬要警惕中国军力膨胀。中国机关算尽，反而赔尽外汇储备，到头来恐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教训是，无论是政治还是投资，中国都需要从更长远的利益和大趋势上去考虑。日本历来都是反华势力占据绝对主导，过分沉浸在自欺欺人的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意淫中只会让中华民族再次面临劫难。

　　其三，分散风险原因。这一说法非常牵强。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美国、德国和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分别约为3%、2.6%和1.2%，日本国债的收益率最低，再加上其负债占GDP比重全球罕见，风险之大，无出其右者。

　　对冲基金早就瞄上了日本。据报道，澳大利亚对冲基金Blue Sky Apeiron直言日本可能会面临一场债务危机，与震动全球市场的欧洲这场危机类似。Apeiron全球宏观基金经理Hobart称，未来两年日本将苦于偿还高额政府债务，国内储蓄下降将促使日本依仗外国投资者为其财政缺口提供融资。

　　是的，日本正面临着老年化问题，国内储蓄率下降，民众对债权的消化能力下降，如果外国投资者不提供融资，日本国债的安全系数就命悬一线。据报道，即使基于2010财年475万亿日元的GDP总量保守估算，日本的公共债务也已超过950万亿日元，摊到每个日本人身上的债务超过750万日元。

　　但没有想到，在危急关头充当这个冤大头的会是中国！

　　6月11日，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就任后的首次政策演说时坦承："日本财政已成为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情况，过度依赖国债已让财政持续恶化，就像希腊给欧元区带来的混乱一样，日本若再坐等，将有破产之患。"日本财务省官员也说："国内投资者是日本国债维持稳定的主要因素，但这些投资者大部分是日本银行，如果银行遇到问题，日本国债市场就不会继续稳定下去。"

　　连日本人都认识到了其国债的高危性，中国怎么会忽略或者漠视这种危险呢？！

　　根据辜朝明先生的研究，日本早在20年前就已经陷入资产负债表陷阱。过度负债者全力偿还债务的经济体有以下3个特征：信贷和银行资金供应停止增长，这不是因为银行不愿放贷，而是因为企业和家庭不愿借钱；常规的货币政策基本失效；私人部门改善资产负债表的愿望，使政府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出现。其结果是，在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调整结束前，旨在使货币及财政政策"正常化"的所有努力都宣告失败。

　　日本不是美国，可以通过债务的扩张实现国力的扩张，稀释债务，更重要的是，美国永远不用担心偿还国债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胆敢硬着头皮向美国索债！日本真正走出资产负债表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拼命增持日本国债的动机令人难以理解！

　　更要命的是，日元资产的流动性远远低于美元、欧元，一旦持有者被套很难抛售套现，国外的机构不愿意去买日本的国债，就是怕关键时候找不到愿意接盘的，砸在自己手里！唯一万幸的是，中国增持的日本国债主要是一年期短期国债，而中国留给自己的纠错机会，也只有这一年的时间而已！

　　因缺乏远见和洞察力，中国增持美国国债和美国股票后，次贷危机爆发，美元贬值；然后，转而增持欧元国债避险，随后欧元区债务危机就爆发。中国外汇储备成为红颜祸水，流到哪里哪里出事，或者说，哪里将要出事就流到哪里，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如今又增持日本国债，能够走出那个魔咒吗？不！对日本的货币战将比欧元狙击战更容易展开。是华尔街太贪婪太凶残太聪明，还是中国太愚蠢？

　　由官僚而不是真正懂得投资和爱护这个国家财富的人去主导财富的保值，风险之大，难以估量！让人不能不心痛！心痛！心痛！

　　主要依靠增发基础货币积累下来的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国内通货膨胀的重要源动力，是国民生活压力沉重的根源之一。既然无法确保外汇储备的升值，不如减少外汇储备，藏汇于企业、藏汇于民，使外汇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同时，应该改变重货币储备而轻实物储备的倾向，多储备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在资源为王的时代，储备稀缺资源比储备任何货币都更能确保财富升值！即使向货币方面配置，也应该适当考虑那些更有前途的货币，比如加元、澳元等有丰富资源依托的货币，而不应该在垃圾货币中打转转。总之，外汇储备应该造福于民，而不应该成为民众噩梦的源头。期待国家的智囊团队，以民族利益为唯一出发点，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个苦难的民族，实在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来源：http://shihb.blog.sohu.com/156293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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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荒原:触目惊心——悬崖边上的中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头脑健全的人都知道的道理，实践的体现是要用具体数字来说话，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那么，以下这些惊心动魄的数字能说明什么问题，有良心的正常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自然会有结论：

　　1、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属于世界前列，基尼系数达到4.6，"朱门酒肉臭，路有穷死骨"现象再现。

　　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6600万元，农民工不到6000元。

　　中国政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工具，世界银行就有统计，说中国１％的人占有４１％的财富。中国政府就是１％的人手中的工具。而消除收入差距，公平收入分配，提高劳工工资，完善社保之类，并不符合那１％的人的利益。谁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呢！

　　2、中国30年来，外逃贪官4000多人，卷走国家资金4000亿以上，腐败已经泛滥到全社会各个角落。既有官僚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司法不公，还有更多私营企业的各种腐败犯罪现象.

　　3、中国近年来每年自杀死亡25万人以上，全国患各类精神疾病者近一亿，大多与生存压力有关。

　　4、全国90%以上江河湖泊被严重污染，上海附近的太湖是典型。全国酸雨覆盖面积30%以上，三分之二的草原沙漠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

　　内蒙古草原由于为出口羊绒，养山羊啃草根，草原大部分被毁坏，早已难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沙漠肆虐，森林剧减，今天的沙漠距离北京天安门已不到80公里！

　　5、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

　　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占用着农田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6、犯罪猖獗。犯罪率是前30年的10倍以上，各类恶性案件层出不穷，全国有91万武警，800万以上保安，警察数量是前30年的十几倍.中国已成警察国家，耗费大量人民血汗养这些青壮劳力。

　　7、全国爱滋病人数从前30年的0人，增加到目前100多万人，吸毒人数从0，增加到300万人以上，妓女从0增加到2000万人以上，性病更是不计其数。

　　8、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

　　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 ，死亡率上升了37%.

　　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

　　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

　　9、全国十大支柱产业已有七大产业被外资控制，亿万农民工血汗换来的2万亿美圆外汇，有约1万亿购买美国国债，全部600多吨黄金储备存放在准敌对国美国，美国是台独、藏独疆独的总后台，是我国宿敌日本的军事同盟国，还存在巨大意识形态争端，这些巨大财产无疑存在极大风险.

　　10、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

　　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11、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

　　12、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

　　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

　　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

　　13、当前全国失业人口超过2亿（温家宝话），全国90%以上人口基本无社会保障，上学、就业、医疗、住房，甚至吃饭，打官司都困难.

　　14、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

　　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

　　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

　　15、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森林面积的20 %以上。

　　出口煤炭数以亿吨计，被日本其用来填海储存能源。

　　16、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

　　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17、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

　　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

　　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

　　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

　　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18、全国稀有、贵重矿产80%以上已经采掘殆尽，钨、稀土战略资源大量低价出口。

　　19、环境污染，有毒有害食品造成的疾病以惊人速度上升，是前30年的几十倍；仅地沟油每年流入市场300吨以上，这是含黄曲霉素的强致癌物质，而且危害面涉及全部中国人！ 92年时就开始禁止，多年禁而不止！

　　20、几十年来引进外资上万亿美元，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代加工产业，用中国的资源，环境破坏和农民工血汉汗，滋补发达国家的人民，缓和其国内矛盾.，而核心技术基本全部牢牢掌握在外资手中，例如，大规模集成电路，精密加工，新材料，家电汽车核心技术等等。

　　21、中国的房地产寿命最多70年，而发达国家普遍是200年以上，各地官僚和黑心地产商勾结，不断制造虚假GDP，反复拆建，浪费各种资源每年几千亿以上。

　　22、把全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这样一个数字――8%，我们来做个比较，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是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都在20%上下。

　　我过去讲课就问过一个问题，大家认为我们中国的比例会是多少，跟哪个国家比较接近，结果90%的人都说，我们国家跟非洲是一个水平，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太乐观了，告诉你我们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郎咸平语）

　　23、中国的通货膨胀相当严重。人民币目前是对外升值，对内严重贬值。举例说，我们的97号汽油价格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松下54寸的彩电是美国的3.4倍，宝马Z4我们买9万美金，美国是3万美金，Levis牛仔裤我们是美国的7倍，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

　　同样价钱的一块地，美国是一家别墅住一个人，我们是高楼大厦住1000个人。所以，我们发觉我们的盗版会那么猖狂，是因为3块钱一张的碟，才符合我们的收入水平。（郎咸平语）

　　24、中国的私营企业工人每天平均劳动时间普遍在12小时以上，而且大部分不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甚至相当多企业不签劳动合同。典型事例：深圳最大的企业――台湾公司富士康，09年12月以来连续发生13起员工因为不堪忍受剥削压迫而跳楼自杀事件。

　　以上惊心动魄的数字，难道还不能让全体中国人民醒来吗？难道还不能让我们重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吗？

　　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明知死路一条，还要狡辩说"坚持"、"绝不"，岂不是荒唐可耻？

　　要为人民鼓与呼：如果再刻意回避政治体制改革，难免有一天火山爆发，后果是万劫难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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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门云扬：假若温家宝是总书记

　　看着温家宝忙碌的身影，有时不禁想，假若他是总书记，中国会是另一番景象吗？

　　所以发此联想，是因为无论就才学、胸襟、抱负，还是理想，温家宝举手投足之间，比胡锦涛更多一份“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领袖风范。

　　先说理想。胡在中央高层十八年了，谁见过他主动表达过自己的政治理想？若前面的十年他是王储，必须潜踪匿迹，尚可理解。但他这八年贵为中华第一人，多少总该表达一下自己的理想吧。还是没有。除了照本宣科就是不�言笑，是最没有性格特点的一位皇帝。一个没有理想的官僚，只能是一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

　　温家宝无疑比胡锦涛多出一份令知识分子敬仰的人文色彩。无论是他吟诗言志，还是畅谈政改；无论他心系普世价值，还是体认公平；无论是他看望学术泰斗，还是纪念耀邦；无论他与老农促膝谈心，还是面对民间疾苦黯然落泪，都无不展现出他不同于其他中国官僚的人文理想。这种理想使他与胡比起来，更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胸襟。

　　次说才学。胡锦涛语调永远平缓如一，讲话永远干巴生硬。据说一天大部分时间就是在那儿背讲稿。就连在家里也难于流露出人性温情的一面，据中南海知情人透露，胡的夫人、儿女听他说话，都像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首都报纸摘要节目一样。这样的人，有什么才学。

　　温家宝完全不同。总是能恰当地引经据典表达心意，每每召开新闻发布会，总会引动中外媒体的关注。除了这些，还常撰文，或阐述治国理念，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或纪念恩师，如《再回兴义忆耀邦》。要理论有理论，要思想有思想。胡锦涛何及其万一？

　　再说能力。胡锦涛学理科的，却跑去搞学生工作，再进一步成为团干，除了一门心思往上爬，讨好上司换得仕途升迁，还会什么？中国百姓比较朴实，但凡能干一点的官，百姓总是能记住他们的好，比如“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大凡中共领导人上台，媒体也会连篇累牍地宣传他们以往的政绩，但令中宣部伤透脑筋的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出胡锦涛在甘、藏、黔这些地方的丝毫政绩。面对国内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民族矛盾，道德沦丧，上学难，住房难，就医难等等，没见他出过一个策，划过一个谋。这样的人贵为总书记，哪里是万民之幸!

　　温总理早年地质专业毕业，一来甘肃就走遍山山水水，在向中央领导汇报时对甘肃地质情况如数家珍。及至副总理，主管农业，走遍中国大部分农村，98抗洪，功劳是江泽民的，但苦劳却实实在在是温家宝的。及至登顶宰相，仍下矿井，走农村。免农业税，一改中国数千年之传统，救农民于水火。抗危机，四万亿大手笔，使中国经济独秀于世界。八年前，中国尚四处作揖，八年后，列强纷纷向中国示好。中国经济实力令世界刮目，温家宝之功当数第一。

　　就连所谓的亲民，也完全衬出胡与温的高下不同。大凡重要的举动，都是温总率先而为，而胡锦涛东施效颦。先行者是真亲民，后学者是假做秀。十六大胡温上台伊始，即有新政之声。现在看来，新则新矣，只在温总。亲民是温总先做出的，胡锦涛步其后。抗震救灾，温总两次都是第一个到达现场，胡锦涛也总是落后。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粉笔字秀”：2008年5月23日，温总理视察劫后余生的北川中学临时教学点时,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这四个字，一时传为佳话，而2010年4月18日在震后玉树胡锦涛效法温家宝，写下“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这12个粉笔字。若没有中宣部开动宣传机器，胡锦涛的狗尾续貂，不会成为所谓的“佳话”。温总理写粉笔字在前，那是真性情真亲民，胡锦涛学粉笔字在后，那是假亲民真做秀。

胡锦涛如此拾人牙慧，只能说明他的智力有问题。智力有问题不要紧，一个领导者，不必事事比人强，更不必样样都能懂，会用人能用人用好人就可以了。但胡温这些差距，正说明在用人问题上，胡更不能识人用人。

且不说治国方略了，就连“亲民秀”，胡身边那些那些总管、秘书、化妆师，比如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陈世炬等等，个个电视上正襟危坐，人模人样，出国陪同有他们，国宴山珍海味有他们，外交迎来送往有他们，升官发财更有他们，但该他们给胡锦涛出个像样的主意时，就没他们了，就是不能给胡出哪怕一个好主意。出不了好主意，也不要紧，别亦步亦趋学人家温家宝啊。温总是真亲民，你学就成了做秀。一开始他们学温总还换个花样，温总下个矿井，他们赶紧给胡锦涛戴个安全帽；温总吃个馒头，他们就让胡锦涛赶紧去包个饺子。最后竟然连花样也懒得变了，温总写个粉笔字，就让胡锦涛也写个粉笔字，直接玩盗版。哪怕是你改改毛笔呢，也算有点了“创新”啊。

怪不得中国近年来兴“山寨文化”大行其道呢，胡锦涛直接盗版温总的粉笔字秀，说明“山寨文化”的源头，就在中南海哩。

真是兵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胡锦涛照着自己的模子识人用人，用的全是比他还弱的人。中国历史一再印证，这些人除了当太监，伺候主子吃喝拉撒睡外，政事上绝不能指：坏事全有他们，正事没一个能行。东汉末年的十常侍，明朝末年的阉竖专权，历朝历代衰亡曲中，这些人都是最为重要的休止符。

相反，温总身边的人，个个低调，人人能干。比如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曾当过国家发改委主任，对中国经济问题了如指掌。总理办公室主任丘小雄，是北大经济系的高材生，正儿八经懂经济搞经济的。根本是胡身边那些动笔杆子，耍嘴皮子，或者专事伺候主子的奴才所没法比的。

总之温总理在副总理时期的任劳任怨，八年总理任期内的鞠躬尽瘁，充分展示了一个大国总理的才能和胸襟。不光国人称赞，就连国际社会也赞誉有加：2008年温总被评成为美国知名网站 Facebook最受欢迎政治名人之一。2010年年初，美国著名智库欧亚集团评选出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全球十大领导人，温家宝排名第一。而胡锦涛呢，4月份的一项全球最受欢迎领导人国际调查中，胡锦涛惨遭垫底，排名甚至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之后。

有不喜欢温家宝的左派认为，胡锦涛这个人厚道，作为党的总书记，开好船的责任太大，为了让大家同舟共济，只能是隐忍个人理想，以大局为重。而温家宝这个人是政坛老手，惯于翻手云雨，过去背叛赵紫阳而投向邓小平，现在又背离胡锦涛而投向江泽民，什么时候都是两头不吃亏，而且只知道做秀，没有真才实学。等等。

这说种话的左派，他们不是不明白，船行何方，不是由大副决定的，而完全是由船长决定的。身为中国这条大船的船长，在世界文明发展波澜壮阔的今天，不进则退，胡锦涛有什么可资称道的作为？他一路上小心翼翼避开的，不是会导致中华民族危亡的暗礁、险滩，而完全是可能会给他自身带来潜在危险的激流、峡口。决定他行为的，不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只是个人安全进退。纵然是一跃而使中华民族百病得愈的机会，只要危及到他自身，他都决不会前进半步。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政治改革。经20余年经济改革，至胡锦涛手上，已积累了丰厚的政治改革资源，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冲破险阻，缔造中华民族新纪元。但胡为了不让别人说他是戈尔巴乔夫，不仅对政改避之未恐不及，而且祭毛魂，展左旗，大兴文字狱。不仅右派刘晓波莫名入狱，就连左派张宏良的博客也被封杀，一时间中华大地复现莫谈国是的清末旧状。

若温家宝是总书记，这种情形可能会出现吗？对于悲天悯人，而常怀救黎民于水火之心，数度表达政改追求的温家宝，左派们除了棍子，还是棍子。

左派之所以总是贬温扬胡，不是因为胡做的好，而是左派权斗的立场手法所致。因为历史上，左派之所以永远不倒大霉，是因为他们永远骂老二、老三和下台的老大，不骂台上老大。文革时，他们骂刘、周、邓，但绝不骂毛泽东。邓小平时期，他们骂胡耀邦，骂赵紫阳，但绝不骂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他们骂邓小平、李鹏、朱�基，绝不骂江泽民。现在胡当政，他们当然只骂温家宝，顺带骂骂江泽民而已。这是左派金身不倒的秘技。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如邓立群，再如90年代写万言书的那些左派，再如何新，再如现在的张勤德、张宏良。

最近左派又掀起一股借古喻今的批判之风，以批“宰相”为名苛责温家宝总理。对于左派而言，纵然台上是阿斗，他们也只会骂诸葛亮，而不会骂阿斗。左派们搜罗了一些历朝历代灭亡时宰相的作为，以证明“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孰不知，这些左派们根本不懂历史。中国历史上，并非永远都是皇权与相权的结构。明朝相权是被剥夺最厉害的。清朝的相权也不大。一个不大的相权，能有何作为？左派们为什么不再进一步思考一下，每个朝代灭亡时，不都有一个把祖宗江山给弄丢的皇帝吗？左派们为什么不批评批评皇帝呢？同样，历史上不是有那么多中兴盛世，都有一个为人称道的宰相吗？左派们为什么不拿这些有为的宰相来比照一下自己的观点呢？

 

对于左派而言，假若温家宝是总书记，他们还敢骂吗？

　　对于中国而言，假若温家宝是总书记，中国进步的是不是更快？

　　历史没有假若，所以现实只有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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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士杰：李鹏「六四」日记外泄与中国电力易帜

　　李鹏「六四」日记外泄与中国电力易帜

　　孙士杰

　　李鹏「六四」日记出台的背景 最近，李鹏「六四」日记近日弄得沸沸扬扬，各方猜测与分析莫衷一是。据中南海内部人士透露，中共高层已将该书泄露视为重大政治事件。到底是李鹏自己，还是他的政敌泄露出去的还不清楚，但该书「适时」泄露背后却大有文章。 相关消息称，李鹏「六四」日记本拟在大陆公开出版，但中共高层有人不同意，认为时间敏感，于是只印成内部资料叫《关键时刻》，在一定范围内发放。中南海内部人士透露，李鹏之所以在中共高层内部抛出「六四」日记，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李鹏来日无多，要做一些政治交待。

　　「六四」是李鹏最大污点，在自己死前，要把当初一些内情交待出来。澄清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实，至少在他看来，开枪是邓等一些元老的指示，是中共集体决定，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李鹏书中将责任主要归之于邓小平。 李鹏在《关键时刻》中为自己辩护，撇清责任，指1989年5月17日，由邓小平拍板决定军队入城及北京实施戒严，当时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也在场，只有赵紫阳反对决定。并指他自己亦已作最坏打算，准备好牺牲自己及家人的性命，阻止示威变成好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悲剧。李鹏在日记透露，在5月19日，邓小平指出次动乱出在党内，直言「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表面上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他自己和赵紫阳。邓提到戒严时指「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果然，日记一流出，香港媒体就有评论认国，邓是主凶，李只是帮凶。 二是向温家宝示好，为温总「六四」中的行为辩护，替温总回应党内左派的批评。

　　近年来，对温家宝的批评声越来越多，尤其是中共党内的左派，对温发起了一轮又一轮进攻。比如，温家宝提出「普世价值」，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首的一帮左派，就公开撰文批评「普世价值」。再如，去年9月，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局长的左派代表人物张勤德撰写万言书《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在中共内部传播，对温家宝当政以来的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文章历数温家宝六大「罪状」：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赵紫阳集团的气焰更加嚣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更大损害，等等。除此之外，还提出关于温的太太与儿子从商的各种传言，要温总澄清。这篇文章后来被人弄到网上，引发的讨论至今未息，使温家宝十分狼狈。 究其源头，多年来，左派一直将温家宝陪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行为，视作温家宝是赵紫阳集团的「余孽」证据。「六四」后，中共左派元老薄一波、王震等也因此事向温家宝发难，认为其不合适继续在中央工作。李鹏日记中多次提到温家宝，展示了一个与左派眼中温家宝是赵紫阳集团代表人物形象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李鹏除了用一些事实证明了温家宝坚决站在党中央、邓小平一边，甚至称赞温家宝「党性原则很强」。如关于温陪赵去天安门一事，李在日记中就明确记载为：「凌晨5时许，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赵紫阳由中办主任温家宝陪同，我由国务院秘书长罗干陪同，分乘两辆救护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同学。」肯定温陪赵只是中央决定，是工作内容，而非私人帮派行为。李鹏还提及宣布戒严之后，温家宝积极表态，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方针，拥护小平同志的决定，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积极完成中央交给中办的各项任务」。还透露，戒严令宣布之后，以彭冲、叶飞为首的一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求委员长万里中止访问美国，回国主持紧急会议，赵紫阳也口头表示同意让万里中止访问美国，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要温家宝发电报通知万里，但温家宝「看了电报稿之后，就对胡启立说，这个电报中办不能发」。证明关键时刻，温家宝同志决定地站在邓小平一边，李鹏为此称赞温家宝「做得是对的」。直接证明温家宝在整个「六四」期间，始终以党性为原则要求自己。

　　这也与赵紫阳回忆录中的相关记载相印证。赵在回忆录中说，是温家宝在关键时刻阻止他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想法。赵的家人对温家宝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三是间接告诫中共高层，他身上有两个「血统」。一个是「革命的血统」，一个是「六四的血统」。正是他这个革命者的后代，是他李鹏在关键时刻保卫了党，才有了大家的今天。

　　李鹏在日记中，再三强调自己在关键时刻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而忍辱负重，与「分裂势力」「坚决斗争」，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言外之意，没有他当时的坚决，没有「六四」开枪，不仅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更没有什么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今天。

　　博讯网「《李鹏日记》原是为李小鹏隔代接班呐喊助威」一文中有一点说的很对：李鹏使用这本书向全党表明：是他李鹏当时的坚定不移，才保住了共产党，才有了今天共产党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儿孙子女享受荣华富贵。究其本质，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跟李鹏一样，「六四」的最大受益者，大家的权势、钱财，无不来自于「六四」。如果有利益了大家只享受利益，却把鲜血全洒在李鹏一人身上，那就是这些人的政治品格有问题。

　　也即，李鹏通过日记客观上展示了一个「六四的血统」，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这个「六四血统」的产物，享受着「六四血统」的既得利益。若有人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不光李鹏不答应，中共也不答应。

　　李鹏敢以此提醒中共高层，也是因为他多年来，对军队利益的照顾在起作用。目前中共三军高级将领中，受到周恩来恩宠的高级领导人的子女掌握了绝对的军权，基于历史血统，这些人对共产党和李鹏都有特殊感情。这是「革命的血统」所决定的。

　　如此身系两大「血统」，谁想挑战李鹏，就要掂量掂量了。

　　果然，李鹏日记一传出，李小鹏的行情就看涨，最近荣升山西常务副省长，就是这两个「血统」在起作用。 虽然李鹏两个「血统」论杀气腾腾，但家大业大的李鹏知道撕破脸终究对谁都不好，才主动向温总示好。但国务院内部人士透露，李鹏夸赞温家宝，并不是出于保护干部的公心，而完全是向温总妥协，以换取李家子女仕途和钱财的安全。近年来，温家宝主导的电力改革，不仅已频频伤及李鹏人马，将电力这种李家之地抢去大半，而且已经伤及李鹏子女，令李鹏无法招架。李鹏在正面攻守中失败之后，希望通过日记向左派喊话，向温总示好，以换取转寰空间。 但李鹏却弄巧成拙。李鹏以左派僵化脑袋思考，自以为以「党性原则强」帮温总正名，会换得温总的好感，反而犯了温总的大忌，招致温总更大的愤恨。因为温总长期以来，有意保持自己与赵的暧昧形象，并不刻意划清与赵的界线，是因为温总深知这种「不清不楚」的形象对自己最有利，进可攻退可守。温总还动不动讲讲政改，谈谈民主，唱唱普世价值，唤起大众对他陪赵紫阳去天安门看望天安门的记忆，就是刻意在维护自己所谓的民主形象，以期在万一天下突变时进退有据。 据说，李鹏日记在高层开始传播时，温总就让身边心腹悄悄找了一些可以信得过的专家学者，让他们研读其中提到他的章节，对他形象是否有影响。结果，这些人的意见基本一致：日记利用敬爱的温家宝「六四」期间为了维护党的集体利益不得不无奈做出的一些决定和行为，把温总理写成一个和李鹏立场一样，只认党性，不讲人性的人，并不能缓解极左派的攻击，也不利于敬爱的温总理在人民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形象，可能对温总理身受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教诲和影响，为中国人民富祉鞠躬尽瘁的形象有所损害。

　　前总理给新总理拍马屁，反而打到对方的痛处，温家宝能不为怒吗？ 据香港出版界一位分析分析，李鹏日记传到香港出版十分蹊跷。因为这本书公开出版，对李鹏极为不利，其中将「六四」开枪的责任全推向邓小平，不仅无减于李鹏本人的帮凶罪行，反而令他背上推卸责任的指责，政治人品上又有了污点。而大众通过对日记的解读，也很容易读出温家宝关键时刻出卖自己的主子赵紫阳而投向邓小平这一点，温总的政治操守也会成为问题。 另一位深谙中共高层政治的人士分析，若是李鹏自己要出版这本书，他想捞取什么好处，实在是看不出来。所以可能有另外的人乐见李鹏与温总交恶，乐得坐山观虎头，才连共产党的整体利益都不考虑，把这本书泄露出去的。 据中南海内部人士透露，被揭了短的温家宝加紧了进攻李鹏的步伐。海外万维网最近有一篇报道，说中国最新一轮电力人事大调整出台，电力争夺终于揭开面纱，结果惊人：温家宝在经过八年总理任期后，终于打败李鹏家族，掌中国电力大半壁江山。不仅温系人马已稳掌各主要电力公司，就连华能这种李鹏的传统核心属地，也归温系人马掌握。而李鹏家族中，李鹏将死，李小鹏官途受阻，李小琳身陷丑闻。温家宝大获全胜。 温李大战：阻小鹏，查小琳，夺三峡 　　上述可能是来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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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许多学者把中国目前的政治特征视为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但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或许应该定义为"新极权主义"体制。本文首先说明，为什么要提出"新极权主义" 这个概念，然后分析中国目前"新极权主义"体制的基本特点，据此对其前景作初步的判断。

　　一、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到"新极权主义"

　　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极权体制出现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与极权体制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从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政权的建立、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经1989年苏联东欧的巨变，从中国1949年以后政治体制的建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再到天安门事件，有的极权主义瓦解了，有的极权主义在内外压力下不断调适，试图以新的形式生存下去。

　　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二战后，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式的统治就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表。然而，由于二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极权体制都不可能在锁国封闭的状态中存活，它们对外部世界有着诸如贸易投资、战略性合作、意识形态支持等多方面的需要，为此就不得不顾及外部世界对它们的看法，从而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统治形态和政策。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自我调适。因此有学者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东欧体制称为后极权主义体制，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极权体制原型。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就是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包括那些与该"阵营"的核心国有矛盾冲突、但制度基本相同
的国家。

　　从这种角度来看，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政治体制接近极权体制原型，换言之，苏联步入后极权主义体制之日，正是中国强化和巩固极权体制之时。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之极权主义时代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那时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一位政治学家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苏联，赫鲁晓夫用解冻来对付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80年代的中国，邓小平用文化自由化（解放思想）让经济现代化派对付他们的（毛派）对手。"[1]这种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后极权主义时代里关于"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和"政治民主"的话语，曾经一度动员激发了民众新的政治热情。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松动并不意味着制度上极权性质的消失，它只是以变通来重�–
�建立专制体制的合法性。这种后极权主义在需要时会象极权主义那样诉诸暴力和恐怖（例如"匈牙利事件"、"华约"出兵布拉格、 "**事件"等）。

　　后极权主义其实并不能真正挽救这种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没落，苏联东欧的后极权主义相继垮台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历史事件在1989年之后的突然发生本身也包含一些偶然因素。随着苏联东欧的巨变和冷战的结束，原来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大部份国家抛弃了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就有人认为，后极权主义很快将成为历史的过去。但笔者认为，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这样的判断过于简单化。

　　"六四"事件的血腥事实让国人看到，"文革"后一度的思想宽松并不代表中国已进入一个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新时代，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恐怖随时有可能在中国重演，因此国人在"八九民运"前期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被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绝望和冷漠所替代。

　　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在告别后极权主义模式，但它并未走向开明的政治进步，而是回头向极权主义的原型求助，但经历了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这个制度又无法完全回到斯大林主义模式的轨道上，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既增加了取自极权主义原型的某些特征、又保留了部分后极权时代特色的体制，同时它还有一系列极权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详见第4节）。

　　笔者认为，可以把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制度称为"新极权主义"体制，因为它不同于极权主义原型，但政治上与极权主义原型有极深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变自后极权主义，却和后极权主义有明显的区别。"新极权主义"是体现了部分地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之企图的后极权体制的一种变形。寄生于这种体制的利益集团虽然通过采取这样的变形得以生存，但这种"新极权主义"自身处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 "新极权主义"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剧的现实表明，这种变形显然不是一种具进步意义的脱困之道。

　　"新极权主义"对后极权体制下出现的反抗事件（例如匈牙利革命、捷克的"七七宪章"、波兰的"团结工会"和中国的"八九民运"等），对21世纪中亚地区民众要求民主的"颜色革命"，抱有无法摆脱的恐惧和焦虑。它把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宽松视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失误，1989年以后大大加强了社会管制和思想控制，许多新的政治上的限制措施都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可是它不再拥有极权主义原型的那种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只能用东拼西凑、鼠目寸光的宣传口号和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辅之以高压手段（如越来越严厉的媒体和互联网管制，以及对民间的集体抗议事件施以武力镇压），来支撑其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

　　"新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全面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大部分为权势集团所垄断，"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变成只让一部份权势集团的成员暴富；同时，经济"市场化"又成了当局放弃维系社会公正的责任、甩社会福利支出"包袱"的借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沦为弱势群体，丧失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

　　"新极权主义"体制下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掩盖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糜烂性的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竭泽而渔的资源掠夺和破坏、公共舆论堵塞、信任匮缺、政治冷淡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由"新极权主义"制度造成的，自然在"新极权主义"制度下它们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虽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统治者提出了"三个代表"、"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 "和谐社会"这样的口号，但在政治民主化裹足不前、严厉限制公共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说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安抚民心的宣传手段，并不表示口号的提倡者打算触动上述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新极权主义"应对现实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基本上找不�ˆ
�一个系统的、总体性的、能瞩目于未来的求变因应之策。

　　"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
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在有关极权主义的研究文献中，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至今仍然是经典文献[2].这部发表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着作以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这两个极权主义原型为研究对象。从那时以来，由于东欧、中国和亚洲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显现出不少与这两个原型不同的特征，学者们开始用附加词来定义各具特色的极权主义。例如，卡索夫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林兹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华尔泽在19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3]笔者提出的"新极权主义"也是一种类似的表达。

　　寇罗考斯基（Leszek Kolokowski）说过："大家一般都承认，那些用来描述广大社会现象的概念都没有经验意义上的完美对应对象。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很有用的区分。从来就不存在完全的自由，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信服和理解自由政权和专制政权间的区别。说实在的，现有的极权社会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更接近于与它有关的概念原型。[4]"

　　汉娜？阿伦特半个世纪以前关于极权主义特征的分析对我们现在理解变化中的"新极权主义"仍然有重大意义。她提出的那些极权主义统治要素，如暴力和恐怖、以人性改造为目的之思想钳制、作为欺骗手段的"宣传"、作为寡头权力机制的"组织"和以孤立原子形式存在的"群众"，仍然可帮助我们辨认各种形式不同的极权主义的变体。对这些要素的比较可以让我们看出极权主义与传统威权专制之间的一些根本区别，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在哪些方面对人性造成特别的长久性摧残，以及在极权统治下人们反抗的特殊意义。下面就分别从这几个角度展开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二、"新极权主义"下"奴性人格"的延续和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着作里，从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中概括出这种制度依赖的三个支柱，即用来改造人性的使用暴力的集中营，让民众处于相互隔绝、无共同抵抗手段的状态，以及为维持极权统治所施行的集权式宣传和组织手段。如果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极权主义从其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则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最明显易见，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最微妙复杂，第三个方面则变化最小。前两个方面是不得不变，后一个方面则是能不变就不变。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而集中营则是极权社会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其样板作用是最大程度地显示极权主义的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5]，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6]"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7]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8]"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9]"。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在极权主义原型向后极权主义转变的时候，作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实验室"的集中营被放弃了，苏联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和中国"文革"后的大规模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这一转变最具戏剧性的显示。但这种转变往往只具表象意义。这首先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始终未放弃以暴力对待任何胆敢公然挑战它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人士。其次，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散沙型的群众"，这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和社会条件。在极权主义原型的统治下，所谓"散沙型的群众"是指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由于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夹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不可能存在。

　　从后极权主义演进到"新极权主义"时，部分民众开始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当权者天然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日益自觉地想摆脱这种"散沙状态"，在相互合作中以民间自发性社团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1989年民众的民主要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同时他们又无力改变制度环境，不得不仍然处于"散沙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自暴自弃、听任摆布、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愤懑不平到积极反抗，这各种各样的反应意味着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下当局面对的"群众"早已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这一点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完全不同。

　　在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尚未出现传媒的商业化和互联网，而在"新极权主义"下这些手段为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局也不断努力去强化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网络世界为民间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不过大部份人只是在"面具"的保护下才敢发出比较真实的声音，这与那些以真实姓名参与网上交流并为自己的言行记录负责的人是不同的。互联网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动的世界，但它毕竟使原本相对隐秘的民间不满和抗议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公开。这加深了"新极权主义"的恐惧，它把网络上的"反抗"看作是一种现实反抗的警讯，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思想控制，2005年新颁布的极严厉的网络管理条例就是其中的一环。"新极权主义"会�¸
�遗余力地提升互联网控制能力，但网上的批评和反抗也会继续下去。对于真正公民社会的建设而言，这是一种破坏力有余、自建力不足的"猫鼠游戏"，尽管其令"新极权主义"感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三、"新极权主义"的"组织"控制与"宣传"运作

　　极权主义的第三个支柱是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中，这方面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或者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组织和宣传在极权主义的传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政党的成员都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和退出，不仅在民主国家是如此，1949年以前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也是如此。而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则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甚至被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10]"。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 和"引见"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的，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殆；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11]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及象征，�Š
�入其中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采。……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12]"

　　这些秘密社会的特征使得极权主义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有根本的不同。阿伦特指出："一般政党把人群分成属于和不属于我党的两类。一般政党和公开社会都只把那些公开表示反对者视为敌人，而秘密社会的原则是，'我不吸纳的，就是我排斥的。'[13]"在极权主义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正是通过消灭党内民主，一党专制才转化为极权专制，"斯大林把俄国的一党专制改变成极权统治，把全世界的革命共产党转化为极权主义运动，他所运用的手段就是消灭党内的派别，取消党核心内部的民主，把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变成莫斯科指挥的党支部。[14]"阿伦特的这一见解是针对40年代"共产国际"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这点至今仍未改变，现在的�€
�新极权主义"依然不允许党内民主和不同意见。

　　"新极权主义"下普通党员的入党动机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和后极权主义阶段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极权主义运动掌握政权前加入的党员往往为理想和价值所感召。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有人把入党当作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失败的极权主义"产生了对其理想和价值的幻灭和失望，使得分享既得利益和特权比追求理想价值成为更现实的入党动因。在党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绝大部份资源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党员确实有许多实际利益可以分享。但到了"新极权主义"时期，执政党不再能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在唯金钱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党员身份不再是人人羡慕的政治地位象征，人们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以前必须凭政治身份获取的利益和特权。但是，"新极权主义"时期要求入党者依然众多，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党员仍然是求职
者可资利用的身份。许多聘用单位之所以愿意选用具党员身份的求职者，并不是期待他们去那里传播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党员"特别听话、便于管理、不会闹事，却又相当机灵。在政府机关和科层等级的企业中，党员型人格都被视为驯服工具的最好典范。

　　对极权主义来说，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象其它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15]"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16]"。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ç
��对正确。

　　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2005年5月，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因上课时采用了民间自制的纪念林昭的纪录片和相关材料而被一位学生"告发"，并被该校"停课处分"。此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7].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
�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学生"一旦向"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灌输和教育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传统手段。极权主义统治与其它专制、暴政和独裁所不同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利用了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其压迫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18].这种压迫如果实行得非常彻底又取得了成功，人就必然沦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动物，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但决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思想。极权主义原型与"新极权主义"同样仇视人们的自由思想，视之为祸，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如民主制度）和人的生理需要对立起来（即所谓的"稳定"），甚至诱使人们放纵生理需要，让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唯一追求，从而引导他们忽视对自由思想的需要。于是剥夺政治自由和放纵肉欲同时成了"æ
��极权主义"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奥威尔（G.Orwell ）的《1984年》和赫胥黎（A.Huxley）的《美丽新世界》都对极权主义作了预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19]"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20]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

　　如果比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谎言的性质，可以说"新极权主义"在这一点上与以往的极权主义并无任何不同，但极权主义原型时期意识形态谎言的社会动员能力却与"新极权主义"时代有极大的差别。在极权主义原型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一个具有普遍公信力和号召力的政治福音，也是规范民众思想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在后极权主义时代，人们对执政党是否真正代表这两个主义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和失望，对这两个主义的信仰也开始幻灭。而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民众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连表面上的恭敬都常常不愿意表示，他们往往会用公然的嘲弄来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尽管如此， "新极权主义"依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它一贯的"思想灌输"。

　　四、"新极权主义"的形成及其政治特征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在吸取后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事件"和苏联东欧的巨变让中国的最高权力集团意识到，对他们而言，1978年到1989年的那段后极权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是失败的，要想延续权势集团的统治，就必须吸取后极权主义的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手段。

　　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从1989年以来，当局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º
�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之所以称这样的实用主义策略是"新极权主义"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极权主义统治，而不是削弱或瓦解极权主义统治。

　　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新极权主义"既坚持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坚决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些领域中淡出并不等于它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的控制，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现实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随时可以干预宰制民间的文娱活动。

　　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新极权主义"对实用主义策略的灵活运用和对被统治者的不"手软"是后极权主义无法相比的。后极权主义并不敢完全背离极权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的传统，同时注重对民众以怀柔手段为主的笼络民心策略；而"新极权主义"则基本上抛弃了这两条。

　　"文革"后至1989年，中国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期间，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仍然据于重要地位。但1990年代以来，当局在经济制度层面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它求助于外国资本，加入经济全球化，基本上取消了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弱化了公有制的重要性。

　　后极权主义时期的统治者维持着专制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21]，也就是用社会福利安排（如国家保障的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交换民众的政治顺从，民众虽然放弃了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但换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幸福交易法则"被"弱肉强食法则"替代，只要不属于权势集团及其依附群体，普通民众既无公民权利保障，又失去了社会福利保障，在原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由于1990年代以来当局对社会不满的镇压比后极权主义时期更严厉，所以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生存比后极权主义时期艰难得多，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

　　"新极权主义"堂而皇之地将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视为仇寇的"敌对因素"（如资本主义、红色资本家等）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同时对许多完全背离其自诩的"社会先进性"的现象（如腐败、糜烂、色情等）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对"新极权主义"来说，这样的灵活性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维持延续了极权体制，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瓦解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当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变得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时，当"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时，当"共产主义理想"表现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新极权主义"承继下来的意识形态就成了千疮百孔的"国王的新衣"。有人甚至更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字号（4） {[22]"

　　从极权主义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共同点，就是以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作为极权统治法统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了自己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无论极权主义的政统出现什么样的断裂（如1976年的 "逮捕四人帮"），无论极权主义下的现实如何与其正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党都宣称它自己是永远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它凭借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宰制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领域的活动；还可以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变宪法条款或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这就是各ç
��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区别。

　　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压迫（如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而在于政治压迫是以什么名义实行的，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实行暴力统治。在威权主义国家里，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而威权统治者除了用"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对抗民主自由理念的借口。但极权主义统治却能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过对公共事务或弱势群体表达了一点关怀，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试举一例。上海《解放日报》去年以"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员的谐音）之名发表了一篇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刊登于该报2004年11月15日）。此文称："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吉方平"所使用的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的是极权专制的思维。如果是在一个威权专制国家，当局虽然可能迫使知识分子闭嘴，谁不服从就迫害谁，但是它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由某一个党来领导，知识分子如果不æ
��该党党员，自然不必接受该党的领导。而在极权主义下，当局却依照其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社会成员都归入其"领导"之下，实施现代社会里最严厉的思想管制，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它的永久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社会活动上的任何独立性。

　　或许有人想问，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由党来严密控制，为什么不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过问公共事务？为什么不能批评官员的腐败、司法的不公、黑社会的猖獗或者贫富悬殊？在民主社会里，当然不存在如此提问题的必要，在威权体制国家里当局一般也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表达否定的态度，然而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新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原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新极权主义"不再依赖魅力型的领袖。汉娜？阿伦特当年研究极权主义时就认为，象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魅力型领袖其实是"乱世英雄"型人物，是现代性危机下社会传统和秩序崩溃的典型产物："乱世英雄"的成功充满了偶然性，并不必然取决于什么属于领袖的道德素质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质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为无所不为的"乱世英雄"所扑杀的对象。阿伦特还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高领袖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他占据着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领袖重要，还不如说那个结构性位置重要。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个人并不是党的化身，他们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尽管"新极权主义"的最高领导本人可能相当"亲民"、"勤政"或"清廉"，但他们服务的"党主子"却与极权主义原型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这些技术官僚统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完全是由于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宽容和开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势变动后不得不应付时，才被动地
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补救性措施或口号（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保先"等）。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这些局部性的补救措施或口号提升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使命性高度，以应付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新极权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统治者死死把住权力，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们镇压自己的敌人，控制自己的臣民，在内政、外交上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进。……他们的语言不过是'旧说法'的官僚翻版，不过是例行公事地摆摆意识形态的样子。有时候，他们象是靠极权时刻的回忆过日子，但又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时刻。他们是当今时刻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所作所为与以往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并没有什么不同[23]"。

　　"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 '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24]"

　　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相比，"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明显地显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专横、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为特徵。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煽起过革命的激情，还给过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以鼓舞和激励。毛死后直到1989年，后极权主义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经济政策曾让当局一度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极权主义"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这些话语，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于进入21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夥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没落国家。

　　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所谓的"前现代型"专制是指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25].

　　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原型曾一度享有的社会主导力已经完全没落了。社会主导力即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既指国家的支配能力（就统治而言），也指国家的领导能力（就道义权威而言），这二者都是国家非强制性的实际影响。菲米尔在解释葛兰西的观点时对非强制的"主导力"和强制的"统治力"是这样区别的："'主导力'指的是一个阶级或群体对其它阶级或群体的优势，这种优势依靠赞同而非强力所获得。而'统治力'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强迫性机器所实现的。（主导的）'知识或者道德领导'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也经由公民社会来实现。[26]"显然，国家权力对社会越是具有"主导"作用，越是不需要动用强制性"统治"，就越具有合法性。从1978年到1989年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虽然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一度受å
��欢迎，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却使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力逐渐丧失，因此才有了"**事件"。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就连在它"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景象也已经暴露无遗。

　　当然，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新极权主义"得以暂时稳定其统治，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27]"

　　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开始谈论"拉美化"现象。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很象一些拉美国家的状况：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28].

　　"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

　　五、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29].这套"语言"体系一旦确立，"对（党国）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30]"，由于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不能用字词表达，它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º
�的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最严酷时期，不只是抵抗或反对的思想不能存在，连怀疑、玩世、不正经对待、嘲讽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语言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生硬简约、毫无想象的字词排列。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还包括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主义的"语言"体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后，被控制者们便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新极权主义"并没有能力创造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官话"，它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承袭而来的一套语言。与后极权主义时代不同的是，"新极权主义"的这类套"官话"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结果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31].极权主义统治对语言的控制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当局对社会活动的全方位严密管制。这种社会全面控制在1989年以前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即已松动。在"新极权主义"时期当局对民众日常消费娱乐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并借用兴起的商业和大众文化来软化包装它的统治，结果"官话"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断萎缩，"官话"中的"词汇"与社会性的日常语言日益脱钩。"官话"不但无法再支配民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反而成为民间话语嘲讽、
挖苦、冷言冷语、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对象[32]，人们往往以逢场作戏和冷漠鄙视的心态去对待官方那些自上而下反复宣讲的新旧"话语"。于是民间话语对 "官方话语"公然鄙视，"官方话语"则无可奈何地假装自己还有很多真正的信从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语言"的公开演示越来越矫揉造作，也越来越为表演而表演，不仅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报导如此，"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官方文艺节目也是如此。

　　由此就出现了 "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化现象。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极权主义"的宣传其实已经基本上失败，"官方话语"几乎完全是靠着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 "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
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 "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ˆ
�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
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

　　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的娱乐节目演变为一个社会性话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公民"和"公民社会"的问题。"超女"事件居然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现状的不满，这完全是一种"无意后果"。正因为它是无意的，没有"肇事者"，也就没有极权主义暴力可以直接惩诫的对象。"超女"的歌迷们看上去是事件的主角，却并非在网上相关讨论中提出民主问题的主角。对那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权力来说，歌迷们真是不可捉摸、难以防范。他们看似简单，却又深不可测，当局再怎么提防，还是出现了意外。歌迷们不是为呼吁民主而来，却意外地发起了关于民主话题的热烈讨论。他们不过是想唱就唱、想乐就乐，却"不经意"地嘲笑着"永远正确"的中央电视台，"不经意"地鄙视那些有�
�无实的"观众代表"，"不经意"地抵抗着伪善丑恶的政治，"不经意"地揭露了公共生活中民主机制的匮乏，启蒙了民众的参与意识。

　　借"超女"事件讨论民主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公众不是所谓的"肇事者"，他们既无人"挑唆"，也没有"幕后策划"，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他们只不过是随聚随散的围观者，是边看热闹边起哄的观众。恰恰是在这些"围观者"的鼓噪之中，可以听到"新极权主义"统治下许多人反抗的心声。这就是所谓的"不肇事"反抗。事实上"新极权主义"进入了一个"不肇事" 反抗已经防不胜防的阶段，一个专制的惩诫常常迷失了可辨认对象的时代。

　　结语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在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时代，民众曾经习惯性地接受党向他们提供的政治、社会理念和价值前景。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民众并未摆脱这样的思维习惯，但他们对党却再难保持以往的那种信任。在彷徨中，他们有的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把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当作一种无须再由群体共同构建的价值目标；有的则憧憬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想象以少儿时代的"读经"重塑一代"新人"；还有人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经给中国带来极大苦难的极权主义原型模式，用对毛泽东的怀念投射对毛的"新极权主义"传人的失望和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与"原子型"个体欲望相和谐的"幸福生活"。"新极权主义"严酷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断在回避有关如何走出极权主
义统治死胡同、如何彻底与极权主义的过去决裂、如何在极权主义统治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人性规范和美好社会理想等问题。在人们能够公开地、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将仍然生活在"新极权主义"的末世阴影之下。

　　作者是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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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苏东剧变——二十年之后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中国人的无限叹息，不仅因为那些"社会主义兄弟"纷纷做了社会主义的逃兵，也因为接下来的十年，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如今又过了十年，我们的"前社会主义兄弟"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对这个地区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苏东"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中亚、外高加索等更精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纽带消散之后，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了。

　　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以《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民主排名来说，苏东各国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几国排名靠前，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称为"完全民主"，捷克的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各国（比如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类型——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里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这斯坦那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了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卡扎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要不是06年去世，估计现在还在台上。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的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因此也格外努力，04年欧盟的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这些国家民主化成果的肯定。欧盟是不对亚洲国家开放的，这斯坦那斯坦自然也少了民主化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说，中东欧各国其社会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接受民主也比较顺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民主化更象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套上了民主的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历程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过程非常痛苦，大多数在转型初期经历负增长。虽然有些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经济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另一些国家则很久才突破瓶颈，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坦、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GDP到2005年左右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地同时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其它"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基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只需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这个观点的推论就是，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市场经济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å
��果中国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经历的震荡应该会比苏东当年小。

　　虽然历经痛苦，苏东国家大多还是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正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纷纷开始从谷底走出。中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左右。虽然不如中国，但考虑基础不同（比如俄罗斯、波兰人均购买力GDP在中国的3倍左右，捷克、斯洛文尼亚甚至在4倍左右），可比性有限。更具有可比性的是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中东欧各国90年代都历经负增长，但近十年4-5% 的增长率远高于80年代1-2%的增长率，说明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阵痛，但中长期来看，其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时代。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拖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GDP已在两万美元左右，而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两千美元左右。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就是说，市场化未必是民主化的原因或者后果。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特别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也就是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比较。多年以来，人们惊叹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同时哀叹苏东"休克疗法"的失败。问题在于，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一个休克疗法统而论之有失确切。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如果对比苏东内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甚至越休克疗法的越发展迅速。要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审判，"对方辩友"都可以找出反例，所以与其一棍子把"休克疗法"打死，倒不如说各国都要
因地制宜。甚至有可能，相比改革透明性、公正性、法制程度、经济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巨变之后，还有不得不回顾的一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地方，89年苏东剧变基本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初很多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下台后受到报复。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20年后回头去看，共产政体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名字都不换，大多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比如莫尔多瓦共产党01年以来连续三次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波兰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波兰的第三大党；匈牙利共产党运气差点，由于拒绝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没有赢得议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曾经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崛起为第一大党，不过后来由于普京的排挤而风头消退，但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和最大反�¯
�党；捷克共产党89之后拒绝改名，至今仍是捷克第三大党；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虽然改了名字（民主党），但"领导班子"和政治体系在巨变前后几乎没变；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仍然是重要政党。这些情况的推论就是，如果中国面对民主转型，只要共产党及时调整党纲，不但不一定会被人民唾弃，反而可能在换个马甲后卷土重来。那种认为民主转型一定会带来流血、内战、你死我活的社会动荡的看法，从苏东来看，并不成立。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剧变下结论太早，今天试图去做任何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比如俄罗斯（俄罗斯民主在普京时代严重倒退，几乎已是不争事实），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颜色革命），历史之有趣也正在于此。还有一点也是显然的，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抵抗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原载于南方周末，有删节，这是完整版

　　刘瑜。2010年中国骄子青年领袖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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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三:从旧北京的八大胡同到新首都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

　　最近北京警方的一系列行动格外引人注目，其一就是查封了包括天上人间在内的四家所谓顶级的娱乐场所。

　　据5月20日央视《新闻1+1》报道：4月11日：捣毁组织卖淫团伙，抓获150余人。4月29日：抓获涉嫌卖淫嫖娼团伙14个，违法犯罪嫌疑人174名。5月2日：打掉朝阳区涉黄场所10家，抓获涉嫌卖淫嫖娼人员92人。5月4日、6日：连续打掉两个卖淫嫖娼团伙，抓获各类违法人员28人。5月11日：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截止到目前，北京市公安局在411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共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违法活动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取缔招嫖画廊256家，抓获涉嫌组织介绍，容留卖淫以及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

　　天上人间早有耳闻，但在我等平头百姓眼中，此类场所不过是解放前妓院等烟花柳巷的又一现代升级版而已。令人不解的是，北京警方的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始于4月11日，而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已经是5月11日的事了，这中间足足间隔了30天。照理说扫黄这种事儿不可能一点儿风声都传不出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嘛！更何况"警匪一家"的传言也并非是莫须有的空穴来风。这其中必有蹊跷，也必然隐藏着什么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当然了，一个共产党员所知道的秘密，十个老百姓也甭想问出来。

　　"天上人间"坐落在北京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内，在夜总会爱好者口中奉为是一个"美女如云"且充满奢靡气氛的地方。这次对天上人间的查封行动，被央视大牌白岩松誉为"向某种特权来进行坚决的挑战，并且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概念"。挑战，来自于共产党的专政机关，但白某所说的"某种特权"来自何处何人？他却说得模棱两可、不清不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个法律严明、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下，倒是可以这么讲讲。但在一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知法犯法的国度，老是空喊这句话就显得有点儿可笑又可悲了。试想今天的中国，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别说是人人，就连那些个拥有"某种特权"的人之间都做不到。官大一级压死人，所谓的"挑战"更得看跟谁了！

　　什么是特权？特权是指只有少数人、党派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包括其成员才能享有的权利。放眼今天的中国，有哪些人？什么党？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权利呢？不用说大家也都清楚。特权的产生，根源于封建传统制度。众所周知，北京是个古都，又号称天子脚下的京城，封建传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不管是明、清的帝王将相，还是后来上台执政的这个党、那个党，都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天下"或是"党天下"的统治地位而不得不仰仗封建专制的那套玩意儿来作为看家宝。

　　回想北京刚解放那阵儿，共产党为了彰显其有别于封建王朝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之区别，进城后头几件事儿之一就是彻底端掉北京的妓院等淫秽场所，尤其是京城有名的八大胡同妓院。此事一做，大快人心，京城百姓拍手叫好。要说那时候的北京社会生活环境，大概才能说是"零容忍"。

　　有位对北京青楼史颇有研究的陈一鸣先生，在他那篇《那徘徊在青楼间的灵魂，八大胡同的隐痛和隐私》的文章中，这样剖析道："按现代商业定义，八大胡同可以叫做——以性交易为中心的，集娱乐、餐饮、住宿、会议于一体的综合物业，配套设施也相当齐全"。而如今的京城内外，类似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那些个豪华夜总会，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丝毫不弱于当年的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的妓院之所以名闻京城，得于它们的档次在当时的北京首屈一指。100多年过去了，它们的后代――"天上人间"等继承发扬者以更高、更先进的档次在中国现代青楼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而它的执笔人不是别人，而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它所领导的政府官员们。

　　我们不妨先读读上述陈先生文中的一段话："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确实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政府、周边服务行业等等诸多人士。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相比之下，今天"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豪华夜总会的生物链，同样有夜总会老板、夜总会服务生、假扮服务员的"有偿陪侍小姐"、各类VIP客户，台湾黑道"四海帮" 管理人员、政府监管机构（公安、税务）、周边服务行业等等。与之不同的是，今天的"小姐"们早已倚仗小平同志那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远离了生物链的最底层，脱贫致富，率先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据媒体透露，"天上人间"小姐的工资待遇为基本收入日薪500元，且完全归本人所有。另外，视个人意愿及工作努力情况，勤奋者最高日薪可达人民币3000元～5000元不等。难怪原天上人间第一花魁梁海玲2005年死于非命后，警方在她的房产内竟清理出高达1000万元之巨额遗产。从1995年起，梁海玲在"天上人间"干了有10年之久，平时还要豢养两个小白脸，每人每月2万。再加上梁自己每月的不菲开销，由此算来"嫁的好还是不如干的好"啊！

　　今天看到一则报道，说北京市政协今年4月开始在本市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3万余名一线职工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偏低，仅相当于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7%.其中在石景山区的20家企业进行的调研显示，90%职工月工资在1000到1500元之间，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导致员工流失率很大，一家企业2008年在四川灾区招收的104名员工现在只剩下1人，有的餐饮企业员工流失率达到78%.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的工作换来的是什么？是高强度的劳动，低水平的工资。怪不得这次警方行动中查抄的不少小姐都具有高等学历，且不乏专门研究床上功夫的研究生。这真是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当年服务于八大胡同的妓女生存环境和生活待遇，比起现在"天上人间"小姐来也多有逊色。如南城的百顺胡同里，现存有一个满是西洋风格、作为妓院设计的二层小楼。除了底层阔大的天井以利于嫖客挑捡妓女外，顶层的小房间一般也就8～10平方米，勉强搁下一床一桌一梳妆台。这样的小房间大约有10到20间，各个房间面面相觑，估计隔音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如果小凤仙、赛金花再世去过"天上人间"的话，一定会被那儿豪华的装饰风格，美女如云的奢靡氛围，震撼的高档进口音响所震慑、折服，大发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之感叹。

　　陈一鸣先生文中对妓女的成长过程有这样一段叙述：过去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期望她们成为"高学历专业人士"。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妓院老板还是不懂得真正的成本核算。还要什么自己培养啊！那些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招来即用多划算啊！犯不着自己掏腰包为她们买课本、请老师传音解惑。如今早就是社会化的教育体系了，君不见中戏、电影学院、舞蹈学院出来的这些女孩子，哪个不是能歌善舞、能拉会唱？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手机》中，不就有一段中戏的女学生晚上集体去娱乐场所做"陪侍小姐"的镜头吗？只要晓以高工资、高待遇还怕找不着
高学历的高等有偿陪侍小姐吗？请看"天上人间"2009年度面向全国有志女青年们招聘启事中的摘要：职业：模特商秘；年龄：18～26周岁之间；性别：女；身高：净身高170CM以上；形象：形象好，气质佳；工资待遇：基本收入标准日薪500元（身高175cm以上者日薪600元）；工作经验：工作经验不限，只要你形象优秀，上进心强，对于没有夜场工作经验的，我们进行详细耐心的培训，一直到你完全掌握！最后是令人眼前一亮的生活待遇：住宿条件为北京高档公寓，2人一间，人均面积宽裕，员工床位均为单人席梦思，配备宽带，每日有厨师烧菜，保姆清洁，每晚上班有专车送达公司，在北京城员工宿舍中我们的住宿条件100%是NO.1！，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我说为什么北京城里盖了那么多高档公寓？搞得房价那么高！原来是要为这么多的小姐提供这么好的居住条件啊！有人说，北京这次这么一抄，弄得小姐们都住不起高档公寓了，没准北京的房价该降了。当然此为戏说，不得当真。不过从有关查抄报道的事实来看，却有不能不让人产生些许联想。仅5月11日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的一晚，就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据称，北京市公安局在411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共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违法活动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取缔招嫖画廊256家，抓获涉嫌组织介绍，容留卖淫以及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这才是北京夜总会、歌厅、发廊等总数中的一部分，如果要真是来个全城戒严大搜捕的话，估计就远不止区�Œ
º1132人了。想当初民国初年，北平娼业犹胜前朝。最兴旺的1917年，光注册的妓院就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到了抗战时期，北平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据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回忆，19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那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我们再来看看"天上人间"的经营状况，便可知道为什么时隔百年之后的红旗下的首都，竟会涌现出这么多打着"有偿陪侍"实为高级暗娼的小姐。

　　北方新闻网披露，"天上人间"夜总会注册于90年代初，企业性质为境外独资，法人代表叫林美凤。但奇怪的是这位林美凤从没来过中国一次，而其实际掌控人是一个颇有背景，绰号为"空心大佬"的"假洋鬼子"覃辉。覃辉何许人也？早年在武钢倒腾过铁矿石，后来发现"天上人间"夜总会是个不错的赚钱买卖就盘下了它作为"龙翔"之地。1999年，覃辉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自己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时，工商登记上的出资额为195万美元。但纸上的数字当不得真，因为据业内人估计"天上人间"当时的年利润至少有2000万～3000万元，而且绝对称得上是一头真正的"现金奶牛"。要不覃辉如何能在2003年6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将当时惟一一辆标价888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728一举拿下。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给覃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他借助这一交际场，结交了大量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而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为其日后的"事业"巧妙助力。大量权势人物是哪些人？银行行长们有几个不是共产党的干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在"天上人间"这类风月场合表现发挥得一丝不挂、淋漓尽致。

　　咱们老百姓别看挣钱不多，但每月扣除三险一金后超过2000元的部分均要缴税，差一毛钱也不行。就连工薪阶层吵吵了多年的上调个税起征点，征税部门到现在都不肯答应。可看看人家"天上人间"，据说从成立至今一直"亏损"，因此就免交了全部营业税。有人曾查阅了北京工商年检的资料，发现这家国内驰名的夜总会2001年度净利润仅为4.86万元；2002年度，利润总额为42.76万元；到了2003年度，竟成为亏损148.13万元的企业。至于以后是不是一直亏损，只有天知道了。但细想一下，一个一年收入多少亿的京城著名夜总会竟然连一分钱的营业税也交不上来，谁能相信呢？只有那些被钱买通了的税务部门才会死心塌地地相信，才能心安理得地容忍这样大的税收漏斗堂而皇之地摆放在国家税务总局的门口。试问，连小姐们开的车都在30万元以上，
那夜总会的大老板们能做活雷锋干这种赔本买卖吗？无非就是做做假账假，弄出个假亏损偷税漏税罢了。一叶知秋，从天上人间即可得知目前中国的税收部门腐败的程度有多深。可互为佐证的是，近年来北京市多名地税官员落马。如上个月刚刚落马的原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北京市地税局"老臣"、常务副局长苏文权，再加上海淀区地税局原副局长熊晓京、丰台区地税局原局长许飞等人。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不知有关部门能否就此事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中，有句警世恒言叫作"万恶的旧社会"。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中不光充满了"穷人的血泪恨"，还记录了千千万万穷人家的女儿被卖到窑子、妓院中任人糟蹋、蹂躏的血泪史。陈一鸣先生曾对解放前妓女与妓院的关系作出了如下的梳理：一是卖身给妓院，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二是"自混"，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根据史料的叙述，绝大多数卖身给妓院的妓女，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在第一次接客前，妓女要喝"败毒汤"，从此终生绝育。下等妓女，女孩常常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如解放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就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
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比起卖身的妓女，自混的妓女也好不到哪儿去。辛辛苦苦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许多中外作家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过妓女的内心世界，如法国的雨果、莫泊桑、中国的老舍等。老舍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中，就写了一段妓女发自内心的自白："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装说我爱，说我愿意跟他一辈子。我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了，还起了誓；没人接受。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陈一鸣先生对此评价说：《月牙儿》心理描写的真实性恐怕要超过某些妓女自我的描摹。好吃懒做，虚伪麻木，势利无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纵观中外文学大师在自己作品中对妓女的描写，无一不对一个个被侮辱、受伤害的妓女形象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妓女也是人，她们之所以堕落于烟花风尘，是险恶的社会环境和万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正如雨果所说的20 世纪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些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的文学大师们，通过笔下人物的悲惨身世和遭遇，为我们展示出她们的灵魂、苦难和内心斗争，从而达到了透视人性和批判社会的相当深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

　　北京是新中国文化、经济中心，更是英明无比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这块儿地界生活着不少文化人，包括许多有名的作家。虽然如此，却鲜见他（她）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现实生活中种种新生的丑恶势力和丑恶现象进行批判和鞭挞，多见的是对上面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曾经有人为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愤愤不平，你怎么不看看现在中国的作家中，有几个能象鲁迅那样敢于面对现实的罪恶而仗义执言，敢于直视社会的弊病而奋笔疾书，敢于关注民生的疾苦而不说假话，敢于撕破皇帝的新衣而疾恶如仇。

　　解放前，八大胡同是块藏污纳垢之地，罪犯、小偷、毒贩、骗子、赌徒无不钟情于此。但对于妓女来说，最可怕的还是警察和黑社会，被这些人敲诈、欺凌乃是家常便饭。到了今天，进出"天上人间"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还有所谓"罪犯"光顾的话，应该不是一般的刑事罪犯了，而是大权在握各级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小偷估计进不去的不多，窃国殃民的"大偷"倒是有经常去那儿消费的可能。毒贩嘛？在娱乐场所出现很正常，截至2004年6月时，北京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就已超2.6万人，吸毒人群呈增长态势。据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前五月，北京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七百八十七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共九百名。缴获各类毒品二百二十一点五千克，同比增加二点一倍。中国娱乐圈儿里吸毒的丑闻时有传出。别说是那些衣着光鲜的导
演、演员、歌手什么的涉毒吸毒，就连公安干警涉黑涉毒丑闻也不新鲜。2006年，沈阳市现任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沈河分局原局长曲月福、现局长张保华在公开场合集体消失，一起国内罕见的公安干警涉黑涉毒丑闻内幕由此被揭开。

　　有趣的是，时年51岁的张保华，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有党校大学学历。按说党校教育出来的党员，应该更出色、更优秀才符合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招牌吧？恰恰相反，他不仅没有做到"三个代表"所标榜的那些骗人蒙人的玩意儿，而是跟毒品贩子称兄道弟、打成了一片。据有关媒体报道，2005年的某日，大毒贩宋鹏飞过生日时，广邀各路人马齐聚广州庆贺。在被邀之列的沈河分局局长张保华，拿着宋鹏飞为他们预订的往返飞机票，也带着手下飞抵广州赴宴。酒宴上，喝多了的张局长端着酒杯走到宋鹏飞面前，一边敬酒一边称：你就是老大，你说放谁就放谁，你说抓谁就抓谁。此时，一个混在敬酒队伍中的人拍下了这个场面。公安部上层看到后，大为震怒，开始彻查沈河分局从而牵出本案。

　　至于说到令妓女感到最可怕警察和黑社会，今天就更没什么说的了！"天上人间"在覃辉接手经营后，请的就是台湾黑道"四海帮"的人来担当所谓高级管理人员。而覃辉早年得罪过公安人员的传闻，起因则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有一位北京市高级警官到"天上人间"喝酒享乐。结果喝的洋酒是假酒，这下可不干了。警察是什么人？何况还是位"高级警察"。没曾想当他表示不满发火后，竟被这家夜总会的保安扣起来暴打了一顿。此事几乎酿成警方与"天上人间"的冲突，"天上人间"还为此歇了业。不过，覃辉不久又通过关系重开张，但他自知与公安从此还是结下了"梁子"。在一个警察与黑社会一家亲的时代，如重庆市前不久被整肃的公安系统即为一例；在一个警察与贩毒分子相互勾结的时代，中国经济一派"繁荣娼盛"成为老ç
��姓酒后茶余的笑料话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一鸣先生在谈到旧中国政客对妓院的影响时这样说道："妓女等级依照男性社会等级而定，对北京妓女"行业标准"影响力最大的人，是权力体系中的老爷们。他们爱好文艺，高级妓女就一定得善于附庸风雅"。此话即使放在今天，也未失其极具某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天上人间"这类娱乐场所能在标榜"五讲四美"的共产党党中央的眼皮儿底下活得这么好，这么滋润、长久？这就要对"天上人间"等所谓的高档夜总会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当然也不是我等草民能做到的事情了。但有一点是不容涂抹的，那就是今天的权力体系中的各级老爷们，以及攀附在他们周围的那些寄生虫和寄居蟹们的欲望和需求，造就了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名门夜宴"们。是今天这种社会制度上的缺失和弊端，给了这些高
级嫖客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

　　我很想当面问问北京市的市长刘琪，作为一市之长你知道北京有多少娱乐场所是干干净净、不带一点儿黄的？也许刘市长是从当年被撤销了的冶金部转任北京市长的，长期干惯了黑色岗位就对黄色的东西麻木不仁、见黄不黄了。更可笑的是那位央视白大主持人岩松同志，在说到这次北京警方扫黄行动时提出了一个很雷人的说法，说北京"这座城市自打2001年开始就承担着向北京奥运冲刺巨大任务，又是首都，因此保奥运是平安的第一大理念"。言外之意是黄多了不怕，只要能保证奥运平安召开就OK了。他还为这次大规模的扫黄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说北京"这座城市正是进入到了一个后奥运周期，进入常态管理的时候，依然是对很多现象是零容忍"。什么叫"常态管理"？那之前北京的十多年是不是就属于"非常态管理"了？"常
态管理"时就要扫黄、禁毒、查赌，"非常态管理"时就用不着提什么"零容忍"了。这是什么逻辑？我想请教一下白大主持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管理，是应该靠严格的法律制度呢？还是靠你说的什么"常态"之类的玩意儿？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位号称功勋卓著的北京市公安局前任局长马振川，15岁入公安学校，从最底层的户籍警干起一直干到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北京市总队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并于今年1月底辞去公安局局长职务，荣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川在北京公安系统干了大半辈子，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公安。不说是"人才难得"，起码也算得上是共产党中的"人才"了。他1991年最早的官阶是宣武公安分局副局长，及至2001年9月后就已升至市公安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就是在他的管辖治理下，"天上人间"们得以"可持续发展"起来，并灵活运用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同时在具体实践中给予了很好的结合。诚如他们在招聘启事中所说得：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有马振川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对北京的娱乐场所、歌厅、发廊等服务领域进行"非常态管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女青年们何愁无卖身之地！白岩松说的"这个环境已经在消失了，所以该改行的恐怕要改行……"之类的大话、谎话也就蒙蒙那些少不更事的孩童，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能不能当真。当制定法律、法规、制度的人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的时候，谁还能相信这个社会中会有公平、正义、民主和光明的力量来维护着亿万民众的平安家园。

　　北京真正取缔妓院和妓女卖淫活动始于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许，当封闭妓院的决议在北京市第二届人代会上通过以后，市长聂荣臻下达了封闭妓院的命令，由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同志任封闭妓院的总指挥。当晚20时，罗瑞卿率2400余干警，出动37部汽车，开始执行任务。行动前，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得到开会通知。会议宣读了封闭妓院的命令，会后他们全部被关押起来。行武出身的罗瑞卿，对付手无寸铁的妓院老板还不是小菜一碟。史料中是这样描述那次扫黄行动的："对于妓院和妓女，罗瑞卿采取的是层层包围的方式，先封锁各胡同路口，再分别封锁各妓院大门。进入妓院后，公安人员遣散伙计，驱逐嫖客，把所有妓女都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顷刻间，八大胡同生态圈土崩瓦解"。1950年�š
�《新中国妇女》对此曾盛赞道："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距离新中国、新北京的第一次扫黄已经整整过去了60年。这60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制度的演变到经济活动的改革，从山川风貌的迁移到人文历史的传承；但又有许多东西始终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既有人类文明的精华，也有糟粕。在许多学者和社会学家眼中，八大胡同曾经是旧中国的最佳缩影，它的变化最能表现出一个社会的阴晴冷暖。如果说60年前的扫黄，扫的是旧社会对妇女的摧残压榨，对人性的蹂躏践踏；但今天的扫黄扫的又是什么呢？难道在今天新中国的首都，仍然有那么多的年轻女子甘愿遭受蹂躏和摧残？一个号称代表了人类最先进、最优秀的党领导下的政府，怎么又会让八大胡同那样的龌龊之地在首善之都"死灰复燃"？

　　当年的共产党一夜之间敢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从火坑中解救出1290个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今天的共产党，一个月之中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49个，查处了存在组织容留卖淫嫖娼淫秽表演的35家娱乐服务场所，抓获涉嫌卖淫嫖娼违法人员1132人。而对"天上人间"等所谓顶级的娱乐场所的处理只是来了个"停业整顿"。从"全部封闭"进化到"停业整顿"，你说这个社会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

　　记得北京的妓院被扫除后，著名戏剧家洪琛还导演了一部以黄树卿、黄宛氏的罪行和旧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为了体现党的政策对妓女们的感化教育作用，特邀八大胡同教养院中的30多名妓女参加了演出，该剧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参加演出的一些昔日妓女，有数人日后考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西北艺术学院，从此献身于祖国伟大的艺术事业。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如今千辛万苦考进艺术院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自愿投身于卖淫事业，只能说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这个社会制度的设计绝对有问题！这个执政的政府为此能说自己一点儿责任没有吗？如果有，怎么没见有人出来向老百姓谢罪或引咎辞职呢？

　　自古以来，世间万物皆有所变。历史在前进，潮流在更新，物质在丰富，文明在提高┅┅，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维持黄色生物圈生态平衡最基本的功力——金钱和性欲。从旧北京的八大胡同到新首都与时俱进的"天上人间"演变、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具有善良人性，对丑恶势力深痛恶绝的人们能悟出一点儿什么来呢？

　　2010年5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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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三:谁能代表中国纳税人的权利？

　　近来国内有关房产税的议论纷纷嚷嚷，好不热闹！一方唱罢，另一方又登场献技，整成了一出活报剧。

　　今天的中国青年报刊发了署名梁发芾的文章，叫《房产税不能绕过纳税人同意这一关》。文中大谈了一通所谓"中国纳税人的权利"，称"征税必须得到将要负担此项税收的纳税人的同意，这应该是征税中最首要的问题"。说"征税意味着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侵害，是要求私人无偿地向政府让渡自己的财产权，而私人合法的财产权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看来，这位梁先生是不同意贸然开征什么"房产税"、"物业税"的。按他的说法，如果政府要求私人向政府让渡他们的财产权利，就必须先得到他们的同意。否则，就是一种抢夺和没收。他在文中强调指出："将房产税的征税依据由现在的条例升格为法律，由立法机关进行讨论，根据人民代表（也可以说是纳税人代表）的意见，来决定是不是向居民住房征收房产税（或者叫做物业税）。由人大立法产生的房产税法，至少从形式上说，满足了纳税人同意这一起码的要求"。

　　梁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愿望是不错的，理由也是满充分的。唯一不足的是，

　　他恰恰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即现在的中国谁能代表纳税人的权利？

　　以目前中国之现状，简单地用人民代表来充当纳税人的代言人是个毫无意义的话题。尽管人民代表一词已面世多年，但这些代表的"生产过程"是否透明、健康？他们的来源、组成是否公正、合法？在我等草民心中是要大大打个问号的！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随便找个什么人问问他，知道是谁代表了他自己的权利？我敢肯定地告诉你，答案一般都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虽然有名义上的选举权，但从来就没有能够真正使用这种权利的权利。

　　在一个封建传统历史悠久的国度，在一个当年被储安平先生讽为"党天下"的政治环境中，民主永远只会是一块"遮羞布"。我承认今天的中国，比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了不小的"进步"和"改革"；我也不否认今天的中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有"自由"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是在57年反右时早就给打成右派了。话虽不假，但水分太多。一些话不是不能说，而是看你能在哪儿说。许多话不是不敢讲，而是看你敢在哪儿讲。

　　举个例子，北京一个饭馆的包间里一帮老同学或老朋友在聚会。推杯划盏之间说什么的都有，有骂共产党、骂政府的，有骂单位领导、贪官污吏的，还有骂社会乱相、经济丑闻的。不管你骂得多狠多难听，哪怕在座的人中就有共产党的干部都无所畏惧。这种现象如今很多见也很普遍，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所拥有的一点儿"言论自由"。但你别忘了这只是在一个很小的私人空间里，一小撮熟人之间的"言论自由"。且多是发发牢骚、泻泻私愤罢了，对当政的权利机构形不成什么实质上的威胁或是危险。只要中国不再来次"文化大革命"，这种"言论自由"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可如果你胆敢组织个什么党，或是经常举办个政治沙龙之类的玩意儿，那你就要小心了！很快会有国安人员约你喝茶、谈话，更保不齐哪天你就突然"失踪"了。就连
互联网上的联合签名都会让当局惶惶不可终日，谁知道哪天哪月虚拟的东西会变成现实？那可不得了！

　　有个场景想必大家不会陌生，北京某区某事业单位选举区人民代表，选票一人一张，多了也不给你。选民们按科室排好队，遵照上级事先已经定好的候选人名单在指定的位置上划√就OK了。至于√前面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跟划√的人没有丝毫关系。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她。一切显得是那么得简单有序，那么得统一和谐。多么神圣的权利啊！多么集中的民主啊！这权利是谁给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给我们的，它是那么的来之不易！那么的求之不得！那么的冠冕堂皇！那么的"┅┅总是有理"。谁料一位选民赶上那天心情不好，偏偏没按往日的程序走，在非指定候选人后面划了个√。这下可把单位领导急坏了！上面交代的政治任务走了样可咋办呢？赶紧又组织各科室重新填写选票，并对全体同志们说，千万不要再划错了！否则你ä
��回不了家，我也无法向上面交差，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啊！

　　上面场合很多人都遇见过、经历过，见得多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习惯了就省得给党，给领导们添麻烦，惹事端。习惯成自然嘛！有关中国老百姓享有的各种权利名义上不少，但真正能落实到实处的未见得多。究其原因，是制定这些规则、条例的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他们打着"三个代表"的幌子，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却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如这些年主管住房建设的那帮官员们，把好端端的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市场搞了个乌七八糟、乌烟瘴气。还美其名曰：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根支柱。"

　　不错，自打房改以来房子就变成了可以流通的所谓"商品"。一些不良开发商如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任志强之流，把房子当成了专为"富人"祭献的供品。他们一面鼓吹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日益增长的"刚性需求"，一面利用政府赐给他们的开发特权，吃里扒外、欺上瞒下、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强取豪夺。全国的房价咱就不说了，就说北京的房价，这几年在党中央、温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是噌噌地往上窜，把京城百姓的可支配收入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就这样也没见那些自称代表人民的代表们站出来为老百姓说几句公道话。哪怕你冲着住建部的大门放个屁，也算是间接为老百姓出了口气啊！

　　再看看这些年流行的什么"听证会"，被老百姓诟为就是一"涨价会"。咱也不知道都从哪儿找的那些参会代表？基本上跟每年的各级人代会代表一个熊样，照本宣科、照样画押、照方拿药、照章点头。有几个真能表达民意的？真敢替老百姓说话的人也站不到那旮沓去，早给你送出国门了。

　　另外，在有关国计民生的住房这个事儿上，报纸、电视是天天讲，月月说，就是没见那些个记者、官员、人大代表们去采访北京真正缺房住、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穷人"和"夹心层"们。拍拍他们真实的住房现状，把他们请到电视屏幕上，听听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最好让他们当着胡总书记跟温总理的面，把郁积多年的心里话全都说出来。不过他们敢不敢实话实说咱就不敢打保票了。我要是能去肯定敢实话实说，但我保证不了电视台到时能实景实播，谁让咱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呢。

　　有时我在想，过去上面老是告诫下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现在这些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们，对北京的住房现状做过细致深入、全面系统的调查吗？他们对北京的住房市场的真实情况到底又了解多少？你不要跟我说人均已经达到了多少平米，也别和我忽悠什么政府今年准备在保障性住房上又加大多少投入。在拥有北京市户籍的前提下，我只想问你们几个能相对准确的数字：

　　一、北京现有的住房市场中有多少盖好售出但一直空置的房子？

　　二、北京有多少早就盖好但尚未售出的房子？

　　三、北京有多少拥有两套、三套以上房子的家庭？

　　四、北京有多少真正需要改善现有住房条件的家庭？

　　五、北京有多少一个人占有一套及两套以上房子的人？

　　六、北京大多数工薪阶层、夹心层能承受与之收入、贷款能力相符的房价到底是多少钱？

　　以上六组数字的统计，对庞大的政府机构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他们想去做、真去做。咱们国家在60年大庆时，不是连阅兵方阵中士兵在多少秒里走几步都能算得精精准准，分毫不差吗？希望你们在住房这件民生大事上，也拿出那种认认真真、准准确确的调查精神来。如果有了以上六组或更多组的准确数字，我想那些忽悠、诈骗老百姓的开发商以及被他们买通的官员、学者、专家们的谎言就都不攻自破了。同时，对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行业政策、法规时也会有极大的帮助。至于房产税应该对谁征？怎么征？征多少？也就不言而喻了。一句话，由绝大多数自住型的纳税人来裁定房产税的归宿是个不错的选择！

　　纳税人的权利不是空口说出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由某些人所赐予的，更不是能被某种势力所代表。这种权利是要靠纳税人自己去争取，但愿中国人民能看到这一天。

　　2010年5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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