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

水泊梁山:祖国,请带我一起“二”起来

  年初的时候,通过不少途径获悉,2009年中国GDP赶超日本,成为世界老"二",我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鼓与呼;但可恶的小日本后来修正了自己的数据,使中国屈当"小三"。

  昨晚读《凤凰周刊》,又得到令人振奋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5470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0.8%!加上政府罚款、彩票等收入,今年绝对可突破10万亿大关,将毫无悬念的紧随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大国。

  伟大的祖国总算"二"了起来,但是我为什么没"二"起来呢?

  我不懂经济,只大概知道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GDP在为保"八"拼搏,财政收入却可以高达30.8%的增长,国家的五一劳动奖章应该全授予税务工作者,是他们勤劳的汗水,灌溉了祖国强大的财政实力。如果用简单的算术公式,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在GDP增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只有减少企业和百姓的收入才能获得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我又觉得我是不是太狭隘了?伟大祖国怎么会通过压榨子民来获取更多的国家财富呢,即使是也是为了改善民生吧,但当我逐渐读到下面的数字,我愤怒的无语了。

  中国征税的成本是10%,美国是1%,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征税机构,他们每年要消耗1万亿(2009年中国教育支出1981亿,后面我会不断用到这个数字,原因你懂的)。这个消耗数字只是阳光成本,如果你在中国做过企业高管或自己有过创业,你会明白隐形成本有多大,谷歌一下每年落马的处级以上税务干部有多少就行了,而实际上一般的企业主是没机会接触处级税务干部的,来个妇科级的就能吓死你。

  中国每年的维稳成本是五千亿(2009年中国教育支出1981亿),什么是维稳成本?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诸如阻止上访、镇压某地暴乱都算上,湖北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副厅级)老婆被当成上访民众暴打一刻钟,我们就是用屁股也能想明白,都误伤到主管信访的领导老婆了,你我作为一介草民,还有机会漏网吗?所以这五千亿花的值。

  谷歌或百度一下"三公消费",你会知道近几年公款出国、吃喝、买车的消费都在一万亿左右(2009年中国教育支出1981亿),小时候喜欢看《西游记》,长大之后才知道那算是公派出国,唐王真抠门,让玄奘兄一路讨饭去西方,即使这样,玄奘兄还是把真经给取了回来,为我国佛教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每年花三千亿出国的官老爷们,你们除了带回路易威登和劳力士,还带回啥了?

  2009年中国教育支出1981亿,医疗支出1277亿,保障性住房支出550亿,三项关乎民生支出不足财政支出的9%,美国教育和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0以上,养老和社会福利占20%以上,即使这样,美国鬼子还不买账,非要政府说清楚这三项民生支出占比为啥这么低,我真想骂娘,你TMD怎么这么不懂事,那么多航母潜艇在中国那嘎达晃悠不烧油啊,如果100%全用在民生,万一中国打过来怎么办!

  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荀子说"田野荒而仓�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意思很简单,就是想亡国就把财富都集中在政府,政府控制的越多,腐败行为就越多,社会矛盾就越激烈,国家就……

  前段时间听说敬爱的温总理有一首诗作《仰望星空》,目前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定为校歌,我也不太懂诗,否则当年我也能考入北航。看完这首诗,感觉星空真伟大,民生真渺小。总理大作的字里行间,小的真看不出有一丝对中国民生的忧虑和关心,看不出对国家改革的迫切之感,哪怕您学学孟学农,来一首《心在哪里安放》,我想也可以赚取不少的民心。温爷爷,您老不要老是仰望星空了,时间长了对颈椎不好,低下头散散心,看看膝下的子民吧。

  我亲爱的祖国,GDP您差点"二"了,我相信您早晚会"二"的,财政收入已经"二"了,能让小的也感受下"二"的滋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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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顺者昌,逆者亡,强国之路须正道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其GDP攀升之快,举世瞩目。时至现今,在世界排名表上已经跃升至显赫的第二位置。于是乎,中国的统治集团飘飘然,好不得意,威权主义大行其道,以为共产暴政的合法性正路就在其中;所辖国民的愤青之风也渐盛起来,以为中国了不得也,无限风光尽在于攀登顶峰的征途中。"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一时尘嚣日上。而今,面对美韩海军在黄海进行的联合演习,中国军方强硬派再次放出狠话:"放弃幻想,准备打仗!"、"中国愤怒了!",似乎如此一来,便可将对手显现出"纸老虎"的原型来,而自己恰恰证实是"战无不胜的"云云,以验证党国专制政体的合法性(如"三个代表"等等)。恶载如斯乎,愤青资源可谓增添多多矣,"爱国"热情确是升温甚多。

  我们的愤青国民不甚明白,国家的强盛与否不仅有赖于物质文明的昌盛,即古人说的形下之"器",今人说的硬实力,更是有赖于建立于各种有形的器具之上的形上之"道",软实力:政治法律经济等的制度,以及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人文意识形态的精神文明建设,须是合符人类发展的正当规律,用当代的话语讲,就是以普世价值观来衡量发展的正当性与否。因为后者才是有力支持国民经济建设的文化基础,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后备力量所在,更重要的是,为弘扬社会正义、健全每个公民的人生和自由、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作出必不可少的保障。

  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之所以经济发展迅速,正是由于在经济制度领域推行改革开放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基本上将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国民经济的轨道,才使得国民个人的劳动致富努力和才华相当程度地释放出来,在这基础上,恰是需要中国政府和全体国民继续深化并拓宽改革开放之路的。可就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革新却是裹足不前,守旧保守如常,屡屡失去发展的良机,以至于今日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较量上却常常处于下风。

  可是今天,中国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浅薄之徒却叫嚣起来:再过二十年超越美国,中国将成为全球老大!这些狂妄之徒想过没有:就凭借现今的社会体制,不思革新进取,却偏要嗜妄再攀升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二十年,可行吗?!

  放置全球视野,却是呈现另一种政治运作机制。由于中国大力推行的威权主义威胁至世界和平及正义,譬如,3月26日发生的韩国天安号事件,就是由中国所默许的朝鲜干出来的,故此,中国不予谴责、也不予制裁;又如,中国糟糕的人权纪录及其相关联的低劣价值观,却可通过有效载体:大量的非法偷渡客和庞大的留学生群体源源不断地输送进自由世界里,从而对西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还可通过耗子般的高繁殖率培植肉身有机体载体,从而复制出所载负的劣等信息,最终对西方的终极:价值体系造成侵蚀。故而,中国实力的极速增长必定要、也应该要受到来自高级形态的国际政治和道义力量的强有力制约,这并非是要约束中国在硬实力上的经济发展,而是对其政治和伦理上的悖理进行规劝、约束,甚至制裁,这才是合乎正
义之道。

  在国际政治和道义(舆论)舞台上,始终存在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以其主导的宇宙普世价值观所显示出来的强大的综合力量,以对东方各国的政治状况进行整合、匡正。普世价值之所以为西方人、尤其美国人民所坚定地操守而时时显露干预的力量,乃是依据基督教思想中的拯救理念:人是罪性的、社会是有罪之人的组合体,因此需要大力拯救的,而这却颇难为东方民族如中国人以其肤浅的禀性所能领悟的。

  一个以自由为圭臬的社会必然蕴含着正义,为正义之必要元素,罗尔斯和诺齐克等理论大师已经详尽阐明这点。合乎正义的社会它的软实力通常能够充分施展才华,将其价值现实化,以使充分转化为现实的硬实力的力量。

  综观世界近代史,人们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规律:凡是与美国交恶的国家无一不是自取灭亡,或者是自我瓦解,起码在长期的遏制困境中逐渐陷落于衰败。因为美国以其国力之超级强盛就是要扮演起自由世界的领袖角色,理所当然地担负起拯救人类的义务,担当国际警察,将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理念普适化于全球。凡是与美国交战的史实,并非如中共所一贯宣传的:殖民与反殖民之间的斗争,而是自由与反自由在理念上的较量,以及文明与野蛮的斗争。

  中国近代史上的国际交往史实之一:义务拳的"扶清灭洋"运动——十九世纪末,中国北方农民的劣根性大爆发,拳匪纷纷起来滋生闹事:扯电线、拆铁轨、烧教堂、毁医院、杀教徒、辱公使、攻使馆,其暴虐震惊了整个西方文明世界,于是文明世界组织起"准联合国"部队前来华镇暴,这其中当然有山姆大叔美国佬的参与。灭洋与镇暴较量后,结局当然是文明(公理)获胜,反文明理所当然地蒙受到"耻辱"——其价值要点是:并非、或曰远非如中共教科书上所大肆渲染的"割地赔款"——物质形态的损失而导致精神上的损失,从物质到精神的形态转化毕竟是间接的缓慢的表层的;而更应是民族灵魂的低劣冥顽,从而造成直接的精神上的深层次的耻辱。

  进入二十世纪后,首先与美国交恶的是:德国。这个以捧黑格尔主义的"国家至上"理念来打造自身的国家,在西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它抢得了先机,从而将国力倍增至GDP第二的位置,于是乎飘飘然,自以为接下去的势头自己就是全球龙头老大无疑了,野心随之膨胀,欲挑战经典自由主义国家所掌控的地盘,终于挑起世界大战,并于1915年击沉邮轮"露西坦尼亚"号,毫不顾忌美国乘客的生命安全,这意味着不在乎激怒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由此导致了美国于二年之后的参战。美国一经参战即打破了协约国与同盟国双方持久的军事平衡和僵持战况,德军防线纷纷土崩瓦解,不久即告投降。德国战败后的报应是割地赔款、解除武装,蒙受耻辱。

  经受了一战败局后,德国右翼分子心尤不甘,此后纳粹党利用民情的"爱国"狂热操控了政局,施行法西斯专政,继而东山再起,妄想再图一搏,挑战自由世界,将一战的败局翻盘过来,结果得罪了自由世界的领袖,待到美国参战时候,整个战争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二战的最终战局使德国输得比前一次更惨烈,损失了九百万条性命,整个山河全成了一片焦土尘和瓦砾堆,还丧失了东普鲁士国土,东部国境线退缩到奥德河一带。

  日本——曾以全面学习西方开始的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脱亚入欧",面貌焕然一新,国力陡增,远远地将东亚的邻居抛在后面。当西方化尝到甜头后,随之掉转枪口,对西方全面反目,用武器的批判来对付批判的武器,真是班门弄斧。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自信力进入了狂态之中,一心妄想称霸远东当老大,于是挑战起美国来,企图使太平洋成为其内海,构造"大东亚共荣圈"。其结局在美国联合盟国的打击下,不外乎身败名裂,丢掉240万生命,国土一派废墟萧杀,海外殖民地也丧失殆尽。

  苏联(俄罗斯)——正如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和双头鹰所标志的,是个典型的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体,一面是,斯拉夫人的禀性,即为欧洲人种共有禀性:对于科学技术有着强烈的嗜好,以此作为精神形式的强大动力来营造物质文明建设;另一面则是,在历史长河里与东方的低级文明形态的民族交往甚多,尤其经受了近三百年的蒙古人的统治和奴役,难免深深污染上了东方人种的劣根性:大一统、君权神授、政教合一、专制独裁等等,在政治文化领域呈现出浓厚的东方特色。所以战后,造就了这个现代斯巴达型帝国的形态,一面是发达的军事科技和军用生产力,另一面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边是依靠强大的国防科技和军力来输出革命,频频支助东方落后的民族,以落后的文明来挑战以美国为首的文明、自由世界,另一
边则是糟糕的人权纪录时时为自由世界所诟病、谴责、制裁。

  就是这么一个跛足的国家:较为发达的生产力,却是由东方式的反自由的生产方式来操纵,当然是无法行走长路的。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中,最终耗尽光了所有的可以容许调控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模式的资源,苏联彻底败阵、散架。

  北朝鲜——这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完全依仗着中国和苏俄的庇护和支助,对内绝对的专制和独裁,对外长期来穷兵黩武、"先军政治",发展成为比苏联还要斯巴达型的国家。当今的金家王朝频频施展"悬崖战术",冒险挑衅美国韩国日本,而全然不顾自家或他国的平民百姓的安危及生机,即使炮灰白骨累累、子民饿殍遍野,也在所不惜,只能说是穷途末路的表现而已,看来其王朝寿命不会长久多远了。

  越南——顽固地拒绝西方高级文明的引进和介入,为此,越南不惜与法国、美国,乃至于中国进行战争较量,从中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代价所换取来的远非如中共和越共所吹嘘的那样的"胜利"。且看:"包括法越战争在内的30年战争造成了500万平民的死亡。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战争给南越留下了一片满目苍夷的土地和88万孤儿,100万寡妇,20万残疾人,20万妓女及地雷区。但这还不是苦难的终结,越南又先后与柬埔寨和与中国陷入战争(中越战争)。长期的战争以及与西方世界的隔绝导致经济崩溃,通货膨胀;1970年代后期,超过150万越南难民乘小船逃离越南。"(摘自「维基百科」资料)——对于抗拒先进文明,而宁可让自己原有的落后文明再进一步倒退许多的战争,却偏要支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除了打肿脸皮充胖子,愚弄老百�§
�,支撑既得利益集团的专政,还有什么"胜利"可言?这里尚未计算入中国为越南的历次战争所付出的十分昂贵的代价。

  利比亚——利比亚的厄运始自与美国交恶:制造洛克比空难、炸毁法航班机、以及在贝鲁特、西柏林等地的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为此导致受联合国的制裁,本来利比亚经济是在非洲位列最前茅的国家,相当富足,但由于长期制裁,国内经济建设遭受沉重打击,油气开发严重受挫,出口市场大幅萎缩,经济实力不断下降,进口能力自然明显不足,航空业完全受封锁。

  最终卡扎菲还是乖乖地向美国投降了,交出恐怖分子,示意向西方友好,直至2003年9月13日,联合国正式解除对利的制裁后,利重返国际社会后,才开始恢复经济。

  伊朗——一个千年文明史的古国,理应是文明、理性、礼仪的国度,一个石油资源储存巨额的国家,本是富足天下的大亨,可是在东方腐朽宗教文化的引导下,全面走向没落、狂暴,并全面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对抗。

  越是对持、就越是封闭、越是落后、越是闭塞、越是贫困、越是盲信、越是暴戾、越是怨愤,???,总之在封闭体系内部不断地相互强化而作负反馈。

  早在1979年初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眩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巴列维宣称伊朗将建设成为世界第八强国,似乎就要再现二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贪污腐败成风,社会道德的颓败,以普世价值观看待,唯有建设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他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

  可惜在那个腐朽价值观相当浓厚的地域,与其说,向前看,还不如说走向传统:

  看看历史上的那些强人:米洛舍维奇、萨达姆、诺列埃加、卡斯特罗、塔利班的奥马尔,或许能风云一会、称雄一时,可是他们当大肆悖理了普世价值观,全面与美国佬对抗之时,其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宿命也就注定下了,有些早已身败名裂。

  现在该正是轮到中国来交恶美国的时候了。且看中国当今那些缺乏自知之明且又执迷不悟的狂妄之徒,却偏要用僵化的毛式语言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叫嚣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么最终结局将如何呢?世人等待着见分晓吧。

  美国纽约

  20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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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承业:有感而说这“孝”

  何谓'孝'?顺手查了《现代汉语词典》头一个解释就是指'①孝顺',于是再查下面:"孝顺:尽心奉养父母,顺从父母意志'。这我就惑然了:"尽心奉养父母'是出于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这一点我完全理解并双手赞成,更大声疾呼,我们应当提倡这种建立在人与人的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人间应有的'感恩'与'爱'的精神,这种人间之情适用于血缘亲情上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可后面一句'顺从父母意志',我就不理解了,父母自有养育与教育子女的义务与责任,但却并没有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子女的权力,因为子女是人,是完全独立的人,子女应对父母感恩,但为什么'感恩'就必须'顺从父母意志'呢?这就是把子女视为父之私产,如养的牲畜或奴隶一般,完全是为其所用的工具,子女没有独立的人格与人权了。就是古人,
也讲要"父慈子孝",慈与孝是相对而言,这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过了度就是骗人的'愚孝'了,元代郭居敬编《二十四孝》中竟有'恣蚊饱血'、'卧冰求鲤'、'为母埋儿'等荒诞不经的垂训(前两个尚可说是愚昧,而后一个竟是血淋淋地杀人了,无怪乎不仅有卖儿卖女,甚至还有为亲殉葬、易子而食呢!)。

  其实,早在汉代就把这种'孝'跟'忠'联系起来,并提炼出流传千古的

  '三纲五常'来,'忠孝'成了最高准则,出于自我约束道德,也日益用于约束他人甚至杀人之利器。'忠'于君,也就是'顺于君'了,这对君来说要的就是这个'顺'字,于是乎:"没有不是父母,只有不是的儿女'、'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等,就顺理成章地化为:"没有不是帝王,只有不是的臣民'、'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连各级官员也号称

  '父母官',从而'行贿'就成了好听的'孝敬'了,更有'官打民不羞'一说,即是打错了,也是'娘打错了孩子'(有不少'五七右人'数十年来至今还抱有这种认识呢),竟有如此深沉地奴隶性啊!现在的问题是愚孝的奴性十足,而应有的感恩与爱却严重缺失啊!比如我所居住的德阳地方数年来就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打造出个'孝德城'来,宣传'孝文化'(?,我对此是早有置疑的),竟把《二十四孝》全图一一刻绘于包括四川文化娱乐城在内的公众场所加以宣示,使人一看心中就泛出一种悲叹!另一方面在生活中我们不仅常见不奉养父母的,虐待双亲的,不少子女,他们关心父母的遗产远胜过关心父的晚年,更有的家庭里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遗产争夺战争,这时的'报恩',竟变成了'讨债'。所以我说感恩与爱严重
缺失啊!前些时候大姐向我谈及给父母立墓碑时,我说墓葬与墓碑本来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如实在有,上面只要简单地写上'感恩与怀念'几字即可矣!

  可悲的是这所谓的传统的'孝',其本意就是指'孝顺',就是以'二十四孝'为典范解读的,所以我不赞同这样的孝文化。我只赞成尊重人权、人格独立前提下的'父慈子爱'、'兄友弟恭'这人与人的爱与感恩。[父子母对子女的抚育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国外,比如法国,法律要求了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但并无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老人由国家来赡养),在我国法律规定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也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但两者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后者是要由道德和法律来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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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中国经济、市场新“变异”

  中国2010年上半年数据显示:7月份,来自中国的贸易顺差创18个月来新高,顺差达到创纪录的287亿美元,而来自美国美中贸易逆差6月份高达262亿美元(此数据为8月12日《华尔街日报》《美议员准备寻求人民币新政策》一文),7月份美国失业率维持在9.5%高位;中国出口贸易同比增长38.1%,6、7月份又是中国"出口创汇"的一个新高峰;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一财富集团欧元区已经步出债务危机沼泽,美元兑欧元汇率则已经从最低点的1比1.21欧元上升至1.35欧元附近;欧元第一国、德国统计局最新数据公布,德国第二季度经济获得了的令人振奋的2.2%增长,这是德国自1991年以来、全国从未达到的增长速度;而中日两国第二季度GDP如按日本内阁府统计,日本为12883亿美元、中国为13369亿美元,形势已逆转。

  与中国相反的是: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增加18.8%,达到新高499亿美元,创20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依然在后金融海啸中苦苦挣扎,似还无法渡过苦海走上正道,此时转向,是美元与欧元的最佳机遇?美国历史上的最低利率要想在2010年走出低谷、进而调整怕是指望了,若是让中美贸易的数据说话,那么中美贸易的矛盾在进一步扩大和升级,美中贸易的逆、顺差一直是两国"冲突"的根源所在,还需要深度的解析与释放新的压力,而中欧贸易则渐显稳妥更美好的前景,但也需要深化、使之形成合力而发扬光大。----八月,几乎到了虎年的最后阶段,撤出还是坚守刺激,需要当然的正确判断才是,更需要美元、欧元、中元的不懈努力与稳步前行。

  A、中元之两难

  中国7月新增信贷低于市场预期,虽然下半年初银行对信贷控制已相对宽松,但信贷增势趋缓,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减速之中,现在减速对中国经济有更多的麻烦。有观点分认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持续下滑,表明上半年央行的系列紧缩政策效果显现,而面对经济后劲不足的局面,政策基调可能更倾向于保增长,加息及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等货币政策紧缩压力继续趋缓。中国央行7月11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328亿元,低于上月6034亿元的增量;1-7月累计新增贷款5.16万亿,已实现全年7.5万亿的信贷目标近七成,也就是今年上半年投放货币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现实数据是: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7.6%,低于上月的18.5%,M2增速从去年12月以来已连续八个月下滑;此外7月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亦下滑至22.9%.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国7月新增贷款不算多,货币投放M2和M1同比增速也非常明显地下降,说明微观经济体对资金的需求出现降温,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放缓趋势。那么明摆着,经济减速将是2010年中国经济剩下时间段的可能。7月的经济数据还表明,现在监管层需要重新考量宏观政策的调控基调,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较大、全面增速回的落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延续3月以来增速回落态势。

  中国房地产不管是上、还是下(包括房价、或是规模),都处于中国经济大盘中两难。

  2010年下半期的海内外货币大势是:中元(人民币)依然没有摆脱钉死美元的方式,那么中国货币将继续跟着美元往前走。美国6月份,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增加18.8%,达到499亿美元,创20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2010年美国贸易逆差,将又可能是一个创举之年,那么美国政府和国会将可能千方百计的寻找填平逆差的任何渠道和来源、方式。美国经济到年底前依然看不到实质性起色,美元将依然保持最低基准利率0.25%的底线运行,那么中元也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加息的周期,实施中国央行的货币策略将是:加息、减息都艰难。当前,主要国家货币基准利率为:中元(人民币)5.31%,澳大利亚元4.25%,印度4.25%,加拿大元1.50,欧元1.00%,瑞士克郎1.00%,英镑0.50%,美元0.25%,日元0.10%(此为2010年3月前后数据)。

  B、高速需变轨

  中国政府在10日宣布其贸易顺差攀升至一年半以来的最高位,有走回"出口创汇"的老路。中国出乎意料之外的出口增加以及进口削弱暗示着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将有新一轮、更多的贸易摩擦。中国的贸易顺差在7月份攀升至287亿美元,是自2009年1月份以来最高的水平,远比经济学家预测的190亿美元的顺差值要高很多。在6月份,中国公布的贸易顺差值为200亿。出口相比表现强劲的去年同期上涨了38.1%,而进口增长22.7%.

  中国的中央银行在6月19日宣布,其将允许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进行更自由的波动。美国和其他国家正期待着此举以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但是,人民币的升值至今依然非常缓慢,人民币自6月19日起,相对美元仅仅升值了0.8%.在每个月结束后,中国政府将在两周内公布贸易表现,这使得人们最快地了解了国际需求,尤其是那些中国占据了大量国际市场的消费商品。由于担心发达国家经济"二次探底",经济学家们上个月曾预测中国出口增长放缓,一些中国公司的决策者仍担心出口在未来的几个月放缓。但中国的贸易事实是,出口与进口依然不能很好的平衡。

  新情况是:除了美国贸易逆差创新高的499亿美元之外,成为全球各国的第一大麻烦。在美国6月份499亿美元贸易逆差中,中国占262亿美元。为此,美国议员正酝酿立法压人民币升值,将美中贸易季节性逆差冲突转换成一种常态以中国货币升值为调节的"游戏规则"。中国重回"出口创汇"老路,进口再成弱势成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重要依据。还有一个新情况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转头去了日本,日元成中国最新兴投资国,据日本日本财务省当天公布的报告数字显示,中国已经连续六个月大幅增持日本国债,2010年6月中国共增持4564亿日元(约合53亿美元)的日本国债。5月份时,中国的增持数额已高达7352亿日元,这一数字当时已创下2005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并远远超过了今年1月至4月总增持的5410亿日元国债的记录。

  3、内外新矛盾

  中国7月份贸易顺差创一年半以来新高,立即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很简单,五月末的G20会议应中国的要求没有涉足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但包括美国在内等发达国家、欧盟、世界银行、以及新兴国家巴西、印度等,都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议题,中国贸易再创新高,无疑都有力支撑了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于是有呼声建议,中长期人民币可能有较大变动,令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再度高涨起来。以美国为标志的全球贸易依然萎靡不振,而中国贸易顺差却持续在扩大,可能引发美国加紧向中国实施贸易限制,更重要的是,为其制造强逼人民币升值的机会,不然在2010年度中国贸易为什么会在全球各国屡创新高、屡创新举?

  尽管人民币升值已经翻开了它本身、新的一页,但中国并没有明确说明预期升值的幅度,世界各国都还不知道人民币会怎样升值。但人民币自2005年至2008年的3年内,兑美元累计升值22%,现在还要升值多少才更真实、有意义?由此可见,过去的人民币升值远远未达到预期变动和贸易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元汇价的连续走低表现也影响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长期而言,美元仍然面对贬值的压力,但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好事,这种贬值压力不只是对亚洲各国的货币,而是对绝大多数货币都有压力。然而,中国官方公布最新的贸易数据后,即增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步伐将会加快,今年内可能达2%至3%或有更多,2010年底是看美国经济步否出金融海啸的关键时期。

  中国市场则缺少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活力和自我调节修补的功能。一如绿豆或是大蒜、生姜更是其它任何商品都可能都可能是搅乱市场而推到市场的最后一块市场的"王牌"。太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太过于指手画脚,是中国市场风起云涌、不同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又一大绝对特色;一个国家整体市场的短缺与紧俏,本属于"计划经济"的套路,是人治的必然结果。又如尖端的中国房地产业,成为各级政府敛财与民争利的最后一根稻草,哪一国国民可以如此、如此赤裸裸根本无奈?哪一国"合法"政府又能如此强势?试看: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用绿豆、大蒜及生姜商品,就能搅乱一国市场紧俏短缺、滞销整体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又有哪一个国家的房地产能成为这些政府的摇钱树、产业的中流砥柱?!

  接下来可能的2010下半年结果是:中国通常是每年第四季度为对外贸易和工业生产增长的最佳时期,2010年怕也不会出现意外。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除非中国政府扩大从美国进口,但按照惯例的进口已经无法使中国对美最大的顺差加以减少;另外,从人民币升值上考虑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美中贸易的个别问题了,因为更重要的是现在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保持平衡又怎样来实施?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疑问、版权使用问题请通过Gvv21 at 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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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君:“反三俗”请你找准方向

  "反三俗"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起来,郭德刚倒了大霉,成了"反三俗"的第一个炮灰。郭德刚之前,并没有发现"三俗"和我有什么关系,最多敬而远之。但郭德刚倒下了,才发现"反三俗"会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

  胡锦涛同志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我不知道这个会的性质是什么,是中共的内部会议还是政府的行政会议?如果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要"反三俗",我的理解针对的对象自然是各级的党委和广大的党员。对此"反三俗"我坚决拥护,因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然要"反三俗"了。但如果是在政府的行政会议上,我就不得不说"反三俗"你找准方向了吗?

  我学识浅陋,但有限的常识告诉我,现代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限制政府,保障民权。政府的触角不能无限制的伸入到民众的生活中来,换一句话就是民众有低俗的权力。你可以有良好的出发点,你可以劝导大家都要高尚一点高雅一点,但这并不能成为限制每个人的原因。

  何况政府的管制在法律范围内也应该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而无权管制人们的思想。是否愿意"反三俗",是否愿意追求高尚和高雅更多的是人们的思想和意识问题。把情趣、爱好、思想和意识的问题上升到道德问题,然后从道德的层面再上升到政府的管制。这是把公权力进行了无限的扩张,个人权利将在这波活动中无法得到保障。这和过去的历次运动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最多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

  郭德刚的相声,我看得不多,只是在网上的视频上看过一二段,说实话的确很俗,但并没有妨碍喜欢他的人喜欢郭德刚。今天CCTV(捧红了赵本山和小沈阳)和人民日报可以把郭德刚打倒,只要他们愿意明天还有谁能躲得了?"反三俗"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追求思想上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反三俗"的确找准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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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承业:思想能否被改造?

  习惯了,我们流行了多年的'思想改造'一说,也为此进行了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实践,甚至有从'触及皮肉'到'触及灵魂'的'脱胎换骨'的全民大运动,付出了难以计数的人力财力,流了无数的血与汗,重复了多次历史的周期律,是该冷静地想一想'思想能否被改造'?

  近几年我读到了一些如《夹边沟记事》一类的记述劳改营的真实故事与回忆录等,给我的印象是,侮辱、苦役、饥饿、迫害、酷刑、死亡……,最多只是使人害怕或被迫屈服,甚至发疯与死亡,却不能被'思想改造',甚至是适得其反,本来不反你的,经如此无端折磨后,也就自然变成了你的反对者了(难怪政策的制定人要把'凡有被杀、关、管、斗的人及其家属'均列为准敌人,加以防备)。

  枪杆子下的稳定,也仅是出自于害怕而暂时的,表面稳定。

  法律上的处罚,公正的法律(良法),公正地执行,做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时,可以有效地防止犯罪;不公正的法律(恶法),不公正地执行,不仅不能有效地防止犯罪,而且更会适得其反。

  可法律上是没有思想犯罪的,真要改造思想就不是'触及皮肉'而是要'触及灵魂',教育不是靠'压服'(以力服人)、而只能是'说服'(以理服人),(当年的领导人虽也公开再三强调过这一点,只不过常常是它不占有理,做不到后者,就只好采用前者了,这就只做不说了)!当年我们也常说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吗?可是这理要是真理,这情要是真情,要'触及灵魂',这人的灵魂,就只服从于人类的文明原则:真、善、美。只有它才能说服人。于是就找寻或制作出一套理论、学说、主义……之类的东西来(这些东西改造者本人是否真信也不得而知,反正是用来改造他人的),加以包装、宣传,打扮成比真理还真的真理,用以'触及灵魂'来改造思想,有效果吗?有,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了:

  (1),如果,你却实是真的'真、善、美',而被改造的思想却是与之相反的,这时的改造也会是有效果的(有不少真正的罪犯被感化与改造);

  (2),如果,你是假的'真、善、美',但你包装得很好,你善于作伪,有水平,会编造,按照'谎言重复一千次也就变成了真理'的原则,这时也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世界上有许多洗脑成功的事例,如当年的戈陪尔,前苏的斯大林,我国的大疯狂等等),但却总是不会长久,一但谎言被揭穿,一但历史真像还原,你的效果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统治者总是先垄断着话语权,即使谎言可以取得短时的实效,也可以为现利而去为之,谁看到过穷凶极恶的强盗在行窃时,会想到长远与人心!);

  (3),更多的是(为什么这里用了'更多的'三字呢?因为拥有了'真、善、美'的一方,推行和宣传'真、善、美'时,根本不会用强制的'思想改造'一说,而多是宣传教育之法,若强制别人进其进行思想改造时,则多不拥有'真、善、美')你不拥有'真、善、美',假的也被揭穿,而恰巧是被改者拥有'真、善、美',这时你的改造不仅毫无效果(这时你会称他们为'顽固不化'的花岗岩),往往是你反被改造了(我们看了到许多革命故事中描写的,反动派的监狱里,许多狱卒反被被关押的革命者说服与感化),'触及'不了'灵魂'时,就只好不择手段地'触及皮肉'了,这就发生了斗争中的种种武斗以致杀戮与法律中恶法横行了。

  回到'思想改造'一说上来,它的目的无非是要统一思想,集聚力量,推行改造者的意志。说白了,就是要赢得民心。这民心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若真是要赢得民心,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归顺民心的源头:"真、善、美'。如果倒行逆施,是永远也不会赢得民心的。若自己有了有违'真、善、美'之处。则首要的是正视它,改正它,而不是推诿、隐瞒、辩解,更不是强迫他人服从去改造他人,例如对于大量的冤、假、错案,首先是做好彻底、认真的平反招雪,认错、陪理,承担责任,做好赔偿。自己改正错误(不是改造他人),才能赢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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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8日星期三

诚君:“反三俗”请你找准方向

  "反三俗"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起来,郭德刚倒了大霉,成了"反三俗"的第一个炮灰。郭德刚之前,并没有发现"三俗"和我有什么关系,最多敬而远之。但郭德刚倒下了,才发现"反三俗"会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

  胡锦涛同志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我不知道这个会的性质是什么,是中共的内部会议还是政府的行政会议?如果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要"反三俗",我的理解针对的对象自然是各级的党委和广大的党员。对此"反三俗"我坚决拥护,因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然要"反三俗"了。但如果是在政府的行政会议上,我就不得不说"反三俗"你找准方向了吗?

  我学识浅陋,但有限的常识告诉我,现代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限制政府,保障民权。政府的触角不能无限制的伸入到民众的生活中来,换一句话就是民众有低俗的权力。你可以有良好的出发点,你可以劝导大家都要高尚一点高雅一点,但这并不能成为限制每个人的原因。

  何况政府的管制在法律范围内也应该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而无权管制人们的思想。是否愿意"反三俗",是否愿意追求高尚和高雅更多的是人们的思想和意识问题。把情趣、爱好、思想和意识的问题上升到道德问题,然后从道德的层面再上升到政府的管制。这是把公权力进行了无限的扩张,个人权利将在这波活动中无法得到保障。这和过去的历次运动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最多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

  郭德刚的相声,我看得不多,只是在网上的视频上看过一二段,说实话的确很俗,但并没有妨碍喜欢他的人喜欢郭德刚。今天CCTV(捧红了赵本山和小沈阳)和人民日报可以把郭德刚打倒,只要他们愿意明天还有谁能躲得了?"反三俗"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追求思想上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反三俗"的确找准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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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基于美欧的中国经济“变局”

  中国2010年上半年数据显示:7月份,来自中国的贸易顺差创18个月来新高,顺差达到创纪录的287亿美元,而来自美国美中贸易逆差6月份高达262亿美元(此数据为8月12日《华尔街日报》《美议员准备寻求人民币新政策》一文),7月份美国失业率维持在9.5%高位;中国出口贸易同比增长38.1%,6、7月份又是中国"出口创汇"的一个新高峰;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一财富集团欧元区已经步出债务危机沼泽,美元兑欧元汇率则已经从最低点的1比1.21欧元上升至1.35欧元附近;欧元第一国、德国统计局最新数据公布,德国第二季度经济获得了的令人振奋的2.2%增长,这是德国自1991年以来、全国从未达到的增长速度。

  与中国相反的是: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增加18.8%,达到新高499亿美元,创20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依然在后金融海啸中苦苦挣扎,似还无法渡过苦海走上正道,此时转向,是美元与欧元的最佳机遇?美国历史上的最低利率要想在2010年走出低谷、进而调整怕是指望了,若是让中美贸易的数据说话,那么中美贸易的矛盾在进一步扩大和升级,美中贸易的逆、顺差一直是两国"冲突"的根源所在,还需要深度的解析与释放新的压力,而中欧贸易则渐显稳妥更美好的前景,但也需要深化、使之形成合力而发扬光大。----八月,几乎到了虎年的最后阶段,撤出还是坚守刺激,需要当然的正确判断才是,更需要美元、欧元、中元的不懈努力与稳步前行。

  A、中元之两难

  中国7月新增信贷低于市场预期,虽然下半年初银行对信贷控制已相对宽松,但信贷增势趋缓,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减速之中,现在减速对中国经济有更多的麻烦。有观点分认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持续下滑,表明上半年央行的系列紧缩政策效果显现,而面对经济后劲不足的局面,政策基调可能更倾向于保增长,加息及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等货币政策紧缩压力继续趋缓。中国央行7月11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328亿元,低于上月6034亿元的增量;1-7月累计新增贷款5.16万亿,已实现全年7.5万亿的信贷目标近七成,也就是今年上半年投放货币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现实数据是: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7.6%,低于上月的18.5%,M2增速从去年12月以来已连续八个月下滑;此外7月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亦下滑至22.9%.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国7月新增贷款不算多,货币投放M2和M1同比增速也非常明显地下降,说明微观经济体对资金的需求出现降温,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放缓趋势。那么明摆着,经济减速将是2010年中国经济剩下时间段的可能。7月的经济数据还表明,现在监管层需要重新考量宏观政策的调控基调,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较大、全面增速回的落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延续3月以来增速回落态势。

  中国房地产不管是上、还是下(包括房价、或是规模),都处于中国经济大盘中两难。

  2010年下半期的海内外货币大势是:中元(人民币)依然没有摆脱钉死美元的方式,那么中国货币将继续跟着美元往前走。美国6月份,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增加18.8%,达到499亿美元,创20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2010年美国贸易逆差,将又可能是一个创举之年,那么美国政府和国会将可能千方百计的寻找填平逆差的任何渠道和来源、方式。美国经济到年底前依然看不到实质性起色,美元将依然保持最低基准利率0.25%的底线运行,那么中元也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加息的周期,实施中国央行的货币策略将是:加息、减息都艰难。当前,主要国家货币基准利率为:中元(人民币)5.31%,澳大利亚元4.25%,印度4.25%,加拿大元1.50,欧元1.00%,瑞士克郎1.00%,英镑0.50%,美元0.25%,日元0.10%(此为2010年3月前后数据)。

  B、高速需变轨

  中国政府在10日宣布其贸易顺差攀升至一年半以来的最高位,有走回"出口创汇"的老路。中国出乎意料之外的出口增加以及进口削弱暗示着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将有新一轮、更多的贸易摩擦。中国的贸易顺差在7月份攀升至287亿美元,是自2009年1月份以来最高的水平,远比经济学家预测的190亿美元的顺差值要高很多。在6月份,中国公布的贸易顺差值为200亿。出口相比表现强劲的去年同期上涨了38.1%,而进口增长22.7%.

  中国的中央银行在6月19日宣布,其将允许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进行更自由的波动。美国和其他国家正期待着此举以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但是,人民币的升值至今依然非常缓慢,人民币自6月19日起,相对美元仅仅升值了0.8%.在每个月结束后,中国政府将在两周内公布贸易表现,这使得人们最快地了解了国际需求,尤其是那些中国占据了大量国际市场的消费商品。由于担心发达国家经济"二次探底",经济学家们上个月曾预测中国出口增长放缓,一些中国公司的决策者仍担心出口在未来的几个月放缓。但中国的贸易事实是,出口与进口依然不能很好的平衡。

  新情况是:除了美国贸易逆差创新高的499亿美元之外,成为全球各国的第一大麻烦。在美国6月份499亿美元贸易逆差中,中国占262亿美元。为此,美国议员正酝酿立法压人民币升值,将美中贸易季节性逆差冲突转换成一种常态以中国货币升值为调节的"游戏规则"。中国重回"出口创汇"老路,进口再成弱势成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重要依据。还有一个新情况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转头去了日本,日元成中国最新兴投资国,据日本日本财务省当天公布的报告数字显示,中国已经连续六个月大幅增持日本国债,2010年6月中国共增持4564亿日元(约合53亿美元)的日本国债。5月份时,中国的增持数额已高达7352亿日元,这一数字当时已创下2005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并远远超过了今年1月至4月总增持的5410亿日元国债的记录。

  3、内外新矛盾

  中国7月份贸易顺差创一年半以来新高,立即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很简单,五月末的G20会议应中国的要求没有涉足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但包括美国在内等发达国家、欧盟、世界银行、以及新兴国家巴西、印度等,都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议题,中国贸易再创新高,无疑都有力支撑了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于是有呼声建议,中长期人民币可能有较大变动,令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再度高涨起来。以美国为标志的全球贸易依然萎靡不振,而中国贸易顺差却持续在扩大,可能引发美国加紧向中国实施贸易限制,更重要的是,为其制造强逼人民币升值的机会,不然在2010年度中国贸易为什么会在全球各国屡创新高、屡创新举?

  尽管人民币升值已经翻开了它本身、新的一页,但中国并没有明确说明预期升值的幅度,世界各国都还不知道人民币会怎样升值。但人民币自2005年至2008年的3年内,兑美元累计升值22%,现在还要升值多少才更真实、有意义?由此可见,过去的人民币升值远远未达到预期变动和贸易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元汇价的连续走低表现也影响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长期而言,美元仍然面对贬值的压力,但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好事,这种贬值压力不只是对亚洲各国的货币,而是对绝大多数货币都有压力。然而,中国官方公布最新的贸易数据后,即增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步伐将会加快,今年内可能达2%至3%或有更多,2010年底是看美国经济步否出金融海啸的关键时期。

  中国市场则缺少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活力和自我调节修补的功能。一如绿豆或是大蒜、生姜更是其它任何商品都可能都可能是搅乱市场而推到市场的最后一块市场的"王牌"。太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太过于指手画脚,是中国市场风起云涌、不同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又一大绝对特色。一个国家整体市场的短缺与紧俏,本属于"计划经济"的套路,是人治的必然结果。试看:哪一个国家可以用绿豆、大蒜或其它商品,就能搅乱一国市场紧俏短缺、滞销整体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又有哪一个国家的房地产能成为这些政府的摇钱树、产业的中流砥柱?!

  接下来可能的2010下半年结果是:中国通常是每年第四季度为对外贸易和工业生产增长的最佳时期,2010年怕也不会出现意外。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除非中国政府扩大从美国进口,但按照惯例的进口已经无法使中国对美最大的顺差加以减少;另外,从人民币升值上考虑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美中贸易的个别问题了,因为更重要的是现在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保持平衡又怎样来实施?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疑问、版权使用问题请通过Gvv21@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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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中国亟需政治传播学

  中国亟需政治传播学的指导,这是中国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迫切需要。但国内外都有论者认为,独特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政治传播(学)在中国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在中国,政治传播(学)将难以获得其在西方社会的殊胜地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我们既不能夸大中国政治生态的特殊性,也不能无视政治传播(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强大生命力。当然,要展示政治传播(学)的强大生命力,政治传播学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必须大胆突破思想藩篱、努力开阔思维空间。

  一、何谓传播学

  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集中于社会信息如何引发预期的社会变化,从而实现传播者(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从发展史上看,传播学诞生于军事对抗中,完善于政治博弈中。换言之,战争与政治是催生、催熟传播学的两大核动力。这必然决定了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是一种攻防兼备的谋略艺术。因此说,能否有效地指导传播实践是检验传播学价值的唯一标准。

  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大都囿于象牙塔内,为学术而学术,严重脱离传播实践,可竟有论者将其美化为"学术本位""超然治学"。此类书虫盲目相信"旁观者清",认为只有超然治学才能得出客观结论。殊不知,脱离了传播学实践,人们往往难以看到传播运作的实质与全景,因为传播实践绝非都是阳光作业,其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谋略和欺骗。在传播作业(尤其是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中,有时马基雅维利主义是最高指针。为此,我曾在课堂上公开评价说,在某些人眼里,传播只重效果,不讲法理。

  我曾在《用信息颠覆世界》一书中提到"传播学固有的建设力和攻击力"。事实上,建设力和攻击力往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况且,力量对比是个相对概念:自我建设和攻击对方都可以扩大、巩固我方的相对优势。"正人君子"们对此恐怕难以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传播(者)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巩固"合法性"(legitimacy),而攻击却难免伤害其"合法性"。在下却必须指出,在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中,攻击有时是唯一有效的策略。

  二、何谓政治传播学

  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在《政治传播学引论》中把政治传播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这必然包含国内政治传播、国际政治传播和全球政治传播三个层次。事实上,这三个层次今天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密不可分。有时,对内传播的真实目的是影响外部舆论。同样,有时对外传播的真正目标是调控国内政治。

  政治传播还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上,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政治传播学分会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系统内信息的创建、塑造、传递、加工及其效果。传播者可以是政府、组织、团体或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传播包含垂直传播、水平传播和对角传播,包括国内、国际和全球三个层次。在中观层次上,政治传播是指管治者和被管治者之间、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之间的垂直交流,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垂直传播。在微观层次上,政治传播只指自管治者到被管治者的垂直传播。

  政治传播作业是浑然一体的,各个层次上的运作必须是"无缝的"。为保障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政治传播注重资源整合,强调横向和纵向的协调一致。为此,政治传播特别注重策略运用。根据拉斯维尔的线性模式,政治传播者要精心设计传播策略: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在什么场合?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传播策略就体现在这些要素的组合上。

  传统上,政治传播学侧重于舆论导向和媒体效应研究,习惯于从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视角考察政治传播。事实上,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远不止舆论导向和媒体效应。因此说,专注于这两个领域是无法揭示政治传播运作的实质与全貌的。而且,要想加深对政治传播学的认识,我们尚需从修辞学、管理学、符号学、营销学等视角切入。当然,从传播作业考量,我们只需具备上述学科的修养即可(并非必须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

  三、中国亟需政治传播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空前挑战。在国内,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利益的分化、市民社会的发展都为社会管治增加了诸多变数。有评者指出,在政治传播领域,中国存在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两大对立空间。有独立学者认为,目前这两大话语体系之间正处于对峙状态。还有人更为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事实上已处于下风。

  笔者认为,无论真实状况如何,中国都应该认真反省传统的传播理念与政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准确地说是列宁主义新闻观――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传播理论。但是今天,列宁主义新闻观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必须毫不迟疑地清算其流毒了。如果中国依然坚持简单粗暴的信息干预政策,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将进一步削弱,来自民间的对抗就会持续增加。管治者必须明白,在特定时空区间内,信息流量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Vladimir Artemov曾警告说:"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来颠覆政权。"政治学者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曾指出,"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预言:"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时代,信息能力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指出,"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他说,"在新一代掌权者的政治生活中,劝服已然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与大众政府的常规器官。还没有人开始理解这场革命的结果,然而说如何制造同意的认识将改变所有的政治前提将毫不为过。"正是因为意识到了信息的巨大能量,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播学研究,其研究水平一直领先中国数十年。

  令人沮丧地是,目前主导中国意识形态运行的依然是极左的新闻宣传理论,而非现代传播科学。更可惜的是,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明白二者之间的巨大鸿沟。中国的统治者们不仅完全混淆新闻与传播,还长期混淆新闻与宣传。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想当然地认为,信息控制就是阻止负面信息流通。他们对制造同意的艺术还知之甚少,对政治修辞、政治劝服几乎一无所知。执政者还没有意识到,在传播作业中,技术正确和政治正确同等重要。

  四、中国政治传播学的方向

  笔者深信,政治传播学必将在中国得到跳跃式发展。这是由中国的政治生态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梳理最近几年国内有关政治传播的研究文献,笔者对自己的预测更是深信不疑。政治传播(学)已被更多国人认识、接受。更可喜的是,中国的新生代政治精英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政治传播学的指导了。

  鉴于中国特殊的媒体政策,目前境内外不少学界、业界人士提出了反思和建议。《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泓冰提出,政府官员和媒体要贯彻"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新闻报道原则。香港大学传媒学者钱钢提出了被称为Control 2.0(传媒控制升级版)的媒体策略。海南大学毕研韬曾划分了"被动式""主动式"和"超主动式"三种媒体策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媒体策略不过是传播策略的一小部分。中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必须跨出媒体策略和媒体效应门槛,必须超越舆论导向的学术藩篱。

  从实用主义考量,策略研究必将是未来中国政治传播学的一大方向。为此,中国学者必须将西方的传播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相结合。为切实推动中国政治传播(学)的发展,笔者建议有志者从政治营销学角度考察政治传播。政治营销学并非竞选政治环境的特产。唯有借助营销学,我们才能理解政治传播中的市场调查、市场定位、成本控制等作业要素,才能理解中央官员的"上山""下乡""朝圣",才能理解地方官员的"唱红""打黑""反贪"。

  传播学是一种方法论,既可服务于官方,也可效力于民间。政治传播学更是一门需要道术兼修、知行并重的新兴学科,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理论素养、深谙政治运作的奥妙。令人欣喜的是,急剧变化中的中国政治生态为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笔者乐观地预见,未来几年,学界、业界和政界之间的"旋转门"必将大开,因为唯有如此,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愿景才有可能实现。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本文主要观点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2日第6版,编辑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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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给国家主席写信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惹怒高官

胡星斗给国家主席写信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惹怒高官

                                        张高文
 
8月7日中国大陆著名学者胡星斗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谈“中国的死路与出路”,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以化解危机,赢回民心。建议信发出后不但没有收到回音,反而惹怒了某些高官,在胡星斗的搜狐博客被封之后,他的新浪博客又被封杀,所有网站上转载的建议信的内容都被删除,官方搜索引擎“中搜”屏蔽了“胡星斗”的名字,百度奉命删除了有关胡星斗的大部分网页信息。
胡星斗以主张温和的改革和改良而闻名,有人甚至称之为“胡改良”并多次写文章赞赏胡星斗改良方案的可行性。胡星斗曾经提出包容左派和右派的中派即中间道路,同时他又与仲大军倡导民派,强调民间性、公民的立场以及扶助弱势群体。这次,胡星斗教授提出中国应当实行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宪政社会主义是宪政与公平的结合,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它既顺应了世界宪政潮流,又符合中国现实,有利于执政党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可惜的是某些高官不但不接受,反而对胡星斗进行排斥和封杀。
要求匿名的某著名评论家指出:从对待胡星斗建议信的态度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某些领导人的“雅量”和胸怀,也意味着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应当不断创新的观点正在被抛弃,统治者已经堕落为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
作者电话采访了胡星斗,他表示虽然作为一个体制内学者建言也不易,他感受到目前的言论环境是十年来最恶劣的,但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充当批评家和建设者的角色。
 
 
 
附:
 
致胡锦涛主席的建议信:中国的死路与出路
胡星斗
 
 
一、中国的死路:传统治国方式是死路一条,中国至今没有走上治国正道。
古代贤哲老子说:“以正治国”——治国要走正道,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在当代中国,治国却一直没有走上正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使用歪门邪道的手段治理地方。
1、未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执政的基石,而错将维持暂时稳定、维护现有秩序与利益作为头等大事,由此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在当代中国恰恰相反,公平与正义被一些官员视如敝屣,稳定与既得权力、既得利益成为“首要价值”,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以谎言、暴力、陷害、劳教,动用黑恶势力,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抓捕记者、举报人,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 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维稳的财政开支惊人。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民权的困境、官德的堕落、公德的沉沦、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庞大的维稳经费和行政成本严重地挤压了民生。
公平与正义已亡,这是中国最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也是政府治理最为失败的地方。
2、目前中国的“三进三退”是历史的反动。所谓“三进三退” 是指:国进民退、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
尽管官方否认存在着国进民退,但4万亿救市资金和2009年近10万亿信贷绝大多数给了国企,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其实是在帮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钢铁、石化、有色金属、信息、汽车、船舶、航空、装备制造、煤炭、烟草、盐业等行业完全或绝大部分是国有的天下,国有资产从1999年的9万亿元增加为2009年的43万亿元……种种事实都说明国进民退不是统计部门虚构一下国企、民企产值数据所能证伪的。
国进民退将严重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的象征。国进民退也将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畸形市场经济催生了特权利益集团,导致了经济低效率、腐败和分配不公,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与国进民退相伴相生的是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所谓的人治)进、法治退。凡是国有强大的地方,必然是破坏法治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方;目前中国的法治倒退令胡温政府的形象在国内外严重受损。
3、“三个一体化”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嘲弄。目前,中国的体制是“三个一体化”: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官商一体化;党政一体化。譬如不久前开车撞死人的私企老板同时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委,难怪他有恃无恐;紫金矿业的股东许多是县委县政府及各局的官员……这样的体制不腐败、不专横、不胡作非为、不激起民怨,可能吗?即使将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叫到北京培训100遍,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最高决策者只知以传统方式治国,不敢进行哪怕是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改革,那么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将会越来越溃败,道德会越来越沉沦,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
二、中国的出路:宪政与公平是未来中国的两面旗帜,关键是进行权力结构改革。
在未来的中国,“宪政”与“公平”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宪政”与“公平”的结合是宪政社会主义。
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护公民的权利;宪政也即宪法政治,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社会主义或称新社会主义是指公平正义、平等共富、体现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和制度。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弘扬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秉持民主、法治、人道、公平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只有宪政,才能抑制特权、垄断和腐败,才能打破人治、官家主义和王朝循环,才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才有公平正义,才有社会主义。没有宪政而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或批斗地富资本家老干部的毛式平等和传统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封建社会主义或曰专制社会主义。
同样,只有新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08宪章尽管萃取了西方宪政民主的精华,但由于没有与中国文化结合,也没有与中国现实结合,所以它也不是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张。
宪政社会主义既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它是不断创新的社会主义。
宪政社会主义主张:
实行“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选举权、监督权、出版权等)、“民授”(高层由人民授权、人民普选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选举产生领导人)、“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超越和包容三民主义,促进两岸统一;未来中国应当将“四民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
维护宪法的绝对尊严,在全国人大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设立宪法法院,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同时,维护执政党、中央政府在宪政之内、宪法之下的权威性、有效性;
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财政上组织上人事上保证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反贪局、监察、纪检、信访、审计、工会、媒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的反科学体制;
实行全民民主、代议民主与可控民主、协商民主(鼓励政治协商,公推公选)的结合,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反对街头政治;
以废除劳教制度作为实行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突破口。同时加快改革违宪的二元户籍制度,给出废止的时间表;废除信访体制,设立隶属于人大、有利于监督的申诉制度,促进信访案件的司法化解决;
以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权力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非官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以阳光财政作为阳光行政、阳光政治的突破口,凡是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必须在网络上晒财政预算和开支;同时,落实人大的财政监督职能和纳税人的权利,鼓励公民就浪费财政资金、“三公”消费进行公益诉讼;
以阳光财产作为廉政、反腐败的突破口,出台《阳光财产法》、《反腐败法》,规定凡是公职人员其财产必须每年申报、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以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作为保障民权的突破口。凡是新闻自由的国家,冤案都会通过新闻报道而得以良好的解决,所以都没有上访的问题。只有让人民群众获得话语权、问责权、罢免权(落实公民的问责权、罢免权比选举权更有意义、更容易操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杀童、袭警等问题。禁止地方政府利用纳税人的税款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台为自己歌功颂德;
以落实金融权作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改善民生的突破口,为此,必须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民营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定向吸储、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决老百姓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以废除特权作为重塑政府、赢回民心的突破口。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特供等公款福利特权;制定社会保障法,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
以破除国企垄断、官商结合、实现全民持股、社会分红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目前国企利润仅10%、央企利润仅4%上缴,而且上缴利润的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国有企业之中了,在2009年国企的上万亿利润中仅10亿元进入了财政。以后,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同时,从融资、减税等方面扶持民营企业,打破行业准入的“玻璃门”。
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完整的土地产权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只有土地资本化,农民才能富裕;农村集体土地应当享有开发建设权,不需要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 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应当逐渐合法化。可以借鉴台湾“土地增值归公”的经验,农民的土地可以转为非农用途;
以公益诉讼立法、保护举报人立法作为公民问责、公民监督的突破口,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代表全体受害人起诉挥霍公款、破坏环境、股市舞弊等行为。
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作为缓解资本与劳动矛盾、化解仇富心态的突破口,以社会进步运动或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作为缓解官民矛盾、城乡矛盾,突破户籍改革困境,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农民工问题的突破口。改革工会体制,由工人选举产生或罢免工会领导人,促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群体;出台罢工法,制止非法罢工,保护合法罢工,保障劳动者和资方双方的权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弹压一切罢工,避免劳资矛盾转变成官民矛盾;取缔对农民的种种歧视,在金融、财政、土地、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改变慈善行为的官方垄断,由社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充分发挥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鼓励批评性和揭露时弊的报道,以媒体自由和新闻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团;制订《劳工权利法》、《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劳工权利、平等权利新时代;
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中国应当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战略。教育第一战略的突破口是将教育指标(教育投入、城乡教育差距、义务教育完成率、研发支出、农民工培训等)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大幅度压缩行政成本,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点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遏止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据报道,80后的大学生数,城市是农村5.5倍。以后如果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总理应当辞职。
公平与正义是立国之基。通过宪政社会主义的实践,公平与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三进三退”、“三个一体化”必将受到遏制,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找到了治国良方、走上了治国正道,也只有这时,中国的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
 
 
2010-8-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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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人民群众有三俗的权利

  官方高调反三俗,这真是贼喊捉贼的做法。为什么如此说呢?大家都知道,即令在不开放年代,一定级别的人都能读《金瓶梅》全本,高级官员也可以看国外电影,完全是特权的一部分。如今的官员庸俗、低俗、媚俗起来,都是人民群众的老师,却在那里不准"学生"三俗,其因为何?因为三俗本应是官员的特权,你这帮屁民居然胆敢模仿我们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可忍,孰不可忍?

  政府严重地不讲诚信,却夸夸其谈地说民众要如何讲诚信,社会要如何诚信;官员撒谎不脸红,却要民众不撒谎;官员说狠话打压民众权利,却要民众体谅他们的难处,却要强力维稳;政府的三俗无处不在,却不允许民众三俗。很多坏的事情,都是政府大张旗鼓地、傲慢而毫不遮掩地做,却不允许民众跟进,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之下,民众模仿官府的一些做法,就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的。强权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强盗逻辑。

  没有任何能确定出"三俗"的准确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的"反三俗"只不过剥夺民众自行做事的空间,剥夺民众仅有的一些生存空间而已。真正的道德的建立,必须要真正良好的法律,公正而独立的司法作背景和前提。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司法窳败,只强调道德的要求,道德就会变成虚伪的表演,做秀就会大行其道。道德只是一种自律,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因此不准民众三俗,不仅违法,也不符道德本身的要求。道德进步,除了以公正的法律为依托外,只能依靠民众自治自律,而不能依靠政府来强力反三俗。纳税人养的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干涉民众道德领域内的事情。即令民众因此犯法,那也只法律的事情,不关政府任何鸟事。

  也就是说,一个政府反对民众三俗,是极权社会的典型特征。通过自己控制的传媒,高调乃至通过运动形式来反三俗,这是对民众生活权利和生活方式的严重干涉。民众没有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堂堂正正地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生活在不安全和恐惧之中,只好选择犬儒,甚至悲哀地享受一点"三俗",连这样一点动物性的"三俗"你政府也要来强管,真是对民众权利赶尽杀绝的做法。我曾认郭德纲、赵本山、小沈阳、周立波等的段子和小品中,的确有低俗和政治不正确――无论是从官方角度还是从私人角度,官方觉得他们瓦解极权,民间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弱势群体的不尊。对极权的瓦解我赞赏,对后者我则要批评他们――的成份,但无论怎样来讲,这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民众也有用脚投票,自由消费还是不
消费他们的权利,政府根本无权干涉。

  从唱红、反三俗到国企恢复做广播体操,让我们看到官方在做重回文革的恶事。真正的政府只是纳税人养的为民众权利服务的托管者,而不是民众权利的剥夺者,但我们不受监督的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郭德纲的徒弟打人以及他对一些人骂粗口,固然不对,但传媒为维护自身利益完全跟着官方来损害公民权利,最终媒体记者自己的权利也会受损。像周广甫这样的媒体记者不要自以为得计,倒霉在目前这样的糟糕的制度下,是迟早的事,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所以,我认为不可以跟官方合作压制民众权利,像姜昆这样的人批评郭德纲,说其最终自害也不过。如果你认为反三俗与你的权利无关,那么我要说一根随时可能勒紧你的绳索就套在你脖颈上,只不过那双勒索你的手暂时还忙不过来而已。到那时再来呼喊求救,恐怕连"救命"二字
都喊不出来了。

  2010年8月13日10:02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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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鸿超:弱国有外交

  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颠覆了弱国无外交的一般看法。根据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蒋介石代表贫弱的中国与当时的世界强权讨价还价,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

  根据解禁的1917-1945年的日记记载,军事领袖蒋介石显示出了一些外交官的天分,这在东西方关于他的研究中都是很少见的。在与各地军阀经过十年的角力后,蒋介石在1928年成为了中国的领导人;1931年日军刚刚占领满洲时,他在日记中自责没给对外关系以足够的重视。"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国内导致我严重忽视了外交工作,"他如此写道(1931年9月20日蒋介石日记)。

  "日本与我们有隙,但同时他们从内心惧怕着我们…赤色苏联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英美希望利用我们牵制日俄,但他们对我国没有领土方面的企图,一般可以把他们视作友邦…对于友邦,我们要报以善意;对于旧怨,我们要妥协;而对于敌国…我们要奋起反抗。"(蒋介石日记1933年6月20日)

  之后直到二战结束的12年中,蒋介石谨遵着这些原则,只为能够夺回强大的外国掠走的土地,也只为能废除赋予外国在中国港口特权和租界的"不平等条约"。而此时,蒋介石治下的中国是一个贫穷分裂的国家,中央与各地军阀貌合神离,共产党人则干脆坚决挑战着他的统治。

  多方博弈

  蒋介石参与的多方谈判面对的主要是以下四国:

  日本。深知军力不及日本的蒋介石,试图利用日本对苏联的恐惧阻止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领土。1904-1905年第一次满洲危机时,俄国人在战争中输给了日本人。而现在,日本直接占领了满洲,威胁着西伯利亚的安全。蒋介石在1933年4月的日记中写到,他相信苏联迟早会对日宣战一雪前耻。他通过特使和外交官向日本传达了共同反苏反共的意愿;他隐晦的向日本表达了在战争中共对强敌的意愿。作为回报,他表明日本可以拥有满洲领土的所有权,但同时要从其他中国被占领土上撤出。

  日本在领土问题上并不打算让步,但答应蒋介石签署一份建立反共共同战线的协议。这份协议要蒋介石承认满洲傀儡政权和日本在北中国的特殊利益。

  蒋介石拒绝考虑这份协议并坚决的拒绝了日本人其他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不仅会导致北中国落入日本之手,甚至会使中国全境沦为第二个满洲国"(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31日)。他希望通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示好"打消日本政府对中国的野心","但这可能使得日本进一步侵犯中国北部…不过日本不可能占领整个国家。两弊相衡取其轻,我决意如此。"

  苏联。蒋介石明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主要关切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两线作战:东西两面同时对付日本和德国。蒋介石之前就写到过,日俄战争的再次爆发是不可避免的。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而六个月之前蒋介石在日记中就提出过苏德之间的战争几乎是无法回避的。因此他坚信30年代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这个共产主义强国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1937年8月,蒋介石与苏联签订了条约,作为交换条件,莫斯科要为中日间刚开始的全面战争提供军事援助。苏联同意了,9月"其战机抵达甘肃"(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25日),随后其他武器和金融援助也到来了。

  但苏联也曾积极构建自己的多方谈判机制。1939年8月,苏联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月又与日本达成中立条约。1945年2月,苏联在雅尔塔与美英两国达成协议,美英向蒋介石施压要求蒋重新恢复苏联在满洲1904-05年之前的权利,以换取苏联进攻日本的承诺。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对苏方做出了让步,允许莫斯科恢复了对满洲两个主要港口和铁路系统的控制。

  英国和美国。从1937年到1940年,蒋介石多次预测日本与美英在亚太地区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会犯险与英美开战,希望侥幸取胜"(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3日和17日、1940年12月18日)。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缅甸,此时英控印度和中国南部的安全同时受到了威胁。蒋介石迅速与美英达成共识,协同对抗前英国殖民地上的日本人。他组织了一支远征军在缅甸北部准备展开攻势,还希望英美海军同时在南部攻击。蒋介石的行动牵制了日本,使其不能进一步进攻印度和南中国,也使中日战争不再是中国孤军奋战,有效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蒋介石与英美的谈判在1943年前并未取得实质成果。之后,联军的缅甸战役打响了;战役初期并不顺利,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3年1月,蒋介石完成了10年以来所追寻的目标,美国和英国废除了外国强权横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1月,他同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同参加了开罗会议,中国拿回了日本的土地:满洲、台湾和澎湖。会议还肯定了中国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蒋介石对会议成果非常满意:

  这是我首次踏上国际舞台。我们在政治上获得的成果是首要的,其次军事成果,经济成果则为再次。…我们取得的结果超过我的预期。(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8日)

  蒋介石在开罗获得的东西是中国和美国之前在华盛顿就已经商定好的。换句话说,罗斯福的意思使得蒋介石可以在开罗获得了这般多的利益。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从来不缺少摩擦。蒋介石和约瑟夫。史迪威的不睦也不缺少记载。但蒋介石日记为我们如何看待分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蒋介石曾收到过罗斯福总统的来信要他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他为此苦恼不已。1944年夏天,蒋介石写到,罗斯福每一封信的到来都使他"忧虑不已",他认真的考虑了离职――他相信罗斯福预料不到到这种情况。他深思熟虑得出自己辞职后可能出现的十种结果,包括他嫡系中央军的废弛和日本席卷全中国。

  蒋介石仔细考虑之后决定拒绝罗斯福的要求,因为他判断"美国需要依靠中国打败日本,之后还需要中国牵制苏联。美国不能失去中国"(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31日)。10月,他告诉了罗斯福他的决定,并等待承担后果。但罗斯福的态度很快温和了下来,并于1944年秋天召回了史迪威。

  对蒋介石外交手段的评价

  1945年,二战最后的时刻,蒋介石已经完成了20年前给自己制定的大部分目标。他收复了日本占领的领土,成功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他还看到中国成为了世界四大国之一。同时像他害怕的那样,苏联重获在满洲的帝国主义特权――他所有的外交努力和中国八年抗战都没能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

  历史学家也许会指出蒋介石所有外交上的成功都有其他原因: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犯的错误、美国在海洋上取得的胜利、原子弹的作用以及大英帝国的衰落。但蒋介石在外交上是有技巧的。他领导的中国是一个惊弓之鸟般的贫弱国家,但他依靠两种方式摆脱了劣势地位。首先,他竭力将中日双方的冲突上升到多国的范围,这才使他可能打赢一场必败之战。其次,他洞悉了对手国家的需求与弱点――日本与苏联之间互相畏惧、英属印度难以抵抗日本入侵以及美国需要中国成为对抗日本和苏联的势力,他再将这些变为己方的优势。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孙子的格言同样适用于外交领域。从这点看,蒋介石日记不仅揭开了我们感兴趣的一些历史事实,还对研究外交艺术做出了贡献。

  作者戴鸿超是底特律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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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1日星期三

萧瀚:郭德纲事件的是非与教训

  近十日来,除了南方报系外,大江南北的媒体(尤其是部分京城媒体)机器几乎全面启动,对付一个艺人的错误言行,郭德纲事件迄今的结果似乎遂了某些人的愿。但此次事件反映出不少问题,涉及各方面,颇值细究。

  事件缘起:7月底,BTV《每日文娱播报》曝出郭德纲涉嫌私占小区公用绿地,8月1日,BTV两名记者(此次事件中的另一位主角周广甫记者及其女同事)去地处大兴县的郭德纲家别墅采访。

  一。BTV记者周广甫等是否涉嫌私闯民宅

  住宅是人最后的心理安全堡垒,不尊重住宅是蔑视人权最严重的思维方式之一。因此,是否私闯民宅是此事件中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今天允许记者随便骚扰郭德纲这样不掌握公权力的名人,明天就别怪包括记者、警察在内的任何人不把自己当外人。有人担心讨论这问题会危及新闻界针对涉公共事务官员的信息采集,但是,第一,掌握和不掌握公权力在享有隐私权方面差别很大,不可划一;第二,即使是对公共官员,也没有任何一国法律剥夺他们所有隐私权,他们也享有基本人权,其公民权只有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内容受限。不少人讨论公共事件时,不管涉事者是涉公共利益的官员还是个人,常常把应该区别对待的两种人的公民权混为一谈,导致动辄拿未经论证的"公共利益"(甚至可能根本不是公共利益)强奸公民权――他们很容易忘了
也许下一个被强奸的就是他们自己。

  当媒体对郭德纲铺天盖地一片谴责之声时,网上论坛(尤其是微博客)上却争论激烈,并不是那么一边倒地反对郭德纲,究其原因,就与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是否私闯郭宅有关。

  从网上流传的那个完整版偷录资料看(资料来自德云社的网站,目前已被黑),详细情况是:

  女记者走上楼梯,敲门。保安:这儿小区不让,不让这样。周广甫:谁说的,你说的呀?保安:不是我说的,是我们物业说的。周广甫:啥时候说的?前天我们还来过这儿。女记者:不拍照。

  可见,周广甫及其女同事从一开始就规避了小区不允许陌生人进入的要求,并且不顾保安的阻止而去敲门。李鹤彪出来,双方交谈几句后,周广甫质疑物业给郭家写的证明是啥意思,李鹤彪因此发怒,遂动手打周广甫。可见,最初的私闯民宅是成立的,但后面发生的事情改变了这一性质(参见下面第三点)。

  二。BTV记者周广甫偷录的性质

  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涉嫌私闯民宅几无疑问,挑衅式、钓鱼式"采访"找打,如此敌意的采访姿态,只能有一个解释,仗着偷录罢了。通常情形下,未经当事人许可的音像录制是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但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是违法的,往往与所关涉的事情性质相关。倘若事关公共利益,公开录制有困难时,偷录当事人与公共利益相关内容属于合理范围。但此事件中,郭德纲是否圈占小区公用绿地,属于私产纠纷范畴,不涉及公共利益,郭德纲本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人身安全威胁性,偷录没有理由。除非周广甫估计自己一定会挨揍,不然偷开摄像机干什么?用如此挑衅的语言对待被采访人干什么?

  另外,有人认为狗仔队偷录是正当的,因为全世界都这么做。全世界都这么做并不是论证一个道理的逻辑理由。狗仔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侵犯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明星们的私人利益,因此,明星们有权决定是否放弃其部分利益。明星们通常是既厌恶狗仔队又离不开狗仔队,没有他们,明星们的信息没人发布,难有名利市场,容忍他们,明星们的隐私就可能遭到侵犯。为此,世界各国常有明星们和狗仔队之间的纠纷,动辄恶言相向,甚至暴力冲突都常见。一句话,狗仔队的存在不是因为他们有这权利,而是明星们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利。狗仔队们刺探明星们的隐私是否合法取决于被刺探明星们的意愿,而不取决于其他。

  为此,BTV偷录一事没有正当理由,涉嫌侵犯隐私权。郭德纲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此问题。

  三。李鹤彪打人的性质

  如果李鹤彪出门来,拒绝采访,并且赶两位记者走,他们不走,李鹤彪打人,那还可能构成正当防卫。但由于李鹤彪开门,与女记者交谈,并且回屋拿证明书,这相当于默认接受采访,且相当于对两位记者涉嫌非法私闯民宅之举转为合法的事后追认行为。

  视频显示:女记者敲开郭家门之后,李鹤彪站门口,双方交谈了几句,李鹤彪回屋拿出一张文书,大意可能是承认开发商允许郭德纲圈绿地,周问:这谁写的?女记者:物业写的。周:物业写这啥意思?李鹤彪很不客气回了一句:你说啥意思?一边说一边打周广甫。

  可见,打人是在李鹤彪接受采访过程中发生的,李鹤彪违反了《治安处罚法》,殴打他人,现已被拘留并罚款,已经承担了法律责任。其实周广甫非正常的挑衅性采访是激怒李鹤彪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广甫甚至说:"我就私闯民宅怎么了?"――当然这种话可以视为特定语境下的气话,但这种气话难道不是特别拱火找打的话吗?李鹤彪事后否认自己打人,敢做不敢当,可说很无赖,如果不是这偷录,还真难让他承认。

  四。郭德纲这张嘴

  打人事件发生后的当晚,郭德纲将打人事件编进相声段子:"今儿我徒弟打人了,打就打了呗。过两天给他搞一专场,智斗歹徒民族英雄专场。"这种话即使只是调侃,也过分了,但媒体将其过度渲染显然也有点不顾语境的夸张,毕竟这是在说相声的时候说的。

  另外,他还说"关于北京电视台,我也是很无奈,这么些年,说大话使小钱,很龌龊的一个单位。"从此次BTV的做派看,我倒觉得没说错。

  "记者啊,还不如妓女。我一直在想,这妓女在红灯区活动,记者呢在绿灯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段话,应该看语境,而不应该认为他是在骂每一个记者,郭德纲在其8月3日的媒体说明会上做了解释,这辩解并不强词夺理――他有权如此看待周广甫等记者。

  "当初开发商许给我,这里是我的后院,开发商一走,我们院里有几个穷人,成立一业主委员会。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就有这浪催的人。"这些话显然都是触犯众怒的,但那种语境下,主要还是他对业委会的反感情绪,倒不是专门针对穷人的,不过无论如何都会被看成得志猖狂――这是无可避免的。

  对记者以及BTV的挖苦嘲讽,尤其反映在他8月4日的博文《有药也不给你吃》一文中,大致意思与上述同。博文中,郭德纲回应了"圈占绿地"问题:"当初买房时,开发商将小院用木桩围起,我未扩寸地,仅将旧桩换做新桩而已。有人不信,请找来开发商理论,我随时恭候!"但媒体至今尚未对此问题核实。

  许多人对郭德纲这篇博文极为反感,认为郭德纲流氓气十足。但是,如果从郭德纲角度想一想,BTV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剪辑偷录的视频材料,周广甫借挨打博同情,满嘴跑火车撒谎,误导、发动整个舆论对付自己,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又凭什么咽下这口气?他强项支持李鹤彪打人固然不对,但也并非强词夺理――而是他难以理解过于复杂的法律问题。要比流氓的话,这次还有谁比BTV更流氓?人家BTV为什么可以随便私闯民宅、随便偷录不必道歉,我家人打了人就一定得道歉?这种心理很符合人的基本公平需求,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在这种情况下不肯认自己的错。在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如果双方各有错,强势者不肯认错,弱势者但凡有点尊严都不愿低头,而如果弱势者主动先认错,强势者就更不会认错了。

  五。BTV的媒体发布会

  8月2日,周广甫在BTV的发布会上神思凝重地撒了一通谎,什么摄像机被打坏了,人被摁倒了,从楼梯上滚下来之类,通通子虚乌有,郭德纲后来以监控录像澄清此事。BTV将摄录资料进行剪辑,删去两位记者私扰郭宅的内容。说明会和新闻播报,BTV误导观众和媒体、构陷郭德纲之举至此全部完成。

  BTV的这种行为完全没有职业操守。

  六。媒体齐轰郭德纲及其音像制品下架、德云社自查

  8月2日开始一直到现在,全国(主要是京城)多家媒体齐轰郭德纲,尤其是4日和5日最多,简单罗列,就有"郭德纲不能太缺德了"(北京晚报)、"对待无良演员封杀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新华网)、"郭帮主,您还是收了神通吧"(新京报)、"谁来给郭德纲补补课"(京华时报)、"郭德纲上演硬暴力与软暴力"(新京报)、"郭德纲,拿道德玩幽默的玩笑你开不起"(华商晨报4日)、"郭德纲别拿穷人当对立面"(东方早报)、"郭德纲与流氓文化"(新闻晨报)、"法治社会岂容郭德纲如此纵横"(新华每日电讯)、"郭德纲不跟中国人讲理,想跟哪国人讲理啊"(环球网)、"郭德纲被圈了"(搜狐娱乐)。甚至连CCTV都不指名地用排比句痛批郭德纲是三俗代表,而人民日报、新华社也都发表批评郭德纲的评论。与此同时,
相声界元老姜昆也出面声称郭德纲是他们2007年以来一直要反对的"三俗"。

  接下来的事态急转直下:8月5日,李鹤彪被北京市经济开发区公安局行政拘留7天,罚款200元。同日,郭德纲接受专访,称弟子打人完全合理;8月6日,郭德纲弟子何云伟、师弟李菁宣布即日起退出德云社;8月7日凌晨,德云社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停演整顿"的声明,郭德纲的书、音像制品在各大官营书店下架,记协发表谈话,表示要维护记者合法采访权;8月9日凌晨,德云社网站被黑。

  至此,德云社遭遇其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媒体如此一致地对一个相声演员发难,可谓极其罕见,个中原委难以猜测――到底是十数家媒体因为被BTV蒙蔽而对郭德纲不够公正地发难,还是另有串联甚至有公权力授意,这些都暂不可考。

  终于,8月7日――这是德云社"自查"、郭德纲音像制品下架后,《经济观察报》发了第一篇质疑媒体在郭德纲事件中是否公正的评论:"在郭德纲事件中媒体有失公正",随后,《南方都市报》、《南方报网》等数家媒体也质疑BTV及其它媒体对待郭德纲是否公正以及质疑公权力封杀郭德纲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五岳散人、王小山、李承鹏等各位也有评论直接抨击公权力的胡作非为,冯小刚、赵丽华、郝蕾等艺人也都站出来支持郭德纲,抗议公权力的介入。

  七。采访权与记者证问题

  郭德纲在8月3日媒体说明会上质疑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有没有记者证,在8月1日周广甫被打时,周广甫认为采访权是国家赋予的权力。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采访权发端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社会的新闻自由,而不是来自国家赋予,国家不赋予,人也有这权利,记者所拥有的采访权无非是在某些很特殊的情况下比普通人理应得到更多保护而已。因此,不必有政府垄断核发的记者证,此证之存在,唯一的原因和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郭德纲作为一位相声演员,不懂这个道理很可理解,而周广甫不懂则难以理解,因此不可不辨。采访权通常需要被采访对象的自愿配合才能实现,被采访对象拒绝,则其无以实现。

  八。公共人物问题

  媒体在批评郭德纲支持徒弟打人一事中,通常会提到郭德纲是一位公共人物(或称公众人物),应该以较为得体的公共形象面对大众,而公然支持徒弟打人,未尽公共人物的义务,败坏社会风尚;还有人认为,郭德纲有义务拿出购房协议、产权证以证明圈占绿地的正当性。

  郭德纲当然属于公共人物,因此若单究李鹤彪打人一事,前一类谴责大致成立,但不完全公正。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孤立的,李鹤彪打人一事尤其不是孤立的,李鹤彪打周广甫之前,曾说到BTV在此前的电视报道中,居然拍错了房子,将别人家当成郭德纲家(但BTV至今没有核实和回应此事)――可以说郭家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而周广甫如此敌意的挑衅性"采访"简直就是"找打"――但由于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在前,所以只要动手打人,李鹤彪就错了。而其后,BTV与郭德纲经纪人王海之间交流不畅,未经证实的BTV要"五万元"封口费以及威胁若不给便扩大事态,可能是导致郭德纲写《有药也不给你吃》痛扁BTV的重要原因。

  郭德纲之错,错在将此事的前后是非曲直一锅烩,拒不认错,跟许多一屁股坐在BTV腿上的意见性质类似,但并没有BTV那么坏。郭德纲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么保持沉默,若要出来说话就得批评李鹤彪打人一事,其他的是非曲直另外评说。

  至于有人认为郭德纲有义务拿出购房协议、产权证以自证其错(对)的想法,则有待商榷。公共人物并非对一切被关注的事情都有义务向公众交代,关键看涉及的事情是否涉及公共利益。郭德纲涉嫌圈占小区共用绿地,这是典型的民事相邻关系,属于私产纠纷,根本不属于公共利益,人们对此事没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此事本应该由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之间自行解决,无法解决时按照民事司法程序解决,而不是由大众来舆论审判。因此,郭德纲没有义务拿出自己的房产证和购房协议,倒是质疑他圈占绿地者有义务举出足够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怀疑。

  演艺界的明星们虽然是公共人物,但他们与公权力领域以及教育界、医疗界、宗教界、慈善界、司法界等圣职领域的公共人物不同。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人们,演艺界或艺术界人士,往往是人类中最特立独行的人群,这种特立独行也往往表现为对许多传统伦理规范、生活规范的冒犯,因此,上述各界人士如果被要求成为道德楷模,但演艺界明星们从来就不是人类的"道德"楷模。各国影星、歌星的私生活方式与大众有较大差异,但人们往往容忍他们而不会容忍上述六大圣职领域的公共人物过于脱离普通规范。

  对于演艺界明星们,不必用道德楷模去要求他们,只要求他们守住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就行了。这次的事之所以有该批评郭德纲之处,是因为他支持李鹤彪打人。他支持李鹤彪打人有他的理由"偷拍不挨打,此事古难全!"虽然这与事实不符,前文已说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使得周广甫等二人私闯民宅被追认为合法,李鹤彪打人时也不知道周广甫在偷录,但确实很难要求一个以说相声为业的人那么清晰地厘清稍有点复杂的法律问题,试问那些对郭德纲进行最苛刻道德酷评的评论家们又有几个分析清楚这个问题了?因此,郭德纲支持李鹤彪打人的言论并没有有些人所想象或所歪曲的那样邪恶。

  九。媒体在此事件中的教训

  此次事件中,问题最严重的不是郭德纲、李鹤彪师徒,而是媒体以及后来封杀郭德纲的公权力。媒体存在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BTV记者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涉嫌私闯民宅,虽被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追认为合法采集信息,但也为后来李鹤彪动手打人埋下祸根;

  第二,周广甫及其女同事不合理使用摄像机,未经被采访人同意而偷录其言行,而并非在挨打之后打开摄像机,已构成涉嫌侵犯隐私权;

  第三,周广甫在BTV的说明会上谎话连篇,除了李鹤彪打他这一个总体情节相符外,其他许多细节与完整的录像反映的情况相去甚远;所谓摄像机被打坏、他抱着摄像机滚下楼梯、检查摄像机时候才开始拍的、左臂脱臼(视频中有个镜头他伸出左手搭在一位旁观者肩膀上,如果左臂脱臼,还可能吗?)等都是子虚乌有之事;

  第四,BTV既当原告,又当法官,断章取义,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剪辑过的偷拍资料误导其他媒体,误导大众,在本台节目中大骂郭德纲师徒;

  第五,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在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贸然出手,不谨慎,尤其遗忘了BTV不可以既当原告,又当法官,这些媒体缺乏最起码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在郭德纲是否确实圈占小区公用绿地一事尚未明确之际,即认定其圈占为实,这种评论水准显然是极不专业的;同时,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只有一两家媒体质疑过记者是否私闯民宅问题(但也由于受BTV剪辑过的偏私音像误导,基本上不可能准确分析,这可以不怪他们),但几乎不见质疑偷录问题的(这也是因为偏于BTV而没有对周广甫显然自相矛盾的谎言进行基本辨析的结果,他说摄像机摔坏了,又说检查以后拍摄了,撒谎也没撒圆);

  第六,批评郭德纲的媒体从国家级的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小到普通地方报纸,对一个有错误言论的艺人用了整整一周以上的时间狂轰滥炸,用了各种各样道德谴责、人身攻击的言辞,却对BTV是否践踏新闻伦理、滥用话语权不置一词;

  第七,当事态逐渐明朗,BTV造假、周广甫撒谎已经越来越明显之后,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理应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却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以及媒界江湖的潜规则而归于沉默,绝不为自己的不公正有半点歉意,甚至许多媒体持续跟进,依然对郭德纲落井下石。

  毫无疑问,一味批评郭德纲、没有公正对待郭德纲、李鹤彪的BTV及其他媒体,应该向郭德纲、李鹤彪、公众严肃道歉。

  十。不明部门涉嫌滥用公权力

  这是这次事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相声演员的作品是不是"三俗",公权力无权定性,大众自有评价,自有选择。一个开放社会,是一个人们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选择的社会,人们既可以选择高雅的精神产品或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所谓"低俗"的精神产品、生活方式,不劳公权力决定。甚至可以说,不允许人们无害于他人的堕落,这样的社会,必是堕落的社会。郭德纲发表言论支持徒弟打人,若从前因后果看并没有错得那么离谱,更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无权在书店里出售,任何权力部门都无权未经任何正当程序即勒令其作品从书店下架。迄今,各大书店里将郭德纲音像制品同时下架没有官方说法,这种无文书程序是公权力被滥用的极端标志,它剥夺了人们权利被侵犯之后基本的救济途径,是一种对权利的活埋行为,也是
公权力最猥琐最可耻的行为方式。

  除了侵犯人权,公权力介入此原本属于民间自由讨论的事件,还破坏了原本可能正常的公共议论,导致原本可能正常的批评都得兼以道义上首先表明捍卫郭德纲基本权利的前提,不然,本来可能正确的批评都会变成支持公权力滥用的落井下石。

  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公民精神的基本特征都包含"警惕公权力,善待公民"。对公权力的批评几乎没有限制,因为即使批错,其自我修复与澄清功能极其强大,无需担心被冤枉而导致实质性损害,因此需要"恶意推定公权力";而对公民却要善意推定,应该尽可能谨慎,一旦批错,就会给弱小的个体公民造成很大伤害。更何况在中国这种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一方面媒体缺乏自由,另一方面缺乏自律,尤其一些半公权性质的媒体往往还滥用话语权,一旦其话语权滥施之普通公民,就更难以救济。

  另外,之所以要"恶意推定权力,善意推定公民"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事关公共问题以及人权等问题上,公权力理应比普通公民更懂,人们有权假设公权力的一切作恶都是明知故犯,但对公民却不能如此要求,正如前文已说到,如果评论家们都没能分析清楚周广甫等二人是否私闯民宅,为什么去要求一个相声演员如此懂行?

  为此,批评普通公民,最好在讲清道理基础上留有余地,这也是媒体职业操守的一部分。

  但愿此次事件,除了促成郭德纲、李鹤彪、周广甫及其女同事的职业与公民意识自省,还能敦促BTV等媒体加强自律,至于公权力,不必寄望他们自我限权――唯有制度性的限权与分立以及真正的公民精神才能制衡�们。

  2010年8月11日於追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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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舟:“民派论”的社会根源

  --评仲大军、胡星斗的"民派论"

  最近,国内学者仲大军和胡星斗有关"民派论"的一些论述和观点,在国内理论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据了解"民派论"起源于大军网上的几篇文章,以仲大军、胡星斗为主要论述人。其主要理论形成的局限,来源于国内长期以来的"左"、"右"理论之争和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

  中国理论界长期的"左"、"右"之争,和消极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不负责任,使得国内民间学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一直追求着新的突破。中国理论界长期的黑暗中的盲人摸象般的探索与追求,聚集民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痛苦思索,再加上这些民间学者亲身体验的社会畸变所带来的刺激与提醒,促成了"民派论"的诞生。

  改革,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是当初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在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下,制定的大政方针。处于文革后期的毛泽东,冲破闭关锁国的政策,与美国的恢复关系,就已经奠定着国家改革的开始了。但是,三十多年的改革,没有走入改革的征途,尤其是近二十几年的"改革",完全扭曲了改革的根本,把中国引向了歧途,使国家完全的处于风险之中。

  国家的一代负责任知识分子仲大军、胡星斗等人,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通过多年的思索,探讨出"民派论",一方面是一个新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也是在研究了近些年的国情与民情之后,在聚集和浓缩了最广大民众的主导意识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火花。

  "民派论",是民间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是指相对于非民间学者而言的。或曰:代表全民意识与形态的理论课题。

  探索这一鲜明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新诞生的奇葩,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尽管这一新的理论还正处于萌芽之中,但于国、于民、于中华民族有利、有益的思想,我们有什么道理回避呢?为了民族事业苦心营造,呕心沥血,才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本份。

  仲大军、胡星斗等人提出的"民派论",有助于中国的理论界尽快的跳出"左"、"右"理论的怪圈,使中国的理论基础真正的回到中华民族的本质上来。不再为西方进行理论实验,中国也彻底摆脱西方理论实验场的尴尬窘地。另外一方面,也彻底从根本上改变理论长期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状态。使我们的理论真正的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正确的认识"民派论"的主要观点,正确的认识"民派论"学者们的苦心造诣,正确实际的认识中国的具体现状和当前的改革需要,共同细致的研究和具体的完善这一新的理论课题。从而尽快的使"民派论"形成对中华民族有利又有益的东西。

  同时,也希望"民派论"尽快的形成国家的主导意识,尽快的呈现明珠脱泥复明的局面,解国家于倒悬之态,为和谐社会奠定下一个有说服力的坚实基础。

  归去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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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再论中国的民派和官派

  当今的中国仍然被两个传统的符号纠缠着,这两个符号一个是左,一个是右,它们成了描述和划分人们政治特点和思想倾向的标志。多少年来,人们都逃脱不了这两个符咒的纠缠,一直囿于传统语言的捆缚之中,社会的矛盾争论仍然沉浸在这两符号的划分体系中,不是左,就是右。这种状况令人苦恼。

  用左派和右派来划分人们的身份特点,很不科学,很不清楚。左右影响挥之不去,说明当前的中国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政治上没有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当社会已经清晰地出现了多元化利益格局的时候,话语却被肤浅的政治符号扭曲着。之所以仍然运用两个陈旧的词语,主要是思想方法陈旧,跳不出语言工具的束缚,不能清晰地分析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寻求一种认识的突围,理念的突围,语言符号的突围。

  我们提出一个民派的词语,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当前社会已经有了庞大的民间基础,却难以梳理出清晰的民间思想,民主思想。这种状态或许是出于左右之争的干扰。左和右是旧思维和旧政治的产物。左右之争,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它既分裂着中国社会,又羁绊着社会的前进,误导着人们沉湎于旧的历史图形。如果不甩掉这些历史陈迹,当今社会就不能轻装上阵,特别是不能认清当今中国的真问题。所以,不愿被传统语言、被左右符号紧箍的人,一定要打出一个新的符号(旗号),那就是民派!

  我认为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主要是官派和民派!左派和右派不能清楚地说明当今中国问题的实质。左派与右派之争,更多地沉湎于历史的范畴,而民派与官派的分界,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利益之争,官派和民派的区分在今后将日益明晰起来。

  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划分不应由左和右来描述,而应由官和民来描述。这是因为当今的官民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左和右两个词语并非不能沿用,但必须进行重新矫正和定位。那就是左派代表革新的民众意愿,右派代表保守的官僚意愿。左具有改革的倾向,大众利益的倾向,即改革特权和不平等的现状。右派的传统意义是保守,因此,今天的中国只有那些顽固地坚守既得利益而置民众意愿于不顾的群体才属于右派。

  如此分析后可以看出民派与左派的联系,官派与右派的联系。也就是说真正的左派应该是民派,真正的右派应该是官派。而今天中国社会的左派右派之分基本上扭曲了这一意义。譬如,某些被称为左派的人,实际维护的却是官派的利益。官派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绑架社会,一些左派也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维护官派。而某些被称为右派的人,奉行的却是民派思想,反对封建特权专制,主张民主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如其长期混淆下去,不如引用民派与官派的概念,用两个新的术语,事情便可一目了然。

  今天的民派,其意义应涵盖宪法中所称谓的人民这个主体,它的诉求和主张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之所以用民派这个新概念来描述传统的人民,主要是因为当今的中国,官民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今天必须解决官与民的矛盾。

  任何社会派别的思想和主张离不开社会基础。首先我们需要来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民派。民派是的权力之外的社会群体,凡是非政府、非国有垄断、非特权之外的群体,都属于民派范围。即使是体制内的成员,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学者,只要他们具有民众的思想意识,具有正义感,倾向于关心平民大众的发展,都属于民派的范畴。民派是一个以思想观念而不是以身份来区别的一个群体。

  三十年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清晰地显现出官营垄断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两大轮廓。中国虽然从计划经济迈入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如其说改出了一个权力平衡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改出了一个官营垄断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中国经济躯体中的附庸和从属,庞大的经济资源、政策资源和经济动力依然掌握在政府和国家垄断企业之中。

  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经济利润少得可怜。目前,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人数约为3亿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为3亿人,而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人数只有大约3000万人,但这3000万人的收入,足可以比得上民营企业中3亿人的收入。

  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 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证券公司拥有着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

  这种以权力为中心的改革已经使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倾斜,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收入分配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只能是民间力量薄弱的原因。这些年里,民间学者日益被边缘化,倍受歧视和冷落,民间力量正在发生毁灭性的坍塌,代表民营和市场的民间智库几乎荡然无存。政府垄断着思想、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权力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和不可抗拒性。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薄弱,才会出现改革利益向一端严重倾斜的局面。因此,中国必须有民派利益代表的出现。

  目前中小企业艰难拮据,步履维艰,官营垄断企业形势大好。官派学者垄断着主流话语霸权,垄断着媒体,垄断着舆论。这种状态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因此,民派力量要联合起来,形成共识,反对官僚特权,反对垄断,反对不公平竞争,反对强权资本,反对崇洋媚外,仰人鼻息,反对官僚和资本结合起来挤压大众,反对国际资本在国内的超国民待遇,反对外资挤压民资,纠正多年来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政策。

  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切实关注以上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我们建议政府部门改变历来排斥和边缘化民间学者的做法,转而听取民间学者的意见。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99%的学者都是政府学者,体制内学者,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代表着中国99%的思想和愿望。中国庞大的思想资源很多储存于民间,来自民间。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一贯做法,由屏蔽改为聆听,由排斥改为合作。并且,中国的民间学者并非不具备合作性,中国政府必须把民间学者看成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只有建立科学的官民沟通机制,才会避免社会发展的畸形,才会避免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

  中国社会必须有承载社会利益诉求的知识群体,民派学者就是一种形式。中国社会要更多地求同存异,适当放弃彼此的个性,寻求共性。共识要有高度和水平,要让官民、左右都能接受。只有形成这样一种舆论格局,中国各阶层的利益群体才能得到均衡发展。

  2010年7月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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