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1日星期三

萧瀚:郭德纲事件的是非与教训

  近十日来,除了南方报系外,大江南北的媒体(尤其是部分京城媒体)机器几乎全面启动,对付一个艺人的错误言行,郭德纲事件迄今的结果似乎遂了某些人的愿。但此次事件反映出不少问题,涉及各方面,颇值细究。

  事件缘起:7月底,BTV《每日文娱播报》曝出郭德纲涉嫌私占小区公用绿地,8月1日,BTV两名记者(此次事件中的另一位主角周广甫记者及其女同事)去地处大兴县的郭德纲家别墅采访。

  一。BTV记者周广甫等是否涉嫌私闯民宅

  住宅是人最后的心理安全堡垒,不尊重住宅是蔑视人权最严重的思维方式之一。因此,是否私闯民宅是此事件中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今天允许记者随便骚扰郭德纲这样不掌握公权力的名人,明天就别怪包括记者、警察在内的任何人不把自己当外人。有人担心讨论这问题会危及新闻界针对涉公共事务官员的信息采集,但是,第一,掌握和不掌握公权力在享有隐私权方面差别很大,不可划一;第二,即使是对公共官员,也没有任何一国法律剥夺他们所有隐私权,他们也享有基本人权,其公民权只有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内容受限。不少人讨论公共事件时,不管涉事者是涉公共利益的官员还是个人,常常把应该区别对待的两种人的公民权混为一谈,导致动辄拿未经论证的"公共利益"(甚至可能根本不是公共利益)强奸公民权――他们很容易忘了
也许下一个被强奸的就是他们自己。

  当媒体对郭德纲铺天盖地一片谴责之声时,网上论坛(尤其是微博客)上却争论激烈,并不是那么一边倒地反对郭德纲,究其原因,就与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是否私闯郭宅有关。

  从网上流传的那个完整版偷录资料看(资料来自德云社的网站,目前已被黑),详细情况是:

  女记者走上楼梯,敲门。保安:这儿小区不让,不让这样。周广甫:谁说的,你说的呀?保安:不是我说的,是我们物业说的。周广甫:啥时候说的?前天我们还来过这儿。女记者:不拍照。

  可见,周广甫及其女同事从一开始就规避了小区不允许陌生人进入的要求,并且不顾保安的阻止而去敲门。李鹤彪出来,双方交谈几句后,周广甫质疑物业给郭家写的证明是啥意思,李鹤彪因此发怒,遂动手打周广甫。可见,最初的私闯民宅是成立的,但后面发生的事情改变了这一性质(参见下面第三点)。

  二。BTV记者周广甫偷录的性质

  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涉嫌私闯民宅几无疑问,挑衅式、钓鱼式"采访"找打,如此敌意的采访姿态,只能有一个解释,仗着偷录罢了。通常情形下,未经当事人许可的音像录制是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但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是违法的,往往与所关涉的事情性质相关。倘若事关公共利益,公开录制有困难时,偷录当事人与公共利益相关内容属于合理范围。但此事件中,郭德纲是否圈占小区公用绿地,属于私产纠纷范畴,不涉及公共利益,郭德纲本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人身安全威胁性,偷录没有理由。除非周广甫估计自己一定会挨揍,不然偷开摄像机干什么?用如此挑衅的语言对待被采访人干什么?

  另外,有人认为狗仔队偷录是正当的,因为全世界都这么做。全世界都这么做并不是论证一个道理的逻辑理由。狗仔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侵犯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明星们的私人利益,因此,明星们有权决定是否放弃其部分利益。明星们通常是既厌恶狗仔队又离不开狗仔队,没有他们,明星们的信息没人发布,难有名利市场,容忍他们,明星们的隐私就可能遭到侵犯。为此,世界各国常有明星们和狗仔队之间的纠纷,动辄恶言相向,甚至暴力冲突都常见。一句话,狗仔队的存在不是因为他们有这权利,而是明星们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利。狗仔队们刺探明星们的隐私是否合法取决于被刺探明星们的意愿,而不取决于其他。

  为此,BTV偷录一事没有正当理由,涉嫌侵犯隐私权。郭德纲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此问题。

  三。李鹤彪打人的性质

  如果李鹤彪出门来,拒绝采访,并且赶两位记者走,他们不走,李鹤彪打人,那还可能构成正当防卫。但由于李鹤彪开门,与女记者交谈,并且回屋拿证明书,这相当于默认接受采访,且相当于对两位记者涉嫌非法私闯民宅之举转为合法的事后追认行为。

  视频显示:女记者敲开郭家门之后,李鹤彪站门口,双方交谈了几句,李鹤彪回屋拿出一张文书,大意可能是承认开发商允许郭德纲圈绿地,周问:这谁写的?女记者:物业写的。周:物业写这啥意思?李鹤彪很不客气回了一句:你说啥意思?一边说一边打周广甫。

  可见,打人是在李鹤彪接受采访过程中发生的,李鹤彪违反了《治安处罚法》,殴打他人,现已被拘留并罚款,已经承担了法律责任。其实周广甫非正常的挑衅性采访是激怒李鹤彪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广甫甚至说:"我就私闯民宅怎么了?"――当然这种话可以视为特定语境下的气话,但这种气话难道不是特别拱火找打的话吗?李鹤彪事后否认自己打人,敢做不敢当,可说很无赖,如果不是这偷录,还真难让他承认。

  四。郭德纲这张嘴

  打人事件发生后的当晚,郭德纲将打人事件编进相声段子:"今儿我徒弟打人了,打就打了呗。过两天给他搞一专场,智斗歹徒民族英雄专场。"这种话即使只是调侃,也过分了,但媒体将其过度渲染显然也有点不顾语境的夸张,毕竟这是在说相声的时候说的。

  另外,他还说"关于北京电视台,我也是很无奈,这么些年,说大话使小钱,很龌龊的一个单位。"从此次BTV的做派看,我倒觉得没说错。

  "记者啊,还不如妓女。我一直在想,这妓女在红灯区活动,记者呢在绿灯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段话,应该看语境,而不应该认为他是在骂每一个记者,郭德纲在其8月3日的媒体说明会上做了解释,这辩解并不强词夺理――他有权如此看待周广甫等记者。

  "当初开发商许给我,这里是我的后院,开发商一走,我们院里有几个穷人,成立一业主委员会。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就有这浪催的人。"这些话显然都是触犯众怒的,但那种语境下,主要还是他对业委会的反感情绪,倒不是专门针对穷人的,不过无论如何都会被看成得志猖狂――这是无可避免的。

  对记者以及BTV的挖苦嘲讽,尤其反映在他8月4日的博文《有药也不给你吃》一文中,大致意思与上述同。博文中,郭德纲回应了"圈占绿地"问题:"当初买房时,开发商将小院用木桩围起,我未扩寸地,仅将旧桩换做新桩而已。有人不信,请找来开发商理论,我随时恭候!"但媒体至今尚未对此问题核实。

  许多人对郭德纲这篇博文极为反感,认为郭德纲流氓气十足。但是,如果从郭德纲角度想一想,BTV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剪辑偷录的视频材料,周广甫借挨打博同情,满嘴跑火车撒谎,误导、发动整个舆论对付自己,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又凭什么咽下这口气?他强项支持李鹤彪打人固然不对,但也并非强词夺理――而是他难以理解过于复杂的法律问题。要比流氓的话,这次还有谁比BTV更流氓?人家BTV为什么可以随便私闯民宅、随便偷录不必道歉,我家人打了人就一定得道歉?这种心理很符合人的基本公平需求,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在这种情况下不肯认自己的错。在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如果双方各有错,强势者不肯认错,弱势者但凡有点尊严都不愿低头,而如果弱势者主动先认错,强势者就更不会认错了。

  五。BTV的媒体发布会

  8月2日,周广甫在BTV的发布会上神思凝重地撒了一通谎,什么摄像机被打坏了,人被摁倒了,从楼梯上滚下来之类,通通子虚乌有,郭德纲后来以监控录像澄清此事。BTV将摄录资料进行剪辑,删去两位记者私扰郭宅的内容。说明会和新闻播报,BTV误导观众和媒体、构陷郭德纲之举至此全部完成。

  BTV的这种行为完全没有职业操守。

  六。媒体齐轰郭德纲及其音像制品下架、德云社自查

  8月2日开始一直到现在,全国(主要是京城)多家媒体齐轰郭德纲,尤其是4日和5日最多,简单罗列,就有"郭德纲不能太缺德了"(北京晚报)、"对待无良演员封杀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新华网)、"郭帮主,您还是收了神通吧"(新京报)、"谁来给郭德纲补补课"(京华时报)、"郭德纲上演硬暴力与软暴力"(新京报)、"郭德纲,拿道德玩幽默的玩笑你开不起"(华商晨报4日)、"郭德纲别拿穷人当对立面"(东方早报)、"郭德纲与流氓文化"(新闻晨报)、"法治社会岂容郭德纲如此纵横"(新华每日电讯)、"郭德纲不跟中国人讲理,想跟哪国人讲理啊"(环球网)、"郭德纲被圈了"(搜狐娱乐)。甚至连CCTV都不指名地用排比句痛批郭德纲是三俗代表,而人民日报、新华社也都发表批评郭德纲的评论。与此同时,
相声界元老姜昆也出面声称郭德纲是他们2007年以来一直要反对的"三俗"。

  接下来的事态急转直下:8月5日,李鹤彪被北京市经济开发区公安局行政拘留7天,罚款200元。同日,郭德纲接受专访,称弟子打人完全合理;8月6日,郭德纲弟子何云伟、师弟李菁宣布即日起退出德云社;8月7日凌晨,德云社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停演整顿"的声明,郭德纲的书、音像制品在各大官营书店下架,记协发表谈话,表示要维护记者合法采访权;8月9日凌晨,德云社网站被黑。

  至此,德云社遭遇其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媒体如此一致地对一个相声演员发难,可谓极其罕见,个中原委难以猜测――到底是十数家媒体因为被BTV蒙蔽而对郭德纲不够公正地发难,还是另有串联甚至有公权力授意,这些都暂不可考。

  终于,8月7日――这是德云社"自查"、郭德纲音像制品下架后,《经济观察报》发了第一篇质疑媒体在郭德纲事件中是否公正的评论:"在郭德纲事件中媒体有失公正",随后,《南方都市报》、《南方报网》等数家媒体也质疑BTV及其它媒体对待郭德纲是否公正以及质疑公权力封杀郭德纲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五岳散人、王小山、李承鹏等各位也有评论直接抨击公权力的胡作非为,冯小刚、赵丽华、郝蕾等艺人也都站出来支持郭德纲,抗议公权力的介入。

  七。采访权与记者证问题

  郭德纲在8月3日媒体说明会上质疑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有没有记者证,在8月1日周广甫被打时,周广甫认为采访权是国家赋予的权力。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采访权发端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社会的新闻自由,而不是来自国家赋予,国家不赋予,人也有这权利,记者所拥有的采访权无非是在某些很特殊的情况下比普通人理应得到更多保护而已。因此,不必有政府垄断核发的记者证,此证之存在,唯一的原因和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郭德纲作为一位相声演员,不懂这个道理很可理解,而周广甫不懂则难以理解,因此不可不辨。采访权通常需要被采访对象的自愿配合才能实现,被采访对象拒绝,则其无以实现。

  八。公共人物问题

  媒体在批评郭德纲支持徒弟打人一事中,通常会提到郭德纲是一位公共人物(或称公众人物),应该以较为得体的公共形象面对大众,而公然支持徒弟打人,未尽公共人物的义务,败坏社会风尚;还有人认为,郭德纲有义务拿出购房协议、产权证以证明圈占绿地的正当性。

  郭德纲当然属于公共人物,因此若单究李鹤彪打人一事,前一类谴责大致成立,但不完全公正。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孤立的,李鹤彪打人一事尤其不是孤立的,李鹤彪打周广甫之前,曾说到BTV在此前的电视报道中,居然拍错了房子,将别人家当成郭德纲家(但BTV至今没有核实和回应此事)――可以说郭家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而周广甫如此敌意的挑衅性"采访"简直就是"找打"――但由于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在前,所以只要动手打人,李鹤彪就错了。而其后,BTV与郭德纲经纪人王海之间交流不畅,未经证实的BTV要"五万元"封口费以及威胁若不给便扩大事态,可能是导致郭德纲写《有药也不给你吃》痛扁BTV的重要原因。

  郭德纲之错,错在将此事的前后是非曲直一锅烩,拒不认错,跟许多一屁股坐在BTV腿上的意见性质类似,但并没有BTV那么坏。郭德纲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么保持沉默,若要出来说话就得批评李鹤彪打人一事,其他的是非曲直另外评说。

  至于有人认为郭德纲有义务拿出购房协议、产权证以自证其错(对)的想法,则有待商榷。公共人物并非对一切被关注的事情都有义务向公众交代,关键看涉及的事情是否涉及公共利益。郭德纲涉嫌圈占小区共用绿地,这是典型的民事相邻关系,属于私产纠纷,根本不属于公共利益,人们对此事没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此事本应该由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之间自行解决,无法解决时按照民事司法程序解决,而不是由大众来舆论审判。因此,郭德纲没有义务拿出自己的房产证和购房协议,倒是质疑他圈占绿地者有义务举出足够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怀疑。

  演艺界的明星们虽然是公共人物,但他们与公权力领域以及教育界、医疗界、宗教界、慈善界、司法界等圣职领域的公共人物不同。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人们,演艺界或艺术界人士,往往是人类中最特立独行的人群,这种特立独行也往往表现为对许多传统伦理规范、生活规范的冒犯,因此,上述各界人士如果被要求成为道德楷模,但演艺界明星们从来就不是人类的"道德"楷模。各国影星、歌星的私生活方式与大众有较大差异,但人们往往容忍他们而不会容忍上述六大圣职领域的公共人物过于脱离普通规范。

  对于演艺界明星们,不必用道德楷模去要求他们,只要求他们守住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就行了。这次的事之所以有该批评郭德纲之处,是因为他支持李鹤彪打人。他支持李鹤彪打人有他的理由"偷拍不挨打,此事古难全!"虽然这与事实不符,前文已说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使得周广甫等二人私闯民宅被追认为合法,李鹤彪打人时也不知道周广甫在偷录,但确实很难要求一个以说相声为业的人那么清晰地厘清稍有点复杂的法律问题,试问那些对郭德纲进行最苛刻道德酷评的评论家们又有几个分析清楚这个问题了?因此,郭德纲支持李鹤彪打人的言论并没有有些人所想象或所歪曲的那样邪恶。

  九。媒体在此事件中的教训

  此次事件中,问题最严重的不是郭德纲、李鹤彪师徒,而是媒体以及后来封杀郭德纲的公权力。媒体存在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BTV记者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涉嫌私闯民宅,虽被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追认为合法采集信息,但也为后来李鹤彪动手打人埋下祸根;

  第二,周广甫及其女同事不合理使用摄像机,未经被采访人同意而偷录其言行,而并非在挨打之后打开摄像机,已构成涉嫌侵犯隐私权;

  第三,周广甫在BTV的说明会上谎话连篇,除了李鹤彪打他这一个总体情节相符外,其他许多细节与完整的录像反映的情况相去甚远;所谓摄像机被打坏、他抱着摄像机滚下楼梯、检查摄像机时候才开始拍的、左臂脱臼(视频中有个镜头他伸出左手搭在一位旁观者肩膀上,如果左臂脱臼,还可能吗?)等都是子虚乌有之事;

  第四,BTV既当原告,又当法官,断章取义,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剪辑过的偷拍资料误导其他媒体,误导大众,在本台节目中大骂郭德纲师徒;

  第五,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在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贸然出手,不谨慎,尤其遗忘了BTV不可以既当原告,又当法官,这些媒体缺乏最起码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在郭德纲是否确实圈占小区公用绿地一事尚未明确之际,即认定其圈占为实,这种评论水准显然是极不专业的;同时,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只有一两家媒体质疑过记者是否私闯民宅问题(但也由于受BTV剪辑过的偏私音像误导,基本上不可能准确分析,这可以不怪他们),但几乎不见质疑偷录问题的(这也是因为偏于BTV而没有对周广甫显然自相矛盾的谎言进行基本辨析的结果,他说摄像机摔坏了,又说检查以后拍摄了,撒谎也没撒圆);

  第六,批评郭德纲的媒体从国家级的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小到普通地方报纸,对一个有错误言论的艺人用了整整一周以上的时间狂轰滥炸,用了各种各样道德谴责、人身攻击的言辞,却对BTV是否践踏新闻伦理、滥用话语权不置一词;

  第七,当事态逐渐明朗,BTV造假、周广甫撒谎已经越来越明显之后,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理应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却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以及媒界江湖的潜规则而归于沉默,绝不为自己的不公正有半点歉意,甚至许多媒体持续跟进,依然对郭德纲落井下石。

  毫无疑问,一味批评郭德纲、没有公正对待郭德纲、李鹤彪的BTV及其他媒体,应该向郭德纲、李鹤彪、公众严肃道歉。

  十。不明部门涉嫌滥用公权力

  这是这次事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相声演员的作品是不是"三俗",公权力无权定性,大众自有评价,自有选择。一个开放社会,是一个人们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选择的社会,人们既可以选择高雅的精神产品或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所谓"低俗"的精神产品、生活方式,不劳公权力决定。甚至可以说,不允许人们无害于他人的堕落,这样的社会,必是堕落的社会。郭德纲发表言论支持徒弟打人,若从前因后果看并没有错得那么离谱,更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无权在书店里出售,任何权力部门都无权未经任何正当程序即勒令其作品从书店下架。迄今,各大书店里将郭德纲音像制品同时下架没有官方说法,这种无文书程序是公权力被滥用的极端标志,它剥夺了人们权利被侵犯之后基本的救济途径,是一种对权利的活埋行为,也是
公权力最猥琐最可耻的行为方式。

  除了侵犯人权,公权力介入此原本属于民间自由讨论的事件,还破坏了原本可能正常的公共议论,导致原本可能正常的批评都得兼以道义上首先表明捍卫郭德纲基本权利的前提,不然,本来可能正确的批评都会变成支持公权力滥用的落井下石。

  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公民精神的基本特征都包含"警惕公权力,善待公民"。对公权力的批评几乎没有限制,因为即使批错,其自我修复与澄清功能极其强大,无需担心被冤枉而导致实质性损害,因此需要"恶意推定公权力";而对公民却要善意推定,应该尽可能谨慎,一旦批错,就会给弱小的个体公民造成很大伤害。更何况在中国这种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一方面媒体缺乏自由,另一方面缺乏自律,尤其一些半公权性质的媒体往往还滥用话语权,一旦其话语权滥施之普通公民,就更难以救济。

  另外,之所以要"恶意推定权力,善意推定公民"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事关公共问题以及人权等问题上,公权力理应比普通公民更懂,人们有权假设公权力的一切作恶都是明知故犯,但对公民却不能如此要求,正如前文已说到,如果评论家们都没能分析清楚周广甫等二人是否私闯民宅,为什么去要求一个相声演员如此懂行?

  为此,批评普通公民,最好在讲清道理基础上留有余地,这也是媒体职业操守的一部分。

  但愿此次事件,除了促成郭德纲、李鹤彪、周广甫及其女同事的职业与公民意识自省,还能敦促BTV等媒体加强自律,至于公权力,不必寄望他们自我限权――唯有制度性的限权与分立以及真正的公民精神才能制衡�们。

  2010年8月11日於追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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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舟:“民派论”的社会根源

  --评仲大军、胡星斗的"民派论"

  最近,国内学者仲大军和胡星斗有关"民派论"的一些论述和观点,在国内理论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据了解"民派论"起源于大军网上的几篇文章,以仲大军、胡星斗为主要论述人。其主要理论形成的局限,来源于国内长期以来的"左"、"右"理论之争和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

  中国理论界长期的"左"、"右"之争,和消极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不负责任,使得国内民间学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一直追求着新的突破。中国理论界长期的黑暗中的盲人摸象般的探索与追求,聚集民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痛苦思索,再加上这些民间学者亲身体验的社会畸变所带来的刺激与提醒,促成了"民派论"的诞生。

  改革,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是当初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在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下,制定的大政方针。处于文革后期的毛泽东,冲破闭关锁国的政策,与美国的恢复关系,就已经奠定着国家改革的开始了。但是,三十多年的改革,没有走入改革的征途,尤其是近二十几年的"改革",完全扭曲了改革的根本,把中国引向了歧途,使国家完全的处于风险之中。

  国家的一代负责任知识分子仲大军、胡星斗等人,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通过多年的思索,探讨出"民派论",一方面是一个新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也是在研究了近些年的国情与民情之后,在聚集和浓缩了最广大民众的主导意识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火花。

  "民派论",是民间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是指相对于非民间学者而言的。或曰:代表全民意识与形态的理论课题。

  探索这一鲜明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新诞生的奇葩,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尽管这一新的理论还正处于萌芽之中,但于国、于民、于中华民族有利、有益的思想,我们有什么道理回避呢?为了民族事业苦心营造,呕心沥血,才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本份。

  仲大军、胡星斗等人提出的"民派论",有助于中国的理论界尽快的跳出"左"、"右"理论的怪圈,使中国的理论基础真正的回到中华民族的本质上来。不再为西方进行理论实验,中国也彻底摆脱西方理论实验场的尴尬窘地。另外一方面,也彻底从根本上改变理论长期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状态。使我们的理论真正的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正确的认识"民派论"的主要观点,正确的认识"民派论"学者们的苦心造诣,正确实际的认识中国的具体现状和当前的改革需要,共同细致的研究和具体的完善这一新的理论课题。从而尽快的使"民派论"形成对中华民族有利又有益的东西。

  同时,也希望"民派论"尽快的形成国家的主导意识,尽快的呈现明珠脱泥复明的局面,解国家于倒悬之态,为和谐社会奠定下一个有说服力的坚实基础。

  归去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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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再论中国的民派和官派

  当今的中国仍然被两个传统的符号纠缠着,这两个符号一个是左,一个是右,它们成了描述和划分人们政治特点和思想倾向的标志。多少年来,人们都逃脱不了这两个符咒的纠缠,一直囿于传统语言的捆缚之中,社会的矛盾争论仍然沉浸在这两符号的划分体系中,不是左,就是右。这种状况令人苦恼。

  用左派和右派来划分人们的身份特点,很不科学,很不清楚。左右影响挥之不去,说明当前的中国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政治上没有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当社会已经清晰地出现了多元化利益格局的时候,话语却被肤浅的政治符号扭曲着。之所以仍然运用两个陈旧的词语,主要是思想方法陈旧,跳不出语言工具的束缚,不能清晰地分析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寻求一种认识的突围,理念的突围,语言符号的突围。

  我们提出一个民派的词语,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当前社会已经有了庞大的民间基础,却难以梳理出清晰的民间思想,民主思想。这种状态或许是出于左右之争的干扰。左和右是旧思维和旧政治的产物。左右之争,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它既分裂着中国社会,又羁绊着社会的前进,误导着人们沉湎于旧的历史图形。如果不甩掉这些历史陈迹,当今社会就不能轻装上阵,特别是不能认清当今中国的真问题。所以,不愿被传统语言、被左右符号紧箍的人,一定要打出一个新的符号(旗号),那就是民派!

  我认为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主要是官派和民派!左派和右派不能清楚地说明当今中国问题的实质。左派与右派之争,更多地沉湎于历史的范畴,而民派与官派的分界,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利益之争,官派和民派的区分在今后将日益明晰起来。

  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划分不应由左和右来描述,而应由官和民来描述。这是因为当今的官民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左和右两个词语并非不能沿用,但必须进行重新矫正和定位。那就是左派代表革新的民众意愿,右派代表保守的官僚意愿。左具有改革的倾向,大众利益的倾向,即改革特权和不平等的现状。右派的传统意义是保守,因此,今天的中国只有那些顽固地坚守既得利益而置民众意愿于不顾的群体才属于右派。

  如此分析后可以看出民派与左派的联系,官派与右派的联系。也就是说真正的左派应该是民派,真正的右派应该是官派。而今天中国社会的左派右派之分基本上扭曲了这一意义。譬如,某些被称为左派的人,实际维护的却是官派的利益。官派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绑架社会,一些左派也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维护官派。而某些被称为右派的人,奉行的却是民派思想,反对封建特权专制,主张民主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如其长期混淆下去,不如引用民派与官派的概念,用两个新的术语,事情便可一目了然。

  今天的民派,其意义应涵盖宪法中所称谓的人民这个主体,它的诉求和主张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之所以用民派这个新概念来描述传统的人民,主要是因为当今的中国,官民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今天必须解决官与民的矛盾。

  任何社会派别的思想和主张离不开社会基础。首先我们需要来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民派。民派是的权力之外的社会群体,凡是非政府、非国有垄断、非特权之外的群体,都属于民派范围。即使是体制内的成员,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学者,只要他们具有民众的思想意识,具有正义感,倾向于关心平民大众的发展,都属于民派的范畴。民派是一个以思想观念而不是以身份来区别的一个群体。

  三十年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清晰地显现出官营垄断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两大轮廓。中国虽然从计划经济迈入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如其说改出了一个权力平衡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改出了一个官营垄断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中国经济躯体中的附庸和从属,庞大的经济资源、政策资源和经济动力依然掌握在政府和国家垄断企业之中。

  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经济利润少得可怜。目前,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人数约为3亿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为3亿人,而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人数只有大约3000万人,但这3000万人的收入,足可以比得上民营企业中3亿人的收入。

  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 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证券公司拥有着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

  这种以权力为中心的改革已经使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倾斜,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收入分配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只能是民间力量薄弱的原因。这些年里,民间学者日益被边缘化,倍受歧视和冷落,民间力量正在发生毁灭性的坍塌,代表民营和市场的民间智库几乎荡然无存。政府垄断着思想、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权力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和不可抗拒性。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薄弱,才会出现改革利益向一端严重倾斜的局面。因此,中国必须有民派利益代表的出现。

  目前中小企业艰难拮据,步履维艰,官营垄断企业形势大好。官派学者垄断着主流话语霸权,垄断着媒体,垄断着舆论。这种状态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因此,民派力量要联合起来,形成共识,反对官僚特权,反对垄断,反对不公平竞争,反对强权资本,反对崇洋媚外,仰人鼻息,反对官僚和资本结合起来挤压大众,反对国际资本在国内的超国民待遇,反对外资挤压民资,纠正多年来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政策。

  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切实关注以上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我们建议政府部门改变历来排斥和边缘化民间学者的做法,转而听取民间学者的意见。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99%的学者都是政府学者,体制内学者,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代表着中国99%的思想和愿望。中国庞大的思想资源很多储存于民间,来自民间。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一贯做法,由屏蔽改为聆听,由排斥改为合作。并且,中国的民间学者并非不具备合作性,中国政府必须把民间学者看成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只有建立科学的官民沟通机制,才会避免社会发展的畸形,才会避免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

  中国社会必须有承载社会利益诉求的知识群体,民派学者就是一种形式。中国社会要更多地求同存异,适当放弃彼此的个性,寻求共性。共识要有高度和水平,要让官民、左右都能接受。只有形成这样一种舆论格局,中国各阶层的利益群体才能得到均衡发展。

  2010年7月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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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谁能成为直辖市?

  最近媒体报道西安将成为中国的第五个直辖市,我认为纯粹是臆测甚至无稽之谈。我在近十年前提出了"缩小省级区划"、"设立副省级直辖市"的建议[见附件],其中提到省会城市不宜成为直辖市,否则省会搬迁的成本巨大,公务员迁移到另一城市的阻力也将是巨大的。所以,西安、广州、南京、武汉等省会城市尽管"够格",但并不可能成为直辖市。

  最有可能成为直辖市的是深圳、青岛、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洛阳等副省级城市(或事实上的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如果这些城市成为直辖市,将极大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掀起中国新的一轮发展的高潮。

  重庆直辖,给重庆带来了一日千里的变化,如今的重庆,高楼的数量超过了上海,城乡统筹、地票交易、金融试点、保税港区、两江新区、公租房、万元增收计划等等成为全国的亮点,许多方面的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倘若深圳、青岛、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洛阳等市直辖,也将给这些城市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

  直辖可极大地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形成各个地方万马奔腾、加快发展的局面;可促进改革,在一些地方进行经济、社会、行政及政治的改革试验;可将一些人口大省一分为二,起到分省的作用,缩小管理幅度,提高行政效率;可遏制省级分裂主义,加强中央的权威,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深圳、青岛、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洛阳等市直辖也完全具有可行性。我建议设立的直辖市是副省级直辖市,不存在"不够格"的问题,它们不像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是正省级行政区;这些城市直辖的成本也很低,没有什么副作用,不需搬迁省会,直辖后各市机构照旧甚至可以得到精简,不会因为直辖而徒增一批官员。

  设立副省级直辖市将是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极佳选项。

  2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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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关于使用永久国名“中国”的建议书

  为了遏制台独、消除两岸隔阂、超越历史上的王朝循环,我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更改为"中国",或者准确地说,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使用唯一永久国名――"中国",合并"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名。

  理由是:

  一、台独分子因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分裂中国,国民党和台湾主流人群也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认同中国,使用唯一国名"中国"后可极大地增强台湾同胞的祖国意识,抹去意识形态隔阂,避免"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的争执,使得台独分子失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理由分裂祖国的借口。采用唯一永恒国名,可加速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其力量胜过千军万马。

  台湾领导人声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国家",但是如果大陆使用了"中国"国名,倘若分裂分子宣称:"台湾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那么他必然无法获得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

  二、可克服一朝一代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以唯一永恒国名――中国,表明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永立人间。

  美国的唯一永恒国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SA;日本的唯一永恒国名――日本国;俄罗斯曾经走了弯路,现在恢复了唯一永恒国名――Russia;中国使用了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称呼,以后万世一系,皆称"中国",全世界华人以"中国"为自豪。

  总之,我建议全国人大会议研究、讨论、表决"遏制台独、更改国名、使用唯一永恒国名――'中国'的建议"。

  20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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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7日星期六

胡星斗:中国的死路与出路

  一、中国的死路:传统治国方式是死路一条,中国至今没有走上治国正道。

  古代贤哲老子说:"以正治国"——治国要走正道,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在当代中国,治国却一直没有走上正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使用歪门邪道的手段治理地方。

  1、未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执政的基石,而错将维持暂时稳定、维护现有秩序与利益作为头等大事,由此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在当代中国恰恰相反,公平与正义被一些官员视如敝屣,稳定与既得权力、既得利益成为"首要价值",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以谎言、暴力、陷害、劳教,动用黑恶势力,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抓捕记者、举报人,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 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维稳的财政开支惊人。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民权的困境、官德的堕落、公德的沉沦、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庞大的维稳经è
��和行政成本严重地挤压了民生。

  公平与正义已亡,这是中国最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也是政府治理最为失败的地方。

  2、目前中国的"三进三退"是历史的反动。所谓"三进三退" 是指:国进民退、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

  尽管官方否认存在着国进民退,但4万亿救市资金和2009年近10万亿信贷绝大多数给了国企,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其实是在帮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钢铁、石化、有色金属、信息、汽车、船舶、航空、装备制造、煤炭、烟草、盐业等行业完全或绝大部分是国有的天下,国有资产从1999年的9万亿元增加为2009年的43万亿元……种种事实都说明国进民退不是统计部门虚构一下国企、民企产值数据所能证伪的。

  国进民退将严重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的象征。国进民退也将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畸形市场经济催生了特权利益集团,导致了经济低效率、腐败和分配不公,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与国进民退相伴相生的是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所谓的人治)进、法治退。凡是国有强大的地方,必然是破坏法治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方;目前中国的法治倒退令胡温政府的形象在国内外严重受损。

  3、"三个一体化"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嘲弄。目前,中国的体制是"三个一体化":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官商一体化;党政一体化。譬如不久前开车撞死人的私企老板同时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委,难怪他有恃无恐;紫金矿业的股东许多是县委县政府及各局的官员……这样的体制不腐败、不专横、不胡作非为、不激起民怨,可能吗?即使将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叫到北京培训100遍,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最高决策者只知以传统方式治国,不敢进行哪怕是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改革,那么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将会越来越溃败,道德会越来越沉沦,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

  二、中国的出路:宪政与公平是未来中国的两面旗帜,关键是进行权力结构改革。

  在未来的中国,"宪政"与"公平"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宪政"与"公平"的结合是宪政社会主义。

  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护公民的权利;宪政也即宪法政治,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社会主义或称新社会主义是指公平正义、平等共富、体现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和制度。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弘扬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秉持民主、法治、人道、公平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只有宪政,才能抑制特权、垄断和腐败,才能打破人治、官家主义和王朝循环,才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才有公平正义,才有社会主义。没有宪政而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或批斗地富资本家老干部的毛式平等和传统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封建社会主义或曰专制社会主义。

  同样,只有新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08宪章尽管萃取了西方宪政民主的精华,但由于没有与中国文化结合,也没有与中国现实结合,所以它也不是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张。

  宪政社会主义既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它是不断创新的社会主义。

  宪政社会主义主张:

  实行"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选举权、监督权、出版权等)、"民授"(高层由人民授权、人民普选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选举产生领导人)、"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超越和包容三民主义,促进两岸统一;未来中国应当将"四民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

  维护宪法的绝对尊严,在全国人大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设立宪法法院,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同时,维护执政党、中央政府在宪政之内、宪法之下的权威性、有效性;

  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财政上组织上人事上保证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反贪局、监察、纪检、信访、审计、工会、媒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的反科学体制;

  实行全民民主、代议民主与可控民主、协商民主(鼓励政治协商,公推公选)的结合,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反对街头政治;

  以废除劳教制度作为实行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突破口。同时加快改革违宪的二元户籍制度,给出废止的时间表;废除信访体制,设立隶属于人大、有利于监督的申诉制度,促进信访案件的司法化解决;

  以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权力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非官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以阳光财政作为阳光行政、阳光政治的突破口,凡是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必须在网络上晒财政预算和开支;同时,落实人大的财政监督职能和纳税人的权利,鼓励公民就浪费财政资金、"三公"消费进行公益诉讼;

  以阳光财产作为廉政、反腐败的突破口,出台《阳光财产法》、《反腐败法》,规定凡是公职人员其财产必须每年申报、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以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作为保障民权的突破口。凡是新闻自由的国家,冤案都会通过新闻报道而得以良好的解决,所以都没有上访的问题。只有让人民群众获得话语权、问责权、罢免权(落实公民的问责权、罢免权比选举权更有意义、更容易操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杀童、袭警等问题。禁止地方政府利用纳税人的税款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台为自己歌功颂德;

  以落实金融权作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改善民生的突破口,为此,必须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民营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定向吸储、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决老百姓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以废除特权作为重塑政府、赢回民心的突破口。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特供等公款福利特权;制定社会保障法,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

  以破除国企垄断、官商结合、实现全民持股、社会分红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目前国企利润仅10%、央企利润仅4%上缴,而且上缴利润的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国有企业之中了,在2009年国企的上万亿利润中仅10亿元进入了财政。以后,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同时,从融资、减税等方面扶持民营企业,打破行业准入的"玻璃门"。

  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完整的土地产权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只有土地资本化,农民才能富裕;农村集体土地应当享有开发建设权,不需要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 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应当逐渐合法化。可以借鉴台湾"土地增值归公"的经验,农民的土地可以转为非农用途;

  以公益诉讼立法、保护举报人立法作为公民问责、公民监督的突破口,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代表全体受害人起诉挥霍公款、破坏环境、股市舞弊等行为。

  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作为缓解资本与劳动矛盾、化解仇富心态的突破口,以社会进步运动或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作为缓解官民矛盾、城乡矛盾,突破户籍改革困境,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农民工问题的突破口。改革工会体制,由工人选举产生或罢免工会领导人,促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群体;出台罢工法,制止非法罢工,保护合法罢工,保障劳动者和资方双方的权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弹压一切罢工,避免劳资矛盾转变成官民矛盾;取缔对农民的种种歧视,在金融、财政、土地、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改变慈善行为的官方垄断,由社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
抑制权贵经济;充分发挥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鼓励批评性和揭露时弊的报道,以媒体自由和新闻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团;制订《劳工权利法》、《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劳工权利、平等权利新时代;

  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中国应当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战略。教育第一战略的突破口是将教育指标(教育投入、城乡教育差距、义务教育完成率、研发支出、农民工培训等)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大幅度压缩行政成本,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点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遏止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据报道,80后的大学生数,城市是农村5.5倍。以后如果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总理应当辞职。

  公平与正义是立国之基。通过宪政社会主义的实践,公平与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三进三退"、"三个一体化"必将受到遏制,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找到了治国良方、走上了治国正道,也只有这时,中国的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

  2010-8-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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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当皇权无法伸到地方

  ——读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

  我在班贝格(Bamberg)大教堂广场一边漫步一边思考,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为什么在其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G.tz von Berlichingen mit der eisernen Hand )(1773)中,把班贝格主教(Bischof von Bamberg)作为主要人物来描写。

  葛兹时代的德意志民族,表面上统一在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1」之下,但是,当时的教廷、皇帝和各路英雄好汉都能施展自己的武力,控制自己的地盘。葛兹是那时候最出名的英雄豪杰,班贝格是最保守的天主教总教区,该教区成立于1007年,爱希施泰特教区和维尔茨堡教区分割一部分成立。1817年,班贝格教区升格为总教区。

  歌德在《葛兹》中设定班贝格主教为主要人物,当然可以理解。

  班贝格教区还曾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邦。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幅员辽阔,在奥图一世和后代的不断使其有地区纳入、加盟下,从日耳曼平原北至波罗的海,东达今天的波兰部份,并南抵今天的瑞士、波希米亚、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北部。但是,用法国文学家伏尔泰的话,那就是"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因为教廷与帝国的各种政治结构仍然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一起,皇帝没有成为民族凝聚力的代表,在同教皇时而冲突时而勾结的过程中把自己降为一名诸侯,"德国"不仅成为罗马教皇的"乳牛",而且也成为天主教会充当欧洲精神权威的最后支撑。打从一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面临一个相同的难题,也就是如何保持对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两个不同地区的控制,因为两地中间隔着阿尔卑斯山脉,统合上非常不容易。

  帝国皇帝的军队由教会土地的佃户所担任,他们有义务为皇帝服军役,是皇帝在与教会决裂而失去权威前这些士兵是皇帝军队的多数。第二种重要的部队是由庄园农奴组成的兵团,虽然他们一部分会在接受最好的训练与装备后成为骑士,却不是自由人。第三由帝国分予土地的自由民、军户、农民、骑士也有义务服从号召。之外帝国内所有的部队皇帝理论上皆有权指挥,各公国在皇帝的请求下也会提供军役的号召。这些军队会被用来镇压由帝国内贵族和农民所参与的暴动或政争,也必须抵挡来自北方的维京人和东方的马札儿人所发动的入侵。

  然而,皇帝和教皇之间的对抗,间接的形成了日耳曼的未来命运。这项对抗是关于皇帝对主教职位的授予,和日耳曼境内其他教堂神职人员的任命。教皇葛列格里七世反对这项措施,因为如此一来导致教堂神职人员的职位买卖,成为主要的贪污腐化来源。神职人员的职位常常落到出价最高的竞标者手里。在长期数位教皇和皇帝之间的竞争,教皇赢得选择主教的权利。在这场争执中,帝国就在日耳曼爆发了内战。

  当皇帝被暂时逐出教会并且投注于对抗罗马的战争时,帝国的政权就已失去效力。在未受到皇帝的干预或帮助之下,地方上的日耳曼亲王团结自己的力量并与维京人作战。在意大利,兴起中的城邦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伦巴底联盟,并拒绝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

  马丁路德用《九十五条论纲》(Martin Luthers 95 Thesen)对赎罪券强烈抨击,1520年8月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 ),更是将问题凸显为民族利益的捍卫与否上,将罗马教皇推到了德意志民族公敌的位置上。

  宗教改革不仅对德国,对整个欧洲乃至西方,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振聋发聩"之声。谁也不曾料到,路德这么个普通修士,竟然能以其一纸文字,而掀起划时代的革命浪潮。谁说书生无用?不也同样能当"雄兵十万"。

  路德之所以敢如此公然与教皇为敌,不是因为他的一己诉求,而是因为骑士阶层的共同利益诉求使然。1522年,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分裂,一分而三:右翼保守力量包括皇帝、高级教士、部分诸侯、城市贵族等,他们希图维持旧有封建状态、取消已有的改革;左翼激进力量主要是骑士、农民和平民阶层,他们要求改变现存的制度;中间的调和力量则集中了有产阶层(低级贵族、市民阶层、部分高级贵族或诸侯),他们主要希望取消教会权力以获得自身独立地位。在原有的政治格局中,左翼激进力量显然无法达致他们的目标诉求,于是,暴力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作为低级贵族的骑士阶层,一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强烈不满诸侯专权、教会富有、帝国涣散的现状,希望建立起一种以皇帝为首、限制诸侯权力、�»
�骑士为支柱的中央集权君主国。

  铁手骑士葛兹在与班贝格主教的战斗中,逮捕了他原先的朋友魏斯林根(Weislingen),经过和解后,并承诺将他的妹妹嫁给魏斯林根。魏斯林根要回班贝格,向主教汇报这一"交易",但是,情况非常复杂,其妹妹后来还是嫁给了骑士阶层领袖的济金根(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

  葛兹所表现的,其实就是"骑士宗教改革"的失败。对于骑士阶层来说,根本就是"两头不着落"。往上所拥护的皇帝,根本就不领情,往下则又不能改变自己基本的价值观念,而与农民、平民合流。再加上自身的势力薄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阶层的消亡命运。

  歌德妙手细牵,将葛兹与济金根在本剧中联系起来,使后者成为玛丽亚的丈夫、葛兹的妹夫。魏斯林根与玛丽亚(葛兹之妹)、阿德海黛(Adelheid),发生三角情感关系,魏斯林根与葛兹有交情,但他却表现出与葛兹势不两立。为什么呢?关键是"立场正义"问题,正如葛兹理解自家的"造反有理",他的所谓反叛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大致该算是"官逼民反";可魏斯林根也有道理啊,葛兹这样的行为已经属于"啸聚山林",成为现有秩序的破坏者。魏斯林根认为,"秩序"必须得到遵守。可是不合理的秩序如何遵守?天子圣明,都是凶官恶吏作乱,可官吏毕竟是皇权面对民众的具体体现。

  葛兹的诉求,其实很简单,他只想保住作为骑士的某些特权和基本荣誉。葛兹并无意与政治权力对抗。他走上与现有权力的对抗之路,纯属一种形势使然的无奈。在他的信念里,骑士乃是一种高贵的阶层,故此只能听命于"上帝、皇帝与自己"。所以,他的潜意识中,并非是想"造反",与农民混在一起,那是迫不得已。可问题在于,皇帝并不领情,反而派兵讨伐他。这种悖论,始终困惑着葛兹,而且注定了葛兹的悲剧命运。

  歌德一向崇拜英雄,敬仰强权,他试图在葛兹这个人物身上展现出一种"最高贵的德国人"的形象,在歌德的心目中,葛兹具有极为崇高的道德形象与理想光环。歌德自己说:"葛兹深深感动了我。在野蛮和混乱的时代的一个强悍而善良的自助英雄的形象,唤起我最深的同情。"

  年轻的歌德是这样,中年的歌德也一样。拿破仑在1805年和l806年先后战胜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组织受拿破仑保护的莱茵联盟,消灭了许多封建小邦,所谓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宣告消亡。拿破仑给德国带来一些法国革命后开明的思想和制度,对落后的德国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德国一部分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等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反抗拿破仑,进行斗争,最后于l813年10月继俄国的胜利之后在莱比锡击溃法军。歌德对于当时的反拿破仑战争不但没有支持,反而,拿破仑一世在埃尔富特(Erfurt)召开诸侯大会之际,接见了歌德,并给歌德授予荣誉军团勋章,这引起德国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

  那时的神圣罗马帝国与今日的中国,多少有些相似的地方。

  注释:

  「1」962年,德意志国王、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到973年在位,成为罗马的监护人与皇帝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1157 年,这一帝国得到了"神圣帝国"的称号。1254年,帝国第一次开始使用头衔"神圣罗马帝国",此后作为官方名称沿用直至18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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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言二则 贺承业




闲言二则  贺承业
566《不得不的悲哀》近日读了几则怀念三宽部长朱厚泽的文字,前些岁月里常见怀念胡耀邦、赵紫阳的文字,更有那不时传出的现任总理温家宝的豪言壮语,甚至常有引用了大篇幅1949年前中共的论民主自由的文献,这些东东虽都是当局防范但又不好公然指名说不许的,于是就在这空子里表达出人们内心的企盼与诉求。人们对现实的企盼与诉求,不能直言,只能借空子以表态,借钟馗以降鬼,这是一种专制下的不得不的悲哀!
567《都是一味强调这中国特色惹的祸》近日网络上大揭大批张悟本之流借中医养生之名行骗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本来这人间骗名骗利之事常有发生,不足为奇,可是,这长期利用出版与电视等公众传媒大行其骗这就不得不追究一下传媒的责任了?一些明显反常识反科学的歪理邪说为什么就会大行其道呢?究其原因是它打着‘中医’、‘传统’、‘民族’……等诱人的字眼,这正好能配合当局历来一直强调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调,不问好坏与是非曲直,有个中国特色就行,就大力扶植,于是乎就大上传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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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铮:人口再生趋势已使中华民族踏上衰落之路

  美国因人口稳步增长而持续崛起

  比较中美,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在崛起,而美国却在衰落。如从GDP看,2009年美国为14万亿美元,中国为5万亿美元;按购买力算,中国GDP已过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正一步步逼近美国。从中美两国现在及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发展规模看,我们很容易得出彼消我长的结论。

  但是,从决定国力根本因素的人口再生状况看,美国正在持续崛起,而中国已踏上衰落之路。

  一国的国力由三大基本要素决定: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政治经济文化积累。自然资源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不相上下,但总体资源价值远在美国之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积累美国目前占很大优势,但这是个变动性很大的因素。决定一国国力的根本因素是人力资本。

  中国目前与美国争锋的唯一优势是可以迅速转化成人力资本的人口数量。人力资本在于国民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生活信念,工作态度等等。中国人有较为优秀的智商基因和文化传统。智商基因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这里且不说。中国对教育和知识的尊重将会使中国的人口数不断转化为人力资本。若中国现在即有三亿受过大学以上良好教育的劳动力,20年下来,只要国家不大乱,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轻易超过美国。如果中国能长久保持人力资本上的绝对优势,中国必将在诸多方面超越美国。

  但中国人口大约在2040-2050间达到高峰(14-15亿之间,现在及今后的生育政策会左右它)后,将持续下降。从此后也许将永远达不到15亿。中华民族的人口最高峰可能永远过去了。100年(2100年)后,如果此间我国不采取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将极有可能下降到10亿以下。200年后(2210年),中国人口可能会在5亿-10亿之间。

  美国100年后(2110年),人口将为6亿-8亿;200年后,美国人口将在10亿到20亿之间。在100年到150年间,美国人口很有可能超过中国。美国100年后的人口预测比较可靠,200年后,它会超过10亿,但到底是十几亿就难以确定。因为人口到达10亿左右时,人们会自然减少生育,移民也会相对减少,美国还会向外移民。

  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将在中国人口为美国人口两倍以上时发生。由于美国的自然资源及其他优势,预计当美国人口为中国人口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时,其经济总量又会超过中国。当美国人口超过中国人口时,其国力又会远远超越中国。

  由于美国地盘大,虽然在过去的100年内,人口增加三倍多,二战后也有短暂的人口迅猛增长,但其社会管理较好,国民从未担心人口过多。即使在200年后(2210年),美国人口达到14亿左右,由于其人口增长过程是缓慢的,逐步的,自然的,社会对人口的增长逐步适应调节,国家会因为人口增加而越来越富强,国民不会产生对人口过多的共同忧虑。它不会象日本韩国中国那样短时间人口迅猛增长而导致社会资源紧张,从而产生对人口过多的恐惧的社会心理共识。特别是中国,在战乱和饥荒后人口急剧增长,而政府的管理组织不善,使人口问题显得更加严峻,导致人们对人口过快增长的恐惧和焦虑,从而产生要强力限制国民生育的思想,并制定出限制生育的政策。

  如今发达国家大多数国民不愿多生多养,从而使人口替换再生出现危机。人口再生不足是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共同困境: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居民的生存空间狭小,生活压力增大,养育成本的提高,对享乐的追求,性的开放等等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许多发达国家都出台鼓励生育正常,但收效不大。但美国人口却持续稳步增长,原因大概在于其地盘广阔,外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国民的宗教信仰和民居的乡村化等。

  在未来百年,美国将继续接纳吸收移民。移民为保障美国人口增长起着关键作用。不仅仅是移民本身增加美国人口,移民所带来的较强的生育意志和不同的生育观念也会导致某些移民后代在融入主流生育文化前多生多育,从而增加美国人口。宗教信仰对美国人口增长也起巨大作用。如占美国最大比例的天主教,还有次要教派穆斯林及摩门教的虔诚信徒都不主张人为限制生育,更不用说堕胎。美国多数国民居住的乡村化恐怕也是导致美国人多生多育(相对于日本,德国法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居住在近似乡村的开阔环境,对人的生育或许有某种自然帮助。当然,这与美国有广阔的宜居国土密不可分。

  另外,美国政府政策也是使美国人多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许多穷人可放开肚皮生。穷人生了孩子,政府会免费提供食品补助;孩子小学到高中全部免费;如孩子学习足够好,大学录取了,要么学校给免学费,要么有各种贷款资助。当然,穷人多养孩子,日子苦点,孩子也多受点苦,公立中小学往往质量也较差。但如果孩子确实优秀,可上免费的"重点"公立学校。

  按其现有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美国本土现在至少可以养活并容纳30亿人。在未来自然资源更有效地开发,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后,美国可容纳更多人口。美国毗邻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在未来国民生存发展必需时,美国可以某种方式"借用"加拿大资源。加拿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从而使美国土本土与阿拉斯加联为一体。包容加拿大的美国可以容纳数十亿人。

  从人口再生趋势看,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少有的还在持续蓬勃崛起的国家。由于其人口基数较大,其人口持续稳步低度增长将对未来世界产生巨大影响。300年后,美国人口总数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其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将与其人口总量相应。

  人口再生趋势已使中华民族走上衰落之路

  如果美国人口不断减少,百年后只剩一亿人,而中国却还有13亿人,美国最厉害也厉害不过中国,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数倍,别的自不必说。但反过来,如美国人口持续增长,百年后是7亿, 200年后是14亿上,而中国人口百年后是10亿,200年后是5亿,中国再怎么发掘国民的创造力,国力也必将远远落后于美国。一国人口持续降低,这个国家就走上了衰落之路。从人口再生趋势看,日本已经走上衰落之路。70年后,日本人口为八千万左右。日本GDP曾超过美国一半,而今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与其人口与美国人口比例趋近。70年后,美国人口近五亿,美国由于自然资源丰富,且有经济规模连锁效应,美日经济总量比会超出其人口比。当人口不再多生,一国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高效的教育和社会管理来发掘现存人口潜力。但同一时代�¼
�不同国度的人们的创造力都有个时代极限,在各国人力资源发掘到极限之后,人口数量对国家实力起决定作用。

  中国社会良性发展趋势必然导致出生率走上持续下降的不归路。如果说中国现在社会发展停滞了,大家都在城市没法活下去,80%以上的人都得回农村去如千年前的先辈一样手工耕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孩子也不用读什么书,那么中国人口会持续稳步增长。但离开土地的农民,绝大多数不可能再回到那种生活状态。我国的社会发展趋势使绝大多数国民将成为非农业人口。教育、科技发展将使人们的创造力大大提高。中国发展会因人口结构及其他种种问题而遇上巨大麻烦,但总体会向前发展,正迅速赶上台湾,韩国,日本。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会与这些地区趋近。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是与中国文化相近的地区,尤其是生育文化。日本人口在持续减少,韩国的生育率也让韩国政府诚惶诚恐,台湾目前妇女的生育率已进入世界最低之列。韩国在很多方面与中国更为相近。韩国在韩战后人们猛生猛育,60年代起政府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九十年代废除"计划生育"。现在韩国人口超过五千万,但其不能替换的生育率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大力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的政策敌不过国民个人的生活现实对其生儿育女的遏制。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国民生存状态的改变已使我国人口再生发生"质变"。大多数国民将会自然选择少生少育,从而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共同原因是国民生活的城市化,国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国民教育的普遍提高,医疗保障的提高,养育成本的提高,性的开放等等。另外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中国特色原因是国民宗教信仰的缺乏,政府长时间对少生就是好的宣传,计划生育造成的男女比率严重失调等。

  城市化导致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中国现在发展模式是城市化。目前几乎所有国人都是顺着一个方向走:农村人迁入小城镇,小城镇的迁入中等城市,中等城市的涌入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城市里个人的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人们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尽管如此,由于大城市的人为环境如教育、医疗、治安等相较优越,或者由于国人的群集倾向等,整个国家国民如今就象雨前的蚂蚁样沿着一个方向前进,进到大城市里堆积起来,相互倾轧。这是人口再生的毁灭之路。城市,不管人为条件如何改善,其自然生存环境必将不利于人口的再生。由于人口密集,生存空间狭小,生存费用高涨,人们生活压力巨大,人们的育龄会普遍提高,人们的生育能力,生育意志会大大削弱,从而导致人口再生自然下降。

  人口的再生情况好转得有待于反城市化的发生,即是城市人口向农村倒流。虽然通讯和交通工具为这种倒流提供了条件,但由于我国人口都集中在东南,国家耕地有限,还有就是集居所达成的规模效益使个人消耗资源相对较少和国民乐于群居的心理等等,使城市化后的中国很难于"反城市化"。未来我国大多数国民还将继续集居在城市。

  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将使生育率持续降低。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大学毕业一般在22-24之间,毕业后还要工作,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才能考虑生育,很多人会因此错过最佳生育年龄而无法多生多育。受过高等教育的,多半会成为职业妇女;职业也会使女性无法多生多育。另外,受过良好教育的会对养儿育女苛求质量而忽视数量,从而导致普遍的少生少育。这还会导致逆向淘汰: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育越少。

  国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国民缺乏强调自然生育的宗教信仰,一般国民在社会急剧变化时期所面临的生存竞争压力,性的开放,追求享受的社会风气等等也会导致国民少生少养。

  中国人口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无法逆转地持续下降。所有可以逆转生育率下降的人为因素,如鼓励生育的国家宣传和国家政策,都无法与人们各自不得不少生少养的生活现实相抗衡。越来越多的国民的生活现实都是使其少生少育以保障生活质量。可以预见,我国将有很大比例夫妇将选择只生一个,少数人或选择不生,生育两个以上的将极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育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不幸的是,很多人还沉浸在对人口过度膨胀的恐惧中。这恐惧一半源于大家对人多问题的切身感受,一半由于政府的强制宣传。

  有人以为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再生不会出现问题。但人口基数大,如出生率低于人口替换率,人口下降起来也非常之快。如果我国妇女生育率为1.5(40%妇女只生一胎,50%生两胎,10%生三胎),今天14亿人,100年后我国人口就只有5亿左右。从96年到2000年的数据粗略看,此间妇女的生育率不到1.5(1999年我国新生儿不足1200万!)。我国未来30年内达成正常人口替换需要每个妇女生育2.3个(由于男女比例失调),而目前最乐观的估计,我国妇女生育率在1.6左右。这不仅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而是人们生活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态度(这点需要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全面的民意调查来核实)。我国国民生活方式将更趋于统一,大多数国民的生育态度也会趋于相近,唯一持不同生育态度的是少数民族。基于其宗教信仰,一些少数民族将继续自然繁�¡
�,生育率可能会远超汉人。这又可能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民族问题。

  为了国家发展,我们可为的是在人口保持现有规模的情况下来全力投资教育,发掘每个国民的创造力。但国民创造力潜力有个极限。在同一时代,所有国家都以同等手段充分发掘公民的创造力后,人数多的国家必占上风。

  中国面临的危险是未来百年内无法保持与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相应的人口规模。我国社会发展和过去及现在的人口再生现实已决定了未来40-50年后人口锐减和此后的人口再生的持续下降。我国政府现在只能头痛医头。人口锐减问题尚未出现,人口压力却很巨大,所以还是少生一个国家少点负担;还有就是庞大的计生官僚系统基于其私利对国家生育政策的强行绑架。

  中国到底能容纳多少人?

  一大帮读书把头读大了的所谓专家学者,算来算去说中国最好是七亿人。更有所谓"人口学者"跑到美国睁大近视眼一看,发现它跟中国一般大却这么好,原来因为它只有三亿人,马上如获天启,大叫大嚷说中国要赶超美国,得赶快把中国人口搞到三亿!这些天才学者的高论肯定让美国人笑得胡子打颤,因为美国正在人口上赶超中国!

  中国能容纳多少人,能让多少人活好,这是个与时俱变的答案。150年前,如让中国养活13亿人,恐怕大多数国民只能用树叶遮阴,喝野菜汤解饿;那时看来,中国(包括蒙古国土)能养活13亿人肯定会超出当时最有想象力的人的想象。天不灭中华的大幸就是,那时清政府没养一大批饱学缺食的学者专家,如养了,他们多半也会研究得出集体愚昧的结晶,说大清国所有问题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农民起义呀,汉人造反啦等等。)人一少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他们会制定出个大清国的百年人口计划,确定中国人口在未来百年必须保持在一亿以下。他们会鼓动政府动用一切手段,强行国民节育以保国家强盛不衰。按他们的高招,搞个三五十年,今天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吗?一百多年前的中华民族比较幸运,没养那么才智齐天的众多专家学者�¼
�今天的中国却很不幸。

  一国能养活多少人,国土资源是个终极限制,但生产技术,社会管理水平,人力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对世界资源的借用 (未来对地球之外星球上的资源的借用)等等等(!)都是可变因素。以中国现有的国土资源,能容1亿人还是50亿人过相对优越的生活?这得由届时的生产技术,科学技术和中国人的社会管理能力等等等(!)来决定。无视这些可变因素,无视世界人口发展趋势,而以"专家学者"的数量优势来确立一个我国人口上限,并将这愚昧短视的结论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广告国人,并力图将这一人口上限作为国家人口目标,实施"计划生育",从而遏制中华民族人口的正常替换再生是对民族的巨大犯罪!这些"专家学者"的集体失心丧智正在给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制造永劫不复的灾难!

  201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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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这个世界还需国际警察

  ――评美国航母进入黄海演习的重要意义

  从六月初起,美韩议定在黄海近韩国一侧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从此闹得中国沸沸扬扬。太监与皇帝同时着急,全国与中南海同时凉热。像以往那样,中国愤青们开始亢奋、躁动、烦躁不安起来,似乎被点中了命脉要穴一般。

  根据 Global Times的民意测验, 百分之九十六的接受被调查的中国民众开始为自己国家的"安危"而着急。

  在我看来,美国出动航母进入中国边上的黄海进行演习,当然是意义重大的,这并非是想要挑衅中国的国家主权,或是单纯的军事威胁,而是对于东亚地区的共产政权发出强烈的信号,任何无耻行径都要花费代价的!更重要的是对专制神圣权威的挑战!

  国际政治在道义上的最高价值在于正义。

  既然由多国的专家小组联合调查得出了结论:韩国的天安号护卫舰是由朝鲜的小型潜艇用鱼雷攻击而沉没的,证据是充分的,那么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理应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朝鲜的无耻行径,并且一起参与国际制裁,这并不能由于中朝联盟的特殊利益关系缘故而放弃这一道义责任。因为道义是讲公共关系的普适性,应该排除特殊主义的私下关系因素。

  既然中国和朝鲜都无法提出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以使推翻上述结论,就意味着,在国际法上不得不认可多国专家小组联合调查的结论。

  既然天安号沉没事件就是在黄海海域发生的,那么作为灾难方的韩国,联合军事合作方美国在发生攻击的地点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就是正当的。

  既然朝鲜的专制体制和金家王朝是长期由中国来扶植的,朝鲜敢于做出如此的无耻行径正是考虑到了有中国这座靠山的庇护因素,因此,中国理应对此作较强的连带的道义责任。

  既然在中国的庇护下,朝鲜的无耻却不能得到也难以得到该得的国际制裁,那么美国出动航母而使军事演习的级别提高也应是正当的。既然中国深知,黄海海域对于京津地区国防的重要性,那么早就该警告那个金家小兄弟了:千万不能在这地区胡作非为瞎折腾。既然黄海是那么敏感的海域,就不该去包庇朝鲜了。

  中国还凭什么正当理由"敏感"于美国航母?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说:"东方人的主要特性就是对于一个大力的畏惧"。我以为,这"畏惧"构成了东方人的深层的主-奴人格,是东方专制政体得以持久维持的国民性基础。

  的确,东方国民如中国人者,几都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地畏惧于集权专制。且看,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善于构筑"大力"形象,如各级的庙堂,衙门机构,公检法强力部门,乃至人民大会堂,都是台阶多多的高耸在上,以使高悬于黎民百姓头上,刻意构造出一个个"大力"的图腾,好使民众畏惧而顶礼膜拜。

  再看,中国的高级首长们几乎都是嗜好于将头发往背后梳理,极力显露出自己的天庭来,以便制造出"与天相通"的形象,如此似乎是"君权神授"了!便添加出"大力"的神采来。

  那么如今我们来设想一下,当中国人民一旦发现,中国的无无数数"大力"们,其实并非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所有的这些"大力"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更有威慑力的"大力",这就是国际警察山姆大叔美国佬,是他派出了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竟然在家门口舞刀弄剑,震慑住了所有的中国"大力",那将是如何的一番图像哦,本土"大力"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必定大打折扣!

  中国国民长期以来被宣传:"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被愚弄:"美帝是纸老虎",当中国人民一旦觉察到:那些手握枪杆子的现出原形的"纸老虎"其实不是别人,而正是本土的"大力"的时候,会将自己所敬畏"大力"的目标方向做出一番调整的。

  自二十世纪后期起,中国进入了价值虚无化阶段,即马列主义已经彻底崩塌,共产暴政为了继续笼络民众,转而祭起"爱国主义"的大旗来,煽动民族主义的情绪,以混淆视听,混同党与国的利益。于是"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鼓噪一时,尘嚣甚上。当中国的民众发现,自己被蛊惑的所"热爱"的国家,其实远非如鼓吹的那般"大力",则敬畏顿减、就会疑惑增生,疑问起那蛊惑的源头来,那么暴政就会动摇不稳。

  回想百年前的大清王朝。满清朝廷对待人民的变法呼声置若罔闻,违背了世界进步的潮流。它对内加紧对下层汉族人民的压迫和镇压,对外却在抵御西方殖民化、同时又是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时时与世界列强――现代性意义的"大力"发生武装冲突,结果屡吃败仗,屡战屡败,从而让满清的国民认清了,本王朝原来就是个外强中干的虚假"大力"。最终民众揭竿而起,王朝被推翻。

  写于美国纽约

  20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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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6日星期五

张三一言:中国是暴力革命的沃土

  御用文人、反民主的识字精英们编造了很多反民主"事实"和"理由"。民主引致暴力是其一。这篇文章就回应这种理论。

  [一]、民主制度有暴力

  民主制度存在产生和使用暴力的条件。这在逻辑上很容易理解。任何制度都是人性制度化的产物,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民主制度内的人们求和平与用暴力都是正常的,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就民主制度特性来说,因为它必定伴随着自由,自由的功能之一就是让人能独立自主。当可以自由独立时,人们行善求和平与动用暴力是正常的事。

  这只是说民主制度可能产生和使用暴力,并不是说民主制度比专制极权制度更容易产生暴力或更有利于使用暴力。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比较,专制、极权制度使用暴力比民主制度要多而强。这是因为专制、极权是依靠暴力取得政权,凭借暴力维护政权;因之政权外还诸暴力反抗政权和改变政权对应多而强。民主制度和平掌权和平转换政权,人们没有必要使用暴力,也找不到使用暴力的对象,所以民主制度内部使用暴力(这里主要指政治方面的暴力)很低。民主制度下出现暴力大概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民主权力异化成专制权力,民主选举改变不了政权性质;所以民主力量可能会用暴力革命手段改变政治现实。一是,民主制度下的专制政治势力不能用民主选举实现其专制目的,只能使用暴力。这些情况多见于民主制度初建阶段。

  极权制度下是单方面持恒使用强暴力。初期压得住,所以没有民间暴力;中后期则压不住,民间暴力反抗迭起;若不顺应潮流自行民主化,最终是亡于暴力革命。

  民主制度少暴力,特别是极少有政治方面的暴力,于是反民主者就挖空心思,偷换概念,把一些非民主,有不少还是反民主的暴力说成是民主暴力,是民主中的暴民统治。

  反民主理论中,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理论。其表述如下:民主制度很容易沦为暴民统治。

  这是永远的"狼来了"理论。持这些论调者即使用望远镜和显微镜也找不到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稍不留意就会沦为暴民统治的事实。

  他们证明民主制度会沦为暴民统治离不开以下几个老套伪事实和伪理据。

  其一,把民主初阶旧专制势力打着民主旗号实行独裁专制当作民主制度,就是说把专制独裁统治视作民主执政。把这个时期的社会动乱不安视作暴民统治。

  其二,最常用的证据就是处死苏格拉底。可惜,死苏格拉底之死是古民主,不是现代的自由民主的事。

  其三,把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视作是民主,且是民主中的暴民统治。政治运动、文革绝不是民主,连民众运动也不是,而只是运动民众。运动的主子就是天下著名独夫恶棍毛泽东,把独夫恶棍毛泽东恶名昭彰的运动民众当作是民主,是明目张胆的对理论及事实强奸。

  [二]、民主制度本身有没有必然导致暴力的逻辑?

  民主制度是多数决。决定会强加于不同意的少数,这个加强是不是制度暴力?从逻辑上来看是如此。但是,这个逻辑并没有在民主制度中成为政治现实。民主制度内部没有或者极少政治暴力,是因为有两个预设起作用。

  一是,民主多数决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限制的。它不能违反正义、不能反自然法、不能侵犯人权、不能剥夺自由…因之民主多数决暴力含量极有限,少到可以不计算。二是,民主制度有保护少数这一条;所谓保护少数,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不得对少数使用暴力。除了这两个预设外,另一条导致不使用暴力的理性理由是在民主制度下少数有可能变成多数。若现时的多数对少数使用暴力,要冒自己将来变成少数时被使用暴力的危险;理性促使多数不使用暴力。所以从事实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尤其是成熟的民主制度)内部没有或极少政治暴力。

  我说的政治暴力,是指在民主制度下,权力外的政治反对势力用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政治暴力行为,而不是指没有社会暴力。例如官警贪污腐败、社会治安坏,社会暴力必多。虽则民主社会远比专制、极权社会廉洁,经济发展良好的也多数在民主社会,但是腐败、经济落后者亦有,有些还颇严重,所以,民主制度下的社会暴力还是有的,有些还颇严重。印度牙买加可作这方面的代表。

  反民主论者还经常拿民主国家对外战争来当作为民主与暴力有关的理据。这是错误的理论。我们要记住这个道理:民主制度不出国门。现在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一国之内的事,民主所有功能只能在一国内呈现,不能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表现。理由很简单:这个世界并没有建就一个国与国之间具有民主制度性质的"民主国际",所以,民主一出国门就不起作用。决定民主制度国家对外战争原因是"国家利益",这与专制国家并无区别。只是,正因为是民主,社会多会存在反战力量,所以民主国家对外使用战争暴力比专制极权制国家要难。其次,因为民主制度的换屈因由,纠正、停止对外战争的机会比专制极权的可能要大得多。再次,民主国家用对外使用战争暴力来转移国内矛盾的可能性比专制极权国家少。

  所以,我可以这样作个小结:这里所说的是"民主制度内部没有政治暴力",不能把它扩展为"民主制度对外不使用政治暴力"。民主制度对外部专制制度势力使用暴力是正常的事。民主制度对外部民主制度使用暴力,在逻辑上也是可能的;不过,它极难成为事实,或者说从未成为事实。

  [三]、发生暴力原因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暴力,包括政治革命暴力和社会暴力。

  一种通行的理论解说: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不会发生暴力。这个概念有误。即使是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倘若中下层偏向激进,中上层偏向保守,社会两极对立严重,照样会暴力频仍。若大部分中产阶级依附极端的保守政权,中产阶级再大多数也只能起阻碍民主的作用,构成政权与民众两极严重对立。中国大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都被共产党包养起来的政治现实正是如此。还可以举一理由,革命多发生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向上、文化水平提高,中产阶级增加之际。可见,在某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增加,不但不会灭少暴力,反而会增加暴力。

  有人立论待中国中产阶级强大成为多数后中国民主就会到来。持此论的善者是昧于事实;恶者是为党帮凶。这个概念之误是用"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取代"中间派"这个概念。中产阶级通常是中间派,但是并非必然是中间派。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若中间派是大多数,极端对立派较少,就不容易生出现暴力。

  中国现在中间派的声音颇大,改良、渐进、理性、和解、和谐、没有敌人、爱你的敌人…之论响个不停。但是,现实社会是严重也分裂为共产党极权为首以及(被收买、包养)依附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组成权力联盟集团和无权集团。中国的中产阶级完全起不到中间派的缓冲作用。在这两个严重对立的集团之间,中间派的声音派不上用场;分散的暴力反暴政则遍地开花,暴力革命道理不胫而走或无师自通。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政治性的革命暴力反暴政必然出现,也必然趋向普遍和严重,更会趋于组织化。因为产生社会性暴力的因素:官军警贪污腐败、正义缺失、官商对民间掠夺事件频生且制度化…都极严重,所以社会暴力事件也普遍和严重。这里不详细讨论社会性暴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成为暴力革命沃土。这个暴力革命沃土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共产党用暴力革命意识型态,武装割据夺取既存的合法国家政权,建立暴力政权。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下,言必暴力行必暴力,以暴力为尚。就是说共产党用暴力革命意识型态和武装割据夺权行为,把中国和平之土酿造成为暴力沃土。其次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是实行腥风血雨暴力统治。在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共产党一方面实行暴力统治,另一方面又无限制地播种反对共产党的革命暴力种子、仇恨种子。于是形成了朝野"共襄" 革命暴力的奇景。本来民间也有愿意走和平渐进改良道路的,但是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严拒现代人类普适价值,即严拒所有非暴力改良之路,把所有和平渐进改良道路全数堵死。就是说,共产党在它酿造的暴力沃土上全力驱赶民众往暴力革命这条路奔跑。于是中国民众就在这块暴力沃土上正在形成波澜壮阔的反抗共产暴政的暴力革命潮。

  中国已经是暴力沃土,共产党将会在它自酿造的暴力沃土上亡于暴力革命。

  201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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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悲悯的良知――记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

    悲悯、平等的胡杰

    我与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神交已久,近日因撰文纪念惨死于文革的王佩英,终与拍摄王佩英影片的胡杰取得联系,彼此相谈甚欢。此胡杰,即是《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等片的制作人,2008年香港“华语纪录片奖”最佳长片奖获得者。意外的是,胡杰竟也与我神交已久,他说:“银波,你是我敬佩的人,我非常惊讶于你的年轻、思想的深刻、意识的清晰与创作的才华。”仔细查阅发现,胡杰的人际关系极其广泛,非但有拍摄《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的艾晓明与之成为最佳拍档,连章诒和、谭作人、姚立法、王克勤、浦志强、丁东、傅国涌、邵建、翟明磊、卢雪松等一大批敢言者,也皆是他的朋友。

    胡杰的作品,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尤其是《寻找林昭的灵魂》,在当时不少人就已预见其“纪录片里程碑”的思想价值。胡杰的勇气与务实,备受民间推崇,被视为良心。早在2008年四川地震初期,成都读书会发起人周钰樵就倡议:“官方已经到灾区来拍电影,接着肯定是全国巡回讲演,搞洗脑那一套。我们一定要让胡杰、艾晓明赶紧过来,做最真实的公民影像,抢救历史。”他说这话时,我在场。周钰樵称艾晓明为“中国四大女杰”之一(另三位是肖雪慧、崔卫平、何清涟),说胡杰“为历史真相和维权运动做了许多人想做而没做成的事”。

    52岁的山东人胡杰,曾任空军上尉、新华社江苏分社影视编辑。他当了15年的兵,后来又拍摄了15年的纪录片。民间纪录片,以追求真实和独立为目的,大致分为三类:时事题材,分为非干预性与干预性;历史题材,主要做口述实录。它的所有细节都有事实证据作为支撑,不是改编、演绎性质的电影;也不是官方电视纪录片和新闻追踪,在摄影机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没有权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悯。胡杰有个习惯,说服受访人,使其彻底信任,如果对方不愿意表达,那就不打开镜头。这种高度尊重他人的平等意识,是诸多影视行业者所不具备的。

    一个抢救良心的人

    主流媒体视农民、民工为边缘群体,但胡杰认为,这些人其实才是大多数人。在胡杰的镜头里,这些卑微者是有尊严的,胡杰把他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他拍摄的内容,从孤助的民间画家,到矿工、被拐卖者、媒婆等,一直到文革惨死者及当代维权者。这15年的拍摄之路,有着“质”的渐变。他从关注弱势群体开始,直到碰到文革敏感题材,遂与大批民间人士接轨,把镜头瞄准当下。尤其是2004年开始与关注公民维权的艾晓明合作后,湖南黄静案、广东太石村事件、湖北姚立法现象等,都被拍摄成纪录片。灾难深重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最震撼,只有更震撼”的国家,拍摄者的作品纵然在短时间内何其震撼,但很快就被新近发生的更残酷的事件所淹没。

    无疑的,胡杰镜头下的诸多故事及人物,都是官方回避、掩盖乃至忌惮的范畴之内。这些以镜头为力量的纪录片,通过大陆内部传阅和境外视频播放,一个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看到作品,赞叹不已,遂口碑高筑,政府当然有压力。从实际效果看,作品中的当事人都是被时代扼杀的牺牲品,他们死的死、冤的冤,被打、被捕、被压制,但胡杰、艾晓明用镜头给这些“伟大的失败者”平反,把真相揭示出来,否定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强硬认定。譬如《公民调查》里的谭作人,纵然此后被关进监狱,但镜头里的谭作人却是第一流的好人。如同林昭用鲜血写下“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种历史的证据之一,就是真实的镜头。

    胡杰曾寄给我一张照片,照片是浦志强拍摄的。照片中,有两个女人在大笑,她们是谭作人的妻子和与谭作人一起搞公民调查的朋友。笑的时候,恰是谭作人被判处五年徒刑的宣判当天。她们笑得很自信,很勇敢,没有被邪恶打败。胡杰说:“我想,在狱中的谭作人看了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为妻子和朋友骄傲。”胡杰以这种方式,来清除我多年公民维权之后的忧郁、愧疚与恐惧。仅此一件小事即可看出,胡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和光明的人,如若不然,他不可能坚持拍摄15年,也不可能再继续触碰敏感题材。15年的军队锤炼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事实上他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苦难、灾难和罪恶,这一切又激励着他唤醒民众的决心。这种唤醒,不一定是声嘶力竭、振臂高呼的,也可以是静水流深,从心灵深处把丧失的良心抢救回来。

    坚持独立的代价

    与胡杰合作的艾晓明,为拍摄独立纪录片付出了代价。她被限制出境,被限制出现在课堂,被限制到大学做讲座,被某些独立纪录片影展禁止放映作品。艾晓明说:“我的名字,已经被挂在国保重点监控的名单上。”艾晓明的某些拍摄合作者,也被警察屡次叫去“喝茶”。相对于艾晓明,从表面上看,胡杰似乎轻松一些,他说:“很多年前,警察确实没有找过我。但近几年找过,或许是加强了管理,改变了旧有的工作方式,但不经常找。我觉得他们很正派,并没有预设的恶意。他们代表公权力,对待工作也很兢兢业业。在谈话中,我们保持彼此尊重的态度。我有时也想,也许我很幸运,碰到了文明警察的文明执法。”

    在1995年拍摄《远山》时,胡杰因拍摄矿工被矿主嫉恨,最终遭遇“子弹从耳边飞过”的死亡恐吓。在后来,他遭遇过不少非政府的压力,但也躲过了危险。为避免自己被政府定义为危险人物,并保全作品本身的独立性与纯洁性,胡杰不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接受国外基金。《寻找林昭的灵魂》在民间及海外被广泛赞誉,但胡杰却表示:“这个片子在拍摄之初,我就没有想过要发表。”我将胡杰的某些回避,理解为迫不得已的策略,为了做成事情,不选择主动对抗。他并非“愤怒中年”,在所有的作品中,都不是为揭示黑暗而黑暗、为证明苦难而苦难,相反,我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催人奋进的激情。

    许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有一种期盼,希望作品能够把矛盾冲突展示得更直接,说白了,就是硬斗硬的愤怒宣泄和誓死反抗。胡杰承认,在这一点上,他让老外失望了,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他不愿意制造恨,而要树立爱。胡杰说:“我希望我的观众,是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人,是真的对此有所思考的人。”他想到过自己的危险:“我想最多就是把你的东西收了,把你关几年,最多就是这样。”换句话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希望政府能够大度起来,容忍并接纳独立纪录片,“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来做保证”。

    拍摄纪录片,成本不匪。相对于某种“危险”,更致命的是来自生存的压力。为了凑足拍摄的路费,他不得不为他人拍摄婚丧之事赚钱,有时买了长途车票之后,身上只剩几块钱。为此,他住过一天两元钱的旅馆。他的成就与生存境遇,反差甚大。当然,倘若他愿意放弃某些底线,让自己挣更多的钱,是绝对有可能的。这一点,他与不奔名利而去的实干派人物黄琦、谭作人非常相似。

    公民影像的启发

    待名气大起来以后,有人为胡杰捐款。胡杰说:“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捐款故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次,在林昭墓地的灵岩山下,一群素不相识的网络朋友纷纷解囊,我瞬间得到5000多元。有一位老人,上千里跑到我家,含着泪把7000元钱塞到我的手中。还有一位甘肃的老妈妈,在一个风疾的街头等到了我,把卷得紧紧的一小卷钱死活塞给我,那是200块钱。我知道她家并不宽裕,而且她年轻就守寡,辛辛苦苦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受到的眷顾太多了,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纪录片。”

    胡杰的拍摄,与记者采访、导演拍戏有很大区别,准确地说,他只是一个有着身份证的普通公民,没有官方批文和公干证件,全凭一张嘴去说服受访人。好在民间亟待表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胡杰能去拍摄他们,有遭受政治运动迫害的人,有正在反腐败的人,有饱受屈辱的上访者,有走投无路的下岗者……他们与胡杰之间,形成了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

    类似胡杰这样的纪录片制作人,全中国仅几十人而已。据我所知,另有艾未未、老虎庙等极少数人,能够坚持两年以上的拍摄者可谓凤毛麟角。这种拍摄,多是微观叙事,一个房间,一个人,讲一些事,拿出一些东西辅证,再做后期剪辑、编辑。2003年,柬埔寨导演潘礼德(Rithy Panh)拍摄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该片极为悲凉、沉重,也是采用这种微观叙事的手法。它不同于痛斥专制的宏观政论片,而是着眼于当事人、知情者的零碎叙述,将之编排对照,形成真实效果。

    胡杰给许多人带来了启发,越来越多的人也想拍出反映争议性内容的作品,加入公民影像的行列。受工伤的人怎么获赔,罢工的人怎么罢工,患上艾滋病之后怎么办,一个村的选举被怎么操纵,警察怎么抓小姐,异见者怎么聚会,网友被捕了怎么声援,等等,这些就发生在当前的事情,被陆续拍摄出来,并纷纷传到网上,又被纷纷删除,再纷纷续传。可以预见,这批展示镜头之力的公民影像,将愈加流行,成为异于官方的时代见证。那时,我们不要忘记,胡杰是先行者、带头人。

    (July 29, 2010, This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Biweekly.原题为《镜头之力——胡杰的公民影像》,本文为底稿版。作者杨银波,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七年)

    附:任何人都有权免费索取王佩英影片等资料

    王佩英是惨死于文革的中华烈士,距今就义40年,也被公众遗忘了40年。鲜血不可白流,精神不可忘却。由其子张大中先生当导演,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胡敏兄妹拍摄,郭宇宽做文字统筹,完成了意义非凡的独立影片《我的母亲王佩英》。

    张大中先生,系北京大中公司董事长,旗下已成立专门的“王佩英资料秘书组”,负责免费赠送王佩英的影片和书籍,欢迎各界索取。借用韩寒说的一句话,“无论你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普通人”,都有绝对的资格免费索取《我的母亲王佩英》的DVD影片、“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光碟、《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杂志等资料。这包裹到你处时,你不需要出一分钱。而且,只要你是在这地球上活着的人,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英国、瑞士或者阿拉伯、阿根廷、阿联酋,都有权利免费获得所有王佩英资料。

    请索取者向“王佩英资料”信箱提供索取者的四项内容,缺一不可,包括邮编、地址、姓名、电话。四项内容完备,即马上安排寄出资料,索取者等待收包裹。索取者亦可转载或转告本消息给你所有的朋友。期待众人积极传播“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的王佩英的感人事迹。这件事,是大事,是要生根发芽,并注定成为民族记忆的事。

    “王佩英资料”信箱:wangpeiyingbj@gmail.com

    关于王佩英的部分公开文章(大部分在网络可查,且《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亦有“王佩英”词条)

    01.张大中:母亲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演讲稿
    02.茅于轼:在“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感言
    03.黄方毅:“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演讲稿
    04.齐克琦:我的牛棚挚友佩英姐
    05.林克明:对王佩英同志的一些回忆
    06.王学联:悼念王佩英
    07.田贵勤:关于和王佩英同志交往的回忆
    08.高淑琴:回忆大中的母亲
    09.林朝华:回忆王佩英
    10.李钟禄:我记忆中的王佩英
    11.暴天成:追忆往事
    12.王世伟:清明随想
    13.徐  玲:静宜英魂——王佩英
    14.默  茗:甘赴地狱的圣女——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书籍《王佩英评传》读后感
    15.方  泉:张大中的母亲(发表于《融资中国》)
    16.郭宇宽:王佩英评传
    17.郭宇宽:寻找王佩英(发表于《炎黄春秋》)
    18.王友琴: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
    19.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纪念圣女王佩英诞辰95年周年、赴难40周年
    20.杨银波: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发表于《纵览中国》)
    21.赵  锐:胡杰新片——我的母亲王佩英
    22.晨  海:无论怎样毒打,北京母亲王佩英也不跪下
    23.司马当:一个曾“被精神病”的女英雄
    24.曹培植:文革先驱——不为众知的英雄母亲王佩英
    25.吴一汉:王佩英,一位被遗忘的英雄母亲
    26.DIDI KIRSTEN TATLOW:中国来信——历史的一章被紧紧掩盖(发表于《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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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达士:环境崩溃的巨大威力将成为政治转轨的动力

  参加[自由中国论坛]之波兰米奇尼克讨论引发我以下几点思考。

  这个讨论很重要,主题不是要不要去努力实现民主,而是怎么达到这个目标。

  1,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胡锦涛都说中国要民主,但是,国民党用了100多年终于在台湾实现了真正的民主,而共产党的大陆还在专制/极权/独裁中挣扎,共产党的思想还沉浸在"一党作主的民主"的幻想中。(专制/极权/独裁,这几个词有啥区别?)

  所以,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有巨大的障碍。

  2,由于缺少民意测验提供的科学数据,大陆人民对民主的愿望和认识是什么程度还不清楚,包括个人行动和社会发展的路线图这两个方面。

  按一般经验看,大部分人对政治问题是麻木和回避的,有无能为力和无法理解的感觉,因为既缺少真实信息又缺少政治学的知识;再加上天生胆小怕事的心理和多年追求物质的习惯,估计大多数人现在属于政治上的盲人或近视,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甚至基本的道德标准也在退化和模糊,社会信任也未形成(每个人的信任圈很小)。虽然几乎人人都希望实现民主,但一时似乎难以形成政治运动的巨大合力。

  3,米奇尼克带来了波兰的经验:通过搞好"团结工会",形成沟通全民的桥梁,人-人,民-官。

  波兰在1980年总人口是3573。5万。而1980年底时,团结工会的会员达到了1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4。占劳动力的80%,使政府不敢小视。

  当然,波兰的天主教徒占了居民的90%以上,这是人民沟通和信任的更牢固的基础。

  再加上波兰人对苏联压迫的痛恨,在人民中间就很容易传播真理。

  于是,以团结工会为中心,激活了人民的行动力,形成了力量的凝聚点,使它从维权运动发展成为成功的政治改革运动。

  4,目前中国面临着种种危机,环境崩溃,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社会失衡,公共品价高质劣,信任危机,道德危机,腐败加速恶化……

  相应地,也兴起了环保运动,维权运动,宗教复兴,真相追寻运动,和共产党也参与其中的民主大讨论 ……绝望中孕育着巨大的希望。

  前两天凤凰台报道中国家庭基督教会运动的节目中,学者于建嵘说:估计基督徒已有7千万人之多,而且呈现越打压则发展越快的规律,建议使其合法化以便于管理。可见人民的自发力量势不可挡。

  米奇尼克带来的波兰经验,乍看条件与中国相差甚远,实际上原理相同:

  原有的政治制度极度僵化,无法适应人民日益高涨的需求和愿望,使变革成为必需;公民社会运动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发展,使和平转轨有了沟通的渠道。

  而据我的研究,中国的生态和环境在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崩溃,这是从秦始皇到慈禧太后都未曾面临的困境。

  工业化和全球化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大,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也越来越多;相应地,政府就被要求越来越透明度,在全球范围内,民主制度作为公共信息的高效率核实机制――以制度化公开辩论为特征――就应运而生,政治生活被一系列公开辩论所充斥,行政长官的竞选辩论,民选议员的竞选辩论,议会的立法辩论,议会的听证会辩论,独立司法下的法庭辩论,司法机构的听证会辩论,民办媒体的采访,访谈,媒体发起的辩论会,各种演讲,座谈,研讨会,……

  总之,象动物需要空气一样,正常的现代生活需要足够、可靠、清晰、及时的信息,否则就会被窒息。

  1957-1962年的"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的灾难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一连串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休克;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也是由于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所致,此其间,真理和真实的辩论被彻底地压制了。

  最近30年的畸形发展,依然是在专制制度的思想压制下进行的,导致了在虚假的GDP数字背后隐藏着环境崩溃的惊人事实。

  而近几年环境崩溃是如此之剧烈,垄断媒体已经再无法再掩盖和忽略下去。空气、水、土壤、病毒、沙尘、有毒食物和医药、耕地减少、地下水超采、江河湖海的污染、旱涝灾害在以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向束手无策的中国人施威,使专制制度显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我于2007年5月底,发现了[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

  1,在专制制度下,不受人民监督的官僚层必然趋向惰性和腐败。

  2,在专制制度下,必然出现信息不实和混乱。

  3,在惰性的官僚层和混乱的信息下,任何治理的努力必然落空,使环境加速滑向崩溃。

  这几年执政者开始为此而惊慌失措,而治理的投入都被打了水漂。政府只是一味求助于掩盖,甚至不惜把受害人和追踪者投入监狱,如胡佳,吴立红,赵连海,谭作人……这促使了更多的人从麻木中惊醒。

  我预测,环境崩溃的巨大威力最终将使习惯麻木的人民警醒,将使有良知的官员开始真正的思考,将成为未来政治转轨的动力。

  201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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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老保钓40周年纪念聚会南昌

  谢盛友:老保钓40周年纪念聚会南昌

  今日与俞力工教授通信:

  亲爱的力工兄:这篇发言稿写得真好!你2010年8月20日去南昌?

  盛友

  力工回信:谢谢! 为了调养身体,久已不写文章。这次的老保钓40周年纪念聚会,是我两年前唱的议,不能不去。既然要去,也必须讲点话。我大概15�左右动身。

  力工

  再从法律、政治视角析主权 —— 2010年8月20日南昌"��同���念保���40周年促��岸�界交流研��"上的发言

  作者:俞力工

  整整40年过去了,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原因大概不外两个:一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二是希望国家富强,以至于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

  就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我想借南斯拉夫解体为例子,从几个不同角度,探讨领土主权问题。

  7月22日,即我正在草拟这篇讲稿时,国际法庭(海牙)就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问题,做出裁决,即科索沃宣布独立并"不违背国际法".这一咨询意见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极大指导性。因此可以预料,给予科索沃国际承认的国家,将会由目前的69个国家急速增加。

  科索沃的情况与西藏、新疆甚是相似。都是一个 主权国家内部的"自治行政区",而不是根据某种联邦宪法,可以自由选择"加盟"或"退盟的"的"加盟共和国".上世纪1960年代,国际法上固然存在着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共识,但这里所涉及的自决权,并不等于独立权或分裂权,而仅仅是指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可以实施"行政自治权".因此国际法并不是对所有的独立运动一概给予支持。

  国际上唯一积极支持的独立运动,涉及十九世纪以来,殖民主义扩张下所导致的民族独立运动。原因很简单,殖民主义明显带着浓厚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色彩,侵占殖民地的土地,剥削其劳动力与自然资源。

  至于传统的老帝国的自然扩张,并不属于殖民主义范畴。就此意义,新疆与西藏早在殖民主义时代之前数百年便属于中国,因此应当归类为传 统帝国主义扩张。也就因为如此,该地区便不可能依据国际法提出独立诉求。于是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也至多在背后、暗地里进行捣蛋,而其官方,却必须承认中国对该两地区的领土主权。某些国家之所以偷偷摸摸暗地捣蛋,倒不完全是为了尊重国际法,而是这些国家本身也有许多少数民族问题,对外政策一个不慎,便可能像是投掷澳洲回镖一样,即刻打击到自己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18年,南斯拉夫建国并不是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而是西方列强为了惩罚奥匈帝国,而把位于欧洲南部、巴尔干地区原属奥匈帝国统治的几个斯拉夫民族拼凑起来,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从第一天开始,科索沃便属于该国领土的一部分。

  从法律的角度审视,科索沃不过是南斯拉夫的一个行省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在1990年代以前,曾经争取过行政自治权益,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独立要求。那么,为什么1990年代南斯拉夫遭西方肢解、导致2008年科索沃的宣布独立后,国际上192个国家里,竟会有69个国家很快地给予科索沃国际承认?为什么这些给予承认的国家就如此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如今国际法院又为何如此明目张胆地通过裁决,对他国内政进行干预,并促成一个违背国际法规定的先例?使得今后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可能援引科索沃的先例,提出独立要求并制造更多事端?!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法律之外的政治层面的问题。国际之间,法律之能够起作用,严格说来就是不同的玩家达成了某种共识,同时愿意付诸实施。一旦主客观条件改变,或者说过去达成共识的基础不再存在,那么, 法律便形同虚设,甚至还可能重新拟定。科索沃问题即是如此,当国际社会需要南斯拉夫的存在,需要他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时,他的主权便受到尊重;一旦东欧集团崩溃,国际上缺少制衡力量,西方集团便可肆无忌惮地肢解这个国家,以至于不顾现行的法律规定,堂而皇之地给予国际承认。

  那么,继而凸显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法律对领土主权的维护起不起作用呢?我的回答是,法律不过是承认事实,而事实又是什么呢?用一句西方谚语概括,就是"疆域就是炮弹所及之处!".如果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够对某个地区进行实际有效的控制,迟早便能取得法律承认。反之,谈法律完全是多余!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国家力量不是一个静态现象,而是像股票价格一样,随 着公司营运的结果,时刻上下浮动的能量。一旦它发明了某种先进武器,那么它与邻国争执的土地就"行情看涨",就无形中收复了许多;一旦内部发生严重天灾人祸,所谓的边境,可能已经让邻国派兵驻守。鉴于此,我们对待钓鱼岛的问题,以及所有其他边疆领土的争执,不能拘泥于历史的资料,不能够单凭法律的依据,而应当抱着动态的眼光去观察,即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到收复失地的程度?!   如果还没有具备此实力,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和加强国家力量。

  接着有人或许会问,除了等待和参与建设之外,知识分子难道就没事可做了吗?这也未必见得,以40年前的保钓运动为例,中国的知识分子取得了两件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一是,通过我们的敦促与呼吁,海峡两岸的两个当局均意识到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正式向国际社会宣布,对该岛屿拥有领土主权。另一个成就就是,我们当时竟然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把能够挖掘出来的有关资料(历史、法律、地理等等)几乎都给挖了出来;以至于此后的数十年,几乎就没有再出现过什么重大的新资料、新证据。这就是说,我们老保钓,曾经利用我们的激情与学识,很光荣地完成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读书救国使命。

  常听到许多人不满意地说:"保钓保到哪儿去了?迄今钓鱼岛仍然受日本控制!"不错,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如前所述,领土问题涉及到国家力量的对比,和国家发展目标的优先次序安排。我们不能拿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坚持钓鱼岛主权问题始终是国家的核心问题或最迫切问题。尤其是,当前负责处理钓鱼岛的当局是两岸政府,我们的责任至多是提供信息,实施监督,而不能越俎代庖。换言之,我们不过是读书人,不是国家领导人。同时就我们对当前两个执政党的认识,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应当给予充分的信任与支持。

  那么,民间的自发性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活动我们就不该参与了吗?个人以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不是靠个人激情与冲动所能解决的问题。试问,我们组织一两 艘船只在钓鱼岛边缘宣示领土主权又能够起些什么作用呢?更极端、更荒谬的情况是,当一些投机商人为赚钱目的组织旅游船前往该岛屿而引起国防纠纷,我们难道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去支持那些商业行为吗?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言及此,我的结论很简单,即首先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角色,厘清哪些是读书人的事,哪些是国家当局的事;其次,哪些活动属于积极的贡献,哪些活动是闹剧、是作秀、是添乱。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俞力工教授

  2010.07.25 于奥地利. 维也纳

  往事未必如烟

  作者:谢盛友

  日本侵略主义者,一直觊觎我国钓鱼台,近来更是变本加厉。钓鱼台列岛位于台湾东北海域中,包括钓鱼台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八个岛屿,其中钓鱼台岛最大,面积四点五平方公里,岛上有九个三峰,主峰海拔三百六十九米,资源丰富,海底石油蕴藏量至少八百亿桶。钓鱼台属台湾省宜兰县管辖,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有宜兰县档案可凭。

  在中国的古文献中,明朝永乐元年(一四零三年)之《顺风相送》一书中,对航海针路(即指南针指引之路),以及对钓鱼台岛屿名称已有记载,此书原本现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而日本至明治十九年(一八六六年),海军省水路局在编印水路志时,才用汉字将钓鱼台写为"尖阁群岛".根据上述史料表明,中国在十四世纪初叶已经为钓鱼台定名,而日本"尖阁群岛"之名称的出现,晚于中国大约五百年。

  七十年代初,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保钓运动,当时的保钓明为反日,暗则指国民党不能保卫国土,因为当时日本与中华民国有邦交,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台湾责无旁贷。

  由于日本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宣布将钓鱼台列岛划入200海里范围内,并在岛上设灯塔。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桥本宏于九月六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钓鱼台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他希望,不要因为钓鱼台这样的"小事"而伤害日本与大陆、日本与台湾的友好关系。于是,在港台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中,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保钓运动。这次的保钓运动,就时间和规模而言,非七十年代之所能比拟。

  我成功地发起和组织旅德侨学界的保钓抗议活动。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下午三点钟,几百旅德华人,不分政治背景,不管出生何地,却从德国的四面八方赶到波恩,聚集在日本驻德大使馆门前,抗议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台,抗议者首先悼念陈毓祥先生,由著名侨领曾世雄为陈毓祥先生献酒,悼念活动在一片"血染的风采"之哀乐中进行,哀悼者每人点燃一枝香,围着站在献给陈毓祥先生的花圈,泪水和雨水交融在一起,湿透了日本驻德使馆门前的土地。

  经警察与日本使馆交涉,大家推荐谢盛友作为代表,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信。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柳秀直接下抗议信,答应将之通过日本驻德大使转交给东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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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中国官去美加学什么?

  最近,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政府办公厅,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等省省委、省政府,分别组织当地主要政府官员赴加拿大UBC大学、美国等国家学习"应急管理",一个去发达国家学习、取经的潮流正在形成。报道称,"培训班学员包括广东地级以上市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市长、应急办主任,省有关单位分管领导,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师"。培训班"通过专家讲授、情景模拟、互动讨论、实地参观等方式,系统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经验、隐患风险评估、桌面演练、灾害模型建立、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体系等课程"……一个声势浩大的中国党政官员出去学习"应急管理"等就要拉开大幕。

  咋一听来,还真是顶顶级的大好事,但你深深、从理论联系实际上一想:中国党政地方官员真能学到那些"法制国家"的治国经验?或学到什么更深的真谛?真能学到"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的中国社会实践?

  60多年至今的中国,太需要向全球的发达国家取经、建树游戏规则了。首先、要学的是建立一个"法制国家",而不是一个自始至终60年一直"人治"的这个国家;(2)、中国一党执政的"革命"政治(60多年来一直如是),怎样来学成全球大成的"法制国家"?(3)、学习"应急管理",中国党政能学吗?能将国家权力交还给公民举手、用票决制而非"暴力革命"60多年如一日的来治理这个国家吗?"学习应急管理",无非是怎样把"新革命"替代老"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一种变形。美、加、欧等全球各国的"法制国家",中国能学吗?不能学,那么就要回过头来真谛想想了:中国60多年如一日,不能与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法制国家为伍,问题根源是出在了哪里?从毛泽东人治,到邓小平我治,都延续了这个国家的"人治本色"―
―革命本色,你能"革命",我就为什么不能"革命"?

  革命,毕竟是一种残酷、要命、血淋淋的一种海盗选择。既然,中国不能摆脱这种革命的本性,也不能学到那些遥远发达国家的"依法治国",那么学学"中华圈"中比自己先胜一筹,自己身边、看得见、摸得到、取得了巨大成就、几乎摆脱了贫穷和困苦、没有暴力革命的"国家治理"经验倒来的更真实和更实用,并有了中国几千年治国、明理、大义智人所说的"前车之鉴":

  学学香港的经济治理

  要学政府创造公平经济、营商环境。香港特区政府以效率出众、高度透明和处事公正而知名,以市场主导的经济著称。政府极力主张"尽力扶持、减少干预"的政策。政府不对经济或市场做任何指导性或强制性的规划,相信投资者和企业家比政府官员了解市场,私人机构的活动也比官方的经济蓝图更能带领香港走上繁荣之路。

  (一)是法律健全、管理规范。包括:人权与财产受到法律保障、企业受到政府有关单位的监管、投资者正当的利益受到法律的保障。为了创造公平的营商环境,政府依法设立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扶持企业发展。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是1967年依法设立的,目标是提高香港的整体生产力。生产力促进局的工作由理事会监督,成员包括一名主席,二十二名委员,由来自资方、劳方、学术界、专业团体和有关负责生产力事务的政府部门人员组成,每一或二个月集中开会检查研究各项工作。其经费来源,部分由政府资助,其余来自服务收费,不以盈利为目的。

  (二)是服务机构运转高效。香港政府注重效率,在政府部门、公营部门以及各行业部门都给我们一个感觉――高效率。在考察生产力促进局时,我得知当时还是代理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对生产力的解释是:"生产力就是第一次就做对了"。从这侧面反应出香港社会的务实、讲究效率。

  (三)是为企业提供公平的营商平台。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给企业创造公平的营商平台,让企业能借助平台,实现企业的发展。政府投资设立免费网站,如香港贸易发展局开设的"贸发网"是亚洲首选的商贸资讯及服务网站,致力促进香港地区、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贸易,拥有最强大的网上交易平台进行采购及商贸配对,并提供最丰富的市场信息及最实用的贸易工具,帮助企业发掘全球商机,大展鸿图。设立综合顾问示范基地,低收费为企业提供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产品开发、生产设备、顾问、培训、技术转移等方面。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需要,交纳一定费用,可以在综合顾问示范基地得到帮助开展全球商贸业务。最后是低税率政策给企业提供竞争优势。香港税率低、税制简单,是世界上最方便营商的税制。香港只有营商利润、薪
俸及物业三种收入需要缴税,不征收增值税、销售税或资本增值税,只有在香港赚取的收入才缴税。香港个人所得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率是亚太地区最低的。这是香港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

  学学台湾国家转型

  1912年10月10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及其实践者蒋介石、1949年10月1日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缔造者"毛泽东,都一样有着"独裁党"、"一党独政"的非法革命党的角色,都同样将人民的"举手"权、执政权凌驾所有与公民之上。"革命",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100多年生死斗争,但隔海相望的另一个"人民政府"真正实践了公民法律下"举手"的人民政权了,而今的中国又怎样跨越"暴力革命"时期成为一个当然合法的"法治国家"?

  国民党从独夫民贼、一统垄断、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到今天,被全球各国认可转型是一场伟大的一面镜子。一个独大的国民党,在台湾已把自己从一个绝对威权主义的党转变为一个能竞争型、能上能下、没有了亡国、亡党之危、全体国民都能参与的民主政党――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的巨大成功和典范。一个13亿多公民不能、没有资格参与的一个国家,不管到什么时候,强大到与天齐名,都不可能是文明的标志和成功的国家。

  其国民党、"中华民国"勇于自我转变的意愿是台湾民主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转型,是台湾高速度的非凡、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创造出良好的环境。进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是直线性的,而是也有曲折。台湾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转变之中。国民党的党内民主也尚未得到充分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台湾已迈上了民主的不归路。台湾经验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了希望。尽管台湾现在已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但其由贫穷发展为富裕,由独裁发展为民主之经验,则多少可为第三世界所学习。台湾经验显示,民主化不一定导致执政党丧失政权。相反,主动引导民主化进程则可能为执政党赢得未来、赢得威望的法宝,尽管这种引导是一种相当复杂艰巨的政治工程。台湾与俄罗斯,同样都赢得了全世
界,赢得了"暴力革命",赢得了亡国、亡党的一切!在今日世界,什么能不死,按游戏规则、人人参与的前赴后继,就是不死、不亡而永存!

  过去,国民党不得人心,被人民抛弃了,而今天的国民党洗心革面、又重新赢得了世界;过去的共产党走了一条和国民党一样的"你死我活"之路,但共产党的成败需要由12亿多人民、历史来选择!历史上的任何"独裁"都没有好下场,由"革命党"转型为"合法党",有"独裁"转变为"法治国家"――是中国唯一的希望!60年不变,1000年也要改变!

  学学新加坡的国家治理

  新加坡政府,可能比中共政府更有"专制"的嫌疑,但从国情环境和实践经验以及效果来看,作为国家这个组织,新加坡政府这套制度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福利和遏制贪污腐败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在新加坡,政府官员享有高薪同时因惧怕严峻的法律而不敢贪污,进而成为内心的自觉与自律;新加坡商人也很少有行贿送礼的习惯,这使得他们在东南亚邻国丧失了不少做生意的机会,但却使他们很容易适应在法治国家、发达国家的商业发展环境,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跨国公司前来新加坡设立运营机构;新加坡有定期的政治竞选,但竞选很少涉及金钱政治问题,却是全民、人人参与的"举手"行动――新加坡实践了一个最起码的公正:即没有富豪、也没有穷人。

  新加坡的成功以经验而言有两个,一是良好的经济环境因素:竞争的市场、对外全面开放、以及整体的稳定、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二是良好的政府:政府在协助取得良好的经济基本因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政府仅仅在经济方面做得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和社会辅助方面也做得好,如教育、住房、劳资关系和社会凝聚力等等,政府必须由公民来选择上下。可以这么说,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一丝一毫都离不开的这个"好政府"。"好政府",它的背后是一系列合理、合法而非任意"人治"的"好制度",是所有欠发达国家由贫穷转化为富裕、最重要的发展例证。

  亚洲"四小龙"中有三个为"华人"之龙的历史建树,这些"中国人"树立了全球的一个个不朽的里程碑,而没有今日中国的"应急管理"――"活人被尿憋死"之急。能学学中国人、这些没有贫穷、增加财富、社会均富,不被大多数国家严厉指责,才是中国崛起、能通达彼岸、不亡国的真实旅程。倘若是中国党和政府连同是华族、中华民族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都不能学一点,还奢望去学习美国、加拿大等"法治国家"的治国之理、还真能法制中国吗?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疑问、版权使用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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